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日记-2

下午路过威尼斯音乐学院，听到有人在练声，另一个窗户传出钢管的声音，于是进去张望。里面的院落天井极豪华，大约是旧时贵族的府邸。想起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亦是在一个王府里。从音乐学院出来，过学院桥，桥头便是威尼斯美术学院，索性也进去看一看。不料刚在门庭小院举头，即被门房指手划脚喝了出来。我想我在威尼斯充的角色，在别人看来是个日本角色。去店里买地图，老板用日本话问我要哪一种，我虽然中国话说得最好，想通了，操英吉利语说，我是中国人呀。老板一拍额头，叹道，我的妈(mamma mia)，我好不容易才学了几句日本话。我说没关系，哪国人都会付你“里拉”的。十四日马克送我一本他翻译的《茶经》，里面收集有精致的插图。马克做的注释占了书的三分之一。为引用藏在日本的中国典籍，马克特地去过日本。马克亦认识小兰，说他参加了小兰在威尼斯大学的毕业考试，那天小兰弹中国古琴的时候，所在的大房子的窗忽然都自动打开了，真是奇怪。如果从物理方面讨论这个奇迹，是不是很无趣？我问马克，在威尼斯读东西时常常看到“北方蛮族”，这“北方蛮族”到底是什么人呢？马克说，就是我呀。马克的头发是浅栗色，属金发一类，眼睛蓝灰色。一般意大利的女人认为金发是美，金发应该是当年“北方蛮族”的头发。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以我有限的直观来看，地中海沿岸的种族的混合，包括东方的阿拉伯人、南方的北非人、北方的“蛮族”。这种混合的结果，就是意大利的男女非常好看，腿修长有力，脖子精致，额头饱满，腰部微妙，像脸一样的有表情。天生的卷发和暗色皮肤的人非常多，肥胖臃肿的人在人口比例上很少。我曾问过一个人为什么意大利的胖子少，回答是“胖子都被我们赶到美国去了”。不少中国画家因为画《大卫》石膏像，错把大卫当欧洲美男子，其实大卫是实实在在的阿拉伯美男，他是以色列王，鼻梁坚挺，嘴唇有变化，卷发。北方欧洲人是直发，斯堪地纳维亚人为典型。当地中海东南方的文明灿烂时，“北方蛮族”赶时髦，将头发烫卷为美，我们现在还可以从英国法官头上的假卷发体会到当年的趋时遗绪。古希腊得非洲人种与文明的传布，于是古希腊的俊男美女雕像，无一不是卷发，给中国画家们的学生时代添了不少麻烦。现代中国人的爱烫卷发，应该是近代对西方世俗审美的隔代趋时，因为《水浒》里的赤发鬼刘唐还是古典丑男，现在则是男女刘唐满街走，意气风发。意大利人的血源混杂使他们的嘴唇有造型。欧洲北方人的嘴，像用刀在鼻子下面横砍的一条缝。我的经验里，亚洲人的嘴有形状，这一点在佛像上得到典型的表现。当一个意大利人看着你的时候，虽然没有说话，但嘴的造型已经在表达意义了。意大利人的手势太强烈，因此掩盖了嘴的妙处。因为头骨的造型，意大利人的脸到老的时候，越来越清楚有力，中国人的脸越老越模糊，模糊得好的，会转成一种气氛。在意大利的车站等车，你如果有兴趣观察意大利人是危险的，结果是车开了你都不知道。现在的中国人在讲到中国人的时候，常常会误以为占人口多数的汉人是一个血缘单纯的族裔，文化亦是传统单纯的文化。这种误会我想是由于汉字的保持不变，而汉族其实是杂种，只是近代以来杂交被人为阻断了。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周人自西而来，这个“西”是多远的西呢？由文字史看来，从那时起，被规定为亚洲的被称为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文化一直是混杂的，也因此而有生气。最明显的文化混杂时期是公元三世纪到十世纪，手上的这本《教坊记》记载的仅是其中短短四十年。《出内》一则说：范汉女大娘子，亦是杆木家，开元二十一年出内。有姿媚，而微愠羝。“愠羝”就是“胡臭”，古代时指从西域来的人身上的味道，我怀疑即是“胡人”的语源。“胡臭”后来叫“狐臭”，“羝”是公羊，不是狐狸，“愠羝”是羊羶气。“杆木家”就是爬杆溜索的能手，唐朝有不少诗人用诗描写当时的场面，威尼斯亦有不少表现中东一带来的“杆木家”的风俗油画。《教访记》里提到教坊里的人“儿郎既娉一女，其香火兄弟多相爱，云学突厥法”。《北史》说“突厥法”是“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嫂”，《隋书》说“突厥法”是“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眼破》一则说：有颜大娘，亦善歌舞。眼重，脸深，有异于众。能料理之，遂若横波，虽家人不觉也。尝因儿死，哀哭拭泪，其婢见面，惊曰：“娘子眼破也。”“眼重”就是睫毛厚，现在西北的人说姑娘好看，是“毛毛眼”。“脸深”，就是颧骨不突出，亚洲蒙古人种、马来人种的颧骨是突出的。由面孔的样子可以看出颜大娘是从中东或中亚以西的地区来的。“横波”，说的是蒙古人种的细长眼形，颜大娘将自己的颜面化妆成汉人的样子。现在美国人希望自己能像亚洲人那样体毛少，所以时兴刮和拔体毛，有点像这位颜大娘。《压婿》一则说，翻筋斗的裴承恩的妹子叫大娘，歌唱得好，哥哥将她嫁给爬杆的姓侯的，大娘却与常在皇上身边的伶人赵解愁私通。姓侯的病了，大娘与赵解愁打算用药毒死他。同班子里的王辅国、郑衔山与赵解愁是哥们儿，又和姓侯的是老乡，于是悄悄告诉也是同班子的薛忠、王琰：说给侯大哥，晚上要是有人送粥给他，千万别喝。晚上果然有人送粥，姓侯的就没喝。深夜，大娘带引赵解愁来杀自己的男人，郑衔山主动要求背土袋子。灭了屋里的灯，很黑，郑衔山把土袋子放在姓侯的身上，但不压住姓侯的嘴和鼻子，其他人都没有发觉。天亮了，姓侯的没死，当然就是官司，皇上下令范安及追查这件事，结果是赵解愁一伙人每人挨了一百下。姓侯的没死是因为土袋子没有压嘴和鼻子的缘故，又有一种说法是因为土袋子裂开了。后来班子里的女人们互相开玩笑说：姐们儿(原文是“女伴”)！以后要是缝压你男人的土袋子，仔细缝结实了，可别让它开了绽。裴承恩的姓，是当时西域疏勒国的姓，所以裴大娘不是汉人，应该是西亚的姑娘。说她歌唱得好，西亚一带的女声多沉韧，即现在所说的磁性的声音，或说声音性感。她哥哥的名字叫承恩，大概这个承恩承的不是一般的恩。不过皇上没想到杀人者都是自己身边的伶人、宠幸者，不杀了，打一百下吧。唐朝的李氏皇族，也不是汉人，而是西亚的血缘，毛发是卷曲的，所谓“虬髯”。由西亚人做统治者，风气当然是爱好歌舞，性格开放。《教访记》记的是公元八世纪唐玄宗时的事，也就是中国人常常称道的“开元”、“天宝”遗事。这个玄宗皇帝李隆基，让中国狂欢了四十多年。玄宗宠爱的大诗人李白，亦出生在西亚的碎叶，即现在的原属于苏联的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的托克玛克。他的诗颇多酒神精神，我常觉得他的有些诗是弹“东不拉”伴奏的，相比之下，杜甫的诗明显是汉风。李贺的诗亦是要以“胡风”揣度，其意象的奇诡才更迷人。当时势力最大的军事将领安禄山，是突厥人与波斯人混血，史思明则完全是波斯人。安禄山自己会说多种胡语，镇守的河北，多为东突厥人。当时有人自不说汉语的河北回长安，预言安禄山必反。我有不少江苏的朋友长边鬓胡子，蒙古人种是山羊胡子。作家叶兆言、苏童都是胡貌江苏人，剃掉头发，活脱标致罗汉。自古南方多胡商，福建泉州人就多阿拉伯人裔传。最古的中原人，大概是现在的苗人，所谓炎帝子孙。中华民族人种文化历史，就是“客”来“客”去的“客家”史，靠“书同文”贯串下来。“五胡乱华”，左右瞄瞄，杂得很哪。《教坊记》所记载的歌舞，多是由西亚传来，教坊内外的艺人，也多有西亚人。看唐长安地图，西域人社区之大，有如观今之纽约、洛杉矶的族裔社区。与其说唐朝时胡人被汉化的程度，不如说唐朝时汉人被胡化的程度，端看从哪个角度讲。我尝试说唐诗的兴旺与当时的西亚音乐有关，胡人的音乐大概有现在摇滚乐的意思。唐时的诗句都较后世通俗，而且量大，清代的《全唐诗》收了两千多个诗人的近六万首诗，要知道，唐朝时中国还没有活字印刷术，那么多人做那么多诗，传布恐怕是靠歌。顾氏《文房小说》的《集异记》里载了一篇唐人小说《王之涣》，讲开元年间有一天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个诗人到馆子里喝酒，有十几个梨园伶官也来喝酒，三个诗人于是避到旁边去。不久又来了四个漂亮的伎女，一来就奏乐唱歌。三个诗人于是打赌看她们歌中唱谁的诗多，结果每个人的诗都有。后人考证这三个人不可能在一起，但歌伎唱诗，却透露了唐诗流布的世俗途径。唐诗的四言、五言、七言和词，大概与汉族本来的音乐和胡乐的多种节奏有关系？大诗人白居易的诗的特色之一即“老妪都解”，就是这样，长安名士顾况还半玩笑半警告：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这有点像对到纽约去闯荡的摇滚乐手警告：竞争厉害呀。现在北京有个摇滚乐队叫“唐朝”，真让人神往，但听下来，还是朋友崔健的歌词类似唐诗的有元气、朴素、易于上口。犹记得八六年崔健在我家小屋唱《一无所有》，唱了朋友们要求再唱。其实最像唐朝盛况的是现在流行台湾、内地的“卡拉OK”，各种人都在积极地唱同样的歌，只不过唐朝没有麦克风，唐诗与现在歌词有优劣之别。唐朝没有产生哲学家，也没有思想家。带思想的狂欢多尴尬。崔令钦记的那个杀人故事，我曾经用来写过小说，但写来写去不满意。十五日下午与马克去Zattere的Gelati Nico小饮。Zattere应当译为中文的“浮码头”，“码头”是Molo。威尼斯的Lagoon，应该翻译成“涂”，即浅海的淤泥地，中文字典里没有这样的解释，大概只有江浙海边的人这么说，但是你看了Lagoon，你就明白那是江浙海边人说的“涂”。之后走了一长段路去买做饭的肉和蔬菜，买到了姜、大料。这两样是威尼斯人极少用到的，因此难买。在一个店里居然买到豆腐，可惜太硬了，像豆腐干儿。马克说，威尼斯街上所有路标上的文字，拼的都是威尼斯当地的发音。路过Rialto桥附近的书店，进去看Sergio先生。Sergio先生送我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全书是卡尔维诺虚构的马可波罗与忽必烈汗的对话，有一处写到马可向忽必烈讲了许多城市之后，忽必烈说你讲了你从威尼斯一路来的各种城市，为什么不讲威尼斯？马可回答，我一说出口，威尼斯就不在我心中了，还是不讲的好。但是，我所讲的这么多城市，其实都是威尼斯。所以，我已经记不清威尼斯了。这近似于中国禅里一句顶一万句的那句话：说出的即不是禅。中国人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语言的限制，庄子说，“得鱼忘筌”，打到了鱼，鱼篓子就忘掉。中国还有一句“得意忘形”，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有到了唐朝的禅宗，中国人对语言的否定才达于极端。中国禅宗的公案有数万个，正是因为禅认为世界是具体的，人类的话语不可能对应无限的具体， 所以只好以一对一， 以数万对数万，同时又用一句“说出的即不是禅”来警告：语言不等于语言的所指。真是说得昏昏欲睡，还是来讲故事。一个学问很大的人去问“禅”是什么，禅师先给学问很大的人倒茶喝。茶杯里满了的时候，禅师却不停止倒茶，于是溢出的茶水流到桌子上，弄湿了学问很大的人的衣服。学问很大的人生气了，说，我来问你禅是什么，你却这样对待我！禅师于是停止倒茶不说话。 杯里满了的时候， 就倒不进水了。将束缚你接受“新”的“旧”倒掉，才可能接受“新”。这是日本禅，容易懂，古波斯与阿拉伯也有这样的智。中国的是，有人问洞山良价什么是佛，洞山回答：麻三斤。玄吧？名词数词量词，因为太具体了，吓得人只好往玄处想，用尽理性的智，忽略了直觉的慧。又有人问禅，禅师直指流水。对“水”的回答就是具体的水。禅是具体，所以万物才可能皆佛。悟到这一极端，语言才可不妄对“现实”，反而自由了，有情趣。所谓“后现代主义”也是“当下”的“言说”，因“当下”而重叠空间，潜在地否定时间。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亦是一种否定时间的空间重叠。说说就又昏昏然起来了。卡尔维诺还写道，与地狱共存的办法是你成为地狱的一部分，或者，找到地狱中不是地狱的那部分。总之，你摆脱不了地狱。我看语言亦是一种地狱。Sergio先生感叹威尼斯的旅游商业的粗劣趣味。我说，这也是一种“地狱”吧。Sergio先生说有时间要带我去不为人知的威尼斯。他说他不作介绍，只回答我的问题。尽说尽说之间，自豪与悲壮溢出小店，店外仍然是游客们轰轰烈烈地走过。“马可波罗”的感叹？威尼斯的卡尔维诺？卡尔维诺其他的小说用过日本禅。卡尔维诺的后设小说写得极精致，比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精致到为后设而小说。中国大陆第一个写后设小说的人我看是马原，真正会讲故事。十六日傍晚出来，穿过圣马可广场，沿海边的Riva degla schiavoni大道走，过七座桥， 再折向Garibaldi街。街上是出来纳凉的威尼斯人家，小孩子跑来跑去，老人聚在一起，争论，打着手势争论。一家店里卖几笼小动物，鸟，还有鼠，三四岁的小孩子摇摇晃晃跑进去，呆看然后笑。河里有来卖菜的船，天晚了，只剩下一些蔫了的叶子。路边有大公园，穿过去，远处是威尼斯双年艺术展的地方。在路边坐下时，教堂的钟声响了。我想起年初在庞贝古城，遗址中古罗马人家居甚小，而广场、庙堂、浴场一类公共场所均很大，地中海的文化，公共生活是最重要的吧？古罗马讲究修辞，重视讲演，意大利人善言谈，滔滔不绝，在门口告别可长达一个小时，我等在一边观察以消磨时间。意大利电影对话甚长，这都是古代公共生活的影响吗？马克的家就在附近，有个台湾来的周君明先生住在他家。周先生在台湾设计电脑键盘，这几个月在威尼斯学意大利语。周先生晚上做了几个中国式的菜，只能叫中国式的，因为在威尼斯能买到做中国菜的材料不容易。例如，在威尼斯买不到葱。有几天我起大早到Rialto桥的菜市去，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葱，威尼斯人不吃葱？是怕嘴里有味道吗？可是威尼斯人吃蒜。中国讲究烹调，最先是为敬天，也算是敬神吧，首要是味儿，好味道升到天上去，神才欢喜，才会降福保佑。人间敬的菜若是没有味道飘上去，神哪里会知道你的心意？敬过神的菜，人拿来吃，越吃嘴越刁，悉心研究，终于成就一门艺术。我们现在看到的商周的精美青铜器，大部分是用来敬天敬祖先和人间吃饭的。人间的菜里，最难的是家常菜，每天都要吃的菜，做不好，岂不是天天都要难过？四川成都的小吃，想起来就要流口水，沿街一路吃过去，没有够的时候。以前蜀人家的婆婆每天早上要尝各房儿媳妇的泡菜，尝过之后便知道哪个媳妇勤快。四川泡菜难在要常打点，加盐加酒虽然可以遮一下坏，却失了淡香，而且，泡菜最讲究一个脆。人比神难侍候。中国菜里，以粤菜最讲究菜的本味，又什么都敢拿来入菜，俗话说，老广是四条腿的除了桌椅板凳，什么都吃。吃饭的时候不免谈到电脑的中文系统，对我来说，最不方便的是中国内地与台湾的中文内码不一致，造成烦恼，不敢轻易改换系统。也许这正是电脑商的成功之处？我听说国际标准ISO-10646已达成各种文字都能接受的第二版协议，其中中文、日文、韩文里的中文部分都使用同种类的编码，看来问题将要解决了。周先生演示台湾的中文系统， BIG-5码有一万三千多个汉字，不禁为之心动。我用的内地中文GB内码，只有六千多字，写官样文章可能够了，我写小说，常常需要造字，烦不胜烦。马克有一张台湾画家邱亚才给他画的素描像，画得好，疏朗而有神气。十七日王克平从巴黎打电话来，说他的木雕二十五日在Hotel de Ville展览，问我能不能去巴黎参加开幕展。我当然要去，但先得请威尼斯警察局将我的一次进出意大利的签证改成多次进出的。克平是我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一起画画的朋友，后来他移居法国，我们大概有十年没见面了，只是书信来往，通电话。克平是我画画朋友中最有才气者之一，他每天都要动手，否则就身体不舒服。一九八八年汉城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奥委会收藏了他一个两公尺高的木雕，这个木雕原来放在法国乡下他小姨子的院子里，运走时村里人都有些舍不得。十八日下午开始刮风，圣马可广场那些接吻的人，风使他们像在诀别。游客在风里都显得很严肃。十九日M先生是个很热情的人， 其实意大利人，整个地中海沿岸的人都很热情，大概是因为阳光吧。 上午，M先生要引着去Murano岛看做玻璃，之后再去看印染还是挑补绣，没有听清楚。M先生一到街上，就说，这条街从前叫杏仁街，是一条妓女街(杏仁是女阴的隐语) ……从前的女人总是劝男人不要到杏仁街去……街头的这座桥叫客气桥……这是行会的楼……这是邮局，从前是德国大使馆。忽然听到M先生说， 从前威尼斯的街墙上都是壁画。这话令我一惊，威尼斯在我的心目中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威尼斯的建筑受拜占庭风格的影响很大，在那些雕琢的门窗廊柱之间，总好像失去些什么。如果有壁画，它们就平衡了，会像波斯地毯那种调和的绚烂。M先生讲得高兴的时候， 会在窄巷里停下来滔滔不绝，于是来往的人只好被堵在往来的路上。M先生不断和人打招呼，说，都是朋友。去Murano的水路中，有S.Michele岛，是威尼斯的墓地。岛上还有一个修道院，如果你在岛上待了一天，修士就请你吃饭。岛中有希腊正教的陵园，斯特拉文斯基和他的夫人同葬在这里。风很大，树都在摇， 阳光照得白石墓板晃眼，逝者安息。到了Murano，工厂已经下班了，不过M先生还是找到了一家，三个师傅在做吊灯。我本来一直在奇怪，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看做玻璃，我在威尼斯岛上去过不少玻璃店，站着看他们用玻璃做蚂蚁，做老鼠。原来威尼斯人认为的做玻璃，是做大型玻璃吊灯。回到威尼斯岛后， M先生又介绍了一个教堂的天顶画。他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画，原来是整个天顶用亚麻布贴好后，再将油彩画上去。与一个威尼斯人在一起，你很难预料到你会看到什么，可能的话，威尼斯人会把整个威尼斯岛翻过来向你介绍。时间晚了，没有看成我没听清的印染还是挑补绣。晚上请马克和周先生在“杭州酒楼”吃饭，这家馆子是上次小兰来时介绍的。菜上来后，周先生吃得苦笑。一整天都是风，威尼斯的木窗板在风中啪啪作响。二十日仍然是风。晚上Luigi和Maurizio来， 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写一篇关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论文。我的意见是，“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还不到一百年，是外来的，借用日文的“知识”(chishiki)，中国传统上是称“读书人”和“士”。“传统”这个词，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来翻译Tradition。传统中的读书人每天读书，目的是为了通过考试而做官，做了官之后，则整个家族的经济、政治状况都会有根本的改变。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使受教育者无分出身，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新概念，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欧洲则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才“有教无类”，因为需要认字的劳动力。孔子还指出“学而优则仕”，也就是为什么读书，搞得当今内地读书人对“下海”又恨又爱，一股子滋味在心头。传统中的读书人要读很多年的书，所谓“十年寒窗”。在这个过程当中，读书人经历的是一个自觉改造自己的过程，也就是读圣贤书，将自己思想中非圣贤的部分清除，这样才有可能在考试时答案合格，得以通过而能做官。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与皇家及其官僚机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础，读书人与政治的一体性也就是必然的了。 我还记得我小学时代每年的操行评语中“缺点”一栏总是“不关心政治”。不过这些都是复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的观点，这观点我很同意。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来代替中国的“读书人”，会误解“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