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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慧生:《殷正建未说》,《史学月刊》,1984年第1期。 郑慧生:《〈左传〉训诂五则》,《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 后记 本来想写完隐公元年的全年的,结果只写了上半年。这样出版已经很困难了,如果再加一倍篇幅,读者就只能到网上找电子稿了。 这书写了很久,改了很多次,我觉得如果不考虑出版定稿的话,我大概可以一辈子一直改下去。 这书的出版要感谢很多人。感谢责编杨晓燕女士,因为,如果我不是作者而是责编的话,断然不会出这种书的,就算想出,也一定拗不过领导,而书竟然真的出了,实在不容易呀!还要感谢徐戈和吴新宇两位老师百忙之中为我的稿子校订文字,看了他们的校样,我感觉自己在文字上又获新知了。他们与我素昧平生,只是出于一种关怀而义务地承担了这些,实在让我非常感动。还有杜垣老师一直以来热情的推荐,在此一并谢过。 最后,也是最为郑重地,还要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虽然我也不清楚他们为我这本书的出版做过什么,但这种套话既然大家都说,我也就从俗好了。 不过,在我写下这个后记的时候,书还没出呢,也许最后又会像以往一样,折腾半天终于出不来。好在我已经很习惯了,即便出不来,也一样感谢杨晓燕编辑、徐戈老师、吴新宇老师、杜垣老师,感谢党和政府。 熊逸 2008年6月 1 [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春秋”:王介甫《答韩求仁问春秋》曰:“此经比他经尤难,盖三传不足信也。”尹和静云:“介甫不解《春秋》,以其难之也。废《春秋》,非其意。”朱文公亦曰:“《春秋》义例,时亦窥其一二,大者而终不能自信于心,故未尝敢措一辞。”[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经》一卷,朱熹所刻于临漳四经之一。其于《春秋》独无所论著,惟以《左氏》经文刻之。 2 李衡眉:《从一条错误的理学理论所引起的混乱说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缘起剖析》,《史学集刊》,2000年第4期。 3 [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The 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by Roger E. Olson,2002 CEF 校园书房出版社),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4 [美]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宗教社会学理论之要素》(The Sacred Canopy: Elements of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Religion, by Peter L. Berger, Doubleday and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1969),高师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页。 5 [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Les Formes E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Le Systeme Totémique en Australie, by Emile Durkheim, Alcan, Paris, 1912),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8页。 6 [明]高攀龙《虞山书院商语序》,《高子遗书》卷九上。 7 [清]王夫之《自题湘西草堂书室》联语。 8 参见[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 9 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页。 对《编年记》性质的另一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与其说《编年记》‘有些像后世的年谱’,倒不如说它有些像后世的家谱和墓志的混合物更符合实际一些。”——高敏《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10 [美]汪荣祖:《史传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中华书局,2003年,第25-26页,引巴特菲尔德《史源》第115页。 11 到底是“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还是“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是为一桩千年公案。对两者的辨析可参考吴淑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该文认为后者才是正确的说法,并认为产生前者这一讹误的原因是:“最大可能是笔误,因为‘左’‘右’两字的字形极其相近,手写体极不易分清;也可能就是班固没有细加查验,记错了;再就是因为后来写史向文学方向进化而将左右史的职责渐渐相融……”另一种意见认为,事实上并无左、右史分职之事,可参考景爱:《左、右史分职说质疑》,《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另参张舜徽:《史通平议》,《史学三书平议》,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完全否认史书体裁之记言、记事之分的如[清]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上》: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作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具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为二物也。 12 [清]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页。 13 鲁国的始封君到底是伯禽还是他的父亲周公旦,存在争议,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14 关于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一事,存在争议,可靠性不大,这里暂从一般说法。 15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晋镇南大将军京兆杜预撰,其述作之意,序文详之矣。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后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弊或弃《经》而信《传》,于《传》则忠矣,如《经》何? 16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左氏传》序○陆曰:“此元凯所作。既以释经,故依例音之。本或题为‘春秋左传序’者。沈文何以为‘释例序’,今不用。”[疏]正义曰:此序题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传序”,或云“春秋经传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传序”。案晋宋古本及今定本并云“春秋左氏传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释例序”,后人移之于此,且有题曰“春秋释例序”,置之《释例》之端。今所不用。…… 17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曰:然则《春秋》何始于鲁隐公?答曰:周平王,东周之始王也。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 18 参见[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第202页:颖达入唐,年已耄老,岂能逐条亲阅,不过总揽大纲。诸儒分治一经,各取一书以为底本,名为创定,实属因仍。书成而颖达居其功,论定而颖达尸其过。……《春秋》则谷那律、杨士勋……。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以年辈在先,名位独重耳。(案:为便捷见,以下但以孔颖达名之,不细辨。) 19 [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疏]……《春秋》据鲁而作,即是诸侯之法,而云“会成王义”者,《春秋》所书,尊卑尽备。王使来聘,锡命赗含,有天子抚邦国之义。公如京师,拜赐会葬,有诸侯事王者之法。虽据鲁史为文,足成王者之义也。以其“会成王义”,故得“垂法将来”,将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独遗将来诸侯也。 20 [宋]家铉翁《读春秋序》,《春秋集传详说》卷首:《春秋》非史也。谓《春秋》为史者,后儒浅见,不明乎《春秋》者也。 21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页:先秦诸子,从墨子起,都引用古代文献来作为自己政治理论的根据。墨子引用的《书》,主要是有关禹、汤、仲虺、周武王等人的文献,用作墨家理论的依据。儒家也自有其选读《书》的政治标准。战国时代的《书》中原有《武成》一篇,记载了武王克商的战争经过,其中有大量的杀伤。这一点和儒家推崇武王为圣人的主张不合,因此孟子就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他这个毁灭《武成》的主张,对后来儒家有深远影响。 22 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12页。 23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24 王树民:《〈春秋经〉何以托始于鲁隐公》,《曙庵文史续录》,中华书局,2004年,第120页。 25 [清]孔广森《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隐公以来之事,祖虽不及见,犹及闻而知之。过是以往,文献不足,恐失其实,故断自隐始。 26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释“祖之所逮闻也”:解云:假托云道,我记高祖以来事者,谓因己问父得闻昭、定、哀之事,因父问祖得闻文、宣、成、襄之事,因祖问高祖得闻隐、桓、庄、闵、僖之事,故曰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以此言之,则无制作之义,故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也。(案:徐彦的生平较为模糊,一说为北朝时人,见赵伯雄:《春秋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331-335页。) 27 [汉]王充《论衡·正说》: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记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28 [汉]许慎《五经异义》,《汉魏遗书钞》:《春秋左氏传说》岁星为年纪十二而一周于天,天道备,故人君子十二可以冠,自是殷天子皆十二而冠。 29 [清]顾炎武《长安》,王冀民《顾亭林诗笺释》,中华书局,1988年,第637页。同书第638页注引《三辅黄图·汉长安故城》:“城南为南斗形,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汉京城为斗城。” 30 [宋]周密《十二分野》,《癸辛杂识后集》,《癸辛杂识》,中华书局,1988年,第81页:世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最为疏诞。中国仅以毕、昴二星管异域诸国,殊不知十二州之内,东西南北不过绵亘一二万里,外国动是数万里之外,不知几中国之大。若以理言之,中国仅可配斗、牛二星而已。后夹夹漈郑渔仲亦云:“天之所覆者广,而华夏之所占者牛、女下十二国中耳。牛、女在东南,故释氏以华夏为南瞻部洲,其二十八宿所管者,多十二国之分野,随其所隶耳。”赵韩王尝有疏云:“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国而不在四夷。”斯言至矣。 31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啖子曰: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意,三传无文。说《左氏》者以为《春秋》者周公之志也,暨乎周徳衰、典礼丧,诸所记注多违旧章,宣父因鲁史成文,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言《公羊》者则曰:夫子之作《春秋》将以黜周王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解《榖梁》者则曰:平王东迁,周室微弱,天下板荡,王道尽矣。夫子伤之乃作《春秋》,所以明黜陟、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 32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33 牟润孙:《注史斋丛稿》,中华书局,1987年,第141页:两宋解说春秋之书虽众,笃守汉唐矩镬,专言一传,而不影射时事者,几可谓无之。北宋治春秋者好论内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论外侮,其言多为当时而发。无论与孙复胡安国二氏有出入否,固无不受二氏之影响者,亦可谓发明尊王攘夷之义为宋人春秋学之主流,余事皆其枝节耳。孙胡二氏之说明,宋儒所倡之春秋大义,可知而概略矣。 34 [宋]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隐公元年》: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昔者幽王遇祸,平王东迁,平既不王,周道绝矣。观夫东迁之后,周室微弱,诸侯强大,朝觐之礼不修,贡赋之职不奉,号令之无所束,赏罚之无所加,坏法易纪者有之,变礼乱乐者有之,弑君戕父者有之,攘国窃号者有之,征伐四出,荡然莫禁,天下之政,中国之事,皆诸侯分裂之。平王庸暗,历孝逾惠莫能中兴,播荡陵迟,逮隐而死。夫生犹有可待也,死则何所为哉。故《诗》自《黍离》而降,《书》自《文侯之命》而绝,《春秋》自隐公而始也。《诗》自《黍离》而降者,天下无复有雅也,《书》自《文侯之命》而绝者,天下无复有诰命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 35 [明] 徐树丕《识小录》“春王正月说”条:或曰:“何以始鲁隐也?”曰:“鲁隐之始,平王之终也。周之不兢自平王始也,宗周之业基于丰镐,而东迁雒邑,宗周之重失矣。”“然则何以不始于平王之初年也?”曰:“周虽东而君子尚冀其反于西也,故迟之以岁时至平王之终,曰:无冀矣。故《春秋》于是作也。 36 [宋]苏轼《周东迁失计》,《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页。 37 [宋]苏轼《周东迁失计》: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 38 参见[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32页:案幽王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史》不详太子出居何地,疑周礼出妻归适母氏,然则申后与太子皆当适申。杜预注《左传》云:“申,国,今南阳宛县”,其距东都为近。《周本纪》称申与缯、西戎、犬戎攻幽王,尽取周赂而去。是时宫室残毁,西戎、犬戎逼处郊畿,申侯奉平王即位东都,然则非平王之东迁也,去申近而因奉之以处东都也。(案:其间还有二王并立的特殊背景,详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