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2

老山所以重要，是它雄据于盘龙江河谷上方，河谷里有一条公路，从我国通向越南，两头联结两国的交通干线。站到老山上，睛好天气两头都能看出二三十公里之外，因而成了必争之地。按国际惯例，两国都不占边界线上顶峰。过去中越友好，老山只猎人偶尔出没，不说山上，连附近也少有人烟。1979年我们在自卫反击战之后回撤，也没有在老山设防，越南人把它占了。不但占了它，还占了它两旁绵延几百公里所有骑线点上的峰顶。从这些山上往我们境内打炮，使得几百个村镇不得安宁。光文山州内几年内死于炮击下的就有三百多人。1980年我们打下了罗坪山，次年又打下了扣林山，这两仗都是小试锋芒，都是为打老山摸索经验的。过后我们等了三年。还看不到越南人有一点把手缩回去的样子，这才下决心，打这个地势最重要、最险峻、又是它重兵设防，连续营造了几年工事的老山。接着又打下了与老山互为犄角的者阴山、八里河东山。后来我才知道，攻下这几座大山还不是我们的真实目的，战略上的意图还在于吸引来它更大的兵力，聚而歼之。我们对越南小霸有效的制服，还不是攻下老山，而是其后几次粉碎它的反扑，尤其是当年7月12日两军在这个峡谷丛林地一场决战，越南人嘴上承不承认我不知道，恐怕在心里是明白了自己远非我方对手的。我讲远了。攻老山，先得攻下它伸向盘龙河一条山梁上的制高点。要不，你把老山拿下了，敌人可以顺公路增兵，还可能进一步前出，兜住你的屁股。越南也是懂得“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套的，向我们学的嘛。这制高点叫松毛岭，高程662.6米。上级把这任务交给了我当时所在的六连。六连原是准备参加军区大比武的，所以才把我从二连调来。不瞒你，我是个老“尖子”。1978年带一个排到军区比武，十面单项奖旗我排拿回七面，总分又是第一。1979年打出去，哪儿有硬骨头我们排到哪啃，到处都在喊：李中平在哪？二排在哪？打老山前，团长张又侠说：我们得先抓住他的脖颈，让他跑不了，进不了，动不了再打,……你说，哪是他脖颈？我指着着地图说：松毛岭——662.6，这还用说！他问，你看，哪个连完成这任务？我说，二连、六连，反正少不了我！他说：我就等你这话，就是你，带六连！任务定下后，首先是我带战斗小组长到现地勘察。就是趁黑夜大雾摸进去，再猫下来，等天明雾散时对敌阵地细心观察。前后好几次，可以说，我们对662.6每块石头都熟悉了。然后找了一个相似地形，反复搞演习。每天早晚不是爬大山，就是钻密林，训练部队耐力。每人负重五十公斤。有的战士借了老乡的小石磨背上行军。师团领导和我们一起确定了战斗方案，整个攻击目标炮火准备36分钟，但662.6附近几个小山包只打10分钟。10分钟后，我们连即向这些小山包攻击，务期在全线炮击停止前拿下，炮击一停，再由这几个小山包向大约100米外的662.6扑去，尽快攻占。我觉得这个方案是绝妙的，从六连两个月应急训练的成绩看，我更增强了信心。但各级首长总是不太放心，老问：怎么样呵？我对谁都表态：万无一失，马到成功！就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有一天，二连通讯员背了几个大水壶，都灌满了酒，说：连里干部请我回去一趟。我在二连十一年，从当兵到连长，大家怪好的。他们要请我，我也提了两壶酒，去了。二连买了鸡、肉，采了野菜、竹笋，满丰盛的。大家都给我敬酒，心情都很激动，一敬我就喝，当晚醉倒了没回连。团里发现了，要我写检查，我不写。我说回老连队喝个酒算什么？团里宣布给我严重警告处分，全团通报批评。我更不通，有天团里开会，散会后我又买了一壶酒，当政委面一口喝了，还骂咧咧的：“他妈的，你们当大官的，就不知道什么叫战友情谊！”这下糟了！团长张又侠找我谈话：你不用骄傲，以为少了你就不行，我另外找个人，看他能不能带好六连。能不能把阵地拿下来！我一听，急哭了，是真哭，不是假装的。我说：“团长，我检讨，我保证不在喝酒了，你给我处分不行吗？干吗撤了我？”团长也不是说着玩的。他说：“这次战斗最重要的是分毫不差执行协同计划，要求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像你这样任意胡行的角色绝对不行！”我这时真知道自己错了。下了许多保证，总算保住了主攻连长没被“取缔”。誓师会上，师陈政委给我带花后，又给我斟了一满碗酒。我说：“我戒了！”陈政委说：“该喝的时候还得喝，你心里不要有什么……”我说：“政委，留着吧！等回来喝！”政委说：“好，好样的！回来我再敬你胜利酒，庆功酒！我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他把六连战史上一面光荣旗帜“百战不殆”交到我手里。出发时，我们住了两个多月的瑶族村寨的男女老少都来了，站在部队后面，气氛很静肃，谁也不吭声。这两个多月，老乡们已能叫出我们连每个人的名字，关系很亲密。我只问了大家东西带好了没有。然后叫整理服装，喊了声：向后转，向乡亲们敬礼！我是临时想起这一招的，不是哪里规定要有这仪式，没想到，乡亲们呼啦跑过来，抱住战士们就哭，姑娘也抱，娘怀里的孩子也哭……场面太感人了！我们走到高山上，回头还看见全村的人站在村外看着我们。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战前动员，最后把部队的劲头鼓得足足的。有一个战士，上路才发现他发烧，冷得打抖，我叫他返回去和留守的同志看东西，他高低不干：“我怎么见老乡？”战斗基本上按预定方案。炮击一停，硝烟还未散，我们已冲上662.6，七分钟，我们全歼了守敌！团里听到我们报告时，虽然已人观察镜里看到我们上去了，还是加了两分钟转报上级。所以报上是：九分钟传来第一个捷报——跟着炮弹前进的英雄六连！庆功会上，团长张又侠亲自给我敬酒。我不喝。他说：“李中平，在关键时刻我不拿你当大头拿谁？当时我不处分你我怎么指挥这一战！”他又说：“喝了，我再考虑取消你的处分。”我说：“我喝！但处分你还是留着，永远作个记念！”3.八里河东山进攻战中的谢国华——座谈记录卢扬文（班长）我当兵到连队那天，是个雪夜，新兵们走了几十里，累得垮稀稀的，又听说这是个马上要去打仗的部队，大家情绪更不高。有个大个子给我们打来了热水，叫我们洗脸洗脚，还给一些人脱鞋袜。我们以为他是个炊事员，后来才知道他是副连长谢国华，1979年打仗的战斗英雄。新兵们有的很感动，也有的不以为然，哼哼冷笑，意思是这个干部装样子。后来谢副连长给我们讲课。他汉语不大流利，喀喀吧吧的。他说他是个彝族，家在在深山，小时候常听老人讲以前的彝族奴隶社会，讲奴隶就像牲口一样，可买卖、送礼，平常用铁镣锁着……他说，我讲这些，他们有的人心里一定在想，你又来忆苦思甜那一套了，但我是为给大家说明白，我愿为大家多干活，多办事，不是图什么、捞什么，是我真心爱今天，感谢今天，而除了有一身力气，我拿不出别的什么来……他是说到就作到的。我没见过他一刻闲坐，各项训练他都是教员兼示范，各项体育活动他都参加，打球技术不咋样，但吼叫拼抢很凶，余下的时间你就到炊事班找他吧，切菜、烧火、发豆芽、磨豆腐，啥都干。作战部队排长都有通讯员。谢副连长通讯员叫小古，是个苗族，新兵，才十七，矮小的个。照小古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位置其实是倒过来的。行军。副连长给他背东西，还一声声喊：小古，跟上了吗？一次敌炮袭来，副连长扑在小古身上。现在，小古提起副连长就哭。开进那晚上，副连长带尖兵班。休息时，他从队前跑到队尾，又从队尾跑回队前，给大家鼓劲。其实他什么话也没说，只问：都上来了吧？没什么事吧？大家看着他身上除了自己的东西外，还给别人背一挺机枪，两发火箭弹，步履轻快，乐哈哈的，心里就觉得很踏实，有一种安全感。王时金（班长）谢副连长很有性格，火起来也骂人，打老山，上级叫我们连当预备队，他情绪很大，骂骂咧咧的，还编了顺口溜：战前叫得凶，打仗没有份，人前矮一头，首长有偏心……到后来，上级把攻占八里河东山主峰的任务交给我们连，全连沸腾了，谢副连长更高兴。动员时，军师团首长都来了。师里陈政委问：“谢英雄，听说你讲怪话了？”他嘿嘿一笑：“啥英雄，过去的事了，英雄不英雄，还看以后的。”他对全连表态很简单，帽子一摔，露个光头：“大家看着我，我走前，我到哪你们到哪，我倒下了，你们继续前进，有一个人活着就不能停止攻击！”战后，我们发现了他的遗书，上写：妈妈，我想念你。我家两代军人（谢父参加过抗美援朝）你有三个儿子，献出一个是应该的，为的是你常说的一句话：彝家世世代代再不当娃子（奴隶）了！1984年5月13日晚谢副连长带队摸到敌阵前作最后侦察，14日深夜才返回，凌晨我方炮击高开始了。八里河东山的34、附34号高地为敌核心阵地，四周树大草密、山势陡峻，敌工事十分坚固，且纵横交错，仅隐蔽工事25个，上复六层大圆木，再复以石方、土包，守敌为一个连部带一个排。谢副连长带三排总在最前，在主峰下，一道铁丝网拦住了通路，他抢过一战士炸药包，叫大家隐蔽，只听得轰的一声，谢副连长冒着硝烟冲过了被炸开的铁丝网，边冲边用冲锋枪扫，在离敌主峰10多米处，敌一发炮弹打来，他壮烈牺牲了。徐登杰（教导员）谢国华骠悍英俊，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当了英雄后，又多次评为优秀党员、精神文明标兵。有不少姑娘追求他。一次在昆明开英模会，一个报社女大学生记者听了他的报告后又采访了他，对他深为敬佩，给他写了好多信。那时我是他的指导员，他把信给我看了。姑娘一往情深，信写得象诗。谢回信说：“我连信都写不起，与你悬殊太大，不敢高攀。”姑娘又来信：“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什么都学得会。”；连队也有人劝说他：“你这傻瓜，有个这么好的对象找上门来还推推扭扭的。”他说：“我不能光想自己不想别人，我得自量。”后来他对姑娘说：“我母亲苦了一辈子，我想在家乡找个能侍候她的人。”姑娘只好作罢。不久。他到军区开会，住在一个招待所，认识了一个女服务员，她是共青团员，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姑娘又是一封接一封信，表示热烈的爱慕之情，他又问我的意见，我说：“这个妥，很班配。”他回了信：“列了自己好多条缺点：文化低，家境苦，脾气毛躁……姑娘来信说：“有你这一条诚实谦虚的优点，再有一百条缺点我也喜欢！”他们好了，商定了战后结婚。谢国华牺牲后，部队接了他母亲来参加庆功会。悲痛欲绝的母亲见到了这位端庄秀丽的姑娘。“妈妈，你认识我吗？”“不，不认识……”“妈妈，我是你的女儿，你儿子的未婚妻呀！”“不，不是。你认错人了吧？”姑娘拿出了她和谢国华的合照给老人看。老人抱住姑娘，一声声喊：心肝呀，天神呀，太阳呀，星星呀，然后抹去泪，笑着对姑娘说：“儿子没骗我，没骗我……”“他给您说了？”“没，他一字没提，只在信上写着：妈妈，你的儿子本是一条虫，如今共产党让他变成了一条龙，他飞过五彩祥云，见过天庭仙国了……”“妈妈，那是他比方……”“不，不是比方，是真的！我虽没见过他升空飞腾，可我见到了与他并翅齐飞的金凤凰了，我相信了，我心满意足了！”“妈妈，我的好妈妈呀！”……如今她们还常来常往，亲如母女。马美能（团政治部主任）谢国华牺牲后，敌人凭藉主峰坚固工事对我射击，排长宋庆来代理副连长指挥，不到五分钟牺牲，一班长先代排长，后代副连长，五分钟后又牺牲。二连长罗祥本来在连指挥火箭筒、机枪对敌压制射击，这时他赶到了尖兵排，对大家说：现在我就是副连长，你们跟着我，我到哪，你们到哪！他满身是手榴弹，又叫通讯员背了两挎包紧随他身后。他率先向敌阵猛冲猛打，冲锋枪、手榴弹并用，一路高喊：“跟我来，34号是我二连包下了的！”大家也喊着：“向连长、副连长学习，冲上主峰，为祖国立功，为连队争光！”真是一人拼命，万人难挡，不到10分钟，二连冲上去了，攻占了34号高地，毙敌36名。紧接着，罗连长又率领全连一鼓作气攻下了附34号高地，与此同时，我四连也从其他方向攻夺了31、32、33等高地，至此，八里河东山各山头全部为我攻占，仅用了62分钟。事后，罗祥说：我当时想到死，觉得死了也比二连的荣誉垮在我的名下好受。二连在历史上战功累累，淮海战役中获得过英雄三员连队称号——一次战斗中连干全部牺牲，由通讯员、卫生员、司号员指挥，取得重大胜利。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又被中央军委命名为“攻坚英雄连”。这次战后被命名为“老山钢刀连”。谢国华牺牲后，军政治部首长王志学和师团领导亲自到阵地把他抬下山。上级再次命名他为一级战斗英雄。4.打死敌人一个大尉，我们不认得“牌牌”——陈寿禄（作训参谋，者阴山战斗中“钢刀二连”排长）进攻者阴山，我们二连担任穿插，很顺利，没有一个人踩着地雷。因为我们事先对穿插地段摸得很清楚，穿插前秘密占领了离敌人一个苏式冰雹式火箭炮阵地只800公尺的高地，能够很清楚地看见敌人。攻击开始，我们冲击到离这个阵地只100公尺才被发现，很可惜，只打死两个敌人，其他的都跑他妈的了，只缴获了一些火箭弹。敌人来反扑3次，第2次我们打死了37名敌人。到达我们的穿插目的地41号高地后，发现不远处有敌一个公安屯的营房大院。事后才知道，那里有敌官兵100多人驻守，由一个大尉指挥，叫105公安屯。营房是法国人修的，是个；四合院，修在一个山包包上。大院墙外有三道堑壕，堑壕外有铁丝网，营房下有地道，通外围工事。这个公安屯自1979年以来多次参加驱赶迫害当地华侨，袭扰我边境，是反华排华的急先锋，受到过越南国防部的表扬。我们缴获了他好多乱七八糟的“荣誉”旗帜。开始，它主动向我们占领的阵地射击，我们根据它的火力判断，以为不过三五十人。收拾完者阴山主峰的敌人后，我们决定把这个公安屯拿下来。我们的炮打得很准，都在敌营房大院内爆炸。攻击时，一班长李德利把爆破筒压在铁丝网上，自己压在筒上，让战友们从他的背上踩过去，越过铁丝网。炮击停时，我们一排已到了敌人大院门外。（原二连指导员吴道文说，排长陈寿禄是第一个冲进院子的。）不，是战士苏良轩最先进了院子。这时，院子四角的岗楼的各种火器一齐响了，大概敌人也从躲炮的坑道地洞里钻出来了。拼命用火力封锁院门，同时向我们射击。院子里，唯一可让我们藏身的只有一个靠墙的洗衣服的水泥台下方。我们钻进去了，很快就被一阵泼水似的弹丸和烟尘罩住，一动不能动。苏良轩是火箭炮手，扛来了40火箭筒。他瞧我笑笑，向一个岗楼火力点瞄准，但他的背抵着墙，他可能考虑到火箭尾部喷出的火会烧着他自己和战友们，突然滚出了水泥台，在毫无掩护的地方向敌发射。这时，我正全力向敌人射击，等注意到他时，只见一个碉楼飞了，正是苏良轩一发火箭弹将它击中，弹丸是从射孔里钻进去的。他没有再退回来，就地装了第二发弹，我正想喊他，提醒他再退回洗衣台下装弹时，第二发弹从他手里飞出去了，又摧毁了敌人一个火力点。他滚回来了，但火箭筒已无力带回，它留在原地被敌人的子弹打得乓乓的，筒口冒着一丝丝烟气，原来，他已身中数弹。这时，敌人由于两个碉楼被打掉，其它两个也就有有气无力了，我们排又冲进来几个人，领头的是李胜安，他们没在院子里停留，一口气冲进了房子。见敌人慌张地滚进了射击孔旁的地洞，他又跟着进了洞，朝里面猛扫……。苏良轩在洗衣台下大口喘息着，眼睛还是盯着几步外的火箭筒，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来不及对他说什么，来不及安慰他几句，鼓励他几句，我只是拍了拍他的肩头，就趁敌人碉楼射击稀疏时冲进了房子里，我要去指挥那里的战斗。我刚离开那里，苏良轩又一次滚出水泥台下，来到他的火箭筒旁，再一次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在他又装上第三发火箭弹，向敌人瞄准时，身中数弹，火箭筒从他手里滚落了。二班长张观德将他抱住，拖到水泥台下，他紧紧抓住张观德的手，摇了摇头，带着深深的遗憾闭上了双眼。苏良轩是四川渡口人，1982年入伍，父亲是攀枝花矿山工人。我们很快占领了房子，但敌人都顺地洞跑了。我们先朝地洞扔手榴弹，扔炸药包，打火箭弹，接着往里面冲。地洞里黑糊糊的，我们为了减少意外伤亡，采取一个小组火力掩护，一个小组往前搜索，交替前进，逐个暗道搜剿。敌人在暗道里留下了27具尸体，在炸塌的几个洞里压死了多少人，我们就无法清理了。通讯员徐得利在地洞搜索中走在最前，也是最先开火。大家跟在他后面，牵着一根尼龙绳走。走着走着，他觉得脚下响声不对，伸手一摸是一块四方形盖板，他掀开盖板，先是一颗手榴弹、接着又是一梭子，随即传出一声惨叫。他端着枪摸进去，里面又暗又臭，忽然，绊着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顺手拉将起，是一个人。拖到亮处，才见那人还活着，但只有眼睛还轱辘转，嘴吧一张一张的，没等我们抢救就闭气了。这人领章上戴着绿底板白花花的牌牌，我们不认得，估计他是个官，后来把这个人的衣服领章交上去时，才知道他是个大尉，原来还是个营长。我们在这里缴获了无线电、有线电通讯设备，还有大量粮食，军需品、武器弹药等。带领我们打这一仗的是副连长耿德谦，他很有经验，我那时代理排长，除了冲冲杀杀，基本上不懂指挥。5.父母丢下我，要我自变蛟龙——孟兴祥（连长）（采访结束后，我到处宣扬，孟兴祥的事迹如当时报导出去，他和他的部队一定名扬天下！当时各级介绍的采访对象名单上，却都没有他。在为我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想发言，头一句话有三个“反正”，反正我们在最前面、反正我们的战果很大，反正……我觉得他的样子可爱。但可能文化低些，不善言谈，也就没细心倾听。后来，主人安排我到他的宿舍午休，发现他那里贴满了字画，有很难认的篆书。我问谁写的，他笑了笑。我又问谁教你的？他敛住笑，咬住嘴唇，开始了他以下的谈话。）我父亲爱写家画，都在楚雄教中学，都是模范教师，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刚记事，家里一会来一群人，带红袖套，见了父母就罚跪、就打、就捆绑、挂黑牌子，开始我哭，人家说，父母是坏人，我也就不再怨打的人，只怨父母为啥不当好人。父母两膝跪烂，全身是伤，伤口生蛆了，爬满床；造反派还是来打，用鞋子打他的伤口，在他背上安钉子，母亲伤轻点，但也只能扶着墙、桌子一步步挪动，去给父亲和我做饭。医疗是谈不上，吃的都是汤汤水水。没人来，父亲就盯着我，向我招手。我不过去。怕蛆婆子……1966年2月25日，我5岁半。妈妈给我穿了一套新棉衣，是旧衣改的。对我说：我们管不了你啦，靠你自己长大成人啦，自变蛟龙啦！……父母把我抢过来夺过去，抱住大哭，把新棉衣浇了一层泪水。他们就在这同一天死了。父亲四十，母亲小两岁。我有个哥哥，后来就是哥哥带着我，求乡邻亲友接济，和要饭差不多。父母死后，我越懂事越不说话，所以现在还有点“结”刚到部队“结”得更厉害。1980年，我正读高中，成绩在我们那乡村中学第一，父母的平反通知书下来了。我才知道父母就“坏”在年年当模范，被人嫉恨，说他是黑典型。政府的人说，你们家什么也没有，也没什么退赔的，给你优待一百元钱吧！正招兵，我对哥说，那不如优待我当个解放军呢！就这么我当了兵。对部队，我什么都满意。没人问过我父母干啥的，我也不说那些事，再看不到异样的眼光，在家，不管父母平没平反，我总觉得人家看我的眼光不同些。部队吃饭管够，小时候我见过筑路工地这么吃，晚上做梦都梦见大锅饭。指导员讲课，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四人帮”，我听起来真舒服，胜过看电影。反正，我没觉得部队哪点不好，哪点苦。守老山，从来不知什么叫“苦”的我也觉得苦了，受不了了。我们排守着一个前沿阵地的突出山包。敌人丢了这阵地后，不服气，天天打炮。原来这里是水桶粗的杂木、碗口粗的竹子，密麻麻的，不久被炸光了，泥巴又翻了几次，满山头都是浮土，一掌能插下多深去，几乎每晚上都有敌人特工来偷袭。我们在山包上修了工事。但不论白天晚上，大部分从都不呆在工事里，分散在各处监视敌人。顺交通壕走到尽头，再创开浮土，把自己藏进去，只露出半个头，两只眼。因这山上很少见睛，总是雨雾濛濛，只能看出三五米，不这样你就不能及早发现偷袭的敌人。每个人都是日夜在泥水里泡着，关节都红肿了，接着是烂裆、长疮、长湿毒。上岗时不能直立行走，只能爬。上岗后，几个近哨位互相用电线拴住裤脚，随时拉动联系，怕睡过去，也怕昏迷，因为发生过几起躺在哨位坑就不省人事的情况。很少能吃上热食，主食是压缩饼干，喝的是缸碗盆钵接的雨水，后面供应不上，运送物资的军工每次来都有伤亡。有一次送来一麻袋“热”饭和肉食，大家吃着有点馊，还有股汗味，可一点没剩下。来过一个新华社记者，也来过我们师参谋长王继堂。他们都说，我们攻守老山的艰苦程度如果不是世界战争史上空前的，也是少见的。记者照了一些照片，说是拿回去登报，后来没见登出来。我想也不好登，我们那样子太可怕，一般人不好理解。5月8日晚，天黑，大雾，没任何声音。半夜一点半，二班副向我报告：排长，前面有人说话、微微的。我去潜听了好一阵，听见了悉悉簌簌的草木摇动的声音。一会，一颗地雷响了，过后一个多小时，再没有声息。我估计，敌人想麻痹我们，作出踏响地雷就缩回去了的假象，其实已到了我们阵地前埋伏下。我把无炮、火箭筒全调在这个方向，手榴弹也准备够，绑成三枚一束。我叫机枪手李光华一人留在主峰假工事内，到时候打一两个点射换一个地方。到三时许，敌人往我们山头打了曳光弹。我才看清，我们阵地前遍山是人。敌人吼起来，声音很大，分成两路向我们涌浪似地推过来。李光华先开火。“哒哒哒，哒哒哒……”一会一个地方，敌人上当了，以为我们固守着主峰，只仰起头朝那里看。一直等到敌人推到我们眼鼻子下面时，我才喊：打！手榴弹打前，火箭筒打后，无炮打敌阵中重火力。敌人曳光弹这时不敢打了。我们只听见一束手榴弹下去，一片哭喊声。我们42人，随便打也能打到他们，他们却只能盲目射击，因我们不用步、机枪，手榴弹在夜里打出去，他很难立刻分辨出从哪方来的。这是我当排长后指挥的第一战。我没上过军校，这一仗的打法全是从《上甘岭》电影里学来的。敌人第一个波次打下去了，又从另一侧攻上来。我们地势熟，很快又转到另一面照样打了他一家伙。最后一次，快天亮了，敌人分三路来，我听清了他们当官的喊“唰，唰！”大概是“冲”的意思，但士兵只是干吼，不敢往前来。这时我们副连长龙洪春带了援兵来，上级的炮火也开始拦阻射击，把敌人彻底打下去了。我估计，敌人不少于一个营，在我们阵地前留下十几具尸体，更多的伤亡人员当然是被拖走了，到处可见残肢断臂、武器弹药。我们只能在近处搜索，仅火箭筒就有八具（五具打烂），机枪、冲锋枪一二十支。我们无一伤亡！二班李光华在主峰游动射击、迷惑敌人，起了大作用，他是四川大足人，当年新兵，才18岁。火箭筒手赵跃进，人称照妖镜，山西人，也是当年新兵，18岁。他动作快、发射准。他是孤儿，常说，排长，从没人像你对我好。可惜，他后来牺牲了。那晚上他打出的几十发火箭弹就没有虚发过。还有个新兵王占友，河北人，在阵地昏倒过五次，就是不下阵地。上级给我批了二等功，连里报的一等。；连长李新富后来对我说：孟新祥，早知上级批功打折扣，我该报你个一级英雄，亏了你啦！我说，亏什么，没有邓副主席，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我永远是个小“黑帮”，永世也不得翻身。我们整整在阵地上一百天，后来又打了几仗……反正是，很苦，很苦！不说打，就是平常年月在那里活过一百天也不易的。（我听说，孟兴祥至今没考上军校，每次，都差几分，下步可能转业。回到集团军，我向那里的首长提出的唯一建议是，应该保送他，像他这样的人不当我们的建军骨干叫谁当呢？）6.同志们对我们喊：缴枪不杀……——杨国跃（排长，著名的“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之一，全国战斗英雄。）（在某部营房大院广场上，屹立着一座雕塑，远看，它是一架巍峨雄伟的高山，近看，则是十五个正在与敌人殊死搏斗的战士群像。这珍贵的艺术品是来前线慰问的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留下的。但参加意见和制作的则有这个部队许多熟悉“李海欣高地”十五勇士的人，因而部队里即使是后来入伍的战士也能在雕像前给你指出十五勇士的姓名，战士中的表现……未了，也许还会不无遗憾地告诉来访者：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杨国跃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师，这个军都形成了一个习惯，老兵退伍、新兵入伍都来这个塑像前留个纪念像，后来则是有组织地来到这儿举行老兵告别军营或新兵入伍宣誓仪式。自然，谁都希望还能见到这十五勇士中除牺牲和因为伤重离队之外唯一留队的杨国跃同志。我当然也见到了杨国跃。下车伊始就急不可耐找到了他的家。假若有一位电影或电视作者要拍摄一个威名远扬的战斗英雄的家，他的设计，他的想像哪怕是极其朴实的，大概也会和我所看到的实景相去很远很远。他住了仅能放下一床一桌的小屋，这并不使我奇怪，因为他爱人是临时来队，他还不具备带爱人随军的条件。我奇怪的是他床上的被褥都是打了补丁的，可以说家徒四壁。仅有的“高档”物件大概就是一个老式半导体收音机，还贴了一块伤湿止痛膏。他不好意思地说：小儿子淘气，甩坏了！我这才又注意到他的小儿子，一岁零三个月，正有滋有味地啃食一个大馒头。我问：他还喝牛奶吧？他说，喝什么牛奶，牛奶啥味道他也不知……在我的追问下，他告诉我，他23级，正排，每月96元，管三个人生活，还得匀出几个给老人。他问，牛奶多少钱一斤？我说一斤一个月大概十五六块吧。天呵！他惊叹一声。（他并没有发现我的两眼酸涩，开始讲起了他和十五勇士的故事）我1982年入伍，1983年临战训练当班长，我们班一个四川新兵跑了，后来找了回来，连长批评我无能，我就要求不当班长，自愿当了战士，连里怕我也跑了，派人看着我。头一仗我打好了，立了三等功，九班长牺牲，连里还叫我去当九班长，我只好服从。防御战我们班守142高地，才五个人，连里又加强了一个重机班，也是五个人，由代理排长李海欣领着。在142守了几十天，后来又从边防团调了4个人来我们班，这就是后来的“15勇士”！边防团的4个人来了就赶上“7.12”，有的人是死后才从名册上知道姓啥叫啥的。7月11日晚上级就有通报，叫不要睡觉，等着。快天亮时，敌人真来了。这一战打得好，首先是情报立功。半夜三点过，雾像小雨，看不出去，但听到下面喘气和草动的声音，估计人很多。我们很害怕。包括排长在内，都没打过大的仗，都说来了就打，死了算，也没个周密方案。敌人来近了，黑糊糊的大片影子，在半坡趴下了，接着就是一阵炮，把我们阵地炸成一锅烟。炮一停，敌人呼啦冲到我们阵地前，被我们冲锋枪手榴弹撩到了一大片。正打得起劲，后面几十个敌人突进了我们堑壕，排长叫我带4个人，回过头去对付他们。我们一家伙干倒它十几个，其余的退下去了。但另一面又上来了一大群，幸好排长在这一面先安好了定向地雷，一按，炸得敌人鬼哭狼嚎。排长刚挺起身子，两发高射机枪击中了他的右胸，血流不止。张庆龙忙跑去给他包扎，他推开小张，抓起冲锋枪朝敌人猛打，边打边喊：小张，别管我，快去消灭敌人！敌人还是疯狂地扑上来了，李海欣排长忍着剧痛，向另一颗定向地雷压火点爬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敌人留下几具尸体，其余的连滚带爬退了下去。这时，我才得知排长负了重伤，连忙跑去。我解开他的衣扣一看，子弹进口不大，两处出口碗大，呼呼喷血，我给他包扎了，但血止不住。他背靠战壕坐定，对我说：九班长，我不行了，阵地交给你了，剩一个人也不能退……后来我去迎击又快拱上来的敌人，排长两手抠土，在阵地上爬了好长一截路，将第三颗地雷引爆。在这同时，敌人扔上来一块炸药在他近旁爆炸，他壮烈牺牲了！他残缺的躯体上，犹可见一只手紧紧抓住电池，一只手拉着电线。排长李海欣是河南临颖县人，1962年生，1980年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排长牺牲后，只有我来指挥了。当时我认定了，反正是回不去也活不成了，争取多干倒几个敌人再死，人到那时也就不怕了。敌人一阵炮击一阵进攻，被打下一股又来一股。我们仅有的一部指挥机炸坏了，重机枪炸飞了，战壕炸平了。几百米平方的一个山头成了个烟团团。我懂啥指挥？就是叫大家拉大距离，二三十米一个人，不管伤到哪，有一口气就打。说实在的，这也不叫指挥，叫拼命。大家也是这心思！豁出来了！加上在这里守了几十天，挨炮的经验足足的，会听会躲，不不，后来耳朵听不见了，全凭感觉，一会跳一会滚一会翻跟头……敌人也傻，在那样的密雾浓烟下一窝蜂似的往上冲，找死不是吗？为了和连里联系上，我叫通讯员唐国友突出去。他刚离开阵地，乱石堆里跳起3个敌人，他先敌开火，打倒了俩，自己也中弹倒下了。他才17岁，新兵，我真不该叫他去。我们班的机枪手、苗族战士周忠烈见小唐倒下，想把他救回来。他冲过去，扫倒了几个敌人后，胸部中弹倒在弹坑里，敌人见他曲蜷着身子，一动不动，扑上来想抓住他，周忠烈猛地拉响了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像周忠烈这样的英雄，我们阵地上还有个刘家富，他负伤了，不能动了，子弹也打光了，他见五、六个越军已经进了堑壕，蔫梭梭地走过来，他把自己埋住了，等几个敌人过去，另几个在他跟前四处张望时，他手里的手榴弹拉响了……到打下敌人5次进攻后，我们15个人已有5人牺牲，其余10人9人负伤，5人是重伤。我也负伤，敌人一发炮弹在我近旁3公尺处爆炸，我当时被炸昏，气浪剐掉了我的半边裤子，幸好我的腿只受着一点轻伤，肉皮火辣辣地疼。到现在我的一只耳朵听力减弱，还常流脓。到敌人第六次进攻时，我们10人撤进了阵地上一条坑道。这坑道是越军留下的，有15米长，之字形。越军占领表面阵地后，起初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坑道里，是我军观察到142阵地上都是敌人后，以为我们都死了，就往这儿进行猛烈炮击。越军躲炮，退着往坑道里来，被我们打得吱哇乱叫，这才猛醒过来，端起枪，喊着：中国兵，不要打，我们也优待俘虏……话没喊完，被我们送上“西天”好几个。我守在洞口，听见阵地上炮弹呼呼地来，轰轰地炸，都准确地落在敌群中，虽然坑道里也感到地动山摇，但心情格外痛快，顾不得想洞顶随时可能塌下来。炮声刚停，我就听到了激烈的枪声，估计是我们反击开始了！我，唯一没负伤的蒋志华，轻伤的张庆龙和夏锦忠一起首先冲出了坑道，接着是重伤员胡友文等也冲了出来。我们顺着阵地转了一圈，到处是成堆的越军尸体，一个活的也没有。我们自己把阵地夺回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排七班和9连1排的同志们上来了。他们对我们喊：“浓松空依”——越语：缴枪不杀！我连忙回答：别打，是我们！……同志们紧紧把我们抱住，都哭了。我们哭得更凶。（团长张又侠对笔者说：我这一生最痛快的一天莫过于7月12日，那天最痛快的几件事—— 一是师长通知：炮弹运上来了，放开手打！二是142高地，还有我们的人！……）这天，我们在阵地坚守了十多个小时，打退了敌人1个加强营的6次进攻。9连一排带来了电台，团长命令我们10个人立即撤下去。当晚回到连指挥所，我没有裤子，蚊子很多，叮着我的伤口咬，我连赶蚊子的劲都没了。第二天早上醒来，一条腿肿了，满是血，血上一层黑乎乎的蚊虫。营长派人来接我，又把我送到前指的医院。团长来看我，见我伤不重，说：包扎一下，换换衣衫，准备上北京！我跟团长坐飞机到北京，参加了八一招待会。以后几次见到杨尚昆副主席。他还给我们敬酒，说：前线回来的英雄们，你们的功绩将载入我军史册，祝你们在部队建设中继续成长再立新功！听说我是不久前参加“李海欣高地”战斗的，杨副主席还专门向我举杯：为“李海欣高地”的英雄们，干杯！杨副主席还找我们座谈，问我们的战斗情况，对部队建设的意见，家里有什么困难。大家说的都是战斗情况，我也就不好说别的。其实我们家乡情况特殊，是夹皮沟，一直没富起来……7.“排长，再打不成扑克了！”——唐本让（指导员）我很想给我的通讯员雷少华写个墓志铭，立在小雷家乡的村头。打仗前，我是6连排长。上级给我派了个通讯员，就是雷少华。他个子不大，黑瘦，一身的猪潲气味，样子有点憨乎乎的。我对连里说，不干。连里说，他养猪可表现好呢，这回坚决要求上前线，写了四次申请。我说，养猪得行，打仗就难说了。小雷表现好，下雪天下池打水浮萍，70头猪个个圆肥，我也知道，可他一天没训练过呀。向前线开进时，有天晚上我们的车子差点掉进深沟去，一个车后轮已悬到崖边下。小雷说，排长，我们不会死，还有后福哩。我没好气地：迷信！我们在总攻前一晚上开进去，爬上一座陡坡时，谁都动不了啦。我把背包放下垫坐。背包轱辘辘滚下了崖脚，我也懒得去拣。大家都笑。我心想，死不了再回来拣吧。到天亮时，眼看总攻快开始了，雷少华才从后面一颠一颠跑来，在他的背包上再加着我的背包。我心里说不出的感激，搂住他，用毛巾揩着他一脸的黑汗。进攻八里河东山，团里叫我们排担任佯攻。团长说：唐本让，你要作好准备，我们给你们准备了足够的担架，但你要尽量减少伤亡……小雷问我：排长，啥叫佯攻？我说：佯攻就是打次要方向，迷惑敌人，把它的火力吸引过来，保证主攻方向的突击性。也就是说，准备丢了我们这个排，去送死！你怕吗？他挺高兴的样子：排长，我不怕，要死我替你先死！那一仗，我们排都换成了曳光弹，枪一响，敌人炮弹就按过来了。雷少华几次把我按倒，用身体保护我。因为我带着报话耳机，只注意和上头联系了。有一块弹片穿过我们两人膝间插到地下，要不是小雷及时把我抱住滚出两米外，我们都完了。那次我们完成了佯攻任务，全排只伤2亡2，我和雷都安全无恙。战后，本要给雷少华立功，但他坚决把功让给了一位烈士。防御期间，我排守卫东山主峰。到攻占下主峰的两个月后，我连已在这里加固了原有工事，大多数掩蔽部都是由3层大圆木，5、6层麻袋与虚土构成，外接堑壕、交通壕和各种射击工事。虽然我们很造孽，胳肢、胯裆都烂了，全身都是脓泡疮、虱子起溜溜，但我们情绪很高、很乐观。打扑克的劲头很旺盛。雷少华和我打对家，我们有暗号。比如喊一声打，对方看你握牌的食指在哪个角上，便知道出什么牌，所以我们是绝对冠军，所向无敌。输家罚戴钢盔，最多有戴上七八顶的，压得腰都直不起来，边打边笑，笑掉了钢盔又得加罚一顶。1984年7月11日晚，我们扑克战正打得热闹时，前沿观察哨一班长打电话来：排长，下面有动静！我说，你好好观察。过一会儿，他又报告：排长，真有动静呢！“激战”方酣的人骂起来了：“大惊小怪的！”我说：“放下吧，我去前面看看。”雷少华是个扑克迷，又是他蛮有信心取得又一个“抠底”战果的时刻，连忙喊：“把牌扑倒，哪个动是狗鸡巴，打完仗再接着干！”我到前面一看，果然阵地前有异常声响。雷少华也说，还真有情况哩，我早就等得不耐烦了。不久，老山方向传来很激烈的枪炮声。到凌晨，连长杨彩忠也来了，望远镜透过雾障，看得见黑糊糊的人影。七点过，敌人分三路上来了。我当时很有信心，因为敌人进攻的路线正是我们早预料到的，协同计划也早订好了。60米、50米、40米，敌人渐渐来近了。雷少华有点发抖。排长，这么多呀！我说“你怕啦！”他说“哪个狗日的怕！”到敌人距我15米时，我一声喊“打”整个阵地枪炮声大作，子弹就像狂风向敌群卷了过去。雷少华就像个孩子过年放鞭炮似的高兴，排长，我又干掉一个，你看呀，看呀！这两个月来，小雷练射击和打扑克一样的起劲，已经练就了一手好枪法。“排长，看呀，我一枪打在那狗日端机枪的太阳筋上！”他一连打倒了四个。很快，敌人的炮弹也铺天盖地打过来了。我带着小雷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打击敌人，在几个班的阵地上来回跑。在打退敌人第五次冲锋后，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浪把我掀倒，爬起来我又向敌人射击，“咦，怎么听不见小雷喊叫了？”回头一看，他躺在地上，扭动身子想抓住堑壕上一块石头再站起来。我跑过去，只见一股血从他胸内渗出来，连忙替他包扎。他靠堑壕半躺着，还看着我笑：排长，扑克，打不成了……突然，他一声大喊，把我推得远远的。我震昏了，土把我掩埋了，十几分钟我中断了指挥。醒来，我第一眼看见的是雷少华的头，我以为他的身子埋在土里，想拨拉土，但土里什么也没有，那里只有他的头，似乎他还在对我笑！我对着对讲机大哭大叫：为雷少华报仇！和敌人拼到底！……这是雷少华第五次掩护我。在他负了重伤后，他依然没有忘记了他的责任，为我，他的排长，时刻倾听炮弹的呼啸声，时刻准备掩护我！假若，这最后一次不是他猛然推开我，我毫无疑问粉身碎骨了。他能推开我，证明他还是有力量躲开炮弹的，但他并未将这力量用于给自己求生，而是用于保护，用于实现他的诺言——要死他替我先死！全阵地都吼声如雷：为小雷报仇！为烈士们报仇！那一仗，我们打退了九倍于我之敌的15次进攻，仅在我们阵前能看到的敌尸90余具。事后我们才查明，敌人向我们阵地打的是苏式“撤格尔”导弹。雷少华就是这种导弹炸死的。雷少华，云南砚山人，初中毕业参军，牺牲时年仅18岁。战后，我和朱启副师长（现军参谋长）去了他家。事先我给少华妈妈去过信。我说：妈妈，我愿作您的儿子，请收下我吧！到了他家全村人都来看我，还放了鞭炮。村里一位老年干部对我说，按当地习惯，认妈妈是要叩头的。问我愿不愿意。我说，我愿意，别说叩头，我今生今世，愿为我的雷妈妈作到我能作的一切。我很惭愧。雷妈妈什么也不叫我作，还不时给我捎带好吃的来。少华，我的同志，我的战友，我的兄弟，我永远感激你，怀念你，全连同志也这样，你知道吗？每年新兵入伍，老兵复员，他们都自动向你的遗像敬礼，喊着：永远向雷少华同志学习！8.他不宜宣扬，但他战功最突出——李参谋（团作训参谋）（我没能记下李参谋的名字，我本只为找他要一份地图，出门时天黑了，他在送我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故事。）论战功，我们团还有一个最突出的人物，但哪儿都没有宣扬过他，因为他干过一桩丑事，有的人一听就摇头。他叫王仁先，江苏人，1979年打仗前补充到我们部队来的老兵，打完仗上过军校，1984年战前是我们股的作训参谋。临战训练时，有一天晚上放电影，我们住的那家房东发现他女人没来，回去找她，最后找到房后竹林里，见到他的女人和一个当兵的在一起，当兵的跑了，但房东还是记住了他的样子。他告到团。团里很震惊。第二天清早大集合，叫这位房东来认人，很快，王仁先被认出来了！团领导起先不信，事后找王仁先谈，他“供认不讳”，还说：她愿意……气得领导们向他挥拳叫喊：怎么就真是你呀！开始我们也是又气愤又惋惜！这种事，在国外，也许算不了什么，电影上也常见的。但我们国情不同，时间地点也特殊，要打仗了，又是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房东是个瑶族。王仁先受到应得的处分：撤职，降为正排级到3营机枪连当战士。所以令人惋惜，是王仁先参谋业务很熟，定作战方案，写文件，制图都是首长们的得力助手。他这个时候走，对指挥所工作不能不有所影响。他1米75的个，长得很帅，很有风度。他没结婚，家乡有个对象，是个很出众的美人，在他住校的时候来看过他。据同时住校的人说，女的很热，王仁先相反很冷，从不一人去看她，说是怕自己“掌握不住”，害了人家。令人不能理解的是，他竟然和房东女人“好”上了！房东女人不算丑，但也不能说好看，比他的对象那是天上地下了。他为啥那样？你们作家是能揣摸出的。我想他当时也可能想到不一定还能活着回去，也许这辈子就尝不到女人的味道了，属于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的人的“一念之差”吧！我说了，对他的处分是应该的，不能说是小题大做。但我从当时到今天，也不认为他有多坏，更不同意有的人认为他后来的战功“不宜宣扬”的说法。他到3营机枪连后，配合7连守146等高地。146等高地在老山东南侧的盘龙江西岸，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整个地形敌高我低，三方受敌，对我十分不利。阵地上一有响动，敌各种火力就一齐射过来，压得我们不敢抬头。在这样的地方坚守，光吃饭喝水就是大问题。炊事班送饭到阵地，常常遭到敌炮火与机枪封锁，一餐饭送到战士手中，已是泥一半，饭一半。吃了这样的泥水饭，许多人的肠胃受不了，解不出大便来。阵地无水，背水要通过敌人4道火力封锁线，每个人3天才能分到1壶水。7连战士硬是在这里修筑了工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经受了敌人数千发炮弹的轰击，牢牢守住了阵地，先后毙敌280名， 击毁敌坦克2辆，军车一辆，被中央军委命名为“老山防御英雄连”。7连的战绩当然首先靠大家英勇奋战，靠干部正确指挥，但七连阵地上有个“下放战士”王仁先，他在那里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据我看，七连代理连长的各种指挥点子都是王仁先出的。但王仁先的主要战功还不在这里，而在他钻进了敌人面前一道绝壁的隙缝里，连续观察敌人情况40多天，这是常人无法存身的地方。他不仅给上级指挥提供了珍贵的情报，也创造了一个现代人忍耐力的奇迹！这道绝壁在敌我阵地之间的一个光秃秃的石山之上，隙缝在绝壁顶端，靠我们这面可以侧身挤进一个人，面对敌人那方则只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细缝。王仁先是在一个滂沱雨夜爬上去的，从此这道细缝就成了我们的眼睛。开始他一人去观察，后来他在缝里造了三级坐蹬，可以依次挤进三个人去。但每次都少不了王仁先，因为他对老山前面的敌情、地形在战前就作过侦察，有所了解，他又熟悉地图，一有发现，便能准确计算出坐标，迅速上报。现在谁也说不出对敌人哪些重要目标与进攻企图是王仁先最先发现的，因为我们的观察哨不只他这一处，情报来源也不仅仅是直接观察。但至少可以肯定，敌人有两个新的炮阵地，两辆坦克出现后立即被我炮火摧毁，是王仁先最先报告的，首功应归于他。5、6、7月，正是酷暑期，当烈日曝晒时，老山地区气温高达四十度，王仁先和他的同伴（不经常也不固定）挤在石缝里，被两面滚热的崖壁夹着，就像烤面包似的。晚上，大雨来时，无遮无拦从顶缝淋在他们头上，在他们石蹬上漫上来，有时他们全身都浸在水槽里，泡醺鱼似的。参谋长李明书来阵地看过他。他们朝夕相处几年，李参谋长竟然没有立刻认出他来。因为他的眼边烂了，嘴唇肿了，脸皮一块块翻卷下来；一身军装已磨成拖布似的条条。等认出之后，参谋长抱住他哭了，连叫了几声好同志、好同志！但第一句话说的却是：“王仁先，我命令你立即撤下来！”“不，我只能留在这，多少做点什么，弥补过失。”“你已经弥补了，过分了！回去，我们给你请功，为你专门开一个庆功会！”“等打完仗吧！”“不，我现在就需要你去参加，其实开什么样的庆功会都不能没你……”“这儿更离不开，最近敌人有些迹象值得密切注意……”李参谋长没法说服他，掏出了一瓶虎骨酒来：那就再待几天来吧！支持不住时，你就喝几口，隔几天，我再给你送来。王仁先这个时候抑制不住感情了，蒙脸蹲在参谋长面前，嚎啕大哭：参谋长，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同志们，给大家丢脸，关键时刻离开了岗位……参谋长的眼泪也直往下掉，滴在他紧握的王仁先的手背上：别再提了，我们不是圣贤，谁也免不了什么时候出点岔子。王仁先送走参谋长后，久久坐在山坡反斜面看着他早已消失的背影。几天后，就是敌人发动“7.12”大反扑，146高地被敌人炮弹炸成一片火海。王仁先就在这天牺牲了，是一发炮弹落在146山崖上，反弹回来，在光山的绝壁上方爆炸，震落了顶缝一块大石，它正好砸在王仁先头上。如今，那个光山上一条冲天石壁还在，石缝和三个石蹬也在，都被磨得光溜溜的。那石壁石缝是对王仁先的永久纪念！五、奉献篇读近期报刊上讨论思想工作的文章，我很同意这样一种意见：我们以往过多强调了集体至上，而忽视和否定了个人利益、个人志趣、个人作用等存在的必要性。前者往往是一些领导人不正之风的掩护，后者则无形中成了培养国民无所作为的惰性的温床。青年们反感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带病坚持工作、父母病危置之不顾、几过家门而不入等类的形象。我能理解。然而，这个“奉献篇”中，我又描绘、讴歌了这类人物，我相信年轻的朋友们能理解：战争环境毕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一个人的牺牲、奉献能够换取更多人免于伤亡，且这种换取又出于他个人意志的选择和个人作用的自信，他是不应该与过去文学中捏造的“高大全”形象同日而语的。1.“当兵的真不该找老婆”——朱季历（团政委）1984年老山作战，我是炮营教导员。开进途中，部队路过文山。100炮连副指导员杨富华来向我请假：教导员，我回家看看。我问：你家在哪？他指了指：不远……。当时部队只准备在城边兵站吃一顿饭就上车走，我有些不高兴，心里说，不是规定过谁也不许离开么？他又说：我有急事，看一眼就转来，要不了半小时。我看了表：好吧，半小时！杨富华原是独立师的，刚调来不久，我对他的情况不了解。话说回来，我了解也只能准他半小时假。原来杨富华虽非文山人，但是在文山找的对象，爱人是个中学教员。杨富华一路飞跑回家，邻居老太太说：哎哟，你咋才回来，你爱人正“生”哩，好恼火哟，喊叫了两天两夜啦。杨富华算计过，爱人预产期已过了十天，原想进门看个是男是女，撂下几句话就走，现在又只好扭头向州医院跑。杨富华到了爱人床前。据他后来向我描述，……实在惨不忍睹。爱人大概吃了药，正昏迷着，只见她一头乱发被汗水浸透，嘴唇上满是咬伤。病床前的岳母看见了他，狠狠白了他一眼：你还知道回来！他跑到医院门外，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筐鸡蛋，提到产房外，把岳母娘拉出来：妈，我……不能久待，我是路过……这就要走……话没说完，一向无重话的老太婆跳起来喊：你走，你走！走了就不要再回来，这儿没你的妻子，也没你的孩子……他说了句：妈，以后你会明白我。真的转身要走。岳母娘身在文山，猜出了他准是要上前面打仗，又一把把他拉进产房：都看到你孩子的脑壳顶了，就是原子弹打来了嘛，你也得等一小会儿呀！一位老医生见他一身泥尘，一脸汗水，也明白了这不是一个归来的丈夫，而是一个匆匆路过的征战者，连忙把他和他岳母请出门外。他抢先问：医生，大人要紧么？我要大人，不要孩子啦。老医生说：大人孩子都没事，包在我身上啦。你要能等，再有半个小时我看就差不多了。他如实相告：医生，一百多号人在车上等着哩。老医生向他挥挥手：那就去吧，快去！尽管放心好了。又给老太太作工作：他在这儿使不上劲……杨富华后来说，男儿膝下有黄金，我是从来没给谁下过跪的。那回，不知咋啦，我扑通跪下了，哭着说：医生，拜托啦！妈，拜托啦！多多拜托啦！他一路哭回来，快到连队时，连忙把眼泪擦干。他说：叫战士们看到了，还不知怎么看我这副指导员呢。后来他和连事务长周邦炳说了，周又告诉了我。还说：教导员，这事你处理不妥，也不问问人家回去啥事。我专门跑到他连临战训练地，向杨富华道歉。他说，没啥，千军万马的行动总不能等我一个。以后我如活着再弥补，我天天给老婆作饭洗衣服。又说，当兵的，真不该找老婆，我要没结婚，决不找。他笑呵呵的，我的心都热了，眼也湿了。我坦率地说：要是我，我办不到！但对他只说：你的感情经得起一颗原子弹爆炸呵！战后，他爱人带着孩子来了。我又去向他爱人道歉。他爱人说：“我当时真气昏了，心里想，看我以后还理不理你！”我说：“小杨讲了，他以后天天给你作饭洗衣服弥补。”他爱人说：“要作饭洗衣服的人我找你？”我问：“你看上他什么啦？”她说：“我就看上你们当兵的这个‘傻’劲！”2.祭妻的故事——王志学（师政委）老山作战期间，打八里河东山的部队有个炮连，战果很突出，这个连的指导员张国强起了关键作用。他既作政治工作又指挥打炮，只要捕捉到目标，他便能立刻发出口令，第一发不着第二发准着，脑子就像一台电子计算机。这个人我特别敬佩，不光是他业务熟，还因我当时了解他心里有着沉重的负担，重到我认为已超过常人所能承受的极限。他是河南人，1973年入伍，1976年回家结婚，两口子感情很好。他家只有一个70岁的老父，常年卧病，爱人对他老父敬奉照料，无微不至，还包种全家的责任田。到打仗前，他们已经有了一个三岁女孩，一切的家务重担全都压在这个女人肩上了。照他的话说，他娶的是一头“牛”，还是一头又出奶又耕田带拉车的“牛”。到部队受领老山作战任务时，他突然接到爱人弟弟电报：姐病重…… 他了解家里，不是开玩笑的。他也早有察觉，近几年每回去探亲一次，都发现爱人过一年像老了十年，是劳累垮的。他只能用话安慰她：等我转业回来松你的套,你再咬咬牙吧！开拔前，他向司务长借了两百元钱给爱人电汇去。附言道：暂不能归，望全力治疗。给司务长留下的借条上写着：如我牺牲，请在抚恤金中扣除。家里收到钱后，又是接连两封电报：姐病危，迟归恐难相见。他知道问题严重了，这才拿着几封电报一块找领导。团里认为情况确实特殊，虽临战训练十分紧张，还是批了他的假。但严格规定，在家只住一星期，不要超假。连里战士也知道指导员这时回家是万不得已，但临战“失”将。大家都像失了主心骨似的，默默送了他很远很远。“指导员，有啥难处，你打电报回来……”他搭车到昆明，连夜买了张硬座票回河南。到家一看，爱人已失了人形，一层皮包骨，嘴能动，但声音细微得很难听清楚。那二百元基本没动，还压在她铺席下。三岁的女娃在炕上炕下爬，一团泥球似的……他抱起爱人揣上钱：走，我送你上县城看病去。爱人弟弟来了，把他拉到一边说：没救了，医生说是癌，属晚期了！一个礼拜，他清理了屋里屋外，给爱人换了铺草，洗了被褥，还买了药品、营养品，一匙匙喂她。爱人虽仍说不出话，但脸上有了笑意。三岁女娃也一身清爽，搂着爸爸又唱又跳……一眨眼间，六天过去了。他很艰难地向爱人和他弟弟说明，他明天必须启程归队……她弟弟气得两眼圆瞪，两拳紧握。他准备好而且希望着弟弟狠狠捶他一顿，他会连眼也不眨一下承受的，但那小伙子还来不及作出反应时，他爱人竟然从炕上爬了起来，喑哑地说：我跟你走，我要……你看着我死……小舅子没打他，但他的话比他的的拳头还要重：什么上头规定，工作需要，这个那个，无非为的一个——想当官，往上爬，怕给上司落个不好的印象！可你就不怕人没良心，要天打雷轰么？……他一闹，亲友邻居也来了，七嘴八舌：国强呀，人生在世，功名利禄重要，可仁义值千金呀，看看你老婆这样子，你咋忍心说得出一个走字，她可是拿骨髓给你一家当灯油呵……张国强当众无话可说，也想过再给上级发封续假电报，可又一想：不行呀，连队成分新、干部嫩，好多训练科目只课堂上过了一遍，实地演练还等着他去主持去示范呢。打仗可不是儿戏，炮兵更是开不得玩笑的，一发炮弹出去，打着打不着敌人且不论，万一落在在自己人头上可就是几十几百人的生命大事。这种事几年里还少么？他也想到部队里，家庭出了这样那样特殊情况，不止他一人，可上级还是考虑了他是特殊中的特殊，唯独准了他一人的假，他咋好再特殊呢？他决定按期归队。夜里，他给爱人说了千万道理，贤良的女人听明白了，点了头。他又抱起女儿，把她吻了个够，泪水糊满了熟睡的孩子一身、然后给爱人弟弟留了个条：好兄弟，原谅我，但愿我还能看到你姐姐，不然我只有祈愿真有来生，让我变牛变马来报答你们……他提起仅有的牙具袋……但门是锁着的，他只好跳窗逃出。赶回连队后，立刻投入训练。到4月2日参加对老山炮击作战，半个多月的应急训练，换来了他的连队首战告捷的喜讯。几乎就在上级嘉奖令来到的同时，他收到了家里的电报，他的爱人在他离家的第三天，终恋恋地离开了人世。因电报是寄到部队原驻地后转来的，迟到了二十多天。与电报同时收到的，还有几封信，其中一位同族老辈这样写道：古有陈世美，今有你张国强！陈世美杀妻灭子，千古落骂名，你张国强面临妻子落气拨腿而逃，天理不容……张国强看着这信和电报，如五雷轰顶，但他不能哭，也不能告诉别人。战斗正紧张激烈，他怕分了同志们的心，怕大家不信任他还能指挥……第二天，他一人跑到一个僻静的山谷里，造了一座坟，采了一大抱花，然后双膝跪地放声号哭：妞她妈，我对不起你呀，我给你叩头，求你原谅！是我、是我一家把你拖死累死的呀，你才二十八岁，你本不该找我呀！……他的通讯员先看出了他心里有事，偷偷跟在他后面看到了这一切，回来报告了连长，连长又报告了团里，那时我（军政治部副主任）正在他团里蹲点。我立即跑去找到张国强，他一五一十给我说了。我没有说话，我觉得说什么也安慰不了他，说什么都表达不了我自己那那如象滚油煎着的心。我说上山吧！他只好跟着我去。我也采了一抱花，在他妻子“坟”前举起手，久久停在我的军帽沿上。我对他妻子的英灵说：“我们将用胜利来祭奠您！相信吧，有像您丈夫这样的好干部，我们一定能打好这一仗，打好任何一仗！3.山骆驼——老山背工——朱季历（团政委）我们炮营高机连在老山，八里河东山作战期间担任前送后运任务。三个月内，每人平均行程四千公里，运送物资一万余公斤。送上阵地的熟食是他们作的，但自己吃不上，因为来不及作，也来不及吃，几乎全啃干粮。他们没有白天黑夜，哪儿有枪声哪儿就有他们的任务。一次他们去662.6高地送熟食。路不熟，只凭一张地图，走错了，天也黑下来，转来转去找不到方向。带队的二排长李黎是军校刚毕业的，叫大家先休息，他从地物地貌判断出方向后，叫大家排队，说：我第一，党员在前，大家跟上！那路上说不清哪有雷场。他们终于到达。部了一句：是不是XXX团？对方答应一声是，他们一个个都倒下了。是累的，也是饿的。但背囊里的食物没动。李黎是连水人，干部家庭出身，高中毕业考入军校，刚分下来就当军工。这个21岁的“士官生”不是很壮实，按他的家境，学生时期如不算很娇贵也不会干什么重活。人们都估计他会受不了，但他一直干了三个月，每次背一百二十斤，爬大山，尼龙背带背断了十几根。直到他病倒为止。是什么病呢？开始他自感胸口不适，后来吃东西也觉得食道梗阻，呕吐。到医院检查，医生问：你的胸部是不是在哪受过撞伤或挤压？诊断结果是胸骨弯曲变形。当医生了解到他的经历和三个月来的劳动情况时，一个个感动得直摇头：怎么苦到这种程度，不可想象！医生又对他的连队干部说：他本人一直不说，这更了不起！至少在最近一个月内，他每背一百斤的东西，需要有背起二百斤的忍耐力！医生用夹板将他的胸骨压平、矫正、扎紧，又用了三个月才使他弯曲的胸骨复原。还有个彭坤彬，也是这个连的一个班长。他最能吃苦，别人扛一箱他扛两箱，大家叫他“老工人”。我们团打那拉口子，打八里河东山，运送任务很紧张，军工，民工都累得歇下来便能睡过去。彭坤彬最能睡，鼾也打得最响，但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干部出现在他面前，他就会跳起来问：“有事？”你还没说话，他就说：我去！有一天晚上，他们连每个班都跑了三趟了，山上又来了电话：又有两个伤员…… 我放下电话。彭坤彬已站我我面前。这时他颈背上已长了一个大包，是驮包磨破感染了的。我不好意思再叫他去，就说：没事，你吃罐头吧！他接过罐头，刚打开，瞅着了。我带了营部几个人上山抬伤员，刚出门，彭坤彬却带了他班上的战士来了，笑嘻嘻抢到我们前面……后来诊断出，小彭背上的大包不全是外伤感染，也有个颈脊椎骨错位的问题。他初中毕业，文化低一点，上学考不上，提干也就没门。战后叫他走，他要求再干一年。他说：“教导员，都走了，再打仗没人认识路呀！”我说：“你留下，不好办呀，提不了官呀。”我爱和他开玩笑。他说：“你放心，我自知不是那材料，不图个啥。”他又留了一年多。他走时，我看着他那累变了形的脊梁（他的内外伤是治好了），心里真过意不去。我说：“彭坤彬，真委屈你了！”他说：“教导员，我嘴上说不出，心里可懂，部队教给我的东西，我一辈子忘不了，用不完！”论吃苦，没人可比，论能力，他比当时有些连的干部还强，尤其能团结人。我老想，这样的战士为什么留不下呢？文化重要，但当真它就是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么？最近北京一个慰问团，唱了一道歌，叫山骆驼，是写给老山军工、民工的。我听时，眼泪止不住往外涌，心里想着李黎、彭坤彬，我们高机连的干部战士们……4.最鲜为人知的是我们弹库兵——邱水兵（后勤分部宣传科长）如果你未能看到过战场上炮火交飞的实景，你就去看看我们的弹药仓库吧。我们分部有几个这样的弹药仓库，离前线几十公里，几百公里不等，无论你看哪一个，地面的、山洞里的库房都是弹药箱垒起来的长城，把这长城的夹壁缝都走完，你大概会感到腰酸腿疼了。当你了解到，必要的时候我们能把你走过的“长城”在一天内倾泄到敌人阵地上去时，你就能想象得出战争是怎么个情景了。记者、作家们写过各个兵种，各样血与火的战阵，但很少提到我们弹库兵，怕连知都不知道。从1979年到现在，我们后勤兵是真正的八年抗战，其中又数弹库兵苦累。不说过节假日，八年来的九个除夕夜，我们几个弹库都是在紧张的装卸劳动中度过的。1984年老山作战期间，我们的弹库前场景更是壮观。后运前送的汽车在各库房两面公路上扯起几公里的长龙，日夜马达轰鸣，尘埃蔽日遮天。有时前线一小时三次电话，跟车来护运炮弹的人把办公室、过道都住满了。除了我们自己几个团的汽车出动外，还有滇南几个地州市的汽车支援。那时各弹库一点机械化都没搞起来，全是肩扛手搬，在装卸劳动量剧增的情况下，分部、兵站、库房的领导、机关干部都上阵了，医务站、通讯站的女兵也参加了。“7.12“大战前后，我们分部全体干部五天五夜没有离开过装卸场，每个装卸组8人，要求五分钟装（卸）完一车，每车都在五吨上下。每个人都象马拉松运动员，每个人都汗流如洗，每个人的衣衫都被木箱磨破了，手、肩、胸前都有被角铁划破的口子。歇息、睡眠只能在一车开出，另一车回倒的瞬间。不知有多少人累昏倒过，被木箱砸伤过。装卸场上，人踏车滚，扬起的尘埃象大雾，尘雾沾在人们的汗脸上，便每张脸都成了一口带窟窿的黑锅。有的人被呛得咯血。女兵们开始格格笑，后来笑不出来了，没劲了。地方司机看着这场景感动不已。有人问：“怎么就不弄几台装卸机呢？”“老师傅，事先没想到，等想到了没功夫了！”我们统计过，那几天我们每个人平均超正常劳动量的8倍。最多有超出20多倍的。真正的马拉松运动员来，他也不一定受得了，顶得下了。车辆调度员石远义，连续几昼夜不停地跑前跑后，指挥车辆进出，后来他累倒了，别人抱起他，摇醒他后，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原来他的嗓子不但早哑了，而且是破伤了，到这会儿一嘴的燎泡一嘴的血。班长时进，在现场昏倒，医生抢救过来后，先是神经衰弱，什么药也不能使他入睡，后来精神失常。那时，现场没有什么鼓动、评比竞赛那一套。大家都自觉，只要有口气就不会停下，累昏的人，你拉他抬他也不下来。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前线。这些运炮弹的车辆都是从前面运下伤员的，车厢板上有血迹，四角能见到凝结的血块，以及未清扫干净的染血的草、绷带……这些都无声地告诉了我们弹库兵，前方比我们更苦累，更艰险，时刻都在流血牺牲！还有司机们不时带回的胜利消息，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鼓舞，都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义。无疑，我们手中送出的每一发、每一箱炮弹都将使前线减少流血伤亡，增添一份力量，赢得更多更大的胜利。再加上各级领导都在现场和大家同样劳动，也是一种鼓动，再不需要谁去高呼口号了。有个年轻的地方司机问我们一个战士：“你们装一车多少钱？”一个老司机又反过来问道：“叫你干，你要多少钱？”年轻司机说：“像他们这个干法，给多少钱我也不干，受不了。”老司机说：“对了，抱金砖也换不来他们这股拼命劲！”这是对我们最公正最崇高的评价。这是最紧张的时期，平常呢？也不轻松。你去看看弹库兵的宿舍就知道了，屋子里长着草。这是因为来送弹运弹不定时，不分昼夜，它来了你就得卸，所以弹库兵吃住都在库房，没功夫回宿舍。常常，放电影没人看，炊事班把饭送到装卸场，中午的饭放到晚上还没人动过。弹库人员的工作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防事故，防差错方面。得派人日夜警卫巡逻，半点疏忽麻痹不得。道理很简单，万一出个什么事，方圆几十里都得+天翻地覆。还有，同样的弹种，生产的工厂不一样，时间不一样，批次不一样，再忙再乱，也不能有一箱炮弹串堆，不能混装。有一箱化验弹，混在上千吨的弹药中去了，这是事后才从发货单位的调拨书上发现的。这箱炮弹由于药量已抽掉一半，如运上前线，打出去必是近弹，有可能伤了我们自己的人，可了不得。分部和兵站领导闻讯后连夜赶到现场，带领大家翻堆。十一个人翻了三天三夜，终于从成万箱的炮弹中把这箱有白漆标记的化验弹长到了，大家很高兴，又唱又跳的。还有几次，炮弹发出去了，发现装药号数有混杂现象，立刻又派人追到前面去堵车，堵不住则一直追到前线。虽然弹箱上都有装药记号，但我们还是要通知到用弹的炮位才放心。我们弹库人员的奉献精神更多的更不为人知晓的还不在他们付出的血汗上，所有弹库都在大山沟里，远离城镇与人烟稠密地区，长年累月在那里工作的人，劳累枯躁不说，没结婚的干部找对象难，结了婚的家属安排工作难，孩子上学难。干部不安心，年年都在叫唤：不是亏了我一个，是亏了我一家！也确实如此，希望上级认真研究制定一些相应的政策，解决一些实际问题。5.有这么一个小兵——张明远（团参谋长）1984年打老山前，我负责带团侦察队，执行出境侦察捕俘任务。从步兵团调来个新兵给我当通讯员。他个子小小的，脸白白的，不说话也笑眯眯的，还露着个小虎牙。本来我不会收他的，营里说给我挑来的是个最好的兵，我才把他留下了。来时，我问过他的姓名，还问过他：“你知道你的任务吗？”他说：“报告首长，知道！一步不拉跟着你，随时准备用生命保护你。”我说：“保护我倒不必，最重要的是把通信任务完成好，要记住路，到过一趟第二回就能把命令传达到，能作到吗？”他露出虎牙一笑：“这太简单了！”第二天，春节大年除夕，驻地附近虽然老乡不多了，但还是能听到远远近近的鞭炮声。我们放出的侦察小组到傍晚还没回来，我就带着他到半道上去迎接。从指挥组到国境线几百公尺，一会就到了，但不见侦察组的影。我对那一带地形很熟，哪个草丛里能钻过去，哪儿可能有雷场，哪儿可能有敌人特工队来，我都摸熟了，还作了记号。国为心里着急，我决心再摸出国境线去看看。便对他说：“小鬼，踩着我的脚印走，别出声！”他回答了一句：“没问题！”我们下一条沟又翻上一座陡崖，来到了一个密林里。这是我们侦察队的一个会合点，但林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了，一种什么鸟兽的怪叫声，很吓人的。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其实没有路，也不能叫路口，只是我们侦察队规定的一个会合点，还是不见侦察组。我决定让小通讯员在这儿等，自己再前去到山顶上看看。他以为我是照顾他，让他歇着，高低不干。我如实说，怕的是侦察组从另一个方向回来，他才欣然同意。怕地下潮，也怕野物伤着他，我把他举到枝桠密茂的树杈上坐起，还叮嘱他：“千万别睡着了栽下来，我至多一小时就返回。”我在山顶上迎着了侦察组，因为要和友邻侦察队交流汇集情况，我们便顺着另一条路回到境内，又急于向上级联络报告，我就把留在林子里的小通讯员忘在了脑后。直到我忙完了，一身酸软地躺到了床上时，才看到我对面的小铺空空的，我大叫一声：哎哟，我的小鬼！我带着几个人没命地往山上跑。从境内驻地到那座林子，直线距离不过两千公尺，因是丛林峡谷地，平时走，最快的速度得一个半小时，这次，我一个小时最先跑到了。累得我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滴，通身就象水池里刚捞上来。我一直跑到那棵树前，喊着：小鬼，小鬼！没有应声，我的心正往下沉，却听到了那树杈上一声哭，开始是抽抽嗒嗒的，越哭越大声越凄厉。我举起双手接他时，不断声问：“咋啦，咋啦？”他还是哭，哭得一身颤巍巍的。我接他下树时，发觉他的裤裆是湿的！他抬起泪眼问：“他们呢？”这时跟我来的几个侦察兵跑拢了，我愧疚地对他说：“我从另一条路把他们接回去了，因为要交流情报，我……”他抱住我的腰：“唉哟，我以为出事了……”路上，我问他：“怕吗？”他点点头：“怕！怕得很！”“那你为啥不自己回去？不识路？”“不是你说了的，一定要等你回来？”多好的战士，我简直找不出话了。从我留他在林子里到接他回来，他独自在那里待了六七个小时。那天是除夕夜，我想他家吃团圆饭时一定多么想他，如果知道我这个“首长”这么对待他们才离家两三个月的小儿子，还不知该怎么哩。6.他的妹妹被拐走了……——吴道文（组织干事）者阴山战斗中，我在二连当指导员。我连战士韦兴林，贵州人，1983年入伍的新兵。这年底，他接到家里的信，十六岁的妹妹失踪，生死不明，母亲气病，要他赶快回去处理。他拿着信找我：指导员，我得走，回去找妹妹。当时我们已接到战备命令，但还未向下宣布，所以我有些犹豫：“我请示请示再说吧！”他说：“你请示吧，准不准我也得走，枪毙我也得走！”他一直哭，不吃不喝。我请示上级，怕强留下他出问题，不如放他回去一趟。我给他作了工作，回去要找政府，按政策办。又叫他班长给他买了票，送他到车站。在车站，他看到一些休假的干部提前归来，一拨一拨，来自不同方向。问班长咋回事，班长咬耳朵告诉他：要打仗了！指导员考虑你家里的事关系两条人命……如此这般。韦兴林对班长什么也没说，把票退了，回来对我只说了一句：你枪毙我，我也不走啦！攻击前，我连负责背弹药，六七里上山陡坡路，又是趁天最黑、雨雾最大，敌人发现不了的时间进行，每人背两箱，一箱23公斤。那个艰苦劲真难说！如是哪个父母看到他儿子那一身的泥水，洗面似的黑汗，拉风箱似的喘息，心里不知痛得什么样？韦兴林呢？他背三箱！不知什么时候他扭了脚，脚脖肿了，拄一根棍，照样背三箱。我对他说，你不行了，歇着吧。他只摇摇头，好像还在呕我的气，怪我不该不早对他说要打仗。向者阴山进攻时，我们二连担任穿插，七班又在最前面，韦兴林是七班尖兵之一。在攻夺21号高地时，他负伤了，班长要给他包扎，他推开班长：“别管我！”他是握着枪，瞪大双眼死的。战后，发现他未及寄出的家信：妈妈，我现在本该去找妹妹，本该和她一起回到你身边的，但我不能……有人要欺侮我们，我只有把他们收拾了，再回家收拾那个欺侮妹妹的狗杂种……战后，我们团先给韦兴林家乡贵州独山县去了一封信，接着又派专人去慰问他家，查明了他妹妹的情况，找政府妥善处理。7.战地一百天——赵子恩（通讯营长）1984年我在老山一百天。没水喝。半夜里做梦就到了大河边，一喝，水是咸的，咽不下……团长谢圣明决心去找水。他有经验，说有竹子的地方就能找到水。走着走着，他说：“你们别来了，我踩着了地雷！”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因见他找到了一汪清亮亮的小水凼，边捧水喝边说：等老子喝够了，死了也值得！然后挪开脚。“唉——”一声，真的取出个地雷来。原来他踩偏了，没踩到压发盖上。后来他从这地雷上取出了压发装置作了打火机，白金的，还真好使。那股水也用竹子接到了团指挥所，不但够喝，节余下的还可洗澡。杨龙明写了篇报道，叫《团长找水》，遭他骂了一顿：“团长找水有什么了不起，只能是战士找水呀？”不过各连排阵地还是缺水。据说，一个人每天正常用水量平均是60公升，在老山，每人每天只能分到一公升水。战士们捧着水壶如喝酒，抿一口，品品味。因为不是每个阵地附近都能找到水源。吃到热食难。炊事班只能在山下作好饭，送上来，一般都得两小时。天热，他们一律光膀子，穿裤头，塑料袋装的热食都馊了——送到连队还得往下传送到班排。后来改用竹背篼，但它不隔汗，光背上的汗气都进了饭菜里。战士们照吃，说：多了点盐肉味，更香！有一回我跟团长去一个山头接防，从清早到晚上什么也没吃，到了军工兵团一个点上，正遇上人家吃饭。团长说，救救命吧，诸位！人家没碗筷，团长一手揭锅，一手揭下他那黑黝麻污的帽子，喊我：“铲呀！客气什么！我铲了一帽子，两人抓了就吃，刚好军里摄影干事在，给我们拍了照，还登在“国防战士”报上。我爱人见到照片的时候哭了，现在还一直笑我。苦累自不必说。有的连队负责运送。开始有骡马，它能驮百十斤，十天后只能驮四十斤，再过十天你打死它它也不朝山上走，它垮了！战士们呢？开始背两箱弹药，最后还是两箱，二连连长不但自己背两箱，每次遇崖坎还站在那里将全连的人拉上来。战士们哭的、吐血的都有，怪话也不少：妈哟，我们连牛马都不如，骡子垮了我们不能垮！可是叫谁下去谁也不干。下雨塌方，把四个通讯兵压在猫耳洞里，从此大家只能睡沟槽，上面搭竹子，盖塑料布。被子能拧出水。我得了关节炎，团长叫我去师指挥所开会，我走不了，他派一个侦察兵半撑半扶着我去。到了师指，总参一个处长见我就流泪。有个排长，感到实在受不了啦，要求住院，营长在电话里说：“你敢下来，我毙了你！”政委何兴平赶到阵地给这排长作工作，到打敌人反扑时，这个排长表现很不错。在那个环境下，谁都受不了。要是向“钱”看，给我一千元一天我也不干！整整一百天后把我们换下来，团长和我们一共五个人坐一台车下山。经过第一个城镇，团长说：该我们好好吃一顿啦！大家都没带钱和粮票——阵地上用不上这。团长说：阵地上可以伸手，这个地方可不能丢人。有个人身上终于找出了半斤粮票，换了五条黄瓜。团长不让吃，喊开车！车到无人处，他又喊：“停！吃黄瓜！”一人一条黄瓜，吃得口水直流。那生活，真是再苦也没有了，可现在回味起来又感到甜滋滋的。8.战地医院——普友福（师医院院长，彝族）攻老山，我们师医院所在地离老山主峰平面距离四千公尺。开始炮击时，我们还涌到帐篷外面看炮火，像看节日焰火，觉得多好玩的。炮击结束两小时后，第一个伤员下来了，他是触雷负伤，两腿都没有了，第一个要求是要烟抽，抽了半截就昏迷了。我们几位小姑娘见了就打抖，神色都变了，但喊献血时，立刻撸起袖管来，三个姑娘，一个通讯员的血流进了这伤员的躯体，但还是没把他抢救过来。到下午二时，伤员像流水一样下来了，大都是奄奄一息的。我们原来准备了5个手术台，临时改为9个。这次战斗所有伤员都经过我们那里，一个不漏，能后送的才后送，估计送不到后面医院中途就可能死亡的立刻抢救。每个伤员衣衫都撕破了，有的赤身露体，从头到脚都糊满了泥浆。大多数人身上还绑着子弹带，腿上绑腿也在，但解不下来，只能剪开。全是被他们的汗水、血水、泥浆沾得紧绷绷的呀！有的一百多天——自临战训练以来就没有解过绑腿，没洗过脸，理发更不用说了，他们的头发胡子一般长，一个个脸色黄黄的。这一百多天一会雨里泡着，一会烈日曝晒！我有个录像，不敢拿出来给人家看，怕把人吓着了。你可以看，看了你就知道不把老山这一仗写下来，你这个作家可就欠了我们战士一笔大帐呵！我们作手术的洞子里滴嗒滴嗒直往下淌水，想找块油毛毡遮漏，没有呀，地面被伤员的血浸透又浸透，成了血的泥潭，一次次消毒，臭得很呀！我想铺上木板，哪有呀！人力有限，车辆要前运后送伤员，来不及搞别的呵。锯下来的断肢残臂，一桶桶往外抬呀！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家当都拿出来了，被子、衣服、床单……你不能看着伤员光溜溜地抬走呀，你总得给他盖上点什么呀！7．12打敌人的大反扑，我们原来的手术帐篷炸烂了，手术床炸飞了，生活车炸飞了，对面村子里老百姓炸死几个，幸好我们事先转移到了一个山崖下，在崖下掏了一条沟槽，外面垒上土包，在里面展开小手术床，不然可就不是我们抢救别人，而是自己也要人抢救了。这一天从早到晚，双方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大家分头忙着分类、喂食、止血、搞休克、清创、作手术……没有一个人躲炮。手术人员都带钢盔，炮火间隙里，便能听到手术床前一片叮叮当当的钢盔碰击声。无论多么危重的伤员，很少有人哭叫。有的昏迷了，醒过来就问：“前头怎么样？”“某某高地拿下来了么？”“7.12”那天，伤员比较少，情绪也更高，下来的伤员高兴地说：“我们阵地前的敌人尸体摆满了！”先到的伤员高呼：“哈，总算让越南小鬼子尝到厉害啦！”看着他们，我心急更心痛！师保卫干事张仁龙，主动要求下战斗部队建设代副营长，进攻老山战斗中，他头部负伤，脸肿得很大。我们很熟，他平时爱搞电器，帮我们医院搞过器械革新。当他被抬到我面前时，我已认不出这位相处多年的战友了。看了伤票——阵地救护组登记卡片时，方知是他。我喊他，他流了泪。我说：“我马上送你走……”他说“我没完成任务……”后来，他活过来了。我们师医院的同志真好呀，用什么词形容他们救死扶伤的精神我都觉得不过份，不够劲。可惜战后大多数都处理走了，有的连个小功都没立上。我们医院现在对外服务，赚了一些钱，我想，有一天要给我们医院每个参加这次战斗的同志送去一块金质奖章，才算我对得起他们，才放得下我这颗心！女护士蒋涛，多次给伤员输血，一个很壮实的姑娘变得像个瘦小老太婆了。有一天连续两次她自己从自己身上抽血，救活了友邻师一个医助。他的脸都黑了，只有眼睛还是亮的，她没叫一声苦，照常参加前接后送。女战士杨友香，烈士的妹妹，接替哥哥来当兵。她负责麻醉，常常几天几夜不休息，什么手术都少不了她。手术帐篷真热呀，40度上下，还潮湿。她就日夜穿着工作服、手术衣在“蒸笼”里烤着。我看到她晕倒就有两次。战后，她干部不能提，考学分数不够，转志愿兵没女的名额了。她什么也没得着，还是复员回山东农村。走时，她呜呜哭，说：“我什么都不要，只想留下来为伤员服务。”她哭我也哭，我说：“我们向党委写过保证的呀，工作确实需要你呀，可是没有你的位置呀……”几个女兵都走了，她们没功夫补习功课，考不上学，吃的就是这个亏！我真过意不去呀！我们医院还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吴熙德，外科医生，女的叫丁兰仙，负责输液，她技术高，输液穿刺，一针成功。两夫妻在去支援前沿救护时，同时负伤。两人回来时，衣服都被烧焦了，鞋子也各掉一只，男的把剩下的衣衫破片盖在妻子衣衫破洞上，一只鞋也让给了妻子。老吴就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脚，耳朵还流着被炮弹震出的血。妻子伤轻一点，半撑半抱着丈夫，一瘸一捌走回来。作家，你在哪里见过这样的恩爱夫妻？吴熙德第三军医大学毕业，丁兰仙原是大医院护士，两人恋爱结婚。双双上前线时，家里还留着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孩。袁其林，他是我们医院“第一把刀”，最难作的手术都是他主刀。他身体魁梧，又正值盛年——三十多岁，三天三夜的连续手术他也坚持下来了，只是有时蹲下来歇一会儿，每天经他的手从阎王殿前拉回来的人不知有多少。他聪明，写过不少医学论文，搞了许多革新，我们医院用于急救的输血加压器、胸腔闭式引流器都是他创造的。1979年他上前线打仗，“打掉”了一个爱人——婆娘跟人家跑到外国去了。他又找了一个，快结婚了，他又上了前线，正当他这边紧张工作时，那边又要吹。三天三夜累不垮的他，却被这样一封信击倒了，他咬牙坚持着，但内心很痛苦。也不能说女方不好。谁不见，前方打仗时，军营里的女人热锅上的蚂蚁似的？谁愿意找这份罪受？何况那女人条件好，追求的人不少？为这事，我到师部给我爱人打了个电话。我爱人一听见我的声音，就哭开了：“你怎么样？出了什么事了吗？”我说：“你先别忙哭，也别忙问我，我很好。你赶快去某某单位找某人——老袁的未婚妻，赶快叫她写封信来安慰安慰老袁，要吹，也得等以后再说，请她看在我们打老山部队的面子上，无论如何也得这么作……”女方听了我爱人的转达，立刻捎了两条云烟，捎了个字条来，老袁好高兴，打开烟分送全院的人抽。后来他们好了，结了婚，夫妻很和美。医院最苦最凶险的还是负责前接后送的同志，没有一次不挨炮。马伟，耳鼓膜震破；王保林，五次被埋在炮弹炸塌的猫耳洞里；卫生教导队多人受伤，队长郑继坤也作了；刘树林听到伤员在林子里哼，他去救，伤员喊：“不要来，地雷多得很！”他还是不顾一切冲过去，刚背上伤员，敌炮打来，他用身体掩护伤员。我的通讯员小古，头天献血，第二天去前接伤员，眼一黑，从桥上栽下去，腿骨折断。最突出的是胡龙泉，他送一个受伤的副指导员，遇敌炮击，炸断的一棵树倒在路上，车过不去了。这伤员下颏打穿，气管切开，万分危急。胡龙泉叫车开到一个隐蔽地，用嘴吸出伤员堵住气管的痰，把他抢救过来。前接后送中，我们没有一名伤员中途死亡。危重伤员在我们医院死亡率只0.37%。9.传奇女护士——张致斌（后勤分部纪委书记）（她叫刘亚玲。我从成都出发时军区后勤政治部领导嘱我一定要采访她，还希望我给她写篇大文章。我到文山军医院找她时，她上山采药去了，后来我到了分部，领导们也一再介绍她，赞扬她，并叫她的医院连夜派车送她来分部“向作家汇报”。我们开始谈话时，刘亚玲就坦诚地表示：“我根本不愿来……我反感作家和记者，我不愿别人报导我，过去每一次对我的报道，给我的荣誉都是给我加一道枷锁！到北京出席英模会，我也不激动……荣誉影响我的事业，它只是面具，成功只能靠真才实学。我奉命而来，只想说这些，也不想多解释……”我说我去过文山专程找她，我也不知道分部领导下令叫她来。还表示：“我决不写你，也不想叫你说什么。不过你们分部张副政委向我讲了你的情况，要我回去向有关首长详细报告，所以我只想将他介绍中有关你在前线救护伤员的事迹核对一下，免得出差错或再给你加一道枷锁，你看行么？”她欣然同意了，并且在核对之后主动讲起了她在前线的风闻与感慨。她自己说，有些话是她从来没说出过的。我对她的某些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总之我们谈得很坦率。最后她同意了我可以写出张副政委——现纪委书记对她的介绍。）刘亚玲，又奇特又难得，又可气又可爱，又倔又怪。她1963年生，家在西安市郊。1984年8月由第四军医大护士班毕业分来文山军医院。她学过医学统计学，发现我们国家战伤死亡率比一些先进国家高，从朝鲜到这次战争都如此。她也发现前线对有些伤员救护不当，感到在医院不如到前线阵地去直接救护能使自己在这方面积累一点经验。她还看了一本叫《南丁格尔传》的书，书上讲的南丁格尔是一个英国女护士，家里很富有，她却跑到战场上当看护，并有很多创造发明。刘亚玲很崇拜这个人，更坚定了去前线的决心。她先后给各级领导写了七封信，要求到第一线去。开始我们没有同意，只考虑到她一个女同志去一线不方便，是出于对她生活、安全的关心；对她在事业上的理想追求了解不够，理解更谈不上。为了能参加阵地救护，她用节约下来的节假日几次到前线。1986年4月，某军路过文山，她去看老乡，人家邀她去，她也想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作调查，便提出请假回家探亲。但她没有回西安，而是到了前面一个营救护所。到假期快满的时候，她给医院桑院长写了信，说她回不来了，说了理由，也说了些过头话。医院要整党了，她是党员，院里两次派人去叫她，她不回来，话说得更不好听了：“开除党籍也不回去，除非抬了我的尸体回去！”医院又给前面部队写了信，请他们帮助动员她回来。就在这时，前面部队来信调她，我们不同意。确实我们有个想法，怎么能想到哪就到哪？后来人家还是动员她回来了。这次准假一个月，她离院两个月。为这件事，医院从上到下有反映，院领导提出给她处分，9个党员讨论，4个同意留党察看，5个同意严重警告。院党委报到分部党委是严重警告，分部没批，所以一直没公布。到1986年12月，她又要求到前线。我打电话和前面联系，军里同意她去，但不是调动。1987年1月她负伤住院。出院后她又去探家，3月回院，小组、支部通过了他的党员登记。登记前是叫她作了检查，大家认为她态度谦虚诚恳。应当承认，是军区傅全有司令员转来《解放军报》一封“今日来信”才引起我们对刘亚玲的关心与重视、促使我们对她在前线的表现作比较充分的调查了解的。按照傅司令在信上的批示，分部派了我和其他三位同志去前线调查了解。她的事迹确实是了不起的，感人的！她先后6次去前线（三次未经批准），到过营以下阵地14个，随救护组参加阵前出击4次，拔点作战3次，参加救护过的伤员130多名。（刘亚玲：目睹过惨烈战斗场面，且离得最近，见得最多，女同志中我可能算第一人！）平时她帮救护所、连队、炊事班作了许多工作，还和到前线采访的一位摄影女干事举行过两次电话演唱会。1986年5月2日晚，某部六连战士，音乐学院学生徐良左大腿中弹负伤，动静脉破裂，送到营救护所，刘亚玲配合其他医务人员给他重新包扎止血和输液。由于徐良伤势重，她坚决要求随军工后送，途中，她一手固守输液针头，一手举着液袋。通过狭窄堑壕时，她钻到担架底下跪着、爬着走。上车后，因车颠簸，她用一手抱住徐的伤腿，一手垫在他的腿下。我见过徐良，他至今很感激那护送他的女护士。炮手高海元遭敌炮伤，刘亚玲背着多处负伤的大个子小高跑了一百多米，使他及时得到抢救。1987年1月5日拔点作战，刘亚玲先一天赶到营指，要求到前指救护所，副团长不让她去。次日战斗打响，她跟着一个录像员上去了。在通过敌火力封锁地段时，臀部负伤，她没和别人说，自己跑到一个隐蔽地拔出弹片，便投入抢救伤员。在前沿救护所，刘熟练的包扎与穿剌（输液）技术，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其他医务人员在这次战斗中救护25名伤员，无一死亡。有个伤员多处负伤，衣裤被剪掉，赤身露体，刘给他包扎输液，他大喊：“不，不！刘说：我都30岁了——其实她24岁，是你大姐姐，怕什么？一位医生说：“这回没她，有的伤员就救不活了！”这次战斗后第三天，刘再次要求参加拔点作战。战士不让她再往前去，要通行证看。她掏出“光荣弹”——防身自卫小手榴弹，说：这就是我的通行证！战斗打响后，敌炮不断落在救护所的山洞内外，弹片飞进洞内，刘多次往返洞内外救护伤员。她忍着自己的伤疼，20多个小时没吃喝，参加救护伤员近40名。一星期后，她的伤疼终于支持不住了，才回到师医院检查，师医院见她伤口已感染化脓，立刻送野战医院，在那里她一度高烧昏迷，后来作了伤口缝合，创面植皮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