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江湖-野夫-6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五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都用的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啊。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是美国现任财政部长，曾经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了，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他的教育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六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他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内地相比，明显具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味道。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的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要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七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鱼商量好的问题。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的暗怀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鱼已经拿着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钥匙发笑。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八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但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做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甫，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作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做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下派。九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100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共同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虽然没有神甫，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仍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本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甫，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著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香港富婆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100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十我在那神甫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１９２１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４０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甫，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１８６４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在此地来吸纳信徒．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秘宗信仰后，是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们从各国招募自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外，也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这是１９０５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创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十一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200多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那些人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先锋和走卒。这，正是我们迄今仍然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多年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这种观点已经深入广大人心，成为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尺之一。谁想在此问题上做翻案文章，那肯定是徒背朝野骂名。那么，西教[此处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一直未断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通过向皇帝行贿小礼品，带着一点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开始敲开了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鸟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栓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十二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甫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甫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甫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甫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洋和尚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的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之后，这里再也没有了神父。吴老汉把我带到不许人轻易踏进的圣坛上的告解室，他指给我看那些100年前来自远方的铜烛台，石膏的圣母像以及覆满时间尘灰的旧约圣经。他告诉我——这些圣物都是文革时，老百姓暗中藏下来的，他现在又一点一点收回来。他带我上钟楼，说以前的钟被对面的石棉矿拖去当上下班的命令去了，他前年去要，敲得只剩碗口大一块废铁，还向他开价要1000元才给。他从山西又买回了一口钟，尽管没有神甫了，他还是想让这洪亮的钟声在山谷里重新发出回响，让无主的心灵也找到共振的旋律。十三熟悉滇藏生活的范稳告诉我，在这一带，还有好几个教堂，包含高黎贡山那边。他多年来一直关注这个题材，此次也带着帐篷等野战配置，计划再次徒步考察几天，吴老汉的大儿将为他牵马护航。如今的作家还能这样吃苦深入艽野的已然不多，他只比我小几月，而我已经被都市弄成废人了，面对如此雪山唯余敬畏矣。退出教堂时看见门槛上坐着一个衣衫褴褛的藏族老人，正在旁若无人地享受峡谷中的残阳。范稳对我说，这就是最后一个神甫的私人厨师，据说会做一手地道的法式西餐。神甫撤离时，非常想带他离开这个苦难将至的河谷，但他不知何故竟然拒绝了。以后他参与了藏军叛乱，再以后他重新回到了故土。不仅再无缘品尝西餐，甚至连女人也终身未品。在动乱年代结束后，他成了这个教堂的看护人。我到门边他那间蜗居看了一眼，我实在不愿用语言来描述。范感慨地说，可惜他一句汉语都不会，不知有多少故事永远烂在了他的孤独回忆里。回吴家的路上，经过一条雪山上奔泻下来的山涧。涛声若怒，银练成匹，一头扎进澜沧江后很快就混作浊流了。古人谓出山不如在山清，于人于水，皆同此理。我和赵范二兄乐此清流，忍不住下到涧边，掬波而饮，其清冽不觉已寒彻心头。然后大家又濯足沧浪，一洗四十几年的劳尘，在斜阳下翻晒着内心的倦怠。吴家的炊烟已经在山谷中袅袅升起。忙碌着厨务的是二儿媳妇——一个很漂亮的藏族女孩。她在淘洗时偶与我们目光相遇，只是淡淡一笑，复又腼腆地低眉而去。对这种清纯，油滑的我辈也是不敢略加一句戏词的。吴家长子尚未婚，家里的苦活累活则多由其负担，次子则像个乡村时尚小哥，多享了父母的几分偏宠。十四澜沧江是我所见过的急流之最，它从西藏昌都狂奔而来，一路向南，一直到印度支拉才变成美丽平缓的湄公河。此刻，它就在吴家边上咆哮，我们坐在黄昏的庭院里，依旧还能隐隐听到那起伏的涛声。晚宴是那位美丽藏妹一手操办的，满桌的山珍土菜，仅供客人享受。他们一家则在厨房用餐，我们把吴老汉拉来一起喝酒。先是品尝他们的私酿——玫瑰红葡萄酒，果然别具一格。其长子又拿来一点窖藏了六年的珍品，自然更显浓淳。要买，他们却只肯卖一斤，说还要留给以后的客人。看来生意并不重要，他们要那份听每批来客夸奖的喜悦和自豪。大家喝得兴起，吴老又自告奋勇地拿出他的毒蜂青稞酒，也是自家秘制，说是可治疗风湿。酒中泡了半瓶牛角蜂，许多人皆平生未见，嚷着要倒出来看看。我是深知此物厉害的，吴老却带头生吃起来。温老大等也跟着大嚼，吴老婆婆在一边着急，要老头子教大家掐去毒针后再吃。果然一会儿默默就喊舌头发麻了。大家谈兴正高，吴老酒性大发，又去房里拖出他的独家春酒，谓能壮阳。大家看着财鱼坏笑，戏说昨天熬过了，今天喝了这个，怕是要犯错误了。一伙人仿佛久旱逢雨，抢着干杯，竟如饮鸩止渴一般。然后纷纷对财鱼毛遂自荐说——今夜你就点杀吧，像皇帝那样翻牌也行。尤其昨夜当了司机的那哥们，恨不得借酒复仇。赵野先倒了，一听有独门暗器到，又从床上弹起来，似乎要死马当着活马医，上来就和吴老连干三杯。可怜吴老在茨中一世称雄，竟被自家的药酒当场麻翻，被大伙扛了回去。次晨起床，只见老头右脸红肿带伤，说是夜里从床上滚倒尘埃所致。吴家全睡了，我们还在庭中待月。财鱼熬不住，先自上楼，剩下几个药性渐发的哥哥在院中说黄段子解毒，谁也不好意思先去就寝。这夜刚好又停电，整个山谷仿佛无人一般。到了午夜，才见月亮爬上东岸的山颠——那山实在是太高了。想想我们哥几个，皆是望五之人，大半辈子皆在谑浪风尘，不能说当年未曾别有怀抱。可怜俗世沉浮，现在竟到了求田问舍的心境。用古人的话说——不知今夕何夕，又奈此良宵何。赵野后来有诗叹曰——停电了，对面的山寨起初还有隐隐烛光酒再过三寻，澜沧江仿佛奔流在天上月亮升上东山，一个年轻时才有的白夜几个老男人讲完了一生的佚事和笑话关于政治，关于性我们永恒的激情墓园里的法国教士一定已被吵醒百年前，他们就闯进这片时间消失的高原带着天主的福音和卢瓦河谷的葡萄主人已先我们醉了一个隐忍、谦卑的信徒罗马的大人们，可否能听到他梦中的祈祷十五茨中的黄昏，我一边翻看着吴家的留言本，一边和老人闲话。我想知道在这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小村，人们究竟能否和谐共处，古老教义所要传播的爱，是否真正抵达了这些草民的心灵。他告诉我——自从80年代恢复宗教自由以来，他们村连撒酒疯的都没一个。更有趣的是，各家都会有丧仪，天主教家庭按天主教规矩办，佛教徒也会来参与，但他们会坐楼上，然后各念各的经，反之亦然。看着头顶的一线青天，听着身边永恒呜咽的逝水，我确确乎不知道究竟是哪位神祗在主宰着这片河谷，是谁使人民在此穷山恶水间安居乐业。我已活过大半生，认识各种宗教甚至"邪教"信徒，我却未能真正找到心灵的归宿。在有神和无神论之间，我倾向有神。但在一神论和泛神论之间，我却倾向泛神——恰好多数宗教都是只许相信自己的神。我之所以在个人情感上偏向于佛教，只是因为只有达赖喇嘛这样的教宗，敢于在全世界宣称——我尊重世界各种宗教和他们的信徒。有一回饭局，座中有赵林[武汉大学宗教和神学博导]，符芝瑛[台湾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前主编，星云法师弟子]还有一位基督徒是符的朋友。大家吃着忽然谈起信仰来——大约是我故意挑的头。自然各家各说各的，但最后我还是比较服赵林的说法。他说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他相信万物皆由神造，他莫能名之而已。比如你在火星上要是捡到一块手表，你一定会认为这是神造，但你捡到一块石头，你却觉得不是神造——但事实上，一个石头的分子结构，却可能远比一块手表复杂。我不知道一个国家非要把无神论定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我只知道在有神论的国度，科学照样发达。而在这样一个乡村，因为有神——无论这尊神来自印度或是法国——人们因信仰而安宁和谐，而有所敬畏。没有谁强迫他们每周日翻山越岭来教堂礼拜[好多户住周边山上]，他们却远比拿工资学文件的那些人自觉认真且虔诚。我和吴老聊天时，他的老伴从山上扫松针背回大篓，他的媳妇在洗土豆，他的长子在挤牛奶——我第一次看见给黄牛挤奶。他的次子在为我们摘李子。从雪山飘过来的云又飘到山后，从雪山下来的水又流向山外。我们在这里来而复去，我们在人世间来而复去。我们都这样过着日复一日，我们的幸福何曾大于他们的幸福——他们在他们的主的庇佑下，欢乐而自足。十六人生大约有许多地方，原只配去一回。就这一回，往往还需要各种因缘凑合。古人说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这其中，本是另有如许身世怅惘的。仿佛生命，何等精彩华章，最后亦将化作这山河大地的一抹微尘。即这山河大地，也终必在某天复原为宇宙中的几粒灰沙。佛陀论世，一切不过劫数，他是相信末劫的。遥想当日和易中天先生[原武大教授]闲话，他说——所有的树木都将雕塑成灰。20年过去，我回思这句话时，又深了一层领悟。我们在人世间播种浇水施肥，将幼苗培成大树，塑作雕梁，但一切何能逃过最后的火焰。范稳留在茨中，继续他的田野调查。在德钦，财鱼马上就找来了一个武汉的男驴友。马建中请告别宴，我们嫉妒地对那哥们感叹——哎，狼叼肉，最后喂了狗。一路就拜托了。大家又怪笑。我怕这几天玩笑过分，给鱼敬酒说——垮掉的一代有句名言: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每个人内心都盛开着一朵圣洁的向日葵。她笑答曰——阿拉晓得，阿拉18岁就跟那些诗人混，什么没见过——嗨，敢情有诗人这杯酒垫底，这世界还有什么酒可以惧怕的。我是瞎操心了。回迪庆开夜车，却看见一匹狼在马路中间咬死一头羊，正在进餐。见我们车到，它不慌不忙地让开。我说下去把羊捡上来吧。那本地司机笑道——你还敢去和饿狼抢食啊。大家复笑。司机说，原来牧民有枪，现在政府怕暴动，把枪都收了，狼就到处横行，经常公然去抢牧民的牛羊。老百姓叫苦也没办法。想当年秦始皇聚天下之兵器，熔铸几个铜人，究竟还是二世而亡。也许在各人心中保存一座神山，远比没收几支刀枪有效。十七香格里拉县即过去的中甸，是迪庆自治州府所在地。在茶马古道时代，这是个往来客商必要一歇倦足的重镇，名唤建塘镇，划属本地的藏族土司独克宗辖制。这里确乃在高原极少见到的平原，四围皆高山，中间一大片草甸。镇中有龟山，古城则傍山而建。城边半山上，还有已经颓废了的泥筑寨墙。所谓古城，即基本完整地保留了100年前的藏式民居和老街。新城在旁边，机关和干部当然也就在旁边。几年前，古城都近乎一座空城。因都是泥墙木构，百年风雨已使它破败难居，房主们都搬到新城去了。后来，在此地做自愿者的一些老外，看中了这些老屋，用极低的价钱就租下来，外面完全不动，只在里面做些现代装修，住进就格外舒服了。于是，许多游客也徘徊不去，开始在此赁屋而居并做起小买卖来。州府的官员悟出了其中的商机，决定保护古城，这样很快这里就像回到了茶马时代，一下子热闹起来。现在，古城的老屋多已租出，房客既有联合国官员，也有台港归侨，更多的则是来自各地的波波族们。这些藏式院落确实好，都是巨木建构再夹以土墙御寒，房顶是木块做瓦。院子里往往还有果树草地，价钱则便宜得惊人。古城的中心谓之四方街，有个大院坝，每天黄昏，当地的百姓就在这里跳锅庄舞，音乐声中，看那些老人完全非表演的自娱自乐，舞步复杂漂亮，真是我每个薄暮的享受。许多游客也会跟着学，人群围出好几个圈——中间的空地，则永远是留给一个疯子老头在那里独舞。这样的画面往往让我沉醉，各族混杂，翩跹共舞，唯一的语言——完全不需要翻译的音乐——在此刻穿过所有的心灵。小城人很少，到了夜晚，就只有各个酒吧不同肤色的一些游客在闲坐，石板小街上还会有些牦牛来散步。一般来说，往镇外走10分钟，就到了乡下。夜里很静，偶有藏獒的吠声。无云的时候，天空则很低，星星大得像个卵形。十八在香格里拉，你真不知道哪片云会下雨。多数时候，总是阳光晃眼，但几乎每天都会突然飘来一阵急雨，有时还有板栗大的冰雹，打得木瓦乱响。但一转眼，又是满眼晴光。任何时候，只要在阴凉地，都要穿件外套。夜里盖着很厚的被子，依然感觉到寒气袭人。一个古朴的小镇，完全像武侠小说中的某个背景地，埋藏着许多隐名高手。看着一个破败的墙垣，进去一问，原来却住的是卡特夫人——联合国派驻的官员。随便一个朋友邀你去喝下午茶，座中都可能遇见一批来历不菲的人物。看着像个村妞，一交换名片，原来竟是保护国际的中国首席代表。芳姐来自台湾，在上海开着很大的设计公司，她在这里买了两个院子，一间自住，一间做了工作室。她几乎调查了这里每栋房子的历史和变迁，还带来了一批海外朋友各买一栋，按她的话说——自己组建了一个社区。活佛会请你去喝藏秘红葡萄酒，吃尼泊尔餐。年轻喇嘛可能下山来和女游客品咖啡打扑克。除开路上，我几乎没见过警察扰民，当然，也没见到过小姐拉客——据说，凡是驴友多的地方，大家都自给自足了，断了人家的生意。有天，我们一伙烂人在自己的客栈——上游生活——开诗歌朗诵会，州长也跑来喝酒致辞。政协主席是前土司的后人，过来交换著作，我先以为就像我们内地那些爱文艺的宣传部长的东东，结果打开一看，把我们哥几个狂人全部镇服。我实在喜欢这些藏人，海阔天空，却一点也不装逼。藏学所老所长是个掉队的红军的儿子，是国内藏学研究的权威之一。他会藏族的打情卦——一座的人背着他拿个自己的小物品，比如耳环手表之类，然后一一交给他，他用手握一会儿，就会用藏语唱首歌，再翻译给大家听，歌词的意思就会暗示出物主的爱情命运，所有的人都会在内心服气。贺龙的红军曾经从我的故乡湘鄂西出发，经过这里小驻，开了个中甸会议，然后才打到陕北。我看了下地图，不得不感叹——他们真能走，日马比现在这些背包客强多了。要我从这里再走回故乡，发几个女驴友陪起，估计老子也奈不活。十九香格里拉是英语文学为遥远东方贡献的一个名字，但也是洛克博士的游记为我们打开的一片净土。我无须去考证她的本来隶属，但她就在滇西北，这点无可置疑。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香格里拉，按广告词所说－－一个梦开始的地方。她究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许多年前，这里的原住民大约主要是藏族和纳西族，部分彝族，傈僳族，白族和独龙族则散居在山间水畔。后来普米人从北方随军南征有功，竟也在此留下，完整地保存和繁衍出一个民族。这里的回族人也很多，他们则多是左屠夫平西时辗转逃难而来的哲合忍耶派回民－－按张承志的说法－－这是最难忘记仇恨的一支人。但他们却在这块土地上，终于埋下斧头，化剑为犁，成为其他民族的睦邻兄弟。100多年前，上帝也派使徒来眷顾这块土地，并且也在这些宽厚慈悲且木讷的牧民农人中，传下了他们的福音。虽然时值今日，这里仍旧过着一种古朴而简单的生活，挤奶，打茶，饮酒和歌舞，依然是快乐的源泉。但多数过客，都会油然而生一种临别踟蹰的怅然。甚至许多人，宁把他乡当故乡，视此为终老埋骨的梦乡。我们在为这里找一个主题词，我们找到了一个词－－和谐－－虽然此词有可能被人张冠李戴，有可能被人欺世盗名，但在这个充满冲突和暗算的世界，这里，还基本当得起我们对此词的正确理解。我不知道我对这里的潦草描述，是否真正抵达了每个人心中的香格里拉。我不知道我的短暂驻足，是否能够做到倦鸟歇翅落地生根。我们客栈的大门正对着白鸡山，山腰是墓园，山顶是白鸡寺。某日，我和赵野爬上了黄昏的墓地，我们坐在碑碣间突然谈起了死亡。我忽然想起【西藏生死书】所要完成的普世劝慰，不过是一种死亡教育。死亡，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厄运，它是与生俱来的宿命。所谓生活生命，不过是死亡的一种过程。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死去。昨天枕上的落发，今日胃里的溃疡，都是我们刚刚死去的局部。但悲哀的是，我们却总要拿这仅余的残肢，去祈求博取永恒和不朽。我们在暮云璧合时下山，我们听到了黄昏的歌声，看见了华灯初现般的星空。仿佛正是这些永远的风景，带我们走到了香格里拉。紫竹院三记丙子春，我于京都谋得一职，竟在城西紫竹院内。因爱其园林形胜，虽近红尘而实同化外，遂卜居于斯。院里本多竹木，兼得数亩水陂，几陇土冈，被主人悉心经营出一番山环水绕之象，便显出几分格外的风色。晨夕徜徉其间，听松看鸟，浮心初静，故而于寻常简朴的生计中，便多了如许爱惜之情。清夜啼鹃竹院四周皆邻高楼，却颇少市声。蜗居又在清帝行宫之侧，古木森然，清夜里更多了一分幽寂。就在这一片宁静中，我听到一种鸟鸣，穿越千年，仿佛从诗歌中传进耳朵—“播谷，播谷”—它把古老的叹息再次种进我的心中。这是我从童年就早已谙识的声音，那时它总是自田野深处传入小木楼，再由长辈们译为催促耕播的呼声。由是我知道其俗名为“布谷”，是南方山野的一只寻常的季节鸟。及长，却意外的从书丛中发现，它竟大有来历，并非普通的野禽杂毛。辞书上说它就是杜鹃，而杜鹃就是杜宇，是伯劳，是jujue,是子规，是催归，是勃姑厖这一串美丽的名字无不与一系列动情的诗句相联系，它几乎飞过了全部文学史，在每一个浪游无迹的诗人心中一歇倦羽。这就是传说中的那只鸟吗？《十三洲记》说它是蜀国的望帝，自人德薄，而禅位于治水有功的鳖冷，遂自亡去，化为子规。那么它就是一只具有高贵血统而由自知进退的帝王鸟。《华阳国志》说它身为蜀帝而与其臣子之妻相爱，渐而亡去，魂化为鹃。那么它又是一只多情无奈为爱而死的爱情鸟。《西厢记》说“不信去那绿杨影里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原来它的啼鸣“布谷布谷”，在浪子的耳中却听成了故乡亲人的召唤—“不如归去”。那么它竟又是一只深怀着乡愁的孤独鸟。从高贵到爱情到乡愁，伤心的鸟语在此静夜而歌，每一声啼泣都足以击痛人类这永不愈合的伤口。我想起屈原在流放的荆谷棘野里“恐jujue之先鸣”—多么担心它一声哀鸣击溃必死的决心啊！想起李商隐在绝望的爱情中“望帝春心托杜鹃”—如此深沉地掩埋起无奈的往事而把渺茫的希望寄托在那漂泊的翅膀上。就是这只鸟，从田野进入诗歌再抵达我失梦的耳朵；无论红桑碧海暗换了多少世纪，其亘古的爱心未改，鸟鸣依旧，嘶哑的乐句却凝固为它动人的名字。现在，它终夜包围着我，从我无法窥见的夜色深处，从那都市边沿的这片密林丛中，低沉而缠绵地呼唤着我—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厖我难以想象，在煌煌京城何以竟飞来了这只遥远的鸟，且容下了它夜夜啼血。它仿佛从故乡大巴山一直追随着我的萍踪，然后又在每一个枯寂的子夜执着地提示着我的迷失。然而，“田园迷径路，归去路何从？”我早已是一个不归客，故园虽好已无家了。那么，要啼鸣你就啼鸣吧！无论为了毫无结局的爱抑或为了无枝可栖的乡愁，我都在这样的清夜，在心中模拟你的声音，去回应你的低泣。我们也许永远行进于路上，但心灵不会失群；永远会在这样一些小泊之夜，共同地默默低唱。寂寞古行宫敝庐所在，门当户对着的是一座小院，用很古旧的石墙围着。墙身上爬满了茑萝，靠基础的那一溜点染着苍绿的苔衣。隔墙望过去，看得见两个大屋顶，浅灰的筒瓦已显得斑驳褪泽了，只是瓦楞上的螭饰还依稀透露出一丝当年的富贵气象。因着近邻之便，黄昏时往往就信步踱到其中小坐一回。院并不大，两栋古典殿宇也显得比较袖珍；雕梁画栋依然，只是这些彩色在大丛的鲜绿草树间更觉出几分黯淡，有如青春已逝的脸庞上强抹的一层胭脂了。前殿门口对称地植着两棵银杏，树身粗大，枝叶纷披，想必是百年古物，隐然聚有精灵之气。书上说此树原有雌雄之分，我却不能辨识。树下还有一对石雕的香炉，盛满的只是岁月的风尘；往昔的烟痕大约早为雨水漂淡，一星余烬也是无法觅得的了。余下的空地上自然还有些野花闲草，成荫的树却不多见。鸟飞来了，慑于这片岑寂，又悄然飞去。长门总是深锁着，花棂上的燕泥蛛网说明已久无人洒扫。庭院中的几副石桌石凳，因我的识相过从，反显得多了一点人迹。许久，我竟然就不知这曾是清帝的行宫，以为它只是公园里的一处废圮的建筑。直到有一天散步到墙外的另一面对湖之门，发现墙基上嵌着的一块石碑，始知这处萧索的庭院，原来竟是当年皇族巡幸的行在。再斗胆闯进其中一坐时，心中从此就多了些许苍凉。在京城，似乎于不经意处就能和历史狭路遭遇。你总不知在哪处深巷杂院中，会猛地见到一个早已景仰和熟知的名字，然后便想起一串惊心悱恻的故事。此际，我比邻的寻常院落，一百年前，它也许曾经灯火繁华，浓缩了一个帝国的全部福祉。这些岁岁犹绿的芳草，曾经容留过多少彩袖歌舞的莲步；那华檐遮闭的曲廊，肯定伫足过一代代“圣祖仁宗”的醉躯。圆明园的烟火也许都未曾在这狭窄的天空布下阴霾，但而今的颓壁间却再也找不到一痕当日酣然的梦迹。没有了威赫御驾，不见了白头宫女，只有寂寞宫花依然在蒙尘的玉阶下自开自落；而从前的红泥香径上现在娓娓忙碌着的只是一队蚂蚁。很早就从书本上明白繁华如梦，知道认识间的荣枯兴衰自有人力难及的规律；但象现在这样直接地目睹一个寥落行宫，从中感悟人生穷达的无谓，大抵还是头回，当薄暮的紫气徐徐笼罩于小院空庭中时，蝙蝠仿佛从那些瓦当和石雕图案中挣扎出来开始静默的飞翔，其秘密的舞姿隐约传达出某种令人惊悚的感觉。在这流变的世界里，是什么东西是可以永恒留住的呢？腐草丛中升起的幻灭流萤，朽石砌里飘出的断续蛰吟，这一切应运而生的华灯弦诵，永远也无法贯穿全部的黑夜。正如在这些屋宇下一度春风的那些衮衮衣冠，云移星散之后，而今安在？连门外的惨绿湖波，也已记不起当年的惊鸿一过了。但我深知，尘世间将永不缺乏沉迷于此荣华富贵中的人们。“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留下的废墟足资后世人的凭吊。此夜，当我全身退出这所庭院时，我看见不远的高楼霓红依然闪耀。这个世界显得如此美好，却又是如此的热闹！湖上雁侣紫竹院里的一泓水陂，也不知道唤作甚名。在少水的北方，它也许该叫着什么海吧。水未见得清澈，却也绿得shen人,让你莫测高深。波面不算宽阔，但同样布下了竹桥荷港画舫石屿，显出尺幅千里之势。黄昏无聊，沿湖独步几乎例行。芳丛中太多红男绿女，视线往往只好随水东西。日间的游艇此时皆已收浆，湖面归于清平，且更趋于深沉了。于无声处，一沦沦微细的涟漪从眼前缓缓荡开，那一对大雁又温柔地划破向晚天空的倒影，默然恬淡地徜徉于绿波间。早些时，我一直以为这是谁家喂养的双鸭而不太经意。后来一位同事告诉我说：这是一对失群野雁，几年前打这城市路过，爱上了这亩水域，便落翅安居了。年年春季，雌雁孵雏，雄雁就守护在那小洲上，然而却总被人们夺走了弱雏。它们遂不作候鸟般的南北迁徙，而长年逡巡于此湖面上，寻觅着那些失散的孩子.自听了这哀伤的故事后，我便开始常常注意这对雁侣。它们寄寓于这片湖上，白日匿身于荷荫莲丛间，随黄昏一同出现，象两片暗淡的落叶无主地默行着。影随俪从，总是齐头并进，却无须任何言语。当我怀疑它们是否还能飞翔时，偶尔又看到它们蓦然跃出清波，轻松地翱翔在众生头顶。看起来它们已倦于漂泊，深埋了全部的忧伤，陶然于昔年风雨之征所结下的情缘里，息影在此都市一角，双飞双宿，超脱得如一对退出江湖的隐士。毫无疑问，它们情浓如初忠贞相守，，却绝不喧哗炫耀其深爱，只求不被外物打扰和破坏它们的栖息。当北返的雁阵自视野中歌唱着飞过时，它们目送着那些旧日伙伴远渡遥空，却毫无嫉羡心如止水；没有什么东西足以使它们放弃这种朝夕相守的平静生活，更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使它们停止对那些乱离失踪的孩子的思念和守侯。就这样，出没于湖上，满足于身边平凡的一泓水一方天空，在沉默中享受黄昏岁月。而最终，它们之中将有一只先去，而另一只则会坚守雁的传统，会永远停留在这冷漠的湖上，夜夜凄鸣，孤独地萎化于冰凉的水中。湖上雁侣使我想起一些有关雁的词语，似乎它们多充满了感伤气息。漂泊在异乡借一枝而暂栖者为雁户，辗转于风尘来去总无一定者为雁泊；见雁字而感岁时,念故人而托雁足；亲友长别音讯渺茫，则谓之雁逝鱼沉。似乎雁的一生就注定要在自我流放中，长大，又必将于孤独绝弃中终结。这与一些深怀乡愁而行径于大路上的天下客，其命运何相似乃尔！我打暮春的湖畔经过，回忆往往被这对雁侣带向晚烟迷朦的湖心深处。它们牵起我对一个故友的缅怀。使我在这些黄昏的无语邂逅中，幻觉出他乡重逢的短暂惊喜，以及残梦乍破的漫长惆怅。我想起在南方某个寥廓的湖边，也曾经历这样陌路订交一顾倾情的故事。而当日海滨的小别，却终至长隔灵壤的久违；徒剩一怀伤悼，无奈地艳羡着眼前这对风雨与共的雁侣。我深知它们有大欢乐而不言，只为比起万劫不复的岁月来，此种幸福又是何其短暂！一切都会随水而逝，青春爱情生命以至头上的天空；正由于此，我在每个黄昏的伫望，才充满了珍惜。民国屐痕一　　再过两天才是立春，此际的台北已经和风煦然了。宋朝词人周邦彦形容的——正单衣试酒，怅客里、光阴虚掷——仿佛正是眼前我的况味。确确乎是一袭青衫，我竟然就闯到了基隆河畔的忠烈祠。　　出发时还很晴好的天空，忽然间暮雨飘潇起来。我拄着一柄民国式样的弯把黑布长伞，穆然伫立于沾衣欲湿的细雨中；当我仰望大书“成仁、取义”的庄严牌坊时，台北冬季的雨，瞬间沁湿了眼底。这些海峡上空聚合的水分，似乎天然如泪一般咸苦。就这样噙着雨痕，我万里渡来，偏要参拜这一座久仰的祭坛了。　　台北忠烈祠是追祀为民国殉难忠臣烈士之祠庙，始建于1969年，由蒋公亲笔榜书。正殿及两边配殿层叠树立着密集的神位，有名有姓的享祭者凡49万余人。从黄花岗烈士到金门海战之逝者，以死亡的群像展示着民国百年的沥血之路。仅仅抗日战争八年，民国折损的将官竟达两百余名【而中共抗日牺牲的将官唯左权一人】。整个二战的盟军战场，可以肯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曾经付出过如此惨烈的代价。尤可哀者，更多百战生还的抗日将士，最终却死于内战烽火。至今他们没有得到大陆祖国和同胞应有的尊重，这个祠庙也仍旧是陆客观光团所要绕开的禁地。　　我独自凭吊在空旷的殿堂中，仿佛置身于漫无边际的坟地。那些早就在史书上熟悉的名字，渐次涌入回潮的眼眶；一个世纪的亡魂似乎仍然列阵于战火未尽的云天，在等待我这个晚辈前来追问和祭奠。　　我来到管理处【他们仍叫指挥部】查询我外祖父的信息。他们一番殷勤检索，最后总指挥亲自出来敬茶，愧疚地告诉我——有这个名字，但是没有籍贯没有死亡详情。为了表示歉意，他非要送我两幅照片，是每年春秋两次祭典的神圣仪式。最后，一个老者执意要在雨中送我出门，他无限感伤地说——近七百万人的死亡，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搜集齐全。　　外祖父于我，只是生命源头之一。他在我外婆之后，另娶新妇为他生育了两个儿子——论辈分血缘，算是家慈的异母弟弟，是我不知下落的舅舅。外祖被击毙于鄂西道上之后，他的一个旧部竟然带着他的长子【我该唤作大舅】，万里硝烟中辗转撤退到了台湾。这要怎样的古风高义，才能如此艰难地拯救同袍遗孤啊。而留在内地的小舅，则和他的母亲一起承担着匪属的待遇。我能从前辈族人那里获得的仅有信息便是——大舅成长为彼岛的高级军官，小舅沦落为此岸的下岗工人。因为吾母的原因，我们与他们素无联系，甚至不知道名字。　　看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就知道那一年是民国的劫数，是民族的报应；是海峡般宽阔的伤口，是我们至今难以超越的苦难，至今未能弥合改变的命运。　　二　　我还在垂髫之时便知道了“水深火热”的台湾，便会唱——要让太阳的光辉，照耀在台湾岛上。那时，台湾是恐惧和灾难的渊薮，是无数家庭因之被祸的疫区。而在我的青春时代，台湾忽然又成了纸醉金迷的宝窟，台胞台属台商成了政府巴结优抚的对象。从敌视国民党转移到敌视民进党，从要解放台湾人民到坚决反对台湾全民公决。我在时代的急剧演变中，永远跟不上政府对台的脚步。　　我一直以为，台湾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它就像我那也算同文同种的大舅一样，他的荣辱沉浮与我八不相干。两岸本质上就像各自分家立灶的兄弟，你穷的时候想去解放他，你富的时候想去收编他——这样的主意好是好，但当弟弟弱弱地问一句家长的位置能否由全体家人选举轮流坐时，你就不肯答应——于是这就成了统一祖国的真正问题。　　我自诩是爱国中年，爱到宁肯在祖国坐牢，也不去异邦避难。因为同意台湾是中国【非党国】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我也爱台湾。“中国”不是国号，只是华夏文化江山的一个泛称。两岸皆是中国，只是一个庙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庙号叫中华民国。前者刚过花甲，后者即届百岁。论年齿，后者是兄；论祖田，前者为大。后者视前者为窃国，前者视后者为割据。彼此时打时和，却依旧各奉各的正朔——这样的“一个中国”，算是二战结束后的一个特殊遗产，更是人类政治格局的最后一道奇观。　　我当然支持统一，至少人民自由出入无需经过海关。至于统一的条件，也很简单——重返重庆谈判。六十五年前，中共的开山祖师们开出的和平建国大纲，在我看来，仍旧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最佳条款。更何况其中的多数条款，至今依旧还写在各自的宪法上——比如出版言论自由等等，只是需要真正落实而已。彼岛已经完成从军政到宪政的历程，接受这些条款应该再不会像当年那么困难。此岸的接班人依旧扛着共产党的旗帜，理论上不应该背叛祖宗成法。如此则统一祖国何难？这样更无需各自再修几百万亡灵的忠烈祠，那才叫开万世之太平啊。可是，两岸的政党领袖们，究竟想要的是怎样的维稳和偏安，实在是天心难问。　　三　　就这样带着一本书，我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从中国的共和国走进了中国的民国。从桃园机场到台北腹心，感觉也就像从莆田到泉州，像从今天回到九十年代。山河人物，皆无异样；礼俗谈吐，俱如中原遗韵，无一处不显得名门正派字正腔圆。　　台北几乎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国际大都市的虚张格局，尽管它也有迪拜塔之前的亚洲第一高楼，但是它依旧显得十分古旧。街道很窄，巷陌密集，楼房多数不新不高更不珠光宝气。满街多是轻型摩托飞驰，几乎看不见警察，但是人车却能井然有序地尊重红绿灯。地面很老，看不见任何一点烟头垃圾痰迹，也没有带着袖箍的男女扫地或者罚款。这种古旧，像一个家道中落的老派贵族，低调而有教养地严守着规矩。即便是一领旧衣，穿出去依旧熨烫着折痕。　　入夜的台北仿佛才真正回到民国，有着书卷中曾经熟悉的那份娴静与繁华。独自徜徉于那些南洋建筑风格的骑楼之下，张望着悬满街头的霓虹繁体字，有着突然置身三十年代上海滩的幻觉。这是一种被历史打断过的炎黄贵气，现世的荣华中一点也不闹热，没有浮夸的措大嘴脸。似乎春明上河的市井就该有这样一份静好，十分的风流蕴藉却都又显得像国画中的金碧山水——美在那半吐半露之间。　　冬季到台北，看雨的多是断肠人。撑一把伞小驻檐下，看台北的女人鱼群般飘过，那是你对民国最初的惊艳。问路抑或搭讪，会邂逅没有张皇迟疑的微笑；那近似吴侬软语的国语，透着从容自重和良善。大陆人道听途说的多是槟榔妹，那也只是台南才有的乡韵。且人家的露背露脐还只为兜售新采的鲜果，而非推销你假想的俗艳。　　近乎古肆的街角，斜搭了一处玻璃房，宽仅容膝一般。橱窗上零落着一些手工挂件饰品，散发出唐宋明清一样的雅致。女主人独自在几上编织她的黄昏，我擅自入座旁观。结绳缀玉的古老技艺，复活在她的芊芊十指上。笑是莞尔的，清浅且清纯，全无主顾来也的强作欢颜。问罢，只是低声叹一句——工艺美院毕业的，哎，沦落街头了——那一声哎，似乎道尽了沧桑。听我口音，知是陆客，便多了几句讯问。然后我走，复低头缀网劳蛛。前人说：道心如恒，无送无迎。指的约略便是这样的淡定。　　奇迹是三天后我忽然接到宾馆总机的电话，说是有两位女子在大堂请我下去。讶然见到的竟然是她，手上拿着拙著说要签名。她说偶然听电台对我的访谈，辨出我就是那个薄暮的访客；好奇便买了我的书，遂读出了她的眼泪。然后便打听我的行止，竟然还能找见。之后她拿出精致的工艺盒，是她手刻的一方虎印，用精致的珠带连在一匹玉马上。她看书知道今年是我的本命年，说佩玉挂印可以驱邪魔。我知道那枚青玉价值不菲，却之又不恭，只好腆然收下。问罢芳名，原来竟然是本家姓氏。心底便认下了这个隔着海涯失散多年的妹妹，想象未来的两岸烽烟销尽之后，再喊她回家吃饭吧。　　四　　我是书商出身，参加过北京多次国际书展。在一个民间无权自由注册出版社的国度，其书展典礼却一定是富丽堂皇的。就像朝鲜的阅兵大典，其伟大庄严盛况肯定让世界侧目。每年的北京书展，哪怕去一个主管真理的常委，那通常都要清场警戒，驱逐走众多的读者观众，留下配合台词的群众演员。　　然而台北的国际书展，相形之下似乎确属寒碜。尽管开场大典每次皆由民国总统出席颁奖，那依然是没有鼓乐礼花，更没有整齐着装的孩子们献花致敬夹道歌舞。会场就设在展台中间，很小的开放式空间，只留下几十个贵宾座位，并不组织观众陪坐。开会前来了十来个便衣内卫安检，然后副总统萧万长先生就登场了【马英九先生出访在外】。起立和掌声都是礼节，行政院长出身的他自然不用讲稿，也不用一句一顿煞有介事地等待被掌声打断。祝贺、颁奖、照相，然后还自费买几本书走人，民国风习就这么简约有致。握着我这个所谓的第一个外省获奖者的手时，也不作秀托我问候大陆同胞；也许他知道就算托我了，我也没资格传达出去。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时代的台湾，执政者对大陆的亲疏态度，都可能引发蓝绿两系选民的非议。他们即便贵为领袖，却一样要向选民拜票。　　今年书展的主宾国是法国，他们也有文化部官员出席。也许因为他们国内没有异议作家，因此没有发生退席抗议风波。参展的有五十几个国家，大陆没有官方代表团赴展，但是也有一些我认识的编辑去商谈版权合作。大陆主流作家的书在台出版的并不少，此次被邀请赴台的，自然还有几位真正知名的大家。　　开幕式上我还邂逅了老朋友贝岭，这个去年惹起法兰克福书展退席风波的哥们，依旧长发披肩一身异服。由于这次没有大陆领导退席，于是我也不用抗议他的出现而拒绝领奖。然后我们纪念十年未见而合影，有记者拍下拿去发在了报上。此前我并不清楚祖国为何不许他回家吃饭，后来我才知道他参与发起了独立中文笔会。这个笔会显然被当局视为非法组织，也因此所有参与其事的朋友皆遭打压。我是一个极端的独行客，平生只论友道不守约束，于是无门无派只好单打独斗。但对所有反极权的江湖山头皆保持敬意，对所有的助纣为虐者皆坚持鄙夷。台北有高僧讲法曰——这个世界如果没有是非，那就一定会有报应。信哉此言。　　书展上有个最小的柜台，名为一人出版社。拙著也陈列在那，于是我和那个摊主小青年有了交流。他是80后的孩子，留学英国归来，不愿打工就去注册了个一人出版社。确确乎该社就他一人。自己买版权自己翻译自己设计，然后就交给中盘发行商。他对我的书商经验非常推崇，我说在大陆出书，我得先花两万元买书号。你就节约这笔费用也能赚钱，况乎你们还没有选题审查不批一说。　　对台湾青年来说，他们真难理解大陆为何不许个体注册出版社。因为台湾也有法律规定不许出版的书，谁违法出版了再去追究惩罚即可，何必事先取缔民间权利，更何须采行书刊审查制度。就像法律不能因为刀具可以杀人，就彻底取缔乡村铁匠铺一样。对这样的疑难杂症，我还确实没法向他解释清楚。因为即便在蒋介石的戒严时代，出版反书要坐牢，但是出版社你还是可以申办的。　　我接触好些位台湾青年，他们都羡慕大陆经济繁荣，也渴望进入大陆市场发展。关于台独话题，他们多以为可以认同一个大中国，看重同文同种的渊源。但是究竟怎样统一，这是他们开始关心的话题。我抽样调查——假设现在让你转变户籍，在大陆你可以拿到三倍于台湾的收入，你愿选择转变吗？他们摇头说——如果还有网络限制，那还是留在岛上吧。　　这是在民国长大的孩子，看来与共和国奶大的孩子思维确实不太一样。　　五　　中正纪念堂和国父纪念馆在同一条大街的两头，平衡着这座城市的风水。一般来说，大陆的官方考察团或公职人员，旅行团规定是不许去中正纪念堂的。即便那里已经被陈水扁改名为自由广场了，那也还是不能去拜谒，因为大堂上还是端坐着蒋公的铜像。但对于国父孙中山，那两岸皆还保持尊重。因为蒋与毛，本质上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这个发明了一党独裁、领袖独大的政治制度的革命家，他们都愿自认为是衣钵传人。　　中正纪念堂前的自由广场算是台北最大的公共空间，原来牌坊上的匾额是“大中至正”四个字。陈水扁时代为了去蒋化，换上了“自由广场”四字，于是所有的民间集会游行抗议之类活动，皆喜欢在这里举行。据说去年因为对政府救灾有看法，绿营组织了许多大学生在此静坐示威。马政府不以为忤，更不会调集军警坦克驱散。许多家长担心这些90后的孩子熬坏身体，纷纷前来在此埋锅造饭料理生活。结果气汹汹的集会渐变成假日野餐，大家玩闹够了还是自己收拾垃圾回去上课。　　群众集会学生罢课之类的事情，在民主社会就是个司空见惯的寻常琐事。下不暴力化，上不恐怖化，大家的意见透过媒体宣示出来，政府再去因应修订即可。只有我们这些在极权社会习惯了逆来顺受的类人孩，才会觉得对岸成天打打闹闹，仿佛一片乱局民不聊生似的，才会视民主为畏途；甚至才会喜滋滋地成天播放人家开会打架的镜头以为自家的赏心乐事。但凡稍有常识的皆应明白，人家开会扯皮皆由人家的媒体自由爆料；像此岸两会那种“一致通过”的成人游戏，才是人类真正的笑料。　　这两个纪念馆以及忠烈祠，皆有卫兵站岗。但是这些卫兵都只是定时表演换岗操典，全套正步玩枪的动作极具观赏性，是观光客的主要欣赏内容。在陈水扁执政时代，激进的绿营甚至去中正纪念堂内搞风筝展览，多数人觉得稍嫌过分，但也并不会引起厮杀。马英九上台后，也有蓝营群众主张恢复“大中至正”的题匾，但聪明的马府不想再度引起两营纷争，以换匾需要破费40万为由，谢绝了这些涉嫌意识形态化的建议。所有进去参观的人，皆不受安检，无需寄存任何行李，也可自由拍照。甚至可以故意去逗那些一脸严肃的机器人一般的卫兵，但是他们的训练使得他们绝对面无表情，这也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回想我们那些在毛公纪念堂排队的人，严格安检只许空手进出，被军警便衣高度警戒，就是这样还硬要热脸贴冷屁股，我们的人民那确实忠君忠得可爱。　　六　　我们这一代对真实台湾的最初了解，大抵多由文艺而来。从邓丽君的歌侯孝贤的电影，到郑愁予的诗白先勇的小说。是这样一些偷听盗版和传抄，使我们渐渐确知，在严密的高墙禁锢之外，在毫无人味的革命文艺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在享受着另外一种温软生活，在抒写着另外一些明心见性的文字。　　澎湖湾基隆港都是随歌声一起飘来的地名，忠孝东路淡水湾从吉他的弦上延伸到我们的视角。一个海外孤悬的小岛，从罗大佑到周杰伦，润物有声地浸透着此岸两代人枯燥的心灵。尽管今日之台湾电影，似乎远不如大陆贺岁片的卖座；但是重温侯孝贤那些散文电影，依旧会让那些擅长法西斯盛典的导演相形见绌。　　《恋恋风尘》是侯孝贤早期的叙事，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男女，打小并不自觉于所谓的爱情。后来一起去城市打工，女孩的妈托付阿远，“你要好好照顾阿云，不要让她变坏了，以后，好坏都是你的人”。——听着就温润的嘱托啊。阿远应征入伍了，阿云送给阿远的礼物是一千零九十六个写好自己地址姓名并贴好邮票的信封。结果是阿远退伍之前，阿云和天天送信的邮差结婚了。看这个电影，我常常想起沈从文的小说《阿金》，一样不可捉摸的命运，透出悲凉的黑色幽默。　　电影的外景选在基隆山下的小镇——九份；也因为这个电影，使这个寂寞无名的矿区，成为了今日台北郊野的旅游胜地。这是大陆旅游团不会光顾的地方，我决定去这一陌生所在，是因为陪我去的，竟然就是电影的男主角阿远的扮演者王晶文。　　晶文兄应与我同代，岁在中龄却依旧如当年剧中人一般纯净腼腆，不似我一般顽劣。一个当年的明星，重返他使之扬名的古镇，却丝毫没有一点我们所习见的张扬。说话轻言细语，低调得生怕惊动了那个曲折深巷。在那早已废弃的乡村影院断墙上，依旧悬挂着多年前那幅《恋恋风尘》的著名广告——他扛着一袋米挽着阿云行走在矿山的铁轨上。但是已经没有人还能认出，他就是那个不知将被命运之轨带向何方的青年了。看着曾经的俪影，他低语说那个演阿云的姑娘，后来去了海外。　　我很好奇于他这个当年电影科班出身且早早成名的男人，怎么不再继续活跃于影视的名利场上。他说我就像那个男主角一样，演完电影就去金门岛服役了——这是当年台湾每个大学生都要完成的一段使命。他在金门，爱上了运动和写作，于是成为了今天大报的体育记者，成为了一个远离镜头灯光的自行车漫游人。　　九份是日据时代的一个废弃的金矿开采区，至今仍保留着浓郁的殖民特色。沿山蜿蜒的小街，俯瞰着海市蜃楼一般的基隆港。家家门脸都在经营着各色点心和特产，一样的喧哗却有着迥异于内地古镇的干净。我们去一个挂着《恋恋风尘》景点招牌的茶肆吃茶，古旧的桌椅恬静的茶娘，木炭火上温着的陶壶咕噜着怀旧的氤氲。茶具和茶汤都那么好，只许一个好字似乎其他皆难以形容。　　没有人还能认出这就是当日少年，我们在两岸各自老去；我们隔着几十年的政治烽烟，艰难地走到一起温一壶中年的午后茶，像董桥所说那样沏几片乡愁，然后再迷失在海峡的茫茫之中。临别我说，我在云南的古镇茶肆，等你来骑车。我们多么渴望这是一个没有驱逐也不需签证的世界啊，我们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祖国的浪子，可以自由丈量自己的人生。　　七　　写作之外，我就像王朔笔下的人——一点正经没有。很多时候嬉皮笑脸，是我们在这个伪盛世的土地上的精神自慰。平生不爱正襟危坐的我，这次难免要面对一些媒体；很多大陆的亲友都为我提心吊胆，生怕出言不逊得罪自己的祖国，而遭逢冯正虎的待遇。　　台湾中广的胡忠信先生，是彼岛的文化名嘴。我们对坐在播音室打开话筒前，他善意地提醒我——他的节目对岸相关部门都是要收听的。我笑答没有关系，我对我的祖国没有恶意，即便尖牙利嘴，也无一不是为了投合当政者一再声称的民主口号。　　晚上在著名的鼎泰丰吃包子，前名记徐宗懋先生带着日本记者本田先生来作陪。二十年前的广场上，徐兄是前去采访的记者。那个著名的半夜，他的后背被流弹射穿，是那些善良的市民穿越火线，用板车拖着他狂奔医院，如此才大难不死。那一刻陪在他身边的另一台湾记者是阿渡，他们记下了那个板儿爷的名字，这个北京人成了他们终身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