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市长复大笑，小柳也忍不住，扑哧笑出声来。郑市长一边笑一边又邀小柳跳舞。待他俩跳到光线幽暗处时，我悄悄儿地溜了。 和郑向洋市长建立了这种亲密无间的感情，成为郑向洋市长的另一只眼睛后，我再看马方向时，便与以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我的第五种眼神。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搬到已退休的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担任正处级咨询员这三年，马方向局长一直在四楼他原来的办公室办公。阎水拍老局长退休后，办公室腾了出来。那次我从省城陪郑市长回来，和马方向局长谈局里的工作。我提出让马方向局长搬进老局长阎水拍办公室，马方向局长淡淡地对我说，他就不搬了，都是套间，三楼四楼都一样。然后马方向局长又对我淡淡地说：“干脆你直接搬进去吧，要么我搬下去，你再搬上来，麻烦。” 我当时还在三楼政秘科长的办公室办公。马方向局长的意思是，让我直接搬到对门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里去。马方向局长以为他这样说了，我也不会搬的。若是过去的鱼在河，我肯定不会搬的。可我是现在的鱼在河啊！我怎么能不搬呢？我知道我搬了会给马方向局长心上添堵，可我就是为了给他心上添堵啊！不“堵”他，我怎么“流”呢？果然我搬进阎水拍老局长办公室后，听说马局长一怔，一句话没说。那天本来原定开党组会，临时改期，马局长说他有点不舒服，不到下班时间，就提前回家了。 自从在郑市长那儿获取了那个重要信息后，我就开始用第五种眼神看马方向局长。这种眼神里很少再有谦恭。有时候却有一种漫不经心或者不以为然，甚至会有一种“视而不见”或者“漠然视之”。这样老板跟我说话便不再像过去那样无所顾忌，有时他甚至得反过来捕捉我的眼神。比如他跟我谈某项工作，谈了半天我却始终专注地看着墙。一只苍蝇被粘在了墙上。这只苍蝇为什么会被粘在墙上呢？老板刚在那儿用胶水贴了一张作息时间表，刚贴上去，他又觉得那儿不合适，叫小高进来揭起贴在了另一个地方。我进门时小高刚出门。墙上的胶水尚未干透，这只倒霉的苍蝇刚好落在那儿，于是它的脚被粘住。我看它时，它正痛苦地拼命挣扎着，欲离开那个恐怖的地方，可却离不开。于是它没被粘住的几只脚拼命向左右蹬。我突然觉得人可以简单地分作两类：一类是“苍蝇人”，一类是“胶水人”。做“胶水人”当然比做“苍蝇人”好。我若是“胶水人”，小牛小胡冯富强就是“苍蝇人”，我要将他们一个个粘在墙上。我现在甚至连马方向局长都想粘在墙上呢！ 那天老板给我谈那些工作时，我去了一次厕所，看了一会儿苍蝇，接了两次手机。其中一次到老板办公室外面接，一次就在办公室里面接。在办公室里面接的时候，我大声讲话，差不多讲了有十分钟。接完手机收了线，才对老板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呢。” 老板那天给我谈的是局里的人事安排问题。比如让某某做总工程师，某某做政秘科长，某某做工会主席，某某做督察科长。我其实根本不想跟他谈这个问题。于是我就上厕所，看苍蝇，接手机。老板见我一直不接他的话茬儿，甚至不接他的眼风，终于退缩了。他也就不再说什么，只说了一句：“咱们以后再谈吧！” 随后老板就出国去了。 局里没人知道老板像西安事变后的杨虎城一样，是被“委员长”逼走的！ 下来还有各种眼神，我用这诸多眼神分别去看局里的同志们。他们都要到我办公室来捕捉我的眼神。科长，副科长，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打字员，通信员，驾驶员，我至少用五至六种眼神区别对待他们。或冷漠，或热情。我想让他们高兴，我就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不高兴，也用眼神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有点儿高兴又有点儿忐忑，同样用眼神告诉他们。 我用眼神指挥着玻管局。我用眼神笼络人、安慰人，排斥人、推拒人，打击人、报复人。我的目光如电，电流通到一些人身上，他便会亮起来，像一个电动玩具一般欢实地蹦起来；我突然掐断电源，它的一只臂还在向上翘着，没有复归原位，可却已经不会动了，可笑地将一只手举在空中。我目光中的电流既可以让玻管局在夜晚亮如白昼，出现那种灯火辉煌的动人景象；又可以使玻管局瞬间变得漆黑一团！ 《背叛》吴言 第三十九章 小虎现在常到我家里来。 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处人接物乖巧而得体，而且慎言敏行，在驾驶员里真不多见。 有一次我不在家，他给柳如眉放下五千块钱，说上次提拔他做副主任科员是我在马局长那儿说的话、添的言。这么长时间，他一直想来看我，又怕我批评他，今天硬着头皮来了。哪怕鱼局长批评他，他也得来。否则他良心会过不去，好像自己是一个不懂得知恩图报的小人似的。 这些话虽是柳如眉转述给我的，我听着却有点耳熟，仿佛以前我在哪儿也给别人这样说过似的。 我没有为这五千块钱的事批评小虎，反而看着他更亲热了一些。 每当我家下水道堵了，卫生间灯泡钨丝烧了，抽水马桶坏了，小虎便来了。 我有时感到很奇怪，小虎总是在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在我家门前。卫生间灯泡坏了，柳如眉让我将外罩摘下来。我干这种事非常笨拙，拧个外罩出一头汗。正当我望着那个坏了的灯泡犯难的时候，门铃响了，开门一瞧，果然是笑吟吟的小虎。 小虎干这种事情像转方向盘一样，十分娴熟，三下两下就弄好了。然后我们就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电视一边说话。 小虎从不和我谈论局里的人和事，更不向我打小报告。他和我谈足球，谈股票，谈即将到来的新千年，谈尼斯湖怪兽，也谈一些影视名星。小虎掌握的知识很广泛，他甚至对一些国际时事方面的知识也涉猎甚广。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复杂的历史纠葛，连我都不甚了了，他却能说得一清二楚。他最后的总结是：巴以之间的冲突，就像咱们紫雪市两个相邻的村子，为了一块水地，争斗了几十年，要么聚众械斗，要么集体到市里上访。 我俩谈论这些话题，有一种十分“合拍”的感觉。而且我喜欢的，常常也是他喜欢的。我如果是龙头，他就是龙尾，龙头跑到哪里，龙尾摆到哪里。 我从这个小伙子年轻的面庞上，突然看到了十年前的我。十年前，我与这个小伙子何其相似乃尔，那时我就这样跟在阎水拍局长后面。阎水拍局长是龙头，我是龙尾。阎水拍局长跑到哪儿，我就气喘吁吁跟着跑到哪儿。 我突然想起了以前曾经想过的那个问题：谁是我的第三只眼睛呢？我的“第三只眼”这不就浮出水面了！有小虎这样一只炯炯有神的“虎目”，我将玻管局的“局势”会看得更清楚，差不多就能做到“一目了然”——我即使闭上一只眼睛，也相当于别人睁着两只眼睛！ 对小虎下一步的安排，我已有初步考虑。有一次我甚至突然冒出个念头：干脆让他直接担任政秘科长。可随即我又摇摇头，将这个念头打消了。小虎再伶俐，也不应该超过我啊！我可是一步一个台阶上来的：科员，副主任科员，副科长，主持工作副科长，科长，副局长。还是一步一个台阶好，走着稳当。小虎现在是副主任科员，下一步给个政秘科副科长。 想到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很快就是我们玻管局的穆科长了——穆鹏程副科长，我的嘴角不禁浮现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容。有时得到是一种幸福，有时给予也是一种幸福——比如我将这个副科长轻而易举给小虎，心里就有一种熨帖和舒服的感觉——就好比你从兜里掏出几颗水果糖给一个小孩子，小家伙保准会一边将糖块往嘴里塞，一边抬起头来甜甜地说一声：“谢谢叔叔！”对我来讲，一个副科长也就是一颗水果糖——我兜里这样的糖块多着呢！ 小虎对我一直毕恭毕敬，可对小胡小牛小马几个，却有一种冷峭和倨傲。恭敬和倨傲永远是相对的，雷秘书和我刚认识的时候，对我有多倨傲！可他对郑向洋呢？我也一样——对惠郑两人，我同样会像小虎对我那样毕恭毕敬。令我吃惊的是，在我印象中对下属向来十分威严的惠五洲书记也和我们毫无二致——有一次省委书记到紫雪市检查工作，在市里的汇报会上，省委书记询问一个什么问题时，惠五洲书记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胁胁肩，格外妩媚地冲省委书记一笑——我当时有点吃惊——因为我还是第一次见动辄黑着脸批评别人的惠五洲书记，还会像小孩子一般，有如此顽皮的一面。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反倒有点不好意思，急忙移开目光低下了头。 政秘科长由谁做？李小南还是老宋？老宋现在就像我的一条狗，一天到晚点头哈腰跟在我身后。小南现在是局工会主席，干脆让她一肩挑：政秘科长兼工会主席。可这样担子是否重了一点？万一将她白嫩的肩膀压肿怎么办？那就让李小南做政秘科长，老宋做工会主席。 我担任局长后，要尽快动一次人事，将科级以下的位子填满，然后再考虑处级。小北辞职空出一个副处级岗位，我任局长后又能空出一个副处级岗位。最近市政府别的一些局，为了安排一些年龄大一点的老科长，又增设了“副处调”（副处级调研员）这样的岗位。玻管局十个科室中，也有几个年过五十的老科长，这些同志为玻管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一辈子，若没有“副处调”这样的岗位，只能在科级岗位上退休。干了一辈子，连个“副处”也没有混上，给老婆孩子不好交待，和同学朋友谈起来脸上无光。退休前给个待遇，安慰一下这些老同志，等于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的心情因此会更舒畅一些，寿命能活得更长一些。事实证明，体育锻炼，练气功，都不如给个待遇更能延年益寿。 所以我担任局长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赶快向市里争取两个“副处调”名额。这样玻管局就空缺四个副处级岗位。局里同志工作的积极性还能不被空前地调动起来？那些五十多岁的老科长都会夹个公文包，在我身前身后迈着碎步跑来跑去呢！ 自从担任常务副局长后，在我面前打小报告的人多了起来。起初我对这种行为还有点反感，心里有点抵触。可渐渐便不反感了，不抵触了。相反若没有人打小报告了，我心里反倒会不舒服。 我担任常务副局长后，玻管局哪个人没在我耳边说过“小”话。 难怪当年哪怕是蹲在卫生间说一句话，也会拐个弯儿钻阎水拍局长耳里去。现在呢？哪句话不会钻我耳里来？有些人打小报告，依据事实的成分多一些；有些人打小报告，像奉赵王之命去探望廉颇的人那样，编造的谎言多一些。无论是依据事实还是编造谎言，我都需要。因此明知是编造谎言甚至搬弄是非，我也不戳穿它！搬弄是非有什么不好？他们搬弄的，永远是他们之间的是非。他们之间有是非了，对我的需求和依存就更加大了。难怪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动不动就设立情报和特务机关。如果上级批准我在玻管局设一个“情报科”或“特务科”，小胡小牛冯富强这些同志恐怕倒都是担任这个科科长的合适人选。当然上级也不会批准我在玻管局设立一个“特务科”，冯富强也就难以担任这个特务科的科长。那么冯富强下一步怎么安排？还得再想一想。冯富强实际已经成了一团面，早被揉到了！这家伙现在像一团毛线，死皮赖脸往我身上缠。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啊！下一步得考虑调一些新的同志进来了，否则玻管事业就有点后继乏人了！按照拉马克学说的观点，像我们玻管局这种不经常使用的“器官”，会逐渐退化，甚至彻底老化、衰亡。新同志往往被称作是新鲜血液，调一些新同志进来，等于给玻管局老化的器官里注入了新鲜血液。当然，作为一名局长，（我已经将自己视作局长，马方向已被我逐出视野！）既要考虑到长远，也要安排好现在。局里现有十个科室，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下的位子都要填满。玻管局若是一个体格健壮的人，我就是那个人的脑袋。下来胳膊、腰身、腿脚，每一个“部件”都不可或缺。如果十个科长是一条腿，那么十个副科长就是另一条腿。两条腿只有一般长，走起路来才会稳健有力，否则就成瘸腿了。 还有小高、小胡、小马、小苏、小唐和小牛。小高可以不干通信员了，调哪个科室给个副主任科员，以工代干。小胡也可以给个副主任科员了，但得排在小高后面，让小高再代我踩他一脚。踩一脚他也说不出口：提拔了还有意见？小苏这个小伙子不错，选择出来干打字员，以工代干。再调一个通信员，接小高。调一个驾驶员，接小苏。小唐继续干驾驶员。 就只剩下小马和小牛这一对冤家了！ 冤家路窄，让他俩继续“相逢”去吧！我为自己突然涌上脑际的一个“构思”兴奋不已——让小马领导小牛！ 这个构思太美妙了！比《红楼梦》的构思还精巧！小马迟钝一点，小牛自认为他比小马脑子好使，时时处处看不起小马。现在就让这个脑子不好使的人去领导他，还不把他像诸葛亮气周瑜那样活活气死——气死才好呢！不为已甚——那要看是对谁！即使玻管局每一个和我有过芥蒂的人都可以原谅，小牛也不可以原谅！每当想到他将我的公文包搁在臭烘烘的卫生间门里边这件事，我就“怒从心头起”。如果他当时是搁在门外面，我现在也许还可以不再踩他——可这小子太促狭了！我那个公文包第二天就扔掉了。可以后无论换多少个公文包，哪怕是几千元一个的名牌真皮公文包，只要拿出来，仿佛就有一股卫生间的臊臭味！ 还有我儿子鱼小明！每当想起儿子小脸被蹭破门牙被磕掉背着个小书包无助地哭泣的神情，我就会“恶向胆边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我儿子现在都十几岁了，胆子仍十分小。我都怀疑，是不是那次这王八羔子一声断喝，将我儿子胆吓小的？ 如果冯富强在我心目中只是一个不自量力的螳螂的话，那么小牛就是一个更令人生厌的东方铃蟾！你瞧这家伙那副恶心样：皮肤粗糙，背部具黑色斑点和大小不等的刺疣，体长只有约四点五厘米！这样一个令人作呕的东西能给他安排什么好工作呢！我的构思是：成立一个车队，小虎任政秘科副科长兼车队长同时兼我的专职驾驶员。小马任车队副队长，按副科级待遇，开奥迪车。小唐开红旗。新调来的驾驶员开桑塔纳。小牛再转回去开面包车！ 小牛万一不开怎么办？万一和我对抗怎么办？他敢吗？这个只有小学文化、不懂电脑、不懂汉语拼音、英文二十六个字母只能写出最前边三个的好吃懒做的家伙，身无长技，别无所能，不识之无，离开玻管局，他再能干什么？恐怕只能去蹬三轮车，做一个名副其实的骆驼祥子！去蹬三轮车当然不如在玻管局开面包车，这个账他能算得来。 只要他不离开玻管局，他就不敢反抗我！ 何况我现在已不需要亲自去踩他的脑袋了。一个局长怎么会亲自去踩一个驾驶员的脑袋呢？包括安排小马去领导他，也不需要我出面。我那个美好构思的具体细节，根本无须我去操作。我的职责只是安排小虎一个人，其他都是小虎的事了。小牛若不愿开面包车，哭哭啼啼来找我，我就会反问他：“局长还管这样的事情？谁安排的你，你去找谁！”他敢去找小虎吗？小虎可真是一只“虎”啊！小虎当驾驶员的时候，都有一份尊严和“虎威”，局里很少有人敢不尊重他，和他开一些过分的玩笑。包括那些老科长，对他也十分客气。现在又是政秘科第一副科长，又是车队长，又是老板专职驾驶员，身兼三职，如虎添翼，十个小牛他都能一口吞下！从此他将会代替我去踩小牛。他比我更年轻有力，脚劲更大，踩下去保准会比我踩得更准更狠更疼！必须将这小子踩得服服帖帖，开了面包车还会心甘情愿给我投票，吓破胆也再不敢和人打赌，说我只能干个工会主席。到那时候再考虑是否放他一马。否则就踩死他！杀无赦！小牛不过是一只在我坚硬的鞋底下绝望地挣扎的小虫子，而且是一只臭虫，踩死他，不足惜！ 《背叛》吴言 第四十章 2000年和2001年到底哪个是新千年的第一年，人们是过后才搞明白的。 新千年到来，人们欢喜了两场，本来只应该欢喜一场。人们的初衷，本是庆祝新千年的第一年。那么新千年的第一年，到底是2000年？还是2001年？ 当然是2001年！2000年是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2001年才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所以欢呼新千年到来，只能在2001年欢呼。2000年也可以庆祝，但应该是“欢送旧千年离去”。这就像我们玻管局，2000年若要搞庆典，应该是“欢送旧局长离任”。2001年庆典，才应是“欢迎新局长到任”。 虽然都是搞庆典，细想还是有区别的：一个是“结束”，一个是“开始”。2000年是给一个百岁老人做寿辰；2001年才是给一个一岁小孩过生日。人们原本是准备给一个一岁小孩过生日，结果却糊里糊涂去参加了一个百岁老人的寿辰。并且又吃又喝，又嬉又闹，乐了个够。 欢庆新千年到来，2000年显得特别热闹。人们精神振奋，劲头十足，好不欢喜了一场。到了2001年，突然有人说，这年才是“正日子”，才应该欢庆新千年。虽然也搞了一些欢庆形式，但与头一年相比，却要冷清了许多。这就好比一个人去参加婚宴，本来应是第二天去这个大酒店，可他记错了时间，头一天就去了。大酒店天天有婚宴，宾客众多。他糊里糊涂就进去吃喝了一场，并且兴致高昂地给新娘子点了两首歌，后来才知搞错了。可第二天再去参加真正应去参加的婚宴时，却索然无味，兴致全无，坐了一会儿就悄悄溜走了。 2000年，在人们乐不可支欢庆新千年到来的当儿，在我的个人生活中，发生了几件比新千年到来更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惠五洲书记调走了。省里也没有当下派新的书记来，那么是郑向洋市长做了书记？郑向洋市长也没有做书记。郑向洋市长仍是市长，暂时主持市里全面工作。就像冯富强和我当年担任政秘科副科长，主持政秘科全面工作一样。 第二件事是马方向局长调走了。马方向局长竟是自己要求调走的。惠五洲书记调走的第二天，市委、市政府就收到一些反映马方向局长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的匿名信。据说郑向洋市长做了批示，要求“严肃查处”。获知这件事后，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确实没有授意和暗示任何人写马方向局长的匿名信。 是谁写的这些信呢？只能再循着这样的思路去思考这个问题：谁想竭力讨好我，谁就可能是这些信件的制造者。可现在这样的人太多了！小虎，冯富强，老宋，小高，包括小马，小牛，小苏，小胡……玻管局现在谁不想讨好我呢？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制造这些匿名信。 这个思路肯定不会错，这个人帮我给马方向心上添“堵”呢，只是目前无法“锁定”这个人是谁，不过这个人最终会自动冒出来。就像我那次去上海、北京、深圳一样，郑向洋市长并没有授意或暗示我那样做，我做完后也没有明确地告诉郑市长是我做的。但那一阵儿反映惠五洲书记问题的匿名信突然像汛期长江水位猛升一样涨起来，已远远超过警戒线，引起了省里的警觉，下了调走惠五洲书记的决心。郑向洋市长欣悦快慰之余，怎么能不思考这个问题呢？他感到疑惑：这些信件怎么会像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发射到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一样，从那么远的地方飞向省城呢？我当时是这样回答郑市长的，我说：“这种事情太正常了，只能说明老惠（指惠五洲）的人气指数已丧失为零。恰好那一阵儿我去过这些地方，如果让惠五洲书记知道，还以为是我干的呢！” 我就这样为郑向洋市长驱走惠五洲书记立了一功，吭哧吭哧帮他搬走了堵在他心头的这块大石头。可这个话题我和郑市长始终没有点破，彼此心照不宣。 从此郑向洋市长却跟我更亲热了，他甚至和我“商量”马方向局长的安排问题。郑向洋市长给马方向局长瞅下的位子是：铜行办主任、能源办主任、科协主席。“总之不安排他进市政府职能部门。这三个单位任他挑，养老倒是些好地方。”郑向洋市长有点幸灾乐祸地对我这样说。 马方向局长最后“挑”了能源办主任这一职位。 第三件事是我担任了玻管局局长。 继阎水拍时代和马方向时代之后，玻管局终于进入了鱼在河时代。令我欣悦的是，今日的玻管局，已远非阎水拍时代的玻管局可以相提并论。在阎水拍时代，余朱姬牛那几个家伙还时不时蠢蠢欲动，朋比为奸，妄图在阎水拍的炉灶里造饭，或者干脆撇开阎水拍另起炉灶。虽然毫无例外被阎水拍挫败，却弄得阎水拍也不得安生，睡觉都支着耳朵，以防变生肘腋。可今天谁又会在鱼在河的炉灶里造饭或者撇开鱼在河另起炉灶呢？他们只要搂搂柴火，早有人跑来告诉我了。于是我就会派小虎小高去他们搂下的柴火上撒一泡尿——他们连擦多少根火柴，也点不着这堆湿漉漉的柴火，反倒会将自己熏得泪眼模糊。我可以断言，在今日之玻管局，准备搂柴火在我的炉灶里造饭的人不会有，将双手放在裆部随时准备为我撒尿浇湿柴火的人却大有人在，比如小胡小牛冯富强等人——他们巴不得有机会把那泡憋了许久的尿湿淋淋地撒出去呢！将那堆柴火浇个透湿，看谁能点着？常言道，薰莸不同器，可我今天却能做到薰莸同器——让玻管局的香草和臭草都为我所用。与阎马相比，这就是我鱼在河的过人之处，不服不行啊！ 我担任局长不久，在我眼里显然是“薰”、即一株香草的老乔来找我。老乔已经七十三周岁，患有多种疾病，不能再干下去了。他想让农村老家的孙子接他的班，做个临时工，在玻管局看门房。 我不假思索，一口答应了。心想，可惜老头是七十三岁，若是三十七岁，我都准备提拔他做政秘科长呢！至少也做个督察科长——将那株臭草“莸”、即冯富强再压一阵子。我当时对眼巴巴望着我的老乔说，先将小乔招进来做临时工，下一步局里人事要动一圈，还要调一批同志进来，到时候将小乔作为正式人员安排进来，一辈子就有了一个铁饭碗。老乔听说我准备正式安排他孙子进局里工作，当即老泪横流，差点儿给我下跪。我急忙起身扶住他，制止了这种愚蠢行为。“好人啊！好人啊！全世界第一大好人！比阿拉法特都好！”老乔一边感激地抚拍我的手背，一边这样说。我当时不觉有点好笑，不明白他为什么将阿拉法特当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人？大概是常在电视新闻里看到那个头上包一块布的老头老是被以色列人逼迫得东奔西跑，所以觉得老头是一个好人——因为只有好人才常受欺凌！或者就是出于一种同情弱者的心理。老乔也许会这样想：那个姓“阿”的老头和自己年龄差不多，那么大岁数了，一天到晚被人家整得东躲西藏——可见整他的人一定是些坏蛋！ 老乔将我视作他心目中的阿拉法特，虽然用词有点夸张，但他的表情十分真挚。他大概觉得仅用阿拉法特形容我，仍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接着又直视着我的眼睛说：“你信不信？玻管局这小庙，留不住你这大神仙！将来恐怕惠五洲那个位子也是你的！我老头有言在先，不信咱们走着瞧！”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上了，可我还是批评了老乔，不许他瞎说。我正色对老乔说，我怎么能走上那么重要的工作岗位，承担那么重大的工作职责，挑起那么重要的工作担子呢？可老乔不依不饶，临出门前还扭头对我说：“我老头不是瞎说，不信咱们走着瞧！只要我不死，会看到那一天的！说不准你就是咱们玻管局出的第二个省长呢！你今年才多少岁？也就四十刚出头嘛。你当省长那一天，我若看不到，我孙子会看到的！” 老乔离开前，我召开全局干部职工座谈会欢送了他。毛主席说过，村上的人死了，也应该开个追悼会。套用这句话，老乔这样的同志离去，也应该开个座谈会。座谈会虽然没有欢送阎水拍局长退二线那次声势浩大，但气氛真挚热烈。我还让财务给老乔发了五千块钱补助。并在合完影、聚完餐的第二天，让小虎开八缸三菱将老乔送回农村老家。 欢送老乔后，我接连搞了几次民意测验，将玻管局科级以下人事动了一圈。本来我是不准备这么快动人事的，但我知道我在玻管局工作时间不会太久，所以按原先的设想，该动的人都动了。这一圈安排了二十多个同志。老宋做了工会主席，小虎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只在安排两个人时有过犹豫：一是冯富强，是让他继续主持督察科工作呢？还是将科长给他。若他对我稍有不逊，就让他继续主持。可他哪里有一丝半点不逊，像孙子一样哈着腰在我身前身后跑，就差叫我爷了。投票时也显得十分卖力，完全按我的意图行事。因此最后将科长位子给了他。 第二个有过犹豫的人是康凤莲。康凤莲我原本准备下一步再给她正科级，可邓世清为这事找我来了。正像一票和柳如眉一样，姬飞和康凤莲也不再撕扯不开，两人的感情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吹雨打，像墙上贴着的一张招贴画一样——若姬飞是墙，康凤莲是画，中间粘连他们的糨糊或者胶水已经完全风干了，连个苍蝇细小的脚也粘不住了。某一天，一阵风儿吹过，这张招贴画“哗啦”响了一声，便离墙而去——姬飞和康凤莲彻底分开了。 没有了“外力”干扰，邓世清和康凤莲还能过得去。康凤莲原本不会生养，这也是前夫和她离婚的一个原因。可和邓世清结婚几年后，竟冷不丁生下一个“邓通”。邓世清与前妻没有孩子，现在“邓通”突然挥着一把大刀自天而降，邓世清喜出望外，如获至宝。他那天到办公室找我时，手里还牵着正蹒跚学步的小邓通。有了小邓通，邓世清也就不会变成真正的“黑社会”了。看到我这位多年前的老友像柳如眉一样，回到了正确的人生路线上来，我岂能不感到欣慰？何况他在姬飞问题上给了我个大面子，助我打胜了“平津战役”。他现在亲自登门为康凤莲说项，我岂有不答应之理？于是我安排康凤莲去业务科室做了正科长。 局里现在的领导班子是：鱼在河局长，陈奋远主任，朱锋副局长，姬飞副局长，牛望月纪检组长，赵有才行管办副主任，余宏进副处级咨询员。 两个“副处调”名额郑市长已给我批了下来，加上行业工会主席和总工程师这两个职位，可以提拔四个同志上去。提拔哪四个同志上去？我得开始琢磨这个事情。在我离开玻管局前夕，再将这四个同志提上去，那样他们就会常念我的好。若现在刚提拔他们做了科长，再给个“副处”，他们会觉得来得太容易，反而不珍惜了。甚至反过来会认为他们得到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仿佛原本就是属于他们的似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东西，别以为人是一些什么好东西！若我权衡来权衡去，将这个事情操作得很慎重，甚至很神秘，他们就会争来争去，竞相向我邀宠。若他们是一群饥饿的小孩子，我就是那个手举着一个大红苹果的“大个子叔叔”，将红彤彤的苹果举在空中，就是不往下扔，让他们眼馋、流口水，他们就会这个摇我的胳膊，那个拽我的衣襟，一边撒娇一边央求我。 其实提拔哪四个同志，我心里早有数了，完全用不着“琢磨”。我只是要做出一副“琢磨”的样子，以显出其神秘和慎重。两个副处调，当然要给两个年龄最大的老科长，没有什么争议。提拔这两个老科长，可以调动一大片，稳定一大片。两个老科长我调进局里来时就是科长了。阎水拍、马方向都没有使他们再上一个台阶。这十年来，他们一直在玻管局“原地踏步”——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他们却像小学生做广播体操一样摆着手做了十年，连半步都迈不出去，他们能不着急？我让他们迈出了这半步，上了这个台阶，他们能不感激我？不感激才怪呢！他们一感激，就会像老乔那样，说我鱼在河一箩筐又一箩筐好话。最后这么多箩筐好话，搬到小牛开的那辆面包车上，恐怕都装不下呢！ 总工程师应由纪检副书记罗一强来做，他做纪检副书记时间也够长的了。他做纪检副书记时，我才是政秘科的副科长呢！而且还没有“主持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冯富强。 行业工会主席当然非李小南莫属了。 小南在我当局长后，和我有过一次时间较长的谈话。我突然发现她有点憔悴，不像原来那么鲜活了。而且她的眼神不再像过去那么专注，有点“散光”。这就是她与陶小北的本质区别。陶小北的眼睛总是那么又黑又亮又聚光。小北的眼神里有一种凌然。她之所以能够保有这份凌然，是因为她“无欲”——她绝不用自身的美貌去换取现实的利益。李小南则不是这样，她也曾抵抗过，抵抗那些猎色男人的袭击，但最终她屈服了，为了那些世俗的利益，她出卖了自己！ 而女人一旦开始出卖自己，女性美就会大打折扣！ 那天我和李小南谈话地点在探春大酒店。省玻管局局长到我们紫雪市检查了三天工作，吃住都在条件最好的探春大酒店。这天早晨吃过早点送走省局局长后，小南跟我回到省局局长住过的那个套间。刚进房门，李小南便坐在床上解衣服，很快就把上身脱得一丝不挂，露出一对洁白的奶子。她的奶子比柳如眉的逊色一些，不是鸭梨状，而是半球状。她脱下衣服便向我招手，并对我说：“你现在有权享用我了，反正我得陪你们这些局长睡觉！”看到李小南，我不由自主会想起陶小北，她俩像一对双胞胎，是一起走进我的人生领域和视野的啊！现在见不着小北了，我只能从小南的身姿里感觉小北。只要小南还在我眼前，小北就仿佛并没有走远。我顿然想起我们在那个大办公室里一起工作时那些谈笑风生快乐无忧的日子。小北总是护着我，小南也从来没有挤对过我。想到这些往事，我突然有点可怜小南。我走过去将她揽在怀里，用手摸摸她的奶子。她的奶子已明显松软下垂，不再坚挺和富有弹性，令我感慨而惋惜。十年前，她的乳可是和小北的乳一般，如美元一般坚挺，似公主的头颅一般骄傲地上翘啊！那时候她的乳房，就像一个欢蹦乱跳的小学生走在上学堂的路上一样，调皮地微笑着，好奇地扬起脑门儿四下里张望着，眸子里闪烁着纯洁无邪的光芒。（乳头不是女人的另一双眼睛吗？）可现在她的乳房，却像一个垂暮的老人，皮肤松弛，脑袋有气无力地耷拉在那里。我像拍小孩的脸蛋那样抚爱地拍拍小南的乳房，松开手，让她穿上衣服，然后说：“小南，不要这样，我不会这样和你睡觉的，这和强奸有什么两样？虽然你并没有反抗。你应该找回从前的自尊和自重，否则你就没有希望了！到那时候，如果你愿意，我们再一起‘唱歌’，好吗？” 听我这么说，小南突然一头扎在我怀里，“呜呜呜呜”哭了起来。 小南伏我怀中恸哭以诉哀的时候，我的手机嘀嘀响了两下。我一边轻抚着小南的肩安慰她，一边打开手机看短信。不知是谁发来的一个《人生六动》—— 生命在于运动 关系在于走动 感情在于心动 亲吻在于感动 拥抱在于激动 抚摸在于颤动 我将手机举到小南眼前，让她看这个短信。看毕，她破涕为笑。此时手机又嘀嘀响了两下，又发来一个《人生六动》。小南好奇，趴我肩头和我一起看，这一看，她却像《红楼梦》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里写到的袭人一般，“羞的红涨了脸面”。这个“六动”差不多是一盘黄带的说明文字，令人难堪而汗颜。 那天，我并没有像贾宝玉和袭人那样，在探春大酒店与李小南“同领警幻所训云雨之事”。丢下柔媚娇俏的李小南，急急忙忙赶到玻管局。我让小虎找来工匠，将玻管局苍老的“容颜”重新妆扮了一番。粉刷了大楼，所有办公室全部换了新的桌椅，给人一种崭新的气象。包括挂在大楼外面的牌匾，也全部新换。过去的老牌匾，油漆剥落，有一块牌匾中间还裂开一条缝，能伸进去一个手指头。 我们玻管局大楼门外，一溜儿排开，挂着八块牌匾，就像农家小院门前挂着八条挽成辫状的红辣椒。八块牌匾并不算多啊，我曾在我们紫雪市某单位门前看到过挂着十二块牌匾。 新制作的这八块牌匾挂在玻管大楼门前，白底红字，比八串红辣椒醒目得多，简直像八位妆扮一新的新郎，在等候迎娶八位婀娜多姿、千娇百媚的新娘。闪亮的白油漆、红油漆在太阳光照耀下，放射出斑驳的光芒。这八块牌匾是：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委员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办公室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工会委员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纪检监察室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管理协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技术研究会 紫雪市玻璃制品行业计生协会 《背叛》吴言 第四十一章 我坐着小虎的车，回袁家沟看望父母亲。 我给父母亲拿着一份儿厚礼，价值四千元左右。给大伯二伯拿的两份儿礼也不薄，都在两千元左右。 这些年中，我在玻管局苦斗，很少回家。每年只在春节前或春节后回去呆一两天，然后便匆匆离开。在这一两天中，我也很少出门，除几个必须去看的近亲，再哪儿也不去。 袁家沟到紫雪城，有一百多公里路程。当干事那几年，回家都是坐公共汽车。开往袁家沟的车是紫雪市运输总公司最破烂的汽车。加之路况不好，有一半路是坑坑洼洼的黄土路，若是怀孕的女同志，颠得孩子都会早产。车厢里散发着呛人的汗臭味，难闻的劣质烟草味，以及刺鼻的黄尘味。坐一次车下来，以手在脸上一抹，能抹下一层黄土。嘴唇抿得再紧，也会有尘土粒钻进牙缝中，牙齿动一动便会发出响声，仿佛嘴里塞满了白糖粒——可惜不能像白糖那样咀嚼吞咽。目力所尽的地方，全是光秃秃的山，干燥的风肆无忌惮地从荒原上掠过。市运输公司派往袁家沟乡的司机是一个小鼻子小脸的老头，因开车慢，被称作“慢师”。慢师傅开车有多慢？你可以这样想像，骑一头黄牛从紫雪城到袁家沟乡得走多久，慢师傅开车就得走多久。尤其是上坡的时候，这种感觉更为明显，汽车就像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忽悠忽悠喘着气往上爬，随时都有可能像一个哮喘病人一般趴下。 每次在冬日的寒风中灰头土脸拎个提包出现在村口时，我就不由自主地加快脚步。我低着头，快速地移动着双脚，恨不得一步跨进家门。我不想碰到熟人，尤其不想碰到袁姓的人。因为我像个土拨鼠，哪里像我们袁家沟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哪里像一个市政府机关来的干部，与在集市上卖土豆归来的农村青年有什么两样？ 每年过春节回家，我都备三份儿礼。父母亲的一份儿是两条香烟、两瓶酒。香烟每条价格在五十元左右，酒每瓶的价格也不会超过五十元。总共是二百元钱。另外两份儿礼是给大伯二伯的，两份儿礼完全相同：一条二三十元钱的香烟，一瓶二三十元钱的酒，再买两包糕点，每份儿礼价值六十元左右。 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和不主持工作的副科长以后，回家一般仍以坐公共汽车为主。只有两次没有坐公共汽车，坐的是“专车”。但这两次坐“专车”的经历，却像做了两场噩梦。在我没有担任主持工作副科长之前，即使再有类似坐“专车”的机会，我也会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坚决放弃这样的机会——我宁肯坐公共汽车，也再不愿坐这样的“专车”——可见那两次坐“专车”受了怎样的刺激！ 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副主任科员后，当时头脑一发热，觉得自己怎么也是个副科级了，搞一辆专车回去在村里扬扬头，给父母露露脸。（我亲爱的父母一生也没有露过几回脸啊！）我通过关系借了市政府另一个局一辆桑塔纳。那个局的政秘科长我认识，我曾给他帮过一个小忙。那天他让我早晨八点在玻管局门前等车。我七点半就提个包站在玻管局门口，就像提个包站在岳阳楼上一样，脸上“喜洋洋者矣”。心想：我也可以坐专车回一趟家了！我当时眼睛里放射出明亮而喜悦的光彩，用孟子的话说，就是“眸子瞭焉”（瞭：明亮），那副傻样，简直有点像小品里边的赵本山。 可一直等到八点半，还不见车的影子。我打电话给政秘科长，他一会儿说车加油去了，一会儿说车哪儿有点毛病。“小毛病，好修！”这个鬼科长当时还用我小时候看过的一部影片里的台词这样幽我一默。直到九点五十分，车才不情愿地开过来。上车后，我殷勤地掏出一包特意买的好烟，抽出一支递给驾驶员。他瞧也不瞧我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不抽烟！”然后便开车上了路。 一路上他不说一句话。忽而将车开得飞快，就像飞机起飞前在跑道上疾驶一样。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双手紧紧抓着车门把手，生怕他将车开得飞到天上去。有时他又忽然将车开得很慢，这时候他又有点像那个慢师，不慌不忙带着我跳一曲梦幻般的慢步舞，让我昏昏欲睡。可我刚矇眬睡去，他又突然提速。我还没来得及警觉地睁开眼睛，前面路上有一个土坑，他又一个急刹车。我的整个身子和脑袋向前扑去，有一次我的脑袋甚至像皮球一样弹到了前窗玻璃上。我一边揉着碰疼的额头，一边还在自言自语讨好那个混账司机。我说：“没事儿，没事儿，我的头碰破没有关系，只是怕把你的车玻璃碰碎！”我原以为这句有点幽默的话能逗他开颜，可他却无动于衷，那张脸仍然绷得像小孩的屁股蛋子一般。 那次坐专车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不说话阶段”——他始终绷着脸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我说话，更严重的是我找话和他说时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我是在对一块石头说话。你可以这样设想一下，若你连问一个人三句话，这个人却理都不理你，你有没有勇气再问第四句话？可若我们一路上始终不说一句话，那种气氛更让人难受。仿佛夫妻俩闹了意见负气地背靠背一样，空气好像凝固了。我小时候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客车驾驶员，家里出了几件事，心情很不好。这天出车前，他在心中作出这么一个决定：若今天车上遇到两件不高兴的事，他就给一车人一点颜色看看。第一件让他不高兴的事，是一个年轻人带来的。这个年轻人站在车门口粗声粗气令司机停车，说他要下去撒尿。司机稍停慢了一点儿，年轻人便盯着他骂骂咧咧，其中有一句话特别刺伤他的自尊心。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把车开得这么快，准备往哪儿开？莫非是往你母亲的生殖器里面开呀！司机当时狠狠瞪了一眼这个年轻人，心想：一会儿你就会为这句话付出血的代价。第二件不愉快的事，是一个老头带来的。因过道里挤满了人，老头一屁股坐在汽车前引掣盖上。司机认为妨碍操作，不让老头坐。老头一定要坐，并瞪着眼对司机说：“你这后生，懂不懂得孝敬老人？我若是你爹，你让不让我坐这儿？”老头的话“哄”一声将一车厢人逗笑了，纷纷跟着老头奚落司机。此时坐在前边的一位大妈看不过眼了，说：“你们这些人，还讲不讲道理？人家辛辛苦苦给你们开车，你们还欺负人家，你们想一想这样做对不对？”大妈这样说时，司机的眼泪刷就下来了。他猛然一个急刹车，走过去拉开车门，不由分说将大妈推下车。众人正在惊愕，他已开着车向前狂奔而去。接着轰隆一声，车开下了山谷，司机与一车人同归于尽。 小时候听村里人讲这个故事，对这位司机肃然起敬。简直认为他是绑着炸药冲向敌阵的英雄。那天坐“专车”，我突然想起了这个故事，真担心这个一路上绷着脸的司机将车突然开下山谷。所以即使他不说话，我也不敢不和他说话，硬着头皮找话搭讪。他若不回答，我便采用自问自答这种形式。静默了一会儿，当我又一次陪着笑脸扭头问他一句什么话时，他却突然开口，恶狠狠地骂道：“靠你妈！” 我当时脸刷一下红了。虽然很快明白他并不是骂我，而是骂一个从车前跑过的小孩，但我还是有一种挨骂的感觉。他金口一开，进入第二个阶段——说话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这位司机开始不住口地骂人。他骂人主要以骂别人的母亲为主，仿佛天下的母亲都得罪了他，而他则不是母亲生养的。他骂的对象是：公路上跑来跑去的小孩，骑自行车的农村姑娘和小伙子。有一次一个姑娘骑自行车向路中间扭了一下，他打下车窗放慢车速骂这位姑娘，大意是说他准备将这辆车开进姑娘那个地方去，并十分主观地认为姑娘“那儿”是个良好的停车场，他准备把车停在“那儿”不走了。当时那个姑娘在我坐的这一侧，他骂的时候脖子拉长，将脑袋从我怀前探过去。我赶忙将身子向后缩了缩，给他让开空间。我那时才明白人的脖子像松紧带或橡皮筋一样，是可以拉得很长的。他那天的脖子伸得比鸡脖子还要长，差不多有天鹅的脖子那么长，几乎就要伸出车窗外面去了。这样骂起来声音显得十分有力，被骂者听得十分清楚。那位腼腆的农村姑娘见他骂得那么难听，刷一下飞红了脸。 骂那些憨厚的农村后生，他语气短促，一般是一个很短的句子。比如：“找死啊！”“不想活了！”“你妈那个逼！”除此之外，他还骂轮胎溅起的石子，骂天上飞过的小鸟，甚至骂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他突然将车上的收音机拧开，女播音员刚说两句，他便烦躁地啪一下关了收音机，毫无道理地认为女播音员是个“卖逼货”，或者是个“挨球的”！ 他在骂人方面的想像力十分丰富，令人叹为观止，拍案称奇。经过一个村镇，正逢遇集，公路上挤满了人。他一边慢慢地开车走，一边骂：“谁家把罐子搬倒了，生下这么多驴日的！” 那天我像囚犯坐牢一样，好不容易坐这辆“专车”来到我们村。刚到村口，他便将车停下了。我以为他要撒尿，坐着没有动，等他撒尿。可他并不撒尿，手放在方向盘上坐着不动。我有点莫名其妙，又不敢问。此时他突然扭头黑着脸对我说：“还想让我再把你拉回紫雪城去？”我这才知道他是像毛泽东当年敦促杜聿明等投降那样敦促我下车。就像我儿子那次遭小牛呵斥一样，我慌忙拎着包跳下车。双脚刚落地，他已一个急转弯，开着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车轮轧起的尘土扑了我一身一脸。 我原以为他会送我到家门口，可他将我扔到村口便一溜烟不见了。我拎着包垂头丧气往家里走，眼睛里早已失去了神采，再用孟子的话说，则是“眸子眊焉”（眊：失神）！我心里十分沮丧：这与坐公共汽车回来有什么两样？谁看见我坐小车了？坐公共汽车还不用受这般凌辱！ 另一次坐“专车”，是我做了政秘科副科长以后，当时冯富强主持工作，我向他开了一口，他有点作难，但还是派小牛送我回家。那次是夏天，我回家看望生病的父亲。那天上车后我才发现，车上还坐着一个女孩。就像我第一次知道“切诺基”和“帕杰罗”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知道此类女孩叫小姐。我坐在后面，小姐坐在前面副驾驶座上。小姐的腿裸至大腿根，有四分之三的乳房露在外面，就像笼里放着两个没有热气的白面馒头。那次坐车，给我的感觉是在看一部质量低劣的三级片。一路上，小牛不仅用眼睛观察小姐的大腿和乳房，而且换档时，时不时顺势这儿捏一下，那儿摸一把。这样极不利于行车安全。当我提醒小牛“注意安全”时，他却嬉皮笑脸对我说，他的生命和我一样宝贵，让我放心地闭上眼睛睡觉去。我刚按他的要求闭上眼睛眯盹儿了一会儿，睁开眼时突然吃了一惊：车里怎么只有我一个人？忙扭头向四周张望，见小牛拉着小姐的手正向一座小山包爬去。翻过这座小山包，有一片小树林，他们的目的地显然是那片小树林。我当时十分气恼，可又有什么办法？只能坐在车上耐心地等待。一个多小时后，两人才又嘻嘻哈哈上了车。 那次坐小牛的车回家，我最大的感受是在小牛眼里，我这个人一路上基本不存在，仿佛是他放在车上的一个皮包或一颗西瓜，总之不是一个活物。更让我愤慨而深感羞辱的是，在小牛眼里，我的价值不及一个小姐！ 那次也没有将我送到家门口，只到村口。倒不是小牛不愿送，而是我不让他送。按照农村的习惯，送我到家后，车上的人都应该进家里坐一会儿，喝口水。可我若将这样一个描着黑眼圈，嘴唇涂得猩红，穿着超短裙，脑袋像一个母狮子一样的女人带进家门，还不把我胆小的父母亲吓得晕过去？ 两次坐“专车”，其实与坐公共汽车没有区别。我原本是想让村里人看看：鱼贵喜的儿子坐“两头平”（农村人对小卧车的形象称呼）回来了！这个信息马上会传到村支书袁长鸣耳里去，他因此会对我父母客气一点儿，眼睛瞪得小一点儿。可我却没有达到这个目的。我像一个无用的弃物一般，被扔在了村口。公路在我们村西头，我家在村东头。我像坐公共汽车下车一样，低着头穿过村支书袁长鸣家，村主任袁飞龙家，村会计袁富有家，疾步来到鱼贵喜家——鱼贵喜是我父亲的名字。 做了副主任科员和普通副科长后，我回家给父母亲带的礼物增至三百元左右。水涨船高，给大伯二伯带的礼物标准提高到每份儿八十元左右。 我真正可以带车回家，是做了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和政秘科长之后。那几年时间，除过没有带八缸三菱外，奥迪、红旗、桑塔纳，我每次回家轮着带。有一次我甚至将面包车带回了家，拉着一车厢苹果。我们袁家沟那一带没有果树，娃娃们十分喜欢吃苹果。我拉一面包车苹果回去，让父母亲随便分送给村里的娃娃们。这些苹果我并没有掏钱，是用手中的权力换来的。 奥迪车是黑色，我们局那辆红旗是蓝色，桑塔纳是红色，面包车白色。村里人不知道这些车的名称，便以颜色区分。每次我回家，见我乘坐的车从村中驶过，村人马上互相传播这样一个信息：贵喜的儿子这次是坐黑车回来的；这次是坐红车回来的；这次是坐蓝车回来的。 做了主持工作的副科长和科长之后，我给父亲带的烟酒价值增至八百元至一千元。给大伯二伯的礼物增至每份儿四百至五百元。三份儿礼价值两千元左右。差不多在原来四百多元基础上翻了五番。 带小虎的八缸三菱回家，这是第一次！ 这辆八缸三菱的颜色是黑蓝色。村里没有人见过这种车。他们首先会在车的颜色问题上争论半天。有些人认为是黑车，有些人认为是蓝车，有些人干脆叫“黑蓝车”。就像过去将农村妇女叫“张王氏”或“李胡氏”一样。 接下来他们会围着车惊叹不已。这车太气派了！停在那里像停着一辆坦克，让人不得不敬畏它。那些小孩子会发出惊叹：“瞧这车的脚有多大！”农村人说话幽默，他们总是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对事物最本质的认识。他们说的“脚”是指车轮胎。车轮胎不是汽车的“脚”吗？没有“脚”，它怎么会疾行如飞？这车的轮胎像那种履带压路机一样宽，或者干脆就是一辆坦克，履带翻卷着向前碾压过来。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这车如履平地。即使遇到泥潭和沙坑，车子也毫不畏惧，头一低，再一扬，就上去了。就像一个潇洒的小伙子，将偏分头向一边一甩，跃身便跳过一个宽阔的壕沟。 那天坐这辆车回家，我感觉十分惬意。这种高档车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人性化设计”。哪儿应该将你抵一下（比如腰部），哪儿应该凹一下，手往哪儿放，脚向何处伸，一切尽善尽美。可再高档的车也无法设计一个驾驶员。虽然科技如此发达，也没听说过机器人驾车。如果这辆车是由那个总想将车开进哪位姑娘“停车场”的驾驶员开着，车子设计的再“人性化”，坐着也不会惬意到哪里去。可由小虎开着，却比车上设计的任何一个“部件”更善于体贴人：什么时候开空调，什么时候关空调；什么时候开车窗，车窗开多大，什么时候关车窗；什么时候开音乐，听哪种音乐，轻音乐还是流行歌曲，什么时候关音乐；等等，根本不需要你用嘴去说，小虎总是在你说之前已经按你的“要求”去做了，而且恰到好处。 在我可以开车将苹果带回家的时候，村支书袁长鸣已经主动登门来看我了。这位中国最低层的“职业革命家”，使出的手腕一点不亚于阎水拍局长。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我家炕头，一边和我父亲称兄道弟喝酒，一边夸奖我。我父亲弟兄三人，父亲排行老三，袁长鸣仿佛顿然变作了我的“四伯”，亲切地看着他这个“侄子”，夸奖“侄子”小时候多么聪明，书念得多么好，一看就会有出息。令我诧异的是，他怎么一下就忘了从屁股上一脚将我踹倒的往事。小时候他可从来不认为我是他的“侄子”，他那时总是用另外的称呼喊叫我。他将这种称呼忘记了，可我能忘记了吗？他那时总是将我唤作“小杂种”或者“龟儿子”！ 那次袁长鸣和我父亲喝完酒，顺手还拎了我家一袋苹果。望着他像从自家菜园里背着一袋蔬菜回家一般，背着一袋苹果从我家院门走出去的背影，我恨不得从后面一枪结果了他！ 从袁长鸣口中获知，袁长印已做了袁家沟乡分管教育工作的副乡长。父亲当着袁长鸣的面，嘱咐我抽时间去看看袁乡长。我怎么会去看他呢？我其实早已在思考，我将来怎样去报复这个无耻的小人。我注定会踩住他的脑袋，但我难道会亲自“动脚”去踩他吗？当然不会！我会再去找一个小虎，让小虎代我去踩他，下“脚”重一点，狠狠地踩他！紫东县五十多万人口呢，找十个百个小虎也不难。 在我如此展开想像的翅膀的时候，我仿佛已经真的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只有担任了紫东县委书记，我才能准确地踩住袁长印的鸭脖子——读者朋友大概很想知道袁长印的脖子为什么是“鸭脖子”，那我就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后脖呈酱红颜色，有褶皱，脖子拉长，褶纹就呈白色，就像那种“变色龙”。如果说，此生我还有什么心愿未了，那就是踩“鸭脖子”这个心愿未了。而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还能有比这件事情更令我鱼在河愉快的事情了吗？我同样会负责任地告诉同志们，没有了！ 正当我在遐想中沉醉的时候，小虎已将虎里虎气的八缸三菱车稳稳地停在了鱼贵喜家的院子里，我恋恋不舍地从这种令人快慰的遐想中回过神来，定睛一看，早有一群村里的碎娃娃撵在车屁股后面围了上来。 《背叛》59 郑向洋市长在主持了紫雪市半年多工作后，并没能如愿以偿当书记。省里冷不丁又给紫雪市配来一位市委书记，郑向洋市长继续做市长。 这真是大有大的痛苦，小有小的烦恼。从这一点上讲，郑向洋市长还不及鱼在河，简直就是个冯富强！虽然没有像冯富强那样从政秘科主持工作副科长岗位上被挪开，但也够窝囊的了。即使不是冯富强，也差不多是一个余宏进，冷不丁就调来一个阎水拍！ 新调来的市委书记叫傅四海。最初获知傅四海调到紫雪担任市委书记时，我的心狂跳了几下。我的心怎么能不狂跳呢？他是我大学同班同学，而且是同宿舍，他是我“睡在上铺的兄弟”！ 傅四海大学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省委办公厅做秘书。我们那几届大学毕业生，分配政策实行“哪里来哪里去”。即哪个地市考上的学生，毕业分配再回到哪个地市去。我来自紫雪市袁家沟，最后果然又回到紫雪市袁家沟。 就在我在袁家沟中学报到的时候，傅四海已坐到省委办公厅窗明几净的办公室。我担任玻管局政秘科副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我担任政秘科长时，他已是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担任玻管局长，他已一身轻松来到紫雪做市委书记，成为名副其实的“紫雪王”。 傅四海上大学时，有一个绰号叫“民歌”。我那时候有个外号叫“橡树”。起因是一次学校举办文艺晚会，我朗诵了舒婷的诗作《致橡树》，傅四海朗诵了余光中的诗《民歌》。我俩也确实喜欢各自朗诵的诗作，有时晚上睡在床上，也会抑扬顿挫吟诵一番。傅四海普通话讲得比我标准，每当他吟诵《民歌》时，我们便侧耳倾听，他的声音宏厚深沉，听着特别有感染力——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也听见 沙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也听见 龙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晚潮 醒也听见 梦也听见 我已与傅四海通了电话。通电话前，我认真思考了如何称呼他的问题。当然不会称他“民歌”，也不能叫“傅四海”或者“四海”。而是应恭恭敬敬叫“傅书记”。我提前都将开场白进行了练习：“喂（轻柔），是傅书记吧（恭敬），我是在河（不带姓，显亲切），您的老同学鱼在河（担心对方想不起来，彻底说明情况）！” 那天通电话，只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刚来，工作千头万绪，忙得团团转，还抽不出时间跟我畅叙同窗之谊。我也没有急着去看他，我得等他缓过口气来，给我打电话，我再去看他，和他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但我的耳朵早已竖了起来，用心捕捉着关于他的一切信息。听说他在紫南县某乡确定了一个扶贫村，我也急忙去相邻的村确定了一个扶贫点。我得让我的扶贫点也跟着他的扶贫点。 从傅四海到任那天起，我的心已离开郑向洋随傅四海而去，毛遂自荐、自觉自愿成为傅四海的“第三只眼”，用心观察着紫雪十六县五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的风吹草动。与郑向洋市长比起来，傅四海更需要我这样的“第三只眼”，因为他自己两眼一抹黑。我如此轻松地背叛了提携我的恩人郑向洋市长，心里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这能怪我鱼在河吗？谁让他郑向洋不是贾宪三角最上端的那个“1”呢？我国北宋数学家贾宪用以开高次方的这个数表挺有趣的，最上端排列着三个“1”，排列形式为“111”——这三个“1”，可以理解为三个一把手：最上端的这个“1”，是市委书记傅四海；左下这个“1”，是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向洋；右下这个“1”，是市人大主任常东方（我们紫雪市的人大主任叫常东方）。一个市委一把手，一个市政府一把手，一个市人大一把手——不是三个一把手是什么！三个一把手中，最大的是最上端的那个一把手——谁让他郑向洋不是这个“高高在上”的一把手呢！我将双手向前一摊，像某部影片里的人物一样耸耸肩，自嘲地说：桀犬吠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出我的所料，傅四海来电话了。这是一个周末的晚上，他约我到他办公室谈话。 对这次谈话，我早有心理准备。包括第一句话怎么说，我都设想好了。我原以为，我俩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紫雪的人和事，而会将那几十个大学同学挨个拨拉一遍。分到国务院那个同学，在教育部，已经做了司长。班里的正厅级干部，也就是傅四海和这个司长了。下来还有某个身姿比较活泼的女同学，当时是我们班的班花，毕业后一直在省档案局工作。傅四海和她在一个大院上班多少年，肯定常见她。傅四海也许会对我感慨，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个青春活泼的年轻姑娘，现在也成黄脸婆了。 可我还是想错了，我设想的这些谈话内容几乎没有涉及。落座后刚寒暄几句，傅四海便直奔主题，他对我说，郑向洋已向他提出，让我接杨远征出任紫东县委书记。 郑向洋看来不知道我和傅四海的关系，如果知道，他就不会这样提了。我当即将我和郑向洋关系的来龙去脉向傅四海和盘托出，刻意表明，我和郑向洋只有一日之雅，并无历史渊源。最后我这样表白：“那是在‘惠时期’，我和他近一点。现在成‘傅时期’了，我和谁更近，是不言自明的事！” “这个我明白，要么我就不会叫你来谈话了！”傅四海摆摆手对我说。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不喜欢郑向洋这个人，有点咄咄逼人。他刚来不久，郑向洋就给他拉出一个单子，提出安排这个人做县委书记，那个人做县长。安排干部是市委的事，还是市政府的事？傅四海说，他情况不熟，半年之内不准备动人事。杨远征的副市长省里已批下来。如果在普遍不动人事的情况下，只动我一个人，安排我去做紫东县委书记，目标太大。况且我担任玻管局长时间不长，一下给这么重要的岗位，也太扎眼。但紫东是紫雪十六个县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县，号称“紫雪第一县”，这个县委书记必须选一个十分信得过的人去做。因此他的初步思路是，让杨远征担任副市长后，一身两役，再兼半年紫东县委书记。半年后，整个调整人事时，再调我去接替杨远征。 傅四海那天还对我说，他到紫雪，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孤掌难鸣啊！急需一个得力的帮手（在傅四海眼里，我就是鱼在河眼里的小虎）。他给我流露了一个意思，我在紫东县委书记的岗位不会干得太久。市里两位副书记年龄都大了，一两年后，安排他们一个做人大主任，一个做政协主席，再提拔两个年轻的市委副书记上来，那样工作就好开展了。 揣摩傅四海的意思，我当然是这“两个”中的“一个”了！ 那天从傅四海办公室出来已经很晚，小虎还在车里候着我。我让小虎开车回去，我想在寂静的大街上走一走。那天我走在夜阑人静的大街上，步子迈得格外轻快。没想到我脚下的道路突然变得如此宽广，简直有如神助一般。我甚至掐指算了一下，现在是2001年6月份，我四十一周岁，半年以后，即2001年底，我即可担任紫雪第一县——紫东县委书记。在紫东县最多干两年，到2003年，即我四十三岁时，即可能担任紫雪市委副书记。担任两年市委副书记，到2005年……我又掐指算了一下郑向洋市长的年龄，恰好是2005年年底退休。就是说，2005年年底，或者2006年年初，我就可能是紫雪市的“郑向洋”啦！ 我有点不敢想下去了，快乐和幸福溢满了我的脸。这可真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啊！我差点儿像当年老宋从康凤莲家筹到钱出来那样，兴奋地在大街上跳起来。 那天直到回家睡到床上，我仍然十分亢奋，怎么也睡不着觉。2005年是“十五”最后一年，2006年是“十一五”第一年。我们紫雪市高速公路“八纵八横”将在“十一五”期间建成通车。就是说这个宏伟目标要在我任市长期间实现了！我仿佛已看到：鱼在河市长手拿一把剪刀，忙得脚底儿朝天给一条条高速公路通车剪彩…… 对我来讲，前途一片光明，但道路仍然是曲折的。我仍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翼翼走好每一步，万不可掉以轻心，否则就会满盘皆输。包括对傅四海，我这棵“橡树”已不能以老同学的面目去应对他。我应该将我这棵橡树削成一个又一个尖锐的楔子，随时准备让傅四海拿一个小锤将我敲进他挖好的榫子缝儿里去。即使将我自己挤得浑身疼痛，也在所不惜。将于谦那首诗改一个字：“粉骨碎身全不怕，‘不’留清白在人间！”需要挤走冯富强，我这个楔子就是鱼在河；需要压制朱锋、姬飞、牛望月，我这个楔子就是马方向；需要欺侮余宏进，我这个楔子就是陈奋远；需要撬动马方向，挤走权高位重的惠五洲，我这个楔子便又成为郑向洋…… 而这个木楔的最后目的，是要撬走郑向洋！ 说白了，人生就是一个木楔，不停地挤进别人的“缝儿”里去！只有将别人撬动，挤走，甚至挤扁，自己的生存空间才会更大一点。在玻管局十年，我不是这样“挤”过来的吗？那么多人被我挤走了，那么多人被我挤扁了，那么多人疼得嗷嗷叫，而我却越挤越舒服。瞧我现在的活动余地与生存空间有多大？如果刚调到玻管局时，不“头悬梁锥刺股”般立志，不十年如一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对阎水拍和马方向，不“俯身倾耳以请”，即使“遇其叱咄”，亦“色愈恭，礼愈至”，那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冯富强？被那个“鱼在河”挤来挤去，多少年了，气都喘不过来一口！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叫《爬和撞》。先生讥讽说：“爬得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的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我不就是鲁迅先生说的这种“聪明人”吗？鲁迅先生还写过《推》，写过《踢》，先生为何没用他那支如椽巨笔，再写一篇《揳和挤》呢！这两个字不是比“爬、撞、推、踢”更生动、更传神嘛！ 是的，人生就是两个字，一个“揳”字，一个“挤”字。先将自己千方百计“揳”进去，然后扎个马步毫不犹豫地“挤”——这就是我鱼在河的人生哲学！ 待我做了市委副书记以后，就等于给郑向洋身上敲进去一个楔子。郑向洋因疼痛难忍逃窜之后，那我再“揳”谁呢？我总不至于再去“揳”傅四海吧？我当然不会“揳”傅四海——问题是不“揳”傅四海，老乔和他那个在玻管局看门房的孙子会失望的——为了不让老乔“死不瞑目”，为了能让他的孙子成为我们玻管局的一个“预言家”，我必须再将这个坚硬无比的木楔，狠狠敲进傅四海的肉身里去——让他像郑向洋那样落荒而逃——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又耸耸肩，阴冷地一笑，在心里发狠地对自己这样说。 《背叛》吴言 第四十二章 傅四海和郑向洋只“配合”了不到半年，关系便显得微妙起来。 而郑向洋公开和傅四海唱反调，竟是在研究我到紫东县担任县委书记的书记办公会上。郑向洋明确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他说：“鱼在河同志是个不错的同志，年轻有为，但担任玻管局长不到两年，时间有点短，一下子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不合适。”郑向洋的话说得十分斩截，斩截也没有关系，毕竟他只是二把手，还无法左右傅四海，可另外两位副书记竟也相继表示了反对意见，虽然他们的反对意见表示的十分委婉，但不同意“鱼在河同志”担任紫东县委书记的“中心思想”却是明白无误的。 会前傅四海曾征求过两位副书记的意见，他们含糊其辞地表示了同意。之所以会上突然反戈一击，是联手和傅四海抗衡呢——谁让你一来就腹谋着将我俩安排到人大和政协去工作？“人大主任”年龄是有点大了，已过五十五岁，安排去做“人大主任”还能说得过去。“政协主席”才刚刚五十二岁，怎么就安排他去做“政协主席”呢？这两位副书记窥破了傅四海的“腹谋”后，心里就有点气恼，“政协主席”尤甚！于是在会上突然“倒戈”。 我听说郑向洋在会上说我“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这种毫无道理的说法，也很不高兴。过渡？要什么过渡？若是过去的玻管局，恐怕都可以毫无过渡地直接去做市委副书记或市政府副市长呢！现在去做一个县委书记，还需要什么过渡？听说你郑向洋快到省委做秘书长去了，你一个市长怎么可以毫无过渡地放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去呢？如果我鱼在河是省委书记，我也会在会上皱着眉头说：不合适！ 郑向洋提出让紫东县现在的县长接杨远征出任紫东县委书记。他说，杨远征同志走了，县长做一把手主持紫东全面工作，熟悉县情，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紫东的经济建设。紫东县可是我们紫雪十六县的眼睛仁儿啊，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占到全市的三分之一，经济工作不能有丝毫的滑坡，县长做书记，熟悉经济，而现在全党都在抓经济建设，经济即最大的政治，经济搞上去了，政治也就稳定了，二者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啊！况且县长做书记，也符合干部便用的基本程序，顺着呢！往远里说，大家不知还记不记得玻管局那个德高望重的阎水拍同志？他七十年代先在紫东县做县长，后做书记，又调到紫北县做书记，然后才到玻管局当局长。当然那时紫东、紫北还是两个穷县，那时资源没有得以开发，紫东县人都饿得面黄肌瘦的，经济位次排名在全市末尾，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哪有现在这样抢手？往近里说，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这样上来的嘛！我郑向洋从部队转业后，先做了三年县长，又做了三年书记才走上市级领导岗位。某某某同志（指人大主任）和某某某同志（指政协主席）也是先做县长后做书记然后到市级领导岗位的嘛！实践证明，这样提拔上来的干部，基层工作经验丰富，理事能力强，能够独当一面处理一些复杂问题，即使面对一些突发事件也能从容应对，有利于稳定大局。所以从干部便用导向上，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按部就班妥当，应尽量避免“坐飞机”使用干部。 郑向洋这一番东拉西扯的话，可不是像牛望月那样胡吹笛子乱敲鼓呢，而是像老谋深算的阎水拍敲打余宏进那样“敲打”傅四海呢！谁是“坐飞机”上来的干部？按照郑向洋的表达方式，往远里说，有王洪文，当年一下就由上海“坐飞机”进了中南海；往近里说，是一个名叫“傅四海”的同志，没有一点基层工作经验，可一下就“坐飞机”来到了紫雪。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坐飞机的干部就是喜欢坐飞机的干部，傅四海竟又要让鱼在河这个讨厌的家伙“坐飞机”到紫东县去——到紫东县可以，但不能做一把手，只能做二把手——郑向洋竟促狭地提议鱼在河去紫东县担任县长！他是这样为这个提议做“注脚”的：玻管局可不是过去的玻管局了，现在在市里的部局里有什么位置？前些时候组织部准备在市委、市政府选拔一些年轻的科长到部门任副职，当时拿出四个职位：玻管局副局长，档案局副局长，保密局副局长，讲师团副团长，可结果怎么样？档案局副局长、保密局副局长、讲师团副团长都有人去，惟独玻管局没人去。郑向洋这番“注脚”的意思是：即使让鱼在河去做紫东县县长，也是重用和高抬他了——不信去征求一下档案局长、保密局长和讲师团长的意见去，看他们愿不愿意去紫东县担任县长？档案局长已五十六点五岁了，听说要让他去“紫雪第一县”担任县长，恐怕也会像当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杜甫一样笑得合不拢嘴的，转瞬间便“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任命文件尚在打印当中，他已打起背包去赴任了。太匆忙背包没有打好，挎在肩上一边出门一边还在耸着肩整理背包呢——而即使在耸着肩整理背包时，他也不会停下疾行的脚步——仿佛晚赶到紫东县一步，那个位置已被别的鸟人占去了一般。 郑向洋这个提议岂止是“促狭”，简单称得上是恶毒！仿佛鱼在河去做了紫东县长，被做了书记的现在的县长压一头，他郑向洋也便将傅四海压了一头似的——给人的感觉是他郑向洋做了紫雪的市委书记，傅四海做了市长似的。 在傅四海看来，郑向洋这个提议甚为荒唐，这个家伙（傅四海是将郑向洋看作是一个“家伙”的）也太不自量力了，太咄咄逼人了，气焰也太甚了！简直像当年主席逝世后“四人帮”逼迫华国锋同志一样，带点无理取闹和胡搅蛮缠，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看来不行了——郑向洋这种人，给他三分颜色他就想开染房！——这是傅四海小时候常听傅四海的妈妈讲得一句话，意思是小孩子就不能给好脸，给个好脸就上头——于是傅四海决定不给郑向洋好脸——他看也不看正在那儿暗自得意的郑向洋一眼，黑着脸对大家说：“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让杨远征同志再兼一段时间紫东县委书记，下次再议——散会！”傅四海宣布“散会”宣布的十分突然和斩截，还没容郑向洋从“胜利”的喜悦中回过神来，脸上复又被“失败”的神色所笼罩——胜利和失败原来就在转瞬之间——任何事情都是在瞬息之间决胜负、定输赢的！——比如几年后有个“亚洲飞人”刘翔，也就比第二名多跑出了零点几秒，可就这零点几秒，却使十几亿中国人——以至于几十亿亚洲人扬眉吐气！《南京日报》在刘翔获胜后有个通栏大标题：“昨天，他把世界甩在身后！”刘翔能把世界甩在身后，我傅四海难道就把你郑向洋甩不在身后？况且我是书记，你是市长——你郑向洋本来就在我傅四海身后嘛！至于说你要去省委做秘书长——截至目前为止那仅是一种说法而已！还有一种说法说你郑向洋要去省民政厅做副厅长呢！你一个民政厅副厅长在我紫雪市牛什么牛？指手画脚的！到你民政厅指手画脚去吧——到了民政厅恐怕也轮不上你指手画脚——还有厅长呢！ 走出会议室时，傅四海果真就将郑向洋甩在了身后，郑向洋尚在那儿发愣，傅四海已推门出去了——只是在推门出去的那一瞬间，他回头面色温和地望了紧随其后的“政协主席”一眼——看来开会时有个“陈奋远”太重要了！否则连个接应的人也没有——没有人接应，即使自己占据“有利地形”（一把手），享有“话语权”——能随时宣布“现在开会”、“现在散会”，往往也只能战成个平局，无法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无法让对方像玻管局的余宏进那样在阎水拍面前拖枪就跑落荒而逃。在这一瞬间，傅四海已选定了他心中的“陈奋远”——当然，得像阎水拍给冯富强手心里放点东西那样，傅四海也得先给“陈奋远”手心里放点东西！ 那次将我暂时“搁置”的市委书记办公会开过不久，一次我去见傅四海书记，傅四海书记让我以后不一定事事找他，应多向“某某同志”（指原拟安排去做政协主席的那位市委副书记）请示汇报工作。果然不久，市里的几位副书记便调整了分工，“政协主席”不仅分管了组织干部工作，并且分管了工业农业工作。原拟去做“人大主任”的另一位市委副书记只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政协主席”一分管原归“人大主任”分管的工业农业工作，便在省里的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紫雪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位置凸显》，这不意味着“政协主席”连城市建设工作也“分管”了吗？我当时看到省里日报上那篇文章后，眼睛盯着那一排黑体字标题中那个“凸”字不动了。这个“凸”字其位置重要相当于当年的陈圆圆。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首先抢走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还有人说是刘宗敏抢走了陈圆圆。吴三桂原准备投降李自成，奔降途中听说李自成拘禁了自己的父亲都无动于衷，可一听说李自成夺走了陈圆圆，立即勃然大怒，嗔目而呼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有何颜面？”于是掉头勒马出关，乞师东夷。可见陈圆圆当时在李自成、刘宗敏、吴三桂三人中位置凸显。而“政协主席”今日在我们紫雪市位置凸显。几个副书记中，就数他最“凸”，最“显”，一会儿在电视里检查工业农业工作，一会儿又在《紫雪日报》的头版头条位置视察城市建设包括公路建设工作，忙得“团团转”，要多抢眼有多抢眼！其活跃和忙碌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郑向洋市长——仿佛他已经取郑而代之成了我们紫雪市的市长。郑向洋市长反倒很少在报纸上和电视里露面，就像冯玉祥当年常常被蒋介石逼迫的“称病不出”一般，要么就是像我们玻管局的小高那样被迫像当年的滕子京一般“谪守”在玻管大楼后边的炊事班。我于是明白傅四海书记给“政协主席”手心里放置的那点东西是什么了——你瞧“政协主席”在检查这工作那工作时总是紧攥着拳头，他是生怕拳头一松开，手心里那点东西就飞走了呢！那么他手心里有点什么东西呢？当然不是阿刘递与方鸿渐的那三只发钗，而是像那位在手心里写着一个“收”字的领导干部一样，在手心里写着两个大大的字——“市长”呢！有了这两个字，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才显得那么有力，讲话的意味才那么深长，语调才像傅四海或郑向洋那样那么斩截！ 我将那个“凸”字琢磨透后，放下报纸便去向“政协主席”汇报工作。我跟“政协主席”原本并不熟悉，过去他分管宣传文化工作，我们之间既无工作上的接触，也无个人之间的交往。加之傅四海来紫雪工作前，我的心一天到晚在郑向洋身上，傅四海来了后，我的心又一天操在傅四海身上——我连郑向洋都“抛弃”了，哪有心顾及一个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市委副书记？所以我对那种同时可以爱几个女人的男人表示非常钦佩。一个男人怎么可能同时爱上几个女人呢？比如我爱陶小北，就不可能同时爱李小南、柳如叶等人，对李柳只是“喜欢”，而不是“爱”。 可现在我却得设法去“爱”政协主席——因为傅四海爱他。好在我现在已经十分精于如何去爱一个人了。爱一个女人就是不停地在她耳边给她说好听的话，爱一个领导同理。不熟悉有什么关系？只要不停地给他的耳朵里塞好听的话不就得了。那天“政协主席”起初见了我还有点矜持，站起来握我手时淡淡的，脸上的表情也淡淡的。可我抢进门坐沙发上便不由分说开始给他灌米汤。我当时身子前倾，双手抚在自己膝盖上，对“政协主席”说，早就听说“政协主席”人品好，水平高，既有理论水平，又有极强的实际工作能力——我说到他有“理论水平”时，他的眉头不易察觉地向上皱了皱，如果你单单说领导同志“理论水平高”，其实是在骂领导呢！意即领导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空头理论家，跟那种“草包”也差不了多少。说领导理论水平高后面必须立即跟一句“实际工作能力更强”之类的话，意即领导“能文能武”，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刀枪棍棒哪一样都拿得起放得下。果然我说到“政协主席”又有极强的实际工作能力时，他刚刚皱上去的眉头马上向下舒展了。接下来我还说了政协主席对下级“严格而不严厉，有亲和力，有人格魅力，口碑很好，下面同志对他服气得很”之类的一串儿话。此类话我在玻管局这十多年早说顺口了。我给阎水拍局长和马方向局长说过多少诸如此类的话啊！恐怕装在火车皮里几列火车都拉不完呢！阎局长啊，局里的同志们对您都服得很啊！说您处理问题既能举重若轻又能举轻若重。当然阎局长您主要还是举轻若重——举轻若重比举重若轻更显出水平呢！马局长啊，局里的同志们对您都服得很呢！说您处理问题既能举轻若重又能举重若轻——我这样说马局长，仿佛他是两年前在悉尼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占旭刚和两年后在雅典奥运会上为我们国家争得荣誉的张国政似的。当然马局长您主要是举重若轻——能不能举重若轻（像占张那样），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否有大将风度呢！“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啊！”这是我给阎局长说的；“二人行，必有所得；三人行，必有吾师啊！”这是那次我随马方向局长去新马泰时，对马方向局长说的。“老板啊，这次随您到新马泰‘二人行’，我不知得到多少教益啊！——岂止是不虚此行，简直是不虚此生啊（此生我怎么就有幸有缘与您相识呢）！”我后来惊奇地发现，给人说好听的话儿，开始可依据事实做些适度的夸张，待对方“开颜”之后，就可以进行大幅度的夸张，对方保准照单全收。当年阎马可是从未“拒收”过我的好听话呢，今天的“政协主席”也不例外，我说的话儿像那种“化学反应”一样立即见效。只说了一小会儿，他脸上便没有我刚进门时的那份倨傲和矜持了。如果他原本板着的脸是冬天的一块严冰，这会儿早在我像温泉流水一样汩汩涌出的话语面前融化了。他脸上的表情格外柔和起来，抬起眼帘看我一眼，那眼神竟像看着自己的孩子一样亲热。我心想，语言真是个好东西啊！给领导同志送礼，送烟酒，送钱物，都不如送“话”——不是字画的“画”，而是话语的“话”——即让人听着舒坦、听着血脉舒张的小话儿。一匹马，你轻轻抚摸着它的鬃毛，和它推心置腹地说着话儿，拉着家长里短，比给它喂什么饲料和饭食都更令它舒心——因为它早吃饱了，面对再好的饭食包括那种山珍海味也已没有胃口。一口猪也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也不会有太大的区别。可好听的话儿——小话儿，却一辈子都听不够，而且也不会有后果——有谁听说过某一位领导是收受了“话儿”这种贿赂被双规的？没听说过吧？那就可以放心地送，恣情恣意地送！就像我眼下面对“政协主席”这样。那天在我的话语贿赂下，“政协主席”很快就像傅四海和我那样无话不谈，而且他公然在我这个下级面前率先表示对郑向洋的不满。只有面对共同的敌人才会在瞬间结成同盟，比如当年刘备和孙权的结盟——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敌人——曹操！我俩那天在宣泄对郑向洋的不满时找到了太多的共同语言。以至于“政协主席”竟离开他办公桌前宽大的靠背椅，走过来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亲切地执起我的手，让我感到温暖而感动。恍惚间险些儿将他视作陶小北，仿佛他要“执我之手，与我偕老”！就像刘皇叔和孙仲谋共同认为曹贼不仁不义一样，那天我们共同认为郑向洋这个人太霸道，摆不正自己的位置。难怪惠五洲书记被他逼走了——那一瞬间我们竟共同对惠五洲书记产生了深刻的同情，而惠五洲书记在任时我们并不这样认为。那时我们同情的是郑向洋市长。“惠五洲这个人太狡猾了，怎么总是在郑向洋市长出国考察时研究人事问题？”那时我们常常这样为郑向洋市长鸣不平。“损人一千，自损八百啊！”“政协主席”说完这句话后，才放开执我之手，重新坐回他宽大的办公桌前去。 那天我去给“政协主席”汇报工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俩瞬间变得像兄弟一般亲热。好在那天“政协主席”他爱人不在眼前，要不我忍不住会像称呼马方向爱人那样称呼她为“嫂子”——这个大哥可比那个大哥更有价值！“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我不仅和“政协主席”有相见恨晚之感，如果我鱼在河是个雌儿，恐怕当下就会在“政协主席”面前自称“奴家”、“妾身”，说出“愿荐枕席”之类的混账话。“政协主席”和我倾心交谈时，甚至提出让我关照一下紫东县的教育局长。就像我和傅四海是同班同学一样，紫东县的教育局长和“政协主席”也是同班同学。我当时乍猛的一听让我隔山隔水关照紫东县的教育局长，还有点摸不着头脑，甚至有点愕然，但我很快便明白过来，表示一定关照。“政协主席”最后向我透露，市里很快就要研究我去紫东县做书记的事情了。听“政协主席”这么说，我心里甚悦——简直像李自成抢得陈圆圆那一刻的心情。以至于辞别“政协主席”出门时，差点儿脱口将他唤作“陈市长”——而即使他真的做了市长，我也只能唤他为“刘市长”——因为他姓刘，并不姓陈，称呼他为“陈市长”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只是因为我在那一刻将他视作为“陈奋远”，所以才险些儿脱口唤他陈市长。那天出了刘副书记的门，我如沐春风，心想：这次显然是稳操胜券了——陈奋远当年可是轻松地上一次厕所回来，就将余宏进玩弄于股掌之上，他和“阎水拍”一配合，余朱姬牛那几个一蟹不如一蟹的家伙能有嘛辙？下次会上，恐怕郑向洋只能像当年的余宏进那样——像那条被甩在干滩上的鱼儿一般，露着雪白的肚皮徒劳地在那儿甩打尾巴呢！ “郑向洋，你这个垂死挣扎的家伙！”从刘副书记办公室出来，回到玻管局鱼在河的办公室，我仍在心里对郑向洋市长这样“发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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