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说中国近代史(完整版)-张鸣-2

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清朝作为满族统治下的王朝，在政治上的确存在很强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对汉族士大夫的压迫。它不仅在整体的权力分配上重用满人，监视汉人，满人的入仕机会比汉人多得多，而且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而大兴文字狱。大家常将明清文字狱连在一起说，实际上清朝的文字狱比明朝要严重得多，可以说历朝历代文字狱最严重的就是清朝。普通百姓对于民族压迫未必有很强烈的感觉，因为满人比较聪明，满人不做基层官员，这就相对隔离开了普通汉人百姓和满人统治者。但士大夫是能切身感受到这种压迫的。上一讲中提到，任何一场农民起义，如果没有士大夫的参与，基本上是成不了什么大事的。那么太平天国作为农民起义，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没有得到士大夫响应呢？这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虽然是基督教跟中国文化结合的产物，但结合的那部分是他们领袖的朴素的农民情结，他们对于中国文化中上层文化的儒家文化采取了一种排斥的态度——其实他们对儒教也没什么实质性的反感，就是打碎了孔子的权威，把孔子变成了一个小丑似的形象。对于这一点，士大夫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来说，王朝的更迭不是大问题，但如果有人对士大夫说整个儒学体系一文不值，那么我想他们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是他们历朝历代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所以，曾国藩起来以后，他的动员纲领就是卫道。他在《讨粤匪檄》中刻意强调了太平天国对这种传统圣道的摧毁。其实太平天国有点冤枉，他们真没摧毁儒教。太平军一路上摧毁的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他们把庙全拆了，把菩萨泥胎全砸了，但士大夫对那些并不是很在意。士大夫受不了的是太平天国连孔子都不在意，甚至把孔子变成一个小丑似的形象。实际上，太平天国也做了些努力，他们也开科举取士，希望有士大夫投奔。但真正去的只是些低层次的人，最高是属于秀才这一级的，而且里面没有什么特别牛的人。有些挺有才华的人，比如钱江、王韬、容闳他们，都是先到太平天国，之后发现这个地方不行，根本没有他们的生存余地，就又退出去了。所以，太平天国归根到底是一个农民自己的起义，其中混杂了大量社会边缘人士。到了后期，尤其是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跟洪秀全闹内讧之后，大量的流民、土匪、绿林好汉，以及像捻军这样的半匪半割据的势力全部进来了。太平天国前期，原来的那些老“粤匪”，即两广那帮人，由于拜上帝教这样的宗教的约束，纪律还好。但当上述那些人大量涌进来后就惨了，他们打着太平军的旗号，烧杀抢掠什么都干。太平军对江南的破坏主要在1856年以后，他们在那一年占领了苏州、常熟、杭州等地，所以像这样的军队素质实际上毁了太平军。那时候太平军已经觉得实力减弱，所以不管什么人，只要打了太平军旗号，只要愿意服从太平军，太平军就给他封号。这样一来，这支农民起义军纪律更坏，更像匪了，这当然就更进一步地排斥了士大夫。所以此时，这个农民起义的命运实际上已经定下来了，后期无论怎样挣扎都无法成事了。这是一场旧式农民起义，但是它具有一些新的因素。前面讲了宗教因素，如果没有这个因素的话，太平军不会有那么强，很难兴起，但是这支军队的失败也跟它有关。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属于西方器物的因素。太平军不排斥西方事物，他们到了江南以后很快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而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采用西方的器物还是有障碍的，包括湘军也是如此——湘军崛起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用过洋枪洋炮。太平军发现洋人的枪炮很好用之后，便开始大量采购，所以在李秀成和李世贤这样的军队里有大量的洋枪炮。当时曾国藩把李鸿章派到江苏、上海新组织起一支军队，即淮军。李鸿章刚跟太平军对阵的时候，面对李秀成的部队，他觉得非常吃亏，因为对方是几千杆洋枪一起轰击，那种仗根本就没法打。然后李鸿章才开始琢磨引进洋枪洋炮。那段时期，对阵的清军和太平军都比着用洋枪洋炮，所以当时洋枪洋炮的走私是最火的生意，很多洋人都在做这个买卖，甚至传说有些传教士也用他们的圣箱来倒卖军火。那个时代，西方枪械正处于一个转折变革时期，就是从前膛枪向后膛枪转换的时期。这一系列转换进步得很快，从最老式的前膛枪开始，后来就是火绳枪、燧发枪、后膛枪、有膛线的枪等。但是这样一来，前面的款式也被淘汰得很快，只能卖废铁，然而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销路，而且销路很好，其实从那以后直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都是如此——中国实际上是一个万国武器库，所有的这种淘汰枪支都卖到中国来了。当时，清军里有洋枪队，比如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些其实都是洋人搞的。太平军那边也有洋人，太平天国文献里很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就是英国人呤唎写的，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参加并帮助太平军的洋人。此外，清军洋枪队最早的副队长白齐文，在清军那边混得不好，后来也跑到太平军这边来了。那个时候，中国突然之间变得有很多机会，于是就有很多西方的冒险家来到中国，有一些是经商——当时经商主要是倒卖军火，还有一些是来打仗的。有些人经商不在行，但可以当雇佣军，所以就有了雇佣军。像美国人华尔这样的洋枪队队长，他最早是美国牛仔，也跑到中国来冒险。雇佣军在西方一直都是一种行业、一种买卖，到今天还挺兴盛，收益颇丰，像什么黑水公司就是雇佣军。这帮人就是职业的军人，他们没什么正义、民族、国家的概念，就把这当成生意，给多少钱干多少活。对他们来说，哪有生意去哪，中国有生意就到中国来了。士大夫跟农民是不一样的，农民接受西方的东西没有障碍，看到好用就拿着用，但是没有进一步组织和升华的能力。而同样是洋枪，到了淮军手里头，就跟在太平军手里不一样：淮军可以接受洋人的帮助，并在洋人的帮助下，把军队按照洋枪的档次、型式进行改编，使洋枪的作用能发挥得更好。比如，他们很快学会了用方阵，前膛枪用方阵威力是很大的，如果不用方阵，一枪放过去就拉倒了，后面一枪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呢。洋枪队最后变成了汉人是兵，洋人是教练。太平军也用了炮，但是用得不好。而淮军洋炮用得比较好的关键在于，洋枪队后来的首领戈登是一个炮兵奇才。戈登用洋炮的特点是会计算，他懂得用正弦余弦去计算射程和角度，通过这边的角度就能算出从这边到对方城头有多少公尺，该用什么角度射出炮弹。如果射程不够就往前推进，如果射程远了就往后挪。他每次都测量，这样每次都打得非常准，他们炮兵在当时就属于西式炮兵。这些正弦余弦的算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中学学的那点东西，但是当时中国人不会，中国人最初用炮就是瞎蒙，目测估计一下，打远了再调一下，几炮打出去，对方反击过来，这边就完了。淮军看到戈登测得很准，便也学了一点，至少大体上会用了，这样他们用炮用得就比太平军好。太平军兴起后，洋人曾去考察，考察完多数人觉得太平军不错，只有美国公使说太平军不靠谱。时间久了，大家都说太平军不靠谱，认为如果太平军当家的话，可能比清政府更难对付，更没有章法，所以他们觉得还是支持清政府好些。而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基本上全面屈服了，于是洋人就对清军进行武器帮助，对太平军进行武器禁运。本来就制度和军事组织而言，太平军已经差一档次，如果武器再跟不上，双方胜负优劣就更加明显了，于是战争的天平开始倾斜了。关于太平军的几个问题太平军有几个问题一直以讹传讹，这里做些解释。人们在一段时间里认为太平军实际上是解放妇女的，他们设置男营女营，有女兵。实际上太平军没有女兵，而且对妇女的禁锢比清朝还厉害，男尊女卑礼法的讲究也比清朝厉害。这个道理很简单，农民暴发之后，除了摆阔之外，剩下的就是“我要更讲究，这能证明我不是暴发户”。所以，解放妇女实际是我们后来给他们加上去的。还有一个是《资政新编》的问题。《资政新编》是太平天国的一个亮点，农民起义能提出这样一些具有西化色彩的纲领很不简单，因此洪仁玕也被看成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当时《资政新编》和《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是并行的，颁布《资政新编》的同时也再一次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但这两个东西根本是格格不入的，《天朝田亩制度》其实是一个农业式的军事共产模式，跟《资政新编》完全是两股道上的车，这两个东西怎么能一块出来呢？这实际上证明了当时的领导者其实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实行《资政新编》这套方案。实际上最后也没能实行。再说洪仁玕。洪仁玕被任用总理朝政，其实就是天京事变之后，洪秀全把石达开逼走，任用自己亲信的一贯做派的延续。洪秀全的两个哥哥——洪仁达和洪仁发是超级饭桶！洪秀全的智商也不是太高，只是宗教狂热度比较高而已，而他的两个哥哥完全是小肚鸡肠、鼠目寸光。让这两人当朝，其他人几乎都受不了，正好这时候洪仁玕回来了。洪仁玕是洪秀全的堂弟，算是他们家人，而且毕竟见过点世面，相对那两人来说稍微好一点，所以就任用洪仁玕了。从洪仁玕的自述上看，他到死也不认为洪秀全任人唯亲是一种错误。太平天国后期的领袖，像李秀成这样的，根本看不起洪仁玕，李秀成在自述中几乎没有提过洪仁玕。洪仁玕虽然提出了《资政新编》，但他没有什么高招去拯救这个王朝，对于洪秀全的错误也没有什么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样一个《资政新编》。过去的太平天国研究中对《资政新编》的评价太高了，其实它只是一张纸而已。湘淮两军——汉族士大夫的崛起我们讲太平天国，必须提到的一个相关问题，就是汉族士大夫的崛起。太平天国对于中国历史的贡献之一，就是它的确改变了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那段时期，不仅仅是太平天国闹得凶，从南到北遍地都是农民起义，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天地会起义，广东有红头军起义，西南有云南回民起义，甘肃宁夏一带也有回民起义，反正遍地烽火。当时北方好多地方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形：随便拉一帮人来去抢一个戏班子，把人家演皇帝的行头拿过来披挂在自己身上，搭一个棚子就开始称王称帝了，什么军师丞相、三宫六院，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实际上这种局面说明，这个王朝快不行了，它的绿营军不行了，八旗军不行了，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又被英法联军歼灭了，真是没有什么可拿得出手了。这个时候如果不是汉族湘淮军的崛起，清王朝就真的完了。之前，清朝政府对于汉人有很多防范，中央官职满汉两套，看似平等，实际上，六部堂官皆是满人掌权、掌印，汉人干事，无一例外。各地的督抚，重要的位置，基本上都是满人当。清朝就两个重要的督抚，一是直隶督抚，一是两江督抚，两江督抚有时候还会授予汉人，但是直隶督抚很少授予汉人。各地驻防八旗首领实际上是和督抚平起平坐的。驻防八旗首领有的是将军，有的是都统，目的就是监视汉人。满人统治者对汉人非常不信任，林则徐禁烟的时候，当朝皇帝对他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一有人进谗言，马上把他撤了，发配新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野的汉人士绅崛起了。湘军一直人数都不是很多，但是仗打得非常漂亮，虽然也失败过，尤其是和石达开对阵时，但是总的来说，湘军是胜仗比较多，打得相当顽强。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清廷一些满人就改弦易辙了。最早变革的，实际上是后来被政变搞掉的肃顺他们一伙人。肃顺是咸丰皇帝很信任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叫他宠臣，但这样说其实对他不怎么公平，他是非常受皇帝信任的，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人。肃顺是一个满人，他那时候已经看到了问题所在，他公然地宣称满人不行，得用汉人。所以信任汉人是从肃顺开始的。曾国藩打了胜仗以后，咸丰皇帝本想让他当湖北巡抚，然而当时的朝廷军机大臣祁离藻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一介匹夫，没有官职，匹夫振臂一呼而应者云集，此非朝廷之福。咸丰于是把这件事放下了，后来在肃顺的坚持下才给了曾国藩地方实职——两江总督。这是肃顺的功劳。如果一直不给曾国藩地方实职的话，湘军就很难办，因为湘军在体制内就是民团。国家是不给团练发军饷的，那么钱从哪里来？当时钱江出了个主意，可以开征厘金，就是收商税，这是好主意。但是开厘金、设厘卡必须得有行政权才可以，否则商人是不会交税的。所以当曾国藩还没有职务的时候设厘卡，经常会被地方政府赶走，他们的经费很紧张，一开始是凑出来的。朝廷那时候重用胡林翼，胡林翼是帮助湘军的，他不是湘军的头，但实际上可以当湖广总督的家。当时的总督满人官文比较乖，他自己没啥本事，但知道胡林翼能干，于是默许“我不管你，你爱怎么干怎么干，但是功劳首先是我的，往上报的时候首先得报我，因为我头衔高”。胡林翼也很乖，每次打了胜仗就顶着官文的头衔上报。后来中兴名臣，官文的位置是排得很高的。湘军就这样成长起来了。湘军是一个跟绿营、八旗不一样的军队，它最大的特点是兵为将有，这一点跟后来的新建陆军也不一样。曾国藩是模仿戚家军的模式建的湘军，但是区别在于，戚家军是将领们建的，而湘军是儒生建的，一种儒生带乡农的模式——就是说曾国藩弟子门生很多，这些人都下乡招兵，招那些最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要城市痞子，更不要当过兵的，就是要这些农民。招了以后，这些兵都是一个地方的，将领就是当地乡绅，士兵就是本地乡农，当然凝聚力很强了。你招来的兵，为你负责，招多少人，就给多大的官当，一旦这个招兵的人死了，那这个营也遣散，没有了。所有的人都跟曾国藩有这种师生关系，都服从曾国藩一个人，他不发话，谁也调不动。曾国藩觉得，当时绿营兵关键是没有道义感，士兵跟将领之间没有人际关系的联系，打仗的时候直接给你派过来，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那我为什么给你打呢，为什么我听你指挥，为什么替你卖命呢？但是湘军就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个共同体，大家是有密切关系的，本来就是一个村出来的。当然这就去玩命了！大家一块，要渴一块渴，要饿一块饿，湘军有很强的道义感。这样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别看绿营、八旗很松散，但它是国家军队，是国家所有的。有些军官能吃空饷，是因为每个士兵的薪饷都是国家发的。但是湘军怎么吃空饷呢？你敢在自己乡里乡亲面前，说我就吃空饷吗？这不可能的，做不到，否则会被人骂死。但是，兵为将有的确是有军阀的苗头了。无论是五代十国还是藩镇，都存在这个问题。既然国家指挥不了兵，只有将领能指挥，那么一旦时机成熟，将领告诉士兵去反政府，他们也会去反的。曾国藩靠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儒学道义感。他是个理学家，他刻意强调的是这种儒学道义，并以身作则，所以整个湘军的道德感特别强。但淮军稍有不同，淮军是李鸿章建起来的，李鸿章很灵活，有些痞气。他的部下，都是他在安徽做团练时的兄弟，什么人都有。他的军队不怎么讲道义，但讲义气。曾国藩这个人打仗，在战略上很有一套。他认准了太平军的格局是沿长江一字长蛇，只要从长江上游往下打，就可以打灭它。湘军就按照他的部署打，但太平军在李秀成的率领下进攻江南，江南是中国的财富之地、漕粮之地，中国的财富主要是靠江南出的。当时江南告急的时候，朝廷调湘军，曾国藩不动，但也不得不应付一下，于是就派李鸿章带几个营的老湘军，李鸿章自己再招些人马，于是有了淮军。李鸿章实际上就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曾国藩的性格跟李鸿章是不一样的，曾国藩很刻苦，意志很坚定，识大体，但他脑瓜没有李鸿章灵活。这两人其实互相都挺欣赏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幕中一直在干事，但他们之间有过冲突。比如最初李鸿章经常起不了早，但曾国藩是天亮就起来吃饭，其他幕僚也随之早到，可李鸿章就起不了早，于是两个人就起冲突。曾国藩就想，你要不想混就走。于是，李鸿章说我的睡懒觉就是被老师改正的。但即使如此，他们俩还是有些不合，毕竟李鸿章不是一个能长期当幕僚的人，他总是要独当一面的。这个曾国藩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了机会就把他派出去了。但是李鸿章的兵不够，于是就回老家安徽招兵。曾国藩是个理学家，行事很古板，常写日记反省自己，下盘棋就反省自己，看到个漂亮姑娘也反省自己。他觉得必须每日三省五省的，但是李鸿章不是这样的人，他交的朋友也不一样。他的家乡有一帮不是很守规矩的人，就算是乡绅也是一些比较邪的乡绅，比如说盐贩子或者跟盐贩子有关的人，跟土匪有关系的一帮家伙，但到这个时候都很厉害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们就会起来。等于说，李鸿章拉过去一批现成的兵，然后组织成一支淮军。淮军的组织模式其实还是湘军的，但是等到了江苏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已经不是儒生带乡农的模式了，而是一帮杂七杂八的人，甚至好些都是太平军的降军。这些人在湘军是不受重用的，但到了李鸿章这儿，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只要能干事，就会受到重用，金钱美女，要什么给什么。所以淮军的风格跟湘军完全不一样，但是确实很实用。淮军的西化程度也非常高，只要有用什么都可以学。洋操有用就学洋操——以前的中国军队是不搞列队，不搞齐步走的——所以淮军的口令“向前看齐、齐步走”全都是英语，直到淮军教练走了还是英语，一口安徽口音的英语。淮军跟湘军有一点一样，就是也是兵为将有，军队不跟朝廷走，跟将领走。这两个湘淮军首领被重用之后，其他人都开始效仿。有很多很多支军队，既不是淮军也不是湘军，但都是按湘淮军模式建立起来的。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由汉人的士大夫组织军队，来报效国家报效清朝。“同光中兴”正在战争的紧要关头，朝廷发生政变了，咸丰死后，肃顺他们被干掉了。咸丰皇帝的妃子叶赫那拉氏给咸丰生了个儿子，于是她就升格为西太后了。大家不要认为西太后是一种尊称，在满人眼里是以东为尊的，东边是大的，西是小的。也就是说，凡是讲史，称叶赫那拉为西太后多少带有一点贬义；称她为慈禧太后则为褒义，因为慈禧是她的封号，是很光明的形象；如果再贬一点，就称她那拉氏，康梁失败以后，就一口一声那拉氏是先帝的一个小妾而已，把她气得够呛。原本，咸丰死后，当家的是肃顺等人。西太后联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发动政变，这场政变绝对不是西太后自己发动的，恭亲王奕在开始的时候起了很大的作用。奕是咸丰皇帝的兄弟，他俩当年最被道光看重，而且论才能实际上是奕要高一头。传说是咸丰的师傅杜受田比较高明，皇帝领他们春天打猎，按理，诸王子应该各显其能，结果咸丰什么都没打，空手回来了。道光问其原因，咸丰回答，正好春天，万物萌发之际，不忍伤天和。道光一听，这是仁慈之主啊，就把皇位传给了咸丰。当然这只是传说，因为满人是游猎民族，其实不讲这个，他们也许后来是受了汉人影响。反正总体而言，道光是挑了一个才能较逊一点的人当皇帝，这个皇帝后来又窝囊死了。关键是死之前逃到热河去了，把恭亲王奕留下来议和，以为议和不了，奕也可能就活不了了。但是没想到联军并不想杀奕，也不想把清政府摧毁了，人家就是想签约——当然还顺便抢了圆明园。最后，奕的势力通过这事反而长起来了，到后来咸丰死时，他势力已经很大了。由于恭亲王奕的参与，反肃顺的势力超过了肃顺，于是直接就把肃顺干掉了。[1]但是肃顺定的这种重视汉人、利用汉人来平叛的策略并没有被废除，而且慈禧和恭亲王对汉人更加重用。比如，曾国藩这个两江总督原来是管三省，现在是管四省。放手让你去做，这招很高明。这一下子就把清王朝的命给救了。一方面，汉人士大夫起来了，他们权衡一下，觉得太平天国不能帮，要帮就帮清朝。另一方面，要帮清朝，清朝也得有回应。清朝如果这个时候还说，我还不能相信你，那士大夫们也帮不了。清朝这个时候很及时地做了回应，甚至内部发生政变之后，还是很好地做了回应，这样就把清王朝救了。于是带来了所谓的“同光中兴”。“同光中兴”不是一个简单的王朝中兴，而是因为来了洋务运动，当时又称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实际跟上海有关系。前面讲过，五口通商之后，上海的地位很快就超过广州，因为它腹地很大，但是它迅速膨胀是因为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闹到江南之后，当地的士大夫都往上海跑，因为上海有租界。太平军三次进攻上海都没打下来，太平军跟洋人有点打不太明白，想打又不敢放手打，毕竟是洋兄弟嘛。所以上海是一块福地，上海的租界更是福地，大家都去避难了。他们带去了资金，带去了人才。在太平军闹起来之前，上海的商人主要是粤商，太平军闹过之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宁波商人的天下了。江南本地的商人数量大大超过粤商，这些人有经商传统，有资金，也有才华，还很聪明，所以很快就把上海带起来了。租界的发迹实际上没有用过西方那些国家一分钱，租界全是用当地华人的钱建的。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是，尽管是租界，是国中之国，却是用西方的方式来建，用西方的方式来管理的。这一套现代城市发展与工商业的结合在租界里面体现得最好，并提供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样板，或者说是中国城市化的样板。上海的华界都是跟租界学的，其他城市又跟上海学。租界的存在也给中国最早的民族工商业提供了机会——叫民族工商业有点别扭，很难说叫什么工商业，有时候它也跟外国人有点勾结，但又不能说它是完全的外资。在我们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那个时候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一种最腐败的阶级、最反动的阶级。实际上，买办阶级当时不仅仅是所描述的这种阶层。因为最早是买办接受西方的东西，是他们最早用西方的方式去开办工厂、招收工人。太平天国在江南制造了大量的孤儿，大量的孤儿也为最早的工业提供了员工。虽然当时江南商业很发达，但都是包买商的形式。如果说是开工厂，有大烟囱有锅炉，大家其实还是挺害怕的。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刚开工的时候，那烟囱呼噜呼噜往外冒黑烟，老百姓都很害怕，觉得是在烧人，所以没人去做工。江南制造总局试着从广州招人，但没招来，后来就把太平天国造成的这些孤儿招去当工人了。这些孤儿没什么其他活计做，就去做工人了，做了以后发现挺好。只要有一个人吃螃蟹，后面的人就跟上了。于是各自开工厂，各自招人。最早的时候，宁波人开工厂招的是浙江人，苏州人招苏州人，常熟人招常熟人，他们都找自家人。所以在工人阶级内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地域性。苏北人在上海地位不高，就是因为苏北人没有开工厂的，没有富人。他们只能做服务业，比如码头扛包、拉洋车等，工资很低，地位也低，被人们看不起。很早以前，上海人就看不起苏北人，说苏北人是江北佬，不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没有上海，我们很难想象洋务工业能弄成什么样子。正因为有个上海，虽然我们洋务工业好多地方不尽如人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有点模样。比如江南制造总局是最活跃的，轮船招商局（招商局现在还存在的，就是当年办的），开平矿务局，福州船政局……不管怎么说，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窗口，洋务工业还是办出点模样来了。洋务运动由于朝廷政治格局的改变而开展了起来。以前“内重外轻，满重汉轻”的格局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被改变了，变成了“外重内轻，汉重满轻”。这些中兴的名臣们大多都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他们对这些事情的积极性远远超过了中央的开明派，如奕、文祥这些人。因为朝廷里面反对势力还是很大的，而且慈禧太后不想一屁股坐在洋务派这一边，也不想完全站在奕这一边，顶多往开明派这边挪了一点。她居中平衡两派，所以中央的洋务派除了办了一个同文馆，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像总理各国事务的衙门也是一个效率很低的衙门。因此，洋务运动主要是靠地方的积极性，而洋务派的首领里，最重要的是李鸿章。曾国藩这个人很不容易，但如果要作为一个大臣讲，他的眼光还不够。他总是强调自主性，这一点他没有李鸿章看得远。就像他当年找徐寿去集结能匠拿锤子凿轮船一样，能不能凿出来？当然能，但是它精度不够，能开但开得很慢。这样的国产化没有多少意义。徐寿的儿子徐建寅就比较明白了，要机械加工，有精度标准。曾国藩强调自主性，实际上不学透是没有自主性的。后来李鸿章就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玩意没法让能工巧匠来凿，但只要学来那一套西方的标准，就是不巧的匠也能干。朝廷的变化主要是搞了一个总理衙门——这是英法联军逼着清廷办的，他们要求清政府必须成立外交部，而不再通过礼部打交道。西方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已经清楚必须进一步把清朝拖到自己的体系中来，他们逼着清政府成立外交部，跟其互派公使，他们要彻底把清政府的“天下”变成他们的“世界”。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个过程是被迫的，当年咸丰皇帝坚决不同意，多给钱多开口岸可以答应，但这个关口无论如何过不了。但是被别人打了，不得不答应了，但最后也只是同意对方公使来，清政府坚决不往外面派。后来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节实际上是美国人蒲安臣，他最初是美国驻中国的公使，他觉得中国人挺可怜的，退休之后要求替中国出使他国，代表中国的利益去谈判。我们后来骂蒲安臣，其实他也替中国着想过，是个有职业道德的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让我们成立外交部，结果我们不肯成立，实在顶不住了就成立了总理各国衙门。对外国人说，这就是外交部，总理“各国”事务；对国内人说，我们可以“总理”各国事务。这里面所有人都是临时调的。因此整个结构非常糟糕，效率很低。此外，清廷还办了个同文馆，同文馆的外国教习翻译出了《万国公法》，也就是第一部中文版的国际法。从此以后，很多事可以拿出来与外国人对话了，多少有点外交模样了。但这个学校教出的学生确实是不敢恭维。齐如山回忆，他曾找来两个据说是最好的学生翻译一份俄国的文书，一个学了十四年，一个学了九年，结果发现，学了十四年的也就是把俄文字母背下来了，九年的还没背下来。英文方面，张德彝是学得最好的，他学成之后被派到英国使馆做翻译工作，严复去使馆听过他的翻译后，非常不屑。张德彝后来去了很多国家，写了很多游记，在《走向世界》丛书里有。这些都算是最好的学生了。齐如山也是同文馆的好学生，他的好不表现在学习上，而表现在经商以及帮助京剧改革上。他在里面学德文，我们没感觉到他德文有多好，而是主要记得他做的其他的事。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这个插曲，中国融入世界还会晚若干年。因为，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把中国汉人士大夫的积极性焕发出来，那么，即使是英法联军逼得朝廷签了条约，中国还是变不了。所以从中国进入世界的步调而言，太平天国起到了一个正面作用。但是，就像很多次农民起义一样，太平天国这场农民起义对中国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破坏，造成了人口的锐减和财富的损失，整个长江流域前前后后据说损失了一亿多人口。* * *[1] （肃顺非长子，未能承袭郑亲王的爵位，仅以大学士的身份位列八位襄赞政务大臣之中，故而他并非是首要之人，但因他最有主见和头脑，因而也最为慈禧所嫉恨。）第六讲 从自强到变法变法本身在中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的变法，它的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说它不行，甚至说是失败。整体上来说，洋务运动是有成绩的，清朝的经济水平经其推动，确实有很大增长，国家能力也在提高。以前我们常常将甲午战争的失败视作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甲午之败的确有洋务运动的问题，不过这并不说明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失败的，只是我们学西方学得不太好，不算精。而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只变器、不变制，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或者说仅仅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即便是经济改革，也没有走完该走的路。甲午战争之后迎来了戊戌维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戊戌变法，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对于变法来说，启蒙是必须的，但文化的改造会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难题将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洋务运动的起因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话，清政府采取这种自我变革的措施可能还会往后拖很长时间。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中央层级已经设置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如果不是因为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刺激，以及太平天国之后整个国内中央地方格局的改变，恐怕这种大动作的自我变革还不会这么早到来。关于自强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的起因，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说：当太平军被打得且战且退，而湘淮军节节胜利之时，胡林翼很高兴，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说明，胡林翼已经意识到，虽然太平军行将覆灭，成不了气候，但劲敌还在后面，大清的真正威胁是外患，是拥有坚船利炮的洋人。现在的历史一般把这个故事作为清廷开始筹办洋务运动的引子，这是有道理的。洋务运动的确是地方势力，即湘淮军崛起以后的产物。之前说过，长期以来，清朝统治格局的特点之一是“内重外轻”，内就是朝廷，外就是地方，这个讲的是中央地方格局。另一个是“满重汉轻”，就是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讲的是人事格局。然而，湘淮军势力起来以后，这两种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清廷能挺过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湘淮军功不可没。原来满族统治者赖以自存的军事实力已经不行了，八旗和绿营兵都已成废物，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在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消灭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依靠湘淮军，而湘淮军也的确把它给救了，湘淮军的崛起代表了地方势力的崛起。在此以前，不管是巡抚还是总督，清朝的地方大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向中央汇报，花一分钱也得向户部报销。尽管督抚的权力貌似很大，但第一，他缺乏人事权，地方州府的知州、知府乃至基层的县令，都是由中央任命，由吏部直接派遣，督抚没有什么干涉权，他唯一的权力是，当这些地方官员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对其进行弹劾，但弹劾能否成功也不是督抚说了算。而且，他也无法辖制比他低一级的按察使和布政使。第二，督抚缺乏财权，花一分钱也得经由户部报销。第三，督抚没有独立的军权，他能指挥的其实仅仅是自己带领的亲兵卫队。这样的地方长官，虽然来头很大，但实际上能干什么事呢？干不了什么。而湘淮军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首先，湘淮军本身在创办之初就是模仿戚继光建戚家军的方法，实行兵为将有的制度。太平军被平定后，主要将领大多升任地方督抚，他们对地方的人事权就有了较多的干预。太平军兴起后，清政府财政渐困，便开捐官一途，大量卖官鬻爵，这使得候补的官员排成长队。虽然派遣官吏的职权仍由吏部把持，但京城派来的官员能否到地方上任还是督抚说了算，督抚那边不挂牌，这些官员有了官衔也没用。督抚还能以处理各种临时事宜为名，派遣自己人以委员的身份去地方担任督办。这种委员虽然不是官，但他的权力比正常的官员要大。前面提到了，省一级的官吏还有布政使和按察使等，他们都不是督抚的属员，只是比督抚的品级可能小一点。他们拥有不知会督抚、直接上达天听的权力。但是湘淮军兴起以后，他们就很难继续这样，这些官员很难绕过督抚单独向皇帝上奏，他们的行为开始受到督抚的极大掣肘，这就是所谓的督抚专权。而督抚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原因就在于地方督抚之位落入湘淮军将领之手。他们通过这些手段扩大了自己对地方人事任免的干预。其次，他们有了变相的兵权。他们自己可以培植强大的直属军队，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受朝廷的干涉。而且，他们也有了独立的财权。我们知道，最早征收的厘金，大多是地方官员自己征收截用的，后来虽然要上交一部分，但自己仍然可以留大头。对人事权和兵权、财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掌控之后，地方的势力就逐渐变大，原先那种内重外轻的格局就开始发生改变。地方官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必在每件事情上都知会中央。有些比较强的中兴名臣，比如曾左李等人，他们甚至可以截留地方的关税。钱不够了，就先截留，花了再说，然后上报，中央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太大的责难。当时的态势在那里放着呢：清政府的国军实际上还在，绿营、八旗都在，但他们已经腐朽了，统治者也多次想对他们进行一些变革，但都没用。所以此时的湘淮军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军，其中主要是淮军和左系湘军，而这些事实上的国军都掌握在地方督抚的手里，而且他们不依靠朝廷发饷，可以自生自养。这样，权力的天平就很明显地偏向地方这一边。而且，当时掌握实权的西太后还有传统的报恩观念。我之前也讲过，慈禧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戏剧。她没上过学，只是在做了太后之后由翁同鯀这样一些帝师们授过几堂课，课程内容就是讲讲历代帝后的贤德故事之类，而翁同龢等人的讲课水平并不高，讲得很不好，所以估计她也没学到什么真东西。慈禧当初帮咸丰看奏折时也会批上几个，但我们今天在档案里可以看到，她写的尽是错别字。她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但超级喜欢戏剧，因此她的知识都是从戏剧中得来的。当时的戏剧有花雅两部，雅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昆曲，昆曲相对听起来比较雅，一度很流行，但到了清朝已经衰落。像西太后这种没多少文化的人就喜欢不雅的花部。花部最牛的就是各种高腔，四大徽班进京后跟其他唱腔逐渐融合而成的京剧，很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刚刚形成的京剧还很粗糙，词都不通，剧情有些地方也很荒诞，但是老百姓很喜欢，西太后更是喜欢。所谓的“同光十三绝”，就是在她这一时期红起来的。在此以前，没听过让外边的戏子进皇宫唱戏，当时在宫中唱戏的都是太监，但太监唱不好啊，于是西太后就让这些戏班进宫。我看过很多当时的老艺人的回忆录，讲起西太后都是眼泪哗哗，感情很深的。京剧这种东西，充满了传统的道德观，西太后看戏看多了，也便受了影响。在她看来，清朝的国运就是曾左李他们给救的，要感恩。说到感恩，一般的帝王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臣子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再大，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哪会有皇帝感谢臣子的事呢。但是西太后的确就有感恩思想。所以她从来不对曾左李有什么过大的责难，虽然她也会培养一些清流去牵制一下他们（正途的清流一般都会很激烈地批评因军功而起、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员），但西太后绝不会因为清流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就把他们的官帽子真的给摘了。所以相对而言，当时地方督抚的权力的确很大。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实际主持着中国的外交几十年。李鸿章还有一个官衔就是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非常多，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虽然他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最能干，而且外国人最认他，因此最后便成了只有他才说了算。可见，国家政治格局转变为外重内轻、汉重满轻，乃是由当时的情势所决定的。为了应付变局，清政府不得不这样，如果坚持旧的格局，清政府就完了，清朝的统治也要终结了。满人统治集团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并非没有动过削弱地方权力、从汉人手中收权的念头，但他们一看到现实，就把这些念头又打消了，只动了一些小手术。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前面我们讲过多次，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不仅实学开始活跃，墨学也开始复兴，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总之全面开花。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讲，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这些中兴名臣在平叛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的口号落到了实处。应该说，从总体来审视自强运动，其成就还是第一位的。虽然一般的说法是地方主导了运动的发展，但中央也的确是有贡献的，也做了许多实事。特别是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他们都是头脑相对开明的满族大臣，他们对地方的变法其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也在变，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总理衙门。这个部门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洋鬼子，但是等到创建以后才发现没法糊弄他们了。因为这个机构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先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把这衙门取消。洋人不仅没法赶，反而越来越多，总理衙门事情也越来越多。本来只是主持外交的，但后来包干了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事务。比如说，跟洋人有关的商务你管不管？没办法，得管。现在的外交部管商务吗？不管，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商务部，只有让总理衙门来管了。再比如说，外国传教士来了，管不管他们呢？传教士都是洋人，牵涉宗教事务，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宗教事务局，怎么办呢？最后宗教事务也得由总理衙门来管。自强运动期间，无论是官办的还是官督商办的工厂都需要从西方购买机器，招募洋人技师，这个本来也不属于外交，但跟洋人有关，它也得管。本来只是个临时机构，但后来编制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就变成永久机构了。本来只是办外交的，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开始和洋人沾边，这就使它变得几乎无所不管。以至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必须得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了，否则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没有洋人活动，也没有多少钱的偏远地方——没谁愿意干那种差事，所以军机大臣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不过，即便如此，总理衙门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真正涉及外交事务，一般都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班人马在操办。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曾经嘲笑中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办事效率极低。如果要办理交涉事务，首先会摆一桌宴席，外国人只是想办事，但到中国人这里必须先吃，吃完再说。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级无趣，首席王大臣（由亲王担任的大臣）如果不说话，其他人就不说话，王大臣说一句，其他人就都跟着附和。由此可见其体制之僵化。后来很多事情要经由总理衙门来处理，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它管，所以各国驻华公使常常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但总理衙门这些大臣早都练就了极其坚强的心理，不管外国公使怎么咆哮，怎么大怒，他们脸上都堆着灿烂的笑容，然后端出果酒来招待这些公使们。但是，也有一个新成立的衙门很有效率，这就是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是跟总理衙门一起建的，主要管理海关。中国以前也有海关，主要就是粤海关，剩下的都是常关，对内的。但粤海关的收入非常少，它归朝廷的内务府管理，主要为皇家采购一些西洋玩意儿，如自鸣钟之类——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看见的那些玩意儿，都是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向外国商人采购的。其收入微乎其微，又因为属于皇室私有，所以相对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言等于零。但是后来跟洋人通商了，洋人坚持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意义的海关，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款。而且，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从五日增加到十几口，各种涉及进出口的问题逐渐增多，中国人不会处理，只好请洋人处理。最开始请的是李泰国，李泰国脾气不好，于是很快就换成赫德。赫德是个非常聪明的苏格兰人，而且非常圆滑，他很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也很有办法来应付中国人的繁文缛节。他筹建的税务司是个洋衙门，其中的主要官员和雇员都是洋人，各种规则和办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因而非常高效。这在今天相当于外包。中国政府把某一个政府机构外包给洋人管理，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十年后洋人雇员已经有百余人了，他们的薪金都很高，年薪以百万计。至于华人，大多只能当海关监督以及低级的办事员。海关监督并不属于总税务司这一体制之内，不许他管事，看看就完了。在赫德的掌控下，中国的海关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十年就发展到年收入两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六七千万两，一般很难达到八千万两，就是说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海关收入成了国家的支柱收入之一。《南京条约》时我们规定的税率很可怜，值百抽五，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关税对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但即使是在这样超低的税率下，海关收入仍有这么高，可见总税务司的确还是很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外包还是不错的。除了中央，地方上也办了很多实业，这些实业大多都跟具体的人物有关系。曾国藩去世比较早，他的贡献主要是筹办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美幼童计划，但前者并没取得很大成就。比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虽然偏远了一点，但还是很不错的。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当时闽浙总督驻节福州，如果是驻节杭州的话，这件事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我曾经去看过福州船政局，有工厂、码头、学校、海军，基本建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因此其成就还是值得表彰的。李鸿章的贡献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此外他还有很多其他贡献，比如继承了金陵制造局，还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它在当时就能挣钱，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以外，当时全国各地都开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务企业，但挣钱的不多，据说一度只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挣钱，后来这两处办着办着就也开始赔钱了。不过，从整体来看，毕竟办洋务已经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地方官办洋务的口气都是很大的，他们都希望直接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开办规模特大的工厂。比如后期张之洞要办铁厂时，就声称要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他在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想创办，后来在采购机器时，他去湖北当湖广总督了，于是工厂就挪到汉阳了。幸亏挪地方了，要是当时在广州办铁厂，肯定是困难重重——广州既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而当时炼铁既需要铁矿，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边有这两种原料。张之洞的豪气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地方官员都希望花大钱、办大事，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的收入。有几年，十分之九的海关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办洋务了，中央政府对此也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截了就截了，政府还不能拿地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势力都挺大的。当时也办了一些教育事业，比如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这是很有成就的。起码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出了一个严复，还有甲午海战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比如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等，他们都是从这个学堂毕业后留洋，然后再回来的。后来的中国海军基本上由这个学堂奠定了基础。还有中央的同文馆，不过这个成就就很差了。到后来同文馆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旗人，我看齐如山描述他们当时在同文馆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每月八两银子，而且每天管三顿饭，早餐还会送到门口，正餐都是七个碟子八个碗，吃得不高兴就可以砸东西、闹学潮，如果来同学了还可以叫厨子免费做几个菜。这像是学校吗？这么好的条件，那些学生自然啥都不想学了，天天混日子，不把学习当回事。学俄文专业的学了九年，还没把俄文字母背下来，英文馆好歹出了几个翻译员，但也是乱翻译。严复留学英国时常去使馆，发现同文馆的高材生张德彝，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总之，同文馆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毕业生可能就是齐如山，但也没让人感觉到他有什么外语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参与了京剧改革，梅兰芳的成就跟他是有关系的。齐如山帮着把京剧改革得更为文雅，使其具有很强的歌舞性，改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外国人当时特别喜欢看梅剧。当时外国人来北京有三样事情必须做，就是上长城、看故宫、观梅戏。此外，在上海有一个广方言馆，好像成就也不大，似乎也没有出什么牛人。江南制造总局有个翻译馆，这里的成就倒是很大，它出了很多书，我们中国最早的数理化课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有许多传教士在编译所干活。让现代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翻译者在对译外国的字母符号时，常常借用中国的传统表达方式。这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比如用甲、乙、丙来对应西方人的X、Y、z；处理二次方的时候，直接在字符的右上角写“平方”，而不是按照西方惯例写一个小“2”。在化学课本中，翻译者也都按照近似的发音，生造了许多中文汉字，然后将各种化学元素对译，钾钠钙锰铝什么的都是当时译的。总之，翻译馆为当时的思想启蒙做了很多事，不过说实话，效果并不太好。当时也有了一些回国的留洋学生，但他们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自强运动从整体上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中，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士大夫的集体自觉行为。科举没有变，考的还是八股、四书文，这是当时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最大问题，科举不变，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就不会变。而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体系之内，成为文化人的一分子，大众才会对他有好的评价，才会尊重他。国外回来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尊重，进入仕途，必须去考科举。所以尽管严复从英国归来之时已经名满天下，后来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时已经官拜四品了，但因为他没有考取功名，他那考取了举人的堂叔就可以嘲笑他。严复受不了奚落，于是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回家参加乡考，然后又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来回折腾。但这哥们儿比较倒霉，一直考不上，直到1903年清朝要搞新政，开经济特科，朝廷决定让严复来当主考官，严复说自己连进士都不是，该怎么主持进士考试呢。于是西太后就赏了严复一个进士。严复到此时才扬眉吐气。戊戌维新以后，尽管全国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但从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照样都要参加科举考试，比如鲁迅和他弟弟跑到江南水师学堂去学习，中途也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有次考秀才，鲁迅考到一半不想考了，但他第一轮考试考得很好，名次排得很靠前，所以他突然弃场让家人很着急，于是鲁迅的家里人就雇了个枪手帮他继续考。当时对科举的笃信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就连水师学堂这样的新式学堂里也这样。周作人曾回忆说，如果某个学生中了秀才，学堂的监督就会挂牌出来，庆祝一番。由是可见，当时社会的整个风气还是沉迷于八股文之中，洋务只是少数人的一种补充学习，更多的人是无心留意的，他们根本不问这个东西。地方主导的变法很重要的缺陷在于，缺乏改变全局的力量。如果当时能够把科举改成经济特科，或是改成考“甲平方加乙平方等于丙平方”之类的玩意儿，可能效果也会大大不一样。但当时这一项恰恰没有引起士大夫的关注，科举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项核心的东西，如果它没有变的话，整个士风也很难发生改变。八股文依然是士人的主题，如果某个学生进新学堂学了一些ABCD，还会受到嘲笑，一些腐秀才专门编了一些玩笑八股来讽刺他们。士风不开，就使得当时的变法只能停留在表面。所以这次运动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军队都是练兵不练官，淮军当时最洋化，连喊“立正”、“稍息”都是用英语，但他们只是练兵，对将官的培养还是老一套办法，这种军队是谈不上现代化的。虽然拿上洋枪了，但组织方式仍然陈旧，到战场上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洋务运动时期有个英国军官到中国来考察，他写的笔记很有意思，他疑惑为什么英国人用得很好的装备到中国人手里就变了样。当时中国用的还是前装枪，需要先把火药压进去，然后拿一根通条伸到里面去捣实。西方人的做法是让枪口朝外，这样万一火药不幸爆炸了，也只是直接朝外射出去，对人没什么危害。但中国士兵却不同，都喜欢眼睛看着枪口，然后去捣实火药，这不是玩命么。最有意思的是，当号令一排士兵举枪准备射击时，很多人的眼睛都是随便看，看哪里的都有，就是不看前面，然后“嘣”的把子弹打出去就算完事。这英国军官觉得好笑，哪有这样打枪的，但这却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的现象。到后来中国人开始使用后膛枪了，直接压子弹，最初弹匣容量不一，八发、九发、十三发的都有，后来比较统一的就是五发了。但中国人上战场仍然喜欢乱放枪，噼里啪啦地就开始放，大家都拼命地放，看没看到敌人无所谓，反正就是密集地放，弹如雨飞啊。义和团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一名英国记者就曾写道，天天看见头上的子弹飞，反正也打不到人。中国人打枪不瞄准真是太普遍的现象了，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讨逆军交火时，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中国记者，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在一旁观战，他说两边打了几百万发子弹，但一个人也没打着。他因此揶揄中国军队，说干脆以后恢复弓箭算了，还能给国库省点银子。当然，他的说法夸张了，但按历史的记载，段祺瑞讨逆时双方的确也就死了十几个人。几万人的军队打了半天，机关枪哐哐响，炮也轰了，飞机也登场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果。可见莫理循的说法还是有所依据的。日本人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节节胜利，与这也有很大关系，日本人发现了中国军队的这个毛病，就先让中国军队放枪，放一会儿子弹就没了，然后他们一冲锋这边就垮了。也就是说，这种洋务的引进，很多时候就是装样子。但洋枪洋炮对付国人、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是足够了，因为叛乱的人在武器上不如政府军队，有洋枪就足够把他们吓唬住。当时军事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对内维护统治的稳定。工业上也是，本土的只有低级技工，高级技师都是外国人，因为精英不愿意参与，顶多也就是工人有点技术。当时很多新办的企业都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机器，但只有洋人技师才能够操作，中国人一般只能打打杂。今天所谓的洋务人才，其实只有翻译人才。洋务工业不仅要花重金购置机器，还要给洋人技师支付高额的薪金，而生产的产品因为成本和质量等原因，很难与洋货争夺市场，因此到后期这些企业基本都是赔钱的。但是，反观洋务运动，我们也发现，其实在中国搞现代化还是有便利条件的，同样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在一定时期引起很强烈的反弹，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新玩意儿却不排斥。你看参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文化，但看到洋枪洋炮好使，很快就喜欢用。轮船最初在中国出现时也是，大家都觉得新鲜，发现它跑得快，都喜欢坐，有些人其实没什么目的地要去，就是喜欢上去坐。我前面也讲过，洋人第一次在修建淞沪小铁路时，当地人也是有事没事都去坐坐。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些新事物都很好奇，并不是持排斥态度。在英国，火车刚出现时，农民都非常恐慌，都传言这玩意一来，奶牛就不产奶了，母鸡就不下蛋了，当时各种谣言满天飞。但中国人没这样的担心，除了一些冬烘的士大夫。不过中国人也有害怕的东西，那时他们怕电线。当时有线电报已经出现，就是用莫尔斯电码拍的，但需要架设电报线，一路得埋杆走。中国人一直想不出来沿路立杆子是为什么，上面牵着线到底是要干吗的，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谣传，比如说电线就是摄小孩子的魂的，小孩子的魂被收走后，就顺着电线杆跑到外国去了，这一类谣传很多。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很难想象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新事物。轮船是可以装人的，枪是可以打人的，这些都好接受，但是电报乃至电码都是无法具体化的东西，他们自然会对其怀有莫名的恐慌。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整体环境对于引进新事物、搞现代化有好处，而且，中国的农民，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洋务企业里的工匠，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尤其是男人，与欧洲在开展现代化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相比，一般都要高出很多。欧洲的农民长期是不识字的，而中国印刷术发明得早，出版业一直很发达，所以书籍传播很广。而且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很普及，所以农村的成年男子多少都曾读过一点书。一个家庭，不论家长职业是什么，一般都会送孩子去读几年书，所以中国当时的识字率很高。这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在成为工人后，显然要比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在学习新技术时更有优势。中国搞现代化，其本身条件要比很多国家好，甚至比刚开始搞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要好。但关键问题是，在最早的变革中，士大夫的参与度不够，这就导致洋务运动的中坚人才长期匮乏。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最早办起来的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当然，并不是说官办企业就不好，日本开始工业化时也都是官办企业为主导，只是后来逐渐发展为官督商办，最后发展成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商办企业。但在中国，这一过程只走了两步：由官办到官督商办。为什么中国办洋务由衙门独办发展到衙门掌权，商人办事，就是舍不得完成最后一步，让商人，或者说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完成私有化呢？就经济改革而言，在自强运动中，政府的推动最后遗留下一个半吊子工程。但很多国人却在此时开始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对制度进行变革。其实，中国的变法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改革都没有走完它应该走的路，然后很多人就喜欢跳出来对变革进行反思，反思道路选择得正确与否，进而怀疑变革本身的正当性。虽然刚才我提到，中国的整体环境对支持现代化变革是有利的，但也有很多阻碍之处。比如，当一个大型工厂建成后，大机器、大锅炉、大烟囱林立，许多人就开始退缩了，就连比较开化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敢去做工。后来是先招了些童工，让别人发现他们也都活着出来了，然后其他人才敢去做工。像陈启沅，现在一般把他看成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他在他的老家，即现在的珠海一带，购置先进机器开办了一个缫丝厂。缫丝原来都是农村各家各户利用土机子来做的，这样做起来比较慢，效率也比较低。陈启沅想采用新的运作模式，但是工厂从建成开始就受到极大的抵制，不仅地方士绅抵制，普通老百姓也抵制，根本没法办下去。后来他想到一个招，就是重新变通设计，制成一种可以一人一具的小型缫丝机，他一家送一具这种小型机器，这样一做就很顺利了，然后就很容易地将工厂办起来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民众对这种大机器集中生产还存在抵触情绪，仍然青睐于分散于各家各户的独立生产模式。中国人对于这种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一直都很高，而对在现代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的积极性一般都要差一点。北洋水师在这个现代化过程中，也有一个特例，就是北洋水师。整个洋务运动都是变物不变制，器物可以引进，大工厂的生产方式也可以学习，但一般的制度性变革是不被允许的。不过，筹建北洋水师却把制度也变了，要想练制一支新式的海军，不变制度是不行的，像当时买回来的定远号、镇远号这类大军舰，都类似于一个小工厂，如果不对制度进行变革，这些军舰根本没法操作。所以，北洋水师全面引进英国体制，把英国的海军章程全文翻译过来，把无关紧要的地方改改，就成了中国的海军章程——《北洋水师章程》。而且他们也把英国的军阶制度引进中国，只是把具体的称呼都改了；同时还把英国的军官请来，给他们一定的自主权，让他们训练中国的水兵；让从福州船政局毕业，又从海外留洋回来的学生当管带或舰长，指挥军舰。所以说，北洋水师对传统的军事制度变革得比较彻底，但它也有自己的问题。首先，北洋水师仍然是由李鸿章掌控的。我们在讲湘淮军兴起的时候说过，湘淮军与八旗、绿营最大的区别就是兵为将有，北洋水师也是李鸿章所建构的军事体系内的一部分，他要保证北洋水师首先是忠于他的，至少他能够对其施加控制。所以舰队的司令，也就是水师提督，只能是一个忠于他的淮军军官——丁汝昌。丁汝昌原是淮军骑兵出身的军官，骑马毕竟跟开船大不相同，他自己也不懂海军，让一个不懂海军的人来当舰队司令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司令需要全盘指挥舰队作战，如果他不熟悉军舰的性能和海战的规律，那么指挥起来也是很困难的。但李鸿章为了保证北洋舰队对他个人的忠诚，宁愿选任这样一个司令。此外，中国人建海军，内陆的气息还是留存得很重。海军是要到海上去打仗的，死也应该死在海上，它本来就是和陆军不一样的兵种，但是中国人建的海军仍然带有很强的陆生心态。比如甲午海战中在黄海大东沟迎战日军，大东沟那里是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战场的选择就很奇怪。大东沟不适合打海战，而且即使能看到陆地，陆上也没有海防炮可以对舰队进行支援。那么，为什么不选择离海岸较远、比较广阔的海域呢？其实这就暴露了北洋舰队的问题，它只敢沿着海岸线航行，有点小孩子断不了奶的感觉。北洋舰队有两个基地，一个在旅顺，这个还不错，但另一个建在威海旁的刘公岛附近，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作为海军基地。刘公岛是个离海岸不远的小岛，北洋舰队的基地就建在这个岛和海岸中间的夹缝里，然后这个夹缝两侧朝内建了大量坚固的炮台，这个堡垒就像一个乌龟壳，基地就修在乌龟壳里。黄海一战，北洋水师战败后，剩余的军舰都躲在这里面了，这有什么用呢？日军一看，这很简单啊，从威海东南边的荣成湾登陆，然后兵分两路，迂回一下，就把威海打下来了。这时日军可以直接利用岸上的炮台，而躲在乌龟壳里的北洋舰队就都成了活靶子，想出也出不去了。他们在躲进来的时候，就在两边的出口都布满了水雷，本来是怕日军舰队攻进来，结果自己也出不去，倒是自己把自己包了饺子。从现实的海战来看，这种海军建起来的确没什么大用。还有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建起的舰队有四支，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舰队各行其是，各搞一套，其实有点半军阀的味道。这样互不统属，最后只会被人各个击破。之前水师曾聘任英国军官作教习训练水兵，但中国人一发现自己会开船了，能把大军舰开到外洋去了，就觉得不需要外国人了，干脆中国化算了。当时所有人都热衷于搞中国化，然后就发生了权力纠纷，最后把当时北洋水师总教习琅威理赶走了。把教习赶走以后，军队的训练就开始松弛、马虎了。虽然那种关于北洋水师在大炮上晒裤子的传言不一定是真的，但的确管理非常疏忽，疏忽到什么程度呢？日本人的间谍进入基地后可以随便拍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北洋舰队各军舰的样子，都是日本人拍的，我们自己则没留下照片来。所以日本人对中国的舰队了如指掌。而且，舰队的管理也很落后，海军每天都是要把舰炮擦得一尘不染的，检查的军官会戴着白手套往上蹭，要没有任何脏东西才成，但后来北洋水师的这些条例规章都没有得到有效遵守。邓世昌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他的致远号兵舰，各个密封舱的密封圈都老化了，结果中一颗鱼雷就沉了，作为舰长难说他没责任。这些留学生，战败之后，一个个都自杀了。他们这些人都是国家花大钱培养出来的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结果一打败仗基本上都自杀了。邓世昌本来可以不死的，但他偏偏自杀了，刘步蟾也自杀了，林永升也自杀了，方伯谦是被杀的。他们那一茬人里好像只剩下一个萨镇冰，萨镇冰又是其中学习最不好的一个，最后国家海军重建，他反而成了海军大臣。洋务运动未必是场失败运动总体上讲，自强运动还是给中国的窗户开了一条缝，风的确是吹进来了，也奠定了中国工业的一个初步基础，让中国人看到什么是西方工业。洋务运动后期，炼钢工业、通信事业、铁路事业也都发展起来了，虽然进行得比较慢。像开平矿务局原来就是用马来拉火车嘛，当时不让用火车头，说是用了火车头会震惊皇陵什么的。李鸿章比较聪明，他在皇宫和镜清斋之间建了一条小铁路，让西太后坐着去玩玩儿，西太后一坐，感觉还可以，于是开平矿务局就可以用火车了。洋务运动后期，铁路开始兴修，后来的京汉铁路（当时叫芦汉铁路）也开始修建，北京的前门火车站也开始建了。由于电报很方便，所以也开始普及。总的来说，成就还是有的，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后面的改革就很难，虽然说经济改革只走了一半，没有走完，但毕竟也开了个头，也有了一些初步的民营工业，尽管都是买办来办的，但毕竟还是有了。所以，不管如何评述，洋务运动毕竟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的变法，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说它不行，甚至说是失败。为什么很多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呢？是因为中国旁边有个邻居日本，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的成绩比我们好。比如学海军，日本人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学，直到甲午海战时，那些英国教习还在军舰上任职，而我们一直嚷嚷要中国化、本土化，老早就把这些洋教习赶跑了。打个比方，日本是个优等生，我们虽然比不上日本，但至少也能及格。但一个中等生碰到一个优等生，失败也很正常。中国人倒霉就倒霉在有个并排的同桌比自己学得好。所以我们后来就觉得，洋务运动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其实，我觉得未必。第七讲 从自强到变法（续一）洋务运动存在的问题虽然洋务运动问题很多，其中一些还很突出，但不能据此就说它是一场完全失败的改革，或者按现在的话来讲，是变革“不彻底”，以所谓的变革“不彻底”这种论调来批判洋务运动，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变革是必要的，而且也有成绩，只是说它可能还在进行中，或者进行得不够快。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对于变法的需求不够存在很大关系。士大夫对于变法的要求不是那么强烈，虽然中国已经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但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乃至改变，士大夫仍然活在中世纪，在儒家建构起的天下秩序里思考现实。这与当时变法所涉及的方面十分有限存在关联。再一个就是，科举制度还没有变，人们学的东西、用的东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跟新事物关系不大，所以普通人没有强烈的需求去学习新学，也没有意愿要投入这场变革中去。不过，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变法是比较欣赏的，尽管当时的清流对于变法极尽诋毁之词，但不能据此以为当时整个风气都是反对变法的。其实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对变法是比较满意的，而且，他们可能比实际主持变法的官员们更为激进，如马建忠、王韬、何启、郑观应等人，我们在思想史上称这拨人为早期的维新派。也有一部分官僚非常激进，比如郭嵩焘、黄遵宪，尤其是前者，因为他是第一个出使国外的中国使节，他亲自到国外去体验了一下，知道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是怎么一回事儿，黄遵宪也先后到过日本、美国、英国以及新加坡等地。因此，至少有两类人不仅拥护变法，而且比实际操作者对变法有更大的热情。此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在洋务运动期间也经历了思想的转轨，比如康有为，以及他在万木草堂中培养出来的弟子们。广东这一小撮士人这个时候在思想上已经很先进了。当年江南制造总局的编译所虽然编译出版了很多书，但是销路不好，没人买。不过康有为却买去了他们所有成果的四分之一，当然，他是有—个小群体的。江浙、上海这一带也有这样的士人群体，比如沈曾植、孙诒让、孙宝瑄等人，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的思想也很开化。所以说，当时并非所有的士人官僚都在一味地守旧和攻击变法。士大夫群体在洋务运动中是分裂的，少部分人激烈地反对变法，多数人苟且，对变法没什么感觉，另一小部分人则觉得改革应该搞得更快一点。当时士大夫群体就是这么一个局面，由于因循守旧的人和对变法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占多数，因此变法从效果上来说整体质量都不是很高。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由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逐渐加深，许多难题开始凸显。比如军事改革的问题——军事改革如何才能进一步深化，在当时，虽然军事改革的力度也不小，但是主要的功效体现在对内维持统治与稳定方面，对外御敌的作用没有很明显提升，除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可左宗棠在新疆打的阿古柏集团又不是俄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军队还没有正经八百地跟西方军队进行过较量。唯一一次就是中法战争，但当时法国国内政坛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此前的普法战争遭受大败，又割地又赔款，尚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所以那次战争我们在陆上是占了一点便宜的。整体而言，军事改革对提升军事作战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军队的训练改革和制度变革一直没能提上议事日程。也有将这些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比如北洋水师，但正如前面讲过的，它还保留着陆军的尾巴，或者说是传统军人的尾巴。而当年兴起时曾经富有锐气的湘淮军到甲午战前已经暮气沉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发现，这与其他很多事物一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刚兴起的时候，由于制度比较新，人也比较勤快，比较愿意卖力气，于是也就干得不错。但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因循玩忽。而且，那个时候的军队一直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好人没有乐意当兵的。只要当了兵，就会融入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个群体，跟社会格格不入。本来湘淮军不是按传统模式组建，而是从农民中直接招募的，但是一旦成军以后，就沾染旧军队的习俗，开始组建自己的圈子，淮军尤其如此。士兵和军官携带家属同行，淮军的后代顶替父辈继续充任军职，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就变成一个自生自养的小社会了，就跟整体的社会产生了隔绝。这样，社会的变化对军队本身而言意义不大，而这种圈子极易腐败，各种旧军队的积习也很容易地找到寄生的温床。三个儿子选两个充补兵额，第三个就等着，到合适的时机就补上去。这样大家就都有军饷可拿，至于这个兵到底合适不合适也不管，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既有团体已经形成，军队就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到偏远的农村去招募老实巴交的、能干的、手上有老茧的、一脸风霜的农民。什么时候又开始招新兵了呢？就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时候，他也按照曾国藩的模式招募新兵。而此时的淮军都已变成老兵油子了，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就是洋务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长期亏损。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商税的引入、商业的繁盛，以及对外贸易幅度的扩大，整体的经济局面逐渐转好，但是洋务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却长期亏损，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洋务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改革可能会集中于经济改革方面，从企业的官督商办向商办转变，这在当时已经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了。第三个问题就是藩属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时已经被一些有预见性的士人提出。由于法国的入侵，中国一直以来关系最为牢固的藩属国——越南已经丢了，此时问题的聚焦点在朝鲜，究竟中国或者说清王朝该如何对待朝鲜已成为国际性的事务了。关键在于是否让朝鲜独立，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尤其来自美国，美国希望中国让朝鲜独立，朝鲜本国也有这样的呼声。但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措施，不仅不让朝鲜独立，而且还加强了对它的控制，直接派人派军队进去了。且不论更远的历史，明清两代，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除了明中后期朝鲜主动要求中国派兵进入朝鲜，打击日本侵略军之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遣政府代表或军队管理过朝鲜，这个时候却派人去了，正好和国际潮流相逆。而甲午战争的起源恰恰就在朝鲜，因为日本人的势力也插入朝鲜了。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清政府的行为，既然你要派兵驻扎朝鲜，那干脆就不让日本的势力也进入朝鲜啊，毕竟这是中国的附属国，但是清政府又允许日本势力的介入。中日双方都在朝鲜派有驻代表和驻军，这让朝鲜处于何种地位呢？朝鲜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亲日，一派亲中。这和当时的琉球很相似。琉球一边臣服于日本，一边臣服于中国，清政府当时应该要么把它收回来，要么让它独立，这样，至少它还有可能会成为日本的敌人，对中国而言这是有利的。但清政府偏偏什么政策也没有采取，听任琉球骑墙，最后被日本吞并，后来又轮到了朝鲜。清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关键可能还在于传统天下观、天下秩序、天下结构等因素的残留，所以不仅没能积极地解决问题，反而惹出了更多更不好的反应。虽然派出的商务监督袁世凯很有两下子，但由于此时朝廷大的战略错了，因而他的努力也没能收到什么成效，反而激化了中日矛盾和中朝矛盾。所以甲午战争后，日本宣布让朝鲜独立，朝鲜人很兴奋，马上成立了朝鲜帝国，当然，它没高兴几天就被日本灭了。今天韩国天天挂在嘴边的帝国，其实也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这样一些现代化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走向世界必然面对的问题在此时已经被提出了，但是中国人没有积极地去应对，寻求解决措施。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做得比较好，它没有像我们这样背负很多包袱。其实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优越的资源或条件，但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很踏实的。比如日本的经济改革就比我们的彻底，日本政府扶持起一批大企业后就开始逐步放权，直接把企业卖给私人财团，实现彻底的民营化。今天日本的大公司，比如三井、三菱、住友，全都是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到今天还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导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时候功成身退，把企业卖给私人，实现民营化，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经济，日本的这一步走得很扎实。日本的军事改革也很扎实，无论陆军也好，海军也好，从制度到战略战术都潜心地学习西方，都是彻底地学。所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士兵的单兵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一直很强。到二战时日本真正开始和英美交手以后，英美军队都感慨，日本人的战术能力的确学得太好了，虽然宏观的战略战术一般，但是细微的、具体的战术能力却学得特别好。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一直很欠缺。我上次讲过，中国人学得很虚、很飘，尤其是军事这方面，学得特别不靠谱。每个士兵的战术素养都不怎么样，不仅不规范，而且还非常不扎实，比如陆军不知道如何瞄准射击，海军一些基本的操练和程序、制度、规则等都会被玩忽，像邓世昌这样一个英雄所指挥的“致远号”军舰，密封圈都是老化的。密封圈是种很便宜的设备，大型军舰肯定有配备。致远号是一艘非常大而且很先进的铁甲舰，在当时中一两颗鱼雷不一定会沉，但因为它的密封圈都是老化的，所以一个舱进水，所有的舱就都进水了，然后就很快地沉没了。所以，尽管我们树立的英雄都很英勇，但这支军队本身的素养是有问题的，它的基本规章制度以及士兵的训练都是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日本军队基本没有，日本在这方面学得非常好，甚至比它的老师做得还好。日本能打败中国，1904年又能打败俄国，就是靠这个东西，以及它自己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士兵整体上都很勇敢，但是关键仍在于他们基本的战术素养真的非常好。我后来看有关二战史的书籍时，发现日本在每个大的战役行动方面或是宏观战略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一些必要的战略转换，比如海战的战役转换也没完成好，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称道之处。也就是说，至少在细节上，日本人学得很好，但中国人在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不会较真儿，这真的是个大问题。甲午战争在甲午战前，不管是世界舆论，还是中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能够打赢，因为旁观者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客观的指标，比较双方各有多少战舰、吨位、门炮、军队、GDP等，这些方面日本当然不行，所以几个指标中国都要超过日本。外国人当时完全没料到，各方面实力都很弱，而且很穷的日本敢在那时挑战中国。中国当时普遍也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各种舆论都超级乐观。结果一打，一败涂地。后来中日谈判，本来中国不想派李鸿章去，但日本人要求必须李鸿章来，否则拒绝谈判，而且威胁会继续增兵，并向北京进发。为什么日本人指名要跟李鸿章谈判呢？一方面只有李鸿章才能谈明白，一方面也有羞辱他的意思。你不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吗，这场仗不也是你主持的吗，所以我们就要你来。李鸿章去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什么本钱跟人谈。日本人直接把草拟好的条约递给他，让他签，不签日本兵就要进北京。李鸿章只有讲，中日之间还是要友好，还是要合作，毕竟都是东方国家，同文同种，但讲了半天屁用也没有。正在僵持阶段突然来了个日本浪人，朝李鸿章打了一枪。当时日本国内有一股激进势力，认为日本应该趁这机遇把中国灭了。当然，这只是激进派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日本把中国灭了，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你想想，如果日本把中国灭了，那日本将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到时西方国家在亚洲将会面临非常厉害的对手。西方人不会允许日本吞并中国，这是日本希望消灭中国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西方列强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均是如此。日本一旦把中国吞并掉，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一个巨无霸，成为东方第一号强国了。就日本自身而言，它的确想把中国灭了，它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国家的重心移到满洲，当时日本就是计划整个移民过去，然后一步步地把满洲吞并掉，这的确是日本既有的设想，无论田中奏折是真是假，日本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岛国居民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来都是很不满的，就算到今天，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也是很强的，想到大陆上去是他们持久的愿望，当然，一直没能真正实现。前面讲到，日本国内的激进分子朝李鸿章开了一枪，这件事导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西方各国都指责日本太过野蛮。当然，世界舆论也是明显要压制日本的，但像日本、中国这种东方国家，最害怕别人说它野蛮。尽管日本当时的确野蛮，但特别在乎别人这么对它进行评价，因为它还在学习西方文明呢，因此才对中国做出了一点点让步。不过，我们从后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可以看出，日本一是要中国割让辽东，一是要割让台湾。你们想想，日本吃掉中国这两块领土的态势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条毒蛇张开了嘴，中国的这两块地方变成日本的上下颌，而日本本土则是蛇身。可见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最后日本没有占成辽东，三国干涉还辽遏制了它的野心，但是赔款和割让台湾毕竟实现了它最初目的的一部分。从此日本也像西方殖民国家那样，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获得了促进发展的大量资金。当时，2.3亿两白银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才七八千万两。所以这个数字对中国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对日本来说也是一笔巨额资金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局势也已经很明朗了，原来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但狼来后似乎并没怎么样，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也没有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变局，他们只是想通商，并不是想把中国吞掉，所以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感还不是很强烈。前面我们讲过的士大夫不觉醒，跟这个很有关系。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被割让，中国人开始受到强烈刺激：一方面觉得很丢人——我们改革了半天的军队，几乎是不堪一击。我们花巨资建起的北洋水师最后被日本人集体俘虏，成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了，我们那些优秀的战将们死的死，逃的逃，自杀的自杀，剩余的水师官兵被装进一艘卸掉了舰炮的训练舰，从刘公岛运到威海，上岸后就被解散了。淮军是打一仗败一仗，有的人说他们是从鸭绿江开始败的，也有人说他们从大同江就开始败，一直败过鸭绿江。我们现在去看甲午战争史，找不到什么有关中国军队的正经战绩，战报可能都写着“毙敌无数”、“杀敌无算”，都是没有数的，到底灭敌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真正的统计。从朝鲜败退回东北，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整场战争中，中国军队还不及留在台湾的这帮土匪们，就是黑旗军刘永福这批人打得好。这确实是很丢人的事儿。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能够感觉到的问题就是，近邻日本学西方学得比较好，人家摆明了想吃你，蛇已经张开了大口。这个态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西方列强才真正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以前它们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国，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这次战争后它们才发现，中国人原来这么不经打，如果还任由日本吞并中国，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会很麻烦。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那是真的危机来临，列强真的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因为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确非常害怕东方会崛起一个大日本。而对中国来说，不管怎样这都是亡国，这种危机从甲午以后就非常明显。虽然说士大夫，尤其是“公车上书”的这帮人很激昂，都想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就全国而言，也没有人有把握说我们和外国打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后来的人讲该全民动员啊，唤起民族意识啊，但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因为老百姓都无此警觉、无此觉悟，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只要日本兵表现得还好，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不会反抗的。当然，不能据此说老百姓都不爱国，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只要日本人不烧杀抢掠，民间一般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综观全局，士大夫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之策，就是赶紧变法。戊戌变法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高潮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高潮，也是一个启蒙的高潮。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分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攻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朝廷也没法派一支绿营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军不行派湘军，后来发现湘军更不行，湘军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如淮军。甲午战争期间，一支湘军由吴大澂率领，从山海关奔赴辽东，吴大澂发布檄文，让其他人准备好几麻袋绳子，说是到战场上直接把敌人俘虏了捆起来。吴大澂的意思就是，你们日本人赶快投降吧。结果到了战场，他打得比淮军还差，因为他们的装备更为落后。而八旗绿营连出都没出来过。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觉得，军事还是得继续改革，所以在战争后期开始张罗编练新军。就是彻底地按照西方的军事训练方式来练兵，连编制也变了，甚至最开始还考虑让普鲁士人来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当时他们估计是想起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华尔的故事。小站练兵最初不是袁世凯主持的，而是胡嬌葉，他是个文人，从来没当过兵，却提出编练新军，然后朝廷就让他开始练了，小站新军就是这么来的。洋务派的官僚的确很沮丧，他们干了这么多还是失败，可是不变革不行，还是得往前走，没人想退回去，因为事实上也没路可退。此时，守旧派官僚已经没什么气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僚不想变法，尤其是满族官僚。特别是那些拿钱干闲差的满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没职位的八旗贵胄，这些人的守旧风气无比浓厚，特别不希望变法。因为变法就会产生变数，他们担心体制变了以后，自己这种吃空饷不干活的人会受到影响。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奋一下，自我改革呢？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了，这个时候的旗人已经进入一种非常麻痹的状态，得过且过，激励他们奋起，为国家做点贡献，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不像是当年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仁这类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仁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理学大师。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那个时代的主要导向就是求新，《国闻报》、《时务报》等风靡天下，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呼吁变法的士人手中。当时稍微有点上进心的、要求变法的知识分子，都会被人视为“康党”。康党的大盛与他们办《时务报》，尤其是梁启超的这支文笔很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还都很浅薄，一般也就来自阅读《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儿。但是康有为本人气魄很大，自认是当代的孔子，中国的马丁·路德，所以后来他出的书都是以“康子”题名的，口气很大，声势也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时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人并没有被全部囊括到他们这个小集体中，对知识界的引领功能并没有被康梁这一伙出自万木草堂的人垄断。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西学知识比康梁远为渊博、且更为扎实的人，比如严复。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而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要我看，恰恰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个人从广东冒出来，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对经文的解释采用的却是一种殊为怪异的今文经学的解读方式。当时有人攻击这两部书存在抄袭的问题，就是抄袭廖平的。不过不管怎样，其中的确有康有为的创造，虽然都很怪异。康有为通过这两部书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打扮成一个支持变法的革新者，而且将大部分的经书都斥为伪书而否认掉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儒学、改造孔子，当时的士大夫能接受吗？且不说那些守旧派无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变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他们受不了有个新孔子出现，你有什么资格当孔子啊！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何况康有为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这种话要是俞樾来说可能还好一点，毕竟俞樾在当时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而康有为从岭南出来，岭南学术在全国本来就已经算是支流了，而康有为甚至还不是岭南学术的主流代表人物，如果连支流中的主流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信服。而且康有为常常进行大胆的论断，频繁发出“非常疑义可怪之论”。这样的颠覆性思想怎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思想基础呢，它只会把更多的人从倾向改革的队伍中驱走。我在讲太平天国时讲到过，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变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动这一套东西。最好的方式是找到原始儒学，然后直接往里面加东西，原始儒学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添设许多新的理论思想，靠这种方法来支持变法是可以的。但康有为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他建构起来的是他的儒学、他的孔子，而且他抛出这套说辞也缺乏足够的理由——经过乾嘉学派百余年的考据积淀，士人们已经可以辨别哪些是伪书，哪些是真本，这些都已经通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了。现在康有为突然跳出来，说这些经书全是假的，全是刘歆父子当年自己造出来的，没人能信。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进士了。那年的主考是徐桐，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要把康有为挡住，他晓示手下那帮考官，只要遇到那种随便发怪异之论的人，一律不得录取。梁启超是落榜了，因为他按照一贯的风格继续大发议论，而康有为却在突然之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结果一发榜，居然在上面。这就没办法了，必须得按规矩给进士授官。在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见了康有为一面。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自称皇帝见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清朝皇帝不大可能接见一个小小的主事长达两小时。一方面当时康有为等人和皇帝见面是要跪在地下谈的，一般人要是跪在地上跟人谈两小时，结束后估计就得找人抬出去了，而且张元济当时就排在康有为的后面，张元济说光绪帝见康有为就见了十来分钟。我们知道，等候的人肯定对时间的掌握更加精确，前面的人造得了假，后面的人肯定是没法造的，而且张元济是个老实人，怎么会故意污蔑康有为呢。康有为就是一个小主事，光绪帝能见他十几分钟已经很多了，一般也就几分钟的事。此外，梁启超也见过光绪帝一次，但那时他还是满口的广东官话，说了半天，光绪帝一句没听懂。所以后来梁启超发誓要学国语，这样他后来才做得了大学教授，要是当时他不学国语，估计没有哪所大学敢聘任他，学生都听不懂嘛。最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也就是在总理衙门跑腿的，这还是兼职，他的本职仍是主事，梁启超则仍旧去编书。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康自称向皇帝写了很多上书，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的，好像光绪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书，听他的教诲。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师自居，称他是皇帝的老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海外那帮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海外回来的人蒙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海外的人对皇帝还是很崇拜的，一听说康有为是帝师，就纷纷为他募捐，拼命送钱给他。虽然反对派的力量声音不大，但他们是个很大的群体，人数众多，维新派内部又有分化，比如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分化，意见常常不能统一，这些问题都在变法时出现了。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江浙士人和广东土人发生冲突，甚至打起来了。诸如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对这些广东人很不满意。康有为等人的姿态引起一些大学问家的强烈反弹，同时洋务官僚也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比如他们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儿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婿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张之洞的爱徒，但张之洞把他救下来了吗？张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来。因为张之洞自诩清流，他的势力远不如李鸿章。李鸿章想救的人，比如徐致靖、经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来了，李鸿章给荣禄打个招呼，荣禄就买账。这不仅与李鸿章个人能力有关，而且与过去的官僚关系网特点有关，其中纠结了无数的恩恩怨怨。李鸿章由于资源多，而且本来性格就比较爽快，出手很大方，这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人缘特别好。这些受过恩惠的人，大多会买他的账，而且过去官场上还讲老道德，用人用钱能够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隐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们仍会帮忙。张之洞则洁身自好，现在我们也很难听说他和某某某有什么不正当的勾连，遇到要谈判就躲得远远的，这种官僚的确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但问题是很多事情他也办不了。所以维新派在当时排斥李鸿章，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虽然社会此时嚷嚷得厉害，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娶了外国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国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无稽之谈。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职，于是到欧美转了一圈，他的这次出访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方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后来像“李鸿章杂烩”这种中式菜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李鸿章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外国人也觉得李鸿章是个值得西方国家尊敬的人物。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见张之洞时，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现在解释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一般归结为“资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但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梁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们谁都不是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更没有资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全是一帮下层武士。像长萨藩的这群武士反对幕府的时候，幕府其实已经对外开放了，武士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实这个口号在当时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们推翻幕府以后，发现这些夷都不能攘，结果他们比幕府的开放程度还要高。看来，还不能用阶级史观来讨论这些变革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可能比中国还弱小，中国至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工厂，但当时的日本连新式工厂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当时的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利害在哪里，该团结谁，该拉拢谁，知道该一步步地做。但是我们这帮人不懂这个，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声势闹得很大，但实效都不大。当然，这个实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第八讲 从自强到变法（续二）戊戌维新的贡献戊戌维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或者按通常的说法，是一次大的变法。不过，严格来讲，单从百日维新提出的改革措施来看，它还谈不上是一次制度变革，虽然变更制度已经作为一种目标被提出来了。如果这次变法没有中断的话，可能它还是能够走到变革制度的层面上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知识界常常对传统中国的变法进行讨论，通行的观念是将中国在晚清时候的变革梳理出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递进过程，而戊戌维新所处的正好是第二个层次。虽然在今天看来，戊戌维新真的还没有到达这一层次，但如果走下去，它的发展趋势仍然还是能够预期的，它的确开始对当时的政治制度进行检讨。上一讲说过，今天我们关于戊戌变法的历史叙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袭了康梁这一批来自广东的知识分子对变法的描绘和记述。所以我们一提到戊戌维新，首先联想到的可能就是康梁主导下的变法，但其实在当时，有许多人都在变法。陈寅恪先生就曾经提到过，他的父亲陈三立和祖父陈宝箴等人都曾在变法中发挥很大作用。当时朝中一些倾向变法的大臣也曾参与到变法当中，可能以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批原先的洋务派官僚在此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变法，这就是戊戌变法的另一种叙事脉络。此外，江浙的士人可能对变法也有自己的一套历史叙事逻辑。所以，戊戌变法在当时是存在多个中心、多条路径的。我们后来过多地强调了康梁主导的变法，其实陷入了很大的误区。今天我们回头审视戊戌变法，第一步就是要从这种传统叙事中跳出来。如果我们不把戊戌变法局限于“百日维新”，而是往前推的话，就会发现，变法其实是一幅非常壮丽的画卷。正如后来的研究者所指出的，戊戌变法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很多士大夫也乐意被它启蒙，大家都拼命地找有关西学的书，拼命地想到底该怎么变。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痛了国人，而日本之所以厉害，据说也是因为学西方学得好。于是当时中国就出现了一种学习日本的风潮——既然日本学西方学得好，那么，我们学习西方就可以先从学日本开始。这种心态得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我们以敌为师，我们向打败了我们的人学习，这种心态很好，反映了国人的气量。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隐藏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走捷径。我们认为由于日本人学习西方已经学得很好了，而且日本也是东方国家，与我们文化接近，因此可以直接模仿。后一种心态其实一直贯穿中国人学习西方百余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在民国后学习俄国，也是这种心态在作祟。一提到向西方学习，国人总是希望找那种现代化发展特别快的国家为样板，以为这样可以抄小道，省去冗长的步骤，可以把别人先进的经验或成果拿过来直接用，然后就能迎头赶上。那个时候，在西学东渐这一主导潮流中，其实还有东学之渐。东学不仅仅是指日本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更重要的是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的成果。受这一社会潮流的影响，当时国内很多地方开设了东文馆（日文馆）。这在当时中国，特别是沿海地区，是非常普遍的，而这正好是康梁等广东士人没有触及的领域，东学之渐的风潮并不是康梁等人开创和引导的。除了东学之渐外，当时的媒体也在勃兴。其实在此以前，中国就有传教士办的报纸，如《万国公报》，此外还有一些商业性报纸，如《申报》之类。但这些报纸的发行量都不大，基本都局限在以租界区为中心的地域空间里，读者面也很窄。但这一时期由倾心改革的士人所创办的报纸，比如《国闻报》、《时务报》等，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全国的很多士大夫都喜欢看。自从有了《时务报》，梁启超的名声便超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里培养的这些弟子，并非就属梁启超最优秀，陈焕章、徐勤等人的学问不亚于梁，梁之所以在变法之前即声名大噪，就在于他主持过一段时期的《时务报》。梁启超凭借《时务报》这一平台，极大地放大了他自己。陈独秀曾回忆，在戊戌维新时代，稍微有一点变革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是康党，其中的缘由就在于有传播广泛的《时务报》。到后来毛泽东等人成长起来的年代，康梁已经是朝廷的通缉犯了，但他们开始学习作文时，受的都是时务体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和文风对当时以及后来的青年的影响特别大，学堂的学生一写文章，全是时务体，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清政府开始新政，其实还是时务体的天下。回到正题。我们其实必须搞清楚，戊戌变法最重要的贡献，不在于百日维新。百日维新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变革，它的大多数变革都还停留在传统政治层面，如淘汰冗官、裁撤闲置的衙门等。清朝督抚同城，比如在湖北，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都在武昌开府，那么实际施政时究竟该听谁的？所以提议裁撤一个也是很正常的。还有些衙门，比如漕督，此前漕运改海运已经很长时间了，从江南向北方调集粮食早不走大运河了，那么还要这个衙门干吗呢？还有一些是旗人的特权部门，比如北京的五城公所，就是专门负责打扫卫生、清理阴沟的一个部门，类似现在的环卫局。北京城过去就一条大的下水道，卫生一塌糊涂，每三年正好举人进城会试时来疏浚地沟，但是钱却花得挺多，所以后来百日维新就打算把五城公所裁了。此外还有海关监督，这是个闲差，海关当时是个外包机构，完全由赫德及一帮洋人主持，但是海关监督是由旗人担任的，其实它根本起不到监督的作用。这些旗人机构当时都成了改革的首要处理对象。最激烈的一项，就是科举考试废八股。注意，不是废科举，现在很多人写文章都说百日维新废科举，没这回事，它只是想废八股，就是保留选拔人才的形式，但改变选拔的内容和标准。这已经是最激烈的了，当时也的确让很多读书人不适应。他们读书几十年也就会这个，现在突然宣布不考这个了，考别的他们也不会，那可怎么办？这确实是让一些读书人很痛苦的事情。而别的许多改革，对比中国传统王朝的政治改革，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飞跃。比如他们提倡工商业，以前也提倡，只是现在将这一政策明文规定出来而已。说实话，中国传统政治从没禁止民间去搞工商业，谁能拿出证据，告诉我说传统王朝不允许百姓搞工商业呢？没有这样的说法。私人办厂也一直都存在，只不过形式不一样，有集中的也有分散的而已。清政府对于变法的态度百日维新所提出的那些变革，对于传统政治下的变革而言，确实没什么本质上的跃进。但为什么它会搞不下去呢？一般给出的理由是顽固派势力太强大，顽固派的首领西太后从颐和园跑出来，扼杀了变法，杀了六君子，把光绪囚禁到瀛台，云云。这些其实是结果，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结果呢？我是不赞成仅仅用顽固派势力反扑来解释变法为何失败的。当时的确有不想变法的人，但戊戌时期，已经没有人敢像当年抵制洋务运动的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喊出“以忠信为甲胄，以仁义为干橹”的口号，希望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抵抗西方了。实际上大家都能意识到国家将面临瓜分危机的紧急局面，都明白只有变法才是解救这个王朝的唯一出路，没人敢去质疑“变”的必要性，人们质疑的是该怎么变。很多人对此并不清楚，只是当改革触到了他的利益时，他可能会本能地表示出对改革的抗拒。在这里，我们其实还遇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满人政治的问题。刚才我提到了百日维新时期部分的改革内容，大家也能看到，满人的好多特权都在改革中被碰到了。这个改革，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那么早触及满人的利益，只要碰到一项满人就会吵翻天，更何况碰到了那么多项。钱穆先生曾讲过，清朝政府仍然是部落政治。这个论断不是没有道理，在满族皇帝统治的背后，确实有一套部落政治的逻辑。表面上是学明朝的制度，就是从表面上看，我们觉得它像个汉人王朝，跟此前汉人的统治都一样，但在背后，其实存在着一个满人自己的部落政治体。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族贵族，首先属于一个大的统治民族，因此，统治者必须把满足满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如果过早地触及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可能不会站出来反对，也不大可能敢堂而皇之地以奏章的方式写出来让皇帝知晓，但是他们会在背后操作，非议、流言、暗箱运作等非制度化沟通是非常厉害的。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交通信息，比如王公贵族之间的相互串门，或者有事没事去颐和园西太后那儿嘀嘀咕咕，这些方式威力很大，不可小觑。慢慢地，京城里种种流言蜚语、造谣、恐吓都有了。别看这些八旗老爷在面儿上什么都不行，但干这种事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当然不光是满人厉害，汉人也厉害，这个是传统。而这个时候，统治集团其实已分裂成“帝一后”二元结构。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前就已经亲政了（皇帝满十六岁亲政是清朝自康熙以后的不成文规矩），从理论上讲，皇帝亲政以后，太后就不能掌权了，但当时西太后仍然掌权。同治帝驾崩后，西太后选择光绪帝来继承帝位，其实就已经明确地表达出想继续掌权的意思。当时这一选择在朝中引起过一场很大的风波。因为光绪和同治都是“载”字辈的，选择同辈的载湉当皇帝，就意味着同治帝无后。而满人入主中原后，已经接受了汉人的那一套宗法观念，即宗族内不管哪一支脉都不能因为没有后人而断了香火，绝嗣是个大忌讳。所以在明面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西太后怎么能让自己的儿子绝后呢？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一旦光绪帝生了儿子，就兼祧两家。也就是说，这个儿子既是光绪的，同时也是同治的。且不论到最后光绪也没生出儿子，这个解决办法本身就是很牵强的。按道理西太后应该选择下一辈，也就是“溥”字辈的皇室成员来当皇帝，这才是正当的。但若选了“溥”字辈的，那么她就变成了太皇太后，称制的理由就更牵强了。后来吏部主事吴可读在同治帝的大葬典礼上，尸谏西太后，要求将来载湉生了儿子，仍旧承继为同治帝之子，使“大统有归”。这个事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但仍然改不了西太后的专断意志，她就是要掌权。所以即便光绪亲政后，西太后仍然掌着权。今天我们一谈到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总是把西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当成她的一大罪状。其实，这个帽子扣到她头上多少是有点冤枉她了。她在一下子掌了那么多的权后，个性实际上是有点异化了，掌权、玩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所有关于西太后守寡后的风流韵事都是时人瞎扯出来污蔑她的，因为她最忌讳这个，一旦真有这个，她就不能当权了。当时，尽管她掌了大权，但政敌很多，满人对贞节问题本来就比较在意，一旦被人在这方面抓住什么把柄，那么不仅权掌握不了，连太后也没得当了。所以，她可能是长期性压抑导致心理有些变态。西太后身边的宫女后来回忆说，西太后其他方面都好，就是看不得身边的人性生活幸福。比如选皇后这种事，西太后对同治是没办法了，他就只喜欢阿鲁特氏，毕竟是亲儿子，她没有干涉。但在替光绪选皇后时，她坚持要选一个最丑的。看看光绪帝的隆裕皇后，长得根本就没有皇后之相。我曾经就辛亥革命写过一本书，后来出版第一版时，编辑找了一幅珍妃的像，把她误当成隆裕了，结果很多读者都看出来那图片配错了。隆裕跟珍妃差太远了，不是因为珍妃长得很好看，而是因为隆裕长得太不好看了。西太后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了，她生活中的所有乐趣都是玩政治，她把她的生理需求全都升华到这儿来了。至于修筑颐和园，其实是光绪的意思。光绪是想修好颐和园，让西太后去那里养老，这样他就可以真正地亲政了。所以，对修颐和园最积极的是光绪帝。但即便如此，他也得在对外解释时找个名头。当时的说法就是，挪用海军军费不是为了修颐和园，而是为了修一所满人贵族海军军官学校。现在颐和园的昆明湖里还有两艘轮船，当时也的确有个学校，只不过学校是幌子，实际上就是给西太后准备的一处行宫。当然，这处漂亮的行宫并不能满足西太后，她不愿意窝在这里，即使到了京郊，她仍然想把持朝政，玩政治。在那个时代，女人掌权确实有太多的障碍，毕竟社会是一个男权社会，没有给女人留下任何从政的机会，没有哪个制度是为女性掌权而设计的。但也必须承认，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存在一些因素为女性掌权留下了空隙，比如说孝道。孝道不仅仅是指向父亲，也会指向母亲，那么，当父亲不在了的时候，母亲死活要出来干政，做儿子的能怎么办呢，能把母亲拍死么？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当母后很强势、有权力欲，而皇帝还很年幼时，太后干政的现象就会出现。当时在制度上的确没有给女人留下位置，但是政治思想上又是强调以孝道治天下，忠孝二义一直是历朝统治者所强调的核心统治观念，这种伦理性的政治结构本身便存在一些后门。不过从后门上位的西太后，要想在皇帝亲政后继续干下去，障碍真的是太多了。干好了还行，稍微干得不好，所有人都会合伙对她进行攻击。甲午惨败，没有人骂光绪，因为大家都知道实权还是为西太后所掌控，所以每个人都骂西太后，不论满人还是汉人。这中间有很多理由，有的其实也带有巫术性质，即把中国失败的原因归于女人当家。所谓“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就是家门不幸啊。这的确对西太后多少不太公平。当整个社会的舆论都将抨击的火力对准西太后时，她的问题就来了，整个国家、朝野上下都逼着她退位。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曾在觐见时直接劝西太后让权，西太后辩解称自己并“不似汉太后，听信十常侍辈”。当时李莲英也被人骂得很狠，其实李莲英没有干预过朝政，没对任何军国事宜有过只言片语，他是个老实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权力，他是西太后信任的人，众大臣自然会拍他的马屁，以此间接了解西太后的动向，这样下次在朝会时就会比较合乎太后的心意。在这个时候，西太后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一直被人指责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权。因此，此时主持变法的大权真的就落到了光绪的手上。西太后去颐和园了，虽然她也规定了大事还是得去向她汇报，但她也明白，一旦变法成功了，那么她这个太后也就没用了。因为与她相比，光绪无论从制度还是理论上来讲，都是正统的、合法的统治者，而且他已经成年，表现也一直都不错，很有为，很想做事，不愿做亡国之君，众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绪唯一缺的东西就是事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政绩。西太后虽然在甲午之后被骂得厉害，但在此前毕竟也促成了同治中兴，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她提拔的，这个功劳大家都认账。此外，光绪也没有得到人才的襄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绩建立起来，所有西太后的人都会倒向他的，因为光绪是一个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别强的统治者。所以，如果变法成功，西太后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个故事，讲的是有一天荣禄去颐和园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荣禄就乘机拍马屁，说老佛爷的花扎得真好啊。这时西太后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这话说得很无奈，可见她非常惆怅。西太后实际上是不愿意干这个的，她是个政治女强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难受。可见，这个帝—后结构在当时就是个大问题。而由此来想，西太后怎么可能是顽固派呢？她不像倭仁、徐桐那样有深厚的理学基础，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复儒家的文化传统，而且在此前的洋务运动中，她也是持支持的态度。可是，为什么后来她的确是被顽固派拥戴出来的呢？这里面有着二元政治结构的微妙。西太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逐渐丧失权力，这当然是她不愿意看到的。与此同时，变法所得罪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们虽然不干事，但可以包围西太后，影响她的想法。如果西太后还有实权的话，那么她是不会待见这些人，也不会听这些耳旁风的。但在她将要丧权的时候，这些话就能听得入耳了。凡是说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话，她会越听越入耳。相应地，她对光绪的态度也越来越不好，即使是没什么事儿，也不给光绪好脸色看。这些事都是常见的，传统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儿媳妇的武器。婆婆看媳妇不顺眼了，不一定会打她骂她，但会经常性地弄出一些花招来，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说话，媳妇说话时假装没听见，顾左右而言他，等等。在礼节上小辈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问她，所以这种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难受。现在西太后把这种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绪身上，时间长了光绪就受不了，感觉压力特别大。他逼急了就下了一纸密诏，这密诏不是给谭嗣同的，是给杨锐的。因为杨锐相对比较保守，比较稳重。顺便说一句，像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等“四小军机”是光绪在变法中比较大的突破。因为新法实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旧官僚阻挠重重，军机处的章京也不玩活，光绪没办法，只得再在军机处安置四个听他话的小章京。章京就是军机处里具体办事的人员，就像科室的文员一样，负责具体的文件政务处理，军机大臣就是最后把关的。光绪在军机处安插的这四个军机章京，就相当于他在变法中的左右手。杨锐在这四个军机章京中是相对保守的，毕竟他是张之洞的学生。光绪给了他一纸密诏，问他们有没有什么招数，用出来既能讨皇太后欢心，又能把这些阻挠变法的顽固大臣干掉。光绪为此事很着急，但是很显然，大家没什么办法。后来，就是谭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险。当时维新派人士准备去分头游说各路新军将领，最初觉得可能比较倾向变法的是聂士成，还有就是袁世凯。袁世凯参加过保国会，的确比较新，而且手上也有一支七千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陆军，所以谭嗣同就去找袁世凯。他一去就把这事挑明了，希望袁世凯带着他的七千兵马进京，包围颐和园，逮捕西太后，发动一场政变。但是，谭嗣同跟袁世凯平时没什么交情，袁世凯对变法的拥护也没达到愿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现在谭嗣同突然冒出来让袁世凯造反，你让袁世凯怎么办？他只能上报，他若是不上报，那么自己也会完蛋。所以，我们真的不好埋怨袁世凯告密，这种军事冒险，搁谁头上谁都受不了。退一步说，即使他愿意出兵勤王，他也办不成，他的这七千新军又不是什么野鹅敢死队之类的雇佣兵，也不是特种部队。当时光颐和园外围的护军就有两三万人，此外还有北京其他系统的军队，就算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们至少能保证西太后不被抓走。后来的八国联军的战斗力要比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强得多，但他们也没抓住西太后。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历史都在骂袁世凯是有点冤枉他的。设身处地地想，他也没办法。这种军事冒险一旦被披露，就给了西太后一个机会，她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绪的身上。西太后从颐和园杀回紫禁城的时候，非常痛心地骂了光绪帝一顿，她认为是光绪主谋派遣袁世凯去带兵抓她的。她痛斥光绪是个不孝的畜生，什么当年抱你进宫的时候你才四岁啊，脐带还不干，老是湿，说是有问题，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还得我哄着你，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居然这样啊，等等，西太后就像农村老太太骂儿子不肖一样。她确实有她的委屈，但在这种玩政治的女人身上，这种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装出来的。在囚禁光绪的这段时间里，西太后经常变着戏法地折磨他，比如在宫里演《天雷报》，就是天雷劈死不肖子的戏，让光绪看着，看完了还要谈体会。光绪也没法辩解。发展到这一步，变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后也不是想尽废新法，但是如果不尽废新法，她可能就很难得到那些顽固派势力的支持，难以再度临朝。最后她只留了一个京师大学堂，因为开办一所学校也不容易。但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其实并没有运作起来。而变法中那些废漕督、取消督抚同城之类的措施，本来是可以实施的政策，也被废除了。所以，戊戌维新后，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倒退。那么，仍然是刚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变法失败，真的是因为顽固派势力很大吗？当然他们是有势力，但势力大到什么程度，这个不好说。我们在评述东方国家的改革时，要么习惯用阶级观点看，要不就是用派系观点看，其实我觉得都有问题。如果说中国在戊戌维新时期顽固派势力大的话，那么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的顽固势力岂不更大吗？连长州、萨摩藩那些主导变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可见他们的保守心态比我们还重。这个时候，严格地划分维新派和顽固派，或者说，随意贴标签，指定某些人是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阶级利益的代表，其实都很荒唐。当时的大势所趋是非变法无以图存，这个大家都知道。关键是有些人比较混蛋，就喜欢因循守旧，知道要变，但就不想变，宁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历朝历代，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还不少，但他们真能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吗？其实未必。关键是改革的具体操作确实出了一些问题。维新派人士所面临的政治结构是帝一后二元结构。所有的操作者，无论是广东康梁这一系，还是东南沿海这一系，包括张之洞、陈宝箴这些握有实权的封疆大吏，他们都没有正视帝一后二元结构这个基本的政治事实，而是都陷入了牝鸡司晨的古老政治话题的迷思之中。他们都有一种抱负，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给光绪帝，而忽视了西太后这个最不该忽视的人。此外，还有一个不该忽视的人——李鸿章，在朝中最有权力和影响的人。当时没有人呼吁让西太后主持变法，而事实上，依据后来新政的经验，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进，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视了。康梁这些人不仅忽视西太后，还常常给光绪帝上书，要求他“乾纲独断”。问题是，光绪能独断得了吗？康梁还希望光绪帝能够效法俄国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明治天皇与彼得大帝无法等量齐观，但在康有为撰写的《日本变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刚毅果决的君主。康梁打造了两个君主，然后让光绪帝以之为榜样。光绪能学吗？今天看来，光绪帝只不过是个很乖的小学生，有想法，却不知道怎么来实现他的想法。他最后提的问题是很荒唐的——怎样才能既不惹恼西太后，又能镇压顽固派？这怎么可能呢，也确实让几个小军机们不知道如何处理。要说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光绪靠边站，让西太后出来主持变法。其实当时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个恰当的理由和时机，让西太后出来堂而皇之地主持变法。毕竟她是最有权势的人。而受人喜欢且合法性最强的光绪恰恰不行。他可能很开明，很上进，但他没有权势，没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对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来顺受地接受西太后对他的蹂躏。列强对于变法的态度再来看一下关于列强在这中间的作用。甲午以后中国出现边疆危机，首先是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曾经这么蛮横，以传教士被杀这样的借口，派来舰队占领了中国的一个港口，然后修了胶济铁路。德国人的野蛮行径引发了列强强租中国港口的狂潮，比如俄国人租大连、法国人租广州、英国人租威海。列强对甲午之后中国的生存境况存在误判，他们普遍认为，中国就像近东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样快不行了。十六世纪奥斯曼帝国空前强大，现在的北非和中东都曾是它的领土，但在十八世纪以后不断遭受西方列强的攻击，领土大多被肢解，国家主权也被破坏殆尽。列强认为中国像它一样，所以各国都想来占一块。而且如果中国被日本一口吞下，一个强大的日本将在东方崛起，所以列强希望抢先瓜分，从而阻挠日本的野心。瓜分狂潮迫在眉睫，而德国作为帝国主义国家家族中的后起之秀，崛起时阳光下的地盘已经没多少了，这个时候必须在东方抢占一块殖民地，所以就率先干了这个事情。之前虽说俄国人在东北割占了那么多的土地，但毕竟是在遥远的关外，因此在国内没有引起太大的影响。而这个时候德国人的举动就发生在山东，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中国人眼前。中国人看到，列强就是希望把中国瓜分掉，因此由这件事所刺激起来的亡国危机意识无比强烈。也就是说，在戊戌变法前夕，列强的作用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同时也刺激了很多士大夫的“愤青”情绪，或者叫民族主义情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列强还是很希望中国变法的，包括日本。所以西太后发动政变致使变法最终失败时，列强非常不高兴。在变法期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发行的报纸通常都是对变法作正面的宣传报道和评价。很多传教士都是维新派人士的老师，他们之间过从甚密。很多人会觉得这里有矛盾，为什么它们既想瓜分中国，又希望我们变革呢？按照正常的逻辑，若是我们变法成功了，国力增强了，它们岂不就难以瓜分我们吗？其实此时的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对中国都有多重心态，我们不能认为他们对我们就一种态度，即亡我之心不死。比如日本国内有一批人一直希望中国强大起来，这样日本可以和中国一起联手对抗西方。西方国家也乐见中国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现代化改革。我前面讲了，其实西方人最看重的仍然是商业利益，这就需要开拓市场、加速流通。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够促进市场化规则的确立，那么西方人和中国人进行贸易交流就更方便，他们所能获取的利益也就更多。所以西方国家不希望中国亡国，这个对它没什么现成的好处。直接控制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成本很高。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存在内在分歧的，但我们却常常十分笼统，或者说过于情绪化地将它们的心态强调成简单的一种。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接受这样一种笼统的看法，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很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比如为什么西方国家支持戊戌维新呢？日本甚至还曾经计划把伊藤博文派来帮中国人变法。民众对于变法的态度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在变法中，其实民众和维新士绅之间产生了裂痕。这种情况在以前有没有出现过呢？有，比如在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派和民众也曾有过裂痕，但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提倡兴新学，戊戌维新把这个继承下来了，兴新学一直到新政时期还很热。但是兴新学在基层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侵占庙产。不管是佛教的还是道教的，基层乡村的士绅直接把其田产和房舍都占了，特别是在江南一带。当时很多庙产都属和尚私人所有，寺庙和周围的田产都是他个人的。很多和尚都偷偷娶妻，然后生儿子，并培养儿子当小和尚，等儿子长大后再把住持的位置传给儿子。所以这一个家的生活都与寺庙发生关联，或者说，当和尚对于这些人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职业。这职业不耽误娶妻生子，还可以代际相传，平时还能给百姓念个经、超个度，获得一些经济收入。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也是需要有人来主持这些仪式活动的。现在一些人很愤青，说怎么这些和尚这么不守清规戒律。但事实上，普通老百姓根本不在乎和尚的私生活怎么样，你该怎么活跟我没关系，我该上香就上香，该请人念经就念经，该做道场就做道场，因为我们就需要你干这些，在乡村社会也只有你能干这些。所以，乡间的和尚都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和尚做法、做道场实际上成了一种产业。当然，这种产业的法理性的确不是那么强，私底下说还行，拿到面儿上来肯定还是为士人所不齿的——自己生儿子传衣钵，这个明显不像话嘛。所以后来乡间士绅在强占庙产的时候也是理由充分、底气十足。虽然士大夫也喜欢念经，也常常和大和尚聊聊天，但他们本身仍然有一种倾向，就是反佛。当和尚确实不守清规时，士大夫对他们就会更为鄙夷。所以在这个时候，士绅就联合起来把庙产强占了。但是，侵占庙产、赶跑和尚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寺庙虽然改辟为新学堂了，但普通百姓的生活从此就缺了一块了。平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很多事是需要和尚参与的，现在和尚被打跑了，那以后找谁去呢？比如，如果家里死了人，找谁超度亡灵呢？普通老百姓得跑老远，去找那些大庙的和尚做法事，得费好多钱。和尚和寺庙在乡间存在了几百年，这本身就说明其担负着相应的社会功能，如果在摧毁之后没有其他人或组织来进行弥补，事情就很麻烦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政府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就是起义军把一切宗教信仰都消灭之后，民间会出现一股很强的反弹。而且，此时洋教在中国的传播已经引起了底层很多的矛盾和冲突，虽然可能没有我们后来说得那么严重，但民间的确有一股很强的反弹情绪。洋教作为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它在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发生碰撞时，双方的确可能会出现问题和摩擦。这个下一讲我讲义和团的时候会再讲，这里先做一铺垫。总之，无论是乡土社会本身的改变，还是洋教的大规模进入，其实都使得大部分民众对维新变法持一种不理解的态度。虽然当时他们没有声音，但一旦改革失败，他们就会表现出一股很强的义愤。戊戌六君子被杀的时候，不少老百姓其实是叫好的，他们都认为国家杀了奸臣。张荫桓被变法牵连而发配新疆，沿途都有老百姓打他。对老百姓而言，康梁就是奸臣，甚至还曾经有过传闻，说康有为进红丸想毒杀皇上。康有为怎么可能去毒害光绪帝呢，但这种流言被第一个人造出来以后就不胫而走，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提到另一个问题：对于变法来说，启蒙可能是一个方面，而文化的改造一直会是个难题。这个难题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戊戌变法一百天就完蛋了，然后中国就开始向后转。这次埋葬变法的戊戌政变之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倒退。整个朝政，乃至中国政治都彻底地朝后转，甚至很多洋务运动时期取得的成果都被否定。如果没有后来的东南互保，那么中国的这次大倒退简直就太可怕了，幸好南方督抚达成了共识，使得倒退只是局限在北方地区，但即便如此，造成的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讨论变法，而变法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戊戌维新这一话题也会一直热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这话题，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一直用落后与先进，顽固与保守，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之类的话语，这其实是很荒唐的。谁是资产阶级，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还是孙诒让或是黄遵宪？要我说，谁都不是资产阶级，也都跟资产阶级没什么瓜葛，当时的资产阶级，在戊戌维新时期，什么声音都没有。第九讲 义和团运动庚子之变，也就是常说的义和团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们过去讲清末有两次革命高潮，它就是其中之一。义和团运动兴起主要有两个背景：其一，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了整个朝廷的政治出现反动和保守势力的回潮；其次，随着基督教势力进入中国，民教冲突逐渐呈现扩大之势。民教冲突的产生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签订后，中国逐渐取消教禁，天主教、新教再次进入中国。我们前面讲过，在康熙、雍正年间，由于礼仪之争，朝廷曾下达了关于禁止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诏令。在此之前，基督教在中国一直是可以传播的，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初，宫廷里都有很多外国传教士。虽然在禁教的诏令发出之后，中国境内事实上仍然存在一些传教士，但禁教政策的确直接打击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势头。只有少数的东正教教徒可以在中国活动，但他们的势力原本就小，即使不禁也没多大影响。《黄埔条约》签订时，法国还是罗马天主教教廷在欧洲的主要护教国，因此它特意在条约中强调了这一点，要求中国重新开放教禁。当时中国没办法拒绝法国人的这一要求，而且当时国内已经有许多传教士在秘密或半公开地活动，所以也就答应了。基督教全面进入中国有几个途径。实际上，在开放教禁之前，一些新教的教士们已经进入中国了，他们是以澳门为据点进来的。广东这一带一直有洋人活动，官方也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传教士还是商人或医生。我们今天翻阅史料发现，当时很多传教士都是以医生的身份在中国开展传教活动的。所以至少是在广东，新教传教士在《黄埔条约》签订以前就已经存在，他们在中国沿海已经有很多活动。但是，正式的解禁还是得到1844年以后，解除教禁之后，基督教的许多教派重新进入中国。在西方宗教的大规模回潮过程中，天主教所面临的问题不像新教那么简单。新教传教士到了某个城市，一般就是租个地方，开间诊所，一边给人治病，一边传教。但是天主教不同，天主教传教士此前来过，而且历史比较长，只是由于礼仪之争才被清政府赶了出去，所以他们曾在中国留下很多房产。现在天主教回来了，就希望清政府发还那些房产，所以一回来就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当时被称为“还堂”（退还教堂）纠纷。要知道，这些天主教传教士向地方政府要房产也不是凭空胡话，他们还真一直保留着一百多年前的房产地契。但是，这么久过去了，物是人非，很多房子都没了，再清理房产之类的不动产就要大费周折，非常麻烦。“还堂”问题一直没能妥善解决，这不断激化着天主教与官府、地方的矛盾。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太平天国被扑灭。太平天国给人的印象，尤其是给中国士绅的印象，乃是披着洋教外衣的土匪。太平天国所到之处，几乎将一切传统文化毁灭殆尽，故而士大夫对洋教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而且，士绅也分不清楚拜上帝教和天主教、新教等的区别，他们大多是笼统地以“洋教”对待。其中冲突最直接的，就是洋教中的一种，天主教。前边讲过，天主教的传播方式与新教不同：新教的传播是潜移默化的，甚至是采用一种中国传统中那种行善的方式，慢慢扩大影响，而且基本只是在城市里传播；天主教则比较愿意深入农村，一竿子插到底。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绅在城市中的权力一般不是很大，乡村才是他们的天下，所以天主教在农村马上就和士绅产生了冲突。尤其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士绅们直接将天主教视作挑起农民造反的恶势力，是到中国来毁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因此，士绅会很直接地把拜上帝教的罪过加到天主教的头上。所以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中国持续出现一波又一波的民教冲突。所谓“民”，就是指一般的老百姓以及士绅，而“教”就是指信教的民众和教会。民教冲突，就是百姓、士绅和天主教教会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是很正常的，明末利玛窦等人刚刚来到中国传播天主教时，中国的老百姓就常常把他们所传播的宗教理解为中国的佛教或者道教，稍微懂一点的人至多将其理解为同样是从西方传来的拜火教，很少有人会很正确地理解这个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天主教跟我们中国的这些宗教不太一样，它是一种硬性宗教。为什么说是硬性宗教呢？因为天主教一直试图进入社会底层，然后建构一套非常坚实的组织框架和信仰体系。这个信仰体系是坚实的，因为它是高度排他的。当时中国的儒释道三教已经合流了。特别是在江南，某间庙到底是由和尚来主持或道士来主持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无所谓，就算尼姑待在里头也并无不可。很多庙既供奉观音菩萨，也供奉太上老君；好多地方供观音，也供妈祖，供碧霞元君；在南方闽粤等地，既供妈祖，也供关公。对老百姓来说，巫术的信仰、佛教的信仰和道教的信仰都是一回事，它们基本就是融合的。而自元朝之后，在和尚与道士之间，道士和巫婆、神汉之间也都基本没有发生过论战或仇杀。这种宗教冲突只是在佛教进入中国的早期以及排佛运动兴起时出现过，之后外来宗教大多都本土化了，彼此相安无事。大户人家要请人做法事时，往往会请一对喇嘛、一对和尚、一对道士、一对尼姑，这就叫“四全”。有四对，这样才觉得气派，这些请来的宗教人士也不会因为彼此念的经不一样就起冲突，就各念各的，相安无事，非常和睦。但是新来的天主教却不是这样的宗教。它坚守教规，严格排他，不允许信徒信仰其他宗教，而且它的组织形式也是非常刚性的。信了教，你就是我的人，我会给你起一个教名，就是类似现今意大利人的那种名字，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然后你的生老病死我都会高度参与，你出生时教会要给你施洗，你成人的时候会有坚振礼（相当于现在世俗的成人礼），你的婚事我也要参与，平时你还得定期到我这里来告解、做弥撒，你死的时候神父会给你作终傅礼。天主教通过这诸多圣事，把信徒集合成一个非常稳固的组织。这样一种结构的宗教在以前的中国是没有的，虽然中国人以前也信佛教和道教，但没有谁会天天去组织活动。这样，加入天主教的信徒就和外边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天主教的活动是经常性的，信徒不仅要常常听教导，还要谈体会。天主教与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冲突更为麻烦的是，天主教的部分教义和传统中国的一些固有信仰是存在冲突的。第一，天主教禁绝偶像崇拜，它绝对排斥偶像。但其实据我个人发现，在欧洲一些传统的天主教国家，比如波兰、法国等地，并不会让人觉得它强烈地反偶像崇拜，因为教堂里有大量的壁画都是以圣母、圣父为题材的，那不就是偶像吗？它不像新教教堂那样，什么都没有。后来传教士东来，他们的规矩就是，我所在教区里可以有我崇拜的偶像，但我决不允许有其他的偶像存在。天主教教堂里面那些壁画多是宗教题材，末日审判、升天、三王朝拜、耶稣降生等，都是这一类的。而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比如观音、碧霞元君、送子娘娘等，这些全都要禁绝。传教士不允许教民还对这些偶像存在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