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日夜夜》作者：[苏] 康·米·西蒙诺夫-16

白天他仔细视察了科纽科夫的阵地，下令把一挺机枪移到比较方便的地方。其余一切都没有问题。他几次走到上面一层楼去，观察德国人的行动。这一天他们比较安静，至少在这里科纽科夫房子的对面，可是傍晚３点多钟的时候，立刻有几门重迫击炮朝这座房子开炮，还朝着它后面其余各连驻扎的地方。　　后来，德国人分成3组进攻指挥所和右翼的一连，这时，科纽科夫的房子位置的优点立刻就显示出来了：德国人在酣战中没有掩避在交通壕里，跳到从营那边看是隐蔽的，从这里看却是开阔的地方，这时科纽科夫便亲自伏到机枪后面，狠狠地朝他们扫射，在废墟中间跳过的德国人便倒在雪地上。　　科纽科夫忘了上下级关系，几次把激动的脸转向萨布罗夫，夸耀地挤眉做眼。　　４点整（萨布罗夫记得很清楚，因为他正巧这时候看了表），按战斗的声音判断，德国人在冲向营部。经过一分钟有威胁性的寂静。那边同时响起五六个手榴弹的爆炸声，后来又有两响，后来又是五六响。一时间，萨布罗夫心里充满了和不肯定的痛苦预感交织的揪心的惊慌感。自从到了斯大林格勒以来，他是第一次想，他的神经大概出了毛病。他推开科纽科夫，自己伏在机枪后面。　　这使他稍微心定了些，但是惊惶感并没有消失，尽管从手榴弹的爆炸声停止了，德国人朝后爬的情看来，进攻是被击退了。　　半小时后，重又寂静下来，只有几颗稀疏的迫击炮弹越过房屋落在后面。　　５点钟刚过，萨布罗夫掀起雨布门帘，朝门外看看。天色开始暗下来了。　　“该走了！”　　“大尉同志，准许报告，”科纽科夫说，“请耐心点。再等１０分钟。”　　“好吧，”萨布罗夫同意说，“再等一会……哦，”他想起来，“颁发给你的勋章，我下次来的时候带来。我专门派人到师部去领。”　　“谢谢，真是感激不尽。”　　“得到勋章高兴吗？”　　“得到它谁能不高兴。除非是傻瓜才不高兴。可是我有自己的骄傲。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科纽科夫第一次这样称呼萨布罗夫，“战后我们或许会在什么地方遇见。您看见我会说：‘哦，是科纽科夫来了。’也许我也结婚了。我是个光棍呀……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也许您想抽烟？”他掏出盛放马合烟的白铁合，问道。　　看得出，他此刻对营长之所以这样随便，是因为他们初次谈到战后的情况，那时他重又成为平民．他要是遇到萨布罗夫，正是要这样称呼他——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也许，会发给我们一枚奖章，像保卫希普卡一样，为了我们在这里守住，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是吗？”　　“一切都可能。”　　“希普卡平静无事，”科纽科夫倾听着到来的寂静，说。　　在萨布罗夫听到后面营部的遥远的手榴弹爆炸声，他心里充满不能克服的揪心的预感时，正是在这时候，由于情况的凑合，发生了他所担心的那件不幸的事。　　德国人因为几次进攻未逞而恼火，决定索性来个攻坚战。便在废墟中间集合，直扑营指挥所。在这之前就是萨布罗夫注意到的那一分钟令人可疑的寂静。　　德国人跳过来的时候，指挥所里只有从连里回来、要给团长打电话的马斯连尼科夫两个机枪手在掩蔽部入口上面的机枪巢里值班，还有两个通信员并排坐在掩蔽部。在这一刻阿尼娅正好给一个通信员剪开衣袖，给他包扎受伤的胳膊。　　德国人出现时，机枪手停顿了１秒钟——他们的弹带歪了一刹那，几个德国人便跳过那个死的空间，下１秒钟机枪手就把其余的人打死在那上面。那些跳了过来的人躺在紧挨掩蔽部的砖头后面，有几个手榴弹飞进战壕和交通壕。　　在最初１秒钟，阿尼娅完全弄得莫名其妙：她只听到爆炸声，看见站在她面前的b她给包扎胳膊的那个通信员突然挣脱了她，拖着松开的绷带，猛的仰着倒了下去。　　阿尼娅朝他弯下身去，这时第二个通信员狠狠地把她推倒在战壕底上，等她抬起头来，她看见那通信员抓起自动枪，站在战壕上，朝什么地方开枪。　　阿尼娅跌倒的时候，脸重重地撞在一样硬东西上——这是被打死的通信员放在那里的自动枪。她拿起自动枪放在战壕的胸墙上，也像第二个通信员那样站起来．还没有看她是朝哪里开枪，就射击起来。　　后来她看见马斯连尼科夫从左边的掩蔽部里跑出来，弯下身子，像小男孩那样（她不知为什么正是记住了这一点）从腰里扯下４个小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了出去。　　后来机枪又答答地响起来，有人用听不懂的话语喊了一声，前面有什么东西朝他们飞过来，通信员在战壕里弯下身子，她也照样做了，上面发出了爆炸声。　　通信员又站起来开始射击。阿尼娅一按扳机，就感到不能再开枪，因为她最初几次排射就把整盘子弹射完，现在里面没有子弹了。她弯下腰来看看战壕里还有什么地方有子弹盘。离她两步果然有一盘子弹——在被打死的通信员腰带上的粗布袋里。阿尼娅很快地在战壕里跑过去，弯下腰去解下子弹盘。她又回头一看，只见马斯连尼科夫又从战壕里站起来，嘴里喊着什么，又扔了一个手榴弹。她心里想，他是多么勇敢，解下子弹盘之后，又回到她放自动枪的地方。　　可是在她弯腰去拿自动枪的时候，有一样东西在她头顶上飞过落在战壕里。她看到，在她和用自动枪射击的通信员中间，战壕里有一个手榴弹像陀螺似的在旋转。通信员扔下自动枪，跌到战壕底上。　　阿尼娅不知为什么完全没有想到自己，吓了一跳——这个手榴弹马上就会杀死通信员，她想起来有谁对她说过，可以把手榴弹赶快扔回去。她抓住手榴弹，把它扔出战壕。手榴弹到了胸墙上就爆炸了，阿尼娅什么都不记得，失去了知觉，跌到战壕底上。　　在激战中，马斯连尼科夫没有马上注意到发生的一切。他把事先放在掩蔽部进口处战壕掩板上的手榴弹拼命地朝德国人扔去。他大概一个接一个地一连扔了十四五个，直到最后，一连听到战斗的声响，猜到指挥所一定出了事，便派了几名自动枪手到德国人的侧翼，他们相当迅速地从退蔽物后面开枪打死几个冲了过来、趴在没有遮掩地方的德国人，其余的被迫后退为止。　　马斯连尼科夫完事之后来到战壕里，看见阿尼娅躺在两个被打死的通信员中间——是两个，因为手榴弹落下时扑倒的那——个也被打死了。阿尼娅一动不动地躺着，面颊硌在战壕边上。马斯连尼科夫朝她弯下腰来，后来跪下来，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掉她脸上的血。血是因为一块小小的弹片擦伤额头近发根处而流出来的。马斯连尼科夫几次呼唤阿尼娅啊的名字，她虽然在微弱地呼吸，但却没有回答。她的军大衣和军便服有两处——肩上和胸部被打穿。　　手榴弹都朝一边——朝扑倒的那个通信员躺的那一边——爆炸，所以他整个被弹片炸碎。而阿尼娅的额上却中了这个小弹片，胸部和肩部还有两块。　　细碎的雪花落在战壕里阿尼娅的脸上和大衣上，落在弯腰看着阿尼娅、脱掉棉帽的马斯连尼科夫的头上。他仍旧跪着，不知疲倦地、几乎是无声地继续重复叫着她的名字，心里怀着不可名状的忧伤。他这样跪了也许整整一分钟．后来还是不知怎么办，但是他服从本能的精神上的要求，把阿尼娅抱起来——这时她的头无力地耷拉着，这个不能自主的动作把他吓坏了。他抱着她走过战壕，走进掩蔽部，把她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是疲倦的她在上面睡了一夜的那张床。直到现在他才看到，她仍旧挎着那只大医药包，昨天瓦宁问过，难道这只包里就是她的全部所有。阿尼娅说是的，就是全部。　　他托起她的头，取下皮包放在床底下。后来倒退着，仍旧看着阿尼娅，拿起电话听筒打电话到团里给参谋长，告诉他这里有死伤的人，医士本人也受了重伤，请赶快派医生或医士来。那边答应了他。他挂上听筒，走出掩蔽部，发出提防敌人重来进攻的指示。但是德国人暂时沉默着。　　马斯连尼科夫回到掩蔽部，在床上靠阿尼娅坐下，看了看她，发现额上的伤口又有一缕血颊着面领往下流。他又掏出手铂，把血擦掉。　　阿尼娅的险异常苍白而平静。假如不是额上的这个小伤口和军便服上暗色的血渍，可能以为她是在睡觉。这种平静的模样和不可觉察的伤口使马斯连尼科夫感到害怕，他多次见过流血不止，样子可怕的伤口，但在这之后人们还活了下来，他知道往往是不能觉察的伤势反而叫人送命。　　他坐着，不断擦去掉到阿尼娅额上的血滴，好像这样做有什么用似的。心里想，等萨布罗夫回来对他怎么说。后来他想起他箱子里放着１１月７日之前人民委员会送来的礼品，——那里有几块巧克力、饼干和冻乳，——这些东西他都没有动，因为他想等萨布罗夫和阿尼娅结婚的时候送给他们做礼物。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想法：“也许，这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他又听了听阿尼娅的呼吸。她几乎没有呼吸。这时他明白了，她大概会死，也许甚至等不到医生到来。这样默默地和她相对是那样难受，使他竟想起了德国人，惋惜他们不再来进攻，使他不能忘掉一切，拿着自动枪从这里冲出去。但是德国人好像故意似的，毫无动静，这使他很恼火。血不住一滴一滴地流到阿尼娅的额上，他也不住地擦，不觉把手帕都湿透了。他钻到床底下，在自己的箱子里找到一条干净手帕。他站起来的时侯．看见医生走进掩蔽部。　　“伤员在哪里？”医生眯着眼睛，问道。　　“就在这儿，”马斯连尼科夫指着说。　　“啊，是克利缅科，”医生以他的职业性的镇静把遮住手表的袖口往上拉拉，拿起阿尼娅的手把脉，这个动作使马斯连尼科夫感到惊讶。然后，他解开阿尼娅的腰带，剪开军便装，检查伤势。胸部的伤使他皱眉头。他赶快包扎好伤口，用眯缝着的近视眼看了看马斯连尼科夫：　　“要马上送后方——上手术台！”　　“怎么？”马斯连尼科夫问。“是怎么啦？”　　可是医生没有回答，把卫生兵叫进掩蔽部。　　“没有其他伤员？”他转脸对马斯连尼科夫说。　　“没有。只有被打死的。”　　“那么您呢？”　　“我怎么啦？”　　“头上呀。”　　马斯连尼科夫摸了摸头，手拿下来的时候手上都是粘乎乎的鲜血。　　“这算不了什么。”他说，并不是硬充好汉，而是因为的确一点不感到疼痛。　　“来吧，来吧，”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酒精瓶，把药棉浸湿，擦了马斯连尼科夫的太阳穴和额头。　　“是的，果然算不了什么。你们营里有卫生指导员吗？”　　“应该在什么地方。”　　“让他包扎一下，不然会感染的。”　　卫生兵们这时已经把阿尼娅从床上抬到帆布担架上，在等侯医生的时候，就把担架放在地上。马斯连尼科夫觉得把她放在地上的做法是粗暴的、叫人生气，虽然在这以前他不知有几十次看到把伤员放在地板上或是就放在地上。　　“完了，”医生说，“我们走吧。”　　卫生兵抬起担架的时候，阿尼娅的一只手无力地垂下来。卫生兵把手拿起来，放在担架上。　　马斯连尼科夫跟着医生走出去，但是只看见后面的卫生兵的背影。　　他又继续呆呆地站着，目送着离去的人们，这时附近又有自动枪声响起来。他几乎是轻松地想，现在又开始了，便爬出战壕，跑进第二个战壕，跳到已经在向德国人扫射的机枪手们旁边。　第二十三章　　　天刚黑，萨布罗夫就回到掩蔽部。那里只有马斯连尼科夫一人坐在桌旁写报告。他头上随便地斜包着被血渗透的绷带。　　“受伤了吗？”萨布罗夫间。　　“擦破了点皮。”　　“瓦宁呢？”　　“到团里去见新团长去了。”　　“哦，不错，现在我们的团长是列米佐夫了。”萨布罗夫想起来了。　　“是啊，”马斯连尼科夫说，“所以他去见他。”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通，却没有提瓦宁答应顺便去打听阿尼娅的情况的事。　　彼佳在雨布帘外把锅子弄得叮喀地响。萨布罗夫和马斯连尼科夫面对面在桌旁坐下。不想开口——他们俩都不能说他们的心事。萨布罗夫想告诉马斯连尼科夫今天下午４点钟他所感到那种揪心的感觉。但是他不好意思说也不愿意说起这件事，马斯连尼科夫知道，萨布罗夫非但不知道阿尼娅受伤的事，连她在这里他都不知道。因此在踌躇，说呢还是不说，他想，如果他暂时一点不说，是不是好些。　　在他们这样面对面坐着，下不了决心开口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在同一瞬间集中在一样东西上——放在床底下的阿尼娅的大医药包上。他们对这个包看了一眼，然后互相对看了一眼，后来又朝那只包看了看，萨布罗夫便把视线转到马斯连尼科夫身上。　　“是阿尼娅的吗？”他问，从他的口气和面部表情上，马斯连尼科夫明白，他无疑知道这包是阿尼娅的。　　“是的。”他说。　　“那么阿尼娅在哪里？”　　马斯连尼科夫迟疑了一下才回答，这时萨布罗夫的心发冷了，他觉得肝胆俱裂，只剩下一片空虚。　　“她来过，”马斯连尼科夫说。“昨天您一走她就来了……今天她受了伤……送到后方去了。”他不知为什么突然重复了医生的冷漠的话。　　“什么时候？”　　“４点钟。”　　萨布罗夫一言不发，仍旧盯着那只包。他没有问阿尼娅伤在那里，是轻是重。马斯连尼科夫一说“４点钟”，他就感到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不想再问。　　“她受了重伤，不过弹片不大，“马斯连尼科夫说，他以为她并没有成为残废，而正是被小弹片打伤，这对萨布罗夫应该很重要。“胸部，肩膀，还有这儿。不过这里也像我一样，——擦破了皮。”　　萨布罗夫没有作声，还是看着那只包。　　“瓦宁到上校那里去，他大概会打听到一点消息。”马斯连尼科夫接着说。　　“好，”萨布罗夫漠然地说。“好。你查过哨了吗？”　　“没有，还没有查过。”　　“那你去查吧。”　　“我这就去，”马斯连尼科夫赶紧说，他以为萨布罗夫想单独留下。　　“不，何必马上去”萨布罗夫说，“可以等写完报告再去。”　　“不，我这就去。”　　“随你的便，”萨布罗夫说。　　马斯连尼科夫出去了，他走到马斯连尼科夫的床前坐下，看到被子上的血渍，明白他们一定是把阿尼娅放在这里。这时他去拖皮包，拎起来放在床上。他不慌不忙地做着这一切。他有一种感觉，就是主要的不幸已经发生，现在他完全不必着急，一切都来得及做。他慢慢地解开医药包，一样也不拿出来，对里面的东西看了几分钟。后来他又同样慢慢地把所有的东西一样一样地取出来。皮包塞得满满的：里面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船形帽、牙刷和肥皂、两条手巾、一块手翰。另外一格里是药品——他没有去动。后来他掏出两只带有方块花的、医务人员的新的绿领章，又拿出小小的圆木合，打开一看，里面是针和线。他又把它关上。最后他脸色发白地从包里取出来的是衬衫——两件士兵穿的衬衫，很大，不合身，其中一件的袖口往里卷了结住，就像他在战壕里遇见阿尼娅时她穿的那件大衣一样，那时他曾吻了她手臂上被磨破的地方。于是他想，大概正是那时候是和她最后一次见面，今后永远再也见不到她了。他把脸扑到所有这些分散在床上的东西上，哭了起来，不再去注意自己身边的一切。　　半小时后瓦宁走进掩蔽部时，萨布罗夫以他平常的姿势坐在桌旁，背靠墙，伸直了腿。他脸上并没有悲伤或痛苦的表情。他用沉痛的凝视迎接瓦宁。这是一个失去了一样东西、没有了它虽然无法生活，然而终于下决心要活下去的人的目光．是一个被剜去了一块心头肉，而又没有东西来填补这块地方的人的目光。　　瓦宁走到桌旁，在萨布罗夫对面坐下。他们都没有作声。　　“怎么样？”萨布罗夫问。　　瓦宁明白，他并不期待好的答复。　　“伤势沉重。在这里只是包扎了一下就送到对岸去了。”　　“难道伏尔加已经完全冻结了。”　　“是的，冻结了。今天送了第一批伤员。”　　“嗯……”萨布罗夫说。“也好，”说了又沉默了。　　这时瓦宁突然违心地开始对他说了通常在这类情况下所说的一切。他自己为此在生自己的气，但是却无法克制，他说了一些根本不必说的废话，——什么这一切都会过去，伤势当然很重，但是并不危险，过一个月他和阿尼娅又会见面，一切都会平安无事，他们在这里（他甚至拍了一下桌子），正是在这里还要庆祝赠礼。　　从萨布罗夫脸上的表情看来，几次可以预料，他要打断瓦宁的话。但是他默默地听着。可是当瓦宁在这样的注视下突然中断，不再说下去的时候，萨布罗夫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改变，此刻别人说话或是不说，安慰他或是不安慰他，在他都无所谓。瓦宁沉默下来的时候，萨布罗夫只是又说了一遍。　　“嗯，也好……”　　后来他脱掉靴子，躺到床上，并不装做睡着，默默地躺着，一动不动。他闭目躺着，无情地回忆起这一天的种种详细情形，有谁知道！如果他本人一直待在这里，而不是在１００米外，也许什么事都不会有。　　这时，两个卫生兵正用担架抬着阿尼娅走过伏尔加。在孤洲后面的主流上，冰结得比较厚，已经规定出一条雪橇的道路，但是经过伏尔加最近的支流到孤洲差不多有一公里，伤员们今天仍旧是在还不坚固的冰上抬过去的。伏尔加是昨天才完全冻住的。德国人想不到在河上已经可以远东西，所以伏尔加河上是异样地寂静。四周白茫茫的一片，凝然不动，只有雪花继续落着，在卫生兵的皮靴下发出轻微的吱吱声。　　要抬很远，卫生兵几次小心翼翼地把担架放在冰上，在一个地方站一会，拍拍冻僵的手，再戴上手套来抬担架。对岸有人迎着伤员走来，他们是从师团后方派来拟定明天雪橇通行的路线，找出哪里的冰比较坚固。他们边走边用脚踏着试试。其中有一个年纪不轻的高个子红军战士在离阿尼娅的担架很近的地方走过，停下了脚步。　　“怎么，是护士受伤了？”他转过身和担架并排走了几步，向卫生兵问道。　　“是啊，”卫生兵回答。　　“她伤得厉害吗？”　　“厉害，”卫生兵说。“你有烟吗？”　　“有。”　　卫生兵放下担架，红军战士用冻得不能蜷曲的手指给他们每人抓了一撮烟叶。他们便动手卷起烟卷。　　“你们怎么把她放下？不会把她冻坏吗？”　　“不要紧，马上就抬起来，”一个卫生兵说。“怎么，你认识她？”　　“河没有上冻的时候，是她送我们过河，”红军战士说。“心肠很好的护士，只是年纪还轻。”　　他们抬起阿尼娅又往前走。当他们已经快到雪橇路开始的孤洲的时候，阿尼娅也许是因为冷，也许是由于担架的吱吱作响的晃动，突然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看见上面漆黑的天空，她从眼角看出来，旁边的一切都是白的，白的。在最初一瞬间，她明白伏尔加是冻结了，人们正抬着她走过伏尔加。但是她的思想马上就混乱了，乱做一团，她觉得，这不是别人在抬她，而是她抬着什么人，像平时一样说道：“小声点，亲爱的，快了，马上就到了。”实际上，说话的不是她，而是听到德机嗡嗡声的卫生兵。他们说着：“马上就到了”来互相安慰，而她却以为，是她在说话，她心里竭力要更小心地抬担架，别让它这样晃动。后来她觉得担架上躺的是萨布罗夫，她是在对他说：“亲爱的”，但是她还不认识他，他也不知道这是她阿尼娅。这时她想对他解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听不见。于是她又说了些什么。她的思想完全紊乱了，她又失去了知觉。　　“唉，可怜的，哼得真厉害。”卫生兵说。　　可是这时飞机在伏尔加河上绕了几圈，投下一枚照明弹，刹时间照得一切雪亮，接着又投了炸弹。炸弹落在抬担架的人的左右。照明弹还没有熄灭，冰上可以看到一个个黑窟窿，河水涌上来，淹没了冰面。起初，第一枚炸弹爆炸的时候，卫生兵们把担架放在冰上，自己卧倒，到后来，又有几枚炸弹爆炸，飞机嗡嗡地响着又在绕圈子的时候，他们就不约而同地站起来，抬起担架，跨着匆忙的人的大步，在冰窟窿中间往前走。　　离孤洲已经不远了，前面有人大声叫道：“到雪橇这边来”，在第一条雪撬起点的小丘后面，可以听到雪橇滑木的吱吱声和马的嘶鸣。　第二十四章　　　伏尔加沿岸的草原上笼罩着一片１１月的浓黑。下午５点钟天一黑，立刻就分辨不出——这是晚上，是半夜，还是早晨５点钟，因为持续１４小时的长夜，始终是同样地漆黑。寒风仍旧在草原上呼啸，雪似乎猛然想起它很久不来了，纷纷扬扬地落个不停。卡车车轮和两轮车的铁箍在压光的冰层上老是不断地发出吱吱的响声，军车调度员带着自己的小提灯在十字路口默默地转动。　　这一切都是单调的，时时如此，日日如此，只有忽发奇想要在从埃尔顿和卡梅申通斯大林格勒的这些道路中的一条上接连站上一两个昼夜的人，才能懂得这种单调的全部伟大，才能懂得这些日子在接近前线各条道路上所发生事件的全部令人生畏的寂静。　　也像一年前，１９４１年１１月，连续不断的列车载着步兵和炮兵驶向莫斯科，没有到达流血的前线就溶化在莫斯科近郊的树林里那样，——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从１０月下旬起，军队一夜一夜地先是沿着前线泥泞的、然后是雪封的道路，在暴风雪中，在冰上前进，有篷汽车、总司令部预备队的套着套子的庞然大物的大炮、低矮的“Ｔ—３４”型坦克，和跟在卡车后面在小丘上跳跃的小小的反坦克炮爬行着。　　有时德机扔下的照明弹在夜的黑暗中照亮一个白色圆点，在白点里的卡车就从路上拐到旁边，人们都四散，俯伏在地上，可是炸弹轰的一响在泥和雪之中爆炸了。后来一切重又变成漆黑，道路上的交通中断了几分钟，等清除被炸毁的卡车碎片，将死尸拖到一旁，一切才又开始向原来的方向爬行、行驶。所有这一切，部分是从卡梅申和萨拉托夫开往斯大林格勒以北的草原和森林茂密的峡谷。另一部分人员、大炮和坦克从埃尔顿开往伏尔加，隐藏在中、下和上阿赫图巴河的河湾，再从那里南下。　　在这人员、汽车和武器的洁涪荡荡的运动中，在这一切移动的情形中，以及在这一切没有到达斯大林格勒便停下的情形中，可以感到一年前在莫斯科近郊已经一度以其全部几乎是超乎人力的沉着所表现的同样的意志力和性质。　　当集团军司令和马特维耶夫几次在紧要关头向战线司令部请求增援的时候，每次都遭到断然的拒绝。只是从越来越多地集中了炮队和近卫军追击炮团的伏尔加左岸，毫不吝惜地用炮火来支援在斯大林格勒奋战的各个师。只有两次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战线司令部经大本营准许，每次给了一师人。这两个师从行军中直接被调往斯大林格勒，一星期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和原来在那里奋战的师融合在一起，人数也和他们相等了。　　在萨布罗夫默默地闭目躺在自己的掩蔽部里，两个卫生兵抬着阿尼娅在不坚固的冰上走过的那一夜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马特维耶夫徒步在伏尔加河上绕了一个大圈，来到普罗岑树的掩蔽部，在那里关上门（如果可以这样叫那双层叠着的雨布帘），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马特维耶夫晚上从对岸的战线司令部回来，普罗岑科已经是他这一夜访问的第二个师长。前一天马特维耶夫被召到战线司令部的时候，他是打定主意要描述集团军处境的全部困难和再度要求增援去的。他到了战线司令部，坚决相信他将要请求给他一个师，并且一定会要到手，因为一个师对他是绝对必需的。他预料到照例要碰钉子，但是他认为这一次他的理由更有力。　　然而，结果却恰恰相反。司令部战线军委会委员先都静静地听完他的报告，再听了他的请求，破例竟没有立刻就说给，也不说不给。后来，停顿了好一会，他们相互望了一眼，战线军委会委员连人带椅子一同移近上面摊着一张战线地图的桌边，他把两手都放在地图上，说：　　“马特维耶夫同志，我们并不要拒绝您的请求，因为您的请求是合理的，但是我们非常希望您自己能拒绝自己的请求。可是为了做到这一点，您至少需要哪怕是有一点点感到将来要发生的事。”　　他注意地看了马特维耶夫一眼，在他瘦削、善良而朴质的脸上露出了微笑，这是一个知道一件使他无限喜悦的事情的人的微笑。　　“如果我们对您说，马特维耶夫同志，我们没有一个师给您，或者甚至两个师都没有，那我们就是说假话：师团我们是有的。”　　马特维耶夫心里想，这是在这种场合下所说的惯常的开场白——说什么军队是有的，可是要留做后备，斯大林格勒固然很重要，但是除它之外，还有从黑海到巴伦支海漫长的战线，这一切只有在手头有空闲军队时才能捍卫。　　但是这些话战线军委会委员对马特维耶夫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的双手在地图上移动了一下，使马特维耶夫不由注意了他的动作，他把手停下——一只手停在斯大林格勒的南面，一只在北面，然后把双手向前移动，移到离斯大林格勒很远的地方——在地图上，那里是绥拉菲摩维奇、卡拉奇以及顿河流域的其他一些城市——然后以坚决的动作合起双手。　　“就是这样，”他说，这时在他的语气里有一种得意的声调。“就是这样，”他又说了一温。　　马特维耶夫非常清楚明晰地牢记住这句话和双手在地图上的这个动作，后来他在和别人谈话，他自己想起这件事，特别是在这个手势所表示的事情已经发生的时候，他有多次回忆起这一切。　　“您是这么想的吗？”他激动地问。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目前我只能对您说这些。”战线军委会委员停顿了一下，补充说。“为了让您自己感到这一点，并在剩下的困难日子里让自己人感到的当然不是我们的计划，而是：‘我们街上也要有喜庆的事’这句话，——这句话并不是指遥远的未来。现在我们再回到师的问题上来。就是说．您非得要一个师才能支持下去？”　　“不，我们并没有这样提出问题，”马特维耶夫说。　　“那好。可是您需要一个师吗？”　　“不，我们并没有要它。”马特维耶夫说。　　马特维耶夫怀着这样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甚至没有取得集团军司令的同意，就拒绝了这一师人。他回到集团军里，和司令谈了，然后去各个部队。他担负起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一夜去两个和主力切断的师里去。到普罗岑科那里已经是第二处，他又是疲倦，又被冻僵了。　　普罗岑科看马特维耶夫来了，很高兴。最近一星期里，他有时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和集团军司令取得电话联系，此刻，他向马特维耶夫详细报告了这一时期师里发生的一切之后，他初次感到，他把部分重担从自己肩上卸到了别人的肩上。　　马特维耶夫仔细听了普罗岑科对他说的一切，提出了几个倾向于一个方面的问题：普罗岑科以他现有的兵力可以支持几天。然后做了一个手势，好像把他们方才谈的一切撇在一旁，问普罗岑科怎样理解斯大林说的“我们街上也要有喜庆的事”那句话。　　普罗岑科被马特维耶夫这样突然一问，对他的脸看了一看，在他的发亮的黑眼睛里看到一种兴奋的神情，在战争中，有人自己已经知道一件将要到来的、美好的重要事情，可是还不能对别人说，他们就会产生这种兴奋的情绪。　　“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话的，”普罗岑科回答说，“斯大林同志在１１月７日说这话，就是说，它应该很快实现，反正是在２月之前。”　　“为什么在２月之前？”　　“因为要是过了２月，——他就会在２月２３日说，如果在５月之后，他就会在五一节说这话。在战争中这种话是不能早说的。”　　普罗岑科有所期待看了看他，从他的回答的目光中，他明白，马特维耶夫对这件事也有同样的看法。　　“怎么样？我说得对呢，还是不对？”　　“对。不过要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普罗岑科反问道，好像他觉得这话带有侮辱性。“军委会委员同志，我个人是不想活到德国人到我们坐的这个地方来的那个时刻的。只要我活着，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马特维耶夫微微皱了皱眉头：他觉得普罗岑科的话过分夸大。　　可是普罗岑科说的是真心话，说完，他立刻就转到目前的日常事务和请求上。　　目前的事务是补充弹药（这是马特维耶夫答应了的），夜间有更多的“Ｙ—２”式飞机飞来（这也是马特维耶夫答应了的），最后，从集团军的预备力量后派几名指挥员来（这件事，马特维耶夫以他特有的当机立断当场拒绝了）。　　马特维耶夫很满意，固执而狡滑的普罗岑科居然非常机智，立刻就懂得马特维耶夫的来意，同时又没有固执地向他询问详情。因此，虽然已经该往回走了，马特维耶夫还是同意多待一会，喝了两大杯浓茶，爱夸口的普罗岑科不知为什么说，这是锡兰花茶。　　“花茶就花茶吧，”马特维耶夫同意说，“主要的要烫。”　　普罗岑科送马特维耶夫走到河岸，回来后吩咐沃斯特里科夫拿地图来。沃斯特里科夫拿给他一张师参谋部手绘的阵地要图。图上画有师团最近据守的５个街区。　　“要地图，不是阵地要图！”　　于是沃斯特里科夫拿来一张斯大林格勒图，图上可以看到沿伏尔加河绵延６５公里的城市的全貌。　　这一次普罗岑科笑起来了：　　“不是的，不要这张。要一张大地图。它还是好好的吧？”　　“哪一张大的？”　　“整个战线的那张大地图。”　　“哦……还是好好的。”　　沃斯特里科夫在箱子翻了好久，寻找那张很久没有拿出来的地图。　　正因为沃斯特里科夫找了这么久，使普罗岑科想到他是怎样把全部思想都一心一意地放在斯大林格勒上，最近关于其他的一切想得那么少——少到甚至整整两个月没有取出战线地图。　　沃斯特里科夫在他面前的桌上摊开上面有着还是９月做的旧记号的地图，普罗岑科用手把它抚平，弯下腰来看着，沉思起来。他开始用目光寻找城市、河流和以前阵地的标志，不禁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他是脱离了自己的这些房屋和街区，脱离了斯大林格勒。看到整个地图之大，他才完全清楚地感到斯大林格勒的意义，虽然在这张很大的地图上它只不过是一个点，——但是其他所有的城市，所有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最近两个月正都是和这个点——斯大林格勒，尤其和这５个街区以及他，普罗岑科所在的掩蔽部，息息相关的。他怀着新的兴趣看了看地图。他的双手不由得也像战线军委会委员的手那样在地图上移动，然后在西面离所大林格勒后面很远的地方合拢。　　在这个动作中不仅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规律性，因为战争中最重大的战略决策的依据往往是清楚明白，人人都能了解的，因为它们的简明性乃是产生于正确了解形势的铁的逻辑。　　离天亮不远了，但是普罗岑科怀着仍旧可以让大伙趁黑回去的打算，召集了各个团长和营长。　　夜里终于在伏尔加河的冰上拖来一列载着食粮和伏特加的雪橇，在普罗岑科的狭窄的掩蔽部的桌子上铺着报纸，放着几瓶伏特加、用截得整整齐齐美国罐头食品的空罐头代替杯子。两个盆子里放着切成厚片的香肠和热过的罐焖肉加土豆。正中放着一个碟子，炊事员存心要一显身手，用黄油做了一个花样，上面有涡卷和小玫瑰花。　　普罗岑科坐在角落里，他平时坐的位子上。掩蔽部里火炉烧得很热。将军破例身上穿的不是军便服，而是从箱子里拉出来的干净制服，制服敞着，底下露出雪白的衬衫。今天夜间为普罗岑科烧了开水，客人到来前一小时．他就在这儿掩蔽部里，在镀锌的儿童小澡盆里洗了个澡，他在这个澡盆里洗澡已经不是第一次，可是这件事他无论对什么人都不会说出来。普罗岑科坐在那里，热得出汗，怡然自得，麻布衬衫使他感到舒服凉爽。　　整个环境——狭窄的掩蔽部、长桌、坐在桌头制服敞开的主人，使走进来的列米佐夫产生了突如其来的联想。　　“将军同志，您这里完全像在海上一样。”　　“为什么像在海上？”　　“像在军舰上的将校集会室。”　　大家差不多都同时到来。列米佐夫以老军人遵守时刻的习惯，准１８·００时到，其余的有的早到两分钟，有的晚些。萨布罗夫最后来，迟到５分钟：他在交通壕里摔了一次，膝盖摔痛得厉害。　　“将军同志，恕我来迟了。”　　“没有关系，我们罚你一杯，下次就不会迟到了。”　　“坐下，”列米佐夫在凳子上挪动了一下，请他坐，“和我一人坐一半。就这样，挤一挤，挺和气。”　　“请大家斟酒。”　　大家都斟了酒，一时静了下来，普罗岑科开始说：　　“我今天召集你们来不是开会，只是让大家聚聚，互相看看。也许，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活到快乐的时刻（“快乐的时刻”这几个字他说得很庄严），可是我们的师团是能活到的！让我们为了，”他站了起来，大家都跟着他起立，“我们街上的喜庆日子快些到来，干杯！”　　在他此刻说这句话的情景中，也有一种特殊的庄严的气氛。　　祝酒之后，沉默起来。大家都起劲地吃起来，最近几天吃得很差，之所以没有注意到吃不饱，是因为大家实在太疲劳。后来又来第二次祝酒，在每一个尊重自己的师团里这已经成为传统，——预祝师团成为近卫军。　　坐在普罗岑科对面的萨布罗夫，一直注视着他早巳熟悉的将军的一举一动。此刻他几次注意到，普罗岑科每次开始说话，好像要说什么重要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话，但是说了一半又停下，勉强克制着自己，把话转到别的话题上。　　该散席了，普罗岑科又一次环顾了坐在案旁的人们。　　“这里坐着列米佐夫，”他想道，“在他之前，团长是波波夫，——他不在了，波波夫之前——是巴布琴科——他也不在了。这里坐的是安年斯基，他当团长也许还嫌弱些，目前还嫌弱，然而他已经通过了被围的全部锻炼，团也通过了他，他毕竟是能够指挥的。这里坐着萨布罗夫，他坐在那里，并不知道，万一不幸列米佐夫，或是安年斯基，或是第８９团团长奥古尔佐夫负伤或是被打死，而他，普罗岑科，自己还能活到那一天，就要任命萨布罗夫当团长。周围所有的这些人都不知道，在战争中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他们还要指挥什么，将要在什么地方作战，他们如果会死，不如会死在什么城市的墙脚下。”　　很久以来，每天每天地不断为各种事务、奔走、战报、报告——战争的全部日常事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普罗岑科，此刻看到他的集合在桌旁的全部指挥员，这些疲倦的人们，仿佛是以旁观者的身分看了看他们，突然初次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使背脊发冷，使喉头噎住，将来历史上要大书特书，后人会因为没有亲身经历过而产生羡慕的东西。　　告别时他想说些特殊的、令人鼓舞的话，但是事情往往如此，他竟想不出这样的话，就像在自己一生中其他最关控的、也许是最美好的一瞬想不出话来那样。他只是站起来，说：　　“好吧，朋友们，该走了，早上要有战斗。”　　大家都站起来。他和每个人握手．大家都接连走了出去。他只留下萨布罗夫。　　普罗岑科决定要检验一下，大伙是怎样理解他想对他们说的话，只剩下他们两人的时候，他就问萨布罗夫：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你明白吗？”　　“我明白，将军同志。非常想活到这一天。”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普罗岑科说，“非常想活到。从明天起，我走在战壕里的时候，要多低头，——我真想活到那一天。我劝你也这么做。”　　他们沉默了一会。　　“想抽烟吗？”普罗岑科递给萨布罗夫一支烟。　　“谢谢。”　　他们便抽起烟来。　　“列米佐夫向我报告了你的不幸。我今天派人到后方司令那里去，叫他顺便打听一下，她住在哪个医院里。免得你不知她的下落。”　　“谢谢您，将军同志，”萨布罗夫几乎是冷漠地说。他痛苦，并不是因为他能不能找到阿尼娅，他知道，如果她活着，他一定能找到她，——但她是不是活着？和这个最可怕的问题相形之下，普罗岑科所说的——他能否找到她．——此刻几乎没有使萨布罗夫激动。“非常感谢，将军同志，”他重复说。“可以走吗？”　第二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