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2

我的答辩题为《论美感的绝对性》，刊于《新建设》七月号。主要是说，事物不等于经验，经验不等于社会性，社会性不等于客观性。经验是变动的，事物作为客体，相对地固定和持久。它还能再次引起经验，但不一定是相同的经验。经验是个人的，事物作为客体，可同时被许多人经验，相对而言属于社会。把这些都混为一谈，光贴个唯心唯物的标签，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之类，已算是比较温和的说法。《陇花》杂志写道，“敌人在磨刀霍霍，胡风的幽灵又在高尔泰身上复活了。”到这份儿上，还能再说什么？别无选择，以沉默面对围剿，有一种局外人看戏的感觉。后来我重读《论美》，发现问题很多。以人为本，却没有区别个体和整体，文中的“人”字有时是指前者有时是指后者，概念不清造成逻辑混乱（整体的主观可以是个人的客观）。虽然批评者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仍感到十分遗憾，后悔没有放一放多看几遍再拿出去，很痛心自己的轻率。现在回想起来，那样轻率倒也值得，否则此文不但永无问世之日，还会和我那时的其他文稿一样，被人告发，在反右运动中失去，如同不曾有过。现在重读《论美》，感到除了幼稚和不严谨等等以外，政治上也确有问题。人们对我的批判纵然十分无情，却没有抓住要害：强调美的主观性，也就是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权利，和呼唤人文精神的多元化，等于挑战权力意志。我没有自觉地这样做，人们也都忽略了这一点。不过我丝毫没有，因为人们的这种疏忽而受益，他们捏造出来强加给我的罪名，已经比这要严重得多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党进攻。”这是一句套话，报纸上天天都有，是说右派的。我自知在劫难逃，倒也不怎么害怕。因为不知道害怕，也因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对于这个别人强行替我安排的存在方式，我烦透了，不在乎改变。不再写作，一有时间，就出去散步，风景没有看头，不过是消磨时间，等待风暴的来临。出学校后门不远，有一处平旷的广场，常有许多兵士，在那里训练生马。我常坐在场边，一看就是很久。他们给那些桀骛不驯的烈马，套上七八根长长的缰绳，人手一根，从四面八方把它紧紧拉住，如果它不让人骑，七八根缰绳同时一挣，它就被抛起来重重地摔到地上。然后再骑，不行再摔，直到它驯服。有匹马特野特顽，一次次从地上翻腾起来，颠倒跳跃不肯就范，鬃毛飞扬如黑色火。一当摔掉骑手，就前脚离地站立起来，颤巍巍一阵哀叫。看着它，我想，到处是人，你往哪里逃？假如你一定不愿被人骑，那么你的肉可以吃，皮可以制革，那并不好些。想着我问自己，假如我是它，我怎么办？我不知道。电影的锣鼓一九五七年，我已经二十一岁，在遥远西北一个偏僻的小单位，感觉不到有什么“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当然我也看报，但那欢欣鼓舞的“大鸣大放”，和随之而来的“愤怒声讨”，于我都只像是，电影的锣鼓。《论美》的写作和发表，完全是瞎碰瞎撞上的。由于发表在北京的所谓“中央报刊”上，又受到全国性的批判，我们的校长肖英以为出了大事，跑到兰州市委，报告“严重情况”。接待她的青年官员谢昌余（后来当了省文联主席）听完汇报，告诉她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是政治问题，不要紧张。甘肃省委召开座谈会，发给了我一个请柬。我没在意，没去，也没答复。肖英找我谈话，说那个会很重要很盛大，擅自不去，是脱离政治，自由主义，纯技术观点。叫我要关心政治。给我看了一份会上传达的文件，是毛泽东的讲话。打印的，不让带走，要我当场看了就还给她。粗粗溜了一下，主要是请大家出来鸣放，帮助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云云。洪毅然先生来访，他刚参加了省上那个为期三天的会，特兴奋特高兴。问我为什么没去，说张仲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托他向我问好。说会开得好极了，大家都讲出了心里话，很畅快。谁说了什么，谁又说了什么，一个比一个尖锐。张仲良说，都说得很好。能开诚布公，证明大家相信共产党。党和大家打成一片，肝胆相照，才能共同进步。我问，难道你们没看到最近《人民日报》的社论吗？《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都在讲要反击。北京那些人，鸣放了一阵，已经在挨整了。洪回答说：张仲良说了，那是针对右派的，不是右派就不用怕。毛主席亲自发表讲话，保证言者无罪，你还不信吗！不久，报上公布了毛的那个讲话，但已和传达的不同。提出要根据六条标准，区别香花毒草。说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不但北京，地方报刊也开始反右。《甘肃日报》连续多天，以通栏大标题“坚决粉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整版整版报导在省委那个座谈会上出现的反动言论，省政协主席水梓，《甘肃日报》编辑王景超，西北师院院长徐褐夫、兰州大学校长陈时伟……都被点了名。“广大工农群众愤怒指出”，这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紧接着，兰州市委也召开座谈会，也给我发了一个请柬，会期也是三天。这次我不能不去了，他们派了一辆小汽车来接我。我们的新校长雷煦华陪同来人找到我，一同满面笑容逼着我上了汽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小汽车，也是这些弯弯曲曲迷宫似的土屋小巷里第一次有小汽车通过。车子夹在里面，东倾西侧前高后低一顿一顿地爬行。常遇到宽度不够之处，又倒回来另觅新路。驾驶员已很焦躁，有时猛一冲吓得鸡飞狗跳，吓得那些腆着脏肚皮吮着黑手指贴墙站着看新奇的孩子们一阵乱叫乱跑。和他相反，那个来接我的人，却一直在后视镜里亲切地微笑。开幕式像听报告。数百人坐在下面，十来个人坐在台上。还是“传达”毛的那个讲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然后张仲良以省委书记的身分，向大家保证安全。这个人我见过。去年办工业展览，调我去画画，他审稿，意见不俗，好像有点懂行，还说我画得好。这次他说，党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管僚主义、教条主义等等毛病，请大家来提提意见，帮助我们改正。务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错了也不要紧，都是好心。我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中间他问，高尔泰先生来了没有？（有人答来了。）来了，欢迎欢迎。上次邀请你你没来，大家都很遗憾。有意见没处提，到北京去发表，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很脱离群众了。来了，沟通沟通，隔阂就没了，如是云云，说完就走了。这里继续开会，市委书记（名字忘了）讲话，动员大家鸣放，打消顾虑，畅所欲言。 张仲良讨论会气氛热烈，大家发言踊跃，我始终没开口。晚饭后，会散了，他们留下十来个人，包括我，在小会议室开小小会，有牡丹烟、龙井茶、橄榄、话梅。市委头儿都来了，或慈祥恳切，或豪爽直率。香烟氤yīn氲yùn，光晕朦胧，有股子随和劲儿。书记坐到我的旁边，促膝抚背，热情得像一盆火，要我给党提点宝贵意见。我坚持说我没意见。他说，你在北京发表的意见不是很好嘛！我说那不是意见，那是美学。他说哪里哪里，你太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哪，说什么也别客气呀。我想不出话来回答，只能一再重复，不不不我没意见，像个傻瓜。学校放暑假时，反右进入高潮，由周恩来签署的“劳动教养条例”也已公布。兰州市教育局通知中、小学教师鸣放，叫我们带上行李，到市中心几个学校集中开会。这次不是邀请，是规定，不想去也得去。还是原套程序：传达主席讲话，书记担保平安，局长动员鸣放。还是原套说法：帮党整风，竭诚欢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会期不是三天，而是一个月。日程是公开的：先鸣放，后反右。暑假里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开学后继续批斗。我想，人都不是傻子，到这份儿上，该不会有人闻笛起舞了吧？不，奇怪得很，照样热闹。覆车之鉴，全都视若无睹。我们住在教室里，一室十几二十个人，那些课桌，白天聚拢来就是会议桌，晚上分开拼就是各人的床铺。半天开会鸣放，半天写大字报。写大字报的纸、墨、笔全由教育局供应，要多少有多少，大家写得不亦乐乎，贴得不见墙面。叙事、评论、顺口溜、相声，甚至漫画都有。记得女子师范的许植本老师写了许多诗，贴出去得意得很，常在墙前徘徊，听人家赞美。我记得全的，只两首。一首写农村的饥饿：粒米煮成十碗粥，东风吹来浪悠悠，一勺舀出西湖镜，照得全家水中游。一首写城市住房的紧张：两家共住一间房，每逢周末换班忙，开关门户起纠纷，儿童归来叫错娘。好像有点漫画化，但我没说。看什么样的大字报，我都不表态。有人稿长，见我没事，请我帮抄几张，我拒绝。有人贴出呼吁书，许多人连署，要我签名，我也拒绝。我想，我不沾这个边。在整个鸣放过程中，我自始至终，一言未发，一个字也没写。想不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是我。我们学校有个四十多岁的女教师叫杨春台，丈夫是西北师范学院的地理系主任，家在西师。那天早上在院子里遇见，我问她西师的右派分子是怎么处理的。她说还没处理。当天下午墙上就出现了一张题为“质问高尔泰”的大字报，说，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鬼鬼祟祟打听右派分子怎么处理？你不是右派，为什么鸣放声中噤若寒蝉？下面签名之多，是正文的好几倍。不少名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几天后，大礼堂东墙所有的大字报都更新了。上面一横排标语是用墨汁写在报纸上的，一张报纸写一个字，二十几个字排过去十几公尺长：“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高尔泰揪出来示众”，就像报纸的通栏标题。下面都是揭发我的大字报。内容除了摘抄报刊上对《论美》的政治批判，都是两年前在肃反运动中整过的材料。其中包括我写给好朋友刘汉的信。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因此受过批斗，但没处分。看来材料都保存着，不然这些人怎么能够知道！是谁给他们看的？这么多大字报是在哪里写的？怎么贴出来以前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都莫名其妙。有一张大字报，写出了新材料，但却是无中生有。说我半夜里说梦话，大喊杀杀杀。写这份大字报的人叫郑钧，我们学校的地理教师，甘肃民勤人，古铜色脸上有深深的皱纹，朴实一如老农，平时沉默寡言，同我也无冤无仇。开学后一番批斗，我被定为“极右”，西去“劳动教养”。二十一年以后“平反”归来，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颇有点儿前度刘郎的感慨，一度曾去，北岸访旧。十中已人事景物全非，唯一的旧相识，也就是这位郑钧老师了。他已很衰老，白发稀疏，腿脚也不大灵便。见到我他非常高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坚持要我到三楼他的宿舍里喝一盅。显然，又见友人，他有一份深深的感动。二十一年过去，兰州市容变化很大。但皋兰山和黄河都是老样子，从楼窗外望出去，沉沉晚烟凝紫，风景略似当年。老人说起往事，神色有些黯然。那年老婆子饿死后，儿子去“引洮上山”，也死了。退休下来没处去，只好赖在学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默默地对饮。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城。上帝掷骰子一九五六年，我二十岁。初入社会，不通世故，懵懂之极。书呆子一个，生活在别处，不知前途为何物。身不由己，本无前途，无意识地听任摆布，少了很多烦恼，算是歪打正着。那年我糊里糊涂干了两件事，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偶然地。一件是写作《论美》。那时我不关心身边的具体事物，却老想着时空宇宙、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之类不着边际的问题。想来想去。深夜里闭门造车，做出这篇不合时宜的论文。恰恰又碰上“引蛇出洞”的时机，得以公开发表，引起全国批判。我因此出了一阵子名，倒了二十年霉。二十年后“改革开放”，欧美各国科技信息进来，其中一些，和我的想法偶合。当然只是碰巧，但我因此，又出了一阵子名，成了学者、教授。甚至国家科委批准，授予我“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得失荣辱，如同一场儿戏。这场儿戏，以《论美》始。另一件事，是拜访吕斯百先生。那时工作刻板单调，完了没处去，除了读书写作，就是画画。画了一批油画，古典写实的那种，想请个人批评指点。听说大名鼎鼎的油画家吕斯百先生就在我们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艺术系当系主任。卷了几幅画，去登门求教。先生看了，叫我以后有画，都拿去看。我少不更事，不知道一个大名家这样对待一个陌生的小青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还以为他该当如此。从此常去，技艺锐进。先生说，想当画家，就要参加美术界的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画，得到同行的承认，才能打开局面。他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甘肃省美术界的领导人陈伯希先生和米英先生，要他们关照我。我因此得以在这年暑假，出去公费旅行写生，到祁连山下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转了一圈，看到了大草原、大森林、别样的生活和别样的人们。学会了骑马、摔跤、吃半生的肉。回来后，校长找我谈话，说省上抽调我去搞工农业展览，已安排别人代课，去了好好干，要整洁一点，别这么邋里邋遢像叫化子，影响太不好了。我自从离家外出求学，需要自己料理自己的时候起。就开始邋遢。随便惯了，要改也难。知我者谓我不拘小节，不知我者谓我懒惰。工作以后，每星期上十六节课，批阅一千多份作业，下来还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顾不上许多。那天我蓬首垢面，破衣脏裤，去展览会美术组开会。先是单位门房不让进门，看了证件还不放心，把我一直领到会议室，交给了会议主持人才走。会议室里白台布绿地毯干净明亮，会议桌前和靠墙的沙发上，稀稀拉拉地坐着十几二十来个人，我初到兰州，一个也不认得。看他们个个呢服革履，内衣雪白头发乌亮，胡茬发青眼镜片子闪光，喝茶抽烟的姿势都潇洒优雅，有一点儿自惭形秽。角落里有张单人沙发空着，我蹩过去，坐在上面。大家的视线落在地毯上：一连串黄色的脚印，隐隐显显从门口连到我的脚下。为掩饰尴尬，我往后一靠，架起腿。不料从鞋后跟洞里。流出一些沙来。布鞋子前面裂了，嘻开嘴笑，露出脚趾，像一排牙齿，他们都在看。放下脚，恼火起来，也盯着其中一个人的眼睛看。那人眼睛一转，看地下去了，我松了口气。会议是分配任务。根据设计方案，要画的图画，落实到各人的头上。到散会时，任务分完了，没我的事。也难怪，这么像个流浪汉，人家不放心么。以后的日子，我就是走来走去，看他们画画。他们有时叫我扫个地倒个洗笔水什么的，我不爱干，也就算了。我有时出去逛逛新华书店、转转大街小巷，回来吃饭，他们晚上要加班到一两点钟，夜餐颇丰盛。我睡到那时，也起来一下，吃了再睡。两个月后，展览的筹备工作基本就绪。省委书记张仲良带了一群人来验收。有些讲解词要重写，有些实物要更换，所有的画都没通过。返工更紧张，又赶了一阵子。半个月后，第二次审查的时候，有两幅大油画仍没通过。这一次，张仲良带了吕斯百先生一起也来看。吕把我从人群中叫出来，让把两幅油画加工一下。张在一旁说，内容不动，画好就行。又说，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我说知道了。他们走后，我日夜加班，竭尽全力哗众取宠。尽可能精细逼真亮丽热烈。区别男女的肤色和布麻的质料，区别日照下铜烟锅的闪光和烟锅里点着的火的亮度，使耳环纽扣之类都像是安上去的实物，可以取下来似的。十几天后预展，很受欢迎。张仲良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五九年筹办“十年建设成就展览”的时候，点名要我。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由于疲劳饥饿，周围的人们都在纷纷死去。我也已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生死一发，系于偶然，系于三年前一个风沙弥漫的早晨，我洗了个脸，夹着画卷，去拜访一位陌生的画家。地门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们几个被批斗的老师，所谓右派分子，在校园里接受监督劳动，等待处理。都没经验，不知道害怕，休息时说说笑笑。有人带来一本《李白诗选》，大家拿着占卜前途。据说闭上眼睛，打开书随便一指，指到的那两句诗，就是你未来的预言。我虽不信，也跟着玩，指到的两句是：“徘徊六合无知己，飘若浮云且西去”。不久，我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地点在河西走廊最西边的酒泉境内。校党支部办公室的张正泰，一个红黑矮胖的政工干部，拿着个鼓胀的黑皮包押送我去。我猜，那里面是我的档案，不知道写着些什么。“真多呀”，我想。我那年二十一岁，傻得可以，自己掏钱买票，跟他上了西去的火车。一路上相像自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去西伯利亚，为真理受苦受难。第三天上午，在酒泉站下车，换乘汽车，颠簸一个多小时，到达酒泉城。一路上都是戈壁沙滩，到城市近郊，才变成了田野，见出晚秋的萧索。城里街道狭窄，刻划着深深的车辙。沿街有许多古树，参天拔地，愈显得房屋低矮。房屋一色灰黄，行人疏疏，白杨萧萧，一股子边城的落寞。我们俩在一家小铺子里，吃了一顿羊肉泡馍。吃罢他说，这个挺好，比兰州的地道多了。这是一路上他同我说过的惟一的一句话。转过街角，有栋新建的青灰色三层楼房，是全城最高的建筑。院门上挂着“甘肃省劳改工作管理局酒泉分局”的牌子。院子很大，院墙跟前，弯弯曲曲地盘着两行人，一行百十来个全是男的，那边二三十个全是女的，都坐在行李上。没人说话。中间空地上，有几个警察走来走去。张把我交给了其中的一个，夹着皮包，进大楼去了。那个警察叫我排在男人队伍的末尾。我放下行李，也坐下了。一辆扑满尘沙的大卡车驰进大院。警察们叫排在前面的男人们起来，排队，报数，上车，拉走了。我们依次往前移。陆续地又进来了一些人，相继坐在我的后面。卷起的尘土还没完全消散，队伍又恢复到了原来的长度。这时张出来了，手里的皮包瘪了，径直走到大门外，忽又折回，朝我走来，说，你的火车票，留着也没用处了，给我吧，我还可以报销。一拿到手，扭头就走了。不久，又一辆卡车拉上我们，颠簸着驰出城外，穿过荒凉的田野和一些相距遥远的小村，向茫茫大戈壁中开去。卷起的阵阵黄云，拖得很长不散。须臾，望中就杳无人烟了。戈壁滩的地貌，无非砾石组成的平面，车行几百里，都是那个样。使人困倦，使人丧失时空观念。走了不知多久，冉冉地，戈壁滩变成了盐碱地。荒原上出现了一些淡咖啡色的水洼，白色的碱包和灰绿色的芦草。偶尔会碰到一株、两株低矮的沙枣树，灰不溜秋，和芦草同色。大戈壁雄浑莽苍的阳刚之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子不死不活赖兮兮的味儿。待看到一些耕作过的贫瘠田地时，也就望见了高地上一个四角有岗楼的土围子，孤零零兀立在无边荒原中。映照着晚秋的斜阳，一如中古的城堡。车到土围子跟前停住了。铁门里出来几个中年男人，吆喝我们下车、掉队、报数的声音，特别地凶狠。报完数，车子就走了。然后挨个儿检查行李、搜身，也特别地粗暴。现金、证件、药品、手表、刀剪、火柴、裤带和球鞋带，还有捆行李的绳子，都在没收之列。搜查过的人，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拉着匆匆聚拢的行李什物，到一边收拾打包。我没想到会遇见这种事，猝不及防，除了书籍、笔记和一些别的东西，还失去一本反右运动中隐藏起来没有交出的日记。太阳早已下山，天色渐渐黑暗。收工的人们相继归来，人都焉不拉叽，队伍移动很慢，悄无声息地，没入围子的铁门。我们中有两个人被叫进去，抬出来一木桶什么，分给每人一勺。各人用自带的碗、盆、饭盒、茶缸去接，没带的就用面盆。黑暗中胡乱吃了一顿不知是什么的晚餐。吃罢，有个人把绳子发还给了我们，叫捆起行李，背上，列队，出发。荒原上有一条路，在月光下发白。我们背着行李，提着裤子，走了很久很久。半夜里到达一个地方，有几排低矮的土坯房，窗洞上没格子，门洞上没门，凄厉荒寒。有人提着马灯，带我们进入其中的一栋。闻到一股子酸臭，原来里面有人，都在地铺上睡着。他喝令那些人起来，把铺位挪近，腾出地方给我们。然后收回绳子，拿上灯走了。暗中摸索，下面是草，胡乱铺上被褥，两手枕在脑后，很久都没睡着。冉冉地，月光透过窗洞，照在我的铺位上，很亮。窗外一样排黑沉沉的土屋，也都镶上了发蓝的银边。想起了儿时的歌谣：“月光光，照村庄”，觉得这个狰狞的夜，也有几许温柔的色彩。母亲、父亲、姐姐、妹妹，甚至还有已经过世的祖母的音容笑貌，连同许多儿时忆像，无端地都来到心头，如同一阵子喧哗的潮水。突然想到日记被搜走了，不由得一阵恐惧。想到逃跑，想到在如此荒原上逃跑的不可能，想到即使逃出荒原，也无处可以藏身，想到一些书本上的东西，但丁写在地狱之门上的诗句：“你进来的人们，放弃一切希望吧。”和鲁迅的话：“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想到西伯利亚的囚徒，都学会了自制皮靴，不知道我在这里，能学点儿什么手艺。鼾声此起彼伏，想到没有秋虫。觉得口渴，想到我那铝水壶，路上把盖子丢了，得做一个才行，拿什么来做呢，有一根和壶口同样粗细的树枝就好了。但是下了汽车，一路来，没见一棵树……后来才知道，这个地方叫“地方国营夹边沟农场”，在那个搜查我们的土围子的铁门旁边，就挂着这样一个牌子，我仓皇中竟没有看见。那是场本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个新建的分场，叫“夹边沟农场新添墩作业站”。夹边沟农场，原先是监狱劳改农场，始建于一九五四年。这些地，都是当年的犯人开垦出来的。一九五七年，劳改农场改为劳教农场，集中关押未经法院判决、由各单位党组织直接送来的、因而也没有刑期的“右派分子”和“坏分子”。仍归甘肃省公安厅劳改工作管理局管辖。没有使用武装警察，由文职公安（管教干部）治理。原有的监狱设施不用了，但未拆除。大墙方正巍峨，四角岗楼耸峙，孤零零兀立在荒漠中，因人犯剧增，再也容纳不下，又在农场西北八公里以外，设立了这个分场——新添墩作业站。沙枣一新添墩作业站，位在巴丹吉林沙漠和大戈壁之间辽阔的荒原上。荒原里除了小块的沙漠和戈壁，大部分是盐碱地，望出去白茫茫一片。不是雪原的明净洁白，是恒久地积淀着大漠风尘的惨白。近看斑斑驳驳，烈日下蒸发着一股子苦涩重浊的碱味。我们的任务，是在这上面挖排碱沟。每隔约一华里挖一条。据说让碱水从底下流走，不往上冒，地面上就可以耕种。沟面宽度不变，大约五公尺左右。沟底宽度也不变，大约三十公分左右。深度和坡度随地势高低，从两到五公尺多不等。挖到有水出来为止。土抬上来，就倒在沟渠的两边。四个大队一千多人，分段包干、交叉着转移工地。集中挖通一条，接着再挖新的。何谓通？一沟有多长？要挖多少沟？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叫在哪里挖，就在那里挖。一天挖到晚，一年挖到头。挖好的沟，有时会被风沙堵塞，必须及时挑开。如不及时，几场风沙过去，有些地段就填平了。曾经有人说，这是无效劳动。在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曾经有一段日子各队都集中火力，批判这无效劳动论。大家都说，劳动不光是改造自然，首先是要改造人。不能光算经济账，首先要算政治账。有人说，谁要是干了一天思想没得到改造，那才是无效劳动。有人说，不，不是无效劳动，那是抗拒改造。晚上的会，一般是小队会。一小队八九个人或者十来个人，同一号子，通铺，各坐各位。点一盏墨水瓶子做的煤油灯，如萤如豆。微光中轮流发言。反省自己，检举别人。谁磨洋工，假装大便到工地外蹲着。谁有不满情绪，踢倒了石灰线上的小木牌。谁怕吃苦，结了冰就磨蹭着不下水……诸如此类。说到哨子响了，熄灯睡觉。这样，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天天一个样。无穷的日子来了又去了，所有的日子都像是一个日子。二除了昼长夜短的几个月，我们总是天不亮就出工，黑了才收工。除了刮风，总是在星光和月光底下，吃早饭和晚饭。早饭和晚饭一样，都是白菜萝卜之类煮熟了，搀合进包谷面或其他杂粮面搅拌而成，我们叫它糊糊，很稀。要是稠些，就成了猪饲料了。每小队半桶，抬回来自己分。小队长掌勺，每人一勺，约三分之一加仑。如有剩余，再分配一次。中午饭是干粮，通常是包谷面窝窝头或者高粱饼。有时也有白面馍头，拳头般大小，早饭时发给，每人一个。是让带到工地上吃的。可没人带到工地．都到手就吃掉了。吃完再喝糊糊。喝完糊糊，舐完盆，就去刮桶。刮吃那空饭桶壁上沾着的薄薄一层。起先大家抢着刮，后来相约轮流刮。管教干部们都不干涉。桶是木桶，约半个汽油桶大小。我把它倾侧过来，转着用小铝勺刮，随刮随吃。刮下来的汤汁里带着木纤维、木腥气和铝腥气，到底上还有砂土煤屑，一并都吃了。吃了仍然很饿，就像没吃一样。只有期盼着十几个小时以后晚上的那一顿了。工地如不太远，中午可以有水喝。各中队派回去抬水的人一回来，哨子就响了。大家放下杠子、箩筐、洋镐、铁锹，都围到桶边。没饭吃，喝点儿水，也长力气。有时候排碱沟挖出去很远，出工和收工都得走两个多小时，就会一连十几天中午没水喝。到时候，午休的哨音远远地叫那么几声，听起来像一只失群的野鸟在风天中哭泣。人们放下工具，缓缓爬出沟渠，随地躺下。直到开工，都不再说话，也不再动弹。那年我二十二岁，进来以前，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在校时爱运动，是校队田径代表，曾破江苏省纪录，平全国纪录。现在也躺下去就不想动弹。起来得要慢慢撑，因为腰和腿，都不能一下子伸直。多次想，这样下去不行。有一次下了决心，硬是把中午的干粮留到了中午。但是在工地上，我刚一拿出来。就听到了远远近近尖利如锥子，烧灼如炭火，固执如钉的目光齐朔朔扫过来的声音。慌忙几口咽下，从此不敢再试。三一天，在一处新工地上午休，我枕着箩筐望远。望见一棵孤树，忽然眼睛一亮。离得远，看不清。但我相信，那是沙枣。沙枣是多年生沙漠植物，大西北常见。暮春开白花，香气浓烈。晚秋枣熟，大小如杏仁，颜色金黄。皮厚核大，中有淀粉，微酸微甜，多食涩口。从前在兰州，曾见村姑用红柳筐子提着沿街叫卖。一碗三四十颗，价一角。戈壁滩或盐碱地上，不长别的树，唯此偶或有之。眼下深秋，枣应已熟。整个下午，我一直在琢磨，怎么得到它。收工时，日己西沉。我耽误了一下下，排在了队伍的末尾。瞅准没人注意，跳到低处伏下。等队伍走远了，起来猫着腰，向晚霞里那个模糊的小黑点儿跑去。虽然猫着腰，远处队伍里只要有人回头望，也还是有可能发现我的。好在这种事，没有发生。碱包松软，一踩一个孔，行进如同跋涉。我虽来了精神。也还是无力跑快，到达时暮色已浓。确实是一棵沙枣。树小，结实无多，但于我已足足有余。我边采边吃边往身上塞，动作很快。从破洞塞进棉衣的夹层，可以装许多，装了就往回跑，边跑边吃。晚霞正在消失，出现了最初的星星。愈跑愈黑暗，不久就找不到来时脚印了，只能估摸着大致的方向往前走。走着走着，脚下的土地硬起来，时不时还有干枯翻转的泥皮发出碎裂的声响。困惑中，竟然发现，两边都是沙丘。我大吃一惊，站住了。沙丘不到一人高，坡度一边徐缓一边陡峭，一道一道如同波浪，没人黑暗之中。两道沙丘之间，沙子很薄，地面坚实。这该不是沙漠，是戈壁。落霞红尽处，该是西方。那么沙丘是东西向排列的，径直走该能走通。原以为该往东走，那么顺着走过去就是了。但是，这又分明是不对的。因为出工路上，没看到沙丘。爬上沙丘，也还是望不得更远。除了天上的星星，没有一丝微光。除了自己的呼吸。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我一个生物，面对这宇宙洪荒。一阵恐怖袭来，坐下复又站起。下了沙丘，又从陡峭的一面，手脚并用，爬上了另一道沙丘。这毫无必要，因为所有的沙丘，都一样。须臾月出，大而无光，暗红暗红的。荒原愈见其黑，景色凄厉犷悍。想到一些迷路者死在戈壁沙漠里的故事。想到生命的脆弱和无机世界的强大。想到故乡和亲人。都没来头。但我冷静些了，对自己说，你先别急。咱们来想个办法。我想我迷路应该不远，因为时间很短。但是没了方位，不远也无法可想。汗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冰凉冰凉。幸而没风。随着月亮越高越白越小越亮，大地上的光影也越来越清晰。望着望着，发现一条纤细笔直的阴影。就像谁在银蓝色的纸上，用米达尺轻轻地划了一道铅笔线。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排碱沟里起出来的土，一路堆了过来。我知道，我得救了。沟渠边人们走出来的那条小路，在月光下发白。我走得很快，边走边吃。知道队伍移动很慢，估计应能赶上。万一赶不上，麻烦就大了，急起来，又跑一阵子。沙枣含碱，吃多了唇焦舌燥。本来就渴，现在就更难受了。当然沟渠里有水，但那是碱水．喝不得，只有忍着，走走又跑跑。本来就虚弱，平时动一下都吃力，而现在，居然还能跑，跑了那么多。也真是奇了怪了。新挖的排碱沟中，一发积水映着天光，时而幽暗，时而晶亮，像一根颤动的琴弦，刚劲而柔和。沿着它行进，我像一头孤狼。想到在集体中听任摆布，我早已没了自我，而此刻，居然能自己掌握自己，忽然有一份感动，一种惊奇、一丝幸福的感觉掠过心头。像琴弦上跳出几个音符，一阵叮叮咚咚，复又无迹可求。拥有了自我，也就拥有了世界。这种与世界的同一，不就是我长期以来一直梦想着的自由吗？月冷笼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四快到场部的时候，终于追上了队伍。想同旁边的人说句话，表示自己的存在。但是说不出来，突然扑倒，怎么也爬不起来。人们架着我拖进号子，掷在炕上。浑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小节都动弹不得。一些遥远的和久已消失的记忆：一句母亲的话语，一角儿时家园……忽然掠过眼前，快速而清晰。而眼前发生的一切，反而一片空白。有片刻我怀疑我已经死了，只头脑还暂时活着。但我听到了开饭的哨音，闻到了糊糊的香味。依然是食物的诱惑．激活了生命的潜能。我复又慢慢地支撑着起来，拿了饭盆出去，领到了我那一勺。端着盆回来时，他们正趴在我的铺位上乱拨拉。动作剧烈。煤油灯小小的火焰，被扇得一灭一灭。原来我的铺上，撒着许多沙枣，他们在抢。事发后先搜身，搜得我的破棉袄更破了。中队长问我，胆敢逃跑咋又回来了？说队里坏人猖狂，每个人都有责任，没做到互相监督，说明都没改造好……说着他突然吼道：都在吃。检查个球！都把沙枣交出来！大家纷纷交出沙枣。所剩已经无多，有的只几颗，最多的也不过一把。小队长摸了每个人的口袋，挨个儿用帽子接了，放在土台子上，准备明天一早，交给管教干部。第二天醒来，帽子空了。逃亡者夹边沟农场的人犯，由文职公安管理，没有武装警察看守。初到那里时，我想过逃跑，后来不想了。四周是盐碱地、戈壁和沙漠，没可能徒步穿越，何况不认得路。有个李沪生，只有十九岁，上海到西北来“支边”的。他说他们那一批有好几百人，来了都很失望。他约了几个同伴，偷偷跑回上海，到家后谁都来管，地段派出所、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甚至弄堂里的小脚老太婆都来管，问这问那，教育启发．逼着回来，没法子存身。他说阿拉又勿是个分子，人家就说侬想当分子啊是呀？结果他和他那几个同伴，一无例外全都又回来了。回来了领导上说他带头闹事，给了个劳动教养的处分，他乖乖地接受了。他说别说跑不出去，出去了也没地方去，勿来事！这不用说，谁都知道。所以在我们农场，一般没人逃跑。也有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没见过他的面孔。那天晚饭以后，全场集合开斗争会，他已经不能站立。五花大绑俯伏着被拖到台上掷下，像一堆抹布。我坐得远，天又黑了。连他在地上的姿态也没看清。听各队代表发言，才知道他是“逃跑犯”。不是逃跑的犯人，而是犯了逃跑罪的人。他没戴任何帽子，不是右派，不是历反，不是现反，也不是坏分子。因为在单位上吊儿郎当，不听调度，顶撞领导。组织上把他送来，委托农场代为管教一段时间。在农场像这种情况来的，不只他一个。但他想不通，抵触情绪很大，总嚷嚷说把他同我们这些社会渣滓关在一起吃苦受罪，是天大的侮辱虐待，他要伸冤。没人听他，他就想跑。一跑，可就真的犯了罪了。大家都说．这是他自绝于人民，自作自受。他不是被捉回来的，没人去捉他，他是自己回来的。不是思想通了自己回来的，是跑了两天跑不出盐碱地戈壁滩，认着自己的脚印回来的。晕倒在附近，前几天被人发现，捆起来送到场部。刘场长没发脾气，只是说你小于命大，要是两天里刮一场风，没了脚印，你就报销了，也省了我的麻烦。下令解掉绳子，叫放他归队，过几天再处理。刘场长的风趣是有名的。斗争完了，他做总结报告，说你们谁想跑就跑，我们不挡。最好事先打个招呼，我给你水，给你干粮，你背得动多少给多少。只要你去了不回来。回来就不客气了，地上这个，就是榜样。本来想叫他给大家摆一摆逃跑的经验，他放瘫不肯起来，只好算了，你们自己琢磨去吧。你们的发言。讲得都很好听，但是批了别人，得要联系检查自己。连个互相监督都做不到，还改造个球？下来一连几个晚上，都是讨论刘场长的讲话。每个人都说，要加强互相监督。风暴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在酒泉劳改。日短夜长，早上出工的时候，天才麻麻亮。平日是越来越亮，那天却越走越黑。队里的老西北说，要刮风了，看势头小不了。不是刮大风的季节，大家都纳着闷儿走，越走越黑。灰黄色的、不透明的天空，像脚下的戈壁沙漠一样，沉重地压在头上，越压越低，终于和大地结为一体。看不到远方，也分不出个上下前后，像被包在厚被里一样的窒闷，越来越难受。当第一阵风吹过来的时候，大家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风从背后来，一阵紧似一阵。吼声夹杂着啸声，如同无数飞机同时掠过低空。风里除了尘沙和盐碱，还有石头。小的像高梁，大的像黄豆。揍打在裸露的后脖子上，很痛。揍打在凝结着盐碱因而很硬的棉衣裤上，叭叭地响如同阵阵急雨。像拉着车子下坡那样，我尽量后倾。步步抵着脚，让风推着走。碰到一个沙丘，就在它的背风面蹲下，以避锋头。那沿着沙丘贴地卷过来的是迴风，夹杂着更多的沙石，没头没脸地迎面扑来，一下子就塞满耳朵鼻孔牙齿缝，灌进衣领、衣袖和诸破洞。并垫平了所有的衣褶，大有立即把我变成另一个沙丘的势头。我赶紧爬起，它们没了依附，又都倏地飞去。跌跌撞撞，我沿着新开的排碱沟寸寸前进。沟的尽头，出现了许多半埋在沙里的箩筐、杠子、洋锅、铁锹和一些模糊的人影。知道工地已经到了。我拖出一把铁锹，像大家一样抵在前面，背向着风，斜撑着像一个“人”字。缩紧脖子，闭上眼睛，一任它天昏地暗鬼哭狼嚎，一任它吹透的棉衣贴在背上像背着一块冰。不知过了多久，有人在耳边吼，叫收工。我努力把话传给了前面一个人，叫他再传过去，就丢下锹往回走。往回是逆风，几乎无法前进。连滚带爬倒行逆拖，最后总算是回到了场部。屋里很黑，刚进去只好摸着走，一会儿才看得见东西。人们在各自的铺位上坐着，默无声息。个个从头到脚一色土黄。眉毛嘴巴都分不清。只有闭着的眼睛，在土黄色的眉毛下，呈现出两撇模糊的红湿。昏暗中望上去，一个个和泥塑无异。想到这些泥塑里面有活人的血液和心脏，不禁骇然。坐着坐着坐着，不知道过了多久。风在屋外狂吼，摇撼着紧闭的门窗。墙和屋顶之间有许多缝隙，喧嚣中还可以听见，从四面八方飞进来的砂石，落在肩上沙沙地响。我们冷、饿、疲劳。皮肤像糊上一层浆糊，干了，巴得难受。耳朵鼻子牙齿缝里塞满沙土，又干又胀。虱子怕冷，都离开冰凉的衣服，到干燥的皮肤上来爬，浑身奇痒难熬。不得不时时扭动身体，使衣服和皮肤互相摩擦，干扰它们的行动。置身在蠕动不止的泥塑群中，我一阵阵感到恐怖。坐着坐着坐着。脑中没了思想。我生平第一次，发现了时间的硬度。时间作为我的生命的要素，或者我的生命的一个表现，变成了我的对立面，像一堵石砌的大墙，用它的阴冷、潮湿、滑溜溜的沉重，紧紧地砥着我的鼻尖，我的额头和我的胸膛。风暴过去以后很久，这个感觉还长久地留在心中。安兆俊一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我们新添墩分场四个大队全体人犯，天不亮起来，摸黑吃饭，带着碗筷，沿着新筑的车路，拖拖迷迷走了两、三个钟头，到达场本部所在地夹边沟，参加庆祝国庆大会。我们到达时，大墙外面临时搭成的司令台前。已经席地坐着一大片人。灰糊糊的，就像是拾荒者晾晒着的一地破烂。管教干部们都穿着深蓝色镶细红线的公安制服（平时不大穿），在四边走来走去。大墙上插着几面五星红旗，在淡日下迎风飘扬。墙下的司令台上，挂着个毛泽东像。一边是党旗、一边是国旗，他在中间微笑。我们刚坐下，庆祝大会就开始了。有个人上台领唱国歌，复又全体起立。那人衣服上满是补丁，显然也是犯人。但清洁整齐，颇精神。约莫四十来岁，高个子，苍白瘦削，脖子细长，喉结突出，额头宽阔，下巴结实，狭长无肉的脸上，小半是络腮胡子。他面对全场，神色冷峻，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才张开两臂开唱。略带嘶哑的男低音，意想不到的深沉浑厚。起一一来一一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是国歌的歌词，来自抗日战争时的《义勇军进行曲》。此时此地听到，有种荒谬之感。唱着他两手往上一扬，全场就跟着唱起来了。他打拍子指挥，动作幅度很大，全身都在动，眼睛发亮，长头发一耸一耸的，很投入。下面三千多人，又乏又饿，有气无力。各唱各的，声音不齐。看着听着，也都怪怪的。接着刘场长训话。他说，你们进来才一年，外面就实现了大跃进，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时代。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全国上下破私立公，全民炼钢全民皆兵，一天干十几二十个小时，创造了一亩地产万斤粮。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全都闻所未闻。环顾四周，有人在捉虱子，有人在缝钮扣，有人在闭目养神。大有“昨夜一江风雨，都不曾听得”的境界。接下来刘场长说，我们农场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原先，抗拒改造的占百分之几，有抵触情绪的占百分之几，愿意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占百分之几。爱场如家愿意以场为家的占百分之几。现在，在党的劳教政策的感召之下，局面有了根本的改变。各占百分之几，都有具体数字，还有小数点……渐渐地我也开始打起盹儿来了。突然有几句话，像锥子似地钻进了耳朵：……个别人狗胆包天，竟敢记秘密日记……没有马上治你，是为了给你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你不坦白，就看你表演……我脑子里轰地一下，响起了无数蝉鸣，完全清醒了。二“劳动教养”这个词，以及它所指谓的事物，是一九五七年的新生事物，历史上从未有过（以前只有“劳动改造”一词）。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个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等等之类，画家毕可甚至带来了画箱画架和一大卷油画布，重得背不动。有些东西（例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等），进门时被没收了。没有被没收的，持有者生前是个累赘，死后都成了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我带来了一堆书，还有一本日记，是反右运动中隐瞒未交的。里面都是那种懵懂年龄里一个自由爱好者一闪一现的小感想。诸如“一个社会里个人自由的程度，是这个社会进步程度的标志”，或者“我的世界是这么大，这么干山万水无穷无尽；我的世界又这么小，这么咫尺千里寸步难行”之类。毫无操作意义，本身微不足道。但要是被别人拿到，后果却十分严重。在那右派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年代，没人代为保管，又不甘心销毁，只有带在身上，终于一直带到农场来了。我喜欢“农场”这个词的牧歌意味，心想到这里就安全了。没想到入场时要搜查行李，还搜身。那本要命的日记，也同现金、药片、皮带、球鞋带、手表、问题书籍一起，落到管教干部手里。从那时起我一直做恶梦。每看到一些人由于一些小事被捆起来掷在地上示众，绳子嵌进肉里渗出殷红的鲜血，就想到不知哪天日记事发，会轮到自己。我想由于问题严重，我定会被捆得更紧，时间更长，很可能绳子切断肌肉。再也不得恢复。久无动静，又担心是在暗中酝酿着更大的灾祸。每晚的小队会上，例行表态是少不掉的，每当我表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时候，心里总是担心，这会和日记联系起来，构成欺骗罪，被加上去算总账。但是，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毫无异常。猜不出原因，一直纳闷儿。这次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看我表演。我想猫玩老鼠就是这样，时间越长越有趣。恐惧是活东西，在脆弱而又孤独的灵魂中，它会生长，会变出各种花样。一时间我觉得，好像脚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别说是外面的形势，周围这些捉虱子缝钮扣打瞌睡的人们，也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幻影了。想起了父亲、母亲、姐姐和妹妹，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我担心，再也见不着他们了。不知何时，午休开始了。嗡嗡的人声响成一片。起来小便的人很多，队与队之间的空挡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带起来的灰尘和劣质卷烟混成浊雾笼罩全场。午餐“改善生活”，吃糖包子，喝小米稀饭。是农场稀有的美食，从未有过。我虽极度饥饿，也没吃出味道。三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我一惊，猛回头，是我们的大队长陈治邦，旁边站着那个领唱国歌的人。他向陈点了点头，给我说，你跟我来。我跟着他穿过人群，进入有铁门的大墙。院子里一排排开着门的号子，空无一人。每一排开头的伞墙上。都贴着各队庆祝国庆、歌颂新中国的墙报，争娇斗艳，花里胡哨。他领着我匆匆走过，进入号子中的一间。同别的号子一样，十几平方公尺的面积，大半都是土炕。但别的号子炕上都挤着十几个铺位，这间炕上只有一副被褥。其余空铺位上糊着旧报纸，不见土面，很干净。靠里面的一半，放着碗筷面盆暖瓶衣服包裹之类，还有尺来厚一摞子我们农场右派们编的《工地快报》，叠得整整齐齐，捆得严严实实。这东西新添墩也有，每天一张，发到各小队，是大家做卷烟纸和手纸的材料，除了最新的，全都消失了。靠外面的一半当桌子使用，放着一些文具、一个闹钟、一些纸袋子和一块玻璃板，很整齐。玻璃板下面压着几张表格，和一张四寸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孩。他介绍说，老伴叫刘蓉，在兰州第四初中当校医。大儿子五岁，叫安泰。小儿子安石，现在两岁了。问我喝水不，让在炕沿沿上（桌子边上）坐下。他语音压得很低，但是大开着房门。他是历史学家，叫安兆俊，原先在民族学院研究新疆史，是夹边沟监狱改为劳教农场后第一批关进来的右派分子之一，当了农业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在劳改队和劳教队里，用犯人来管理犯人是很普遍的事。我们基建队四个大队的大队长全是劳教分子。但都当得不长。我曾在工地上看见，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因为说错了一句话，被管教干部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安兆俊这个队长倒是当下来了。管教干部们忙不过来时，也把一些杂事交给他做。其中包括把没收来的东西分类登记。这个工作本应由执行搜查的管教干部在现场做。以前犯人是法院判来的，一般每次只进来一、两个，可从容搜查登记。现在大量涌入，天天排长龙，他们只来得及把各人的东西分别装在标名的纸袋里，回头再登记。这就交给他了。他看了我那本日记，没登记。趁帮灶时，丢在灶膛里烧了。他说，我看了特别喜欢，但是没处放，只好烧了。你别可惜，安全第一，你说对吧？人比东西宝贵，有人就会有东西，你说对吧？我说刚才刘场长的报告，正把我吓得不行。他说现在你可以安心了。那是心理战，随时都会有，一不冷静就会输。有时候我就担心，哪天你给唬住了，沉不住气，自己去坦白，检讨运动中隐藏日记的错误，我就麻烦大了。每次陈治邦来开会，我都要摸摸那边的底，后来就放心了。我问，他说我什么了？他说，他从来没有提到过你，这就够了。陈治邦这个人不坏，他是公安出身，知道立功不能赎罪，所以也没有害人之心。现在怕的，是那种想要立功赎罪的人。那种人爱攀谈，但自己不说什么。光想听你说，见了要小心。我唯唯。他说怎么样？熬得下来么？我说还可以。他说，我看你的日记，思想感觉多些，阅历经验很少，还是个小孩子么。我说我二十二岁了。他说是么，我比你大一倍呢，真担心你的承受能力。处境越是绝望，人也越容易沮丧。特别是我们这种，都是些孤独的个人，没有个组织的支持，没有个舆论的声援，也没有个社会的同情，这种人最容易沮丧。我们这里，名演员偷别人的馒头，大音乐家涎着脸乞求一丁点儿施舍，在外国拿了两个博士学位回来的学者，为抢着刮桶，打架不要命，这样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于自打耳光、告小状、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梳头不补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这都是精神崩溃的表现。现在死掉的人越来越多，我想除了饿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溃，也是一个原因。你还年轻，一定要坚强些，再坚强些，要学会经得起摔打。这个，谁也帮不上忙，全靠你自己了。说着他瞟了一下闹钟，站起来，说，回去了好自为之。记住，不光是要活下去，还要活出意义来。我唯唯，也站起来。他又指了指炕角落上那捆《工地快报》，说，那个，你时常看见吧，别看它废纸一张，将来都是第一手历史资料，珍贵得不得了。我一直留心收集，一张都没有少掉。着眼于将来，现在就有了意义。你说对吧？本来没路的地方，一走就有了路，你说对吧？好，今天没时间多谈了，很遗憾没能听你谈谈。一会儿报告就要开始，我们得回去了。说着他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握得特有力，特紧，特久，微微抖动。我感到一股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全身。松了手没放，他说，要是陈治邦问你做什么去了，你就说认一只手表，那不是你的。不问你就什么也别说。我说，他要是问我干嘛去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怎么说？他说他不会那样问的，要问你就说，时间不长呀，就行了，现在我们走吧。我没动，说，你也要注意安全。同我素不相识，就这样，我怕你太轻信了，容易出事。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好像是教我放心，又好像是推我快走。说，这个你别怕，我谨慎得很。走着又补充说，你别忘了，我看过你的日记。四国庆后，分场派我们基建第四大队协助农业队秋收。各小队分在不同的地段，收完一片地，把成捆的谷子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再转移到下一片地。路都是现开的，把地埂上拨开一个豁口，把沟渠填平，让车子能赶过来，地就成了路。谷子拉走后，再把它复原，路又成了地。土质松软，收成无多，这些都很容易，比平时挖排碱沟要轻松多了。但是起早摸黑，加上饿，也还是很累。息晌的哨子一响，人们都就地坐下，打起盹儿来。那天正打盹儿的时候，忽然听见唱歌，是《国际歌》。声音低沉浑厚，一如热风贴着地面，徐缓而又执拗地行进：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一听就知道，那是安兆俊。我一骨碌坐了起来。远处坡地上，停着一辆马车，车旁横七竖八躺着坐着许多人，大家喝完了车子捎来的那桶水，就在那里随地息下了。我走过去，看见背向人群，支起上半身，侧躺在斜坡上。再走近些，从侧面，看见他眼睛里汪着泪水，胡子闪闪发光。好在是革命歌曲，没人多心，都只当风过耳边。看见我，他用食指碰了一下嘴唇，示意别说什么。拍了拍地面，让我在他旁边坐下。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一动不动。天大地大，没一丝风，没一点儿绿色，没一点儿声音。西斜的秋阳照着横七竖八、静静地一动不动的人群，像照着许多没有生命、被风吹散的破布垃圾。灰淡灰淡的地平线，长而直。刹那间，有一种被活埋了的感觉掠过心头，也想唱点儿歌，但我没唱。他是来拉谷子的。谷子离地，如不及时拉走，就会被风吹走。他的搭档睡在车上，打了个哈欠，下来蹲到我们旁边，从口袋里掏出烟袋和两张小纸片，开始卷烟。一面说，听说今天晚上吃莽麦面糊糊，加洋芋。吃什么是农场每天的重要新闻，永远听者兴奋讲者得意。他也得意，卷好一支烟，用手指碰了碰安的臂膀，说，队长，给。安没回头，从肩上接过烟，抽起来。那人又卷好一支，自己叼到嘴上，喷出一个又一个圆圆的烟圈，眯缝着眼睛看天。天，是一大片空白。开工的哨子响了，安同我握了一下子。仍然那么紧，那么有力，那么微微地抖动。我再次感到，一股子强烈的热流，从那手上，传遍我的全身。这以后，我没再见到过他。五一九五九年三月初，我被两个省公安厅来的警察，带离了夹边沟。到兰州为“建国十年成就展览”作画。完了还得再回来。但这一年期间，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已经面临关闭。无“家”可归的我，被送到了另一个农场——靖远夹河滩劳改农场。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肃省劳改局从红山根砖瓦窑抽调了一批人，到我们农场来协助夏收。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刘文汉，以前是解放军，到朝鲜打过仗，受过伤，立过功，转业到公安厅。五七年响应党的号召，大鸣大放，批评肃反运动是“打虎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因此被划为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从他那儿，我知道安兆俊已经死了。他说，不知道是怎么想的，那个天天死人的当儿，领导上还要再搞一个分场，把一千多人送到高台县明水乡开荒。夹边沟这边，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劳动量翻了一番，配给的口粮，却少了将近一半。原先规定一天十二市两，这会儿只有七市两了，实际上吃到的还不够这个数。那还干什么活！干部们也不管事了，秋作物还没有收上场，都由着你躺在炕上。掩埋组的人天天拉着板车大院里转一圈。哪个号子里死了人，拉出来放在门边，他们就捡走了。后来板车不济事了，改用了大马车。我问他安兆俊在哪里，明水还是夹边沟？他说在夹边沟。要是在明水，死得更快。他说，那家伙迂得很，已经不行了，还要天天擦脸梳头。沾一点儿杯子里喝的开水，就这么擦。分饭的时候别人都到手就下了肚子，他还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吃。不管是什么汤汤水水，都一勺一勺吃得人模人样。别人都躺在炕上，他不到天黑不上炕，在门外边地上铺一块东西，背靠墙坐着看天。有时候还要唱点儿歌，咿咿唔唔的，不知道唱的什么。他就是这么坐着死的。我问他人埋在哪里。他说埋什么！谁还有力气挖坑！拉出去，丢在野地里就是了。兰新铁路远着哩，望都望不见，可列车上来来往往的旅客，都闻到一阵一阵的恶臭，弄不清是哪里来的。事情暴露后，中央说这是甘肃省委的错误，派了一个工作组来处理。从六〇年十二月起，开始抢救和遣返。那时候，据工作组的统计，场本部、明水分场和新添墩分场三处加起来，总共不到一千一百人了。遣返也不容易，不少人已经无家可归，不少人被开除公职，没个单位收留。打那时候起，到六一年十月撤销农场，又拖了一年。听说这一年中，又死了不少人。究竟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六二十年后，一九七八年，右派被“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叫做“归队”。我赶上了这趟顺风车，到兰州大学哲学系教书。一到兰州，就去了一趟第四初中，寻访安的妻子刘蓉。她已在一九六五年改嫁，带着两个孩子，不知去向。听说她在一九六二年曾去寻找安兆俊，到酒泉才知道，连农场都没了。一九七八年年底，我被借调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那里三年，正碰上群众进京上诉上访的高潮。来自全国各地的冤假错案受害者，挤满车站，露宿街头，在国务院、公安部、和其他各部委“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棋盘一般狭小的窗口下面排着长龙过夜，希望能求得一点儿公平和正义。其中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叫詹庆元。原先是兰州新华印刷厂的工人，戴的是“坏分子”帽子。五七年反右时，有一条党的政策：工人中有右派言论者不叫右派分子，叫“坏分子”（因为工人阶级是革命阶级，理论上应无右派），他属于这一类。但是坏分子的帽子，不单是为工人中的右派而设，社会上有男女作风问题的、不听调度的、打架闹事的、小偷小摸的，都叫坏分子。右派平反的时候，坏分子并不平反，这样他就亏了。在当地求告无门，到北京来寻求公正。不料寻到的，仍然是官僚机构的铜墙铁壁。他的申诉材料，仍然被转回到原单位处理。听说我在社科院，来找我商量个办法。在楼下总布胡同的一家小饭馆里，我们谈了很久。他离开夹边沟较晚，是被工作组遣返的。他说开头死人都丢得很远，后来越丢越近，最后死的那批人，包括安兆俊在内，就都丢在场部大门前面二百公尺处第一道沙梁的下面。一九八二-年，我回到兰州大学。有一天，系上的同事、教中国哲学史的杨梓彬（也是归队右派，见《杨梓彬》）气冲冲跑来，说他要抗议，抗议甘肃省委批准兰州医学院到夹边沟挖掘完整人骨，做实验和教学用具。那件事本来是严格保密的，但医学院的办货人事先答应附近的农民按计件工资付酬，后来发现不用挖掘，只在农场大门遗迹前面的第一道沙梁子底下捡了一天就够数了，觉得太亏，要求修正合约，改为按劳付酬，农民说他赖账。他说农民骗钱。双方一冲突，秘密就公开了，这才传到了老杨的耳朵里面。但是，抗议发动不起来。这样的事情，没人觉得有趣。很可能拣来的骨骼里面，就有安兆俊的。然而面对累累枯骨，谁又能够区别，英雄与奴才、殉道者与市侩、老实人与骗子、这个人与那个人？即使是未来的基因考古学家，又怎么能够知道，哪具骨骼里面，曾经“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更何况，早已经，没有人想要知道这个。这些没有坟墓的森森白骨，曾被人们忘记得一千二净，在荒原上风吹日晒草缠沙拥。由于有用处，这才被想起。于是乎公文飞驰，药水浸泡，教鞭戳指，动物标本一般任凭拨弄。突然一下子，血与火的历史都退缩到了遥远的地平线，湮没在遗忘的阴影中。而那些至今纠缠着我们、耗尽着我们，我们牢牢记住和竭力想要纠正的一切，也好像倏尔之间，都幻化成了一些不可阐释的象形符号，谁也没有兴趣再来把它们弄清。留下来的，只有我这一星半点在烈风中飘零四散的记忆：他的保护、他的话语、他的握手、他的冷峻的侧影、炎热的眼泪，和寂寞的歌，还有他的《工地快报》——那个意义的追寻，那种向绝对零度挑战的意志。由于有这些，我才在全方位孤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岁月里，理解了“祖国”这两个字的涵义，感觉到了自己与它的联系，以及与历史、与整个文化人类的联系。不管这联系是何等渺茫虚幻，甚至是想象的产物，作为轭下的奴隶，它就是全部的生存意义。一转眼四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安泰和安石，现在都在哪里？还记得自己的父亲不？如果没有意外，他们该都过了四十岁了。我深深地祝福他们！但愿他们能够知道，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值得他们自豪的、真正的人。月色淡淡在夹边沟，有过两次难忘的邂逅。一次是在领取邮包的时候。农场里每个月有一天，在场部分发邮包。谁有邮包，名字写在小黑板上，收件人收工回来看到，可以在晚饭后“学习”前的那段时间，去排队领取。人多，邮包要检查，所以等的时间长。学习会往往迟到，但不算犯规。那天我有邮包，和许多人一起，在场部办公室外的墙根，或蹲或坐，等着叫自己的名字。大家默默无言。有的打盹，有的在薄暗中缝补什么，有的三个五个一起，抽自制的烟卷。我呢，就这么坐着，干等。深秋的晚风掠过寸草不生的地面，尘沙和垃圾落寞地迴舞。有时迴风穿过人群，在身上留下灰土。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头儿，大约五十来岁，戴着一顶皱巴巴的解放帽，帽沿塌下来耷拉在前额上。花白胡子很脏。眼囊肥大空虚，松弛下垂，一副衰疲不堪的样子。他紧闭着嘴，反覆看他的两只手。手上许多大大小小的裂口，如同象形文字。天黑下来以后，他同我搭讪起来，问我叫什么名字。说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见过。问我是不是在《新建设》上发表过文章，题目是《论美》？说那篇文章观点鲜明，概念模糊，逻辑不严格，算不得科学论文，他只当艺术品看。还举了几个例子，记忆力之好，思维之敏捷，使我惊讶。我说你是搞美学的吗？他说不是不是，只不过是个爱好者。因为好奇，什么都感兴趣，杂七杂八都看。他的专业是语言学。他懂好几种语言。最喜欢的却是藏语。他说藏语的表达能力，一点儿也不比汉语差。用藏文翻译的梵文佛经，和迦利陀婆的著作，还有泰戈尔用英文写的诗，都比汉文翻译的更好。更达意也更传神。用藏文记载的各种西藏典籍，包括苯教的教义，那精深独到之处也不是不懂藏文的人能够真正理解的。我问他冰心和郑振锋翻译的泰戈尔怎么样？他说可以，但损失还是很多。诗本不可以转述．何况是泰戈尔。他说泰戈尔写过一本书，也叫《论美》，问我看过没有？我说我不懂英文。他说要学。学外国语要趁早，年纪大了就难了。接着他向我介绍泰戈尔那本书，说得很详细，可惜我都记不得了。那时的我，这方面的兴趣已经衰退。粗糙刚硬的现实，打磨掉我一层柔嫩的皮肤，打磨掉我许多纤细精致的感觉的触须，把我也变成了粗糙与刚硬。我要的已经不是虚幻空灵的诗与美，而是足够的食物、休息和睡眠，是火与剑，野性的叫喊，掀天揭地的狂风暴雨。一切梦想家、议论家、感伤家、爱美家，包括过去的我自己，对于我来说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在这没有绿色的土地上，在这无爱的人们中间，听一个无力的老人谈论那另一个世界的事情，我不觉得多么有趣。无心地听着，无心地望着他，黑暗中依稀觉得，他的语调，他的面影，有什么地方，参差像我的父亲。对面土屋墙上，抹上了一层淡淡的月光，淡得如果不是半墙阴影的衬托就看不出来，却映照得一排一排的土屋清冷荒寒，凄厉得慌，仿佛是被世界抛弃遗忘在那里的一些空房。空房与空房之间是无边的旷野．雾海一般隐约微茫。那人苍老、沙哑而又热烈的话语，听起来也像这月光，黯淡、虚幻，而又遥远。忽然办公室里叫我的名字，我一下子跳起来，向那里跑去。包裹是母亲寄来的寒衣，里面有一封信。等管教干部一一看过，已变成乱七八糟的一大堆。来不及整理，一股脑儿抱着就往回跑，都忘了向那位不知姓名的老汉打个招呼。第二天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失礼，肯定伤了他的心。我只能希望，有机会能再次遇见他，向他道个歉，听他说说话。后来农场的形势越来越严酷，年轻人日益衰弱，老弱者纷纷死去。这个希望，也越来越渺茫了。还有一次难忘的邂逅，是在夏收的时候。干农业活，夏收是一个特别紧张的环节。为赶在麦子成熟以后脱粒以前把它抢收回来，农村里都要男女老少齐出动，披星戴月地干。我们分场四个大队都是基建队。但是到了夏收时节，全都要支援场本部的农业队。这是紧张的突击任务，要求连夜干。分场长在动员报告中说，外面的广大人民群众都在大跃进，插红旗寸土不让，干革命分秒必争。很多人通夜不睡，连续作战几天几夜，你们要立功赎罪，难道可以比人民群众还少出力气吗？农场的麦地，同荒地也差不多。麦子稀疏矮小，许多地方根本就没长出来，长出来了的也有许多没抽穗。不管有穗没穗。我们的任务是把它一齐连根拔起，捆成捆儿背到路边，等候农业队的马车来拉走。没法子掌握进度，有时大片的地只要走个过场就行了，有时又得寸寸前进。有时在前进中会遇见别的基建队，并捧干一阵，各又分开。没见过面，但又似曾相识。陌路相逢，也不甚觉得有趣。沙土很松软，拔起来不费劲。一抖，根上就没土了。但是晚上不睡觉，很困。长时间蹲着，腰、背、膝都很酸痛。受不了时，可以跪下，爬着干，比较省力，但是跟不上趟，爬一阵还得再起来，蹲着追赶一阵，难受得很。不过这中间可以偷吃生麦子。把揉下的麦粒在手掌心里一搓，吹去麸皮，往嘴里一丢，是一件快事。大家都饿，都偷，所以没人举报，都只装没看见。这样各个孤独的和对立着的个人之间，似乎又有了某种无形的联系，这也令人惬意。问题在于，人吃了生麦子，要拉稀。那几天普遍拉稀，农场有不少右派医生，和我们一样劳动。有幸分配到医务所，可以看病派药的，只两个。夏收时，他们背着药箱在工地上跑来跑去，也通夜不睡，很困很累。地大，人多，顾此失彼，难得一见。见着了，就给几粒土霉素，很管用。那天半夜里，我们队和另一个队在高地上会合，转移前坐在地边休息，来了医生。大家蜂拥过去。他每人给四粒预先包好的土霉素。有人嫌少，过一会儿又再去要一次。医生记不清，照给。我也想这样，刚要站起来，坐在旁边的一个陌生人按住我的胳膊，说，土霉素吃多了不好。又说，我是医生，你要相信我。月光下看不清他的年龄。只觉得那头发浓密、嘴唇宽厚，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样子，像个书呆子。我依他没去，他似乎对我有了好感，又说，我不骗你。这话，也像书呆子说的，我觉得。他告诉我。所有霉素类的药物，都对人类有害。它们不但杀死外界侵入的细菌，也杀死我们自己身上的细菌，比方说大肠里面的葡萄球菌。他说要是没有葡萄球菌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充分消化食物。实际上，作为消化器官不可缺少的零件，葡萄球菌已经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了。他说这就像豆根一样，你看到过豆根上有许多瘤子吗？那是根瘤菌造成的，但也是植物合成养料的器官。他说他相信，我们全身各个部分，都有像葡萄球菌和根瘤菌那样同我们共生的各种细菌。他说他猜想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每一个细胞都不过是一个各种微生物的共同体。我们的大脑活动，我们的思想感情，不过是许多微生物协同行动所产生的合力。他说他小时候，听说人的身体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分，很吃惊很难过，因为那不是他的“我”。看到骷髅就害怕和恶心，听说自己身体里也有这个东西，简直不敢相信！后来上了医学院，进了研究所，才发现“我”就是那些东西的总和。究竟有没有我，确实是个问题。他说出去了，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在深夜的荒原上，野沉沉，月茫茫，星汉垂地。听这些骇人的和忧郁的话语，我受到深深的震撼。但我无知，只能沉默。哨子一响，各走一方，从此没有再见。他提出的问题。长久地困扰着我。每想到这些问题，我就想到他。他姓“鄢”，这个字我不识，以致牢记不忘，竟把他的名字给忘了，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文革后期，我在酒泉地区五七干校劳动，听说有一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在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当门诊大夫。文革中被打死了，就姓这个姓。我常想：那恐怕就是他了。三十九年以后，一九九五年那个多雪的冬天。我在美国曼彻斯特图书馆，看到一本评介近十年来科学成果的书，说人体细胞内部的腺粒体，实际上是一些早先进入我们的真核细胞并留在里面的原始细菌。它们和其他许多居住在我们体内的小生物一起，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以其不同于我们的DNA和RNA自我复制。它们推动我们的细胞运作，供给我们氧化能，使我们能活动和思想，我们没有它们就不行。甚至我们自己的DNA也来自这共生体的编码。也就是说，连我们的基因也是由各方面信息指令的协同机制构成的……这本书的作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生物学家Lewis Thomas教授感慨地说：原来我的细胞，竟然是一个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但愿它们为我工作，并感我之所感，想我之所想。把拳头放在书上，我，或者名之为我的这个生态系统，靠着椅背呆想。我想这个世界，对于那个我曾在月夜旷野里遇见的医生来说，真是太不公平了。蓝皮袄生息在盐碱地上的人们，特别容易憔悴、褴褛和衰老。皮肤吹了碱风，会枯槁。脚泡了碱水，会皴裂。衣服蒙上了碱粉，会褪色和腐烂。我们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老、中、青，在这里泡久了都分不清谁是谁了。在一色灰不溜秋的人群中，一眼就可以看出谁是新来的人犯：他的衣服较完整色彩也较明确。但是也有例外。一大队三中队四小队的龙庆忠，可算是老号了，一件衣服始终保持着初来时的光鲜。工地上老远望去，在灰糊糊的背景上一闪一闪，很扎眼。他爱惜那件衣服远超过爱惜自己，也因此出了名。他并不偷懒，但过于照顾衣服，每要影响劳动，小队会上没少受批评。坚持不改，也上过中队会和大队会。有一次刘场长做报告，还提到过龙庆忠的大名，说你是劳动来了还是找对象来了？引起下面一阵，有气无力的笑声。在刘场长嘴里，还算不上批评。接下去，刘场长还表扬了他几句。因为邮检时发现，他在写给他母亲的信里，说农场生活美好，他在这里很快乐。刘场长说，这是爱场如家，说明思想改造有进步。凭着这几句表扬，队里拿他没辙。有一次“开荒打擂”，我和他碰到一起。“开荒打擂”是高劳动效率的一种形式。场部划出一大片荒地做擂台，撒上石灰线像跑道，宽如公路，长约三百公尺，并排十六条。各小队派人来翻整，每人一条，同时出发，看谁先到终点。比赛很紧张。但是除了几个管教干部，没有别的观众。观众在另一片工地，挖排碱沟。每天的“战况”，在《工地快报》上登出，如有超前，光荣属于小队。个人得到的报酬，是干更多更重的活——第二天再派你去。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瘦得像把筋。衣架子一般顶着那件引入注目的藏蓝色大皮袄，下面空空荡荡直透风。我说只要在腰上捆一道绳子，问题就解决了。他不。他说这是双面咔叽布，磨不得，一磨一道白印，哪禁得起绳子捆！说着他一一指给我看，袖口、肩膀、肘关节处磨过的地方，已经发白，他很伤心，抚摸那些白痕就像抚摸伤口一样。袖口盖住手背，劳动不便，他不得不卷起一道，露出两圈雪白的羊毛。羊毛落上沙土，拍不掉，越拍打越往里钻。他时不时摘掉眼镜，眼睛贴着羊毛，顽强地寻找那里面的异物。休息时也不躺下，只是坐着打个盹。我躺着看他，那纤细的脖子和深陷的两颊，垂着的下巴和吊开的嘴，都无不呈现出深度的衰弱和疲劳。但他顽强地要坐着，劝不睡——衣服要紧。如果我睡着了，他一点儿声音也不出。我睡不着时他也愿意同我说说话，稍微有点结巴。但是不急不忙，说说停停，不知道是相信我会听下去还是不在乎我听不听。他是独子，自幼丧父。守寡的母亲千辛万苦把他带大；供他上学，直到大学毕业。他是学生物的，毕业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经常出差在外，调查研究草原寄生虫。回到所里就是吃公共食堂，住集体宿舍，快三十了还没结婚。一心想把在河北老家的母亲接来兰州，互相有个照顾。母亲是农村户口，按制度规定，不能住在城里。他书呆子想不通，嘟嘟嚷嚷不高兴。又想家，要求调回河北。当时国家正开发西北，由西往东的户口卡得很紧。而且单位上工作需要，个人必须服从。领导给他说：党和国家把你培养出来不容易，你耗费了那么多人民的血汗，到头来却只想着个人的利益，像话吗？他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可还是想不通，嘟嘟囔囔不高兴。反右运动中，他们单位“右派”凑不够数，给了他一个名额。批斗手续一办，他就到夹边沟来了。他不敢告诉母亲，第一次对母亲说了谎。他说这次出差下乡，可能时间较长，请她放心别急。临走前收到母亲一个邮包，里面就是那件使他在农场大出其名的蓝皮袄。式样老旧，肥大不合身，但是牢固得不得了。那是他母亲自己亲手做的，眼睛老花手指粗硬，针脚不是很齐，但是反反复复，缝得密密实实。他的故事，特别使我感动，因为我也想念我的母亲。“开荒打擂”结束后，再没机会同他接触，但是常常想到他。那时夹边沟人正在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死去。他体质比别人弱，担心他不能坚持下去。在工地上，不免朝一大队那边多望几眼。望见那蓝皮袄在灰不溜秋的人群中一闪一闪，就有一丝欣慰之感掠过心头。我相信那是母亲的爱，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力量，我想爱是一种比死更强大的力量。第二年冬去春来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到医务室去换纱布，黑暗中穿过篮球场，看到他在前面走，居然在腰间束上了绳子，到底还是想通了！我很高兴，赶紧迫了上去。他回过头来，竟是穿着那件蓝皮袄的另一个人。那人告诉我，龙庆忠早已死了，接着穿这件衣服的人后来也死了，这衣服到他手里，已经是几易其主了。军人之死上官锦文那天，工地上发生了一件不大平常的事情，三大队的大队长上官锦文，被管教干部韩干事当场撤职，下令捆起来，掷在地上。上官这人，有点儿怪。一身草绿色军服，不破不脏。才五十来岁，却留着长长的三缕胡子，像胡志明那样。他进来以前，是解放军的高级军官。高到什么程度，犯了什么事进来的，都不知道。只听说他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当过解放军总部卫戍团团长。他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常说列宁说过，生活上的不纯就是政治上的不纯。因此有人怀疑他是栽在生活问题上；要不是多次检讨，怎能把生活问题上到这么高的纲上？也有人说他是中了毒招，说要不是有人搞他，他们那号人什么样的生活问题都不是问题。他的胡子是进来的那天开始留的，扬言不到出去不剃掉。长起来，就有了某种祖父相，有点庄严有点慈祥。配上军服，怪怪的。管教干部们对他也另眼相看，不大管他，还委任他当了我们新添墩分场第三大队的大队长。三大队挨着我们四大队，号子相邻，早晨出工时，队伍相邻，在工地上劳动的地段也常常相邻。我们常可听到他那威严洪亮的嗓门。那作派，那气度，也确实像个大首长。在长长的队伍面前训话是他的本行，驾轻就熟，得其所哉。他并不苛严，也不粗暴，就是摆架子，要面子，话多。这是他的乐趣。那天早晨，渠里结了冰，我们都赤着脚在冰水里挖泥。三大队许多人不敢下水，怕冰。上官要求大家“打掉娇气”。他说“当年我们红军长征，比这苦多啦，不论伤号病号，一样地翻雪山过草地，都不在话下。要是像现在你们这样，哪能有革命的胜利……”蹲在我们地段上的韩干事，一直在咬着牙签侧耳倾听，抬起下巴朝那边叫道，上官锦文，你胡说白道些什么呀你。停了一会儿，又说，自己穿着鞋子袜子，光叫别人下水，说得再好也没用。上官丢了脸面，回答不知分寸，丢过来一句：你不是也穿着鞋子袜子吗？韩干事取出牙签，慢慢站起来，一面朝那边走，一面说，给我捆起来！话音刚落，三队几个人立即猛扑上去，把上官按跪地上，去取绳子的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们把他双手反剪到背上，在背后交叉捆住然后扣住肩膀上的绳子使劲往上一勒，他杀猪般号叫起来，不像人类的声音。第二声没叫完，卡在喉咙里出不来，卡、卡、卡、卡直响，脸憋成猪肝色，额头和脖子上的血脉蜓蚓一般隆起。韩干事已在三大队地段上蹲下了，咬着牙签说：才给的三分颜色，就忘了本，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了！又对大家说：你们听着，你们不要被这个人弄混了，你们不是娇气不娇气、革命不革命的问题，你们是认不认罪、服不服管教的问题。说时，那根牙签在嘴角上一上一下直颠簸。三大队的人早已全部下水，水里有人带头喊口号：“不许阶级敌人翻案”！“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人民民主专政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全大队的人都跟着喊，瘦胳膊往天上一伸一伸的，细脖子上个个爆出八条筋。人多声音齐，仍然有一种动地的气势。上官脸贴地伏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只脚连鞋袜一齐浸在冰水里，半截棉裤都渗透了。不知道这是韩干事的随意处置，还是场部早有安排，总之从此，上官锦文不再是大队长了，同大家一样做起工来。由于一天的劳动坚持不下来，在工地上吆喝他的人多得很。他日益衰弱下去，胡子剪掉了，脸上手上都有了土，那身神气的军服，也破孔日多，因日积月累的泥巴、盐碱而变成了同大家一样的那种灰不溜秋不三不四的颜色。一天夜里。他开完小队的学习会，没脱衣服就躺倒了。郭永怀上官锦文不是农场里惟一穿军服的人，另外还有两个，都在我们四大队四中队一小队。一个叫郭永怀，三十来岁，个儿矮小，脸也很小，颇似《史记》中的白起，“小头锐面”。皮肤黑里透黄，眼白和牙齿也是黄的。不是黄疸病那种带绿意的黄，而是檀香木那种有咖啡味的黄。这使他看上去特别精悍。事实上也是。他到过朝鲜，打过仗，负过伤，背上留着疤痕，如同英雄的勋章。清晨哨子一响，他总是第一个起身，动作迅速利落。我们穿好衣服去打饭时，他已等在那里了。在工地上也是，每次休息时间一过，他总是刚听到哨子就从地上弹起来，你还没拍完屁股上的土，他已经拿着杠子，提着绳子，在那里等你去同他抬筐了。需要泡碱水的时候，他在里面泡得最久。泡得脚上密密麻麻的裂口比谁都多都深。需要下冰水的时候，他总是第一个脱掉鞋袜下去，弄得大家不得不紧紧跟上。凡此种种，都无不招人厌，惹人恨。按农场的制度，我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学习”，互相监督互相批评，“插红旗，拔白旗，砍黑旗”。每个人一天的表现，都要受到全小队的评估。大凡在白天偷奸耍滑不好好劳动的人，晚上发言都特积极特踊跃，观察别人特细致，评论别人特苛刻。他们挑不出郭永怀的错，但绝不说他一句好话。我们的小队长柴和根也不说，让他的一切表现全都白费。他好像并不在乎。晚上一言不发，白天照样拼命地干。身上带着针线，休息时缝补衣服修理鞋袜。他的旧军服上满是补丁，但是没有破洞，也不脏，整整齐齐，他因此更加显得精悍。我们小队里有三个“坏分子”：周道富、魏廷松、陆鸿年，特别地偷奸耍滑特别地能说会道，也特别地憎恨和讨厌郭永怀。渐渐地以他们为核心大家形成了一种默契，联合起来整他。不管是谁上筐，都把他的筐上得特满特高。大家轮流同他抬，他个儿小总是抬前面，后面的人总是把筐绳子拨到他那一头，让重量都压着他。他瘦小的身躯摇摇晃晃站都站不稳还要推着他跑。他在斜坡上滑倒了就催他快点起来别耽误生产。幸而工地上经常有管教干部来来去去，那些人这样做有所顾忌有所不便，不然的话，他绝对支持不了几天。晚上开会的时候，众口一辞，都说他“假积极”，说他有管教干部在场就出力气，管教干部一走就磨洋工……。诸如此类他都静静地听着，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一言不发。队长叫他表态时，他就说他不是那样。但既说不出道理也提不出证据，只能引来滔滔不绝的反驳和义正辞严的新的指控。他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但好像也不太放在心上。第二天照样下死力干活，不管你怎样整治他他都接受挑战，一不告饶二不放瘫。好在他并不指控别人什么，大家拿他没治，也就算了。就像你踩一块顽硬的小石头，怎么踩也踩不碎它，也就不踩了。但是你不踩他，他自己要踩自己。就像庄老夫子说的，“山木自砍，源泉自盗”。那时又饿又累又睡眠不足，人人力求自保，他的这种表现，着实不可思议。我一直小心地避着他，有时不得不同他搭档，也要想方设法不被他拖着卖命。比方说两人抬筐，从装筐的地方到倒土的地方有颇长一段路，倒了土以后，我总是坚持杠子和箩筐各人分开拿，这样我可以利用背着空筐慢慢往回走的时间休息一下下。他跑得再快，到那里也得等我。他知道我偷懒，一直不说。一天，他忍不住了，同我一道慢慢走，说：老高，我们到这里来，可不是来玩的呀。我知道他要说什么，连忙说，我的身体不能同你比呀。他说，我的身体咋能同你比呀，我同谁都不能比。我从小没爹没娘，光着屁股给人家放牛，天天吃的是糠、是菜，吃糠吃菜长大的，咋能同吃饭长大的比呀！再说，你才二十来岁，我比你大十几岁哩！我回答说，所以你也要保重点儿。他说，现在干就是保重，这也同打仗一样，越是怕死的，越是容易死。我打过仗，这样的事见了不知道有多少。我还没来得及细想，他又说，比方说下冰水吧，你怕是下不怕也是下，不怕下去就不那么痛，越怕越痛越怕越受不了，你说是不是？我想了想，承认他说得对。尽管这样，他还是没能顶住。开春后，一个冷晴天，他正抬着筐走，突然扑地死去。抬他的人说，他轻得不得了。张元勤和郭永怀相反，张元勤是个大个儿。我身高一米七九，在队里算是比较高的了，他比我还高出至少半个头。肩膀宽阔，胸脯厚实，腰细腿长，手大脚大，活像古希腊的雕刻。他五八年夏天才进来，那时我们已很衰弱，他却十分强壮，一身军服，又牛高马大，使我们望而生畏。可能是个新兵，只有二十来岁，也许还不到二十，脸上一股子儿童的稚气。特别是他的嘴，呈风菱形，活像小孩儿的嘴。下巴结实，鼻子长而直，直通宽广的前额。两朵剑眉外端上扬，大眼睛黑白分明，单纯而机灵，稚气中透着英气。他一个字也不识，开口就是“老子捶死你”，声如洪钟。这是他的口头禅。听者瞟一眼他那特大的拳头，总不免心里有点儿发毛。但他歌唱得特别好，嗓门子沉雄嘹亮，好像练过共鸣。我猜他是文工团来的，但他不是，也没练过共鸣。他是工程兵，入伍后一直在西藏开山筑路。农场不禁唱歌，但那仅限于开大会前人到齐了的时候各队互相拉歌，这种解放以来一切群众集会上永远不变的老一套，在农场也照样应用。但如果不是在那种场合，集体的歌声就会被视为“异常情况”，个人高声唱歌也是不允许的。你忘乎所以了吗？你是示威还是什么的？爱唱歌的张元勤被这么吆喝过几次以后，再也不敢在工地上高唱了。但还是常常要低唱，特别是收工以后回到号子里，更是不断低唱：躺在铺上两手枕在脑后唱，斜靠着墙望着屋顶唱，边缝补什么边唱，或者用大手抚摩着脚上被碱水浸泡出来的密密麻麻的裂缝唱。不知为什么。那些老掉了牙的革命歌曲，从他嘴里唱出来，都有了一种全新的韵味。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羊肠小道呐难行走巨石满山岗……晚饭后。开会前，十几个人在薄暗里坐着，听上去特别地苍凉。没有一个人说话，连咳嗽都轻轻的。直到柴和根点上小小的油灯宣布开会的时候，藉着灯光你仍然可以看到，那歌声的余波在人们阴郁的脸上荡漾：它的落寞，它的忧伤，它的对于不可企及的幸福的渴望。那时候。劳教没有刑期，说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你明天改造好明天就可以出去，改造不好一辈子都不得出去。张元勤对此深信不疑。他不知道什么叫改造好，急于出去，就拼命劳动。力气又大，在半死不活的人群中，一个顶十来个。一面干，一面低声唱歌。解放军铁打的汉下决心到西藏随着歌声，大堆大堆的泥土从宽阔的沟渠深处连珠炮似地飞向两岸。大家冷冷地看着他，管教干部们也冷冷地看着他。拼命劳动是每个新来者共同的表现，谁都知道他们这样子维持不了多久。没想到的是，钢铁巨人张元勤垮得比任何人都快。应了杰克伦敦的一句话：大块头先死。这不奇怪：一棵草或可养活一只鹅，但绝对养活不了一头牛。吃着和别人同样的一份食物，他愈来愈比任何人都饿得慌焉得快。渐渐地他不再唱歌，开始磨洋工。磨法很拙劣，就是站着不动。在农场的术语中，站着不动叫“电线杆”。“拔电线杆”是每日工地的常课，也是每晚小队会必谈的老题，是最瞒不过人的了。一天到晚，大家都唬着他，甚至抬筐的人吆号子也唬着他：张元勤哪嗨一一嗨电线杆哪嗨一一嗨他没法可想，改为频频大小便。走得远，站或蹲得久，来回慢慢走。这是流行的偷懒法之一，大家不约而同一致使用。我也每天使用。但我们使用，都有个分寸。次数、远近、久暂，都有个限度。正像庄子在他那本老书上所说的，“为恶无近刑”，这样才能细水长流用之不竭。他不懂，恨不得杀鸡取蛋，立即引起了注意。夹边沟人特别擅长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是“改造好”的一个标志。别看一个个饿得皮包骨累得像稀泥，动作迟缓表情呆滞，这方面的能力可特发达。你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一个小动作，晚上开会时都有人提到。这是长期改造磨炼出来的功夫，不是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张元勤所能参透得了的。当他背朝工地捏着个什么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时候，那背景就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有人记下时间，有人装做也解手遁踪去查看虚实……这种种，他都浑然不觉，做梦也想不到。过一忽儿以为别人已经忘了自己刚回来，又再去一遍。夹边沟有一份油印的报纸，叫《工地快报》，是劳教人员在场部的支持下自己办的，每天一张，八开大小，表扬好人好事，揭发批判坏人坏事。张元勤的名字终于上了报，说他“抗拒劳动”。某月某日的大小便各几次每次多少时间，都有具体记录。他成了典型，还不知道事态严重。晚间会上把《工地快报》念给他听，他眼睛一瞪，说：天下哪有不许巴矢拉尿的事！没有人回答他，他以为胜利了。第二天韩干事在工地上训斥他的时候，他用同样的话来回答。韩干事下令把他捆起来。捆人的事，农场常有，他见过，很害怕，听到这个命令，脸都吓白了。嘴巴和眼睛都张得很大，惊恐乞怜的目光，急速地四面求助。我至今弄不明白的是，那些争着执行捆绑任务的劳教人员，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大都是文职人员，何况都已饿得半死，怎么就那么懂行那么熟练那么动作敏捷力气大？绳子竟然勒得陷进他的肉里，立即就渗出了鲜红的血，冉冉地浸透了绳子，也浸透了绳子周边的衣服。以致后来撕去绳子剥下衣服，肿胀青紫的两臂和手背都冉冉变成了灰白色。他像小孩儿一样，不停地哭，幸亏农场的医生（也是劳教人员）够水平，没让肌肉坏死，几个星期以后，他终于开始康复。秋天到来的时候，他收到一个邮包，是山东老家里寄来的，里面是一件棉背心，一双棉手套和一双棉袜子，没有附信。农场每月分发一次邮包，时间总是在晚上收工回来，饭后会前的那一段时间。他领回邮包时会已开始，不敢拆开来看，把它放在膝上，先是隔着布包又捏又摸，后又从邮件的拆口一件件拉出一角来看，在昏暗灯光的阴影里，什么也看不清，但他还是要看。看不清就用那骨节粗大的手指去捻，捻一会儿塞回去，再拉出另一件。这样直到会开完，他立即打开包，一件件抖着翻着看。睡下以后放在枕头边，时不时用他那瘦骨如柴布满裂纹的大手去摸一下。我的铺位紧贴着他的，可以闻见他那边一股子新鲜棉布的气味，农村的、家的气味，引起许多童年生活的联想。快要朦胧入睡的时候，隔着被子，感到他的脊背在一抖一抖的。渐渐地愈来愈抖得强烈，听到他蒙着头在被窝里哭。渐渐地哭声愈来愈高，完全像小孩子的号啕。黑暗里有人大叫：吵死了！哭声戛然而止。但那脊背的抖动，仍然持续了很久很久。几个月以后，他的第二个邮包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的名字，在场部那块黑板的“邮件通知”栏里，保存了很久很久。补记：上官锦文躺倒后，我去了兰州，听说夹边沟人纷纷死去，以为他再没起来。四十多年后，作家杨显惠告诉我，上官锦文那次没有死，后来活着出去了。特此订正。幸福的符号夹边沟人共同创造了一个幸福的符号：一种举世无双的笑和举世无双的跑步姿势。创造的潜力是长年累月地生发和积累起来的，创造活动的展开却始于一个偶然：有一个什么参观团要来。场部让我们连夜赶建了篮球场，组织了篮球队、舞蹈队、歌咏队、曲艺组、墙报编辑部。参观团来的前一天，提前收工，让我们打扫卫生，理发刮胡子……不过，管教干部们都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活跃工地气氛，表现出幸福感”。参观团来去匆匆，没到我们工地。我们白吃了一顿好饭：白面馒头、青菜炒肉，量也比平时多，留下难忘的回忆。那些篮球队曲艺组什么的，都没派上用场，后来也就散了。但是四个大队出的四面大墙报，仍然留在墙上争妍斗艳。只有看了这些墙报，你才会知道，夹边沟小地方是多么人才济济。编排、设计无不具有专业水平。抄写的文章同时也是地道的书法，柳体、颜体、汉碑、魏碑、瘦金体都有。第一大队用刘禹锡诗做对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斗大的字朴拙老辣就像金农的手笔。这样的的好字，不是在夹边沟你就看不到。文章大都是评论。《驳“党天下”谬论》、《何物“政治设计院”》之类。观点鲜明，情辞恳切。诗更热烈，记得有一首《啊！夹边沟！我新生命的摇篮！》，题目就用了三个叹号。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叫《驳“劳教不如劳改”的谬论》。说有人认为劳教不如劳改，因为劳改有刑期劳教没有。这种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最起码的政治常识。劳改是对敌人的专政，劳教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是党对我们的宽大。不设刑期，是为了有利于我们改造。改造不好，出去了会再犯错误。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出去，正体现了党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不知感恩，还要抱怨，真是丧尽天良云云。没有人能分得清这是严肃还是幽默，真诚还是撒谎。我相信，连作者自己也分不清。不，根本就没人想到要做这种区分。这种“无分别心”（用佛家的话说）是一种自然，混沌中一切的问题都自动地解决了，不必认真。一认真，事情就复杂化了，麻烦就来了，什么都别别扭扭疙疙瘩瘩，就像机器的零件都错了位。这样的事情，也曾经发生过，说来话长。在这以前的一段时期，我们队归王干事管。王干事刚从军队转业过来，还穿着旧军服。没什么文化，人却厚道。吧唧着一管竹子烟斗，在工地上东转转西走走，很少说话。那天，他在我们小队的工段上蹲了很久，看了看表，说，休息一下吧，都累了。大家极需休息，但又要表现积极，都说不累不累，继续干。王干事微微张开了嘴巴，一股子诧异和困惑的神色。前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王笑良停止挖掘，一手在后面按着腰，一手扶着锹把，吃力地慢慢直起身，巴结地说，领导落后于群众啦哈哈！这是大跃进中领导上用来发动群众的套话，当时报上屡见。不料王干事却认了真，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没答腔。低着头用芨芨草杆子通他的烟斗，边通边敲，在鞋底上敲得梆梆响。完了他站起来，头也没回，扑扑屁股就走了。留了一股子莫合烟的气味。大家更尴尬，觉得没趣，也很不安。本来是要讨好，反而得罪了人，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好别扭！好复杂！幸而王干事不久就被调走了，换了个韩干事，刁钻凶狠，一脸的阴森，从不正眼看人。劳动和学习都抓得很紧，关系也就理顺了。复杂别扭也就改变成了单纯自然。准备参观团来的那阵子，我们已归韩干事管。他抓活跃工地气氛，从打击抵触情绪入手。白天加强互相监督，晚上加强揭发批判。谁谁谁老是吊着个哭丧脸：你是对谁不满？谁谁谁一天到晚闷声不响：你打的什么鬼算盘？谁谁谁抬箩筐一步三摇：你是耍给谁看？……这样互相揭来揭去，批来批去，终于大家都取得了共识：由于思想没有改造好，我们都多少有些抵触情绪，身在福中不知福。每个人都作了检讨，保证改正，请大家监督。工地气氛很快就改变了。在所有的大、中、小队里，人人都在微笑。一天到晚笑，随时随地笑。笑着抡镐，笑着使锨，笑着抬筐跑上坡，笑着下坡往回跑。边笑边跑边吆号子。起先是按跑步的节奏吆：嗨——嗨，嗨——嗨。不久就有人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同调的吆歌。吆歌是两个人对吆。抬后面的人吆一句歌词，抬前面的人吆一句嗨嗨作答。歌词都是即兴创作。比方说抬着筐跑过大队长陈治邦身边时，吆的是：陈治邦哪——嗨，嗨！好领导哪——嗨，嗨！经过劳动不好的张元勤身边时，吆的是：张元勤哪一一嗨，嗨！电线杆哪一一嗨，嗨！时值一九五八年，外面正在大跃进，人民群众赛诗赛画赛民歌热火朝天。不知道是什么风把热烈的分子吹过辽远荒漠，吹到了我们这个封闭的大墙之内，夹边沟人也自发地赛起吆歌来了。不过，对于我们互相磨砺得像剃刀一般锋利的感觉来说，歌词往往都禁不起分析。比方说当天就有人指出，大队长也是劳教人员，称领导不妥。此句遂改为好榜样哪嗨嗨。又有人说既然他没被释放就说明他还没改造好，不能作为榜样。遂又改为干劲大哪嗨嗨，似乎可以了，但陈治邦本人已经琢磨过来，说突出个人不妥，叫不要这样喊了。由于难度大风险高，一度高涨的创作热情逐渐冷落。又都恢复了单纯自然的嗨嗨声。这样也很好。整个工地上所有的人都笑着嗨嗨地跑，已足以表现出我们的幸福感了。但是我们的笑和跑，同一般的笑和跑还是不一样。一般的笑先得要有快乐。一般的跑先得要有力气。为了做到在没有这两样东西的条件下笑和跑，我们每个人都同自己进行了一场艰苦的和持久的斗争。眼睛眯缝着两角向下弯，嘴巴咧开着两角向上翘，这样努力一挤，脸上横纹多于直纹，就得到了一个笑容。这有点儿费劲。要持久地维持这笑容，就得费更大的劲。笑容由于呈现出这费劲的努力，又有点儿像哭。跑更难，它要求后蹬弹跳前摆高抬，以致有瞬间两脚同时离地，步伐和速度都增大。我们无力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放下前脚才有可能提起后脚，这就和走没有区别了。为了避免像走，我们都尽量弯曲两腿，然后一下子伸直如同弹跳，这样一伸一伸，人也一耸一耸，看起来像跑。如此跑法比走慢一点，比走吃力一点。但是既然不允许走，又无力真跑，它就是惟一的选择了。参观团来的事早已被忘掉。但这种笑容跑姿，却一直保持下来。因为互相监督的机制和生存竞争的需要，都迫使我们“坚持进步不许倒退”，久之成了习惯，要再改回去也难。成千人的工地上，所有那些瞪得大大的茫然的眼睛全都眯上了。我抬着筐一耸一耸地在全都一耸一耸的人群中嗨嗨地穿行。有时会神经错乱一下：突然觉得周围这些老相识都变成了陌生的怪物。我自己也是。在一个和往常一样的清晨，我刚把第一筐土抬到沟外边新堆起来的土坡上，碰上日出。贴着长长的直直的地干线，暗红的太阳又大又圆，好像并不发光。但我们这个荒凉空寂、凹凸不平的星球表层，却出现了许多浅蓝色的阴影。我望见在一条细长的阴影里，一群灰暗的小生物一丁点儿一丁点儿地挖着贫瘠的地表，一耸一耸地来来去去，徐徐移动，渐远渐淡，直到消失在太古洪荒时代的背景之中，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错愕。我想假如有一个不知就里的局外人，一下子面对这独特的景观，一定会惊骇得张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拢来。我想单是那无数凝固不动的怪异笑容，就足以把他吓得头发竖竖的。我又想，假如这时发生地震，我们全都突然埋入地下原样变成化石，异代的考古学家也一定不能解释，这举世无双的表情和姿势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想，也许他们会猜测，这是某个非理性教派的神秘仪式；也许他们会想象，这是蛮荒绝域某个己灭绝的人种的生态特征或者文化隐喻，就像玛雅人扁平的头骨，或者新几内亚岛上诡谲的面具那样……不论如何，我相信，绝不会有人读出，这就是幸福的符号。出死那天，我们和往常一样，在熹微的晨光里集合，准备出工。很冷，我尽量把棉衣裹紧，缩着头，袖着手，在队伍里跺脚。忽然听到一声叫喊：高尔泰！出来！我走出队伍，韩干事来到跟前，上下一打量，说，回屋里去。回到号子，在铺位上躺下，两手枕在脑后，看墙上斑驳剥落的泥皮。脑子里空空洞洞，既没有思想，也没有恐惧。不知道为什么叫我出来。但知道怎么的都不会比现状更坏。躺着躺着，不觉沉沉睡去。不知多久，有人叫我。分场长后面，跟着两个警察。门外停着一辆军用吉普，叫我上车。刚坐下，又叫我带上行李。我把我那堆破烂，连虱子连草卷成一团，哩哩拉拉的，塞在我的座位旁边。两个警察坐前面，我坐后面。这种坐法，使我有了一种好的预感，但也没有多想。车子时而风驰电掣，时而蹦蹦跳跳，驶过茫茫戈壁。很冷很冷。我裹在那堆破烂里，不觉又沉沉睡去。梦里听到枪声，是我的旅伴在打黄羊。一连几次，都没打着。我醒了又睡，醒了又睡。傍晚醒来，落日苍茫。车到一个小镇。郊外散落着一些农家的土屋，炕洞里冒着秫秸和干畜粪的浓烟。烟不上升，在大野上聚集成长条的沉云，逐渐溶解在暮蔼之中。使暮蔼混浊而有焦糊味儿。昏黄里透着晚霞的夜紫。若有若无地可以望见荒草的丛莽，成排的白杨，黄沙簇拥的地埂。虽然都毫无绿意，却使我十分感动。望着那人类生活的种种迹象，我有一种久客的游子回到了故乡的感觉。车子未进市区，拐进了一座有高墙和警察站岗的大院，墙上有岗楼和铁丝网，门上挂着“高台监狱”的牌子。岗楼映着残阳，一半是玫瑰红色的，一半是深蓝色的。我们在深蓝色的阴影里下车，几个穿深蓝色制服的警察，把我们让进一间炉火通红、灯光模糊、充满烟气、热烘烘有股子腐酸味的房间。他们显然是老熟人，谈笑粗声大气。有人端来洗脸洗脚的热水，居然也有我的一份。接着是丰盛的酒宴。一桌有十几个人，都是公安干警。我也夹带在里面，没人同我说话。他们猜拳行令，痛饮高谈之际，饿得半死的我兀自猛吃，大块肉整个蛋来不及咬碎，几乎都是囫囵吞下。夜里肚子鼓胀剧痛，到天亮都没睡着。高台，是兰新线上一个小站。一边是祁连山，一边是大戈壁。它位在斜坡上，可以望得很远，风日苍凉。我们一行三人，在这里上了火车。看到车票，我才知道，这天是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我们是在向东往兰州去。一年多前我被押送西来时，车上还有餐车和卧车，这次都没了。一天两次，列车员分发锅盔，每人一个，又冷又硬，没菜。但乘客们伸出来的手，好像都很急切。拿在手里，好像都很宝贝。那时全国性的大饥荒已经开始，与世隔绝的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只觉得整个车厢，有一股忧郁之气。上上下下的人，个个憔悴衰疲。第三天早晨，我们在兰州下车。两警察把我带到甘肃省公安厅，交给厅长办公室两个文职公安，就走了。两个文职公安都很友好。一个叫东林，四十来岁，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一个叫丁生辉，三十来岁，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他们告诉我，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省委要举办一个“十年建设成就展览”，在兰州七里河建了个展览馆（后来做了甘肃省博物馆）。馆里需要几幅大油画。我的任务，就是要在十月一日展览会开幕前，画出这些画。我问画什么，画多大，他们不知道，说去了会有人告诉我。最后东林说，我得提醒你一下，这次省委调你来，是临时任务，工作需要。不等于解除你的劳动教养，更不等于摘掉你的右派帽子。劳动环境变了，身份没变。劳动内容变了，性质没变。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丁生辉把我送到七里河，交给展览会筹备处，就走了。临走时给我说，这里都是各个机关抽调来的人，人多口杂，说话要特别小心。但是也别害怕。你同这里任何人的关系，都只是工作关系，只有同我们的关系才是组织关系。谁要怎么样你，都得通过我们。过些日子我们会来看你，有什么事，同我们说就是了。在当时的语意场中，他这些话，还有东林那些话，听起来都有些异样。把人当人，而不是当政治符号来对待，这不像是组织对个人使用的语言，更不像是暴力机关对专政对象使用的语言。没有一句“改造思想”、“立功赎罪”之类的官腔套话，耳朵竟不大习惯。与其说使我感到温暖，不如说使我感到惊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发现（对我来说是发现）即使在共产党公安身上，也会有人性的东西。顺便说一句，三十年后，我在南京大学再度被捕，关押在成都，审问我的警察之中，也有不少富于人性和道德感的人物。但是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全都符合党文化的规范。互相沟通的机制，要曲折和复杂得多了。前后差异，对于历史的变迁来说，有一种象征意义。不过这是后话了。筹备处安排我住在展览馆对面的“友谊饭店”。这是一家专门接待苏联专家的饭店，设备豪华。我是第一次住豪华饭店，瘦如骷髅衣不蔽体。置身在厚地毯、大壁挂、沉重的金丝绒窗帘和珠光宝气的枝形吊灯之间，颇怪异，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对头。其实没什么，当时中苏交恶，这个饭店里已无苏联专家。展览会包下了这些房间。所有要画的画，都是歌颂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主要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千万人连夜不睡战天斗地移山造海；热爱公共食堂“雷打不散”；放卫星亩产万斤猪比牛大；土高炉遍地开花钢水奔腾……要突出所有这些伟大成就，都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取得的。画要经过多次审查，达到“领导满意、群众点头”，才算完成。给我拿来一大堆画报，这类照片多得很。内容已有公式，七拼八凑即可。不难完成任务。仍然是体力劳动，和艺术无关。好在它的劳动强度比挖排碱沟要轻得多了。问题是我的身体。当时的我，上身瘦得皮包骨，两腿却肿得很粗。成天只想躺着，躺下去就起不来。要起来得翻身俯伏，用两臂慢慢撑起。画大，上下脚手架，得有人扶助。作画时不能久立，时不时要坐一会儿……我咬紧牙关，竭力坚持。我知道，要是达不到要求，就会被送回夹边沟去，那就是死。东林说，记住这一点，对你有好处，这就是好处。这不是画画，这是求生。饭店里食物讲究，花样多，且不定量。由于吃得太多，很快就胖起来，胖得比我以往任何时候都胖许多，臃肿不堪。但一身肥肉，仍然疲乏，仍然两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仍然反应迟饨，走路时不知迴避，常要和迎面走来的人相撞；仍然在看到别人追逐嬉戏时感到奇怪，不知道他们哪来的那么多力气……四五个月以后，身体又开始消瘦。一天天瘦下去，一直瘦回到劳教以前的水平才停止。这时我才感到，精力和元气渐渐恢复了。不再怕爬楼梯，不再怕走远路。遇事反应愈来愈灵敏；上下脚手架也愈来愈自如……。与之同时，又开始对一些与己无关的事物，比方说星空，河声，或者一只在高空盘旋的老鹰，感到有兴趣。愈来愈爱逛书店，进去了留连忘返。也常常性欲冲动，半夜里醒过来睡不着觉。工作进展，也愈来愈顺利。过多了审稿的关，学会了投其所好。听多了各种指手划脚，学会了哗众取宠。连省公安厅那边，也听说我在这里“表现很好”。有一幅“社员之家”最受好评。画的是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桌上鱼肉酥脆流油，馒头热气腾腾，男女老少个个满面红光笑口高张。当时全国性的大饥荒正在蔓延。我一门心思制造效果，致力于细节逼真气氛热烈，想不到自己是在撒谎，是在参与扩大灾难。不，有时也想到一下，浮光掠影，并不影响工作。随着十月一日——“完成任务”的日子愈来愈近，我愈来愈感到不安。存着最好的希望，我做着最坏的准备。每天天不亮起来，沿着黄河长跑，希望能练好身体，禁得起临界的考验。但是考验没有再来，展览会开幕后，留下来编了一本这次展览的纪念画册，我得以在兰州停留到一九六〇年夏天。其时夹边沟农场因死人太多，濒临消失，我已无“家”可归，被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靖远夹河滩农场。这里的劳动条件和自然环境都比夹边沟好些，何况我的身体已经复元，不怕了。在荒凉的田野上，想到兰州友谊饭店的豪华，恍如一梦。我发现，那时候，随着肉体的复活，我的灵魂已走向死亡。我已经失掉自我，变成了他人手中一件可以随意使用的工具，变成了物。人的物化，无异死亡。求生的本能，迫使我开始写作。偷偷地，用很小很小的字，写在一些偶然到手的小纸片上。日久多起来，身上装不下了，得找个秘密的地方收藏。这很危险，但也顾不得了。多少年来，我东奔西跑，都一直带着这个不断增大的、危险的包袱。我后来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多来自这个包袱。因为有它的存在，我才敢于确信，我走出了死亡的阴影。运煤记靖远境内的夹河滩农场，位在黄河边上，由三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犯人，有军警看管，叫犯人队；一部分是已释放的犯人，叫就业队；一部分是轮流下放劳动锻炼的公安人员，叫干部队。我未经法院判刑，不算犯人；尚未解除劳教，不能就业；但为了方便，编入了就业队。集体劳动，集体吃、住，略似一般农场的农工。一天，场部从旱峡拉来两卡车煤，过不了黄河，就卸在河对面的山上。怕附近农民来偷，派我和一个叫杜开发的“就业人员”去弄回来，限期十天。杜是个强悍的角色，脸小脖子粗，胸脯宽阔，手大脚大，遍体杂毛连须，脾气暴躁，衣服脏得像泥土一样。当天我们就扛着铁锹、麻袋、麻绳、背兜、粮食锅碗和一个羊皮筏子出发，抄近路向黄河走去。一路上雷声隐隐，天边团团黑云，不觉己到半空。河面宽处有百多公尺，狭仄处不过几十码，两边峭壁对峙，浪涛抽打着精赤的岩壁，发出郁雷一般的闷响。我们向上游走了约摸两里，把羊皮筏子放下水，把东西放上去绑扎稳当，同时一跃而上。筏子一沉，接着就被一个大浪抬得很高，像一片小小的树叶，从浪的斜坡滑下去，滑得很深。以为要被埋没了，又一下子被抛掷起来。他用力划桨，被水淋湿的古铜色的皮肤，在烈日下一闪一闪，泛着铜像般凶戾的光。当黑云吞没了太阳，天地间突然一片昏暗的时候，起了大风，一阵紧似一阵。筏子在昏暗中升沉倾侧，一面不断地向对岸接近，一面被冲向下游，在河面上经由一条约六十度的斜线，恰好在那个峡谷的对面冲上陆地。我们水淋淋地上了岸，卸下水淋淋的东西，把筏子拖到高处，绑牢在石头上，背上东西就爬山，爬到山洪够不着的地方，才找了个石头洞避雨。洞在峭壁上，朝着河，不深，但是大，背风。上面凸出的岩层，恰像廊檐，可以挡雨。放下东西，又出去打了一大堆柴来，才松了口气。生起一堆火，剥下衣服拧干，赤条条坐着烘烤。雨来得很突然，一下子四面都是潮水一般的声音。好几股黄色的小瀑布，从岩檐前飞流直下，悠荡着投入河中。河面昏茫一片，雨打出重重白烟。篝火很旺，衣服和麻包上热气腾腾。我们盘腿坐在火边，啃一口大饼，咬一口大蒜，喝一口水，庆幸着如此大雨，却淋不着我们。吃着他说，要不是这么个天，赶明儿煤就下山去了。我说你急个什么？怕政府们忘了你吗？他说完了咱们可以打些红柳条子，编几个箩筐，到近处村里卖钱。我问有人要吗？他说这边厢箩筐缺得很，两块到两块五毛钱一个，疯抢。我说我不会编，他说我教你，咱俩抓紧点儿，一天编得五六个。我起劲儿起来，说太棒了，赶前不赶后，我们加油干！他说你急个什么，下雨哩。眼睛里阴沉的光，也变得柔和了。烤了一会儿，他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一会儿又说，只要能回家去，他这辈子就什么也不想了！说着解下腰上的褡裢，取出一个绣着红花绿叶、已经十分污旧了的黑布荷包。又从荷包里取出一个纸包，打开几层香烟纸，里面是一张照片。他侧身就着火光看了一会儿，递给我，同时绕过火堆，蹲在我的旁边，陪我看。是一张发黄的旧照片，只一寸，却有三个人，且有磨损，看不清。依稀是一个农妇和两个女孩的半身像。右下角一大块指痕的污斑，比人像清晰得多。他用弯曲坚硬、骨节粗大的手指触碰着它，说这是我家里，这是个大丫头，这是老（小）丫头。我假装很有兴趣，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这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看得出来。不料这虚假空洞的客套，竟使他十分感激，对我恭敬起来。我没看他也感觉到了他的感动。他双手接过照片，回到火堆那边，小心地包好，收好。说起他的娃们来，蚂蚱蝈蝈，鸡毛蒜皮，不厌其详。我听着听着，不觉沉沉睡去。那夜发了山洪，雷霆震怒，地动山摇。我呼呼大睡，竟一点儿也不曾觉得。醒来时天已大亮。一道美丽的彩虹，高悬在雾蒙蒙的河上。雾是流动的，时而浮现出几尖深蓝色的山峰，一会儿又没了。开发早已起身，为了怕吵醒我，没生火，蹲着拣菜。菜是他刚摘来的，像豌豆藤，但较细小。他说这是野豌豆，九月结子，也吃得。我问他是不是又叫薇菜，他说不知道。记得以前读魏诗《采薇》，查过字典，说薇菜又叫野豌豆，应该就是它了。顺着山沟里卡车的碾痕，很快就找到了那堆煤。估计用背兜背下山去，至少得七八天。我们把麻袋塞紧装满，弄到悬岩的边沿，然后他在上面缒，我在山下接。一整天除了喝水啃馍，都没息口气。天黑下来时，煤都到了河滩上。我们通身乌黑，汗又在黑色上冲出条条斑纹，像两个怪物。麻绳勒出的紫色凹痕和荆棘划破的条条血丝，隐隐作痛。但是一天干了八天的活，心里说不出地高兴，归路上咧着大红嘴对笑。现在可以有八天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了。开发说编了箩筐，卖了钱，可以寄回家，还可以买高价粮，美美地吃几顿饱饭。他说今天晚上就可以放开肚子，大吃一顿。回到洞里，一面盆结实的拉面，就着薇菜和大蒜，味道好极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兴致勃勃地干起来。时方八月，蒲公英撤着满地银球，浓绿的荆棘丛中．野拘杞已经成熟了，嫣红欲滴。东一丛西一丛的红柳，正开着淡紫色的小花。咆哮奔腾的河水，透过疏落的花丛，闪着耀眼的光芒。一只山鹰在天上盘旋，太阳照着上游的河面，光辉灿烂。光辉中忽然出现一个小黑点，愈来愈大，是一个羊皮筏子。开发以手遮阳，凝望良久，嘟嚷道，谁来啦？干嘛呢？来的是杨副场长。我们刚把红柳条子藏好，他就上来了。那边有人报告，对面河滩上有一长排麻包，他来看看是怎么回事。他说，下了山就好办了，明天一早，叫他们来两个人，帮你们过河。马车在对面等，你们要抓紧点儿。说着转身走了。划羊皮筏子的老耿，背着杨的儿子东东，连忙紧紧跟上。没过多久，他们又折回来，说是看到岩壁上有个老鹰窝，窝里有小老鹰，东东要捉来玩，老耿怎么都上不去，叫开发去试试。这个老鹰窝，我昨天就发现了。曾想上去看看，开发不许，说悬岩陡坎的险得很。有些石头看上去好好的，一踩就掉，掉下来就没命了。这次，他还是这么说。但杨副场长告诉他，可以先用脚试试，不掉再踩。开发走后，杨对我说，我们就不等了，叫他抓来以后，用红柳条编个笼子一一他在行编的一一垫些草，关进去。小东西娇嫩得很，告诉他毛手毛脚的不行。我赶到那边岩壁下面。开发已经上去，但离鹰窝还远。一手扳着岩石，一手抓着马兰根，两脚叉得很开，像个大字。那只凶猛的老鹰，在他头上急速地盘旋，好像马上就要猛扑下来的样子。河声浩荡，带着水和石的交响。走向生活六二年春播前夕，夹河滩农场接到省公安厅的通知，我被解除劳动教养，允许自谋出路。忙完了春播，我被告知此事。那年我二十六岁，身无分文，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全部财产只一副破烂的铺盖卷。家里人都被“专政”，万万不可还乡；异乡更无人缘；一下子真不知道往哪里去。我问韩场长，找不到出路怎么办？他说不要紧，可以留场就业——留下也是出路嘛。那可就什么都完了！我想无论如何，得先离开这里再说，越快越好。晚饭时把剩余的饭票都换成了馒头，打在包里。第二天领了三十四元生活费和二十八斤粮票，背着行李包裹，拿着一根木棍，就出发了。管账的杨干事问我哪里去，我说进城找工作。他说急什么，哪天有了便车，搭便车走多好。我说不了不了。春天是多风的季节。这天虽没风，空气里仍悬着微尘，像干燥的雾。大西北徐缓地起伏着的黄土地，在尘网里显得格外苍茫空阔。道路随着地势，波动着游向远方。远方一片模糊。我大步快走，白色的太阳下淡淡的影子，在深深浅浅的车辙上无声地滑过。没遇见车辆行人。晌午时分，道路穿过一个村庄。几十栋低矮的、有着乌黑廊檐，木棂小窗和马鞍形屋顶的土屋，横七竖八挤在一起。院墙相连，几家共享一口井。井边有人洗菜，有人饮驴，衣衫褴褛。我走过时，都停下来看我，黧黑憔悴的脸上，眼白特别触目。院墙很矮，墙上当年的标语，都已剥落成一些模糊的色斑。墙边有许多大树的树墩，吹去尘埃，年轮依稀可辨。想当年黛色参天，浓荫垂地，何等雄伟；五八年倒树炼钢，万叶扫空．虎卧龙颠，又何等壮观。现在高炉己废，村上又新栽了不少的小树。我来时杏花初开，白杨也绽放出鹅黄色的嫩叶。篙边墙头，装点出动人的春色。没人来查问我的身分，政治上的宽松是感觉得到的。不过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小孩子见了我就跑。大人们都用厌恶猜疑的眼光看我。一个年轻姑娘坐在门口的屋檐下，膝盖上放着个筐箩拣豆子。我走过去，想要点儿水喝。她惊恐地丢下筐箩，逃进屋里，豆子撤了一地．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出来，问我啥子事体，给了我水，把我的水鳖装满，叫我赶快走开，别唬着人了。过了村又是无边的荒原和田野，不过望中有了人烟。天黑下来的时候，远村的灯光都混进了星星里面。怕惊动村里的人们，被当做怪事驱赶，在田间一个去年的麦秸垛上过了一夜。盖着厚厚的麦秸，在麦香味里仰望一天星斗，认出了童年时代母亲教我辨识的那些星星。它们一点儿也没有变，好像我和世界，也都没变似的。半夜里醒来，满地露水，结了一层薄霜，月下银光晶冷。有一阵子，我感到害怕。说不清怕什么，荒野？黑夜？孤独？残酷的现实和阴险的未来？好像都是，又像不是……不过很快我就睡着了。天一亮，心情又好了。我知道，不可能上学读书，也没有反叛的道路。能找到一个远离人群的角落，安静度日，就已经很运气了。在公社化全民皆兵的中国，这同样几近幻想。但我还是不能不想。想来想去，想到了敦煌莫高窟，那个大沙漠中的小小绿洲。不知道能不能像席勒那样（他在古希腊罗马的黄金时代逃避了当时德国黑暗的政治现实），把那些魏隋唐宋的遗迹当做避风的港湾？日落时分，到达靖远城下的黄河边。浊流漏急，声如郁雷。对岸土城逶迤，暝色里不见一个人影。城上徘徊着暗淡的霞晖，缺处可以望见城里的灯火，东一丛西几点，交织着一圈圈朦胧的光晕，像灰黄色土纸上模糊的水渍。我沿着河朝有城门的地方走去，一个划羊皮筏子的老汉把我渡过了河，指点我投宿在煤场旁边一家骡马车息脚的小客店里。店是大院子里一排低矮的通铺房，墙和顶棚都被烟熏得很黑，一股子焦油和馊汗的气味。土炕上没有被褥，铺着一条大毡毯，三四个或者七八个人和衣挤在上面，不盖被也不冷。都是些壮汉子，毛孔里嵌着泥土和煤屑，言辞木讷，行为本分，老实巴交。臭虫很多，加上院子里马嘶驴叫，睡不着觉。我在这里住了两天，等候到白银市的班车，想再由那里转车去兰州。靖远古城，街巷相连，大概颇繁华过一阵子。现在碰上饥饿的年代，自由市场刚刚开放，货物数量花样都少，有点儿像农村市集。中午热闹时分，可以买到茶叶蛋和不要粮票的高价油饼。油饼二两重一个，价一元。我嘴馋，吃掉不少钱。其他时间，土街土巷里都冷冷清清，没处可去。买了点儿笔和纸，趴在炕前面的土炉子上，给在江苏的母亲、姐姐，和在四川的妹妹，各写了一封信。接着我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写了一封信。谈我对敦煌艺术和敦煌研究的看法。我说就我以前看到的资料而言，我国目前的敦煌研究，好像还停留在考证编年、整理排比、描述介绍的阶段。如何理论地说明不同时代敦煌艺术风格基调的变迁，或者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在这里交汇的机制．则是值得开发的课题。我说敦煌学的真正建立，有待于理论探索考古求证的并驾齐驱。我说我有志于此，如蒙先生不弃，愿为之老死沙洲。写完后看了一遍，觉得有股子大言不惭，狂妄放肆的味儿。但也没有再改，就这样寄出了。估计这事可能性微乎其微，寄出以后也就把它忘了。班车发车的那天去买票，才知道车票几天前早已售完，而我快没钱了，不能再等。背上行李，到煤场帮他们装卸煤车，弄得通身乌黑，但也搭到了一辆拉煤到白银市的便车。白银市是新出现的工业城市，基本人口都是工厂员工及其家属。全市没有一棵树，没有一叶草，地上和屋顶上都覆盖着一层铜钱那么厚的灰黑色烟尘。用脚在地上蹭一下，就会露出黄色的砂土，很显眼。天空烟囱林立，浓烟滚滚，五色杂而炫耀。市外一望无际全是寸草不生一色苍黄的荒山秃岭。山都没有姿势，一座座几乎金字塔一般对称。从白银市坐汽车到兰州，走一整天都是这种山连着山，没有任何变化，单调得近乎绝望。直到兰州附近，靠近黄河了，看到星星点点的绿色，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里想，仅仅因为生活在白银市以外的地方，就值得我感激命运了。在兰州，政策放松的效应随处可见。行人的表情依然忧郁，但街上热闹多了，商店里的货物也多了。街头巷尾时有流动摊贩，叫卖他们自制的产品，随时可以买到不要粮票的高价食物。市中心的兰园体育场和工人文化宫经常举办舞会，人山人海灯影明灭通宵达旦。各单位的周末舞会也都对外开放，来者不拒场场客满。舞是单一的交际舞，永远不变的蹦嚓嚓，人人都不厌其烦。城里开了几家美术公司，由商业部门领导。我都去看了一下，心想必要时是个饭碗。找工作的事，仍需通过组织。我的组织关系原在文教部门，打成右派后被开除劳教，就归公安部门管了。我想去敦煌，等于要求回到开除我的部门，按规定不许可。但是常书鸿先生看了我的信，坚决要我。省公安厅两个朋友——东林和丁生辉鼎力相助。克服了重重困难，不可能的事情居然成功了。这年六月初，我带着一个提包，一个行李卷，和一顶草帽，到了莫高窟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莫高窟要到莫高窟，先到敦煌城。据说现在的敦煌，已成了国际旅游城市。高楼林立，夜市通宵达旦。还筑了飞机场，客运繁忙。可三十五年前的那时，只有横七竖八一簇簇灰黄色的土屋。一般是平房，顶多两层楼。街上坑坑洼洼，行人稀少，满地畜粪，车过处黄尘滚滚。一丁点儿也看不出，它曾经是古代欧亚大陆桥——丝绸之路上总绾wǎn中西交通的重镇。想当年异国商贾云集，周边羌胡来归，毡庐千帐，土屋万家，鸣驼骄马，绿酒红裙，繁华真如一梦。城外沙漠中，残留着一些陈迹。西面有汉代的阳关遗墟，和沙州故城遗墟；北面有汉代的玉门关遗墟；南面沿着疏勒河，有一条高低断续的土墩，是长城烽燧的残余；东面平沙中发现了一些木简、农具、钱币和箭镞，折戟沉沙铁未消，说明它曾是东汉以来戍边士卒的屯田。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在东南面鸣沙山和三危山之间峡谷里的悬岩上。可以想象，万里流沙中这些壁立干仞的悬岩，是洪荒时代雷鸣般的浊流冲刷出来的。但是为什么，那亘古不息、摇天撼地的寥寥长风，那水一般流动着的、填平一切的沉重黄沙，到这个悬岩边上就停止了，宁肯在一旁聚成消长无凭的高高沙山，也不肯进入这小小的峡谷？峡谷从南到北，狭长一千六百多公尺。有一股地下水从南端冒出来，到北端又没入地下。中间无数百年老树，拔地参天，郁郁森森，掩映着几座古寺。岩壁上高低参差保存着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窟四百九十多个。壁画总面积四万五千多平方公尺，彩塑两千四百多身，还有经卷写本数万，唐宋窟檐若干。据说这些，都只是残留下来的部分，其盛时有窟千余。具体如何，已无可考。不论如何，它不可能是一个人或一个王朝的作品。只有无数人千余年间代代相继层层累进，才有造成这样的宏构巨制的可能。如果没有佛教的东来；没有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马其顿东征带来的希腊文化随着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在这里和月支、乌孙、匈奴人留下的本土文化，以及汉廷的西征健儿、移徙流民，被贬黜的官吏和迁谪文人带过来的中原华夏文化交汇融合，而产生出一种野性的活力，激活了人们创造的潜能，并为之提供了宣泄的渠道，则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向现实性推移。所以莫高窟艺术，如果说它是一件集壁画、建筑与雕塑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品的话，那么应该说，历史和自然都参与了它的创造。那荒野神奇而又深藏若虚的自然景观，不是更增添了它慑人心魄的艺术魅力吗？那些壁画积淀着岁月递嬗的痕印，或深或浅都成了黄调子，加上部分变色、褪色，斑驳剥落，隐显之间，倒反而更加丰富，更加奇幻。其沉郁浑厚处，光怪陆离处，更是出乎意表，非人力所能及。正如当初锃亮闪光俗不可耐的祭器，后来变成了绿锈斑驳古朴凝重的青铜文物。大自然的破坏力量，在这里变成了创造的力量。鬼斧神工，此之谓乎？被那斑斓万翠的洪流带着，在千壁画林中徘徊而又徘徊，我有一种梦幻之感。想到历史无序，多种机缘的偶然遇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创造这些作品提供的保证多么难得：想到岁月无情，它历经千百年风沙兵燹xiǎn保存至今更不容易；想到世事无常，我家破人亡死地生还犹能来此与之相对尤其幸运，心中就不由得充满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石头记在噩梦般的记忆的灰黑色背景上，敦煌莫高窟呈现出神话般的五彩缤纷。初到那里的日子，置身在两个梦境之间，头脑有点儿飘忽。穿着一身不合身的新衣服（都是远方的母亲和姐姐做了寄给我的），到处东张西望，逢人咧着大嘴傻笑。那些天没给我任务，让我先看看洞子。洞里很暗，只有上午和中午光线好的时候才看得见。其余的时间，我在洞外四处溜达。有好几天，是在莫高窟周边的山里打转。北面没山，是大沙漠。西边的鸣沙山、南边较高的无名乱山、东边的三危山，我都爬上去过。除鸣沙山是沙山以外，其余的山顶上全是石头。灰褐色的、紫金色的、铁青色的、赭黄色的石头，都含着云母，质地不那么坚硬，久经烈风吹拂，刀砍斧劈一般。远望峥嵘峻峭，近看密密麻麻都是裂纹。用力一扳，有时可以扳下一块。有时那一块还可以再掰开成几薄片。有时掰开来里头有海洋生物的化石。或珊珊，或海藻，或螺或贝，还有鱼，一如嵌进了一副完整的鱼骨。纹理清晰，栩栩如生，但与石头同色，不，它就是石头。我常在山顶独坐，默对宇宙洪荒，看茫茫沙碛qì上蓝色的云影不息地奔驰，听这些石头无声的话语。它们告诉我亿万年前这里曾是海底，告诉我亿万年不过是一瞬间，告诉我无限时空中这一瞬有等于无，告诉我没有刹那、没有永恒物与我都是虚幻的流影，告诉我所有这些事实。它们都拒绝接受，它们要坚持存在，挑战绝对零度。莫道是地老天荒无人识，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有次偶然相逢。迎着烈烈长风，听这些无声的话语，我发现这些冰冷坚硬的石头，都有一颗柔弱温暖的心灵。像是凝固的火焰，静静地一动不动。千万年彼此相望，怀着爱情的苦痛。我想，有这苦痛，胜似没有这苦痛。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生。接受这世间万物共同的宿命，也是一份难得的睿智。我把一些完整的化石带回莫高窟，同事们见了都笑，说我少见多怪。这东西一点儿都不稀奇，整个西北高原，直到内蒙青海新疆，可以说满地都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它们。房间里几个空空的书架上，一排一排都是石头。它们有时是朋友，萍水他乡，相识虽新有故情；有时是一种哲学，或者一种宗教，一种通向另一个世界的门窗；有时单纯地只是一种艺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呈现出生命力运行的轨迹，带着山风海涛，带着劫火的寒光，如此犷顽，又如此纤柔。后来书架要放书了，石头们陆续都装进了纸箱，房间里放不下，放到门外廊檐底下。搬家时遗下几箱，文革时全部丢光。道是有情还无情，它们又回到了混沌的故乡。而我，还在不由自主地，被历史的游涡带着走。漂流中写过一些回忆敦煌的诗，其中两句是：相知唯有玲珑石，伴我沉吟到夜阑。寂寂三清宫我是一九六二年六月二日到的，在招待所住了几天，后来搬到下寺。莫高窟原有三座寺庙，一座在狭长地带的最南端，原名雷音寺，简称为上寺。我去那时，已成了所内工作人员的家属宿舍，几个院子里都随处堆放着各家的杂物，晾晒着各家的衣衫，奔跑着各家的鸡鸭。各家洗东西的水倒在地上，形成水洼，正好让羽毛肮脏的鸭子，在里面聊解乡愁。紧连着上寺是中寺，原先是喇嘛庙，名“皇庆寺”，已经改建，成了研究所办公室、工作室、会议室、招待所、伙房、食堂等等的所在地。大门上，“敦煌文物研究所”七个字是茅盾写的，枯硬拘谨，我不喜欢。庙里剩有两个喇嘛，一男一女。男的叫徐斯，女的叫宝乃。都搬到上寺住了。我初去时，徐斯七十多岁，瘦高一如插图中的唐吉诃德。给所里放羊，常在山中，经旬不归。宝乃八十多岁，仍穿着紫红色僧袍。人极瘦小，又是驼背，高不满一公尺。拄着拐杖行走，身体前倾，摇摇欲倒；语音嘶哑，但目光犀利，时或有一些强壮剽悍的彪形大汉，成群结队越过沙漠来拜望她，称她“老大”，敬畏有加。她那乌黑低矮的小屋门前，常系着雄健的骄马，喷着响鼻，前足刨地，得得有声，俯仰之间，辔头哗啷啷直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