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9

過了段時間，馮亦代來我家過週末，吃罷晚飯，閒聊起來。他告訴父親：「傳言劉王立明的一個兒子，最近在邊境被捕。審訊時他交代說，有四個人要潛逃國外，他是先行探路的。但這四人究竟是誰，還不清楚。」馮亦代講這則消息，不過是當作社會傳聞、茶餘酒後的談資，說說而已。不想，父親聽後大驚，驟然悟出彭真講話的背景。馮亦代走後，父親對母親說：「劉王立明是努生的相好，再加上我和你，不剛好四人。如果中共是這樣來推斷的話，那一定懷疑我們有出國的企圖，難怪彭真要找我倆談話了。」事情沒有了下文，算是不了了之。但父親和羅隆基的內心，都更加明白：中共對他倆的印象是越來越壞了。這從民盟中央的每次學習會，胡愈之必罵章羅的行為中獲得印證。倆人的情緒很消沉。不過，他們也有喜悅歡欣之時，儘管它短得只有幾分種，卻刻骨銘心。「伯鈞，今晚我到你家，有個消息告訴你。」羅隆基在電話裡的口氣輕揚，連站在一邊的我，都聽見了。晚飯後不久，羅隆基來了──這是一個初春，父親還穿著藍色薄絲棉襖，而他已換上了淺駝色西裝。精心梳理的頭髮，整齊地披向腦後。神情含蓄的羅隆基，讓父親猜猜他帶來一條什麼樣的消息。父親說：「統戰部對我們有什麼新的處理？」他搖搖頭，說：「比這個重要。」「是不是周恩來找你談話？要你做些事。」他又搖頭，說：「比這個重要。」父親不猜了，帶著一種譏諷口氣，說：「當今的民主黨派，再沒有比中共的召見更重要的事了。」羅隆基說：「伯鈞，我倆上了大英百科全書啦！」父親霍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走來踱去，情緒很不平靜。他叫我回到自己的房間去，早點睡覺。當晚，他倆談得很久。第二天，父親精神很好，走到我的書房，先和我掰腕子玩。然後，對我說：「我想，有些事情現在可以跟你講一講了。」我說：「這和羅伯伯昨天帶來的消息有關嗎？」「是的。」父親讓我把他的小茶壺拿來，他似乎要認真地和我談談了。他說：「前兩年，爸爸還期待著摘帽子，現在戴不戴、摘不摘均無所謂。只是連累了你們。小愚，我向你鄭重宣佈──反右時的爸爸並沒有錯。兩院制一定會在中國實現。」說到這裡，父親的聲音很高，拳頭攥得緊緊的。父親看到我吃驚的表情，便盡量控制自己的激動，語調也放平緩，繼續說道：「這話現在聽起來很反動，你不必害怕，女兒，將來你就會曉得它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我提出國家體制改革，關鍵是從中央到地方的分權問題。因為從集權到分權，是社會發展的進步，任何國家都如此。努生欣賞西方的三權分立是分權，我說的兩院制實際也是分權。不管兩分、三分、四分，怎麼分都可以。總之，集權在當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今後國家的大政方針，還是黨內一決定，全民都擁護。我敢斷言，老毛繪製的共產主義美好理想永遠是藍圖，是幻想。昨天努生講，最新的大英百科全書已經上了中國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的條目。他們的基本解釋為：章伯鈞，羅隆基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下，要求實行民主政治。──這樣一個簡單的條目內容，讓爸爸激動徹夜，覺得自己一輩子從事愛國民主運動，能獲得這樣一個歸納，也很滿足了。爸爸能被歷史記上一筆，還要感謝老毛。要不是他搞反右，把我倆當作一、二號右派份子，我們始終不過是個內閣部長或黨派負責人罷了。」幾十年的光陰似雲煙一般飄散而去。果然，父親和羅隆基以未獲改正的右派身份，被歷史銘記。我始終且永遠為這個身份而自豪。（一九）六三年秋，我畢業了。由於家庭出身不好，政治表現不佳，被分配到西南邊陲。羅隆基說：「小愚。你走時，羅伯伯給你餞行。」父親聽罷，翹起大拇指稱讚道：「你能讓他請客，很不簡單。共產黨說我兩個是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聯盟。可是，他從來沒有請我吃過飯。」九月下旬，羅隆基興沖沖打來電話，說餞行的事已經辦妥，在和平賓館預定了西餐。那時的金魚胡同，多為庭院式的四合院，精緻又氣派，而和平賓館是那裡唯一的洋樓，西餐做得不錯。初秋的夜空，疏闊清朗。七時整，父母帶著我準時進了餐廳，身著灰色西服的羅隆基，已在那裡等候。他起身拉著我的手，一定讓我坐在他的旁邊。桌上的刀、叉、杯、盤在燈光下，熠熠發光。寒暄幾句之後，羅隆基說：「這裡的西餐很豐盛，一個人一份是吃不完的。所以，我已點了菜，訂的是三份。四個人吃，也是足夠的。」父親不吭聲，母親忙說：「可以，可以。」上菜的時候，我發現羅隆基點的，幾乎全是牛排、豬排一類。而且，哪裡是他所說的「一個人吃不完一份」？肚子尚未填飽，彬彬有禮的服務員即上前，輕聲問道：「飯後，要不要咖啡、紅茶、冰淇淋？」不等羅隆基開口，我搶先喊著：「要，要。我要雙份冰淇淋。」在飯桌上，羅隆基講了很多親熱的話：希望我常寫家信，信中毋忘對他的問候；希望我每年能回北京探望父母；希望我歸來時，身旁能有個如意郎君；希望能惦念著北京城裡一個孤苦伶仃的羅伯伯……原本，飲食聚會是件歡悅的事，經他這麼一說，變得慘兮慘兮。父親的話，就更少了。飯畢，我再三道謝。大家步出賓館，穿過有假山、水池點綴的中式花園。時近中秋，冷的月色和黃的路燈透過凌亂的葉片，把班駁的光影投灑在地面，晚風已分明帶著涼意。父親用車先送羅隆基回迺茲府。到了他家門口，羅隆基問父親：「要不要進來坐坐？」父母連連擺手。其實，我是很想進去的。羅隆基俯身汽車的窗口，對我說：「小愚，再見！羅伯伯祝你一路平安。」不想，月下的一聲再見，竟是訣別。回到家，父親讓廚師馬上給他煮一小鍋稀飯，說：「努生太小氣，我根本就沒有吃飽。」此後，外地工作的我給父親的寫信，在末尾從未忘記問候羅隆基。父親的覆信對他的情況，卻隻字不提。（一九）六四年，姐姐結婚，母親來信說，婚禮在家舉行，父親大宴賓客，請了以羅隆基為首的八個大右派。那日，羅隆基非常高興，席間談笑風生，還問起了遠在天邊的我。（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我在鄉下參加「社教」運動。一日，進縣城開會，在「社教」工作團團部的辦公桌上，放著剛到的《光明日報》。打開一看，發現刊登著這樣一條新聞：「全國政協委員羅隆基去世」。文字簡短，平淡如水。當夜，我回到茅草棚，流著眼淚給父親寫信，追問：我親愛的羅伯伯是怎樣地去世？父親沒有回復。（一九）六六年春節，因批評單位領導而人身已不自由的我，沒有向組織請假，跟人家借了八十元，偷偷買了張機票，悄悄溜回北京。父親高興得親自到機場去接，我坐進老別克車裡，便問：「爸爸，羅伯伯是怎麼死的？」父親不做聲，司機不做聲，警衛不做聲。車外是一片殘雪和雪後的嚴寒。第二天用過早飯。父親把我叫到他的臥室，對我說：「昨日，你剛從飛機下來，就打聽努生的情況。你要知道，現在的北京政治空氣很緊張。這些話題，都不宜在公開場合談論。現在，爸爸可以告訴你── 他是害心臟病突然去世的。據說，努生白天還給相好的女人打過電話，晚上又請別人吃飯，夜裡老病突然發作，想叫人來救助，伸手去按床頭的小鈴，只差半尺的距離，就斷了氣。『才如江海命如絲』，這句詩用在努生身上，是合適的。」我去過羅隆基的臥室，潔淨，有序，貴族氣息。我能想像出他臨終的樣子：掙扎，痛苦，死不瞑目。父親歎息良久，又道：「如有儀鳳在，努生當不死。」後更正，說： 「所幸儀鳳未嫁努生！」「爸爸，死後你去看了他嗎？」我這樣問父親。「或許因為我們是『聯盟』，也通知了我。我到迺茲府的時候，一切已被收拾得乾乾淨淨，也空空蕩蕩。我問民盟的人：『老羅寫的那些東西呢？』他們說：『組織上拿走了。』」「羅伯伯寫了什麼書？」「不，不是書，是日記。幾十年，老羅一向有記事的習慣。他留下的這些文字，讓統戰部的人看看也好。努生筆下，一定罵我不少，這起碼能叫他們知道章伯鈞和羅隆基到底有無聯盟？」父親說到這裡，不知為什麼臉上浮起一絲苦笑。母親還告訴我，羅隆基家中藏有一箱子女人寫給他的情書，裡面還有青絲發。這些屬於隱私的物品，也被拿走。反右時，民盟的人罵他是「一日不可無女人的流氓」，可他劃右以後，依然故我。那時，我不大能理解男人的這些事，便去問父親：「你說羅伯伯是流氓嗎？」「你要知道努生是獨身，他有權談情說愛。他的這種頗為浪漫的生活態度，與其說是品格沉淪，不如說是在壓抑、委瑣的現實中，唯一可以表現自己、表現活力的方式。當然，他也用這個方式擺脫精神孤獨。再說，交往的女友都知道羅隆基身邊還有其他女友的存在，但仍然願意保持交往。她們覺得老羅是有真感情的，不搞什麼欺騙。像與劉王立明的親密關係，就伴隨努生半輩子。所以，有人是流氓，但努生不是。」父親在說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口氣幾乎是惡狠狠的。當時我不知父親所講「有人是流氓」，指的是誰。不管別人怎麼罵他，官方怎麼說他，羅隆基的滔滔雄辯和喃喃情語，在我心中都是無比的美好和珍貴。英雄無後，天才無種。羅隆基無妻又無後，他的弟弟與侄子繼承了他的財產：拿走了他全部的字畫；賣了所有的青花瓷器；接手了數千元的現金；兌換了從前的美國朋友送他的六百元美鈔；大概他還留有極少量的黃金。叔侄倆把他的書籍捐給了民盟中央，獨獨甩下骨灰──羅隆基的骨灰，走了。（一九）八三年一個冬日的晚上，由羅隆基供養讀完大學學業的侄子來京出差，提著個大蛋糕探望母親。他喜洋洋美滋滋地地告訴母親：前不久，挑了十八幅齊白石的畫（羅隆基專門收藏齊白石），以三萬元的價格賣給了省博物館，現在自己是個萬元戶了。母親送走客人後，哀歎不已，說自己要有三萬塊錢就好了，可以留住老羅的藏畫。（一九）八五年，是父親誕辰九十週年，我們一家人在母親的帶動下，四方奔走，不斷請示，終被官方批准，搞了一個座談會。民盟中央是主辦單位之一。這次活動使民盟的人受到啟發，決定也照這個樣子，給羅隆基舉辦九十週年誕辰紀念活動。（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四日，民盟中央召開了「紀念民盟創建人、著名愛國主義戰士和政治活動家羅隆基誕辰九十週年座談會」。我對母親說：「即使民盟中央不請我參加，你也要帶我去。」母親同意了。在會上，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做了總結性、評估性的發言，而給我印象最深的，卻是千家駒的即興講話。他坦言，從前自己一向看不慣羅隆基，所以反右時很積極。「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如今，才認識到羅隆基在大節上，始終是沒有錯的。為此，他一直愧疚……我們全家每年都要給父親掃墓。我第一次掃墓是在（一九）七八年平反出獄（我於一九六八年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返京後，由母親帶我去的。祭掃完畢，我問：「羅伯伯骨灰，也在這裡嗎？我想看看。」母親答：「他的親人都不保留，民盟的人還會保管？」我仰望浮雲，滿臉淚痕。「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從父母雙亡，寡嫂收養到孤淒而死，屍骨無存，羅隆基始終是個漂泊無依的人。（二ＯＯ一年十一月完稿、二ＯＯ三年六月修改於北京守愚齋）註釋：註釋１潘光旦（1901～1967）：原名光，後署名光旦，又名保同，號仲昂，江蘇寶山縣人。1913年江蘇省政府咨送北京清華學校。1922年秋赴美留學，入迪特茅斯大學，1924年獲學士學位；同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獲理學碩士學位。在社會學、優生學、家庭問題及進化論、遺傳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返國後歷任吳淞政治大學教務長，東吳大學法律學院預科主任，光華大學社會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暨南大學講師，中國優生學會會長等職務。1927年春，與胡適、徐志摩等在上海籌設新月書店。1929年10月任出席第3屆太平洋國際學會中國代表團代表。1934年秋任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後兼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1937年10月任長沙臨時大學教務長。1938年5月臨時大學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務長。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之前身），任民盟中央常委。1949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任第2～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後任中央民族學院專門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6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優生學》、《優生概論》、《政學罪言》、《人文史觀》、《人文生物學論叢》、《中國之家庭問題》、《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等。註釋２曾昭掄（1898～1967）：字叔偉，湖南湘鄉人。1919年畢業於清華，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留學。1926年獲化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在中央大學任教授並兼任化學系主任。1931年秋任北京大學教授、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1932年發起創建中國化學會，並擔任化學會會志總編輯，還多次當選為中國化學會會長及常務理事。1935年擔任國立中央研究院評議員。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隨北大南遷，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大教授。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8年4月選為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高教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化學研究所所長等職。曾被選為第1屆全國人大代表，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58年任武漢大學教授，1967年逝世。終年68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著有《炸yao製造與實驗法》等。註釋３范樸齋：生卒年不詳。國務院參事室參事，民盟中央委員兼宣傳委員會副主委，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改正。註釋４張志和（1894～1975）：化名何渠安，筆名李凡夫，四川邛崍人。 1916年畢業於保定軍校2期，畢業後服務於川軍，歷任連、營長，劉文輝川軍總司令部參謀，後又兼任兵工廠總辦。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創辦《新四川日報》《新川報》。大革命失敗後和陳靜珊在上海開辦辛墾書店，又在家鄉辦敬亭小學和中學。1932年脫離川軍出蜀。 1934年出國考察，並到蘇聯參觀，回國後曾去兩廣鼓動李宗仁等抗日。1936年在上海辛墾書店主編《研究與批判》革新號。同年底在成都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抗戰爆發後，曾去延安。回到成都後恢復黨籍，從事文化界救亡運動，與陳靜珊等合辦《新民報》、主編副刊《政經週刊》，應王陵基相邀，經黨同意，任30集團軍副團長及總司令部參謀長，赴武寧抗日。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即中國民主同盟前身），任民盟中央委員，西南總支委員，主要從事國民黨西南高級軍政人員統戰工作。1942年將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引與周恩來見面，後促成劉部起義。1945年在成都出資開辦健誠實業公司和臨邛茶廠，掩護地下黨和進步人士。1949年後，當選為第2屆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劃為右派，1975年逝世，享年81歲。 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註釋５劉王立明（1896～1970）：原姓王，名立明，婚後隨夫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姓劉。安徽太湖人。1916年留美攻讀生物學，回國後，於20年代初開始創辦婦女刊物，發表文章，著書立說，宣傳富民強國，要求婦女解放，成為我國早期婦女參政運動的倡導者之一。她領導中華婦女節制協會，反對包辦婚姻，倡導節制生育，開展婦女職業教育和興辦婦女福利事業。先後在上海、香港、重慶、成都、廣元等地，創辦婦女職業學校、婦女文化補習學校、婦女工藝生產社、婦女賑濟工業社等。抗戰前，在上海創辦了專為單身婦女解決食宿困難的女子公寓，在江灣設立婦孺教養院，收容大批流離失所的婦女兒童，並給予一定的職業訓練和文化教育。抗戰期間，又在四川敘府和重慶分別創辦湛恩難童教養院和勝利托兒所，後者是當時重慶唯一的全托托兒所。她還發動各階層婦女募集寒衣，支援前線，搶救傷員、難民和天津流亡學生，並負責主持梅園難民救濟所。1934年日本特務暗殺了劉湛恩，她秉承丈夫遺願繼續從事抗日運動。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並當選為中央委員，與李德全等人發起組織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團結進步婦女，宣傳民主反對獨裁。1946年，與陶行知等人倡導成立中國人權保障委員會，陶去世後，接管會務。積極援救被捕的進步人士及其家屬。建國後，任第1～4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婦聯常委，民盟中央委員，中華婦女節制會會長，世界婦女節制會副主席。1957年劃為右派，1970年逝世，享年74歲。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註釋６周鯨文（1908～1985）：號維魯，遼寧錦縣人。青年時期，從北京匯文中學畢業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旋赴美國，入密西根州立大學，畢業後赴英，入倫敦大學學習政治學。1931年返國，主辦《晨光晚報》。1933年塘沽協定後，在北平組織東北民眾自救會，出版《自救》週刊。1936年任東北大學秘書主任兼法學院院長，並代理校長。 1938年初赴香港，創辦《時代批評》半月刊，宣傳抗日。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為發起人之一，1944年改為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後任副秘書長。建國後，任第1屆全國政協委員，第2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 1956年12月去香港，後在香港主編《時代批評》及英文《北京消息》半月刊。1985年逝世，終年77歲。著有《人權運動綱領》、《風暴十年》。註釋７葉篤義（1912～）：安徽安慶人。畢業於燕京大學政治系。1944年加入民盟，後任民盟中央委員、宣傳部副部長。建國後，任法律出版社社長，政務院政法委員、副秘書長，全國人大憲法修改委員會副秘書長。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右派問題獲得改正。後任第6～7屆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常委、副秘書長、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註釋８羅德先：生平不詳。註釋９張東蓀（1887～1973）：原名萬田，字聖心，浙江杭縣（今屬餘杭）人。早年留學日本，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辛亥革命時回國，歷任孫中山臨時大總統府秘書，上海《大共和日報》、《庸言》雜誌、《大中華》雜誌和《正誼》雜誌主筆，《時事新報》總編輯。並在上海中國公學任大學部部長兼教授。1919年在北京創辦《解放與改造》雜誌，任總編輯。次年改名為《改造》。1920年與梁啟超等成立《講學社》，1922年與瞿菊農等創辦《哲學評論》，並主編《唯物辯證法論戰》。1932年與張君勱等在北平組創國家社會黨，並發行《再生月刊》。1934年與張君勱在廣州創辦學海書院任院長。後回上海，任光華大學教授。旋又去北平，任燕京大學教授，抗戰時期，曾一度被日軍拘禁。獲釋後，從事著作。1938年當選為第1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2年當選為第2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抗戰勝利後，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6年1月出席中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全國政協委員，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1973年6月在北京逝世，終年86歲。著有《道德哲學》、《認識論》、《科學與哲學》、《多元認識論重述》、《階級問題》、《知識與文化》、《思想與社會》、《理性與民主》等。註釋十浦熙修（1910～1970）：江蘇嘉定人。女。7歲隨母赴北京，讀一年高中即輟學。再進入京華美術學校學繪畫，兩年後接替大姐在北京女師大附小教課。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同時繼續在小學兼課。大學畢業後，任北京志城中學語文教員。1936年隨夫袁子英至南京工作。1937年任職《新民報》，初負責發行廣告，後升任記者，採訪部主任。1948年夏，《新民報》被封後，繼續為上海、香港等地報刊撰寫揭露時政通訊；同年11月，被捕入獄，經營救出獄赴上海。1949年曾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上海《文匯報》副總編輯兼該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並被選為中國民主同盟候補中央委員，全國政協委員。1959年任全國政協文史資料辦公室副主任。1970年4月23日病逝。終年60歲。著有《新疆紀行》、《朝鮮紀行》等。1957年劃為右派，1979年獲得改正。註釋□在五四運動中，羅隆基取代了清華最初是學生領袖陳長桐，領導清華學生參加了五四運動。而校方對學生的愛國行為早已不滿。一次學生開會，校長張煜全下令關閉電燈，不想此舉激怒了學生，學生點燃蠟燭繼續開會。恰巧這時有學生發現會場外有幾個打著燈籠的鄉下人，盤問後方知是校方請來準備彈壓學生的。由此引起清華學生驅趕校長風潮。張煜全、金邦正接連被學生列隊趕出校門。外交部派來第三任校長羅忠詒，尚未到任，就傳出消息說此人吸食鴉片，輿論嘩然。短短幾年，清華三易校長，實不多見。在三趕校長的風潮中，聞一多寫宣言、貼標語，做的是文書工作，而羅隆基則充分發揮了他的領袖才能，演講、開會，風頭極健。羅隆基、聞一多等辛酉級學生，應該在一九二一年夏季畢業，秋季赴美。由於參加學運而受到校方當局的刁難。羅隆基和聞一多受自請退學的處分。一年後才赴美。因此辛酉級學生一部分人在清華學習九年。故羅隆基後來在人前誇耀自己是「九載清華，三趕校長」。註釋□劉清揚（1894～1977）：天津人。回族。女。五四運動時期，參與發起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擔任天津各界聯合會常務理事，並參加了周恩來、鄧穎超等發起組織的覺悟社。1921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後，在廣州、上海、北平等地組織愛國婦女團體。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脫黨。1931年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婦女委員會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全國政協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委員，全國婦聯副主席，中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1961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1968～1975年被監禁。1977年病逝。這裡說的「遠學劉清揚」是特指她的婚姻行為。她與張申府的愛人關係從保持了二十八年（1920～1948）。正當共產黨在解放戰爭中以勢如破竹的速度取得勝利之際。1948年10月23日張申府在《觀察》發表《呼籲和平》一文。11月15日民盟總部宣佈取消其盟籍。12月26日劉清揚在《人民日報》刊登了離婚啟事。註釋□趙君邁（1901～1988）：湖南衡山人。畢業於日本成城中學，後赴美國留學，先後畢業於威斯康辛大學和諾維支騎兵學校。1928年回國，加入中國國民黨。1930年任浙江教導團團長。1936年任財政部稅警視察長。抗戰期間，任湖南身省鹽務局局長，衡陽市市長兼警備司令。 1942年被選為第3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員。 1945年任吉林長春市市長。1946年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第2、3、4屆全國政協委員。歐美同學會副主任委員。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7歲。附：羅隆基著譯篇目〔1〕《美國未行考試制度以前之吏治》，《新月》1卷8～10月號（1928，10～12月）〔2〕《美國的吏治與吏治院》，《新月》2卷1號（1929，3月）〔3〕《專家政治》，《新月》2卷2號（1929，4月）〔4〕《論人權》，《新月》2卷5號（1929，7月）〔5〕《告壓迫言論自由者》，《新月》2卷6，7號（1929，9月）〔6〕《我對黨務上的「盡情批評」》，《新月》2卷8號（1929，10月）〔7〕《我們要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新月》2卷12號（1930，2月）〔8〕《汪精衛論思想統一》，同上〔9〕《論共產主義──共產主義理論上的批評》，《新月》3卷1號（1930，3月）〔10〕《我們要財政管理》，《新月》3卷2號（1930，4月）〔11〕《汪精衛先生最近言論集（書評）》，同上〔12〕《行政學總論（書評）》，同上〔13〕《漱溟卅後文錄（書評）》，同上〔14〕《政治思想之變遷（書評）》，《新月》3卷2號（1930，4月）〔15〕《我的被捕經過與反感》，《新月》3卷3號（1930）〔16〕《服從的危險》（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5，6號（1930）〔17〕《約法與憲法》，同上〔18〕《政治家的態度》，同上〔19〕《平等的呼籲》（拉斯基著，羅隆基譯），《新月》3卷7號（1930）〔20〕《總統問題》，同上〔21〕《人權不能留在約法裡》，同上〔22〕《上海民會選舉》，同上〔23〕《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新月》3卷8號（1930）〔24〕《國民會議的開幕詞》，同上〔25〕《我們不主張天賦人權》，同上〔26〕《美國官吏的分級》，同上〔27〕《現代國家的文官制度》，同上〔28〕《現代文明裡的世界政治》，同上〔29〕《論中國的共產──為共產黨問題忠告國民黨》，《新月》3卷10號（1930）〔30〕《美國官吏的考試》，同上〔31〕《「人權」釋疑》，同上〔32〕《答覆葉秋原教授》，同上〔33〕《什麼是法治》，《新月》3卷11號（1930）〔34〕《告日本國民和中國的當局》，《新月》3卷12號（1930）七、正在有情無思間—史良側影　 　作者系章伯鈞先生女公子，《老照片》第二十六期發表史良（一九零零－一九八五）江蘇常州人，女。一九三一年後，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上海婦女救國會常委。一九三六年被國民黨所逮捕，為歷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民主運動。一九三八年後，任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會主任，第一、二屆參政員。一九四二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為上海民盟執行部負責人之一。一九四九年後，任國家司法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常委。——摘自《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辭典》這個辭典上的史良，是以職務為材料，年經事緯，敘列出來的人。在民主黨派史料彙編裡或共和國部長傳記裡，對她的介紹要比這個條目詳盡些，約有千餘字。除了對「七君子事件」的敘述而外，還強調解放前的史良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師，如何敢於同邪惡勢力進行鬥爭，營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解放後的史良作為首任司法部部長（她和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是當時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機構和工作；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民盟）負責人的史良，如何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沒有動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等等。這些內容寫得準確又周正。但活在我心裡、刻在我記憶中的史良，就不僅是條目所寫的這麼一副乾巴巴的樣子。她是我小時候崇拜的美麗女性。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己長得不漂亮，常對著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長得美，也愛美，又懂美。這三「美」相加，使得她無論走到哪裡，來到什麼場合，都與眾不同。史良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讓秘書打來電話說，有事要來我家和父親商量。那時，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寬闊的庭院，已是綠葉成蔭，晨風拂來，透著涼意。在家中，沒有父親的容許，子女是不能隨便跑出來叨擾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兩眼直瞪窗外。那年頭的北京，人稀車少。史良坐小轎車從她的住地東總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門內東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過一會兒，淡施脂粉的史良，身著白嗶嘰西服套裙，腳穿白色麂皮高跟涼鞋，飄然而至。庭院裡纏繞在竹籬笆上的鳥蘿松，正綻放著朵朵紅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鮮麗的花色，勾起她的興致，俯身摘了幾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著，從大客廳傳來了一聲史良的吳儂軟語：「伯鈞（父親姓章名伯鈞），你家的鏡子呢？」父親帶路，引她到母親的梳妝台前。我瞅見史良仔仔細細地把小紅花一個個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後還左右端詳。公事談畢，她帶著胸前的那些「鳥蘿松」匆匆離去。一個炎熱的下午，史良又來我家做客。這次，她穿的是用香雲紗１做的「布拉吉」（即連衣裙）。她走後，母親把史良的這身衣服誇讚得不得了，對我說：「自從新中國的電影、話劇，把香雲紗的褲褂作為國民黨特務的專業服以後，人們拿這世界上最涼快的衣料簡直就沒有辦法了。你爸爸從香港帶回的幾件香雲紗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時候換上，成了業餘裝。看看人家史大姐（這一直是母親對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後四十餘載，我沒見過第二個女人像史良這樣地穿著。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時髦女性在「懷舊風」的席捲之下，揀起了香雲紗。我跑遍大型商廈，終於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襯衫。面對三百多元的價格，我毫不猶豫地拿下。其實，這不是在買襯衫，而是為了複製出一種記憶。一九五六年，母親與她同去印度訪問，史良是中國婦女代表團團長，母親是代表團的成員。這些中國婦女界的精英們在參觀了醫院、學校、幼兒園，瞻仰了泰姬·瑪哈爾陵墓，被尼赫魯總理接見後，由接待人員將她們帶到新德里最繁華的地段去逛街，帶到一家最高級的服飾店去購物。史良在華貴精美的眾多印度絲綢中細挑慢揀，抽出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欣賞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對著鏡子左顧右盼，並招呼母親說：「健生（母親姓李名健生），快來看看，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親湊過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走出商店，史良氣呼呼地問：「那塊衣料，你覺得不好看嗎？」母親說：「你光顧了好看，不想想我們口袋裡有幾枚銅板。團員每人八十盧比，你是團長，也才一百八十盧比。買得起嗎？」史良說：「買不起，欣賞一下，也好。」母親說：「老闆、夥計好幾個人圍著你轉，到頭來你老人家只是欣賞一下。這不叫人家看出咱們的窮相嘛。」她不作聲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別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樣。我的這個看法，是由一樁小事引起。一個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幾個負責人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薩空了、楚圖南、鄧初民、吳□、閔剛侯、許廣平等，在我家開會。但凡家有來客，父親必給每位沏茶。人多的話，還叫洪秘書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貼上一個用白紙剪成的圓形小標籤，那上面有用毛筆工整地寫著的阿拉伯數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後依次而拿。會開久了，茶喝多了，大人們陸續如廁。我和姐姐的書房緊挨衛生間，誰去方便我都能瞧見，而且這些先生們進進出出，看到我都要打個招呼，聊上幾句。第一位如廁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羅隆基，因為他有糖尿病。這次的會可能是開得太長了，女士們也開始方便。許廣平先來，由於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衛生間，故讓我陪廁。我告訴她：「您用過的手紙直接丟進馬桶，用水沖掉。」許廣平聽了，極認真地對我說：「這個做法不好，手紙容易堵塞馬桶。要放個紙簍，用過的手紙就丟進去，每晚再把它倒進垃圾箱。」她又用手指著水箱底下的一角說：「紙簍可以放在這個地方。」史良繼之。來了，又走了。她沒有對我家的衛生間及其使用發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課，突然門鈴聲大作。洪秘書跑進客廳，對父親說：「史部長來了，手裡還提著兩大包東西。」聽罷，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顯然不解其來由。史良被請進客廳。她把牛皮紙包的東西往客廳當中的紫檀嵌螺鈿大理石檯面的圓桌上一放，笑瞇瞇道：「我今天不請自到，是特意給你們送洗臉毛巾來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條。這是兩包，共二十四條。我昨天去衛生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該換了。」她轉身對母親說：「健生，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周，不能用到發硬。」母親的臉頓時紅了，父親也很不好意思。我跑到衛生間，生平第一次用「不能發硬」的標準，去審視家族全體成員的洗臉毛巾。天哪！父親、母親、姐姐和我的四條毛巾，活像四條發黃的干魚掛在那裡。尤其是我用的那條，尾梢已然抽絲並綹兒了。此後，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變硬發黃，但始終也沒能達到史良指示的標準：一條用兩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我問父親：「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過得有點奢侈？」父親說：「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國留學，住在一個柏林老太婆的家裡。她是個猶太人，生活非常節儉。但她每天給我收拾房間的時候，都要換床單。雪白的床單怎麼又要換？——我問老太太。她講，除了乞丐和瘋子，德國的家庭都如此。」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與父親的私人關係是相當不錯的。一隻小罐燜雞，也讓我看到了這一點。一次，父親患重感冒，愈後人很虛弱。史良得知後，很快叫人送來一隻沉甸甸的宜興小罐，母親揭開蓋子，一股雞湯的濃香直撲鼻底。她還帶話給母親：「不管伯鈞生不生病，他今後吃雞都要像這樣單做。」父親用小細瓷勺舀著喝，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說：「史大姐因高血壓住進北京醫院的時候，小陸都要送這種小罐雞湯。」對父親吃小罐雞，我特別眼饞。一日，又見飯桌上擺著那只史良送的宜興小罐，不禁歎道：「什麼時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母親問：「為什麼？」我說：「那樣，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雞湯了。」父親大笑，並告訴了史良。史良來我家，每次都是一個人，她的丈夫在哪兒呢？在我對史良產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後，便對她的一切都有了興趣和好奇。我問父親：「史阿姨的丈夫是誰？我怎麼從來沒見過？」父親說：「她的丈夫叫陸殿東，外交部的一個專員，這個差事是周恩來安排的。他的年齡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陸。當時在上海，史大姐已經是個名律師的時候，小陸還在巡捕房當巡捕。」母親小聲地矯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陸也在上海掛牌當律師了。」「那是跟她結婚以後的事。」父親接著說：「他們的結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裡明白。有時我想史大姐一覺醒來，恐怕會發現自己的眼淚濕透了枕衾。」從語氣裡，看得出父親對她的憐惜與歎惋。我認識小陸是在全家去青島避暑的途中。在火車的軟臥車廂裡，他對妻子照料之周，體貼之細，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讓所有的女人暗羨史良能有這樣的夫君陪伴，實在是福。小陸出出進進，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話下。午飯後，史良說要小憩片刻。小陸聽了，立刻打開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鑲有法式花邊的白色織物；繼而取出一個紙口袋，口袋裡裝的是一把小釘錘，兩粒小鐵釘，一節軟鐵絲。我們面面相覷，不知要搞什麼名堂。接著，他請來列車長，比比劃劃，低語幾句後，只見小陸攜工具爬到上鋪，在左右兩壁各打進一小釘，然後把那卷織物抖落開——原來是兩尺見寬的幃簾。幃簾上端綴著一個個小銅環，小陸將它們套入鐵絲，再把鐵絲的兩端繫於兩邊的鐵釘。這樣，一副床幃在幾分鐘之內便做成了。它質地輕薄，尺寸合適，既把上鋪遮得嚴嚴實實，又開合自如。史良在簾內換上睡衣，戴好睡帽後，小陸從行李箱拿出一個木質衣架，把史良換下的衣服撫平撐好，掛於下鋪的衣帽鉤。車在行駛，車內寂靜。幃簾將夏日的陽光擋在了外邊，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陸端著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賞著窗外的風景。我只要從他身邊經過，叫聲「陸叔叔」，他都要點點頭，圓圓的臉上泛起淺淺的笑……後來母親告訴我，儘管小陸對史大姐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比保姆還保姆，但人們都認為史大姐應該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機會。「什麼機會？」我追問著。母親說：「就是和你的羅伯伯（即羅隆基）唄。抗戰時在重慶，他倆的關係已基本被大家默認。史大姐對這件事是認真的，表現得從容大度。可誰也沒料到會冒出個浦熙修來，老羅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獻慇勤。史大姐察覺後，立即結束了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麼高、每逢「三·八」婦女節便要向全中國婦女大談或大寫女性解放問題的人，在內心深處同樣掩埋著一個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傷痛。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開什麼會議，參加會議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黨派的領導。會議規定：與會者可攜帶一名家屬，那時母親在北京市衛生局當副局長，幹得十分起勁。她說自己沒有時間休假，叫我去陪父親。會議似乎開得輕鬆、順利，父親的臉上總掛著笑容。趁著開會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並邀請了蘇聯專家去視察秦皇島港（注——父親時任國家交通部部長）。大概父親覺得到海上一遊的機會難得，便請史良同行。那天的風浪特別大，我們乘坐的船，是艘類乎快艇的玩意兒，顛簸得厲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們一個個在大海的魔力下，像顯了原形一樣：或東倒西歪，或愁眉苦臉，或鉤腰駝背。我乾脆就趴下放平，如一隻壁虎，緊貼於地。這時，發現整條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並保持著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風度，連她腳上的高跟鞋也是那麼地昂然挺立。洋專家非常佩服這位端莊高貴的中國婦女，特別是當父親介紹她是中國司法部部長的時候，他們都情不自禁地驚呼起來，讚歎不已，並爭先恐後地要求和史部長合影。翻譯把這些俄羅斯男人的要求轉達給史良的時候，她搖頭說：「不行。」且向父親及翻譯解釋道：「我今天來這裡，如果是外事活動的話，我一定同他們合影。但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吃過簡單的午餐，看著蘇聯專家恭敬禮貌地與史良握手告別的情景，我心生感動。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聖人之德行，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轉眼間，便到了一九五七年。這年的春與夏，對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來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春暉霜露，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季節；對我的父母來講，則親歷了由天入地的墜落。二月，是傳統的春節，適逢父親隨彭真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東歐六國。以往過節，父親要把能找來的親戚都找來，吃喝玩樂，鬧到半夜方肯罷休。這回，母親帶著我和姐姐過了一個清靜的除夕之夜。父親從國外打來電話說：想我們，還想稀飯。臨睡前，母親說：「爸爸不在家，明天不會有人來拜年，咱們可以睡個懶覺了。」我們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萬不想初一的早上，約8點來鐘的樣子，史良便來拜年。「伯鈞不在，你還跑來。」母親的話，埋怨中透著欣喜。「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來了。」史良的回答給了母親極大的快慰。然而不久，這種快慰便隨著暗中變化的形勢迅速消失了。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整風問題的講話。講者說：今後在中國，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中共和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在總結了斯大林錯誤的背景下發表的談話，著實讓父親興奮異常。他說：「老毛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雖是矛盾論的延續，但有其創造性。這個概念還是一把時代的鑰匙，運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方式。」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父親的興奮立即轉化為動力，起勁地去到農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報告，玩命地組織參加各種座談會，以幫助整風。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積極，羅隆基也積極，史良也沒落後。那個有名的「六六六」教授會議，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親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掄、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位教授參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的。會上，他們一個個頭冒傻氣，替我們的中國共產黨擔心著急，生怕大鳴大放在青年學生中搞出亂子。此時如果誰用刀子把他們的胸膛剖開看一看，我想裡面裝的都是不遜色於工農兵的顆顆紅心。最後，父親提出大家應該去見周恩來、彭真、康生、李維漢，反映情況。當晚，熱情而焦急的史良見到了周恩來，便把情況反映了。第二天，六月七日國務院開會，父親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見到父親就說：「前一天晚上我已和總理談了，可總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這個機會，再和總理談一談。」會上，父親寫了個條子給周恩來，說明眼下的情況嚴重，民盟的同志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周恩來看了條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輩子的父親，也不想想藏在這「不置可否」的後面是個啥東西？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讀後，父親傻眼了。氣不順、想不通的他，想找個人說叨說叨。他首先想到的是史良，當晚就找上門去。而此時此刻的史良，或許由於長期以律師為業，在判斷問題上要比父親理性得多，或許已有人指點迷津，替她撥正了船頭。她掂出了事情的份量，覺得前幾天儲安平的「黨天下」的發言問題嚴重，已經超出了被容許的界線。所以，為了自己、也為了父親，趁這個單獨會面的機會，她要問個明白：「伯鈞，儲安平的發言稿，事先和你商量過沒有？」父親答：「沒有，羅隆基是看過的。」史良的問話，未能引起父親的警覺，卻引發出他的對現實的不滿，針對中共的做法，又大發議論。在史良跟前能，把肚子裡的話統統倒出來，父親覺得很痛快。回到家中，母親關切地問：「你和史良談得怎麼樣？」父親答：「很好。」是的，當下他感覺很好。當夜，他睡得也好。母親躺下後，打算再問問他與史良的具體談話內容，可那邊廂已是酣聲大作。六月九日，十日，十一日，《人民日報》又相繼發表了《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階級說話了》等社論。接著，是密集如雨、鋒利如刀的批判會或以批判為內容的座談會。六月十日，父親在民盟中央的座談會上表態說：「對我的批評，我暫不辯論。我的發言可能是百分之百錯誤，也可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害黨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如政治設計院的問題，討論文字改革和國務院開會程序等問題，也可能因為我是國家的一個負責人而不適於提出這些問題。也許我的話說得含糊，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總之，要用一番動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學習。」六月十二日，父親在農工中央擴大座談會上說：「我認為在這幾次會議曾經談到政治設計院，國務院會議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問題，此外提到國務院機構下各辦各委應當改變，權放在各部會，多發揮管理機構的作用……。對這些問題我是有意見的，不是憑靈感和一時的高興，但語焉不詳。可能犯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違背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六月十三日，父親在《光明日報》發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他承認自己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思想上犯了嚴重錯誤，並寫道：「這說明我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以十分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國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響，為右派分子所利用。」父親早被欽定為右派之首，自己卻說「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豈止十萬八千里。上邊看到父親竟是那麼地不長進，不識相，不知趣，決定對其加溫，加壓，加碼。對一個民主人士而言，這個「溫」「壓」「碼」暫時不能直接來自中共，而必須彎曲地通過民主黨派內部去實施。實施的步驟從六月十四日的晚上開始——六月十四日晚，民盟舉行中央小組會議。會上，史良作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繼續幫助黨整風，給司法工作提意見。史良說：「關於司法，我認為的確這幾年來成績是巨大的，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點和錯誤是不容忽視的。審判機關歷年來在『三反』、『五反』和鎮反運動中，是錯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聽見一些司法幹部、甚至是一些較負責的黨員幹部說：『我們的錯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幾。』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自滿情緒。誠然，錯判案件在整個判案數中是只有百分之幾，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對被錯判的人則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擁護毛主席關於『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指示的，我看見很多地方是這樣做了。但是我看到也有些司法機關在執行這一原則中是有打折扣的。有的案件判錯了經過當事人申請，甚至有關方面和上級司法機關指出，審判人員也明知錯了，但不肯承認錯誤，宣告無罪釋放，還要硬找人家一點小辮子，宣判為『教育釋放』，其實應教育的不是無辜被告而正是主觀主義的審判人員自己。更壞的是本來錯了，還遲遲不願改正，使被屈的人不能得到及時的平反。這是不能容忍的。其次，在對待我國原有的法學家上也是有缺點的。在高等學校院系調整中，在思想改造中，對待有些老教授們是很不尊重的。當然，必須肯定，一切法律都是為階級服務的，所有舊司法人員是必須經過改造的。但是對一切願意改造和批判自己舊法觀點，並願意為我國社會主義服務的法學工作者也應給於機會，使其發揮作用。可是，在院系調整中，不少地方曾對某些教授在一個相當長期內，既不安排工作，又不組織學習，閒置一旁，無人理會，形同坐冷板凳。有的即使安排工作，也有安排不當的，或者無法發揮其潛力。我認為這是由於某些共產黨員的官僚主義和宗派情緒，因而對本來想在共產黨領導下為我國法學事業貢獻力量而又不能發揮潛力的教授們的苦楚心情，是領會不夠的。因此，我們認為對原有教授和法學家們願為社會主義法制服務的熱誠及其潛力，應有恰如其分的估計，並進一步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這段話，表現出一個著名法學家的水準，一個司法部長的責任心。史良發言的第二段是以儲安平為靶子，要求民盟中央面對反右鬥爭的形勢，明確表態並劃清界限。她說：「這次共產黨的整風是我們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整風運動的目的是要整掉共產黨存在的歪風邪風，從而加強黨在國家事務中的核心領導作用，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突飛猛進。這個目的是必然會達到的。除此以外，整風運動和黨外人士的提意見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生了一種新的情況，那就是暴露了右派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真面目，從而在人民群眾中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政治思想鬥爭，這場鬥爭的一方面是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另一方面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黨的領導，而要教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主義』死灰復燃。現在在我們民主黨派中間發現了這樣的一種人：一面表示贊成社會主義，另一面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硬說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是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根源；一面表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另一面污蔑共產黨存在著『黨天下』『家天下的清一色』思想；一面說是幫助共產黨整風，另一面散播詆毀共產黨、辱罵黨的領導人的言論，挑撥和煽動人民對黨和政府的惡感。對於這樣一種言論和行為，這幾天已經激起了工人、農民、學生群眾和社會人士的義憤，我們民主黨派的成員和領導人有責任要盡量揭發批判，把他們的真正面目充分暴露在群眾面前，以達到分清是非，教育群眾的目的。這也是我們幫助黨整風所必須擔當起來的一項重要工作。」講到這裡，史良停頓片刻，並提高了語調，說：「同志們，你們一定都明白，我所說的那種人是誰？那就是儲安平，還有公開和暗地支持儲安平的那些人。上次座談會上，鄧初民同志建議民盟中央應該對儲安平的發言，表明態度。我完全同意，我作為民盟負責人之一，我要公開聲明，儲安平的整篇發言論點是徹底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我們國家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是憲法所保障的；我們的國家領導人是通過民主程序，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儲安平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