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决定去死-2

在为花园弹奏曲子时，另一个疯子来到了客厅。他叫埃杜阿尔德，是个无法治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韦罗妮卡对他的出现没有感到吃惊，相反还对他荣尔一笑。使她吃惊的是，埃杜阿尔德也对她微微一笑。　　在她那遥远的世界里——比月亮还要更加遥远——，音乐可以穿透一切和创造奇迹。　　“我非要买个新钥匙链不可了。”伊戈尔医生边开他在维莱特小小诊室的房门边想道。原来的那个摔碎了，用来装饰它的一个小金属盾牌掉在了地上。　　伊戈尔医生弯身把它抬了起来。怎么处理这个作为卢布尔雅那标志的小盾牌呢？最好是把它扔掉。不过，也可以拿去修一修，让人做一个新的皮抓手；或者也可以送给他孙子当玩艺儿。他认为后两种选择未免荒唐：一个钥匙链不值几个钱；他的孙子整天都是看电视或是玩从意大利进口的电子游戏机，对盾牌根本不会感到兴趣。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扔掉，而是把它装进衣袋，留待以后再决定究竟如何处理。　　因此，他是收容院的负责人而非患者，因为他在做出任何一项决定之前都要进行反复思考。　　他打开了灯。随着冬季的来临，天亮得越来越晚了。光线不足以技家庭发生变故或是离婚，乃是压抑症患者数目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戈尔医生盼望春天立刻到来，并帮他解决一半问题。　　他看了一眼日程安排表。他必须要想出一些措施不让埃杜阿尔德饿死。精神分裂症使这位患者行为无常，现在他彻底不吃任何东西了。伊戈尔医生已经开了静脉注射营养液的处方，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埃杜阿尔德二十八岁，身强力壮，即便给他注射血清，最后也要变得虚弱不堪，骨瘦如柴。　　埃杜阿尔德的父亲是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一位著名的驻外大使，是九十年代初期与南斯拉夫进行微妙谈判的代表之一，他对这件事会做出何种反应呢？此人曾多年为贝尔格莱德工作，成功地战胜了对他进行低毁的人——这些人指控他为敌人效力——，继续留在了外交使团，只不过这一次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国家。他有权有势，声望甚高，所有的人都惧怕他。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片刻——如同刚才考虑钥匙链上的盾牌该如何处理一样——，但随后就把不安的念头赶走了：对一位大使来说，儿子外貌的好与坏并无关系，他不打算带儿子去参加官方的聚会，或是让儿子陪伴自己前往他被任命为政府代表的国度。埃杜阿尔德住进了维莱特，并且会永远或是在父亲继续领取高薪期间留在那里。　　伊戈尔医生决定停止营养液的静脉注射，让埃杜阿尔德再瘦弱一些，直到他自己想要吃饭时为止。万一情况恶化，他就提交一份报告，把责任推给管理维莱特的医生委员会。‘办果你不想陷入困境，那就总把责任分摊开来。“他的父亲曾这样教导过他。他的父亲也是位医生，曾有几个病人死在他的手里，可当局却从未找过他的任何麻烦。　　开完停止给埃杜阿尔德输液的处方之后，伊戈尔医生着手处理下一件事情：报告书说，患者泽德卡·门德尔已结束了她的治疗期，可以出院了。伊戈尔医生想亲眼进行核实。归根结底，对一位医生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收到在维莱特治过病的患者的家属投诉。这种事几乎总要发生——在一所精神病医院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个患者极少能够重新适应正常的生活。　　所以出路只有一条：发现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伊戈尔医生不遗余力地为此而奋斗，正撰写着一篇将使精神病学科发生彻底改观的论文。在精神病医院，临时性的患者与根本无法治愈的患者生活在一起，结果前者的社会适应力就会开始退化，而这种进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加以阻止。那个泽德卡·门德尔最终还要回到这里来——这一次将是出于自愿，她所以无病而装病呻吟，目的只是为了回到似乎比外边的世界能更好地理解她的那些人的身边。　　然而，如果他能发现抗击维特里奥洛——伊戈尔医生认为它是造成疯癫的罪魁祸首——的方法，那么他的名字就将载入史册，斯洛文尼亚也将最终在世界地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上个星期，一个机会由天而降，一位潜在的女自杀者住了进来，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浪费掉这一机会。　　伊戈尔大夫感到十分高兴。虽然由于经济原因，他还被迫同意使用早已被医学界禁止使用的治疗方法——比如通过注射胰岛素造成休克——，但同样也是由于经济原因，维莱特正在更新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他不仅拥有时间和物质条件从事维特里奥洛的研究，而且在收容院股东们的支持下可以让那伙被称为“兄弟情谊会”的人留下来。收容院的股东们同意可以容忍——请注意，不是鼓励，而是容忍——这些人住院的时间比需要的更长一些。股东们振振有词地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让刚刚痊愈的患者自己来决定他们回归社会的最好时间。这就意味着允许一批人作出留下来的决定，犹如留在一间自选旅馆，或是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俱乐部。伊戈尔医生终于得以让精神病患者与正常的人生活在一起，以使后者对前者产生正面的影响。为防止情况恶化——精神病患者最终要对已经治愈的病人产生负面的影响——，所有兄弟情谊会的成员每天至少要离开收容院一次。　　伊戈尔医生明白，股东们同意已被治愈的人继续留在收容院的理由——“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们是这样说的——只是一个借口。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是个迷人的小城，他们担心这里没有足够的有钱的疯子来支撑这所费用昂贵的现代医院。除此之外，公费医疗系统拥有一流的精神病医院，这就使维莱特在争夺精神病人的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形势。　　股东们在把旧军营改为疯人院时，他们把那些可能在与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男男女女都作为住院的对象，然而战争历时却很短。股东们确信战争将会再度爆发，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新研究发现，作为战争的牺牲品，有些人会患上精神病，但与紧张、厌倦、遗传性疾病、孤独和自我封闭相比，它所造成的精神病患者的数目则微乎其微。当一个集体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时——比如一场战争，或一次极度的通货膨胀，或一场瘟疫——，自杀的人数会有少量的增加，但是患压抑症。　　妄想狂症、精神病的人数却会大大减少。一旦这种重大的问题解决之后，患这一类疾病的人数则又恢复到正常时期的水平，这便表明——伊戈尔医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当具备相应的条件时，一个人才会成为疯子。　　他的眼前还放着另外一份最新研究成果，来自刚被一家美国报纸评选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加拿大。伊戈尔医生看到了下列的数字：。根据加拿大的统计资料，已经患有某种精神病症状的人员分布‘情况如下：十五岁至三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四十；三十五岁至五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三十三；五十五岁至六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二十。j ＠－。估计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失调症状。。每八个人当中有一人因精神错乱一生中至少要住院一次。　　“多么好的市场，比这里强多了。”他想道，“人们越是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就变得越加不幸福。”　　伊戈尔医生又分析了一些病例，仔细衡量着哪些应该与委员会一起分担责任，哪些可以独自处理。当这一切都结束之时，天已经大亮了，于是他关上了灯。　　他立刻吩咐让第一位求见者——那位企图自杀的女患者的母亲——进入他的诊室“我是韦罗妮卡的母亲，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讲出真情，以免使她无谓地担惊受怕——说到底，他也有个名叫韦罗妮卡的女儿——，但最终还是决定闭口不谈为好。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撒谎说，“我们需要再观察一个星期。”　　“我不明白韦罗妮卡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哭泣着说道，“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爱她，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让她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尽管我们夫妻之间存在着问题，但仍然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可以说是面临不幸却能坚持下去的榜样。她有个好工作，人长得也不难看，可即使这样…··‘”　　“…··哪使这样还是企图自杀，”伊戈尔医生接过了她的话，“你不必吃惊，太太，事情正是这样。人们不懂得幸福，如果您希望的话，我可以把加拿大的统计数字告诉您。”　　“加拿大？”　　韦罗妮卡的母亲惊讶地望着他。伊戈尔医生看到他已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便接着说道：“您要清楚，太太到这里来不是想要知道您女儿的情况，而是为了开脱您在她企图自杀的这件事上自己的责任。她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也就是说，已经是个有过生活阅历的成熟女人，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什么，并且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与您的婚姻或是您以及您丈夫做出的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一个人独立生活有多长时间了？”　　“六年。　　“您看到了吧？她已经彻底地独立了。虽然如此，由于一位奥地利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①，我敢肯定太太听人谈起过他——曾著书立说，谈及父母与子女们之间的这种病态关系，所以时至今日，所有的人还是对所有的一切都进行自责。子女变成了凶手是父母教育的牺牲品，印度人是这样认为的吗？请您回答。”　　“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韦罗妮卡的母亲回答道。　　这位医生越来越使她感到惊讶，也许此人受到了他的病人们的传染。　　“我来告诉您答案。”伊戈尔医生说道，“印度人认为罪责在于凶手本身，而不在于社会，不在于他的父母和他的先辈。　　因为一个儿子决定要吸毒并要胡乱开枪射击，日本人就会因此自杀吗？答案与上一个相同：不会！据我所知，日本人可以为随便一个什么原因而自杀。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一条消息，说有个年轻人因为没能通过大学预科入学考试就自杀了。“　　“我能见一见我的女儿吗？”韦罗妮卡的母亲问道，她对日本人、印度人或是加拿大人不感兴趣。　　“马上见，马上见，”伊戈尔医生说道，对自己的话被打断不禁有些气恼。“但是在见之前，我希望太太明白一件事：除了某些严重的病理学案例之外，人们是在企图逃避常规惯例时才会发疯的。太太懂了吗？”　　“我很懂。”韦罗妮卡的母亲回答说，“假如先生认为我无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 ——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法照顾她，那就请您放心好了：我从未打算要改变我的生活。”　　“太好了。”伊戈尔医生表现出某种轻松之态，“太太是否已经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比如说，在那里，我们无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去重复同一件事情呢？再比如说，假如我们决定只有饿了的时候才吃饭，家庭主妇和餐馆又怎么来安排呢产”饿了的时候才吃饭更正常。“韦罗妮卡的母亲想道，但因为担心对方不准她见自己的女儿而没有讲出来。　　“那将会乱成一团。”她说道，“我是个家庭主妇，知道您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就一日三餐：早饭、午饭、晚饭。每天都必须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每周休息一次。有圣诞节是为了赠送礼物，有复活节是为了在湖边度过三天。假如您的丈夫，仅仅因为一时感情激动，决定在客厅里与您做爱，您会感到高兴吗？”　　“这个家伙在乱说什么？我是来看我女儿的！”韦罗妮卡的母亲想道。　　“我会感到难过。”她小心谨慎地说道，希望回答得正确。　　“好极了。”伊戈尔医生欢叫起来，“做爱的地方是在床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树立一个坏的榜样，使混乱状态得以扩散。”　　“我能见一见我的女儿吗？”韦罗妮卡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伊戈尔医生让了步。这个乡下女人永远听不懂他讲的话，对从哲学角度探讨精神病并无兴趣，哪怕明知道她女儿是真的企图自杀，而且曾进入了昏迷状态。　　他按了一下铃，女秘书应声走了进来。　　“你去把那个想要自杀的姑娘叫来。”他吩咐说，“就是给报社写信，说她所以自杀是想表明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的那个姑娘。”　　“我不想见她。我已经断绝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当着所有人的面，本来很难在客厅里把这样的话讲出来。但是那个男护士太冒失，扯大嗓门对她说她的母亲正在等着见她，仿佛这件事与所有人都相关似的。　　韦罗妮卡不愿意去见母亲，因为两个人都会因此而难过。最好是当作她已经死了。韦罗妮卡一向厌恶离别场面。　　男护士顺原路回去了，韦罗妮卡把目光转向群山。一周未见的太阳终于重新露了面——前一天夜里她就已经知道，因为在地弹奏钢琴时月亮告诉了她。　　“不对，这太离奇了，我正在失去自我控制。天体是不会说话的，只有那些自称是占星术上的人才不这样认为。如果月亮跟某个人交谈过，那么这个人准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刚想完这些，她就感到胸部一阵刺痛，一只胳膊失去了知觉。韦罗妮卡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心脏的疾病发作了！　　她产生了一种类似欢欣的感觉，仿佛死亡将把她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好了，一切都已完结！也许她会感到某种疼痛，但是五分钟的痛苦却能换来永恒的宁静。现在她推一要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因为她最害怕看到电影里睁着眼睛死去的人。　　然而，心脏疾病发作的情景似乎与她想象的不同。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她惊恐万分地发现，她正要去经历她最害怕的事情：窒息而亡。她将仿怫是被活埋或是被突然推向海底那样死去。　　她踉踉跄跄，最后跌倒在地，感到脸上受到重重一台，接着就拚命用力呼吸，但却吸不进气。最糟糕的是她没有死去，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能够继续分辨出物体的颜色和形状。惟一感到困难的是听不清别人说的话，喊声和惊叫声仿佛都那么遥远，似乎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再真切不过了。所以吸不进气，只是因为空气不肯服从她的肺部和她的肌肉的指挥，而她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她感到有人抓住了她，并把她翻转成仰卧的姿势。现在她已失去了对眼睛活动的控制，任它们天旋地转，发送出数以百计不同于其头脑所想的影像，把窒息的感觉与完全混乱的视觉融在了一起。　　这些影像也渐渐地远去了，当痛苦到达顶点之时，她终于得以开始吸气，同时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把客厅里的人全都吓呆了。　　韦罗妮卡不能控制地开始呕吐。这种几乎是灾难的时刻一过，一些疯子便对眼前的‘情景发出了嘲笑。韦罗妮卡感到蒙受了羞辱，脑子乱成一团，无法作出反应。　　一名男护土跑了进来，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　　“请你镇静，已经没事了。”　　“我还没有死！”韦罗妮卡开始大喊大叫，并朝住院的病人方向走去，呕吐物把地面和家具全给弄脏了。“我还得继续留在这所该死的收容院，不得不和你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每日每夜我都生不如死，可却没有一个人同情我！”　　她又转向那个男护土，从他手中夺过注射器，然后向花园扔去。　　“你想干什么？明明知道我已经非死不可，为什么不给我注射毒剂？你有没有感情？”　　她控制不住自己，重又坐在了地上，开始不停地痛哭、喊叫和大声抽泣。几个住院的病人在发笑，对她全被弄脏了的衣服议论纷纷。　　“给她打一针镇静剂”一个急匆匆赶来的女医生吩咐说，“要控制住局面！”　　可是那位男护士却愣在那里发呆。女医生离开客厅，随后带着另外两名男护士和一个新的注射器返身回来。这两名男护士抓住了在客厅中央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韦罗妮卡，与此同时，女医生在她脏乎乎胳膊的静脉上注射了一针镇静剂，连一滴药水都没有剩下。　　第五章　　韦罗妮卡被送到伊戈尔医生的诊室，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身上盖着新的床单。　　伊戈尔医生听了听她的心脏。韦罗妮卡装作仍在睡觉，但内心深处却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伊戈尔医生在讲话时断定她能听见他的话。　　“放心吧，”他说道，“凭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你能活到一百岁。”　　韦罗妮卡睁开了眼睛。她的衣服被人换过了。难道是伊戈尔医生换的吗？他看到她裸露的身体了吗？她的头脑还不完全清醒。　　“先生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放心吧。”　　“不，先生刚才说我能活到一百岁。”韦罗妮卡坚持道。　　“在医学上，一切都无法确定。”伊戈尔医生假。已假意地说道，“一切都有可能。”　　“我的心脏怎么样7 ‘”没有变化。“　　无需再多问什么。面对病情严重的患者，医生会说“你能活到一百岁”，或是“一点也不严重”，或是“你的心脏和血压跟小伙子的一样”，不然便是“我们需要再做一次检查”，仿佛他们害怕患者会把整个诊所砸烂似的。　　韦罗妮卡想站起来，却没有成功：整个房间开始旋转起来。　　“你再多躺一会儿，直到自我感觉更好一些时为止。你呆在这里对我没有什么妨碍。”　　“很好。”韦罗妮卡心里想道。“但是，假如有妨碍呢？”　　作为一位颇有经验的大夫，伊戈尔医生沉默了片刻，装出对桌子上的报纸很感兴趣的样子。当我们面对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一句话也不讲，局面就会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伊戈尔医生期待着韦罗妮卡首先开口，这样他就能为他的有关疯癫症的论文和他正在研究的治疗方法收集到更多的论据。　　但是韦罗妮卡却一言不发。“也许她维特里奥洛中毒程度太深了，”伊戈尔大夫想道。与此同时，他决定打破正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的沉默。　　“看来你很喜欢弹钢琴。”他说道，并竭力仿佛是偶然脱口而出似的。　　“疯子们喜欢听。昨天就有一个人被吸引过来听了。”　　“是埃杜阿尔德。他跟人说过他曾酷爱音乐。谁知道他会不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地重新进食。”　　“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喜欢音乐？还跟人说过这一点”是的。我敢保证，你对精神分裂症没有任何概念。“　　这位医生——因为头发染成了黑色而似乎更像一位病人——说得很对。韦罗妮卡多次听人讲到过这个词，但对它的含义却一无所知。　　“能够治好吗？”她问道，想看看是否能得到更多的有关精神分裂症的知识。　　‘咱B 够控制。人们还不完全清楚精神病学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一切都是新的，每十年它的进程就会出现一次变化。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倾向，直到有一件事情——严重或是微不足道要因人而异，——使他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情况可以发生演变，直至这种现象完全消失——我们称它为紧张症——，或是好转，使患者可以从事工作和过上一种实际上是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只取决于一件事：环境。“　　“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韦罗妮卡重复道，“什么是现实呢？”　　‘哆数人认为应该如此的东西就是现实。它无需是最好的，无需是最合乎逻辑的，但要符合集体的愿望。你看看我脖子上系的是什么？“　　“一条领带。”　　“很好，你的回答合乎逻辑，与一个绝对正常的人相一致：一条领带！　　“但是，一个疯子却会说，我脖子上系的是一条可笑而无用的彩色花布，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捆住脖子，结果给头部活动制造了困难，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才能使空气进入肺部。当我靠近一台电风扇时，一不留神就可能被这条带子勒死。　　“要是一个疯子问我系领带是为了什么，我就必须这样回答。什么也不为，甚至不是为了装饰，因为如今它已变成一种屈从、权势和疏远的象征。领带的推一用途就是回到家里把它取下来，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已从某种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但是这种轻松的感觉就能证明领带的存在是合理的吗？不能。可即使如此，假如我去问一个疯子和一个正常的人这是什么，回答说这是一条领带的那个人就将被认为是智力健全者。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理性。”　　“由此您得出了我不是疯子的结论，因为我给那条彩色花布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　　“不是，你不是疯子。”伊戈尔医生想道。他是这方面问题的权威，诊室的墙上挂着的几张证书便是证明。谋害自己的生命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他知道许多人正在这样做。尽管如此，这些人在表面上却继续给人以天真和正常的假象，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一种引起轰动的自杀方法。他们是在慢性地自杀，受到了伊戈尔医生称之为维特里奥洛的物质的毒害。　　维特里奥洛是一种有毒物质，在与他所认识的男人及女人的谈话中，伊戈尔医生已经辨认出其所造成的症状。现在他正就这一问题在撰写一篇论文，准备提交斯洛文尼亚科学院进行研究。在精神病学领域，这将是继皮内尔①医生——①皮内尔（174 －1826）：法国医师。以人道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的先驱。　　一七九二年任巴黎比塞特尔男性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主任医师，首次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解开患者的锁链。一七八四年他任硝石库医院院长，对女性精神病患者实行了同样的改革。　　当年曾下令撤去锁绑患者的铁链，他的某些精神病患者有可能被治愈的看法震惊了整个医学界——之后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弗洛伊德医生确信，里比多是一种导致产生性欲的化学物质的反应，但尚未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能够将这种物质分离出来。与里比多一样，维特里奥洛是处于恐惧状态之下人的机体散发出的一种物质，虽然现代光谱仪还不能将其检测出来，但它很容易通过其味道加以识别：不甜也不咸，而是发苦。　　伊戈尔医生是这种致命的有毒物质的发现者，但尚未被人们所承认。他为这种物质取了一种毒药的名称：维特里奥洛。　　从前，当皇帝、国王以及形形色色的情人需要把一个所厌恶之人彻底赶走时，都曾广泛地使用过这种毒品。　　有皇帝和国王的时代多么好哇。在那个时代，生与死都。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凶手邀请受害人共进丰盛的晚餐，侍者端着两只漂亮的高脚杯走进来，其中的一杯酒里兑上了维特里奥洛。受害人的做法是何等地令人激动——他端起酒杯，讲上几句或是动听或是刺耳的话，仿佛是再饮一杯美味的开胃酒一样喝了下去，然后吃惊地望着东道主，接着便扑通一声突然倒在地上！　　现在这种毒药不仅昂贵，而且难以在市场上见到，它已经被更可靠的谋杀手段所取代，比如手枪、细菌，等等等等。伊戈尔医生天性浪漫，将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毒药名称为他已能诊断出的这种精神上的疾病命名。他的发现很快将会震惊世界。　　奇怪的是，虽然大多数受害者辨别出了它的味道，谈到过如同苦味剂中毒似的过程，但却没有一个人在提及维特里奥洛时把它当作一种致命的有毒物质。所有人的机体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苦味，就像几乎所有的人都携带着结核病杆菌一样。这两种病只有患者处于虚弱之时才会发作。就苦味症而言，当患者对被称之为“现实”感到恐惧时，这种疾病就有了生成的土壤。　　有些人渴望建立起一个任何外部威胁都无法渗透过来的世界，因此就过分地增加了对外部事物——陌生之人，新的地方，不同的经历——的防御，而拆除了内部的设防。以此为起点，苦味症便开始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苦味症（或维特里奥洛，此乃伊戈尔医生所偏爱的叫法）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意愿。染上这种病的人会渐渐地对一切都失去渴求，在不多的数年之内，就已无法离开他的世界，因为他在建筑高墙以使现实成为他所希望的那样时，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能量储备。　　为了免受外部的进攻，他们同样也限制了内部的成长。他们继续去上班，看电视，抱怨交通拥挤，并且生儿育女。但是这一切都是机械地进行的，内心并无任何激情冲动，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处于控制之中。　　苦味症中毒的最大问题是诸如仇恨、情爱、绝望、兴奋、好奇等激烈的情感同样也不会再有所流露。过上一段时间之后，任何渴求都已不复存在，既不愿活着，也不想死去，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对苦味症患者而言，英雄和疯子总是迷人的，因为他们对生与死都不感到恐惧。无论是英雄还是疯子，他们在危险面前都毫不在乎，尽管人人都说不能去那样做，而他们却依然勇往直前。疯子自杀，英雄为一种事业殉难，但是双方都死了，而苦味症患者可以用许多夜晚与白天去议论这两类人的荒唐与荣耀。这是苦味症患者有力量攀上他们防御的高墙和稍微向外望上一眼的推一时刻，紧接着他们的手与脚都感到疲乏，于是便又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慢性苦味症患者每周只有一次能发现自己的病情：星期日的下午。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工作或常规例事可以减轻其症状，他们便会察觉到某种东西很不对劲。下午的宁静令人难以忍受，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不前，于是一种持久的恼怒就毫无拘束地表现了出来。　　然而一到星期一，苦味症病人立刻忘记了自己的症状，并且诅咒从没有时间休息，抱怨周末过得太快。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病惟一的巨大好处就是它已然变化成为一种规律，所以无需住院治疗——中毒太深以致其行为已开始对他人造成伤害者除外。大多数苦味症患者可以继续在医院外生活，而不会对社会或他人构成威胁，因为他们已经在自己周围修筑起了高墙，完全与世界隔绝，虽然表面上仍生活在其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现了里比多，并且创立了治疗由它引发的病症的方法：精神分析法。除了发现维特里奥洛的存在之外，伊戈尔医生还需要证实，苦味症同样也有可能得到治疗。他期望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医学史的史册，虽然他对要使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抱幻想，因为“正常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甚感满意，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病，而那些”病人“却使疯人院、实验室、研讨会等诸如此类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我知道现在人们不会承认我的努力。”他自言自语道，并且对不能被人理解而感到十分骄傲。总而言之，这是天才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先生您怎么了？”在他对面的韦罗妮卡问道，“您似乎进入了您病人们的世界。”　　伊戈尔医生未能听出这句话的不敬之意。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对韦罗妮卡说道。　　韦罗妮卡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伊戈尔大夫开着电灯，不过，每天早晨他都是如此。来到走廊上，她看到了月亮，才发现她睡的时间比她想象的要长。　　在前往病房的路上，她注意到墙上的一幅镶着镜框的照片：卢布尔雅那中央广场，当时还没有普列舍伦的雕像，几对男女正在散步——可能是个星期天吧。　　她看清了照片的日期：一九一O 年之夏。　　一九一0 年之夏。这些人的子孙们已经作古，而他们却把自己生命中的一瞬留在了照片上。照片上的女人全都身着厚重的连衣裙。男人则戴着帽子，穿着外套，系着领带（或如疯子们所称的彩色布条），绑着裹腿，胳膊上挂着一把雨伞。　　气温呢？大概和现在的夏天一样，阴凉处摄氏三十五度。　　假如这时来了一位身穿齐膝短裤和只穿衬衫——更适合于热天穿的衣着——的英国人，他们会怎样想呢？　　“一个疯子。”。现在她已完全理解了伊戈尔医生想要表达的意思。同样，她也明白了，她在生活中一直得到过许多关爱、亲见和保护，但却缺少了一样使这一切变成为一种幸福的东西：她应该更加疯狂一些。　　她的父母亲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爱她，但由于害怕伤害他们，她却一直不敢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付出代价。她把梦想深埋在记忆的深处，虽然在出席一场音乐会或是偶尔听到一张悦耳的唱片时也会被唤醒。但是，每当她的梦想被唤醒时，因为挫折感过于强烈，使得她立刻又让其幻想重新进人昏睡状态。　　韦罗妮卡从小就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成为一名钢琴家！　　十二岁上第一堂钢琴课时，她就产生了这种感觉。她的女老师也察觉出了她的天分，并鼓励她成为一名职业的钢琴家c 然而，当她为自己刚刚在一场比赛中胜出而感到兴高采烈，并告诉母亲她准备放弃一切只致力于钢琴的演奏时，她的母亲亲切地望着她回答道：“孩子，没有人能靠演奏钢琴生活。”　　“可您却让我上钢琴课！”　　“那是为了培养你的艺术才能，仅此而已。当丈夫的欣赏这一点，你也能够在节日活动中出人头地，忘掉当钢琴家这件事吧，你要去学法律，将来当律师，那才是有前途的职业。”　　韦罗妮卡听从了母亲的话，相信母亲具有足够的经验理解什么是现实。中学毕业后她进入法律专业，并以高分获得了一张毕业证书，但结果却只找到了一份图书馆馆员的工作。　　“我当时应该更疯狂一点。”然而，大概和多数人的情况一样，这种发现已为时过晚。　　就在她转身想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有人拽住了她的胳膊。给她注射的强效镇静剂还在她的静脉中流动，因此，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轻柔地领她朝不同的方向——客厅——而去之时，她没有表示反对。　　天上挂着的依然是一个弯月，应埃杜阿尔德的无声请求已经在钢琴前坐下来时，韦罗妮卡听到从饭厅传来一个声音，有个人正带着外国人的腔调在讲话。韦罗妮卡不记得在维莱特听到过这种腔调。　　“埃杜阿尔德，我现在不想弹钢琴。我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旁边的人们在讲些什么，知道那个陌生人是谁。”　　埃杜阿尔德只是一个劲地微笑，也许对她刚才所说的话一个字也没有听懂。韦罗妮卡想起伊戈尔医生曾经讲过，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进入和离开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现实。　　“我就要死了。”她接着说道，希望自己的话能够被理解。“死亡的翅膀今天掠过了我的面颊，明天或更迟一些就应该来敲我的门了，所以你不应该习惯于每天晚上都听我演奏一支钢琴曲。　　“埃杜阿尔德，任何人都不能养成任何习惯。你只要看看我的情况就能明白：我又重新喜欢太阳，喜欢群山，喜欢难题，甚至承认生活所以缺乏意义责任在于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我想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广场，感受恨与爱、失望与厌倦，感受构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所有那些简单而又愚蠢但却能给人生带来乐趣的东西。要是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我会容忍自己成为一个疯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疯子。最糟糕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疯子的人，因为他们只是重复别人吩咐他们要去做的事情。　　“不过，这一切都已无可能，你明白吗？同样，你也不可能整天盼望夜晚的到来，盼望一个住院的女患者为你弹奏钢琴。你我的世界都已到了末日。”　　韦罗妮卡站起身，亲切地摸了一下小伙子的脸，然后就直奔饭厅而去。　　推开饭厅的门，她就见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场面：所有的桌椅都被推到墙边，正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兄弟情谊会的全体成员都坐在地上，听一个身穿西装套服和系着领带的男人讲话。　　“……于是便邀请苏菲派①大师纳赛鲁丁来作一个讲座。”那个男人说道。　　门被推开时，饭厅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韦罗妮卡。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朝她说道：“坐下来。”　　韦罗妮卡坐在了地上，身边便是满头银发的马莉太太——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她是何等地气势汹汹。令韦罗妮卡吃惊的是，这一次马莉却微微一笑，对她表示欢迎。　　那个男人继续说道：“纳赛鲁丁把讲座定在下午两点，人们反响强烈，一千张①苏非派：阿拉伯文S ［Jfi 的音译，意为”羊毛“，因该派成员身着粗毛织在以示质朴，故名。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产生于七世纪末期，既以（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为依据，又接受新柏拉图主义、印度瑜伽派等某些外来思想。　　门票销售一空，另有七百余人在厅外准备着闭路电视的转播。　　“两点整，纳赛鲁丁的一位助手来了，说是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讲座将要推迟进行。有些人气愤地站起身，要求退票，然后便离去了。尽管如此，大厅内外依然留下来许多人。　　“从下午四点开始，由于苏菲派大师依然未到，人们陆续退票离去：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该回家去了。到下午六点时，最初的一千七百名听众只剩下不足一百人。　　“就在这时候，纳赛鲁丁走进了大厅。他仿佛完全喝醉了似的，开始拿坐在第一排的一位漂亮女郎开起玩笑来。　　“大吃一惊之后，人们感到十分气愤：连续等候了四个小时之久，这个人怎么能够这样行事呢？大厅里可以听到一些不满的抱怨声，可是苏菲派大师却毫不在意，他继续高喊着说，那位女郎能够引起性欲，还邀请她与他一起去法国旅游。”“这是什么大师。”韦罗妮卡心里想道。幸好她从不相信这类事情。　　“对抱怨的人们讲了几句粗话之后，纳赛鲁丁打算站起身来，不料却重重地跌倒在了地上。人们愤怒了，纷纷决定离去，并说这一切都不过是骗人的自我吹嘘，还说要在报纸上揭露这种卑鄙的把戏。　　“只有九个人继续留在大厅里。不满的人们刚一离去，纳赛鲁丁便站了起来，他神态适度，双眼放射出光芒，身体四周环绕着尊严与智慧的清风。‘你们这些留下来的才是一定要听我讲课的人。’他说道，‘你们已在精神之路上通过了两种最艰难的考验：等候某一特定时刻到来的耐心和不对所遇到的事情感到沮丧的勇气。我所要教的人正是你们。’”接着，纳赛鲁丁就教授了他们一些苏菲派的技巧。“　　那个男人停顿了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奇怪的笛子。　　“现在我们休息片刻，然后就进行默思。”　　兄弟情谊会的人都站了起来，韦罗妮卡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你也站起来。”马莉拉着她的手说道，“我们有五分钟的课间休息。”　　“我要走了，我不想添乱。”　　马莉把她领到一个角落里。　　“你都快要死了，难道还什么都没有学到吗？你不要总是想作正在使别人不舒服，正在给别人添乱！假如他们不喜欢的话，那就让他们抱怨好了！如果他们没有勇气抱怨，问题就是他们的！”　　“那一天我走近你们的时候，做了一些过去我从未敢做的g g 事情。”　　“你让疯子们一个纯粹的玩笑给吓唬住了。为什么你不继续勇往直前呢？你担心失去什么呢？”　　“我的尊严。我不想留在一个我不受欢迎的地方。”　　“什么是尊严？是想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品德高尚、表现出色、对他人充满爱心吗？你要尊重天性。你该多看一些有关动物的电影，留意它们如何为争夺自己的空间而厮杀搏斗。我们所有的人都为那一天你扇的那记耳光而感到高兴。”　　韦罗妮卡已经再没有时间为争夺任何空间去厮杀搏斗了，于是便改换了话题，问起刚才讲话的那个男人是谁来。　　“你正在进步。”马莉笑了，“你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担心别人会认为你是个冒失鬼。他是一位苏菲派教师。”　　“苏菲是什么意思？”　　“羊毛。”　　韦罗妮卡不懂。羊毛？　　“苏菲派是托钵僧的一种精神传统，那里的大师们不寻求表现自己的智慧，弟子们跳舞、旋转，然后进入昏迷状态。”　　“这有什么用处？”　　“我也不十分明白，但是我们兄弟情谊会决定体验一下所有被禁止的东西。在我的整整一生中，政府总教育我们说，人们寻求精神寄托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问题。现在请你回答我：难道你不认为，力图理解生活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　　是的，是一个现实问题。除此之外，她已不能再肯定现实这个词语的含意究竟是什么。　　那个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据马莉说是一位苏菲派教师——要求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圈。他把饭厅一个花瓶里所有的花都取了出来，只留下一枝红色玫瑰，然后把花瓶放在圆圈的中央。　　“看看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韦罗妮卡对马莉说道，“过去某个疯子才认定冬季可以养花，可现在整个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玫瑰。你认为一个苏菲派教师，利用他的全部知识，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马莉仿佛在猜测韦罗妮卡的想法。　　“以后再进行这种讨论吧。”　　“我力图马上弄明白，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现在，而且看来非常短暂。”　　“所有人拥有的一切都是现在，而且总是非常短暂，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们拥有一个积累了许多东西的过去，而且还拥有一个会积累起更多东西的将来。说到现在，你已经手淫过很多次了吗？”　　虽然镇静剂仍在起作用，韦罗妮卡还是回忆起了她在维莱特听到的第一句话。　　“当我来到维莱特，还插满人工呼吸用的管子时，就清楚地听见有人问我想不想让人为我手淫。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里人们会想着这样的事情呢？”　　“这里和外面并无两样，只是这里无需遮遮掩掩。”　　“那天是你向我发问的吗？”　　“不是。不过，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你的快感能达到何种程度。下一次，你要多少有点耐心，与让你的性伴侣引导你相反，你可以把他带进那种程度。哪怕你还能活上两天，我认为你也不应该离开人世却不知道你的快感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　　“我只能找那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正等着听我弹钢琴。”　　“至少他是个蛮英俊的男人。”　　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要求大家别出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他吩咐众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支玫瑰花上，把其余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　　“这些念头还会回来，但是你们要力图加以阻止。你们有两种选择：控制你们的思想，或是被它所控制。你们已经选择过第二种，被恐惧、激动、犹豫牵着鼻子走，因为人具有一种自毁的倾向。　　“你们不要把疯癫和失去控制混为一谈。请你们记着，苏菲派主要的大师纳赛鲁丁就是被所有人称作是疯子的那种人。恰恰因为你们城市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所以纳赛鲁丁就有了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讲出来的可能，有了去做他想要去做的事情的可能。如同中世纪王宫里的小丑，他们能提醒国王警惕一切危险，而大臣们却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的职位。　　“你们也应该如此。继续当疯子，但又要像正常人那样行事。要敢冒与众不同的风险，但又要学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朵花的上面，让真正的自我现出原形。“　　“什么是真正的自我？”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也许其他所有的人都知道，但这并无关紧要，她应该少担心是否会打扰别人。　　那个人对自己的话被打断似乎感到十分惊奇，但依然回答说：“就是你原本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把你变成的那个样子韦罗妮卡决定参加练习，尽最大努力发现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在维莱特的这些日子里，她体验到了过去从未如此强烈感受过的东西——仇恨、爱恋、对生活的渴望、恐惧、好奇。也许马莉讲的有道理：难道她真的体验过性高潮吗？或者只是达到了男人们想要把她带往的那种程度？　　身穿西装套服的那个男人开始吹奏起笛子来。音乐渐渐使她的心灵趋向平静，使她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朵玫瑰上。　　可能是镇静剂产生了效力，不过，事实是从她离开伊戈尔医生诊室的那一刻起，她的自我感觉便十分良好。　　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去，害怕又有什么用呢？害怕对她不会有任何帮助，也不能避免心脏疾病注定要发作。最好是充分利用还能活着的几天或是几个小时，去做那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音乐十分柔和，饭厅里股俄的光线造成了一种近似宗教的氛围。宗教，为什么不试图沉浸于其中，看看自己还余下多少信仰与忠诚呢？　　因为音乐把她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使她头脑一片空白，不再思考任何事情，而仅仅成为一个生物。韦罗妮卡专心致志地凝视着玫瑰，看清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她喜欢自己，并且对自己过去竟如此草率感到遗憾。　　静心凝视结束，苏菲派教师走了。马莉留在饭厅又与兄弟情谊会的人聊了一会儿天。韦罗妮卡说自己累了，立刻离开了饭厅。上午服用的强效镇静剂足以使一条公牛入睡，而她却有力量使两只眼睛一直睁到这一时刻。　　“青春就是如此，它确定了自己的极限而不问身体是否能够承受，而身体却总是可以承受。”　　马莉并无困意，她很晚才睡醒，然后就在卢布尔雅那转悠了一圈——伊戈尔医生要求兄弟情谊会的成员白天都要离开维莱特。她去了电影院，在座位上又睡了一觉，因为那部讲述夫妻冲突的电影实在令人厌烦。难道就没有别的题材了吗？丈夫与情妇，丈夫与妻子和生病的儿子，丈夫与妻子，情妇和生病的儿子，为什么总是重复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呢？人世间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可以讲述。　　饭厅里的闲谈历时很短，静心凝视令所有的人感到松弛，他们决定回房间睡觉去了。只有马莉是个例外，她离开饭厅去花园散步。路过客厅时，她看到韦罗妮卡还没有回房间，而是在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弹奏钢琴，后者可能一直在钢琴边等候着她。疯子就跟孩子一样，只有看到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后才肯罢休。　　冷气逼人。马莉回到房间，取了一件防寒衣，又走了出来。到了外边，在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她点燃了一支香烟。她一边毫无愧意不慌不忙地吸着，一边想着韦罗妮卡、正在听到的钢琴声和维莱特围墙外面人们的生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难以忍受的。　　在马莉看来，所以难以忍受不是因为生活混乱无序的缘故，而是过于井然有序的结果。社会的规矩越来越多，法律则与这些规矩作对，而新的规矩又与法律相对抗，结果搞得人们个个担惊受怕，面对指导一切人生活的那种看不见的规则，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马莉对这种事了如指掌，疾病把她送进维莱特之前她已从事了四十年的律师工作。刚当律师不久，她便很快放弃了对司法机关的天真幻想，懂得了制定法律不是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要使一场争执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遗憾的是天主、耶和华、上帝——人们怎么称呼他无关紧要——未曾生活在当今的世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依然生活在天堂里，与此同时，他却要对上诉书、呼吁书、请求书、委托书作出答复，而且不得不在无数次听证会上就他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①的决定进行解释。亚当和夏娃仅仅触犯了一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专断禁令：不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假如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他为什么要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而不是它的墙外呢？倘若马莉被找去为他们两个人进行辩护，她肯定要指控上帝“疏于管理”，因为他不仅把树安放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且没有在它的周围张贴告示，围上栅栏，采取最起码的安全措施，而是置所有的过往行人于危险之中。　　马莉还可以指控他“诱导犯罪”：是他提醒亚当和夏娃注意那棵树的准确地点。假如他什么也不说，一代又一代的人从那里经过而不会有任何人对禁果产生兴趣——既然它本应被置于一片森林当中，那里到处都是同样的树，因而它就没有任何特殊价值可言。　　然而上帝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制定了禁令，又找到一种诱导某个人去违反它的方法，目的只是为了创造惩罚。他知道，亚当和夏娃最终会对这么多完美的东西感到厌倦，他们的耐心迟早会要经受考验。上帝在那里等候着，因为也许他——无所木能的上帝——同样对所有事情都运行得十全十美感到厌倦：假如夏娃不吃知善恶果，在这亿万年间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一件也没有。　　禁令遭到破坏时，上帝——无所不能的法官——还假惺惺地进行了一番搜寻，仿佛他不知道他们的所有那些可能的藏身之处。天使们对这一游戏感到开心（自从明亮之星离开天国之后，对她们而言，生活大概同样也变得非常令人厌倦），在她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上帝开始上路了。马莉设想，《圣经）的这一段可以为一部惊险电影提供一个精彩的场面：上帝的双脚在行走，亚当和夏娃彼此交换着惊恐的目光，一双脚突然在他们藏身之处的旁边停了下来。　　第六章　　“你在哪里？”上帝问道。　　“我听见您在园子里的脚步声，心里害怕，就藏起来了，因为我赤裸着身体。”亚当回答说，并不知道这样一讲就等于招供自己犯下了一桩罪过。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计谋——假装不知道亚当藏在何处以及他躲起来的原因——，上帝就得到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为了不让作为观众正在注视着这件事的天使们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　　“你怎么知道你赤裸着身体？”上帝又问，并且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吃了让我懂得这一点的禁果。　　通过这个提问，上帝向天使们表明他是公正的，他惩罚亚当和夏娃是以全部现存证据为基础的。到了这种地步，知不知道过错是否是夏娃的和亚当是否请求上帝原谅就无关紧要了。上帝需要一个范例，以便使任何其他的生灵——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不再敢违反他的决定。　　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他们的子女最终也为这一罪过付出了代价（与现今罪犯们的子女的遭遇相同）。司法制度由此而产生：法律，违犯法律（至于它是合情合理还是荒诞无稽则无关紧要），判决（有经验的战胜没有经验的）和惩罚。　　鉴于整个人类受到惩罚而无权对判决进行修正，人们便决定创立辩护机制，以防止上帝决定重新证明其专横权力的可能性。然而，在数千年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制定了太多的上诉类别，结果便过了头，使现在的司法成了条款、法规和谁也无法真正理解的相互矛盾的文本的大杂烩。　　因此，当上帝决定改变主意，派他的儿子来拯救世界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他的儿子陷入了他所创立的司法罗网。　　复杂的法律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后导致他的儿子被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其过程远非是一个简单的司法程序：从一大祭司亚那到大祭司该法亚；从两位大祭司到彼拉多——彼拉多借口说，依照罗马法典，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又从波拉多到希律——希律借口说，犹太法典不允许判处死刑；从希律重新回到彼拉多，彼拉多依然企图挽救耶稣。　　最后，彼拉多使用了有利于法官——而不是被审判之人——消除疑虑的条款：拿水洗手，以此表示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又是一个计谋，通过它可以维护罗马司法制度，同时又不伤害与地方审判官的良好关系，还能把做出决定的重大责任转移给公众——如果判决最后惹出麻烦，帝国首都的某位观察员就必须亲自来验证所发生的情况。　　司法，权利，虽然为了帮助无辜者此乃必不可少之物，但其运作方式并不总是能令所有的人感到高兴。马莉为自己远离了这种乱成一团的职业而感到高兴，虽然今天在响起钢琴声的夜晚她还不能完全确定维莱特是不是她的永久安身之地。　　“即使我彻底离开此地，也决不再从事司法工作，不再和疯子们共事。这些疯子自以为是正常的人，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他们惟一的职能就是让一切对其他人而言都变得更加困难。我要去做个裁缝，或是绣花工，或是去市剧院的对面卖水果。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部分毫无意义的疯癫工作。”　　在维莱特允许吸烟，但禁止将烟头扔在草地上。她十分开心地做了不准做的事情，因为呆在这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遵守规章秩序，即使违反了也无需承担后果。　　她走近医院的大门，看守——这里总有一位看守，无论如何这是规定——点头与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拉开了门。　　“我不想出去。”她说道。　　“多么美妙的钢琴声。”看守说道，“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　　“但是很快就会听不到了。”说完她便急忙走开，以免不得不进行一番解释。　　她想到韦罗妮卡走进饭厅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恐惧。　　恐惧。韦罗妮卡可能会感到犹豫、羞怯、窘困、不自在，可为什么会恐惧呢？这种神情只有面对一种具体的威胁时——比如野兽、携带武器的人、地震——才会流露出来，从不会在面对饭厅里聚集的一群人时产生。　　“不过，人类就是这样。”她自我安慰说，“他们用恐惧替代了他们的大部分情感。”　　马莉十分清楚自己所讲之话的含义，因为这正是把她送进维莱特的理由：恐惧综合症。　　马莉的房间里保存着她收集的大量有关这种疾病的文章，如今，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它。不久前，马莉曾看过德国电砚台的一个节目，有几个人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就在同一个节目里，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恐惧综合症，虽然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极力隐瞒自己的症状，害怕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疯子。　　不过，在马莉初次发病的那个时代，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可怕极了，真是可怕极了。”马莉边想边又点燃了一支烟。　　钢琴依然在发出声响，韦罗妮卡看似有足够的精力彻夜不眠。　　自从韦罗妮卡进入收容所之后，许多住院者都受到触动，马莉便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尽量避免见到韦罗妮卡，担心会唤醒后者的求生欲望。既然韦罗妮卡再也无法逃出此地，还是让她继续求死为好。伊戈尔医生放出话说，虽然每天都依旧给她打针，但韦罗妮卡的状况依然明显地恶化，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她。　　住在里面的人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并与这位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姑娘保持着距离。然而，谁都不确切地知道是何原因，韦罗妮卡开始为求生而战，尽管只有两个人与她有过接近：一个是泽德卡，明天就要出院了，所以不必多说；另外一个便是埃杜阿尔德。　　马莉需要和埃杜阿尔德谈一谈，此人对她的话一直是尊重的。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明白，他正在把韦罗妮卡重新带回这个世界吗？难道不明白，这是对一个没有希望获救的人所能做出的最坏的事情吗？　　她想出了对此事进行解释的无数种可能性，但所有的可能性都会使小伙子产生负疚感，而她是永远不会这样去做的。马莉又思索了一会儿，决定让事情倾其正常节律进行。她已经不再是律师了。这里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她不愿在这样一个地方成为制定新的行为准则的坏榜样。　　韦罗妮卡姑娘的出现触动了许多人，一些人准备对他们的生活进行重新思考。在兄弟情谊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试图解释正在发生的情况：在维莱特，死人的事或者发生得很突然，不给任何人以考虑它的时间；或者是发生在久病之后，这种死总被认为是一种幸福。　　然而，韦罗妮卡的情况却使人为之动情，因为她还年轻，并且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已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自问道：“万一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现在我有一次机会，我正在利用它吗？”　　有些人对该答案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早就予以放弃了，已经成为一个既没有生也没有死、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要被迫进行思考，马莉就是其中之一。　　韦罗妮卡中断了一会儿演奏，望着外面在寒夜中只穿着一件薄外套的马莉。难道她想要自杀吗？　　“不，曾经想要自杀的是我。”　　她又重新开始弹奏起钢琴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伟大的梦想：用心灵去弹奏，想什么时候弹奏就什么时候弹奏，在她认为是最好的时刻弹奏，哪怕听众只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也无关紧要。小伙子似乎懂得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莉从未想要自杀过。相反，五年前，就在今天去过的电影院里，她毛骨保然地看了一部讲述萨尔瓦多贫困状况的电影，并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地重要。当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职业。她决定放弃令人厌烦和永无休止的律师工作，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一所慈善机构。国家将要爆发内战的传闻日甚一日，而马莉却不相信：在世纪之末，欧洲共同体不可能让一场新的战争发生在其家门口。　　然而，在另一个半球，所作出的选择却充满了悲剧，萨尔瓦多便是其中之一：那里的儿童在街上挨饿，而且被迫卖淫。　　“太可怕了。”她对坐在旁边软椅上的丈夫说道。　　丈夫点点头表示同意。　　马莉推迟作出这一决定已有很长时间了，但现在也许该和丈夫谈一谈了。他们已经得到生活所能奉献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住房，工作，称心的子女，必要的安逸舒适，还有娱乐和文化。为什么现在不能为他人做点事情呢？马莉与红十字会有联系，知道世界许多地方正绝望地需要志愿人员。　　她厌倦了整天与官僚阶层和诉讼程序打交道的工作。有些人要花上几年时间去解决一个并非由他们造成的问题，而她却无力相助。然而在红十字会工作，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她作出决定：一离开电影院，就请丈夫去一个咖啡馆，与他商量一下自己的想法。　　银幕上出现了萨尔瓦多的一个政府官员，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十分冷漠地作了一番辩解。就在这时，马莉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她对自己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也许是电影院里空气不好使她感到憋气。万一这种感觉持续下去，她就去休息厅换换空气。　　然而，随着银幕上一连串的画面快速掠过，马莉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她开始冒起冷汗来。　　马莉吃了一惊，力图把注意力集中到影片上，看看能否把一切不祥的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但她发现，她已不能与银幕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步而行，影像继续出现，字幕也能看清楚，而马莉却仿佛进入了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现实之中，那里的一切都古怪离奇，与她所熟悉的一切相距甚远，属于一个她从未到过的世界。　　“我不舒服。”她对丈夫说道。　　她曾竭力避免讲出这句话来，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她感到某种不妥，但她已不可能把这句话再拖延下去。　　“我们到外边去吧。”丈夫回答说。　　当他拉起妻子的手准备扶她起身时，发现她的手像冰一样地冷。　　“我无法走到外边去。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丈夫吓了一跳。马莉的脸上淌满了汗水，眼睛里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闪光。　　“别担心，我出去叫个大夫来。”　　马莉感到恼火。丈夫的话合乎清理，可其他一切——电影院、昏暗的阴影、坐成一排排望着闪亮银幕的观众——都仿佛对她是一种威胁。她断定自己还活着，甚至能触摸到身边那仿佛是固体一样的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　　“无论如何，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站起来，和你一起出去。你慢慢地走。”　　两个人向坐在同一排的观众示意要离去，然后开始朝放映厅的最深处走去，出口的大门就在那里。马莉的心脏不停地猛烈跳动，她相信，绝对地相信，她将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了。她所做的一切，她的每一个动作——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示意别人让她过去，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臂，吸气与呼气——似乎都是经过思考而有意为之，而这一点令她感剂惊恐不安。　　在她的一生中，马莉从未感到如此害怕过。　　“我就要死在一家电影院里了。”　　她认为自己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许多年前，她的一位女友就死在一家电影院里：大脑的一个动脉瘤破裂。　　大脑的动脉瘤犹如一枚定时炸弹。在血管形成的微小的静脉曲张仿佛旧轮胎上的气泡，可以存在于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而不发生任何问题。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动脉瘤，直至它被无意发现一比如因为其他原因而给大脑拍X 光片，或是在它破裂之时才能断定，而一旦破裂，就会将一切淹没在血里，导致病人立刻进人昏迷状态，通常会造成病人在很短时间内死亡。　　穿过黑暗大厅的过道时，马莉想起了那位死去的女友。然而最奇怪的是，仿佛动脉瘤的破裂正在损害着她的感觉功能：她似乎被送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星球，每一件熟悉的东西都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似的。　　令人感到恐怖和无法解释的害怕。孤身一人呆在另一个星球的惊慌。死亡。　　“我不能胡思乱想。我必须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而且一切都会好的。”　　她尽量让自己的举止保持自然。有几秒钟时间，这种奇怪的感觉有所减弱。从第一次感到心跳过快到行至出口处，她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恐怖的两分钟。　　然而，一走进灯光明亮的休息厅，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刚才的状态。各种色彩强烈而鲜明，外面街上的喧闹声似乎从各个角落传了进来，所有的东西都绝对缺乏真实性。她开始注意到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种种细节，比如说，视觉的光区仅限于我们双眼集中的那一小块范围，其余的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模糊。　　不止如此：她知道，她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不过是她大脑里的电脉冲使用透过被称之为“眼睛”的胶状体的光脉冲所产生的一个场景。　　不，她不能去琢磨这些事情。如果这样想下去，她最终会完全成为一个疯子。　　此刻，她对动脉瘤的恐惧已然消失：走出放映厅时她依然活着，而她的那位女友却来不及离开座椅便死去了。　　“我去叫一辆救护车来。”看到妻子脸色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时丈夫说道。　　“叫一辆出租车吧。”马莉要求道。她能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感觉到声带的振动。　　去医院就意味着她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而马莉已然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使事情恢复本来的面目。　　两个人走出休息厅。刺骨的寒冷似乎产生了某种积极效果，马莉稍微恢复了一定的自我控制力，尽管还依然感到惊恐和莫名的害怕。当丈夫绝望地试图在夜间这种时刻拦到一辆出租车时，马莉坐在了人行道的石沿上，尽量不去看自己周围的事物，因为正在玩耍的儿童、行驶的公共汽车以及从附近一个娱乐公园传来的音乐声，似乎全都绝对是超现实的，令人生冒畏和缺乏真实性。　　终于来了一辆出租汽车。　　“去医院。”丈夫边说边帮助妻子上车。　　“看在上帝的份上，回家去吧。”她要求道。她不想再去陌生的地方，她急切需要见到她所熟悉的、始终如一的那些东西，它们能够减轻地所感到的恐惧。　　当出租车驶向指定的目的地时，马莉的心跳过速得到了缓解，体温开始恢复正常。　　“现在我好多了。”她对丈夫说道，“大概是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造成的。”回到家里之后，世界仿佛又重新成了自童年起她就熟悉了的那种模样。看到丈夫朝电话机走去，她便问丈夫要干什么“叫一位医生来。”　　“没有必要。你看，我已经好了。”　　她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原状，心脏跳动正常，无法控制的恐惧也已消失。　　那天夜里马莉睡得很沉，醒来时她深信不疑：有人在他们进入电影院之前往他们喝的咖啡里放了麻醉品。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危险的玩笑而已。她准备傍晚时分叫上一位公诉人一起去酒吧，试图发现是谁不负责任地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她上班去了，处理了几份有待决定的文件，并试图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昨天的经历还依然使她略微感到心有余悸，她需要向自己表明，前一天的情况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她与一位同事谈起了有关萨尔瓦多的那部影片，顺便讲到她已经厌倦整天都做着同一件事情。　　“也许到了我该退休的时候了。”　　“您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同事说道，“法律工作是年龄越大越具有优势的极少数职业之一。为什么您不请一段长假呢？我相信您会满怀热情地重新回到这里工作。”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发生一种突变：经历一次冒险，帮助一下别人，做一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谈话就此结束。她去了广场，在一家比她平时总去的要更贵的餐馆吃了午饭，然后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办公室——从那一刻起，她的退职便告开始了。　　其他职员还没有回来，马莉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还放在办公桌上留待处理的文件。她拉开抽屉，想取出总放在固定位置上的一支钢笔，然而却没有找到。刹那间，她想到也许自己的做法有些奇怪，因为她没有把笔重新放回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　　这就足以使她的心脏重又开始猛烈地跳动，前一天晚上的那种恐惧感也全部再次卷土而来。　　马莉一下子愣怔了。太阳透过百叶窗，把室内的一切都涂上了一种与往常不同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更加夺目，而她却产生了再过一分钟她就要死去的感觉。一切都是绝对的奇怪，她在这间办公室里正干什么呢？　　“上帝啊，我并不相信你，不过，请你帮帮我吧。”　　她开始再次冒出冷汗，并且发现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　　假如这时候有人走进来，就会发现她那惊恐的目光，而她则不知该如何做是好。；她想到了寒冷。　　前一天寒冷曾使她的感觉好转，可怎么到街上去呢？她再次察觉出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呼吸的节奏（有时候感到假如她不进行吸气和呼气，躯体本身就不能自行完成），头部的运动（眼前的影像不停地变换位置，仿佛一个电视摄影机的镜头在旋转），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全身都被稠糊糊的冷汗湿透了。　　惊恐。毫无理由地生怕去做任何一件事，生怕迈出任何一步，生怕从坐着的地方离开。　　“这种情形会过去的。”　　前一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她正在上班，该怎么办呢？　　她看了一下手表，感到手表也是一个荒谬的机械，两根指针围绕着一个轴心转动，标出一个时间单位，而任何人也从未说明过为什么应该是十二点而不是十点的理由。其他人为制定出的单位也是如此。　　“我不能想这些事情，它们会使我发疯。”　　发疯，也许这个用词准确地说明了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马莉凭借着她的全部意志力站起身，朝卫生间走去。幸好办公室依然空无一人。一分钟之内——在她看来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她就来到了她想去的地方。她洗了洗脸，惊异的感觉减轻了，但是恐惧感依然存在。　　“会过去的。”她对自己说道，“昨天就过去了。”　　她回忆起前一天这一切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她把自己关在一个隔间里，坐在马桶上，弯下身用双手抱着头。这个姿势使她心跳的声音放大了，马莉立刻把上身直立起来。　　“会过去的。”　　在隔间里，她觉得自己不再认识自己，她已然木可救药地完蛋了。她听到人们进出卫生间的脚步声，还有就一些日常琐事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谈话声。不止一次有人想要推开她所在的隔间的门，但只要她低语一声，便没有人再坚持了。冲水箱的声音响得有些吓人，似乎能冲毁整个大楼，把所有的人送进地狱。　　然而，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恐惧的感觉渐渐过去了，心脏也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幸好她的女秘书笨得甚至没有发现她的不在，否则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到卫生间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看到自己已经能够重新控制住自己时，马莉打开了隔间的门，洗了很长时间的脸，然后便准备回办公室去。　　“太太没带化妆品。”一位女实习生说道，“您想借我的用用吗？”　　马莉没有理睬。她走进办公室，拿起她的手袋和私人物品，然后对女秘书说，现在她要回家去。　　“可是已经预定了许多会面！”女秘书不满地说道。　　“你不要下命令，而是接受命令。你就完全照我现在的吩咐去做：取消所有的会面。”　　女秘书目送马莉离开了办公室。她给马莉当秘书快三年了，这个女人一向温文尔雅。大概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也许是有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正和一个情妇在家里鬼混，她想去当场捉好。　　“她是个出色的律师，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女秘书对自己说道。可以肯定，明天马莉律师就会向她道歉。没有明天。当天夜里，马莉和丈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异常现象。两个人一起得出了结论：出冷汗、惊异、无力、不能自控，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恐惧。　　丈夫和妻子共同探讨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丈夫认为妻子的脑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但没有讲出来。妻子猜想这是要发生某种可怕事情的先兆，但也没有说出口。他们以成年人的逻辑和理性寻找着可供谈话用的共同之点。　　“也许最好你去做一些检查。”　　马莉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任何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马莉向律师事务所申请三十天的无薪假期并被接受。丈夫本想带她去奥地利，那里有治疗脑科疾病的著名专家。但是马莉不肯离开家——现在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发病的时间越来越长。　　马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服用了镇静剂，才与丈夫来到了卢布尔雅那医院。马莉接受了一连串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一个动脉瘤也没有发现——，这使马莉在以后的岁月里安下心来。　　然而，恐惧的袭击依然如故。当丈夫忙于采购和做饭时，马莉每天都强迫自己对房间进行清扫，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她开始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精神病的书籍，但随即又停止阅读，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每一种病都似乎与她的相吻合。　　最可怕的是，虽然发病已然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但即便这样，她也依然感到恐惧，对现实感到惊异，无法控制自己。除此之外，她还开始对丈夫的处境感到自责：丈夫不得不加倍地操劳，取代她承担起家庭主妇的事务——清扫房间除外。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情况并没有发生好转，马莉开始感到并流露出一种激烈的暴躁情绪。无论什么事都会使她失去平静和大吵大闹，最后又总是忍不住地哭上一场。　　三十天之后，马莉办公室的同事来到了她的家中。他每天都打电话来，但马莉或是不接电话，或是让丈夫回话说她正有事忙着。那一天下午，同事直接投响了门铃，一直等到马莉把门打开。　　当天上午，马莉的心请很平静。她为同事准备了一杯茶，两个人谈起了事务所的情况，后来同事问她什么时候回去上班。　　“我再也不回去了。”　　同事回忆起那次有关影片《萨尔瓦多》的谈话。　　“您总是把事情做到最好，您有权选择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听完这一番话，马莉失声痛哭起来——现在她通常十分轻易地就会如此。　　同事一直等到她平静下来。作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他什么都没有问。他知道，此时此刻，沉默比提问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个答案。奋果然如此。马莉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情况，从电影院里发生的事情一直谈到最近她对丈夫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而丈夫却是那样地支撑着她。　　“我成了一个疯子。”她说道。　　“这是一种可能。”同事回答说，流露出已明白了一切的神情，然而声音却十分柔和，“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两件事可做：或是去治疗，或是继续病下去。”　　“像我现在的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我还能完全控制大脑功能，我所以感到紧张是因为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很长时间。但是我并没有精神病的惯常症状，比如缺乏现实感，比如对一切都失去兴趣；或是禁不住要伤害他人。我只是感到恐惧。”“所有的疯子都说他们是正常的。”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马莉又为同事添了一些茶。他们谈论天气，谈论斯洛文尼亚独立的成果，谈论克罗地亚与南斯拉夫之间现在出现的紧张局势。马莉整天看电视，对这一切都十分了解。　　辞行之前，同事又提起了治疗一事。　　“市里刚刚开办了一所疗养院，”他说道，“外国人投的资，具有发达国家一流的治疗手段。”　　“治疗什么？”　　“可以这样说吧，治疗各种失衡。过分恐惧就是一种失衡。”　　马莉答应考虑一下这件事，但并未做出任何决定。她又继续被恐惧侵扰了一个月，最后终于明白，不仅她的生活，而且还有她的婚姻，都正处于崩溃之中。她又服用了一些镇静剂，并大胆地走出了家门——这是六十天之中的第二次。　　她乘坐一辆出租汽车，一直来到新开办的那所疗养院。路上，出租汽车司机问她是不是去探望什么人。　　“听说那里面非常舒适，不过也说疯子们都很狂暴，还说治疗办法包括使用电击。”　　“我去探望一个人。”马莉回答说。　　仅仅一个小时的谈话，就足以使她两个月来所受的折磨走到了尽头。院长是位高个子男人，头发被染成了黑色，应诊时使用的名字是伊戈尔医生。他向马莉解释说，她所患的只是一种恐惧综合症而已，这种病刚刚被世界精神病学年鉴所承认。　　“这并不是说它是一种新出现的疾病。”他很细心地解释说，以使对方能完全听懂他的话，“问题是患有这种病的人通常都加以隐瞒，生怕被别人混淆成是个疯子。其实如同压抑症一样，它仅仅是机体化学物质的失衡。”　　伊戈尔医生为她开了一张处方，并让她回家去。　　“我现在不想回去。”马莉回答说，“虽然您对我讲了这么多，可我仍然没有勇气到街上去。我的婚姻情况变得一团糟，找的丈夫两个月来一直在照顾我，我需要让他也缓口气恢复一下。”　　鉴于股东们希望收容所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和往常发生这种情况一样，伊戈尔医生接受了马莉的住院要求，虽然他已明确表示没有这种必要。　　马莉服用了对症的药物，再加上心理治疗，症状逐渐减轻，最后便彻底痊愈了。　　然而在此期间，马莉入住疯人院的消息不胜而走，传遍了卢布尔雅那小城。她的同事——她多年的朋友，与她一起不知共同度过了多少欢乐与忧虑的时刻——前来维莱特探访她，称赞她有勇气接受他的劝告和寻求帮助，但随即便讲出了他此行的原因。　　“也许现在您真的到了退休的时候了。”　　马莉听懂了这句话后面的含义：谁也不愿将自己的事务委托给一个曾进过疯人院的律师。　　“您讲过，工作是最好的治疗方法。我需要回去，哪怕是非常短的一段时间。”　　马莉等候着同事的回答，但是对方却一言不发。马莉接着说道：“是您建议我来这里治疗的。当初我考虑退休的时候，本想要功成名就地光荣离去，完全是自愿和自发的。我不想因为失败而放弃我的工作，请您至少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恢复自尊自重，到那时，我会主动要求退休。”　　她的同事清了清喉咙。　　“我建议您来治疗，并没有建议您住院。”　　“可这是个关系到我能否生存的问题，当时我根本无法出‘1 上街，我的婚姻也眼看就要完结。”　　马莉知道自己正在白费口舌，无论怎样她都不可能说服时方——归根结底，这会使事务所的信誉承受风险。尽管如此，她还是又尝试了一次。　　“我在这里接触到两种类型的人：一种是没有机会重返社会；另一种是已经彻底痊愈，但却宁愿装成疯子，目的在于不必去承担生活的责任。我愿意而且也需要重新珍视自己。我应该说服自己，我有能力做出决定。我不能被推到不是我所选择的道路上去。”　　“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以犯许多的错误，”身为律师的同事说道，“但有一种除外：把我们毁掉的错误。”　　再谈下去也无济于事。在她的身为律师的同事看来，马莉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两天之后，她被通知说又有一位律师前来探访她。这一次的律师来自另外一个事务所，该事务所被马莉现在的前同事们视为最有力的对手。马莉感到了鼓舞：也许此人知道她现在已经可以自由地接受一个新的职位，这乃是地恢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个机会。　　那位律师走进会客室，在马莉面前坐下来，然后微微一笑，问她是否感觉好些了，接着便从公文包里取出了几份文件。　　“我是受您丈夫的委托到这里来的。”他说道，“这是一份离婚申请书。当然，他会支付您在这里住院的费用。”　　这一次，马莉的反应平静。她在所有的文件上都签了字，虽然她知道，根据她所熟悉的司法规定，她可以无限期地将这场争执拖延下去。马莉立到去见伊戈尔医生，说她的恐惧症状又出现了。　　伊戈尔医生知道她在撒谎，但还是无限期地延长了她的住院时间。　　韦罗妮卡决定去上床睡觉，但是埃杜阿尔德依然站在钢琴边不动。　　“我累了，埃杜阿尔德。我需要睡觉。”　　她很想继续为他演奏，从麻木的记忆中找出所有她所熟悉的奏鸣曲、安魂曲和柔板，因为埃杜阿尔德懂得欣赏，而且不提任何要求。但是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了。　　他是个多么英俊的小伙子！假如他至少能走出他的世界片刻，并且把她当成一个女人相看，那么她在这个世界的最后几个夜晚就将会成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因为埃杜阿尔德是惟一了解韦罗妮卡是位艺术家的小伙子。通过一支奏鸣曲或是一支小步舞曲的纯真情感，她与这个男人有了一种地从未与任何其他人有过的联系。　　埃杜阿尔德是个完美的男人，他敏感和富有教养，粉碎了一个毫无趣味的世界并在自己的头脑里将其加以重建，把色彩、人物、故事都换成了新的。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包括了一个女人、一架钢琴和一个不断升起的月亮。　　“我现在就能热恋上你，把我的一切全奉献给你。”韦罗妮卡说道，以为他不会听懂她的话，“你只要求我为你演奏一点音乐，其实我比你所想象的要丰富得多。我很高兴与你分享另外那些我所懂的东西。”　　埃杜阿尔德微微一笑。难道他听懂了吗？韦罗妮卡感到有些害怕，因为行为手册上讲不应该以这么直截了当的方式谈情说爱，更是永远不能对一个只见过很少几次面的男人这样做。但她决定继续讲下去，因为她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　　“埃杜阿尔德，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淮一能够热恋的男人。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我死去的时候，你不会感到少了我不行。我不知道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感觉，但是肯定不应该会去想念某个人。　　“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你对夜间不再能听到音乐感到奇怪。但是只要月亮一出现，就会有人准备弹奏奏鸣曲，尤其在一所精神病医院更是如此，因为我们所有在这里边的人全是些‘受月球影响的’人。”　　她不知道疯子与月亮之间有什么关系，但应该非常密切，因为人们使用“受月球影响的”这个词来指精神病患者。　　“我同样也不会感到少了你不行，埃杜阿尔德，因为我就要死了，就要远离开这里。正因为我不怕失去你，所以我不在乎你会还是不会对我有什么看法。今天我像热恋中的女人为你弹奏了钢琴。太好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刻。”　　韦罗妮卡看了一眼外面的马莉，想起了马莉对她说过的话。她再次打量着面前的这个小伙子。　　韦罗妮卡脱去毛线衫，走近埃杜阿尔德——如果你想干些什么，现在就来吧。马莉不会在外面的严寒中忍受很长时间，一会儿她会进来的。　　埃杜阿尔德向后退去，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她再回到钢琴前去呢？什么时候她会弹奏一首新的乐曲，以那些疯狂作曲家的同样色彩、折磨、痛苦和欢乐来充实他的心灵呢？那些作曲家以他们的作品跨越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外面的那个女人对我说过：”手淫吧，让自己知道自己希望快感能达到何种程度。‘难道我能超出一直固有的那种感觉吗？“　　她拉起埃杜阿尔德的手，想把他领到沙发那里去，可埃杜阿尔德彬彬有礼地拒绝了。他希望站在他所在的钢琴旁边，耐心地等待她重新进行演奏。　　韦罗妮卡感到不知所措，但立刻发觉自己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去。她就要死了，害怕或是坚持过去一直限制她的生活的种种成见又有什么用处？她脱去衬衫、长裤、胸罩和内裤，赤身裸体地站在了埃杜阿尔德的面前。　　第七章　　埃杜阿尔德笑了。韦罗妮卡不知道他笑什么，但注意到他笑过。她轻轻地拉起他的手，把它放在自己的阴部。埃杜阿尔德的手停在那里，一动不动。韦罗妮卡放弃了原来的想法，把他的手拉开了。　　某种东西比与这个男人的肉体接触更令她兴奋不已：她可以随心所欲，她可以不受任何限制，除了呆在门外可能随时会进来的那个女人之外，所有其他人都应该入睡了。　　血液循环开始加快，脱衣服时感到的凉意渐渐消失。两个人面对面地站着，她一丝不挂，他衣着完整。韦罗妮卡将手伸到自己的阴部，开始了手淫。她从前也手淫过，或是独自一人，或是与某个男伴在一起，但却从未像现在这样：一个男人站在面前，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　　这令人兴奋，异常令人兴奋。韦罗妮卡两腿分开站立着，用手触摸着自己的阴部、乳房、头发，从未如此地沉迷过。这并木是因为希望看到眼前的那个小伙子能走出他隔离的世界，而是因为她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　　她开始哺哺自语，讲出一些人们无法想象的事情来，其父母淇朋友淇祖先都会认为这乃是世界上最见不得人的东西。第一次性高潮出现了，只见她紧咬双唇，以免惬意地叫出声来。　　埃杜阿尔德凝视着她，眼睛里流露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目光，好像正在明白菜种事情，比如活力、热能、汗水以及她身上散发出的气味。韦罗妮卡仍未感到满足，她跪了下来，再次开始了手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