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文体诗。 ②《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读史绝句二十一首。 ③《全集》，卷二百零五，《輶轩语》二，语文第三，古今体诗。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六，诗集三，忆蜀游十一首之七，摩围阁。 ①《全集》，卷二百○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史。 ②③④《全集》，卷二百零四，《輶轩语》一，语学第二，读史。 ⑤《劝学篇·内篇·守约第八》。 ⑥《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宝竹坡。 ⑦《全集》，卷二百零六，《书目答问》略例。 ①《全集》，卷二百零六，《书目答问》略例。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 ②《而已集·读书杂谈》。《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3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第三章 洋务殿军的富国梦——张之洞的经济构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清廷一部份力图自强的封疆大吏与开明的中枢亲贵联手发起的洋务运动，有着政治、军事、文教、外交等多方面的内涵，但是，无论从发起者的主观努力方向或者运动的客观重心考察，它本质上首先是一场物质文化层面的运动，所以有人称洋务派为”制造派”①。八十年代中期直至二十世纪初年，张之洞以后来居上的气势和规模，在两广、两江，尤其是在湖广地区，兴办了一大批不仅领先于全国，而且独步于亚洲的实业项目，成为详务运动的“殿军”。 在近三十年的洋务实业活动中，张之洞的经济思想经历着由传统向近代的艰难蜕变，形成新旧杂揉、中西并存的特色，给后人以多方面的启迪。 ①《浙江潮》第一期（1903年二月）载余一《民族主义论》有“三十年来之制造派，十年来之变法派，五年来之自由民主派”之说。 第一节 从“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到广兴实业，开辟利源 清末民初政论家张继煦曾追论张之洞的经济思想说： 公一生政治，主张在开利源，以救中国之贫弱。而开利源，首在发展实业。故在鄂设施，皆本一贯之政策以进行。或疑公趋重官营事业，亦进夺民利。不知公主旨在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①张继煦在这里所论张之洞经济思想的“主旨”，系指张之洞转化为洋务大吏之后，而他此前的经济思想，基本不脱劝奖耕储，平粜救荒，轻徭薄赋，固本养民等传统故道。侧身清流、居官京师时期，他屡屡上书论政，言及国计民生者颇多，其主调仍呈中世纪古朴之风。他提出为政”大要”，“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肯残民命”②。又说，固邦本养民生当以奖廉吏、省厘税着手，“商民愁困，祸基不浅，欲救今日之弊，不在减局卡而在禁私征”③。对于困扰朝廷的各地荒政，他援引经典之言，先贤之行，“救荒必以赈贷并举”④，“古名臣如文彦博、范仲淹、苏拭、毕仲游诸人之救荒，惟以平祟为事，其效可睹也，不费之惠无过于此”①，因而提出储粮平粜，劝富赈穷，以工代赈等救荒对策。直至出任晋抚之初，仍以“简静二字”为理政之纲，以“培养元气”为理财之道，其目标是增加户口，劝民勤业，垦辟田野，清理库赋，杜绝贪墨。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定“州县劝垦数多者优奖，漠视荒芜者者重惩”②，又清丈田亩，免除累赋，广行社义仓法，以御灾荒。这一切均如他自己所说：“皆儒术经常之规，绝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③。 由抚晋转督粤疆，张之洞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化，随之其经济思想也发生转折，由恭奉儒学大经大纶，“不敢为功利操切之计”，一变而为仿照西洋广兴实业，求强求富。其根本之旨，正如他在给翟鸿书札中所自白：“今日中国救贫之计，惟有振兴农工商实业，劝导民间仿用机器制造，以外塞漏卮，内开民智，尚是一线生机”④。为了这“一线生机”，张之洞投入后半生精力，以坚韧不拔，排除万难的决心和毅力，将洋务实业的历史续写了十余年。 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即宣告洋务运动破产。我们认为此说未必全然适当。且不说用“破产”这样的语言来描述一场给予近代中国历史以深刻影响（包括正负两方面内容）的经济运动不尽妥贴，而且它本身就不尽符合史实。甲午以后四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于《劝学篇》中，历述左宗棠、沈葆祯、丁宝桢等人的“洋务”建树之后感叹道：“惜时论多加吹求，继者又复无识，或废阁，或减削，无能恢张之者，其效遂以不广。”①张之洞本人，即以洋务运动的“恢张”者自任，在甲午以后的年代里。继续左宗棠等人的事业，并在某些方面将其推向更高的水平。亚洲最大的汉阳炼铁厂开炉炼铁、湖北枪炮厂扩充规模、贯通南北的芦汉铁路通车、粤汉铁路开工，这一系列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都是发生在甲午之后的数年之间，发生在张之洞的湖广任所之内。在这一意义上，张之洞堪称“洋务殿军”。 作为洋务运动的殿后主将，张之洞在经济理论、产业思想方面，也有超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之处。这既体现在有关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经济实践活动中。例如他综合安排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布局，力图使其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注意调动官、商两方面物力、财力和积极性以加速经济发展；依据中国当时积贫积弱、遭受列强欺凌的具体国情，始终将由国家政权掌握经济活动的权、利命脉列为实业建设的首要考虑因素，等等，都超出曾、左、李等人的认识水平，在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占有特别的一席之地。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基本旨宗是：通过引入西洋各国的先进机器工业生产手段，充分发掘本国资源，广兴农、工、商、交通等实业建设，以达到塞漏卮、裕民生、固国本的目的。用他的话来讲，即“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穷为贵。”①“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②无论是从张之洞个人的经济思想的演变，或者当时国人对于“经世济民”方略的总体把握来衡量，这一认识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①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8页。 ②③《全集》，卷一，奏议一。 ④《全集》，卷一，奏议一。 ①《全集》，卷一，奏议一。 ②《全集》，卷四，奏议四。 ③《全集》，卷四，奏议四。 ④《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瞿子玖。 ①《劝学篇·外篇·变法第七》。 ①《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②《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第二节 超越中古的产业结构观与产业功能观 张之洞在长期洋务实业建设中，逐渐形成一套超越中古的、完整的近代产业结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自己的经济实践中去。这正是他不同于单纯的企业家和书斋中的经济思想家的卓异之处。 张之洞以系统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工、农、商、交通诸业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产业结构关系。他论道：”农之利在畅地产，工之利在用机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运费”，“然必将农工商三事合为一气贯通讲求，始能阜民兴利”③。“农、工、商三事互相表里，互为钩贯。农瘠则病工，工钝则病商，工聋替则病农，三者交病不可为国矣”④。张之洞还十分重视交通事业、尤其是铁路在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的纽带和“气脉”作用，他说：“有一事而可以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者乎？曰：有。铁路是已。……农有铁路，则土苴粪壤，皆无弃物；商有铁路，则急需者应期，重滞者无阻；工有铁路，则机器无不到，矿产无不出，煤炭无不敷。”他形象地称铁路之于国民经济有如气脉之于人身，“气脉畅通而后有运动”①，交通发展而后有经济振兴。 一般地泛泛而论农、工、商、交通的系统联系，古代思想家也能做到。而具体论证以大机器工业为重心，以农业为基础，以商业、交通为纽带的近代经济产业结构关系，则是跨越中世纪的思想产物。张之洞在这方面的认识，走在时代的前列。 要而言之，张之洞跨越中古的产业结构思想，建立在对产业功能的近代认识的基础之上。他对中国古己有之的农、工、交通诸业，都得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产业功能新认识，并以此为根据，来确定它们在国民经济运行系统中所处的不同地位。 张之洞力辟“以农为本”的传统经济观念，将大力发展近代大机器工业，作为“富民强国之本”。他在考察西洋诸强崛起的原因之后论道：“世人多谓西国之富以商，而不知西国之富实以工”②。他认为传统的“农本”思想无力扭转中国的贫弱现实，“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持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指大兴工艺——引者），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③。又说：“欲养穷民，查荒地不如劝百工；欲塞漏卮，拒外人不如造土货”④。 张之洞在这里鼓吹的“劝百工”，“造土货”，并非复兴传统的手工作坊式工业，而是开创全新的近代机器大工业。而以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生产，正是中世纪跨入近代社会的最显著的物质标志。从手工工场向工厂过渡，标志着技术的根本变革，随着这个技术变革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中国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还没有出现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直到洋务运动兴起，在“西方秘巧”的启迪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才开始热衷于近代工业，创办了一批中国最早的机器工厂，不自觉地触发了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给予中国历史以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还在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便说：“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洋机器于耕织、印刷、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稗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①。他还说：“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商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②。这些言论代表了洋务派对机器生产的认识：既看到了机器的巨大生产力，又耽心民间掌握机器，政府便无法驾驭。于是他们力图垄断机器工业，“随时设法羁縻”。张之洞作为后起的洋务巨擘，也十分重视机器工业，将其置于发展国民经济的头等重要地位。他否定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等人的”以商立国论”，批评“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③。针对郑观应等人“士农工为商助”④的观点，张之洞明确强调，“工者，农商之枢纽也。内兴农利，外增商业，皆非工不为功”①。人类近代社会的历史证明，突出大机器工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主导、重心地位，是振兴国家民族的必由之路。只有物质财富的创造达到相当的丰裕程度，流通才可能繁荣，而物质财富创造的质、量两方面的飞跃，又都必须依赖于大机器工业的充分发展。显然，“以工为本”的认识，符合人类经济运动和近代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张之洞经济思想中最具近代色彩和积极意义的组成部分。而他据此认识而全力拓展的机器工业建设，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耀眼篇章，他本人也因而成为中国重工业的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张之洞还注意到工业体系内部各部门间的关系协调、共同发展问题，他把这称为“自相挹注”。在一份奏折中，张之洞报告：“以湖北所设铁厂、枪炮厂、织布厂自相挹注，此三厂联成一气，通盘筹划，随时斟酌，互相协助，必能三事并举，各睹成功”②。他的设想是以纺织业的赢利去弥补冶金、军事工业的亏耗，“以布局与铁政局联成一气，协济铁厂经费”③。以轻工业的盈利作为发展重工业的重要资金来源，符合经济运动的自身规律，因而是近代各国工业发展的共同做法。就此而言，张之洞的“自相挹注”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但是，在实际做法上，张之洞却是抽织布局的股本去应铁厂的急需，甚至在纱厂尚未开工的情况下，即运用行政力量拨调纱厂所收股票银去补贴铁厂之用，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相挹注”的性质，资金的挹注变成了股本的挪用。这不仅未收到诸事并举，“各睹成功”的效果，反而是相互牵扯，两败俱伤。究其原因，则在张之洞的“自相挹注”论，并非建立在自觉认识近代工业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而是出于解决资金短绌之苦，“不致再请部款”的短期目的。因而一旦铁厂急需出现罅漏，便“拆东墙补西墙”，干出违反经济规律的蠢事。这正反映了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非科学的一面。 张之洞虽然不赞成“以商立国”，但他却十分重视商业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对它的产业功能提出接近科学的看法。他分析商业与工业的关系为”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后商有贩运，是工为体，商为用也”①。首先是物质财富的创造，然后才可能有流通领域内的繁荣。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张之洞将这一思想又表述为“百工化学机器开采制造为本，商贾行销为末”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张之洞才反对“以商立国”的经济战略构想，而始终把优先发展大机器工业，置于压倒一切的地位。 另一方面，张之洞对于商业流通反作用于工业生产的积极能动作用，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他认为，这种反作用的体现之一，是通过“货畅其流”来促进、刺激工业生产的规模扩大，产量提高。“货畅路快，运商多，则业此工者自多，制此货者日精。故必商学既博则工艺自盛，若无运商，无销路，则工亦安以劝哉！”他总结出一条规律：“官不能劝工，惟商乃能劝工耳”①。这是对商品经济的巨大能动作用的承认，显示了其经济思想的近代性。 张之洞认识到商业流通反作用的体现之二，是通过商业来搜集交换、流通领域内的市场信息，反馈给工业企业，以提高产品的适销对路程度和市场竞争能力。“其精于商术者，则商先谋之，工后作之。先察何器利用，何货易销，何物宜变新式，何法可轻成本，何国喜用何物，何术可与他国争胜，然后命工师思新法，创新器，以供商之取求。”张之洞据此提出，在生产应顺从市场规律的意义上，应该是“商为主，工为使也”②。 正因为张之洞认识到生产与流通的关系既有“工为体，商为用也”的一面，又有“商为主，工为使也”的另一面，“二者相益，如环无端”③，所以他在优先考虑发展机器工业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促进商业的繁荣，以期实现工商互利，共同发展。他建议新创设的商部“讲商学，定商律，开商会、恤商情”④，同时身体力行，在湖广任所内采取办商务报、开商务学堂，设商务公所、立商会等一系列措施以发展商业，”于鄂省商人一方面劝导，一方面奖进，而其要归，在期望商人破除旧习，具有世界之眼光，发挥商战能力，俾能挽回利权，地方益臻繁盛。”⑤在他的努力之下，湖北商业迅即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汉口的“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①农业是中华民族历史最悠久的传统产业之一，“农本”思想根深蒂固。直至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仍然鼓吹“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万宝之原，皆出于土，故富国之策，咸出于农。”②张之洞虽然亦多次论及“利民之事，以农为本”，“中国养民急务无过于此”③，“窃为富国之道，不外农工商三事，而农务尤为中国之根本”④，但他对于农业的产业功能及其在国民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又有诸多富于近代色彩的新内容。 之洞认为，“田谷之外.林木果实，一切种植，畜牧养鱼，皆农属也。生齿繁，百物贵，仅树五谷，利薄不足以为养”⑤。这表达了他大力发展商品农业，以为工业提供原料，促进民富国强的新式农政思想。他批评道：“丝茶棉麻四事，皆中国农家物产之大宗也。今其利尽为人所夺，或虽有其货而不能外行，或自有其物而坐视内灌，愚懦甚矣。”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积极操持引进美国优良棉种，兴办蚕桑局等事务，甚至亲自过问玉米芯加工之事，致电驻俄公使，问询所需机价及工艺方法，以期“化朽为奇”，“为民间开此风气”⑦。 为了使农业生产的水平适应方兴未艾的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原料，为商业拓宽广阔的市场，张之洞大力鼓吹引进西方先进的农事耕作方法和技术，他提出，传统农业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是：“大凡农家率皆谨愿愚拙，不读书识字之人。其所种之物，种植之法，止系本乡所见，故老所传，断不能考究物产，别悟新理新法。”①尤其令人担忧的是，“近年工商皆间有进益，惟农事最疲，有退无进”②，“昔之农患惰，令之农患拙。情则人有遗力，所遗者一二；拙则地有遗利，所遗者七八”③。长此以往，地利尽遗，不仅农业凋敝，而且将严重影响工、商业的进步。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张之洞主张向农民宣传农业科学原理，“养土膏，辨谷种，储肥料，留水泽，引阳光，无一不需化学”，教会他们使用新式农具，“凡取水、杀虫，耕耘、磨砻，或用风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收，④。他又开设农务学堂，“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⑤，以“各县乡绅有望者。 富室多田者，试办以为之倡，行而有效，民自从之。”⑥由于种种原因，张之洞的上述农政思想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效，但提高农民文化素质，推广先进农业科技的思路，对于中国农业由传统型向近代型的艰难变革，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探索，留下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物质与信息传递的飞速增长，是近代社会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交通事业的崛起，因此成为近代社会产业结构有别于中古社会的重要象征。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张之洞真切体会到发展交通的极端重要性，对于这一全新产业的特殊功能，得出超过时人的远见卓识。这在他有关铁路建设的论述中，得到最显著的体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清廷内部围绕修建铁路问题屡起争议。守旧势力以“资敌、扰民、失业”①力借口，反对筑路，而主张筑路的一派，意见亦多分歧。主持海军衙门的奕譞完全从军事目的着眼铁路事业，他说：“刨修铁路之本意，不在效外洋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②李鸿章请试办京津铁路，也主要从运兵考虑，而翁同和却对“铁路纵横于西苑”忧心种种，主张试筑铁路于边境地区，以利运兵。御史徐会洋又建议改修山东德州至济宁线，以利漕运。正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际，张之洞连上系列奏折，全面论证铁路之效用，主张于腹地修路。 张之洞认为：“铁路之设，有形之利在商，无形之利在国，有限之利在路商，无限之利在四民。运费栈租，此有形有限之利也，征兵、转饷、通商、惠工、畅土货、出矿产、增课税、省差徭、广学识、开风气、速政令，去壅蔽，此无形无限之利也。”③较之铁路仅利兵运、漕运的偏狭之见，张之洞的看法显然要全面、深刻得多。基于铁路之利以通土货、厚民生、开风气为最大的考虑，张之洞提出选择线路的标准，“必须行远旁通，两端起止皆系繁盛之区，方可输转百货，萃集行旅，增多厘税。种种利益由此而生，若两端阻滞而置铁路于其中，则商旅无从趋赴，百货无从进行，徒有造路养路之费而无其益。”①根据这一标准，他力排众议，提出首先应修筑芦沟桥至汉口的腹地干线。在致总署的电报中，张之洞进一步论证修筑此路的意义： 窃谓芦汉一路，乃中国全路之大纲。将来南抵粤海，北接吉林，中权扼要在此，生发根基亦在此。气势畅通全局自振，运载之利尤其末也。……论近效则联中国各省之气脉，论远效则通欧洲各国之转运，但患路工之不速，不患路利之不丰。②由此可见，张之洞视铁路为国民经济之“气脉”的思想，业已形成。在稍后撰成的《劝学篇》中，他又专辟“铁路”一节，将其列于“开士农工商兵五学之门”的至关重要地位，又归纳铁路交通的两大效能，一曰省日力，二日开风气。虽然他所谓的铁路一开，则“吏治不壅，民隐不遏，驿使不羁，差摇不扰，灾歉不忧，皆相因而自善”，未免过于理想化，但他视铁路为国民经济之“气脉”的认识，却符合近代社会的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诸领域都离不开铁路纽带联结以协调发展的基本事实，这也正是他后半生力排万难，修筑芦汉路、筹办粤汉路，直至临终之际，“尤惓惓于铁路”③的认识基础。 铁路之外，张之洞对公路建设也十分重视。他说：“查利民之方，修路即为要义，必须运载迅速，信息灵便，人货流通，则市日增，民生日富”①。他在山西任内修筑晋冀通道。移督两广，又将开通道路作为开发海南岛的前驱工程。总督湖广、两江期间，于市政马路建设尤多致力。这些都是他近代交通思想的体现。 ③《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 ④《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劝学篇·外篇、铁路第十二》。 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④《全集》，卷五十，奏议五十。 ①《李文忠公全书》，卷九，奏稿卷九，第34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卷九，奏稿卷九，第35页。 ③《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④《盛世危言》三编，卷二；第1页。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②《全集》，卷三十三，奏议三十三。 ③《全集》，卷三十五，奏议三十五。 ①《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②《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复商部。 ②③《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④《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复商部。 ⑤《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3页。 ①水野幸吉：《汉口》。 ②《戊戌变法》（一），第143页，第250页。 ③《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 ④《全集》，卷四十七。奏仪四十七。 ⑤⑥《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⑦《全集》，卷一百五十，电牍二十九。 ①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④⑥《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⑤《张文襄公牍稿》卷二十九。 ①②《清史稿》卷一四九，交通一，第4430页。 第三节 维护国家利权 有关经济活动利权的考虑，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既与他本人身膺疆寄重任，必须顾及辖境之内的行政经费充裕有关，更与当时中国处于列强巧取豪夺的经济困境之中直接联系。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他的经济利权观，又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即在中外关系方面，他全力维护中国利权，使之不受或少受列强侵渔；在官商关系方面，他立足于“官”方立场，尽力为政府方面争利权，但在特定情况下，出于长远的、通盘的考虑，也酌情给“商”方提供某些便利，从而促进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张之洞经济思想的基本思想是“夺外人之利，以塞漏卮而裕民生”②，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他始终注目于维护中国利权，抵制列强的盘剥和侵蚀。为此，他提出一系列主张。 其一，利用关税壁垒工具。 在对外贸易中，张之洞主张加重收洋货进口税，减征或免征土货出口税，以保护民族工商业。他说，“查东西各国，从无以出口与进口税相比例者，从未有以本国之货与外国入口之货视同一例，须外货免税土货方许免税者，同一货品，进口有税出口无税，且有加重进口税而于豁免出口税之外，又于商人有奖励金，情助金”①。他指出，欧美、日本早已免除出口税，中国亦应立即仿行。 为了提高国货与洋货竞争的能力，张之洞又提出不仅不课出口税，而且在国内运销时，亦应兔征税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他在一份奏折中建议，对国产钢铁予以免税优惠：“所有湖北铁厂自造钢轨及所出各种钢、铁料，并在本省或外省自开煤矿为本厂炼铁炼钢之用，应请奏明免税十年，届时察看本厂如有优利，足可抵制洋铁，再行征税。”②对于其他国货，也应照此办理，他先后为湖北制麻局，大冶水泥厂，江西瓷器厂请免税厘。总之，“销土货敌外货为先，征税裕饷为后”③。 其二，发展民族工商业，自产自销，堵塞漏卮。 张之洞看出，“自中外通商以来，中国之财溢于外洋者，洋药而外，莫如洋布、洋纱。……今既不能禁其不来，惟有购备机器，纺纱织布，自扩其工商之利，以保利权。”④洋货“来源既难杜遏，惟有设法销土货以救之”⑤。他认为，中国自设厂家，仿造洋货，定可产生抵制洋货、维护国家利权的积极经济效果。“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①。张之洞指出，“华商用度较俭，土产较熟”，加之中国工价远较外洋为低，本地产销，省却巨额运费，这一切都十分有利于自产商品与洋货的竞争。“果使华商本轻利稳，愈开愈多，洋商见华厂已经充轫（ren纫），利息愈分愈薄，则续开者自少”②，如此则漏卮自塞，民生自裕。 其三：防范、阻止外国资本对路、矿产业的渗入。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资本的输入取代商品输入，成为列强对华经济侵略的首要方式。外国资本直接在华设厂开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力等优越条件，其增值势头更猛，对中国利权的危害亦更巨。以张之洞个人之力，当然无法阻挡外国资本的多方入侵，但他提出在铁路、矿山等关系国计民生基础的要害部门，应极力阻止外资的渗入，并在自己的权限之内付诸实施。 张之洞认为，“惟矿务为中国自有之利源，断不能与外人共之”③。因此，他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断然拒绝英、法等厂商附股合办煤、铁矿的要求，尽管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缓解湖北炼铁厂资金短缺、面临倒闭的危机。四年以后，张之洞得知湖北兴山的强楚矿山“有洋商合股”，而“该县并不确切查明，遽出结详请试办”，立即严令禁止，并重申“湖北历办矿务，均不准有洋商入股，原所以严杜流弊④。后来，清廷与各国议定，允许中外合资办矿，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继续谋求限制洋股，在《札洋务局颁发拟订矿务章程》中规定，严禁外商独资办厂，只许与华商合资，而且“其股份只许占一半，不得逾于官股之数”，”外国矿商不能充地面业主”①，等等。 在铁路事业中，张之洞维护国家利权的态度更为坚决。铁路被张之洞视为国民经济之“气脉”，如被外洋操纵，则“铁路两条是一翦子，铁路所到，即将其国翦破矣”②。他说：“路可造，被迫而权属他人者不造”③。依其本意，芦汉铁路以招华商集股为资金来源，“各省富商如有集股在千万两以上者，准其设立公司，自行兴办”④，如此则外商无从插手，可确保利权无虞。但是，事实是招华商集股困难重重，沪、粤等地富商各相观望，踯躅不前，而官款又无此财力，迫于无奈，只得另想办法，“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⑤。张之洞特别强调，“洋债与洋股迥不相同。路归洋股则路权倒持于彼，款归借债则路权仍属于我。”他指出：“若专恃洋股，一旦有事，倘于转运兵械等事藉口刁难，是自强者不转以自困乎！”⑥他认为“借款只在章程周安，路权不失，并无流弊”⑦，“借款与路工截然两事，债权国不得干预路工章程利益”⑧。张之洞维护国家铁路利权的思想，在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问题上表露得格外鲜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铁路大臣盛宣怀经手与美合兴公司定约，由该公司承筑粤汉路，后来美方违约将公司股票的三分之一卖给比利时，此举引起鄂、湘、粤三省绅商的强烈反对，要求与美废约，收回自办，以挽利权。张之洞全力支持三省绅商，认为“此举关系国家路政，挽回主权利权，事在必成”①。他分析道：“若粤汉路北段售与比国承办，比用法款，权即属法，芦汉铁路即已如此，若湘路再归比法，法素助俄，合力侵略路权，其害不可思议”②。美方见此，又改换手法，提出以摩根公司接替合兴公司承修，但仍遭张之洞拒绝：“总以仍废齐前约，归我自办为是，以美接美固是谬误，即中美合办亦断断不可”③。盛宣怀偏袒美方，从中作梗，张之洞断然提出撇开盛宣怀，“此事断不能再令盛公督办”。他在致翟鸿的电报中说：“弟之硁硁不忍抛却者，冀为三省保此权利耳”，“总之此事敝处既已力任其难，必当妥筹结束，收回主权，但必须袒美者不与闻，免横生枝节，三省幸甚”④。在张之洞的强烈要求下，上谕“仍着责成张之洞、粱诚一手经理，盛宣怀不准干预此事，”⑤，经过艰苦谈判，终以高昂代价收回粤汉路权。 上所述，张之洞尽力维护中国利权的态度是坚决的，措施是积极的，特别是他发展民族工商业以抵制洋货的设想，昭示出落后民族振兴经济的必由之路，在实践中也确实收到“分洋商之利”的成效。以他开办的民族纺织业为例，据当时报载，湖北织布局产品行销两湖及四川等省，“购取者争先恐后”①，张之洞本人在《劝学篇》中也不无自豪他说：“洋布洋纱，为洋货人口第一大宗，岁计价四千余万两。自湖北设织布局以来，每年汉口进口之洋布，已较往年少来十四万匹”②。 当然，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己显雏型，张之洞个人并无力量将抵制外国资本对中国利权掠夺的斗争进行到底，“分洋商之利”的成效，相对于外国资本对中国渗入的巨大规模而言，也十分可怜。加之张之洞本人认识方面的缺限，并未将抵制外资、捍卫利权放到真正的经济科学的全盘建构中去考虑，一旦他在洋务实践中面临现实的资金短缺等困境，便又主动地将引入外资作为解脱困境的重要法宝，而这又必然在相当程度上损害中国利权。这种半殖民地社会经济形态决定的客观现实，绝非张之洞个人的主观愿望所能改观。张之洞是以清政府方面大员的身份从事经济活动的，因此，他从来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考虑利权问题。这就决定了他在向列强争利权的同时，也与民间工商界争权。 出于与洋商争利的目的，张之洞对于民间工商业，一般尚能采取扶植、鼓励的态度，并提供资金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他曾说：“无论何种商务，凡商人于创造营运各节遇有为难之时，必须官为保护。官、商之气久隔，又需绅为贯通”①。他的通盘考虑是合官商之力，共同御外。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官、商利权往往尖锐冲突，难以统一，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又毫不含糊地与商争权，绝不手软。他的观点是：“商能分利，不能分权”②，“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商民专之音权”③。他认为一般商业贸易，可放手让民间自办，不必由官方独掌，“吾闻因民之利而利，不闻夺民之利以为利也。据禀创设官市，建立廛舍，收买货物转售而又取约券权子母，是直夺商利而敛之官，甚非政体”④。他主张商会由商人自办，“不须官出经费，亦不可令商等经费交官办理，此最为商人所深忌”⑤。但是，对于铁路等国计民生命脉之所系的产业，张之洞又主张必须由政府方面牢牢把握利权，不许民间染指。他说： 查铁路一事，虽系便商之要策，生财之大宗。然与别项商业不同，实关系全国之脉络，政今之迟速，兵机之利钝，民食之盈虚，宫民知识之通塞，故筹款招股无妨借资商力，而其总持大纲，考核利弊之权，则必操之国家。⑥他明确宣称：“盖铁路为全国利权所关，不甘让利于商，更不肯让权于商。”①因此，他一方面积极支持鄂、湘、粤三省绅商收回奥汉铁路修筑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坚决反对将此路交由绅商自办。他惟恐商办铁路会危及国家根本利益，忿忿指责“江浙粤等省办路，绅民皆争商办，气习嚣张，极为无理”②。为了避免铁路利权落于绅商之手，他不惜以借洋债筑路而排斥民间股金，“款由官借，路由官造，使铁路之利全归于官，策之上也③。当时便有人批评张之洞“以官办压商办，以外资压内资”④，违忤民意，不得人心。由于张之洞极力压制商办粤汉铁路，但又慑于民众情绪不敢将筹借洋款修路一事“轻邃上奏”，粤汉路直至之洞去世，都未及动工。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8页。 ①《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②《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③《全集》，卷二十七，奏议二十七。 ④转引自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07页。 ⑤《全集》，卷首下，第34～35页。 ①《全集》，卷二十六，奏议二十七。 ②《全集》，卷四十五，奏议四十五。 ③《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④《全集》，卷一百一十八，公牍三十三，批兴山县请试办铅铁矿务。 ①《全集》，卷一百零八，公牍二十三。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③王彦成：《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九，第5页，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1年版。 ④⑤《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⑥《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芦汉铁路商办难成，另筹办法折》。 ⑦《全集》，卷十，奏议十。 ⑧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二六，电报卷三，武进盛氏刊本，1939年。 ①《全集》，卷一百九十，电牍六十九。 ②《张之襄公电稿》卷五九，第8页。 ③《全集》，卷一百九十一，电牍七十。 ④《全集》，卷一百九十二，电牍七十一，致京瞿尚书。 ⑤《全集》，卷一百九十三，电牍七十二，军机处来电。 ①《申报》，1894年10月13日。 ②《劝学篇·外篇·农工商学第九》。 ①《全集》，卷四十三，奏议四十三，《筹设商务局片》。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电牍二十九。 ③《全集》，卷六十八，奏议六十八。 ④《全集》，卷一百一十五，公牍三十。 ⑤《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覆商部。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 ②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195页。中华书局1963年版。 ③《全集》，卷四十四，奏议四十四。 ④《东方杂志》五卷第十号《大事记》。 第四节“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 无论是治理地方，还是大兴洋务，财政问题部是关键之处。张之洞政绩卓著，与他开通的财政思想大有关系。 在转化为洋务派之前，张之洞信奉的是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量人为出的理财准则。他在殿试对策中说：“今天下大患于贫，吏贫则默，民贫则为盗，军贫则无以战，而其原自不俭始。”⑤崇尚节俭，这本身并无可非议，张之洞一生廉洁，并以此原则整肃各地吏治，端正风气，对于当时腐败骄奢的官场，多少收到一些纠弊之功。他在山西、广东等地历行革除陋规、杜绝中饱、裁撤摊派；省却浮吏，“培本根，厚风俗”①，对于扭转府库空虚、财政短细的窘况，也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单纯地崇节俭、省浮费、革陋习，以之守成尚可维持，以之创业则无力开拓。张之洞在山西、两广经理财政的实绩，一方面显示了他的行政才干，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的理财思想此时还囿于传统经济轨范之内。 大兴洋务所需巨额用度，逼迫张之洞从传统理财思想中解放出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在一份奏折中论道： 尝闻数十年来论理财者，大率以省啬为先，谓以备有事时之用。此省事息民之常经，闭关自守之善策，而非所论于强邻环伺之时势也。 这里所谓“尝闻”的“省啬为先”，其实正是张之洞过去所遵循的原则，因此这一段话又可视为张之洞财政思想的自我批评。“强邻环伺”之下，“省事息民之常经”不可重念，必须大兴实业，增强国力。这就必然带来财政用度的剧增，仅靠“崇俭”、节流的办法，显然无法应付，惟有广开财源，多方筹措，方能将大量资金投人生产领域，使之增值，以此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张之洞用十分简明的话表达出他对理财原则的新认识：“本欲阜财，必先费财”③，“理财以先赔钱为主义”①。 此时的张之洞，不再鼓吹“大患于贫”，”原自不俭始”的老调，而是反复申明“应省之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②。如果以“节省”为由，停办各种实业，必然使国力进一步衰竭，倍受列强欺凌盘剥，“先省数百千金，而日后多费数万金至数百万金。”“倘专务省费，则所省者少而所耗者多”③，鸦片战争失败，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八国联军攻人天津，尽掠司道局库存银六百万两而去；都是惨痛的历史教训。与其赔款于人，不如用款自强。“赔偿之款所以纾目前之祸难，自强之款所以救他日之沦胥”④。 为了筹集”自强之款”，广兴实业，增强国力，张之洞可谓绞尽脑汁，甚至不顾及个人声誉及社会恶果，开广东“闱姓”赌捐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十九世纪末叶的中国，国贫民困，官款难拔，商款难筹，迫于无奈，张之洞萌发了利用外资的设想。在两广总督时期，他便提出借洋债的主张，并付诸实行，共借洋款九百万两，用于购枪炮备海防。甲午战争以后，他又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陈述借用外资的必要：“今日赔款所借洋债己多，不若再多借一二。及此创巨痛深之际，一举行之，负累虽深，而国势仍有蒸蒸日上之象，此举所借之款，尚可从容筹补。果从此有自强之机，自不患无还债之法。”⑤除了直接借债之外，张之洞还主张以中外合资的形式引人外资。甲午战后，列强渗入内地，开矿兴厂。面对中国资源被大肆掠夺的局面；张之洞急欲振兴民族工业以相拮抗，但苦于“华商既无百万之巨资”，“又无数十年之矿学”.因而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莫若议与洋商合办”，“本息按股均分，但西本止可十之三四，不得过半，尤为简易无弊。较之全为西人所据，及闷佳矿而不能开者，不远胜乎？”当然，倘若洋商“非与华商合股，断不准其独自开采”①，如此则既可利用外资，又不丧失利权。 张之洞利用外资的准则是“重权轻利”②。如果外资无利可图，洋商断不会白白花钱；但如果听由洋商独专其利，又失去了利用外资以实国力、裕民生的本来意义，因此，“要之必令其有利可图而不令外人独专其利，斯为最平妥之方”③。这种认识，直到今天，仍具有其借鉴意义。 理顺财政关系，也是张之洞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主持山西、广东、湖北等地政务，均将整顿税收作为理财的先导。其间既有裁撤摊捐，又有增设税目。另外，对于严重影响工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坚决主张废止。他认为厘捐”奉行既久，弊窦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验则到处留难，浮费则有加无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艰。良懦者竭业而失生计，狡黠者驱之以归洋旗，徒招怨咨，无裨国有”④。他先后撤消湖北各州县厘卡三十一处，改办百货统捐，缓解“商民困累”①。在湖广总督任内，他还革新币制，铸造银、铜币；印刷纸币，一来解除钱荒，以利流通；二来杜绝民间私铸钱币，偷工减料，干扰金融，扰乱市场。这些举措，在繁荣地方经济，增加政府财力方面，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清末洋务运动的终结性人物，张之洞的经济活动确实曾一度声势显赫，引起中外注目，大有振衰起颓之势。但是，这一切有如昙花一现，在颇为热闹一阵之后，又归于沉寂。到二十世纪初叶，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的“实业”便一蹶不振。官办企业或停产倒闭，或交商承办，几乎全都中道夭折。他曾给予一定扶植的民间工商业，也在外国资本与封建势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张之洞的富国梦，终至破灭。这种结局的出现，既由于客观大环境的背景制约，又由于主观因素的促成。就前者而言，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中国，其整体经济运行机制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尚未崩塌，而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在不少行业萌生、成长，但因受到固有经济势力与经济观念的抵制，步履维艰，尤其是其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力量，更是困厄重重，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在湖北一地的带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实业建设，其资金、技术、原材料、市场诸种条件都处在十分不利的客观大环境之中，左右受掣，处处碰壁，终至走投无路。就后者而言，张之洞经济思想中的封建遗传因子，更是他富国裕民好梦难圆的内在根源。 张之洞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家，也不是本质意义上的近代经济思想家，而是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和开放襟怀的行政大员。他的“洋务”经济建设事业的根本动机，乃是为摇摇欲坠的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加固墙脚，支撑危梁。就具体的经济行为而论，他所选择的目标，并不是以最小投入来换取最大产出、最佳效益，而是完全服从于巩固清廷朝纲的政治目的。非经济的因素控驭了经济运动的全过程，必然导致运动的畸型发展和非乐观结局。这反映在张之洞的经济思想中，便是种种反科学原则、反客观规律的谬误认识的存在。这在他的企业管理思想方面，表现尤为显著。 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管理，本身已成为一门严格的高度艺术化的科学。但是主持湖北诸多近代企业的张之洞本人，在这方面的知识极度贫乏，对于价值规律、经济管理手段。或者仅知皮毛，或者一窍不通，全凭衙门式的训令指挥生产。如盲目订购机器，忽视原材料的供给保障、以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企业资金流动走向等等，都给企业造成人为的发展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官场的裙带之风，贪污贿赂、糜费侵蚀，排场应酬等积弊弥漫于企业内部。汉阳铁厂“每出一差，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指张之洞一引者）意”①。塾师黄厚成，仅凭教过总督之子，便被委任湖北针钉厂总办，经营无方，亏空巨大。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余万两银，用于基建，购置设备的不到一半，“余皆系浮费，于公司毫无利益”②。由此而论，张之洞这位洋务殿军富国梦的破灭，便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⑤《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①《全集》，卷二百十二，古文一。 ②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全集》，卷二百，电牍七十九。 ②《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③《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④《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①《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第383～385页。 ②③《全集》，卷六十三，奏议六十三。 ④《全集》，卷六十五，奏议六十五。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八，《抱冰堂弟子记》。 ①《盛宣怀档案》，钟天纬致盛宣怀函。 ②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第12页。 第四章“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的军事谋略 张之洞本一文臣，但他死后，清廷溢以“文襄”。据《钦定大清会典》称：“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丰三年（1853年），上谕更明令大臣武功未成者不得谥“襄”。晚清重臣中，以“文襄”谥者仅左宗棠、张之洞二人。①左氏戎马一生，以“文襄”谥，顺理成章。而之洞以一文臣而获此谥，有人曾表疑问。其实，张之洞一生，于国防军事颇多建树，在改革军制、抵御外侮、修整军备、提高军队战斗力等诸多方面实绩彰著，故以“文襄”谥，虽不足全面概括张氏，却也言之有据。 张之洞自道：“弟儒家者流，岂知兵者，特以外任十余年来，防海防江，迫于职守，不能不从多年老兵，他邦客将询防考求”①。可见他是在出任封疆大吏，而又面对外侮日迫的情势下步入研讨军事之途的。如果说在抚晋之前，他于军事尚处外行隔膜之状，那么在督粤参与对法作战之后，他为疆臣职责所迫，极力讲求军事，逐渐登堂入室。他于督粤任内的一份电报中说：“惟疆臣之职，一在用兵力以相慑制，一在结民心以固藩篱，一在考地理以资折辩”②，表明他于军事方面的初步认识。在此以后，张之洞“即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人为志”③，督鄂十七年，编练新军，自制枪炮，建成当时国内一流水准的近代陆军部队，成为全国编练新式军队的楷模。 张之洞晚年曾自白：“练兵一事，鄙人身心性命之学”④。从“岂知兵者”到潜心“身心性命之学”，张之洞由军事外行逐渐成为“知兵”大员，其军事思想相当丰富，留给后人一份可资借鉴的遗产。 ①清初及清中叶谥“文襄”者，如洪承畴（1593—1665）、舒赫德（1710—1777）、福康安（？—1796）、明亮（1736—1822）、长龄（1758—1838）均有武功，文臣谥“文襄”的则有靳辅（1633—1692）、于敏中（1714—1779）。 ①《全集》，卷二百十九，书札六，致袁慰庭。 ②《全集》，卷一百二十八，电牍七，致东兴邓钦差等。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5页。 ④《全集》，卷一百八十八，电牍六十七，电梁盐道。又见《张文襄公治鄂记》第65页。 第一节“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 张之洞生于国势衰微日甚，列强侵略日迫的多事之秋。他的军事战略思想，始终立足于守备御侮。他说：“兵之于国家，犹气之于人身也。”“人未有无气而能生者，国未有无兵而能存者。”①面临列强咄咄逼人的政治干涉、经济掠夺和军事侵略，张之洞认定，中华民族要想自存，非“力”不行，“力者，兵之谓也”。在近代国际强权政治格局之中，一味乞求和平，是决无出路的，惟有加强自身国防实力，方可收保国、保教、保种之实功。张之洞指出，作为弱国的中国高倡“弭兵”（即裁军）之议，是自欺之谈。他严厉批评“今世智计之士，睹时事之日棘，慨战守之无具，于是创议人西国弭兵会，以冀保东方太平之局，此尤无聊而召侮者也。”②严酷的现实是，“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所以结论只能是：“苟欲弭兵，莫如练兵。海有战舰五十艘，陆有精兵三十万，兵日雄，船日多，炮台日固，军械日富。铁路日通，则各国相视而不肯先动。”③张之洞认为，不仅在整体国防建设的方略上，必须立足于自强自卫，而且在具体对外交涉过程中，也必须有武力为后盾。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两国于广西前线进行外交接触，法方不同意广西巡抚参与谈判，“忌其有兵也”。张之洞针锋相对，力主“制敌正当投其所忌”.下令冯子材、唐景崧等部以临战状态相威慑，但却为朝廷所阻。他致电李鸿章，陈说此举的必要性。面对强权讹诈，“岂婉商力辩所能济事，彼拥兵而禁我带队，尤不可解”④。只有以力抗力，才能取得谈判桌前的平等地位。这便是他一贯主张的：“必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⑤出于守备御侮的考虑，张之洞不仅重视近代正规军事力量的建设，而且也注意利用民间武力。中法战争期间，他组织五千余人的民团，雇沙船、渔拖多艘，加强广州守备力量，又劝令侨商捐资购造兵船。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建议饬办东南沿海渔团，以张謇、沈云沛主其事。令其于近海港岸多挖长壕，广筑堤墙及土炮台，并暗埋水旱雷。“其紧要处所，简练团丁，分段设守，海口之可通出入者，则令渔船轮流出洋侦探”。此举大获成效，“溯自威海失陷，江南沿海各邑，风鹤频惊。勇营扼要驻防，每虑顾此失彼，幸有民渔盐场各团练，同仇偕作，踊跃从公，款则官劝民捐，事则官督民办，虽未交绥接仗而沿海数百万之居民得以安堵，不至惊窜流漓，实赖团练维持保障之力。”①作为清廷的方面大员，张之洞在“攘外”的同时，也常常动用武装力量以“安内”。如派兵缉拿各“教案”的“祸首”.镇压土匪、马贼、会匪、游勇，严厉处置，“就地正法”②。但在他一生当中，于军事谋略及行动方面，始终是以“攘外”御侮为关注重心。 ①《劝学篇·内篇·非弭兵第十四》。 ②③《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④《全集》，卷一百二十五，电牍四，致天津李中堂。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三，《淮海等处团防经费开单请销折》。 ②《光绪朝东华录》十二年二月，第2066页。 第二节 改革军制，裁旧练新 从出任山西巡抚开始，张之洞具体负责地方军政要务，于军事制度的革故鼎新方面，认识逐渐深化。抚晋之初，张之洞即发现传统军制弊端丛生，非兴革不敷时用。他在《筹改营制折》中论道： 绿营积弊无可挽回，勇营、饷营、章营制均胜绿兵，而其病在随将领为去留，不与地方相维系，且不习风土，亦往往有迂地弗良之时。……拟将通省绿兵减额加饷，一律改为练军，大率参制兵勇营之制而用之，取勇营之简易，参以制兵之持久，化饥为饱，化繁为简，化散为整，化板为活。①他将晋省裁改兵制应议事宜分列十二条，即改定营名、修建营房、分防移调、练习火器，出省加饷、统领公费、长夫限制、支食廉俸、分设汛弁、变通借补、改铸印信、暂留守兵。根据这一基本构想，张之洞锐意筹编山西练军，“并不独为山西一省计也。果使此军练成劲旅，不惟可以挑补晋省练军，沿边万余里，随处皆可用之。”②练军是从绿营、勇营向新式军队过渡的军制形式。由此起步，张之洞开始了他军制改革的思想与实践。经过中法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的检验，张之洞更感到旧军改革之必要、新军编练之急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一份奏折中总结旧军制积弊有七： 人皆乌合，来去无恒，一弊也。兵皆缺额，且充杂差，二弊也。里居不确，良莠不分，三弊也。摊派刻扣，四弊也。新式枪炮，抛弃损坏，五弊也。营垒工程，不知讲求，六弊也。营弁习尚奢华，七弊也。①张之洞提出，惟有仿行东西洋各国，裁撤旧营（包括绿营制兵，练兵防勇）.推广新式军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军队涣散、国防空虚的被动挨打局面。他驳斥守旧势力阻挠改革的论调：“试思环球各强国其练兵皆同此一法，而谓中华兵力最弱之国反能别创一器一法以取胜，此事理之所必无者也。”②这里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共同规律，批评那种以“特别国情”拒绝现代化的谬说。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进一步论证这种共同规律“盖兵学之精，至今曰西国而极。……方今兵制教法，东洋西洋，大略皆同，盖由推求精善，故各国有则效而无改易之者。”③旧式军队的淘汰，难度很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张之洞建议清廷分年裁撤，不分马、步、战、守，每年裁二十分之一，二十年裁完。他率先于湖北推行裁汰旧军之举。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奏请将马战守兵七千七百一十五名，分为五年递裁，以“裁散不裁整，裁兵不裁官，为人手之方法”④，稳妥地解决裁旧难题。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张之洞根据甲午战争的惨痛教训，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九条应急措施，并将“宜亟练陆军”，“宜亟练海军”列为第一、二条。这一年十一月，他在暂署两江任内，编练新式陆军“自强军”.计有步队八营、炮队二营、马队二营、工程队一营，共十三营。其建制为步兵每营250人，分五哨；炮兵每营200人，分四哨；马队每营180人，分三哨；工程营100人。各营还配备有医官。枪匠、兽医等后勤保障人员。这支部队，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武装力量的一支。虽然人数不多，但在中国军制史上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次年初，张之洞从两江返任湖广，以更大规模编练新军。经过十年经营，编成陆军第八镇和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共称“湖北新军”。据光绪三十三年（1907）统计，第八镇有官七百员，镇统张彪，兵一万五百名；第二十一混成协有官二百八十员，协统黎元洪，兵四千六百名。“湖北新军”是当时仅次于北洋六镇的第二支强大新式陆军。 张之洞编练新军的指导思想是：“额必足，人必壮，饷必裕，军火必多，技艺必娴熟，勇丁必不当杂差，将领必不能滥充。”他把这七条称为“军之体也”。“凡事其体先立，然后其用可得而立”①。张之洞认为，“必须扫除故套，参用西法，参用各国洋弁教习，讲求枪炮理法，兼司营垒测绘，始可谓之为兵”②。只有在建军制度、条令规则、训练方法、战术原则、军械装备等方面全行仿效东西洋各国，方能从根本上革除旧军队疲沓昏陋之锢疾，建立起精壮强练的近代武装。 在具体仿效对象上，张之洞认为，德国陆军之强冠于全球，因此当以德人练兵之法为楷模，自强军便是基本依照德国章程编制而成。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张之洞又以日本军制为新军编制的主要参照。新军采用镇（相当于师）、协（相当于旅），标（相当于团）、营、队（相当于连），排、棚（相当于班）的梯级编成序列。镇为综合军事建制，包括步、马、炮、工、辎五大兵种，更利于诸兵种协同作战，以适当近代战争的需要。在编练方法上，张之洞认为，选募洋弁洋将，直接训练指挥中国士兵，十分有利于中国将领从中观摩学习，尽快掌握近代军事训练、作战法则，易收事半功倍、立见成效之功。 编练自强军时，张之洞聘请三十五名德国军官。他们不仅担任训练科目的教官，而且还被授于指挥营、哨两级的实职，中国军官仅任副职，“选武职中壮健有志，不染习气者为副营官，选天津广东两地武备学堂出身之学生为副哨官。其带兵操练之权，悉以委之洋将弃，而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①张之洞离两江返回湖广本任时，又调部份洋弁到武昌，担任湖北新军的训练工作，不过此时他对选募洋弁的看法有所改变：“中华练兵诚为第一要事，惟各国皆思干涉我兵权，亦是大患。大率用洋人为教习可，用洋人大员为将领则万万不可。”他改变授洋弃以指挥实权的做法，仅以之作顾问和教习，并且立定合同，加以约束。其合同内容主要为：洋弁之军衔不超过守备；洋弁为张之洞属员，听其节制；洋弁仅任教习；训练诸事均应与营务处道员商办。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以后，张之洞为湖北新军聘募了不少日本教习，其使用原则.亦如上述。 在取得相当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归纳出“东西各国教将练兵要旨”十二条，奏请朝廷颁饬各疆臣“切实研究”，广加推行。其内容为： 一、教士以礼，使之有耻自重； 二、调护士卒起处饮食； 三、讲明枪炮弹药质性源流之法； 四、枪炮线路取准之法； 五、掘壕筑垒避枪炮之法； 六、马步炮各队择地借势之法； 七、测量绘图之法： 八、队伍分合转变之法； 九、守卫侦探之法； 十、行军工程制造之法； 十一、筹备行军衣粮辎重之法； 十二、行军医药之法。① 由此可见，张之洞对于近代新型军队的管理操练细则。已有一个比较完备的认识，这在中国近代化武装力量的草创阶段，尤显其理论意义和实践功效。 张之洞强调军队必须有严明的纪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湖北新军一部调驻安庆。张之洞专电该部“务须严整肃静，均住帐棚，不可人民家。饮食柴草一切自备，街市买物务须和平，不准稍有强买争闹等事，违者必应严办。总之，万不准扰皖省一草一木，以全名誉。”②湖北新军军纪严明，为各省所称道，与张之洞的严格要求有直接关系。 于部队编训之外，张之洞对于国家军事管理、指挥系统的建设，也提出新的构想：“请仿英、法之总营务处，日本之参谋本部，于都城专设衙门，掌全国水陆兵制、饷章、地理绘图、操练法式、储备粮饷、转运舟车、外交侦探等事。平日之预筹，临时之调度，悉以此宫掌之。兼采众长，务求实用。”①这些建议对于清政府军事方面的“新政”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①《全集》.卷八，奏议八，《筹改营制折并单》。 ②《全集》.卷六，奏议六，《密陈北军应练片》。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四，兵十，第4129—4130页。 ②《全集》，卷三十七，奏议三十七。 ③《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24页。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选募新军创练洋操折》。 ②《全集》，卷四十六，《请添练精兵折》。 ①《全集》，卷四十，奏议四十。 ②见《全集》，卷八十，电奏八.致总署。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四，兵十，第4131—41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九十九，电牍七十八，致安庆鄂军张统制等。 ①《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第4132页。 第三节 从“广求利器”到“自铸枪炮” 迄至十九世纪中叶，清军装备仍以刀矛箭戟等“冷兵器”为主。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挟坚船利炮而至，几经交手，西方大机器工业生产出的近代军备的优越性，渐次得到中国人、首先是那些直接参与战争的军事将领、封疆大吏们的承认。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上疏，言统军在江南“剿贼”，“习见西洋火器之精，乃弃习用之抬枪、鸟枪、而改为洋枪队”。②这是中国军队装备洋械的开端。 就张之洞而言，重视军备的更新改良，始于山西巡抚任内。在筹编山西练军时，他就准备一改“绿营向以弓箭为先”的传统而“首重火器”。③他在给张佩纶的信函中曾透露筹巨款以购外洋军火的计划.但不久他奉调至粤，计划未及实施。 光绪十年（1884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直接参与指挥对法作战。战争是极好的课堂，之洞对于改良军备的急迫性，因此而有了更切身的体会。在《筹议海防要策折》中，他分析道： “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①针对中国旧式军队装备落后的病弊，张之洞说：“器械不利，与空手同；不能及远，与缺兵同，史之良规也。”为了弥补与法军在军械质量方面的差距，他“抵粤以来，首以购备军火为务，分向欧美各洲不惜重金，广求利器”②。但是，事关国防大计却时时仰给于人，总非善策。张之洞于此饱尝苦涩辛酸，他在一份奏折中报告： “去年各省设防以来，所购军火不下数百万金。而良粗不齐；且损重费，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战停运截留，种种为难，令人气沮。其运脚、保险、行用等费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长策。”③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自力更生，张之洞留心“访求粤省究心雷械之员弁工匠，凡稍有才艺心思者，皆令多方试造以冀逐渐扩充，开兹风气。”他扩建广州黄埔船坞，建造小型铁甲舰以增强海防力量。中法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1886年）。他又将广东七十年代建立的机器局和火药局合并，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又创办一座枪弹厂。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之洞开始筹建规模较大的枪炮厂，并奏称：向外洋购买枪炮，“不但耗损中国财用，漏卮难塞，且订购需时，运送遥远，办理诸多周折。设遇缓急，则洋埠禁售，敌船封口，更有无处可购，无处可运之虑。况所购之械，种式不一，精粗各别，弹码各异，仓卒尤易误事。详筹时势，必须设厂自铸枪炮，方免受制于人，庶为自强持久之计”①，这也是他日后排除万难，建立中国自己的近代军事工业的基本指导思想。 此后不久，张之洞移节湖广，该厂随迁至汉阳大别山（即今龟山）麓建设，更名“湖北枪炮厂”。截止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底，该厂共造成马步枪十万一千六百九十枝，枪弹四千三百四十三万七千九百三十一颗，各种快炮七百三十尊，前膛车炮一百三十五尊，各种开花炮弹六十三万一千七百颗，前膛炮弹六万零八百六十颗。②该厂规模、产量均居全国前茅。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由该厂发展而成的汉阳兵工厂所制“七九式”步枪，仍因质量精良而享誉全国。在中国军械生产的近代化方面，张之洞作出了重要贡献。除了大力发展民族军事工业以装备部队以外，在军队演练、操作新式军械方面，张之洞也予以高度重视。光绪十一年（1885年），他制订海防操练章程，规定各营均须精练卧枪、枪、过山炮、洋式火箭，并掌握安放水雷，修筑炮台，架设行军电线等技术。湖北广济田家镇，地扼江防要冲。光绪二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亲往察勘，于南北两岸建明暗炮台十四座，安装德制克虏伯大炮。该炮系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火炮，“其测量演练断非数月所能纯熟，不惟勇丁娴此者无多，即将弁中通晓炮法台式者亦实罕靓”。有鉴如此，张之洞下令“各台专设台官，各炮专设炮务，各有专司，勤加练习”，炮台官兵不准派当杂差，不得随意调动、更换，促其精心演练，以利守备。 对于敷衍塞责，疏于操练者，张之洞给予严肃处罚。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之洞亲临寰泰兵轮，校阅在该轮实习的水师学堂学生成绩。但见“演放火炮，手法生疏草率，拉火不响，遂不再安拉火，空手作一拉之势而已”。“令其演行船撞船诸事，则只空比手法，船身并不运动，种种直同儿戏”。之洞大为震怒，“不知该学生等所练何事，所毕何业”①，他随即奏请将该轮管驾官兼正教习何心川即行革职，并宣布此批学生不准毕业，以做效尤。 ②《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一，第4133页。 ③《全集》，卷八，奏议八，《筹改营制折并单》。 ①②③《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全集》，卷二十五，奏议二十五。 ②《清史稿》志一百十五，兵十一，第4166页。 ①《全集》，卷五十九，奏议五十九，《特参管带练船参将折》。 第四节“战人较战具为尤急” 先进军械固然是近代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但军械终归要靠人来掌握。提高部队官兵的文化、军事素质，始终是张之洞军事思想的核心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战人较战具为尤急”②，这一论断无疑是十分精辟的。 张之洞认为，“整军御侮，将材为先。德国陆军之所以甲于泰西者”，“其要尤在将领营哨各官无一不由学堂出身”①。他还说：“练兵必兼练将，而练将又全赖学堂。……武备事宜尤以设立学堂，教育将材为首务”②。因此，从创建新式军队的开初，张之洞就将通过正规学堂教育培训军官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因而他编练新军与开办军事学堂总是同步进行。在广东筹议大治水师，同时开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在江苏创建“江南自强军”，同时开设江宁陆军学堂。在湖北编练新军，又先后开办武备学堂、武普通中学堂、陆军小学堂、将弁学堂等不同程度、各有侧重的系列军事教育单位。他设想经过若干年后，达到“非学堂出身者不得充统领营哨各官”③的目标。为此，他极力扩大陆军小学堂的规模，“每年收足一千人，三年收满三千，一律按日到堂受业。三年之后，若好学者众，则分刚柔日轮班上学，可以收足六千”④，实现“六千君子共学堂”的壮举。这一设想虽未实现，但其思路却是基本正确的。 为尽快培养熟谙近代军事知识技能的指挥人材，张之洞还积极派遣军事学堂学生出国留学。在晚清留日士官生中，张之洞派出的湖北留学生占有很大比例。如第一期留日士官生共三十九人，湖北占十一人；第二期二十五人，湖北更占了十七人。吴禄贞（1880—1911）、蓝天蔚（1878—1922）等著名军官，都是张之洞从湖北派往日本留学军事的。 张之洞认为，“今日朝野皆知练兵为第一大事，然不教之于学堂，技艺不能精也；不学之于外洋，艺虽精，习不化也”①。在他创办的各类军事学堂中，均仿效东西洋各国军校体制，开设一系列适应近代战争要求的新科目。如江宁陆军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五人任教习，讲授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画、算术、营垒、桥路等课程。湖北武备学堂开设军械学、算学、各国战史等科目。学生除在讲堂研习之外，还要参加严格的实际操练。在开办陆军小学堂时，张之洞认为部章规定开设的军事课目太少，程度太浅，他上奏论辩：“开办学堂，总以学科完备为第一要义。若学科不完备，虽一切布置均守部章，亦于军政无益”②。他说到做到，在湖北陆军小学堂中增设筑城、军制、兵器、战术、卫生学、炮操、马操等课程，并附设了测绘班、军医班、海军班。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军校，由此初现规模。 在注重培训合乎近代战争要求的新式军官的同时，张之洞还十分强调提高士兵的素质。他说：“以今日战事日精，战具日巧，即一哨弁之微，亦断非粗材下品所能胜任”③。为了保证兵员质量，他在《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中提出： “募兵之法，略仿日本征兵制，寓征于募，选士农工商之家安分子弟，或素有恒产，或向有职业手艺，自足资生，并非待勇粮为生计者入伍，凡刁滑流痞之徒，一概拒收。”为了适应严格军事训练的要求，又规定新兵年龄限制在十八至二十四岁之间，并且必须经过西医严格体验，合格者方予录取。尤其体现其卓越识见的是，张之洞格外强调士兵的一般文化素质，要求多吸收“实能识字写字，并能略通文理之人”①入伍，以利其掌握近代军事技术，提高部队战斗力。 他手订湖北练兵要义，其第一条即为“入营之兵必须有一半识字”②。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湖北新军成为当时各支新军中文化素质最高的部队。如该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湖北黄陂募兵九十六人，其中竟有廪生十二人，秀才二十四人。张之洞还独出心裁，在湖北推行“学兵制”，选派士兵入陆军特别小学堂学习，“昼则来堂，讲求学科，夜则归营”，“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对这种成年士兵入“小学堂”深造的创举，当时人们戏称为“学堂特别小，学生特别老”。 另外，张之洞还又选调武备学堂优等学生教习各营，兼充哨官。“军营向例，哨官带兵而无教练之责，教习教练而无统带之权，至是合而为一”③。这些措施在全面提高士兵文化、军事素养方面都收到显著功效。为了吸引有志青年入伍，稳定军心，张之洞十分重视改善官兵的物质待遇，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他提出“恤兵之善有四”： 一、饷厚； 二、将不发饷，别有官主之，以防克扣； 三、兵不自暴，官为供备； 四、阵亡者恤其家终身④。 江南自强军士兵饷银每月给官铸银元五元，合库平银三两六钱，官弁递加，且饭食衣履费用在外。湖北新军士兵饷银又提高至每月六元，这在当时确属十分优厚的待遇。为了增强士兵的荣誉感，破除“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陈旧观念，张之洞力主仿效西洋各国，崇尚武功，使“临战之饥寒有备，战殁之家属有养，兵之死亡，君亲吊之，兵之创伤，后亲疗之，故将之尊贵，过于文臣，兵之自爱，过于齐民，强国之由，其在此矣”①。他拟定的湖北常备军制规定，入伍之兵三年期满退伍，届时考校其成绩，分头二三等，由督抚亲临该营，颁发奖励，“飨以羊酒，以花红鼓吹送出营门。返归故里，本乡绅董以鼓吹爆竹迎接”，“概免杂项差徭，非犯有实在案情，地方官不得无故差拘折辱，待以武生之礼”②。尽管这些规定未能全部落实，但其对于军队建设的积极意义，仍值得后人借鉴。 张之洞“战人较战具为尤急”的认识，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近代战争规律的。他采取的种种提高官兵素质的措施，也都收到明显功效。无论从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军事素质方面衡量，湖北新军都堪称全国一流。湖北新军的这些优势不仅使他们在历次秋操会练中名列前茅，享誉全国，而且也令不少官兵具备接受新的社会政治思潮的知识基础，进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这一点，正是湖北新军大不同于“北洋六镇”的特异之处。 湖北新军与北洋六镇，同为清季首先编练而成的近代精锐之师。但北洋军是清廷的中央军，主持者袁世凯又力图将其铸成封建色彩浓厚的私家武装，这便决定了它在之后的辛亥革命中，成为镇压革命的凶恶鹰犬。而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较为松弛，张之洞虽也注意防范革命势力在军队中蔓延，但为了避免朝廷指责、干预，他对于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活动，一般均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往往是除名了之，不予深究，这就为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站稳脚跟并发展力量，提供了相对有利的条件。 张之洞的的“身心性命之学”，归根结底是通过编练新军，“执干戈以卫社稷”，用近代军事力量来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使之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不致急速崩塌。但是，如同张之洞兴实业、办教育等“洋务”事业的客观后果一样，湖北新军也最终走向了他主观愿望的反面，其中的革命党人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为结束二千年专制帝制立下头功。而且，由湖北新军派赴各省“代练新军”的人员，许多都成为该省响应武昌首义的重要人物，如新疆的杨缵绪（1873—1956）、东北的蓝天蔚、贵州的赵德全（1881—1912）、陕西的李载煦、广西的吴元泽、云南的梅治逸等。张之洞组训湖北新军，意在培植清王朝及纲常名教的捍卫者，结果反倒成为清廷掘墓人，这恰如时人所论之”种豆得瓜”，而这正是历史辩证法所使然。 ②《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 ①《光绪朝东华录》（四），第3753页。 ②《全集》，卷一百，公牍十五。 ③《全集》，卷五十四，奏议五十四。 ④《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 ③《光绪朝东华录》（四），总第4114页。 ①《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 ②《全集》，卷五十七，奏议五十七，《筹办练兵事宜酌议营制的奉折》。 ③许编《年谱》卷七。 ④《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①《劝学篇·外篇·兵学第十》。 ②《全集》，卷六十二，奏议六十二，《拟编湖北常备军制折》。 第五章 维护主权之旨，羁縻牵制之术——张之洞的外交主张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紧闭的大门，清政府的外交活动在十分被动的的情势之下展开。张之洞在其政坛生涯中，虽未曾以外交为专务，但在疆吏职守内每每涉及外事，于此多有主见，同时他对朝廷外交战略亦屡屡建策，颇富创意，在外侮频仍、御外乏术的晚清堪称难能。 第一节 内政自有主权，外交须有成案 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但其一以贯之的基本出发点是抵御列强干涉，维护国家主权。早在“清流”时期，张之洞即高张维护主权的旗帜。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中国仅收回伊犁一座孤城，却要割让大片土地，赔款五百万卢布。张之洞于为此上《熟权俄约利害折》，《评筹边计折》，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虽“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但“不改此议不可为国”，显示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凛然正气。出任封疆后，张之洞面对“万国盟聘，事变日多”的态势，更深切地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的重要和艰难，并形成较为完整的外交思想。他认为： 中国与各国交谊，本无歧视，然办理内政自有主权，办理外交须有成案，外人断不能凭空强为干预。……中国毫无主权，任人干涉，其将何以为国！①虽然张之洞未能对列强侵华的经济—政治动因作出深入分析，但他清醒认识到这种侵略损害中华民族利权的严重性。他认为，西方列强有如“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②在近代世界强列政治中，“权力相等，则有公法，强弱不侔，法于何有？”③万不可寄希望于国际公法。唯有在增加国力的基础之上，实有战心，“实有战具，而后可以为讲之地也。”④张继煦概括张之洞所主持的对外交涉的特点是，“光明磊落，推诚布公，可者与之，不可者拒之，毋逆诈以资口实，毋通融以贻后患。”“与外人周旋，遇无理之要求，国体所关，及人民利益之宜保障者，开始即严加拒绝，虽百端恫喝，不为所撼。”⑤揆诸史实，确为的论。 对于李鸿章主持朝廷妥协外交，割让国家政治、经济、军事主权以苛安一时，张之洞一再表示强烈的不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比较各国外交时论道：“今日五洲各国之交际，小国与大国交不同，西国与中国交又不同。即如进口税，主人为政，中国不然也。寓商受本国约束，中国不然也。各国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内河，中国不然也。华洋商民相杀，一重一轻，交涉之案，西人会审，各国所无也。”①他认为“政府一定宗旨”当是“所有自有权利，无论系何地，皆不愿专让他人。无论何国，无论在何处，亦不应占我各项权利。”②为此，他与李鸿章之间多生扞格，以致军机处不得不出面调解，一方面称李鸿章“身处其难，原多委曲，然时有不受商量之失”，一方面责备张之洞“虑事固深，而发言太易，亦未免责人无已。”③李鸿章主持贫弱虚空之老大帝国的外交事务，“身处其难，原多委曲”，固非空言；张之洞不在其位，而谋其政，“发言太易”，亦属实情。李鸿章因此而有意引张入枢府，让他分尝当事人之苦头，但却为之洞所拒。不过，张之洞于地方疆吏职守之内，在维护国家主权，保护民众权益方面，确是毫不含糊，尽责尽力，口碑流传民间，实绩载于史册。 张之洞直接经办涉外事务，始于两广总督任内。从一开始，他就认定，主权问题，绝无退让余地。他在给广东臬台的电报中强调：“粤省洋务，不宜迁就，凡仆所坚持者，皆万不可许。”①当时广东全省常税为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控揽，之洞认为此万不妥，应力争收回税权。他一再陈说利害：“赫德揽收全粤常税，力挤监督”，其心“狡而毒，意在全纲中国利权”，“既夺全粤之税，必笼全粤之厘……将来不尽夺各省海口长江之利权不止”②，“今以洋员全夺地方官之权，挠我内政，以后粤省虎门以外纵横数百里耳目所习，将不复知有华官法度，非特利权有损，并干事权有妨”。之洞进一步说明：“广东为中华海疆第一道门户，粤防驰则沿海皆为兵冲，粤力尽则南洋更无可恃，此事关涉重要，臣等属与司道以下各官筹议，无不同切隐忧。”他表白此议绝非为广东一省争利，而在争国家主权，申明自己“断不至为粤省地方官与税司争权，况无损粤饷，更何必为粤省司局与税司争利，特以中外大防所系”，故不得不“痛陈管蠡，上达宸聪”③。对于列强势力以种种形式渗入粤省各地，之洞保持高度警惕。光绪十三年（1887年），琼州道报告，有洋医冶善基在那大地方设局行医。之洞立即电示：“此事万不可行，洋人用意甚深谲，每藉行善事购地起屋，影射侵占，招引族类愈推愈广，遂成世业，为害无穷。”命琼州道将其驱逐，“勿任久踞滋弊。”④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华人出国佣工、经商者日众。广东为出国人数最多的省份之一。华裔桥民在欧美、东南亚及澳洲各地辛勤劳作，为繁荣当地经济、文化，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但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美国、澳大利亚先后通过“排华法案”，形成迫害、驱逐华侨的逆浪。在这种情形下，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华侨正当权益，便成为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的一大德政。他得悉旧金山等地华侨被杀害，商店、住房被烧毁的确实情况后，立即约请美国公使田贝来广州会谈，严正警告美方，如不立即停止迫害华侨，广东方面将以牙还牙，驱逐在粤的的美国侨民。他还电请总理衙门，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方惩处凶犯，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光绪十二年（1886年），张之洞专奏《会筹保护侨商事宜折》，提出政府应派员常驻华侨聚居地，与驻在国方面妥为协商，保护华侨利益，体现国家尊严。在他的推荐下，记名总兵王荣和、内阁侍读盐运使余璡二人出使东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地，与各地当局恰商华侨事宜，所到之处，“华民欢呼爱戴，望派领事极殷”①。后来王荣和出任驻菲律宾领事，张之洞又托他赠送中华文化典籍与侨胞，以期“聪明志气之用，得以扩充而愈开；水源木本之思，益将深固而不解。”②西方基督教自唐代即传入中国，但长期未得广泛流传。明末清初大批传教士东来，基督教始于皇室及上流社会内传播，但不久亦遭康熙、雍正二帝的禁绝。鸦片战争以后，教禁渐开。《中英南京条约》规定，“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有传教来至中国，一体保护”。《中美望厦条约》也载明：“除了传教士能在五口传教之外，还可以建立教堂。”从此，西方教会势力迅速渗透中国各地。由于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儒教宗旨迥异，文化冲突势所难免，加上部份传教士及教民依仗列强侵略势力欺压百姓，为非作歹，所以六十年代以后，各地教案迭兴。张之洞抚晋、督粤，移节湖广，都经手处理了一批教案。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在《设立教案局片》中论及山西各地教民冲突的起因时说：“缘奸民持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堂包揽袒庇，……教堂日横，民怨日深”，“详核新旧各案，皆悉教曲民直，又皆地方事体，无关传教之事”①。为了保护人民正当权益，惩处刁顽教徒，他专设教案局，于发生教案后，衡量事理，依据条约，分别准驳。对逞刁之教民，将其驱逐，对生事之教士，责令主教撤换。中法战争期间，法领事法兰亭称开战以后，广东全省教堂损失共值三十余万元，要求赔偿。张之洞“正言力拒”，驳其“荒谬实堪发指”，“此事万无许理，分文不能偿给”②。在处理九十年代湖北武穴、宜昌、长乐、利川等地教案时，张之洞一方面固然视民为“匪”，严加弹压，另一方面也从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对列强的无理蛮横要求以有力抵制。英国领事称武穴教案为“谋杀故杀，放火抢劫”，张之洞驳曰：“哄闹混殴非谋杀，多人共殴一人非故杀，失火延烧非放火故烧，攫取零物非抢劫”③，并拒绝“一一拿办”旁观者的无理要求。对于宜昌教案，之洞认为“愚民集众滋闹，固属不应，而该堂之不遵告诫，启嫌误事，亦不能辞其咎。”④在《札江汉关道照会英领事饬黄州教士回汉文》中，张之洞诘问道： 今如教士到境，民情既不愿其来，而教士又坚持而不肯去，不自责其传教之无方，而责人以保护之不力。西教之道，果如是乎？在教士有冒险之虑，在地方官有掣肘之患。教士游历，并无定在，岂能处处皆以兵力弹压，此非入内地传教也，特入内地生事耳。①对于法国领事要求派兵保护教堂并严办襄阳各案，之洞据理相争：中国军队驻扎何地，“有关机宜，惟当局者能知其扼要，岂外人所得搀预议论。”如果法国教士身家不保。自为该领事分内应办之事，若教民身亡，自有地方官申愬，不惟教士不应干预，即该领事亦不得越俎，应听地方官自行审办，此乃有关中国主权之事，不可含浑。”该领事将教民相提并论，亦属不合。”②总之，张之洞处理教案，“以保主权，守条约，卫人民为主旨”，不卑不亢，不像有些疆吏一味妥协，”惧酿重大交涉”，“多杀无辜，以谢外人”③，体现了一个正直官僚的爱国立场与守土护民的责任心。 租界，是两方列强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肌体上滋生的赘疣。张之洞对于通商口岸租界之开辟深以为虑。他认为“上海旧日各租界，名为中国境内，实已与各国土地无异”④，中国主权丧失殆尽。对于各国急欲扩大租界地面，之洞更是忧心忡忡。“今日急务则莫如限制洋人于租界外占地一事为最重”，否则，“流弊无穷，不堪设想”。他针对各国占地，先筑马路，继则设捕房、挂路灯、编门牌的“蚕食”伎俩，决定“凡租界外洋人马路已到之处，即于其地接造马路一段，迎头拦截，彼自不能轶出范围”。同时严禁华人私卖土地与洋人，如有违者，严治其罪，并将该地充公，地价追缴入官，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汉口法领事要求拓展租界至芦汉铁路所经之地面，张之洞坚决拒绝，“铁路所经，乃两旁之地，必须全归中国管理，断断不容旁落。距铁路六十里之界，断断不能逾。法领事终不能再有所要挟。”②这些举措虽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厄运，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侵略势力的扩张，维护了国家权益。在对外交涉中，张之洞每每挺身维护中国民众权益，毫不退让，即便挂冠而去也在所不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德国美最时洋行驻汉口分行欲在汉江安设趸船。张之洞认为其选中之地紧靠龙王庙码头，有碍官商民船渡江，夏秋涨水之际，趸船锚链必然对往来船只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坚持不许。德方通过外务部压之洞就范，”耸以危词，意在必得”。之洞义正辞严予以驳斥：“德使只知保护美最时一家利益，不知华民权利亦须存留，华人性命尤须保护。”“若美最时趸船果设，吾不能见湖北百姓，只有不作官耳。”③双方相持年余，以德方退让告终。张继煦曾这样总结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交涉之能事”： “一案发生，必先从情理法三者研究其结果，即据以为交涉之主旨。任何术骗威胁，百变不离其宗，案求速结，大致议妥，然后报告于中央。久之外人知公之不可要挟，则迳向中央抗议，以冀达其目的。然往往中央允许，而公痛陈利害，仍坚持其初议。外人知无可冀，亦徐就范围。”①考其事迹，这段评论大体符合张之洞出任封疆期间惨淡经营外交事宜的实际情形，而这在晚清疆吏流行”软骨症”的时局中，尤显其凛然正气，难能可贵。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与梁崧生。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③《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④《全集》，卷二，奏议二，详筹边计折。 ⑤《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6页。 ①《劝学篇·外篇·非弭兵第十四》。 ②《全集》，卷一百八十四，电牍六十三，致京德国钦差葛署大臣。 ③《全集》，卷八十三，电奏十一，行在军机处来电。 ①《全集》，卷一百三十一，电牍十，致京广东臬台王爵堂。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电牍九，致天津李中堂。 ③《全集》，卷二十，奏议二十，税局代收新香六厂货厘宜防流弊折。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电牍九，致琼州朱道方道。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七，电牍六，致天津李中堂。 ②《全集》，卷二十三，奏议二十三，《派员周历南洋各埠筹议保护折》。 ①《全集》，卷六，奏议六，《设立教堂局片》。 ②《全集》，卷七十五，电奏三，致总署。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 ④《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7页，第48页。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8页，第46页。 ④《全集》，卷八十五，电奏十三，致军机处外务部天津袁宫保。 ①《全集》，卷四十二，奏议四十二，《限制租界严禁侵占折》。 ②《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③《张文襄公治鄂记》，第49页。 ①《张文襄公治鄂记》，第50页。 第二节 从“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 在处理清政府与列强关系的策略思想方面，张之洞经历了由“远交近攻，以夷制夷”到”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转变过程。大致说来，从他七十年代末跻身“清流”，参预改订《中俄条约》，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其外交思想的重心不脱林则徐、魏源“以夷制夷”之故道。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张之洞鉴于清廷地位进一步衰落，“制夷”已不现实，列强争夺在华利益进一步加剧，转而倾向接受美国“开门通商，利益均沾”的主张，其目的在利用均势，行“羁縻”之术，以维护脆弱已极的国家独立地位、领土完整及主权。相对而言，张之洞前期外交策略思想较为积极主动，但迫于内外形势，行之不果，不得已退而求其次，以消极被动的力量、利益“平衡”策略求得局面的维持。手法迥异，但宗旨一脉相承，即利用列强矛盾，力挽主权尊严。 “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应对周边诸族的贯用策略。近代以降，西方殖民主义东侵，对于中国人来说，“夷”已不是指周边少数民族，而是指西方殖民者。在近代中国，提出“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以抗御西入侵略，首倡者为林则徐。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当西方列强的经济渗透日甚一日之时，朝廷上下“封关禁海”之论甚嚣尘上。惟独林则徐以开放眼光和主动精神，认为“不分良莠”一概禁绝与列强往来，并非万全之策。既要与外通商，又要防止失利丧权，“此中控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使其相间相睽”，“以彼此之离心各输忱而内向。”①林则徐的本意在利用矛盾，掌握主动，这当然不错。可惜“以夷制夷”的前提是自己要有足够的实力，否则不惟谈不上制夷，将反而为夷所制。如果说在林则徐的时代，“天朝上国”虽然内囊已尽上来，而架子还不曾完全倒塌，因而“以夷制夷”还有可能的话，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洋务派主持清廷外交时，“以夷制夷”策略便更多地只是体现出在大厦将倾之际振衰起颓以挽国势的良苦用心，而实际上却很难行得通了。 张之洞早期的外交策略思想与李鸿章并无二致，也主张“以夷制夷”。他引用经传所谓“度德量力”，史策所载“远交近攻”来论证外交“须审邻国之治乱强弱，于我之远近缓急，分别应之。固无一律用武之道，亦无一概示弱之理。”①所不同的是，李鸿章是企图联俄以制日，张之洞却力主联英、日以制俄。甲午战后，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出访俄国，临行之前宣称“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其得意之作是以租借军港、出让修路权、开矿权以换取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迫使日本退出甲午战后从中国割占的辽东半岛。张之洞的联英、日以制俄外交构想，有其理论上的依据，这便是他对于“陆权”“海权”国家的区分。 张之洞认为，中、俄同为以农为生的“陆权”国家，而英、日则为以商为生的“海权”国家。陆权国家之间矛盾不可调和，而陆权国家与海权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另一面，日与俄相比，日弱俄强。李鸿章认为“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固得借俄以慑倭。”②而张之洞则认为正因为日弱，又以商为生，我可以通商为要挟手段，控制日本，联弱抗强。“日本甚贫，华市一绝，商贾立窘。……中国之兵力财力纵不能胜俄，何至不能御倭哉。”“盖商务所争在利，方今泰西诸族麇集中华，加一贫小之日本，亦复何伤，夫中国不过分西洋诸国之余沥以沾丐东洋而藉此可以联唇齿之欢，孤俄人之党，此所谓不费之惠，因时之宜。”①甲午战争期间，中日矛盾激化，张之洞一度也赞成李鸿章援俄抗日之策，同时又根据“远交近攻”之理论，主张联英以制日。他说： 英远倭近，英缓倭急，英乃强邻尚存大体，倭乃凶盗毫无天理。②但是甲午以后不久，张之洞即回复到联英、日以制俄的外交路线上来。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日本方面密遣参谋部副将神尾光臣、部员宇都宫太郎赴武昌，游说之洞，“语极殷切，意在两国联络”。之洞在给总理衙门的报告中分析其原因：“大抵倭见俄日强，德日横，法将睡起，英亦效尤，海口尽占，中国固危，倭四面皆受强邻之逼，彼亦危矣，故今日急欲联英联中，以抗俄德面图自保。”他建议“破（日本）既愿助我，落得用之。……联倭者所以联英之枢钮也。倭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理要求而我可藉英之援助矣，我不与倭联，则彼将附英以窥长江矣。”③应该说这种分析还是有其道理的。 张之洞倾向联英，在相当程度上与他和李提摩太的交往有关。之洞与李氏相识于晋抚任内，当时之洞即对李氏介绍、演示的西方科技大感兴趣，对其本人也颇敬佩，延聘为顾问，采纳其建议，开办”新政”。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中日之战正酣，张之洞暂署两江，驻节江宁（南京），李提摩太其时正在上海，三次赴宁谒见，建议速和日本，结英为援，力行新政。其间李氏曾提出中国授权于英，处理外交，代管工矿铁路，英国将援助中国推行改革。①对于这个完全变中国为英国附庸的“建议”，之洞当然加以拒绝，但他并不反对中英成立期限不超过十年的互惠同盟。 张之洞倾向联日，则更多地与他的儒教文化观相关。他在致神尾光臣的电报中称：“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交谊，远过它国，方能联为一气。”②在赠长冈护美的诗中，之洞写道：“尔雅东方号太平，同文宏愿盖环瀛。”“止有合纵纾急劫，故知通道胜要盟。”③同文同种当然不能保证国家之间的稳固政治结盟，但从外交策略方面考虑，它却毕竟是可资利用的重要因素。张之洞联日设想的积极意义正在于此。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二月十日，张之洞正式奏请与英日联交，建议通过总税务司赫德探询英方态度，早日促成其事。同时，他又准备派郑孝胥等率领游学生赴日，学习工商、军事、法律、教育。他还致电总署，暂缓付日战争赔款，使日军继续驻扎威海，以牵制俄、德等国在华北的行动。又倡借英之力，重建海军。“水师惟英最精，英若借巨款造战舰雷艇数十艘，船向英造，将向英借，亦派将弁学生数百人赴英学习，船造成，我将弁亦练成矣。募英将如郎威理者统之，管代用中国人，船上执事参用英人，即与英船在东方者合队操练。”列强“见我大举经营海军，气象顿为一振，自可息其狡谋。”①但是，总理衙门复电，拒绝采纳之洞的建议：“俄焰日炽，各国畏忌，日英尤切。其欲联我无非藉我为屏蔽，无资于我也。既与联，则必有密约。日英政出议院，断难久秘。一经传播，中俄之交绝，德法乘之，其祸不可思议。”“英日求联，皆游士兵官之言，该使从不稍露端倪，联之一事甚不易言。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中外事事隔阂，难为密谋。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②总署的这一纸电文，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清廷“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既包括李鸿章主张的联俄抗日，又包括张之洞主张的联英、日抗俄）的否定性总结。它表明清政府终于醒悟到，脱胎于中国传统观念的“以夷制夷”，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世界的强权政治秩序，尤其是在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列强的步步紧逼而被迫采取防守态势的外交格局之下，它更难发挥在中华历史上曾经产生过的功效。总署电文所称“只可遣使各国，商保东方太平之局，则不联之联，不致激成东方战局”，明确显露出清季外交转向“利用均势，羁縻牵制”轨道的征兆。张之洞顺应于这一转变，他在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主谋策划“东南互保”，正是这种“利用均势，羁縻牵制”外交策略的典型体现。 就张之洞个人而言，其外交思想的这一重大转变，在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他的总体文化观从传统型向传统一近代型过渡的征象之一。“以夷制夷”，明显带有“天朝上国”乃“万邦宗主”的独尊意味，它是中华文化领先于周边诸族时代的产物。万里之外的“红毛蕃种”打上门来，不知究底、囿于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开始很自然地祭出“以夷制夷”的现成法宝。这便是林则徐等人的心态。屡经交手，才知对手远非南蛮北狄、东夷西戎可比，这才有所醒悟，知当今世界迥非往昔，中国已经失去“天下之中”的地理与心理位置，于是土大夫们又将时局比之于春秋战国。张之洞的“度德量力”、”守在四夷”、“远交近攻”、“合纵连横”之类外交构想，均出自于中华传统的理论仓库。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中外关系，与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关系，绝无共同本质可言。春秋战国，是同一文化圈内，基于同一文明发展水准上的政治结构重组，而十九世纪的中外关系，却是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碰撞、交融。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的“各国风俗通，政教同，相联甚便”，另一方面则是传统的中国与近代的西方“事事隔阂”。“以夷制夷”之不能奏效，并非李鸿章、张之洞个人的失误，而是时势所使然。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更为加深，列强在华争夺与勾结，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三国干涉还辽，德国要求在中国得到一处海军基地作为报偿，但被清政府拒绝。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以两名德籍传教士在山东钜野被杀为借口，强占胶州湾，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并取得在山东修筑铁路、承办各项工程的特权。俄国随即以“保护”中国不受德国侵犯为由，迫使清政府“租借”旅顺和大连。英国也“租借”了威海卫和香港新界，并取得清政府不得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承诺。法国则“租借”广州湾，并在两广和云南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已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另一方面，列强在争夺在华利益的同时，又加强相互间的勾结。英俄、英德、英日、俄德等国之间，纷纷寻求谅解，避免争夺可能给双方带来的危害，以期共同掠夺中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向俄国提出：“我们彼此的目的并没有任何严重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出许多有害对方的事，如果我们想这么做的话。最好是我们达成一项谅解。如果我们能够认为俄国愿意同我们合作，那么，我们愿为促进俄国对（中国）北部商业目的而作很大让步。”①英俄联手瓜分中国渐成态势。 中国加速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痛事实，以及列强在华相互关系的的新格局，迫使清廷枢吏在外交政策方面重新抉择。基于传统观念和自主地位的“以夷制夷”已经失去效用，而近代西方政治的理论产物“均势”论开始受到他们的注意。李鸿章、张之洞都是如此。“均势”论的基本思想是：和平的维持在于阻止任何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控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光绪四年（1878年）马建忠（1845—1900）在从巴黎写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第一次使用了“均势”一词。利用“均势”以保小国、弱国生存的思想，遂为中国士大夫所了解。李鸿章在致朝鲜相国李裕元的信中就说：“去岁（1878年）土耳其为俄所伐，势几岌岌，迨英奥诸国出面争论，俄始敛兵而退。向使土国孤立无援，俄人已独享其利矣。又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强弱相维之明证也。”①不过在甲午战争以前，清廷尚放不下虚假的“天朝上国”的老大架子，李鸿章等也不过认为，朝鲜、安南等藩属小国才用得上“均势”论以求生存，而清政府自身还可以“以夷制夷”来维系国势。甲午以后，特别是德国占领胶州湾以后，清廷国势骤衰，“瓜分豆剖，渐露机芽”，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才不得不摒弃“以夷制夷”的虚幻构想，转而采取“利用均势，羁縻牵制”的应付策略，以求在列强势力的夹缝之中，保持清王朝脆弱的、表面的“主权”地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六月，清政府对列强宣战。八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逃往西安。正当此中国局势剧烈动荡之时，张之洞在南方与刘坤一等共同策划了“东南互保”，力图一方面压制民众的反抗，另一方面阻止列强对长江流域的瓜分，为清政府保全半壁河山。张之洞的设想是，就目前计，北事己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净土，饷源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他说：“长江商务英国为重，各国忌嫉已久，惧英而不敢先发。英亦虑各国干预而不敢强占，以启各国戎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羁縻牵制之。……此实委曲求全之策。”②这就是说，一方面利用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势力来防御他国插足，另一方面又利用他国的干预来阻止英国对长江流域的独吞。 东南互保”局面的成立，与列强当时的态度，尤其是英、美两国的态度有关。英国最担心一旦长江地区局势动乱，其他各国势必乘机要求出兵，这样必将危及英国在此地区的既得利益，故尔十分赞同张之洞、刘坤一提出的“东南互保”，以维持南方各省的平静局面。美国是瓜分中国宴席上的迟到者。为谋求在华权益，争取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自由开放，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9月，美国向列强首次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是：（1），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内的投资事业或任何既得利益，他国不得干涉；（2），各国对华出口货物，均按中国现行关税率交税，税款概由中国政府征收。义和团运动兴起，美国十分担心各国乘机瓜分中国，导致“门户开放”政策夭折，所以对于“东南互保”一事力表赞同，并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发表第二次中国“门户开放”政策宣言，明确声言“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以缓解列强在华利益争夺，其根本目的则是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公平”旗号之下，使美国这个“迟到者”得以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对于列强来说，“门户开放”政策不失为一种协调关系、避免相互冲突的可行方案，所以各国都在事实上予以接受。而对于张之洞来说，“门户开放”政策则不仅是对其“东南互保”的有力支持，而且成为他”利用均势，羁縻牵制”外交策略的国际保证。庚子年间，列强各怀野心，相互制约，莫敢先发的微妙“均势”，促成了“东南互保”的出现，而“东南互保”的成功，更坚定了张之洞“利用均势，羁縻牵制”以挽利权的外交信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年底，中俄两国在彼得堡谈判，俄方提出条约草案十二条，名义上“将满洲全行交还中国”，实际则不仅将东三省完全置于俄国控制之下，而且掠夺中国对于蒙古、新疆地区的主权。奕劻、李鸿章等主张早日签约，避免事态扩大，但张之洞则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条约一签，东北为沙俄独占，不惟列强在东北的“均势”被破坏，而且各国必将群起效尤，“英于长江，德于东，日于闽、法于滇，皆不许中国自开矿路，中国全国政治、土地、理财、行兵之权皆为人有矣。”张之洞尤其担心的是，一旦“均势”局面被打破，“羁縻”之策无从施行，瓜分局面必不可免。他在致西安行在军机处的电报中痛陈已见：且我于东北西北各省准他国人开矿造路，尚是牵制维系之策，亦不能允饿人阻断他国之请，任其垄断，待其吞噬。中国一线生机，只在各国牵制一语，岂可自行划断。①随后，张之洞又提出东三省全行开放，开门通商，引各国力量以制约沙俄侵吞东北的阴谋：“开放东三省，予实利与各国，俾藉各国之公论以展限，藉各国之商利以阻俄吞辽土，藉各国之练兵以抵俄路入关。”②简洁他说，即“留中国之兵护满洲，不如招各国之商护满洲。”这再明白不过地表明张之洞此时已对中国以武力捍卫主权丧失信心，而认为惟有凭借“均势”，力行“羁縻”，方可维持局面。他甚至提出，即使各国群起效尤，迫使内地全境开放通商，中国正可藉此永存，亦未始不可。①“东南互保”基本成功，开放东三省却因列强反映冷淡，②加之李鸿章等力加阻拦，未成现实。但是，张之洞外交思想的发展脉络已十分清晰。从“以夷制夷”到”羁縻牵制”，前者积极主动，后者消极被动，这种变化实因中外力量对比所致，而就张之洞思想本身而言，其间贯穿的一条主旨却未曾改变，即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这也是他在当时所能选择的最为现实的方案。 ②本节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李国祁所著《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 ①《林则徐集·奏稿》，《复奏曾望颜条陈封关禁海事宜折》。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九。 ①《全集》，卷三，奏议三，《日本商务可允球案宜缓折》。 ②《全集》，卷七十七。 ③《全集》，卷七十九，电奏七，致总署。 ①参见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台北，1965年版，第49页。 ②《全集》，卷一百五十四，电牍三十三，致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君光臣。 ③《全集》，卷二百二十七，诗集四。 ①《全集》，卷七十九，致总署。 ②《全集》，卷七十九，总署来电。 ①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中译本，第231页。 ①《李文忠公遗集》卷五，《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 ②《全集》，卷八十，电奏八。 ①《全集》，卷八二。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江宁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一百七十一，电牍四十九，致西安樊云门。 ②其主要原因在英、日、德、美等国当时不愿与俄正面冲突，引起战争。 第三节“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在近代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格局之中，老大贫弱的中国始终处于一种被欺压凌辱的地位。所谓“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蛮横的政治干涉，经济盘剥，军事欺凌，清廷外交并无多少有力手段用以自卫自立。曾国藩认为“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③李鸿章则主张“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④久膺外交职任的丁日昌分析：“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诎”，所以“论目前之事势，则宜以羁縻为万全；论事后之经营，则宜以自强为根本。”①在这方面，张之洞亦有所认识，其表现于外交策略上，便有“蝮蛇螫手，壮士断腕”②的构想。 张之洞一向认为，西方列强“熊虎豺狼，名异实同，无不噬人者”③。中国与之周旋，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惟有“两害相权取其轻”，付出一定的必要代价。他把这称为“结强援岂能无厚报。果有厚报，自可立密约，何援不能结，何寇不能御。”④无论在“以夷制夷”阶段，或者““羁縻牵制”阶段，张之洞这一思想都是比较明确的。其最突出的表现，则在中日战争期间。 甲午战败，日本方面提出极为苛刻的议和条约。张之洞“不胜焦灼，痛愤倭寇狂悖至此”，认为绝对不可接受，但又无制敌良策，只好运用“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办法。他致电总署：“此时欲废倭约，保京城，安中国，惟有乞援强国一策。”⑤“鄙意以为今日中国甘以重利饵他国，断不可以丝毫利益与倭人，不如许英俄以商务矿务等事或他项重利，英俄肯助我，则以兵威助倭，使之速即罢兵。协和者，谓借他国之助，于倭人不赔兵费，彼所要求之事一件亦不允许，不过彼此罢兵，两不索费而已，我国体不失，大局无碍，根本不摇，尚可徐图雪耻。若我自与讲和，则倭欲太奢，设或勉允数条，必致国体大伤，将来亦难补救，悔不追矣。”①他甚至提出”既肯以地与倭，何不以僻远之地赂英、俄，于全局尚无妨碍。”②若英、俄肯助我攻倭，我不妨割新疆数城酬俄，割西藏之后藏一带酬英。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若俄英有一国相助，则兵不血刃而倭约自废，京城自安。若倭敢战，则我击其陆兵，英俄截其海道，攻其国都，倭必灭矣。”③“蝮蛇螫手，壮士断腕”，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张之洞以厚报结强援、御悍寇的具体实施方案，却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正从根本上暴露出出国势衰微所囿，张之洞外交思想上的软弱无力之处。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逼迫清政府“惩办祸首”，以为撤兵条件。为缓和北方紧张局面，早日议和，张之洞“请朝廷俟全权拟奏到后，议定重办首祸，即速再通发国书，力言真心悔过，将首祸重惩，谦逊委婉，切恳各国国主速即饬令停兵开议，以复旧好。”④为了迎合列强，“究竟英使意必欲重办何人，孰最重，孰较轻”，“似可密问英使，请其指名，即使彼欲一律从严，不肯遽从轻减，，其语气亦必略分等差，即据其语气之轻重，密奏朝廷，酌裁拟办何人。”⑤其卑微之态，令人不忍卒读。其后不久，沙俄出兵侵占东三省，威逼清廷接受允其霸占东北的十二条协定草案。张之洞惟恐激怒沙俄，主张”此时宜速为俄开转圜之路，”建议朝廷“速撰国书一道，先申感谢，切言俄主厚德极深铭感，俄国威力久知远震，无如中国力量太弱，四国劝阻，迫令应交公议，，不敢强违，至撄众怒而坏全局，恳其鉴谅中国进退为难，稍从缓议。”①屈辱之感，充塞字里行间。 综观张之洞的外交思想，既有爱国、护民、捍卫主权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委曲求全的一面。一般说来，在涉及面较小的具体教案处理上，他较多地体现出前者，而在直接关系到清政府与列强国家利害关系的重大交涉中，他迫于国力衰败的惨痛现实，又不得不忍辱退让，以求大局不致立时溃败。其内心的矛盾痛苦，可以想见。这种悲剧的产生，很难单单归结于张之洞个人的性格、气节，在更大的程度上，它是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与抗争在张之洞思想中的一种反映。 ③《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第48页。 ④《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7页。 ①丁日昌：《抚吴奏稿》，卷六，第32页。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九，电牍十八，致京李尚书。 ③《全集》，卷一百五十五，电牍三十四，致上海盛京堂。 ④《全集》，卷一百三十五，电牍二十四，致俄京许钦差。 ⑤《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①《全集》，卷一百二十一，电牍二十，致伦敦龚钦差。 ②《全集》，卷一百三十四，电牍二十三，致台北唐抚台。 ③《全集》，卷七十八，电奏六，致总署。 ④《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⑤《全集》，卷一百七十，电牍四十九，致江于刘制台等。 ①《全集》，卷八十二，电奏十，致西安行在军机处。 第六章“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与教育结下不解之缘。早年攻经读史，熟谙科场门径，直至荣登探花。人仕以后，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抚晋、督粤，兴学育才。移督湖广、暂署两江期间，又主持创设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改造书院，开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博考外国各种学堂课程门目，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①，制订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系统完备，包括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基础。古稀之年，又奉旨管理学部事务。张之洞不仅于职守范围内以”修明文教为先图”②，而且公务之外，亦以兴学育才为乐事。他捐资在家乡南皮兴修学堂；寄赠中小学图书仪器数十种给其父早年服官的贵州兴义府，以为助学之资。人廷枢以后，仍关怀手创之广雅书院，按季调阅诸生卷牍，他在一封信函中称，”鄙人于每年四季亦得时修旧学商量之业，案牍如山，抽空披览，相隔数千里，恍若对面讨论，诚可乐耳”①。清廷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在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的奏折中，称赞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②；张之洞辞世后，四川总督赵尔巽（1844—1927）奏请为之设祠，奏折赞誉张氏业绩，特别提到教育：“其生平精神所寄，尤在振兴教育，储养人才，以备国家缓急之需，而救当世空疏之习。”③皆非溢美之辞。 关于张之洞兴革教育的行政实绩，本书上篇有关章节已作介绍，这里着重讨论他的教育目的论、教育制度论、教学论、师资论以及游学论。 ①《清史稿》卷一百七，选举二，学校二，第3132页。 ②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一，书札八，致广雅钙院分校马季立等。 ②许编《年谱》卷八。 ③赵尔巽奏折，见《全集》卷首上。 第一节 德智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 张之洞的教育目的论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他在《劝学篇》中提出的“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④。他兴学育才数十年，目的始终如一，即培养思想立场“卫道”，知识能力“开新”的忠实干练的“经世致用”之才。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张之洞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光绪二十八（1902年）年十月，他在《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中论道：考日本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礼失求野，诚足为我前事之师。虽中国地广人多，时艰帑绌，改弦更张之始，凡诸学制固不能遽求美备，而宗旨不可稍涉模棱，规模不可过从简略。 张之洞在论述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时，并不是将这三个侧面等量齐观、并行论列。他特别强调“体用兼赅，先后有序”，显然是以德育为体，以智育、体育为用；以德育领先，以智育、体育随后，这既是张氏本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体用观的表现，也直接因袭了中国的德化主义教育传统。张之洞的新贡献在于，他在强调德化主义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必要性、重要性，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意蕴。 光绪三十年（1904年），张之洞亲自撰写《学堂歌》，阐发体育—德育—智育的要旨，刊印一万五千份，颁发至各学堂。其歌唱曰：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去兴学别无方。教体育，第一桩，卫生先使民强壮。教德育，先蒙养，人人爱国民善良。孝父母，尊君上，更须公德联四方。教智育，开愚氓，普通知识破天荒。物理透，技艺长，方知谋生并保邦。①关于德育，张之洞将忠君爱国列为首要。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四川学政任内撰《輶轩语》，书中说：“教士之道，其宏纲要领，世祖皇章卧碑八条，圣祖皇帝圣谕十六条尽之，凡属上林，恭敬遵守。”二十余年之后，他已由旧式官僚转化为洋务大吏，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但其忠君爱国的德育主张不曾改易。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他在《劝学篇》中以更为急切的态度，更为明晰的语言申明：“当此时世艰虞，凡我报礼之士，戴德之民，固当各抒忠爱，人人与国为体，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犯上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如鹰鹯之逐鸟雀。”②他的德育思想，“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03年），他主持制订的《学务纲要》仍然规定“以忠孝为敷教之本，以礼法为训俗之方。” 以上主张在今天看来，多为过时之论，不过，张之洞的德育思想在一般道德品行的培养方面，也蕴含若干有价值的内容。例如他在《輶轩语·语行》中所论列的德行谨厚（心术慈良不险刻，言行诚实不巧诈，举动安静不轻浮）、人品高峻（教书院义学不素餐，求功名不夤缘，试场不作弊）、立志远大（不以一衿而自足，不以能文而自满，立志希古，不随流俗）、砺厉气节（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持正不阿，方可无愧为士）等等，在今天仍可参酌。 张之洞反对将学生培养成“高而不切”，“不知时务”的“陋儒”，引导学生关心天下忧乐，树立利国利民的襟怀抱负，以此作为德育的重要任务。他认为“扶持世教，利国利民，正是士人分所应为。”“国家养士，岂仅望其能作文字乎？通晓经术，明于大义，博考史传，周悉利病，此为根柢。尤宜讨论本朝掌故，明悉当时事务，方为切实经济。”①讲求“切实经济”，明于时务，正是中国教育“经世致用”传统的发挥，同时又暗合近代社会对于学校教育，人才素质的实用要求，表现出张之洞德育观的开明性。 关于智育，张之洞的思想变化轨迹十分明显，但要而论之，终不离“人才维国势”的根本宗旨。 历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期间，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囿于传统儒学的轨范。这在他的《輶轩语·语学》中有充分显现。该篇列举“为学之道”有四：一通经，二读史，三读诸子，四读古人文集。显然，此时的张之洞头脑中的“智育”概念，完全以中国传统学术所涉及的领域为限，以其重心为重心。“通经”被列为智育的首要内容。虽然从纯粹学术研究的意义上分析，《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不乏精彩之处，如读书宜读可以考古、可以经世，可以治身心的“有用书”；为学忌分门户，“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等等，但若从开发青少年智力以建设近代国家而论，此时张之洞的智育思想实在过于陈旧，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从光绪八年（1882年）外放山西巡抚起步，张之洞开始向洋务大吏转化。在兴建工厂、修筑铁路、开发商务、编练新军等一系列“求富”“求强”以振国势的洋务活动中，张之洞对于社会所急需的专门人才的知识结构、素养、技能，有了日益丰富的新认识，因而他的德育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他逐步意识到，传统教育传授给学生的“修齐治平”功夫，显然不敷时用，社会急迫需要的，不是泥古不化的迂儒，而是“道义兼通”，“文武兼通”，”内外兼通”的于才。要培养这样的全面之才，“智育”的内容必须扩充，结构必须调整，重心必须转换。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他在《创设储才学堂折》中说：“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他决定在储才学堂内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交涉之学包括律例、赋税、舆图、繙书；农政之学包括种植、水利、畜牧、农器：工艺之学包括化学、汽机、矿务、工程；商务之学包括各国好尚，中国土货、钱币轻重，各国货物衰旺。①此时张之洞对“智育”的理解，可以《劝学篇·外篇·益智》为代表： 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他接着批评道：“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对中国传统教育忽视农、工、商、兵等各门专科知识作出真切反省。对照二十余年前《輶轩语》所论“为学之道”，已大相径庭。此时他所认定的“智育”内容，远远突破经史子集、修齐治平的狭窄、陈腐范畴，而以“新旧兼学”，“政艺兼学”为标帜。所谓“新旧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等“旧学”，又要学习西政、西艺、西史等”新学”。所谓“政艺兼学”，是说既要学习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等“西政”之学，又要学习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西艺”之学①。从所列科目的广泛、完备看，近代教育的“智育”内容，至此已基本定型。 张之洞此时的智育思想有两点应予以特别注意。 其一，他之所以大大拓展智育的范围，完全服从于“人才维国势”的根本目的，所谓“智以救亡，学以益智”。他声称：“窃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②。他之所以提出仿效西方广开“专门之学”，主要是出于开办多种“洋务”事业的急迫需要，而并非出于有意识、有目的地建构起近代教育的“智育”理论体系。 其二，正因为张之洞的“智育”服从于挽救清王朝“贫弱废弛”的“国势”的目的，所以在“开新”的同时，又留有顽固的“卫道”尾巴。其典型例证是，他在自己开办的第一所近代课堂——广东水陆师学堂中，要求学习管轮、驾驶、马步、枪炮、营造专业的学生于“每日清晨，先读四书五经数刻，以端其本。每逢洋教习歇课之日，即令讲经史，试以策论。”①这种不伦不类的课程安排，丝毫无益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但它却真切的反映出张之洞智育思想的深刻的内在矛盾——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关于体育，正如《学堂歌》所唱，张之洞将其视为教育“第一桩”。为了培养学生强健的体魄，张之洞在拟定的《学务纲要》中规定“各学堂一体练习兵式体操以肄武事，并于各高等学堂中讲授军制、战史、战术等要义。”对此，张之洞的好友、军机大臣瞿鸿机（1850—1918）表示异议。之洞致信瞿鸿机，说明“学堂兵操万不可少。……所谓兵式体操者，乃操练步法行列并演习放枪之式，若无枪械，即操法不全。……此乃环球各国办学者第一注意之事，在中国今日学堂尤为自强要端”，“似不宜删除也”②，在他主持开办的各级各类学堂中，各年级均设有体操课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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