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京华厮混的我,久疏了故人,故乡也在望眼中迷离而稀薄。至于身经的故事,在一个杯弓蛇影的时代,只能悄悄地刨土埋存。楚人闻一多的诗句谓——有一句话说出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我想那时首善之区的酒色灯影,正渐次漂淡着我的恩仇。一个打小便奢望文章立命的男人,被青春革命的洪流所裹挟,几番载沉载浮之后,在一个宪法号称出版自由的国度,却可能要以一个“不法书商”的身份终结余年——这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显得荒诞而悲剧。出山又二十余年,上半截心脑埋在故土,下半截身子飘荡在异乡;每每半夜酒阑,我像传说中的某个厉鬼,要对广场的华灯在心底高喊——还我头来。一转眼惊青鬓雪,再回头俟黄河清。转顾半生来路,学殖荒疏而马齿徒增,如何敢面对那一方日渐沦陷的故土啊;那些失散的亲友故人,那些漫漶风化的人间故事,都在暗夜里鞭策我几近麻木的神经。于是,终于在零六年的国殇日,我决绝地挥别了京门。垂老投荒,原只为心中还耿耿然竖着一支狼毫斗笔,那上面浓濡着的陈年血泪已然如漆。世道往还,该轮到我们这一代泼墨大书了。否则,历史还将被他们再度奸淫且举国旁观而默默。四为了还债,终于完成了第一个散文集《江上的母亲》。大陆祖国听惯了广场上整齐划一“首长好”的欢声,自然难以容纳人民之一的悲语;好在台湾祖国还肯倾听同胞的呻吟,于是才有了平生初选的这一部拙著。同一个祖国,因为分居于各地,人民的权利便相隔云泥。香港祖国的出版家,深知内地出版的艰难,为了让更多的朋友读到我的故乡,又再度编次了我的选集。原本叫《尘世挽歌》的这个册子,增添之后更名为《拍剑东来还旧仇》——书名来自于我多年前的旧诗——两袖清尘一枕愁,飘零身世等浮沤。白头休废名山事,拍剑东来还旧仇。现在这个港版已经赶在十一前上市了,算是我对这个党国花甲大寿的一份芹献吧。成语中的野人献芹,似乎确能暗合我此刻的不合时宜。写完了母亲之后,我便开始写父亲。父亲这个遭遇毁家灭门之痛的巴人之后,却成了共军土改剿匪的英雄——这在我的年轻时代看来,确实有些匪夷所思。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饮恨加入的那个道门;却在最后时光的探监时对我说——理解了我的选择。而我,也在近年来对党史的寻幽索微里,理解了他当初的抉择。命运从来都是不由自主的,况乎身在江湖。在拙著《父亲的战争》里,我想极力反思的土改,所要追问的匪患匪源问题,结果都在有司的阉割下,变成了一支荒唐的主旋律。我担心父亲的亡灵在天上不肯瞑目,怕他骂我作践了这一堂好人物。于是,我不得不把剧本再次转变为小说,借以还原我的创作初衷和历史真相。就长篇来说,这是我的处女作。同样的故人故事和故乡,构成了我的叙事。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出于虚构,似乎又源于父亲的身世和故乡的种种传说,源于我们渐渐厘清的乡村史实。故而下笔有情,无论正邪敌我,我都把他们还原为人在写——这个世界原本只有人,敌人只是各种时代的政治定型而已。我们时代的文学,只有在进化到一视同仁的时候,似乎才具备了人性和神性。现在这部长篇也终于在大陆面世了,可惜由于受了剧本结构的影响,拙著在这里显得近乎通俗——不免沉陷于一些悬念冲突和对白之类的技艺。于纯正的文学而言,我实感汗颜。如果有心的读者仔细品味这些关于个体的悲剧和时代的厄运等等,也许还能谅解我的粗糙。在是非恩仇二十年的特殊年份,能够同时推出这样三本书作为祭奠,于我肯定是欣慰的。我相信我所有亲长的亡灵,还有漂浮在祖国上空的无数冤魂,都会为此而略感慰藉。虽然还未报人间已伏虎,但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泪飞顿作倾盆雨”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坚信,我才愿如此苟活于斯颓世。迅翁当年写完一部书之后说——窗外是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我在生活,我还将生活下去。——这样的中年情志,我于现在,算是略能体悟了。这个世界多的是著作等身的人,几部微著的出炉,远不值得嚣张。之所以还要添足这样一个注脚,的确是要向读者诸君谢恩。说实话,没有这些年你们的鼓励奖掖,我真难有激情自说自话。迷失于这个时代的同道,往往只能拿文章当接头暗号;仿佛前生的密约,注定我们要在今世扺掌,然后一起创世,或者再次站成人墙,慷慨赴死。2010年6月22日味蕾上的乡愁(文/野夫) 所谓乡愁,对我而言,大多时候只是某种童年的味觉。 记忆中的那些口感,在被岁月发酵后往往形成经久回味的芳馥,于只身远游的路上,时时诱发你“不如归去”的念头。 我已经走遍了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地方。当对未知事物的尝鲜渴望渐渐餍足之时,我知道我的青春业已耗散在穿州过府的五味百感中;这时,乡愁开始从舌尖上漫漶而来,在枯涩得近乎麻木的味蕾上绽放出怀乡的忧郁──我知道,我于此际开始衰老。而一根老了的舌头,则会像蛇信般搜索回山的路径,它似乎比身体还更需要故乡的饲养。如果不能找到孩提时的食单,也许就会枯叶般迅即陨落。 我所成长的时代仿佛正是这个国家的漫长荒年。那是在迹近穷壤的鄂西南边地,一个土苗汉侗杂居的小镇。原乡民在遥远的古代,大抵曾经被唤作“武陵源中人”,抑或在书卷里有过鲜衣美食;但在我断奶之后,体味到这个世界的却是粗食杂粮──在那个年代,山胞们多无主食和配肴之分,而菜谱一说,则肯定奢侈得闻所未闻。 比如土豆红薯这些分属菜蔬的作物,那时多是平民人家活命的晚餐;而一碗汤面,往往竟然成了重情讲礼门弟待客下饭的主菜。尽管如此困顿,但依旧有许多当时或者用以度荒果腹的野菜,居然装点了我们的简单生活,并构成我的童年味觉,成为今日乡思中津津有味的美食。 我怀念故乡的食物首推由“蕨”衍生的几道村肴。 其一曰凉粉。这几乎是父母在夏天的最高奖赏──给五分钱,去街上买一碗,绝对在半秒间吸溜得一干二净。这是用山中的蕨根捣粉搅糊后用漏瓢制成的粉条,然后用自制泡菜的酸水加上辣椒粉勾兑即可食用。这种凉粉色近褐黑,需以凉水洞的山泉浸泡,但最关键的是泡菜水中必须有花椒叶,这是区别地道与否的秘方所在。 其二曰蕨苔。也即蕨长出地面的那部分,约尺许,色青红,不蔓不枝,头卷曲如问号。现在收购出口的薇菜,即是将蕨苔采来掸水晒干后的成品。这样的干菜虽然富营养,但并不好吃。我所怀念的则是新鲜的蕨苔,剖开有滑腻粘稠的汁液,食前需要先用水稍煮一煮,再捞出炒酢海椒面和腊肉。掸水乃必要工序,可以去其涩,之后则口感好极了。 其三曰蕨粑。原材料也即蕨根粉,在搅糊时兑以剩饭,凝结晒干,食用时切片炒肉;肉最好是乡民放养的山猪,用柏树枝加核桃壳熏制的陈年火腿,兼及肥瘦。当然,这道菜一般只在逢年过节的席面上才会搬上。 蕨,原是山野间的一种寻常植物,但早在商周时代,就已进入中国人的食谱,其学名谓之“薇”──它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文学史。商遗民伯夷叔齐兄弟,“义不食周粟”,躲进首阳山中,靠的就是“采薇”而食。之后的诗人呼喊着“采薇采薇胡不归”且“长歌怀采薇”时,表达的已经不再是灾年里的口腹之念,而是一种隐逸的悬想和对当朝者的不合作立场。也许正是因为有“蕨”在漫山遍野的卑微存在,才使得代复一代的读书人还能勉强残留一点决绝的风骨,在饥饿的肚肠和空虚的精神之中找到最后的依赖。 多数人在荣辱沉浮的命途中,都会忠实于童年的味觉──这是一种构成出身的元素,同时还可能是一种人生的底色和立场。毛泽东位及九五之尊,万变不离的还是红烧肉和辣椒,一种乡村小地主家的食品趣味,大抵也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而晋朝时的大官人张翰,则可以在秋风起时,因为想念故乡的鲈脍莼羹,自谓“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然后挂冠归去。许多年以来,我像米兰?昆德拉所说那样──从一个酒杯走向下一个酒杯──似乎已经尝遍了生活食色。贫困童年时垫下的野蕨村蔬,仿佛一直耿耿于怀未能被尘世的珍肴所消化,且固执地在我飘浮失重之际,提醒着我的味觉。也许正是那些古老的养分,一直支撑着我的身心,使我在怀乡的饥饿时分,要不断地反刍这些隔年的粮食。我们都在各自的废墟上生活——关于编剧种种兼答远方朋友及读者一夜雨苍山下,中秋初度就显出了几丝薄寒。整个国家似乎也在一场盛大虚荣的华筵之后,准备阔步迈入它的冬天了。诗人曾经说——严寒封锁着中国。我在年来的朋辈遭际中,隐约分享到了这一预言中的阴冷。实话说,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地方生存,如果你无意投靠,且不欲自我放逐他国,再加上你还要路见不平心中耿耿,那确实居大不易。我们都是人子,即便心底崇敬圣徒的襟怀,但生活却需面对庸常的饮食起居。精神的锁链也许不难打碎,物质的绳扣却往往深勒肩头。多数的民间思想者和体制外写作者皆有体验——没有经济的独立不倚,完成人格的独立实难。因此,我们要想遵从自己心灵方向的生活,要想不看上司脸色和组织嘴脸的活着,并且去争夺人的应有空间和权利,我们就得在这个世界学会一门求生的手艺。一个写作者,哪怕确实自命或多或少地在担负启蒙,本质上仍旧有别于传教士——他不能像迅翁所讥刺的“吃教”者那样生活,更不能像某些国父或先烈那样靠“吃革命”而发达而封妻荫子。启蒙与挑战是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期许,是苦行于荆途的自我担当,故而无意索求信众的供养。他所能做的,只是尽量在夹缝中无依无靠地努力;在不义不公的社会里尽量减免屈辱地生存。因为他自信人类终将拨乱反正,并渴望躬与这场伟大而悲烈的征战,于是我们不能要求他鲁连蹈海。我常常对一些同道说——义不食周粟的人,必须学会南山采薇。除非我们主张所有不附逆为恶的人都饿死。二所谓编剧,在今日中国,本质上就是一个手艺人,而且还是一个必须面对强暴和轮奸的匠人。在古希腊时代,编剧是伟大的职业,是代神立言的教化者和惩恶扬善的预言家。即便在文字狱深锁的清代,编剧作为民间写作的主力军,仍旧还能遵从天理良知,自由创作那些讽喻浊世奸邪的伟大作品。《桃花扇》之所以于康熙时代还能鞭笞那些趋炎附势的变节贰臣,乃因伟大的戏剧传统和民间自由表达的权利尚未被完全阉割。所谓异族入主的朝野,犹能为文艺和民间稍留一步说话和娱乐的空间。在没有现代传媒手段的中外古代,戏剧都是敦风易俗传承道德伦理的重要平台。也因此,卢梭曾经说【大意】——城市的升华有赖于戏剧,而堕落的市民却耽溺于情趣卑下的小说。然而到了这个奇怪的时代,戏剧伴随着整个民族的理想、操守、人格和审美情趣一起彻底堕落,多数编剧也在劫难逃地变身为革命宫廷的无耻优孟词臣。由于民间戏剧舞台以及大众传媒平台全部被独裁官方垄断,底线略存的编剧要么搁笔,要么为了生计稻粱,而沦为卖艺糊口的匠人。因为工匠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他需要凭借手艺养家活口,于是他不得不和恶世妥协——只要不逼迫他写建国大业之类的东东,在夹缝中打情骂俏夹带一点私货——这样的生存策略,我自以为可以原谅。因为在今日,不是编剧敢不敢写的问题,而是写完能否进入大众视野的问题。当一切渠道都被控制的时候,编剧形同草芥,是可以任人宰割的。在所有的写作者之中,今天的编剧更为可悲的是,组织上深知戏剧对大众的影响胜于小说诗歌之类创作,因此特别加强对此的监管。每年因审查不过被毙掉的剧本甚至成片,要多达成百上千,而为此损失的投资更高达百亿。那么为了田地里的微薄收成,为了可怜的民间资本不被冷酷的组织一言尽废,多数编剧只好被制片人、导演、广电局层层阉割,只好忍辱负重地去尽量遵守他们那些万恶的规定。三当然,有政治道德洁癖的人会说——你既然如此恶心这一职业,那你何不从良呢?这个世界连擦皮鞋都可以活命,你何必贪图安逸而曲意接受你所蔑视的创作管制?我得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原本只有一碗饭是最适合他吃的,并非每一个碗他都能端得起。那些很快找到这个碗的人,就是所谓的幸运儿。那些终身辗转朝不保夕的人,便是还没找到那个适合他的碗的人。固然,我可以擦皮鞋生活,但我更愿意做我自己的寄生虫。我有道德洁癖,但还远没有高洁到巢父许由那样——宁肯力田自食也不文章养命的地步。我们多数人都还是风尘俗人,都还奢望能尽量凭手艺让自己过得略好一些。在一个普遍没有人权和自由的国度,即便是擦皮鞋,一样要被城管欺侮,一样要仰人鼻息。文章虽难觉天下,但多少还可以力争一点自己的表达权利。就算是《建国大业》这样的玩意,编剧也还能塞进这样的台词——不反腐败就要亡国,反腐败就要亡党——虽说是强加在老蒋父子头上,但谁不明白这是指桑骂槐啊。就是这样一条前几年才流行的民间段子,能被借用于这样一个电影,诸君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的主创和主审都是傻子;事实上,可能大家都在利用最小的空间,向大众在传达一点内心的愤怒和鄙视。至于我曾经想要完成的地震电影《废墟》,事实上这是一个要被国家极力遮蔽的话题。就故事梗概来说,读者自然可以指责其中的圆滑世故——想要规避审查的技术而已。问题是不这样触及废墟这一悲哀的块垒,不去探查废墟边上那些绝望的人生,悲剧就仿佛从未发生一样吗?完美主义者会要求——应该写一部直刺现实黑暗揭露真相的地震片子。可是你会买吗?你能拍吗?你可以播出吗?更何况真实的灾区,也远非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的黑白正邪之冲突。真正的文学,在于确能揭示现实社会的各种复杂人性,而不是简单的政治归类。我倒是也想以艾未未或者谭作人为原型,写一个好莱坞式的揭黑大片,可是那得等专制结束之日。我们谁都不是圣人英雄,完全不见事功的劳务,我无意枉抛心力了。最后我想说,这个国家就是个巨大的废墟。几千年来稍有价值的东西皆被摧毁,人心中残存的正义和天良皆近崩溃。我们唯有互相低语鼓励,互相坚持如迅翁所谓的“韧性地战斗”,我们或可给孩子们扫清废墟,重建一个什么也不扼杀的世界。2009年10月9日无所在的故事(2011-03-29 23:00:29)一早上起来一弯腰,忽然像被高手点穴一般,定住了,腰间巨疼,身体顿时僵在那里。慢慢移步躺下,浑身冷汗,我知道椎间盘终于出事了。这几乎是多数坐着劳动者的必然下场。咨询医界的朋友,处方唯一,那便是睡硬板静养。将身段放平,无所事事,这原本是多数人的惬意梦想。于我,即便内心衰朽,但假设如此早早就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其生命之无意义,则与故乡之停尸何异?我算是喜欢在路上的人,每年几万公里的行程,疲惫之余的兴奋,仿佛生命随里程而得到延展。我曾经在电视中看见那些北极熊的晃晃悠悠,漫无目的显得百无聊赖,却在突然的遭遇中厮杀或者享受——我似乎羡慕这样的生与活。我在诗中这样诠释它们:白熊行走在雪原上为饥饿所驱逐 愤怒地行动沉默如冬眠的河流大地啊遗忘伤痛的季节熊群却难以入梦跟随风跟随落叶的方向踏上寻找粮食的路熊群在冬天格外醒目远离家园的游荡所到之处荒凉如夭折的爱情熊似乎是少有的可以冬眠的肉食者,它们在季节里休息。而我却病态一般被道路所诱惑,当其他器官都开始厌倦这样的游历时,最后发现只有脚掌,还是自己患难与共的忠诚兄弟。垮掉派的前驱克鲁亚克描述过他们那一代《在路上》的心灵历险和成长。显然,沉迷于途中生涯的非我仅有。中国的往圣前贤,多数也是喜欢出游的人;孔孟墨老的背影,大抵都能在列国的黄尘中绰约遥望。问题是——出行,何以具有如此的诱惑呢?二十年前买过一个法国的版权,花钱翻译了,最后却没出版。作者是谁也忘了,书名被那个在乌干达监工的工程师译为《无所在》,因为怪异,便记住了一些片段内容。作者大意是说——人的存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状态。一种是“有所在”,一种是“无所在”。所谓有所在,就是指在一些规定的房屋、区域和路线上的生存。而无所在,便是那些走出固定格局的状态。包含从私人领域翻越到公共空间,比如大地、道路,乃至车站码头,都是典型的“无所在”现场。有所在给人提供安全感,暗示宿命;无所在则予人以无限想象和诱惑——作者认为,人类美好的经典的故事,多数发生在无所在的状态下。也因此,人类的常态是有所在,但个体的内心却往往暗怀渴望,时不时地憧憬着无所在的生活。无所在似乎没有保障,但却能遭遇无数个意外;这些意外所构成的惊奇体验,仿佛你在参与上帝这个魔术师衣袖中抖出的神秘。如果一个人每天从家里走向单位,再从菜场走回家里——这种日复一日的“有所在”,注定其生命安然而寡味。最近的一次还山,老同学聚会竟然见到了三十年前的校花女生,虽然略显憔悴,但风韵依然。问起来,惊讶地知道,她自从毕业分到那个中学,一直教元素周期表教到了今天——这是唯一没有变动过单位的同学,她像她教案中的元素一样,自从出现就这样被固定在那个表里了。也因为这样,这个当年最时髦的女生,现在依旧单纯如处子;几乎完全不知道她校园外的世界,已经经历了三十年最激荡的变局。三通常的理解,乞丐是因为贫困而走向他乡。但事实上,肯定有很多丐者是出于迷恋漫游。他们像托钵的行脚僧一样,冲州过府,恣意尽情地体验着尘世的善恶。即便他们在故乡早已可以安身立命,他们还是忍不住要筚路褴褛;其中的美感和享受,肯定不足与源外人道也。我曾经在云南某地,参加过纯粹民间的“花子节”——也就是传说中一年一度的丐帮大会。这是来之久远的一个民俗节日,半隐秘地在春天汇集。当地政府对此至少是有些厌恶的,因为突然出现的庞大乞者群,似乎在昭示社会贫穷与不公。当然,历朝历代要想彻底取缔把乞讨当事业追求的人群,也确实很难。廊庙有廊庙的法则,江湖也有江湖的道行。大家两不相干,也就臻于和谐了。花子节的叫花子们,在那一天像收到“绿林箭”的游侠,从三山五岳呼啸而来,整齐有序地排成直线坐卧于街心。街虽是那种背街,却很漫长,乌烟瘴气之中忽然冒出这样一干奇形怪状的队伍,场面确实壮观且令人惊吓。这是我们在寻常岁月里难以注意的人群,很多形貌怪异闻所未闻。他们平时也许深藏不露,自卑而隐蔽地存在着。这一天他们啸聚了,仿佛野百合也有春天。关键是他们在这一天的乞讨,几乎是为追索一种失传已久的仪式——他们每个人面前放一个盆筐之类,等着那无数行香祭祖的农民,来给每一个篮子里施舍一把米。对,就是一把米;我的故乡一直把乞丐就叫“讨米的”,对粮食的渴望,应该是丐帮最初的动机和纪律。至于今天城里那些只要现金的乞丐,那基本就是欺师灭祖之后的变种。廊庙失去了法度,江湖也跟着乱了规矩。只有在这些边远的民族地区,民间还残存着一些道统,在一些世道人心上,显出一点古风犹存的样子。当然,也因为我的无所在的生活,得以撞见这个世界的一些隐秘之美。四《无所在》的作者大概这样说过——当你走出家门来到街道时,故事就要开始了。也许你会在街角无意撞上一个人,或者踩住一道裙边,一声道歉,你们彼此认识了、、、、、、剩下的就是无数经典电影的回放。在古代,侠是需要游的,所以叫游侠子弟。即便没有学成什么武艺,那也要寻访江湖,非如此不足以磨练身手。在乐府诗歌中,这样的人群被情人怨妇们嗔骂为荡子;传到东土之后叫浪人。书生诗人即便不为赶考,在史书上也是到处晃荡,到处找陌生人喝酒聊天。我少年时一直想不清楚,李白那样不务正业的盲流,其酒钱何处觅得?访道或者游仙,真的可以成为生命的永恒诱惑吗?但是现实的大地中,确实不乏永远的漫游者。一个木偶的奇遇,几乎从童年开始唤起我们的向往——假设生命没有奇遇,没有镜花缘一般的梦境提供诱惑,那我们最后所交割的生命,该是怎样的坐尸睡肉啊。在《廊桥遗梦》中,一个叫着金凯的男人,像骑着彗星来到那个乡村桥头,而那里刚好伫立着一个偶尔走出“有所在”的女人。这个一生都几乎安于有所在的人,被这个无所在的男人在早晨邂逅,之后便照亮了她的黄昏。她甚至试图翻越她那个“有所在”的栏杆,撞进他无所在的旅程。即便最终她收回了她的裙边,而那个无所在的男人依旧在孤独的萨克斯中被回忆和念想。无所在不承诺现世安稳,却赋予了今生意义;使今生在最无聊的时代,看上去还能缀上一点超越凡尘的花边。2010年6月30日流放的书斋向例,读书人视书如拱璧,都需要一点空间来将之列为清供,这就构成了所谓书斋。日夕徜徉其间,即使换不来传说中的黄金屋或颜如玉之类,也雅兴不减,算是身有所归吧。我之忝为读书人,半生以来,却往往在江湖中走动的日子居多。虽也曾积得上万册并非善本珍籍的图书,然而真正聚首的日子甚少。萍身无定,书也就象家一样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了。不过,只要曾经勾留过一段岁月的地方,营造一个书斋聊以栖心,这是不能阙如的。这样,随着我的浪迹,也就有了这么一串书斋;它象某种特殊的符号,句逗着我的浮生。不计书的多寡,也无论斋的雅俗,这些时筑时弃的空巢,作为一个个时间和空间中的座际,在转顾之中,发现它们依然贮满了值得频频温习的记忆。似乎燕去而楼犹未空,每一丝阳光和蛛网都还牵连着今天。我在一些暗夜中醒来,竟不免为那些客留过我之游魂的屋舍而伤悼不已。一、寻幽轩一九八一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利川县教委所属教研室。单位在城北一条僻道上,一围花墙自成院落,隔断了周边的巷陌。小院不大,却植有几棵树,还辟了两份菜畦。另外的草地上则树着石桌石几,点缀着一些寻常见惯的无名花草。墙外则是一溜高大的悬铃木,竟使得这小小院子显得绿荫蓊郁。就这么一幢两层楼的砖屋,既办公又住人,十余个教研员出入其中,已觉得人口稠密。我知道实在没有空房,便对主任说,把那个楼梯间给我吧。主任有些为难,因为那实在是堆放杂物之所,他怕委屈了我。我说我就喜欢这种阴暗角落,便自个清理其中就搬了进去。该房确在楼梯下进门,屋顶即楼梯转角处。一般的建筑这样的位置都是用来做厕所的。房仅五平米左右,刚好容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书柜和一把藤椅。有这些陈设,对我而言,也足够了。好在还有一扇窗,可以透些光进来。但窗户是不能推开的,因为外面是厕所且是进女厕所的必经之道。气味不论,为了免瓜田李下之嫌,便装了花玻璃并钉死了,显出君子自重的姿态。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天地,果然便有了当家作主的得意。被子不叠,垃圾乱扔,就没有被人数落的不快。每次自外归来,竟有久别重逢的欣喜。唯一的不足就是朋友来访,站在院中呐喊,只听得我在洞中唱喏唤进去,却总是不得其门而入。好歹要出门去迎,门又太矮,进出都得俯仰一番,显得有些麻烦。但我已知足了。那阵子,刚从激扬文字的学生徒然变成自食其力的小职员,每天要按部就班去研究语文教材,隐约就生出了许多颓废。每日价到楼上点卯归来,便自个掩门读书,或抽一地烟头,弄得一屋里乌烟瘴气。看久了案头上那面空墙,觉得是荒疏和苍白,便去求对面离休的简笠先生写一幅字。这自然有些附庸风雅,但年轻的心灵是需要自己弄些东西来点缀的。简先生用他那苍老的书法写了一幅《陋室铭》给我,其勉励之意是明白的。我便裱之作了中堂。隐隐记得还自撰了一联自书补壁,说什么“得偏安一隅斯亦足矣,能苟全数年它何求焉”。这仍旧是故作超然的话,简先生看了便摇头不语。其时,在骨子里原是雄心未退的,也颇能埋首于小屋中读书写诗;当然,也热衷于去坊肆间使酒买醉。微醺返邸,便喜欢铺开纸笔作苦吟状;偶尔也能搜得一句半联的警语,便独自激赏不已,在斗室中做手舞足蹈状。有了书斋,人似乎也添了一点书卷气,便不能没有斋号。经过一番切磋后,遂用“寻幽轩”三字来题了蜗居。“寻幽”一语出自李义山的诗“寻幽殊无极,得句总堪夸”。另外一层含义便是前述的朋友来访的状态。就这样,我拥有了生平第一个书斋,并为此乐也陶陶。那两年,小城尚很寂寞,时相过从的友人也不多。一大帮哥们尚在异地求学,所以书斋尚不嫌小,偶有“徐孺下陈蕃之榻”的时候,也很容易就在那一床一几间坐卧清谈,仿佛海阔天空一般。日子在幽静的平淡中过得从容写意,无忧无虑,唯一的烦恼便是雨季的到来。由于该楼久已失修瓦顶渗水,楼梯也裂缝,雨从瓦洞中泻到楼道上,水渍又浸过那些裂痕再滴到我的床上。室小无地可以迁床,每次从梦中被那冰凉的手指所叩醒,只得搬一只脸盆到床上接雨。所幸其漏极规律,并不声东击西,都只在腰腹间发生,因而只需要侧身抱盆而眠,也并无大碍。其初原也不能习惯那金水迸鸣声,久之,便能分辨出积水深浅而高低不同的乐音了。渐渐还感到一些趣味,不为所扰,大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意思。唯一要提醒自己时刻注意的是,不得轻易翻身,否则便会沧海横流了。就这样,在深山小城的许多漫长雨季里,便战战兢兢地怀搂着这么一池涟漪,小心翼翼如一个哺乳的母亲,在或梦或醒的青春之夜中,谛听着这铜板铁琶的自然旋律,谛听着岁月跫音的渐行渐远。而今,病骨支离的不眠时分,才有些怀疑这最初的书巢有可能给了我风湿的纪念。但每当春雨秋霖重来之时,却仍旧能让我念起那在季节的沙漏中变得细微而遥远的寻幽轩。二、邻坟庵调动工作后,第二次拥有的书房是由办公室改建的。也就是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屋中再树一堵墙,隔成一室一厅,便象一个小单元的规模了。家当依旧那几件,增加的只是书。陡然搬到这样一套宽阔的屋里来,更显得家徒四壁了。访客渐多,没有不能容膝的理由相拒,无奈只好用木箱之类钉成几把交椅。而外间的厅也不能让它全然空着,便把单位的风琴二胡等乐器搬来堆了一层,得闲时胡乱弄出一串怪音,装出一副准艺术家的模样。屋在二楼,开门即见青山,那是本城人用于丧葬的地方,唤作关山。山并不矮,半腰以下密集地布满了坟墓和碑石。当地人犹未实行火葬,棺木都是由巨大的木块拼制而成,需要八个大汉方才能抬动的灵轿,埋进土里往往堆成一座堡垒。所以每天出门,抬眼便见那些凸起在山坡上的墓园,心里也觉有了块垒。就在该年深秋,我在这个世界感情最深的外祖母却逝去了。我陪着风水师在关山腰的一丛小松林边选好了佳城之址,亲营墓圹,痛苦地埋葬了外婆。这样,我每天便能望见外婆的所在,心头也始终砌着一方沉重的碑石。在一些晴朗的黄昏,一个人便从街上买来香火纸钱,默默地跪到外婆的坟前,静静地焚去;然后坐守到天黑才在四起的凉风中下山归去。而我卧室的窗下即是围墙,墙外是一户居民的后园。土家人有“庐墓”的习俗残存——就是要把先人的坟墓安置在家里,以便日夕相守。这家园中就有一座坟,没有碑碣,长满了野花闲草,似乎已荒殖了许久。倒是坟头的两棵杉树,就在我的窗边悄悄地成长;还有那些流水行云般过往的野鸟,也时来小歇倦羽,聒噪一番又飞去。我的床头和书桌就设在窗边,每一起身,就能俯视到窗下的坟。夜里睡觉,似乎也觉得就枕在人家的坟头上,心里不免也有些沉重。偶尔,也能看见一位佝偻老妪,去那坟上拔草,顺便捡走我弹出去的烟头纸屑,我便心生惭愧,再不敢往窗外乱扔物什了。那些时日,心情仍是灰钝的。在单位上显得不与人群,人也便幽灵一般了无生气。触目皆是墓地,全部生活仿佛就是徘徊在这样两座坟之间。街上可以走动的地方除了书肆就是酒馆,每月的饷银就全部献给了这两处。一些大雪飘风的夜晚,一个人读书倦乏了,便在腰间系一条绳索,拴一个瓷葫芦,端一只磁杯,去敲响邻近一个老妇人所开的酒店。老妇极好,总又单独生火为我炒一碟菜,灌上一壶酒水,再倚门目送我踩着咯吱作响的积雪归去。归来便把盛菜的磁杯煨在屋里的火盆上,任细微的木炭火把它烧得热气腾腾,独个儿把自己灌醉。醉后或痛哭或诵诗,扰得环邻不安。但大家见惯不怪,次日只含笑问声又醉了便不多言。渐渐地,屋里的书多了起来。那时书很便宜,每月似可买几十本,买来便堆在床上及时读罢,再捧上书架,隐约肚里的学问也添了些许。城里的老师每有不解的语文,便来我这里找书或询问,往往能让他们释疑而去,因之竟有了一点虚名。有了新的寒舍,便想额上新的名号。几番推敲,决定因地取材,命此书斋为“邻坟庵”。还写了一律给诗友阿三,中有一联为“以坟名室聊埋骨,撮土筑巢为友鸥。”诗依旧消沉,阿三却能深会此中意蕴,竟颇为赏此一联。自称“邻坟庵主”的我,那时除开写一些所谓朦胧诗之外,还喜欢象一个传统文人那样,保持一点琴棋书画诗词金石方面的雅好。字临泰山石刻金刚经,印摹渐派诸师。小城也许浩劫之后斯文凋敝哲人其萎,遂使我这个竖子浪得浮名。久之,城中人有红白喜事,便辗转托人来向我索写联语,竟有些联语被传抄而谬种流传开去。现在看来,邻坟庵时期的我,也许是最自在而发愤的一段岁月。其时,以大学校友为基本班底的一拨朋人,相议设立了一个诗社,取为“剥枣”。因建于八月,用《诗经》“八月剥枣”之典。社中同人皆性情中人,极重义气又都不乏文气,大学相继毕业后分散在各个乡村中学执教,显得穷愁潦倒,偏又愤世嫉俗。只有我在城里有这么一套单身公寓,大伙儿周末纷纷从各个乡村赶来雅集。多半是饮酒狂歌,微醉时便讨论读书方面的各种见识。这样一来,邻坟庵反而真地成了鬼市,仿佛时常聚会着一帮牛鬼蛇神在那儿高谈阔论,不免让周边社会为之侧目。剥枣社一直坚持了数年之久,当年的一批同仁现在人各天涯,沉浮不一,但提起邻坟庵,大伙仍不免怀念,那标志着我们共同的快乐时代。尤其对我而言,那种稳定的读书生活,发狂的写作,都是不复再有的了。在那以后,为了所谓前途,我走出了那个深山小城,结束了我那颇近中古风格的书斋生活。现在想来,竟有些不明所以的哀伤。事实上,那种市隐式的名士生活,率性恣意,平淡从容,高朋往返之间所曾拥有的愉悦和轻松,都是我最适应和向往的生存方式。然而,现在没有了,一切都似乎封存在一座坟墓里了。三、也是家时隔数年,一番乱离之后,客寓海南的记忆业已支离破碎,也许是人往往习惯于淡化那些伤心的故事,就象此际的我,南望天涯,空见暮霭沉沉,曾经块垒于胸的那些凹凸往事,只剩得一天星斗还依然如昨了。没有什么可以不被光阴抹平。在思路的废墟上,对那一年海客的回顾,似乎仅存一间斗室还贮藏着零星眷恋。1988年夏天,我作为海南建省后第一批引进的所谓人才,分到了该省会的公安局。这一安置的幽默效果,令我所有的故友都不免抚掌一笑。而我,别无选择,因为仅此一处可望得到一间单身宿舍。这在当时,算是最奢侈的愿望了。而实际上,那只是一户人家的附属房,包含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一个餐厅一个阳台,就是没有一间正房。多么荣耀啊,在那四季如夏的南方岛城,拥有这样一间可以随时冲浴的卫生间,以及那时刻招唤海风的阳台,我足以在那些流离失所的求职大军面前矜然自得了。然而,令人发愁的是这套接近完美的居室竟没有一个区域可以置放一张单人床,哪怕是折叠式的。最后,只能在那不足四平方的餐室铺上一层地板胶隔潮,然后席地而卧。就这样,面对高的天阔的海,我又有了这么个栖身的巢。房虽褊狭,却得天独厚;出门数十步便是南渡江的入海口。每到黄昏,往江边漫步而去,便可望见沧海落日的悲壮画面。而渔归的樯帆如林,泊满了江湾,仿佛打开了无数巨大的折扇。隔江即海甸岛,林木葱郁中掩映着一些旧式房屋,俨然还是渔村模样,并无特区洋场之状。海面上刮来徐徐轻风,吹面欲潮;而沿岸的椰树依旧静如处子,只那凤凰花热烈地摇曳着满枝烂红。夜凉时分,独自回到小室,冷水浴罢,即可裸裎打坐于地,或依一隅,乱翻几叶闲书。想到魏晋名士“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也不过如此,便不禁哑然失笑。南迁本为下海赶潮,原不曾想到在那天涯海角做一安分守己的读书人,故而未尝携书前往。到了其处,却发现凡能形成生意的事皆有捷足先登者,身着警服,反觉倍加寒碜。百无聊赖,仍只是躲进小楼,寒泉配食,自命书生了。遂一任旧习,关饷即往书肆,渐渐地又依墙砌起书城来。之后,内地的友人去得多了,小小斗室竟成了江湖游子的兴隆客栈。相识或不相识的多有慕名或转介而来借一枝栖者,念及同是天涯沦落之客,皆一并接纳,隐然有当年及时雨宋家庄之风。惜乎阮囊羞涩,无法做到樽中酒不空,然而水泡即食面,却不致有断顿之虞。大家乐得有此危巢,免了流寓街头,便戏称为“也是家”。想到人生逆旅,得心安处即是家之理,便借了这句戏言移作斋名。“也是家”中四壁萧然,别无长物,却偏多蟑螂壁虎。由于只能席地而卧,往往这些尤物便惊扰了许多客梦。不得已,大开杀戒,几至尸横遍野,渐渐算是肃清了“君侧”,可以高枕无忧地读书了。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大兴开发的喧嚣岛城中,人们无往不为商,开口即谈钱,是怎样容忍了我在那些台风海雨的呼啸之夜,去静心地读《夜航船》之类闲书的。当现在再重新翻阅其时在当地报纸上所开的“海客野语”专栏上那些闲文,自觉曾是怎样的不合适宜呀。然而在当时,确确乎是在那邻海小楼上,几卷书一壶酒,压住了心头多少浮躁,也淡化了多少浪迹天涯的朋友的客愁。那个著名的龙年的清明节,我曾只身独往岛中儋县的一个僻乡中,去凭吊东坡书院的遗迹。想到千年前那个流放的诗人,亦曾艰难地在此穷荒之地筑起一座书巢,交游野老,取火传薪,其乐也并不减于那些游宦神京的日子,便有了异代知己之感。书生命蹇,蓬转萍飘,原是自古而然的。但我知道,在那仆仆风尘中,在那一担行囊里,只要(也肯定)还携着几卷诗书,那么,无论怎样遥远而寂寞的驿程,也终不致于太过难堪了。然而,换个角度而论,一代一代行脚万里的文化人,最终却走不出他的书斋,也实不知是幸抑或不幸?未几便是惨案之后的辞职,我又不得不悄悄揖别“也是家”了。在那个夏日黄昏,我站在渐行渐远的海轮甲板上,回望南渡江口椰影丛中仍闪烁着灯光的小窗时,不禁怆然泣下。“也是家”终于也毁于一场时代的风暴了,而哪里又是我的家园呢?在那夜色浸黑的海面上,我隐约感到正立足于一片动荡龟裂且在塌陷的土地上,新的流放仿佛已经开始。四.握火亭80年代末年的记忆充满了乱离,其兵荒马乱的印象似乎接近龙应台笔下的1949年。我单人一骑关河千里地赶回鄂省时,到处传来的都是凶信。不是某某失踪,就是某某被捕,许多人为了避祸流亡在路上。那时多没有电话,投亲靠友也无需预约,黄昏的叩门声往往带给许多人惊惶。一些老友至今记得我当时的常态是——上衣袋里插一把牙刷,两手空空,兀然就来了;次日留下几件脏衣服,穿着主人的衣服就走了。那时,哥们之间,连短裤都是可以互换的。古人所说的“望门投止”,大抵就是这样的温暖和仓皇了。次年,侦骑渐稀,我不好意思再辗转于友人沙发,便在武昌的黄鹤古肆街首,租下了一个亭子间。这原本是鹤楼下的一条仿古商街,建在蛇山之麓,紧邻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抱冰堂。张之洞晚年自号抱冰老人,典出古语“冬常抱冰,夏还握火”,取的是其茹苦自励之意。我这间砖房楼下乃铺面不能住人,悬空吊了半层搁板,可以席地坐卧,起身几可触瓦。可以想象,在炎都江城,那确有握火之感。遂名此斋曰“握火亭”,也有附骥励志的自诩。阁楼铺上廉价地毯,起居待客都在其上了。每次还山,都要搬来积年的藏书,渐渐满地书墙可以坐拥;仿佛置身于时代狂飙的风眼之中,竟有一番意外的宁静。那时我的外出,常有尾巴跟随,时隐时现久了,我亦见惯不惊。且我门对的正是公园派出所,纷纭往来,他们似乎也视若无睹了。萧窗风雨之际,不免亦有独居者的惶恐。那时我的枕下,伴随着一柄藏刀。想起书剑飘零枕戈待旦的一些词来,便不免长夜苦笑。某夜捶门声急,却是熊红伉俪来访。他们怀抱一个婴儿惊疑道——你门前谁扔下一个孩子?我顿时疑惧,以为必有骗局陷阱。色变,抢过孩子端详,觉得面目姣好,慢慢竟看出哥们李斯的模样。待这丫大笑闪身出来,才知道他们合谋戏弄老夫。原在海口我处被捕的C君,因在监中病危而被保释,竟然辗转找到了我的阁楼。见面只是掩泣良久,然后告诉我掩护W君的肖远兄一干人等,现今羁押各处尚未判决的消息。我那时还侥幸地以为,我或者躲过此劫。孰料半年之后,我就与他们门当户对了。作为烟厂采购员身份的我,那时悠闲得近乎无聊。一群同事拿着一张晚报的征婚启事来和我打赌,说我要是能追到此主,可以输我一席大酒。我看那条件,确实不凡,争强好胜之心顿起,便修书一封让他们寄去。未久,得复函相约某日于汉口舞厅门前。窃喜,传告诸友。众皆潜随,我按约定办法手持诗刊傻等,果见一女高头大马而来。对上暗号,她不要我买票带我直入舞厅,门卫见之恭称大姐来了。我心下肃然。入座,经理又来献茶寒暄。之后我们彼此拿出证件验明正身,看是否如信中所言。我接过她那眼熟的印着国徽的派司,心底就凉了,翻开果然是市局某处的警员。她坦承接到上千情书,选择五个见面,我是其一。她是认真的,我却盘算着如何从这场赌局里抽身而逃。当夜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结束,我无奈被要走座机号之后便去吃哥们的大酒了,哪敢再续这场危险的游戏。几天后,她和另一女警突然敲响了“握火亭”的木门。我并未告诉她地址,惊疑询问,她笑曰——有你电话就够了。我调阅了你的资料,觉得你没有说假话;你这人还不错,带朋友顺路来看看你。我当下惊出一身冷汗,那阵子,可正是熊召政时常找我在密谋地下宣传的时候啊。我这玩笑可真是开大了,握火亭只怕要变成玩火亭了。当夜,俩着装女警借走了我的两本书,以便再来有借口。对面的派出所看着她们嘻嘻哈哈出门,也有些眉头深锁高深莫测了。之后,家父来住院,吾母移来小驻。再之后,我被密捕于大街上。而书,她们还没来得及还。我失踪之后三天,政保就去查抄了我的握火亭。老父老母面对着他们一生早已见惯的抄家和收缴,已经默然如木头。早在我辞职之后,他们似乎就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母亲在以后探监的时候对我说——她去为我算命了,先生说我不坐牢就会有血光之灾,还是坐牢好。——在一个人民无权免于恐惧的国家,坐牢反而成了避难的手段,真好。我所在的监狱,是可以遥看蛇山的。抄家之后不久,大姐就接走了父母,搬走了我残存的书籍杂物;又一个书斋就这样结束了。一个朋友后来来信说,我失踪之后,他曾经路过我的门前,他说“看见你的母亲在斜阳下磨刀,白发枯槁,似乎有泪水滴落在磨刀石上。我不忍去打扰她,便默默走了”。记得在狱中秋望寒山,我曾经填词怀念这个鹤楼下的短暂客居——小街画栋,记青琐邀月,当年曾住。红毯朱帘书四壁,高卧独听风雨。席地谈诗,拈花赌酒,斗室留佳侣。黄昏吹笛,有人尝识清趣。 倏尔鹤往云飞,曲犹未散,迁客无归路。瞩目青山秋色里,掩映旧时门户。灯火阑珊,笙歌飘渺,槛外空凝伫。凭篱惊问,百年身寄何处?那时在阁楼上,最爱来席地对卧的是李斯。这厮经常三更半夜和嫂子一言不合,便私奔来此,且奇怪地要和我酒后笛箫对奏。我们少年时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呆过的,乡下孩子胡乱会一点民乐也是常事。但手艺荒疏已久,这会再来深宵吹笛引鹤,确确乎太煞风景。派出所只有在此际,实在听怕了我们的“我爱北京天安门”,才会来拍门求饶。关于握火亭的故事,还有个结尾。我出狱之后,那个女警知道消息,又通过我的一个警界哥们找到了我,请我去吃麦当劳,并带回了当年借走的书籍。我抱歉地玩笑说,当年确实不是想打进敌人内部而接近你的,只是朋友们的一个赌局。她也豁达开朗,笑说——你被捕的消息很快震惊全局,当时是当大案庆贺嘉奖的。我知道你的详情后,也确实惊出一身冷汗。但我对你没有误解,曾经托办案同事关照。虽然救不了你,但请他们不虐待,也算是相识一场尽个心罢了。我现在已经是孩子的妈妈了,先生就是当初那五封信的主人之一。尘世间的际遇,于我算是略显一点奇特的。冥冥之中我和一些房屋的缘分,似乎始终难以久长。只有朋友和书,磕磕绊绊地总能伴随终生。虽然也会走丢一些,散佚一些,但留下的绝大多数,都是要白头偕老互送花圈的了。2010年4月29日香格里拉散记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日马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几个在那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去了。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要调研,下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梅里雪山藏民唤作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唯一未被人类征服的山。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二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路不平。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大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叫那里为万人坑。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三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三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呆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的前女友.我们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下午到飞来寺去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五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此地的民俗.四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明远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滑稽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抗议——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却要横遭唐突。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楂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