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4

新的强人是：毛泽东(中国的斯大林)，朱德(中国的朱可夫)，周恩来(中国的莫洛托夫)。时间很巧合，就在这期《生活》出版的同一天，1月31日，北京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新的历史开始了。从此，延安的天空消融在北京的天空。不再会有新的莫里森、端纳，也不再可能产生新的史沫特莱、伊罗生、斯诺、白修德……他们的身影将离现实远去，但却会在后人的目光中、在历史远景中又凸现出来，带给后人无穷的想象和思索。外国记者影响中国历史行程的日子注定要成为过去。与此同时，目击中国、报道中国、叙述中国的他们，最终也变成了中国的历史。1943-1949年第47节 跳舞风波(1)跳舞风波——史沫特莱与海伦•斯诺的延安故事本文译自彼得•兰德的《走进中国》一书中第三章《阴与阳》,主要描述史沫特莱和海伦两位美国女记者1937年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和彼此之间的矛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年延安的生活一角。——李辉1史沫特莱想前往红色根据地。尽管她写过一本关于红军及其在福建、江西的战斗的书，但她却从未亲临其境。她想见到红色游击队。正是史沫特莱催促马海德前往红色根据地，史沫特莱还促成了斯诺的探险，当然她没有料到他会在她之前抵达那里。可以猜测，是斯诺而不是她成为红军选上的西方记者，她对此显然会颇为失望。不过，史沫特莱性情豪爽，虽然此事让她感到痛苦，但当斯诺11月返回西安时，她还是从临潼赶来与他共餐。晚餐在德国牙医旺斯克大夫家里举行，他是史沫特莱向红军方面提供药品的一个代表。饭由丁玲准备好。丁玲是一位作家，史沫特莱曾将她从险被国民党枪杀的危险中搭救出来。丁玲1933年被蓝衣社绑架，出卖她的是她的丈夫。史沫特莱呼吁释放她，曾在《中国论坛》上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丁玲现在准备前往红色根据地，临时出任旺斯克大夫的厨师。斯诺讲述了他在红色根据地的见闻，令他们兴奋不已，这更激发了史沫特莱到那里去的欲望。毫不奇怪，史沫特莱最后抵达延安后，会马不停蹄地四处了解当地人的生活。史沫特莱有办法让自己相当多地介入到朋友个人生活之中，并且激励他们在可能情况下进行战斗，乃至革命。内心的和谐与她无关: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似是与之相对，在朋友的生活中也不例外。她激进，又是女权主义者，认为女人应该像男人一样自由地敞开心扉。如果她看到所认识的男人虐待女人，她就会仗义执言；要是她愿意的话，她也会敌视女性。在延安，史沫特莱被当做贵宾受到毛、朱德、周恩来和革命友人的接待。她喜欢到那里去。延安是座古老的要塞城镇，在旧长城环绕下伸展而出，形成山间的驻地。这个镇子依山傍河，河水流过，浇灌前方陕北干枯、裸露的黄色高原。这片景物，与史沫特莱在美国西部度过贫困童年的高原和深褐色平原颇有些相似。这让她产生灵感，不由得唱起她还记得的牛仔歌曲，像《拉雷多的街道》、《她将来到山周围》，她还是好久以前在遥远的故乡唱过它们。大概也是这种灵感，让她忽发奇想，要把跳舞引进到延安。2正因为如此她在这里与延安的妇女发生了冲突，她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们的夫人，曾陪伴经历了长征。根据史沫特莱的性格，她绝对不满于仅仅当一个外国客人安安静静呆在她的窑洞里。她认为延安需要更为丰富的生活。的确，这里到处都是灰尘，显得单调，只是到最近才被清教徒式的革命者定为他们的新首府。史沫特莱从科罗拉多的青年时期起，就懂得了一辆小小的运输车如何会发展为一个镇子。征得毛的同意(他也许感觉到为了未来的出国访问他需要学会跳舞)，史沫特莱在位于城郊的一个被废弃的基督教教堂里办起了跳舞训练班。在这片贫瘠之地上，她挑选的音乐是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她还机敏地用上了手摇留声机。很快，毛和其他一些革命领袖们都在入夜时分来到这里上课，教他们的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年轻美貌的吴丽丽，一位离过婚的老练的演员。延安的妇女被激怒了。她们中间没有人对跳舞感兴趣。当然，她们中的有一些人不能跳舞，因为从小被缠过脚。这些妇女把史沫特莱看成一个捣乱分子，想败坏延安不成文的关于婚姻关系的法则。史沫特莱本人虽然对此茫然不知，但她目前所做正是如此。呆在窑洞的延安夫人们和她们的男人完全不同。她们并不想抛头露面，因为她们好不容易才艰难地取得平等的位置。这也许能引起史沫特莱的同情，但她的心却是和男人们站在一起的，她毕竟有着小伙子一样的无所顾忌的浪漫。延安夫人们讨厌史沫特莱勾引她们的丈夫迷失在基督教堂里怪异灯光下，她们也不喜欢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在她的窑洞里采访她们的男人，住在史沫特莱隔壁的她最好的朋友吴丽丽，作为翻译当然要参加采访。所有矛盾就要一触即发，正在此时，海伦•斯诺来到了。她需要一点儿时间来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她一抵达就清楚看到了史沫特莱处在一种半孤立的状态，并且高度心神错乱，即便还没到偏执狂的程度。海伦颇为准确地判断，史沫特莱当时表现出来的一部分举动，是受到了海伦到来的刺激。史沫特莱天性不会掩饰情绪。她对海伦出现在她的赛场上显然颇为不快。本来，因为斯诺在红色领袖那里获得的尊敬超过了她，并且在她还没有接近他们之前他就满载而归，她的感情从而受到了伤害。现在，海伦又来了。过去史沫特莱一直不重视海伦。她并不十分了解海伦。她只是和斯诺保持友谊，在他们刚到中国的最初几年里她给予他很多帮助，她认为他才可以与她平起平坐。很自然，她瞧不起海伦，可是红色领袖们却在并没有对海伦有多少了解之前，就把这个初入道的人奉为嘉宾来接待，这就令她气恼不已了。羞辱之外，便是嫉妒，因为她不得不忍受另一个美国女人的出现，而此时她自己在延安却被看做一个行为不检点的人。事实上，与这位新来者结成一个强有力的联盟，也许对史沫特莱的事业有所帮助。海伦也需要一个盟友。她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地方完全不像丈夫对保安的描述那样。她曾期望这里是一个清洁、快乐的大本营，充满着活力与健康。相反，她在延安看到的是尘土飞扬、老鼠乱窜的中国一角，士气受到肺病、鼠疫的考验，这是因为人口骤然增多而带来的。海伦差不多很快就因为饮食问题而患上疟疾，体重一下子减少许多。她的病与猛烈的文化刺激混杂在一起。史沫特莱在红色领袖们面前中伤海伦，用侮辱的语调攻击她的漂亮相貌和气质，好像是说外表让人更多注意的女人不可能成为革命的真正朋友。她还对红色中国人说海伦是一个资产阶级主妇。她控制了海伦带到延安来的为数不少的钱，有一百元，把它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再也没有归还。她还用不同方式给海伦添乱，或者说看上去就是针对海伦的。显而易见，史沫特莱处在一个特殊状态，甚至对她本人也是如此。随着时间推移，海伦开始了解在延安发生的事情，她对史沫特莱的评估得到了充分的印证。1943-1949年第48节 跳舞风波(2)3毛大概每天都要停下工作，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和她聊天。毛并不是史沫特莱倾慕的领袖。这些美国记者都有各自特别倾慕的对象。她倾慕的是朱德，后来为他写了一本书。毛对她的反应也不甚好，可能她也有这样的感觉。从他的举止，从他和她讲话时避开她的眼睛的做法，她感到一种不可捉摸的气质。开始，她认为他温柔，或者说有些女人气，如她所称一个“唯美主义者”。那些被她称作像女人样子的男人她都不感兴趣。但她在直接了解后发现这位红色领袖完全是“精神孤独”。他是诗人，一个文学家，一个浪漫主义者，而她自己也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她鼓励他学习跳舞，安排吴丽丽做他的舞伴。他们在史沫特莱的窑洞里海阔天空地谈话。毛像是乐意有机会谈论一些在战争中无暇思索的话题。此时正是在与国民党休战和抗战开始之前的间歇，这段时间使他有暇来读书、写作和跳舞。史沫特莱写道:毛常常来到我和女秘书住的窑洞。我们三个人简单吃点儿午餐，谈上几个小时的话。因为他从未离开过中国，便问了一个又一个问题。我们谈印度，谈文学；有一次他还问起我是否爱过，为什么爱，爱对我意味着什么。”吴丽丽在毛和史沫特莱的海阔天空的漫谈中当然还是担任翻译。诗人济慈和雪莱创作的浪漫爱情是怎样一种现象？毛问史沫特莱。这超出了他的阅读范围。她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吗？它像什么？史沫特莱很快就明白了毛并非是问自己，而是向吴丽丽表达他的思想。他开始向吴丽丽交换并非带有革命特点的诗，而吴则有意识地并颇为成功地让毛用他那奇妙而艺术化的书法来书写她自己写的诗。毛中午到史沫特莱的窑洞来，没有躲过毛的夫人贺子珍的眼睛。贺子珍不仅陪伴丈夫走完长征，路上还为他生过孩子。她想独占丈夫，并且成为最为猛烈批评方形舞的人。史沫特莱已经陷入延安妇女的围困之中了，而她可能还不知道。现在，事实上是她促成了贺子珍的丈夫与吴丽丽之间的爱情事件。7月，海伦抵达延安两个月后，一个晚上，灾难终于发生了。据史沫特莱说，在她上床睡觉后，听到隔壁吴丽丽的窑洞门前响起熟悉的毛的脚步声，紧接着，像猫叫一样的尖叫划破夜空。史沫特莱冲进隔壁窑洞，看到毛坐在吴的床边挡住他的妻子的拳头，原来她一直跟在丈夫后面，跟踪他的幽会。贺子珍站在一旁，朝着毛大喊大叫，毛默默承受了一阵子责骂，然后给了她一个耳光，要她停止。于是，贺子珍冲向缩在角落的吴丽丽，一只手揪住她的头发，用指甲掐她的脸。史沫特莱制止了她。史沫特莱是另一个惹起贺子珍愤怒的人，贺又向她发火，指责她把她的帝国主义方式带到这个反叛者根据地，改变了当地的道德准则。史沫特莱予以反驳。她给了贺子珍一耳光，反驳说贺才是反革命。她说贺子珍不配当中国共产党主席的夫人。这时，毛训斥了贺子珍。他说史沫特莱说得对。他到吴丽丽的窑洞来看看没有什么不对。她是因为疑心、嫉妒的举动而犯下反革命行动的罪行。他命令她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贺子珍不情愿，毛就命令他的卫兵把她带回去。两个卫兵便把她从吴丽丽的窑洞架回毛的房子，一路上都有人好奇地偷偷观看，不少人醒来从他们的房子里观看这一奇怪事情的经过。4毛的婚姻不可挽回地毁坏了。贺子珍离开了延安，随后到莫斯科接受“再教育”。吴丽丽的生活也毁了。她烧掉毛的诗，然后很快也离开了延安。据说，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史沫特莱也发现，在这一插曲发生之后，她本人便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史沫特莱决定离开延安，不过，她在8月中旬从马上摔下来造成重伤，还不能立即成行。与此同时，要离开延安的海伦遇到了麻烦。对海伦来说，延安不是一个奇妙的王国，她计划在那里停留一个月，完成她的采访，然后就返回北平。可是事与愿违，她发现她被困住了，难以脱身。她曾想象她能够搭乘红军返回西安的卡车，但没有这样的机会。一天，一辆载着美国记者的车来到延安，她心想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机。车上坐着拉铁摩尔、菲力浦和阿格尼斯•贾菲夫妇(Philip Jaffe, Agnes Jaffe) 、毕恩来(T.A.Bisson)，开车的埃菲•希尔(Effie Hill)这位瑞典机械师，是伟大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沙漠探险时的司机。他们假装要到西安附近的一座名山游览，偷偷越过蒋介石在城周围的封锁线来到这里。海伦请他们同意她坐他们的车一同返回，但他们害怕这样做，因为海伦如今已上了西安的黑名单。他们不敢冒这个险，让人看到她和他们一同从假装的郊游返回。“根本不讲友情。”海伦写道。随后雨季来临。“两个城市间的道路、桥梁被几个星期的大雨冲垮了，一直到秋天都如此。”海伦后来写道，“我只能滞留延安直到9月。”延安的氛围颇有些不适合海伦的性情。她愿意穿和别人一样的军装，但却不能不让她画上口红。在延安的主要接待方式，集体唱歌、开会、高谈阔论，还有得感谢史沫特莱之力而推行的跳舞(分组跳)，这些都是海伦讨厌的东西。她讨厌抛头露面，这与对所有到延安的来访者的期望恰恰相反。她拒绝参与，结果她发现她少为人知。在海伦之外延安另外还有三个外国人，马海德医生除外，其他这几位的运气都颇为不佳。海伦与史沫特莱之后好歹相安无事。她回忆说:“除了她大发脾气的时候，史沫特莱还是有一种特别的迷人之处，聪明而幽默，我常常上山到她在延安的窑洞，只是为了高兴地听她说蒋介石如何是个‘封建杂种’”。另外两个外国人是马海德医生和德国顾问李德。像海伦一样，他们也不怎么喜欢史沫特莱。李德当时除了给他看病的马海德医生，跟谁都不讲话，因为他感到谈话实在太危险。马海德给海伦带来快乐。他散步来看她时，在她的窗下大声唱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但他拒绝给史沫特莱医治摔伤，最后是在海伦哭着恳求后才同意帮忙。尽管如此，他还是不肯和史沫特莱讲话。这是伊罗生早就注意到的同样的老问题。马海德和李德都说史沫特莱“编造”过他们的假话。最终是毛本人命令史沫特莱离开延安，毫无商量余地。“史沫特莱并不特别勇敢。”海伦现在还记得这一天。史沫特莱当时的情况相当危险，偏执病又发作，即便还不能说是发疯，但她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来想办法搭救自己。海伦认定，史沫特莱假冒她的名义给斯诺发过电报，后来海伦在北平斯诺的书桌上看到过这封电报。电报中要他赶到延安来，其目的海伦认为就是来搭救史沫特莱。尽管海伦早已告诉过丈夫她的困境，但海伦一点儿也想不起来自己发过这样一封电报。海伦给斯诺写过一些信，信任史沫特莱便请她代为邮寄，可是斯诺却从未收到过。海伦甚至怀疑史沫特莱扣下了往来信函，包括斯诺从北平寄来的现金。“至于这一次，联络已不可能，尽管我丈夫并不知情。”海伦写道，“我后来怀疑史沫特莱是否扣下了这笔钱。有时我的邮件通过她寄。”史沫特莱和海伦最终在9月7日一起离开延安。雨季结束了。海伦后来记述道:“9月7日天亮了，我病得很厉害，艰难地起了床。”无论如何这次机会不能错过，不然下一次恐怕又要等好多星期。这次行程有二百五十英里，需要十二天，一路上骑马和骑骡子，令人疲惫不堪。这两个女人由一位武装卫兵陪同，另外大约有三十名红军士兵和三位夫人，包括朱德的夫人，他们都是奔赴前线参加抗日战争。这次旅行中，有一段路史沫特莱是躺在担架上由五位脚夫抬着行军，在这些脚夫之外，她还有一个私人警卫员和一位传令兵。另据海伦说，史沫特莱看上了分派给海伦的警卫员，他是参加过长征的英雄，叫孙华(音译)。海伦回忆:“史沫特莱小姐一看到我的健壮、魁梧的新警卫员，眼睛就亮了，然后又看了一眼。我非常清楚她的心思。整个旅行中她都垂涎于她的同伴的警卫员。但是，我一直信奉的基督教女童子军教规有其规范，所以整个夏天我都想与这位脾气大、复杂的人友好相处。她这样的人一分钟前还挺迷人，可是转瞬之间就变得不可思议了。我的行李包和我的一百元钱她可以拿走，但还想拿走我的警卫员吗？直到最后抵达西安她也未能如愿。”后记本书主要参考书目本书主要参考书目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罗伊•沃森•柯里:《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 (1913—1921)》张玮瑛、曾学白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莫里森:《清末民初政情内幕——莫理循（莫里森）书信集》骆惠敏编，刘硅梁、陈霞飞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彼得•兰德:《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李辉、应红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王鹿鹿、马红星、张奇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J.B.鲍威尔:《鲍威尔对华回忆录》邢建榕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94年。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张戎、乔恩•哈利•戴:《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传略》傅五仪、张爱荣译。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2年。张庆军、孟国祥:《米字旗下的中国朋友》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年。伊罗生:《中国革命史》(即《中国革命的悲剧》）刘海生译。上海，向导书局，1947年。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伯纳德•托马斯:《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吴乃华、魏彬、周德林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海伦•斯诺:《重返中国》刘炳章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史沫特莱:①《中国的战歌》，江枫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86年。②《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梅念译。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李良健、李希贤校译。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贝特兰:《在中国的岁月》何大基、宋庶民、龙治芳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约翰•戴维斯:《抓住龙尾》罗清、赵仲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丁中青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爱泼斯坦:《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白修德:《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崔陈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矶野富士子:《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冈瑟•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马飞海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Ander Malaraux:Man’s FateRandom House,1990.Cyril Pearl:Morrison of PeikingPenguin Books,1970.Graham Peck:Through China’s Wall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1940.Helen Foster Snow:My China YearsMorrow, New York,1984.Hugh Trevor-Roper:Hermit of PekingAlfred A.Knopf,1977.Vincent Sheean:Personal Historythe Literary Guild, New York, 1934.W.A.Swanberg:Luce and His EmpireCharles Scribner Sons,New York,1972.后记后记《在历史现场——换一个角度的叙述》这本书，是我翻译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彼得•兰德著）一书的自然延续。当它即将结集出版时，我首先想到了几年前逝世的董乐山先生。当年，是他向我推荐了彼得•兰德的书，并建议我不妨花些时间，对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做进一步的了解和研究。没有他的建议和指导，也就不大可能有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尽管我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刚刚开始，这本书也仅是一种偏重于记事的叙述，远谈不上系统和严谨的研究，但我还是愿将这本书献给我所敬重的董先生，以此表达我对他的感激和深深的怀念。在接受了董先生的建议后，我开始关注并陆续撰写关于外国记者与中国的文章，后又在人物选择上有所扩展，以记者为主，同时还涉及到外国来华的传教士、外交家、探险家等。我的兴趣主要在他们回忆录中所提供的历史细节和精彩故事，我把它们看做是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另一角度的叙述。因此，当在大象出版社的《寻根》杂志上开设“在历史现场”专栏时，我起了这样一个副题：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这个专栏即是本书的雏形，最终将它交由大象出版社出版，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周常林先生自始至终对本书的关心和支持，感谢大象出版社的编辑为此付出的辛劳。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央电视台的魏斌、陈晓卿、萧同庆等诸位朋友，受他们的鼓励，我第一次“触电”，与中央电视台记录片栏目合作，拍摄了八集专题片《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本书的主体，即是由为该专题片撰写的脚本构成。没有这些朋友的鼓励、敦促和帮助，这本书显然不会很快完成，也不会获得那些专程去美国搜集到的图片与资料。甚至本书个别章节中的一些场景描述，还是出自他们之手。掠人之美，特予以说明并致谢。考虑到本书并非研究专著，故在行文中除必要时说明资料来源外，一般未一一注明引文出处及页码。为此，特在书后附录了主要参考书目，供研究者和读者了解。对在本书中引用过的专著和译著的作者、译者，谨致谢。为了使本书较为完整，我选用了彼得•兰德先生《走进中国》一书的部分译文；在访问美国期间，也得到了兰德先生的大力帮助，他还慷慨地为本书提供了大量历史照片，谨致谢。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远在美国的友人万树平兄，多次提供历史书籍和图片;访问英国的黑马兄，帮助查阅《泰晤士报》并予以复制，谨致谢。九十高龄的黄苗子先生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谨致谢。这本书是自己对一个新领域的关注和描述的开始。我希望将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我相信，更多细节的发掘，多种角度的叙述，才会使历史的记录更接近于真实，从而使那些过往的历史场景在人们眼前变得愈发丰富与生动。李辉2002年10月2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