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4

这种谈话机会，以前从未有过。那些日子独个儿赶车走戈壁，在悠长得令人打瞌睡的道路上来回复来回，寂寞得够了，先生也来，我大喜过望。他在杂乱骯脏的大院里，煤堆炉渣泔水缸之间一天到晚曲折爬行，也憋得够了。能到这赤裸辽阔的大野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大声地说说话，也是求之不得。没想到那天晚上，好心的窦占彪给管生产的孔金提意见，说常书鸿这么大年纪了，这么炸辣辣的太阳，放到戈壁滩上晾着晒，中风死了，谁负责？第二天先生没来，到伙房拣菜去了。一九六九年，处理了我们几个的案子：常书鸿戴反革命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所监督劳动。李承仙开除党籍，工资降六级。我工资降三级。不久，酒泉地区革委会从敦煌抽调了几个人，到酒泉去办农业学大寨展览。其中有我。我在酒泉时，妻子李茨林在下放地敦煌农村死去，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高林。我回来办完丧事，把孩子带到酒泉，不想再回来了。在酒泉听说，有个叫韩素音的外国女人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听说，由于他在国外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关照，许多党政军要员都去同他结交，连西北的最高领导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也都是他家的常客。我知道传言不足尽信，但是也很希望，能通过他的关系，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我想标准是统一的，他们判罪比我重，都没事了，我干嘛还有事？我想，只要他给哪个主管提一下，问题就解决了。此外，也想同他们谈谈心，舒解一下郁积在心头的悲哀和痛苦。向干校请了个假，带着孩子坐火车，上兰州去找他们。开门的是李承仙，满面笑容。见是我们，一楞，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和思考。紧接着又满面笑容，让进屋里，让在长沙发上坐下，摆出糖果、茶，叫高林吃糖，说所长在打电话，一会儿就来。我看大圆桌上铺着白台布，放着杯盘酒瓶，保姆出出进进，就问有事吗，李说不要紧你先喝口茶，然后坐近了，放低声音，问我那些信，还有诗呀什么的，都还在么。我说在呢。她问在哪里。我说在酒泉。这时先生健步走出，换了眼镜，镶了假牙，穿上了钢背心，神采奕奕，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亲切地微笑着，坐在我对面。李承仙又问，在酒泉哪里？我说锁在箱子里。她说那太危险了，你得赶紧把它烧了。先生也说，留着后患无穷，还是烧了好。我唯唯。其实那包东西，就在我内衣的口袋里面。我记得那一楞，心里不痛快，没拿出来。李搬出几大本照片簿，都是他们新近和国际国内名人、党政军领导的合照，或豪宴，或壮游，或亲切交谈。其中有一本剪报，贴满关于他们的报导。他俩陪着我看，告诉我这个是谁那个是谁。我翻了几下，站起来，抱上高林，说，我们走吧。他俩异口同声，说，走啦？不多坐会儿啦？李边说边跑去拿了一袋奶糖，塞给高林，说，今天真是不巧，马上有客人要来，不然的话，吃了饭走多好。先生说，下次吧，下次来了，在这里吃饭。我叫高林把糖放下，孩子不肯，紧紧抱在怀里。我夺下来，扔在桌上，几步走出去，砰的一声带上门，把自己都吓了一跳。走在街上，越想越气：没问我境遇怎么样，没问我到兰州来干嘛，几时来的，住在哪里，也没问李茨林怎么没有一起来。文革中茨林到莫高窟探望我时，给他们送药品、送小报（各地红卫兵油印的小报）、送食品，他们都喜欢她，见了很亲热。我想这次，起码会问一声她。我就要给他们谈谈她，她的善良真诚，她的不幸遭遇，她的逝世。我很想很想，有人能听我谈一谈她。但是他们没问，我更无从提起。坏毛病难改，火车上写了四句《又呈》，一回到酒泉，就给他们寄了过去：画图海内旧知名，卅载敦煌有遗音。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几个月后，在酒泉地区招待所，我遇见一个人，叫吴坚。文革前是甘肃省委宣传部长，被打倒以后，没再起得来。先生当艺术学院院长的时候，他是院党委书记，两人无话不谈。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先生处境并不好。吴说，咫尺侯门深似海哪，道道多了去了，他一介书生，只那么一点道行，能玩儿得转么？现在党内反对周恩来的势力很大，都是暗的。打个周恩来牌，有时候反而不利，他还莫明其妙。吴说，你知道吗，你那次去，把他吓得不行。你想，要是冼恒汉来了，面对面一个衣服破烂、阴沉粗暴的家伙，他老先生怎么个圆转法？你不光是文革里面的问题，你还有五七年的问题哩，怎么个圆转法？吴坚走后，回想当时，老两口在那么紧张的心情中能让我待那么久，已经很迁就了。我想，假如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们当会以实相告，要求我暂先回避一下。他们没那么做，已经很体谅了。突然登门，把别人吓得不行，急得不行，自己还气得不行，这岂止是麻木和横蛮而已，简直就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先生于我有深恩厚泽，何至于怨之不足，还要恶言相向？我想我真是个浑蛋。我想，纵然他不再理我，这份愧疚也去不掉了。七十年代末，右派平反，我得以“归队”。在北京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接到先生的一个电话，约我到台基厂外交部招待所他的住处，见个面，谈谈。几年间，他和李承仙都老了许多，眼袋下坠，皮肤松弛，透着一股子疲劳劲儿。我问身体怎么样，他们都说还好，只是容易累些。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不是上级不许，而是打倒他的那些人不许。甘肃省任命了一个姓段的，当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此人曾因断袖之癖受过先生的处分，对先生怀恨在心。长袖善舞，先生不敌，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回不了敦煌。段文杰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何必非要到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去没完没了地拼搏求存呢？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这些年来，他频频上书中央，要求重回敦煌，都没有下文。胡耀邦上台，曾下令调查此事。调查旷日持久，对方另有说辞，缠来缠去缠不清。调查报告一厚本，最后各打五十大板了事。那份委屈，那份痛心疾首，可以想见。转眼十几年又过去了。一九九四年，先生在北京去世。听到消息时，我正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为佛教宗师星云上人作画。不知道李承仙的地址，无从拍发唁电，到大雄宝殿敬了一柱香，合掌祭奠。希望那袅袅上升的轻烟，能把我的感激与思念，歉疚与忏悔，传达给先生的在天之灵。在永恒的彼岸，一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愿先生安息。又到酒泉酒泉二字，曾使人谈虎色变。恐怖的死亡集中营──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就在酒泉境内。无数人进去了，消失了，至今连尸骨都找不着。兰新铁路从远处通过，那些年列车上的过往旅客，闻到阵阵恶臭，都不知来自何处。一九五七年冬天到一九五九年春天，我曾在那里关押，侥幸捡得一命。母亲说是菩萨保佑，天天念佛。人死光后，农场也消失了。但是在母亲的心中，它永远存在。十年后，当她又收到我寄自酒泉的信时，大吃一惊，手抖得连信都拆不开了。说，怎么又弄到那里去了呀？！一我第二次到酒泉，是在一九六九年初。为了迎接中共“九大”，酒泉地区革委会要办一个“农业学大寨”展览，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抽调了几个人去作画，其中有我一个。同行的，是两个原美术组的同事。一个是当了文革组长和革委会主任的何山；一个是当了项目组负责人的孙纪元。在我的记忆里，此行恍如五九年甘肃省委从夹边沟抽调我到兰州作画。酒泉地区，是甘肃省最西部的一个行政区。管辖范围包括酒泉、玉门、安西、金塔、敦煌五个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额济纳旗蒙古族自治县。文革前，领导机关叫地委，现在叫地区革委会。解放军酒泉军分区政委张哲岚兼任地区革委会政委，军分区司令员吴占祥兼任地区革委会主任。听何、孙路上议论，张的军衔比吴高，由于同上级关系不好，上不去，现在同级。他们说军分区是师级，地区机关也是师级。我们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部、省、军同级，算下来，我们所也是师级单位。作为师级单位的负责人，何山和他们同级，孙纪元起码也是团级。此去协助办展览，带有兄弟单位之间互相支持的性质。但是到了酒泉，没有人对我们另眼相看。地区各级领导，大都是留下的军代表，和一些三结合的老干部，不认识我们。展览会上，大都是从境内各县各单位临时抽调来的人，也都不认识我们。同大家一样加班加点，排队买饭，睡统铺房，他们俩委屈得气虎虎的，不好好干。展览会上上下下，都对他们很恼火。我则相反，能不受歧视，已很意外。又想把妻子女儿从下放地办出来，拼命努力。加之业务能力也确实比他们强些，很受大家欢迎。人际关系如此，似有些时空倒错。两位老同事提醒我，别忘了思想改造，别一到新环境，趁大家不了解，就来假积极。指出我画的画不是艺术，一味讨好外行，还是个不老实。要不脱胎换骨，还会再栽跟头。要是再栽一次跟头，就八辈子都起不来了。他们说，我们是自己人，才这么关心帮助你，你要好好想想。二展览会上有个驼子，叫刘光琛。只有一米来高，四肢短小，状貌奇丑。我因此对他格外恭敬。成了朋友，才知道不是个简单人物。脑子特别灵。以前当地委秘书，下笔千言文不加点，是有名的才子。书记作大报告，都是照他写的稿子念。文革中揪斗后，在革委会招待所当门房。常邀我到他家（门房）坐坐，告诉我地区机关的各种人和事。信息、动态，派系背景、交往方式和办事门路，都是很实用的学问。他无所不知，成了我这个书呆子在这个官场迷津中的指路明灯。遇到这事，就去问他。他说这只是个开头，麻达还在后头。现在干革命靠说嘴，一件事到底咋的，这不重要。把它说成是咋的才重要。有了说头就会有麻烦，你别大意。但是也别着急，现在的局势，我看是要弛了。一张一弛的弛。天时对你有利。你又人在酒泉，都说你干得好，地利人和也有。你就说什么都别吭气，画好你的画就行。那天他找了一辆吉普，陪我到夹边沟农场满目荒凉的遗址转了一圈。行前说，开车的不知道你是哪个，去干嘛。路上别说从前，别照相，看到骨头什么的别大惊小怪，回来也不提这事，就行了。一路上，他介绍酒泉的物产、地理、历史，讲了不少故事。都很有趣。短短十年，我们开的那些沟渠都已被风沙填平。住过的土屋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短墙，黄沙簇拥，如同荒丘。大自然又回复到原来的面貌。有些地方白骨露出地面，时不时拉住那些随风滚动的草球。驾驶员说，这里有过一个农场，人死光了打烊了。我说是吗？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是真的。如果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事实。多少文明多少星球有了又没了，谁能证明？回到城里，天已黑了，展厅里灯火辉煌，大家正在加夜班。一整天不在，何、孙两位很关心。正在问我哪里去了，刘光琛突然出现在我们中间，好像地下冒出来的。向我说，你怎么走了？还没完呢。又向他们说，我们临时拉差，请他帮了个忙。刘是材料组组长，二位老同事把他拉到一边，提醒他我是右派分子，劳改释放犯，从宽处理的，表现不老实，不可以接触重要材料，特别是战备数据。刘说，听那口气，好像我刘光琛犯了错误，要找我麻达的架势。同革命知识分子说嘴没用。我惹不起躲得起。同他们一起，去找展览会的总负责人、宣传部长王仁。王也不敢负责，又四个人一起，去找吴司令。吴又打发我们去找张政委。张听何、孙陈述意见完毕，说了两点，第一，办展览是搞宣传，到了展览会上的材料，都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不存在保密的问题。第二，要团结大多数。问题查清楚了，也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了，就不要再当敌人对待了，要放手使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问有什么意见。没意见。他又说，我是个当兵的，大老粗，不懂艺术，难得碰到你们专家，给我说说好吗？比方同一个字，我写出来不是艺术，你写出来就是，什么道理？静场片刻，他转向王仁，你当宣传部长的，总该知道一点，说来听听。王说他忙着抓革命大批判，还没顾上研究。张说，看来这事有点儿玄。不管怎么说吧。我的第三点意见是：反正我们的展览不是艺术展览，画是用来说明问题的，是不是艺术没关系。问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意见。他又说，依我看，能够说明问题，也是一种艺术。打仗能老打胜仗，就是有军事艺术。炒菜炒得人人爱吃，就是有烹饪艺术。菜炒出来没法子吃，你硬说那是艺术，强迫人家吃，能行吗？我想写文章、画画，道理该一样吧？我们做什么都有个目的，我想那最能达到目的的做法，就该算是艺术。你们说呢？刘光琛问我，你说他说得对么？我说很难说，什么是艺术，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刘说，张政委就是这样，说话很随便。三刘说，张政委平时爱看个书，知道得多些。做报告不看讲稿，天南地北说到哪里是哪里。讲理论扯到河外星系，讲形势又扯到太极两仪，就像牵藤。举起例子来，地方志世界史，孙子兵法世说新语，还有茶花女什么的，都有。现在反对他的人多起来了，抓他个辫子容易得很。真要追究，都是大问题。我问谁反对他，刘说多了去了，都是他自找的。历来做官靠后台，讲究个人脉，讲究个袍泽的拥戴，他都不认，只认死理。年时，我们招待所有几个没结婚的女服务员怀孕，每次都是程所长带她们到地区医院打胎，人人骂程是头牲口，程都认了。张政委听到反映，已经很晚了，大发雷霆，下令追查。都以为程要被逮捕了，没想到他反而升了官，到兰州当甘肃省招待所所长去了。那些打了胎的姑娘，一个个也都从地区招待所调到地区革委会，当了行政干部。原来事情不是程干的，是吴司令干下的。程自愿挨骂，是为了保护首长。事情不了了之，连个尴尬都没。刘说，地区机关里，大都是吴的人马，现在都在挑他的错。他怨谁去？也不是没人帮他说话。那些被吴的人排挤的人，还有他的一些老部下，都是他的基本群众。可他不认这门亲。你支不支持他，他不在乎。他只看你对不对。他有个老部下姓袁，是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军代表、政委，跟他跟得很紧。哈萨克人骑马打仗厉害得很，四九年打不下来，是通过谈判和平解放的。头人木斯托发当了自治县的县长，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逃进山去，猎到五只猞猁。回来给袁送了五张猞猁皮，袁结合他当了县革委会的宣传部长。平常小事一椿，张知道后，又发脾气，把袁叫来训了一顿。叫把五张猞猁皮还给了木斯托发。木斯托发也不高兴，把皮砍了。刘说，我感到奇怪，现在谁都知道，军队里贪污盗窃违法乱纪样样有，地方上有的军队里都有，地方上没有的军队里也有。他当兵的出身，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听到一丁点儿就跳起来，你说怪不怪？要不然就是看书看迷糊了。年时我为了平反的事，到他家去过一次。好家伙，整整两面墙，满满都是书。他家住军分区大院，给大院门卫打了招呼，谁来都不让进。不管什么事，叫上了班到办公室谈去。他要看书！刘说，可是，来喊冤的他见，还叫领到他家门上。有个被打断了腿的肃北牧民，还在他家住了一夜。同这些人打交道，麻达大了。帮了一个，就都来了。越帮越多，越帮他越觉得冤，越像该了他，没完没了，缠不清，还挨骂。最后他没辙了，还是交给了信访办。本来么，这些事都有信访办管着，你招揽个什么？信访办的人说，有的案子本来不难办，他一插手就难了，得往上追，只好不了了之。我在政府机关里十几年，没见过这样子的。他要不是军代表，要不是资格在那里，军衔在那里，早就给做掉了。在地区大院里，有时会遇见这位张政委。短小瘦弱，满头白发，一脸的忧思。同高大肥胖笑口常开的吴司令员站在一起，反差之大惹人发笑。他有时带着一些官，到展厅来看看。见了讲解员、电工、木工、打杂的、写材料的和我们画画的，都要说辛苦了。笑容作派，像个老农。虽然矮小瘦弱，虽然老农一般，后面跟着那么一群，也自有一种威仪，展厅里鸦雀无声。直要等他们走了，才又嘈杂起来。四何山、孙纪元都是见过世面的人，大串联时又同兰州军区建立了联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同他们干上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向兰州军区告状，说酒泉地区革委会丧失阶级立场，业务挂帅，排斥革命知识分子，重用阶级异己分子。送去一大包材料，其中包括抄家抄去的我的一本日记。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女）看了，说我极端顽固反动，不可放手使用。说还是要政治挂帅，不能业务挂帅。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都说地区革委会受了上级的批评。说还是拿笔杆子的比拿枪杆子的利害，现在是兵遇到秀才，有理说不清了。我很发愁，问怎么办。刘光琛说，你什么事也没有，好好干就是了。本来就没你的事，是敦煌那帮子同地区革委会的矛盾，现在就更没你的事了，现在是兰州军区同酒泉军分区的矛盾了。说你坏是为了说酒泉坏，酒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就会说你好。你只要人在酒泉，就什么事都没有。我说军队令出必行，小小军分区，怎敢和大军区对抗？他说这你就不懂了。军队里政治部和司令部，野战军和地方部队，不同兵种不同派系，关系非常复杂。加上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就更复杂了。别说是你，连我都雾煞煞。总的来说一句话：这里面谁是谁非不重要。人同人打交道，是凭实力，不是凭正确。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我说，你不是说把事情说成咋地才重要吗？他说那是说干革命。现在是又一码子事了。说不清的理可以不说。有实力就可以不说。能不说你自然有了理了。真理不是只有一个，也不是没有它就没法子过。你的招数再利害，我不接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就利害不起来了，对吧？听着我觉得，个儿矮小的是我，不是他。五“九大”前后，展览准备就绪，要开幕了。抽调来的人，除了当讲解员的，和一个画画的，都要回原单位去。画画的留谁，地区一直没说。我们三个，都希望能留自己（到底城里比沙漠里好过）。何是我顶头上司，有本单位的人事权，只因人在酒泉，一时动用不得。我趁此机会，正在为被下放劳动的妻子办“农转非”（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若回敦煌，不但此事无望，而且会被关起门来打狗。那怎么能行！未几，让我和何山各画一幅大油画，限期一个月。王仁说是打擂台，谁画得好谁留下。刘光琛估什，是吴司令员出的点子。事虽荒唐，在文革中也属正常。何山问好坏谁裁判？王仁答日工农兵。于是各占一方（何在地区革委会礼堂，我在地区招待所会议室）鸣锣开战。起初我莫名其妙，觉得像马戏团里的猴子披挂上阵。接着就发起愁来：一幅《民族大团结》何先挑去了。我这幅《潭家湾全景图》，实际上是鸟瞰平面地图，不宜于画油画。画面四比四平方公尺，无法从门进出。得画成四幅，再拼起来，中间有一道十字缝，怎么着都难看。潭家湾是酒泉农村里的一个生产大队，当了西北学大寨的“样板”。我去住了几天，画了许多速写回来，使舞台上充满了剧情：马厩里修车铡草，猪场上起肥垫土，井边头洗菜饮驴。吆车的老汉拾粪，看场的娃子赶鸡，息晌的婆姨抓紧时间做鞋底……豆人寸马，房屋像火柴盒。门上有对联，窗上贴着窗花。屋顶上晒着果脯瓜干豆瓣酱，屋檐下挂着辣椒大蒜玉米棒。大路两边有杂草中间有车辙。有的车辙里汪着水，水中有倒影。总之是力求生动有趣，精细逼真。小眉小眼的，只差没用放大镜了。不管是不是艺术，成败关系着安危离合。我白天黑夜加班，先是务求必胜，后来就画出了兴趣。天气酷热，脱光了衣服画，只穿一条短裤，仍旧挥汗如雨。看画的来来去去，都不知道谁是谁。西北人没有赤膊的习惯，看不惯我赤膊，背后有议论，骂我不文明，疯疯癫癫。我听到反映，也不理会。本来是要哗众取宠，却又旁若无人起来。似乎进入了忘我的境界，真有点儿疯疯癫癫的了。限期过了几天，画才全面完成。抬走的前一天，刘光琛来，一脸的焦虑，说，那两位到处说，你把学大寨样板画成了小农经济，把战天斗地的革命精神，画成了悠闲落后的老村古调。这个意见，可是正确得歹呀！我很着急，一通夜没睡。工地加上红旗，墙头加上标语，大路边加上语录碑和正副统帅并肩像。四处加上许多观光取经的队伍，记者挎着照相机，学生仔捧着红宝书，机关干部围成一圈听介绍经验。村门口各色大客车一字排开，气氛似热烈多了。天亮了一看，色彩不协调，花里胡哨。来不及调整，给抬走了。展览期间，“三级干部大会”开幕，参观人潮汹涌。谁都没有想到，居然是“潭家湾全景图”最受欢迎。观众沿着有车辙的大路一路看过去，就像看连环画，兴味极浓烈。加上小而逼真，又是熟悉的生活，以前没在画上见过，更有一分惊喜。一大群人挤着边看边议论，争相指出新发现，引起轰动，引来更多入围观。虽有人说贴上革命标签没改变老村古调，但是没人爱听。潭家湾大队支书、九大代表杨柱柱来参加三级干部会，看了说好极了。一锤定音，再硬的道理也没关系了。张哲岚很高兴，在大会上做报告，提到展览时，还说了个“解衣磅礴”的故事，说庄子说过，只有那个赤膊画画的人，才是真画师。何山那画，画得很好。但“民族大团结”的画到处都有，这一带火车站汽车站上都有，印刷品更随处可见，全是各民族代表把一个毛泽东围在当中。怎么画都像见过，没人要看了。观众从画底下经过，头都不回。刘光琛说，何这会子算是背了运了。他说人都有个时运，顺起来事事都顺，坏事也会变成好事。背起来事事都背，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今时舆论都向着你，该是你走运了。六三级会后不久，刘光琛当了地区民政局局长。农转非的事，正好归他管。我很庆幸。长期以来小眉小眼地钻，拼死拼活地干，唯一的目的，不也就是个平安团聚么！若能如愿以偿，那就什么代价都值了。但是妻子在下放地，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我刚拿到她的准迁证，就得到她垂危的消息。日夜兼程赶去，只来得及看到她的遗体。只有三岁的女儿跟着我，离开了那沙漠边缘的荒凉小村。敦煌文物研究所革委会卡住我的编制不放，我赖在酒泉不回，一直拖到七二年，才得以调离敦煌。以后不久，张哲岚、吴占祥和其他军代表都撤离了地方机关，回部队去了。我们父女俩到了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在那里待到一九七八年。七九年我在北京，接到张哲岚的一封信，说他已离休，邀我到西安市红缨路三十一号他家作客，说要给我介绍几位著名的作家、画家和书法家，“都是很有意思的人”。因为太忙，没能去。借用林则徐诗句，写了幅对联寄给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刘光琛还在酒泉，一直没有升官。一九八三年，我在兰州大学，他托家在酒泉的学生带给我一个玉石笔筒，墨绿色云纹，温润古朴。可惜我没有一张配得上它的书桌可以放它。离开西北以后，同他失去联系。先是听说，他退休后很孤独，日在醉乡。后又听说，他无疾而终，身后萧条。在敦煌研究所，人们依旧互相斗得很苦。后来抓“文革三种人”，何山、孙纪元都先后离开了敦煌。孙到天水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去了。何则辗转到了美国，受雇于洛杉矶天龙画廊。九三年我在洛杉矶时，他带着老婆儿子来看过我一次，气色很好。问我怎么来的，我说是逃亡的政治难民。他说：“我是杰出人士移民”。何 山 孙纪元卷三 天苍地茫天空地白一九六四年，茨林在敦煌中学上高中，梳着个马尾巴髻，无忧无虑，爱说爱笑，爱跑爱跳。暑假里，跟着她的父亲，著名医生、敦煌医院院长李瑶甫先生出诊，到莫高窟来玩。这个沙漠中的石窟寺群，她从没来过。父亲工作时，一个人到处跑到处看。在悬崖峭壁上四百多个洞子里上高下低钻来钻去。我在洞中临摹古画，日日面壁，不见人影，都快变成达摩了。突然闯进一个美丽的少女，不由得眼睛一亮。她天真无邪，毫不认生。又好奇，问长问短。我给她一一讲解壁画的内容，又带她看了几个别的洞子。她从小受党的教育，鹿王本生，五百强盗成佛，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所有这些故事，都从没听过。来世，轮回，因果报应之类，更是闻所未闻。很爱听，但又困惑，问，是真的吗？我教她不要太认真。别把神话和历史混为一谈，也别把艺术和科学混为一谈。她很感兴趣，要知道这里面的异同。话题一展开，就讲不完。已而悬岩的阴影，已落到脚手架上的反光镜上，洞子里黑得看不见了。她跟着我下山，要我讲给她听。一直跟到我屋里。说，我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十几年学都白上了。我说也不是，重要的是你要学会思想，使你学到的东西活起来。她环顾四周，有些惊讶的样子。说这个太破了，干嘛不买个新的？那个用不得了，干嘛不买个新的？我说没钱。没钱是怎么回事，她好像不大明白。问她到过农村没，她说曾集体支农，到郊区摘棉花，没进过村。我说你到村子里住上几天，就会明白许多。我说这也是一种知识，“世事洞明皆学问”么。她没读过《红楼梦》，把这两句抄了去，说是很有启发。说这次遇见我，对她帮助太大了，真是幸运。从她真纯的目光，我读到一种崇拜，很高兴。我没有被别人崇拜过，何况是被一位这么可爱的姑娘。也有一种幸运之感。但她走后，再没来过。有时进城听报告，遇见敦煌中学的老师，少不得问问她的情况。她在校不但成绩优异，是校篮球队代表，还当了个学生会主席。我真难以想象，她那个学生会主席，是怎么当的。第二年，敦煌搞四清运动，查出她父亲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当过军医官，信基督教，给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她和她同届毕业的妹妹李茨恩两个，都因此不准报考大学，成了“待业青年”。天天在家没事，苦得不行。我们研究所作为中央文化部的直属单位，没划入本地区四清运动的范围，好像没事。我托熟人带信，邀请她到莫高窟来玩。和第一次见面不同，她似乎长高了些，瘦了，沉静了，清纯的气质里，多了一份深沉。马尾髻也变成了一根粗长的辫子。她说她爸有了事，就像全家都有了事，亲戚朋友断了往来，连同学们路上见了，都不招呼。她说：真是奇了怪了，我们干了什么呀！我告诉她这是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故事，每个中国人都有可能遇到。我给她讲了我自己的遭遇，我所在的劳改农场里许许多多死者的，和他们的家里人的遭遇。还有我的一些大学同学的遭遇。我说这种事太多了。你觉得奇怪，只是因为你没经历过。她说他们不是本地人，出了事很孤立，想回到河北老家里去，哪怕都种地，乡亲父老也有个照顾。但是不准许，只好算了。我说全国一个样，家乡人更凶残，还是不去为好。我给她讲了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怎样被家乡人折磨至死，我母亲和两个姐姐，还有我的许多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们在家乡怎样被侮辱与伤害，都比流落在外的人们更惨。我说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故乡，也没有祖国。你也一样。别指望依靠外界的同情，唯一的出路，是自己站住脚，不要被困难打倒。只要你站住了，经历一下没有经历过的事，可以丰富人生经验，增强生存能力，学会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这就等于把外在的苦难，转化成了内在的精神财富，坏事变成好事。说着说着，连自己都觉得，有些唱高调。但是她很爱听，显然受到鼓舞，脸色渐渐开朗，终于有了笑容。说，上次回去后，一直想给你写信，不知道怎么写，所以一直没写。我说我也是。从此她常常来玩，我带她看洞子，爬山，找化石，采红叶，听她说说各种事情。学校里的，家里的，社会上的，心里面的。她那时二十岁，还像小孩子一样，有时很小的事情，说着就哭起来，一忽儿说到高兴的事，眼泪没干，又笑了。我们决定结婚时，文革已经临近。一个是摘帽右派，一个是反革命的女儿，很引起注意。那时所长常书鸿不在家，他的夫人、副所长李承仙表示支持，并答应安排茨林到所里当讲解员，先临时后转正。婚礼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六日举行。所里派了一辆汽车去接她，车上装饰着绢花缎带，五彩缤纷，倒也喜气洋洋。上车时，她抱着一大卷半新的被褥。她母亲又把一篮子锅碗盆勺放在车上。我问这是干嘛，她说你们拿去，用得着的。我说你们呢，她说家里有。那天晚上，闹洞房，乌烟瘴气。美术组搞雕塑的孙纪元，一直坐在床上，不声不响。人散后才发现，被褥和枕头里都塞满了锐角碎石和尖利的刺草，扑不掉也拣不尽。我相信，这不是民俗，而是人心。文革将临，空气里硝烟弥漫。人心诡谲，都像是海伊纳闻到了血腥，一个个伸长脖子，在窥测和等待。“家”成了唯一的避难所，那简陋的土墙木门分隔开了仇恨的世界和爱的世界。门一关就是别样的天地，有着纯净的空气。可以卸下沉重的铠甲和假面，做一阵子真实的自我。每月领了工资，她先给我的母亲和姐姐寄去一份，婚前寄多少现在仍寄多少。同时给她的母亲和妹妹留下一份。剩下的，可以过一种简单的生活。我妹妹在四川省地质局工作，有一次进山找矿回到成都，房间被小偷洗劫一空。她闻讯后，把我在结婚时给她买的几件新衣全都寄去了。每个星期，我们要进城一趟，去看望她的母亲。荒凉沙洲，道路艰难，小站候车人寂寂，大漠走马月茫茫。斯情斯景，已不可再复，当时只道是寻常。六月初，全所进城，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那天回来，连夜把文稿笔记呼啦啦翻了一遍，挑出最要紧的，包在衣服里，让她带到娘家存放。要求她在那边住一段时间，到形势明朗了再回来。正好第二天有便车，她走了。房间和心，同时显得空落，只有她没带走的一些东西：桌上的一枚发卡啦，挂着的一条头巾啦……透着一股子淡淡的温馨和忧伤。紧接着狼群就扑上来了。揪斗，抄家，昏天黑地。几个月没联系，她突然来到。那天在中寺大院批斗常书鸿李承仙，我在陪斗。弯腰低头，双手后举。她先到家里，门开着没人。放下包裹，来看斗争会。正碰上美术组组长段文杰揪着李承仙花白的头发，一问一个耳光。还有人问，为什么把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李茨林拉进所里？散会回去看到她，很意外。她说她害怕得很，要来看看。她已怀孕，脸色憔悴。包裹里有一些食物，一些各地红卫兵自办的“小报”，还有一些纱布药棉白药红汞。她告诉我，城里也很乱。茨恩害怕，趁她不在，把她带去的我的文稿笔记全部烧了。为此她同妹妹大哭大吵了一架，说那是我的命根子。妹说，他不要命我们还要，命都没了根子有啥用。妈怕外面听见，发怒把她们赶了出去，说你们有胆，到大街上吵去。说完这事她哭了，一叠连声说对不起。文稿没了，是我最大的失败。但既无可挽回，也只有劝她别想。讲了个“破瓮不顾”的故事给她听。她如释重负，又笑了。“家”已不再是封闭的世界，随时都有人闯进来乱翻乱吼一气。甚至半夜三更踢门，叫我起来卸车。她怀着孩子，经不起这般吓，只有劝她回去。她在走以前，瞅着没人，给常、李也送去了一些食品药物和“小报”。考虑到后会不知何时，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高林，取父姓与母名，兼取来人诗意，以求吉祥。这年十月，上面派来的文化革命工作组宣布了对我的处理：工资降三级。没再戴帽子，没开除，算是大好消息。为尽快告知她，我连夜赶进城去。在戈壁滩上抄近路，又迷失方向，走了一通夜。虽然疲累，能让她早点结束恐惧，也觉值得。她母亲曾经听说，那一带时有狼群出没，大家都后怕不已，更添加了一份庆幸。但是很快地，这个处理又不算数了。所里的革命群众，分为敌对两派，都说是工作组保护了我们。变化比北京和内地慢了几拍，工作组早已撤走，无法揪回。被“保护”的一小撮，被打得更凶（说是要“打下十八层地狱，叫永世不得翻身”）。特别是常书鸿和李承仙，每次斗争会下来，都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一九六七年元月，女儿高林出生，我都没在她们身边。翌年夏天，她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到莫高窟看我。我的住房已经被查封，住在一间废弃的浴室中。浴室面积六平方公尺，墙壁斑驳剥落。空间有两个锈死了的莲蓬头，一块隔板。略微倾斜的水泥地面上有两条水沟。不过位置偏僻，门窗外风景极好，有一大片草地和几十株合抱的老树，也难得。我把隔板拆了做成一张大床，在门外用三块石头支起一个锅台，临时拾几根枯枝就可以做饭，也很方便。更难得的是安静，没人再来打扰。所里斗争剧烈，又揪出来二十几个敌人，加上我们，已超过人数的一半。另一半除去跑龙套的，两派斗得你死我活，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作为“死老虎”被撇在一边，交给了一个管杂事的工人。他给我们分配劳动任务，别的不管。那时我每天扫洞子，回来除了参加牛鬼蛇神们吃饭前的“向毛主席请罪”仪式，和晚上的“学毛选”以外，没事就抱着孩子，和她在树林里走走。孩子还不大会说话，连蚂蚁是个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但是反应很快，表情十分丰富，是我们快乐的源泉。她仍然带着那本讲解词。我去劳动时，她一面带孩子，一面时不时拿出来背一背。她仍然想着，将来有一天，能到莫高窟来当讲解员。看来形势不坏，我很乐观。不知怎么的，气氛又变了，又要“清理阶级队伍”。九月下旬的一天，勒令全体牛鬼蛇神集中住宿，男的搬到上寺院外工程队留下的空屋，女的搬到老库房。要请完罪立即就搬，不得拖延。她一个人带高林睡了一夜，不得不走。几个月后，城里搞下放，她们祖孙五口，都被吊销了城市户口。她和高林两个，被送到一个叫作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第四小队的地方，插队落户。我直到一九六九年初，收到她从那个地方寄来的信，才知道发生的一切。紧接着，所革委会传达了上级革委会的通知，我的案子维持降三级的原判。算是第二次解放了，允许我搬回原宿舍居住。叫我马上收拾一下，立即出发，到酒泉去为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我坚持要求，先到农村去看看她们。只给了两天假。酒泉地区革委会还从我所抽调了何山、孙纪元等人，我得和他们一路。搭了一小时便车，下来走了十几里地，遇见一个牧羊人。向他问路，不知东方红，也不知向阳。说这里叫红柳墩，过去是枣庄，再过去是郭家堡公社。到公社一问，才知道郭家堡已改名为东方红，向阳大队是原先的驻马店，驻马店再往北，就是沙漠了。沙漠边缘有十几户人家，一年前叫黄羊沟，现在叫向阳四队。北国春迟，望中没有绿色。耙过的地里，罗列着一堆堆待扬的粪肥。愈走愈荒凉，到那里已经傍晚。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杂沓掀起团团黄埃。干畜粪煨炕的气味，辛、苦、重浊，一股子乡土的亲切。一个老婆婆，在井边汲水，告诉我地里的人还没收工。一面派孩子去叫茨林，一面领我到她家歇脚。屋里烟气弥漫，老汉就着油灯在烧烟锅。让上炕坐下，问长问短。说起来才知道，这地方用水靠井。邮递员送信，只送到公社。支书队长去开会时捎带一下。寄出去的信，他们也给捎。灯油盐巴针线钮扣什么的，公社的供销社里都有得卖，就是太远了，不方便。小伤小病，可以找队长的丫头，她是赤脚医生，箱子里有点儿药，有时候也管用。要不，公社里还有个卫生所……说着茨林进来了。高林走在前面，包着头巾，穿着大棉衣，两袖过膝，像只企鹅。只露出一张小脸，仰着看我。我说，认得我么？她叫了一声爸爸，声音细小，羞怯而犹豫。我抱起她，不觉眼睛里有了泪水。茨林也包着头巾，满身土，已经像个农妇。笑容灿烂，看来身体挺好，放下心来。回家路上，问她爸妈在哪里，她说也在这个公社，隔约三十来里，她妈还来看过她。我说我应该去看看他们，但是这次来不及了，下次吧。我告诉她维持原判到酒泉去的事，说我明天就得走，去了再想办法，把你们办出去。高林要我一直抱着，进了门还不肯下地。她说你爸背那么重的包，走了一天路，你不叫他息息吗？孩子立即两腿一蹬，说要下去！我说这么听话呀？她说，哪里，你等着看就是了。屋里一股子烟熏味，是北方老屋特有的气味。点上灯，她就去煨炕。炕很大，占半个房间，但只有两个人睡觉，四分之三空在那里，裸露着土炕面，很难看。另半间屋有个旧锅台，两个人用太大，旁边又盘了个小锅台。大锅台没锅，张着黑嘴，更难看。我想把它打掉，她说别，我妈说给我找个案板，放在上面，正合适。第二天，她抱着高林，送我到大路边。我走了很远，回头望去，她们还在那里挥手。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这次，她怀上了第二个孩子。酒泉的展览是综合性展览，筹办人员来自各个不同的单位。我利用工作之便，广为结交，安排好她到酒泉来生孩子。准备来了就不回去了，一同到五七干校劳动。这个不算非分的要求，已得到地区政委和革委会主任的批准。干校在郊区，和农科所相邻，农科所的朋友说，他们也要人。为求稳当，计划分两步走，下一步再看着办。第二年春节前，请了两星期假，准备回去过了年，就接她们来。收到一份电报，是她妹妹李茨恩到敦煌城里拍来的：“姐病危速归”。连夜赶到酒泉城，搭汽车到安西，再在安西转车，到敦煌时，已经是第三天的午夜。找不到车，步行又迷了路，待天亮一路问去，只赶上看到她的遗体。高林被茨恩带走，在那边由茨恩照顾。母亲守着茨林，已经几天几夜没睡。告诉我她是感冒变成肺炎，很普通的病。一开头照样出工，耽误了。一直在等我回来，才停止心跳不久。村上的妇女们，做了一个白纸花圈送来，队里派了十几个人，帮助抬棺、送殡、挖坑。事毕排成一列，念起语录来：“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我正在整理坟墓，不知道该感谢，还是该愤怒。坟墓在农田和沙漠之间，一处长满芨芨草的坡地上。没有墓碑，叠石为记。临走前夕，深夜两点，抱着高林，裹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到墓前石上，坐了很久。我想人死后如果还有灵魂，她一定会在此时此地，来同我们见面。但是没有。月照大漠，天地一片空白。辛安亭先生先生出生在山西吕梁山区一个贫寒的农家。自幼瘦小嬴弱，无力务农，到邻村读完初小，家里再无力供给，只好自学。当时的山西省长阎锡山在各地开办了七所贫民高小，学杂费用由政府供给。还自兼太原市晋山中学校长，拨款聘请名师，资助优秀学生。辛安亭读完贫民高小，负笈步行四天，到太原报考晋山。考生千人，发榜五次，最后录取了三十三名，他是第二名。老师邓初民把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的书介绍给他。另一位老师马干符教他读古文，从先秦诸子教到晚清学术。毕业那年，他是全省唯一考上北京大学的一个。读的是历史系，想的是办教育。童年时代荒寒山村里自学的经历，刻骨铭心。他立志要把自己学到的一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贫家的孩子。沉默寡言，谦和木讷。不抽烟，不喝酒，不娱乐，不体育。一本接一本读书。读得最多的，还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书。他回忆说，那时候，他喜欢杜威的《明日之学校》，波德的《教育哲学大意》，和梭罗的《爱弥儿》。毕业后几经周折，辗转回到山西。在太原师范教书，想从事启蒙教育。阎锡山怀疑他是共产党，把他抓进监狱，逼上梁山。出狱后突破封锁，到延安参加革命。从一九三八年起，他在延安十一年，一直在教育厅（厅长周扬）撰写和领导撰写中小学课本和通俗读物。正在编中国通史的范文澜，很欣赏他写的《中国历史讲话》。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围攻边区，他随军撤离途中，发现许多偏僻农村的儿童，读的仍然是古老的《三字经》。内容虽陈旧落后，但形式易被接受。于是边走边想，做出一本《新三字经》。厚积薄发，凝练准确，更受群众欢迎专家称赞。解放后，书稿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教育家吴伯萧看到，写信给他致敬。心想着孩子，下笔自然不俗，这是辛安亭的一个优势，来自天性，别人学不到的。一九四九年到兰州，作为军代表接管兰州大学等全省高校，官衔显赫，他没兴趣，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教育。两年后重操旧业：到北京与叶圣陶一起，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又是十一年。依然农民本色，谦和木讷。读书写作不辍。该社编辑张中行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辛安亭时，说，“也许是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张说辛安亭的另一个特点，是心口如一，学不会说假话。（《流年碎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吴小如先生读到张著，说，“这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文汇读书周报》一九九八/二/十四）当然，也同我印象中的辛老完全吻合。学不会说假话，也是天性。搞人民公社时，他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反右时，他说，这种事情咋能定额？《毛选》上白纸黑字：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转变学生的思想，他说，还是说传授知识经验，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好些……终于被调离北京。一回到兰州，他就着手创办教育学说。三年间从既无校舍又无师资，办到初具规模，文革就来了。一生没有整过人，但是人们整他，可是毫不手软。说过的话，都成了罪行。被打翻在地，又踏上了许多的脚。年轻时都干不了的重活，这时不得不干。熬过来，真不容易。文革后降级使用，到兰州大学当副校长。实际上是个虚职。兰州的兰大，也和北京的北大、清华一样，是“反右”、“文革”的先锋，“笔杆子”和打手的仓库，批判组也有个“梁效”“石一歌”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叫什么了。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都被整死，不是偶然的。文革后学校一片凋零，但依然保持着“革命”传统。他到那里，什么事都做不成。当时兰大的另一位副校长，后来做了民政部长的崔乃夫先生谈到辛安亭时，说：“他跟我一些政治上非常平庸，教育一点儿也不懂，品质很差……的人共事，而那些人掌权，他有什么办法！”（《崔乃夫访谈录》，原载《钟情启蒙执着开拓》兰州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州。那时我四十三岁。先生已年逾古稀。极瘦小，极清癯。蓝布衫，黑布鞋，平头。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清澈的目光。那时的人们，别说干部，就是一般成年人，大都目光浑浊，像遮着一块幕布，或者包着一层油。一个饱历沧桑的老人能保持那样清澈明净的目光，真像是奇迹。还有就是他那双鞋子。那种圆口的黑布鞋，是我父亲常穿的，见之特别亲切。很多年了，市场上早已绝迹。我猜，是他的家里人自己做的吧？他早已与世无争，日日闭门读书。家里几个大房间，除了门窗全是书，从地板到天花板没空隙。沙发背靠落地窗，只为了读书方便。看着文弱瘦小，埋在深深的沙发里专心读书的他，很难想象，他曾为革命出生入死。所著六十多本书都是教育学著作和普及读物，很难想象，他涉猎的范围会如此渊博。经史子集，他如数家珍。《文心雕龙》很难懂，他只要几句话，就阐释得一清二楚。我的专业是美学，说到中国美学史，他知道得比我多得多。从彩陶甲骨铜器铭文，到王国维《人间词话》之得，袁子才《随园诗话》之失，再到蔡元培对美育的贡献，也如数家珍。读先生的作品，才发现深入以后的浅出，硬是和一般的浅不同。深入易，浅出难。能浅出，才是真深入。这不仅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襟怀。“下笔清深不自持”者，如我辈，相形之下，只有自惭形秽。我在兰大几年，他是我名符其实的老师。我不是他唯一的学生，许多文科教师，都常负笈登门。有学生知道而他不知道的问题，他就竭诚求教，问到完全明白为止。有些东西，不是有关专家，完全不用知道。比如汉魏间蛊道巫术的异同，纳西族七星披肩的由来等等。他都兴趣盎然。我问他知道了干嘛，他说只是想知道。这使我想起孔子的“学而”。不是上进的愿望，而是这种自为目的的求知欲，使他杂学旁收，成为通人，而又淡泊于人事，不求名利。校园里的派系斗争流言蜚语，一概都进不了他家的门：他不爱听。这也是天性，而不是嵇康式的世故。他要是世故，我就进不了兰大。文革后期我在五七干校劳动，哲学系系主任韩学本想调我到兰大教书。因为我有“极右分子”劳动教养的案底，阻力很大。辛老本不管事，但这件事他却管了。参加校务会议，发言支持老韩。还亲自到省委的“归口办公室”去催办这事。那天学校没车，他竟步行而去。老弱瘦小平时很少出门的他，在大街小巷来回走了一个多小时。老韩说，不可想象。到校后，老韩陪我去看望他。他说他刚读了我的《中国山水画探源》（那时刚发表），觉得功夫下得不够。思路暂且不谈，你可以那样想。脉络清楚，构架稳固，也很好。但是脉络和构架，应该是历史的，而不是思路的。史归史，论归论。以论带史，变成了以论代史，这就不好了。你有这个嫌疑。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就太多了。比如你说佛教的盛行，推动了魏晋以来隐逸之风，论点不够，显得武断。事实上佛教东来之初，不过是祭祀方术的一种。这在《高僧传》中有大量的记载。说着掀掉膝上盖着的毯子，站起来到书架跟前，拿下一部线装的《高僧传》，翻给我看。我看了说，安世高、昙柯迦罗、康僧会，这些都是汉末人物。他说我是随便翻的，又翻到佛图澄，说，这是晋代和尚，你看怎么样！又说，当然浮图之祠，不同于谶纬之祠。但他们是在庙堂，而不是在山林，你说对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皇都气象，不是山林气象，你说对吧？我唯唯。他又说，当然后来有些和尚，把皈依当作了栖遁，买山而隐。青松当尘尾，纵横天地初，俨然名士清流。这也是时尚所致，你不能说是他们推动了时尚。玄学氛围中般若学的兴起，与当时经书译本的粗率、暖昧、不确切，以致可任意比附和发挥有关。名僧之变为清流，就是这么来的。我说当时译经，好像很认真。他说再认真也精确不到哪里去。鸠摩罗什兼通汉戎，但梵语音译，阐释纷繁，都能动多译，更难把握。依我看，说老庄就是道家，也是鸦鸦乌。我们管不了那么多，可以姑妄听之。但是真要研究，就马虎不得。我唯唯，他又说，明清之际不求形似的美学，可以追溯到魏晋的言意有无之辨。但是这中间，横着许多不同的阶段，最近的是宋明理学。你得先理出个头绪来，才说得清楚，这是一。二是魏晋以来，文学以诗词为主导，书法以帖学为主导，二者都崇尚对称和优美。明末碑学、朴学、金石学的兴起，和文学中的曲子词小说家言的昌盛同时。尚奇，尚拙，风气之变，也其来有自。还有个地缘问题，不能不管。无所谓南顿北渐，山西也是个重镇。不单扬州八怪，顾炎武、朱彝尊、傅山都是先锋。明代遗民当清代先锋，这里面就有许多文章可做。你概不涉及，就说不清楚。我唯唯。刚想问还有什么，老韩碰了我一下。于是住嘴，跟着老韩站起来。老韩说，打扰得太久了，辛老休息吧。我也说，辛老休息吧。他说还没说完呢。从此我常去他家，有时谈到吃饭时间，偶尔也跟着吃一顿。饭桌上几乎没有荤腥，稀饭小菜馒头而已。不是要节约，而是晋西北吕梁山区古老的习惯。他最爱吃的，老家里的传统食物，“黄儿”“合子饭”“钱钱饭”，已经没人会做了。馋起来，他就跑到在山西住过多年的历史系老教授赵丽生先生家中，谈谈它们，过把干瘾。他有个好朋友，叫张毕来，是研究《红楼梦》的专家，在民盟中央当副主席。来甘肃视察，到他家看他。他让女儿小明来叫我，去陪同吃一顿晚饭。师母和小明掌厨，饭桌上就我们三个。我发现他不会应酬，只是叫客人吃这个吃那个。我想我是来陪客的，有责任活跃空气。但是想不出话来说。想了一阵，就问张毕来，你们民主党派中央，平时都干些什么？他说例行公事。我问什么例行公事。他说杂七杂八。我问什么杂七杂八，他说多了去了。我问是不是统战工作？他停了一会儿，一字一顿，说，就是统战工作。这些问题，问得不好。我的几个好朋友，事后从辛老家人得知，没有不骂我的。有的说我粗野得像个酒鬼。有的说我丢了辛老的脸，让辛老下不了台。有的说人家正面回答，是看辛老的面子，要不然，几句官腔就打发了你……有的告诉我，辛老最看不得粗野，你这是出自己的丑……。但是辛老本人，从未提过这事。朋友们给他骂我，他也只是笑笑。以后见了面，还是和以往一样。我本想道个歉，看他那么好，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就没道。但是从那以后，他再没有让我陪客。八三年“清污”期间，有人向他报告，说我指着新系主任的鼻子，骂人家卑鄙无耻。他问我有无此事，我说有。他一句话都没说，相对无言很久，才说了一句：某某某现在，也不到我这里来了。他每天读书写作，都有定时。早上打一阵太极拳，傍晚散一阵子步，从不间断。散步时，偶尔也到我屋里转一下，站着翻翻书，从不久留。我住三楼，他上下不吃力，看来身体还好。想不到四年以后，八八年，我在成都，就得到他去世的消息。托老韩代献了一个花圈。用丈二白布，写了对挽联寄去：沧桑易度，归来何处寻旧师？经史难忘，化去料应着新书？寄出以后，总觉得不够分量。我对辛老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思念，都在这两句之外。韩学本一韩学本身体单薄，面皮白净。手指纤细修长，戴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中山装，黑布鞋，永远千干净净，文质彬彬。不抽烟，不喝酒，不喜欢周旋应酬。许多人都说他是书呆子。他也确实爱读书，一编在手，与世无争，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打五七年从兰州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教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不管政治上有怎样的风云，他都能安全地度过。娶妻，生子，入党，从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到系主任，人生的河流像油一般地平稳。这可不是一个书呆子做得到的。文革中揪“白专典型”、“反动学术权威”，他也曾挨了一阵子批斗，油河上荡起波澜。书读不成了，就革命。那时革命队伍分裂成两大派，真枪实弹，仗打得紧。他当了一派的“作战参谋部部长”，运筹帷幄，军令如山，居然几仗下来，使这一派反败为胜，叱咤风云。人们目瞪口呆之余，才知道这个手无缚鸡之力，影子一般无声无息，走路都要贴着墙根的人物，不是好欺的。这么玩儿了一阵之后，回到兰大校园，依旧无声无息贴着墙根走路，依旧一编在手与世无争。遇见以前在斗争会上打骂过他的人，文雅地笑笑，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历史系一位老教授遇见他，翘起大姆指，说，你可真是能文能武，“静如处女动英豪”呀！他还是文雅地笑笑，像人家幽了一默。兰大的政治气氛，特别地封闭保守。五十年代的校长陈时伟，六十年代的校长江隆基都被整死。类似的情况，各系都有，文科尤多。校园里学术空气稀薄，特别是文革后期，同一个行政机关差不多了。老韩一回家就闭门读书，几乎足不出户。好在他和夫人何凤仙（师大中文系教授）两个人文革前买的书，合起来有几万本。在那个书店里空着书架，图书馆被洗劫一空的年代，可以救个急需。一九七七年，全国“拨乱反正”，各高校的教学和研究又得要上马。破坏得特别严重的兰大，百废待兴。最是哲学系，师资雕零，课开不出来，许多专业缺如。要重建，等于白手起家。他临危受命，当了系主任、总支书记。先是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跑了一圈。摸索了一下当时的国内外哲学动态，比较了几个主要高校哲学系的情况。回来想突破以马哲史、西哲史、中哲史为经，唯心和唯物斗争为纬的模型，把“科学哲学”作为重点。他对反对者说，唯心唯物的观点，不是马克思，而是列宁强调的。日丹诺夫以后才写进哲学教科书。那时可以无视质疑，现在不行了。比如量子力学，你能迴避吗？我们只有回到马克思，才能面对新问题。说到新问题，什么费耶阿本德，什么波普尔，什么“证伪”，什么“试错”，把老教师们吓得一楞一楞的。同时争取拨款，采购图书，补充设备，培训师资，开发资讯，拓展交流渠道，指挥若定。一下子就把架子搭起来了。我同他素不相识，在酒泉接受劳动改造，已经好几年了。地方既偏僻，信息更闭塞，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以前读过我的文章，也听说过我的遭遇。那年冬天，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和汽车，赶到酒泉，又步行二十多里，在干校的田野上，同胼pián手胝zhì足满面风尘的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冻得面皮青紫嘴唇发抖，连水都没有喝上一口就走了，在沙路上留下长长一连串足迹。第二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他在校长辛安亭先生的支持下，把我这个当年的“极右分子”，调进了兰大哲学系，主持美学专业。这件事成了新闻，在兰大引起反弹，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我的原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写信给兰大，说我极端反动不可使用。甚至兰州军区政治部主任李磊，也知会兰大党委，改革开放不要走过了头。所有这些压力，都集中到他的头上。他都顶住了，说，出了问题我负责。二那时调进兰大哲学系的“右派”，不只我一个，还有杨梓彬、张书城等好几个人。这些人的调动，当时叫“归口”，意即落实政策以后回归到原来的专业口。那阵子各级政府除了“落办”以外，还有个“归办”。这两个地方的人都烦他。学校里的行政干部们也都烦他。我们这些人进校以后，什么都得向学校要。大至分配住房，小至借个床板桌椅书架，都很费周折。他怕我们受欺侮，事无巨细，都要帮我们跑。自称老兰大，熟门熟路，实际上他去了也不一定解决问题。有时争吵得面红耳赤，结果一无所得。他为此对我们感到抱歉，我们也为此对他感到抱歉。不全是干部们刁难，客观上也有困难。浩劫方过，什么都缺。后勤工人没情绪，修补速度跟不上。登记排队没个限期，也只有等待。我接受友谊宾馆的条件，给他们画了幅油画，雪山风景，5乘3公尺，换得在那里免费吃、住半年，解了燃眉之急。客房里有套间和浴室，他常来洗个澡，聊一点儿天，住上一晚。那天他半夜才来。捧上一杯茶，往沙发里一埋，说，忙得都快异化了，这才复归自我。问他忙什么，他说跳加官。最怕周旋应酬的他，这些年周旋应酬最多。最近又被兰州军区政委兼司令员萧华缠上，给他们开办了一个“军、师级哲学讲座”。充当唯一的主讲人，每个星期去炒一次炒了几十年的冷饭，并成为这个那个将军家里的座上客。“唱罢大雅唱卫风”，难受死了。我安慰他说，你是你，所以才难受。难受不是异化，难受了就不异化了。要是高高兴兴，受宠若惊才是异化。他说，许多人过得快快乐乐，我羡慕。我说，是，我也羡慕。他说真的吗？那么我问你，你宁愿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愿意做一个痛苦的人吗？我说话都被你一个人说去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他大笑。我从没见他这样笑过。心想他可能在萧华家里喝了一点儿酒。似乎也闻到了一点儿酒气。他说最近他给学生开了一门选修课，“早期马克思”，着重讲《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很受欢迎。开头学生很少，后来越来越多。我对此很感兴趣，想什么时候，也去听听。我告诉他，在马克思的书中，我最喜爱的，正是《经济学一一哲学手稿》。当年去劳教，带了一批书，都被没收了，只有这本小册子，因为是马克思的，得以留下。有空时，没别的看，抓来抓去都是它。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看，感触特别深。每次重看，都有新收获。后来到五七干校，还偷偷摸摸写了篇《异化现象近观》，试着用这个概念工具，剖析当代中国。说着就翻箱倒柜，找出来请他给看看。几天后他来时，忧思重重的样子。说，稿子我看了。你火气太大了，胆子也太大了，我替你担心。这篇东西，你再不要给别人看了。任何人都不能给看！知道了吗？我唯唯。记住了吗？我唯唯。说着把稿子交给我，叫收好，千万别丢了。说要是丢了，那就吃不完兜着走，没人救得了你。坐下来，喝了几口茶，缓和些了，他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些好走极端，思想偏激，情绪化的东西很多。做学问么，怎么能这样！我无言。他望着我，问怎么不说话。我叫他说下去。他说他所理解的“异化”，不光是存在和本质的分离，也是一种意义的失落。关键在“意义”。意义等于自我。所谓失落感、无力感等等，实际上也就是个体对于无意义的体验。问题在于，在这份手稿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生的意义问题，但却没来得及回答，留下了一块空白。那以后，直到《资本论》，马克思终其一生，都没来得及填补这一空白。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不去填补，反而把学说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东西。这是现在我们的哲学研究上不去，只能炒冷饭的原因，间接地也是造成许多人信仰危机的原因。我说你想填补空白，是吗？他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责任。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空白都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你要填补，你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我说人生是一场短暂的飘泊，所以意义才和自我同一。所以任何一种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共性来否定个性的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儒学，都不谈人生的意义，用谈论责任、义务、社会关系伦理道德来代替。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要说这是空白，也只能算是逻辑体系上的结构性空白。或者说空白是体系结构的组成部分。所谓“当其无，有幅之用”，你要填空，等于拆幅，那怎么能行？他微笑，摇头。说，他所说的意义等于自我，和我所说的意义与自我同一，不是一回事。正因为个体自我是短暂的飘泊，所以它只有作为族类存在物，才有过去和未来，才有广延量和能场，才有意义。这是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大我赋予小我以意义。小我也只有在同大我的联系之中，才有可能获得意义。所以说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责任、道德、社会贡献、发明创造等等，作为个体和整体联系的渠道，也是个体自我实现的途径。费希特把与世隔绝的孤立的个人称之为“非人”，这个观点，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我说，你这是把形而下的变成形而上的，把第二国际的经济实证论变成哲学。整体有很多层次，家、国、教派、物种都是。而那个超越时空的整体的整体，则是虚无。所以在终极意义上，只有个体才是实体。人生的意义，也只能植根于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带着愿望和情感，无须谁来批准。用佛家的话说，它是活在当下。当然，是以超越当下的形式。这个形式，作为创造物，可以是互相认同的坐标，但认同的结果，是形成不同的文明，而不是形成客观上的终极规范。他问我美和丑有区别么，善和恶有区别么，得失有无进退成败有区别么，杀人偷盗强奸诈骗是好事还是坏事……一连串的问题，都不等我回答，接下去就说，什么规范都不承认，这就叫虚无主义，这就叫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两样东西是通着的。说时语调平静，但白净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从而我知道了，这个人虽然思想开放活跃，求知欲很强，对我们这些人很尊重也很爱护；虽然关心潜科学，向往自然与人文的互动，也熟知爱因斯坦和哥本哈根学派的争论，仍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三那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要借调我到北京工作，兰大党委不同意。老韩主张放人，我得以成行。他是为我着想，说那边资料多些，信息流通些，文化环境也好些，去了对发展有利。埋没了那么多年，该去闯一闯了。临走时，他嘱咐，那是个漩涡的中心，去了要特别小心。你搞你的美学，不要多管闲事。那篇什么近观，再别给人看了。什么时候不顺心了，你就回来吧。说时，一脸的忧思。我没听他的话，到北京后不久，就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上，发表了《异化现象近观》。发表后寄了一份给他，附言道：骨梗在喉，不吐不快，恳请谅解。他收到后，寄来一篇文章，题为《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说是要交换交换意见。我把它推荐给《国内哲学动态》，不久就发表了，是当期的头一篇。读者反应热烈，有叫好的，也有批评的。批评者说他太正统，“比卢卡契还左”。他来信表示，对于“正统”等于“左”的公式，不以为然。接下来，《未定稿》主编林伟被撤职。原因之一，就是发表了我的《近观》。他听到消息，来信说，现在是新时期了，不比以前，整肃限在党内，你不是党员，不要紧张。要是有什么麻烦，你就回来吧。我已处境不妙，面对不可知的命运，想到远方还有那么一顶小小的保护伞张在那里，心里也踏实一点。八二年我被赶出北京，又回到兰大时，他已因发表异化文章，被解除了哲学系系主任的职务。心脏病发，在兰州医学院住院。我走进病房时，他正斜倚着枕头，望着窗外寸草不生堆满杂物的小院子发呆。苍白清癯的脸更加苍白清癯，透薄修长的手更加透薄修长，蓝色的血派清晰可辨。床头柜上，放着药瓶茶杯，还有一本打开着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黑边框的眼镜，放在书页上。我说，这么伤脑筋的书，能看么？他说没事儿，拍拍床沿，让我坐下。握着我的手，说我头发又白了许多。问他怎么样，他说没事儿，住在这里，半是养病，半是逃难，免得麻烦。感觉到他手上的力气，和声音里的底气，反应的敏捷和思路的清晰，我放心了。我为发表了他的文章向他道歉。说以为是正统，发出来有利，没想到反而害了你。他笑了，说，正统不正统，他们弄不清楚。主义只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这就叫政治。你看那些上层代表人物的所谓“观点”，有哪一个深刻到值得讨论的？解放派也罢保守派也罢，都是些各有靠山的官儿，谁是谁非要看站在哪一边，局外人掺和个什么？做学问的和做官的，认真的和玩儿的搅在一起，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呢？我问他还研不研究异化，填不填补空白了？他说当然要。不管那些个，我走我的路。没有对于现实政治的人文超越，就没有学术。他说他想写一本关于《手稿》的专着。我劝他先沉住气，把身体养好再说。他说没事儿，能做多少做多少。我想，能走自己的路，也是一种福气。一九八三年的“清污”运动，矛头指向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我的五篇文章（《异化辨义》、《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关于人的本质》、《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受到批判，成了整肃的重点。中央点名，地方加码，兰大再加码，不让上课，不让带研究生，不让发表文章，不让出书。已出的一本，也被毁版。走不成自己的路了，精力都用来自卫。很羡慕老韩，真能“不管那些个”。几个月后，不知道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运动忽又莫名其妙地中断了。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找我谈话，传达这个“中央首长的关怀”，让我恢复上课。我同意复课，但要求他们先为停课道歉。他们不肯，去找老韩，要求老韩出面，说服我无条件复课。他们说在当时的形势下，停课是对的。现在是新形势了，复课也是对的。要求道歉，是无理取闹。老韩问，为什么你们自己不说。答曰说了他不听。老韩说，你们不管怎么样都是对的，永远对。人家不管怎么样都是错的，永远错。这种话，不管谁说的，都不会有人听。他们没道歉，我也没复课，离开兰大，到了成都。听说他一直在抱病写书，一天到晚泡在图书馆里，连中午饭都难得回家去吃，很不安。写信去劝阻，都没回信。两年后，收到他寄来的一大包书稿：《经济学——哲学手稿论析》，要我给写个序言。那时还没复印机，都是他亲自手抄，四十万字一笔不苟。附信中说，知道你看法和我不同，批评反驳都可以，这也有利于推进研究，不要客气。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论述《手稿》的专著，出版后回响热烈。它从纷繁的资料中理出了一个异化概念发展的脉络，比较了这个概念的几种现代形态。在厘清了——例如海德格尔的伦理学本体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心理论，东欧人文学派的客观关系论……等等异化观的异同，抓住了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以后，再返回马克思，分析它在《手稿》中和在马氏后期著作中的几种用法。不但为马克思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异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用统一的逻辑，来概括许多不同资料的出发点。我的印象是，他比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更接近了马克思。在序言中，我说，一般人出书，都要请名人作序，抬高身价，拓展销路。像作者这样，找个小人物，还教指出错误，我没见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和风格，他的治学态度，他的自信，他的真诚，以及这本书的货真价实。我说的是真心话，但是只说了一半。没说出来的一半是：想起他的初衷，仍不免有一丝遗憾——他终于没能找到，那开启意义之门的钥匙。仍然没能填补，他自己信仰中的空白。这也难怪。说到底，迄今为止，除了宗教家，有谁敢说，他知道人生的意义？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在南京大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出狱后住在成都，他寄来一笔钱，说是几个朋友凑的。我没那么困难，他们也不容易，惶恐之至，连忙如数奉还。逃亡前夕，他来看过我一次。身体单薄，不堪长途旅行，几乎又一次病倒。这些年来，他一直在闭门读书，为现象学的流动无形感慨，为工具理性和本质主义的语义混淆犯愁。前几天收到他的信，把政府的腐败，社会上人文精神的衰落，大学校园和科研机关里的勾心斗角，连同西方国家的技术异化和工业东亚的社会异化，一股脑儿都说成是历史的生产性开支，是人类为实现个体和整体、存在和本质、对象和自身统一所作的反面准备。他说，“我就是不相信，世纪末的时尚一一后学解构潮流发给虚无主义的通行证，能够永远有效”。大哉斯言！他是不是中国大路上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呢？我不知道。编案：二〇〇八年五月九日，韩学本先生因脑溢血过世，享年七十六岁。杨梓彬一第一次见到他，是一九七八年，在兰大哲学系。那时浩劫方过，为重建校系，校长辛安亭先生和哲学系主任韩学本先生，果断地从农村、农场、干校等地，引进了几个以言获罪被长期劳改的学人，担任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其中有他，也有我。在教师队伍中，这些人的外貌，都有个共同的特点：像农民。皮肤粗糙，手上有老茧，脸上有洗不掉的风霜。尤其杨梓彬，头发花白，皱纹深刻，男低音深沉，不但更像农民，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四十五岁要老许多。个儿不高，体型宽厚，多髭zī的大方脸，公牛脖子，树墩子一般扎实厚重。他教中国哲学史，侃侃而谈，如数家珍，不像是荒废了那么多年。口无遮拦，常语出惊人，不像是被改造了那么多年。听说他上第一堂课，不是先讲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是先问什么是哲学。说毛泽东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概括是错误的，哲学不是科学。科学是知识体系，哲学是价值体系。东西方哲学的不同，除了方法论，主要是价值观。东方重集体，西方重个体。许多差异，包括文化的差异和知识分子人格的差异，都由此而来。在当时，这种话，还没人敢说。但学生爱听，他的课场场爆满，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我去旁听过几次，发现他偏爱儒家。在他那里，儒家学说几乎成了传统文化和中哲史的同义词。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在于成就一种理论道德和一种内省的人格：安详自尊，悲天悯人，以天下为己任，可杀不可辱。他说现在的中国，这种人都完了，所以社会没有脊梁，没有凝聚力，不能制约政府，只能听任宰割。生灵涂碳，根源在这个传统的断裂。与灭继绝，离不开传统文化的重建。他说学习中国哲学史，既可治成前者，也可治成后者，全看你怎么治。治成前者，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通才，治成后者，就同考古学家原子物理学家那样，专业以外无知，只能训诂章句。他说人么，总应该有点儿人格志气。所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有士如此，天下焉能不治。那天，在一位同事家中，我问他承不承认，比如谭嗣同所说的三纲五常之烈毒惨祸？承不承认，忠孝节烈之类规范，都是以理杀人的武器？承不承认，无限忠于誓死保卫之类，也都是儒家传统？他说这是老问题，他早已想过了。儒家是治水社会的产物，与极权制度共生，免不了泛政治化。像崇拜宝座，重农轻商，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些，都是问题。这是泛政治化带来的问题，因此也是器用层面上的问题，变异无常。金铁有时而腐，山岳有时而摧，唯太虚之道，亘古不移。你只有认识到这个太虚的本体论意义，才有可能认识到，把那个士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心”，那种伦理精神和人生态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认同的坐标，不等于要继承那些操作层面上的礼仪制度。我说器者道之用，六经皆器，说器非而道是，是难以服人的。况且孔子孟子荀子，观点各不相同。汉经学和宋理学差别更大，儒生亦佛亦道的也很多，何来恒心？他说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期以来，各种观念都在流动。犹太教中分出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是那一本小小的《圣经》，仍然是犹太民族散而不亡的纽带。他说，假如他们都像你，现在世界上，还有犹太民族么？我说我们扭在一起，已经几千年了，又能怎样呢？他说我们不是扭在一起，是斗成一团。你这个样子，还要再斗下去。冤冤相报，没玩没了。我默然。二那年年底，我去了北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那是他原先工作的地方，许多人对他知根知底。听说我来自兰大，都来问他的近况。谈起来，无不感慨。他生于河北枣强，父亲是运输工人，自幼家道艰难。在北大哲学系上学时，得到马寅初先生的赏识。选学中国哲学史，又为冯友兰先生所器重。后来一头扎进马列主义，坚信不疑，死心塌地跟党走。写信给老父亲，要求把家里仅有的几根金条，上交给党和政府。动员无效，就揭发，以致那点儿家底被没收，自己也断了接济。一九五六年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后改为社科院），研究中哲史。学部要送他到苏联深造，他不去。说，我们教条得够了。五七年响应号召，帮党整风，率先贴出大字报，批评院、所领导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引起剧烈争辩。夜里，有人贴了一张支持他的小白条：“怕骂的官僚，你们去死吧”。他又贴出大字报，批评小白条缺乏治病救人的态度，和帮助党整风的精神不符。但所领导一口咬定，小白条是他本人写的。说他对小白条的批判，是耍花招掩盖狐狸尾巴。斗争会上，他坚决否认，成了“顽固对抗”，成了“哲学所唯一没斗透的右派”。结果是送到北大荒开荒，劳动改造。忠而被谤，信而见疑，他无怨无悔。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问题出在下面。这没什么，在所难免。革命无分贵贱，开荒也是革命。流放路上，诗以言志，准备在那里干一辈子：车进完达山，踏雪直上天。今日新垦土，儿孙故家园。一年后，由于努力劳动，被农场评选为“改造标兵”。事实上，他走后，写小白条的人就被抓到了。他既已定案，不便改正。又不肯服罪，未能摘帽。离得远，不知情，吭哧吭哧当改造标兵，也省事。几年后，一九六二年，他被调回哲学所，仍戴着右派帽子。知道事实以后，大怒，同所党委没完没了。党委书记被逼急了，也大怒，把他迁送西北，下放到甘肃省敦煌县教中学。六六年文革爆发，他首当其冲，批斗后，被送到县农场监督劳动。仍然赤胆忠心，仍然忧国忧民。在农场听说，敦煌在搞大寨县，给县委书记写了个信，告诉他附近生产队没粮吃，劝他以百姓疾苦为重，吸取五八年的教训，为人民做点实事，不要再搞什么假、大、空。县委秘书在电话里把农场场长训了一顿：你们那里阶级敌人气焰嚣张，抹黑新农村，反对学大寨，翻天了吗？！场长吓白了脸，连夜开斗争会，打得他鼻青眼肿。从此派专人看管，监督他一举一动。他很困惑：地方上这么胡来，中央怎么不管？他很焦急：这样下去，有可能亡党亡国！再没人犯颜直谏，要改都来不及！越想越急，半夜起来，遮着灯，给“主席、总理、亲爱的党”写信。天寒地冻，笔尖上墨水结了冰，写不出来，就伸到嘴里呵一呵再写。最冷的时候，呵一下只能写一个字，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天天晚上写。漫漫冬夜长，不知不觉就有了十几万字。信上谈了七个问题：一，真相与假象；二，理论与实际；三，领袖与群众；四，主观意志和客观规律；五，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六，国法大于党记；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中国，其他都只是手段。写毕又抄了三份，用真名实姓挂号寄出。一份给党中央毛主席，一份给国务院周总理。为了防止被下面的官员扣留，又给他从前的老师、北大校长马寅初先生寄了一份，请他代呈主席或总理。没桌没椅，冰天雪地地呵着冻手，十几万字连抄三份，这个工程，我听了发怵。这份耐心，我更不敢想象。很久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寄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信，先后都转到了敦煌县委。上书就是不服，就是反扑，罪上加罪。他被拉到县上电影院里批斗。押上台时，已经像一条抹布，满身痰涎血污，头发里塞满草叶灰土。要靠人架着才能站立，拎着头发才能抬起头回答问题。喝问他为什么上书，他说，右派也是公民，上书是行使公民权，符合宪法，不是犯罪。几句话就激怒得满场的群众炸了锅，吼声地动屋摇，拳脚山崩柱折。他说那会儿，他已经什么都听不见，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幸亏身体结实，没有成了残废。回到农场，他失踪了。县上迅速追查，把他从汽车站捉了回来。问哪里去，不说。吊起来打，也不说。一转眼又失踪了。捉回来打得更凶，看得更紧。他不断变换方法，终于逃到北京，受到哲学所同事们的热烈欢迎和竭诚帮助。特别是逻辑研究室几个朋友，为他解决了吃饭住宿问题。他在哲学所住下来，写了个材料，分送院、所党委和中组部，要求解决当年的问题，并赔偿他二十年来物质上、精神上、学问事业上所受的损失。几位师、友、同事看了他材料的底稿，都说这是不可能的，告到中央也不行，还是算了吧。他默然。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事。马寅初先生把他的十万言上书还给了他，说写得非常好，看了很感动，但是没有用，还是算了吧。他默然。在乱哄哄的北京城里没个去处，他整天整天地泡在图书馆里，不见人面。几个月后，写了《关于国家学说的反思》、《从恩格斯致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说起》、《宪法?国家?政党》三篇文章，以现实为参照系，重新评估了自己往日的信念，说要告别革命，寻找古典的善良。想拿去发表，被朋友们拦住。在那波诡云谲，连投机专家们都把不定方向的年头，没人知道该拿他怎么办，他倒也没事。后来敦煌县委接获哲学所领导的通知，派人到北京，把他带回敦煌，又送进了那个他待了十二年的农场。不过在新形势下，没人再打骂他，也不大看管他了。反正“大锅饭”养着，听其自便。他带了一批书去，在那里埋头苦读。没有交游，没有信息，陋室独处，如同禅家闭关。没人知道，他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样的铁马金戈，总之是到破茧而出的时候，他已成了儒家的传人，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我想，大概，仗不会打得太凶。马家和儒家，都以整体为本位，理论上也有一种结构性的近似，无须调整话语系统和思维模式就可转换。难只难在要有点真诚。恰恰这个东西，他有得最多。三他自称漂泊者。我说他不是。当然他也漂泊，从东北到西北。但随时随地，都准备扎下深根。从把完达山当做儿孙故家园，到劝阻敦煌学大寨。风雨摧，野火烧，繁华落尽，只剩下一个树墩子了，仍然牢牢抓住土地不放。四十八岁才当上个教授，才第一次结婚，才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立即就把鳏居的八十老父，接来家中供养，照顾无微不至。他的夫人王慕东，有时还给老人挠背。一挠不到痒处，老人就急，大声呵斥。王唯唯诺诺，不断调整位置，直到老人满意。从此我明白了，什么叫“贤淑”。一年后，得了个儿子，叫杨阳，壮实聪明。三年后老父去世，他又把癌症的岳父和岳母一起，接到家中照顾。两间屋住着五个人，挤得不行。但他很高兴，搓着手说，大丈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不穷不达如我，能够教书育人，又照顾好亲人，也算不枉此生了。多髭的大方脸笑得像个太阳。一天，他气虎虎地跑来，说北大那摊子，真是不像话！原来他的恩师、八十四岁的冯友兰先生，因为在文革中站错了队，现在被众人围攻，备受屈辱，他感同身受。说，当年江青代表毛泽东，到防震棚看冯老，北大的人争先恐后夹道欢迎，摇红旗喊万岁，激动得直蹦直跳。现在这些人，一下子都成了解放派！我说，人家有权改变么。他说不是说不能变，我杨梓彬就变了。一百八十度。我发现自己错了，很痛心，很惭愧，就变了。这些人不是变了，而是没变。他们现在对左派落井下石，同当年把右派斗得死去活来一样，都不过是自我的重复。没有记忆、没有忏悔的改变，不是改变。我问，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记忆没有忏悔？他说，要是有，就会有宽容，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对别人的错误有同情的理解，绝不会那么残酷，那么卑鄙！这不是说不要反对错误。德国人也批判海德格尔，但不是纳粹分子在批判……这么发泄了一通之后，他匆匆去了北京。去向那位无助的老人拜谒请安，呈上深深的感激与尊敬。世事如棋，不到三四年，局势又变了。我被赶出北京，回到兰州大学。又是“四项基本原则”，又是“清除精神污染”，空气里弥漫着熟悉的火药味儿。新上台的系主任刘文英向上级打报告，指控我犯了宣传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罪行，要求在处理以前，先责令我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停止出书，以免毒素扩散。上级批准后，他开会宣布，叫大家谈认识。没人发言。我发现坐在前排的杨梓彬，公牛脖子越来越红越来越粗。突然站起来说，刘文英，你把人格丢完了，换来个系主任当当，值当的么？坐下后，又说，要当就好好当，别武大郎开店。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好在棋局变得很快，“清污”又不了了之，老杨没事。我拒绝复课，离开兰州，先去四川，后到了南京。一九八九年，我在南京大学被捕。出狱后，逃亡前，住在成都东郊。他趁到德阳参加国际儒学会的机会，来家聚会了几天。计算日子，分别已经八年。八年来我的头发白了许多，他头发更白了许多。见面之初，互惊老丑。正是逃亡的前几天，香港支联会派来营救的人已经到了。带不走孩子。老杨提出，在我走后帮照顾我的女儿高林。他家里两间房住着五个人，我问高林去了住哪里？他说可以在岳父母的房间里隔出一个小间，就像杨阳在他们房间里那样。他说你放心，我这个代理父亲，绝对不会失职。我告诉他我妹妹一家都住在成都，高林住她家，请我姐姐来照顾，这样比较好。他去我妹妹家看了情况，我走后又在成都等了几天，等我姐姐从江苏赶来，商量安排好了孩子的一切，才回兰州去。路上，我带着他八年以来写作和发表的文章：《孔子的民本思想》、《孔子的君臣观》、《孔子的义利观》、《孔子的财富观》、《孔于是人类思想家》等，洋洋百万言，看了好几天。发现他的视线，已经超越了“为己之学”的内省精神和理想人格设计，而着重于一种理论架构对于多元社会的整合功能，以及这种功能在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起何种作用。他预言这种冲突比亨廷顿早了十年。他缺乏亨氏的国际视野，但有一种衰败国势下的民族主义激情——恐惧。这恐惧把他的理论，高扬到了抒情诗的境界。文章中有一份打印的材料，是在八九年的学潮中，他给学生们散发的一封长信。表示理解他们的愤怒和悲哀，但要求他们把眼光放远，以健康、安全和前途为重，不要任性，不要孤注一掷，更不要绝食，留下迴旋的余地。情词恳切，声泪俱下，焦急如焚之状，跃然纸上。想当年他逼老父捐出金条，给毛、周力陈时弊，不就是这个样子么。我想，他一丁点儿都没改变。变的是观念，不变的是心。零度也罢，“一百八十度”也罢，他都是那个真诚的他。“士无恒产而有恒心”，此之谓乎？别来远隔重洋，匆匆又是八年。最近听说，他当上了西北“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做到了“修身、齐家”，还剩下一个“治国、平天下”了。不知道这中间路上的深井高垒龙门阵，他几时能过得去？我只有给予最好的祝福。谁令骑马客京华一一九七八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友人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前后三年。但我对不起他：三年间，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与李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从学术的角度，归纳了四种看法：一，高尔泰的主观论；二，蔡仪的客观论；三，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四，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么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后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到北京，才第一次见面，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开头是“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命运只比我略好。那时的他，绝对是专制制度的敌人。后来的变化（所谓“告别革命”）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二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北京，到处是工地。特别是社科院所在地东长安街建国门一带，直到永安里大北窑，脚手架林立，推土机起重机日夜轰鸣。大卡车往来穿梭，卷起团团黄云。空气污浊，一股子烟尘的气味。社科院是几栋三层楼房，据说原先叫海军大厦。已很老旧，有宽阔的楼梯和走廊。走廊两旁塞满了书架，堆放着一捆一捆一包一包的纸袋。没人动它，罩着一层灰。都是些陈年资料，有用没用，谁都不知道。留下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清洁工人的大拖把，游出一条弯曲的、发亮的淡绿色水磨地面。哲学所美学室，在前一栋二楼走廊的尽头。里面住着矮个子韩玉涛。他年过四十无家，又没分到房子，住在办公室。烟瘾很大，满室云雾。患精神分裂症，每天吃药。我来所后，同他合住。室有大窗，下临小院。院内有枯树一株，残破桌椅若干。桌上枝影横斜，猫脚印如墨梅，浓淡疏密错落有致。韩君健谈，言语不俗。国学基本功扎实，写稿子惯用毛笔。字极好。小楷铁画银钩，狂草雷奔电驰，依我看，胜似乃师（启功）。治书法美学，见解独到。发表在《美学》杂志上的文章，掷地有声。诗、词俱佳，虽亦歌功颂德，都铿锵可读。可惜当时没有抄下，现在记得全的，只一首了：滔滔天下今谁是，大寨秋高，大庆秋高，大纛飘飘在九霄。金风烂漫红儿闹，亦有长矛，亦有羊毫，云外惊飞是大雕。室内有办公桌八张，晚上我们各用四张，拼起来睡觉，早晨再还原。不还原也行。除了星期四的“政治学习”，一般没人来。韩君失眠，深宵不寐，噗夫噗夫吧唧烟斗。有时用烟斗敲着桌子，问是谁派我来监视他的。说他没反党，没反社会主义，什么也不反。第二天早上，吃过药，又向我道歉，说那是病，请不要见怪。据说病人不知病中言行，可他记得。三去后第一次政治学习，是听副院长邓力群做报告。那口气，像小学教师上课。我至今记得其中的两句：“首长们为革命做了那么多的贡献，难道不应当照顾一下吗？”这是驳斥一种错误言论：社科院不是安置高干子弟的地方。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听众不是儿童。但别人都不在乎，习惯了。也没人真的“学习”，讨论无非闲谈。骂特权，骂腐败，甚至骂毛，都没顾忌。我又很惊讶。因为“新时期”的这种宽松氛围，北京先有。外地还死气沉沉。而我，刚来自边远的省份。我们的室主任齐一是老干部，但很开明。他后来当了哲学所的党组书记，兼副所长。仍兼任美学室主任，常来美学室参加政治学习，同大家一起，笑骂先皇庙里的“那个万寿无疆”，说“广场变成了神堂”。他说参拜者围着“那个东西”打转，就像当年红卫兵参拜芒果。领导人如是说，更使我目瞪口呆。总之初到那时，土包子我一愣一愣的，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齐先生对我特好，常把我介绍给这个那个，说我是“传奇人物”、“难得的人才”。常带我到他家吃饭，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夸我。亲自下厨炒菜，叫我尝尝这个尝尝那个，爱吃的叫多多地吃，不许客气。说苦了那么多年，该补一补了。我感动莫名，对他披肝沥胆，无话不说。甚至告诉了他，我保存着二十多年来用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得到的破纸片上的秘密手稿。为怕暴露，永远随身带着。他很吃惊，连声说带在身上太危险了，建议我交给他的女儿小雨代为保管。小雨在首都博物馆美术室工作，读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说是非常喜欢。把它们分类整理，装在一本塑料像册里面。说这样方便阅读，也可避免损坏。她说她那里绝对安全，我可以一百个放心。在当了二十多年的阶级敌人，陷落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有如身在敌国的俘虏之后，我感受着这一切，就像一个逃亡者穷年飘泊，来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发现它竟然就是故乡。四历史似在拐弯，发出卡卡的声音。北京城里更响，如同五月的冰河。街头巷尾，层层叠叠大大小小张贴着各种字纸，有油印的，有手写的，也有铅印的。论政，说理，诉苦，申冤……五花八门。蒸发着腥热的人气和苦寒的地气。许多活埋己久但尚未死去的愤怒、悲哀和疑问，都怯生生破土而出。像积雪下面的草芽，像音调不定的号角。特别是有些民办刊物，凄红骇绿，异俗殊音，更使我眼睛一亮一亮。一直以为群众是麻木的，比暴君更暴的。没想到铁钳子稍一放松，就一下子激射出那么多智能和灵气的光芒。长安街上车水马龙，中南海里暗斗明争，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带着“广阔天地”的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甚至看风转舵一路顺风的官油子，也都跟在里头，大声控诉“林彪四人帮”对自己的迫害。那半真半假的陈述，同样悲愤交加声泪俱下。时代潮流如江河之浊，围绕着古老的宫墙，形成无数漩涡，发出金石般钝重的声响。而在宫墙的后面，拉起了两股互相对立的“党的理论队伍”：一股以《毛著》编委、《红旗》杂志那批人为主，叫凡是派；一股以理论工作务虚会那批人为主，叫解放派。两派各有靠山，斗争互见胜负。鼓儿咚咚地打，锣儿当当地敲，时不时爆出一些内幕，增添想象的空间。受够了无声的中国，我觉得这一切嘈杂喧哗，就像节日的喜庆。美学史组分配任务，我执笔绪论和秦以前的部分。毫无心情。总觉得此时此地离开当代，到象形文字和彩陶残片中去寻找古人审美观的蛛丝马迹，有点儿行尸走肉。迫不及待，忙于加工旧稿，写出《关于人的本质》、《异化及其历史考察》、《异化现象近观》三文近十万字。都憋了很多年了。写出来才发现，要把手稿变成铅字，很难。那时可以随便说话，但公开发行的报刊，言路虽有所放宽，还是有个底线，很硬：不能议论领导权的合法性。美学室斜对门，是院刊《未定稿》编辑部。主编林伟兼是《人民日报》副总编，忧国忧民，以思想开放、正直勇敢着称。编辑谢韬兼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编辑，曾因胡风案坐过十几年牢，对于独裁暴政，怀着刻骨仇恨。他们很喜欢《异化现象近观》，下决心打个擦边球。观察形势数月，终于在七九年秋天，给作了一些删节和“穿靴戴帽”之后，基本刊出。《未定稿》虽是内部刊物，印数有一万多份，影响较大。刊用此文不久，林伟就被撤职。（还有别的原因，新账老账一起算）。刊物主编由院政治部主任李彦兼任，以示党对思想阵地的依然重视。毕竟是“新时期”，整肃限在党内。我不是党员，没怎么追究。但同事们遇见，大都要说一声：你不要命啦？五齐先生传达胡乔木院长的号召，要向艾思奇同志学习，坚定不移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说胡乔木说了，谁要是能写出一本像《大众哲学》那样的读物，就会受到奖励。传达后，把我从美学史项目中调出来，同他本人合作，按照《大众哲学》的观点和体例，写一本《大众美学》。计划十二万字，列入了八〇年的所谓“重点科研项目”，并和出版社预签了合约。为了我能“不受干扰”，安排我带足资料，到密云水库去写，为期一年。那地方离城约两小时车程，环湖皆山，满坡新造的松林。哲学所在那里有两排简陋的单间平房，供内部项目使用，叫“科研接待站”。风景好，空气新鲜，鱼虾新鲜，还有伙食补助。但毕竟太远，不方便。除了夏天，平时没人去。我是八月去的，满满一车人，都兴致极好，各有诗。辩证法室的金吾仑先生是自然科学家，有句云：“小桥那边是大坝，大坝那边有路通。”饭桌上一念，阖座大笑。印象最深的，是西方哲学史室主任王树人先生。他教一位脾气极大胆子极小的精神病人学游泳，那份细心耐心，那份善良仁慈，使我打心底感动。还有就是，两个从“广阔天地”回城不久，得到哲学所编制的高干子弟也来了。正在钓鱼时，被军人出身的所长孙耕夫撞见，朝他们吼道，你们怎么来了？！谁让你们来的？！知道影响有多坏么？！回去！马上回去！两人收起钓竿，乖乖地走了。在那些曙光乍现的日子里，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会太子党横行全国，无法无天，没人惹得起。天凉起来时，大家先后离去。到冬天，除了管理员、服务员、厨师各一人，和一只大狼狗，就只有我了。人少，三个人都不来上班，把伙房和库房的钥匙交给我，让我自己管自己。我的伴儿就是那只狗。狗叫里达，胆子极小，是个温和的大家伙。湖那边有一村，名黑窝。几十户人家，我有时去坐坐聊聊，喝点儿大叶儿茶。村里的土狗，只里达一半大，汪汪一叫，里达就溜走了。我回去时，它怯生生躲在路边的丛莽后面，耐心地等我。每天，里达在炉边躺着。我在结满冰花的窗前，四百字一页的有格稿纸上，写那本合作的书。撇开艾思奇，沿着自己的思路，得心应手。过去尽受批判，名字人见人疑。几十年来记下了不少想法，积累了不少旧稿，以往见不得人，现在都用上了。有社科院哲学所的党组书记一同署名，等于护航，正可以扩大影响，幸何如之！六窗外没个人影，有时山风呼啸，有时大太阳晒得湖上的冰喀喀直响。我写得很努力也很顺利，神行纸上手不知，有一种快感。甫写出前三章，齐先生来看我。看了稿子，说是不行。说你不喜欢艾思奇也别勉强，但是，起码要对社会负责，避免有争议的倾向性。我明白，这是指非马列观点。我说不出什么来。齐先生很体谅，叫我别着急。说著书立说，几易其稿是常有的事。这次不行，下一次就好了。我虽人在社科院，人事关系还在兰州大学。齐先生说，他找了周扬（副院长），也找了刘冰（兰大党委书记），要求把我的关系转过来。他们都同意了，人事处也已经在办了。他说，这是个新的起点。写好这本书，也是为将来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将来，现在花点时间是值得的。这不用说，我都知道。但是三章稿子五万多字，我自己喜欢，现在不用了，要重写，写什么呢？没有内心的冲动，为写而写，我会面对稿纸发呆，伸懒腰打呵欠，浑身难受。写信也是这样，怕应酬。即使是最好的朋友，最尊敬的师长，除非有事挂念，都不写信。十分抱歉，无法解释，失去许多珍贵情谊。个中心情，别人很难理解。在别人看来，能写那个，自然就能写这个。以齐先生的细心和体谅，他要不是这么看，也不会要我合作。我发现，即使是知心朋友，有时也无法沟通。命运攸关。别无选择。日复一日，我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一寸一寸地在格子上爬。伸着懒腰爬，打着呵欠爬，出去转上好半天回来再爬，如同锯自己的神经。这期间齐先生来过多次，看了稿子很愉快，每次都说，行，就这样写。有一次，我为了调剂一下情绪，写了篇散文《在山中》（后在《北方文学》发表）。稿子放在桌上，出去散散心。回来时，他正在看。我说，齐先生，来很久了吗？他没回头，说，嗯，有点儿久。其声闷闷。我说请指点。他说，好。仍未回头。知道他不高兴，我解释说，写了玩玩的，累得慌，得换口气。他笑了，回过身来，斜靠在椅背上，说，累了就休息休息，还种自留地，不是更累了吗？我一听“自留地”三个字，火了。说，齐先生，写不想写的东西最累，你知道吗？他面无表情须臾，又笑了，说我缺少幽默感。刚才是开玩笑的，干嘛那么认真？我说对不起，我的神经都快断了。他说那当然，没幽默感神经爱断，你小心些啦。他带来了长白山葡萄酒，月盛斋酱牛肉，和大量的消息。有中南海内幕，西单墙*近况，有什么什么会议上谁谁谁的发言，我都爱听。他对毛泽东的厌恶和凡是派的轻蔑，我都欣赏。他对“在理论务虚会上大出锋头的那几个人”不以为然，挨着个儿数说他们五七年以来整人发迹的历史，把他们以往发表的文章同他们现在的言论对照，使我不胜感慨……吃了喝了，同去游湖时，我们已蒂芥全无。*西单墙：指当时北京西单街头人们帖大字报的地方。先生有股子亲和力，同黑窝的农民一见如故。他说黑窝风水极好，将来山上的树大起来，就更好了。说他在离休以后，要来这里做个房子，买一艘摩托汽艇，以便城里住腻了，可以来换换空气。我说太棒了，朝湖得有个落地窗。他说那当然，你来了，住多久都可以。七但他依然坚持，这本书要以马列为纲。我咬紧牙，拼了命写。一年后，终于写到了预定的十二万字。使劲儿把圆珠笔向墙壁一摔（吓得里达猛然站起），长长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伸直两腿，直挺挺往椅背上一靠，耷拉着脑袋和两臂，好半天没有动弹。带着书稿回到北京时，城里的政治气氛已经大变。镇压浪潮刚过，对被捕者的审判好像已经结束，又好像还在进行，风声鹤唳。街巷依旧。但没有了大字报、小字报，没有了民办刊物，没有了任何自主性公共交往的空间。西单墙上撕剩的字纸，像节日过后一地爆竹的碎片。低矮的墙，沉默的墙，褛褴而又骄傲，像英雄纪念碑，倒卧在帝城的中央。但熙熙攘攘的行人，已对它视而不见。只偶然地，有个把人，冷风里缩着脖子，袖着手，在墙前徘徊，寻找着残余的字迹，像寻找失去的希望。历史前线的风景，由于他们怅望的神色，而益增凄凉。书稿，交给了齐先生。请他任意修改，全权处理。把高林从江苏接来，送到玉泉路十一学校插班。在学校附近的石槽村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和她同住。石槽村是被城市包围的农村，小到只有几家，周遭车走雷声。每天步行五六分钟，送高林到学校，然后搭地铁，到所里的资料室写作。把密云废稿三章，整理成三篇论文：《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期间，齐先生看完了书稿。说，基本上可以了。但文字太粗糙，需要加工润饰一遍。我怕再锯神经，坚请他任意修改。他说他没时间，我说我也没时间。他说给你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你怎么给。他晓以利害，我说他威胁，一下子闹僵了。一年前功尽弃，朋友们无不骂我。爬过了百里泥沼，临门只有一步，却硬是跨不过去。八三篇文章，先发表的是《美学研究的中心是什么》。刊于八一年《哲学研究》月刊第四期，说美学研究的中心是美感经验。论题是在对别人的批评中展开的，过后读之，颇悔刻薄。后来两次出论文集，都没收入。但文章引起注意。《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哲学所编《中国哲学年鉴》“美学”条，将我提出此说写入。条稿送美学室征求意见，有人说，这个观点是李泽厚在《美学》季刊第四期上提出来的，应改高为李。条稿执笔人、《国内哲学动态》编辑室主任潘家森（潘知水）拒绝修改。理由是高文发表时间早于李文半年。僵持不下，科研处折中，两个名字并列刊出。我后来才知道这事，觉得有点儿奇怪。以美感经验为中心，是主观论的必然。李主张美是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中心应是那决定美感的客观。忽持此说，不合逻辑。《年鉴》是没人看的书，僵持不下，至于的么？更奇怪的是，不久以后，李在《美育》杂志上公开宣称，中国的美学讨论，从来没有过政治批判，只有他的、蔡仪的、朱光潜的“三种观点平等商榷”。从朱光潜先生被迫反复检讨，文革小组把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柳波夫封为黑帮祖师，到追问“为什么审美的鼻子伸向了德彪西”，美学领域一直是政治批判的重灾区。重中之重，是主观论。这段历史很近且为众所周知。我颇困惑，以李泽厚的聪明，不至于想要改写它吧？但是不，紧接着，李在同台湾学者蒋勋的对话中，又重复了这同一说法：“美学领域从未有过政治批判。”并补充说，“五十年代是三种观点，八十年代还是三种观点。”十分明确。我能死地生还，已很感激命运。心理状态离那种在乎历史定位、希冀被算数进去的境界，还很遥远。但因“主观论”所受的一切，伤口尚未愈合。读到“没有政治批判”和“只有三种观点”两句，有一种再次被伤害的感觉。当时很强烈，不久淡漠了。一九九九年，台湾南华大学校长龚鹏程先生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的新著，叫《美学在台湾》。开卷就说，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所谓美学”，只有马列主义和政治批判，除了翻译西方和整理古典，“全部一片空白”。我读之，已无感觉。九回想起北京三年，还是要感激命运。若非齐先生，我无缘和小雨相逢。关系闹僵以后，齐先生要查我的秘密手稿，让小雨交给他。小雨拒绝，说她没看见过。那份惊险，回头后怕。万万想不到，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保护我的，竟会是一个弱小的女孩。结果比预料的好，只是被赶出北京。社科院许多朋友，特别是林伟、谢韬、卢玉、包遵信诸位，曾致力于帮助我留在北京。但哲学所不转档案，谁也无法可想。档案被退回兰大，我只有回去。回去后给包遵信画了一幅敦煌壁画，感谢他的大力奔走。题句云：“画壁曾思秉烛游”。在北京三年，没玩过一次。临走以前，小雨带我和高林，到城外潭柘寺、十三陵、圆明园等处走了一遭，又到城市深处那些曲折胡同里搭满窝棚的四合院作客。接触到不少古老方言和传统民俗，倍感这个城市的土厚水深。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这期间不少院校邀我讲演，提问踊跃掌声热烈。每到一处，我的心就低声地说，我爱北京。韩玉涛依旧住在美学室。纵横廿四史，静对十三经，烟雾深锁。一九八二年春天，一个风沙弥漫的黄昏，我去向他告别。他吧唧着他那个黑亮的乌木烟斗，在屋里走来走去很久。忽然把长发往脑后一甩，说，早就听说你要走了。又走了一圈儿，说，走就走吧。再一圈儿以后，他说，“世味年来薄似纱”呀，“谁令骑马客京华”呀。说着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封好了的信封给我，叫我到路上再拆开来看。里面是一首赠别的诗，他做的：书生夹策成何事，飘摇万里度龙沙。钢筋铁骨风云后，却与胡僧话落花。最后一句，当时不可索解。我想，假如“胡”是指外国的话，那么，我后来被捕、逃亡、来到美国，最初的一年半，就是在佛教宗师星云上人所提供的西来寺满地可精舍落脚的。后来搬到纽约上州，住在鹿野苑，依然沙门丛林。不知道是神秘的预言，抑还是因缘巧合？告别兰州八三年，我在兰州大学。中央搞“清除精神污染”，清除对象包括刑事犯罪封建迷信黄色录像带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从把这些风马牛搅在一起相提并论的战术，我知道争辩已毫无意义。不管有无意义，我是摊上了。几年来发表过一些谈异化与人的文章，成了整肃的重点。被停止上课，停止带研究生，停止发表文章，停止出书，勒令检查。已出的一本《论美》，禁售之后，还被毁版。但是运动没搞完，忽又收场。听说是党内斗争出现新形势，详情不得而知。但见两个月里，周围的人们先是笑脸隐去，呲出獠牙，忽又獠牙隐去，绽开笑脸。隐显之间，小小文革一闪，告诉我们所谓文革反思全民忏悔云云，全是扯淡。谁只要权力够大，再搞一次文革，不难。胡乔木打电话给甘肃省委书记刘冰，叫别把我怎么样。校党委说这是“中央首长的关怀”，刘书记和聂部长要“亲自”向我传达，叫我到宁卧庄宾馆去听。省委宣传部长聂大江不久前是兰大校长（不久后是中央广播电视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家在兰大，同我隔壁，楼道里遇见了不说，却要我跑那么远去听，太没劲了。我要是真去，就更没劲了。那天到图书馆地下室，去看画家卢象柏画画。正画着，哲学系总支书记、有名的老好人蔡寅突然冲进来，说你怎么没去呀？！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吓一跳，问哪里去。他说宁卧庄呀！首长在那里等着，校党委在到处找你，你怎么躲在这里？！我说我没说要去，干嘛等我？他嘴一张，却没说话。我又说，习惯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是吧？他脚一顿，掉头走了。在场的人，都说我不该话那些话，不该不到宁卧莊去……众口一词，我也觉得不安。出去找到老蔡。我说老蔡，刚才我说的话，你就别给他们说了，你就说我忘了。他说，我已经说了。我问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说了没有，他说说了。我说你这不是坑我吗！他说那里那么多人，我不说别人会说，你不是把我坑了吗？也有理。十几天后，他老兄拿来个文件。是刘冰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有一处提到这事，说，高尔泰同志，我等了他半天，他没来。那就再等一等，我们要善于等待。看到这几句，我知道没事了。但是没事了，不等于同志了。兰大党委和他们新任命的哲学系主任刘文英，先后从北大和人大请来几个声名狼藉的清污人物，黄楠森、陈志尚之流，在规定的“政治学习”时间，给全校师生作大报告，批判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叫做消毒。 黄楠森消毒同时，要我复课。我要求他们先为听课道歉。他们不肯。说当时是当时的形势，停课是对的。现在是现在的形势，复课也是对的。我拒绝复课，要求调离。他们不许。说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而且党委不批准，哪里都去不成。我知道不管到哪里，都是党领导。但我还是想走。兰州工业污染严重，烟尘一怅望，素衣化为缁，是一个美学上荒凉得可以足不出产的城市。白天看不到蔚蓝的天，晚上看不到清亮的星，窗外是高楼，没有地平线，没有一株雨打风吹可以听着入睡的树。我早已堵得慌，但是走不掉。虽然“新时期”宽松多了，要走也得有个理由。个人的理由不是理由。现在非个人的理由来了，就紧紧抓住不放。我强调我开的是美学课，带的也是美学研究生，无关政治，无关形势，停课无理，必须道歉。否则，一有个什么风吹草动，说停就停，那还怎么工作？他们不道歉，我不复课，就在家里呆着。但有学生成群结队来访，问这问那，比上课还忙。大家都说消毒报告越听越糊涂，不知道异化是个什么东西。要我给做一次讲演，谈谈这个问题。我答应了。哲学系劝阻，校党委禁止，学生们坚持。学生们贴出海报，校党委派人撕毁。撕了贴，贴了又撕，再贴再撕，形成较劲。我反而成了局外人。消息传得很快，似乎满城风雨。后来还发生了因刘宾雁在《文汇月刊》上批评兰大党委撕海报，引起后者抗议的事。不过那是后话，也是题外话了。海报的事，引来更多听众。除了本校的，还有其他院校的。有的是从离城数十里的西北师大搭几个小时的汽车赶来的，时间是晚上，怎么回去是个问题。更意外的是，有些人来自文联、报社、科学院、医学院甚至一些行政机关。临时换了三次地方，还是挤不下，过道里和窗台上都塞满了人。迟来的聚集在室外，沸沸扬扬。几个学生帮开路，好不容易才挤上讲台。心里掠过一丝，对自己角色的困惑。（怎么会这样？这是干嘛呀？）我先界定概念，我说异化问题，是一个“人”的问题。要知道什么是异化，先要知道什么是人。人是目的，人是主体，变成工具和手段，就是非人了。如果说这种非人化，或者说物化，是经由人自己的主观努力实现的，那就是异化。由于努力的途径不同，异化又可以分类为，例如技术异化、语言异化、社会异化……等等。工农业污染、核扩散等等是技术异化。明代的李贽所说的“言假言文假文满座皆假”，是语言异化。他后来死在监狱里，假人把真人当疯子关进监狱到死，就是社会异化。下面有人递条子，要我举个现代的例子。我说把自己不当人这件事，我们已经习惯了。光想着做齿轮，做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没想着做个人，做个自己。比如大家知道的金训华，他因为在激流里抢救一根木头而牺牲，因此被封为英雄。戴着英雄的光环，活得连一根木头都不值，这就把自己变成了物，变成了非人。是木头为人而存在，不是人为木头而存在。同样地，政治制度话语系统等等这些人的创造物，也都是为人而存在的。如果反过来，人和物颠倒，目的和手段颠倒，主体和客体颠倒，就是异化。物的世界愈是增值，人的世界就愈是贬值。把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就是异化的复归。我说把人当人，首先是把自己当人。下面有人递条子，说别人不拿你当人，你自己当，算数么？我说金训华下水的时候，许多人没下，活下来了，算数么？被人当牛马使用，不等于你就变成了牛马。但如果你安心接受，主动争取，你就是忘了自己是人。结果是经由自己的努力，加强了那个蔑视和驾驭自己的力量……说着我突然发现，我走得太远了。夜越来越深，人却越来越多。提问的条子也越来越多。问题尖锐，无形中已经不是我带动听众，而是听众推着我走。于是产生了一种抗拒心理，和自我保护的意识。有人问如何评毛，我说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判断。有人问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哪个好，我说正义原则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环节，自由和平等无法并存，效率和公平很难兼顾，如何平衡操作，是个问题。有人问解放派和凡是派的斗争的情况，我说我一介平民，与官场春秋无涉，不知内幕。我说从来宫廷内斗中处于弱势的一方，都会要谋求人民群众的支持，解放派永远会有，不用担心。说到这里，不禁又漏出一句：但是全国人民的命运，竟然要由宫墙后面几个人内部斗争的谁胜谁负来决定，终究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有些问题很个人，问我的经历计划治学方法之类。我说没有治学方法，我是一头野生动物，多少年没有书籍没有朋友没有信息，谈不上治学。脑子里有什么，都是从一个被压在车轮子底下的活东西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往往车轮子才是它生长的契机。说着我举起一摞还没看的字条，向大家道歉。时间已经太晚，不能再回答了。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告个别，我要离开兰州，相信后会有期。掌声中又有人递上条子，让说句临别赠言。我说希望大家都能以真我面对世界，给自己营造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相信这些小小空间，最终会连成一片。公开告别，是表示走的决心。那时候的中国，和粮食关系挂钩的户籍制度，还没有松动的迹象。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各路诸侯有派别，已不再铁板一块。我想只要有地方坚决要，即使这边不放，也不是绝对就走不掉。这是新形势，我想试试。正好有几个学校邀我讲学，打算挨个儿走一圈，找个自然环境较好，较可以安心工作的去处。讲演后不久，就上了路，没再回来。从此大西北风沙弥漫的厚土，成了我忆梦中的一朵停云。如此沉重，又如此美丽。旧相识说起兰州，不约而同地，都把我那次讲演，称之为“告别讲演”。“告别”二字，在我听来，具有双重意义。因为从那以后，我再没作过讲演。那以后短短几年，随着商业浪潮的兴起和人文精神的式微（美学热降温是其最初的表征），全社会的精神生态有了很大的改变，大学生们的关注热点也已经转移。我想我已经引不起什么共鸣，应该有自知之明，谢绝了所有讲演的邀请。就像一只孤狼，又回到了它的荒野。雨舍纪事一我是一株无根的转蓬，勾留在大西北，将近三十年。那些连绵不断的雪山，日夜浩荡的河声，辽阔戈壁上若有若无的羊肠小道；那些在一往无垠的朔风中不息地摇弋的高高白杨，和薄暮时分荒寒山村里凝聚着畜粪气息的炊烟……于我都有了一份乡情。当转蓬又开始滚动，不禁频频回首，有点儿像离乡背井。内地有几个学校要我，想先去看看再说。拟取道成都，经津、京、宁、沪，南下汕头。汕头大学副校长李时岳先生一连给我写了三封信，邀我到那里主持一个美学研究室。听说那边的政治气氛宽松得多，我很动心。梦想着有一个临海的阳台，几扇临海的窗。夜深入静时分，听水和石的交响。上路第一站，是四川成都。成都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城市。残留着许多古城的韵味，语音兼有北方的厚重和南方的清圆。街头巷尾茶馆很多，家家满座，一股子休闲的气氛。似乎生活的节奏，比其他城市缓慢。同人们交谈，常感到地灵人杰。有时你会发现，一个期期艾艾的小青年，理论素质之好，超过不少京畿沿海的文化明星。有时你会发现，一个吊儿郎当的家伙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张皱巴巴的纸上，写着一首好诗，掷地有金石之声……。可以栖身之处，有两个：四川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前者和兰大一样，在市中心。“全国重点”，经费足资料多，交通生活都方便。但出门人挤人，日夜市声喧，我怕。后者是省属学校。只能在本省招生。房舍陈旧，设备简陋。但位在城外山上，长郊绿无涯，有一种古典的宁静，我喜欢。川师中文系主任苏恒先生、校长王钧能先生和校党委书记袁正才先生都建议我留下。他们说，现在户口制度是硬的，要是本单位卡住粮食工资人事档案，谁都难办。你既然喜欢这里，就让我们先试试。办不成，再去汕头不迟。办成了想走，我们不卡你，算是帮你搭了个桥。言辞恳切，也在理，我感谢地接受了。学校在请示省委以后，派了两个老师，万光治老师和邓元宣老师，持外调证明到兰大看我的档案，趁机把它偷了过来。这种事，连我都觉得匪夷所思，一贯保守的兰大党委，反应之强烈，可想而知。但是隔着省，川师大不响应，他们也没法，只能通过甘肃省委同四川省委交涉。结果是，兰大答应放我。为防节外生枝，学校派周治虎老师代替我回去办手续和接孩子。不久周老师就把高林带来了。稍后书籍和行李也都运抵。此事如此顺利，得力于四川省委的支持。但因此我的逃避政治之行，又被涂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刚安顿下来，省委书记冯元蔚和副省长韩邦彦两个，前呼后拥，到师大来看我。说，欢迎到四川来。说，有什么解决不了，找我们就是了。据说自师大建校以来，他们谁都没有来过。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他们不过是演戏（正如甘肃演坚持原则，他们是演改革开放，后台不同之故），把我当作道具，我还真的以为，可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了呢。二学校在刚落成的家属楼里，给了个四室一厅的单元。与邻楼很近，窗子对窗子。看电视炒菜，声味与共。在苏恒先生的帮助下，我用它换了一套山坡最高处年久失修、三室一厅的老屋。虫蚀木，如石鼓文，雨漏墙，若抽象画。但有六个大窗，窗外便是山野。朝暾夕照，霁色晴光，气象万千。我得之，很庆幸。但校园里议论纷纷，说我怪。有人写了篇《教授学雷锋》，说我是“哪里困难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偶然见报，哭笑不得。苏老师说，可以理解。这就是大一统文化。你越是和人家不同，人家就越是盯着你。和大家一样，就没人管了。搬家后一直很忙。除了教书，有写不完的东西要写。高林在师大附中插班，进度比甘肃快，日夜赶功课。屋里一直很乱，风过处，一地的书籍纸张翻飞。直到和小雨结婚，她从首都博物馆调来我校艺术系教书，一同粉刷了墙壁，油漆了地板门窗，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书上架，帘上窗，才像个家了。妻名小雨，成都又多雨，家因名雨舍。雨舍地界，不限四壁。当窗的老树，原始的山野，带着草木气息的风，没有电灯的夜景和不掺杂着噪音的雨声，还有出没于有无之间的地平线……都是我们极为宝贵的财富。除了初到敦煌的三年以外，这是我一生中最安定也较顺利的时期。上面给了我一个叫做“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的头衔。没有学术成果的评估，也没有论文被引用次数的统计。国家科委批准，省长在会上宣布，我就成了“国家级专家”。就像五七年分配我扮演坏人，享受坏人的待遇，这次是分配我扮演好人，享受好人的待遇：涨两级工资，“以资奖励”，外加当“政协委员”。可惜我没有能力，演好这个角色。听说在政协会上，有人（川大教务长唐正序）因我从来不去开会，骂我“不识抬举”，预言我“没好下场”。骂对了，也预言对了。渐渐地，麻烦来了：巴蜀书社出《高尔泰文选》，三次上机三次被撤下。哈佛邀我讲学，不准出国。南开录取了高林，被教委取消。辽宁出“中国当代美学思想研究丛书”，其中《高尔泰美学思想研究》一书几乎出不来（著者丁枫先生和出版社王大路先生据理力争，后来还是出了）……这一切，包括八九、九〇年捉、放一场，都莫明其妙。经历过太多的大张旗鼓，觉得这种鬼鬼祟祟的做法很奇怪：权力无限的他们，怎么还用得着鬼祟？想了想，觉得新中国的三个时间板块，有点儿像三个游戏场。“十七年”玩替天（历史的必然）行道，文革时期玩无法无天，“新时期”呢，玩的就是鬼鬼祟祟了。到我想到这一层的时候，鬼祟已渗透到整个社会。假酒假药、假衙内假文凭、假权色交易……以及对于这一切的冷漠，已成普遍景观。最是几百人在大街上围观流氓杀人而无一人出来制止的事，报上屡见，令人扼腕。与之相应，文化界也出现了各种各样对于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关注游戏场外弱势群体者的辛辣嘲笑：“你算老几？”“天下是你家的吗？”“连自己都救不了，说什么救世？”……我迟钝，跟不上趟，哪壶不开提哪壶：发表了《看客的文学》、《文学与启蒙》、《文学的当代意义》……等十几篇文章，全撞在冷漠的墙上。理论上的是是非非，早已经没人在乎。小屋如孤舟，濛濛水云里。三在普遍冷漠的背景之上，爆发了震撼全球的八九民运。这是中国人到底还有血性的证明。我很振奋，但还是没有跟上。川师大虽在郊区，也突然热闹起来。一夜之间，许多精明实际或玩世不恭的青年都变成了理想主义者。胆小的变得胆大，胆大的成了风云人物。许多平时谨小慎微唯党是从的老教授，也都纷纷签名上书和学生一起进城游行。来势之猛之盛，大有谁不参加谁就是懦夫甚至奴才的势头。正义的巨浪，形成强大压力。我怕跟潮流，怕到人多的地方去。压力愈大，我愈躲。来找的人很多，都说他们感到奇怪，怎么一贯偏激的我，关键时刻躲在家里？说校园里有大字报要求我“站出来”，该去看看。我没去看。我说，没人说话的时候我说几句，现在大家都在说了，我就不凑那个热闹了吧。总是落伍。八七年方励之先生来访，八八年温元凯先生来访，都说我落伍了。老朋友刘宾雁海外来鸿，提到费尔巴哈因久居乡村而落后于时代，也是同一种批评。我理解也认同朋友们的道义责任感，觉得自己也有。但我进不了操作层面，缺乏政治头脑，也比大家悲观，同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擦身而过。与温元凯见面，是记者们的安排。对话录音，公开了意义不同之处。他主张确立宪法的权威，变人治为法治。我说这是把保护统治者的宪法，和保护被统治者的宪法混为一谈，反而有害。他说修宪得小步走，跑太快会翻车。我说人在车上，你一步都走不动。他说这次七届人大公开报导有反对票，就是前进了一小步。我说这不是进步是退步，就像民主党派是老装饰，反对票是新装饰，它只能赋予非法地给定的“表决”结果，以一种比“一千票对零票”更为合法的外貌。他说起码一千九百万私营企业家的出现，有助于形成民间社会。我说所谓民间社会须能独立于国家，没有独立的工会和独立的农民组织，只有与体制共生、利用双轨制经济的漏洞和官员的腐败巧取钱财的一群，何来民间社会？……谁是谁非，是另外一个问题。总之我因此，从一个宏观的政治背景上剥离了出来。仅仅由于好朋友萧雪慧个人的情谊，和小雨、高林一起，到她家参加了一次成都各高校部分青年教师的会议。在会上，我对大家唯一的劝告，是要吸取缅甸的教训。那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带着亚细亚的特点。不久以后的六月四日，它就在天安门广场重演了。当然，更为惨烈。“六四”的屠杀，我丝毫也没有感到意外。它能震惊世界，只不过是因为它发生在历史舞台上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在小小舞台之外广大的黑暗深处，四十年来无声无息的大小屠杀从未间断。我没有预见能力，但我来自那黑暗深处。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想到，置身事外的我，会被抓进监狱。四入狱前，毫无预感。只觉得周围鬼祟的气氛越来越浓。这个，我不在乎，也没法子在乎。但是雨舍周围自然环境的破坏，却使我寝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