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捣蜂窝的女孩-12

“我知道，莫兰德跟我说过。不过在政策方面，他必须服从指令。我才是受聘来经营报纸的人。”博舍想了想，说道：“等这些问题浮现后，我们再一一解决吧。”星期三晚上，安妮卡在歌德堡中央车站搭上X二列车时，既疲倦又生气，觉得自己好像在这班列车上住一个月了。她到餐车买了杯咖啡，回到座位上，打开她和莎兰德最后一次谈话的笔记。莎兰德，这也是她感到疲倦又生气的原因。她有所隐瞒。那个小笨蛋没有告诉我全部实情。而麦可也有所隐瞒。天晓得他们在玩什么把戏。她也认定了，既然哥哥和当事人至今尚未沟通过，那么两人之间的阴谋——如果真有的话——肯定是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默契。她不明白是什么样的事，但哥哥一定认为非常重要，不得不隐瞒。她担心事关道德问题，这是他的弱点之一。他是莎兰德的朋友。她了解自己的哥哥，知道他一旦交上朋友，即使这个朋友是个有明显性格缺失的讨厌鬼，他也会对她忠心不二到鲁莽的地步。她也知道他可以容忍朋友做无数蠢事，但不能越过某条界线，至于界线到底在哪里似乎因人而异，只是她知道他曾经因为好友做出他认为出轨的事而与他们彻底绝交，而且毫无通融余地，绝交后便老死不相往来。安妮卡明白哥哥在想什么，但对莎兰德却毫无头绪，有时候甚至觉得她脑子里根本什么也不想。安妮卡原本猜想莎兰德可能很情绪化也很封闭，直到见到她本人，才觉得那肯定只是某个阶段，就看能不能得到她的信赖。但经过一个月的交谈——且不论前两星期莎兰德几乎无法说话，因此浪费不少时间——她们之间依然纯粹是单方面的沟通。莎兰德有时似乎十分沮丧，丝毫不想处理自己的现状与未来。要想为她提供有效的辩护，唯一的方法就是了解所有事实，但她根本不明白也不在乎。安妮卡如何能在黑暗中工作呢！莎兰德经常闷不吭声，即使说了什么，也总得思考许久、慎选言词。通常她完全不答腔，有时候却会回答安妮卡几天前提出的问题。警方问讯时，莎兰德也是一声不吭，双眼直视前方。她就是不肯对警方吐露只字半句，几乎从无例外。罕见的例外是当埃兰德警官问她有关尼德曼的事时，她会抬起头看着他，非常明确地回答每个问题。然而一转换话题，她马上失去兴趣。她知道原则上莎兰德从不和官方人士交谈，这对这次的案子很有利。尽管她不断鼓励当事人回答警方的问题，但内心深处对莎兰德保持沉默还是很高兴。原因很简单，沉默就不会前后不一，就没有会牵绊她的谎言，也没有在法庭上会产生不利影响的矛盾推论。然而莎兰德的沉着令她十分惊讶。她们俩独处时，她问过她为什么如此固执不肯与警方谈。“他们会扭曲我说的话，然后用来攻击我。”“可是如果你不解释清楚，最后还是可能被判刑。”“那就这样吧。这一堆问题不是我惹出来的，如果他们想要判我的罪，我也没办法。”最后，莎兰德还是将史塔勒荷曼发生的事几乎全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律师，只有一事除外。她不肯说出蓝汀的脚上怎么会中弹。不管安妮卡如何软硬兼施，莎兰德都只是瞪着她，撇着嘴笑。她也告诉安妮卡哥塞柏加的事，但完全没有提到自己为什么追踪父亲。她是刻意到那里去杀他——一如检察官所说——或是去和他说理？当安妮卡提起她前任监护人毕尔曼时，莎兰德只说自己没有开枪杀他，那件命案也不再是她被起诉的罪名之一。而当话题触及这一连串事件的最关键处，亦即一九九一年泰勒波利安医师在精神病院里扮演的角色，莎兰德更是一下子陷入绝对的沉默，仿佛再也不会开口说一句话。这样下去不会有结果的，安妮卡暗忖，如果她不信任我，官司必输无疑。莎兰德坐在床沿望向窗外，可以看见停车场另一边的建筑物。自从安妮卡气冲冲地冲出去，砰一声关上房门后，她就这样纹丝不动地坐了一小时。头又痛起来了，是隐约、轻微的痛，但她还是觉得不舒服。安妮卡令她感到不耐。从实际层面来看，她可以明白律师何以一再追问有关她过去的细节，在理性上她能理解，安妮卡需要知道所有的事实。但她没有一丁点的意愿想谈论自己的感觉或行为，她的人生与别人无关。有一个变态虐待狂兼杀人犯的父亲，不是她的错。有一个杀人犯哥哥，也不是她的错。谢天谢地，还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兄妹，否则在迟早都免不了要作的精神状态评估，也一定对她不利。达格和米亚不是她杀的，受指派的监护人后来变成猪狗不如的强暴犯，这也不是她的责任。然而即将被搞得天翻地覆的却是她的人生。她将被迫解释自己的行为，被迫因为自卫而请求原谅。她只想安安静静地过日子。到头来，她毕竟还是得一个人生活。她不期望有朋友。那个该死的安妮卡很可能是站在她这边，但那是身为她的律师、一个专业人士所提供的职业友谊。王八蛋小侦探布隆维斯特也不知人在哪里——安妮卡似乎不太愿意提起她哥哥——莎兰德也从来不问。如今达格命案解决了，他要的故事也有了，她并不期望他对她还像以前一样感兴趣。她很好奇，发生了这么多事，阿曼斯基怎么看她。她很好奇，潘格兰怎么看待这个情况。据安妮卡说，他们俩都表示会支持她，但那只是空话。要解决她的私人问题，他们帮不上一点忙。她很好奇，米莉安对她作何感想。她很好奇，她对自己又有什么想法，最后才了解到这整个人生对她来说根本无关紧要。想到这里，思绪被警卫插钥匙开门的声音打断，进来的是约纳森医师。“晚安，莎兰德小姐。你今天觉得如何？”“还好。”她回答。他看了病历表，发现她已经退烧。他每星期都要来巡房好几次，她已经习惯他的到来。在所有碰触她、戳弄她的人当中，只有他让她感到某种程度的信任。她从不觉得他以异样眼光看她。他来到病房，闲聊一阵，检视她复原的情形，从未问过任何关于尼德曼或札拉千科的问题，也没问过她是不是疯了，或者警察为什么把她关起来。他似乎只对她肌肉的运作情形、脑部的复原进度与她的感觉感兴趣。而且他还真的搜索过她的大脑，能在脑子里东翻西找的人，必须获得礼遇。令她讶异的是尽管约纳森医师会戳她还会为了体温表大惊小怪，他的来访还是让她感到愉快。“我可以检查一下吗？”他照常作检查，看看瞳孔、听听呼吸、量量脉搏、血压，也看看她吞咽的情形。“我怎么样？”“正逐渐复原中。不过运动要更认真做。还有你会抠头上的痂皮，不能再这样了。”他略一停顿。“我能不能问个私人问题？”她盯着他看，他则一直等到她点头同意。“那个龙的刺青……你为什么要刺那个？”“你之前没看到？”他忽然微微一笑。“其实我瞥见过，但是当时你没穿衣服，我正忙着止血、取出子弹等等。”“你为什么想知道？”“只是好奇罢了。”莎兰德思忖了好一会儿，才看着他说：“我不想讨论我刺青的原因。”“就当我没问。”“你想看吗？”他似乎有点吃惊。“好啊，干吗不呢？”她背转向他，将病袍拉下肩膀，然后调整坐姿，让窗外射入的光线落在背上。他看着她背上的龙纹，刺得很美、很精巧，是个杰作。过了一会儿，她转过头来。“满意了吗？”“很美，不过一定痛死了。”“对，”她回答：“很痛。”约纳森离开莎兰德的房间时心里有些困惑。对于她身体的复原进展他很满意，但实在不能了解这古怪的女孩。即使没有心理学学位也能知道她的情绪不太对。她对他说话的口气很有礼貌，但也略带怀疑。他还听说了她对其他护理人员也很有礼貌，唯独警察来的时候一语不发。她把自己封闭起来，与周遭的人保持距离。警方将她关在病房里，检察官打算依杀人未遂与重伤害的罪名起诉她。他觉得不可思议，如此瘦小的女孩竟有力气犯下这种暴行，尤其受害者还是成年男子。他问及她的龙文刺青主要是想找个私人话题和她谈谈。他并不特别想知道她为什么要以这种方法装饰自己，但既然她选择如此惊人的图案，想必有其特殊意义。他只是觉得或许可以借此开启对话。他去探视她并非既定行程，因为安德林才是她的主治医师。不过约纳森是创伤中心的主任，莎兰德被送进急诊室那天晚上他们所做的处理，他深感自豪。他作出正确的决定，选择移除子弹。到目前看来，莎兰德并没有记忆丧失、身体机能退化或因伤势引发其他障碍等并发症。假如她以同样的速度持续康复，离开医院时头皮上会有疤痕，却不会有其他明显伤害。至于心灵上的伤痕则是另一回事。回到办公室时，他看见一名穿着深色外套的男子倚在门边墙上。那人头发十分浓密，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约纳森医师吗？”“我是。”“我叫彼得·泰勒波利安，是乌普萨拉圣史蒂芬精神病院的主任。”“是，我认得你。”“很好，如果你有空的话，我想私下和你谈谈。”约纳森打开办公室门，请来客进入。“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是有关你的一名病人莉丝·莎兰德。我有必要见她一面。”“你得先取得检察官的许可。她现在已经被捕，禁止会客。而且所有的会面申请也都得先交给莎兰德的律师。”“对，对，我知道。我想这个案子应该可以免去这些繁文缛节。我是医生，所以你可以让我以医疗的理由去看她。”“对，这么做或许行得通，不过我不知道你的目的为何。”“莎兰德曾经待过圣史蒂芬，我为她治疗过几年，一直到她满十八岁，地方法院下令让她重返社会，只不过需要有监护人。或许我应该告诉你，当时我是反对这项决议。从那时起，她就获准毫无目的地游荡，也才会导致今天这有目共睹的结局。”“真的吗？”“我仍然觉得对她有很大的责任，如果能有机会评估一下她过去这十年来的恶化情形，我会很感激。”“恶化？”“和她接受妥善照顾的青少年时期比较起来。我们同为医生，应该能够达成共识。”“趁我的记忆还算清晰，有件事我不太明白，也许你能帮忙解释一下……既然我们同为医生。莎兰德被送到索格恩斯卡医院时，我替她作了一次完整的医疗检查。有一名同事要求看病人的鉴定报告，签署的是一位耶斯伯·罗德曼医师。”“没错，罗德曼医师还在医院的时候，我是他的助手。”“原来如此，但我发现那份报告写得非常模糊。”“是吗？”“里面并没有诊断结果，看起来简直就像针对一个不肯开口的病人所作的学术研究。”泰勒波利安笑开了。“是啊，她可真是不容易对付。诚如报告中所写，她坚持不肯与罗德曼医师对话，所以他只好采用模棱两可的措词，他这么做完全没有错。”“可他还是建议莎兰德应该住院？”“这是根据她先前的病史作出的判断。我们对她的病已经累积了多年丰富的经验。”“这正是我不明白的地方。她住进这里时，我们曾向圣史蒂芬请调她的病历，却到现在都还没收到。”“对此我很抱歉。因为地方法院下令将它列为极机密文件。”“如果拿不到她的病历，我们又怎么能给她适当的照料？现在她的医疗责任在我们身上，跟其他人都无关。”“我从她十二岁就开始照顾她，我想全瑞典再也没有其他医生像我这么了解她的病况。”“病况是……？”“莎兰德罹患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你也知道，精神医学并非精密科学，我不想局限于某个精确的诊断，不过她显然会产生幻想，有很明显的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状。此外她的临床症状还包括一些躁郁周期以及缺乏同情心。”约纳森凝神直视泰勒波利安十秒，接着才说：“泰勒波利安医师，我不会和你争辩诊断结果，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相对简单得多的诊断？”“你是说？”“例如阿斯伯格综合征。当然了，我还没有对她作精神状态评估，但若以直觉猜测，我会认为是某种自闭症，也因此她才无法遵循社会规范。”“很抱歉，但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通常不会放火烧自己的父母亲。相信我，我从来没见过反社会性格如此明显的人。”“我认为她是自我封闭，不是一个反社会的偏执狂。”“她非常善于操弄。”泰勒波利安说：“她会作出她认为你期望她作出的行为。”约纳森皱起了眉头。泰勒波利安对莎兰德的解读已经自我矛盾。约纳森对这个女孩唯一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她绝对不善于操弄，反而会固执地与周遭的人保持距离，完全喜怒不形于色。他试着将泰勒波利安描述的莎兰德与他自己所认识的莎兰德加以协调。“你只认识她很短的时间，而且她因为受伤而不得不处于被动。我曾亲眼看见她的暴力与不理性的恨意。多年来我一直试着帮助莎兰德，所以我才会来。我建议索格恩斯卡和圣史蒂芬建立合作关系。”“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合作？”“你们负责她的医疗状况，我相信这是她所能获得最好的照顾。但我非常担心她的心智状态，所以希望能尽早加入。我已经准备好提供一切协助。”“我明白了。”“所以我确实需要见到她，以便作第一手的状况评估。”“只可惜这个我爱莫能助。”“你说什么？”“我说过了，她现在已经被捕。如果你想为她进行任何精神治疗，就得向歌德堡的耶娃检察官提出申请。这些事情都由她决定。而且我再强调一次，除了检察官之外还要有她的律师安妮卡的配合。如果事关开庭要用的精神鉴定报告，那么地方法院就会发给你许可令。”“我就是想避开那些官方程序。”“了解，但我要为她负责，如果她很快就要出庭，那么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需要有明确的文件。所以我们不得不遵守这些官方程序。”“好吧。那我还是告诉你实话好了，斯德哥尔摩的埃克斯壮检察官已经正式委任我作精神鉴定报告，审判时需要用到。”“那么你也可以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正式会见她的机会，无须规避规定。”“但在这么来来回回的申请、批准过程中，她的情况恐怕会持续恶化。我只是为她着想。”“我也是。”约纳森说：“私下告诉你吧，我并没有发现任何精神疾病的症状。她遭受暴虐对待，也承受很大的压力，但她完全没有精神分裂或妄想的现象。”泰勒波利安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不可能说服约纳森改变心意，于是突然起身告辞。约纳森坐了一会儿，瞪着方才泰勒波利安坐过的椅子。其他医生来找他寻求治疗的建议或意见，这并非不寻常的事，但通常都是已经开始处理病人病情的医生。他还是头一次见到精神科医生像飞碟一样降临，还要求希望不按规定去见病人，而且病人都已经几年没有接受他治疗了。片刻过后，约纳森瞄了一眼手表，发现都快七点了，于是拿起电话打给玛蒂娜·卡格伦，她是索格恩斯卡医院为创伤病人安排的心理医生。“哈啰，我想你已经下班了。没有打扰你吧？”“没问题，我在家，但无所事事。”“有件事我很好奇。你和我们那个恶名昭彰的病人莎兰德谈过话，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对她的印象？”“这个嘛，我去见过她三次，想和她谈谈。但每次她都很礼貌却也很坚决地拒绝了。”“你对她印象如何？”“什么意思？”“玛蒂娜，我知道你不是精神科医生，但你是个聪明又敏感的人。你对她的性格、她的心理状态的整体印象怎么样？”玛蒂娜想了一会儿才说：“我不确定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她入院后不久我见过她两次，但她状况实在太惨，所以没有真正接触。后来大约一个星期前，我又应安德林医师的要求去找她。”“安德林为什么要你去见她？”“莎兰德开始慢慢恢复，但大多数时间都只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看。安德林医师希望我去探视一下。”“结果呢？”“我先自我介绍，然后聊了几分钟。我问她感觉如何，需不需要有人和她谈天，她说不需要。我问她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她请我偷偷带一包烟给她。”“她有没有表现出愤怒或敌意？”“我认为没有。她很平静，但会保持距离。我想她要我带烟应该是开玩笑，不是认真的。我问她想不想阅读，要不要带什么书给她。起先她说不要，但后来她问我有没有探讨基因学和大脑研究的科学杂志。”“探讨什么？”“基因学。”“基因学？”“对，我说医院图书馆有一些关于这类主题的大众科学书籍，但她没兴趣。她说以前看过这类书，还说了几本权威作品，我听都没听过。她比较想看这个领域的纯研究。”“天呀。”“我说给病人使用的图书馆恐怕没有更高深的书，在这里钱德勒的侦探小说比科学文献多，不过我会试着找找看。”“你去找了吗？”“我到楼上借了几本《自然》杂志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她很开心，还谢谢我如此费心。”“可是那些杂志刊的多半是学术报告或纯研究。”“她显然看得津津有味。”约纳森半晌说不出话来。“你认为她的心智状态如何？”“封闭。她从未和我讨论过任何私人的事。”“你觉得她有精神上的疾病吗？像躁郁或妄想？”“没有，完全没有。我要是这么想，早就提出警告了。她很奇怪，这点毫无疑问，她有很大的问题也有压力，但她冷静客观，似乎能够应付目前的状况。你为什么这么问？发生什么事了吗？”“没有，没发生什么事。我只是试着想判定她的状况。”第十章五月七日星期六至五月十二日星期四布隆维斯特将电脑袋放到桌上，袋子里装了歌德堡特约记者欧森找到的数据。他看着约特路上人来人往，这是他非常喜爱这间办公室的原因之一。约特路不论早晚，总是充满生气，他坐在窗边时从不感到被隔离或孤单。他觉得压力好大。这几天一直在写准备放进夏季号的文章，写到最后却发现资料实在太多，即使一整期都用来讨论这个主题也嫌不够。到头来又落得和温纳斯壮事件同样结果，他再次决定将所有文章集结成书。目前已经有一百五十页的内容，全部完稿应该有三百二十或三百三十六页。简单的部分已经写完，是关于达格与米亚的命案以及他为何刚好出现在现场，同时提及莎兰德何以成为嫌犯。他首先以一章的篇幅披露平面媒体对莎兰德的描述，其次借埃克斯壮检察官的声明间接揭露警方的整个调查过程。经过深思熟虑后，他对包柏蓝斯基与其团队的批评略为手下留情，因为仔细看了埃克斯壮的记者会录像带，可以明显看出包柏蓝斯基不自在到了极点，也显然对埃克斯壮骤下断语十分气恼。以戏剧性事件开场后，他开始倒述札拉千科来到瑞典、莎兰德的童年，以及导致她被关进乌普萨拉圣史蒂芬的一连串事件。他还特别揪出泰勒波利安和如今已死的毕约克，要让他们彻底名誉扫地。他详述了一九九一年的精神状态评估报告，并解释某些不知名的公仆如何负责保护叛逃的俄国人，莎兰德又如何对他们造成威胁，文中便引述了泰勒波利安与毕约克的通信内容。接着他开始描述札拉千科的新身份与犯罪活动，描述他的助手尼德曼、米莉安遭绑架事件与罗贝多的介入。最后则简略叙述莎兰德在哥塞柏加遭射杀、活埋的结局，还指出警员之死其实是可以避免的灾难，因为当时尼德曼已经被制伏。接下来的故事发展变得比较窒碍难行，问题在于其中还有不少漏洞。毕约克并非单独行动，在这一连串事件背后，一定有一个拥有资源与政治影响力的更大团队，否则实在说不过去。但他最后作出一个结论：莎兰德遭受的非法待遇不会是政府或秘密警察高层所批准的。之所以下此结论并非对政府的绝对信任，而是对人性的信念。这类行动若有政治动机，绝不可能守得住秘密，一定会有人讨人情让某人开口，那么媒体早在几年前就会发现莎兰德的事。他认为“札拉千科俱乐部”很小也很隐秘。他无法指认出任何人，就算能也大概只有莫天森，一个被秘密指派负责跟踪《千禧年》发行人的警员。布隆维斯特的计划是先将书印好，然后在开庭第一天上市。他和克里斯特原本想要印行平装版，以收缩膜包装，连同夏季特刊一起送出。柯特兹和玛琳各接获不同任务，要写一些有关秘密警察历史、资讯局事件之类的文章。现在局势很明白，莎兰德非接受审判不可。埃克斯壮在蓝汀一案中以重伤害罪起诉她，又在波汀一案中以重伤害或杀人未遂罪起诉她。日期尚未确定，但同事们得知埃克斯壮准备七月开庭，如果莎兰德的健康状况允许的话。布隆维斯特了解他的用意，在假期尖峰时期开庭所引起的关注会比其他时间少。他凝视窗外之际不由得双眉深锁。事情还没完。阴谋还在持续着。只有这样才能解释电话遭窃听、安妮卡被袭击、莎兰德报告双双被窃等事故。也许札拉千科的死也是阴谋的一部分。但他没有证据。他和玛琳与克里斯特共同决定由千禧年出版社出版达格关于性交易的文章，而且也要配合开庭时间。能全部一次呈现会比较好，何况也没有理由延迟出版，这是让此书受到最多关注的最佳时机。布隆维斯特写莎兰德这本书，玛琳是最主要的助手，因此罗塔与克里斯特——尽管心不甘情不愿——成了《千禧年》的临时编辑秘书，而莫妮卡则是唯一有空采访的记者。工作量的增加导致玛琳必须与几名自由撰稿人签约，以准备未来几期的文章。代价昂贵，但别无选择。布隆维斯特在黄色便利贴上记了一笔，提醒自己记得去和达格家人讨论书的版权问题。他的双亲住在厄勒布鲁，也是他仅有的继承人。其实以达格的名义出书并不需要获得许可，但他还是想去见见他们，征求他们的同意。因为事情太多，造访的时间一拖再拖，现在也该去处理了。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细节。有些是关于文章中的莎兰德该如何呈现，要作出最后决定，就得亲自和她谈一谈，请她允许他说出实情，或至少部分实情。但他无法找她谈，因为她已被捕，禁止会客。在这方面，他妹妹也帮不上忙。她一板一眼地照规矩来，并无意充当布隆维斯特的中间人。而且除了提到他们对她有所隐瞒，她需要帮助之外，安妮卡也从未将她与当事人之间说过的话告诉他。这很令人沮丧，但又非常正确。因此布隆维斯特完全不知道莎兰德是否披露了前任监护人强暴过她、她在监护人腹部刺了一段骇人词句作为报复等等事件。只要安妮卡没有提及此事，他也不能提。然而莎兰德被隔离造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是电脑高手，也是黑客，布隆维斯特知情，安妮卡却不然。布隆维斯特曾答应莎兰德绝不泄漏此秘密，也一直遵守承诺。但现在他非常需要她这方面的专长。无论如何他都得想办法与她联系。他叹了口气，再次打开欧森的活页夹。里面有一张护照申请表复印件，申请人名叫伊德里斯·吉第，出生于一九五年，是个留着山羊胡、橄榄肤色、黑发但两鬓灰白的男人。此人是库尔德族人，来自伊拉克的难民。欧森挖出关于吉第的资料远多于其他医院工作人员。吉第似乎曾一度引发媒体瞩目，出现在几篇文章中。他出生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市，机械系毕业，七十年代参与过“经济大跃进”，一九八四年进入摩苏尔的建筑技术学院任教。据了解，他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他是库尔德族人，所以在萨达姆·侯赛因当政的伊拉克是潜在的罪犯。一九八七年，吉第的父亲被怀疑是库尔德族的激进分子而遭到逮捕，没有其他详情，只知道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被处决。两个月后，伊拉克秘密警察抓到吉第，送往摩苏尔郊外一座监狱，接着进行十一个月的严刑逼供。吉第始终不知道他们要他供出什么，所以拷问持续不断。一九八九年三月，吉第的叔叔付了相当于五万克朗的金额给当地复兴党领袖，以弥补吉第对伊拉克全国造成的伤害。两天后，他被释放并交由叔叔监管。当时他体重只有三十九公斤，无法走路，因为在释放他之前，狱方用长柄大槌重击他的左臀，以警告他将来不得再犯错。他在生死边缘徘徊了数星期，后来开始慢慢康复，叔叔便带他到一座远离摩苏尔的农场，度过一个夏天之后，他终于恢复元气也可以拄着拐杖走路，只不过永远无法完全复原。问题是：将来要做什么呢？八月，他的两个兄弟被捕的消息传来，他知道再也见不到他们。当叔叔听说萨达姆·侯赛因的警察又再次搜索吉第，便以三万克朗的代价安排让他越过边界进入土耳其，再以伪造护照进入欧洲。吉第于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九日降落在瑞典的阿兰达机场。他一句瑞典话也不会说，但有人告诉他去找移民局警察，直接请求政治庇护，他就以一口破英语照做了。他被瑞典政府送到乌普兰斯韦斯比的难民营，在那里待了将近两年，直到移民局判定他申请居留的理由不充分。此时吉第已学会瑞典话，被打成粉碎性骨折的臀部也获得治疗。开了两次刀之后，现在不用拐杖也能走路。在此期间，瑞典举行了舍布辩论一九八与九十年代之交，瑞典出现移民危机。寻求庇护的人数增加造成失业问题并引发地方政府反弹，最后导致舍布市市民于一九九八年举行公投，拒绝收容移民。后续的政治辩论使得一九八九年制定的“外人法”结合了移民与融合体制，难民营遭受攻击，伯特·卡尔森（Bert Karlsson，1945—），一九九一年与伊恩·韦斯明斯特（Ian Wachtmeister）伯爵创立了平民政党新民主党，并于同年九月当选国会议员。一九九四年因新民主党内讧而败选之后，便转而进军娱乐圈，目前是瑞典知名唱片公司Mariann Grammofon AB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也创立了新民主党。吉第之所以经常出现在媒体数据库中，是因为他在最后一刻找到新律师，这位律师直接诉诸媒体报道他的情况。在瑞典的其他库尔德族人随即插手，其中包括相当知名的巴克什家族。他们聚会抗议，并向移民局长比吉特·费里加保请愿，结果吉第不但取得瑞典王国的居留权还拿到工作签证。一九九二年一月，他以自由之身离开了乌普兰斯韦斯比。吉第很快便发现拥有高学历与建筑技师的经验毫无用处。他当过报童、洗碗工、门房、出租车司机。他喜欢开出租车，只不过有两个缺点。一是他对斯德哥尔摩的街道不熟，一是他只要静坐超过一小时，屁股就会痛得受不了。一九九八年五月他搬到歌德堡，因为有个远亲看他可怜，便给他介绍了一份办公室清洁公司的固定工作。他只是兼职，在与该公司签约的索格恩斯卡医院担任清洁组组长，工作一成不变。据欧森打听的结果，他每星期要拖六天地板，也包括一一C区的走廊。布隆维斯特端详着护照申请表上吉第的照片。然后登入媒体数据库，挑出欧森引以为据的几篇文章，仔细阅读。他点了根烟。爱莉卡离开后，《千禧年》的禁烟令也很快随之解除。现在柯特兹桌上也摆了一个烟灰缸。最后布隆维斯特读到欧森调查的关于约纳森医师的资料。星期一，布隆维斯特没有看见那辆灰色沃尔沃，也不觉得有人在监视或跟踪他，但还是快步从学术书店走到NK百货公司侧门，然后直接穿越百货公司从正门出来。要是有人能在熙攘嘈杂的NK里面进行监视，铁定是超人。他把两只手机都关掉，沿着商店街走到古斯塔夫阿道夫广场，经过国会大厦进入旧城区。为防仍有人跟踪，他在旧城区的窄巷间拐来拐去，然后来到他要找的地址，敲敲黑与白出版社的门。此时是下午两点半。他没有事先通知就跑来，但编辑库多·巴克什并未外出，见到他也十分欢喜。“你好。”他热情地说：“你怎么没再来找过我？”“我这不是来了吗？”布隆维斯特说。“是啊，不过离上一次已经三年了。”他们彼此握了手。布隆维斯特与巴克什在八十年代结识。事实上，巴克什最初创办《黑与白》杂志时，布隆维斯特也是给予实际协助的人士之一。当时巴克什偷偷在工会联合会大楼里印行杂志，却被培艾瑞克·欧斯壮（Per Erik str m），曾于担任瑞典“救助儿童会”的反恋童癖热线组织经理时，耗费许多时间精力在电脑前搜索，终于揪出了瑞典最大的恋童癖网络。逮个正着——就是后来“救助儿童会”那个恋童癖猎人，不过八十年代期间他还是工会联合会的研究秘书。欧斯壮发现了《黑与白》第一期的一叠纸张，还有巴克什在某间复印室里行动鬼祟。他看了封面后说：“我的天哪，杂志封面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之后，便为巴克什设计了一个标志，在《黑与白》杂志刊头印了十五年，直到该杂志寿终正寝为止，后来杂志社成了出版书商。那个时候，布隆维斯特正在工会联合会经历一段可怕的IT顾问期——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冒险进入IT领域。欧斯壮征召他来做校对，为《黑与白》提供一点编辑方面的支持。巴克什与布隆维斯特从此便成了朋友。布隆维斯特坐到沙发上，等巴克什从走廊的咖啡机倒咖啡来。他们闲聊了一会儿，就和多年不见的朋友一样，但却不断被巴克什的手机打断，他会用库尔德语也可能是土耳其语或阿拉伯语或其他布隆维斯特听不懂的语言交谈，口气听起来很紧急。他以前到黑与白出版社来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巴克什会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话。“亲爱的麦可，你好像忧心忡忡，有什么心事吗？”他终于说道。“你可不可以把手机关掉几分钟？”巴克什照做了。“我想请你帮个忙，很重要的事情，必须马上做，而且出了这个房间就不能提。”“说说看。”“一九八九年有一个名叫伊德里斯·吉第的难民从伊拉克来到瑞典，眼看就要被驱逐出境，却得到你们家族的帮助，最后取得居留权。不知道是不是你父亲或其他家人帮助他的？”“是我叔叔玛穆特。我认识吉第，怎么了？”“他在歌德堡工作，我需要他帮我做一件简单的事情，我愿意付他钱。”“什么样的事情？”“你信任我吗，巴克什？”“当然，我们一直是朋友。”“我需要他做的事非常奇特，我现在不想说出工作详情，但我保证绝不是非法的事，也绝不会给你或吉第惹来麻烦。”巴克什打量着布隆维斯特。“你不想告诉我是什么事？”“这件事愈少人知道愈好。但我需要你引见，那么吉第才会肯听我说。”巴克什走到办公桌旁翻开电话簿，找了一下才找到号码。他拨了电话，接着以库尔德语交谈。布隆维斯特从巴克什的表情看得出来，一开始只是寒暄闲聊，后来才认真地解释他打电话的目的。片刻过后，他对布隆维斯特说：“你想什么时候见他？”“如果可以的话，星期五下午。问问看我能不能去他家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