“你太善良，我怕你知道了会睡不着觉。”蒋蝙蝠又笑了笑，“第二件事情嘛，你曾经问过我，究竟是什么人陷害的我，把我送到了这里。过去我一直不愿意说，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我不想把问题留在你的心里。而且，你这个人太善良，容易把别人想得太好。也许，我的那段经历对你以后的生活会有好处。当然，陷害我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帮别有用心的坏蛋。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不是他们。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我曾经救过的年轻人。” 然后，蒋蝙蝠断断续续地给赵梦龙讲了他的另外一个“忘年交”朋友，一个和赵梦龙的年龄和经历都差不多的人。那个人本来也是个好青年，就是骨头软，而且禁不住诱惑，在关键时刻卑鄙地出卖了朋友…… 赵梦龙在听了蒋蝙蝠的故事之后，问蒋蝙蝠那个人叫什么名字。蒋蝙蝠说，那人叫孙飞虎。 赵梦龙愣了一下，说他认识这个人，他们曾经是大学同学，也曾经是好朋友。但是后来，他发现自己跟孙飞虎合不来，而且他怀疑孙飞虎干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情。但是他没想到孙飞虎还干出了这种恩将仇报、陷害好人的事情。于是，他在心底立下誓言，他要替蒋蝙蝠报仇…… 赵梦龙的思绪被警察的声音打断了，后者告诉他，辩护律师来了。他本来不想请辩护律师，就想自己辩护。后来，李艳梅替他请了律师，据说是北京一家很有名气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赵梦龙跟着警察来到看守所的会见室。隔着铁栏，他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 此人名叫宋佳，是北京洪钧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宋佳曾就读于北京市人民警察学院，是文秘专业的大专生，毕业后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两年，后来辞职“下海”，到一家公司当上白领。1994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洪钧在京成立律师事务所，公开招聘秘书。宋佳应聘成功，当上了律师事务所的秘书。后来，她自学法律，于1996年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按照规定，她在洪钧律师事务所又实习了一年，才获得律师执业资格。这几年，她跟随洪钧一起办理过多起复杂的刑事案件，但这是她第一次独自办案。 赵梦龙投毒杀人案是由武夷山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侦查终结后，武夷山市公安局把案卷移送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本案指控的罪名是故意杀人罪，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乃至死刑，所以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于是，武夷山市人民检察院将案件上交南平市人民检察院，以便起诉到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 按照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不过，被告人赵梦龙直到检察院提起公诉之后，才委托了辩护律师。 宋佳接受委托之后，来到南平市。她先到法院查阅案卷材料。按照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不再移送全部案卷材料，而是只在起诉书后附上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复印件或者照片。因此，宋佳在法院只看到了证人名单和几份鉴定结论的复印件。她来到检察院，要求查阅侦查人员询问证人的笔录和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笔录，但是被拒绝了，理由是案件已经起诉到法院了。 在看守所的会见室里，宋佳向赵梦龙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然后询问赵梦龙对指控的意见。赵梦龙说，他没有杀人。宋佳问他对侦查人员是怎么说的。赵梦龙说自己是无罪的，对谁都这么说。宋佳又问了关于那几份鉴定结论的问题，但是赵梦龙的回答都很简单。宋佳感觉到，赵梦龙对她缺乏信任。 离开看守所的时候，宋佳的心情有些沮丧。这是她第一次到福建，她很想去游览武夷山，让美丽的风景带给她好心情。不过，她没有时间。再过两天就要开庭了，她要进行一些调查，还要做好法庭辩论的准备。 第二天，宋佳到法院去找法官，提出让公诉方证人韩茶花出庭接受质证的请求。法官说，为了更好地实施新的《刑事诉讼法》，法院也在推进庭审制度改革，包括证人出庭。法官认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是司法公正的保障，但他还要去征求检察官的意见。 离开法院，宋佳来到五云仙宾馆。正值旅游旺季，宾馆的工作人员都很忙。不过，宋佳并不想打搅别人，她就想看看这个案件发生的地方。她对自己说，这也算是“勘查现场”了。离去时，她认为不虚此行。 第28章 美丽的律师 1998年8月20日，星期四，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赵梦龙投毒杀人案。 这是一间大法庭。正面的法官席上方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左侧是公诉人席；右侧是辩护人席；法官席对面是被告人席和旁听席。法官席上坐着三个人。中间的审判长是女的，五十岁左右。两边的审判员一男一女，都是三十多岁。检察官是两个男的，一个四十多岁，一个二十多岁。宋佳穿一套浅黑色职业装，坐在辩护律师的席位上。旁听席上也坐了不少人。 9点整，审判长态度庄重地宣布开庭，依法公开审理赵梦龙投毒杀人案。 赵梦龙在两名法警的押护下走进法庭。他有些吃惊，因为他没想到这是一间大法庭，而且有很多人旁听。他本以为审判会在一个小法庭里进行。既没有旁听审判的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法庭辩论，整个审判就是简单的审问和宣判。他上次就是这样被判刑的。然而，这一次的法庭气氛很庄重。他向法庭中间的被告人席走去。突然，他的脚步停顿了，因为他在旁听席上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那是李艳梅、钱鸣松、吴凤竹和周驰驹。钱鸣松还向他挥了挥手，但其他人都仅用目光向他表示问候。他没想到四位老同学会来旁听审判。法警在后面推了一把，他继续向前走，来到黑木围栏中间，面无表情地坐在面对法官的椅子上。 审判长首先询问了被告人的姓名、年龄等基本情况以及何时被捕和是否收到起诉书等问题，然后宣布了合议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姓名，告知了被告人的申请回避权、自行辩护权、询问证人权、申请取证权和最后陈述权。审判长确认被告人知悉上述权利并且没有回避请求之后，又补充说，如果辩护方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或者调取新的物证书证，或者重新进行勘验鉴定，那要由法庭决定是否同意。 审判长宣布开始法庭调查之后，首先让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年轻的检察官站起身来，照本宣科地宣读起诉书。在起诉书中，公诉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是：被告人赵梦龙因历史恩怨产生杀人动机，借同游武夷山之机，采用投毒的方法将孙飞虎杀害。公诉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32条关于故意杀人罪的规定，依法应该追究刑事责任。 然后，审判长让被告人陈述事实经过，强调要如实陈述，并告知，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被告人能否实事求是地交代犯罪事实，法庭在量刑时会加以考虑。 赵梦龙摇摇头，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可说的，反正他没有杀人。 于是，审判长就案件发生的前后经过向赵梦龙提了一些问题，例如，赵梦龙他们何时来到武夷山，孙飞虎是怎么得的病，他们怎么去的一线天，孙飞虎是怎么摔下来的。这些问题没有实质意义，赵梦龙都简单作了回答。 然后，审判长问公诉人对被告人有何问题。年长的检察官站起身来，很老练地问道：“赵梦龙，你和孙飞虎是大学同学，对吗？” 赵梦龙点了点头。 检察官说：“请你用语言回答问题。” 赵梦龙看了一眼法官，“是的。” “你和孙飞虎的妻子李艳梅也是大学同学，对吗？” “是的。” “你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和李艳梅谈过恋爱，是吗？” 赵梦龙没有回答。 检察官提高了声音，“这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难道你不敢回答吗？” 赵梦龙犹豫着，似乎感觉到李艳梅的目光落在他的脊背上。他终于张嘴说：“是的。” “很好。赵梦龙，我再问你，后来李艳梅和孙飞虎结婚，你是不是非常仇恨孙飞虎？” 赵梦龙又沉默了。 检察官又提高了声音，“赵梦龙，我知道你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没关系，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如果我是你，如果有人夺走了我心爱的人，我也会仇恨他的。这是人之常情。好，既然你不愿意回答，我也不勉强。我再问你另外一个问题，你认识蒋蝙蝠吧？” “是的。” “是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在新疆的劳改场。” “你们的关系很好，对吗？” “他曾经帮过我。” “所以你很感激他，对吗？” “是的。” “你知道蒋蝙蝠曾经和孙飞虎在同一个‘五七干校’工作过，对吗？” 赵梦龙犹豫一下，决定不作回答。 “怎么，又拒绝回答？你没有必要害怕我的问题。我问你的都是事实。那好，我再问你，你知道蒋蝙蝠喜欢画蝙蝠，对吗？” “是的。” “他画的蝙蝠，样子很怪，对吗？” “是的。”赵梦龙觉得很被动，仿佛在被人牵着鼻子走。他很想停下来思考一下，但对方不给他时间。 “你也会画那种蝙蝠，对吗？” 赵梦龙意识到危险，决定不再回答，用抗拒的目光看着检察官。 检察官冷笑道：“怎么，你打算顽抗到底吗？我劝告你一句，那只有死路一条。” 检察官坐下之后，审判长问辩护律师有没有问题。赵梦龙把目光投向宋佳，后者向法官摆了摆手。赵梦龙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一直担心这个美丽的姑娘在审判中发挥不了作用，现在看来这担心不无道理。不过，他本来也没对辩护律师抱太大希望。 接下来，审判长让公诉方举证。于是，年轻的检察官站起身来，一份一份地宣读公诉方的证据。赵梦龙听得很仔细，他觉得必须自己把握命运。 检察官先宣读了几份鉴定结论。第一份是法医的尸体检验报告，证明孙飞虎背部和头部的摔伤不足以致死，真正的死亡原因是呋喃丹中毒。第二份是毒物化验报告，证明在孙飞虎的房间里提取的感冒胶囊中的物质是呋喃丹。第三份是笔迹鉴定结论，证明作为本案书证的那六张蝙蝠画与赵梦龙所画的作为比对样本的蝙蝠具有相同的书写习惯特征，因此那六张蝙蝠也都是赵梦龙所画。第四份是指纹鉴定结论，证明那感冒胶囊上显现出来的一小块指纹印是赵梦龙的左手食指所留。 在公诉方每次举证之后，审判长都问辩护方对证据有无意见或问题。每一次，宋佳都简单地起身说没有问题。后来，赵梦龙实在沉不住气，只好自己上阵。他对那个指纹鉴定结论提出疑问。他说在本案调查的初期，侦查人员就说从感冒胶囊上提取到作案人留下的手印，而且声称要提取他们几个嫌疑人的指纹样本进行比对。但是后来警察并没有提取他们的指纹样本，而且一直也没人再向他们提起那手印的事情，所以他们都认为警方根本没有从感冒胶囊上提取到手印，那不过是警察在欺诈他们的口供。后来他被逮捕了，警察例行公事地提取了他的指纹样本。但是在那段时间的审讯中，警察仍然没有提过感冒胶囊上的手印。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如果警察确实从感冒胶囊上提取到作案人的手印，绝不会在那么长的时间内都不提取他们这些嫌疑人的指纹样本进行比对。如果警察手中确实掌握了重要的指纹证据，那就肯定会在审讯过程中使用，至少会用暗示的方法迫使他认罪。但是，一直到他被移送检察院，准备起诉，他才突然听说有了指纹鉴定结论。因此，他怀疑那个手印的来源有问题。 检察官解释说，从感冒胶囊上提取手印的难度很大。开始，省公安厅的技术人员用了很多方法，都没有显现出来。后来，他们又请外省的指纹专家来帮忙，才成功地提取到一枚面积很小的手印，然后进行了鉴定。侦查人员最初的说法是不是在“欺诈”嫌疑人的口供，公诉人不得而知。但是，即使那种做法中有“欺诈”因素，也是侦查谋略的问题，无可厚非。至于后来的指纹鉴定，从方法到手续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一切都有指纹鉴定书中的记述为证。 赵梦龙用求援的目光看了一眼辩护律师，但宋佳似乎在专心查阅桌子上的材料。赵梦龙的心中升起一丝怨恨，但也无话可说。 接下来，检察官宣读了五云仙宾馆姓沈的女服务员的证言。她证明赵梦龙在孙飞虎生病期间曾经去过孙飞虎住的203房间，还证明在孙飞虎死后，赵梦龙曾经和李艳梅夜晚外出，半夜才回到宾馆。 然后，检察官说，根据辩护律师的请求，他们请法庭传唤供销社女售货员韩茶花出庭作证。 审判长看了一眼辩护律师，对法警说：“传证人韩茶花出庭作证。” 韩茶花走进法庭，在法警的指引下坐到证人席上。她看了看法官和检察官，又看了看被告人，然后把目光停留在地面上。 审判长询问了韩茶花的姓名、职业等基本情况之后，告诉她要如实提供证言，故意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 韩茶花拿出一张纸，认真地念了起来。她说，在5月2日下午，先是有一个中年男子到供销社来打听有什么农药，然后有一个姑娘来买走了一包呋喃丹。后来，侦查人员安排她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她认出赵梦龙就是那个到供销社打听农药的人。 随后，检察官出示了侦查人员组织韩茶花对赵梦龙进行辨认的笔录。辨认时间是1998年5月13日10时30分至11时。辨认地点是武夷山市公安局审讯室。辨认结果表明，赵梦龙就是那个去供销社打听农药的男子。 审判长问检察官是否要对证人发问，检察官表示没有问题。审判长又问辩护律师是否要对证人发问。一直沉默的宋佳便站起身来。法庭里的目光都聚集到这位漂亮的女律师身上。 宋佳说：“韩茶花大姐，您别紧张，其实我比您还紧张呢。您是第一次出庭作证，我也是第一次出庭辩护。我问得不合适的地方，还请您多包涵。” “你问吧，没关系。”韩茶花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请问，侦查人员在组织辨认之前找您谈过话吗？” “找过呀。我记得很清楚，郑队长他们是先到供销社去找我了解情况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警察，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虽然我是个普通的售货员，但也知道应当协助警察抓坏人。后来，郑队长他们还带着我去找过那俩人，但是没找到。” “你们去什么地方找了？” “主要的旅游景点都去了。” “你们去五云仙宾馆了吗？” “去了两次呢。第一次，他们让我坐在汽车里，看那些换班的服务员里有没有那个姑娘。第二次在餐厅外面的房间里，看那些去吃饭的客人中有没有那个男人。” “那些去餐厅的客人中应该有这个被告人吧？您当时认出他了吗？” “是有他，但是当时隔着窗户，我看不太清楚，所以就没认出来。” “侦查人员后来组织您去公安局辨认这个人的时候，您认出他就是在五云仙宾馆见到过的那个人，对吧？” “是的。不过，我也记起来了，他就是到供销社打听农药的那个人。” “5月13日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辨认的时候，一共有几个辨认对象？” “什么是辨认对象？” “就是站在那里让您辨认的人，一共有几个？” “就他一个呀。” “谢谢您。”宋佳转身对法官说：“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又问检察官还有没有问题。 年长的检察官站起身来，问道：“韩茶花，你能肯定这个被告人就是5月2日到你们供销社去打听农药的那个人吗？” “我能肯定。” “这话不是侦查人员告诉你的吧？” “不是，他是我自己认出来的。” “好的，我也没有问题了。” 审判长又对赵梦龙说：“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的规定，被告人也可以对证人发问。被告人赵梦龙，你有问题要问这位证人吗？” 赵梦龙想了想，说没有。他忽然感觉，这位辩护律师还是挺精明的。 证人离开法庭之后，检察官又宣读了有关部门提供的调查材料，证明赵梦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与蒋蝙蝠共同关押在新疆的一个劳改场所，而且两人关系很好，等等。 公诉方举证结束后，审判长让辩护方举证。赵梦龙把目光投向宋佳，宋佳则向法官摆了摆手，表示没有证据。 接下来是法庭的书记员对公诉方提交的证据进行登记等程序性活动。三名法官低声交谈，旁听席上传出窃窃私语。法庭里的气氛不那么紧张了。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进入法庭辩论阶段。他首先请公诉人发言。 年长的检察官站起身来，不慌不忙地环视一周，胸有成竹地讲道：“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我们在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在座的各位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告人赵梦龙就是投毒杀害孙飞虎的凶手。为了不多占用大家的时间，我简要地概括一下被告人的犯罪过程，以便使各位对本案的情况有更加明确的认识。” 检察官用目光看了看桌子上的发言提纲，“刚才，被告人承认他与被害人孙飞虎的妻子是大学时期的恋人，后来孙飞虎夺其所爱，与他的恋人结婚成家。我们无法评价他们那段感情纠纷中的是非对错，但是可以肯定，被告人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创伤，同时也就种下了仇恨的种子。后来，被告人在劳改场遇到曾经受过孙飞虎陷害的蒋蝙蝠。被告人对蒋蝙蝠有感激之情。而且，他们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共过患难的朋友，那种特殊感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于是，被告人一方面为解夺爱之恨，一方面为朋友报仇，便走上了杀人的道路。这条路很漫长，因为他在平反之后一直没有找到仇人。” 检察官停顿片刻，似乎在观察听众的反应，然后继续说：“多年以后，被告人赵梦龙在同学聚会时见到孙飞虎，他开始制订复仇计划。当有人提出老同学旧地重游的建议时，他自然举双手赞成，因为到武夷山这种地方旅游，他可以找到很多杀人机会，例如失足落水啦，坠落山崖啦，都是不幸的意外嘛。” 检察官摇了摇头，不知是对这种做法的否定还是在为赵梦龙惋惜，“我认为，被告人来武夷山的时候并没有具体的行动方案，或者他可能有几套行动方案，总之是要见机行事。但是他很自信，确信能有杀死孙飞虎的机会。因此在到达武夷山后，他便把自己按照蒋蝙蝠的方法画的蝙蝠送进孙飞虎的房间。我相信孙飞虎看到那张画之后，一定非常害怕。这正是赵梦龙所追求的效果，或者说这正是赵梦龙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检察官又摇了摇头，“后来，孙飞虎突然生病，不能去爬山了，赵梦龙怕失去机会，便决定改用投毒杀人的方案。他先到当地的供销社打听有什么农药，然后利用他的学识和阅历，在街上找了一个旅游的姑娘替他去买呋喃丹。然后，他把呋喃丹放进自己带的感冒胶囊中，再趁看望孙飞虎的机会，用有毒药的感冒胶囊换走了被害人的感冒胶囊。被害人不知道，继续吃药，结果中毒身亡。我们在法庭上宣读的证人证言、指纹鉴定结论和笔迹鉴定结论等证据，都可以充分地证明上述事实。综上，被告人赵梦龙有杀人动机，有作案条件，也有投毒行为。因此，被告人赵梦龙就是投毒杀害孙飞虎的凶手。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最后，检察官降低了的声调，很有感情地说：“我还想从个人角度说两句题外话。其实，我个人非常同情被告人赵梦龙的人生遭遇。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冤屈。另外，被害人孙飞虎的人生经历中也有不太光彩的地方。但是，法律是公正的，是不能有感情色彩的。法律绝不允许任何人去非法地剥夺他人的生命。即使杀人者是好人，被杀者是坏人，这也不行。因为法律要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就不能允许法外用刑。在本案中，尽管我个人很同情被告人，尽管我个人很难赞同被害人的所作所为，但是我必须告诉大家：杀人就是杀人，杀人者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的话讲完了，谢谢大家。” 法庭中一片沉静。人们都在思考检察官这些话的含义。赵梦龙面无表情，目光凝滞，他仿佛在法官的身后看到了等待自己的刑场。 接下来该辩护律师发言了。宋佳站起身来，先向法官席鞠个躬，然后看了一眼赵梦龙和旁听席，便把目光落到手中的纸上。和刚才发言的检察官相比，她似乎缺乏在法庭上讲话的经验。她的神情显得有些紧张，她那拿着稿纸的手也有些颤抖。不过，她准备得很认真也很充分，因为她手中的讲稿很厚。 “各位法官，我受本案被告人赵梦龙的委托进行辩护。首先，我提请各位法官注意，公诉方在本案中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赵梦龙就是投毒杀害孙飞虎的人。公诉方刚才提到的法医尸检报告、毒物化验结论、指纹鉴定结论、笔迹鉴定结论等，都是间接证据。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用间接证据证明案件事实，必须使所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明链条，而且要得出排他性的证明结论。但是在本案中，公诉方的证明链条既不完整，也不充分。” 宋佳的心情似乎不那么紧张了，声音中也带出了自信，“在公诉方的证明链条中，从供销社买呋喃丹是一个重要环节。但是，公诉人说那个去供销社买呋喃丹的是个青年女子。那么这个女子究竟是什么人？她与被告人赵梦龙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公诉方都没有证明。公诉方的证明链条在这里出现了空缺。” 宋佳轻轻咳嗽了两声，不知是在清理嗓子还是在清理思路，“公诉人说，被告人赵梦龙在供销社打听了农药之后，在街上找来一位姑娘，替他买了呋喃丹。这很难让人相信。首先，这只是公诉人的推测，没有证据。其次，一个男子在大街上请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去替他买农药，这真是大胆的假设。我想请两位女法官考虑一下，假如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请你去替他买农药，你会答应吗？” 两位女法官看着宋佳，没有说话，但是她们脸上的表情似乎对律师的观点表示了赞同。 宋佳把稿纸放在桌子上，看来她已完全进入角色了，“公诉人说，他们有供销社女售货员的证言，而且女售货员还在辨认中认定赵梦龙就是那天下午先去供销社打听农药的男子。我认为，这个辨认结论是很不可靠的。首先，证人韩茶花刚才承认，侦查人员曾经带她到五云仙宾馆对赵梦龙等人进行辨认，但她当时并没有认出赵梦龙。公诉方提供的辨认结论是在被告人被拘留之后，是第二次辨认的结果。我请各位法官注意，人的记忆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清晰呢，还是越来越模糊呢？当然是越来越模糊。那么，证人在第一次辨认时没有认出赵梦龙，却在第二次辨认中认出了赵梦龙。难道说那个证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越来越清晰吗？这显然违反了人们的记忆规律。其次，辨认不具有可重复性。重复进行的辨认结果是不可靠的。在重复辨认中，证人在第一次辨认过程中对嫌疑人的感知会干扰原来的记忆，所以第二次辨认所依据的可能就不是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印象，而是在第一次辨认时形成的印象。换句话说，证人韩茶花在刑警队辨认时所依据的印象不是她在供销社里看到的那个男人，而是她在五云仙宾馆看到的赵梦龙。请问，这样的辨认结果可靠吗？” 宋佳看了一眼赵梦龙，又转身对法官们说：“公诉方的这个辨认证据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那就是侦查人员在组织辨认时没有遵守混杂辨认的规则。我查阅了有关的法律规定。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对辨认程序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第9章第9节明确规定，辨认时，应当将辨认对象混杂在其他对象中；辨认犯罪嫌疑人时，被辨认人的人数不得少于7人。刚才证人韩茶花说，她在刑警队进行辨认时，辨认对象只有赵梦龙一个人。这显然违反了混杂辨认规则。严格地说，这应该属于非法取得的证据，不能在审判中采纳。不过，我也注意到了，公安部的上述规定是今年5月14日颁行的，而本案的辨认是在5月13日进行的。这可真是个巧合。5月13日的辨认还应该适用公安部1984年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而该规定没有明确要求混杂辨认。因此，我们不能说本案的辨认违反了法律规定。不过，混杂辨认规则符合辨认的原理，是辨认结论可靠性的保障。” 宋佳喘了一大口气，才继续说：“我们知道，辨认是一种很容易受外界因素影响的认识活动。在辨认人对辨认对象的记忆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如果有人以某种方式进行暗示的话，辨认人就很容易接受暗示的影响。辨认对象只有一个人，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这等于在告诉证人，这个人就是警察抓住的罪犯，你认吧。所以，没有混杂对象的辨认结论是不可靠的，法庭不应该采信。” 法庭里非常安静，人们都在聆听女律师的发言。赵梦龙也对这个漂亮女子刮目相看了。 宋佳继续说：“别看公诉方刚才宣读了那么多证据，其实那只能起到虚张声势的作用。其中，真正能够把被告人同投毒行为联系起来的证据只有两个：一个是指纹鉴定结论，一个是笔迹鉴定结论。但是这两个证据都不足以证明赵梦龙就是杀人凶手。首先，那个指纹鉴定结论是个非确定性的证据。我仔细阅读了公诉方的指纹鉴定书，也仔细查看了那些比对照片。我发现，警方从感冒胶囊上提取的手印只有很小一块儿，连长带短，一共也只有6条纹线。其中与赵梦龙的左手食指指纹相吻合的特征有6个，而且都是特定性价值不高的特征，像起点、终点、分歧、接合之类的。虽然我们国家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明确规定13个特征符合点以上才能得出同一认定的结论，但是仅仅根据这6个特征，绝不能得出确定性的同一认定结论。换句话说，那个指纹鉴定结论最多也只能说感冒胶囊上的手印可能是赵梦龙留下来的。我提请各位法官注意，那仅仅是可能！” 宋佳低头看了一眼稿纸，“另外，那个笔迹鉴定结论也只能证明赵梦龙可能和本案的投毒行为有关联。赵梦龙画的蝙蝠和那6张与本案有关的书证上的蝙蝠并不完全一样。公诉方的鉴定人仅根据赵梦龙的画和那6张画上的蝙蝠都是4个脚趾就认定二者笔迹同一，就肯定那些蝙蝠都是赵梦龙画的，未免过于轻率！说老实话，如果你们让我画蝙蝠，我也可能画4个脚趾。如果我们在法庭里做一次调查，被告人恐怕不是唯一认为蝙蝠有4个脚趾的人！” 宋佳降低了声调，“退一步说，即使赵梦龙就是那个画蝙蝠的人，这也不能证明赵梦龙与杀人行为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就算赵梦龙真像公诉人所说的，曾经在劳改场认识一个叫蒋蝙蝠的人，也知道蒋蝙蝠和孙飞虎之间的关系，所以到武夷山后用那种方法画了蝙蝠，送给了孙飞虎。这就能证明赵梦龙是杀死孙飞虎的凶手吗？当然不能，因为没有证据能直接证明赵梦龙实施了投毒的行为，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人投毒的可能性。即使在那几个旧地重游的老同学中间，被告人也不是唯一和孙飞虎有仇的人。另外，在侦查人员还没有注意到的人中间也可能藏有杀害孙飞虎的凶手。我并不否认画蝙蝠的人可能是投毒杀死孙飞虎的人，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这也只是一种可能性。另外，我们不应该忘记，公诉方的证据也不能完全排除孙飞虎自杀的可能性。人的思维是非常奇怪的，有时甚至是难以理喻的。孙飞虎干了那些不道德的事情，难道他就不会在自责心理的驱使下结束自己的生命吗？” 宋佳又提高了声音，“我请公诉方不要忘记，我们这是在法庭上进行审判，不是在办公室里分析案情。审判的结果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生活甚至生命。难道我们能够仅仅根据一种可能性的推论，就把一个可能无罪的人送上刑场吗？不！我们追求的是社会正义，是司法公正，我们绝不能容许那种‘宁肯错杀也不错放’的陈旧观念再统治我们的司法裁判。因此，公诉方要想证明被告人是凶手，就必须用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赵梦龙就是投毒杀人的人。” 宋佳最后说：“总之，公诉方所有证据组合在一起，并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被告人赵梦龙就是投毒杀死孙飞虎的凶手。实际上，其他人也有可能实施杀死孙飞虎的行为。我请合议庭认真考虑公诉方在这些证明上存在的疑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62条的规定都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精神。按照无罪推定原则，公诉方必须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而且公诉方的证明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如果公诉方的证据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法庭就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在本案中，公诉方没有能够确实充分地证明被告人赵梦龙实施了投毒杀死孙飞虎的行为，因此我请求合议庭宣判被告人赵梦龙无罪。谢谢大家。” 旁听席上不知什么人带头鼓起掌来。女审判长不得不站起身来，用语言加手势维持法庭的秩序。 此时，赵梦龙觉得这位年轻的女律师其实很有口才。他的脑子里突然产生一个想法，也许这个年轻姑娘故意在审判的前一阶段装出局促的神态，既麻痹了对手，又获得了法庭的同情。人们在观看强弱悬殊的两方对阵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在心理上向弱者倾斜，于是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更愿意接受弱者的观点。总之，听了辩护律师如此精彩的发言，赵梦龙不禁为自己内心曾经产生的对这个姑娘的怨恨而感到愧疚。与此同时，他对审判结果也更有信心了。 两个检察官商量了几句之后，年纪稍长者又站起身来，进行反驳，“辩护律师虽然年轻，但是很有哗众取宠的本领。你们别听她讲得头头是道，而且还用了不少专业术语，但实际上毫无道理。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什么直接证据或者间接证据的问题。那是证据学家们讨论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本案的具体情况下，我们所提出的证据能够而且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被告人赵梦龙就是投毒杀害孙飞虎的凶手。我们请求合议庭依法作出判决。” 审判长看了看检察官和辩护律师，见双方都没再说话，便宣布道：“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请被告人做最后陈述。” 赵梦龙沉默片刻才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相信法庭会作出公正的判决。” 三名法官进行了简短的商议之后，审判长说：“本法院在新的《刑事诉讼法》颁行之后正在推行庭审方式改革，我们决定当庭进行口头宣判。”然后她带领合议庭成员起立，法庭里的所有人也都跟着站了起来。她大声宣判道—— “根据公诉方提供的起诉证据和理由，以及辩护方提供的辩护意见和理由，我们认为公诉方的证据未能确实充分地证明被告人赵梦龙就是投毒杀害孙飞虎的凶手。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在公诉方未能确实充分地证明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我们宣布公诉方指控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人赵梦龙无罪。书面判决将于5日内送交检察院和被告人。不服本法庭判决的，可以在收到判决书之后的10日内提出上诉或者抗诉。” 审判结束了，赵梦龙向宋佳投来感谢的目光。 宋佳看到了，微微一笑，起身走出法庭。她的步履格外轻盈。 此案引起了当地媒体的关注，因为这是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颁行以来南平市法院第一起因证据不足而宣告被告人无罪的案件。后来，有人就称之为“无罪推定第一案”。 第29章 高尚的晚餐 1998年10月18日，星期天，埃克斯小城的商店都关门了，大街上的行人和汽车也很少，显得有些冷清。但是，佐顿公园里聚满了休闲玩耍的人。街头酒吧里也坐满了饮酒聊天的人。这就是法国人的生活。 从外表看，罗伊·莱尼大酒店的建筑很像现代化的博物馆。浅黄色的方形大楼，配上深茶色的方形玻璃窗，整体线条整齐明快，建筑风格简洁端庄。酒店的正门不大也不豪华，就像普通商店的大门。门的上方有一个绿色的盾牌形标志，盾牌的中心是一个白色王冠。站在门口，人们很难相信它是埃克斯市最高级的酒店。然而，一旦跨进大门，你就会感受到酒店的豪华。 何人刚走进大厅，一位身穿红色制服的侍者就走过来，面带微笑，彬彬有礼地问过姓名，然后引导他穿过大厅，来到楼房环抱的中央庭院。 这里真是别有洞天。在外面看，只知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楼，没想到里面还有这么大的庭院。庭院内种着高大的棕榈树，中间有一个月牙形的游泳池；周围摆放着几排巨大的遮阳伞，伞下是一个个白色的餐桌。在这里，人们仿佛来到了地中海的海滨。 杨先生已经来了，坐在夕阳可以照到的一个餐桌旁，向何人招了招手。他今天特意穿了一身乳白色的高级西装，系了一条紫红色的领带。而且最让何人吃惊的是他居然刮去了长长的胡须，理了头发，简直判若两人。何人觉得杨先生并非老人，而且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 何人走到杨先生身边，问好之后用欣赏的目光上下打量。 杨先生微笑道：“怎么？不认识我啦？其实，人的外表是可以改变的。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人也要有不同的外貌嘛。” 何人说：“用北京人的话说，您今天可真是帅呆啦！” “我不懂什么‘帅带’，但是我今天要请你品尝地道的法国南方菜，为你送行。或者说，为我们送行。人生并无固定的方向，说你走和说我走都是一样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啦，你喜欢吃什么？” “您点吧，我这个人什么都爱吃。记得小时候，我妈就说我特好养活。” “那好，我就替你点菜吧。”杨先生拿着菜单，用法语跟侍者说了起来。 何人听不懂，便把目光投向四周。 这个庭院此时只有他们两个客人，大概还没到法国人吃晚饭的时间。不知是不是为了适应法国人的生活习惯，这里的夜晚也是姗姗来迟。虽然此时已经七点钟了，但是夕阳仍然留恋着蓝天。金色的阳光从棕榈树的叶片间斜射下来，使游泳池的水面和身边的桌面泛起一片灿烂的辉光，也给这静谧的氛围染上几分生动的色彩。 侍者拿来一瓶红葡萄酒，熟练地打开瓶塞之后，先给杨先生的酒杯里倒了少许，让客人品尝。杨先生用手指托起酒杯，送到嘴边，喝了一口，慢慢地咽下去，然后微笑着向侍者点了点头。侍者才给两人的酒杯中正式倒酒。 杨先生说：“这是199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你要是买葡萄酒带回国的话，最好买1996年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一年的葡萄好，所以生产出来的葡萄酒也好，味道醇香。”杨先生喝了一口，慢慢地品味着。 “杨先生，我明天就要去巴黎，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办吗？我的行李不多，如果您有什么东西要带回国去，绝对没有问题。”在这么高雅的环境中，何人感觉自己的话有些俗气。但是中国人在外国，这种话总是要问的。这也是礼节。 杨先生想了想才说：“也许，我会让你带封信的。但是这还要看我今天夜里能不能写出来。” “没问题。我明天早上到您家去取吧。” “好吧。”杨先生含糊地应了一句。 侍者送来头道菜。这是一道当地人喜爱的波斯特汤。汤内的各种蔬菜都已经烂得难辨身份，唯有西红柿和香草调料是生的，后放进去的。汤味比较清淡，但是余香悠长。 接下来是主菜烤羊腿。鲜嫩的羊腿肉和洋葱、青椒等穿在细长的铁钎上，味道很美，旁边还配有茄子和土豆等制成的菜泥。 他们边吃边聊。杨先生的兴致很高，详细地介绍这些菜的制作方法和特点，并且和中国菜进行比较。何人发现，杨先生还是美食家呢。 西面楼房的阴影缓慢但执著地向他们的餐桌靠近。终于，那灿烂的霞辉变成笼罩在头顶的靓丽风景。 主菜之后的甜点是热苹果加奶油，很有些甜腻。 当侍者送来咖啡的时候，天上已然看不到太阳的余晖。在四周楼房的框架内向上望去，清澈的天空是纯正的蓝色，仿佛从未受到人类活动的污染。 二人慢慢地喝着咖啡，谈话转入何人期望的话题。 杨先生从皮包里拿出一摞稿纸，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认真地说：“我已经读完了你的书稿。我不懂文学，但是我觉得你的小说写得很不错，情节很吸引人，尽管有些地方看起来近乎荒唐。其实生活中有些事情就是荒唐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何人竭力追寻杨先生的思路，但是未得要领，便问到：“杨先生，您是我的老师，又是我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读者。您还是提些修改意见吧。” 杨先生端起咖啡，慢慢地喝了一口，“看完你的小说，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不能白读你的小说，对吧。别的地方我都说不出什么，我就觉得你对书中男女主人公过去那段爱情经历描写得不够，显得很苍白。我说的是赵梦龙和李艳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但是一直没有更好的思路。您知道，我对那个时期的生活不太熟悉，所以编起故事来有些力不从心。” “那是，你那个时候还太小。”杨先生又喝了一口咖啡，“你书中的主人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所以，看了你的小说，我不仅很受感动，而且很有感想，真可以说是浮想联翩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您可以具体谈谈您的感想吗？”这是作者最渴望听到的。 “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可以把那段内容写得更详细些。我告诉你，大概是你的小说刺激了我的文学潜质，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替你编了一段。” “是吗？那可太好啦！您快讲给我听听吧。”何人喜出望外。 “我不是作家，不会写小说，只能给你提供一些故事情节，你再拿去加工吧。”杨先生的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习惯地用左手去捋他的长胡须，但是抓空了。他的手不自然地在空中停顿一下，又放回椅子的扶手上。他眯起眼睛看着深蓝色的夜空，慢慢地讲述起来——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了神州大地。赵梦龙和李艳梅自然也被卷了进去。不过，大概和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有关，他们没有成为狂热的“造反派”，只是随大流而已。由于他们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有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语言，所以他们之间就萌生了“共同的情感”。在“大串联”的时候，他们一起游览了革命圣地，如延安、韶山、井冈山等。正是在那些革命圣地，他们建立了“革命感情”，决心做“革命伴侣”。 大学毕业的时候，正赶上北京市的中学开始“复课闹革命”，需要政治课教师。于是，赵梦龙和李艳梅都被分配到中学教政治，而且在同一所学校。这主要是李艳梅的功劳。在人际交往方面，李艳梅比赵梦龙略胜一筹。 赵梦龙对教学工作非常认真，也很有才干。即使在那个不重视知识不尊重教师的时代，他的讲课也很受学生欢迎。他跟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在政治方面，他是一个“逍遥派”。除了必须参加的学校活动之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养热带鱼上。他自己制作玻璃鱼缸和恒温电加热器，还定期骑车去郊区捞鱼虫。有些学生对此也很感兴趣。 虽然李艳梅也不属于“政治动物”，但是对赵梦龙的“逍遥”很不以为然。她按时参加政治学习，积极靠近党组织，希望早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有时，她也劝赵梦龙不要在政治上落伍。对于她的劝告，赵梦龙总是笑着说，在政治上，你代表我；在生活中，我照顾你。因此，这种分歧丝毫也不影响她对赵梦龙的爱情。有时，她反而感到赵梦龙更加可爱。 然而，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他们刚参加工作不久，又是在中学教书，所以不能公开谈情说爱。他们非常谨慎，在学校里不单独交谈；在饭厅里不坐在一起；下班后也不一起走出校门。但是赵梦龙很有做“地下工作”的天才，他总能想出避开熟人与李艳梅约会的办法。因此，在一起工作了相当一段时间，同事们都不知道他们是“朋友”。对爱情来说，这种秘密交往并非坏事，因为这加深了他们对幸福的体验。总之，他们沉浸在春光明媚的爱情之中，忘记了生活中的酷暑严寒。 有一天，学校教师政治学习，新来的革委会副主任给大家讲话。赵梦龙和李艳梅意外地发现那人竟然是他们的老同学孙飞虎。 原来，孙飞虎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在沈青的帮助下，离开了原单位，调到教育局工作。由于他很能干，还有上边的人关照，所以很快就入了党，还当上了科长。后来，他又主动要求调到李艳梅所在的学校当革委会副主任。 老同学重逢，自然都有一番喜悦和兴奋。孙飞虎也不在老同学面前摆官架子，主动请赵梦龙和李艳梅去饭馆吃饭。三人畅谈了这几年的生活经历和对现实社会的看法。 孙飞虎非常关心李艳梅，特别是在入党的问题上。他经常让李艳梅写思想汇报，而且确实把李艳梅列入了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而他就是李艳梅的“联系人”。 赵梦龙对孙飞虎的做法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但是他也找不出公开反对的理由。有一次，他含蓄地对李艳梅讲出心中的忧虑，李艳梅还笑他心胸狭隘。李艳梅让他放心，孙飞虎就是个热心肠，没有别的意思，还说自己知道应该同别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赵梦龙无话可说。 这时候，学校里传出流言——孙飞虎和李艳梅在大学时就是“朋友”。当这话终于传入赵梦龙的耳朵时，他找到了李艳梅。李艳梅认为这不过是那些无聊的人在捕风捉影。赵梦龙提出要公开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因为他们的年龄已经符合晚婚标准了，别人无可非议。李艳梅认为时机不好，人们刚传说她和孙飞虎原来是“朋友”，她就公开和赵梦龙的恋爱关系，别人肯定会对她议论纷纷。赵梦龙也觉得从李艳梅的角度考虑，确实有这个问题，就同意了。当然，他完全相信李艳梅对自己的爱情是不会改变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天早上，赵梦龙刚刚走进学校的大门，就被两个身穿绿军装的公安人员拦住了，“请”他到保卫组的办公室去。一路上，不少师生在观望。赵梦龙一边跟着走一边不住地问，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但对方只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赵梦龙没有遇到过这种阵势，心中不禁有些慌乱，还有些害怕。 在办公室里，那个身材较矮的公安人员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赵梦龙同志，你不要紧张。我们是公安局的，今天找你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想问你几个问题。”说着，他从草绿色挎包里拿出一本书，举在面前，问道：“这是你的书吗？” 赵梦龙一看，那是自己前不久从一个朋友处借来的，书名叫《你到底要什么》。这是一本新近翻译成中文的苏联当代作家柯切托夫的小说，属于内部发行，但不是禁书。他那颗忐忑不安的心放松了一些，点点头说：“是我跟朋友借的。” 矮公安又从那本书中抽出一张纸，问道：“这上面的字是你写的吗？” 赵梦龙看了一眼，知道那是自己随手写的一段读后感。他回忆一下，认为没有出格的话语，又点了点头说：“是我写的。” 矮公安微微一笑说：“承认就好。反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在这份笔录上签个字，然后让你朋友来把书取走，就行了。”他从记录的高个子公安手中接过笔录纸，放到赵梦龙面前的桌子上，又递给赵梦龙一支钢笔。 赵梦龙当时就想赶紧离开这间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赶紧结束这令人难堪的问话，便接过钢笔，草草地看了一眼笔录的内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矮公安“哈哈”一笑说：“好小子，敢做敢当。我就喜欢你这样的人。痛痛快快，大家都省得麻烦。” “我可以走了吧？”赵梦龙站起身来问道。 “站住。你往哪儿走？”高个子公安拦住了赵梦龙的出路。 “去给学生上课呀。我要迟到了。”赵梦龙说。 “上课？上什么课？你以为我们跟你闹嘻哈吗？”矮个子公安板起了面孔。 赵梦龙莫名其妙地看着公安人员，问道：“您刚才不是说我签完字就可以走了吗？” “走？那得看往哪儿走。往公安局走还差不多。”高个子公安的脸上挂着嘲弄的笑容。 “什么？”赵梦龙愣住了。 “别跟我们装傻。就你写的这些东西，你还想继续给学生讲课？你还想利用我们的革命讲台去宣传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吗？我告你，你这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矮个子公安为了加重语气，还猛拍了一下桌子。 赵梦龙被吓得一哆嗦，怯懦地问道：“我写什么了？” “你写什么都忘了？难道还用我给你念吗？”矮公安从书中拿出那张纸，“啪”地拍在赵梦龙的面前。 赵梦龙睁大眼睛，仔细一看，顿时觉得脑袋变大了。原来在他写的那段读后感下面，不知什么人模仿他的笔迹又添上了两句话：“我们中国人也要像苏联人那样。我们也要走修正主义的道路。” “怎么样？傻眼了吧？”矮个子公安冷笑道。 “不，这不是我写的！公安同志，这真的不是我写的。”赵梦龙慌忙说道。 “你刚才都承认了，也在笔录上签了字。现在还想翻供吗？没门儿！”矮个子公安瞪着眼睛，又拍了一下桌子。 赵梦龙又被吓得哆嗦了一下，但是马上说：“公安同志，您听我说，这上面的字是我写的，但是下面这两句话真的不是我写的，是别人后添上去的。” “放屁！都是一样的笔迹。上面是你写的，下面就不是你写的。你想糊弄谁？你以为老子是好糊弄的吗？我告你，赵梦龙，你想蒙混过关，只有死路一条！”矮个子公安又拍了一下桌子。 赵梦龙真的傻眼了。他被押出学校，带到了公安局。 一周以后，赵梦龙又被带回学校，参加“批斗大会”。他被两个人押着，站在操场的水泥台上，弯着腰，低着头。一些教师和学生登台发言，揭发批判他平时流露出来的修正主义思想，以及他在讲课时散布的反动言论。“批斗大会”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的肌肉僵硬了，他的神经麻木了。但是当他最后在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中被押下台的时候，他的目光与站在人群后面的李艳梅那痛苦的目光相遇了，他觉得心被刺中了。 后来，赵梦龙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并且被判了无期徒刑。 判刑后，赵梦龙的头脑反而清醒了。坐在铁窗下，面对人生绝路，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李艳梅。他该怎么办？自己这一生已经完了，他绝不能连累心爱的人。但是他的内心也很矛盾。一方面，他盼望李艳梅来看他；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李艳梅来看他。每天望穿铁门，他既失望，又庆幸。 然而，就在他即将被押到新疆的劳改场服刑时，李艳梅来看守所看望他了。见面后，姑娘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看着他，半天没有说出话。还是他先问：“你怎么来了？这让别人知道了多不好。” “没关系。”李艳梅终于张开了嘴，然后看着赵梦龙的眼睛小声问道：“那……那真是你写的吗？” 在心爱的姑娘面前，赵梦龙责无旁贷地坚强了起来。他苦笑了一下，然后故作轻松地反问道：“你认为我会干那种傻事儿吗？” “我当然不信。可是……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一定是有人陷害我。”这句话已经到了赵梦龙的嘴边，又被他咽了回去。他瞟了一眼在旁边假装读《毛主席语录》的警察，想到自己来之前得到的警告，决定还是不说为好。而且，他知道自己对李艳梅说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增加李艳梅的心理负担和痛苦。此时此刻，他看着爱人，心里已经满足了，因为李艳梅敢于来探监，就证明了她的爱情。对他这样不幸的人来说，这就足够了。人已经活到这种地步，还能有什么奢望吗？他不是英雄，但也是个男子汉啊。他要给自己的爱人留下一个“顶天立地”的形象。他说：“那件事情已经说不清了，就算了吧，别提它了。我还有句话要对你说。”赵梦龙觉得自己的喉咙有些发堵，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艰难地说：“艳梅，我就要走了，大概永远也不会回来了。咱们之间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这辈子最值得庆幸的事情就是认识了你，而且得到了你的爱情。我知道你不愿意和我分手，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是个劳改犯，注定要死在监狱里了。这是你我都无法改变的。我想，反正咱们也没在学校公开关系。别人都不知道。你曾经说过，我挺有保密工作的天才。那咱们就继续做下去吧，让这种关系永远成为你我心中的秘密！艳梅，我非常感谢你今天来看我。真的！我现在感到非常幸福。艳梅，我也知道你不会把我忘掉，但是我希望你把我忘掉。反正你绝不要等我，因为我不会回来了。不会了，真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最后一次见面。艳梅，我祝你幸福！”此时此刻，赵梦龙突然觉得自己很像个大义凛然的英雄。 李艳梅哭成了泪人。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地重复着一个字：“不！不！” 探监时间结束了。 第二天，赵梦龙被押上西去的火车。他从此失去了李艳梅的消息。在劳改场那种生活条件下，他坚强地活了下来。这不仅因为他懂得生命的宝贵，而且因为他心中有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究竟是谁陷害了他？诚然，他的心中有所猜测，但是没有证据。 多年以后，当他终于得到平反的时候，他才从有关的材料里找到了陷害他的那个人的蛛丝马迹。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老同学孙飞虎一手炮制的。这验证了他的猜测。此时，他已不是原来那个善良软弱的年轻人。数年的劳改生活使他提前进入中年期，也使他的心变冷变硬了。不过，他心中并没有不顾一切的复仇冲动，他要冷静地报仇！ 出狱之后，赵梦龙曾经回到原来的学校去找李艳梅和孙飞虎，但是没有找到。几经周折，他才得知李艳梅和孙飞虎结了婚，两人去了南方。 赵梦龙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生存，是活下去。而且，他要活得像个样子。因此，他必须把复仇的问题暂时放在一边。多年的劳改生活使他变成意志坚强的人，一个比常人更能付出也更珍惜收获的人。经过一番奋斗，他考取了出国留学生，去了美国。后来，他的全部精力都被吸引到专业学习上，使他忘了复仇。 许多年以后，赵梦龙在老同学聚会的时候又见到已然是老夫老妻的孙飞虎和李艳梅。看着他们成双成对的样子，复仇之火又在他的心底燃起。他也曾试图说服自己，事过多年就算了吧。但是他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孙飞虎那张丑恶的嘴脸，就会看到孙飞虎在与自己心爱的姑娘寻欢作乐……一想到这些，他就会感到胸中憋闷得喘不过气来。他一定要报仇，他甚至觉得自己活着的唯一目的就是报仇。他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设计一套完美的行动计划。一想到他能让孙飞虎在恐惧和悔恨中死亡，他就会感到强烈的兴奋和欣喜…… 何人发现杨先生很有讲故事的天才。也许，这是他多年从教的结果吧。当然，他编的故事也很感人。何人猜想，他为编这个故事，一定花了不少心血和时间。何人说：“谢谢您，杨先生。您编得太好啦，我一定把它写进小说里。” 杨先生又倒上一杯咖啡，加了些牛奶，用小勺轻轻地搅拌着，若有所思地说：“我觉得，你给小说起了一个很有意境的书名——《黑蝙蝠·白蝙蝠》。从表面来看，黑蝙蝠代表那个姓蒋的老先生；白蝙蝠嘛，指的是武夷山的白蝙蝠。但是把它们并列在一起，还可以引发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倒没有想那么多。” “是吗？这就是作者无意，读者有心了。黑蝙蝠，白蝙蝠，这似乎体现了司法裁判的两难处境。在因证据不足而使案件事实处于模糊状态的时候，司法人员的裁判难免出现错误。判有罪吧，可能是错判。判无罪吧，可能是错放。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么，在这两种可能的错误面前，司法应该作出哪种选择呢？是宁肯错判也不错放，还是宁肯错放也不错判？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在200年前就说过，宁可错放十个，也不错判一个。错判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中国一定要在刑诉法中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杨先生的眼睛里流泻出淡淡的忧伤。 何人感觉到了，但是没有问。 教堂里传来午夜的钟声。他们恋恋不舍地走出酒店，沿着宁静的小街向杨先生的家走去。 何人把杨先生送回家之后，带着几分酒意向旅馆走去。他觉得在埃克斯这最后一个夜晚过得很有情趣也很有收获，而且还有很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突然，一阵悠扬的箫声随风飘进耳鼓。何人情不自禁地停住脚步，回头望去。箫声是从杨先生的房间传出来的。毫无疑问，这是他吹的。对了，杨先生的房间里有一支紫色的长箫。但是何人没想到他吹得这么好听。 这是一曲“春江花月夜”。在这寂静的夜晚，在品味了高雅的晚餐之后，这优美熟悉的旋律别有意味。何人被陶醉了，难以迈步。然而，听着，听着，他又觉得这乐曲声是那么凄婉，那么催人泪下。 回到旅馆，何人在一楼的信箱里看到一封来信，是国内那位律师写来的，正是他所期待的，便迫不及待地打开来，借着楼道的灯光看了起来—— 何人兄： 你好！ 来信所求之事，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分晓。根据法学界的朋友所说，你信中讲的那位怪僻的老先生肯定是杨保良教授。他这个人的经历很坎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打成了反革命，好像在劳改场关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被平反，开始从事证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后来他出国留学，应该是去的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去了欧洲，具体在哪个国家就不清楚了。但是他曾回国参加过一些研讨会之类的活动。去年他回国期间还莫名其妙地卷入一起杀人案，被列为重大嫌疑人，后来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据说他又出了国，没有再回来。 我想，你一定把他作为小说中的人物素材了吧？希望早日拜读你的新作。 祝你 生活愉快！ 经华 1998年10月11日 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从何人的心底升起，使他感到一阵心惊肉跳。 第30章 临终的忏悔 10月19日早上，何人居然起晚了。也许，这应归咎于那些1996年产的波尔多葡萄酒。他刚穿完衣服，约好前来送行的杜邦先生就敲响了房门。 进门后，杜邦看了看何人的样子，假装生气地用汉语说：“你可真是个大作家！我告诉你，我的汽车可以等你，那火车可不会等你。” 杜邦绝对是个热心人。他们相识多年。何人这次到法国访问就是他安排的。因为是老朋友了，何人故作沉着地说：“那怕什么？如果我赶不上埃克斯去马赛的火车，你就直接送我去马赛火车站嘛！”话虽然这样说，他的手已经开始很快地收拾行装了。 “没门！我才不管你呢。你可以步行去巴黎嘛。走一个星期，我估计你还能赶上去北京的飞机。”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你这个建议的。” 何人跟着杜邦走下楼，办理离店手续，然后走出旅店大门。他用留恋的目光看了一眼生活了两个月的地方，钻进杜邦的小汽车。他看了看手表，对杜邦说：“还来得及。请你开车往佐敦公园东面绕一下，我得去朋友那里取封信。” “你这么快就交上朋友啦？难怪你后来不找我了，连个电话也不打。是法国姑娘吗？”杜邦把车开出旅馆的院门，向右拐上大街。 “你想什么哪？你以为我是你吗？”何人想起了杜邦在北京时多次要求他给介绍中国女朋友的事情。 杜邦笑了，“你当然跟我不一样啦。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帮忙！她很漂亮吗？” “是男的。” “那就是同性恋了，你可真时髦啊！” “我告诉你，那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那就更时髦啦！” “我说你有没有别的话题？难怪你们法国人在街头酒吧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杯啤酒，一杯咖啡，一点儿都不闷得慌，原来你们都是在谈论这种话题啊！” “不不，我们也谈非常严肃的话题。”杜邦一脸认真。 “谈什么？把每周五天工作制改成四天？” “不是，我们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得，得，还是谈你们的同性恋吧！”何人知道，每当他和杜邦发生争论的时候，杜邦就会提起“文化大革命”来。 “怎么样？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不过我们的同性恋吧？一比零！” “还有你们的‘裸滩’！”何人知道杜邦对那种集体在草地或海滩上裸露身体的行为不以为然。 “你去看过啦？”杜邦诧异地看了何人一眼。 “我怎么敢去那种地方？在那些裸男裸女中间，我绝对是个外星人！” “那你也裸嘛！” “我们中国人可没有那种习惯！” “那你们的公共浴池算什么？” “那可是男女分开的。” “还是同性恋。” “那你为什么不敢去‘裸滩’呢？”何人决定反击。 “哦，我也不喜欢那种习惯。”杜邦的口气果然疲软了。 “在你们法国，那‘裸滩’可是最时髦的地方！”何人乘胜追击。 “得，得，一比一，握手言和。”杜邦投降了。 说笑之间，汽车来到杨先生的楼下。在楼门外，停着两辆警车，楼里有人在大声说话。何人觉得很奇怪，就快步从打开的楼门走了进去。 来到二楼，他看见几名法国警察在杨先生的房间里，一种不祥之兆从心底升起。他急忙向门里走去。 一位警察拦住他，用他听不懂的法语问话。他连忙用英语解释。但是那个警察的英语也很糟糕。正在他和警察尴尬地望着对方时，杜邦从楼下走了上来，便充当翻译。 警察首先查问何人的身份。何人给他看了护照，说自己是访问学者。他看了看护照，问何人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何人说来找杨先生。他问何人与杨先生是什么关系。何人说是杨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他想了想，又问何人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什么时候。何人说是昨天晚上。他们一起吃的晚饭，然后何人送他回家，时间大概是半夜12点钟。 警察让何人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他说杨先生死了。何人感到很震惊，忙问是怎么死的。他说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法医的检验结论。他让何人讲一下和杨先生交往的情况，特别详细地询问了昨天晚上的经过。然后，他说他们在现场发现一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很可能是写给一位中国朋友的。何人说那信一定是给他的，因为据他所知杨先生在此地只有他这一个中国朋友，而且杨先生说过要让他给国内带一封信。他要求看一看那封信。但警察说现在还不能让他看，要等找人翻译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内容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把信给他。他说只看一下信的内容，并不把信拿走，而且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很可能就会得知杨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这对警方的调查很有帮助。警察说必须照章办事，尽管他觉得何人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无权把信交给何人。何人在心里骂了一句，可恶的法国官僚主义！ 何人不死心，继续向警察解释，说下周就要回中国了，而且已经买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车票。他不能在埃克斯等候。没想到那位警察听了之后，要求看火车票和飞机票，并且告诉何人现在不能离开埃克斯，要等杨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之后才能走。他的态度很客气，而且表示他们可以和铁路部门联系，帮助改换车票。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 其实何人现在也不想走。虽然他和杨先生纯属萍水相逢，但是，如果他在杨先生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回国，他也会感到遗憾和不安。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邦。杜邦也同意他的决定，并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然后，警察把他们送了出来。 杜邦让何人住到他家去。何人知道西方人是不愿意让外人打扰私生活的，便决定住回那家旅馆。于是，他又住进了那间熟悉的小屋。 下午，何人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佐敦公园。他坐到经常和杨先生同坐的那个长椅上，默默地望着面前那棵高大的柏树。他又看到一队大蚂蚁在树干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他仍然看不出它们究竟在为什么奔忙。他的眼前一片模糊。 杨先生死了。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自杀，那么他为什么要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是他杀，那么杀害他的人又是谁？虽然何人是个作家，而且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但是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比小说中的案件还要复杂。 杨先生的死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吗？警察已经怀疑他了。如果杨先生在那封信中写了一些不利于他的话，那他该怎么办？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搜集有利的证据呢？但愿杨先生不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跟他开这个玩笑，不要给他留下一道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证据难题。于是，他感到了恐惧和不安。 他站起身来，觉得不能听天由命，必须去做点什么。他回到旅馆，在自己那间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着，思考着。 他整理着自己的记忆和思维，把自己和杨先生相识的经过从头到尾回想一遍，努力追忆杨先生说过的话，并试图分析那些话语之间的联系。 何人知道，他只能听天由命了。 时间过得真慢！ 20日早上。 何人一夜未眠，头觉得昏沉沉的。他放慢自己的动作，以便让自己感觉时间不那么难熬。他等待着，相信今天会有消息，起码杜邦应该来。 终于，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而且一直走到门口。接下来是重重的敲门声。他下意识地整理一下衣服，才起身开门。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杜邦，另一个就是昨天上午的那个警察。 何人愣愣地望着他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杜邦若无其事地问好，然后故意问能否让他们进屋。何人连忙把他们让到屋里，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到床边，尽量保持脸上的微笑和内心的平静。 警察用平和的语气开始了问话，当然还是通过杜邦的翻译。“你叫何人？” 何人点了点头。 “你是个作家？” 何人又点了点头。 “你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 何人别无选择，只好又点了点头。 “我们认为，你应该为杨先生的死负责。” “为什么？”何人站了起来。 “我们这样说是根据杨先生临死前写的那封信。”警察不动声色。 “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是的。”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警察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夹子，打开，从里面抽出两张复印纸，递了过来。 何人接过信纸，很快地浏览。他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 因时间紧迫，杜邦开车一直把何人送到了马赛火车站。杜邦说，杨先生还留了一份遗书，把他的财产都赠与他的爱人，好像姓宋。 何人总算赶上了去巴黎的高速火车。在站台上，他和杜邦告别，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杜邦祝他一路平安。 火车缓缓地开出车站，逐渐加快速度，先向东再向北，穿过马赛市区，然后就飞快但平稳地奔驰在以绿色为主的山峦原野之间。 何人坐在车窗旁边，默默地望着窗外向后移动的景物，花草，树林，牧场，果园，村镇，蓝天，白云……然而，这些美丽的景色未能驱走内心的压抑，这明媚的阳光也未能照亮心头的阴影。他知道，这都是因为杨先生的事情。他站起身，从提包里拿出那两张信纸，又仔细地阅读起来—— 何人先生： 我没有想到此生的最后一封信会写给一个相识很短的朋友。大概你也不会想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与你一起度过。然而，这正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动。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这些天来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一直对我很感兴趣，想知道我是谁，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生活。现在我决定满足你的愿望。 我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既有善良美好的东西，也有邪恶丑陋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学生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的爱情生活却是非常不幸的。上大学以后，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用不谙世事之心在花前月下订立海誓山盟：我们要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我们曾经是幸福的。 然而，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算太大，因为我已经独立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还不错。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我是个“逍遥派”。但是后来，我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再后来，我被押送到劳改场，一关就是八年！ 我不用说那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那是人们可想而知的。但是我还有另外一种痛苦，那就是我的心中一直思念着我的恋人。我既担心她因我而受到牵连，又担心她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当时，我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希望她没有忘记我们的诺言；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她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我。 当我终于被“平反”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她。但是，人海苍茫，她已无影无踪。我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终于明白我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决定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恢复高考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而且选择了法律。亲身遭遇告诉我，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法律，代表人民意志而且至高无上的法律。我要把自己剩余的生命贡献给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研究生毕业后，我又考取了留学生，去了美国。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为证据学。学成之后，我回到祖国，在大学里教书。后来，我第二次来到国外，并且在法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尽管我在法国的生活相当优越，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祖国。我尽可能寻找机会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回国讲学。为了不触动内心深处的伤疤，我尽量把活动局限在学术领域内。但是，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且还有命运。 我又遇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也遇到了她。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我的兴奋和激动都是短暂的，因为我很快就知道她不仅结婚生子，而且她的丈夫就是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就是当年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个卑鄙无耻的跳梁小丑！这是什么样的命运？！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恨她，当然最恨的还是她的丈夫。而且我的心底经常升起一股复仇的欲望。这种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设计了复仇的方案，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实施这个方案。这会使我的心中产生奇怪的快感。 后来，我终于安排并实施了我的复仇方案。我利用老同学聚会的机会杀死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仇人。我想我没有必要向你讲述我的做法。我只想告诉你，我干得非常巧妙。我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昨天晚上给你讲的故事就是我的亲身经历。也许我讲这句话已经多余，因为你大概早就猜到了。你很聪明，又是侦探小说作家。 我又逃回法国，过起隐居生活。然而，我的心中渐渐没有了复仇之后的快感，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负罪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场社会灾难的最大受害者，因此总觉得社会欠我太多，应该给我补偿。然而，我渐渐认识到，那场灾难的受害者何止万千！我们中国人几乎都是在劫难逃啊！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迫害人的人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她和他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我们不应沉湎于一己的痛苦，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于是，我为自己那狭隘的复仇行为感到羞耻。我要忏悔自己的罪恶。于是，我每天到教堂去祈祷，去忏悔。我希望自己的虔诚最终会使我得到主的宽恕。阿门！ 然而，你突然闯入我的生活。你的出现打破了我内心的沉静与平衡。特别是你让我看了你写的小说之后。你编的故事竟然和我的经历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我不相信生活中会有这样的巧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万能的主为了拯救我那迷失本性的灵魂，通过你的小说向我显示了他的无所不知和他的旨意。我感谢万能的主，阿门！ 另外，从你的小说中，我还明白了，其实她早就知道我是杀死她丈夫的凶手。但是她不仅没有揭发我，而且还企图替我承担罪责。我知道，她仍然爱着我。 是的，我明白得太晚了！ 就在不久前，她随一个代表团来到法国，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想跟我见面。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但是我去了马赛，见到了她，就是我们去基督山岛的那天上午。我本想当面向她承认我的罪恶，但是我当时没有勇气面对她的眼睛。我又一次选择了逃避。 万能的主，我有罪，我罪孽深重。面对这一切，我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决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旨意。阿门！ 我并不怨恨你，我生活中最后的朋友。我将结束自己有罪的生命，我期待着万能的主赋予我新生。阿门！ 这封信可以算作我给你讲证据学的最后一课吧！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是证据，而且是证明价值很高的直接证据。它能够证明那些与我有关的事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此，我希望你能把它交给需要的人。你擅长调查和推理，当然能够查明这个人是谁。 谢谢你！ “赵梦龙” 1998年10月19日凌晨 高速火车在广袤的绿色原野中奔驰。何人看着窗外，眼睛不知不觉地模糊起来。他不住地问自己，如果杨先生没有遇到他，没有看到他的小说，还会自杀吗？难道，是他杀害了杨先生？不，杨先生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他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走向死亡的……何人的内心挣扎着，从不同角度为自己开脱。然而，那个可怕的念头顽固地折磨他的心灵。 为了摆脱，他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回国以后，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那个“她”呢？杨先生为什么没有告知她的姓名和地址呢？他竭力追寻杨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思维线路，但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这确是杨先生留下的最后一道难题。 尾声 2011年10月9日上午，何人坐上从日内瓦开往巴黎的快车。他原计划在“读书周”结束后从日内瓦去德国南部的弗莱堡访问，后来决定绕道巴黎，因为他无法抵御那个秘密的诱惑。 宋如君离去的那天晚上，何人上网搜索了那张名片上的“杨家小屋”，发现那是巴黎一个专门接待中国游客的家庭旅馆。名片上没有宋如君的名字，联系人是“杨先生”。经过一番思考，何人拨通了那个电话。接电话者是个男子，自称就是杨先生，而且确实很像何人记忆中的杨保良的声音。何人不便在电话中冒昧盘问，就说自己10月9日途经巴黎需要过夜，问还有没有空房。对方说有，并问他是做什么的。何人说自己是犯罪文学作家。对方又问他叫什么。他说叫“何人”——如何的“何”，人民的“人”。对方停顿片刻，很快地说，欢迎你来，9号见，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火车在山林间穿行。何人坐在车窗边，欣赏路旁的风景。由于车速很快，而窗外的景物很近，他的眼睛很快就疲劳了。他闭上眼睛，那个问题又浮现脑海——电话中的杨先生果真是杨保良吗？难道杨保良并没有死？那他是怎么骗过警察的呢？何人在心中列出几种假设，但是都觉得难以自圆其说。也许，这正是宋如君要告诉他的秘密吧。 下午1点多钟，火车来到巴黎。何人来过两次巴黎，对这座大都市并不感到陌生。他在巴黎东站下车，按照地址，很快就找到了“杨家小屋”所在的大楼。这是坐落在塞纳河畔的一栋高层住宅楼，西边就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图书馆。何人在楼门口的对讲机中听到宋如君的声音之后，兴奋地说明自己的身份。宋如君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说了声“你好”，就把门锁打开了。 何人走进宽敞明亮的大厅，向左拐，找到电梯间，然后坐电梯上到10层。走出电梯，他看到里面的房门已经打开，宋如君站在门口，热情地说：“何先生，请进屋吧。” 这是一套跃层住宅。正对房门是通向楼上的楼梯；楼下的左手边是一个长方餐桌，里面是厨房和客厅；楼梯的后面应该是主人的卧室。楼梯边的落地衣架上挂着两件长风衣，一件是米黄色的男士风衣，一件是浅粉色的女士风衣。地上整齐地摆放着几双皮鞋，其中一双是男士的。旁边还有一些大小不一的拖鞋。 何人说：“宋阿姨，我冒昧地前来打搅，请您原谅。” “我这楼上有三间客房，现在住着两对年轻人，还空着一间，正好给你住。” “他们是国内来旅游的吗？” “是在德国留学的，到巴黎来玩儿几天，今天一早就出去了。现在这些年轻人可真有钱，出门从来不坐地铁，就坐出租车。” “巴黎的地铁是很方便的呀。” “就是嘛！我带你到房间去。你先休息休息吧。” 何人在楼梯边换上拖鞋，拿着行李箱，跟着宋如君来到楼上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窗户向西，正对着国家图书馆。图书馆的建筑很有特色。四个角的高楼犹如4本打开的巨书，中间是一个高台广场，广场中间是图书馆的长方形庭院，种植了各种高大的树木，宛如一片地下森林。 何人放好行李之后，走下楼，来到厨房，见宋如君在包饺子，便问到：“您这是给谁做饭呀？包了这么多饺子！” “给那几个年轻人呀。我这里管早饭和晚饭。今天是星期天，而且他们明天就要回德国了，我给他们包顿饺子吃。” “杨先生呢？”何人随口问道。 “谁？哦，他……不在家。”宋如君支吾一句，转了话题，“你明天什么时候走？” “下午。我打算明天上午去坐船游览塞纳河。我上次到巴黎是5年前了，寻找一下过去的感觉。”何人走到阳台上看了看，又转回来，问道：“杨先生不在家，就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还行。每天上午有个人来帮我打扫卫生。我习惯了。” “那我帮您包饺子吧，我擀皮儿的手艺还不错。”何人挽起衣袖，站到面板旁，颇为熟练地擀了起来。“那天在日内瓦，您约我当面谈谈。您想谈什么呢？” “你的小说，就是《黑蝙蝠·白蝙蝠》。我读过了，很感人。你在后记中说，你在埃克斯认识了一个奇怪的中国人，叫杨保良，他给了你许多创作的灵感。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呢？” “噢，那可是个巧合。”何人看了一眼宋如君，然后一边擀皮，一边讲述起他在埃克斯结识杨先生的经过，从教堂到佐敦公园，又到杨先生的家。 宋如君听得很仔细，有时还不由自主地停住了包饺子的动作。 何人讲到在马赛火车站看到杨先生与一个中国女子见面的情况时，说：“我猜，那个女子就是您吧？” “是的，我是随一个代表团来法国访问的。” “你们分手之后，我和杨先生去了基督山岛。那天，他的情绪很消沉，好像你们的谈话对他影响很大。” “那天，我也很激动。你知道，当时出国很不容易，代表团的纪律也很严。我们只能在火车站匆匆见上一面。我劝他回国，但是他不愿意。我又不可能再到法国来。后来，我就赌气说，你把我忘掉吧。可是，我没有想到，那竟成了永别！”泪水从宋如君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何人犹豫片刻，才问道：“您后来再也没有见过杨先生？” 宋如君擦去脸上的泪水，慢慢地说：“回国后，我给他写过信，但是没有收到回信。我以为他真的把我给忘了，但是我一直不能把他忘掉。时间过去越多，我越想他，很想知道他的情况。我还给他打过电话，但是停机了。后来，出国的机会多了，我就想方设法到法国来找他。我辞去了生物研究所的工作，到一家中法合资企业干了两年。2005年，我终于获得到法国工作的机会。到法国以后，我去埃克斯找他。在那里，我才得知他已经死去多年了。那对我真是天大的打击！当时，我几乎丧失了活下去的信念。不过，我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我知道，他希望我活下去，因为他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这个愿望支撑着我，走过了那段最为难熬的时光。后来，我用积蓄和他留给我的财产，买了这套房子。前年，我退休了，就办了这个专门接待中国游客的家庭旅馆。去年，一个游客带来一本小说，就是你的《黑蝙蝠·白蝙蝠》，介绍给我看，说是提到了中国人在法国生活的故事。我看了之后，得知你曾经在那段时间见过他，就很想见你。今年夏天，我在网上看到你要参加日内瓦读书周的消息，就去了日内瓦，见到了你。如今，你又到我家来，给我讲了他的事情。谢谢你！” “您太客气了！其实，能够见到您，也是我的荣幸。不过，我也有一个问题，不知该不该问。” “你问吧。” “我那天打电话订房间，接电话的也是杨先生，他是杨保良的什么人？” 宋如君沉默了，似乎在思考如何回答。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四个年轻人回来了。房间里立刻喧闹起来。年轻人喊宋如君“宋大妈”，兴奋地说着他们的见闻，似乎没有注意到何人的存在。宋如君就像母亲一样，问他们饿不饿。他们都喊饿了。宋如君让他们去洗手，自己到厨房去煮饺子。 开饭了。宋如君准备了两样凉菜，又打开一瓶法国红葡萄酒，说这是她请客。她向年轻人介绍了何人。有一位年轻人看过何人的小说，便讲了一些吹捧的话。 晚餐很热闹，但何人一直像个局外人，默默地观望着。 晚饭后，何人先上楼去洗了澡，然后站在窗前观看国家图书馆的夜景。他感觉宋如君在刻意回避“杨先生”的问题。他并不想打探人家的隐私，但那些问题顽固地缠绕在他的心间——这个“杨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那个“杨先生”究竟是死是活？ 年轻人洗完澡之后，都回房间休息了，走廊里非常安静。何人走出房门，站在楼梯旁向下望去。厨房和客厅的灯都熄灭了，只有门厅的小壁灯还亮着。他隐约听到下面有人说话，便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站在门厅侧耳细听。那声音是从主卧室那边传出来的。他看了看楼梯后面黑黢黢的楼道，犹豫着。他知道自己不该去偷听人家的谈话，但他的双脚如着魔一般向前走去。他来到楼梯后面，看到主卧室的门紧闭着。那谈话的声音就是从屋里传出来的。那是一男一女在对话，声音不高，语速不快，俨然是两口子在聊家常。他听不清谈话的内容，但是感觉那个男子的声音有些熟悉，而且还听到了杨先生那句熟悉的口头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谈话结束了，室内鸦雀无声。 何人转回身，走到楼梯口，数了数衣架旁的鞋——一共有4双男人的鞋。他愣愣地站了几分钟，才迈步向楼上走去。那木楼梯在他的脚下发出轻微的声响。 回到房间，何人熄灯躺在床上。虽然他的身体很疲惫，但是大脑依然很兴奋，令他难以入睡。他想来想去，决定明天早上再去查明真相。 第二天早上，何人起得很早。等他洗漱之后，年轻人才纷纷起床。他走下楼来，见宋如君在厨房准备早饭，便打了个招呼。客厅的电视开着，声音不大。何人若无其事地走过去，但是没有人，没有“杨先生”。他绕回门口，查看了地上的鞋数，和昨晚一样。 年轻人下楼了，带来了叽叽喳喳的说笑声。 早饭后，年轻人拉着行李箱走了，跟宋如君分手时很有些依依不舍。 何人也回屋收拾了行装，下来与宋如君告别。他先表示了感谢，然后说：“宋阿姨，杨先生没有出门吧。我可以见见他么？” 宋如君面带微笑地说：“这里没有杨先生啊。” 何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昨天晚上听到您和他说话了。” 宋如君沉吟片刻，突然转过身去，改变了声音，模仿杨保良说道：“我就是杨先生。每天晚上，我都要和他聊天。我自己模仿他的声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杨保良的口头语。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宋如君转回身来，恢复了原来的声音。“我也说不清楚，这究竟是为了向他赎罪，还是为了安抚我的心灵。我对不起他，因为是我害了他。那次在马赛分手回国之后，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知他当年是被谁陷害入狱的。怎么说呢？还是说你的小说吧。我告诉你，李艳梅和孙飞虎的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没有孩子。孙飞虎是广东人，非常想要孩子。他们去医院检查过，也吃过不少药，但就是没有孩子。后来，孙飞虎很郁闷，认为这是老天爷的报应。孙飞虎的死，你已经知道了。后来，李艳梅在收拾东西时发现了一封信，是孙飞虎写给她的，但是一直没有交给她。在信中，孙飞虎承认自己当年陷害了赵梦龙，并相信就是因为他干了这件缺德事，老天爷才让他断子绝孙的。这时，李艳梅恍然大悟，才知道自己被孙飞虎蒙骗多年。她对不起赵梦龙！是她害得赵梦龙蹲了那么多年的监狱啊！”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秘密吗？” “不是。” “那你要告诉我的是什么呢？” “是孙飞虎的死因。你认为孙飞虎是被赵梦龙害死的。对吧？” “对。我是那样写的。” “你错了。” 何人饶有兴趣地问：“那孙飞虎是被谁害死的呢？” 宋如君一字一句地说：“孙飞虎是自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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