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3

史沫特莱的这一描述，可以由1937年李天织所写《西安一月》一文印证:至24日午后，乃决定由张学良陪送蒋委员长赴洛阳。但对外仍则守秘，并由杨令教育厅通知各学校，谓绥主席傅作义于25日下午一时到西安，令学生前往欢迎。是以25日许，即有学生结队赴飞机场等候。场之四周，戒备极严，学生均立于戒备线以外。二时许，蒋委员长与张乘汽车到机场，杨亦到。学生见蒋委员长，无不惊奇，互相耳语。警戒兵士则以枪口相向，禁止说话。蒋委员长到场后，见许多学生，询之，杨谓系欢送委员长者。蒋欲向之训话，张谓天气不好，时已过晚，请速行。委员长乃登机凌空脱险。从语气看，《西安一月》显然站在南京政府立场对事件过程予以叙述。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对机场现场的描写有所不同，多了蒋介石因恐慌而重申已答应的六项条件的细节:汽车一进飞机场，他们就看见飞机场上一二千学生和群众队伍。这批人本来是等候欢迎在绥远抗日的傅作义将军的，可是蒋介石不知道，以为是对付他的。他恐怕群众出来留难，不让他走，就着急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重申六项诺言以后，即与宋子文、宋美龄、端纳一同登上飞机，立即起飞，张学良登上自己的飞机跟着起飞，这时已是下午四时了。申伯纯是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方面成立的设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属于上层人士，但他当时正在参加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不在现场，因此他所写的这一细节，可能是杨虎城自己的讲述。飞机离开了西安。史沫特莱回到了住地。得知蒋介石已经离去、张学良为表示诚意而主动陪同的消息，整个西安都为之震动，反应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张学良的军官们。史沫特莱这时目击了他们的惊诧、愤怒、失望:大约过了有一个小时，一群满洲军的青年军官在旅馆里各个房间之间走动，到处尖刻而气愤地抱怨那种诡计。他们来找我，对我说:“我们被出卖了!红军劝说少帅放掉了蒋。”一个年轻军官以轻蔑的口气喊道:“少帅依旧是满脑子愚蠢的封建意识。这回他永远也别想自由了!”西安事变历史的一幕，因蒋、张的突然离去，戏剧性地拉开又关上，关上又拉开。只是，待再度拉开之后，主动与被动的位置已经变换。1936年第33节 西安：石破天惊时(6)10蒋介石突然被悄悄释放，让许多人大失所望，贝特兰就是其中之一。当史沫特莱目睹这一历史场面时，贝特兰还正在前往西安的跋涉途中。次日晨，我们前往拜会当地的县长，这是一个圆滑的官僚式人物，我一见他的面就不喜欢他。他问我们为什么要去西安，我说，我们有急事要找委员长和少帅。“可是等你们到那里时谁也找不到了。你们昨晚没有听到电台广播吗？昨天张学良和蒋介石将军一起飞到洛阳去了。今天委员长将回到南京。”如果情况属实，西安事变是莫名其妙地、虎头蛇尾地收场了。可是究竟是这样的吗？当然，说收场还为时过早。因为蒋介石的被释放，只意味着兵谏告一段落，而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一般被认为应该延续到1937年的2月。中央军进陕，东北军在发生分裂后东调，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改编，红军改编……三个月时间过去，中国已不是过去的格局，张学良、杨虎城今后的命运注定被改变。斯诺对蒋介石被释放之后的局势描述颇为形象、有趣:现在最后一幕开始演出，对于初次见到东方的装模作样的艺术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有些老资格的观察家来说，这都是最最令人惊叹和莫名其妙的一幕。在以后的三个月里，西安事变所引起的政治上错综复杂的关系大部分都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到了最后，局面就完全倒了过来。有人得到了大进展，大胜利，也有人遭到了大挫折，大失败。但是所进行的决斗就像中国旧戏舞台上两名古代武将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心惊胆战，但是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到对方。最后，战败者颓然倒下，表示阵亡，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了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威风凛凛，极其庄严。虽然失望，贝特兰后来还是对张学良表示了特别的敬意:少帅被与世隔绝达半个世纪之久，成了一个对谁也没有妨碍的政治犯，以写写关于中国古代王朝历史的学术性文章来打发日子。他成了一个越来越模糊的象征性人物——中国被遗忘的人。但是，他对于一个世纪以来战争与革命延绵不断的中国实现统一和独立这个盖过一切的事业所作的贡献，是无可怀疑的，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史沫特莱又一次表现出习惯于指点江山的风格。她认为:“西安事变可能已经以一种地方性的失败告终了，却仍然是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一个统一的中国，虽然缓慢而且伴有剧痛，终于在渐渐诞生。”就这样，西安事变在他们的眼前展开，又在他们的眼前合拢。1937-1943年第34节 雾重庆(1)1西安事变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了中国。这里已经在发生变化，这里肯定还要发生变化，在1937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显然，几乎所有人都这样看。与中国有关的人和事，成了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电影也不例外。此时，根据赛珍珠的小说《大地》改编的电影，正在好莱坞拍摄。1937年1月18日，在纽约出版的《生活》周刊，专题介绍了这部电影的拍摄情况。美国女作家赛珍珠是位传教士的女儿，她在中国的江苏长大，她所熟悉的中国生活成了她的小说背景。她笔下的中国人物，经好莱坞导演的创造而变得家喻户晓。真正让众多西方读者感到好奇、感到震动的中国人，当然还不是赛珍珠笔下虚构的人物。一个星期后，1月25日，还是在《生活》周刊上，一批十年来几乎一直不为外界所知、显得十分神秘的中国人，第一次向西方读者露出了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他们便是斯诺几个月前冒险直接采访到的、被蒋介石称为“赤匪”的红军领袖们和他们的士兵。《生活》这一期介绍中国共产党人的专辑，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首次亮相”。在斯诺为毛泽东拍摄的所有照片中，这一张头戴八角帽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后来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发行，印数恐怕达到上亿张。不过，当它第一次与西方读者见面时，《生活》周刊的编辑在旁边的说明中只是这样简略地写道：毛是他的名字，他的头值二十五万美元。据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周刊为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在发表斯诺拍的这些照片时，《生活》周刊还配发了史沫特莱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文中这样说: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中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位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神秘的一角，就这样在世人面前呈现出来。由《生活》周刊率先发表斯诺的照片，还具有另外一种意义。《生活》周刊是美国新闻大亨卢斯继成功创办《时代》杂志之后，又创办的一个突出图片效果的杂志。卢斯与赛珍珠一样，也是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的后代，他注定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关系。因为卢斯的缘故，《时代》从1923年创刊之日起，关于中国的报道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内容，甚至占据颇为重要的位置。孙中山、宋庆龄、张作霖、张宗昌、溥仪、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个显赫的人物，都在这本刊物上一一亮过相。在不少人看来，卢斯是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者，早在1927年4月4日，蒋介石就成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卢斯把他看做一个时代的领衔人物。然而，在1937年年初，还是这个卢斯，他身上的新闻敏感性超越了他的政治倾向，西安发生的一切，让他意识到中国实现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让他预感到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过去势不两立的老对手，正在渐渐靠拢。因为在这个春天，卢斯，还有更多的外国记者们，似乎都听到了渐渐逼近的战争的隆隆炮声。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不可避免。很快，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成了世界瞩目的地方。中国的抗日战争由此全面展开。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将目击这片土地上更为激烈也更为残酷的战争风云。1937-1943年第35节 雾重庆(2)21938年的武汉，如同1927年大革命时期一样，又一次成了焦点。前来报道中国抗战的外国记者、前来支援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汇集到这里，亲身感受着中国人民燃烧起来的抗日激情。报道过1927年大革命的斯特朗来了；刚刚访问过延安的史沫特莱来了；报道过西安事变的贝特兰来了；报道过“一二•九”运动、卢沟桥事件的《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斯蒂尔来了;目睹南京保卫战的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时报》记者蒂尔曼•德丁来了……一些新的面孔也出现在武汉:《伦敦新闻纪事》的记者阿特丽来了，她后来出版了《扬子前线》一书；电影导演伊文思也来了，他为中国抗战留下了大量珍贵电影胶片……据一位美国研究者称，此时大约有四十名外国战地记者齐集武汉，报道这座城市的保卫战。未来几年将对中国局势产生重要影响的美国军人，也汇集在这里。他们是美国使馆的武官史迪威，空军上校陈纳德。武汉还有美国海军军官卡尔逊。刚从西北访问八路军归来的他，迷上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这使他后来在太平洋战争中率领突击队屡立战功，声名大震。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也来了。贝特兰很高兴见到白求恩。他们成了朋友。贝特兰把他的一套旅行用的衣物全部送给了白求恩大夫:蓝色的棉军衣、铺盖卷、皮帽子、一条灯芯绒马裤和一双系带子的马靴。后来从在延安和华北各地拍的一些白求恩的照片上，他发现白求恩还穿着他送的一些衣物。贝特兰认为白求恩的轮廓和头形酷似列宁。他说:“从他所留的发式和立起来的短短的胡子来看，我猜想他是特意打扮成这个样子。在公理会教室的门廊前我给他照了一张像，照片中他朝前挺着身子，昂着头，目光凝视着远方，活像列宁在芬兰火车站的样子，使人以为他也许就是在那部史诗般的俄国影片中扮演列宁的演员。在我看来，这是白求恩在中国拍下的最好的一张照片：在后来拍的一些照片上，他看上去面容消瘦、憔悴，像老了二十岁。”无论在武汉，还是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在许多外国人眼中，这是中国人民抗战热情最为高涨的时期，也是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最好的时期。贝特兰后来在他的中国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1938年初春，国民政府连同它的中央各部和政界要员已西迁重庆，但蒋介石委员长的总部仍在汉口。许多部门的首脑人物也在这里。周恩来不仅是八路军办事处的负责人，而且是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严阵以待的汉口每天都遭到重轰炸机的轮番轰炸，蒋介石夫人的空军残存的飞机和由美国、意大利和俄国驾驶员组成的混合机队时断时续地起来保护这个城市，它变得越来越像马德里了—— 一座真正得人心的前线都城，它不像被放弃、遭蹂躏和摧残的可怜的南京那样，而是放射着一股傲然屹立坚持抗战的光辉。史沫特莱、路易•艾黎、卡尔逊与周恩来在武汉留下下面这张合影。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的一位记者去访问蒋介石。“几天以前，蒋介石告诉我，他与八路军的指挥官朱德将军的关系极好。他认为朱德是一位最有才干的指挥官。”在这样的时刻，几乎所有外国记者都对领导抗战的中国政府和他的委员长蒋介石充满信任和热望，就连曾经批评过他、鞭挞过他的一些人也不例外。曾经是英国共产党员的阿特丽这样形容他:不出几年以前，我们都把蒋介石看做无情的权力攮夺者，而在今日却不但是一个民族英雄，而且显然是一个伟大人物，或者可以说是只有他才能够统一外受列强压迫、内遭封建势力阻挠的庞大中国。共产党曾经想要由他们自己解放中国，脱离地主、高利贷者、资本主义的剥削者，以及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现在却希望在和他们苦战了十年的那人的领导之下得到民族解放。这种好感在不少人心中，延续了好几年。史沫特莱三十年代在上海曾经是宋庆龄的亲密朋友和助手，1941年当她见到宋美龄时，印象也极佳:我们见了面，我发现她非常聪明，有教养，有魅力，有高雅的趣味。……站在她身边，我觉得有点像瑟伯笔下忧郁的小狗。她善于词令，思路清晰，满怀信心。流逝的岁月使她另一个姐姐孙逸仙夫人变得苍老而忧郁，却在不断增强蒋夫人的自信和权力。1940年7月，在一篇有关日本侵华三周年的电文中，白修德描述蒋是中国“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并称赞了宋美龄，说蒋那“柔弱的神采飞扬的贤妻，她的新生活运动给中国人注入了无尽的勇气”。前方也有好消息传来。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颇让报道中国抗战的这些外国记者们欢欣鼓舞。伊文思他们高兴地爬上缴获的日军坦克。史沫特莱写下了她和美国军官们的感慨:直到那时为止，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被打得抬不起头来。这一仗虽小，却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我遇到几名曾经亲临战场的美国军事观察员，他们说，中国的北方军队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而落后的队伍，却打得惊天地、泣鬼神。一名年老的北方将军，他身体极胖，以至他的卫士不得不把他推上一个战略高地。他气喘吁吁地登上山头之后，就再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移动一步。他像一尊勃然大怒的弥勒佛一样站在那里，直到中国军队开始撤退，他才又在卫士的帮助下离开那座山头，再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头。远在美国的赛珍珠，1938年1月在美国一家电台评述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她曾经生活过的南京，刚刚发生日本军队的大屠杀，她为此感到痛苦和悲伤。这年年底，她因创作《大地》等以中国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显然与中国抗战爆发、世界关注中国有一定关系。在后来的岁月里，她一直活跃在援助中国的活动中。一部《中国需要我们的援助》的纪录片，在美国广为放映，呼吁美国人为中国的抗战捐献。1937-1943年第36节 雾重庆(3)3武汉最终沦陷了。民国政府沿长江向西撤退。山城重庆成了中国民国的临时首都，人们习惯上称它作“陪都”。在战时的重庆，江心的这个小岛，一时间在世界上出了名。它是珊瑚坝，是长江枯水季节重庆的机场。通常情况下，只有当天气十分恶劣按惯例不能飞行时，飞机才在夜间从香港起飞，这样可以躲过日本飞机的袭击。洪水季节，飞机再改到城郊的白市驿空军基地降落。那些年里，多少位影响时局的中外人士， 多少个来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在这里走出飞机，登上山顶，然后，又走下山坡，走进飞机，在夜空中消失。沿江边蜿蜒而上的陡峭石板路，令初次来到重庆的外国人感到既好奇又惧怕。不少人不能接受的是坐在滑竿上让人抬了上山。过去做过记者如今被罗斯福委派来到重庆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拉铁摩尔，下飞机后，曾因不忍心坐滑竿，而让来接他的中国官员下不了台。走下飞机后，我们穿过一条隧道，然后乘轿子沿着一段崎岖陡峭的小道登上重庆江堤的坝顶。由于事先未被告知，我本能地不愿让由人充当的役畜抬着，而是坚持要步行。这是我的失策之处，这不仅因为礼节上那些前来迎接我的来自蒋介石左右的贵人们，必须与我一道步行，而且在那时的重庆，任何“上流社会”人士，尤其是学者或官员，自己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是有失尊严的。来到重庆的外国记者，一般都住由中国政府的国际宣传处提供的记者公寓。它位于长江南岸。后来几年里，这里成了他们的家。1985年，这批四十多年后重访中国的美国记者，曾在此寻觅旧时的住所。但岁月变迁，这里已变得让他们辨认不出了。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过这座公寓的情景:重庆的记者公寓离南岸的开放港口区有两三里之遥。它位于这座毁掉了的城市的另一端，是在一座山上。那里有流亡政府的办公室、营房等，都延伸到战前这座城镇的垃圾场和公墓之上。记者公寓位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的大院里，自己就是个半官方的所在。我于1940年初秋去那里居住时，它原是一片用竹桩围起来，并饰以香蕉树的田地。其中有用木材和柳条搭成的两幢宿舍。写这段话的记者叫格拉姆•佩克，在所有外国记者中，他是一位特殊的人物，因为他不仅擅长文字，还是一个画家，所以，大家提到他时，常常要在记者身份后面再加上“艺术家”的称号。他第一次到中国是在抗战之前的1933年，他喜欢北京，喜欢到西部旅行，第一次中国之行，他创作了第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穿过中国长城》，书中还画了许多都市景物和风土人情。第二次中国之行，佩克来到重庆，成了美国新闻处的官员，他创作了大量反映重庆生活的漫画和素描，这些作品后来成了他在1950年出版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中的插图。佩克的朋友、另外一位美国记者爱泼斯坦非常推崇佩克的这本著作，他认为:“在许多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中国的书里，这一本可称为经典著作之一。”他还这样评价佩克:“佩克是位画家。他的文笔一如图画，富有诗情画意。他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在作品中为了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而跳动。他有强烈的正义感，文章的表面虽显得平静和态度超然，颇有幽默感;但在文章的骨子里却燃烧着对于被践踏被剥削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的愤怒。”佩克的画描绘出了战时重庆的众生相，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画面。在上面这幅插图上，他便画出了记者公寓所在的位置。佩克和另外一位美国记者克利斯多弗•兰德是好朋友，他将自己画的两幅中国人的肖像素描送给了兰德。兰德又将它们送给了儿子彼得。如今，它们挂在彼得客厅的墙上。彼得说，正是佩克和父亲他们在中国的故事和对中国的感情，促使他写作了《走进中国》。彼得说这些话时，佩克的画就在他的身后，画中人物仿佛正在注视他，倾听他的谈话，两者之间就这样形成了一种历史的连接。4无论记者或者其他外国人，重庆给他们最深的印象是连续几个月的雾。从初冬一直到第二年的初春，雾在长江、嘉陵江河谷漂浮蔓延，笼罩着整座山城。在这样的季节，阳光是人们的奢望。抗战时期，外国记者成了雾都重庆生活的组成部分。当史蒂芬来到重庆担任美国新闻处的秘书时，这位二十一岁的美丽姑娘迷住了这里的不少人。《生活》杂志的摄影师杰克•威尔克斯由她产生了灵感，创作了一组摄影照片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组照片题目叫做“《生活》在重庆的约会中”。史蒂芬被安排成一位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帕尔默•霍伊特约会的姑娘。这是《生活》杂志的虚构:一对地道的美国人正好在重庆相遇，有了一段浪漫的接触。史蒂芬和在重庆的共产党人也有交往。她认识了周恩来，她与周恩来的新闻发言人龚澎成了朋友。在外国记者眼里，龚澎是一位美丽、能干的女性。当战后史蒂芬有机会到上海去的时候，龚澎拜托她将出生不久的孩子带到上海，送到龚澎父母家中。这个孩子是龚澎和乔冠华的第一个孩子。龚澎把这张照片送给了史蒂芬，照片上的婴孩此时当然不会知道，后来他也会像父母一样，成了专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他叫乔宗淮。与共产党人的接触，颇让这位年轻的美国姑娘感到兴奋。她在写给朋友兰德的信中说:“我有不少机会见到许多共产党人，和他们交谈。”“我在他们那里吃过几次晚餐，他们到我们的地方来参加过两次聚会。我对周（恩来）将军个人有相当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有好几个晚上，我和他，和叶（剑英）将军及其他人一起谈话，他们的声音不是太大，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太流利。他们总是把我看做‘把龚澎的孩子带到上海去的姑娘’来热情欢迎我。”战后史蒂芬作为自由撰稿人，前往新疆调查国民党军队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镇压，在返回南京时，死于一次原因不明的飞机事故。她的死至今仍是一个谜。虚构的重庆时的浪漫，对于她，成了她短暂生命的美丽记录，她不再有可能叙述她在中国的见闻。1948年12月22日，史蒂芬的葬礼在南京正式举行。参加葬礼的有重庆时期史蒂芬的美国记者朋友克利斯多弗•兰德、格拉姆•佩克等。史蒂芬的中国朋友叶笃庄也参加了葬礼。 墓碑是一块长方形大理石。碑上用汉字竖排刻着一段话：“一个好酒量的、年轻而勇敢的、声音干哑而谈笑风生的史蒂芬女士长眠于此。”碑文是一首诗:你走了，回到你来自的地方;但我们仍然活在这血腥的、疯狂的、不幸的世界。你知道，我们将坚决地战斗到底，永不罢休。我们将依然喝着白干酒，放声大笑。去吧!亲爱的孩子，放心地去吧，你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几年前，叶笃庄先生告诉我，这个碑文是他草拟的。如今，叶先生已因病辞世，谨在此向他表示我的哀思和感激。）1937-1943年第37节 雾重庆(4)5冬天过去了，被雾笼罩了几个月的重庆，终于变得清晰、明朗。没有雾的日子，却又成了重庆最艰难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阳光，可以看到天空，随之看到的，就可能是黑压压的成群的日本轰炸机。连续几年中，每当这种季节来临时，重庆都面临日本大轰炸的灾难。刚从美国抵达重庆不久的白修德，就遇到了日本飞机的第一次轰炸。White是他的英文名字，白修德是他在重庆的中文名字。白修德是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费正清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与斯诺相同的素质，觉得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个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写的一封推荐信，白修德来到了中国，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虽然白修德后来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等反映美国社会的系列著作而闻名，但中国的重庆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重要事件的目击者。日军飞机的大轰炸留给白修德终生难忘的印象。即便几十年过去，他仍对当年亲历的重庆大轰炸记忆犹新。在1980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重庆在1939年5月3日、5月4日连续两天受到轰炸。今天，在大气层遭到恐怖的历史上，这些轰炸已成为被人忘却的里程碑。但在那时，它们却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从空中进行大屠杀的标志。日本人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上首创先例。”大轰炸是战争风云中最令人们感到悲愤的一页。那一天，我和新闻部的朋友们一起，离开我们在其中呆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边看日落。刚到江边，四面八方的警报一齐响了起来。这时候，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二十七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人人都可以听到大火吞噬竹林时竹节所发出的爆破声，还可以听见吵嚷声，女人的嚎啕、男人的喊叫、婴儿的啼哭应有尽有。有的人往石头上一坐，就颓倒在地，捶胸顿足。我听到背后的山谷里有人在哭喊，有好几次，我见到人们利箭般地从山坡后边冲出，来到大街上，他们的衣服着了火，就在地上翻来覆去打起滚来，把火扑灭。两年之后，日本飞机对重庆的大轰炸仍在继续。出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1941年7－8月份，日本人的空袭激烈而频繁。炸弹遍布重庆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重庆市是在岩石上建造起来的，人们在岩石上凿洞作为空袭掩体。这里曾发生过一起非常有名的骇人听闻的大惨案，当时一颗炸弹炸塌了某个防空洞的入口通道，成千上万的平民被堵在里面。中国的预报很准，空袭警报系统奇迹般地有效。日本人的情报也不错，因为有一天他们显然是企图击中我的房子，一些炸弹落得很近，把墙震塌了一小块。几小时之内，日本人的电台用中文广播说，拉铁摩尔顾问的房子已被夷为平地，相信他已经丧命。毫无疑问，某些中国人在为日本人效劳。佩克的画中有不少重庆大轰炸的场面。大轰炸没有让中国人民屈服，也没有让重庆瘫痪，相反更坚定了人民抗日的信念。大轰炸也让一些外国记者们对日本军队的残酷有了直接感受和认识。正是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白修德开始形成了对日本的仇视，他在一封家书中甚至这样写道:但愿我在临死之前能看到东京被炸毁。我想知道，我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脑浆迸裂的婴孩能够以某种方式讨回这笔血债。我想让那些坐在东京郊外某座山上的日本记者看到成千上万的难民狂奔乱跑，血流满地，哭声震天。国难当头，宋氏三姐妹在多年政见分歧之后，第一次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记者们拍下了这些难得的镜头。在一张照片上，站在宋美龄、宋霭龄之间拿着笔记本在记录的外国妇女是美国女作家项美丽。项美丽在1935年来到上海，迷上了东方这座大都市，迷上了中国诗人邵洵美。当时，她是《纽约客》杂志的专栏作者，她正在进行的一个计划是采访宋氏三姐妹，写一本关于她们的书。她在重庆目睹了大轰炸，她在给《纽约客》杂志发回的电讯中说，那些目睹日军轰炸的外国记者们，逐渐形成了“对重庆的责任感”。有记者回忆说，责任感使他们看重他们职业的分量。对于他们来说，在重庆的最初几年的经历，有一点十分明确，就是不能做任何有利于日本的事情。1944年，项美丽出版了她写的《宋氏姐妹》，这是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第一本关于她们的书。当读者翻阅书中的这些照片和文字时，中国的抗战，正在走近尾声。1937-1943年第38节 雾重庆(5)61943年3月25日这一天，洛杉矶好莱坞圆形剧场座无虚席，明星云集，成了宋美龄美国之行最为风光的日子。从1942年11月前往美国治病开始，用美国媒体的话来说，几个月来，宋美龄“横扫”美国，“以魅力征服了这个国家”。从纽约到波士顿，到芝加哥，再到洛杉矶。洛城是宋美龄的最后一站。而好莱坞圆形剧场的这次欢迎会，将是她在美国的最后一次风光的露面。剧场里，三千人挤在一起，为这个来自坚持独立抗战五年的中国的第一夫人鼓掌欢呼。宋美龄在英格丽•褒曼、秀兰•邓波儿、罗杰斯这些明星们的簇拥下，成为全场的焦点。宋美龄由州长和市长陪同，由屈西和亨利•方达致介绍词。全部工作都由电影《飘》的制片人大卫布置操办。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独立抗战五年的中国，似乎此时才引起众多不关心东方战争的美国人的关注。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动情演讲，她在与罗斯福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现出来的机智，颇让这些美国人倾倒。宋美龄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她把她的丈夫、自由中国的领袖，推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之中。在许多为宋美龄欢呼鼓掌的美国人看来，正在抗战的中国政府，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政府，领导抗战中的中国领袖是值得称赞的伟人。风靡美国的宋美龄，成了1943年3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然而，她身上的光环、她所描绘的蒋介石的伟人形象，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同样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的另一篇文章所打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时代》周刊驻重庆的记者白修德，他报道了河南灾荒带来的饥饿，以及中国政府赈灾中的不力和腐败。随后，因创作《大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访问过延安的毕恩来等也发表文章，批评蒋介石政权。《读者文摘》8月发表了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的文章，他报道了在昆明的美国军人早就产生了对中国军界的不满和失望。用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从此时起蒋介石的神话破灭了。蒋介石政权的失败，是从这一年——1943年开始的。刚刚还在充满激情为宋美龄欢呼的美国人，仿佛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他们曾经为报刊上关于中国抗战的正面报道而振奋，为何突然间媒体又开始报道中国的阴暗面？他们感到困惑，同时又有一种幻灭感。最感到困惑和幻灭的是那些在中国报道抗战的西方记者们。从兴奋、热情、慷慨激昂，到失望、困惑和幻灭，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初容忍了国民党宣传机构的虚假宣传。国民党中宣部负责对外宣传的机构国际新闻处，就设在记者公寓的后面。根据需要而编写的文稿印在一种绿纸上，然后送到记者公寓，由各位记者据此在白纸或黄纸上重新打字。打好后再送回去，经过新闻官检查之后交电报局发出。新闻检查机构的办公室，设在编写文稿的办公室楼上。这些文稿内容大多是报喜不报忧，是夸大战果的报道。刚到重庆的白修德，担任国际新闻处的顾问，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编写消息，提供给所有外国记者。他回忆过他的一个“杰作”。1939年夏天，他在一家中国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说是浙江省日本占领区某地有个名叫蔡黄花的中国妇女，朝坐满日本兵的戏院里投掷了一颗手榴弹，炸死了几个日本人，然后逃走了。白修德坐在办公室里，将主人公名字译为蔡金花，把她说成是一个游击队首领，领导一支中国抵抗力量的巾帼英雄。这则消息令身在重庆远离抗日前线的外国记者们如获至宝。一家美国报纸把这个故事作为头条新闻登了整整一版，更多的外国报刊在登载它的同时还配发了“一张身着制服、年轻的中国妇女照片，腰间还插着两支手枪”。一时间白修德创造的这个双枪金花小姐的事迹广为流传。由于我捏造的这个故事，蔡金花成了抵抗运动的女英雄，影响仅在蒋介石夫人之下。经过人们之手一再改写传到美国，她的事迹竟变成了传奇式的了。三年后，当有人建议《时代》应采用这个故事时，我不得不持反对态度，并为自己是这个骗局的制造者感到内疚。身在骗局中却只能面对。白修德感到痛苦。白修德写信告诉费正清:“人越在这里呆下去，就变得越狼狈。”他说，在中国人的善良和勇敢背后，他看到的还有怯懦、腐败、贪污、阴谋、荒唐的管理、官员的贪婪。但是，尽管了解却派不上用场。它还在燃烧……它还挺立着……我们不能说出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真相，因为这会伤害我们正在努力帮助的一个民族;而等到了明天，人们却又不会再对我们必须说出的一切有任何兴趣;不管如何，希望这不会是真的。白修德和其他一些驻重庆的外国记者，都在经受这种情感上的痛苦。情况在渐渐变化。大彻大悟的白修德，离开了国民党中宣部国际新闻处，成了《时代》杂志的特派记者。他和同行们都在寻找着报道中国真相的机会。1942年河南受灾，全省灾民估计达五百万人。国民政府拨出两亿元救灾专款，河南省政府下达减轻赋税的命令。然而，救灾款却成了层层官员的囊中之物，他们存进银行，获取利息，灾民却在饥饿中挣扎。1943年2月，重庆《大公报》因披露了灾区真相，被当局勒令停刊三天。白修德早已听到有关饥荒和腐败的传言。他能看懂中文报纸，《大公报》的被停刊，让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决定亲自前往现场采访，与他同行的有为《泰晤士报》等报刊撰稿的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他们来到洛阳。他描述他看到的情景: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我现在已不再相信，但是，我草草写下的笔记证明我当时看到的确实是事实。到处是死人:我离开洛阳不到一小时就看到第一具女尸，躺在雪地上，已经死了一两天了。她脸部的头盖骨处已经干瘪。她死时一定很年轻。雪落在她的眼睛上。无人掩埋她，飞禽走兽终将把她啄净啃光。沿途的狗都吃得很肥壮，毛色油亮。我们停下来，给几只正在从沙土堆往外刨死尸的狗照相，有些尸体已被吃得只剩下一半……白修德最大的震动是政府官员和军方的腐败。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露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二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采访完毕，白修德当即写好稿件，在洛阳的电报局把稿件发向美国。一般来说，从各省发往海外的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由新闻检查官审查后才能发出。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的《时代》总部。他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一个记者的良知使白修德不仅仅限于报道真相，他回到重庆后，就像鬼魂附体的人一样难以平静。他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们中间包括宋庆龄、孔祥熙。他还去找负责经济事务的部长。国防部长何应钦命令白修德去见他。白修德情绪激动，与何应钦大吵。何应钦不承认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则告诉何，他本人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何的手下向他做的汇报都是假的。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1937-1943年第39节 雾重庆(6)白修德后来这样描述这次历史性的见面: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光环在消失，偶像在破灭。可以想像曾在美国风光十足的宋美龄，看到白修德关于河南灾情报道时的恼怒表情。更何况《时代》老板卢斯是美国舆论界最支持蒋介石的代表，宋美龄在美国访问期间的许多活动都是由卢斯操办。据白修德说，宋美龄看到他的报道后大发脾气，曾要卢斯解雇他。不过，卢斯拒绝了。这只是开始。赛珍珠也发言了。赛珍珠的传记作者写到，在宋美龄离开白宫不久，赛珍珠应邀前来与罗斯福夫人共进晚餐。赛珍珠向女主人提醒道，没有美国的高压监督，无论蒋介石还是宋美龄都不可能给中国带来民主。蒋委员长和夫人领导下的国民党政府正被自身带来的无能和腐败所吞噬。罗斯福夫人后来准备以非官方使节身份访问中国，赛珍珠为此回复了一份长达十二页的有关中国形势的绝密备忘录。不过，这一访问后来取消了。1943年5月19日，赛珍珠在《生活》画刊上发表《对中国前景的警告》一文。她在文章中指出，蒋介石在中国仍然被视为握有兵权的实力人物，不过，镇压自由的声音使他正逐渐丧失民心。他的成功，或者说他的生路取决于国民党及其内部核心的改组。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此时也改变了抗战初期对宋美龄的好感。在1943年11月13日出版的《民族》杂志上，史沫特莱对一篇颂扬宋美龄的文章进行批评。那位姓崔的作者在文章中称:蒋夫人是“中国每一个伤兵的母亲”。蒋夫人“从来没有被时髦纽约的奢侈和浮华所迷惑”，而是穿戴得像一个质朴端庄的中国主妇，作为新生活运动的一位领导人，她被说成过着节俭的生活。断然拒弃与中国尊严的传统格格不入的那些时髦的无聊事务。史沫特莱写道:崔先生或许是混淆了宋家姐妹，他的那些说法可以用来描写孙逸仙夫人，却决不适用于蒋夫人。这篇短文或许是在蒋夫人带着一帮亲戚随从来到这个国家之前就写好了的。翡翠和钻石，水貂皮和黑貂皮，以及丝绸缎子，构不成节俭和简朴的生活，也与中国士兵和普通人民的艰苦生活完全不协调。个人偶像的破灭，也就是对一个政权的幻灭。7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正式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记者们蜂拥而至。白修德也在他们中间。在从重庆动身之前，白修德收到了纽约总部发来的电报，说是《时代》周刊计划连续两期对太平洋战争的两位英雄作封面报道。第一位是麦克阿瑟，第二位是蒋介石。白修德回电说，只有如实反映中国的战局以及披露正是由于蒋介石的不合作才导致内战不可避免的事实，他才肯写这篇稿子。白修德代表他和同为《时代》工作的贾安娜在一份电报中同卢斯争论说，继续为一个独裁者和他的国民党政府辩解是错误的。他说:“蒋介石的确是一个关键人物……可是，如果时代公司采取不加质疑、不讲条件地一味支持蒋的策略，这样则是对我们数百万读者的背叛，也是对关心此事的中国人的背叛。我们希望您能公正审慎地选择事实进行报道，并能从各个不同角度来全面看待这个悲剧事件……否则，我们将看做这是对我们记者的不尊重，我们会考虑辞去现任职务回国。”回到纽约的白修德，最终离开了使他在世界出名的《时代》杂志。为《时代》工作的美国女记者贾安娜，最初是作为美国援华基金会的代表来到重庆的，她为宋美龄工作，也曾为国民党的国际新闻处撰稿。贾安娜说她喜欢宋美龄，但也注意到宋很专横。一天，她们在一个茶馆坐下，宋美龄毫无顾忌地抽起了烟，而周围墙上的告示上写着:“我们不吸烟。”这是她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出的极其严厉的口号。贾安娜指着这些口号让宋美龄看。宋美龄无所谓地回答:“哦，那是对民众说的。”几年后，贾安娜和白修德一起合作写出了批评蒋介石政权的《中国的惊雷》。1946年，《中国的惊雷》在美国出版。“开始我尊重他，以后我又为他惋惜，最后我鄙视他。”在白修德他们心目中，蒋介石已从英雄的神坛上跌落了下来。1937-1943年第40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1)细节在历史画面中跳跃——佩克的中国故事11936年1月，美国人格拉姆•佩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走下天津码头，拿着笔，怀揣着画夹，他想认真看看中国，然后用画、用文字记录下他的见闻。在遍游中国一年多后，他回到了美国，带回的有沿途画的百余幅素描和速写，还有笔记。佩克这次中国旅行的成果，便是他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穿越长城》(Through China,s Wall )，他以一个画家兼作家的敏锐目光和才华，生动记述了七七事变前后将近两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和社会景象。该书1940年出版时，美国上下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战争局势，佩克以及他的书备受关注并获好评。也许美国国务院看中的正是他的这一中国经历和在《穿越长城》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将他派到抗战烽火中的重庆。佩克成了美国新闻处的官员。这次在中国，他一直呆到1948年，亲历了蒋介石政权由盛及衰的过程。他的特殊身份，他的综合才能，使他有机会从不同角度观察中国。于是，在关注中国这段历史的异国的目光中，多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佩克回到美国后，于1950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时代的两种类型》（Two Kinds of Time ）。在美国诸多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中，他的这本书被誉为经典。他的同行、当年出任《时代》杂志驻华记者的爱泼斯坦在为《时代的两种类型》中译本写的序言中曾这样高度评价佩克:佩克生前是我的朋友，但这并不是本书原著发表三十五年后，我再一次重读他的遗著时，对之加以称赞的原因。在许多外国人所写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和战后中国的书里，这一本可称为经典著作之一。作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出众的笔法，题材多以亲自耳闻目睹为主。他栩栩如生地重现了许多往事的景象、声音和感受，还透过在当时所谓“大后方”的经历，重现了那个独特的动乱时代所意味着的一切。佩克的著作给予人们深刻的印象和炽热的希望。他是一个心胸开阔、思想明朗的作家，善于逻辑思维，很实事求是，掌握材料丰富详尽，把故事讲得娓娓动听。不幸，充满冷战及其余烬的漫漫长夜吞噬了他的创作愿望，最终毁掉了他的健康，以致使他过早地夭逝而宿愿未偿。但是，他依然活跃在本书的字里行间，他仍然是那么欢快，幽默。历史已真正实现了他的乐观主义。《时代的两种类型》中译本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译笔相当精彩，但书名改为《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却颇为不佳。2001年7月访问华盛顿时，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出原作翻阅，发现书中原来还有百多幅插图，它们均为佩克在中国时画的速写或漫画，与文字相得益彰，为战时中国的历史场面和日常生活留下了具体而生动的画面。中译本舍插图而不用，实在可惜，如有机会再版，或许可以弥补之。1937-1943年第41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2)2佩克1936年初到中国时，只是要把这里作为他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他在《穿越长城》开篇就这样写道:“当我1936年1月抵达中国时，我是一个旅行者，希望在中国逗留两三个星期，以此作为我环游全球的第一站。从旅行者角度而言，初次抵达颇令人满足。”他没有想到，这一满足最终改变了他的计划。他由北平北上深入今天的内蒙古一带，回到北平后，又取道上海，走三峡到四川，最远到了大渡河才返回。计划中的两三个星期，最后变成了将近两年。从此，佩克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在这一点上，佩克与不少和他同期来到中国的美国人颇为相似。斯诺初到中国时也没有计划久留，甚至还一度离开前往印度，但他最终留在了中国。美国女作家项美丽也是如此。她1933年与姐姐结伴来到上海时，原计划逗留两个星期后即离开去继续她的非洲之行。但是她却很快喜欢上了中国，让姐姐独自回国，自己则留下来，开始了她的长达数年的奇妙的中国爱情和文化活动。佩克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只是想亲眼看看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作为一个画家，与政治事件相比，他对不同于白种人的中国人的相貌和骨骼特征，对异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似乎有着更大的好奇心。每到一地访问时，他总是极为认真地为当地人画肖像，其中一些作品，便附在《穿越长城》一书后面。与1936、1937年同期也活动在中国的另外一些外国人，如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等不同，佩克在中国仅仅是一个旅行者，并没有亲自参与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身处在大动荡中的他，却以自己的方式亲身感受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并用他的笔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本书，不单纯是游记，而不可避免地记录下中国历史的不同侧面，折射出大事件的影子。西安事变期间，佩克正在长江上航行。他在《穿越长城》中，这样记叙了船上的人们得知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后的反应:在中国，1936年的圣诞节是个引人注目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这一事件的消息，在那天下午由船上的收音机广播出来。船上所有的中国人欢呼雀跃，当晚还临时安排了一次宴会。我怀疑这些中层和上流社会的乘客们，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事件后来所显露出来的含义，是否还会如此兴奋；如果他们认识到它最终将促成战争的发生，是否还会为之庆祝。当时情况是，它似乎只是蒋介石个人的胜利——据官方宣布，张学良在读了他的日记之后深为感动遂予以释放。浓重夜色笼罩江面时，马达开始变得缓慢，一直发着咣咚咣咚的声音。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和官员们，用他们快速的、费解的上海话热烈地交谈。在餐厅里开始庆祝。餐厅不大却舒适，摆有三张桌子，另外还有一台小风琴，一个小冰箱，处在陈旧的橡胶管道群中间显得格外醒目。席间菜肴从炸鱼到煮菜应有尽有，还佐以可以喝个够的中国白酒。饭后，乘客们开始娱乐助兴。明星表演者是一位著名的旦角，他正前往四川要开始他的巡回演出；他的嗓音尖细得让人大吃一惊。他还用胡琴自拉自唱，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小提琴，弓弦虽少，但音调动听。他的女儿和他一起旅行，她堪称小美人，只有四五岁大，当她用早熟而沉着的声音唱起来时，大家都乐了。而后来更让我开心的，是看到她在房间的角落里漫不经心地在那里吹肥皂泡。另一位表演者是位年轻夫人，她戴一副玳瑁架的眼镜，穿一身绿色的薄纱旗袍，她弹起风琴想让我们开心。她会一些中国小曲，只会一首外国曲子《伏尔加船夫曲》，但她的演奏却让人感到烦。在演奏中国曲子间歇时，她都会插进演奏这首外国哀怨的曲子。每当她演奏时，她和晚会上的其他人都对着我笑，因为我是这条船上惟一的西方人。我当然也是笑，笑，笑，直到哀怨的乐曲最后结束。佩克是在1937年7月回到北平的，他目睹了七七事变后8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列队入城的历史一幕。（参见《民国，风雨飘摇中》一章）目睹日本军队的进城队伍，作为一个美国人，佩克还感到一种难堪，因为他注意到，日本的机械化部队驾驶的都是美国的汽车。相当多的卡车里满载的汽油也是美国的产品。这一历史场面，留在了他的笔下。佩克结束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37年10月。他对离开时北平的凄凉景象记忆深刻:我最后一次离开北平是在10月中旬的一个温暖的下午，在站台登上火车，只见站台静静地躺在爽亮的秋天的阳光里，显得冷清。两个月前，开往海边的火车则是挤满着逃难的人群，自上海爆发战争后，这一状况被中止了。这样，这辆列车上几乎没有中国人，车厢里空得很，只有一些日本军官、叫卖的小贩以及护卫日本士兵的警察。在行李车里，被火化了的日本死者，装在白色的骨灰盒里被运走。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佩克返回美国。他在中国目睹的一切，使他再也不会摆脱中国记忆对他的精神影响。他会继续关注这里。这样，当他得到机会重访中国时，他便不顾战时的危险和艰苦，毅然来到了正面临着大轰炸的重庆。他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走过战争。1937-1943年第42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3)3最初对佩克产生兴趣，是在我翻译美国作家彼得的专著《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的时候。彼得的父亲克里斯托弗与佩克是好朋友，抗战期间也在中国，先为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战后担任几家报刊的驻华记者。他和佩克一同亲历中国风云。回到美国之后，他们仍然常常来往，一起切磋、讨论对中国问题的写作。少年的彼得对中国的了解，也正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彼得说:“佩克是我欣赏的一位卓越的中国通。”他写到，佩克第一次来到中国时，便迷上了中国文化，开始在北平学习中文，学习京剧。佩克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深入了解中国。彼得在书中这样描述了佩克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据赫西（《时代》周刊国际主编——译注）讲，佩克在游船上靠给旅客画炭笔速写赚钱。赫西后来回忆，当佩克环球旅行时，不住地往肚子里灌酒。“他在旅途中给我写了不少信，我敢说他一直在喝酒，因为信上的字越写越圆，越写越大。”在天津，佩克跳下船。在他的第一本书《穿越长城》中他写到此事。该书讲述他在中国的最初见闻。当时在北京他拍过一张照片，佩克看上去是个温和、发胖、棕色皮肤的青年，穿着白短裤、白袜子、夹克，系一副蝴蝶结，头发柔软卷曲。柔和的脸庞上眼睛凝视着，是那种淘气的、早熟的小伙子的眼睛。佩克聪明、敏锐、犀利，这使他在中国各地遇到不同类型的人都能应付裕如，这特别适合于把握中国文明的微妙之处。佩克学习中文，还全身心投入地学唱京剧唱腔，当他摆脱压抑完全放开后他喜欢扯开嗓子唱。他在别的地方从未像在中国这样长期呆过。他在北平留下，住在一个弃用的满洲王府里，他过得很奢侈，颇为自娱，尽管他很快便发现他在介入一个真实的中国，并开始了从一个旅游者到一个真正的旅行探求者的转变。在彼得的笔下，佩克才华出众，放浪形骸。彼得认为，他的父亲和佩克这样的美国知识分子，其性情、其生活方式，特别适合置身于当时的中国。这也是他们能够成为朋友的原因。对此，彼得有颇为生动的叙述:与同是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佩克一样，父亲爱喝酒。在中国，一个人可以喝得发疯也不会被人看做是怪物。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父亲和佩克显得都是与世格格不入者，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和原因而受到压抑……在中国，可以有别的方式让他发泄，譬如喝醉酒，或者唱中国的京剧唱段。在中国，一切似乎都显得非同寻常，令人快乐，和他同时期的或者更早一些的“中国通”、格格不入者一样，佩克，包括我父亲，可以逃脱自己国家的清规戒律。在桂林，佩克住地下方是一家妓院，这正合乎他的放荡性格。据白修德说，他知道每个妓女的名字，也许还和其中不少人睡过。4由于第二次来到中国后的身份、经历和见识与第一次大大不同，与《穿越长城》相比，佩克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时代的两种类型》无疑更具历史分量。我所说的历史分量，不在于在书中他直接而具体地描写了多少重大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而在于他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一个个日常生活的故事。佩克自己这样说过:“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对作者老是盯着大城市里的大事不放的写法很不满意。我认为，对可以闻到革命气息的现代中国，更有兴趣的是了解那些不大引人注目的，更加典型的小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重庆住过一段以后，我决定自己主要的追求目标应是了解那些小小村镇中所发生的一切，离开首都越远越好……”现在来看，他的这种选择显然颇为聪明。不然，我们也就不大可能从他的书中读到那么多那么生动精彩的故事，而它们和他的画互为映照，为那段中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细节。在我看来，细节，真实的丰富的细节，才是后人们得以感受历史、认识历史的最佳途径。下面选录的几段文字，颇能表现佩克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中国社会的熟稔程度，有的配以插图，更显其精彩。其一：一天早上，当我在柳州一座山旁跑警报，和来自妓院区的几个女郎一起，坐在河边时颇听到了一些男人们有关两性关系的对话。一个穿西装的肥硕的绅士手持香蕉叶子权当阳伞，讲了一个有关活佛喇嘛的故事。这位喇嘛是自幼被家人送进寺院的，他毕生过着符合喇嘛信条的清净生活，赢得了虔诚苦修的声誉。临终，他的弟子们问他有何遗愿。他答称:“有，我想看一眼裸体的女人。”弟子们去镇里找来个肯脱光衣服的女郎。当她赤身站在喇嘛床前时，他从枕头上抬起了头，老眼放出光芒，然后，往后一仰身，无精打采地埋怨说:“她只不过和尼姑完全一样罢了!”哈，哈，哈!（中译本47页）其二:在我到达公共汽车站之前，警报架上的三角灯已被拽下来换上了圆形红灯。这说明敌人的轰炸机已从汉口机场起飞了。尽管半小时已过，可街上依然拥塞着车辆;人们依然那么肆无忌惮地互相碰撞。家庭主妇们边聊天边从市场往家走。这一位手拿一包活鳝鱼；那一位篮子里提的是猪耳朵；还有一位的银色网兜里装的满是大蒜。大批佩戴证章的小职员夹着公事包，头上是那已戴过了最寒冷的冬季的防日盔，各自奔赴自己的办公室。大官儿们挺着肚皮，躺在滑竿上，活像一口被绑着抬往屠场，吼叫着的四川猪。（中译本72页）其三：（中条山战役过后在洛阳）这儿还有四五家出色的澡堂。其中，有手艺高超的捏脚、捶背等各种给客人按摩的方式，使沐浴成了一种享受。他们用一块毛巾垫在顾客们的脚指头上，给脚气病患者在痒处揉捏。他们干得那么妙，据说有些好享乐的人为图此一快，竟故意染上了脚气病。在城角出现了草棚茶馆。其中有各种艺人。说评书的、唱大鼓的、唱河南坠子的，应有尽有。那大鼓的唱法声调高亢动听，是从山东河北来的。唱坠子的演出场子最多，音调也很激动人心。那是用真假嗓音换唱出来的长长的韵诗。有的茶馆还有个小小的管弦乐队。他们演奏的民间乐曲，生动活泼，所用乐器是笙、管、笛、箫、大小胡琴，一应俱全，颇有点美国迪克西地区的派头。（中译本262页）其四：傍晚，我走进一家澡堂。这时我学会了一支小曲，可作为我搜集的民谣之一，那第一段是：老太太请坐听我唱，你家有个好姑娘。姑娘长相挺好看，就是块头有点胖。吃口包子想姑娘，姑娘包子一个样。（中译本269页）佩克的眼睛很特别，他看到历史在细节中生动地跳跃着。1937-1943年第43节 佩克的中国故事(4)52001年7月访问美国时，我来到彼得位于波士顿家中小住数日。我们的话题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佩克。彼得关于父亲的记忆，是和佩克连在一起的。客厅墙上，悬挂着两幅肖像，它们便是佩克1936年第一次访问中国时创作的。后来佩克将它们送给克里斯托弗，克里斯托弗又将它们送给了彼得。彼得珍爱它们，每日与它们相对。在出版彼得专著的中译本时，彼得为我提供过几张佩克在中国的照片。一张上面，佩克和克里斯托弗酒后钻桌子;另一张上面，1948年夏天佩克在北平庭院里光着膀子写作。他所写的就是《时代的两种类型》。墙上的肖像，相册里的老照片，还有父亲留下的日记本、剪报、车票，一切与父辈们有关的物件，彼得都细心收藏着。后辈们在上面阅读着父辈们的中国记忆，它们也不断地诱发着后辈们关于中国的想象。难怪写小说的彼得，会对那个遥远的东方国度情有独钟，愿意费多年之力撰写一本书，把父亲，佩克，一个个在中国生活过、工作过的美国记者的故事，一一描述出来。历史常常这样延续着。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1)11942年年初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来了一群外国记者，他们集体采访了留守这里的中共负责人董必武。那个为他们熟知的领导人周恩来，目前在延安参加那里正在展开的整风运动。这几位记者中有美国《纽约时报》的阿特金森，代表美联社和《曼彻斯特导报》的斯坦，《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代表合众社和英国《泰晤士报》的福尔曼等。董必武鼓励这些外国记者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各政党都能促进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立宪的政府，诚心诚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反三民主义的。如果你们到当地去调查，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几位记者分别撰写了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但是，所有的稿子都被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检察官扣压了。外国记者们决定采取行动。斯坦回忆说:1944年2月的某天下午，我们六人在记者公寓的房间里，联名写了一封致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的信，要求他让我们去延安。记者们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阿特金森准备在下次记者招待会上将此信递交国民党的中宣部长。每周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照例在星期三下午举行。地点在位于记者公寓附近的中宣部礼堂。每到这个时候，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差不多总有一百余人坐在一张铺有桌布的长桌子旁边的凳子上，等候政府发言人的到来。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除了十几个外国记者，还有来自英、美、苏联、荷兰和其他各国大使馆的观察员，有中国官方通讯社和一些重庆报纸懂英语的记者，以及一大群记录员、新闻检查官、 政府各机关派来的观察员等。另外，还有三十几个男女学生，他们来自中宣部下属的新闻学校，来现场观摩和考察。政府方面出席招待会并负责答记者问的官员，一般是宣传部长梁寒操、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斯坦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重庆，随着局势的发展，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不再是外国记者和官方之间的例会，而成为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在招待会上与国民党官员针锋相对的交锋，这被他称为“现代历史舞台上的戏剧性表演”。他说中国的有些自由派人士若有所思地把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叫做“我们惟一的国会的替身”。2月22日，这一天，外国记者们有备而来。又一场舌战开始。率先提问的是白修德。就是他，1939年刚到重庆时还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的国际新闻处的顾问，负责编写政府需要的新闻。如今，他站在了记者的立场上。白修德问:部长先生可否告诉我，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继续？梁寒操却反问:你讲的“封锁”是指什么？你从哪里知道有关封锁的消息？这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提问的白修德成了回答者:自1939年以来，我曾到过西安四五次，在那里，我被告知，不可能从西安到延安去，也不可能运去医药物资，军事物资也不能运送……这就是我讲的“封锁”。商量好采取集体行动的记者们，与梁寒操、吴国桢展开了交锋。他们要求有权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报道，而提出不愿意受中国政府严厉的新闻检查或新闻封锁。他们还希望去采访被封锁的延安。斯坦问:我们可不可以请延安方面就形势发表一个声明？白修德说:假如政府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希望让共产党也准备一个声明，以便我们同时发出。梁寒操回答:在战时，是不允许一个分裂的政府这样做的。《伦敦新闻》的记者盖德尔提出:我要问，到底准不准我们去共产党地区？能不能去延安或者陕北？梁寒操回答:就我个人的意见，我希望你们都去，但这要军事当局同意。这时，阿特金森拿出了早就准备好了的信件:这儿有一封几个记者联名写给委员长的信，请求准许去延安采访。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说:看来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的。他说得不错，这是预先安排的。这些记者们只是想更好地履行职业的使命。他们信奉新闻自由的原则，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不能不让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国民党官员们感到尴尬。原以为没什么希望的事，没想到却有了转机。一个星期后，还是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梁寒操对他们说:委员长指示我转告你们:他也有意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当这个计划可以实现的时候，政府会向你们正式发出邀请书。委员长有个惟一的条件，就是你们也要去访问西北非共产区，而且你们要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至少呆上三个月。外国记者的努力终于成功。六名外国记者开始了他们的延安之行。他们中有联名上书的四位:斯坦、爱泼斯坦、福尔曼、沃陶，另外还有塔斯社的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几名中国记者、几位政府官员。他们身上都佩戴上了“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徽章。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实行的新闻封锁，被撕开了一个缺口。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2)2延安敞开胸怀欢迎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斯诺是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第一人，当他冒险前来时，红色首都还在保安。随后来到的记者，才是延安的客人。他们中有史沫特莱，有斯诺的夫人海伦，有做过记者、但此时身份是学者的拉铁摩尔，有贝特兰，有斯蒂尔，有《新苏黎世报》的摄影记者博斯哈德……集体采访这是第一次。毛泽东高兴地和来访的外国记者合影。聪明的共产党人，深知借助外国记者宣传自己革命的好处。斯诺第一次到来时，他长时间与毛泽东，与众多中共领导人交谈、游玩。他很幸运，因为此时的毛泽东正在寻找第一次向世界展现自己、展现红军形象的机会。他乐意与斯诺多次彻夜长谈。他甚至主动提出，向斯诺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在他是惟一的一次。史沫特莱、海伦、贝特兰、斯蒂尔都受到中共的特殊礼遇。北京沦陷之后，贝特兰来到西安，他是躲在一辆八路军运粮卡车的米袋堆下面到的延安。一到延安，他便接到邀请，在他到达后的第一个上午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他第一次见到了正在做报告的毛泽东。他回忆说: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在那个黄土峭壁上开出来的宽敞的窑洞居室里对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这些采访都是在夜间进行的，因为夜晚是他的最佳工作时间。他靠在一张折叠帆布躺椅上，阅读从前线或晋南军队总部不断发来的电报或无线电文。他会在每一份电文上草草写些批语，交给一个助手，然后回头来继续谈我书面向他提出的一长串问题。毛泽东有时凝视着窗外的夜色，有时用手指轻轻抚摸自己高高的前额，有时敲敲下颚上那颗吉祥痣，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料事如神的圣贤和诸葛亮的化身。毛泽东与贝特兰的谈话后来整理发表时，题为“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注明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比贝特兰早几个月来到延安的是拉铁摩尔一行人。1937年6月初，他们从北京出发。为了避免被看出去延安的企图，他们假装是游客在旅行。他们没有乘火车直奔西安，而是首先北上山西到了太原，游玩一阵后，沿另一条铁路南下，最后到了西安，后来转道去延安。前往延安那天，他们没有退掉西安旅馆的房间，声称只是出去看一些陵墓。来到延安的拉铁摩尔，便敏感地有所发现:使我吃惊的是，毛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他们曾说过要写关于中共的东西，但毛不知道他们是否胜任。他们提出的问题相当简单，但毛愿意实事求是地、以最简单的术语同他们交谈……由于曾做过记者，我的印象是，这些中共代言人肯定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他们非常聪明，知道自己的经历将吸引全世界的反帝人士。他们让自己的故事显得朴实无华，防止会见者弄错或夸大其词，尽最大努力使其具有吸引力。他们知道即便有某些差错，任何关于中共的故事注定对他们利大于弊。换句话说，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宣传都是有益的。因此他们表现出无限的耐心。3与雾气浓重天空阴郁的重庆相比，延安在来访的外国记者面前呈现出另外一种景象。辽阔的高原，天气干爽，阳光强烈，这让他们感到舒畅。斯坦这样写他的延安印象:延安像个农村，安逸而纯洁。与其说它是中共的军政中心，毋宁说它好像是中世纪一所学院的校园。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前面就是共产党总部杨家岭:这里有一所石建的宏大的大礼堂，墙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排挂着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的像。更重要的是，来到延安的外国记者，在这里感到非常自在。处在在野党地位的共产党人之间，不存在那种官场惯有的繁文缛节和使人疏远的客套。1937年史沫特莱在延安时，曾看到一个来访的外国人好奇地问红军怎样过他们的性生活。红军领袖们解释道:人固然有性的欲求，但是红军努力把士兵们的精力吸引到从起床到熄灯安排得十分紧凑的军事训练和各种文化活动中去。来访的瑞士摄影记者博斯哈德问史沫特莱:“红军是否向士兵供应避孕套以防传染性病？”他们对一切都感兴趣。把跳舞引进延安，是史沫特莱的一大贡献。史沫特莱选择位于城郊的一个被废弃的基督教教堂办起了跳舞训练班。在这片贫瘠之地上，她挑选的音乐是一些方形舞的老唱片，她还用上了手摇留声机。毛泽东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在入夜时分来到这里上课，教他们的是史沫特莱和她的翻译、上海来的演员吴丽丽(音译）。史沫特莱曾生动描述了学习跳舞的中共领导人的舞姿和性格:在延安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期间，我曾试图教他们中间一些人跳舞。他们的反应富有启示意味。朱德是个希望能学会世界上一切事情的人，从不让自尊心妨碍他作这种努力，他配合我作出了最初的示范。跟上来的是周恩来，但是他像是个研究数学问题的学者。彭德怀宁愿作壁上观，而不愿挪动一条腿;他是和革命结了婚的。贺龙，简直是节奏的化身，不在那活动的砖块铺砌的场地上从一头跳到另一头就无法控制住他自己。我在延安妇女界博得一种很坏的名声，她们认为我在败坏红军的风气。这种名声变得坏到使我有一次拒绝再给朱德上舞蹈课。他却反驳我道:“我反封建反了整整一生，现在也不打算罢休!”于是我站起来，以民主的名义又教了他一课。这是1937年史沫特莱经历的故事。在1944年，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再次从舞会、从与中共领导人轻松的交往中感受着延安与重庆完全不同的生活。斯坦在他完成延安之行后写作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这样写他的见闻和感受:延安之活泼自然的气氛，和那些快乐的、热情的、讲求实际的八路军士兵，似乎迷住了每个美军官兵。他们对共产党简单的、质朴的款待由衷地感到高兴:那些不落俗套的晚餐会，会上著名的中国将军们和他们的妻子同年轻的美军尉官和军士们坐在一起，听他们谈到他们的国家和在美国的家庭;将军的妻子们穿着棉布制服和布裤子，没有口红，没有社交的姿态，但是是快乐的，女子气的;那些谷仓般的礼堂里演戏时挤满了活跃的观众;特别是每星期六晚上举行乡村风味的舞会，每逢那时所有人，党的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大学和工厂里的男女孩子们，八路军士兵，当然还有习以为常的美国人，大家都来扭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秧歌舞，跳华尔兹和狐步舞。这时的舞会，是在杨家岭的大礼堂举行。美国新闻处的费希尔访问过延安。他说从未见过这样的事，负责重庆到延安飞行的飞机乘务员，都把延安之行看做一次兴奋的经历，一种仅次于回家的喜悦。“天哪!跟那边多么不同呀!”这些外国人经常这么说，同时联想起了重庆地区禁止跳舞的新生活运动，以及那里令人沮丧的气氛。1943-1949年第45节 延安的天空(3)4贝特兰这个因报道西安事变而闻名的记者，在延安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他说，外国记者中，不同的人在中共领导人中，有着各自偏爱的对象。斯诺偏爱的是毛泽东，史沫特莱偏爱的是朱德，海伦偏爱的是那些延安的女革命家们，而他偏爱的是贺龙。贝特兰没有提到周恩来，因为佩服他、崇拜他的远非一个外国记者。作为在重庆专门与外国记者打交道的人，周在他们中间有着很高的声誉。走在陕北的外国记者们，用他们的眼睛观察注视着中共领袖们。斯诺最早向世界成功地描写出毛泽东的形象，为了让美国读者容易接受，他甚至用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伟人林肯来作比喻:在我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所追求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史沫特莱第一次见到朱德的场面，平淡却又生动:一个身材短小而健壮，穿着蓝布制服的军人从点着一支蜡烛的桌旁站起来。于是我见到了多年来我在写文章时一再提到的那个朱德。果然，他看上去就像是红军的父亲。他早已年过半百，皱纹很深的面孔和蔼可亲。他厚厚的嘴唇这时咧出一个宽阔的表示欢迎的笑，并向我伸出了双手。我搂住他的脖颈，吻了他的双颊。未能访问延安，但作为美国新闻处的记者佩克，却在他的笔下记叙了亲眼看到的周恩来的机智和老到。那是在美国著名记者希恩访问重庆时。1927年希恩在中国曾目睹了大革命的潮起潮落，他在1934年出版的《个人历史》，影响着新的一代记者如白修德、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物。希恩来到重庆，由何应钦设宴招待，应邀出席的不仅有国民党方面的要员，还有各界人士，如著名的天主教主教于斌，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周恩来也出席宴会。佩克记叙了宴会上的精彩片段:宴会上，希恩和于斌针锋相对。希恩指出天主教徒是一股反动势力，于斌则对此置之不理。人们都知道，中国最有名的两种烈性酒是茅台和玫瑰露，前者产于何应钦的家乡贵州省，后者产于陕西省。谈话转向讨论南方烈性酒和北方烈性酒哪一种更好。这时周恩来插话说:“啊，这个问题我最有发言权，因为我曾亲自下令将这两座酒厂烧成平地。”这句话的含义是，共产党能到达任何一个省的心脏部位，包括何应钦的家乡贵州省。这一评论显然使何应钦不快。周看来有些恶作剧。1944年来到延安的斯坦，对聂荣臻留下深刻印象:聂荣臻将军身高体瘦，看上去比他的四十六岁这个年纪要年轻些。他穿着与普通士兵一般的棉布制服，比我在延安见到的任何人都穿得整齐。他那长型的显得机智的脸，像他整个人一样，显示出不平凡的毅力、纪律性和气魄。但是他非常有人情味，谦虚，很幽默。5晴爽的天空，交谈，部队战斗力，舞会，领袖们的个人魅力，所有这一切，在来到延安的记者们眼前，呈现出一个多彩的新世界。几个月后，负责给美国国务院提交外国记者团延安之行分析报告的佩克，见到了回到重庆的斯坦一行人。我和这批记者中的几个交谈过，我发现了他们受到了深刻的震动。他们看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差异是那样巨大和鲜明，以致没有任何方法能够防止一场内战的爆发，而在这场内战中，最有希望获胜的是共产党人。佩克听说了这样一个故事。据说重庆一家小报的一位年轻记者在访问延安后写了一篇关于共产党领导人私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充满了庸俗低级的流言蜚语。这家报纸的总编辑把这位记者叫到一边。这位年纪较大的总编温和地对他说:“你还不到二十岁，你可能还会活上二十年。你难道一定要把这样的文章付印吗？”这位年轻人立即抽回了自己的文章。这是传闻。但当1946年8月毛泽东与再次来到中国访问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他对未来的胜利似乎充满了信心。斯特朗这位从1925年以来多次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先后采访过冯玉祥、吴佩孚、宋庆龄、鲍罗廷等一系列风云人物，但恐怕这一次她的访谈录才真正成了传世之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她发表的毛泽东的这句名言，在未来的中国家喻户晓。两年多后，1947年1月，负责调解国共两党冲突的马歇尔将军，未能完成世界瞩目的使命，沮丧地回国出任国务卿。白修德当即给马歇尔写了一封信。他告诉马歇尔:中国问题的决定权掌握在千千万万的农民手中，那些居住在小村子里的农民才是革命和政治的根本。延安已经在改变中国。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在日内返回延安。国共和谈最后一次关上了大门。周恩来与几位外国记者愉快地交谈。看上去，即将返回延安的他乐观而充满自信。照片最右边这位是克里斯托弗•兰德，《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四十年后，1985年，他的儿子彼得陪同他的这些同行们来到中国进行了一次怀旧旅行。后来写出了《走进中国》。11月19日，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等十五人乘飞机离开南京。1947年2月，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最后一批人员从南京撤回延安。彼得的父亲以及其他十一名美国记者同机前往，这是外国记者对延安的最后一次联合采访，在那里有的记者仅呆了一夜，最长也只有几天。来到延安的记者中有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他这样描述他离开延安时的情景:毛泽东披着一条羊毛围巾伫立在延安机场上，眼望着远处的峡谷，正在沉思。当我走近的时候，这位中国共产党主席几乎有些勉强地垂下视线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他说:“可惜你要走了。把你在这里看到的如实地写出来吧。”毛的宿敌蒋介石的军队正在挺进，延安快要失守了。我在延安的任务已经结束了。我说:“毛主席，看来中国共产主义的前景确实暗淡，将来会怎么样呢？”毛淡然一笑，想了想，就用我的中国名字称呼我，慢声地说:“罗德烈，我邀请你两年以后到北平来看我。”1943-1949年第46节 延安的天空(4)6还不到两年，1948年年底，北京便被共产党军队团团围住，国民党的败局已定。《生活》周刊又一次表现出他们的敏感。他们特地请法国著名摄影师布日松(Carlier Bresson)从缅甸飞往围城中的北京，拍摄这座城市的战争气氛和日常生活。布日松在1948年12月初飞抵北京。他走在北京街头，风沙扑面而来。从紫禁城到大小胡同，从士兵到百姓，从葬礼到茶馆，他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着处在历史大动荡中的北京城。在这样的气氛中，北京人和北京文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他的镜头记录下来。风沙中，一位教授艰难地走着。头戴钢盔的警察列队走在紫禁城中。南苑机场里骑着蒙古马的军队。在拍摄这个场面两天后，南苑机场就被解放军占领。一群母亲。葬礼。逛旧书摊的人们。打太极拳的人们。养鸟的人们。12月14日，布日松乘坐最后一架民用飞机航班离开了北京。《生活》在1949年1月3日刊发布日松的北京照片时，用了这样一个题目：北平的最后一瞥。在配发的长文中，写有这样一段话:这里的人们非常迷信，记得上个星期的皇历上这样说:“如果冬至(12月22日)这天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来年就会平安如意。”到了冬至那天，整个中国北方，天气晴朗，阳光明媚。距《生活》发表布日松这组照片不到二十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首都南京回到家乡宁波奉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多年来一直支持蒋介石的《时代》与《生活》杂志的老板卢斯，此时意识到了中国历史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许这种局面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但他所出版的《生活》杂志却又一次表现出敏锐的历史感和直面现实的新闻特点。1月31日出版的这期《生活》上，出现了这样一个标题：蒋移交权力，一个时代结束。编辑独具匠心地发表一组历史照片，题目为“国民党的兴衰”。这组照片从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开始，一直到1949年的“红色胜利”，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图片大事记:1912，国民党时代开始 1943，四巨头1927，蒋宋婚礼 1945，战胜日本1931，中日战争 1946，马歇尔和平使命1935，红军长征 1947，内战1937，日本入侵 1949，红色胜利1937，南京大屠杀“马歇尔和平使命”这张照片，是《生活》杂志的记者拍摄的。马歇尔由毛泽东、周恩来陪同，在没有暖气的延安观看文艺演出，他的腿上盖着一件棉大衣。这张照片的说明文字这样写道:1946年马歇尔和平使命未能制止内战。马歇尔将军由红军领袖毛泽东陪同在延安观看文艺演出，对国共之间存在着无法消除的矛盾，他知道得太晚。在1949年“红色胜利”中，编辑选发了这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个人的合影，为了让美国的读者容易理解，编辑加了这样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