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会说：「重要啊！受教育是多重要啊！」 父亲若是听见了，就会叹气。 有些事，小宝是先进，例如，我跟他学挑水。那时村村有井，大村大镇有好几口井，居民向并中打水挑回家食用。乡人不食雨水认为雨水有腥气。雨腥来自龙腥，龙负责行雨。 挑水的工具是一根扁担，一根井绳。水罐是灰色的瓦器，很薄，不上釉子，禁不起碰撞，所以说「瓦罐不离井上破」。在乡下，院子里难免有鸡屎狗粪，大人的痰小孩的尿，这些糖东西经常沾在水罐底部，当人们用井绳吊着瓦罐向井中汲水的时候，脏东西就留在水里了。所以说，「井水是千家的茅厕」。 「瓦罐不离井上破」，「井水是千家的茅厕」，这两句话原该是对现状的批判吧？可是，千年以来，取水的工具并无改进，瓦罐的卫生也未加检讨。这两句话并未引起人们对现状的反省，反而使用它肯定现状，成为现状无须改善的判决书。 水罐有大号、中号、小号，我们用中号。小宝挑着一担水，走得飞快，我不行，扁担滑，肩痛，总得中途休息两次。村人说，得多挑重担，趁年轻骨头软，把骨头压平了，扁担贴在肩上，才是一个及格的挑夫。 有一次，我的动作太慢，母亲出来找我，她说：「我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本是一句戏言，谁知有一天成真了。原来，汲水的时候，人站在井口，弯着腰，手里提着绳子，空瓦罐轻飘飘的，容易控制。等到把水提上来，提到井口，汲水的人必须直起腰来。这时候最容易碰破瓦罐。而我用力太猛，失去重心，一脚踏空，扑通一声下了井。 小宝大喊救命。幸而我是头上脚下直着掉下去，如果倒栽葱，那就严重了。当然还是喝了一肚子水。 这件事在黄墩是一大丑闻，大家相信人一旦落井，会在井里急出大小便来。父亲连夜寻找专家淘井。母亲奖了小宝，又打听是谁把我从井里捞上来，登门道谢了。淘井是把井底污泥挖上来，井水越淘越清，所以「井要淘，人要熬。」大家相信井淘过就没有问题了。 两个月后还有人当面数落我：「我们都喝过你的洗澡水。」母亲谈了些小媳妇投井自杀的事，乡下人自杀大概只能上吊和跳井，上吊容易被人发现解救，解救下来还得挨打，投井一定可以淹死，所以投井的比上吊的人多。 母亲说，谁家媳妇投井自杀，全村的人都骂死者，怪她弄脏了飮水，不骂那逼死她的丈夫或公婆。媳妇的公婆也很愤怒，除了办丧事，还得淘井，处处花钱。丧事不是哭着办，是骂着办。女子不受教育，不能自立，境遇总是悲惨。母亲在这方面很敏感。 小宝带我去打高粱叶子。高粱是长得最高最粗最壮的农作物，一节一节长上来，分节的地方招展着翠带一般的叶子。 高粱开花的时候，必得把高粱秆下半截的叶摘掉，大概是为了流通空气、节省养料水分。摘叶时手心向下、朝着叶根突然一拍等叶子一声脆响断了，趁势抓住，这个动作称之为「打」。 打高粱叶子是一年最热的时候，高粱田一望无际，密不通风，打叶子的人可能中暑昏倒，所以一定要许多人结伴前往。工作的时候，男人把全身的衣服脱光，女人也赤露上身，为了凉快，也免得汗水「煮」坏了衣裳，所以「男区」「女区」严格分开，绝对不相往来。 女子不可单独进入高粱田，还有一个理由：保护自己的贞操。高粱田是现代的蛮荒，里面可以发生任何事情。一个男子，如果在高粱田里猝然遇见一个陌生的女子，他会认为女人在那里等待男人的侵犯，他有侵犯她的权利。那年代，如果一个女子单独背着一捆高粱叶子回来，村人将在她背后指指点点，想象她与男人幽会的情景。 高粱叶子必须在若干天之内打完，种高粱的人欢迎任何人来动手摘取，高粱田完全开放。高粱叶有许多用途，喂牛、编垫子，晒干了作燃料。我们拿来燃火作饭，节省柴钱。我们跟在几个壮健的农夫后面。他们先把衣服脱掉，我们也只好照办，我们为自己的皮肤太白而觉得惭愧。 他们的动作极快，手臂上下挥动有如机器，没有半点耽搁与浪费。叶子和母体分离时发出的响声像下了一场雨、汗水一直流下流，流到脚跟，也像雨。 其中一人，用他那不竭的精力，唱起小曲。词意很露骨的说，一个男子怎样把一个女子拖进高粱地里，两人是男攻女守，但是女子故意在防线上留下缺口。最后，女子用手掌拚命掩住下部，手指却是分开的。我觉得唱曲的人在想象中隔墙有耳，以为歌声可以传到「女区」。歌声中，每一个壮汉的命根子都高高举直，怒不可遏的样子。他们都有用不完的精力。 农夫有许多更重要的工作，不能每天打叶子，我们找不到伴就自己行动。我们决定不脱衣服。我们决定深入这绿色的丛林，如果它有尽头的话，就走到尽头。我们去探险，晚上日落才回家。 确实像是探险。有一次，我们误闯女区，被一群浑身肌肉甩动的老太太笑着骂着挥动镰刀赶出来。有一次我们「摸」到一个陌生的村庄，村人以为我们是游击队的小鬼，请我们喝冷开水，我们的心一直扑通扑通跳。又一次，渴极了，小宝偷了一个瓜来，不幸是苦的。第二次轮到我去，引来一只黑狗，我们扳倒高粱列成红缨枪阵，纵横抵挡。 小宝说：种庄稼没意思，我以后不要做庄稼人。你长大了做什么？ 我长大了做什么？在楚头林拾麦，在黄墩挑水，真正的农夫鉴定了我，我胃小肠细，肩骨峻嶒，不够资格做农夫。我究竟做什么？ 我能做什么？打了一季高粱叶，长了一身痱子，右眼也肿了。乍看成续不错，堆得像座小山，天天晒，天天缩小。抓一把干叶塞进灶下，亮一下，连余烬也没。一季的高粱叶烧不了一个月。 高粱叶打完了，准备拾豆子。豆子经霜才熟，收割时，豆叶都枯黄凋落了。豆子熟透了，豆荚会炸开，把豆粒弹出来，种豆的人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割豆也和割麦一样，急如燃眉。他们虽然爱惜满地的豆叶，只能草草收拾一下，剩下的，秋风吹得满地乱滚，就是无主财物了。拾豆子所得寥寥，重要的是搂豆叶。 搂，读平声，伸开五指把东西聚拢过来，凑到一块儿。搂豆叶当然不靠手指头，它有专用的工具，把竹子劈成细条，一端成钩，作扇面形排列，叫PAR。我从国音字典上查出耙，筢，钯，看注都不能搂豆叶。使用时，绳子套在肩膀上，满地拉着走。这时田野荒凉，秋风凄冷，回味拾麦、打高粱叶子、拾豆子的景况，颇有繁华成空的滋味。 残存的豆叶多半已经过一场秋雨，往往薄如蝉翼形如破絮，如何用绳子把它捆起来带回家中，也有诀窍。小宝能把它收拾成一堵墙的形状，两面整齐如刀切，一路顶着风挑回家中，豆叶也不散失。我始终没能达到这样的水平，我的豆叶随风飘零，到家时，每一捆豆叶都瘦了一圈。 花一整天功夫搂来的豆叶只能烧一顿晚饭。我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高粱的根很深、很深，离地两寸的秆上生出须根，紧紧抓住大地。砍倒高粱好比杀树，树根难挖，得等它干枯了、有些腐烂了。出土的高粱根如一座小小宝塔，土名「秫秫疙瘩」，火力很强，燃烧的时间长。这样好的东西，物主是不会放弃的，我们拾柴的人咽着唾沫看他们一担一担把秫秫疙瘩挑走，眼巴巴希望从他们的担子上掉下几个来。幸而拾到了，回家守着灶门，看它燃烧，看它火熄之后还通体辉煌，须眉俱全，美丽庄严。这时，满心希望能有一车「疙瘩」堆在院子里。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我能用新鲜的高粱叶给妹妹编一顶帽子，戴在头上清凉清凉的，有点重量，感觉如满头珠翠。我能从她手腕上端咬一口，咬出一个红色圆圈来说：「我送你一个手表。」我能用一个制钱、一根火柴棒做个陀螺给弟弟，教他利用火柴头着地旋转，吱拉一声燃着了，可是马上又灭了。我教弟弟用黏土和泥，搏成弹丸，打偷嘴的野猫。 我只能做些无用的事情。 排水的时候，搂豆叶的时候，我们远远看见游击队像一条苍龙蠕动。为什么要走来走去呢？后来才知道，他们要练习行军，宣传抗战，以及提高知名度。 那时，最火辣辣轰隆隆的消息，是平地一声雷，某某人在某某村成立了游击队。兰陵沦陷了，各方豪杰不愿从太阳下经过，绕个弯儿到黄墩休息，由陈府招待午餐。这些客人都是新闻人物，所以陈府主人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抗日救国的情绪高涨，连土匪都自动变成游击队。鲁南的土匪一向有他们的哲学，理直气壮。可是日本人打进来，他们觉得再当土匪就丢人了。 游击队浩浩荡荡，在东方，西方，南方，隐隐现现，田野做他们的脚凳。北方隔着兰陵，看不见。他们，有国民党支持的，有共产党支持的，也有单干户，左右双方都在拉他。我们熟识的人都投入了。 小宝是拾豆的时候开始动心的。收豆子事实上等于抢割，百姓千家一起动手，田野里布满了人。豆田的面积逐渐缩小，藏身其中的野兔惊惶起来。 本来野兔的毛色和土色几乎相同，它如果伏地不动，找个空隙悄悄溜开，那些忙碌的农人也许不会发觉。无奈野兔跑得极快，纵身一跳可以跳出两公尺以外，它大概是以此自傲并且屡操胜算吧，立刻施展所长，如箭一般射出。大概这就是兔脱。 野兔的过度反应惊动了田野的农人。人人直起腰来，以近乎操练的声音吆喝，使兔子觉得四面都是生命威胁。依照过去的经验，脱离威胁的不二法门是快跑。它并不了解大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不知此身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更不明白人类正尽目力之所及，看它以失效的经验作绝望的特技表演。 秋天野兔正肥，是「打围」的时候。打围，本来要带着几十个人，在旷野中一字排开，拉着一根长绳缓缓推进，目的就要惊起野兔再纵放鹰犬捕捉，割豆的日子岂非天赐良机？打围的人正在阡陌间巡逻，野兔现身，鹰腾空而起，猎狗也飞奔而至。 资深的农夫们重温他们百看不厌的表演。他们知道兔子虽然腿快，还是很容易被鹰赶上。他们知道，鹰会俯冲而下，以左爪抓住野兔的臀部。野兔慌忙回头，鹰趁势以右爪抓住它的头部，两爪向中间用力收拢，卡察一声把兔颈扭断。 野兔中的英雄豪杰也有它的绝招，它在恶鹰罩顶的时候翻身仰卧以四爪出击，攻打应的眼睛。这时，猎狗扑上去，把野兔咬死。所以打围必得有鹰有犬，陆空配合。所以人是万物之灵。 有时候，兔子实在跑不动了，它竟然缓缓的向着一个割豆的农夫走来，它是那样安闲，无猜，如同回家。它走到农夫脚前，放心的躺下，如同那农夫饲养的一只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无路可走的野兔是怎样打算的呢，这里面一定有造物者安排的秘密，我百思不解。这时，农夫就会轻轻松松的把兔子的后腿提起来往地上摔，再用镰刀柄敲它的头，直到它昏死。 这也是造物主的意思吗？ 小宝说：「要是打日本就像打兔子。…」 我终于面对面看见游击队。 那天我很苦闷，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做什么。门旁有一条银色的细线贴在墙上隐隐发光，看见这条线就知道蜗牛从这里爬过。我打开日记本写上：「蜗牛有路，指南针有方向，惟我独自彷徨。」 词穷，心中郁闷未解，就再写一遍。一连写了七八遍。这时听见外面有雄壮的歌声，许多人引吭高歌，黄墩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声势。 我跑出去看。狭窄的街道上两旁是人，平坦的打麦场上满场是人，拿着枪，短衣外面紮着子弹袋。街旁的人随意坐在地上，没有一个人站着，打麦场上的人规规矩矩的站着，没有一个人坐下。打麦场上的汉子唱「中国不会亡」，歌颂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支歌，听一遍就会了，是一首容易普及的好歌。 陈茂松先生接待游击队的领袖，看见我父亲在家，就邀去作陪。谈话中间，陈先生对那领袖说，我父亲有个聪明的儿子，小小年纪能写文章。那人听了大感兴趣，一定要和我见面。 陈先生走过来叫我，连我的日记本也拿去。我很窘，不敢看那人的脸，那人问了我几句话，就翻看我的日记。 「你很消沉，没有正确的人生观。」他一面看一面批评我。「你平时读什么书？离骚？红楼梦？不要看这种东西，世界上好书很多！」 他对我父亲说：「令郎该出来参加抗敌救亡的工作，和我们一起磨炼磨炼。」 父亲连忙说：「他还小，再过一两年吧。」 「你说他小？你来看看少年人的志气。」他站起来，主人也连忙站起来。「他们的父母愿意把孩子送到我们这里受教育，进步要趁早。」 他往外走，我们很有礼貌的跟着。我这才仔细看他，他很瘦，语音和婉，像文人。外面坐在街旁的人散开了，有一些人忙忙碌碌挑水，穿梭般各家出出进进，洒了一地泥泞。 我们跟他走进一户人家，看见他带来的游击队员往水缸里倒水，转眼溢出缸外，每倒进一罐水，站在水缸旁边的老太太念一声佛。 院子里坐着一堆少年兵，一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教他们识字。首领对老太太说：「老大娘，别当他们是兵，就拿他们当你家的孩子。」老太太蓦然醒悟了似的，进屋把床上的席子揭下来：「别坐在地上，地上潮湿，来，铺上席子。」 我们听见歌声，循着歌声走进另一家。这家院子里也有一堆少年兵，他们站着，有人正在指挥他们唱歌。院子另一角，两个队员一前一后，唱着歌推磨。他们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这家的小媳妇正在推磨，他们立刻接手。 这家的老太太正为不速之客做饭。首领对她说：「老大娘，别当他们是兵，就拿他们当你自己的孩子。」老太太一听，立刻泪眼婆娑，伸手把藏在麦糠里的鸡蛋摸出来。 他们挑水推磨的我很感动，恋恋不舍看他们唱歌，流汗，一盆一盆粮食磨成浆糊。 挑水太辛苦，那年头珍惜用水，一家人打一盆水轮流洗脸，口中连连说：「只有人把水弄脏，水不会把人弄脏。」为了惜水创造神话，人这一生浪费了多少水，死后阎王罚他一口一口喝完。 推磨比挑水更辛苦，樱桃好吃树难栽，白面好吃磨难挨，我和小宝都有亲身体验。我们两家都借陈府的驴子拉磨，有时候粮食没有磨完，驴子下田的时间到了，或者赶集的时间到了，眼睁睁看人家把牲口牵走，由我和小宝接力。 北方家用的石磨，不是磨豆浆磨麻油的那种小磨，是沉重的大磨。如果有人要打你，你跑到磨后面，隔着磨，他的棍子构不着你。磨，每家都有，围绕着它发生了多少故事。仇家登门报复，双方大战多少回合，有一个人自知不敌，退到磨道里打游击，两人围着磨团团转，最后有一个死在磨后面。乱兵进宅，闺女媳妇无处逃，逃到磨后，被人家按倒在磨道里。 在从前的家庭里，磨道是全宅最卑贱的位置，推磨的工作必定转嫁到最不得宠最受排挤的人身上。李三娘推磨，走得慢了婆婆要打，走得快了婆婆也要打，走得不快不慢婆婆还是要打。她在推磨时产子，在磨道里自己用牙齿咬断脐带，孩子的名字叫咬脐郎。女人的痛苦有首歌，其中提到「抱磨棍，磨大襟，挑水路远井又深。」常挑水，肩头的衣服先破；常推磨，胸前的衣服先破。 所以说「有钱买得鬼推磨」。鬼精灵，鬼聪明，磨道的事先本来沾不到他身上，可是为了钱，他也干。 我们推磨时小宝总是不开心，他一直觉得我用力比他少，而且推不了几十圏我就心跳气喘，必须张着大口坐在磨道里休息，样子令人扫兴。那时并不知道我的「二间半」瓣膜有问题。 挑水，推磨，把这支游击队的名声扬开了。陈茂松先生不住的赞叹「王者之师！王者之师！」他说这支游击队的首领叫石涛。我想了半天，认为他太瘦了，叫石涛的人应该是个胖子。 他说，父亲和石涛达成了协议，等母亲替我做几件内衣，就送我去跟石涛抗战。 小宝没看见这些新鲜的场面，他到兰陵去了。我眼巴巴等他回来听我的报吿。 小宝愕然，他说「打游击就是打游击，怎么还挑水推磨？」是啊，一语惊醒梦中人，挑水推磨，我那儿行？ 小宝说，他要打游击，但是绝不推磨挑水。他已经用幻想「打造」了一只新式机枪，八支枪管成扇面排列，彷佛搂豆叶的「耙」。他的子弹射出可以转弯杀人，所以日本兵无可幸免。机枪架在装了轮子的钢版上，他一个人以卧姿在钢版上驾驶和射击，全体游击队员跟在后面收拾日军的枪械和尸体。 一连几天，我们热烈讨论那台机枪，和种种可行的战术。之后，我看见母亲替我收拾了一个小包裹。 「拿着！」父亲吩咐，我照办了。「外婆想你了，我送你去住几天。」这才发现父亲已是穿戴整齐。 这样，我胡里胡涂离开黄墩。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发表，蔡文甫先生主编第十一章摇到外婆桥 我来到北桥。北桥在南桥旁边，是南桥的卫星。祖母根据“大乱居乡、小乱居城”的古训，搬到北桥赵家居住，我来和她老人家做伴。赵家已经没有空房安置我，我就在“草屋”里寄身。 所谓“草屋”，是放“草”的房子，这个“草”，指的是麦秸。在农村，麦秸是珍贵的东西，所以草屋的建造也很牢固，和家宅居室没有多大区别。草屋里，麦秸堆到屋梁那么高，扒个洞钻进去就可以睡觉，即舒服又暖和，干燥的麦秸在暗夜里放光，散发着香味，使这穴居一般的生活很尊贵。 回想起来，俗语说外面的金窝银窝、不如家里的草窝，这草窝二字，居然写实。北桥，我不记得有寨有桥，我只记得平川无垠，两条车辙直冲进来，把两旁的房屋冲得歪歪斜斜，稀稀落落。田野坦坦荡荡，风悠闲的吹过来，把人和土地连在一起，房子小，院子小，却没有压挤的感觉。 我在北桥时正是初春，农人个个摩拳擦掌着手他们的一年之计，两个月前用泥土密封起来的堆肥，现在剖开，热烘烘的散发着生殖力的气味。堆肥经过发酵、杀虫，气质变化，可亲可近，农夫用双手捧起碎块来掰、捏、揉、搓，制成碎末，撒在地里，这时才有“泥土的芳香”。山巅河床、不耕不种的地方，没有这种诱人的气味。 所以人畜的粪便是好东西，春天，几乎人人背着用藤条编成的、拾粪用的“箕”，随时随地收拾做堆肥用的材料。在农村，“吃自己的饭，到别人的田地里拉屎”是愚蠢的行为。“但寻牛屎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恐怕纯是诗人的幻想，农夫经过的地方不会有牛屎留下，即使他没带粪箕，也要脱下小褂来把它包回去。 乡人尝说，做农夫有三个条件，第一，睡在草窝里不痒；第二，捧着狗屎不臭。据说，某农夫带着儿子进城，爷儿俩经过饭馆门口，正值门内蒸气腾腾、门外酒疑肉香四溢，做儿子的忍不住翘着鼻翅儿闻个不停。他爸爸说：“闻什么！那有咱们的堆肥好！” 第三个条件是见了庄稼就像见了孩子。我自己还是孩子，还不能体会那种心情。在北桥，对着麦田，我有过感动。数九寒天，寸草不生，独有这小麦在冰天雪地中孕育，利用这一段天地闭塞的时间生长，早早给我们第一季收成。 住在北桥的那一段日子，我曾经想，我也做一个农夫吧？回想起来，那时，我是把种田和陶渊明搅在一起了。我忘了陶渊明自己并不下田。 “你教我种地好不好？”我问一同住在草屋里的小李哥，他是赵家的长工。 “种地不好，要受气。庄稼好种气难吃。” 受气？受谁的气？他笑笑，没回答。不久我就想通了，那时最脱离现实的口号就是“农工商学兵”，其实正好颠倒，农人在地狱的最低一层。做庄稼人还得增加一个条件：能忍气呑声。 在我搬进草屋之前，里面已经先有一位住客，就是赵家的长工小李哥。“小李哥”这个称呼，是长辈替我定的，回想起来，他们很费了一番心思。我和他同住草房，需要他照应，理当尊他为兄，然而他到底是赵家的长工，所以又加上一个“小”，以求“铢两悉称”。 小李哥下巴瘦长，皮肤白细，模样很清秀，不像个做粗活的人，其实他小小年纪，田里屋里样样拿得起来。那时春耕开始，他每天一早就赶牛拖犁出门，晚饭前回来，从从容容，一副功力深厚的样子。我们一同相处的时间只有晚上，那时我们都不懂社交，不知道找些话题来交谈，除了沉默，就是听他唱小调。他一躺下就唱，好像唱歌就是跟我谈天。姐儿房中哟，摘菜心儿啦咦呀海，甩手掉了个金戒指儿，一钱零五分儿啊！ 我知道，这种小调叫“姐儿讴”，每一首都用“姐儿房中”开始，讲述一段故事或诉说一种心情。那家的、大娘啊、拾了去啊，奴家认你个干闺女儿，还我的金戒指儿啊！ 我知道，下面一段一段向村中的各色人等喊话，招寻失物，最后是一位“大哥”拾物不昧，结果两个人成了亲。可是小李哥有他的版本，姐儿丢掉的这枚戒指被八路军拾去了，八路军又给他送回来了，她也就参加了八路，一同抗战去了。“你改的？”我觉得新奇。“不是。”“谁改的？”“不知道，现在大家都这么唱。”他的歌喉不错，由他唱，听了不会烦腻。何况他的歌里有新词。奴在房中闷沉沉，忽听得门外来调军，不知道调那军。咦儿呀儿喂儿喂，不知调那军。好啊，齐步走的调子。南军北军都不调，单单调我八路军，上前打日本。咦儿呀儿喂儿喂，上前打日本。 原来的版本是：“南军北军都调到，又来调我的常胜军，上前打敌人。”那时候，抗战还没发生呢，“打敌人”，也不知道打谁。 有一组小调叫“思嫁”，以大姑娘的口吻表白对结婚的渴望，调子同一个，词句有变化。没听见那家女孩子唱过，男孩唱，女孩听也不敢听，要听也是偷偷的听。一恨二爹娘，爹娘无主张，男大女大这么相当呀，怎不打嫁妆？怎不打嫁妆？二恨二公婆，公婆无奈何，郎才女貌多么相合呀，怎不来娶我？怎不来娶我？ 下面恨媒人不来提亲，恨妹妹先出嫁，恨哥恨嫂，恨僧恨道，最后恨起自己的命来。小李哥唱起来就不同了，这思嫁的女孩，恨着恨着八路军来了，她跟八路军抗战去，兴高采烈，什么也不恨了。 小李哥一支一支的唱，他唱出来的小调全变成八路军的军歌。 慢慢的，我发现，全村的人都这么唱。新版只在要紧的地方改几个字，或者添几句词儿，一听就会，用不着学习。这些歌，唱得我好痒，从心里痒。我猜，小李哥一定也痒，要不，他怎会百唱不厌？小李哥出去耕田的时候，我跟着。他说：“我教你耕田。从前皇帝也会耕田，每年春天带着文武大臣出来耕三圈，正宫娘娘给他送饭。”田是一块一块长方，很长很长。小李哥吆喝着牛，扶着犁，在一块田的中央先耕出一条直线来，这条线叫做“商沟”，商沟把一块田分成相等的两半，以它为基准，从它两侧一刀一刀把田里的土切开、翻转过来。耕田用的犁，分犁托、犁刀、犁把三部份，犁把高耸，和犁托犁刀成三角态势。耕田的时候，手扶着犁把，眼望看犁托伸出去的头，犁头的作用像步枪的准星，紧贴着商沟。如果一不小心，犁托歪斜，就会留下没有耕开的死土，造成以后作业的困难。所以耶稣说，人不可扶着犁把向后看，这时我才明白。总之，每一寸土都要翻开，下一步才好用耙。“耙”的形状像梯子，钉满了一尺长的钢钉。这些钢钉把翻开的泥土咬碎荡平，波浪形的泥土变得像春水微皱，才好下种。用犁的时候，人是小心翼翼全神贯注的。用耙的时候就不同了，人站在耙上，乘风破浪似的得意，挥鞭四顾的有，昂首高歌的也有。慢慢的我也感染了这份意气风发，站在耙上俨然以为改造了世界。 耕牛都受过训练，你得会喊口令，这口令俗称“吆牛号子”，听来像是“喝喝油”，喊到“油”字高亢尖锐，使用假嗓，耕牛听到“号子”就努力前进。左转弯的口令是“咦，咦，咦，”右转弯的口令是“哦，哦，哦，”有特殊的腔调韵味，必得在南亩北陇实际工作中才培养得出来。要测验一个人是不是够格的农夫，最简单的方法是请他表演“吆牛号子”。 还有一样重要的工具是耕田时用的鞭子，鞭梢很长，因为耕田时牛和人的距离很长。使用时，单凭左手握鞭向前乘势一送，鞭身展开，鞭梢在牛身旁炸个花儿不需要打在牛身上。这当然也要经过一番训练。 我喜欢看地里长出东西来，各种植物不停的变换土地的颜色，远近高低，深深浅浅。我开始能闻到植物的香味，连阴晴雨雪都有香味。 我开始喜欢家畜，即使是猪，脸上也有耐人寻味的皱纹。各种狗都漂亮，只要别在它吃屎的时候看见它。牛的特点在它的眼，又大又圆，又没有警戒的意思。耕田的时候，小犊依傍在母牛旁边，摩摩擦擦。中午休息，老牛却忙着舐小牛的脖子，难解难分。没事的时候，牛陷入孤独的沉思，我如果有琴，一定弹给它听。 渐渐的，我也分享了北桥儿童的乐趣，看蚂蚁上树，看斗鸡，看人在村首的大槐树下理发。北桥没有理发店，有游走四方的理发匠挑着担子来，那种“剃头担子一头热”的设备。他用热的那一头烧水，冷的那一头磨刀。要理发，到树下来，先用热水洗头，水太热了，烫得你嘴歪眼斜，五官换了位置。然后是剃，刀钝，头发长，剥皮似的痛，有人喊娘，有人掉泪。小孩子没有别的娱乐，就围在旁边看那丰富的表情。 我们也看那叫做屎蚵蜋的褐色甲虫，成双成对，一前一后，用它们的长爪推着粪球走，夫妻俩克勤克俭的过日子。“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定来到”，令人眼花撩乱。“云向东，一阵风；风向西，披蓑衣；云向南，雨涟涟；云向北，一阵黑。”结果只顾看云。 “干冬湿年”，“夜晴无好天”，“久旱必涝、久涝必旱”，“久晴大雾阴、久阴大雾晴”，我也依着这套循环论，跟他们一同度过大兵凶年吧？ 可是小李哥又唱了，痒痒的唱：送郎送到大门外，伸手抓住武装带，问郎早晚来？哎哎哟，问郎早晚来？ 赶集也是一种娱乐。 “集”是刺激消费的地方，使人忍不住想花钱，所以乡人的座右铭是“勤拾粪，少赶集，阴天下雨走亲戚”。抗战发生以后，集上多了一批关心国事的人，他们来找熟人打听消息。几个谈得来的人不约而同见了面，买一斤花生堆在地上，大家蹲下来围成一圈，一面吃花生一面交换新闻。谁下水当汉奸了，谁被谁绑了票，谁吃掉了谁多少枪枝，以及国军和日军正在那一省打仗，诸如此类。赶一趟集，顿时耳聪目明，心里敞亮了不少。 小孩子没钱花，赶来看人家花钱，听银元铜元叮当响，悠然神往。这里人人有钱，到处是钱，小孩子那见过这么多钱？真是大开眼界。数目最大的交易在牲口市，买牛的人和卖牛的人呼呼的抽烟，互相把手伸进对方的袖子里、操纵手指头打出密码来，讨价还价。例如，一个手指头代表一，三个手指头捏在一起就代表七，食指弯一弯代表九，“扭七别八钩子九”。就这么纹风不动的称金论银，牛牵过去，一卷花花绿绿的票子递过来，纸是最上等的纸，乡下人做衣服的布比不上它，然而纸到底是纸，怎么人人相信那纸片等于金子银子，真是不可思议。 集上也有你平时难以见到的行业。有相面的，平地挂起一块白布，布上画着好大张脸，脸上密密麻麻的黑痣，相士口沫横飞，说得老太太呜呜哭泣。有治牙痛的，病人张开大口流着口水尽他看，看着看着掏出一条虫来。 钱可爱，有人爱钱就有人抢钱。抢钱也是专门行业，有师承，有组织，不许任意客串，只听得一声尖叫，熙来攘往的人忽然个个引领望远，紧接着是擂鼓似的脚步声。然后全集的人都能看见一个人在前面跑，三、四个人在后面追，追上了，按倒在地拳打脚踢，追不上，垂头丧气的回来。不要花钱买票，老天爷导演节目给穷孩子看。 还有，教我怎么说呢，难道这也是节目吗，一群穿军服的、拿着枪的，牵着一个老百姓、大男人，牵牲口一样牵到集上来了。他们要把这个老百姓吊在树上，他的媳妇儿跪在地上磕头磕了一脸的泥，这才把倒剪双手的吊法改成两臂上举的吊法，喝一声打就从商贩手里夺过一根扁担，他的老母又跪在地上磕头磕了一鼻子血，这才把扁担改成棍子。然后就是无可赦免的打将起来，那嚎叫，尽管吊得高，上天也是听不见。据说挨打的是个村长呢，唉，打狗看主人，怎不怕伤了这一村百姓的心呢！ 我不常看见打人，也不常看见抢钱，倒是常听说书。一个中年人敲着小鼓说杨家将，杨家将的故事好长好长，一本连一本，由老令公开始子子孙孙出英雄，够他说一辈子。有人迷上杨家将，想把这个家族的故事听到底，听得倾家荡产也没个完。先人的恩怨可以像遗传一样由后人承接，而且世世代代突变渐变变生不测，生也有涯血海无涯，我觉得可怕。不过，如果只听一个段落，情节有它的迷人之处。 说书人生意不大好，有一次，我环顾左右，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在听。可是他不停止，他的眼睛只看本子不看人，说说唱唱两颊通红，比我还兴奋。我是不出钱的，一人独享未免问心有愧，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走，走了岂不是对不起他？坐在地上七上八下。 散集了，我吹着用柳枝做成的哨子(有时是高粱叶做成的哨子，有时是葱叶做成的哨子)回来，利用赶集得到的材料编织无尽无休的幻想。在幻想中，我把那几个吊打百姓的官兵全杀了，即而一想，还是由他们打鬼子将功折罪吧。幻想才是我的基本娱乐。 草房的后面是街道，稍远有个石碾，庞然大物，用一个石轮和一道石槽组合起来，石轮在槽里滚过来、滚过去，把黄豆压扁成豆钱，谷粒去糠成小米。这一道活儿总是由大姑娘小媳妇来做，她们笑语殷殷，坐在草屋里听得见。 有时，她们结伴用碾，我站在旁边看，也算一种娱乐。有一个头上梳髻伶牙利齿的损我：“别看啦，回家教你娘给你娶媳妇儿去吧。”我一怔，众女子嘻嘻哈哈。只有一个姑娘端端正正的做事，不跟别人一起闹。有时，我跟小李哥走过碾旁，众女子都看他，这个姑娘也不看。姑娘梳一条大辫子，个子不高，脸太圆了，这种脸型，在富贵之家叫银盆脸，在乡下就叫柿饼脸。人家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世上那有这么俊的柿饼！可是小李哥也不看她。 田耕完了，小李哥在草屋里歇着，他不抽烟，当然也不看书，这就显得日长似年，心神不定。中午，四姨来喊我去吃饭，他一把拉住我：“帮个忙，吃了午饭别回来。”我不求甚解，心不在焉答应了。 午饭后，我也心不在焉的把它忘了。冒着汗，披着小挂，作梦一样朝小屋走。也没想想屋门怎么关起来，作梦一样伸手去推。门里面用棍子顶着，顶得不牢，这一推，推得门倒退了一尺，正好看见小李哥从麦秸堆里跳出来，喝问一声谁，大把大把扯下麦秸来埋一个人。我懵懵懂懂也没看见他埋什么。 小李哥很平静，没生我的气，也许他看见我反而放了心。他很镇静，慢慢穿好裤子。我居然走进草屋，居然在麦秸堆旁边坐下。空气不好，终于看见辫子。 我这才一下子弄明白我错了，赶紧往外跑，跑到大槐树后面躲起来，也不知要躲什么。 躲藏的人总要千方百计往外看。我看见那圆脸的女孩从草屋的方向走过来，走得慢，一身酸软寸步难移的样子。她大大方方回头察看，我又看见辫子，辫子上贴着麦秸，咳，你们怎么这样粗心大意，百密一疏！ 这不苟言笑的女孩！对小李哥望也不望一眼的女孩！ 我倚树而坐，没法再和他们见面，蚂蚁一只一只往我脸上爬。忽然听见：“回去吃晚饭吧！”是小李哥。我动也不动，他就在我旁边坐下。 我还没有学会道歉，闭紧嘴巴，心里吃惊。想来想去总得有句话表示我跟他站在一条线上，就说：“你们快结婚了吧。” “她得去嫁有房子有地的人。”口吻平平静静，各安天命。 “那怎么行？”我抗议。 “我有个表舅，娶不到媳妇，一辈子都是跟娘儿们相好，为相好挨过打，坐过牢，给家乡的人赶出去，又给外乡人赶回来。” 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我没法子揷嘴。 “我想当兵去。” “八路军？”我想起他最爱唱的那些小调。 “不当八路军，也不当中央军，找个杂牌部队，好歹混个一官半职，活人的财死人的财发几笔，回来买几十亩地，盖个四合房。” 我马上想起几件事情。 军队驻进来，军官带着士兵找财主，敲门之前还仰脸端详这一家的楼。进了院子，刀枪剑戟摆开，军官升堂入室，对着那一家之主。 “老乡，你的楼太高了，妨碍我们炮兵射击，得拆掉一半。” 那财主一听，连忙满面堆笑，打躬作揖：“官长，您行个方便，把您的炮移一移，移一移……” “移一移？那得另修炮兵阵地，上头不肯再给经费。” “经费？我拿出来，我拿出来，您看，得多少？”在另一时间，另一地点，另一台人物演另一段情节。军官对乡绅打开一张地图，指指点点。“我们奉命在这里挖一道战壕。”乡绅一看，我的天！这不是要挖我的祖坟吗！但是他见过一些场面，能保持镇定。让坐，奉茶，点烟。“官长，拜托您行个好，把这道线改一改，把我家祖坟让出来，您看要怎么样才做得通？军官很干练。“说好办也好办，说难办也难办，你得相信我。”“我的家外强中干，长官您得高抬贵手。”“你现在能拿多少出来，你就拿吧。”军官脸不红，气不喘，茶也不喝。那时，我们恨死那些“当兵的”。可是，我那里想得到、他们非得这样，不然娶不到老婆呢。家乡人过日子省俭，惹得外人编故事。 比方说，山东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出生洗一次，结婚洗一次，死亡洗一次。这是瞎话，我们夏天也是人人洗澡，靠河住的人几乎天天下河。省俭末，不盖浴室，妇女选在一个无星无月的夜，等家人邻人都睡，站在院子里往身上浇水。冬天你得烧热水，成本高，就马虎了，只用湿巾擦一擦。 比如说，山东人平时不吃肉，买一块肉挂起来，想吃肉的时候看一眼。 买了肉不吃、当摆设？那块肉后来怎样了？烂了丢掉？一听就知道是瞎话。过年，买块肉挂在房门上，滴水成冰的天气，肉一时坏不了，可能多挂几天。不是不吃，是心里总在想，也许明天有客来，明天再炒再烧煮吧。省俭末！外人看见肉挂在那里，就寻咱们的开心。 且说赶集，三朋四友围在一起吃花生，吃完了，地上一堆花生壳儿。大家并不罢手，一齐伸手“淘”那堆花生壳儿，寻第二度享受，说也奇怪，吃花生是一个一个剥开一粒一粒送进嘴里，偏偏壳儿堆里有没剥的花生和遗落的花生米。省俭末，一定吃得干干净净才甘心。花生米淘净了，人散了，自有人来收拾那堆碎壳儿，一片一片都拣起来，带回家引火烧饭，烧成了灰还要撒在堆肥上头。 为了省柴火，煮一锅饺子一共掀几次锅盖，都有讲究，因为“掀一掀，烧半天”。最后看准火候，“捂一捂”，等到落了滚儿再起锅。如果随便掀锅盖，主败家。 那时乡人抽旱烟袋，长长的烟杆一端有个白铁制的小烟锅，有人点火还用火镰火石，敲敲打打挺麻烦，于是发明了“对火”，方法是，正在吸烟的人把烟锅扣在需要点火的烟锅上，施者吹气，受者吸气，借个火。可是，等受者点着了烟，施者的一锅烟也消耗净尽了，所以“对火”算个交情，一锅烟也不轻看。庄稼人相信“兴家好比针挑土”，嘴里念着世代祖传的格言：“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他们“耕地看犁拖，吃饭看饭锅”，为什么看锅？那是要看看锅里还有多少饭，算一算有几个人吃，自己碗里少盛一点。至于吃菜，“一根豆芽咬三段”，最能看出节制的功夫。那一点家当，就是这样辛辛苦苦积存下来。 抗战发生，军队深入农村，而且有了游击队，这些流水似的兵并没有铁打的营房，再小的村庄也有一套班底负责接待过境的人马。有时候，队伍住在邻近的村庄，派人通知各村送饭，谓之“要给养”。一个“吃饭看饭锅”的家庭，“针挑土”积攒的东西，只好慢慢的消耗掉。庄稼人也有幽默感，说是“老鼠替猫攒着”。 好处是再也没有土匪，土匪全变成游击队。当年土匪横行，做土匪的小头目也曾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像我这般年龄的人，大都记得：要嫁嫁个当家的，吃香的，喝辣的，盒子枪，夸夸的，腰里银元哗哗的。 可以想见当年的绿林也有文宣，颇成气候。当年为了防土匪，打土匪，安抚土匪，流血流汗流银子，家家在数难逃，那时候那有今天心安理得！ 确确实实，乡巴佬都赞成抗战到底。 午间好睡，在歌声中悠悠而醒。 我翻身坐起，知道八路军来北桥小休。小李哥刚刚传给我三句话：日本鬼子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 这得解释一下。 日本军阀在中国的战场不断扩大，兵力分散，只有尽量抽调沦陷区的占领军使用。占领军不但数目减少，而且多半新兵抵充，战斗力弱，锐气尽失，每天在据点内闭关自守，像母鸡抱窝孵蛋一样。 所谓国民党吃喝，当然是指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一部份部队，一般印象，这些人比较注意伙食。有些景象太突出了，例如，一群人到你家里来抓鸡，鸡疾走，高飞，大叫，抓鸡的人跟着横冲直撞。最后安静下来，地上剩下零落的羽毛和踢翻打碎的盆盆罐罐。还有，一群人上刺刀，把狗围在中间劈刺，这就更恐怖。狗肚子破了洞，肚肠流出来，钻到你床底下躲死，再拖出来，到处鲜血淋漓。 烤熟一只狗要多少葱，多少蒜，多少姜，要烧多少木柴，这对“一天省一口”的农人又是多大的刺激。农人闻香味，流眼泪，收拾狗骨头和灰烬，永远永远追忆他和那只狗的友谊。八路军的特征是唱歌，像原始民族一样爱唱，像传教士一样热心教人家唱，到处留下歌声。 我不爱唱歌，喜欢看人家唱歌，人在唱歌的时候总是和悦婉转，坦然无猜。我走出草屋察看。 屋后路旁，石碾周围，大姑娘小媳妇有站有坐，目不转睛的望着站在他们面前的女兵，这位女同志斜背着枪，挥舞着双臂。想必是，她们没见过如此奇怪的装束吧？有人目瞪口呆，有人吃吃笑，不久，也都溶化在歌里了。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东亚逞霸强，一心要把中国亡。 不难学，马上学会了。 那边，槐树下，男生教男生，也有六、七岁的小丫丫黏在哥哥身边。他们发现我，马上把我拉过去。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抗日军不打抗日军！ 我们别给日本当开路先锋，我们要为民族解放而斗争！ 这支歌太有名了，都说它挑起了西安事变，我可从来没听人唱过，也没读过整首歌词，一时有相见恨晚之感，也就心甘情愿的跟着学起来。 勇敢的抗日战士遍地怒号， 我们决不再自煎自熬， 唱到这里，忽然觉得眼前的日子真是难煎难熬，我是像空心菜一样生长着。歌已学会，别处走走看看，被一个人迎面挡住。一个游击队里的人，他的记性太好，我的记性太坏，觉得他很面善，忘记在那里见过。 “原来你在这里！”他一开口，我想起来了，他不就是石涛？游击队的领袖，在黄墩见过一面。 “还没参加抗战？你知道不知道日本鬼子在做什么？” 日本鬼子在做什么，以前知道，现在真的不知道。战争只剩下一个影子了，现在是“日本人抱窝，国民党吃喝，八路军唱歌。”我是一棵空心菜，日子在煎熬我。 石涛的队伍走后，我写信回家，说我要参加抗战。父亲匆匆赶来，见过外祖母，教我收拾衣物。我问到那里去。 父亲说：“带你去抗战啊。”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台北自立晚报副刊发表，林文义先生主编第十二章热血未流 九一八事变以后，某年某月某日，吾乡的那些公子少爷一个个剪成光头、换上布鞋，陡然有穷苦的模样。他们又举止仓惶，坐立不安，完全失去了平时的自信。然后，只见他们打好绑腿，扎紧皮带，在那烈日之下，广场之上，横看成列，竖看成行，立正稍息的操练起来。 原来那时日本军阀蓄意亡华，国民政府定下“寓兵于农”的政策，在各乡镇成立“乡农学校”，集训当地的青年精英，以备非常。那还是“好人不当兵”的时代呢，这些养尊处优的名门子弟，个个只有应召入伍。 那时，吾乡缙绅，没有几个人料到这是时代大变革、地方大变化的征兆，只是心疼孩子受苦，单是“黎明即起”谈何容易！孩子还有刚结婚的呢，还有抽大烟的呢。也只能三更灯火五更鸡，熬好小米稀饭，蒸好猪肉包子，看着他吃饱了出门。 那时候，大家只是盼望这三个月集训快马加鞭，早完早了。 没有谁了解军事训练是什么样的训练，例如“为什么”以及“怎样”。受了训好打仗，这个道理好懂，可是那个立正姿势是个什么玩艺儿？站着，永远站着，站到万念俱灰，难道也凭这一套上战场？站就站吧，可是你那教官、为什么偷偷绕到我背后、用脚猛踹我的腿弯子？可叹我双膝点地，朝着别人的屁股叩首，还得站起来再挨你的拳头？“坏爷”就以观察家的姿态发表评论：“你把蒋介石叫来，让他立正站好，我在背后踹他两脚，看他还能原地不动？” 偏偏上头派来的这位教官是兰陵人，是兰陵的穷人，出去闯荡几年，在这方面成了先进。旁观者清，事后则明，如果那时培训教官选拔种子能考虑得周详一些……。 结果这些大少爷的敏感作了怪：这小子，莫非花钱活动上头派他回兰陵？莫非他仗着现官不如现管，故意羞辱咱们？莫非他要把兰陵王踩在脚底下，他好称王称霸？ 军队有军队的规矩，教官是有板有眼的把这一套规矩搬过来，对他讲话要立正站好，进他的房门要先喊报吿，之类等等。好吧，咱们鱼死网破，大伙儿一商量，半夜把教官从床上拉起来，一顿拳打脚踢。 事情是闹大了，他们自有父祖。上面的看法是，倘若在操场课堂对教官动粗，那要军法审判，“操场如战场”。星期天在私室争执，又当别论。这看法对少爷们有利。 教官当然要换一个。不管原来的教官有多优秀，即然地方上有这么多人反对他，那就是“人地不宜”。新教官是个好好先生，和兰陵素无瓜葛，彼此没有心病。 乡农学校毕业的那天，上头派人来检阅如仪。之后，春梦无痕，每个人又恢复了固有的生活方式。可是对日抗战发生，军事训练的作用就显出来了，受过军训的人能愤怒，而且愤怒较能持久，而且可以化为行动。这些姓王的联合起来，组织了一支游击队。 兰陵王氏组织的游击队，番号是第十二支队。父亲带我进队的时候，它已经很有规模。十二支队，没听说上头有总队，也没听说谁是第一到第十一支队，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感觉。 已经忘了那些村庄的名字。一路上只见拾柴的，拾粪的，搓麻绳的，抽旱烟晒太阳的(天已冷了)。没见打游击的。后来才知道那些人全是游击队员。 村中有些鸡鸣狗吠，人声不多。后来知道三分之二的人正在睡觉，他们昨夜都没睡。 十二支队的绰号叫王团，支队的地位等于团。司令王松和先生，也有人管他叫团长。副司令王成和先生，兼第一大队长。自此以下，王毓英先生，王毓肇先生，还有王贤和先生，全是重要人物。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人并不是他们。我在第二大队的队部里遇见一个奇怪的人，他坐在过道里一直喝酒，酒是劣酒，有辛辣的臭味。也许在这样的地方只能买到这样的酒罢，他是“善饮者不择酒”吗，那么他的酒瘾一定大极了。 虽然颠沛造次，还是有一点排场，过道里为他摆上一张方桌、一条板凳。桌上放着一把锡酒壶，听差在旁不停的斟酒、点烟。旱烟袋的竹杆很长，自己不便点火，没有那么长的胳臂。 “过道”是四合院内外交通的孔道，他的桌子凳子稍稍有一点妨碍交通，他不管，嘴里含着烟嘴，眼睛望着空气，但是眼球不停的左右转动，神态并不安详。 父亲要我叫他“二老爷”，我叫了，他没答理。后来我知道他整天不说话，只喝酒。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正纳闷，忽然听见有人发问:“他那么好的家世，为什么要做汉奸？”急忙回头看，贤和七爷正陪着两个都市青年模样的来宾参观。问得坦率，也不怕喝酒的人听见。 七爷修长白晰，无尘土烟火气，固一佳公子也。他回答：“他们家老太爷最佩服曾国藩，他想学曾国藩成立乡团、保护地方百姓。” “你们是怎么逮住他的？”七爷顿了一顿，勘酌了一下。“他是投诚反正的。” 一个起义的大汉奸？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有这样苍白文弱的大汉奸？有把脑袋浸在酒缸里的起义英雄？ 他叫什么名字？我悄悄的问父亲。父亲说，这人叫王意和，外号二秃子，住在挿柳口，是进士衍公的儿子。 他是秃子？我急忙到过道里仔细察看。他并不秃，头发比一般人稀少而已。还好，衍公的儿子不能是个秃子。 然而，据说他是个酒疯子，人称“疯爷”。衍公的儿子可不可以天天醉酒？好像可以。 衍公的儿子当然不可以做汉奸。地方上，如果谁上了日本人的船，马上名扬四方，大汉奸？我不记得有个王意和。 他说：“疯爷跟兰陵的日本鬼子有来往，松和大爷半夜把他捉过来。贤和七爷说他反正投诚，那是心存忠厚。懂不懂？人要厚道些。” 是，人要厚道些。何况这人对我很重要，他后来教我读唐诗。 司令部设在一间茅屋里。这间房子很大，猜不出原来做什么用的。乡下村庄的房子都很小，但游击队常有大间房屋可用，好像军队开进来把房子撑大了。 司令部用的这间房子，一半面积铺满了麦秸，做司令官等人和衣而卧的地铺，另一半面积，当门摆上一张八仙桌，左右两把太师椅，松爷～我是说司令官就在这里会客、议事、运筹帷幄。司令官的这点子排场，又比疯爷喝酒的局面大得多，那桌子椅子，简直像是松爷从他家里搬来的。 看见我，松爷很高兴，他正计划办一张油印的刊物，需要人手。他交给我的任务是：经常出去走走看看，找些可以报导的材料。我暗想，我这不是要做记者了吗，马上恨不得雀跃三尺。 决定先去赶集，我在集上见过惊心动魄的事情。这天天气晴朗，风小，赶集的人多。我顺着大路走，走出十二支队的防区，也不知是那家的山头，只见许多农人用独轮车推着粮食，在我身旁吱呀吱呀响，如果我作文，也许会说车轮在唱歌，今年收成好，田家赶集卖了粮食准备过冬，今年的冬天很温暖，等等。 走着走着，车子走不得了，成排的独轮车停在路旁，扛着枪的人来检查。不是检査，是路心摆个大箩筐，收鞋袜费。来人扛着步枪，披着子弹带，小袄的扣子不扣，毛线打成的帽子，标准的游击队打扮。冬天到了，弟兄们还穿着破袜子破鞋，大家有钱出钱，支持抗战。掏出票子往箩筐里一丢，光天化日，大公无私。推车的人说现在没有钱，卖了粮食回头再交吧，那可不行，交不出鞋袜费的人不能过关。那么，我不去赶集了，原车原路回家，那也不行，一车粮食扣在路上，你回家去拿钱。 热闹一阵，冷清了，零零落落有人赎车，车，人，渐渐稀少。 这才急急忙忙来了个庄稼汉，交了钱，问：“我的车呢，我的车呢？”在原先停车的地方团团转。扛枪的人也慌了，光知道扣车收钱，没料到有人投机发国难财。有一个人，这里本来没有他的车，他不是卖粮食的，临时见财起意，交了一笔钱，把一车粮食轻轻松松的推走了。这可怎么给人家出钱抗战的人交代。 只好报吿长官。长官来了，果然不是等闲之辈，他大模大样的问了三言两语，大喝：“刁民！你想讹诈！”手指头几乎戳到人家眼珠子。人家喊冤，长官就喊打，打完了收押，等他的村长来保。不赶集了，回司令部吿诉松爷去，一面说，一面上气不接下气。松爷很认真的听，听完了，忽然微微一笑。他说这个材料不能用，你再去找。 好吧。第二天我到第一大队，他们住在另外一个村子里。大队长，也就是副司令，也就是成爷，不知到那里去了，带着警备队。警备队的配备全是好枪，包括十二支队仅有的一挺轻机枪。 他这一走，第一大队松垮垮的，队员正在聚赌。我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松爷一定会说“这种材料不能用”，看了白看。 我去找村长，村长伸手一指说，东边有个村子，你可以去看看。到了东边的村子，那村长又伸手一指，他说那边的村子里有堵墙，招人看。 我找到那堵墙。日本兵曾经在这堵墙下杀死七个人，某一支游击队的队长经过此处，用刺刀在墙上刻下一行大字：“我必杀死七个鬼子。” 这一支队伍走了，另一支队伍来了，队长也来看这面墙，教人把原来的字刮去，自己另外刻上:“我必杀死七十个鬼子。”这面墙成了名胜古迹，每有游击队过境必来参观，队长必用刺刀刻字，刻新字必先刮掉旧字。墙上的数字由七十人到七百人，由七百人到七千人。我来时，土墙已削成薄片，上面的笔画也似有若无了。 我猜，若有人再来刻字，墙必立刻在地上跌碎。 回到司令部，向松爷报吿发现。他老人家聚精会神，听完了嘴角一动，似有笑意。 我心知不妙。果然，他又说：“这个材料不能用，你再去找。” 在司令部的那个“地铺”上，并排睡着六、七个人。第一个睡在外沿的，是松爷的贴身勤务兵，第二个，紧挨着勤务兵的，是松爷，然后是贤和七爷，然后，我忘记是谁了，只记得他的脸又瘦又长。 副司令成爷和他的队伍住在另一个村子上，他抽大烟，而且带着姨太太刘姐烧烟伺候，必须有单独的房屋。他的排场又超过松爷。 这些首脑人物常在深夜议事，会场就在“地铺”旁边，椅子只有两把，地铺上的人睡熟了，军事会议就在别人的鼻息声中进行。 有时候，靠墙而卧的我并未入梦，也要装做睡熟了，即使便急，也不能起床。在这装睡未睡的时候，听到了不少。 那时候，各个游击队之间貌合神离，常有“摩擦”。发明“摩擦”一词的人是个天才，用它来形容游击队的互动关系，传神之至。 有一次，某“友军”派人到十二支队的“地盘”里来要给养，也就是指派老百姓送饭给他们吃。依当时的规定，他们不该越区征集，十二支队如果不制止，防区里的老百姓就有双重负担，这些老百姓就瞧不起十二支队。“友军”的这种行为就叫“制造摩擦”。 对付“越区征集”，向来是把闯入“我方”防区的人缴械扣押，通知对方领回。对方可能拒绝领人，趁机“俘虏”我方几个战士以示报复，对方也可能说对不起，我们弟兄不是故意的，上面没有教他们这样做。等你把人把枪放回去，他们又马上恶声相向，说你用土枪调换了他们的好枪，你扣下了他们的子弹，要求赔偿。这叫“发生摩擦”。 “摩擦”是可能生电的，是可能起火的，双方都全神贯注，心无二用，因为摩擦常常是“兼并”的序曲。 不止一次，我听见松爷宣示，他不以摩擦对摩擦，他以疏解对摩擦。大家都是中国人，而且非亲即友，脸红脖子粗已是下乘，更何堪杀人流血？ 那时，游击队有的归国民党领导，有的归共产党领导，共同抗战。以国民党内部术语，沦陷区大势三分为“敌伪匪”，而共产党内部术语则称之为“敌伪顽”，双方的敌意很明显，“摩擦起火”的危险，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不止一次，我听见松爷宣示，他绝对不打中国人，不但不打“匪军”，也不打伪军，理由仍然是“非亲即友”，他要打的是“鬼子”。“谁也别打谁，谁也别杀谁，到抗战胜利那天，大家亲朋好友一块儿庆祝。” 松爷的这番主张，成爷似乎并不赞成。我听见他说：“我们请大哥出来领导，当然听大哥的。不过”说着说着总是有个“不过”。 老哥儿俩从没有抬过杠。回想起来，他们如果好好的辩论几次，反而好些。 那时一般游击队所到之处，首先推行的大建设就是布置一间牢房，备有老虎凳、杠子之类的刑具。这个有特殊设备的房间，是为“威镇四乡”准备的，半夜三更少不了鬼哭神嚷。十二支队没有这一套东西。 有时候，对松爷的理想，我也有些怀疑。 不过？ 松爷兵符在握，敦亲睦邻，但是他夜探挿柳口进士第，生擒了“大汉奸王意和”，这人现在天天在他眼皮底下喝白干吐口水。 意和老爷是进士衍公惟一在世的儿子，每天昏饮，心中醉时胜醒。日本人想利用他，游击队想吃掉他，他还不知道处境危险。松爷呢，是衍公的侄子也是学生，现在领导兰陵王氏打游击，他不能看着衍公的哲嗣毁了。他带着衍公的嫡孙毓肇叔夜探挿柳口，挿柳口守夜打更的人一看是他们爷儿俩，就开了寨门。 疯爷醉眼蒙眬，措手不及，但也别小看了他。进士第房子多，他在枪兵监视下走过一个门又一个门，冷不防以出人意料的敏捷抢到一只步枪，一个箭步进了屋子。 谁也没想到他往屋子里头跑。屋子里有一张很大的方桌，他跑到方桌后头，枪口对着房门，哗啦一声子弹上膛，这才知道他也会使枪。这间房子呈长方形，疯爷雄据一角，以方桌为防御工事，枪口对准门口。疯爷有了据点，开始大骂他的侄子，他们叔侄一向不合。松爷、成爷、瑛叔，轮流隔着窗子劝，再好的口才也没有用。疯爷不疯，他知道只要撑到天亮，他就胜利了。 双方相持到鸡叫，松爷知道不能再拖。揷柳口离兰陵镇只有三里路，村中难保没有日本人的眼线，一旦消息走漏，日本军来个拂晓攻击，恐怕大家难以脱身。于是松爷～谁教他是大哥呢，谁教他是司令官呢，挺身进屋，走到方桌对面，肚子抵住枪口。两个人眼睛对眼睛。松爷说：“劝你劝了半夜，你都听见了，现在只有两句话，要就是你开枪，要就是你跟着我们走。” 子弹在枪膛里。疯爷的手指头在扳机上。如果他真是个酒疯子，如果他的食指再弯一弯……枪是新式的中正式，子弹每一颗都光洁无锈，一定不会哑火，那就难以收拾了、难以收拾了！ 疯爷对着松爷看了又看，慢慢的松了手，他把步枪轻轻放在桌上，颓然坐下，叫着听差的名字，大喊：“拿酒来！” 好说歹说，他还是坐在那里喝了一壶酒。 残月三星，疯爷束装就道，进士第的自卫武力也大半跟着去了，这些人枪当然归疯爷的侄子调度。二奶奶～疯爷的夫人～嚷啕大哭，她不懂政治，度量着侄子串通某些人夺财。原来进士衍公有个哥哥，中过秀才，没有子嗣，遗产也归疯爷继承。疯爷是衍公在京做官时和侍妾所生，衍公辞官，把小星打发了，只带着儿子回家。疯爷的背景如此，不免受些歧视。二奶奶把问题放进这个框框里看，也没个人能开导。 第二天，兰陵的日本驻军开到挿柳口，有人有马。那小队长问长问短，村人只好说是夜来土匪绑票。小队长说，他可以负责筹措赎款，又建议二奶奶带着孩子搬到兰陵暂住，由他保护。村人不免虚与委蛇一番。 松爷“破”挿柳口，用心在保全衍公的后裔，而且未发一弹，符合他的一贯哲学，疯爷后来也能体会。 不过… 后来疯爷回到进士第，不见宾客，有个瘦长脸的老头儿，来陪他喝过酒。这人当初在十二支队司令部和我们睡“通铺”，知道一些内幕。他吿诉疯爷，十二支队申报战功，公文上写的是攻破日军据点挿柳口，逮捕“汉奸领袖”王意和。这人用恭维的语气说：“你是福大命大，这顶汉奸领袖的大帽子，岂是平常人顶得住的？要是上头来一道命令，教十二队把这个汉奸领袖就地正法，那怎么办？或者上头说，你把这汉奸领袖押解到这里来审判，那又怎么办？还好，吉人天相，阿弥陀佛！” 疯爷一听，眼珠子鼓出来，眼球上有粒红斑发亮。他默然痛饮，等到有了七分醉意，忽然拍桌大骂王松和。 那人吓坏了，一溜烟吿辞，没敢再来。 十二支队经常南北游动，北方活动空间大，到过山区。有一次，不知为什么，正副司令兵分两路，一南一北。副司令回师归队的时候，途中碰上小股日军，互相射击一番，虽然没有斩获，到底是跟敌人打了一仗，可以列为光荣纪录。 副司令成爷颇有凯旋而归的声势，留在司令松爷身边的官兵，全体整队行军到五里以外接应，只有司令一人未去，整个村子好像空了一般，很静。我看松爷一人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放在方桌上，像等着照相。他好孤单，我决定留下陪他。 回想起来，他是应该去接成爷的，成爷好歹是打了仗回来，松爷熟读经史，当然知道皇帝如何礼遇凯旋的将军，可是他老人家竟然没去。至于我不去，那就更没有道理了，简直莫名其妙。 那天我悄悄的看了松爷的脸。人家都说松爷的相有福有贵，因为他脸圆肉厚，面黑带润，口鼻周正，可惜眼睛小，脖子短，不能十全。我仔细核对他的脸，别人说的一点也不差。 松爷坐在那里，倒有“不动如山”的将风。他是读书人，不识干戈，使我想起中国历史上文官带兵的传统。我那时已熟读论语，读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的时候心中暗想怎么可能，两种矛盾的气质怎么在一个人身上兼备而且调和，那天从松爷身上发现可能，一定可能。 成爷在众人簇拥下来到司令部，和松爷谈了几分钟，急忙赶回自己的驻地去喷云吐雾。夜晚，他老人家过足烟瘾，再来跟松爷诸人细说一切，说着说着声音高起来，把我从梦中惊醒。我侧身面壁，听得见，看不见，也不敢看。 好像是，他们在谈过年发饷的事，游击队没有固定薪金，中秋节每人发了两块银元，眼看要过年了，弟兄们等着。 可是成爷说，中秋节并没有发饷，大哥记错了。 松爷说，每人两块钱，已经开支了，难道是我喝兵血？ 成爷说，大哥事情多，大哥忘了。 十二支队虽然受政府节制指挥，政府没有一文钱一颗子弹给它，钱是兰陵王氏大户人家凑出来的。松爷觉得兹事体大，不能含混，就朝着贤和七爷问：“老七，你说，过中秋是不是每人发了两块大头？” 七爷说，是发了两块大头。 不料这句话惹出极大的风波，我听见精致的机件摩擦、互撞的声音，犹如裂帛。我知道那是自来得手枪子弹上膛。这种手枪装在木盒子里，可以连发，俗称盒子炮。成爷有几把新得发蓝的盒子炮，性能极佳，人所共知。“你想跟我作对？”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从愤怒的声音想象表情和手势。 屋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一种紧张的寂静。我在等松爷说话，可是他一个字也没说。最后还是七爷的声音:“我得罪了大哥，我给大哥磕头。”这个“大哥”是指成爷。七爷可能磕了头，但是他并未推翻自己的证词。 我紧紧贴在墙上，恨不得把自己嵌入墙里。还好，成爷没有继续进逼。可是他已经伤了许多人的心，包括我父亲。 第二天，七爷对松爷说，他这次离家日久，有些牵挂，打算回去看看。他说得平平淡淡，松爷也平平淡淡接下去：“你早去早回吧，这里少不了你。”我们都知道七爷是不会回来了。 然后，父亲把我送到队上，跟弟兄们同吃同住，他说；“你先在这里住几天。”我知道，我再也不能睡司令部的大地铺了。松爷支开我，是怕我发现“不能用”的材料，可是这样一来，我连能用的材料也无法得到了。在队上，我的顶头上司是毓肇叔，他说：“别的事不要你干，你在村子里到处走走看看，看到什么事情马上吿诉我。” 村子里还能有什么事情？这村庄已经是游击队的了，老百姓不过是布景和附件。 还是看到一些事。大早晨，一个老太太，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提着一罐清水，瓦罐很小很小。早晨是家家户户挑水的时候，老太太没力气，只能站在井口央求别人顺便替她提上小小一罐水来，瓦罐太小，看上去好像老太太在打油。 虽然瓦罐很小，老太太的步履仍然有些艰难，我就上前一步把水接过来替她提着。她端详我。“以前没见过你，你是八路军吧？” 不知怎么，我受到很大的剌激，内心震动。连这么一件小事也得八路军才做得出来，十二支队还能混得下去吗？ 我闷闷不乐，送老太太到家，又看见另一件事情。 一群农民挑着担子给十二支队“送给养”。游击队每天两餐，第一餐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由防区内的居民把饭做好送来。来送给养的都是妇女和老翁，穿着布满补钉和污渍的棉衣，挑着瓦罐，呵着蒸气，景象有些凄惨。 这些人把盛给养的瓦罐一字排开，在寒风中瑟缩而立，由我一个叔字辈的人检査。他先从排头到排尾扫瞄了，然后从排尾到排头一个一个把瓦罐踢翻，热腾腾的高粱地瓜稀饭流了一地。 他认为，“送给养”送来这样粗粝的食物，是对十二支队的侮辱。他把那一排低头缩颈的人大骂一顿，再抓过一只步枪，用枪托把瓦罐一个一个捣破。 他严厉的吩咐，限中午把新的给养送到。他走了，我站在原地继续看，看那一群垂头丧气的人把地上的地瓜拣起来，用瓦罐的破片盛好，郑重其事的端着回家。 我觉得我有许多话要说。我对毓肇叔说，老百姓很穷、很苦。我说，有些游击队帮老百姓挑水推磨呢。敏肇叔是个短小精捍的人，脸型窄长，于是，我觉得他像一把刀对我迎面劈来。他指着我:“小八路！你这个小八路！你不去当八路，在我们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所措，他愤愤而去。不久，副司令成爷的护兵来找我。 成爷侧卧在一张方形的土炕上，面对着一盏烟灯，烟灯是放在烟盘上，烟盘旁边摆一把瓷制的茶壶。刘姐隔着烟灯，和成爷相向而卧，手执烟签，从烟缸里挑起烟膏，在灯火上烧烟。 烟灯，烟盘，烟签，以及吸烟用的烟枪，质料和制作有种种考究，烧烟更是专门的技术。烟膏平时是硬的，用灯火烧烤时它是软的，甚至是可以流动可以燃烧的，所以烧烟讲究火候。不用说，刘姐是此中妙手。 刘姐把烤成枣核形的烟膏挿在烟壶上，双手把烟枪送到成爷嘴边，成爷把烟膏对准灯火，呼呼呼风生云起，异香满室，一口气吸个干净。然后抓起茶壶，来一口酽酽的龙井，然后仰天而卧，四肢舒展，吐气如呵。 然后，他和我说话。抽大烟的人非到这一套程序完成是不肯兼顾另外一件事的。 “大孙子”，他叫我。“古文观止里有一篇辨奸论，你读过没有？” 我读过。 “辨奸论里有一句话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句话你还记得？” 我还记得。 “那就好。你想，当兵的怎么去给老百姓推磨呢？怎么去给老百姓挑水呢？这不近人情！不近人情！” 他又喝了一口茶。“大孙子，你别以为这些老百姓真穷，他们不是穷，是省！是省俭的省！他们不是穷人，咱爷们才是穷人，咱们是卖地的，他们是买地的，咱们的田地最后都卖到他们手里！”说着，姨太太已把第二口烟烧好，副司令侧身过去再狂吸一阵。喝过茶，他忽然坐起来。 这可吓我一跳，抽大烟的人轻易不坐起来给别人交谈，而我是晚他两辈的小孩子。他一坐起来，整张脸浴在从门口射进来的天光里了，他一向营养好而又少运动，所以这张脸很大，很肥，惨白，他那有名的一对眼睛，大，圆，凸出，乡人说是鱼眼露睛的，也特别明显了。 我几乎要哀求他躺下去。 “说到扰民，还不是为了抗战？抗战还能不扰民？蒋委员长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句话就是教我们扰民。十二支队的这些枪，这些子弹，都是咱姓王的爷们自己买的，咱们是卖了房子卖了田地来打游击的，要说扰民，咱们先把自己扰够了。咱们十二支队，不过一天吃老百姓两顿高粱煎饼罢了！” 他说到最后一句，用巴掌猛拍一下大腿。 他该吸第三口烟了。 童谣儿歌有时能激起大风大浪，例如：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蹬庄户孙。 “踢蹬”的意思是作践、糟蹋，“庄户孙”就是种庄稼的人，“孙”指地位低下，一切听从“爷爷”。 十二支队的那些爷爷叔叔硏究了半天：这歌谣是什么人做出来的？那时八路军主领文宣，这歌谣显然不是出于他们之手，它把所有的游击队都骂了，没说烂筐子里有一个好桃。要人多，韩志隆。要打仗，孙业洪。要吃馒头李子瀛。八路军，捣蛋的，十二支队逃难的，XX支队讨饭的。 这回是点著名评论，只肯定了一个。这歌谣又是谁做的呢？是孙的幕僚呢，还是恰值孙业洪刚刚跟鬼子打过一仗，适时左右了作者的心情呢？ 司令官沉默了很久。对第一首歌谣，他一笑置之，对这第二首，他觉得难堪。十二支队逃难的！天地间竟没个人了解他的苦心！尤其是，这歌谣传诵了几天之后，出现了新版本，第四句改成“八路军，抗战的”，以后再无变化，从此定稿。下面连接着第五句“十二支队逃难的”，对照十分强烈。十二支队的叔叔爷爷们都受了些刺激，只有“汉奸领袖”疯爷坐在司令部大门底下饮酒如旧，坦然展览自己。 拚一场，必须跟鬼子轰轰烈烈拚一场，十二支队才抬得起头来。爷爷叔叔们如是说。我们从司令官的勤务兵口中听到许多消息。勤务兵经常到队上来聊天，他在司令部没有说话的份儿，很需要听众。沸腾一腔热血容易，等到真要拚命，才发现艰难。鬼子的习惯是，那个村子朝着我放枪，我就把整个村子放火烧掉。烧得好，焦土抗战么！可是司令官说不好，他要找这么一个地方做战场：打完了仗，日军没法拿老百姓出气。于是选择作战地点是第一个难题。 即使找到了合乎理想的战场，十二支队能不能开到那里去作战呢？广大的乡村早已为各种品牌的游击队割据，人家当然要想一想，你到底是来打鬼子，还是来抢地盘？人家防你，你也防人家，十二支队也得想一想，一仗打下来，筋疲力尽，别人会不会乘人之危，趁火打劫呢？这种事，以前是发生过的啊。 最后，据说，地点找到了。当然，到底在那里，我们不知道，只见一瓶一瓶的生发油发下来，人人擦枪擦子弹，盒子炮的子弹绰号花生米，所有的花生米不但擦出令人馋涎欲滴的色泽，还一颗一颗用戥子称，把重量不合标准的子弹淘汰下来。 还有，据说，司令官写了遗书，用他那得到衍公真传的行书，写好了，交给我父亲保管，遗书说什么，我父亲自然不能偷看。副司令得到了消息，也急忙赶到司令部来，叫着我父亲的名字说：“华池，我多年不提笔了，你替我写吧，就说我幼承祖荫，耕读传家……”究竟写了些什么，我父亲自然也不肯吿诉别人。 那些弟兄，那些小队分队，都有人摩拳擦掌，复诵他们代代承传的战争哲学：“该死屌朝上，不死翻过来。” 然后是行军，朝南走，宿过几个村子。 然后发生了一些意外。 最后宿营的这个村子，地势高，副司令看了很喜欢，但村东村北一片平川，他皱了一下眉头。 他派出哨兵。然后，他整夜抽大烟，疯爷整夜喝酒，司令官中宵独坐沉思，一切如常。当然也派出谍报员出入日军的据点，和潜伏在汉奸部队里的谍报员联络，打听日军有没有出动的迹象。 保安大队没有接到准备出动的命令。日军营地静悄悄的，没有多余的声音，也没有多余的灯火。 真令人料想不到，十二支队宿营的村子里，却有一只猫头鹰格格的笑起来，把夜笑得更白。全村的狗随之狂吠。 疯爷听见这凶恶怪异的声音，立刻命人取一付骨牌来。他推开酒壶洗牌，骨牌的背面向上，整付牌看列成乌龟的形状，再按照规定的程序一张一张翻开。 这是占卜的一种方式。他一连推演三次，三次都顺利过关，于是推开骨牌，继续喝酒。 副司令和疯爷同时听见枭啼，他的反应是立刻加派了一组游动哨，在村北村东警戒。然后，他继续抽烟。 司令官已经睡了，闻声披衣而起，到户外走了一趟，回来正襟危坐，临危不乱的样子。 这时，我敢说，十二支队毎一个人都醒了，他们在枕上听见村东村北同时打响的枪声。我敢说，他们不是枪声惊醒，是被枭声惊醒，所以，他们多得到一分半分时间。 十二支队这时慌成一团。还好，都还扎紧了子弹袋、握紧了枪，都还知道等待命令。枪声中，副司令大摇大摆走过来。他老人家太胖了，用八字脚走路，肚皮前挺，上身后仰，两臂只能当翅膀用，想不摇摆也不行。 他对司令官说：“大哥，你先走，我有马。” 他转身伸手向西一指：“一二三队警备队，拔好枪，止！” 十二支队共有三个大队，每一大队都有一部份新枪、快枪，也有一部份旧枪土枪。警备队没有土枪，但是有一部份短枪，短枪只能近战，不算“好枪”。这四队武力中的“好枪”有一个特别的编组，准备一旦情况紧急集中火力战斗，所谓“拔好枪”，就是动员这个特别的编组。至于“止”，它是当时游击队用的术语，意思就是制止敌人前进。 旋即听见十二支队惟一的一挺中正式轻机枪突突点放。 情况和日军的假想不同。日军是训练之师，在这种情况下不会盲进，指挥官需要一点时间重估敌情。这点时间足够十二支队撤退之用，他们向南急走，日军不敢追击，追击不在作战计划之内。 当人人南奔的时候，独有疯爷吩咐跟班向北。跟班的大惊，问主人何往，疯爷轻松松松的说：“咱们回家！”叨天之幸，十二支队全师而退，惟一的损失是走脱了一位有“汉奸领袖”之称的高级俘虏。 若说还有损失，那就是，副司令忘了收拾他那一套名贵的烟具。 不，损失不只这些。经此一役，司令官主动打鬼子的计划向后推延，直到十二支队北调入山，司令官辞职隐居，没能付诸实行。第十三章揷柳学诗 日本以杀人盈野得土，不能以杀人盈城治民，笨手笨脚的做了些「宣抚」的工作，例如巡回放映电影，定期作医疗服务，平时日兵外出不再佩带剌刀，对在外酗酒闹事的日兵加以处罚等等。如此，兰陵又逐渐成为人烟稠密的大镇。 逃难才发现我家亲戚真多，处处有地方落脚。但是抗战长夜漫漫，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望着兰陵游牧，渐渐撑不下去。游击队互相碰撞，咬啃，由拔毛到磨踵，十二支队无声无息解体消失。那些爷们叔们黯然还里，抗战必胜的信念依然在，但是只能先作顺民，且盼且等。 我们回家以后，挿柳口的疯爷派人来请父亲一谈。疯爷管理进士第，要应付各式各样的人，有些来客，你若交给看家的护院的去接待，对方会觉得受到藐视；如果疯爷亲自出面，又可能缺少转圜的余地。他希望我父亲能在中间缓冲一下，父亲和疯爷血缘甚远，但外人看来总是疯爷的侄子，代表性大一些。 疯爷有两位女公子，都是正该读书的年龄，疯爷不愿意送她们进兰陵小学，议定由父亲教她们论孟。父亲在进士第正式的职称该是家教，也就是「西宾」。 那时我已失学日久，父亲对我的教育问题甚为忧愁。他老人家认为我不受教育就没有谋生的能力，我没有谋生的能力就无法接棒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所谓儿孙自有儿孙福，只能在父母力所不及之时用来强自宽解。所以父亲立刻答应疯爷的邀约，待遇厚薄在所不计，但是他希望疯爷也花费功夫教我一些功课。 「我只能教他唐诗。」疯爷说。「教他住到我家里来，我早晚空闲的时候指点指点他。」父亲有一独到的见解，认为疯爷根本不疯。疯爷之沉湎于酒，胡言乱语，乃是身处乱世、效古人佯狂避祸。疯爷或不能继承家学，可是郑康成家的牛识字，张天师的狗能腾云驾雾，疯爷是进士衍公的爱子，受衍公亲口调教，肚子里一定有些东西。 至于那个「汉奸领袖」的头衔是怎么回事？那是日军入锯兰陵的第一年，看见高粱越长越高，就下令把公路两旁、步枪射程以内、所有的高粱一律砍掉。吾乡那时每两年有三季收成，同一块田，先种小麦再种黄豆，收两次，可是年来就只能种一次高粱、收一次，砍掉高粱，许多田家全年的收益就落空了。那时兰陵的社会秩序尚未恢复，乡人苦无管道可以请命，怂恿疯爷出面。这位二少爷世故阅历究竟不深，慨然亲赴「大日本警备队」陈说一番，要求把命令改成明年不许在公路两旁种植高粱。日本正要网罗仕绅，对疯爷颇为客气，高粱可以不砍，但是要疯爷负责护路。疯爷在形式上组织了护路队，暗中派人向各路抗日人马游说，请他们务必高抬贵手，一切军事行动延至高粱收成以后。 幸而平安无事，但功过难有定论。有人劝疯爷：抗战不惜焦土，几棵高梁又算什么。疯爷反问：焦土以后，谁给游击队送给养？依游击战的理论，游击队是鱼，老百姓是水，鱼在一片焦土上能活多久？高粱收成时，有人到进士第放鞭炮，也有人扬言到进士第丢个炸弹，眼看出头的椽子要烂。十二支队这才夜袭揷柳口，釜底抽薪。 疯爷重来，日军已把当地的行政组织和保安系统建立完成，疯爷这才以无用之身摆脱日人的纠缠。「大日本警备队」的翻译官吿诉他，在日人的档案里，他是「游击队领袖」。疯爷啼笑皆非。游击队说他是汉奸领袖，日本人又说他是游击队领袖，他成了照镜子的猪八戒。若是把「汉奸」和「游击队」存而不论，剩下两个「领袖」，又未尝不可以自我陶醉一番。 我觉得疯爷此人有些可爱，欣然跟着父亲去见他。 兰陵西郊有一道高陇，志书称之为温岭，据说兰陵因此得名。 进士第建造在温岭北面的大平原上，温岭的地势未尽，潜入地下，伏脉百里，再起山峦，据说风水极好。进士公和他的哥哥秀才公在此建造宅第，自是经过一番选择。这地方原有几户人家，两条道路，俗名岔路口。进士第遍植垂柳，改名挿柳口。挿柳成荫，其中应该也有寓意。 建造进士第所用的青砖，据说是特别订制的，整齐坚固。动工前两年先买下木材，等它充分干燥，不致弯曲变形。整个建筑追求朴实谦和，含蓄谨慎，让人看了心定气平。 但是，这一切深谋远虑都无法面对战争。日本军队来了，未到挿柳口之前，先朝进士第开了一炮，进驻挿柳口之后，在老进士书房喂马，临走放一把野火，留下半片废墟，把进士公气得撒手西归。 我来进士第时，先走过一座小桥，再来到一片广场，广场之南是一个大水塘，乡人管这种水塘叫「汪」。汪的四周全是柳树，长条摆来拂去，和进士第南北相对。 进士第的金匾仍在，但大门已用砖封死，大门左边加盖了一片草房，辟有侧门，由此出入。里面是一进又一进四合房。主房正厅叫「拙笑轩」，被日军的炮弹击中，断砖破瓦中还能看见「拙笑」两个大字。衍公治印的房间叫「木石居」，屋顶烧毁，残灰犹在，不见一木一石。疯爷的书房叫「壮回堂」，连个残迹也找不到。 当年造屋，屋顶全凭木材架构，转眼可以烧光，承受屋顶的四面墙却依然棱角整齐，墙面粉刷的泥灰也不脱落，这是建屋工料考究，为子孙后代立业。虽然有一半的房屋焚毁了，这些墙壁作成的框架屹立，使人仍然能感觉到进士第的气派，尤其夜静月明，我几乎产生时代错觉，以为进士第犹在当年鸠工建造之中，天晓以后，有大批工匠来，为这些未完成的房屋继续施工。 自乾隆以下，兰陵王氏出了五位进士，衍公在光绪戊戌科得中「赐同进士出身」第三甲第一名，是兰陵最后一位进士。衍公奉任命在吏部作官，发现了政风的败坏。庚子之役，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衍公没有追随慈禧一同逃难，趁此机会带着庶出的疯爷返回故里隐居，从此绝意仕进。 光绪戊戌是一八九八年，衍公中进士，庚子之变是一九〇〇年，衍公还里，疯爷是在这两三年间出生。我一九四一来挿柳口受教，疯爷大概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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