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作品选-3

民族主义即便是极端民族主义，若不与国家权力结合，也只是社会思潮的一极而已，完全不必为之忧心忡忡。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渊薮，可是探究其本质，民族主义只是结果，国家对大众意志的操纵才是罪恶的根源。若能避免这操纵，我们就能避免人间十之八九的恶，这便是提纲挈领之法。　　我想真正值得警惕的，是这本书背后表现出的在我们这个社会中越来越浓郁的惟成功是图的趋向。　　有人批评说这本书是一本“左愤”之作，我以为失之简单。我看这本书中既有极端左派的冥顽不灵，也有极端右翼的冥顽不灵，可是它既没有什么左派的理想也没有任何右派的理性。它甚至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专门讨伐中国知识分子的“文艺腔”，且将之与中国对航空母舰的需求对立起来，恕我直言，我的观感就是关公战秦琼—村夫野老饮少则醉，在那儿胡吣呢。　　我们该如何理解一些人写了这么一本在逻辑、事实、结构、语言上都毫无最基本的质量可言却使劲儿嚷嚷的书呢？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它身上寄托任何真正的抱负。《南方周末》曾经发表过一篇特稿，讲一个“没有形状的”男孩，他就像水一样，遇到石头缝就钻进石头缝，遇到老鼠洞就钻进老鼠洞，没有原则，没有立场，没有底线，也没有自我，只是贪婪地不择手段地渴求着成功。在我看来，我们正在说到的这本书，也正是一本单单谋求“成功”却没有任何原则和立场的“没有形状”之作。　　这个话题说到这儿也就结了。题外话是，这书出版之后受到了不少批评，我看到其中一位作者在博客上说，笔墨官司耽误了他们不少事，一位作者误了“几个活儿”，少赚了10万块钱，而他自己呢，只少赚了6万块。你知道有些人一遇到批评就会又抱怨又炫耀地暗示自己赚钱比较多。看到这个，郭德纲的一句话就闯进了脑海：嗯，你无耻的样子很有我当年的神韵！我的感慨是：倘若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去追求的，那么这种腔调还真是天下无敌啊。@十分钟忆往前两天，我在百度上Google了一下“叼鱼郎”。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一种水鸟，它们笔直地钻进水面，重新出现时携带着水花，嘴巴里叼着鱼，慢悠悠地掠过天空，鱼挣扎着，银光闪烁。Google的结果是，这是中国常见的水鸟，也就是翠鸟。第二天晚上，我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作文里写过翠鸟。可是我怎么会写到它呢，如果我不知道自己见过的就是翠鸟？紧接着，我回忆起了妈妈曾告诉过我，叼鱼郎就是翠鸟。这么说，我忘了这个小知识，如今找回来了。我还一度认为自己见过蜂鸟。它跟书本上描述的蜂鸟完全相同，很小，振翅极快，会稳当地悬停。有一次我看见它在吸吮蝴蝶花的花蜜，比苏-30还厉害，会在空中后退。还有一次，我正走在路上，它飞到我鼻尖前几厘米处，悬停了两秒钟。它的翅膀扇得那么快，就像纹丝不动。在孩童时代，对我而言，这神奇的小鸟彷佛有着雷诺阿式的富丽颤动的光晕。它是造物主的精致巧思，是一个小小的神话的降临，是神明不仅雄浑辽阔而且富有艺术天赋的证据之一。直到上了中学，我查阅资料，才得知这只是幻象。我见过的并非蜂鸟。如今你可以在网上查到这段话，“蜂鸟在中国全境没有分布，有些大型的天蛾（如蜂鸟鹰蛾）在白天活动取食花蜜时会被误认为是蜂鸟。”蜂鸟，3克重，最高时速100公里，可以升至5000米高空，远在美洲。蜂鸟倏忽远去了。翠鸟也早已在那片水域消失。有一天，工业废水汩汩而来。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经常疑惑，炖鱼为什么有一股汽油味呢？水污染是从重工业城市开始的，一直蔓延到中国的每个角落，杀死了银鱼、翠鸟，等等，只有螯虾顽强地扩大了种群。养殖技术也越来越凶悍了。东北人家以前常吃的带鱼，越来越大，鱼肉失去了弹性，嚼起来像面饼，鱼刺末端还有骨瘤。多年以后，我雇了条船，在洞庭湖里来回穿梭，一边冻得要死，一边感慨，好家伙，他们把这湖当成马桶了。才20多年，从外部环境，到人们的心气，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以前人们很急切，心气也高。我模糊地记起人民日报1988年的元旦社论的标题叫作《迎接改革的第十年》。我决定花十分钟回忆一下当年，在网上查到了这篇文章，文中有些句子是这样的，“我们要抓住改革这个中心环节，带动其他工作。”“政治体制改革将开始逐步实施；上层建筑的其他领域，如新闻、文艺等也都将进行改革。”“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等等。这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态度，对吧？至于下面这句话，不用查我也记得，“我们过去失掉的时间太多了。”如果说我从中体会到纯真与热情，还算恰当吧？我继续往前查，看到1979年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抨击了官僚主义，还坦率地承认本国的沉疴。“他们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当官，以为掌管的摊子越大，指挥的人越多，官越大，政治、生活待遇也越高。同样的机器设备，在外国有工人和管理人员一千人就够了，我们这里常常超过人家三、四倍，产量反而不如人家。为什么？”1980年代是一个官方文体与民间文体差别不大的时代，还是一个经常问“为什么”的年代。当我们不再问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青春期就结束了。翠鸟在天空中消失了，蜂鸟则在心中消失了。我曾有几年为一家媒体写新年献词，你知道最困难的是什么？就是如何在字里行间避免沉郁之气，以便与新年气氛匹配。这在早前是不成问题的。上述元旦社论的第一句是，“我们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跨入一九七九年。”这样的句子是有前提的。一个更年轻的时代。如今，我发现，我们总是在做一些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污染，要么贫穷。要么翠鸟，要么过分肥大的带鱼。要么信念，要么功利。要么灵，要么肉。要么科学的春天，要么权钱的炎夏。要么纯真而无知，要么成熟而世故。到最后，这岁月中最值得留恋的竟然是一声消逝的鸟鸣。@亦将有感于斯文这是我的最后一篇专栏文章，以后无论是在《第一财经周刊》，还是在其他媒体，我都不再写了。我曾在这里写过，“我仅存的志向就是重申常识”，这正是我在这些专栏中的因寄所托。重申常识这种事，做起来一百年也不够，可它没什么难度，未必专需要谁做。我还感到自己的一点点才能并不在这里。早年我读过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古文经典，却委实乏味，后来我又读了《东坡志林》，晚年成熟期的作品，依旧是对国家社稷发言，充满了幼稚的错误。我不免惋惜，一个杰出的头脑做了一件多么没有意义的事。相比之下，《前赤壁赋》却是何其优美洒脱的杰作。我觉得，这是前车之鉴，写文章还是该写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年轻时我想写小说，这算不得梦想，因为写小说你只需要坐下来开始写就可以了。我的梦想是写很好的小说。如此一来我的人生就变得甚为艰难，我不得不写几行字就放下笔，自我谴责说，这跟约瑟夫.凯勒相比什么都不是！最初只为了养活自己，也避免被亲戚朋友看作百无一用，我开始做记者，慢慢地，我的讨厌不公平和容易同情他人的天性受到激发，竟然成了一个蛮职业的媒体人。这些专栏的议题大多关乎社会生活，也该算作我的记者生涯的衍生之物。就连“重申常识”的企图也来自我的媒体经验。大约是2004年，《南方周末》开了一个小栏目，就叫“常识”。在内部，大家说，开这个栏目干嘛呀？邓科就解释了一下这个词与托马斯·潘恩的关系。就我个人目力所及，这正是如今很多国内媒体对“常识”两个字奉为圭臬的开端。如今的美国，连苹果和芦荟都比长得别处更有活力和自信一些，可是在1776年，该国还没影儿呢，民众更是一群乡巴佬，跟英王打着仗，心里怕得直打鼓。潘恩在这一年发表了《常识》，一本50页的小册子。潘恩说了很多实诚话，“政府最坏的时候，就是不可容忍的祸害”、“君主政体意味着我们自身的堕落和失败”，等等。这本书比郭敬明的还畅销，平均5个乡巴佬买一本。美国与美国宪法就在它的鼓舞之下诞生，它亦位列“改变美国的20本书”的第一名。我的看法是，常识虽常，其实珍贵罕有，又惟视之为必有，才会焕发真力。在严肃的场合，美国人言必称“We the people”，“people”把自己当回事儿，当个宝，并不容易。在隆重的时节，我们也常说“咱们老百姓”，还要唱一段“今儿个真高兴”，语意上相似，价值意义上却八竿子打不着。我们的常识多是另一种，“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之类，常固然常，识却说不上，无非是世故之谈罢了。我们的常识不是那么超拔，也不是那么健朗。倘若我可以做到，我愿意这些专栏文字全部化为灰烬，换得这一句在你心里盘桓片刻：一个国家的常识不该是无可奈何的“无非如此”，而该是我们愿意用内心去深深认同的“理当如此”。我是一个人生层面的悲观主义者，因此有颇多感慨要在小说中一吐为快；我还是一个公共生活中的乐观主义者，相信常识所至，民智汹涌，终将春水足而艨艟起。病了知道去看医生，而不是吃人血馒头，这是一个级别的民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是一个级别的民智。两个级别之间路险且阻，我等为此写几篇清白又逗趣的小文章，乃是文人的本色行当，否则书就念到狗肚子里去。只是，由于前述之私人理由，我要向诸君告退了，相信常识自会薪尽火传。《兰亭序》结尾有言，“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未来之世的人们看到这篇文章，也要感慨万端。真是优雅又豪气的态度。我无此奢望，惟望将来翻开这些小文章，不至于摇头叹息：都他娘的白写了。就像祝福自己的蛋蛋一般诚挚地，我愿吾国吾民得享“理当如此”的时光。@向坏蛋们举杯我较少地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了，较多地记得电影《布拉格之恋》，也说不上喜欢，反正有小提琴配乐的电影我的印象都不差。里面有一段儿，苏军开进了布拉格，特蕾莎发表了照片，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还有托马斯的两个同事一起去酒吧庆贺，场子里有很多年轻人在跳舞，有个显眼的地方坐着一桌苏联官僚，都带着趾高气扬、宰决别人命运的神态。　　 “看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了，坏蛋！”萨宾娜说，“坏蛋们！”　　 一桌人都认同可以通过脸来判断那些真正坏的坏蛋，他们向那些侵略者举杯，“一点疑问也没有，坏蛋们！”　　 一个俄国人也向他们举杯致意，面无表情，那意思只不过是出于礼貌。　　 过了一会儿，俄国人打断了舞曲，指令乐队演奏起了俄罗斯歌曲，也许是苏联国歌，至少是那一类。布拉格的年轻人都不跳舞了。那一桌俄国人合唱，打拍子，祝酒，大概是祝福他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托马斯回过头来说：“我认为这太过份了。”　　 萨宾娜说：“我有同感，和自己的妈乱伦跟这是同一种罪。”　　 前两天看到新闻说，要把矿难救援拍成电影，我就又想起了这句话。　　 上学时我不喜欢昆德拉，次要原因是拿他跟福克纳等人比，觉得他太轻了，主要原因是他当时太流行了，作为一个志气不凡的年轻人，我可瞧不起流行的东西。其实对流行的鄙薄，又往往来自于对热衷于赶时髦的那帮人的瞧不上。　　 如今，在中国活到了这把年纪，回头一想，《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真是了不起。　　 我迟到地惊叹，对于性、爱、政治、虚荣、名利、意义，昆德拉有着多么成熟的态度，这种成熟在中国实在罕见。简单地说，他不是一个厚此薄彼者。我们这儿有太数人是厚此薄彼者，喜欢性的就搞起来没完而且沾沾自喜，贪求爱的就是不仅自恋，而且认为大家都爱着他们，至少应该都爱他们，关心自由民主的就把关心政治当作高尚的行为，不关心政治的就把追求自由民主视为哗众取宠的手段，虚荣的就像疯子一样不顾自己的形象多么难看，不虚荣的就奄奄一息——要我说，我们很少对人持成熟的见解，甚至于，由于不成熟，我们很少坦率地说“我是最好的”，却含蓄地说了太多的“你们都是傻逼”。这叫什么精英，这叫什么知识分子，这都是蜡笔小新，嘬着奶嘴的孩子。　　 昆德拉的冷幽默笔调和叙述者强势视角，让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看上去就像玩偶，如今一想，他们其实都很牛啊。托马斯在性方面非常成功，在爱方面，最后也成功，他不关心政治，但是在内政部的人要求他签署悔过声明时，他让内政部的人拿着内政部的人的帽子，把声明揉成一团丢进去，然后成了擦窗工，跳进各种窗子搞女人。特蕾莎是托马斯灵魂的牵绊，没有人比她更弱，可是她敢拍摄入侵苏军的照片，交给瑞士人带出去，最后就靠纯真，她抓住了托马斯，控制了他。萨宾娜忠于自己，与托马斯分手后，在瑞士认识了那个结了婚的男人，那男人有一天说，我离婚了！萨宾娜扑上去，泪流满面，心中感激，第二天搬家，跑了。这都是多么牛逼的人物啊。要我说，这都是英雄。要是我们的小说、电影里也有这么牛逼的人物，而不是鼠辈写鼠辈让鼠辈感动，我们再说自己有本事也不迟。复杂一点儿说呢，昆德拉的小说中始终有这么一种认识：人生是复杂的，一切都搅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必须有成熟的头脑；人生又是短暂的，人类的一切智力活动最终都是可笑的，因此天真的心也许可笑，却更可凭恃。　　 T.S.艾略特说，成熟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要看成熟的东西是什么。同样，我看天真本身也是没有价值的，要看天真的东西是什么。　　 在一个有着跟与妈妈乱伦一样的罪的时代说这些，是为什么呢？最终为什么先不说，首先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生命。生命是难得的礼物，如果推动社会进步是一项伟业，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完成它，如果个人的实现仰赖天命，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它，如果追寻人生意义是南柯一梦，我们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它，至少我们不能活得像傻逼一样，要像托马斯、特蕾莎、萨宾娜一样。二十一年了，让我们向坏蛋们举杯，从心所欲，志气不凡，天下事犹未晚也。【后记】@用一根针挖井这些小文章来自我在《第一财经周刊》、《南方周末》和《智族GQ》上的专栏。专栏这东西，要么讲社会，要么谈生活，要么逗个乐子，我是兼而有之。写了这么多，抱负却谈不上。对于社会，我没有研究，卑之无甚高论，所依凭者无非庄子所言之“以其知之所知，以养其知之所不知”。不过我想，就我谈及的这些简单又基本的问题而言，这也够了。我只是凭着天性来判断是非。至于“散文”这种文体，我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兴趣，老话儿讲，壮夫不为也。我想这些小文章的略微特别之处在于，它们有一种声音，发出声音的家伙还算机灵，幼稚又天真，有着执拗的主心骨，察觉了生活的荒诞，养成了滑稽和嘲讽的态度。他是个嘴巴里含了一颗糖，就敢于嘲笑世界的家伙。除了正义、智识、艺术和灵魂之外，简直没有什么值得他去尊重，倘若有人胆敢冒犯这四样，他却要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绕着圈子说话，吹着口哨骂人。他也并不庄重其事地对待这些文章。有时写得糟糕，他也不在乎。有时写得还行，他就得寸进尺，正谈着严肃的话题，却开始意淫，允许自己孟浪上几百字，然后并不害臊地兜回来。倘若你称之为混账，他又会自得其乐，如获奖章。此人写了这近70篇文章，相信能让你笑上210回，可是说有多么机智，却未必，这幽默感多半来自于“有钱难买我乐意”的态度。这个人并不等于我，他是这些文章的叙述者，只是我心灵的一隅。可是他的态度，我却视之为安身立命之本。我是个自然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这两个主义都不复杂，在这些小文之中尤其浅白。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便是我的起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便是我的终点。古人写文章讲究药石之论，与之相比，这些文字恐怕轻薄无行。可是我觉得它们也蛮严肃。打个比方说，这些文章就是一条爱嘘嘘的狗的旅途。这条狗就是我，每当见到一块不喜欢的石碑，它就抬起后腿冲它撒尿。这一路上它尿了好多块巍峨岸然的石碑，为首的有4块，第一块是“威胁自由的一切”，第二块是“投机主义”，第三块是“工具理性”，第四块是“没教养”。讨厌的石碑多如牛毛，只是由于秉性，它最厌憎这4块罢了。有趣的是，倘若向历史的深处探一探头，你便会闻到，整个的人类文明史都散发出此类狗尿的逶迤不绝的气味。这里的多数文章的主题其实就是胡适先生的一句话，“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公允而言，这句话也“无甚高论”，无非常识罢了。可是在这个国家，自其发表80年来，论清醒、友善、要紧，我看没有第二句可比。我想要美好的个人生活，也想要一个美好的社会，如何实现呢？我不了解别的方法，只懂得写些小文章，令其蕴含类似的真理，那么我就这么做了。它们有用吗？我不知道。我也不喜欢计较有用没用。这本来就是用一根针挖井的工作。在《智族GQ》上发表的几篇不在此列。我在那几篇里写到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就像描述某种树木，我想牵绕其上的花叶还算好看。遇到了小小的见识的花火，无足轻重的灵魂的闪亮，我也以本真和不做作的态度写出。我觉得坦率也是一种级别，找到好句子也是一种自由。谢谢伊险峰、刘荻、姚晨晖、陈明洋、马莉、王锋、赵小萌和困困。我不想写专栏，觉得它不重要，与自我期许不符，可是如果没有他们的要求和催促，我很可能就茫然四顾，什么都没写了。冯尼古特讲过一个小故事，1944年，作为战俘，他经历了德累斯顿大轰炸，盟军的空袭杀死了十三万五千人。他想，“什么是地狱？”多年以后，他再度造访德累斯顿，它坠入历史的迷宫，属于前东德了。他跟一个出租车司机感慨话当年。他回美国之后，出租车司机写来了信，问候他，结尾还挺俏皮，“愿有一天在自由世界的出租车里相逢。”我喜欢这种苦难中的风度。这也正是我想对各位读者说的话。我相信自由是普世价值，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该以此为目标，而一切美好之事都是自由的变体。那么，我这个出租车司机算是兼职，诸位也是过客，在这时代丕变的下午，有缘载了诸位一程，深以为幸。还请谅解我的爱说笑话和不大遵守交通规则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