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历史：民国十五疑案-3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也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更加离奇古怪的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明报月刊》第1期发表了千家驹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里面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事实是：鲁迅一生手足情深，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回忆，鲁迅曾经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即周作人)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由此可见，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一说完全是望文生义和牵强附会的结果，不足为信。　　综上所述，关于鲁迅与周作人的失和,并不是出于政治、思想、人生选择上的分歧，而纯属家庭内部的纠纷。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当年周氏兄弟家庭内部的恩怨与纠纷，是是非非，就连当事人自己也无法说得明白，旁观者更是无法定论，实际上，也无须下定论，特别是时过境迁，到了80多年后的今天，更没有必要进行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想象与猜测。　　各走一端　　也许鲁迅与周作人在兄弟失和后的各自反应与不同发展，才是我们更应当关注的。　　1923年8月，鲁迅从八道湾搬出，母亲鲁瑞也跟随她的长子一起搬出，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回八道湾。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八道湾的住所是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因此也对周作人完全失望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绍兴城的著名私塾“三味书屋”　　不过，鲁迅却受到极大的精神打击。1923年10月1日，他在从八道湾搬出不久之后，即大病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他对周建人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1932年11月20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1925年，在被逐出八道湾两年之后，鲁迅发表了小说《弟兄》。在小说里，他回忆了自己当年帮助周作人看病，请医生来诊治的往事，还表示了“鹡鸰在原”的意思。鹡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飞鸣寻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希望通过小说，向周作人传达出自己的心愿，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兄弟阋墙：鲁迅周作人何故失和(6)---------------　　尽管如此，鲁迅表达救助的热心却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虽然鲁迅一直希望能够兄弟和解，但一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想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　　在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又如何表现呢?从表面上看，他比鲁迅平静得多，他照样地作文，上课，出席各种会议。但是，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里，他重复了7月18日给鲁迅的字条里所说的“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这样的话，表达了自己对理想中美好人生的幻灭感。　　1924年6月，在兄弟间大打出手后的第二年，周作人写了一篇《破脚骨》。据章川岛说，这是针对鲁迅的。在文章中，他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并且作了一连串的“考证”：“破脚骨官话曰无赖曰光棍，古语曰泼皮曰破落户，上海曰流氓，南京曰流尸曰青皮，日本曰歌罗支其，英国曰罗格……《英汉字典》中确将‘流氓’这字释作劫掠者，盗贼等等也。”从一向温和的周作人笔下流露出这样恶毒的咒骂，足见他心中怨恨之深。　　不过，兄弟二人虽然绝交，但并不妨碍向同样的敌人开火。1925年早春，鲁迅收到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的第一封信。当时，正值女师大驱赶杨荫榆校长风潮，鲁迅是学生崇拜的文学讲师，许广平便怀着崇敬的心情向他求援。于是，鲁迅起草了《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以女师大前任校长许寿裳的名义发表，周作人明知道是鲁迅执笔的，却也毫不犹豫地签上了名字。最终，学生们获得胜利，鲁迅也获得了许广平的爱情。　　1927年，张作霖军政府绞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周作人一边悲愤地写下《偶感》，捍卫李大钊的名誉，一边把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转送日本留学。对周作人的这种勇敢精神，鲁迅大加赞赏，并把它写在给周建人的信里。　　而周作人的情绪此后却一落千丈，他日益遁入散淡闲适的书斋生活，提倡“闭户读书”，主张“苟全性命于乱世”。渐渐地，京派作家群诞生了，周作人便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　　在对待日本的态度问题上，周作人处在日本人的包围之中，依然把日本视为第二故乡。苦于无法与周作人直接沟通，鲁迅只好给八道湾的门客章廷谦（川岛）写信，请他劝说周作人南下。章廷谦看完来信，感慨不已。然而遗憾的是，周作人却没有丝毫反应。于是，鲁迅对周作人的又一次眷顾，被无声无息地撞了回来。　　而此时的鲁迅已是病入膏肓。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与世长辞，享年55岁。　　消息传到北京，周作人并没去上海，却在北大法学院礼堂参加了纪念会。鲁迅病逝第2天，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地走进教室。在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书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周作人的脸色非常难看。　　1937年7月7日，日军围攻北京。8月4日，胡适劝周作人不要卷入政治漩涡，但周作人不愿意随北大南迁。1939年夏天，周作人正式下水，从此，沦落为汉奸。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为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把周作人从枪口下夺回来。1947年，周作人由14年徒刑改为10年。　　949年，周作人从老虎桥监狱提前释放，暂住上海，开始了黯淡的余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作人就被“红卫兵”关在一个小棚里，叫他交代问题。这时，周作人已经站不起来了。1967年5月6日，周作人在八道湾猝然死亡，终年83岁。//****************第四部分***************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1)---------------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位学者模样的老者，身着中式服装，鼻梁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大学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他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支，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跳下。管理人员听见有人落水，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却又不懂急救之法，于是，两分钟以后，老者气绝身死。　　入殓时，人们在老者的里衣中，发现他写给第三个儿子贞明的遗书一张，纸已湿透，但字迹完好。遗书非常简短，只有122字。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五月初二父字。”　　这个老者就是王国维。　　清华四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又字伯隅，号礼堂，晚年改号永观、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最富创见性的学术奇才，享有国际盛誉的大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哲学、文学、戏曲史、甲骨文、汉晋木简、敦煌文献、西北地理、蒙元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并在诸多学术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梁启超因此称他是“学界重镇”，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人物，并誉之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金字塔”，就连一向苛以誉人的鲁迅先生也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回顾王国维短暂的一生，人们不禁发现，这位清末民初的匆匆过客居然留下了让人叹为观止的辉煌成果。　　1903年，年仅26岁的王国维任通州、苏州等地师范学堂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从此踏上治学之路。在王国维的早期著作中，他从哲学入手，写了《叔本华之教育及哲学学说》、《叔本华与尼采》、《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论近年之学术界》等篇什，开天辟地地将西方哲学引入中国。虽然王国维曾说过“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话，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思想，几乎已经融入他的血液，成为他立于哲学高地分析中国文化的“基石”。　　1907年起，王国维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小说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特别是他的《人间词话》，首先提出了“境界”之说，从而把古典诗论引入到一片全新的美学视野，为中国诗学、中国美学研究做出了“里程碑”式的伟大贡献。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王国维随著名学者罗振玉东渡日本，旅居京都。1913年起，王国维在京都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王国维的后期著作，包括《说商》、《殷周制度论》、《敦煌所出汉简跋》、《魏名经考》、《唐写本失名残书跋》、《水经注跋》等，对从商周到元明，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许多疑难处都作了周密的考证，尤其是对于甲骨、竹简、钟鼎的辨析诠释，贡献卓著，填补了古代史研究的一片空白。王国维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其独到的治学方法，更被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归结和评价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　　■清宫南书房在京都期间，王国维常常到东山脚下的永观堂散步。1916年元月，王国维踏上回国的路程，为纪念他在日本的这些岁月，他从此便改号观堂。1921年王国维自编并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观堂集林》。//---------------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2)---------------　　1923年春，当时溥仪小朝廷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为文职五品。　　不久，冯玉祥“逼宫”事件发生，王国维结束了“南书房行走”的工作。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他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坚辞不就，仅同意担任清华大学教授。在清华大学期间，王国维以其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了清华学人，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并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成为“教授的教授”。　　自沉昆明湖　　192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不久，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北洋政府分崩离析，京畿之地草木皆兵。此时，王国维任教的清华校园也失去往日宁静。其实，王国维虽然日常言行无异常，但言及时局，辄神色黯然，有“避乱移居之思”。而当时，他的知音罗振玉已携眷东渡，好朋友梁启超也正在津门养病。生性孤僻的王国维与他人少有交往，惟与清华研究院主任吴宓过从颇密。　　6月2日，王国维像往常一样，吃完早饭便去了研究院。到校后，他先记起自己忘了把学生们的成绩册带到办公室，于是就让研究院的工友去家中取。此后他遇到研究院办公室秘书侯厚培，便与侯聊起下学期招生安排的话题，他谈了许多自己的设想和建议，过了许久才与侯分手。临别时，王国维向侯厚培提出借三元大洋，但侯厚培正好未带现洋，只能借给他五元钱一张的纸币。王国维从没有带钱的习惯，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大家对此并不以为怪，也就没有人询问他干什么去。王国维拿了钱走出校门，叫了一辆由清华大学组织编号为35的人力车，径直要车夫将他拉往离清华园不远的颐和园。到颐和园时，大约是上午10点左右。王国维给了车钱，并嘱车夫在园门口等候，便径直走进颐和园。初夏时节，颐和园青山绿水，郁郁葱葱。不过临近中午，园内游人稀少。王国维来到排云殿西面的鱼藻轩驻足许久，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此时大约11时左右。当时有一园工正距王国维投水处不远，听到落水声后，急忙跑来解救，捞出来后约一二分钟的时间，王国维就断气了。尽管鱼藻轩前的湖水深不过二尺，但湖底满是松软的淤泥，王国维自沉时头先入水，以致口鼻都被泥土塞住，闻声而来的园工们又不懂急救之法，王国维最终因窒息而死。当园工们将王国维从水中救出时，他的内衣还未湿透。　　一代国学大师就这样匆匆离去。　　时至中午，王国维雇佣的那辆人力车仍等在颐和园外。下午2时许，家人等他吃饭却久久不见人归，就去学校询问。于是侯厚培到校门口问车夫们，得知载王国维的那辆车去了颐和园，还没有返回。侯厚培立即骑上自行车，前往颐和园找人。此前，王国维的儿子贞明在校门口已打听到情况，赶去颐和园，并于中途遇上那个送他父亲去颐和园的车夫，此时车夫的车上坐着警察，他们正要去学校禀报。因为车夫在颐和园外等候王国维直至下午3点，听说园内有人投水，进园一看，死者正是他要等的王国维。等贞明到了圆明园，证实死者就是他父亲，这时已是下午4点了。　　■昔日清华园噩耗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大学。经过紧急商讨，8时许由校长曹元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赶赴颐和园，其中有王国维的好友陈寅恪教授和吴宓教授。当时，由于北京的政治气氛较为紧张，负责颐和园戒严的守兵不许师生进入，经过反复交涉后才容许校长和教务长等少数几人入内。由于尸体未经检验，学校当夜不能将王国维的遗体运回，于是众人回到清华大学后便组成了治丧委员会，商定第二天办理丧事。次日，清华园教职员工、学生及王国维家属众多人又齐赴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内，上面覆盖了一张破旧的篾席，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景象煞为不忍，使观者人人面呈惨淡之色。当时天气渐热，阴云四布，雷声频作，学生们齐候遗体旁3个小时以后，检查官才匆匆赶到，于是移开草席，只见死者面目紫胀，四肢蜷曲着匍匐在地，真是惨不忍睹。下午4时，家人和检查官从王国维的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和剩下的四元四角钱。这是一份布满昆明湖水渍的绝笔，16开白纸写成，用墨良好，因此字迹依然清晰。从墨迹的浸染，还可推知入封时的叠法。据当时人们的回忆记载，遗书发现于内衣袋中，外有封，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为王国维三子，是当时在京最年长的儿子。最后落款时间和签名是：“五月初二，父字。”显然，遗书是王国维在死前一天就写下的，临行前装在自己的衣袋内，其内容条理清晰，考虑周密，足见王国维早有此意，绝非仓促寻死。//---------------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3)---------------　　凡研究王国维之死者，无不提及他的遗书，叙述自杀理由的仅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一句，另外几行字，和死后安葬及家事安排等寥寥数语而已，其具体死因则只字未提。王国维之死，因此几成千古之谜。　　今天，关于王国维遗书的函封已不知何往，遗书原件却完好地保留下来，被裱入一个四开对折纸版内，珍藏在国家图书馆善本地库里。另有两个相同纸版，一个上面裱有罗振玉的题款：“海宁王忠悫公遗墨，后公完大节后逾月。上虞罗振玉署”，并钤“罗印振玉”方章；另一为白折，当备题咏之用。　　王国维去世后，人们将王国维遗体移送到园西北角门外旧内庭太监下处三间小屋中入殓。当天傍晚7时，王国维的灵柩被送到清华园南部的刚秉庙停灵。这一天到场送行的除王国维家属和清华研究院的学生外，还有清华的教授吴宓、陈寅恪、梅贻琦、陈达，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燕京大学的容庚教授以及梁漱溟等人。　　一代大师的自沉之举震惊了清华园，更震动了学术界，人们无不为失去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国学大师而感到痛惜。王国维自尽的当日，梁启超已离开了清华大学，得到噩耗后又奔回清华，亲自参与料理其后事，并为王国维抚恤金一事向学校、外交部力争。他对王国维之死悲叹至极，并对自己的女儿说，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当时的青年学者顾颉刚感慨地把王国维的死和同年3月康有为的去世相比较，他说：“康长素先生逝世，我淡然置之。我在学问上受他的影响不亚于静安先生，我既是佩服他，为什么对于他的死倒不觉得悲伤呢？因为他的学问只起了一个头，没有继续加工。所以学术界上的康有为，三十六岁就死了。至于静安先生，确和康氏不同，他是一天比一天进步的。他的大贡献都在三十五岁以后，到近数年愈做愈邃密了，别人禁不住环境的压迫和诱惑，一齐变了节，唯独他还是不厌不倦地工作，成为中国学术界中惟一的重镇。今年他只有五十一岁，假如他能有康氏般的寿命，他的造就真不知道可以多么高。”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的第5天，他生前最敬重的良师益友、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了噩耗。于是，正跟随在溥仪身边谋划投靠日本人的逊清遗老罗振玉，从天津急忙来到北平清华园进行吊唁。同时，他还带来了末代皇帝溥仪的一道“诏书”。　　正是由于有了溥仪的这道“诏书”，使王国维之死顺理成章地被认为是“殉清”。特别是在这道“诏书”中，溥仪所提到王国维临终前的“遗章”，也就是后来罗振玉出示的所谓王国维的“遗折”，更加铁证如山，让人百口莫辩。然而，后来证明，王国维的“遗章”是伪造的，罗振玉得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唆使其子模仿王国维的笔迹，以凄楚哀怨的语气伪造了所谓王国维的“遗章”，以致感动溥仪下了那道“诏书”。后来，溥仪在他的那本自传《我的前半生》中，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他说：“王国维死后，社会上曾有一种关于国学大师殉清的传说，这其实是罗振玉做出的文章，而我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这篇文章的合作者。”　　王国维自杀后，人们在北京下斜街全浙会馆为他举行了悼祭大会。当时，人们纷纷送上挽联，表达自己对死者的哀悼之情。梁启超在挽联中特别推崇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尤其提到了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中所做出的突出成就，他写道：“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不仅奇字译，创通龟契；一死明行已有耻之义，莫将凡情恩怨，猜拟鹓雏。”陈寅恪的挽联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乾净水，年年鸣咽说灵均。”吴宓则在挽联中表达了自己对王国维自沉的看法：“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　　此外，当时北京的《国学月报》、《国学论丛》以及天津《大公报》等各地报刊也先后刊出《王静安先生专号》、《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王静安先生逝世周年纪念》等专辑，以示纪念。王国维的死在海外学术界同样引起了震惊，日本学者在大阪市召开王国维先生追忆会，王国维的日本友人、学者纷纷到会追忆或著文写诗凭吊。1927年日文杂志《艺文》的8、9两期全部用来追忆王国维的学术工作。法国学者伯希和也写有多篇文章，向读者介绍王国维的成就。他曾经撰文说：“作为王国维的老朋友，我经常提到他的名字，并很多次引用他如此广博而丰富的成果，现代中国从未产生过走得这般前面又涉猎如此丰富的博学者。”由此可见，王国维以他那巨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人们的普遍尊敬。//---------------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4)---------------　　王国维自杀后，清朝遗老们也震动不已，溥仪赏两千元为其丧葬费，又赐谥号曰“忠悫”。当时的一些清朝遗老甚至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众说纷纭话死因　　1927年，王国维沉湖事件牵动了当时及后世众多学者的诸多情思，人们纷纷撰文阐述己见，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一个人的死因受到学术界如此重视，也是历来少有的奇事。　　对王国维的死因，其亲属自始至终讳莫如深。而后世臆测大致又分以下几种：　　一为“殉清”说。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王国维始终不肯剪去辫子，不仅自称“亡国之民”，而且其著作及书信对清室始终以“我朝”、“本朝”、“国朝”、“大清”相称，无一例外。可见，他始终以清朝遗老自居，其忠于亡清的态度极为坚定。　　1917年，王国维曾经热切期盼张勋等复辟成功，并为清朝的复辟做过详细的谋划。此后，他又在其《库书楼记》里明确表达了“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的期望。1924年，王国维在其《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和《敬陈管见折》里，又分别要溥仪“益崇圣德，务广圣学……以俟天心”，再次流露出对溥仪“得国”，成为“中国将来之共主”的希冀。　　清朝被推翻时，王国维曾感叹“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其中的“文谢”指文天祥、谢枋得。后者于抗元失败后拒不出仕，绝食而死。张勋复辟事件失败时，王国维曾认为参与张勋复辟事件的康有为、沈曾植等“北行诸老”恐“只有以一死谢国”，“如再觍然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既然如此，王国维自己身为人臣，便必然守忠贞之节，如果需要，自然“以一死谢国”。而在王国维自杀以前，也曾经不止一次地流露过“殉清”的念头，例如，他在1924年“甲子之变”时曾“援君辱臣死之义，欲自沉神武门者再”。在1925年8月，他又曾说到“事到艰危誓致身”。　　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时间，正是冯玉祥军队逼溥仪搬出故宫，避居“日使馆”，又转天津“张园”之后。而王国维为清朝遗老，此前还曾“奉召入宫”，做了溥仪的“五品衔南书房行者”，实即溥仪的“老师”兼“图书馆馆长”，如此种种，完全可以说明王与溥仪的关系之密。其至死仍留一条辫子的举动，更表达了对溥仪的国士知遇之感。由此推论，王国维死于“殉清”，也并非捕风捉影。其思想基础和遗老心态，导致最后以自杀而“完节”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更有人进一步考证，认为王国维遗书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是一典故，出于《宋史·范质传》。范质为后周世宗所重，曾于世宗临终时“受顾命”，辅佐年仅七岁的恭帝，但他却在赵匡胤夺取后周皇权、建立宋朝时未作反抗，“降阶受命”，有负重托。故宋太宗赵匡义对他有如下评语：“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者。但欠世宗一死，为可惜耳。”王国维在遗书中用了这一典故，足以说明其死是为了忠于前朝，即为了殉清。另外，顾炎武于明亡后拒绝仕清，也曾经说过“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耳”。顾炎武号“亭林”，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对王国维曾“以亭林相期”，王国维自己也以“可几于亭林先生”自许，故“只欠一死”的思想对他无疑具有启示作用。他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说“今日干净土，唯此一湾水耳”，更是出于对清王朝的眷恋，对亡清尽其忠贞之节。　　所以王国维自杀后，梁启超以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比之，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和罗振玉、吴宓等也均持“殉清”一说。鲁迅在《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中，称王国维“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可见也为此观点论者。　　前期的陈寅恪也同意这种观点。其《王观堂先生挽联》之上联“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就包含了这个意思。其中“十七年”指辛亥革命之1911年至王国维自沉之1927年。“家国”指被辛亥革命推翻之清朝政权。“剩水残山”指颐和园。“累臣”则借称王国维。显然，挽联认为王国维以累臣自居，眼见复辟无望，故而选择象征清王朝的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这就是关于王国维死因的“殉清”说。//---------------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5)---------------　　然而，也有人反对此种说法。反对此说者认为，若作深层次的剖析，溥仪之重于王国维，在于彼时之“用”也；而王国维之依于溥仪，在于宫中有藏书、读书的环境，当然也不能排除由此而发的“师生”之情、“知遇”之情含在其中。因此，王国维与忠于清室的罗振玉、郑孝胥、陈宝琛等人有别，郑孝胥等人效命清室复辟，不惜委身于日本政客，而王国维却选择了担任清华大学教授一职，心无旁骛，潜心学术。仅仅是这样一种关系，就能促成为溥仪而赴死，似尚不足为信。至于对清朝的看法，王国维曾经在史诗式长诗《颐和园词》中，对明、清两朝兴亡何其类也，感慨不已，对慈禧太后专政给以无情的嘲讽，如此等等，均看不出对清室的感情浓度几何，倒像是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因此，如果硬要以“殉清”一语，囊括王国维死因的话，过于牵强。　　二为“逼债致死”说。　　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国维代售宫内字画，事被罗振玉知悉，罗振玉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并以售画所得抵王国维欠他债务，致使王国维无法向绍英交待，遂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说，王国维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振玉巨债。罗振玉在女婿——王国维长子潜明死后，和王国维关系破裂，罗振玉令女儿回娘家为夫守节，逼王国维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王国维一介书生，债务在身，羞愤交集，便萌生短见。此说经郭沫若宣扬，几成定论。　　但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所以为大学者，根缘于罗振玉。是罗识其才，全力资助王国维赴日本留学，并一再荐王国维选择职业。后来罗振玉把女儿嫁给王国维的儿子，联姻为亲家，更表明二人关系密切。王国维乃重情知义之士，恩尚未报，焉能因为一时区区琐事，自杀泄愤？而从王遗书对后事的安排看和事后其他一些证据表明，王国维生前并无重债足以致其自尽，因此有无“逼债”其事，尚系疑点。正像陈寅恪所言：“金钱关系”之议，乃“委琐龌龊”之说。　　三为“惊惧”说。　　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而北洋系统的冯玉祥、阎锡山先后易帜，京师震动。赵万里在《王静安先生年谱》中记述：“去秋以来，世变日亟，先生时时以津园为念。新正赴津园觐见，见园中夷然如常，亦无以安危为念者，先生睹状至愤，致患咯血之症。四月中豫鲁间兵事方亟，京中一夕数惊。先生以祸难且至，或更有甚于甲子之变者，乃益危惧。”戴家祥《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记述：“今岁四五月间，党军下徐州，冯玉祥引兵出潼关，败奉军于河南，直鲁危急，北京大恐。是时清华研究院评骘成绩方毕。……涉及时事，先生神色黯然。”又云：“先生曰：‘闻冯玉祥将入京，张作霖欲率兵总退却，保山海关以东地，北京日内有大变。’呜呼，先生致死之速，不能谓时局无关也。”　　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又因为王国维脑后留有辫子，当时传言北伐军入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但这种说法当时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为不合王国维立身处世方式。　　四为“谏阻”说。　　有人认为王国维投湖与屈原投江相类，有“效屈原投江”之说，因为二人死的方式相同，死的时间相近（阴历五月初五与五月初三），而王国维又写过《屈原文学之精神》，所以可能是以自杀来劝阻溥仪听从罗振玉等人主意，东渡日本避难，并认为王、罗两人最后决裂的原因也缘于此因。　　但是反对者认为王国维之死，和效法屈原自杀完全无关，而仅仅因为二人选择自杀的形式和时间相似就推定其自杀原因必然相同，也显得过于简单。　　五为“殉学术”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民国初期，战乱四起，权力纷争，持枪的人异常活跃，而平民百姓心神不安，学者王国维更是无法应付得了这种场面。当北伐军步步逼近，清华园里传单雪飞，漫画张贴攻击研究院，各路学者各寻后路，也有逃往国外者，只会握笔杆子的王国维，面临枪杆子，说无所畏惧，是不近情理的。据说，他曾经悄然问他的学生——山西籍的卫聚贤：“将何以为之？”卫聚贤回答，可以到山西去，先生每周授课一次，每月百元大洋酬金。当时晋祠正筹办“兴贤大学”，而卫聚贤是筹办者之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条去路，但王国维只说了这么一句“山西无书”，就于当晚写好遗书，次日赴昆明湖。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这里才有一片净土，一泓清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死前一日，两次提到一个“书”字。其中一次是口说“山西无书”，一次是手写“遗书”：“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生死关头，犹只念一个“书”字，正如他早年说过：“余生平惟与书册为伍，故最爱而最难舍去者，亦唯此耳。”他视书如命，在有书中生存，于无书中去世，这便是王国维光辉而惨淡的短短一生。假如社会是一片包容各路人才、允许各献其才的社会，王国维之奉献，将绝不止此。可是他却生不逢时，于是酿成了大师之死的悲剧。//---------------投湖自尽：大师王国维的无奈选择(6)---------------　　六为“文化殉节”说。　　与王国维同为清华导师，且精神相通、过从甚密的陈寅恪先是以“殉清”论王之死，后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此即所谓“文化殉节”说，是对“殉清”说的明确否定。陈寅恪的诠释在同类者中立即得到共鸣，并在文化界产生重要影响。　　但反对者认为，陈寅恪的观点，与其说是对王国维之死的解释，不如说是他以自己的一种心态来观照王国维的精神。他强调王国维之死的“殉文化”意义，用以否定“殉清”说，是因为他与后期王国维在文化问题上有着强烈的共鸣——他们都有一个无限眷恋中国旧文化的情　　七为“争自由”说。　　此说也为陈寅恪提出，见于其《纪念碑铭》一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也见于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纵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欤？”此即为“争自由”说，认为王国维是因为思想和学术不自由才选择自杀的，是对“殉清”说的进一步否定。　　但是，也有人认为，陈寅恪提出的“争自由”说，是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即借王国维纪念碑表露自身的心志——对独立人格的向往与颂扬，也是想要拔高王国维之死的意义，把为亡清、为旧文化、为纲常名教而死说成是为抽象理想而死，说成是独立自由精神的体现。　　八为“性格所致”说。　　坚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王国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思深而言寡，内心存满矛盾，却不形于言表，便是于死前数日，依然工作如故，从容自若。而其内在情绪的波击，却无人察觉。王国维选择“自沉”却不露声色，这是他个性的集中显现。　　而反对者则认为，性格可能是造成王国维死因的一个原因，但不会是他自沉的必然因素。　　时至今日，距离王国维自杀已经过去近80年了，关于他的死因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更多的人认为，王国维的死因研究牵涉到中国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王国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代表，他的自沉而死，如同他的遗著一样，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玄奥，令人思之不尽。　　也许，王国维之死，它的悲剧价值，正在于给后人以永久的思考。//---------------真假汉奸：穆时英的身份之谜(1)---------------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一直是人们非常好奇的一个文学流派：它横空出世却又昙花一现，当红一时却又被褒贬不一。它的两个代表作家穆时英和刘呐鸥，年轻而富有才华，却又先后走入歧途，最终陆续被暗杀身亡，这到底是因为什么？背后的主谋是谁？都让人们猜测不已。特别是被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的穆时英，有人说他是汉奸卖国被杀，有人说他是中统特工却被军统误杀，其身份和死因至今尚未定论。　　“鬼才”作家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无轨列车》半月刊，标志着中国新感觉派小说实践的开始。他的短篇小说集《都市风景线》也是现代中国第一部新感觉派作品集。不久，施蛰存和穆时英也先后发表作品，成为新感觉派代表人物。　　穆时英（1912—1940），现代小说家，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父亲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在穆时英10岁那年，父亲把他接到了上海求学，并开始按中产阶级的趣味打造他的性情与生活，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个银行经理或者精明的买办。但是，穆时英在读中学时却爱好上了文学，后来就读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大学期间穆时英的考试成绩并不是很好，特别是在光华大学上钱基博先生的语文课时，几乎每学期都不及格。根据施蛰存后来的回忆叙述，穆时英的古典文学和文言文知识有时还不如一名中学生。但是这并没有影响穆时英对文学的热情。他潜心研究外国新文学流派，并在1929年，他17岁的时候开始小说创作。第二年，穆时英在《新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咱们的世界》及《黑旋风》，不久，又经施蛰存推荐，在当时著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南北极》，从此一举成名。施蛰存后来回忆他和穆时英相识的经过时说：“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跑来水沫书店，给《新文艺》送来了他的小说《咱们的世界》，那时他只有17岁。让我非常惊异。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无论什么一学就会。”　　1932年1月，穆时英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南北极》由上海湖风书局初版，其内容反映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的两极对立。一年以后，此书改订增补本由上海现代书局重新推出，引起很大的反响。当时的文学评论家们对穆时英描写阶级对立视角的独特、形式的新颖和艺术手腕的巧妙，纷纷给予肯定，并把穆时英视作当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据说，当时在上海的大街上，随意迈进一家书店，便会在书架上发现穆时英的小说《南北极》，经常有痴痴迷恋穆时英小说的读者给他来信，甚至有崇拜者专程从千里之外的南洋赶来敲他旧宅的大门。而此时的穆时英年仅20岁。　　但是，正当人们对穆时英寄予厚望，期待他沿着《南北极》的方向有所突破时，穆时英却在创作上来了个意想不到的大转变。193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小说集《公墓》，转而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其描写的对象，也都是在充满诱惑的都市背景下，迷恋于声色之间的都市客。在技巧上，穆时英着意学习和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还尝试去写作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小说，其内容和风格都迥然有别于《南北极》。此后，穆时英又出版了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处女的感情》、《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等代表性作品。在这些小说中，穆时英聚焦上海的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娱乐场所，追踪狐步舞、爵士乐、模特儿、霓虹灯的节奏和色彩，捕捉都市人敏感、纤细、复杂的心理感觉。他以圆熟的蒙太奇、意识流、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等表现手法，反映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开掘都市生活的现代性和都市人灵魂的喧哗和骚动，特别是把沉溺于都市享乐的摩登男女的情欲世界描绘得有声有色，刻画得栩栩如生。同时，在这些小说中，也流露出明显的颓废感伤气息，不过，穆时英的小说却因此风靡一时。穆时英本人也因为其年少多产又风格独特，被当时的人称为“鬼才”作家。自此，他与刘呐鸥、施蛰存等共同形成了中国文坛上的新感觉派，穆时英也为后人誉为“新感觉派圣手”、现代派的健将。//---------------真假汉奸：穆时英的身份之谜(2)---------------　　上海街头的枪声　　20世纪30年代初期，春风得意的穆时英，浑身上下弥漫着十里洋场上的浮华气息。他独自一人住在北四川路上的虹口公寓，这座公寓在30年代的上海，也算得上高级了。他住的房间很窄，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室内整洁，绝不紊乱，环境安静。这么一个房间，每月租金要付四五十元，但穆时英毫不在意。自《南北极》、《公墓》一炮打响后，《现代》杂志几乎每期都有一篇他的小说，良友图书公司又不断出版他的《被当作消遣品的男人》、《黑牡丹》等小说集，稿费收入丰厚，让他生活非常富裕。年纪轻轻却已经名利双收的穆时英很快就日益堕落起来。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是当时的穆时英经常涉足的。施蛰存后来回忆穆时英时也说：“他的日子就是夜生活，上午睡觉，下午和晚饭才忙他的文学，接下来就出入舞厅、电影院、赌场。”而当时有份杂志甚至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是他的丈母家”。就连穆时英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在小说里发出“一个都市人”的哀叹：“脱离了爵士舞、狐步舞、混合酒、秋季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不久，穆时英又迷恋上了回力球赌博。日复一日，以致无法自拔。从此以后，穆时英几乎再没有什么像样的作品面世。而随着1935年施蜇存、杜衡退出《现代》编辑部，新感觉派分崩离析，穆时英的作品也渐渐无处发表，卖文谋生变得十分困难，以前的那点财产也几乎被他挥霍殆尽。　　1933年前后，穷困潦倒的穆时英为了改善收入，参加了为正直文人所不齿的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因为那里虽然声名狼藉却收入颇为丰厚，从此，他那辉煌而又短暂的文学生涯便在审查所谓的“赤色”书籍中消磨掉了。后来，他又参加编辑《文艺画报》。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时英赴香港，应大鹏影片公司之邀执导电影《夜明珠》。影片叙述了一个舞女遇上了一个真正爱她的男人，可是这段情爱却不为社会所容，最后舞女含恨而终的故事。这期间，穆时英本人也迷上了一个大他六岁的舞女，并最终娶了她。然而，香港并未给穆时英带来太多幸运。不会讲广东话的他找工作十分困难，生活也处处不便。他和他的舞女妻子一起住在九龙的一条僻静的街上，一幢两层楼的房子里。房子里十分简陋，连床都没有。白天，穆时英到处找人、谋职，晚上，疲惫的他就静静地站在窗前，眺望香港岛上的万家灯火，听海上传来的汽笛声。期间，穆时英曾托人在《星岛日报》的副刊上寻了一个编辑职位，但不知何故，干了没多久就不干了。1939年，穆时英应他的朋友刘呐鸥相邀，携妻子回到上海，这个时候，刘呐鸥已经是汪精卫伪政权的一个要员。穆时英回到上海后，主办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华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华风》，并主编《国民新闻》。1940年，日伪政府下的上海风雨飘摇，正是国民党政府的特工人员与汪伪特务机关之间的“特工战”愈演愈烈之时，设在租界里的日伪系统报社也成了国民党特工人员袭击的主要目标之一。6月20日，《国民新闻》社就收到一封恐吓信，租界巡警房获报后便派人员在报社周围实行了警戒。这个时候的穆时英，正准备接管伪政权下的一份报纸并出任“国民新闻社”社长一职。1940年6月28日傍晚，穆时英破例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他只身一人招呼了一辆人力车上路。其时，天色昏暗，当车途经福建路的丰泰洋货号门口时，突有两条黑影从街边迅速冲出，拦住去路，未等穆时英反应过来，对方立刻出枪，向其射击，几声枪响过后，穆时英从人力车上一头倒在血泊中。　　穆时英只活了短短的28岁，在他被暗杀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个“汉奸”而罪有应得，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却有人在香港撰文为穆时英辩诬，说他是中统特工而被军统误杀。从此，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人们议论纷纷却又各执一词，成为一宗迷案。　　死后的争论　　在现代文学史上,关于穆时英在伪上海时期的活动扑朔迷离,死因说法各异。//---------------真假汉奸：穆时英的身份之谜(3)---------------　　穆时英死前一年内的活动主要是投靠汪伪政府,效力于伪政府的新闻宣传。但是，具体到当时穆时英担任何家报纸的总编,则说法各异。施蛰存先生回忆说他当过《中华日报》的总编并因此而被杀。　　但是，研究者考察当时的上海新闻史料发现，《中华日报》是汪伪在上海的机关报,1939年7月9日复刊。当时准备由林柏生任社长,叶雪松任总经理,郭秀峰任总编辑。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则收入了郭秀峰自己的回忆。他回忆说，《中华日报》正式复刊后，“先后由刘石克、刘静哉、殷再纬任总编辑”。回忆并没有提到穆时英。那么,穆时英作了什么报的总编呢?有学者认为，当时，穆时英从香港回到上海后投靠了汪伪政府,具体的投靠对象就是胡兰成。根据郭秀峰的回忆，当时的汪精卫亲信林柏生当上了伪政府的新闻宣传部长后，“在上海积极扩大宣传,设立小型报《民族日报》,社长穆时英……”。1940年2月21日，汪伪的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停办《民族日报》。利用该报的机器设备于1940年3月22日改出一张的小型报《国民新闻》。同时，《国民新闻》的全班人马甚至设备都来自穆时英任社长的《民族日报》社。开始，《国民新闻》社社长是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暂时由黄敬斋代理社长,但由于总主笔胡兰成的推荐,穆时英很快当上了总编辑，不久，又取代了黄敬斋，正式任社长。　　也有学者认为穆时英任过《文汇报》社长一职。但是，根据《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一书的记载,《文汇报》是英国人克明出面注册、由严宝礼经营的。具体由徐铸成、柯灵等进步人士主持,是一份进步抗日的报纸。它“创刊于1938年1月上海‘孤岛’时期，1939年5月被日伪逼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在上海复刊。”而穆时英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到了香港,这个时候,《文汇报》还没有创刊，等到他1939年返沪后，《文汇报》已经停刊了,所以,在1938年1月至1939年5月间，穆时英不可能当《文汇报》社的社长。这是怎么回事呢?有一种说法认为，1939年5月，《文汇报》被汪伪政权停刊后,汪伪政权想夺取该报的阵地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因此派人收买克明,想把《文汇报》改造成他们的报纸，穆时英当时就是筹备中的伪《文汇报》社社长。　　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的《上海特工站》一书，对这一内幕做了披露。　　该书记载：1939年5月初，汪精卫一伙群集上海，筹组伪政府。上海的《中美日报》、《大美晚报》、《文汇报》、《申报》、《新闻报》等，无不对汪破口大骂，尽情抨击。在这十里洋场内，“汉奸傀儡”臭不可闻，“弄堂政府”传为笑柄。这使李士群恰如骨鲠在喉，必须一吐为快。一天，李士群、丁默邨等开会，商讨对策。　　他们认为应该来个双管齐下：一是立即自己办报；一是打掉那些报纸，使它从此说不出话来。　　关于办报人选，他们选中了人称“鬼才”、颇有名气的穆时英和刘呐鸥，他们认为这两个人既和中统勾勾搭搭，又和他们暗通关节。　　当时，《文汇报》的负责人徐铸成等人知道汪伪政府的阴谋后,抱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联合英方,成功地粉碎了汪伪政府的企图。汪伪政府想迅速接管《文汇报》的阴谋失败后,在进行《中华日报》的复刊和《国民新闻》创刊的同时,也仍然由穆时英在筹备《文汇报》,但尚未出版,他就被暗杀身亡。所以，所谓穆时英任《文汇报》社社长一事,仅仅是筹备时期的社长,而非正式的社长。　　关于穆时英其人的研究，至今最大的分歧还是他被刺杀的原因。从史料上可知,穆时英先后曾经担任汪伪政府控制的《民族日报》社社长、《国民新闻》总编、《国民新闻》社社长和伪《文汇报》的筹备社长。从这些情况来看，他被冠以“汉奸”的罪名可以说是名副其实，而其被惩罚的命运似乎也在劫难逃。实际上，他被杀的确是重庆国民党军统所为。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记载，在29日“汪精卫就穆时英被刺一事打电话给《中华日报》编辑部,表示要坚决歼灭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人员”。//---------------真假汉奸：穆时英的身份之谜(4)---------------　　■《申报》馆但是，1973年香港10月份的《掌故》月刊上发表了嵇康裔的文章《邻笛山阳——悼念一位30年代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先生》,却让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再次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该文章说，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其实“是国民党中央党方的工作同志”,他是被军统误杀的。作者自称是穆时英在中统的上司,穆时英返沪任职于汪伪报界是他亲手安排的。如果嵇康裔的回忆属实的话,那么,穆时英真正的身份应该是重庆方面卧底的军统特工。汪伪政府完全有可能不知道穆时英的真实身份而误认为穆时英是自己人，正因为如此,汪精卫才打电话给《中华日报》,扬言要报复暗藏在上海的重庆国民党特务。认为穆时英是被军统误杀的人还以当时的新闻界反应为旁证。自从1940年6月29日《申报》报道穆时英被刺杀后,接下来的几天内,上海几十家大大小小的亲重庆方面的报纸对此事却没有任何报道。而刘呐鸥被刺杀后报界的反应却很热闹,这显然是极端反常的。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国民党自己的特务机关协调出了问题,发生了自己人暗杀自己人的丑闻,而避免家丑外扬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另外，穆时英被刺杀那天坐的是人力黄包车，并没有乘坐日本人为他配备的“凯迪拉克”高级防弹轿车，往日形影不离的两名保镖也未随其左右，这在暗杀频繁的伪上海时期是非常奇怪的。而比较合理的推测就是他之所以敢只身一人乘坐黄包车,也许他正自恃是中统特工，国民党方面不会袭击他,但未想到还是被军统误杀了。　　认为穆时英可能是中统特工的另外一个证据来自他的身世、早期经历和作品。和在日本长大的刘呐鸥不同，穆时英并非一直都是游戏于舞场和赌场的纨绔子弟。他的父亲曾经是位很富有的实业家,后因经营股票而破产,家道中落,这让他很早就体会到了上流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温暖，从而在他的心灵里播下良知的种子。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也证明了这一点。小说《咱们的世界》、《偷面包的面包师》等都反映了他对穷苦大众的悲悯和对上流社会的愤恨,带有浓厚的左翼文学色彩。因此，有些人认为，与刘呐鸥相比,穆时英不太可能真心情愿地走上汉奸的不归路。相反,他鼓吹“和平文学”,靠近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不过是为他日后成功地打入汪伪政府、为国民党服务取得资本。　　1940年，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穆时英被杀以后，关于他的卷宗和一大堆发生在战时的偷窃、绑架、谋杀、失踪、车祸、欺诈等案件材料和大事记、物资供应清单等一起被堆放在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杂乱的档案架上，随着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很快就被人们遗忘了。今天，由于证据的不足，关于穆时英的身份和死因尽管众说纷纭，真相却恐怕只能是一个迷。//****************第五部分***************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1)---------------　　郁达夫是“五四”时期浪漫抒情小说的巨匠。1938年底，他离开战火纷飞的祖国前往新加坡，1942年，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化名赵廉。1945年8月29日晚，郁达夫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突然失踪。他的出走南洋和海外蒙难成了震动中国文坛的要闻，也让人们至今猜测不已：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郁达夫的仓促出走和悲惨结局呢？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不妨让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这位名作家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文学巨匠　　郁达夫（1896—1945），名文，字达夫，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郁达夫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正如他在回忆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1911年起，年仅15岁的郁达夫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2年，他考入之江大学预科，不久就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9月，郁达夫随长兄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9年的异国漂泊。　　在日本，郁达夫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同时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也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使他忧伤、愤世，需要写作来抒发情绪，渐渐地，郁达夫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1914年7月，郁达夫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他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继续文学创作，其才华和勤奋都赢得了广泛好评。　　郭沫若发表在1946年9月《人物杂志》第3期的文章《论郁达夫》回忆说：“我和郁达夫相交远在1914年。那时候我们都在日本，而且是同学同班。”“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郁达夫的好朋友、艺术大师刘海粟在《漫谈郁达夫》一文里也说：“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幻而又荡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郁达夫后来述及自己在　　■《创造》文艺季刊日本的生活也说：“在(日本)高等学校里住了四年，共计所读的俄德英日法的小说,总有一千部内外。”　　郁达夫珍视友情，和郭沫若相交几十年，两人自称为“孤竹二君子”。1921年6月，他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等人在自己的寓所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7月，郁达夫出版了新文学最早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而震动了文坛，引起了上海文艺界剧烈的攻击，也引起了当时文学批评界的最高权威周作人的注意，并曾写文为他辩护。1922年3月，郁达夫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由他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1923年至1926年间，郁达夫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创造周报》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一位富有才情和悲剧性色彩、影响深远的作家,他的“自叙传”小说开了我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先河。郁达夫在小说中大胆刻画“零余者”形象,大胆暴露主人公内心深处的种种扭曲、行为上的种种变态和病态,大胆展示时代的忧郁病,从而抨击封建礼俗对人性的扼杀,表现出人们对正常人性的向往与追求,抒发因新旧文化冲突而造成的心灵苦闷。　　郁达夫一生著述宏富。1928年起，郁达夫陆续自编《达夫全集》出版，其后还有《达夫自选集》、《屐痕处处》、《达夫日记》、《达夫游记》、《闲书》、《郁达夫诗词抄》、《郁达夫文集》，以及《达夫所译短篇集》等。郁达夫的创作风格独特，成就卓著，尤以小说和散文最为著称，影响广泛。//---------------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2)---------------　　三次婚姻　　郁达夫一生风流倜傥，浪漫多情。据郁达夫的《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和《自述诗》记载，当他13岁还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就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后来郁达夫去了日本，又曾经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相思之情，并为她写下了四首诗。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达夫与她交往数月，同样也为她写有诗词。玉　　■郁达夫与王映霞儿也是侍女，郁达夫为她所写的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至今为人称道。　　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典型的旧式婚姻。1917年，当时的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在母亲的安排下与同乡女子孙荃订婚，1920年两人正式结婚。由于郁达夫的坚持，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也没有证婚人和媒人到场，甚至没有点燃喜庆的蜡烛和鞭炮，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郁达夫的家门。简单的晚饭后，新郎、新娘即独自到楼上上床就寝。1921年以后，孙荃随郁达夫到他所供职的安庆、上海、北平等地居住，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1926年12月15日，郁达夫自广州上船，赶往上海。1927年1月14日，他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邂逅了王映霞，从此一见钟情。王映霞年轻美貌，在杭州女中和浙江省立杭州女子师范就读时，一向都有“校花”之誉。郁达夫倾心之下，向王映霞发动了狂热的爱情攻势，最终如愿以偿。　　1927年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正式组建了小家庭。婚后郁达夫和王映霞过着虽然清贫但却平静充实的生活，据郁达夫1936年日记：“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说明即便结婚十年之久，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依然完好如初。　　■1936年，郁达夫在福州青年会。　　不久，因为战乱，郁达夫到福建任职，王映霞偕其母与三个儿子避难富阳、丽水、汉口时，两人之间却出现了婚姻危机，并最终演变成为一场公开的感情风波。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第四版公然刊登《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　　根据后人考证，《启事》中的“某君”指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许此时刚刚丧偶，也携三个女儿在丽水游玩，与王映霞关系暧昧。郁达夫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心中郁闷不已，又在自己家中发现了许绍棣的信件，终于勃然大怒，夫妻争吵，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两人又各自表态要和好如初，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自此愈来愈深，最终为郁达夫出走南洋、夫妻公然反目埋下伏笔。　　郁达夫的第三任夫人是何丽有，原籍广东，遇见郁达夫的时候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给她取名为何丽有，意思即“何丽之有”。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一直到郁达夫遇难，何丽有才知道郁达夫是中国文化界的名人，而不只是一名寻常的酒厂老板。　　出走南洋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决心到新加坡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在中国抗战正激烈的时期出走南洋，引起了人们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郁达夫是为了抗日需要，到南洋去作海外宣传；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挽救他即将破裂的婚姻；也有人认为郁达夫是因为当时国民党某要员的迫害，无奈出走；还有人认为郁达夫出走南洋，是为了寻找创作灵感；更有人认为郁达夫此举，是为了经商发财，等等。现将诸种说法分述如下：//---------------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3)---------------　　1抗日宣传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1938年3月，时任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邀请郁达夫任第三厅少将设计委员。郁达夫去武汉就职，从此投身于抗日宣传的道路。此后，他辗转于台儿庄、徐州、山东、江苏、河南、浙江、皖南各地慰问视察。8月1日，郁达夫在戴望舒主编的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创刊号上发表了《抗战周年》一文，宣传抗战必胜。因此，1938年年底，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决心到新加坡是为了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担任过《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工作，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而3年之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和散文，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抗日宣传的，也说明了这点。　　2挽救婚姻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自从1938年郁达夫公然在报纸上刊登《启事》，王映霞离家出走以后，王映霞与郁达夫之间经常争吵不休，美满的夫妻生活已经陷入危机。郁达夫在夫妻关系最紧张的时候选择了带领全家人来新加坡，是为了缓和家庭矛盾的考虑，希望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挽救即将破裂的婚姻。郁达夫自己在《毁家诗记》中也说到了南渡的原因：“纵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所谓“奇羞”，据郁达夫注释，大概在1937年八九月左右，他不在家，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乘机在一次饭后，和王映霞发生了关系。郁达夫因此感到“奇羞难洗”，于是决定投奔南洋，在远离是非中心的祖国重新培养夫妻感情，挽救婚姻危机。　　3寻找灵感说　　有人认为，作为一个作家，郁达夫当然希望以不断创作为己任。但是1930年后，郁达夫的创作环境和状态都每况愈下。1932年5月，他的小说《她是一个弱女子》出版，可发行不到两月即遭到查封，同年12月，郁达夫将它改头换面，取名《饶了她》出版，但当局还是将之查禁。1933年，郁达夫决定离开上海，准备在杭州隐居，安心写作，因此他计划在杭州城东建造一间简陋的住所，并取名“风雨茅庐”，不料却建成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建筑物。郁达夫从此在西子湖畔过了一段时期的湖光山色、醇酒美人的平静生活，却很少有创作的冲动。1934年，他开始为林语堂的杂志《论语》写稿，但是写作灵感明显趋向枯竭。郁达夫意识到安逸对创作的杀伤力，他开始寻找新的创作活力。郁达夫1938底选择南下新加坡，也许意味着他要重新开始漂泊流浪，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4无奈出走说　　持此种说法者认为，郁达夫在1938年前的几年里，在生活和事业的各个方面都不太满意。　　1936年虽到福建做官，但只是一个闲职，而且工资也不能按月领取，工作了两个月，却只拿到一百元钱，可说是前途非常暗淡。1937年，郁达夫的家庭也开始出现危机。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叙述：“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根据推测，这位“党部的先生”应该指的就是国民党要人许绍棣，当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因此，有人怀疑，在这件事上，郁达夫似乎受到国民党要员的压迫，无奈之际，只好出走南洋。　　5幻想发财说　　有人认为，郁达夫天性浪漫、富于幻想，而南洋在当时一般中国人心中具有神秘的印象，似乎遍布黄金，许多去南洋的中国人都发大财而衣锦还乡。这些美丽的传说在民间影响很大，再加上每逢中国政府或革命团体在南洋募捐，都会得到华侨的积极支援，使国人更以为南洋的人都非常富有。郁达夫生长在富有经商传统的江浙一带，也一直把发财看作自己的奋斗目标。他在隐居杭州期间就曾想入非非地买过奖券，幻想发意外之财，以摆脱家庭经济的困境。因此，很有可能他当年到南洋是怀有发财的念头，而他后来隐居苏门答腊，自愿承当酒店　　敌后抗日　　尽管关于郁达夫出走南洋的原因至今众说纷纭，但是他在南洋旅居期间，参与了众多抗日活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4)---------------　　从郁达夫到南洋后所发表的作品来看，他已不能再被称为一位作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抗日宣传工作者。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主编的刊物几乎成了宣传抗战的阵地，如提高群众的抗敌意识、激发民众的抗敌热情以及提高民众的政治认识和觉悟等等。　　当时的新加坡成立了由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组织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选为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先生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道：“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100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而郁达夫的女儿郁美兰，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文章回忆，1941年12月，郁达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积极投入抗日的实际工作。他曾经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培训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等职务，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这一时期，郁达夫为了抗战宣传的需要，每一天都早起晚睡，非常辛苦。有人曾回忆郁达夫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一直忙到清晨，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每天笔耕总要四五千字。　　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不断的流亡生涯让郁达夫原来珍藏的书籍遗失惨重，据说，他当时拎了两只手提箱，对同伴们苦笑着说：“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书！”　　几经周折，郁达夫等人最后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巴耶公务（Payakumbu）镇落脚，开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他开始蓄须，学习印尼语，准备长期隐蔽。1942年3月初，郁达夫与王纪元在当地开设了一个小杂货店，以作掩护，郁达夫化名赵德清，任店主。　　5月的一天，郁达夫到苏门达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雅，同战时工作团的几个负责人会面，讨论如何在这个没有日本驻军的巴雅隐蔽下来，各找职业作掩护。此后，郁达夫化名赵廉，租了一幢荷兰人住过的别墅住下来，很像是个富商。他在这里开办赵豫记酒厂，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他和张楚琨、胡愈之等人以此作掩护，潜伏下来暗暗做抗日工作。酒厂由郁达夫出面做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一段时间后，酒厂销路猛增，生意兴隆。酒厂于是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给逃难的文化人分用，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　　一次，郁达夫去访问镇上的一位华侨领袖蔡承达，正好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蔡承达交涉些事情，结果双方由于语言不通，沟通非常困难。蔡承达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就请他临时翻译。从此驻在当地的日本宪兵就知道巴耶公务有一个名叫赵廉的华侨，精通日语，不久后郁达夫就被胁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为保持头脑清醒和见机行事，郁达夫在这期间毅然戒酒。　　郁达夫在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期间始终保持着贯穿他一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在翻译时暗中做了许多帮助印尼人民和华侨的事情。比如：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有关于华侨的，郁达夫探悉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逃脱。因此在郁达夫当翻译的7个月中，当地宪兵部没有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即使被拘禁的人，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和暗中营救而获释。//---------------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5)---------------　　为了更好地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友人介绍下，郁达夫与一位原籍广东台山的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了。郁达夫虽重新成了家，可是他内心深处仍旧牢记着国耻家恨。在此期间，他卖给日本人的酒都是专门特制的高度酒精酒，他说：“让这浓酒精慢慢毒死这些强盗。”为了摆脱给日本宪兵队当翻译的差事，郁达夫也想了许多办法，后来他想尽办法弄坏自己的身体，证明得了肺病才得以成功。　　因为有郁达夫与日本宪兵队周旋，并不断地送酒、送钱，日本宪兵队很少来酒厂找麻烦，巴爷公务镇因而成为许多文化界人士和抗日人士的聚集地和避难地，酒厂也成了抗日人士活动的中心。为了维持众多人的生活，后来，郁达夫等人又想办法开了肥皂厂和造纸厂，还是由郁达夫当名义上的老板，但因销售不景气，不久关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正当郁达夫为抗战胜利兴奋不已的时候，日本宪兵却向他伸出了罪恶之手。　　1945年8月29日晚8时左右，郁达夫吃完晚饭后，正在家中和三位华侨闲谈，忽然来了一个讲印尼语的当地青年，说有事请郁达夫出来商谈一下。郁达夫随这个青年出去了几分钟，又回来对客人们说：“我出去一下就回来，你们请坐一下。”说完就出去了，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但此后郁达夫却再也没有回来，从此神秘地“失踪”了。　　后来，朋友们从棉兰的联军总部获悉，郁达夫已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武古丁宜的丹戎草岱荒野中，也有人说是在武吉丁尼秘密隧道中被推下后面的万丈悬崖而亡。殉难时仅50岁。　　“失踪”之谜　　抗战胜利后，郁达夫神秘地“失踪”曾经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缺少足够的资料，在很长的时间里，关于这位文学巨匠的最终结局一直众说纷纭。尽管大部分人都普遍相信，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但是，曾驻扎苏门答腊的日本人却认为，他可能因为替日军做事招致印尼人怨恨以致被杀。下令残杀郁达夫的那个人究竟是谁？郁达夫的遗骨究竟埋于何处？几十年仍未水落石出。　　1985年8月30日，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烈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他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失踪’两个字是我加上去的。1942年新加坡沦陷以后，他和我们一道，隐姓埋名，流亡在苏门答腊。他本可以回国，但不愿意回国。不幸他被当地日本宪兵发现懂得日本话，就强迫他当了七八个月的日语翻译。他在暗中帮助了印尼人民，帮助了华侨。更加不幸的是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的知识分子，知道日本的残酷暴行很多。虽然日本已经投降了，日本宪兵一定要消灭抗日的知识分子。这种非法暗杀行为是‘战犯’干的。战犯这个名称，是从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一则来自新华社的消息更让对郁达夫死因关注的人们眼前一亮。消息称：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之事已从日本学者铃木正夫收集的第一手资料得到证实。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又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等地作调查，先后寻访了上百名了解情况的日本人士。前不久，铃木正夫经过种种努力，终于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承认，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而郁美兰，在2001年5月1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文章，更详细地记述了郁达夫在南洋与敌周旋，最后因为叛徒告密，惨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史实。　　文章记载，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离巴耶公务不远的武吉丁宜镇，并大大加强了在这地区的统治力量。当时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有些人对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曾受过日本法西斯的训练，也在宪兵部充当译员。他了解到巴耶公务的酒厂老板赵廉就是郁达夫，但他并没立即告发。后来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与日军走狗结婚。当姑娘的父亲来求郁达夫帮忙时，郁达夫毅然亲自当主婚人，立即为那姑娘与她心爱的人举行婚礼，洪根培因此怀恨在心。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去为他说情，郁达夫没答应，因而也心怀不满。于是，洪根培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中华学校校长则出面作证。//---------------客死南洋：作家郁达夫的神秘结局(6)---------------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传开以后，当时有人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难，但郁达夫知道自己已被日军监视，若企图逃离，势必会立即被捕，于是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胡愈之等人都认为郁达夫的分析和建议颇有道理，于是分头疏散。在这同时，有两位与郁达夫来往较多的侨商先后被宪兵部传讯；在巴耶公务附近市镇的十多个华侨被捕，都是与赵廉案有关的。郁达夫意识到自己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了。他开始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甚至在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这一天，写好了自己的遗嘱：“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武林高手：霍元甲死因之谜(1)---------------　　■霍元甲　　霍元甲（1868—1910）是清朝末年的一位武术大师，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他曾经让俄国大力士贝洛尼加登报认错，灰溜溜地取消“世界第一大力士”的称号，也曾经让英国大力士奥匹音慑于其威名，临阵不战而逃，还曾经带领弟子击败过十多个日本武士和柔道高手，其事迹在天津至今被人们传为佳话。而当年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以及电视剧《霍元甲》的公映，更是在海内外掀起一股霍元甲热潮。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武林奇人，却在壮年之际突然与世长辞，年仅42岁。有人据此推想，霍元甲是被日本医生借给他看病之机毒死的。也有人认为真正导致霍元甲死亡的原因是肺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霍大力士　　霍元甲，字俊卿，天津静海县小南河村（在今天津西南15公里处）人，生于1868年，有弟兄十人。其父霍恩第，武艺高强，常出入关东，为客商保镖，在江湖中颇有名望。霍元甲幼年身体单薄，常受乡里顽童欺负，在弟兄十人中也常被取笑。霍恩第也对霍元甲的瘦弱体质非常失望。他怕有损家风，便禁止霍元甲练武，而让他去读书。这大大刺伤了性情刚毅的霍元甲的自尊心，他便偷着练武，暗中和兄弟们比赛。　　小南河村西有个枣树林子，是一块坟地，平时人迹罕至。霍元甲每次偷偷向父亲和兄弟们学个三招五式，便到枣林深处练习，边练边揣摩。夏天一身汗水，冬天一身风霜，进步很快。后来，他练武的事被父亲知道了，招来一顿训斥，但霍元甲决定坚持到底，他答应父亲不与任何人较量，不丢霍家的面子，方被批准和父兄一起习武。　　1890年的秋天，霍家来了一个武林好汉，说是久仰霍家“秘宗拳”的大名，其实是来比武挑衅。言语之间，他侮辱了霍家父子，霍元甲的三弟元卿便与之较量，哪知三个回合便败下阵来。霍恩第迫不得已，正要亲自上场，只听一声：“看我的！”霍元甲旋风般地一跃而出。霍恩第一看是他，气得不得了，生怕他不知道天高地厚，给霍家丢人现眼，也怕他被对手打伤。但挡阻已经来不及了，两人已经动起手来。只见霍元甲进攻快如闪电，马步稳如泰山。几个回合过去，霍元甲趁对手收腿未稳之际，俯身一腿扫去，对手一下子跌倒尘埃。霍元甲一步向前抓起对手，扔出丈余远，把对手的腿都摔折了。　　这出人意料的一幕，使大家又惊又喜，霍元甲“武艺高强”的名声也从此传扬开去。霍恩第见元甲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功艺长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就一改旧念，悉心传艺于他。后来霍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宗艺”，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转眼几年就过去了，霍元甲已娶妻生子，只是日子过得有些窘困。1895年的腊月，霍元甲挑着一担柴到天津卫去卖。他的柴担可与众不同，一条特制的榆木扁担又长又厚，柴担足有三四百斤，可他挑着却轻松自在，这使行人议论纷纷，赞不绝口。　　霍元甲来到西门外的西头弯子，生意还未开张，一个当地的地痞流氓就前来讨保护费，要什么“过肩钱”、“地皮钱”。两人由口角到动起手来。这个地痞流氓自然不是霍元甲的对手，他看势头不对，便一溜烟地跑了。一会儿功夫，一伙地痞流氓拿着刀枪棍棒前来报复，霍元甲见势也抽出扁担严阵以待。等到那一帮人包围上来，他突然大喝一声，挥舞着扁担左突右刺，前扫后抡，只听见风声呼呼响，地痞流氓们手里的武器纷纷落地。接着，他又来了个“古树盘根”大扫膛，把扁担冲着地痞流氓们抡了一圈，地痞流氓们哇哇大叫着抱头逃窜。　　时间不长，又来了40多人，把霍元甲团团围住。霍元甲也红了眼，他把扁担“咔嚓”一声断为两截，一手拿着一截，准备应战。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忽听有人大喝：“住手！”原来是当地地痞流氓的头目冯掌柜到了。他把霍元甲邀入家中，设宴款待，并想让他接手脚行，维持这块地盘。霍元甲答应回去和家人商量再定。　　第二年的春天，霍元甲因生活窘迫，便到天津卫投奔了冯掌柜。他接手脚行以后，陆续取消了勒索农民和商贩们的“苛捐杂税”，招致了脚行里地痞流氓们的不满。此后，他辞去了脚行的差事，来到北门外竹竿巷怀庆药栈做了搬运夫。//---------------武林高手：霍元甲死因之谜(2)---------------　　■天津鼓楼　　一天，药栈进了一批生地，每捆重五百斤。有一个大汉身强力壮，想和霍元甲较量较量，便一个人扛起这五百斤重的生地捆，一连扛了三趟，然后当着众伙计的面说：“霍师傅，人们都说你武艺高强，力大无比，今日你何不当着众哥们的面露一手，也让我们开开眼？”霍元甲早就听说他在药栈里逞强称霸，便想借此机会扫一扫他的威风，于是就向他笑了笑，找了一根最粗最沉的木杠，挑起两大捆生地，不慌不忙地走进库房。伙计们见他力挑千斤，神态自若，无不啧舌喝彩。那大汉羞得满面通红，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　　过了不久，又出了一件事。一天早晨，怀庆药栈的伙计去挑水，只见两个大青石碌碡斜靠着立在井口上，那形势，稍有触动，碌碡便会坠入井中。伙计无奈，只好回去请霍元甲。这时，井台周围已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人。霍元甲来到一看，笑着说：“这人真有本事，我佩服他。这分明是冲我霍元甲来的。”说着，他来到井台，猫下腰来，用两手捧住碌碡，只听“嗨”的一声，就把两个碌碡同时推了出去。围观的人齐声喝彩。霍元甲也从此名声大震，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霍大力士”。　　洋人败北　　1900年初春，怀庆药栈掌柜农劲荪趁活计不忙，邀霍元甲出去闲逛。二人来到海河边，找了一个茶馆，边喝茶边聊天。农劲荪曾留学日本，知识渊博，他常给霍元甲讲一些古今中外的事，使霍元甲大开了眼界，明白了不少道理，也激发了霍元甲爱国报国之心。　　二人谈兴正浓之时，忽闻河边有一阵喧哗之声，原来是运皇粮的船只要在这里停泊。押粮的保镖李刚跳上岸来，转了一圈，没找到打桩的地方，他有些着急，抬脚把一个席棚的立柱踢断了。席棚的主人是山东逃荒的，靠炸果子为生，席棚倒塌，便赶紧跑出来，向李刚求情。李刚不容分说，扯掉席棚，把木桩尖头朝下，以臂做锤，打起桩来。只见木桩一寸一寸地被打进地里，一下子惊呆了不少人。那果子铺的主人跪求李刚给点赔偿，李刚不耐烦地一脚把他踢开，在木桩上拴好缆绳，扬长而去。　　就在这时，只听霍元甲对着李刚一声大喊：“那黑小子，回来！”　　李刚自恃是皇家粮船的保镖，根本没有把霍元甲放在眼里。他回转身来，对霍元甲说：“混小子，你是活腻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当他得知对面就是霍元甲时，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但他表面上不甘示弱，便说：“姓霍的，别不识好歹，这事你还是别管的好。”二人言语不合，终于动起手来。霍元甲见李刚身手不凡，便使出家传“迷踪艺”中的“闪步擗拦掌手雷”的式子，跳到李刚的背后，在其背上猛击一记“铁沙掌”，只见李刚朝前踉跄几步，“哇”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一头栽倒。　　■大学士徐桐像这时，船上的运粮官见保镖被打倒在地，大喊大叫，叫人捉拿霍元甲，不一会，清兵把霍元甲捆了起来。农劲荪急得顿足捶胸。他见当朝大学士徐桐恰巧在此下船换轿，便去喊冤，徐桐问明情由，慨叹霍元甲是条好汉，又得知霍元甲是乡亲，便让人放了霍元甲。　　1900年夏天，八国联军攻陷了京津。北京源顺镖局的“大刀王五”在与洋鬼子的斗争中惨遭杀害，被八国联军枭首示众。霍元甲与弟子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大刀王五”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其身首合葬，尽了朋友之义。霍元甲耳闻目睹了不少洋鬼子血淋淋的罪行，这使他种下了对侵略者的仇恨和对清政府的愤懑。他回到家乡招众练武，以图报效国家。　　1901年，霍元甲33岁。有一天，他的徒弟刘振声拿来几张广告传单，上面印着俄国大力士贝洛尼加在戏园卖艺的事，声称：“打遍中国无敌手，让东亚病夫们见识见识，开开眼界。”霍元甲看后拍案而起：“真是欺人太甚！”他立即带着刘振声赶往天津卫。　　他们先找到懂外语的农劲荪，然后到戏园说明来意。戏园管事知道霍元甲了得，不敢怠慢，安排他们在头等席坐定，便去向俄国大力士通报。　　戏台上俄国大力士出场了。他身材高大，体壮如牛。他先打了一套拳来活动浑身的肌肉，然后仰卧台上，两手各举起一百磅的哑铃，双腿再夹住一个，在三个哑铃上放一块木板，木板上放一张八仙桌，四把椅子，然后有四名大汉上去坐在椅子上打牌，而木板毫不动摇。接着，他又表演拿手绝活“平卷铁板”。他先拿一块厚铁板让人用大锤砸三下，铁板毫无变化，然后他动足气力硬是将铁板卷成了筒。最后是断铁链。他把一条粗铁链一头用脚踩住，然后绕身几周，另一端从肩上回过来用双手拽住，只听大喝一声，铁链咔嚓挣断，落在台上发出巨响。这些表演，使台下的观众惊叹不已。表演过后，他吹嘘自己是世界第一大力士，并扬言表演三天，欢迎“东亚病夫”的挑战者上台较量。//---------------武林高手：霍元甲死因之谜(3)---------------　　霍元甲哪里还坐得住，他一个箭步跳到台上，大声说：“我是‘东亚病夫’霍元甲，愿当众与你较量，怎么样？是君子斗还是小人斗？随你挑！”　　俄国大力士事先已经知道霍元甲的利害，怕当众出丑，便让翻译向霍元甲解释说他刚才那番话都是夸张宣传，为的是挣钱，请不要当真。霍元甲再三叫板，他始终不肯比武，最后答应在报上承认错误，灰溜溜地离开了天津。　　1903年，大内高手李侍卫慕名前来找霍元甲，邀请他前去比武。霍元甲应邀赴约。比武开始了。第一项是表演轻功，每人在空簸箩的边上走三圈。霍元甲此功不深，只走了两圈半便把簸箩踢翻了，引起了李侍卫和门徒的嘲笑。第二项是每人各击对方三掌。李侍卫第一掌出去，霍元甲好像没事一样，只是脚下的青砖裂开了。第二掌下去，霍元甲纹丝不动，脚下的青砖碎成了小块。李侍卫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他拼出全身力气击出第三掌，只见霍元甲的双脚陷进青砖地里三寸多深，而身体却稳如泰山。霍元甲拔出双脚，微微一笑说：“老师傅请了！”李侍卫哪知他“铁沙掌”的厉害，只一掌，他就经受不住了，晃了一晃，一头栽倒在地。　　李侍卫笑脸相陪，承认失败，并邀霍元甲住下，以后再比。谁想到他居心叵测，竟把霍元甲锁到了小阁楼里。霍元甲在天黑以后使出神力把铁窗整个推了出去，墙壁也塌了一块，方才脱身。　　1909年，上海来了个名叫奥匹音的英国大力士，在张园设擂，并在报上大登广告，自吹自擂，侮辱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当时上海苦于无人对敌，便来函邀请霍元甲。　　■上海张园　　霍元甲一到上海，便也在张园设擂，并在广告上写着：“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并声言：“专收各国大力士，虽有铜皮铁骨，无所惴焉。”这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奥匹音感到事情不妙，便以一万两银子做赌注要挟霍元甲，没想到胸有成竹的霍元甲一口应承。奥匹音不得不签订了赛约。可是，在比赛的那天，奥匹音却再也不见踪影，连公证人、操办者也逃之夭夭，原来奥匹音已溜到南洋去了。　　■张园内部1910年6月1日，霍元甲在农劲荪等武术界同仁协助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这也为霍元甲赢得了“精武大侠”的美名。　　这年9月，日本柔道会得知霍元甲挫败英、俄大力士，很不服气，便精选了十几名柔道高手和日本武士，来找霍元甲一试高低。　　霍元甲先让他的徒弟刘振声上场，刘振声依照师傅的嘱咐，开始时纹丝不动。日方武士见状就猛扑过去，抓住刘振声的衣服想把他摔倒，哪知刘振声的站桩功夫很深，纹丝不动。日本武士使出多种招数，都无济于事，连败对方多人。　　日领队非常恼火，便亲自上阵与霍元甲较量，他自恃技艺纯熟，但一交手便知道霍元甲的厉害。他企图黑手伤人，被霍元甲识破，虚晃一招，用肘急磕其臂，日领队骨断肋折。日方承认失败。　　赛后，日方设宴招待霍元甲，席间，日本人知道霍元甲还患“热疾”，也就是肺病，就介绍一个叫秋野的医生为之看病。哪知服药后，病反而逐渐恶化，仅月余，一代武术大师就含恨离开了人间。霍元甲卒于1910年9月14日，年仅42岁。国人闻此噩耗，无不深感痛惜。　　霍元甲逝世后，他亲手创办的“精武体操会”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墓地在上海北郊，碑上刻有“大力士霍元甲之墓”。　　1910年，在霍元甲创办的精武体操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精武体育会。该会成立十周年时，孙中山先生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赠给精武体育会，并担任该会的名誉会长。后来，上海精武会由霍元甲之弟霍元卿、次子霍东阁任教。各地分会相继纷起，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　　至今，在小南河村经过整修的霍元甲故居内，仍然挂着霍元甲的遗像，遗像两侧挂着其子霍东阁在霍元甲遇害后所写的唁联“一生侠义，盖世英雄”，昭示着这位爱国武林大师的一生功业。//---------------武林高手：霍元甲死因之谜(4)---------------　　死因之谜　　霍元甲是怎么死的，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据说，霍元甲去世后，朋友们拿着日本医生开的药拿去化验，发现这是一种慢性烂肺毒药，这才知道是日本人暗下了毒手。　　持这种说法且影响最大的，是当时的武侠小说作家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笔下写到的霍元甲之死。1912年，著名武侠小说家平江不肖生先后出版《拳术》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两部作品，在这两部作品里，平江不肖生栩栩如生地描写了霍元甲是如何被日本医生秋野暗害死的。　　平江不肖生描写的情形如下：　　吓跑奥皮音，成立精武体育会后，霍元甲的胸痛加剧了，只得再到秋野医院去就诊。秋野道:“霍先生不听我的劝告，此刻这病已深入，不易治疗了。”便要霍元甲住院，并说:“要完全治好，大约须两个月以上。”秋野诊治得非常细心，常在霍元甲身边。　　过了一个星期，疗效很好，预料还有几个星期可以出院。谁知日本柔道讲道馆来请霍元甲，秋野便陪同霍元甲前往。讲道馆中与众人寒暄过后，日本柔道高手便与刘振声交了手，一一都败了北，一个叫常磐虎藏的，露出那骇人的赤膊，不找刘振声握手，却直扑霍元甲而来。霍元甲既不情愿打，又不情愿躲避，只得急用两手将他两条臂膀捏住，不许他动，一面向秋野说话，要求秋野劝解。不料常磐被捏得痛入骨髓，用力想挣脱，用力越大，便捏得越紧，一会儿被捏得鲜血从元甲指缝中流出来。霍元甲一松手，常磐已痛得面无人色，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再来比试了。　　霍元甲托秋野解释，秋野只管说不要紧，便一齐回了医院。到了夜间八点钟，秋野照例来房中诊察，便现出很惊讶的神气说道:“怎的病症忽然厉害了呢?”霍元甲道:“我此时并不觉得身体上有什么不舒适，大概还不妨事。”　　秋野含糊应是，照例替霍元甲打了两针，并冲药水服了，拉刘振声到外边房里说道:“我此刻十分后悔，不应该勉强欢迎贵老师到讲道馆去，如今弄得贵老师的病，发生了绝大的变化，非常危险，你看怎么办?”并且说:“贵老师用力过大，激伤了内部，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我实在是不能治疗。我看你还是劝你老师退院，今夜就动身回天津去，或者能赶到家乡。”刘振声刚待回答，猛听得霍元甲在房中大喊了一声，那声音与寻常大异，慌忙拉秋野跑过去看时，只见霍元甲已不在床上，倒在地板上乱滚，口里喷出鲜血来，上前问话已不能开口了。秋野又赶着打了一针，口里不喷血了，也不乱滚了，仍抬到床上躺着，不言不动，仅微微有点鼻息。　　霍元甲已失了知觉，刘振声只好独自赶到精武体育会，把农劲荪找来。农劲荪虽比刘振声精细，看了种种情形，疑惑突然变症，秋野不免有下毒的嫌疑，但是得不着证据，不敢随口乱说。奄奄一息地延到第二日夜深，可怜这一个为中国武术争光的大英雄霍元甲，便脱离尘世去了，时年才42岁。　　支持以上说法者很多，主要有上海精武会的史料记载。有关霍元甲逝世前后的情况，上海精武会的史料上是这样说的:“在（上海）王家宅成立了精武体操会后，霍元甲担任武术教练，名声渐大，当时沪上日本人技击馆得知此情后，从日本挑选了十余名柔道高手欲与霍元甲较量，霍偕徒刘振声应邀前往日本技击馆切磋技艺。据记载：‘日方突袭元甲，元甲反袭日方……乘势一推，竟跌日人于天阶中，不幸断其右手，虽无心伤害，终不免于不悦。’从此日人与霍结下怨恨。正当霍元甲主持精武体操会，精心培养骨干以图大展伟业之时，却遭日本人的陷害。因误服了日人上门兜售的丹药后咯血病加剧，急送新闸路中国红十字医院医治二周后逝世。据《精武本纪》记载：‘力士殁之翌晨，秋医（日本医生秋野）已鼠窜归窟，力士门弟子大疑，检力士日服之余药，付公立医院察之，院医曰：此慢性烂肺药也。’霍元甲”　　《精武本纪》是1919年为纪念精武会成立十周年而出版的。它的记载也就成为下毒说的最有力的证据。　　下毒说影响广泛，因此一些根据霍元甲故事改编的影视作品也普遍采取了这一说法。但是，这种说法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他们认为，“下毒说”是武侠小说、影视安排主角之死采用的最普遍的一种做法，一个武功高强、智慧过人、道德高尚的侠客和英雄，如果他非死不可的话，他的死一般来说总是对手卑鄙暗算的结果。霍元甲死于日本人的恶意下毒，这样的剧情处理是比较经济的选择。一方面这样编织剧情比较简单、轻松；另一方面这样安排可以加强霍元甲的“殉难”色彩，英雄总是以身殉义，霍元甲与日本人结仇不是个人的私事，他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大义而以身相殉的，这就突出了英雄的伟大，也更容易调动观众的爱国情绪和同仇敌忾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