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中国在梁庄

中国在梁庄从梁庄出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现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地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我的故乡是穰县梁庄，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年。即使在我离开故乡的这十几年中，我也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它。它是我生命中最深沉而又最痛苦的情感，我无法不注视它，无法不关心它，尤其是，当它，及千千万万个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中国的病灶，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悲伤时。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又是从什么时候起，一想起那日渐荒凉、寂寞的乡村，想起那在城市黑暗边缘忙碌、在火车站奋力挤拼的无数的农民工，就有悲怆欲哭的感觉？这一切，都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又是如何发生的？它包含着多少历史的矛盾与错误？包含着多少生命的痛苦与呼喊？或许，这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乡村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因此，我一直有种冲动，真正回到乡村，回到自己的村庄，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能使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慢慢浮出历史的地表。由此，透视当代社会变迁中乡村的情感心理、文化状况和物理形态，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改革、现代性追求与中国乡村之间的关系。一个村庄如何衰败、更新、离散、重组？这些变化中间有哪些与现在、未来相联系？哪些是一经毁灭就永远不会再有，但对我们民族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东西？2008年和2009年的寒暑假，我回到了偏远、贫穷的梁庄，踏踏实实地住了将近五个月。每天，我和村庄里的人一起吃饭聊天，对村里的姓氏、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作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我用脚步和目光丈量村庄的土地、树木、水塘与河流，寻找往日的伙伴、长辈，以及那些已经逝去的亲人。当真正走进乡村，尤其是当以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时，你会发现，作为一个长期离开了乡村的人，你并不了解它。它存在的复杂性，它所面临的问题，它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打击，所蕴含的新的希望，你很难厘清，也很难理解。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笼统的群体，你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他们的情感、语言、智慧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即使像我这样一个以文字、思想为生的人也会对此感到震惊不已，因为这些情感、语言、智慧来自于大地及大地的生活。海登·怀特在谈到历史学家所陈述的“事实”时认为，历史学家必须认识“事实”的“虚构性”，所谓的“事实”是由论者先验的意识形态、文化观念所决定的。那么，我的“先验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苦难的乡村？已经沦陷的乡村？需要被拯救的乡村？在现代性的夹缝中丧失自我特性与生存空间的乡村？我想要抛弃我的这些先验观念（后来的调查表明，这是非常艰难的事情，你的谈话方向无一不在显示你的观念，并试图引导你的谈话对象朝着你的方向思考），以一个怀疑者，对或左或右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一个重新进入故乡密码的情感者的态度进入乡村，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仍然只是一种努力，因为你必须要进行语言的“编码”，要把许多毫无联系的、没有生机的材料变成故事，要经过“隐喻”才能呈现给大家。这一“隐喻”的过程本身已经决定，你的叙事只能是文学的，或类似于文学，而非彻底的“真实”。当有人问我，你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你的观点是什么？我顿时茫然且有些害怕起来。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努力地在脑海中搜索，乡村在今天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它折射出怎样的社会问题？我并不认同乡村已经完全陷落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乡村的确是千疮百孔的。我也并不认为农民的处境已经到了最艰难的地步，但是，整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又确实集中在农民及乡村那里。与此同时，政府对于农民工，对于乡村的种种政策和努力似乎都无济于事，乡村在加速衰落下去，它正朝着城市的模本飞奔而去，仿佛一个个巨大的城市赝品。我反对那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话语，那种仿佛不如此激烈，就不能体现一个知识分子良知式的愤激话语，但同样，我也深知，我这种试图以相对冷静、客观的立场来呈现乡村图景的方式，也是一种温良的立场，它显示出一个思考者的早衰与某种同化。因为学术及学术式的思辨在我们这个时代，早已被置换为与主流意识形态相妥协的存在。无论如何，我警告自己，不要陷入某种潮流或派别之中，我宁愿是一个怀疑者，以自己的眼睛和有限的知识去亲历某些东西。我害怕我的判断蕴涵着某种偏见，而这种偏见总是以真理的面目出现。因此，如果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毋宁说这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而是重回生命之初，重新感受大地，感受那片土地上的亲人们的精神与心灵。它是一种展示，而非判断或结论。困惑、犹疑、欣喜、伤感交织在一起，因为我看到，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化、情感、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或许，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文学者的纪实，只是替“故乡”，替“我故乡的亲人”立一个小传。因为，很快，我所熟悉的这一切，都将消亡。同时，故乡只是对于成人或时代而言，而对于正在成长的儿童来说，我所谓的现在，我所谓的丧失，正是他们的故乡。对于中国来说，梁庄不为人所知，因为它是中国无数个相似的村庄之一，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从梁庄出发，你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梦回穰县昨夜几乎没有睡觉。火车的颠簸使得才三岁两个月的儿子睡得很不踏实，稍不舒服他就把胳膊抡起来，翻几个来回。怕他摔下去，我躺在他的脚头，用两腿圈着他，却不时被睡梦中的他给推下去。我只好坐起来，打开床头小灯，看随身带的一本小书——《遥远的房屋》，这是美国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于1920年在人迹罕至的科德角海滩居住一年后写的一本散文集。作者和壮丽的大海、各种各样的海鸟，和科德海角变幻莫测的天气，和无所不在的海滩亲密相处，你可以感受到他目光所及之处的丰富、细致和深深的爱意。在这里，大自然和人类是合二为一的：“无论你本人对人类生存持何种态度，都要懂得唯有对大自然持亲近的态度才是立身之本。常常被比做舞台之壮观场景的人类生活不仅仅只是一种仪式。支撑人类生活的那些诸如尊严、美丽及诗意的古老价值观就是出自大自然的灵感。它们产生于自然世界的神秘与美丽。羞辱大地就是羞辱人类的精神。以崇敬的姿态将你的双手像举过火焰那样举过大地。对于所有热爱大自然的人，那些对她敞开心扉的人，大地都会付出她的力量，用她自身原始生活中的勃勃生机来支撑他们。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将你的心灵寄托于她那些宁静的港湾。因为生活的天赋取自大地，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些天赋是拂晓鸟儿的歌声，是从海滩上观望到的大海的黄昏，以及海上群星璀璨的夜空。”我被作者的抒情深深吸引。只有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时，生命的意义、人类生存的本质形象才显现出来，在那里，人是渺小的，也是伟大的，更是恒久的，因为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掀开窗帘，火车在朦胧的夜色中疾驶，大地、树木、庄稼一掠而过，掩映在树木中的房屋沉默着，隐约可听到夜晚的呼吸。我不禁对即将展开的故乡之旅充满了向往。我的村庄、我的亲人、我的小河，还有小河中那刻有我青春记号的大树……我想象它们也有如是壮丽的风景，能给人带来如此庄严的思考。清晨，火车缓缓地驶向县城，看到县城里那座桥的时候，我知道，穰县就要到了，这是我旅程的第一站。我曾经在这座桥上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月亮。那个黄昏，天色只是将暗，月亮已经升上天空，是一种奇异的淡黄色，如宣纸，中间一抹轻淡的云，清雅圆润，恰如青春的哀愁，有着难以诉说的细致。那年我十三岁，那是我第一次进县城，第一次见到火车，县城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那轮月亮，有一种难以企及的美感。但是，天色将黑，当我走进县城，在纵横交错的马路上寻找大姐的单位时，我开始惊慌、害怕，我不敢问路，那些悠闲的行人身上有一种陌生的东西使我不敢走上前去。在一座楼面前，我徘徊了好长时间，我想进去，我隐约记得，那应该是姐姐单位附近，或者，那就是姐姐的单位，但是我不敢问。现在想来，那虽然仅仅是一个小县城而已，而它所展现给一个乡村孩子的形象却有着明确的阶层与距离。穰县，曾经是“逐鹿中原”最重要的战场，历史上这里发生过许多残酷的战争，遭受过许多严重的自然灾害，穰县人一次又一次地几近灭绝。但由于地理、气候与交通上的优势，每当穰县人口几乎出现空白时，很快便有移民迅速补充过来。据史料记载，秦昭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81年），即迁“不规之徒”于穰。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迁河曲六城“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穰等州。其中，规模最大、在民间流传最广的移民迁徙便是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迁山西、江西、福建等省人口至穰。穰县人皆说自己的祖籍是山西洪洞县人，即起源于这次移民。穰县经济以农业为主，盛产小麦、棉花、烟草、小辣椒、花生等，素有“粮仓”之称，是国家粮食、黄牛、外贸烟的生产基地，也是棉花、芝麻生产的重点县。这里几乎没有大型企业，没有工业支柱产业。经济不发达、民风保守、观念落后是官方对穰县的基本概括。火车终于停了下来。车窗外，我的亲人们浩浩荡荡站了一大群，父亲、大姐、二姐、三姐，还有妹妹一家，总共十几个人。车门打开，早已站在车门口的儿子却突然哭着不愿意下车，他指着地面说：“脏，太脏了。”大家都哄堂大笑起来。昨夜穰县下了一场雨，车站的地面有点湿，地上有泥水，被雨淋湿了的瓜果皮、纸屑和垃圾裸露在地面上，苍蝇在上面忙碌着。儿子显然有点被吓住了，他不知道，这是内地县城最普通、最常见的一个场景。外面的世界在不断“提速”，生活节奏、城市建设，包括火车的物理速度，但是，对于穰县来说，那些只是风景而已。县城火车站的落后与肮脏最典型地体现了这个保守小城内在的顽固性格，它也是中国内陆县城的基本缩影。中午，一家人到饭馆吃饭。当年的一家九口，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姊妹七个，如今已经衍生为二十几口的大家庭。一桌根本坐不下，大大小小的孩子们在另一桌吵吵闹闹，大人们这一桌也是高声阔调，笑声不断。在外人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最起码，从物质上而言，这个家庭终于度过了漫长的贫困岁月，可以体面地到餐馆吃饭。面对这样热闹的情景，儿子显然有点害怕，他赖在我身上，不肯下来。在城市生活的孩子，几乎没有经历过这样热闹的大家庭场面。晚上，所有家庭成员照例聚集在妹妹家。父亲、姐姐和姐夫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去“斗地主”。这是七八年来他们最热衷的娱乐，也几乎是北方小城人们共同的娱乐活动。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村里的事情，姐姐们早年出嫁，后来又逐渐移居城里，老家对于她们而言也已经是“故乡”了。因此，说起村里的故事，大家都十分兴奋。大家兴奋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终于可以在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了。从二十岁出外求学到现在，每次回家我都只是短暂停留，这次，我终于可以长时间地和他们在一块儿生活，一起重温过去的温馨，回忆过去的那些艰难岁月。“迷失”在故乡（1）车在依河而建的公路上奔驰，其中有一长段公路高出河平面十多米。坐在车里，可以看到河里的情景：挖沙机在轰鸣，一堆堆沙高耸着，大型的运输卡车在来回奔忙，一派繁荣的建设图景。只是，十几年前奔流而下的河水、宽阔的河道不见了，那原本在河上空盘旋的水鸟更是早已不见踪迹。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整个乡村最显在的变化就是路的改变。道路不断地拓宽，不断地增多，四通八达的公路缩短了村庄之间、城镇之间的距离。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坐公共汽车进城至少要两个小时，还不包括等车的时间，一路颠簸，几乎能把人颠到车顶上去，头撞得生疼。那时候人们很少坐车，一趟两块钱的车费几乎相当于一家六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我在县里师范上学的时候，大多都是借自行车回家，两个同学互相带着，骑上六个小时才能够到家。每次屁股都被磨得生疼，但是，青春焕发的少年是不会在意这些的。沿河而行，河鸟在天空中盘旋，有时路边还有长长的沟渠，青翠的小草和各色的小野花在沟渠边蔓延，随着沟渠的形状高高低低一直延伸到蓝天深处，有着难以形容的清新与柔美。村庄掩映在路边的树木里，安静朴素，仿佛永恒。但是，我知道，这只是我的回忆而已。永恒的村庄一旦被还原到现实中，就变得千疮百孔。就像这宽阔的高速公路，它横贯于原野之中，仿佛在向世人昭示着现代化已经到达乡村的门口。但是，对于村庄来说，它却依然遥远，甚至更加遥远。前两年，也许是高速公路刚刚开通，乡亲们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意识，公路上有骑自行车的，有走路的，有开小三轮的，逆行的、横穿马路的，原野上空不时响起刺耳的喇叭声和刹车声。我故乡的人们却置若罔闻，依然泰然自若地走在高速公路上。今天路上已经不见行人了，想必他们是接受了足够的教训：他们必须回到他们的轨道和指定的位置。那一辆辆飞速驶过的汽车，与村庄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更加强化了他们在这现代化社会中“他者”的身份。被占去的土地且不必说，两个曾经近在咫尺、吃饭时就可以串门儿的村庄，如今却需要绕上几里路才能到达。乡村的生态被破坏、内在机体的被损伤并没有纳入建设前决策者考虑的范围。高速公路，犹如一道巨大的伤疤，在原野的阳光下，散发出强烈的柏油味和金属味。吴镇渐行渐近。我们的落脚点是在吴镇做生意的哥哥家。吴镇位于县城西北四十公里处，曾经为穰县“四大名镇”之一。集市非常繁荣，以主街道为中心，呈十字形朝四面辐射。少年时代，每到逢集时候，尤其是三月十八的庙会，镇里可谓是人山人海。我们从镇子北头往南头的学校走，几乎可以脚不沾地地被推到那边。过往的汽车更是寸步难行，喇叭按得震天响，可是，似乎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朝它们看上一眼，所有人都沉浸在熙熙攘攘的热闹与繁华中。镇子北头是一片回民聚集地，上学的时候，我每天都从他们的房屋中穿过，看到过杀羊、出殡、念经。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始终怀着一种陌生和敬畏的感觉。镇里没有工厂，没有企业，除了必要的政府公务员和一些极少的商人之外，镇上的居民大多以种地为生，间或充当小商小贩，将自家的粮食、鸡蛋、水果带上街以物换物。“迷失”在故乡（2）现在，吴镇已经成为了新的集市中心和贸易中心，一排排崭新的房屋矗立在道路两旁，全是尖顶的欧式建筑，很现代，却显得有些不伦不类。镇子原来的主街道被周边新兴的街道和新建的房屋所包围，更加显得破败不堪，荒凉异常。原来的一些房屋、商店都还在，甚至连店主都没变，但是，由于整体方位的变化和房屋的破旧，他们的存在却给人一种奇异的陌生感和错位感。我始终无法适应这一错位，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哥哥、嫂子在镇上开了一间小诊所。哥哥还顺应潮流地做过一些别的生意，承包过土地，开过游戏厅，但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最近他又和同学做起“房地产”的买卖。哥哥家的门口堆满了沙子、石子、钢筋，混凝土机轰隆作响。他准备把原来买的一整幢房子分割开，一分为二，卖掉其中的一幢，还掉买房时借下的大量债务。但是，重新修房的投资也需十万元左右。我一听，有点紧张，对哥哥说：“盖好了赶紧卖，房子正处于高价，估计马上市场就要不好。”哥哥信心满满地说：“没事，现在镇上盖房人很多，想买房的人也多。再说，小镇毕竟还是偏僻，即使房地产业有什么大的波动，也不会很快影响到这儿。”我仍然有些忧心忡忡。在哥哥家稍作停留，买了鞭炮、火纸，我们到村里边给爷爷、三爷和母亲上坟，这是我们每次回家做的第一件事。经过二十几年的扩建，村庄和镇子几乎已经连接上，哥哥家的房子离村庄只有五百米左右。少年时代，晚上夜自习从镇上放学回家是我最恐怖的经历。空寂的道路，两旁是黑黝黝的、高大的白杨树，一阵风吹来，树叶飒飒地响，那种害怕，连后脑勺都是冰凉的。那时候觉得从镇上学校到村子里的这段路，是世界上最漫长的路。当然，也有美好的事情，那时候正流行琼瑶、金庸的小说，我曾经疯狂地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他们的书。于是，在那段我最害怕的路上，我常常想象有那么一个白衣少年，从远方飘然而来，俊美羞涩，深情地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回家。而如今，如果不是有家人、有老屋、有亲人的坟在这里，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生活了二十年的村庄。走在路上，我总是有“迷失”的感觉，没有归属感。死去的爷爷和三爷埋在老屋的后院。说是后院，其实院墙已经坍塌，里面长满了荒草，差不多有半人高。清脆的鞭炮声响起，在村庄的上空炸响，打破了沉默，似乎也惊醒了那边的灵魂。我们磕头，烧纸。父亲揉了一把眼睛，说：“你爷，1960年让集中去养老院养老，去的时候好好的，能说能唱，还提着个小夜壶，去了四天，躺在席上回来了。人死了，硬生生饿死了。”这是每次上坟父亲都要说的话。虽然没有见过爷爷，但经过父亲这么多年的叙述，在我脑海中，那是一个戴着瓜皮帽、因长年担豆腐挑子卖豆腐而腰已经半弯的老头。他一手抱着铺盖，一手提着小夜壶，正蹒跚着朝离村子五里地的养老院走去。听到鞭炮声，村子一些人走出来，客气地看着我，问父亲：“光正，这是几闺女？不是四闺女吧？咋胖成这样？”看着这些依稀熟悉却突感陌生的面孔，我清晰地感受到岁月的痕迹，才发现自己原来也有了触目惊心的变化。后院的右边是一座刚建起的二层小楼，父亲说那是张家道宽的房子。道宽的几个兄妹全都考上大学走出了村庄，只有他还留在这里。道宽不善言辞，干活也不是能手，当年娶了一个漂亮的四川蛮子做媳妇。媳妇脾气火暴，几次离家出走，又被道宽追了回来，最终还是走了。道宽因此而受尽了苦头，也成了全村人嘲笑的对象。道宽家的新房和我家的房子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扒开及膝的杂草和灌木，来到我们家的老屋，我在这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年。院子里同样长满了荒草，那倒塌了半边的厨房被村人当成了临时的厕所，还有家畜拱过的痕迹。正屋的屋顶上到处都是大洞，地基已经有些倾斜。哥哥前几年把这里收拾了一番，但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很快又开始破败。外面的墙面上依稀可见妹妹当年学字时在墙上写下的诗，错字连篇。每年回来，我们都要再读一遍那些诗，姊妹几个笑成一团。母亲的墓地在村庄后河坡上的公墓里。远远望去，一片苍茫雾气，开阔，安静，有一种永恒之生命与永恒之自然的感觉。每次来到这里，心头涌上的不是悲伤，却是平静与温馨，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母亲是我生命的源头，而那坟地也将是我自己最后的归宿。烧纸，磕头，放鞭炮。我让儿子跪在地上，让他模仿我的样子也磕了三个头。我告诉儿子，这是外婆，儿子问我外婆是谁，我说，是妈妈的妈妈，就是妈妈最亲的人。我们又如往常一样，坐在坟边，闲聊一会儿家里的事。每次一到这里，大姐总是唠叨：“要是妈还在，那该多好啊。”是啊，“要是妈还在”，这个设想过无数次的场景，成为全家人永远的梦想和永远的痛。看着坟头的草和鞭炮的碎屑，回想母亲的一生和我们曾经的艰难岁月，家庭的概念、亲情的意义总是在瞬间闪现出来。如果没有这些，没有故乡，没有故乡维系、展示我们逝去的岁月和曾经的生命痕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奋斗、所有的成功与失败又有什么意义呢？梁庄的如烟往事（1）父亲是村里的“活字典”，今年正好满七十岁的父亲，对村庄的历史，对三辈以前的村民结构、去向、性格、婚姻、情感都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虽然父亲一直在我们身边，他的秉性、脾气、为人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但是想起父亲，想起他的一切，却还是有支离破碎的感觉。那模糊遥远的岁月，还有与之相关的历史，将随着这个人的逝去而消失。看着他摇摇欲坠的身体，我总有一种来不及的感觉。被称为“刺头”、“事烦儿”的父亲，一生没有当过一天官，却一直和当官的斗争，我们家也因此而遭了不少罪。父亲对建国以后村庄的权力纷争与更替了然如胸，因为他就是参与者，而且他是以一个“破坏者”和被批斗者的形象而参与的。梁光正，七十岁，瘦骨嶙峋，颧骨高耸，双颊下陷，两眼混浊，佝偻在圈椅里，连轮廓都有些模糊了。他坐在这里，沉默不语，从他的身上，似乎能感觉到死亡的巨大阴影在迫近。但还有一种顽强的气质也从这一衰老的躯体上展现出来，那是苦难命运塑造的乐观与豁达。它告诉我们，眼前这个人不会轻易屈服，哪怕是对于死亡。你爷是1960年的春上二月十四死的，你三爷正月初七死的。你爷在养老院挨饿死的，那时候只要是老人，不管有后没后，有家没家，都要集中在养老院集中供养。去（养老院）的时候，你爷精精神神，手里提着夜壶，背着被子，是最健康的人。结果去了四天，饿死了。当时，我在黑坡周营修水库。随便炸，炸到哪儿是哪儿，说起来是在搞工程哩。那时候人都饿得迷三道四，谁也顾不得谁。回来了，发现你大伯全身浮肿，都发亮了，腿上还有一个大疮，饿得都哭不动了。看见这情形，我心里难过，那也顾不得哭，得先找东西吃。“1960年都是贼，谁不偷饿死谁”，一切东西，只要不是生产队分的，就算树上的树叶都被吃光。其实，那时候哪有树叶，1958年树都放光了，农村连一棵树都没有，所有能烧的东西都拿去炼钢烧了。人们都饿得像鬼一样，到处烧东西。咱们梁庄的梁家人1960年前有两百多人，1960年饿死六七十人，几乎是挨家挨户都有人死。梁光明那时候是村里的保管员，他家饿死的人最多，爹妈、嫂子都饿死了。他二嫂半夜去偷麦子，被人打断了腿，他也不管，最后饿死了；侄女没人管，也饿死了。那是个无情无义的人，谁都整。批斗人时，就他最积极，打得最狠。1960年2月死人最多，原来每天人均口粮是“四两”，后来变为“二两半”，根本吃不饱。后来刘少奇下命令“七大两”（十两秤），这样人才少死了很多。当时的粮食都控制在各大队的粮仓里，都放坏了，也不让吃，梁光明死死地看着。麦收之后，又死了一批老年人，因为饿的时间长了，肠子饿细了，一吃多，就撑死了。就王家那棵歪脖槐树，还记得吧，就是每次下地干活从公路下去拐弯的那个地方，大炼钢铁时为了炼钢，留下一个大坑，后来就埋人了，堆的全是死人。人们烧纸时，有的哭爹，有的哭妈，有的哭娃。1962年“四清”，清理贪污的农村干部，也是走形式，没清出任何人。家里没吃没喝，我没办法，就弄些碎烟叶，挑着担子，上山去换粮食、换柴，山里人喜欢吸烟。没成想，走到另外一个县，换的推车、粮食被“大办室”没收了，当时允许拉柴，但不允许换粮食。我哭一路，两手空空，半夜就赶回来了，你妈也没怨我。梁庄的如烟往事（2）浮夸风延续了很多年。那时候说产量高是因为种得密，说是密得兔子都钻不到麦棵里。一听就是假话，兔子钻不到麦棵里，那这麦苗还能结出麦穗吗？开会报产量，谁第一个报整谁，大家都顺着他往上报。“没胆量，没产量。”我从小就讨厌“假大空”，不喜欢敲钟上地磨洋工。那时候提倡深挖地，西坡挖幸福渠，找幸福，实际上就挖个干沟。不管讲什么，只要是“念古经”，父亲都会从爷进养老院开始。父亲断断续续地讲，虽然已经到了古稀之年，但他的记忆力却是惊人地好，对四五十年前每一年提倡的政治口号和政策指向还能够清楚地复述下来。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中午，嫂子催了几次饭，父亲却仍沉浸在回忆中。中午吃饭，做的是家乡的糊涂面，父亲不顾我们的坚决反对，执意要往里面放上好几勺辣椒，要知道，他的胃黏膜是无法承受这些刺激的。父亲却说：“不让吃辣椒，活着还有啥意思？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少年时代，家里缺菜少油，全靠辣椒下饭。冬天的时候，辣椒吃完了，无论如何努力节约，储存在沙里边的白萝卜也吃完了。父亲就把辣椒杆弄成粉末，撒到碗里，吃得满头大汗。村里许多人家都是这样。有时候，习俗是与贫穷相关的。吃过午饭，父亲又开始絮絮叨叨了，村里的姓氏结构及大致的家族历史在他的叙述中也逐渐变得清晰了：要说咱们梁庄，那可算历史悠久。咱们国家，民族迁移由来已久，战乱，水淹，移民不断。梁庄三大姓：韩、梁、王。韩家是嘉庆年间形成的，从郭韩湾过来。梁家是明朝山西移民那次过来的，就是人们说的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过来的，其实河南许多地方的人都是那次移民过来的，中原战乱，死人最多，所以，全是移民。韩家人文化水平可以，知识品味比较高。韩家几大家族都很有能耐，韩立阁开封大学毕业，韩立挺信天主教。土改期间，地主、恶霸、富农都出在韩家。韩立阁大学毕业之后，任国民党县兵役科科长，后来是庞桥二区区长，大致是1941年、1942年干起，干了七八年。他回来探家时,我已经记事。那人相貌黑黑的，长方形头，有杀气，有威严，对人很恭敬。离家还有十里地，就下马，步行到家，见人就欠头问好。回村之后，韩、梁、王家挨家都拜。国民党倒台后，他逃跑到北京，1950年“放匪”，政府宣传宽大处理，韩立阁一定要回来，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再说他母亲一直在家被斗。1950年秋回来后，在家从事生产，年底把他逮住。1951年初开公审大会要枪毙，村里人都哭着保他，说他人好，到底还是被枪毙了。还有“挖底财”，就是逼着地主交私藏的钱，地主也到处跑着找亲戚借钱。韩立阁的爹也被杀一儆百。他妈与他婶一看没什么过头，穿得整整齐齐就上吊了。死前还吃的油旋馍。原来还有人可怜他们，一看人家死前还吃油旋馍，就骂起来。他叔叔早就坐班房去了。叔叔的儿子是仓库主任，也被枪毙，说话不好听，有男女关系，收粮食大斗进小斗出，有点民愤。那时候枪毙人都在镇上二初中大操场那儿，现在走到那儿还有一股子阴气。韩立阁的弟弟韩殿军也是开封大学毕业，还没等到就任，国民党就倒台了。1957年回来，也被批斗，跑到甘肃被逮住。韩立阁的老婆被逼财①、打拐了腿，很快就死了。儿子韩兴荣，没找来老婆，前几年死了。这一家算败了。梁庄的如烟往事（3）韩立挺，在福音堂自学医生，跟着他妈信主，信基督教，后来做到教主、长老。以前的时候，信主的非常多。八几年的时候，信主的又红火一阵子，大量发展人员，印发小册子。韩立挺生病瘫痪，家里没人来照顾，福音堂信主的人轮流照顾。儿子在葬礼上念祭文的时候，村里人起哄，骂他儿子，老子生病了，连看一眼都不看，算啥信主家庭。另外一大家是韩建文家，全家都信主，都是医院医生。韩家算得上是儒雅之家。从我记事时，过春节时，全梁庄的对联都是韩家人写的。韩家人脉旺，家家都是好几个儿子，但就是不团结。几个儿子之间打、闹，争小利益，上法庭，不赡养老人，正常得很，所以，也不受尊重。梁家一开始是两兄弟，后七个儿子各自成家，所以梁家共七门，第五个和第七个兄弟人脉少，早绝了。现在梁家这几十家都是剩下这五门的后代。相比之下，咱梁家人就没有那么多知识。有“光棍儿”，也有“老鳖一”哩。但是，梁家人会*，也会窝里斗。所以，土改后梁家比较兴旺。梁家当权，三朝*，也出过县委书记。咱们以前的支书梁兴隆的坏劲儿就不用说了，当大队支书几十年，整个梁家的人都被他欺负遍了。那年，梁清立拿着刀满村追着砍他呢。那是把人家欺负急了，狗急了还要跳墙呢。保管梁光明也是个坏货。他兄弟三个，梁光富单身汉，梁光怀被饿死，嫂子被打死，所有宅基地都归梁光明。杜家玲子，爹妈死后，由她婶说给梁光明的一个儿子，后来玲子不愿意了，玲子家的房子就被光明家霸占去了，说是玲子欠了他家多少彩礼钱。梁家光出那鲜点儿人物，梁光基，干过县武装部长，退休后人事档案丢了，连基本工资都没有。可梁家没有一个人同情他，为啥？不养生病的老父亲，他哥半夜把老父亲拉到县城他家院子里，清晨起来一看，以为是谁送的粮食，结果是老父亲。看这咋办？他就去找亲戚，亲戚讽刺他说：“那咋弄？你去问邮局邮寄不，把人邮寄回去？”结果，父亲连车子都没下，当天又被送回到了村里南菜园子那儿。还告诉乡亲传话给他哥，老头儿在南菜园。王家就不说了，都是些歪脖儿树，不成才。梁庄人也不把他们当回事。咱村里的那些小姓，有钱家、周家、张家、袁家、刘家。老钱，一辈子没说过话，没人记得他长啥样儿。他老婆花儿，相貌很差，病歪歪的。家里四个孩子，日子没法过，花儿就跟张家、周家几个单身汉鬼混，给家里弄点吃的。全村人都知道。周家那几家也都很有特色。周利和当过会计，周利忠小巴结，父子三人，外号“大积极”、“二积极”、“三积极”。周利和是个私生子，那真叫个勤快，他做的庄稼，连棵草都找不到。勤快得很啦也不都是好事儿，种麦冬，上肥太勤，结果只长苗，不结籽。后来得胃癌，去安阳做手术，去之前还在晒麦，把麦晒晒装装才走，手术后还没出院就死了。村子里有人编顺口溜：“去的时候活蹦乱跳，回来响只鞭炮；去的时候能吃馍，回来抱个骨灰盒。”周利忠的闺女春荣出嫁前半夜翻墙头跑了。梁家拐子常，别看大字不识，最会编顺口溜，在村里唱：“二月二，龙抬头，周家姑娘翻墙头。周利忠，抬起头，看看床上有人头，袄子搭在被子头，里头盖的是枕头。撵到灵山头，相遇在桥头，结婚证一看，垂头丧气转回头。”梁庄的如烟往事（4）八几年，我和拐子常几个人去弄烟苗。到岗上歇，都在闲说话。拐子常就说：“二哥，你现在不如我，欠人家钱，老婆还有病，六七个娃儿，你啥什么时候能超过我？”那意思是笑话我，日子过不成哩。旁边有人说：“你可别说，龙爬一步，鳖移十年。”现在，拐子常还是拐子常，几个娃儿，没一个成样的，大娃倒插门，就没回来过；二娃儿出去打工也不回来，拐子常四十八岁时又生两个小娃儿，后来有一个淹死了，另一个天天出去上网，打游戏。总结来说，咱梁庄的情形，就是那个顺口溜：韩家人尖，王家人憨，梁家光出些二货山。天色渐渐暗下来，父亲却毫无倦意。在父亲那里，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每个家庭都是一个独特的人生类型。当父亲讲到钱家女人花儿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和对待王家的态度一样，我小时候几乎也没有真正意识到他们的存在，虽然钱家就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坑塘的另一边，他家的女儿和我们姊妹也几乎同龄，但我们很少到她家里去玩。她们也似乎以一种自觉状态，从来不提起自己家里的事情，从来不邀请别人到她们家里去玩。一个村庄就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有机的网络，每个家庭的运动看似不相关联，但却都充满着张力和布局。费孝通认为乡村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和别人建立联系，大家不是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因此，在一个村庄里面，大家族的人总能够通过各个层面的亲属关系推出较大的势力空间。那些小姓，或独姓，因为缺乏基本的私人联系，也很少有机会通过婚嫁这一渠道进入大姓的亲属范畴中，很难推出大的波纹，难以进入村庄的内部空间，获得更多人的认同。也因此，他们的言、行、道德总是被另眼相待。正如费孝通所言，在乡土社会这个亲密的社会中，他们是村庄的“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钱家在梁庄就是这样的典型形象。对于梁庄的两大姓——韩姓和梁姓而言，他们是梁庄的主人。但是，也有不同角色的定位。两百多年来，梁姓和韩姓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梁姓在文化上始终落于下风，韩姓信主的家庭特别多，读书的人很多，在气质和修养上，甚至在相貌上都显得超凡脱俗，但也因此而在背后遭到很多诋毁。梁姓一直以来对信主很排斥，也许他们觉得跟着韩姓人到处跑太丢人。在政治上，梁姓则一直占上风，两百多年来都是梁姓做族长、支书，掌管村里事务，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韩家人夺了过去。梁家人虽然会*，但是，经济上却一直都不行，在改革开放时代，顺理成章地被赶下台去。已经夜里十一点了，父亲几乎说了七八个小时，连晚饭都没吃。哥哥、妹妹、嫂子，还有下午从县城回来的二姐、三姐、姐夫也坐在一旁静静地听着，只听得见我在电脑上啪啪打字的声音。全家人都沉默着，似乎在为整个梁庄思索，带着一种很明显的神圣感，这让我很震动。对于他们来讲，日常生活只是一种无意识的生活，柴米油盐，吃喝玩乐，好像没什么大的追求。但一旦有某种契机的时候，他们也很愿意去思考，也理解其中的意义，并试图进入到这一境界之中。只是生活很少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1）几百年前，梁家两兄弟带着七个儿子来到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其中五门人丁比较兴旺，另两门逐渐消失。到目前为止，从大家庭来看，梁家几门共有五十四户。兄弟几个，结婚后，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父母在家帮忙看孩子。无所谓分家，但从经济实体来说，应该已经算个体小家庭。从这个角度算，应该有一百五十户左右，共六百四十多口人。从家庭居所来看，其中有两家完全离开了村庄，搬到了打工的城市生活（把村里的宅基地卖了）；一家不知所终，与村里人没有任何联系；七家在外打工，孩子也在外地上学，家里房子封着，几年没有回来，短时期内应该也不会回来；一家在镇上生活，但村里还有宅基地，马上要盖房；还有三家在外地做生意，隔一两年回来一次，家里的房子盖得非常好，显然是在为将来回来做准备；其余几十余家都仍在村庄生活，家里的年轻人常年在外打工，老年人、家庭妇女和小孩留在家里。还有*户，就在土地里讨生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这一类人，在村里是最老实也最被人看不起的，所以，他们经常被大家忽略掉。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梁庄人大规模地出去打工，早年主要集中在北京和西安。去北京的多在工厂做工人、保安，或在建筑工地当小工，据说有一段时间他们还聚集在北京火车站倒票；去西安的多是在火车站周围拉三轮车。后来，才有到青岛、广州一带去打工的。极少数人在外做生意，如校油泵、在城乡结合部卖菜等等。大家出外打工都是以家族为中心，相互传带。在外打工的梁家人有三百二十余人，年纪最大的六十岁，在新疆当建筑工，最小的十五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现在已经人到中年，四十多岁将近五十岁的样子，有些人又回到了农村，在家种地，间或在镇上或周边打点短工。还有一些仍然在外面打工，但显然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几年。有些人不想回来，但身体已经干不动了，只是在那里撑着。譬如我有一个亲戚，早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娶妻生子后就出门打工，是村里最早一批出去的打工者。他先在北京当保安，后来到西安蹬三轮，每年就只有春节回家。前些年在村里碰到他，说话打扮很有城市味儿，非常看不起自己从没有出过远门的老婆，总喜欢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他已经习惯了城市生活，哪怕在那里他只是一个蹬三轮的。这几年年龄大了，干活渐少，住在了西安的儿子那里。但很显然，他终究是要回来的。有少数在外面过得不错的，就离开了村庄，如小名叫“坏蛋儿”的村长弟弟，当年，他是村里有名的捣蛋鬼，差点被送进监狱。现在他在内蒙开了一家校油泵厂，因为起步比较早，挣了不少钱，就在内蒙买了房子，将两个孩子也接了出去，已经四五年都没有回来了。村长曾经把俩儿子送去跟着叔叔干，结果，叔叔太抠，不给侄儿工钱。后来村长的两个儿子在同一个城市也开了一家校油泵厂。一些中年妇女农忙时组成“打工队”，给村里人帮忙种地、除草、收割，一天也能挣三十来块钱；青年夫妻则是候鸟式生活，两口子都出去打工，用打工的钱在家里盖房子，孩子由爷爷奶奶带着，春节或农忙时回来。村长说，这两年春节回来的也逐渐少了，暑假、寒假时，家长会让孩子去他们打工的地儿，假期过完，孩子再回来上学。当然，这只限于夫妇在一个地方打工，并且有条件住在一起的。也有少部分比较能干的青年，在外打工挣到较多的钱，回来在本地做生意，卖沙，做商品批发。但这只是极个别现象。梁家清保就是其中一例。前年回来，他想在镇上做太阳能生意，这是近几年农村新兴的一个家庭装备，盖新房的人家都会买，市场应该不错。但是，店只开了一年，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把打工几年赚的钱全赔了进去。清保准备今年再出去打工。一个村庄的生存镜像（2）有三十多个少年在镇上读初中、高中，基本上是寄宿在学校，星期六、星期天回家。三十多个儿童在镇上小学读书，爷爷奶奶照顾起居，每天接送。村庄的老人有百余人，基本上都在五十岁以上，在家种地、养孙子，还有的在镇上做点零活，在本地建筑队当小工，或在村里石灰砖厂干活。“人去楼空”是乡村日常生活的景象。大部分在城市打工的农民都在家盖有新房，并且，他们也是为挣到盖房的钱或为子女挣得学费而奔向城市去的。他们并不认为自己能在城市扎根、养老（也许是他们根本看不到有这样的可能性），他们最大的希望就是在城里打工，挣一笔钱，在家里盖栋像样的房子，然后在本地找个合适的生意做。夫妻分离、父母与孩子分离是一个家庭最正常的生存状态。即使夫妻两人同在一个城市打工，他们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同吃同住。如果他们在不同的工厂、建筑工地干活，吃住在厂里，他们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很少。梁庄一直是“人多地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均一亩半地，现在人均八分地。庄稼一年种两季，小麦一季，接着种绿豆、玉米、芝麻、烟叶等经济作物。由于地少，这些农作物的收成都不够养家糊口，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前梁庄几乎家家挣扎于贫困线上，一到春天就断粮，闹“春荒”。改革开放以后，到城里打工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挣钱门路，不管在城里干什么活，每年都能拿回家一些钱，供人情世故开销和日常开支。因为种地要交税，还要在麦忙秋收时回来，许多人家干脆把地租给同村的人，条件就是租户替自己交税，每年再给自己两百斤麦子。留在村庄的家庭也多了一项租地经营，麦季收入只够交税和给户主的那一部分，秋天那一季算是获利。到20世纪90年代，村庄缺吃少穿的现象已经非常少见，但是，真正能够轻松地盖新房，生活过得比较滋润，还是村干部、村庄里的能人、少数经商的或者有吃商品粮的家庭。据村长讲，这两年因为国家免税，有许多人家又把多年不种的地要回去，种点麦子、玉米等，自己并不回到村庄，托亲戚代种代收，工钱照给。但是，也有人家不愿意把种了多年的地再还回去，为此还产生了纠纷。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联系，还有经济利益关系。村庄里的新房越来越多，一把把锁无一例外地生着锈。与此同时，人越来越少，晃动在小路、田头、屋檐下的只是一些衰弱的老人。整个村庄被房前屋后的荒草、废墟所统治，显示着它内在的荒凉、颓败与疲惫。就内部结构而言，村庄不再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或者，它的生命，如果它曾经有过的话，也已经到了老年，正在逐渐失去生命力与活力。而城市里却拥挤着无数的农民。每年春运高峰期，火车站里肯定有梁庄打工者的身影，而那无数拼挤的身影也分别指向中国的无数个村庄。当成千上万的农民几天几宿在全国各地的火车站等待，在风雪里吹着，在广场里蜷缩着，他们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呢？幸福、渴望？焦灼、愤怒？对于那些打工者而言，一年之中仅有的几天相聚、几天轻松也是如此地艰难，对于遥远的村庄而言，那也是一年中仅有的热闹、充实、满足的时刻。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刚刚大规模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政策研究者，包括国外的中国问题专家被这巨大的“流民潮”惊呆了，并认为对农民的“释放”将成为社会问题的一个“火药筒”。德国学者洛伊宁格尔认为有三个因素会使得中国流民问题暗藏凶险，在著名的《第三只眼看中国》中他写道：“农民的庞大数量与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不成比例，不是城市经济需要吸引农民劳动力，而是农民劳动力需要挤入城市；农民的综合素质远远达不到城市经济生活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因此，农民与法律的冲突将更为激烈、经常；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几乎与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而与农民的收入水平形成巨大反差。因此，农民在进城伊始就会产生嫉妒、自卑、急迫甚至仇恨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妨碍他们逐渐成为城市人，而且会以犯罪形式表现出来。”二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依然会听到不少城市人对农民工的抱怨，我们依然能看到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尴尬。进城的农民打工者逐渐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只是自己讨生活的地方，不能指望它们给你留下真正的生存空间。他们变得本分、安分、守成了，他们认同自己的命运，不再抱怨。并且，通过婚姻、言传身教等方法，他们也竭力抑制他们的下一代——第二代打工者，被政府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孩子们——做过多的非分之想，因为他们有过痛苦的经验。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从梁庄到吴镇学校的路，我走了整整五年。沿着村里坑塘边的道路走出村子，上公路，公路入口处是梁光栓家盖的一个小土坯房，极小极小，也没见用过，却成了梁庄村最显在的标志；经过吴镇北头回民区，沿路有茶馆、羊肉店、小百货店；拐进镇上许家那条小道进镇子里面，路边有一个厕所；在其中一个小路口，有一大片半人高的刺玫花，每年夏天，它都开出粉白的花，香得刺鼻，但很美。然后，就是吴镇的主街道，新华书店、供销社、五金店、乡政府，紧接着就是乡中心小学和中学了。这条路一共有两公里多，我每天都要来回走六趟。和父亲从吴镇沿路走回来，我一直分不清东南西北。父亲说，那是镇子南头，这是镇子北头，那是街上许家……我很茫然，虚飘飘的，脚仿佛悬在半空中，怎么也不踏实。到了新公路的交叉口，父亲说，这算到咱村了，这沿新公路的房子都是咱梁庄盖的。一排排崭新的房屋，有两层小楼，有平房，屋前都是水泥浇铸的大院子，高门楼、卷闸门，非常气派，中间夹杂一些旧房屋。父亲说这些都是新宅基地，留在村里的那些老宅基地要么便宜卖给了别人家，要么干脆就不要了。拿着老屋的钥匙，我和父亲准备再次回去“寻宝”。每年回家我们都会回老屋一趟，奇怪的是，每次都能在这里发现一些宝贵的东西：一张旧相片、小学的作业本……有一次居然找到了初中一年级时的一本日记本，我甚至已经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通向老屋的路几乎被杂草封住，我们蹒跚而过，有几次差点被草绊倒。打开老屋的门，灰尘扑簌簌地往下掉。站在堂屋中间，看着一件件熟悉而陌生的物品，我百感交集。靠后墙有一个泥糊的长条几，上面摆放着许多东西，中间是毛主席像，配在两旁的是挂在墙上的对联，两边是放有家庭照片的镜框。条几下面是一个个小格子，里面可以放各种物品。条几前面是一张高高的大桌子，春节这里会摆放供品，平时会放一些杂物，这里也是我们写作业的地方。北方农村家庭大多有这两样东西。大桌子的正上方是顶棚，为了防止房屋梁上掉的灰尘落到人的身上，父亲便用竹子和硬纸糊了这个顶棚，上面还扔着至今让我们心痛的连环画册。我在条几和大桌子上仔细翻捡，又在条几下的格子里摸了又摸，没有找到任何东西。难道老屋已经找不到任何回忆的凭证了？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捣顶棚，也没有连环画册掉下来，反倒是成堆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里面夹杂着无数的老鼠屎粒。东屋和西屋的屋顶上有两个大洞，地面有两个常年滴水而成的大坑。东屋靠后墙的角落里还放着那张大床，床的木头已经变成黑色，落满了泥和灰尘，从下面露出一角破旧的棉絮。这是父亲母亲结婚时用的床。床头放着一个木箱子，那是母亲的嫁妆之一，也是当年全家唯一上锁的地方，这箱子里面曾经放着家里最贵重的东西。就是在这个箱子里，我曾经摸到过一个鸡蛋，发现时惊喜异常。我拿着鸡蛋偷偷地吃，吃一小块儿，就到院子里看一下。那时，家里人都陪着母亲坐在院子里晒太阳。许多年之后，大姐告诉我，我一从里屋出来，大家就看到我嘴巴上沾有蛋清，我再进屋，大家都知道我干什么去了。这样几进几出的，所有人都憋着笑。西屋是放粮食的仓储，也是我们姊妹长大后住的房间。后来哥哥结婚，我们又重新回到东屋，西屋成了哥哥的婚房。那夜晚的“吱呀”声现在想起来还让人有点心跳，北方乡村的房屋并不隔音，三间房屋之间只有一个高高的隔断墙，旁边房间的任何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隔断墙上还挂着各种各样的农具。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院子里的老枣树也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见证了老屋的颓败。它与我们的记忆，与故乡的时间、空间一起存在，与家里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一起存在。每年枣子上市的季节，不论身在何地，我都会去买枣吃，并且告诉卖枣的人和一起买枣的人，我家院子里也有一棵老枣树。每年暑假，正是枣花盛开、青枣初结的时候，我们睡在枣树下，吃在枣树下，玩在枣树下。到8月中下旬，树上半青半红的枣子，吸引了无数顽皮的少年。时不时有瓦片、土块落到我家院子里，“蹭”地蹿出一个人影，捡几个枣子，又迅速蹿了回去。那时，我和妹妹总是和一班孩子斗智斗勇。9月中下旬，选一个中午村里人睡午觉的时候，哥哥会和他的几个好哥儿们上树，拿着棍子打枣，或是爬到最高的树枝上，拼命地摇树。“哗啦啦”的枣子落地蹦跳着，那满筐红色的、饱满的枣子，让人充满了无限的喜悦、满足和幸福。几年前，老枣树不结枣了。现在，正是夏天，老枣树大半的身躯干枯着，只有一些稀疏、泛黄的叶子证明它的生命还存在着。我们都离开家了，枣树那白色的小花、青色的小枣，那泛着诱人光泽、圆润饱满的红枣，给谁看，又给谁吃呢？望着院子前方大片的断壁残垣，我第一次以有意识的眼光去观察村庄，居然惊讶地发现，以我家为起点，往前看，竟是一大片连绵的废墟。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这里曾是村庄的中心，光亭叔家门前的那棵大树下，有一个大平台。夏天，每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里就挤满了人，男人、女人一边说笑，传着闲言碎语，一边拿着盆子大的海碗吃面条。晚上，这里是歇凉的中心。即使到了半夜时分，还有人在这里摇着蒲扇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而如今，荒草和灌木覆盖了这一切。到处是巨大的断墙和残破的瓦砾，断墙角落是倒塌了一半的锅灶，上面还有落满灰尘与泥垢的锅盖、铁铲、锅盖，仿佛昭示着这里曾经有过的生机。有的房屋甚至连屋顶都没有了，只剩下几面墙撑着一个框架。这里是谁家？树木与杂草遮掩着废墟，充满了凄凉与破败之感，仿佛一个巨大的坟墓。正对着我们家前面的是拐子常家。拐子常，一个好吃懒做的人，父亲和村里的人常常讲他，一家人吃面条，拐子常总是把筷子在锅里一搅，面条全串到自己碗里，老婆和一群孩子就只有喝汤。他家的房子一直是泥坯墙，一到下大雨的时候，那黄泥水就哗哗地流到我家的院子里。现在，只剩倒塌的一垒垒黄坯和一面墙壁了。再往前边，是拐子常的弟弟家，这一家家破人亡，女主人早年离家出走，男主人因偷树怕被逮住坐监狱而自杀，两个小孩儿也不知所终，房子早就倒塌了。再前方是一个已经呈四十五度角倾斜的房屋，屋前有一个已经破损的抽水井，房屋门上居然还贴着崭新的对联。厨房倒塌了一半，里面的灶台还依稀可见，只不过，灶台上落满了长年累积的泥尘。厨房后面是一大堆散乱的红红绿绿的垃圾。这是谁家？我想不起来。父亲说，这是光亭的老屋，当年，他就是在这屋里娶了媳妇，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他和老婆打架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就会跑到他屋里去看，一个黝黑的、干净至极的农家房屋。再往前，连父亲也似乎有些踌躇了，他必须得四处回顾，定定方位，才能说出是哪家的房子。我数了数，这一片绵延着的倒塌了的房屋有十五家，还没有算我们家这个摇摇欲坠的房屋。也就是说，至少有十五个家庭离开了他们原来的生活场地、原来的聚集场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我和父亲在村庄里走了一圈，整个村庄至少有四处这样的大片废墟，估计约有六十户左右人家。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那里才是…这些废墟，和公路两旁高大、现代化的建筑是一个村庄吗？在煌煌的烈日之下，在知了不间断的噪鸣声中，我似乎有些迷惑了。我记忆中的村庄与眼前现实的村庄相比，虽然地理位置没变，但其精神的存在依据却变了。蓬勃的中国新时代，正是在这样的废墟中，建构了它的新躯体和新形象。这些废墟，都是梁姓的几门。宅基地的划分，是依据家族的远近、人口的多少来进行分配的。一个梁姓，既是一个宗族、血缘场域，也是一个生活、文化场域。以一个点为圆心，梁姓人家居住在一起，随着家族人口的增加，地域逐步扩大。大年初一的时候，每家都会做一锅大烩菜，依照辈分的高低，依次相互交换，最后，每一家锅里都是一整个家族的饭菜。然后，才开始吃早饭。这一习俗是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如此，老一辈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然而，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即要让这一个大家族团结一心，不分你我。因平时吵架而不说话的同族人，如果愿意和解，这也是最好的、不尴尬的和解时刻。现在，这一村落文化已经变了。以姓氏为中心的村庄，变为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有能力的沿路而居，不分姓氏，形成新的生活场、新的聚集群落。这些人家无疑是村庄的新贵，代表着财富、权力和面子，因为这里的地并不是谁想买就可以买到的。没有能力的，或勉强住在破烂的房子里，进行各种缝补式的修缮，或购买那些搬走的家庭的房子。毫无疑问，村庄的内部结构已经坍塌，依家族而居的生存模式也已经改变。张家道宽的房子所在地，原来就是我家一个堂伯的宅基地。张家的老宅位于老坑塘旁边，是极不规则、非常潮湿的一片地，这里也是整个村庄位置最不好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只需买那些移居人家的宅基地盖房就可以了。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方式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的乡村进行着博弈，它们力量的悬殊是显而易见的。村庄，不再具有文化上的凝聚力，它只是一盘散沙，偶尔流落在一起，也会很快分开，不具有实际的文化功能。我不想怀旧，但又怀念一个村庄的人就像一家人的感觉，虽然有争吵，有痛苦，有各种人情的麻烦；我不想认同现在的存在模式，但新的聚集地不正是新一代孩子成长的地方？在将来，不就是他们的故乡吗？或许，这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世界的起点。第一代打工者还愿意在村庄盖房子，因为那是他的家，在这里，显示自己的财富是确定自我价值的象征。但是，更年轻一代的乡村青年对乡村的感情非常淡薄，他们在家乡待的时间很短，往往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他们对未来的渴望更为开放，也正因为此，他们的命运与处境也更为尴尬。他们又将在哪里扎根呢？十几岁就离开家乡，在城市打工，但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城市不是他们的家；而乡村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没有情感的事物，他们在乡村也找不到归属感。新一代农民工这种双重的精神失落所产生的社会问题该怎样弥补和改变呢？我的族人：在黑色的淤流之上建立的幸福生活（…坑塘，就是散落于村庄内外的水塘，北方农村口语称它们为“坑”。梁庄有大大小小六个坑塘。小学前边有一个大坑塘，中间有一条窄窄、弯曲的小路把它隔开，这是童年时代我们上小学的必经之路。一到夏天，暴雨过后，这条路便成为一条“魔鬼小道”，坑塘的水往往会漫过小路，只留下断断续续的残面。几个小伙伴手拉手，打着赤脚，走着走着，就会听见“扑通”落水的声音。好在坑塘边的坡很缓，水也并不深，都能顺利爬上来。如果遇到连绵的阴雨天气，那就糟糕了，村里到处都是泥泞，猪粪、鸡屎被泡得到处流，一些碎石头、碎砖块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不小心就硌得脚生疼。从家里到学校不过三百米的路，我们一路上不知要踩到多少粪便，看着脚趾缝里挤出来黑色或黄色的污物，散发着臭味的粪便，那浑身的汗毛都要竖起来。虽然如此，小学前的坑塘仍然留有我美好的回忆。坑塘里种满了莲藕，一到夏天，青青的荷叶铺满整个坑塘，间或有粉红色的花高高地冒出来，随风摇曳。然后，慢慢变成莲蓬，里面的莲子圆圆的，鼓鼓的。等不及到成熟的时候，趁大人不注意，我们几个小伙伴会手拉手，连成一串，蹚进水里，去摘那最近的莲蓬。那莲子，咬一口，满嘴的清香。还有就是那个有着青石桥的坑塘。青石桥把一个大的坑塘分为两个，左边坑塘进入到村庄里面，右边坑塘往外延伸到公路旁，旁边有一条较宽的土路，也从村子的另一边通向公路。土路往上，就是梁家的自留地，每家约有几分地，种些辣椒、茄子、萝卜等蔬菜自给。路和自留地中间有一棵野生的大桑葚树。每到春末夏初，紫红的桑葚结满一树，女生用土块、棍子打，桑葚落了下来，砸进土里，浸满了灰尘，根本无法吃。那些男孩儿却“蹭蹭”地爬上去，摘满一兜，一溜烟就跑。左边的那个坑塘是全村最大的坑塘，几乎和小学前的坑塘连在了一起，中间就隔着一条大路，就是村庄的主路。或者，两个坑塘原本就是一起的，有了村庄，有了路，才使得它们彼此隔离。坑塘的前后，相隔着两个大麦场。靠村子里边的打麦场，既是打麦子、晒庄稼的地方，也是村里平时娱乐的地方。红白喜事放电影的、唱戏的、送葬报庙跪哭的，都在这个打麦场里进行。尤其是放电影的时候，那是全村人的节日，虽然电影通常是因为葬礼才有的。在那一刻，死亡与新生、哭泣与喜悦都是真实的，即使是刚才还在为葬礼而情不自禁地流泪，因死亡而害怕，到了电影场上，那神秘的未知世界马上赶走了全部的悲伤与害怕。下午一两点，我们这些小孩儿就搬着小凳子占位，相互换着回家吃饭。夜幕降临，白色的电影幕布拉开，神秘、尊严、光华立即笼罩着整个打麦场。电影开始了，全场安静，只有放映机“沙沙”的转动声和幕布上的奇异世界，所有的人都痴迷地看着。夏天来临，我们去田地割麦子、拾麦子，傍晚的时候，一群小伙伴就在坑塘里凫水，大人和小孩、男人和女人各自分开。约定俗成，东边是男的，西边是女的，偶有坏小子，在水里乱蹿，经常被一群女人打得抱头鼠窜。那时候，坑塘里还有鸭子在上面游来游去，有鱼在水中游动，有人在塘边洗衣服，还有鳝鱼在泥里钻来钻去。水浅的地方，甚至能看到水下面的石块和黄泥的颜色。听大人说，这坑塘下面都有泉眼，因此，坑塘才有自净功能。下雨涨水后，我们在坑塘里摸“螺壳”，这是一种大的贝壳类生物，打开后，中间有一块很大的肉，炒一炒很好吃。我的族人：在黑色的淤流之上建立的幸福生活（…还有一个坑塘位于韩家和梁家连接的地方，中间一条路把坑塘左右分开，路地平面几乎和水面一样高，每到下雨之后，两个坑塘就连成了一个整体。它在村庄的内部，我家往右再走过去三家，梁光升家、梁万虎家、赵嫂家，就到了坑塘边。赵嫂家门口有一大块平地，也是这一片的饭场，吃饭的时候，大家都端着碗聚在这里，谈天说地，打情骂俏。在模糊的记忆中，汉玲嫂子和清明妈经常在这里聊天，虽然我并不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但从她们掩着嘴笑、红着脸的神情，也隐约明白，她们说的是那种话，因此，我们总是快快逃走，这是小女孩儿的一种本能。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有一种震惊，清明妈是木讷、老实的人，在家也不怎么说话，出去更是那种畏缩、谨慎的农村妇女，但是，当她们说着夫妻间的笑话，那飞扬的、羞涩的、暧昧的神情，有一种女人的美，有说不出的情趣。然而，有谁理解她的情趣呢？即使那个有着某种震惊的女孩子，也是这么多年后才突然有些明白。少年时代的我，常常在这里洗衣服。那时，我一个人在青石板上蹲着，手里搓着我仅有的几件像样的衣服，看着水中的鸭鹅突然张开翅膀，身子挺直，从水的这一边迅疾地滑向另一边，在水面上留下一道笔直的白色划痕，非常优美。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充满着悲伤，我不希望有人看见我，打扰我，尤其是不希望人们将那种怜悯的眼光再投向我，瞧，那个可怜的孩子，那一大家子，怎么过！我恨这样的眼光，常常想一头扎个地方，永远不出来。我也讨厌我逐渐长高的身体，那么高，那么大，无处躲藏，那么显眼地、尴尬地暴露在大家面前。必须承认，当有回忆加入的时候，当岁月、时间一起来塑造我的回忆时，我有“溢美”的嫌疑。但是，如果你看到今天村庄的坑塘，你就明白，这种“溢美”是因为它今天的“死亡”，彻底的“死亡”，毫无拯救的可能。梁庄小学门前的坑塘已经成为一小洼死水了，那些黑色的藻类植物上面爬满了苍蝇，曾经淤泥里的莲藕（也许坑塘当年那么干净正是它的作用），还有那荷花和莲蓬都已经消失，变为了地基、房屋。打麦场及打麦场上的坑塘也不见了。我们曾在那打麦场上翻筋斗、看电影，躲在麦秸堆里看小说，任凭家长喊得声嘶力竭也不回应。而如今一座座崭新的房屋矗立在坑塘的位置，不知填进了多少泥土。而昔日凫水游泳的宽阔水面，也已经只剩下一个可怜的小三角水域。还有那旁边长着高大桑葚树的坑塘，如今已经成为一片黑色的淤流，静止的、死亡的、*的淤流，没有任何生机。如果你在这个村庄长大，怀着美好的记忆来寻找你童年生活的影子，看到这个坑塘，你一定会流泪的。一棵枯树倒在水面上，树干是黑色的，那水面上的树叶不知道是何时落上的，铺满了整个坑塘，树叶都是黑色的，彼此粘连，固定在水面上，没有任何流动。上面扔着塑料瓶、易拉罐、小孩的衣服，还有各种生活垃圾。一走近坑塘，就会被一种臭味熏得睁不开眼。韩家那连成一片、曾经有鸭子飞过水面、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最初的美的痕迹的坑塘，现在，也成为了一个污水坑，潮湿，滋生着苍蝇和虫蚁，那曾经的深度也变为地基，上面矗立着房屋。那传说中坑塘的泉眼呢？自动消失了，还是被地面上的房屋给牢牢封住了？黑色的淤流，黑色的死亡，黑色的气味，让人莫名地害怕，而在它的周边是一座座新房。我的族人在这里打水、呼吸、吃饭，经历着人生的悲欢离合。这就是我的村庄。我故乡的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他们挣了一点钱，盖起了楼房，过起了幸福生活，然而，又是在怎样的黑色淤流之上建立起所谓的幸福生活呢？面对这些，我又能指责谁呢？指责“我故乡的人们”如此破坏环境，如此不注重生态平衡，如此不重视自己的生存质量？似乎有些矫情。他们看到的是，他们的房屋越来越好，哪怕他们不得不夫妻、父子、母女常年分离；他们不再需要忍饥挨饿过日子。他们可以在春节时回到村里，坐在新房子里，招待亲朋好友，这仅有的几天，可以使他们忽略掉那一年的分离，忽视掉一年里的艰辛与眼泪。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还有别的路，历史似乎规定了他们的生存之路，他们以为这就是全部。他们忍受，并努力从中寻找幸福的感觉。我又能说什么呢？当面对我的族人亲切和善的笑脸，当倾听他们的艰难人生和悲欢离合时，我又怎能告诉他们，这已死的、肮脏的坑塘，也应该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老贵叔：砖厂是老百姓遭殃的铁证（1）走进北方村庄，对这散落于平原之中的村庄细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有许多废弃的砖窑，砖窑四周是深深浅浅的大坑。不用说，这肯定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建造的砖厂，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重新复苏的标志之一。梁庄的砖厂背靠村庄，前靠河坡。80年代初期，村里有许多人都在这个砖厂干活，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点钟，挣得一家大小的日常支出和孩子的学费。小时候，为抄近路去河里洗澡，我们一群孩子常常从砖厂中间的大砖窑旁穿过去，陷入那隐蔽的土堆和草丛的深坑里面。砖厂是一个神秘并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地方。我曾经做过噩梦，现在还隐约记得：砖厂成为一个城堡，门紧闭着，吊着索桥，想要冲进去，必须得经过无数的机关和陷阱。梁庄砖厂到底挖了多少土，挖有多深，只要看看砖厂旁边的那根电线杆就明白了。从电线杆的底座到它裸露出来的根部约有三丈深，四面的土全被挖走，电线杆成了一个孤零零的旗杆。电线杆前是一片离地平线三丈深的整齐的凹陷地，足足有上百亩，一眼望过去，非常平坦。对面凹陷地的边缘有一个废弃的机井，圆形井身的一边也深深地裸露着，和电线杆遥遥相对。父亲说，连上砖厂，这儿原来共有两三百亩地，典型的黑老土，地肥得不得了。五六月份麦黄梢时，一片金黄，那真是漂亮。现在这地，已经没法种了，因为没有任何营养了。环绕着砖厂的是无数不均匀的大坑，它们或在树林旁边，或在房屋后面，或是紧靠河坡。因为挖土时太靠近树，有些树已经歪斜了，盘曲的根部裸露着。曾经像城墙一下挡住汹涌的河水的河坡，如今已经被削得几乎和地平线一样了。我们在机井那儿查看的时候，老贵叔远远地看见了，赶紧往这边跑，一看是我和父亲，笑了，说：“我还以为是谁又来调查呢。”老贵叔的腿有点拐，他患风湿病好多年，皮鞋的后跟已经快被踢掉了，沾着些泥。身上还穿着薄夹袄，黝黑的夹袄脏得有些发亮。老贵叔也是梁庄有名的“刺头儿”，脾气火暴，看不惯歪风邪气，看见当官的骂当官的，村里有啥不道德的事他也会跑去骂一通，他的辈分高，谁也没办法，和谁都合不来。所以，当年他承包砖厂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我让他讲讲关于砖厂的事情。站在那个机井旁边，老贵叔一手举着烟，一脚踏在那废机井的水泥座上，开始了他的讲述：这个砖厂是啥，典型是老百姓遭殃，当官的取利。1975年夏天开始，建轮窑。地是村里的，乡里来建设，占耕地两百多亩，利润全给乡里。合同上写着每年一亩地免四十块钱，免两百斤公粮，从来没有兑现过。也不知道村里到底要到了没有，反正老百姓从来没有见过。年年都有人为这事去闹。1985年周贵天半承包经营，乡政府投资，他交利润，干了三年。咱梁庄人挤对他干不成，因为公社过去承诺的一直没兑现。俺们队里那年交公粮，差九千多斤，都不交了。为啥？目标是为砖厂合同这么多年没有兑现，我趁机把村长梁书定整下来。大队部欠你老五爷（老贵叔的父亲，曾经是村干部）的工资，到你老五爷不干，一直不给。当时正打麦，我见书定时说：“你爹干的时候不给，你干的时候可应该给了吧，你们能欠我们几辈人？！”他傲慢不得了。我骂他：“日你妈，你娃子能吧，你喝的还是老百姓的血，你等着吧，我非给你告下来。”我就告到乡里，乡里成立一个专案组专门来调查砖厂的事。他跑到乡里给专案组说，梁庄麻烦事多，可不敢去。专案组一听觉得有事，就来了。结果是书定被整下来，为这事，他恨死我了。老贵叔：砖厂是老百姓遭殃的铁证（2）我是1988年开始干的，干了三年。1989年的时候，就干不成了，跟大队干部弄不到一块，老来查我，想等着我送礼，我就是不送，到最后都不送。头一年承包费四万。后来我亲兄弟也整我，真是四面楚歌，走到死胡同了。看不住，我兄弟背着我卖砖给当官的，我出去一趟，回来砖就少了，问我那个四弟，说被人拉走了，回头给钱。给他妈那个脚，要都要不回来。有一天，我拿着账本去找拉走砖的人，当着他的面算账，让他给钱，把他给气得像吹猪①哩。估计也是从来没人敢这样。当个小官，就把自己当回事了。那算啥人！后来王西挺承包三年，也是赔钱。他也背时了。那几年雨也多，砖根本晒不成。咱们邻村承包窑的，最后想不开，跳井死了。后来，宋承信接手干到1995年，他发了。那时候形势好了，盖房子的多了。那可是好日子，公路上来回拉砖的，在村南头煤建拉煤的，人多得很，咱们村里有庆家还开了一个小吃店，办干店，也都发财了。后来，地弄得深了，你看，就是这样子（老贵叔用手指着机井），井底变成地面了。原来，这井根本看不见，井盖还低于地面好多。那头那个电线杆下面底座上的土堆就是原始高度，挖有几丈深。中间停有两年。窑停了之后，公社给村里三万多块钱，说是退地还耕，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耕，还能耕吗？已经挖到地下面了，土都没有营养了，再说，哪儿有土把这儿填平？现在建设这么快，到处都在买土卖土。后来韩家河娃又干了两年，主要就是靠卖土赚钱，现在这坑恁深，与他那几年狠命挖有很大关系。2002年，村里人才开始找河娃的事，我一直出头到底，一告到底。先找公社书记，头一回还很利索，说：“你先回去，我派人调查。”第二回找，我说还没解决，他说我再问问。第三回找，他叫我滚。我说：“你是书记，你叫老百姓滚？！”我在公社院里大骂，我说：“书记，你给我出来，你把在屋里的话再说一遍，你敢不敢再说？”他也不敢出来。我又到县土地局去找，局长说马上去调查。来倒来了，日他妈，告一回，来一回，来了好多趟，哪一次都是吃吃喝喝，看看问问，说一堆废话，拍拍屁股走了，就是没结果。砖厂一直都没停。我跑去找土地局长说：“你们别来了，来了就是混饭吃，你看俺们村的饭好吃是不是？”他装糊涂说：“你们那砖厂已经叫停了，还没有停吗？”我说：“局长，我要是胡跑哩，你把我关起来。”我告的时候，把土地法研究了好多遍，知道占耕地、挖土不对，我去的时候，怀里就揣着土地法。我说：“局长，我这儿有土地法，要不我把它拿出来念念，看到底对住哪一条。”他说：“你别念，我都知道。”到2004年的时候，砖厂才彻底停下来，不是上面查得严，也不是韩家河娃发善心，是实在没啥可挖了。这一百多亩地长短是彻底毁了。现在，人们也不用土砖了，用的是石灰砖，从河里挖沙，用石子弄成混凝砖。村里地是不挖了，改挖河了。你也看见了，河成啥样了。说起当年告状的事，父亲和老贵叔眉飞色舞，比比划划，很是兴奋。当年，就是他们俩人在那儿跑上跑下，四处策划告状，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他们。在村子里，他们是典型的“另类”，没事瞎折腾，自己的日子也没过好，只知道管闲事。父亲看见我不屑的神情，骂道：“你别小看你老子，俺们干的可是有利于子孙的好事。你看这大坑，这百十亩凹陷地，这隐患可大着哩。梁庄这几年是没发大水，一发大水可是不得了。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河里一发大水，就淹到村里，麦秸垛都漂起来。”是的，我当然记得，暴雨来临，村里就会成为一片汪洋，每家都在疏通水道，但水仍是四处漫溢，根本无处疏通。很多人家只有在门口挡些沙袋。有一年夏天，家里的厨房后半角塌了，只好一半淋着雨，在另一半烧水做饭。可是哪有柴呢？村头麦场里的麦秸垛都漂流着，很难过去，即使冒着踏进坑塘的危险侥幸到了那里，所掏的也是半干半湿的麦秸。于是，那一段时间几乎每家都是狼烟滚滚。父亲说，那时候这砖厂已经开始祸害了，现在敢再发一次大水？可是不得了，原来的河坡已经给挖没了，顺着这凹陷地，水顺顺溜溜地就把整个村给淹了，没有退的地方。谁管这些事？你看现在的当官的，说是来村里调查，全是走过场。所以老百姓不待见他们，走到谁面前都给他扭个脊梁。老贵叔往地上狠狠吐了口唾沫，说：“那年，村里不让宋承信挖窑，宋承信开大会的时候说：‘我宋承信给你们带来多少幸福？！’我心想，日你妈，你把俺们地挖挖，弄几个憨娃儿给你干活，你说给俺们带来幸福？你捉俺们这老鳖一哩！他们不懂，我还懂一些呢，非把你给告下来不可。”老贵叔的话让我很惊讶，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民，却讲出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是啊，让他们挣俩钱，却把地、生态，把一个村庄的环境给破坏了。说给他们带来幸福，谁信呢？可是，我们这几十年不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吗？当农民数着花花绿绿的钱时，有没有想到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这一点获得与失去的是否成正比呢？县水利局副局长：我管水，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黎明，行走在寂静的村庄里。走过小路，走进树林，穿过长长的河岸，各种鸟儿在一起，它们的鸣叫繁复、高亢，给人以最细微的震颤和愉悦。站在河坡上，朝雾茫茫，暖红色的太阳正在缓缓升起，没有霞光万丈的灿烂，在河水雾露的蒸腾中，一切都显得温润、宽广、柔和。逐渐，河坡上出现了三三两两的白羊和黝黑笨重的牛群，堤上蹲着大人，小孩奔跑着，时而发出清脆的笑声，钓鱼的人几乎*着身体，泥塑般一动不动。河流弯弯曲曲，流水深沉而平缓。平原上，浓密的、高高低低的庄稼健康、清新，绿得有些苍茫。晴空下，往远处望，那绿色的原野覆着一层淡淡的雾。一切都充满令人欣悦的生命力，一种阔大的自然之美所产生的愉悦。有谁在林间的小道，在河岸的沙滩上，在铺满青草的河坡中，静静聆听这刚刚开始的一天，这将要逝去的一天，这逐渐失去灵性的清晨、中午、傍晚？人的声音走动，鸟儿远去，自然的灵魂随之远离了我们。这些曾欢快地迎接太阳升起、黎明将至的精灵们沉寂了，只有偶尔几声的应答，凄楚，孤独，惶恐，似乎只是为了证明彼此的存在才发出的声音。在我童年时代的夏天，整个村庄的人都是早早吃完晚饭，一到黄昏，河边已经是人声鼎沸。人们在河里洗澡，在河边的树荫下谈天说地、谈情说爱，在细软洁白的沙滩上仰躺着，享受着星空与大地。从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走下去，是大片大片浓密的树林，林子里有养鹿场，还有一个小湖洼，湖上有成双成对的野鸭。一下雨，整个河坡青翠、深绿。少年时代，这条河陪伴我度过了孤单而又悲伤的初恋，也见证了我少女矫情的眼泪和自怜。我逃学，一个人在河里游荡，采那树林里一片片紫色的紫汀花。我说，那是我的心，当我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成串的泪水会顺着脸颊滴进草地；我在一棵树干上刻下“我错了”，因为我单恋上一个有着忧郁双眼的男生；下雨天，我不打伞，赤脚走在河坡的草地上，踩那小水洼里青青的草，洁净清澈的水，细细柔软的草，让人心疼，我在那里体会着我自己；秋天，我躺在那一片金黄的蚂蚁草上，宽厚、踏实，我在草地上翻滚、呼吸、静默，望着西天火红的云彩，我想象那是一匹马，带我奔向遥远的地方……那春天鹅黄色的柳树，那清澈见底的河水，那树林深处的可爱小鹿，那成双的野鸭，那细白平缓的沙滩，一切都充满着无以言说的美。我对美的感受，对自然的向往，对那蓝天白云的向往与渴望，是在这河边形成的。然而，有一天，这一切突然消失了。似乎一夜之间，河坡里的密林消失了，我少年混沌的眼睛没有觉察到它们不间断地被砍伐，直到那绿色的河坡成为空旷的荒野。那林中的小鹿、湖洼、野鸭、芦苇荡，不知什么时候都消失了。河水越来越少，有许多地方只剩下干涸的河底。河水黑亮亮的，像汽油，像常年擦拭、却从来没洗过的抹布的颜色，在河岸宽阔、河水深静的地方，从远处看，这黑色的流动，倒显得颇为庄重、沉稳。整个河道散发着一种可怕的臭味儿，是夏天化工厂旁边流出的废水经过高温蒸发后散发出的那种刺鼻的味儿，是某种坏了的发酵物，甜丝丝的、又带着血腥的味道，这些气味使所有走近的人禁不住头晕、窒息、呕吐。河面上漂浮着各种白色、黑色、杂色的泡沫。在那漩涡回流的地方，用打火机轻轻点燃泡沫，“呼”地一下，火就沿着岸边的泡沫蔓延开去，能延续百余米，非常壮观。县水利局副局长：我管水，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如今，在中国的大地上，你能找出几条没有被污染过的河流呢？也许我们只有跋山涉水，到无人区才能找到一片能够倒映蓝天的、清澈的河流，而一旦这河流被人发现，那一片清澈的水，离它的“死亡”之日也不远了。我家乡的那条河，只是无数被污染的大江大河中的一条，它叫“湍水”。它绵延几百公里，贯穿了穰县大部分的乡镇和村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这样记载“湍水”：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涧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盖溪涧之异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司空王畅、太傅袁隗、太尉胡广，并汲饮此水，以自绥养，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尚矣。菊水东南流入于湍。湍水又迳其县东南，历冠军县西北，有楚堨，高下相承八重，周十里。方塘蓄水，泽润不穷。湍水又迳冠军县故城东，县本穰县之卢阳乡、宛之临駣聚……湍水又迳穰县为六门陂，汉孝元之世，南阳太守邵信臣，以建昭五年，断湍水，立穰西石堨。清代学者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又提到：《续汉志》郦县《注》引《荆州记》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极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仰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中寿百余，七、八十者犹以为夭。汉司空王畅、太傅袁隗为南阳太守，令县月送三十馀石。饮食澡浴悉用之。太尉胡广父患风羸，南阳恒汲饮此水，疾遂瘳。此菊茎短葩大，食之甘美，异于余菊，是郦氏所本，考此事起于《风俗通》，引见《类聚》八十五王畅、袁隗外称太尉刘宽，不言胡广微异。想象着几百年前的湍水，它流过我的家乡，在那河岸两旁，生长着如奇葩般的*，味美异常，滋润着河水。河水因此甘甜，土壤因此肥沃，人亦因此而长寿，而健康，而君子。那该是怎样的桃源世界与桃源生活？路过县城北边的橡胶坝，那里围站了许多人，我以为是当地人开发的什么娱乐项目，却马上听说，那里淹死了一个年轻人。中午最热的时候，三个年轻人来游泳，其中一个年轻人一下去就不见了。我去的时候，消防队已经在水里捞了六七个小时。河岸两边有人在断断续续地哭泣。岸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里每年都会淹死四五个人，多是些年轻人。去年有两个高中生淹死了，刚高考完，从外地来这里走亲戚，才只有十七岁。前些年，这一河段聚集了大量挖沙的人，在这一段的河底留下很多很深的沙窝。现在，这里已经被挖沙厂遗弃，因为河底已经挖到黄泥层，没有沙了。在和旁边两位五六十岁的老人攀谈时，我问到，有没有人想到应该追究挖沙厂的责任，或找河道管理部门问问。这两位看起来像是干部的老年人想了想，说，倒也是，可是人家都不在这儿了，再说，河底的事儿，谁能说得清？没有人去追究挖沙厂的责任，多是说：“这有啥办法，你找谁，谁会负责？”任凭哭得伤心欲绝、天昏地暗，也没有动一下去追究的念头。而围观的人通常的议论也是：“这娃们不懂事，明知道这里有漩涡，还要往水里跳。”暴雨渐小，天已将黑，河边的哭声突然大了起来，女性的声音，如裂帛般撕裂阴暗的天空。我也跟着人流，踩着泥泞，往河边跑，第一次充当了这样的围观者。县水利局副局长：我管水，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人已被捞了上来，一名女性紧紧抱着尸体，一边用手捏青年鼻子里不停冒出来的白沫，一边撕心裂肺地哭着。青年瘦长个，眼睛紧闭着，脸部、身体已经发青，从眉眼来看，是一个相当帅气的小伙子。一个男性不顾人们的阻拦，拼命地按压青年的胸部，做人工呼吸，发现无望之后，哭了一会儿，又继续做，仿佛是为了安慰自己内心的伤痛。陆续又有许多人跑了过来，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一些围观者也悄悄地擦着泛红的眼睛。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就被称为“尿泡眼”，并且至今为止一听到哭声就忍不住流泪的我，当时却没有眼泪。有些麻木，有些疼痛，也有说不出的苦恼，仿佛有一层迷雾遮住了我通往乡村的道路。回到哥哥家里，和哥哥的几个朋友说起橡胶坝淹死人的事儿，大家说了好多例子。每年，就家乡这一段河流，都有数十起淹死人的事情发生。家长屡次威吓孩子不许去河里洗澡，但是有一条河，又是在炎热的夏天，怎么可能管住一群小孩不受水的诱惑呢？四个少年，都是十一二岁的样子，趁着爷爷奶奶睡午觉的时候，偷偷溜到河里去洗澡，结果，四个孩子，两个没了。其他两个孩子回来也不敢说，过了一天，才将这事告诉家长，结果淹死的其中一个小孩连尸体都没找着。王家去年还淹死一个大人。大人带着小孩儿去河里洗澡，大人*衣服，跳进河里，“哧溜”一声，人便不见了。小孩在水边哭，大家才知道淹死人了。沿着河道慢慢行走，河坡新栽的杨树已经长到了碗口粗的样子，一片郁郁葱葱的新绿，这是新县委书记来之后发展的杨树经济，能不能赚钱还不知道，但确实是改善了生态。洁白的路，蜿蜒起伏，在树林中延伸。紧临着河道是一丛丛芦苇，间或还有挖沙遗留下来的一个个大型不规则的沙窝，大部分都浸满了水，和河流两岸白色的鹅卵石、沙滩映衬在一起，沿着路绵延下去，竟有意外的风情。当然，这里的沙、水都物有其主，被不同的沙厂老板分治割据。夏天来临，水位上涨，这些沙窝就形成无数的大旋涡，或者是表面很平静的深流。人一下水，通常都是被深水激死，或者被旋涡卷走。挖沙机横在水里，吊机悬在空中，黝黑，有立体感，从远处看，甚至是一道不错的风景。机器旁边是一堆堆沙子，拉沙的卡车“隆隆”地来去，一派繁忙的景象。宽阔的河道被挖掘出许多杂乱的小支流，河水也随意漫流着。有些地方清浅无水，有些地方水流却非常急。我略数了数，大约五里的路程，竟有将近二十个挖沙机，平均一里地就有四个，有些地方更集中。儿子和他的小表哥早就按捺不住，撒腿就往河里冲，被大家齐声制止了。我快步冲过去，把他俩拖离水边，命令他们只许远远观望。我为自己反应的迅速感到庆幸，但同时，却更加感到悲哀。平静的河流暗藏凶险，随时都可能吞噬人的生命，虽然天空干净，有鸟飞过，清流缓缓，但想要去河里洗澡、在河边玩耍，却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孩子，该到哪儿去玩呢？那无比亲切的水流下面，到底蕴含着多少危险？不管怎样，有河流的地方，哪怕是千疮百孔，总是美的。我想了解河里挖沙和河道的情况，于是就和县水利局副局长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县水利局副局长：我管水，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采沙对当地的建筑业有贡献，现在国家在大力搞建设，哪一个建筑项目，民用的、公用的，不需要沙子、混凝土？烧砖也需要，土，国家不让挖了，只有烧石灰砖，必须得挖沙挖石子。这些从哪里来？只有河里产这些东西。采沙对河的生态会有影响，但影响不大。采沙户每年换证，对采沙的范围、宽度、深度、方式都核定过的，不影响河水的走势，而且采沙厂也不是什么时候想挖就挖的。譬如，水利法规定，主汛期就不允许采沙。汛期采沙船一定要上岸，不得采沙。但是，这是屡禁不止。政府要采取果断措施。不上岸不靠岸，带着机械手，去切割他的船，弄一个，吓唬吓唬就好了。采沙是水下作业，很难把握，你说只允许采一米五至两米深，都会往深处采，只能现场估计，不很准确。另外，水流来流去，自己也在不断变化，河道本身就高低不平，你不可能在每一家挖沙厂开工之前都量一量，也量不出来。而且，从客观上讲，河水深很难确定是因为采沙造成的，在水下，操作系数很难，没法管。既然采沙，肯定有所影响，只是大小问题。如果挖得深些，有可能形成潭，河底高低不平，人走着走着，忽然有个潭，一个大旋涡，下去肯定不见了。反过来说，你就是不挖沙，不管它，河水也在演变，水力的冲刷，都会改变水下的情况。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仅仅归结到过度开采上也是不合理的。再说，原来没有大量采沙的时候，河里不也常淹死人吗？你看河里的水质好像稍好了些，清了许多，但是上游的造纸厂又要开工了，这个造纸厂是邻县的支柱产业，它停了，县里少了许多税收。所以，一直是开开停停。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你也没办法，每个县都是这样。那些治污设备也进了，根本不用。设备运行费用太高了。上面检查了，开几天，排污达标了，走了，又停了，检查团心里也像明镜似的，看透不说透。实际上，这几年环保力度在加大，咱们县化肥厂不也停了吗？也是因为排污的问题。上面对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水污染防治法，主体是环保局，水利局配合。排污口的设置需要水利部门安排，根据污水量的大小，还要保护水源地。现在体制改革，按功能管，大部委，统一化，一体化，从整体看是好的，方便了许多，减少了职能重叠和交叉。但是，河水污染并不意味着地下水的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并不一定就直接联系。农村地下水污染问题并不严重。但咱们这里是含氟量比较高的地区，原有的地下水形成过程中含氟量比较高，容易黑牙根，骨质疏松。还有几个地方的地下水含砷，含氟多，还是高盐。我们县前年普查，一百五十万人中有五十三万人是氟齿。这几年县里开展农村饮水安全项目。去年解决三万五千人的农村饮水安全问题。打井比较深，地下两百多米，在村里办自来水厂，把管道拉到各家各户。城里的水都加氯，但是到两百米就不需要加氯。我管水，但是我也只能让孩子站在岸边。我们局里有一个同志的小孩，十六岁，就是前几年被淹死的。现在农村家长，包括城里家长绝对不让小孩去河里洗澡。像原来，洗澡是每天晚上的乐事。城区这一河段人口比较密集，一直到铁路桥那地方，水也比较深，每隔一段，我们就放一个警示牌。但是，没用。小孩子不听话，一到夏天就往河边跑。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我们生活在干涸、散发着臭味、充满诡异气息的河岸两旁，怀着一种绝望、暗淡和说不出的恐惧，如果这一切再不改变，大灾难要来了。或者，其实已经来了。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1）2006年1月23日，县公安局到镇上高中把正在上课的王家少年带走了。就是他，杀害并*了村里八十二岁的刘老太。此时，距刘老太被害已经将近两年，距公安局驻村调查案件也已经有九个月。那九个月，村里的气氛紧张、恐怖，其中几个重点排查对象，包括村里的老单身汉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因反复被查问而吓得神经错乱，疯掉了。王家少年，依然每天早晨从家里去上学，晚上回来睡觉，没有任何异常举动。据当时上课的老师讲，被抓的时候，王家少年非常平静，没有说话，也没有反抗，还把桌子上的文具、书收拾整齐，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梁庄的人们都震惊了，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咋可能是这个小鳖娃儿①？！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不多说话，看着挺面善的，也不像村庄其他孩子一样逃学、上网、打游戏。他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大家都还想着，王家终于要出个大学生了。王家，在梁庄第一次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这一案件的曲折判案过程和之后被卷入的其他人更是在梁庄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2004年4月2日，梁家建昆婶像往常一样，早晨六点多起来做饭，和两个孙子吃完后，把剩下的饭焐在炉子上，骑三轮车送孙子到镇上小学上学，然后到镇上的女儿家站一会儿。回到村里，去叫老母亲吃饭。建昆婶是从另一个县嫁过来的，她的母亲刘老太就她一个女儿，老了，成了五保户，女儿就把母亲接过来，住在梁庄。老太太极其要强，不愿意住在女儿家里面，说是怕外孙媳妇嫌弃，怕闺女夹在中间难受，就一个人住在路边一个小屋里，那是建昆婶看菜园时建的一个小屋。建昆婶急匆匆地骑着三轮车，想着饭还在锅上热着，怕糊了，到路口就喊着：“妈，妈，吃饭了。”没人应，她想着是不是老太太一个人先回去了，就回到家里，家里门也锁着。建昆婶又回到小屋，门锁着，但感觉有些不对头，鸡还在屋里叫，人要是出去了，鸡肯定会放出来的。建昆婶赶紧找人撞门。门一打开，人们被屋里的景象吓呆了：老太太身子朝着门的方向斜躺在床上，脚耷拉在地上，下身*着，地上、床上、身上，到处都是血，头旁边有个砖头，再一看，头上被砸了一个大窟窿，鸡还在旁边啄来啄去地觅食。公安局来调查之后，确定为*案件，在老太太身上提取了精液，在房间里还发现了带血的锄头、碎了的骨头渣子等等。梁庄村像炸开了锅，人人都义愤填膺，人人都想抓住那个伤天害理的*犯。不久，公安局宣布这是一起偶发性案件，应该是过路人所为。但是，乡村临着公路，又是夜晚作案，怎么能查出是谁路过村庄？最后，案件成了无头案，不了了之。建昆婶到镇上派出所告状，到县公安局告状，公安局也不说不管，只是证据不足，难以破案。2005年，省公安厅要求“命案必破”，建昆婶又一次去告状，很快，县公安局派驻了几个人过来，住在村长家里，并把调查重点集中到村里。梁庄村的男人们陷入了恐慌之中。起初，重点排查对象是村里的几个老单身汉，他们年轻的时候也常有不轨行为，站在公路边向过往的女子调笑、骚扰、裸露生殖器等等。他们一遍遍被传唤，不久，钱家豁子、梁家光义就神经了，一个光着屁股在村里、镇上到处跑，一个把自己关在家里，看见人就吓得浑身发抖。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2）后来，警方把调查范围扩大，开始排查所有十六岁以上的男子，每个人都抽血、做DNA检验，看与从刘老太身上提取出来的精液是否相配。直到王家一个老人的DNA验出来，公安局才把目光集中到了王家人身上。在调查村庄里的人时，刚开始几乎没有人把王家人列入嫌疑对象，他们在村庄里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王家少年被抓了，他的供词也很快传到了村庄里。那天晚上，从学校上完夜自习回来，王家少年打开电视机和DVD机，从哥哥的抽屉里翻出了一个黄碟看。哥哥在家买了许多影碟，他知道其中有一些是黄色的影碟，看完之后他就睡觉了。半夜一点钟起床小便后，他到刘老太所住的小屋，先用砖头、锄头将其杀害，然后，实施*。我回到村庄的时候，案件已经进行了几个来回，王家少年还被关押在看守所。法院一审已经判王家少年为死刑，王家哥哥和父母回来上诉，认为王家少年在实施犯罪行为时还未满十八岁，不应当被判为死刑。他们找了钱家人、周家人和张家接生婆作证。于是，案件重审，又在村庄调查取证，遂判王家少年为死缓。建昆婶认为王家哥哥是在花钱疏通关系，而那些证人做的都是伪证，于是，重又上诉。而王家少年本人，却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王家少年在我心中成了一个很大的谜。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少年去做如此残忍的事情？如此安静，如此淡然，难道真的是本性如此？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去王家，找了王家少年的一个本家婶婶了解情况。王家和梁家就隔着一条公路，每次下地干活我们都会经过王家，然而，我们对王家却非常陌生，即使小时候玩耍，也很少跟他们的小孩在一起玩。我不知道小孩是如何有这种区分的，完全是一种无意识的接受与认同。王家婶一听我是来问王家少年的事，非常警惕，显然，王家婶不愿意讲这件事情。我们坐下来拉家常，问王家人的生活状况，原先曾经二十几户的王家人，经过二十几年的变迁，现在只剩下十来户，搬走的搬走，绝户的绝户。王家少年的事一出，王家稍微大一点的男丁就都出门打工了，哪怕出去搬砖块，他们也不愿意待在村里，怕被人看不起。坐了好长时间，王家婶才开口，要说这娃，很早就有毛病，从不说话，就是一个闷葫芦。从童年时代起，王家少年几乎就是一个人生活。1993年，王家少年还只是四五岁的时候，父母到新疆种地，兄弟俩跟着奶奶生活。1995年，奶奶去世了，他们又被托付到了婶婶家。哥哥初中辍学后一直在外面跑，据说加入了黑社会，中间几次回村都是因为逃避抓捕。后来，在外地做网吧生意，生意还不错。王家少年性格内向，从不和同龄人玩。学习倒是一直不错，考上了吴镇第一中学。上了初中后，王家少年就一个人生活，在学校食堂吃饭，晚上回来住哥哥家。2000年哥哥回村结婚，自己盖了新房，还有全套家具家电。他被抓时，已经上高三了，是学校培养的尖子生。安静，沉稳，从来没有惹是生非的倾向。从王家出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莫名的心痛，从王家婶的言谈中，从和王家少年高中老师的交谈中，看不出王家少年有任何犯罪的兆头。相反，这是一个略微内向、温文有礼、有上进心的孩子。说实在的，起初听到这一事件时，我本能地对王家孩子有一种同情的心态，那么年轻，正值青春，这样的事情又是在怎样压抑和冲动的情况下所做的呀。但又的确是他，以残忍的手段杀害了一位古稀老人。我在村庄里转悠，那一座座崭新的房子、巨大的废墟、肮脏的坑塘，还有水里的鸭子、飘浮的垃圾，组合成了一幅怪异的景象，让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3）找到建昆婶时，天已经微暗了。她正朝小学方向去，一看见我们，就踅回来，让我们到她家里坐，说：“我正说过完年就上北京找你去，我要到北京告状，我不信我告不赢。”建昆婶，皮肤微黑，生有三男一女，我小时候就对她有莫名的亲切感。她每次看到我，都会充满情感地瞅着我，感叹，要是她那个闺女活着，就像我这么大了。她年轻时候，和我母亲极好，我母亲生我之后一个月，她也生了一个女儿，可是在五岁的时候那孩子拉肚子死掉了。建昆婶现在住在大儿子万中家里，带俩孙子上学，万中一家在深圳打工。万中家的新房就盖在打麦场上，非常气派，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铁门，两层高的楼房。然而进到屋里却是另一番光景：墙壁刷的石灰大块地脱落，就像一个个大疮疤。屋里空荡荡的，一个长椅，上面放着几个破布套，一个落地扇，落满灰尘，好像从来都没有用过。左边里屋是一张大床，放着几床被子，这是建昆婶平时睡觉的地方。右边是一个楼梯，通向二楼。坐在屋里，有一种莫名的凄凉。建昆婶倒上茶，又拿出几个已经发皱的小橘子，热切地叫我们吃。然后，她坐下来，给我们讲她的事儿。这个事没有了结，我死都不瞑目。我给那个检察长说，你要是胡判，我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都六十五岁了，我还往哪儿活，我也活够了。我死在这儿，你这检察院也不会安生。你知道你大外婆死得多惨，谁见谁都哭，骂是谁恁狠心。这个案子拖了一年多，一直查不出来。后来，还是查那个啥DNA才查出来。街上来人给我说，是王家娃。当时，我听了心一凉，恁小个娃儿，平时也不说话，咋会去害贱人。你说，他是不是害贱人？多毒，多狠哪。梁庄村那几个月都不安生，村里人都吓得颠三倒四，这小鳖娃儿像没事人一样，每天还去上学。刚开始他妈在村里找许多假证，找当年的接生婆，又找自家门上人，合伙证明说小鳖娃儿当时不满十八岁。还找到周家国胜，让他做假证。开完庭出来，我把国胜挤在墙角，我骂他：“周国胜，你鳖娃儿背良心，你孙儿儿媳妇都叫车撞死了，你还背良心，你不得好死。你们得人家啥东西了，去做这背良心的假证。”后来听说王家娃他妈送了他们两条烟、一条裤子。后来在街上碰到国胜老婆，我拦住她，又骂她，你们要做假证，你们开车出门车翻，娃儿叫车撞死。我连说带骂，说她一个多小时。村里人都背地里骂他们。都说前几年孙儿儿媳妇叫车撞死是活该。人心不正，就是这结果。我和王双天老婆又吵一架，他们也做假证。按他们王家排行，算一下就知道小鳖娃儿杀我妈那天已经满十八岁。我说，你们闺女在北京无缘无故死了，连尸体都找不着，你还在做假证，你是王家人，你不知道小鳖娃儿排行老几，多大岁数。你们瞪两眼说瞎话，会遭雷劈。2007年11月27日已经宣判了，12月还不让拿判决书。我去了地区检察院，我打电话给那个检察长，他不接，我打手机，也不接，我在检察院门口一直等到十一点多，他才接电话，进去，他有点生气的样子，把判决书盖个章，然后我又按手印。我不识字，我让他帮我念念。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法官以私人身份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这是个小鳖娃儿，我妈信佛，我受她影响，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非要让他死，多可惜。”我说：“你心真软，你可不能坐这个位子，他年轻该活，我妈八十岁了就该死？”建昆婶：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老太（4）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收王家钱了。出事之前王家大娃儿在外地开网吧，赚大钱了。王家大娃儿在家也是光偷人家，那年判十个月，一出来就出去打工了。在外地，也是在派出所几出几进。一家根都不正。法院开庭五次，王家娃儿见我就下跪，想让我同情他。我看都不看他。我就不信没处说理。邪不压正，要是判不下来，我就在法院跳楼叫他们看。说到要跳楼，建昆婶非常冷静，一直颤抖的声音也坚定起来。她又进屋拿来判决书让我看。我翻了翻，看到里面有王家少年的一段供词：今年春上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上罢晚自习回家睡觉，睡前看了黄色录像。不知道睡到啥时间，我起来跑到刘老婆儿睡的那个屋里，从东边把门弄开进到屋里，摸到一把锄头，听到老婆儿的呼吸声，我就用锄头砸了好几下，怕老婆儿不死，就跑到外边鸡笼边拿一块石头，进屋照老婆儿头那个位置砸有四五下，然后把老婆儿穿的衣服全都脱掉，用手把老婆儿的脖子掐掐，我把裤子脱到腿窝处，爬到老婆儿身上，把我的生殖器插到老婆儿*里弄有一两分钟，*了。把门安上时，我摸到门后挂的锁，又把门锁上。如此冰冷，又如此残忍。我不知道这是法院的转述，还是王家少年本人的陈述，但这冰冷的描述恰恰把一些情感因素剥离开来，譬如王家少年在实施杀人过程中的害怕、软弱、慌乱等等。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起毫无人性的杀人案。我无话可说。我自己也很迷惑，我不知道我是抱着什么目的来调查这件事情。在村庄的这些天里，只要说起王家少年杀刘老太的事情，大家都激动无比，对王家人花钱跑关系改年龄也异常愤怒。在问起五奶奶这件事时，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言语非常激愤，和父亲、老支书的语气一模一样。这超出我的预想。我原想会有人同情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虽然手段残忍，但他毕竟刚刚成年，也挺让人可惜。我很微弱地提及，他也挺可怜的，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但是，话刚开头，就被五奶奶和父亲挡了回来，有那么多小孩都是这样，也没见出什么事！坏成这样的人，还不枪毙，这社会成啥样了？我才意识到，大家对这个少年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道德态度，道德败坏、手段恶劣，不可能让人原谅。道德感在乡村深深地埋藏着，他们对王家少年的态度显示了乡村对原始古朴道德的尊重，因为这与他们善良的本性不相符合，与乡村基本的运行方式也不符合。因此，当我又试图说中国的死刑好像太多、太随意，而在国外有些地方并没有死刑，或有些国家已经废除时，他们都很惊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么残忍的行为只有判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在言谈之中，建昆婶很容易就把角度转换到道德上。杀人偿命固然是法，但在深层思维里，人们对这件事的判断仍然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审判。譬如在讲到做假证的几个人时，建昆婶很自然地讲述了这几家的其他遭遇，以此来印证道德败坏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报应。另外，也作为支撑判断他们错误的理由。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仿佛一种最古老的东西仍然存留在乡村的大地上，那就是原始正义。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与所谓法律时事的背后，人们依据这些来进行基本的判断。好有好报，坏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我不仅怀疑起我自己来，也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产生同情。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通过重重关系，我终于获得见王家少年的机会。我很紧张，有很多的疑问想问他。铁栅门打开，一个少年从门里走出来，带着手铐，单薄，瘦弱，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面似乎没任何感情。他坐到对面的凳子上，又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又低下头去。那是怎样的眼神呢？害羞？寂寞？绝望？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少年——或者，已经是青年了，却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髭都没有——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我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我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我一下子崩溃了。看着他，一切的原因都不是原因，而所有不是原因的因素又导致了最终的悲剧。我无法想象他挥动着锄头、砖头杀人的场景，那样的残忍和眼前这个少年完全不符合。我又能问些什么呢？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我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他呢？我不清楚。我很迷惑。同情？愤怒？心痛？当面对这样一个罪犯时，这些都是太过简单的词语。2009年4月，终审判决书下来：王家少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芝婶：我这奶奶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1）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直强调“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的老婆芝婶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的儿子差不多一般大，两个小孩很快熟稔，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堂叔家的房子盖好不到两年，非常豪华。他们是把原来的坑塘给填平了，再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外面看，房子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了。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听说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房内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细看之下，装修所用的材质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颇具现代感的房子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还有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在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卫生间的外观是城市化的，但是人们的使用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了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芝婶，乡村里难得一见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她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儿，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多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的一番话。芝婶：我这奶奶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2）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爷就一直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得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了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的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的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两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得要死，还得伺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用，农村不都是这样？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都不在家，不光是爷奶的负担，对娃们的学习影响那真是大得很。那早晨，我刚起床，一个老太太过来，收拾得还怪干净，说是车胎没气了，想借气筒。问她为啥恁早，说是上姑娘那儿，叫闺女帮她收庄稼，娃儿们都出去打工了，屋里撇下五个孙娃。我说，都恁些小孩，你又老了，还种地干啥？她说，那不行啊，娃儿们从来没寄过钱。我说，像这种情况你还管他干啥，把娃儿给他们，自己过算了。说是这样说，谁也不会这样，你不养人家小孩子，将来老了谁管你？！还有，老两口照顾四个孙娃，热天到河里洗澡，四个娃儿淹死了，全没了，老两口最后服毒死了。你说这社会，啥风气，到啥一步了？现在的娃儿们也学坏了，精得不得了。科子家小孩儿老打游戏、上网，星期六、星期天在镇上租来动画片连续剧，在家能看一整天，连饭都不吃。奶奶说他，不听，告诉他爹妈，爹妈在电话里批评了儿子。你知道那娃儿有多坏，过几天，爹妈又打电话，他给爹妈告状，说奶奶不管他，出去“斗地主”，不给他做饭，还不给他钱。你看，孩子反过来告奶奶一状。奶奶气得在村里骂，说以后再也不管这小鳖娃儿。不是不管了，根本管不住。你说，六七十岁的老两口又当爹，又当老师、校长，能当好吗？村里上小学、初中的孩子，没几个学习好的，在校不好好学，回家没人管，一放假就跑到爹妈打工的地方去，住到那儿，也是啥也不学，光看电视，爹妈光知道稀罕。现在虽然出门打工致富，但是小孩教育成问题。农村的教育素质更低，年轻娃儿们都出门跑，不管自己娃们，爷奶只能管吃饱穿暖，不会教育，那数学题谁啥门儿①。当芝婶说到自己五岁的孙子要“跳坑”的时候，我非常震惊。一个5岁的孩子，竟然以自杀的方式来拒绝心灵的疤痕被揭开，这里面该蕴藏多少痛苦呢？在这样一种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怎么能健康、快乐、幸福呢？芝婶提到“留守儿童”一词，我才知道，原来“留守”一词在乡村已经很流行、很普遍，以至于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通老人口中所使用的词语，这也意味着他们已经默认了这一历史存在和处境。芝婶始终一脸平静，甚至还带着一点嘲讽的意味，我问她有没有觉得心里难过。她说：“难过，咋不难过？那有啥门儿，大家都这样。”我反复启发父子分离、家庭割裂、情感伤害所带给孩子的那种痛苦和悲剧感（这一启发甚至有点卑鄙），芝婶总是重复一句话，那有啥门儿，大家都是这样子。很显然，芝婶没有这种体会，因为这种处境太普遍太正常，是一种极其自然、日常的状态，何来悲剧之感？所谓的悲剧与痛苦只是我们这些“参观者”和“访问者”的感受。面对这种已经成为日常状态的分离，他们又该怎么办？天天痛哭、难过？那生活，又该如何度过？但是，当看到芝婶注视孙子的眼神时，那疼惜、怜爱的眼神，你又会有一种明显的感觉，芝婶绝不是没有意识，她只是把这种疼痛、这种伤感深深埋藏起来。她没有抱住孙子整天哭，也没有对哭泣的儿子过分表示安慰，因为在乡村生活中，她们必须用坚强来对抗软弱。五奶奶：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1）沿着公路建房，几乎是所有村庄的特点。他们似乎试图希望就此找到某种商机，但暂时还没有，因为从现实情况看，并没有几家在做生意。有乡亲在门口坐着乘凉，看见父亲，都热情地打招呼；看见我，却仍然是一幅陌生而警惕的样子，其实，这也是一种乡村的矜持。对于他们来说，我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在地头蹲着的是光武叔家的儿子，比我大十几岁，相貌没变，但身体却萎缩了很多，神情有些漠然，是最典型的农民形象。义衡哥、几个本家哥、嫂、婶娘在家门口打牌，看见父亲都站起来打招呼，他们的变化似乎很大，岁月在他们的灵魂上慢慢刻下痕迹，然而脸上却是年复一年的神情。从院子里出来，看见我们又迅速进去的是周家媳妇，白净圆肥。丈夫坐了几年牢，出狱没多久就病死了，都以为她会改嫁，结果她却一直守着。听父亲说去年招了一个女婿，仍然占着路边的宅基地，村里人也没话说，因为人家守寡那么些年。五奶奶，有着爽朗的笑声、肥胖、慈祥、“地母”一般的五奶奶，我好多年没见她。前些年，她一直住在河边的一个茅草屋。我曾经去找过她，但河边有许多孤独的茅草屋，有许多孤独的老人身影，就是没有看到五奶奶。父亲说，五奶奶已经搬回来了，住在小儿子光亮家里，就是光亮的儿子在河里淹死了。当时，光亮两口子在外打工，五奶奶在家照顾孩子。他们家的新房子盖在路边。还没有进院门，就听到五奶奶爽朗的笑声。看见我，五奶奶很吃惊，直感叹，爷呀，这是清吗（我的小名）？咋变成这样了？我看见五奶奶，也吃了一惊，原想着，她肯定是白发苍苍、衰老悲伤的样子，没想到，五奶奶很精神，和我记忆中的印象一模一样，神情开朗，只是个头似乎矮了很多。整个院子是四方形，前院是三间平房，中间的算是大门，通向院子和后面的正屋，院子里面是石灰地和混砖地，左侧是厨房，右侧垒了一个猪圈和小鸡窝。后面正屋还是旧房子。五奶奶说后面本来也是要建新房的，但是光亮叔没有那么多钱，光是盖前面的平房就花了七八万，还借了三四万。五奶奶从厨房拿出两个大碗倒茶，还找出一个小盒子，倒出来一些茶叶碎末。这还是二十年前的习惯，那时候，村庄的人们去小店称茶叶都是只称碎末，因为这样的茶叶便宜。五奶奶，六十七岁。头发全白，一丝一缕服帖在头上，脸上皮肤呈紫黑色，但是很光滑，映衬着白发，反而显得更年轻。声音很大，爱笑，幽默，特别擅长于自我解嘲。她是农村里能干、又明事理的老人。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七八岁的孙女儿坐在旁边，一刻也不闲着，嘴里还说着什么，好像要极力吸引人注意到她。五奶奶制止了几次，没什么效果，就任由她去了。你大叔一家都在北京打工，你大叔和黑娃在一个工地上，你大婶在那儿闲着，黑娃就是你大叔的老大，你大叔的女子在广州打工。啥叫行啥叫不行，只是混个吃喝。你大婶血压高，干不了活，才四十几岁，就不干活，还是人家会享福。你说，成天坐着血压能不高？干干活不就不高了。家里房子盖得可好，出门左边，那个两层楼，就是你大叔盖的，一年也不回来一次。说是奥运不让干活，想回来，回来干啥？三个人来回路费快千把块钱，得多长时间挣？五奶奶：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2）你光亭二叔没出门，在咱河东那边烧砖窑，给人家干活，算是有点收入，你光亭二婶也闲着，就在村里打个小牌，人家闲着，都享福。他们娃儿二十岁了，前两天刚从青岛回来。你光亮叔在青岛韩国人开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主要是镀金镀银，都是假的，在这里镀完，再拿回韩国卖，有的也在中国卖，价钱翻倍。全是糊弄人哩。管得严，回家、请假都要扣钱。你光亮叔去年回来盖房子请两个月假，一年的奖金都没了。有没有危险？啥危险也没听说，都在那儿干，也没见出啥事儿。你说有粉尘、金属毒，谁证明？小柱到死也没说明是啥原因。你光亮叔也是小柱介绍去的，干了八年，一直在那个厂里，才去的时候，钱少，天数多了，工龄长了，一个月一两千。你光亮叔大娃儿，就是淹死那个，死了两年，你丽婶儿也不怀孕，就在别人家抱了这个女子（五奶奶指了指旁边的小女孩），费事得很。等了这些年，大前年，才又生了个双胞胎，高兴是高兴，可咋养？他们俩上班顾不了小孩子，双胞胎中那个男娃儿自己养着，你丽婶儿现在在那儿闲着，专门照顾那个小鳖娃，那个小闺女她姨先养着，估计马上就不给养了，人家自己也要有孙子了。我身边这个女子户口上在她二伯那儿，又给双胞胎上户口，办那个准生证也花了两千块。这闺女是在青岛要的（小女孩在旁边骂了一句：要你个头不要），全是罪孽哩，一点点长大，都是我养的。唉啊，可麻烦死了。把屎把尿的苦就不说，上学更麻烦。咱们村里的小学早就没有了，还在镇上上学，来回接送。原来你桂平姑家住在街上，晌午女娃儿在那儿吃饭。你姑现在出门打工了，只剩下她老公公老两口，人家老两口一天两顿饭，咱咋好意思去吃。这9月份开学，晌午也得我接送。街上车来来往往，也不安全，不像原先一样，自己跑回来。早晨、晌午、晚上都得接送，来回六趟，一趟都有二里地。人都够死了，受不了，接送完了回来还得做饭，做完饭吃完送走，回来还没歇一会儿，就又得去。现在看着是上学不交学费了，实际事也多死了。说是不交学费，学校生着法儿也没少要钱。你说赡养费，啥赡养费，也没人去说，仨儿子，谁有了谁给一点。去年你光亮叔盖这房子，欠人家三四万。到今年一分钱都没给我，还替他养闺女，你找谁说去？都是你其他几个叔给一点。年下你姑给俩钱。你二叔给得多些，他就一个娃儿，也没啥负担。一年说是不花钱，人情世故不说，春上，俺俩不美花了两百多块钱，身体一般也没事，说不美就不美了。我这个腿，老是麻、凉，六十七岁了，也不行了（小女孩在旁边跑来跳去，五奶奶有点受不了烦，嚷了她几句）。你五爷到今年10月都死八年了，六十岁死的。喝酒胃喝坏了，胃都烂了。再说都不行，非喝。那时候，开菜园，去卖菜时喝，卖完了也喝，菜一下子全卖给人家也喝。为啥恁快死了，菜卖完了，不晌午，到茶馆喝茶，泡多浓的茶，茶叶都有半碗。出那个茶馆，走一路喝一路酒，在沿路代销点喝，那鳖娃儿散酒，都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净是把胃喝坏了。不是咋死恁快？发现两三月，就不行了。就是在那个时间，你光亮叔们那个娃儿死了。死的时候，十一岁，要是活着，现在二十岁了。哎呀，那真算费手哩，猴头子日脑，管不住。娃儿死之后你丽婶儿回来也没找事，在外面人们也说过她，她知道她那娃儿费手，在家气得用三角带打，打的时候哭两腔，不打了又笑了。那天放学了，人家都回来了，他不回来。在哪儿呢？在张家顺着坑边走过来，找泥鳅、青蛙，就在坑边玩。五奶奶：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3）晚饭前，他跟清立的娃儿一块下河，我在屋里做饭。不一会儿，前面宝宝来说：“我哥掉河里没见了。”你二婶慌里慌张跑过来说：“离娃儿不远处还有人在挖沙，人家看见了。你二叔们、梁家人都已经去了。”我顺着砖瓦厂走下去，边走边哭，这咋给你丽婶儿交代呀，走的近路，全是斜坡、土坑，腿在野草棵里蹚过去，刺扎在身上一点都不知道疼，感觉浑身没一点劲，发软，不知道摔了多少跟头。跑到河边，看见一群人在水里摸。后来，光秀用脚探住了，用劲挑起来，娃儿肚子里没一点水，脸上就沾一点黄泥，是在旋涡里激死了。我现在还记得他刚从河里捞出来的脸，煞白煞白，发青，眼闭着，可安静，好像在水里也没有挣过，肯定是一下子就死了。我一屁股坐在沙里，咋整也起不来。小鳖娃儿，说没就没了。抱着娃的身子，我哭啊，你说可咋办？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从那以后，我就住到河里那个茅草庵里去了，累得很，心里难受，像空了一块，上不来气儿。我一天到晚地想，要是我早点做饭，他放学回来就能吃上，他就不会去河里了。怨我，非要在地里多干会儿活，结果耽误娃儿吃饭了。他是有些气我呢。小鳖娃儿，活着的时候费手，一天到晚不知道得打他几回，说他几回，不听话得很，真没了，又想得不行。那时候还不是怕你丽婶儿回来吵我，主要是没法给人家交代，孙儿给你了，你养的啥，人养没了。你光亮叔，别看他平时打那娃儿舍得下狠手，可稀罕得很。说是挖沙引起的，也是，人们都挖细沙，沙底挖得很深，到处都是旋涡。这几年死了好多人。说是这样说，你找谁说理去？说了也没人管，谁能证明是人家挖出来的旋涡淹死你的娃儿？你光亮叔还想着把小闺女抱回来让我养，我是不行，管不了了。才两周岁。光管这个大女子，我都累得浑身疼。根本不行。家里一个个都是不省事。前几天黑娃突然回来了，说是看病。在外面打工，有病了都回来看，在北京，谁能看得起？就是晚上老出汗，小便勤，县里中医院说厉害得很，是淋病，还得手术。他一听，怕了。我也不知道他在那儿干啥了。后来，到你哥诊所，一看没事，输几瓶水好了。还是找自己人不表你。五奶奶屋里人来人往，我们的谈话不断被打断。说到孙儿死的时候，五奶奶的神情变得有点飘忽，语气也开始低沉下去，她停顿了下来，似乎又想起当时的场景。我想象着五奶奶疯一样地往河里跑，她的腿发软，她浑身冒汗，她的手上、腿上都是刺，可还是跑不到，似乎永远也跑不过去。谁能知道，她有多恐惧、多害怕？她养了那么多年的孙子，可比养自己的儿子精心多了。她伶牙俐齿的儿媳妇，该会怎样数落她？她最宠爱的小儿子又该怎样伤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伤疤仍然没有愈合，唯有在这一点，五奶奶还不能用自嘲来使自己解脱。正在这时，隔壁的一个婶过来，说是丽婶儿的姨打来电话，要把光亮的小女儿送过来，人家马上要生孙子了，怕自己的儿媳妇不高兴。五奶奶听了，直叹气说，还是躲不过去，说是不给他养，可眼看他过不去，你能看着不管，好坏自己还能动弹。顺着砖厂的路，我往河的方向慢慢走，这也是五奶奶当年往河边奔跑的路。这条路，她永远也走不完，那顿饭，她永远也没能做完，因为，她的孙子，那个十一岁的捣蛋大王再也不能捣蛋了。我忽然想起了童年时代的一首歌谣，我们经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边走边唱：小板凳歪歪，我在地里割大麦。刮个风，好凉快，下个雨，跑回来，奶奶，奶奶，门开开，外头回来个小乖乖……万明：梁庄猪场，教书育人（1）从老屋的门口，沿着昔日上学的老路，我又一次朝着梁庄小学走去。小学是围墙围起来的一个四方大院子，前面是操场，院子中间有一根旗杆，上小学时，我们每天早上都在院子里升旗，晚上再将旗降下来。院子后面那一排两层的红色砖楼房是学校的教学楼，上下各五间房。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这里度过的。早晨六点的时候，学校上早课的铃声就响彻在梁庄的上空，小伙伴们相互喊着，在黎明的晨曦中朝学校走去，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我相信，大部分村民也是依着这铃声估算时间，安排一天的生活。梁庄小学已经关闭将近十年了。院子里的空旷处早已被开垦成一片菜地，旗杆只剩下一个水泥的底座，后面的楼房还矗立在那里。可能是听到我们说话，看门的兴哥从大门靠左的小院子里出来，一看到我们，他很高兴。他从里面把锁打开，一边嘟囔着说：“门可不敢开，常有牲口进来拱菜地。”走近看才发现，教学楼其实已经破旧不堪了。教室的门几乎已经腐朽，推一下，灰尘哗哗地往下掉，透过残缺的玻璃，可以看到教室里面更让人伤神的“风景”。楼下几间房间里堆着一些破旧的家具，床、沙发、木椅、小凳子、锅碗瓢盆，扔得到处都是，还有散乱的不知何年何月的作业本。这应该是老师的宿舍，也许想着还要回来，东西并没有收拾干净。房间里面还有一些残破的课桌椅，歪斜着倒在地面上。其中一间房屋里有一张床和一个煤炉，近期住过人的样子。兴哥说：“这是一个梁家婶子住的，和儿媳妇生气，没地方去，在这里住了半年。”顺着已经没有扶栏的楼梯，我们上了二楼，一个个房间里面关着家兔、鸡等小家畜，这应该是兴哥养的，地上扔着啃烂的南瓜、脏的水盆、干草等。站在二楼的栏杆旁往村庄里面看，我发现学校居然是整个村庄里最高的地方，站在这里，可以看到村庄错落的房屋，能够看到黄昏里的炊烟。我想，当年学校选址的时候，也许就有统领村庄的意思吧。这所学校，经历过怎样的繁荣与兴盛，又是如何被抛出历史之外？我决定找当年曾在小学教书的万明哥谈谈。他是学校的*，了解梁庄小学的全部历史。梁万明，五十多岁，戴着一个老头帽，衣服仍是20世纪80年代的样式，灰蓝色，好像已经很久没有清洗了。天已经黑下来，万明嫂子打开灯，惨白色的灯光使得偌大的客厅显得更加阴冷。两岁左右的孙子门里门外地跑着，脸呈黑红色，似乎是在冬天冻肿了。女儿穿得相对时尚，一看就是长期在外打工。她一会儿去看看厨房，一会儿又坐下，有些害羞地不时望着我。毕竟曾经做过十几年的教师，万明哥说话咬文嚼字，非常慢，他有自己的看法，常常说出惊人之语。咱们村那学校，当年发展可真不容易。1967年，刚开始是借个民房，开复式班，文教局派来的老师。梁庄有学校了。到第二年，生产队集体盖了两间土坯房，后来周祖太回来教学，加了一间，还有一个做饭的，就是祖太他妈。然后又在西边接了三间。一排房，梁庄小学的雏形完成了。“*”的时候就一排房，我记得可清，大队部批斗你爹的时候就在那排房前面，领导训话，天天接最高指示，群众*都在这儿。万明：梁庄猪场，教书育人（2）我今年五十五岁，1978年我初中毕业，上了两年农业大学，就到学校教书。我去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三排房，规模最大的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年级至七年级，有六七个公办老师，有两百多个学生。1981年我结婚，那时候国家开始补助，农村教育建房（校舍）补助，现在那座楼就是那年盖的。国家拨一点，村里筹一点儿，村民出资出人工。咱们梁庄小学是整个乡里第一个盖起来的，当时教育组还送个碑，上面写着：“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那时候全村建校可真是一条心，没有谁偷奸耍滑，在上学学文化这件事上，大家都不含糊。开春开始盖，家家都出工，天还冷得很，但都干得可得劲，大家说说笑笑，心里高兴。你们上学的时候是梁庄村最兴旺的时候。当时学龄儿童入学率百分百，那时候考试评比，吴镇中心小学第一，梁庄就是第二，光道、韩平战、韩立阁，老师有一二十个，哪个都是响当当的，在乡里都出名。梁庄学风还是很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哪怕是个傻子，只要还能走路，都把他叫到学校。咱们梁家来娃儿不上学，老师们到家里去叫几次。那时候咱们县是全国的状元县，高考全国第一。真是厉害。看看现在都成啥样了。1992年我不教了，被清退了。那时候分计划内民办和计划外民办，说是给我补个指标，算计划内。谁知道教办室主任就是按送礼圈的，我被圈到外面了。1992年国家对民办老师收编，不再扩编了。我也没有机会了，只好不干了。现在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了。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学校倒闭从大道理上说是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综合造成的。真正来说，是村长、支书一伙儿把它弄倒了。上级派四个老师，老师来了，应该有补助，老师工资偏低，村里要给补助，再找一个做饭的，梁庄以前再穷，对老师的补助从来没有少过。现在，说是没这笔开支，村支书不给了。老师来干一年半年，都跑了。要是村里积极，去乡里交涉，到镇上说说，或者去教育局要老师，估计也行。老师嘛，到哪儿不是教书，咱梁庄也不是乡里最偏僻的地方。还有，就是说服家长让孩子回来上学，其实家长谁愿意让孩子跑恁远。村长根本不愿意操这心。当然，不去说有个好处，每年还有个教育统筹费，学校没有了，统筹费还有，钱就到他们自己口袋里了。现在算算咱们村的学龄儿童，开个一二三年级，根本没问题。没人操这心。去年有村民把校舍承包了，养了一茬猪，白天在院里放着，晚上赶到教室里。不是那校门口墙上的标语咋变成了“梁庄猪场，教书育人”？这都是那坏娃们胡写的。后来，教育局说，不雅观，不让养了。现在人们思想消极了，各吃各的，村里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没有人管这些事了。学校旺的时候，咱们村里大学生是递增的，那时候梁庄多厉害，出了多少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梁庄村的家长个个想让小孩上大学，梁庄上高等院校的人可不少。万明：梁庄猪场，教书育人（3）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但是，说到底，家长还是有一种心思，只要小孩愿意上学，哪怕卖房卖血，总认为有文化有知识好，家长的第一愿望还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唉，你说路过小学啥心情？心里都不美，就是没有小孩的单身汉看见心里都不美。再恢复恢复不了了，桌椅板凳被拿跑了，学校不像学校，家长也不会再愿意送回来了。现在，村里大人每天去镇上接送学生，人都快够死了，农民又不是上下班，正在锄地，锄扔了都得去接。梁庄估计有几十家子。六点起来做饭，七点多骑个三轮车或自行车送去上学，中午再接送，下午再接送。活都干不了。有钱人家送到封闭式学校。可那封闭学校是啥？我都打听过了，教学质量差得要不得，成绩都是瞎编的，到考试的时候，老师把题写到黑板上讲一遍，学生还不会做。留守儿童的毛病在于隔代管教，溺爱多。随着生活的富有，孩儿父母都留有生活费，小花钱儿也把小学生的习惯弄坏。你义衡哥前几天回来了，专为儿子的事，儿子都上高中了，天天逃学，上网、打游戏，要么就是在家里看碟。爷爷奶奶气得浑身抖，他反过来骂爷爷奶奶。个个家里放有一二百张碟，大人要是不在家，小孩能看上一天碟。即使是一个已经离职多年的小学民办老师，你也能感觉到，在他的言语之中，他最担心的不是小学本身的消亡，而是这个村庄文化氛围的消失，一种向上的精神的消失，虽然他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也许村庄的真正破败并不在那些内部的废墟，而是这学校的破败、荒凉，才让人感觉到了村庄的真正腐朽与行将消散。我从来不知道梁庄小学有那样一个石碑，更不知道学校当初兴建时的盛况。重又回到学校，我让兴哥找找石碑在哪里。兴哥当即就说他知道。在猪槽的下面，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就是石碑。我们把上面的猪槽搬开，用刷子刷了好长时间，上面的字才显现出来，一排竖体字：“梁庄村全体干群兴学纪念碑”，下面的落款是“教办室、梁庄村全体村民，一九八一年秋”。想象着当年全村人在一块儿盖房的场景，人们都在说什么，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怎样的骄傲、怎样的希望，垒起那一砖一瓦？今天，这样集体的动力，这样一致的心态，还存在吗？让一所学校消失很容易，也很正常，因为有许多实际的理由：人口减少、费用增多、家长嫌差等等，但是，如果从一个民族的精神凝聚力和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又不仅是一所小学去留的问题。对于梁庄而言，随着小学的破败，一种颓废、失落与涣散也慢慢弥漫在人们心中。在许多时候，虽然它是无形的，但它最终却以有形的东西向我们展示它强大的破坏力。万明：梁庄猪场，教书育人（4）如万明哥所讲，当初梁庄小学最兴旺时，全村村民都有一股子精神头儿，在地里干活心里也有劲，上学钟声一响，村民的一种敬仰、尊重之心油然而生。而现在，大家都各自奔自己的小日子去了。挣钱第一，虽然大人也为孩子的学习而生气、焦虑，但是，却不会产生根本的心痛。乡村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淡薄，没有昔日那种文化之乡的感觉。家长虽然还希望孩子上学，并且，人们出去打工除了想在家盖栋像样的房子之外，更主要的就是为了让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但是，在经济观念、金钱意识的冲击下，在孩子缺失家长教育的情况下，孩子根本不愿意上学，就等着早早退学，然后出去打工。至于怎么打工，能打什么样的工，好像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更何况，现在上大学，并不能够保证将来就一定有出路。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了地区的大学，三本，学行政管理专业。大学四年，每年大概需要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秀清却没有找到像样的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无疾而终。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结果在今年，他也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梁庄的初中适龄学生有极少数跟随父母在外地上学，父母给钱，在校吃住；还有一些住在老师办的学习班里，县城和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每学期交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学习班效果并不好。我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问他问题，他全以“不知道”回答我。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时，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就进城和父母一起打工了。有三十几个小学生在镇上的小学里读书，学校没有食堂，中午短短的两个小时，家长还得去学校接回村里吃饭，吃完饭再回学校上课，晚上放学再回家。每天早晨六点多钟、正午十二点和下午四五点时，梁庄的一群老太太、老头就会骑着三轮车，急匆匆地往镇上小学赶。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只有因为贫穷孩子才可能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让孩子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孩子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有一个表嫂在学校教初中，当年她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却整天沉浸于打麻将的游戏中。她说，只有极少孩子是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做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也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邻村有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场，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是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乱成一片。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黄昏中的梁庄是如此寂静。回首那已在薄暮中的学校，望着那八个朱红的大字，我有些走神。什么时候，“小学”沦为了“猪场”，育人变成了“养猪”？我可爱的家乡，我的那些可爱的孩子们，难道只能在奔波中完成自己最初的教育？难道他们必须忍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必须在爱的缺失中成长？难道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成为漂泊在外的打工者？或者，如果一所小学的消失是一种必然，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把这已经涣散的村庄精神再凝聚起来？毅志：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1）毅志是我哥哥，身材微胖，皮肤黝黑，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金佛，据说是和嫂子吵架后，为了寻回爱情，专门去山上一个寺庙请的。哥哥高中毕业，曾经是狂热的文学青年。哥哥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有写情书的爱好。出门打工时哥哥和嫂子来回通信几十封，虽然嫂子只是小学五年级的文化程度。我到家的那天，嫂子正在收拾一大堆废纸，原来那都是哥哥以前买的报纸，说是要练毛笔字，花了一百块钱买了好多废报纸，结果，买来都有半年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嫂子把那些报纸收拾出来了两大袋，准备再当废品卖出去。说起这事，嫂子又笑起来说：“你哥，还在楼上弄个书房哩，不让我给你说，怕惹你笑。”我上楼去，果然有一间大书房，还有专门订制的书柜、书桌和椅子。哥哥从书房的角落里拖出一个大包，说全是以前的日记和信。“那时间很诗情画意”，回忆起他的爱情史和打工史，哥哥的脸上全是笑意。对鹃子啊，我至少是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操心了，觉得人家长得美得很。我给你说个正经话，我小学那可经常是全乡第一名，初中也不错，高中学习咋恁不好，全是因为这件事，成天想着咋啊咋啊的。上五年级的时候，她们家里订的《解放军文艺》，她爹是高中老师。我去她家，她不在，我就在那儿看《解放军文艺》。我记得清，天略微有点冷，我正在看呢，时间长了，眼有点看不清，鹃子款款而至，喊一声“毅志”，我抬头一看，觉得她简直就是仙女，就回了一声“鹃子”。当时是一种很美好的感情。高二单相思，有一次为了看鹃子，从二楼咕咕噜噜滚下来，自己给自己脸扇扇。后来和她弟弟好，也是不纯洁目的，是为接近鹃子。高二快结束时，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情书，估计有二十几页，偷偷给她，结果，鹃子在上面批了两个字：“迟到”！我伤心欲绝，第二天，就去剃个光头。意味着要重新开始，结果还是学不进去。后来，鹃子一家随她爸办了农转非，我知道咱俩不可能，也就不再想了。第二年，因为家里的事，更是学不进，就寻思着不上学了。秋天的时候，把家里收的包谷卖了，卖了一百多块钱，我从城里走，大姐不让去，后来我就偷偷地跑了，坐车到西安转到新疆找大伯，我就想着跑得远远的，在那儿混算了。一去就后悔，那儿严寒的天气我受不了。住有一二十天，大伯也不亲热，情感非常木讷，然后，让大姐寄了两百块钱，又回来了。当时快把大姐给气死了，恨铁不成钢。1989年10月15日回来，心里想着还去上学，给班主任说的时候，他说，别再说了，你那学习，根本不行，你还是就业吧。日他妈，咱这性格也是孤傲得不行，就业就就业，于是，便就业了。先是在城里表哥的建筑队里干，一天五块钱，白天干十个小时，在大姐那儿做饭，黑了还喜欢去看个电影，写个日记。建筑队干有四五个月，帮小工，扔砖。第一天上班，往下扔灰桶时，给师傅头上打个血窟窿。那时饭量真大，一块钱六个小蒸馍，一顿都吃完了，根本攒不住钱。当时，有一个少年时代要好的女同学已经考上大学，给我写了封情书，我也没有回，觉得不合适，咱都成农民了，不能害人家。另外，咱对她也确实没有爱情的想法。毅志：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2）三姐跟我说，“你得学个手艺”，那时候，咱们这兴农闲时到甘肃、陕西一带包沙发做椅子。就背着做沙发的皮子、弹簧，跟着三姐夫去延安宜川县，第一次去的好像是阁楼乡。那里人一天吃两顿饭，出力气的人才吃三顿饭。俺们去吃三顿饭。先住在旅社，下去找活，找到活就吃住在主人家里。那时候我还在写日记，后来不知道扔哪儿了。刚开始在东阁楼一家干，那家在那片儿也是能人，他妈很好，招待得好得很。一干开，就十里八乡传开，亲戚邻居都让干，生意还不错。那段时间比较高兴，咱也还算很浪漫，那里有山，也不是特别大，上山跑得特别快，干完活没事了还跑到山上看景抒情。干有一个多月，三姐夫说：“毅志啊毅志，来一个多月连个木头都锯不齐，还是个高中毕业生，你还能干啥？”这话真伤我心。活干不好吧，后来和人玩摔跤，手指弄坏了，胳膊也弄断了，在旅社又闲住了二十几天，吃闲饭。手上有脓，找个刮胡子刀片，没有麻药，两个人按着，硬是割开，那真是疼得不得了。一到换药时间，疼得很哪。医生那妹子长得好看，姐夫哥说笑：“你去换药还得跟那姑娘说话，说得美了说不定能领回来。”回来是咋回来哩，当地派出所说俺们干私活，到处撵，在那家住着，半夜起来跑，天都冷了，在山坡上烧柴取暖。就想着回来，活也做得差不多了。那个乡的旅社钱也没结，在那镇上还欠有饭钱，共有两百多块钱吧，都没给人家结。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不太美气①。后来，我和爹在城里卖菜，卖凉皮。爹说赶紧结婚，心就静了。大姐也想我赶紧结婚算了。有个叫秀玉的，也相中我。我虽然没啥感觉，但人家长得也还行。第一次见面后，十来天就催着结婚。后来，和秀玉一块儿进城，在路上说笑哩，秀玉说：“就你这个样，还想找个啥样的？”我一气之下，一个人骑车走了。还看不起老子，不成算了。然后才有春子，这你都知道。到姐家帮忙盖房子，春子那时候也天真无邪的样子，也爱看书，争气要强，长得又很漂亮。我俩谈得来。后来上北京打工，为啥去？屋里催着结婚，但是，我们俩都不想结，屋里穷得很。我跟春子说，我先去，行了，再接你去。1991年我先去北京，在朝阳区和平里大街樱花园温泉苗圃干活，后来带班，全盛时期带九个人，才开始去一个月二百六十块，后来涨到三百二十块，自己做饭，烧煤气不要钱。我让春子也到北京，在海淀区干活，从我那儿到她那儿，光单程得两个多钟头。刚开始感情好得很，后来，她干活那儿有个男孩，他俩好上了，也是热火朝天。我给她说，春子，我必须得把你带回去。我当时还抱着一种幻想，想着家里劝劝，还行。那天，我把她带到她家去，也喝了一点酒，没忍住，耍了酒疯。春子妈说：“没结婚你都恶成这样，结婚了该咋样？”后来，又到北京后，我直直喝了一个月酒，割手腕，自残。与春子当时谈的那个朋友和我又成了朋友，那个小伙还真不错。我跟他说：“我走的时候，吓住她了，你看怎样都行。”对方说：“你们在一块儿都三四年了还这样，说不定将来对我是啥样了。”那个娃长得也不错，个子高高的，浑实实的，也是春子喜欢的类型。现在想来，春子可能也是没见过世面，猛一下到大都市，有点迷，把握不住。说句实话，春子对我伤害真大，没想到她变那么快，毕竟在一起都三四年了。现在见她，还是有点生气。毅志：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3）1994年的正月初二，我从北京坐车回来，初三到家。那时候心情也坏，没挣着钱，去那几年只往家里寄了两千块钱。回来之后，又开始说人①。舅们、亲戚们介绍了好多，都是大姐领着见的，走一路批评我一路。说几个不成。正月十二早晨，我去舅家走亲戚，刚到，爹就赶来了，说东娃老婆家那有个闺女好得很，你回去见见。到东娃家，搭眼一看，这个女子长得真清秀，见这么些，就这个女子还真不错。我倒个茶，说，会喝茶不，你嫂子说，茶我还不会喝，对两句②，觉得不错。我和你嫂子是在1994年的正月十二见的面（嫂子在旁边笑着插言，一见面就觉得这个娃儿模样太不好了，黑里盔③，眼睛恁小，就说话还行，怪文气），也算是一见钟情。我的爱情史到你嫂子这儿算到头了。1994年3月我又到北京。在北京不是闲嘛，咱们这里在北京倒票的多，咱也跟着人家倒两把票。一般的倒票都是硬插队，“哐哐”一扇，一骂，从气势上震倒对方，插到人家前面，然后，出来，让买票者加三五十块钱卖给他。有一次，插到一个成都市公安局的人前面，也不怕，你成都市公安局的，能在这儿执法？我也打过人，与春子分手之后，也有自暴自弃的想法，想着气。到后来发展成啥，假若有十来个人买票，说好帮着买，等人家钱给了之后，卷着钱就走了。北京站每天都很挤，排成长龙，对方根本看不住，挤几个队之后，拿着钱就跑了。但是，我绝对没干过这种事，还是给人家说好，老老实实地排队。后来，被便衣逮着。便衣一看我的身份证，是穰县的，就说：“你也不是好东西。”就把我关进去。那时候咱们县年轻人在北京站贩票很出名，也是臭名远扬。先送到站前派出所，一进去就看见有个娃被指拷拷在楼梯上，脚尖勉强挨着地，那难受样儿就别提了。那时候，站前派出所打人打得可狠，都是咱亲眼所见。叫蹲在那里，有人想上厕所，警察拿着橡胶棒，“腾、腾”一人一下子。我进去也是，先用橡胶棒在我身上抡几下子，我说，我真不是倒票哩，一看是穰县的就被拉进来了。后来没狠打，被关进了一个小屋。一个十来平米大的小屋关有四五十个人，坐不下，都是挤着站着，一进屋就有人说踩着他了，我也恶得不得了。但是，屋里老大过来就把我揍了一顿。有人笑话我，我骂：“日你姐，想死哩。”下午就被送到昌平收容所。一进收容所，就被里面的小盲流打了一顿。在昌平关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点名往安阳遣送。武警闲得没事找这些人取乐，说，你，过来过来，说着，就扇这个人两嘴巴子。我悄悄骂：“日你姐，这算没地儿说理了。”被听见了，武警问谁，谁说哩，我逞英雄说：“我。”武警说，过来。往我头上抡了七八皮带，又狠狠踹我几大脚。叫我站军姿，挺胸，打一嘴巴子，抬头，再打一嘴巴子，再抬头。站有两个小时。打得我满脸是血。送到安阳收容遣送站，也是进去就打，号里面的人也相互打。在路上，我们几个老乡商量好，进去先打，不然肯定只能睡马桶旁。在北京站钱已经被警察掏完了，到安阳收容站后，我们四个进去就打，把里面的人身上掏干净。把他们撵到马桶边，我们在门边。第二天，安阳收容站宣布，有钱的话，可以赎人，没钱就到砖瓦厂干活。又被拉到安阳市区东边砖瓦厂干活，实际上是安阳收容站把我们卖到砖瓦厂，一人一百块钱，就不管了。我一看，妈呀，这地方可不敢久待，会要人命的。灰大得很，砖厂上面那片天都是灰颜色的。有几个人拿着棍子，盯着干活的人，谁走得慢了，上去就打。住的地方只是几个石棉瓦棚，不累死也会冻死。俺们几个就操心着逃跑。早晨吃完饭，下午就开始干活，在一个深土坑里挖土，一边很高，另一边有人看着。中间叫喝茶，我也伪装积极，去拎茶。说得好好的，一块跑哩，那两人先跑了。看管把俺们剩下的这两人用锨、棍子狠狠地打了一顿。这看俺们更严了。睡觉是咋睡，你睡觉时把衣服一脱，就剩下个裤头，然后看管抱着衣服睡到另一边。我半夜别小窗户上的钢筋，但是没别开。第二天早起，天刚闪亮，看我们的人把衣服一扔，让大家穿。我夜里已经偷了件衣服，也不知是谁的，穿得好好的躺在被窝里。他把门一开，去开另一个门，我顺着门就跑。灶上有人看见，喊有人跑了，有人跑了。我拎着火铁棍子，想着有人追上，非打死他不可。毅志：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4）路上叫当地人拦着，我给他们作揖，说大哥们，我在这儿已经干半年了，实在受不了。那片人早已看不惯这砖瓦厂的黑心劲儿，就说，赶快跑赶快跑。追我的人看追不上，就不追了。我跑得鞋都烂了，心里清是害怕，那逮住可不得了。跑到一个村里，有一个公交车，身上没一分钱，到火车站一块钱，我说身上没钱，刚从砖瓦厂跑出来，啥也没有。人们一听是从砖瓦厂出来的，都特别同情我，就没要钱。后来，那个砖瓦厂出事了，把人打死在里面。被曝光后，安阳收容站差点都取缔了。那人们真是坏透了，没一点良心。到车站，又混上火车，那时候混票有一手，出北京就碰到哥们，到酒仙桥郭婶们那儿，吃得很香，倒头就睡。结果吃太多了，第二天还拉肚子。后来想着还觉得有意思，但当时真是害怕，逮住了打死你都有可能，因为根本没人知道。1994年年初与你嫂子见面，又在北京干到10月份就回来了，一方面干够了，另一方面也想结婚，那年已经二十四岁了。打工一直没挣来钱，回来还向别人借了两百块钱做路费。回来就张罗着结婚。开始在卫校学医。不再出门了，日记也不写了。这些日记你都拿去，看哪些能用上。这也是一个农村文学青年的命运。可别笑话你哥的文笔。附毅志日记几则：1994-3-10 阴岁月如风，朱颜渐逝，象征着衰老的皱纹越来越多地爬上自己的额头，在无声无息中度过了自己的二十四岁生日，生命的年轮，已经转两个圆圈。1994年，我的本命年！一双无神的眼，一颗疲惫的心，一个毫无成就的人。人生如梦。从无知到有知，从小学到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再到社会，一切都恍若昨天，而昨天的许多事，却又有恍若云烟的感觉。命是什么？命是无奈，命是机遇，命是缘分，命是聪明人不得不糊涂时的最好托辞，命是自我解嘲。命即是无。1994-3-15 晴婚姻问题题记：公元1994年的农历正月十二，风和日丽，毅志、青冬一行赴邻县张庄，见豆豆，旋于正月二十四订终身，毅志欣喜不已，作文以记之。浮生若梦。大年初一晚买火车票，初二下午二时坐车，初三下午四时至家中，一身的风尘，一脸的憔悴！一个游子归家了。不仅仅是因为身心的疲惫。他忽然感觉到自己的苍老，感觉到了凄凉，感觉到了自己的无奈，感觉到了时光的无情，感觉到了自己的二十四周岁。好像一夜之间他的青春、他的朝气都没有了。初六日晨，父早起赴城，和大姐共商我事。初八、初九、初十直到十二，我便相亲，相亲，相亲，直相得我花容失色，信心俱失，越发觉得自己的苍白。至十二晨，我还没有起床，正盘算着何时启程，被老父一顿责骂，心中颇觉失意。孰料十二那天天气出奇的好，一切都出奇的顺利。而所见的白姓姑娘出奇的美丽。在寂寞和焦灼中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十七，我再赴张庄，一切皆定。二十，白老先生来，二十四，豆豆和其姨妈来，于是便订婚。人生本无定数。缘分。1994-4-11 阴北京欢迎你？新年的钟声余音绕耳，除夕的温馨尚未散尽，四邻八乡的青年们便打起背包，携朋带友，北上的北上，南下的南下，一时间各大火车站人涌如潮，火车超负荷运载。每每晚点而滞留在火车站等车的人们毫无减少的趋势，犹如淘沙一样，永远没有完结。毅志：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的生活（5）春风满面的我再次踏入了北上的火车，充满了美好的幻想。马路两边随处可见“北京欢迎你”的巨幅标语，和着沁人的春意扑面而来，使你感到我们这古老的都市是那样地热情，那样地好客，那样地欢迎你！二月十三到京，十四和红党在一饭馆小饮，颇多迷离。孰料上午的一时疏忽，让派出所的先生们给请到了公安，旋于下午送至昌平收容所。昌平收容所距北京约有四五十里的路程，面积约有一万多平方米，四周全是高墙，高墙之上更有电网横于其上，给这个乳白色的建筑群平添了几分不协调的威严。而收容所中间男号与女号之间的高高的岗楼，更证明了无产阶级的“专政性”，一种威压不由自主地从你的内心涌起，使你连出气儿都有点儿小心翼翼。一路公安押送，煞是庄重。一进收容所的二门，一个小盲流劈胸给我一脚，正好踹在肝部，毫无防备的我疼得龇牙咧嘴，几乎气都上不来，我毫不思索地怒骂：“我操你妈，你想死呀！”那小盲流作势又要打，看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便又骂了一句，接着就搜身，搜完身以后便如赶鸭子一样，放之于院内。收容所共有两层楼，上层关的是一些上访告状的，或凶神恶煞的，下面一层关的是盲流及票贩子，以盲流居多。另有老弱病残的，专门安排在东头和西边的两个号子，吃饭的时候，病人优待，可以吃上白馒头或稀面条，而大多数盲流们便是排队吃饭。开饭的时候几个盲流提着棍子维持秩序。用的是坑坑洼洼的小铝盆，一拨人吃完以后，由几个专管收盆子的小盲流捡过去，涮也不涮，让下一拨人接着吃。拿到铝盆的人，用力一甩，将铝盒上面的剩菜甩掉，然后再去打菜。如此这般，直到三四百号人全吃完，打菜和分窝窝头的哑巴一摇三晃地推着饭车走了。于是，这顿饭也算是吃罢了。中午十点多吃顿饭，既是早餐，又是午饭，下午四点多再吃一顿，一天也就算过去了。天渐渐地暗了下来。几个值班的盲流拿着棍子将一群群人赶到号子内，一个挨一个紧侧着身子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没有被子，甚至连点儿稻草也没有铺，满屋子塞得满满的，盲流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心情躺下去。不一会儿，便一个个都打起了鼾声，尽管天寒地冻，尽管嘴边啃着别人的脚丫子。1994-4-14 星期四晴昏睡了两天，才从逃跑的惊慌中摆脱。中午到小张那儿去。听小张说后面的土城公园在拍电影，遂同去。只见公园的西侧一群男男女女正在忙活，一个摄影机正高高地抬着镜头。走近一看，竟然有京城笑星梁天。小个，小鼻子，小眼睛，小四方脸，说话慢声细语，站在人群中，一副极其平常的模样。可一到拍戏的时候，这梁天却是一副不平常的模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梁天的一举一动，心中有个念头，应该拿个本子让梁天签个名字，也好过一会儿影迷的瘾！可看看自己的打扮，实在是没有这个勇气，只有深藏于心头。1994-4-15 星期五晴昨天看欧阳山的《三家巷》，今天看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欧阳山的《三家巷》明显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子，特别是周炳、陈文婷以及周金的形象，而对周炳的描绘又有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无意间看到一本浩然的《金光大道》，很乐观，但是，现在呢？什么金光大道，道路是越走越窄，在家，挨饿受穷；出门，被人瞧不起，我们这样的乡村青年走进一个死胡同了。贤亮君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现在看来完全是一种受病态心理支配而写出的作品，描写了一个病态的社会，这本书曾经因为对性的描写而引起非议，和贾平凹君的《废都》比起来，只能是大巫中的小巫了。1994-4-17 星期日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