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是宋史-89

他向神宗建议，把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反对派从外地招回来，连同当年与王安石势不两立的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也一起回京，大家一起商讨国事，力图振作。　　……振作你个头啊，这些人扎堆回京，结果只会有一个。废掉新法，走回头路。神宗很失望，吴充怎么会这样呢？之前几十年的修养都是假的？也是做过枢密使的人了，怎么算也有工作经验的人，怎么会突然失常。　　其实不需要奇怪，这就是一把手效应。谁当上首相，谁就会原形毕露，性格里一直以修养、矜持、道德来约束的本真东西，都会自发地跳出来，彻底还原自己。　　而世界很奇妙，它有自己的周期变化，除非您是能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乾坤人物，不然，不必皇帝来打压你，逆流者自己就会撞中礁石。　　吴充撞中的那一块，名叫蔡确。蔡确大家应该还记得，在王安石上元夜骑马进皇宫事件里，他义正严辞地教训了王首相，连带着把皇帝也顶得够呛。而顶人，是官场中、人生中非常高难的技术，大家可以向身边看一眼，不管顶的技术高低，只要敢顶人的，都受人尊敬。最起码没人敢轻易招惹。蔡确是北宋神宗年间的顶人高手，顶王首相让他得到好印象，顶吴首相他得到了光辉的前程。他这样说：“汉朝时的前两位宰相萧何、曾参是冤家，曾参接班时却不改动萧何的成法。现在新法是陛下亲自建立，由上一任首相王安石协助完成，下一任首相吴充就要以私仇败坏，这是什么品德？何况来回变动，让下面的老百姓怎么适应？”一句话，吴充你的人品有问题！吴充下课，接任的是王珪。王珪是神宗朝里的一大活宝，这人号称“三旨宰相”，即上朝“取圣旨”，在朝“领圣旨”，下朝“已得圣旨”，是一位非常难得的贴身秘书，至于首相的权威、责任、义务，他全都扔到了一边。（1327）其余的官儿跟他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些废物。想介绍他们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为什么会这样呢？到南宋时圣人朱熹出世后有句话是经典的答案。那时朱熹的弟子问，王安石为何没能第三次拜相，继续改革，反而让一群乌合之众立于朝廷？朱熹一笑，这位圣人有个爱好，他身在南宋，资料不多，可把北宋的每一位皇帝、每一个大臣都尽情品评了一遍，其中就有这时满朝皆废物的答案。他说，神宗已经尽得荆公技俩，何必再用？熙宁十年之后，事无大小，都由自做，所谓的大臣，只是用一群庸人留在身边，随时指使而已。一语道破天机，这才是王安石走后宋朝政治格局的真相。同时也是中国历史里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除开国皇帝和第一首宰相之外，任何一位强势皇帝身边，都没法同时生存一位铁血宰相。就连王安石也不例外，一旦宋神宗羽毛丰满，他就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一点，是宋朝从熙宁年间到元丰年间的最大区别，它主导了整个北宋的命运。神宗当家作主之后，事情容易了很多。王安石在金陵开始隐居岁月，司马光在洛阳闭门……哦，不，是半埋在地底下著书。新旧两派的党羽连同他们的党魁一起集体休息，剩下的人都成了尽心尽职的办事员，在王安石创建的各种新法里面老实工作。只是无论他们怎样努力，神宗左看右看，总是觉得他们不顺眼。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乱了，站在高处往下看，三省、六部、二十四司秩序井然功能齐全，可是无数的办公职员闹哄哄的蹿来转去，在各个办公室乱走，根本分不出谁是哪部分的，应该干什么活儿。如果谁有心情抓住其中一个人问，你是哪儿的？俺是兵部的。好，你在干什么？（1328）俺在调配澶州的大白菜进京……这就是北宋一直以来的办公方式。你是兵部的人，可管不了兵部的事，兵部只是他领薪水的衙门。其余的状况以此类推，就连宰相、枢密等顶级高官的职能也被层层分割，别说办点实事，就连提高些效率都做不到。想改？那就要小心晚上做噩梦了，上至赵匡胤、下至赵光义，连同真宗、仁宗、英宗都会集体莅临，给乖乖重孙子神宗上教育课。这是宋朝制约臣子，保住江山的重要手段。内部垫床架屋把职能名份搞混，外部强干弱枝把兵权收回，只要这两点在，神州大地就会永远姓赵。历史证明，这一点绝对正确。唯一的例外就是危机从外边来了……现在神宗要做的事，就是把祖宗家法拆散了，把这一整套内外结合自我阉割、毁灭民族血性力量的操蛋办法重组，让行政机构重新焕发活力。说来汉民族在古代之所以能屹立在世界之巅，凭借的是什么？不是财富，中国人的生存空间就决定了他们永远不可能是最有钱的人。哪怕是宋朝，也只是些浮财，一但战争、水旱灾发生，财富链条立即崩断；同时也不是战斗力，从总体分析，汉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战斗总胜负居于劣势。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屹立不倒，成为5000年里唯一本源传承下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国人最强大的武器是行政机构。它的健全和有效运行，才能让中国一直以大国的身份存在。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或许就是极其飘渺，但又笼罩着每个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民族情结。这两点好不好呢？说实话，还真是不好说。放眼全世界各个种族，现有的三大种类生存环境——大陆、海洋、岛屿，挨个比较，中国的这两个特色很让人郁闷。　　海洋国家极力向外部开放，勇于冒险，哪怕起步很晚土地贫瘠，这种精神注定了给他们带来发展和财富。并且他们的心灵很单纯，就是奔着钱、利益去，没什么善恶了、道德了、天理了之类的自我约束。例子是欧洲大陆最早发达的几个国家，如西班牙、荷兰；　　岛屿国家更生猛些，它们是三种环境里最恶劣的，可纵观世界，它们带来的破坏是最大的。例子是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面积超级小，自然资源少到可怜。比如日本，全境除了温泉之外，只有些劣质的铁和煤。按说这样已经很衰了，可惜还没衰到家。　　日本列岛上还有火山……动不动就墙倒屋塌财富归零，为了省事，他们的房子基本上都用最简单的木料搭建，非常方便烧了盖，盖了再烧。　　就是在这样绝望的环境里，蹿出来一个可恶、可厌但也可怕的种族，日本人为了生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走抢劫路线，以抢劫各国资源求发展。二战之后被打残了，开始走经济路线，全面发展加工业和贸易，就算没有资源，也一样会把各国的钱搂到身边来。（1329）　　回头看中国。　　我们的特色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从小学课本就一直在宣扬的骄傲点，可惜危机也伏在这8个字上。地方太大，人口太多，直接后果就是一盘散沙，窝里反。托秦始皇赢政大哥的福，中国在别的种族还在树上睡觉时就有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根深蒂固的家园、祖先、血脉等观念被无限级放大，产生出了“父母在不远游”的行为指南，让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最年青最冲动最有发展的年龄，被牢牢地摁在了四合院里。　　敬祖情结在乡村衍生出各种各样离奇古怪、臭不可闻的规矩；在朝廷里变成了“利不百，不变法”、“祖宗成法不可改”等圣经。　　这些条条框框是中国人给自己下的诅咒，活在里边渐渐地适应了，对外界的东西不仅失去了兴趣，还统统地嗤之以鼻，在100多年前还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种族……说了这么半天，只是要正视自身，发现问题。　　好了，回到宋神宗时期，以行政机构本身就有缺陷的特性，加上赵匡胤等人故意加上去的毛病，大家应该明白精减部门重新规划的必要性了。宋神宗想来想去，他创建了一个有宋朝特性的唐朝官职社会。　　他拿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唐六典》。里边写的是唐朝的官职功能表。以这个为蓝本，重新规划宋朝的官职。我们把超级罗嗦、规范的名词都扔到一边，可以精减出两大原则。　　第一，以阶易官，减少等第。　　官，指的是寄禄官。就是上面说过的兵部的人管户部的事，但还要在兵部开工资。那么兵部的职位就是他的寄禄官。现在取消了，一率以相应的阶官代替。（1330）　　新的阶官一共有25阶，比旧的寄禄官少了17阶。新官品仍然是9品制，每品分为正、从，共18阶。比旧官品少了12阶。　　第二，三省六部，循名责实。　　顾名思义，就是各个衙门从今往后叫什么名，就去办什么事。权力回归，谁也不许越界。要注意的是有些名称也从此变了。　　比如三省，元丰年间改制之后，恢复到了唐朝的中书省主决策、门下省主封驳、尚书省主执行的旧制。宰相们的办公室不叫中书门下了，改称“都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这两个名称也取消了，以“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为首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次相。　　左为首，右为次，看着很传统，可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沿用唐制，中书省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的原则，实权在右相的手里。　　其它的就没什么好说的了，除了最大的一个原则。东西两府分权，军政分开这点宋朝最大的立国之本，宋神宗是没动的。东府宰相，西府枢密，仍然分庭抗礼，没像唐朝那样集中在宰相一人身上。做完了这一点，实际上宋神宗已经同时完成了司马光、王安石两人的心中各自最完美的社会。熙宁改革之前，这两人一个说要开源，一个说要节流。　　现在王安石的开源全国辅开，各项新法所产生的巨大利润向国库滚滚而来；司马光的节流，减少开支、消减官位也已经达到。　　一出一入之间，形势是开国以来最好。同一时间内，政、财两项之外的军事也逐渐完善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半点都不比行政、财务两项的改革小。　　宋朝原来的军制是“更戎法”，赵匡胤为了不让任何将军掌握士兵，规定全国每支军队都要定期换防，兵走将不动，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永远别想拥兵自重。后果大家都知道了，除了赵匡胤亲自率领的第一代宋军之外，军队素质直线下降。　　这一点最初是被范仲淹打破的。为了对抗李元昊，西北长期驻扎重兵，几十年间兵将紧密配合，形成了西北军团独一无二的战斗力。熙宁变法期间，这个成功的例子推向了全国，它就是著名的“将兵法”。（1331）　　将兵法实行后，天下总分为两大防区，92员大将。　　第一防区在京师附近，辖有25名指挥使20员将，约占全国兵力的四分之一；第二防区在西北、东北两方面，配有42将，兵力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其余军队散布全国，岭南地区也照顾到。这些正规军之外，保甲法的推行越来越顺利，民兵总数量在70万以上。　　这改变了宋朝以前军事力量的分配，除了边关、京城两点最强之外，各个州县城市也不再是空白。时间一天天地推移，每过一天宋朝的实力都增涨一分，它完全不是传统史书里所说的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之后新法改革就失败了的一片惨淡光景。　　哪里来的失败？直到宋神宗死了，司马光才跳出来废除新法，在这之前，宋朝全国都在新法的实行之中，不管民间的经济变化怎样，国力、军事、行政三点立国之本空前旺盛。　　人强命也强，关键时刻连老天都帮忙，改革之前王安石宋神宗最盼望的机会也适时来了。（1332）(2010-04-01 17:35:33)转载标签：宋史高天党项流云李谅祚西夏文化 分类：如果这是宋史新法改革——积聚财富——出兵熙河——扫平西夏——征服辽国——产出利润。这个改革总链条之中的重中之重，扫平西夏的机会到了。这机会是自己送上门的，说来也是党项人从李继迁时代开始就养出来的老毛病，他们姓错姓了。为什么要姓李呢，翻唐朝的老黄历，结果连种族命运也跟着变得和李世民的子孙一样。堂堂皇帝受制于后宫，每一代都活得窝窝囊囊。李元昊的儿子李谅祚死时年仅21岁，西夏第三任皇帝李秉常即位时只有8岁，走到前台的人是他妈妈，当年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梁氏。命运是多么的光怪陆离，李谅祚最初勾引她只是了为得到政敌的情报，一但成功之后，这个女人却牢牢地占住了西夏皇后的宝座。一个汉族女人，不到10年期间竟然成了西夏第一实权人物。有这样一个妈妈，李秉常的命运可想而知。他是一个皇帝，可起步的位置比一个平民都不如。没有自由，没有权力，到公元1076年，他16岁，名义上开始亲政了，却发现他比他爸爸当年还要惨。汉人天生就是政治高手，梁氏家族比没藏氏强太多了，除了把持京城大权之外，连同整个国家各个部门都安插进了自己的亲族。李秉常想了又想，明白想要夺回皇权，绝对不是在京城发动一场政变那么简单了。怎样才能成功呢？他非常聪明，内部既然不行，只能寻找外援。外援只有两个，辽国、宋朝，选哪个？辽国是不能招惹的，请神容易送神难，近200年以来辽国从来没对周边种族善良过，除了狠狠打了50多年几乎两败俱伤的宋朝。而宋朝，文明美丽善良稳重，从哪一点上看，都是唯一的选择。（1332）可是怎样打动它呢？宋朝什么都不缺，除了土地……一个16岁的孩子是疯狂的，谁在这个年龄都没法精细稳重，为了可贵的自由，他付出的代价让整个世界都目瞪口呆。有两点。第一，西夏全境从此推行汉礼，废除李元昊制定、梁氏推行的蕃礼。这一点看似轻松，实际上和他妈妈已经势不两立了。梁氏苦心经营，她身为汉人，为了得到党项人的认可，在各个角度和宋朝作对，尤其是把她丈夫李谅祚当年推行的汉礼废除。现在她儿子跟她唱对台戏，向宋朝示好；第二点，就是让全世界都疯狂的开价了。李秉常派人去通知宋神宗，为了两国友好，他愿意把“河南地归宋”。河，指黄河。河南之地，指的是黄河河套平原以南，包括西平府和党项人发迹祖业的平难五州！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是西夏立国之本，只要宋朝帮他，就都割让出去。这个价码让人直接想到了李秉常的老祖宗，李继迁的哥哥李继捧。李继捧为了稳固在党项人间的地位，把定难五州无偿地献给了赵光义。可是不等价，这不止是定难五州了，黄河百害唯富一套，河套平原是党项人生存的根基命脉，真的割让出去，在历史上只有一个例子可以对比——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但是细想，仍然不等价。燕云十六州的最大作用是防守，失去它汉人没了军事基地，可财富数量并不受致命影响。党项人丢了这片土地，从此吃饭都成问题。当然了，这片土地的面积在史书里记载得非常模糊。“以河南地归宋”，一直以来都存在着很微弱的小争议，说并非指上面所说的那么庞大，而是指河、洮等州与黄河以南原属宋朝秦凤路的一些历年战争所失领土。理由是，这个价码高到了火星上，李秉常应该不会这样疯狂。……面对危险，变通人都有拔刀砍人进监狱的事，那是把老婆孩子身家性命都抛弃了。与之相比，李秉常为了皇位为了生存，只是割出去些土地就很奇怪吗？何况河、洮等州一直是吐蕃的，这时更早被王韶拼回版图，关西夏什么事，李秉常拿什么权力决定这片土地的归属？（1333）不用怀疑，土地就是那么大，诱惑就是那么的强。消息传进东京城，神宗惊愕得就像当年辽国的皇帝耶律德光。真是肥猪拱圈，送上门来的肉！还等什么，宋朝积极响应李秉常的提议，一方面派出使者商量接收，一方面积极备战。历史无数次地证明了，这种买卖不死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绝对没法成交，就算当年耶律德光也得御驾亲征，替干儿子石敬瑭砍人。果不其然，宋朝正在准备中，有新消息传过来了。宋朝的好朋友、火星少年李秉常被他的妈妈梁太后一顾胖揍，赶出皇宫，关押在皇宫七里外的木砦。砦，同寨字，堂堂的西夏皇帝城市变乡村，混到了最基层。但是没关系，顺利接收不成，仔细分析，形势比之前变得更好。第一，宋朝出兵有名了。友好临邦，与宋朝关系空前密切的西夏皇帝被反叛，这是件耸人听闻的噩耗，巨大的丑闻。宋朝绝对不能坐视不管，必须要帮他夺回皇位；第二，李秉常就算再无厘头，也是西夏皇族的代言人。他被老妈关禁闭不是关起门来母子之间的事那么简单。从李元昊死就开始的皇族、后族的争权变得更加惨烈，让惨烈来得更猛烈些吧，最好两败俱伤，一起瘫痪，宋朝好不劳而获。李秉常在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七月被关押，在同一月份里，宋朝就积极动员军队，做出了宋初雍熙北伐之外的最大军事行动。集中包括熙河在内的西北军团全部主力，分五路进兵西夏。第一路，由熙河、秦凤军总管宦官李宪率领，步骑近3万，汇合吐蕃董毡军3万，攻击兰州、灵州。如果灵州被友军攻破，变目标为凉州；第二路，由鄜延军种谔率领。鄜延军共9将54000人，另拨调东京禁军7将39000人，总计93000人，出陕西攻米脂，再攻击夏州，最终目标是与河东军围攻怀州；第三路，河东军由宦官王中正率领，步骑总合6万人，民夫6万、马2000匹、驴3000头。另有民夫5万人作为后备。先攻取怀州，后渡黄河，进入西夏腹地；第四路，环庆军由高遵裕率领，蕃、汉步骑总计87000人，民夫95000人。他们是攻击的重点，先攻取清远军，目标是原宋朝重镇灵州；第五路，泾原军由刘昌祚率领，由51062名步兵，5000匹马组成。会同环庆军攻占灵州。（1334）综上所述，一个个数字罗列出来，稍微计算一下就让人瞳孔放大，全身发麻。五路西征，全军总计35万人，民夫20万，全加在一起是56万人左右。想想当年雍熙北伐怎样，只不过30万人左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同时也是空前绝后，唯此一次的攻击。宋神宗压上去的筹码，不仅是军队的数量，更是自王安石改革以来，所产生出的财富。作出这些决定，宋神宗本人也揣揣不安，他找来了枢密院的人，问你们觉得怎样。军方一片沉默，好久之后，枢密副使孙固才慢慢地说了8个字。——“举兵易，解祸难。不可。”宋神宗很烦燥，像是在说服孙固，更像是在说服自己。——西夏内乱，我不取则辽国取。难道我们要坐视辽国做大吗？军方再次沉默，宋神宗说的是对的，以耶律洪基没事都敢向宋朝勒索土地的贪婪，近于分裂的西夏算是什么？好一会儿之后，他们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请问陛下，这次西征的主帅是谁？李宪。这是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听到这两个字，军方的代表觉得一阵阵的头晕，好多好多的话堵在喉咙里，一时之间不知先说哪个好。因为根本就没必要说，这个问题是常识，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人犯过这种错。李宪，是一位军事型的太监，王韶收复熙河时，曾经做过副手。这是资历，并且不讳言地说，宋朝的太监与唐朝的不同，与清朝的不同，与明朝也不同。他们中间有一些人足以称得上真正的男人。比如真宗朝的秦翰。秦翰谦恭，《宋史》记载他“翰性温良谦谨，接人以诚信。”秦翰勇武，前后战斗，身被四十九创。在成都平叛时，身中流矢五战五捷，攻克益州，却把战功让给了手下；秦翰坚韧，决定北宋命运的澶渊大战时，身在最前线，七十余日不解甲，直到辽国退军。当他病逝时，禁军以父兄之礼葬他，他是一位合格的军人。（1335）可就算是秦翰此时复生，也不能担当元丰西征的主帅。枢密院说得好，此次西征是为了平定西夏，这是图谋灭国之举，这种程度的战争，从来没有一个太监来担当的！而宋神宗给出的答案，居然是不止一个太监，而是两个，外加一个外戚。另一个太监是河东军主将王中正，鄜延军种谔由他节制；外戚是高遵裕，这是宋朝此时天字第一号衙内，他是高琼的孙子，高继宣的儿子，论身份是宋神宗的外叔祖。这样大的来头，怎么能落在王中正的下风呢？于是乎泾原军刘昌祚就由他指挥。五路大军中，只有种谔、刘昌祚是主战宿将，居然连自主的军权都没有。此时此刻，相信大家都想起了两个人名，王韶、郭逵。他们分别平定了西北和南方，论经验论能力，哪一点都比上面这5个人强太多，为什么连提都没提过？这就是命运弄人了，不止是他们的悲剧，更是宋朝的不幸。郭逵是注定不用的，哪怕他南征时做得尽善尽美，把交趾杀得鸡犬不留都一样。那时他功高震主，不杀他就是恩典。这时带着点小罪名提前养老，说实话是最理想的结局了。至于王韶，他已经死了，就死在战争暴发的前夕。他以军功报国，收复熙河是多大的功劳，可是在他的列传里，是这样结尾的。他的朋友多是南方的楚人，所以立身不正。晚年时颠三倒四，像个精神病一样，得的病是“疽”，身体溃烂，连五脏六腑都能看见。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杀人太多了……（韶晚节言动不常，颇若病狂状。既病疽，洞见五脏，盖亦多杀徵云）这个世界还有半点的公理道义吗？！不过这怪不到神宗的头上，《宋史》成稿时，他早就死了好多年了，别说区区一个王韶，就连他本人贵为帝皇，一样被篡改生平。这时我们只需要知道，宋神宗是一个非常认真、谨慎的人，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有他自己的用意。哪怕是派太监和亲戚当主帅，后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面面俱到的结果是怎样的。回到现实，不管谁反对，宋神宗的意志不可违背，人员、兵力、攻击路线、主帅都由他决定，甚至出兵的日期。（1336）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八月八日，鄜延军种谔突然发动，冲出守地绥德，击破一支西夏军，斩首千余级。开门大吉，神宗却紧急叫停，种谔的老毛病又犯了，其余四路还没有准备好，你先杀出去干嘛？这就是种谔的风格。他是西北名将种世衡的儿子，老种相公的一切特点在他的身上都得到了发扬，比如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老种当年手创青涧城，小种建立了绥德城；再比如聪明狡诈不择手段，老种当年连使反间计，借李元昊的手杀了西夏的野利兄弟，小种在建立绥德城时风格也不那么慈善。绥德城本在西夏境内，由名将嵬名山驻守。大约有三百名首领，近两万户百姓，名力在一万以上。这样的实力比当时的小种高太多了，蚂蚁要搬大象，招数就不能太平常。在一整套的招降手段里，他坑崩拐骗笑里藏刀造成事实先斩后奏，把西夏人、自己的顶头上司薛向、陆诜，甚至宋神宗都给骗了。怎么骗的，无非8个字，“仁不统兵，义不行贾”，这是战场上的真理。因为与这次举国伐西夏无关，所以把细节省略掉，不说。　　回到正题，在元丰四年的八月未，宋神宗展开了巨大的地图，向西北方向凝视。一个比雍熙北伐更加庞大、精细、有层次感的战略出台了。　　抛开一连串的地名、人名，以最直观的方式解构，可以发现宋朝的五路大军在西夏的国境线上一字排开。从左至右，依次是李宪、刘昌祚、高遵裕、种谔、王中正。　　看格局，最外围分别是两位大太监，宋神宗还是充分考虑到了谁的战斗力才最强，把灵州这个攻击重点留给了刘昌祚、高遵裕两位将军，甚至扫荡定难五州的种谔也能起到牵制的作用。那么为什么还要把斗志旺盛不可遏制的种谔强行留住呢？　　这涉及到战略的重点。　　主攻在中央，那么偏偏在最旁侧启动，一定要把西夏的主力军团吸引过去。在这个战略思想下，最左侧的熙河兵团李宪部最早发起攻击。八月下旬，李宪出熙河，绕过兰州，向西市新城挺进。行进中，每个宋朝士兵都清楚，他们很快就能遇见西夏人。　　因为王韶。（1337）　　王韶熙宁开边时，把吐蕃人打垮，连带着把西夏人也牢牢地压制在边境线上。巨大的威胁让西夏时刻都警惕着，两方面都知道难免一战，只争时间早晚。　　两军相接，宋军名义上是6万余人，可惜只有近3万是宋朝人，另外的3万是原来的熙河吐蕃部人，而遇上的西夏军团是2万余名纯骑兵。内部有问题，面对的是重兵，李宪的任务是必须取得压倒式的胜利，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战前的目的。　　激战开始，算是这股西夏军倒霉吧。他们都知道熙河兵团厉害，是宋朝最近一次在实战中有过辉煌大胜的部队，可是很不巧，几年不见，熙河兵团又涨能耐了。　　不再只是好勇斗狠，血腥拼杀，熙河兵团在旷野中摆下了一个奇怪的阵式。身为开化不久的民族，西夏人当然不知道这阵式的来历，或许连原创者是谁都不知道。　　唐将李靖，六出雪花阵。　　这几个字本身就是千年的不朽传奇，以三千骑兵千里奔袭活捉突厥大汗的李靖！说实话，千年以后，六出雪花阵到底有什么奥秘已经没人知道了。只是从这次的成绩来看，李宪没给前辈丢脸。西市新城外的野战宋军大获全胜，斩首两千余级，夺马五百匹。接着乘胜追击，一直杀到了女遮谷。在这儿发了笔横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