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10

库”租书屋的他，听完广播之后，担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会立即加强新闻出版的检查制度，便一个人悄悄地把“镰仓文库”租书屋收藏的左翼和右翼的图书，用背包搬回家中，统统付诸一炬。与此同时，他还将自己在战争末期写就的《英灵的遗文》和有关感想文全部收藏在箱底，反映了他的战争的“生涯也结束了”①。川端康成同大多数日本国民一样，在日本战败以后，产生了一种虚脱感、摆脱军国主义桎梏的解放感和美军占领下的屈辱感， 这几种复杂的情绪交错在一起，使他陷入迷惘的状态，长时期沉浸在日本战败的悲哀之中。他说：我们目睹了这个国家几乎灭亡的过程。我们目睹了那场战争的结束。人生的悲剧、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不能不改变我对人生的思考，同时对人生和文学的思考， 并且开始以更长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所以他一方面认为这场侵略战争是“一场错误的、遭到如此惨败的战争，多少能缓和我心中的近代病毒，那多好啊！”②“日本战败后，我更加切实地感到自己生活在现在的日本国土上。在我来说，比起政治上的愤慨来，我更多的是内心的哀伤，我的工作恐怕无法摆脱这种哀伤”③。“这种哀伤彻身透骨，反而使我的灵魂更加自由和安定了！”④另一方面， 他又说：“战后我感到自己好像死去一样”⑤，“我感到自己的生涯也结束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从这种的感觉中站起来”⑥，“没有能力感受真正的悲剧和不幸，我过去这种想法，现在变得更加强烈了。所谓没有能力感受，恐怕也就是本能上感受不到吧”⑦，于是，他表示：“不① 《感伤之塔》，《川端康成全集》，第22 卷，第149—50 页。① 《川端康成全集》附录，编缉部：《关于〈重逢〉》。② ⑥《感伤之塔》，《川端康成全集》，第22 卷，第149—50 页。③ 《我的思考》，《川端康成全集》，第27 卷，第434 页。④ ⑤⑦《独影自命》，《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268—69 页。相信战后的世相风俗，或许也不相信现实的东西”了①。日本投降后过了半个月，即8 月底，川端康成等人在大同造纸公司的建议下，将“镰仓文库”租书屋扩充为“镰仓文库”出版社，并在东京日本桥白木屋百货公司大楼租赁了一个地方，开设了出版社的事务所。川端担任常务董事，每天都得从镰仓上东京主持出版社的业务。此后五年内，正如秀子夫人所回忆的，“当时他的生活，可以说简直同‘镰仓文库’出版‘一心同体，了”②。经过长期的战争，战后日本书荒十分严重，而读者产生了强烈的读书欲望，所以“镰仓文库”出版社的工作特别繁忙。它不仅在地方上开设了分社，而且除出版图书以外，还编辑出版《人间》、《文艺往来》、《妇女文库》、《社会》等杂志。川端康成亲自担任《人间》杂志的编辑工作，倾注精力于发掘新作家，一手培养和扶植了青年作家三岛由纪夫。三岛的处女作《烟草》就是经川端的手发表在《人间》杂志上的，川端之所以参加繁忙的编辑出版工作，按川端本人说：“我由于事务工作忙，冲淡了对战败的悲哀和忧郁，我感到幸福”③。他大约想以繁忙的工作，避免自己从战败沉重打击下倒下去吧。但是，他又担心“出版社编辑出版杂志，万一发生新的战争，宣传机构不知如何动作，也就觉得参预这项工作有点危险，心情总是沉静不下来。战后头几年，他很少创作小说。日本的彻底失败，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日本，也动摇了日本的传统文化。川端康成对战争以及战败的反思，自然扩展为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以及审美意识中潜在的传统的苏醒。他觉得作为一个日本人，在战后的祖国更需要继承日本的美，他说：“我已经只能吟咏日本的悲哀”，“日本的‘悲哀’是同美相通的”①；“除了日本的悲哀美以外，今后我一行字也不想写了”②。他认为战败后他这种气质更强烈了。对一个日本作家来说，这也许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可以说，川端康成战后生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日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依恋和自信，对日本传统文化的执着和追求。川端在战后的这种哀伤情绪，既含有对战败的哀叹，反映战后失去独立的悲伤和对美占领时代各种事态的愤懑，同时还掺杂着对战争夺去他的青春年华怨恨，他悲叹：“对我们的生命来说，究竟战争时间是长还是短呢？可能有人认为是这可怕的浪费吧。时间对人来说，就是偶然，也绝不应轻易地让它浪费”③。“战败的哀伤，随着身心的衰颓而来，自己生长的国土和时间都仿佛被毁灭了”，“我也悲伤战争流逝自己的年华”④。再加上这个时期他的至友片冈铁兵、岛木健作、武田麟太郎，掘辰雄相继辞世，他的恩人横光利一、菊池宽先后于1947、 1948 年作古，这些人的葬礼，他都得参加，并致悼词，于是又有人戏笑他是“吊唁的名人”，产生了“第二次的孤儿感情”。川端康成的哀愁是复杂的，既有对个人前途的忧怨，也有对师友之死的哀伤，但更多的是对战争、战败和战争后现实的痛恨。这一点，他在旁听东① 《哀愁》，《川端康成全集》，第27 卷，第391 页。② 川端秀子：《回忆川端康成》，《川端康成全集》附录。③ 《战败的时候》，《川端康成全集》，第28 卷，第9 页。① 《不灭的美》，《川端康成全集》，第28 卷，第380 页。② 《追悼岛木健作》，《川端康成全集》，第34 卷，第44 页。③ 《感伤之塔》，《川端康成全集》，第22 卷，第149 页。④ 《山茶花》，《川端康成全集》，第1 卷，第440—45 页。京国际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犯之后更加明显地流露出来。川端接受《读卖新闻》的委托，于1948 年11 月12 日出席旁听东京国际军事法庭最后一天对日本战犯的宣判，头天晚上，他非常忧郁，彻夜不能成眠，除了生理上的因素（他正好患感冒、头痛、腹泻，他是带着怀炉去参加的）以外，还有心理的原因，这就是川端本人所说的：“日本人的残暴行为，受到惩罚，这是最大的耻辱”①。他旁听之后写了两篇文章，题目《东京法庭上的老人》和《东京法庭判决之日》更充分表现了他的愤恨和忧郁交杂的矛盾心理。他在《东京法庭上的老人》一文中愤愤地写道：这些人如此指导国家和民族，却不相信是愚蠢的。他们是国家动荡时期的得势者，他们把我们的过去放在被告席上。我看到他们作为无力的被告而受到审判，就对国家、对历史产生了怀疑。我觉得：想想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会有教益的。②他在《东京法庭判决之日》一文对战后的时局和政策还表示了忧虑的心情：东京法庭的判决，可能是一种政治下场吧。这种下场难道能够到达明朗、确实地解决问题的目的吗？目前日本的国情和世界的形势，不能从我的头脑中抹去，这是我忧郁的原因。假如这些人是历史上最后一批战争罪犯，我的忧郁也就可以拂除，街上就会响起欢快的歌声！但是，这只是一种祈祷罢了。另外，即使日本已经丧失了发动战争的能力，或者丧失了防卫的能力，国内的政治又将会如何呢？今天我仍然不清楚，还是冷漠些吧。虽然我过去受到政治的残害，但当我看见这些战犯的形象似是象征，也似是残影，我就想到现在和将来的政治。也许这也是我忧郁的原因。日本人的暴行在国际法庭上受到追究，更是我忧郁的原因。暴行是附在世界战争历史上的东西。但是，过去一切罪恶的例子，是不可能为新的罪恶辩解的，当今的文明世界，假如存在不进行残暴战争的国家，而日本却更多地进行战争，那就没有比这个更讨厌的了。①从这两段话里，我们不难看出，川端在战败的哀愁是十分深沉的，既有个人的原因，更多的是历史的也是社会的原因。也许川端康成从战败的哀伤中悟到一点道理吧，他的战后生活另一个特点，就是积极关心文学家的国际生活，关心国际文学交流和国际和平运动。众所周知，他向来是同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对政治的兴趣也很淡薄，战后他还曾一再表白：“以战后为界， 我的脚从这里离开了现实，邀游太空。本来我就没有深入接触现实，也许我是很容易脱离现实的”②。然而，事实上，他并非完全脱离现实。毋宁说，他比战前、战争期间，更多地接触现实，无论在社会活动中，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他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对现实作出反应。① 《近事》，《川端康成全集》，第27 卷，第411 页。② 《川端康成全集》，第27 卷，第401 页。① 《川端康成全集》，第28 卷，第205 页。② 《独影自命》，《川端康成全集》，第33 卷，第268 页。川端过去一向与外国作家无甚私人交往，战后却积极从事国际文学交流活动和国际和平运动。 1947 年，他同日本作家一起开始致力于日本笔会的重建工作，成绩卓着。 1948 年5 月，他继岛崎藤村、正宗白鸟、志贺直哉之后，出任了第四届日本笔会会长的职务。在他的努力下，国际笔会恢复了日本笔会的资格。 1949 年9 月，国际笔会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第21 届大会，邀请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出席会议。但当时日本外汇短缺，川端他们未能成行。川端康成给大会发贺信，除了表示努力发展日本同世界各国文学交流以外，还表达了以下的愿望：“日本笔会在政治上也要以自由作为基础，不参加政党运动。我们所有会员都憎恨反动的政治和暴力的战争，否定国内的暴力”；“日本笔会誓为拥护和平运动而竭尽绵薄之力，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义务”①。同时， 1962 年他参加了“呼吁世界和平七人委员会”。他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运动。同年11 舟，川端和丰岛与志雄、青野季吉、小松清等日本笔会作家应广岛市政府的邀请，访问了最先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广岛市，采访了原子弹爆炸中心。翌年4、5 月间，他又同二十余名作家、新闻记者再次访问了广岛和长崎，并在广岛召开了“日本笔会广岛之会”，讨论了“世界和平文艺”的主题。川端康成负责起草和在会上宣读了《和平宣言》。会后，他把目睹的原子弹悲剧的感受，写成《武器招来战争》一文，反对使用原子弹、氢弹，呼吁“应从这悲剧之地传达我们和平的声音！”发誓“作为作家，要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付出纯朴而诚实的努力！”②他并计划把广岛和长崎的历史悲剧写成小说，写成痛苦的记录，而不是愤怒的文章。结果，没有写成。川端康成作为日本笔会会长，为了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促使世界各国更关心日本和东方文化，与日本作家一起不遗余力地争取在日本召开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当时日本经济还没完全复兴，在日本承办这样一个大会，最大的困难就是筹措三千万日元的经费问题。日本笔会内部对是否在日本举办议论纷坛。川端当机立断地说了一句：“只好搞了吧！”就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决定下来了。为此，他同日本笔会事务局长松冈洋子亲赴英国伦敦，出席国际笔会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在日本举办这次会议的申请；同时赴法国、西德、意大利、丹麦等欧洲国家访问，面邀这些国家的知名作家予会。他回到日本国内，又同日本笔会会员一起，马不停蹄地向市民、工人、学生募捐，解决了会议最大的困难——经费问题，促使国际笔会第29 届大会得以顺利地在东京召开，打破了国际笔会以欧洲为中心的状态，同时向世界宣传了战后新生的日本和日本文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川端康成为了筹备这次大会，人都憔悴了，甚至有点神经质了。这时期他什么东西也没有写。这次国际笔会的胜利召开，无疑是日本作家和世界各国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但川端康成作为东道国笔会会长，他完成了重要的任务，在国际笔会同人、特别是在东方国家笔会同人中赢得了很大的声誉。国际笔会根据他对于这次大会的成功所作出的贡献，于1958 年2 月推举他担任国际笔会副会长。日本文学振兴会为表彰他在举办这次大会所作的努力，授予他菊池宽奖。日本笔会在他1965年辞去日本笔会会长一职以后，为表彰其多年功绩，赠以高田搏原所作的作家半身塑像。① 《寄威尼斯国际笔会第21 届大会》，《川端康成全集》，第34 卷，第11 页。② 《川端成全集》，第34 卷，第14 页。出任日本笔会会长期间，川端还亲赴法兰克福、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奥斯陆、汉城参加国际笔会第30、 31、 32 和38 届世界大会，并赴韩国、我国台湾参加亚洲笔会的活动。 1956 年他就“匈牙利事件”发表声明，表示所谓“同情争取自由而受迫害的人们”。 1968 年，同石川淳、安部公房、三岛由纪夫等作家就我国“文化大革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维持学术与艺术的独立自主”，反对“将文学艺术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康成在战后还为促进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以及恢复日中邦交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他于1971 年同“呼吁和平七人委员会”的委员一起发出恢复日中邦交的倡议书。他在家中接待过我访日的作家，共叙文学与友谊。川端康成一向孤独、寂寥，甚少参加社会活动，却如此热情地投入国内外的文学活动与和平友好运动，而且成为日本文坛最活跃的作家之一，这对于战后一再声明“离开了现实，遨游太空”的他来说，是另一面的真实。二 接受反战、民主思潮的洗礼战争结束以后，在激变和复杂的政治形势下，日本社会涌起了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反战思潮和民主自由思潮成为战后社会思潮的主流，对各界，特别是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川端康成自觉不自觉地也被卷进这一思想潮流之中。他不仅投身国内外各项文学和平友好运动，而且接受了战后反战、民主自由思潮的洗礼，对他的创作不可能不产生一定的影响。他的创作，战前和战后虽然没有“明显的断层”，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战后反战、民主自由思潮的冲刷，激起了些微变化的涟漪。他的作品呈现更加复杂的倾向，有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也有的走向另一个极端，颓废色彩更加浓重。也就是说，他们的作品更加表现了善与恶、美与丑的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充满了战后现实中培植起来的矛盾、悲哀与丑陋，思想倾向的二重性格就更加明显了。所以似乎不能说，战后川端的作品对社会现实反应等于零，其思想性全无可取之处，相反地，他战后的新作《五角银币》、《重逢》、《水月》、《离合》等掌、短短小说，以及《日兮月兮》、《河畔小镇的故事》、《东京人》、《生为女人》等“中间小说”（战后出现的介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的一种文学形式），有的描写了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和爱情带来的创伤和投下的阴影，以及对生的眷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的字里行间透出对美国在日本国土投掷原子弹的愤恨和对美占领军的不满。尤其是中篇小说《名人》和长篇小说《舞女》积极反映了棋艺家、艺术家对艺术事业的执着追求，以及探索应有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道路。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反映了时代的波澜，同他战前的作品相比，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创造。《重逢》是川端康成战后第一篇比较重要的短篇小说，发表在1946 年2月号的《世界》杂志上。小说描写了“战争暴力”把厚木佑三和富士子这对恋人拆散，佑三以为彼此缘分已经了结，便同另一女子结了婚。战后这对恋人不期而遇，富士子惊悉遭到佑三的遗弃，重逢的喜悦又带来了哀伤，而佑三一方面自责自己太自私，一方面又暗算着“让时间的激流把富士子卷走”。作家通过这对恋人战后的苦涩重逢，深入地开掘他们相逢时悲多于喜的复杂感情，透露出这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和痛苦，将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混乱和贫困的景象，艺术地再现在读者面前。譬如“文墨节”上一片褴楼的衣衫、废墟上残留的焦臭味、复员士兵表情的有气无力、伤员的失魂落魂，以及可怜巴巴的吉普女郎在街头招引美军等等，给小说笼罩上一派战后的凄凉景象。就是对佑三和富士子的描写，也是把他们在战争中早已被埋没的爱情，与战后社会生活融合在一起，尤其难得的是，作家安排了“文墨节”这样一个和平节日的情节，意在说明“战神已经改变了这个社会”，日本“大概着眼于实行文治了”。他还写了参加节日的人们“已不再祈求武运长久和战争胜利了！”但他却没有进一步探讨如何对待战后的生活，让富士子在失意面前感到“世界茫茫，也不知自己将会怎么样”，借此把自己战败的哀伤，以及对前途的彷徨心情，依托在富士子身上，落入失望之中。这篇小说，着力写了佑三在重逢中深感自己的责任和道义、自己的良心早已被抛在战争的激流中去，从自己的罪孽和悖德中看到自己的狡诈和自私，悟到自己也遭到了战争的毒害，陷于茫然与惆怅之中。他面临着道德上的抉择，表现了一种压抑的楚痛。也就是说，作家是把佑三放在交织着自我牺牲与自我中心、自省与自满、利他与利己、道德与邪恶的思想矛盾冲突中加以塑造的，在行文中明显地给人们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产生这一人物思想矛盾冲突的根源，是在于战争，在于战争的暴力。同时，作为时代背景，对美占领军的淡笔素描，也表示了作家本人的愤懑态度。他写道：“? .在战争中早已被埋没的东西又复活了。那场杀戮和破坏的浪潮，竟然无法消灭男女之间的细微琐事。”虽然言语并不激烈，但在平静柔和之中却表示了作家坚定的信念，“战争未能消灭的东西，美军的占领也不能将其消灭。”对于一向在作品中以对现实、政治、社会淡薄的川端康成来说，这不能不是受到战后反战、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的结果，不能不说是一个进步。美占领军当局对这篇小说作了“事前检查”，认为小说里穿插描写美占领军同日本吉普女郎的作为，有损于美占领军的形象，而大加删节。出版社征求出版单行本时，川端拒绝发表，以示无言的抗议。当时日本文坛，谁也不会想到川端康成的作品也会遭受到美占领军的检查和删除，都不禁感到愕然。作家战后另一篇重要的短篇小说《水月》，通过京子对死去的前夫的追思，叙述她前夫虽然害病，但也被征去做修机场的苦力，她承受着“又是战争，又是避难，又是丈夫病重”的生活重压，表现了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战后第一部着名的长篇小说《舞姬》中的舞姬波子在战争中失去了艺术青春，悲叹战争期间“人都被遗弃了”，表露了对战争的厌恶情绪。《五角银币》、《竹叶舟》等也通过日常的细微琐事，反映了对战争的哀伤和愤懑。川端康成这种厌奔战争和反战的情绪，也流露在他的一些散文随笔里。《感伤之塔》写了作家接到许多文学青年的来信，谈到战争毁坏了她们的家，夺去了她们的幸福，譬如在战争中叶子的母亲逝去、弟弟入伍、情人战死在侵略的战场上；蓝子在战争开始不久，就成了寡妇，拖妹带儿地承担着生活的重担? .战争破坏了她们的生活，这一封封书信，垒成了一座“感伤之塔”。”在这战争结束翌年，川端将在鹿屋基地的生活体验，写成短篇小说《生命之树》，它描写基地女招待启子悄悄爱上特攻队员植木，植木出发前本想向启子发泄兽欲，却被启子的纯洁的爱所打动，克制住了。植木在冲绳战役中战死了，其战友寺村向启子求婚，启子没有答应，因为她的心仍然想着植木，自己也打算死去。但她觉得植木的死，“是被强迫的死，是被导演的死，人为的死！”战后启子回到东京，凝望着树木的新芽，眷恋着由于战争而失去的日本的春天，点燃了她对生的希望之火，这才打消了寻死的念头。作家似乎是把特攻队员的死，写成是最大的徒劳，同时也表现了求生的欲望。作家对基地生活表现得如此沉静，对特攻队员的死表现得如此冷漠，甚至指出这是“被迫的死”，死得无谓，令日本文学界都大为震惊。人们都觉得他“在这样大的战争中，也没有反映人们关心的问题，不能不让人表示近乎恐惧的尊敬之情”。①作为纯文学作家的川端还另辟新径，写作了一些中间小说，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在这里行间隐现了对战争和战后美军占领日本的现实的不满。《日兮月兮》写了战争给朝井一家造成夫妻离散、儿子战死的不幸，还写了美军占领下，日本传统的茶道、传统的纺织工艺，以及传统的生活习惯失去了真正的精髓，感叹日本文化遗产失去了光彩，大大地动摇了战后日本人的心灵世界。作家面对这种状况，发出了“总不是味儿”的慨叹！《河畔小镇的故事》写了一个青年店员这样一句话：“日本战败了，被占领了，可是燕子还是从南国飞回令人怀念的日本，没有变化。从外国来的家伙的态度，不也是没有变化吗？”作家以燕子喻人，并同美占领军对照，说明日本人怀乡的精神没有变，美军占领的态度没有变。他还巧妙地利用在战后的日本仍找到“龙塞”的情节，表明日本表面变化了，日本还是存在，“日本还是不会灭亡”，从中发现了在美军占领下潜藏在日本深处的真实，日本深处的古老文化还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小说还穿插了这样的情节：一个叫房子的女子在战争中失去父亲和弟弟，她被美军诱拐上吉普车，一个素昧生平的青年达吉见义勇为，冒认房子是自己“妻子”上前营救，最后以自己的车相撞美军的吉普车。以此作品反映了美军占领下日本人受凌辱的现实，以及人民对美占领军的反抗情绪。川端最长的一部长篇小说《东京人》开首就对美国的原子弹政策，特别是对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以及战后投下十亿美元在冲绳修建原子弹基地的政策加以抨击。还写了东京站前旅馆专辟外国人休息室，墙上悬挂着日本地图，却规定日本人不得入内，而年轻的美国大兵却可以挟带流着泪的日本女子大摇大摆地走进去，艺术地再现了日本山河遭践踏，日本人民遭损害的形象，作家对此不禁发出“真令人气愤！”的声音。日本投降以后，川端康成确是深深陷入哀愁之中。他这种哀愁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他既看到国家战败的衰亡，痛恨战争的悲惨，也看到战后复杂和再生的希望。他既摆脱了“内心的悲哀”，“不相信现实的东西”，甚至他“厌恶、讨厌人的倾向以日本投降为界而益加深”；①同时他也痛切地了解到“必须使日本再生！”“要回到古老的日本去，又要面向宽阔的世界前进！”①这两种矛盾的心绪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战后作家独特的内心活动和悲伤情调。似乎可以说，川端康成战后的活动，包括社会活动和创作活动，都是出于他这种哀愁，这种双重结构的性格。战后，川端康成在文学上获得最大成就的，可算是《舞姬》、《名人》、《古都》、《千只鹤》和《睡美人》了。① 转引自进藤纯孝：《川端康成传记》第436—37 页。① 《天授之子》，《川端康成全集》，第23 卷，第564 页。① 转引自佐伯彰一：《川端文学的“我”的形象》。第十章《舞姬》——爱情?生活?事业《舞姬》从1950 年12 月12 日起，至翌年3 月31 日止，在《朝日新闻》上共连载一百零九天。这是川端康成在战后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以一个芭蕾舞演员在婚姻问题上的曲折经历和对舞蹈艺术的执着追求为情节线索，深刻地揭示了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中，家庭生活里封建意识与民主思想的矛盾和冲突。日本封建社会延续了八百年的历史。 1868 年明治维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不彻底，仍然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后来日本走上封建军国主义的道路。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在日本社会根深蒂固。战后，根据《波茨坦宣言》，日本进行了一系列民主改革。政治上，制定《日本国宪法》，改封建的天皇制为君主立宪制，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政体。在经济上，解散财团，力图对资本垄断作某种限制，实行土地改革，废除了半封建的地主所有制。在社会生活上，取消了封建家长制、家族制和身份等级制等等。特别是战后日本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空前发展，民主主义思想得到普遍的传播，在民主改革和民主运动浪潮的冲击下，战前依靠封建传统伦理观念支撑的家庭关系，战后也开始发生了动摇和变化，逐渐走向崩溃。《舞姬》虽然没有正面叙述战后转折朔这种新旧思想、新旧观念复杂交错的社会情态，但它的故事是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铺叙的。小说主人公波子及其丈夫矢木、儿子高男，以及年轻时代的恋人竹原、学生友子等几个主要人物，围绕着他们的婚姻爱情、生活与事业中出现的各种思想矛盾而展开冲突，通过具有朦胧的民主思想的波子和品子，向封建意识浓厚的矢木所作的抗争，反映了新思想向旧传统的挑战。女主人公波子年轻时同竹原相恋，并在竹原的热情帮助下，修建了自己的排练场，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他们虽然产生了感情，但竹原觉得艺术家一旦结婚，“她的幸福就只有在其结婚生活中去寻找”，因为他“没有信心能使波子得到幸福”，从而回避了同波子结缘，以至铸成了不可挽回的“错误的过去”。后来波子同矢木结婚，双方都是秉承家长之命而成亲的，她完全不了解矢木，矢木也完全不了解她，只是“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去贯彻母亲的意志”。他们的结合既没有感情基础，更谈不上具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矢木认为女子的天职，就是伺候丈夫、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因而对妻子一味苛求，常发怨声；甚至瞒着妻子私下存款，偷偷将妻子的房子改在自己的名下，在家庭生活中处处独断专行，摆出一副大男子主义的面孔，要妻子百依百顺。波子面对丈夫的自私、狡猾、卑俗和封建意识，面对毫无爱情的家庭生活、感到疑惑、失望、悲伤，她觉得同矢木生活在一起，是“在没有爱情的地方描绘爱情，是爱情幻灭的恐怖”。她不满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希望得到真正的爱情，她厌倦这种不能独立自主的家庭生活。可是，由于旧的世俗观念与其自身的文化心理的局限，又难于超脱封建伦理道德的拘囿。她不满、彷徨，有时也呐喊和抗争，却没有燃起更加炽热的反抗的火焰。婚姻的羁绊成了梦魇般压在她心上的精神重负，她没有勇气同传统的封建道德决裂，只好选择了婚外的恋情。她明知竹原已有妻室，即使自己同丈夫分居、离婚， 也不可能同竹原结合；她也明知同竹原继续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是“不合法的”，但她仍不断地同竹原幽会，依恋着昔日的情人，彼此寻找精神上的寄托，给自己的事业带来一点支持的力量。矢木竭力维持封建家长制、巩固封建家族主义，他与企图冲出封建家庭牢宠的波子的矛盾冲突，波及整个家庭和家庭生活，时时泛起涟漪，有时还掀起轩然大波。女儿品子是个具有民主思想的新女性，她一方面责备母亲同竹原的不正常交往，另一方面又感到母亲的心情已痛苦到了要喷出血来似的，认为父亲对待母亲“太残忍”，母亲是父亲的“牺牲品”。于是她勇敢地向封建观念挑战，公开批评父亲“是吃掉妈妈的灵魂才活着的！”儿子高男多少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虽然对父亲有所不满，但在对待婚姻与爱情问题上，他也是竭力维护旧的传统观念，觉得母亲背叛了父亲，常常站在父亲一边。生活与事业之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存在矛盾的，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是不能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男女还没有完全平等的社会里，妇女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突出。波子是个事业型的女性，而不是生活型的女人，她很有事业心，为了自己的芭蕾舞事业，她不顾丈夫的苛责，决心不生第三个孩子，以便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扑在事业上。她本人由于战争的关系，失去了艺术青春，但她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心血倾注在她的女儿品子身上，尽力把品子培养成一个出色的芭蕾舞演员，以“完成自己未竟的梦”。她觉得她的学生友子很有才华，不愿让友子牺牲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来担任自己的助理教练，便劝友子去芭蕾舞团工作，以便友子得到更多的舞蹈实践的机会，充分发挥友子的才能。她无论训练品子还是教授友子，都是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就是在战争的岁月里，也让品子和友子悄悄地继续苦练舞艺，她这样做别无他求，只是希望芭蕾舞艺术延续下去，使这一艺术之花得以永存。在母亲的启发和教育下，品子也十分热爱自己的艺术事业。她虽然也由于战争失去了留学的机会，虚度了学习的年华，为了专心从事舞蹈工作，二十多岁了，仍不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拒绝自己的舞伴的求爱，甚至表示将来即使结婚，也不生孩子。总之，她把自己的结婚、成就、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同母亲和舞蹈事业联系在一起，真心实意地为此作出牺牲。作者笔下的矢木又是怎么样对待妻子女儿所热爱的舞蹈事业的呢？由于封建意识在他的头脑中作祟，他自己醉心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却把妻子女儿从事的舞蹈，看成是“肉体的表演”，“女人通过跳芭蕾舞只是锻炼身体”，他不让妻子修建舞蹈研究所，责怪妻子为了舞蹈事业不再生孩子，甚至不满妻子排练用电多。总之，他不理解、不关心、不支持妻子的事业，相反要妻子牺牲自己的舞蹈工作，回到厨房做一个旧式的“贤妻良母”，来支持自己的事业。波子热爱生活，更热爱事业，她把事业置于生活之上，这必然加深同没有感情的丈夫之间的矛盾，处在事业与爱情的双重危机和双重煎熬之下，作家把事业、生活和爱情的冲突引向更深一步，意在说明封建意识正是妇女处理事业与生活，婚姻与爱情关系困难重重的根源所在，并进一步探索艺术家应有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道路，表现了艺术的力量可以战胜爱情，战胜邪念，乃至战胜一切，深化了主题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战后生活的反映是真切的，是含有一定的生活哲理的。而且，作家对于波子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而承担与丈夫离异的痛苦是深表同情的。川端康成还通过描写波子的学生友子对待生活与事业的错误态度来加以烘托。友子爱上了一个四十开外的有妇之夫，她为了挣钱给情人的儿子治病，决计放弃自己的理想，离开了波子去浅草当脱衣舞娘。友子这个轻率的决定，对于波子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波子悲伤之余，为了解救友子，阻止她走上这条堕落的道路，把自己的戒指送她，还准备早日卖掉自己的房子给她一点接济。品子愤愤批评友子的轻率行为，是“道德败坏”，是“不贞洁的人”，并且提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难道这就是女人的爱的奉献，爱的牺牲吗？”然而，友子的回答却是：“如今时兴所谓自由，自由，我也把我的自由献给我所爱的人。这样做，是我的自由，我也有所谓信仰的自由啊！”这反映了战后日本一些年轻人受到西方生活方式的影响，一旦冲破封建的束缚，不能正确理解自由的意义，找不到正确的生活道路。同时也说明作家是有意通过过品子和友子的言行，来表达自己的道德伦理的正确的一面，以及说明西方文化熏陶与历史文化分离之间联系，这同他在某些作品所表现的违背道德伦理的思想是相悖的，似乎也可以从中看到川端康成创作思想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吧。川端在《舞姬》里通过创造这几个艺术形象来抒发自己的情怀。他花较多的笔墨把那个时代日本妇女的娴雅、温顺、脆弱而哀婉的性格特征，都集中在波子一身，使这个人物自始至终贯穿着日本传统文学的“悲哀情感”，从中捕捉最感人心灵的最哀伤的东西来加以抒发。当波子悟到自己背着丈夫同竹原幽会是违背伦理道德，触到自己灵魂的丑恶时，心中愧疚，带着畏惧的心情回到家中，心神不定，顾影自怜，甚至给丈夫倒茶叶的手也颤抖不止，以致把茶叶撒落一地，这种场面的描写，准确地揭示了波子内心深处种种隐微的曲折情感：感伤的情绪、动荡的心理和飘渺的性情，把性格怯弱而命途多舛的这个人物的形象，惟妙惟肖地描画了出来。作家还从不同角度镂刻了矢木的冷酷寡情，高男的彷徨空虚，品子的刚强爽朗，竹原的优柔寡断，友子的单纯幼稚。作家还以精雕细琢的描述，明显地表现出波子和品子之间的细微差别，品子柔中带刚，温顺中带庄重，她的温柔和温顺很像波子，而她的刚强和庄重则是波子所不及的，品子性格奔放、外向，而波子性格含蓄、内向。为了突现他所同情的人物，作家把波子放在前面，把矢木置于背景这种表现手法，也是成功的。《舞姬》同川端的其他小说一样，往往通过这些人物的环境创造一种艺术气氛，给读者以一定的感染；或者运用象征、比喻的手法刻画艺术形象造成一种蕴藉含蓄的美，让读者的想象驰聘。作家写皇宫护城河里白鲤鱼游弋，暗喻女主人公不吉利的生涯，写波子和竹原看见河中的一条白鲤鱼孤零零地呆在一个角落里，纹丝不动，联系两个“孤独之身，同病相怜”，实际上是以白鲤鱼作为美的、虚幻的象征。写河边岸柳，一侧树叶微黄，没有凋落；一侧叶落满地，成为秃树，以及日比谷公会堂前的几株银杏树的凋黄程度也因树而异，慨叹“树木也有各自的命运”，象征着主人公各自不同的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