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现场-在历史现场

引子走进中国(1)11985年3月23日，一架来自美国的客机在北京国际机场降落。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国际航班，可是，对于从飞机上走下来的这群美国老记者来说，此次中国之行，却非同寻常。他们是二战期间来中国报道中国抗战的一批美国记者。从四十年代末离开之后，为重返中国，他们已经等了三十几年。今天，他们应《中国日报》和中国记者协会的邀请，参加这次名为“重返中国”的旅行。汽车朝北京城驶去。他们激动地望车窗外的一切。他们在寻找当年熟悉的街景。他们走进了北京城。两天后的3月25日，他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在这里亲切会见了他们。他说，欢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回到中国。欢迎他们到中国各地去看看。一次特殊的漫游中国的旅行从北京开始。延安、西安、重庆、武汉、南京、上海……这些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地方，在他们面前又一一呈现。他们旧地重游。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足迹，他们也是在寻找历史的踪影。2在他们中间，这位在人民大会堂里请邓小平签名留念的彼得•兰德(Peter Rand)，是团队中的一个特殊的成员。他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学院的研究员，代表已经去世的父亲前来。他的父亲克里斯托弗•兰德(Christopher Rand)当年是《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驻华记者。今天，彼得以一个后辈的身份，感受着这群老记者重返中国的兴奋。“我很幸运出现在这种场合，受到这些中国朋友们的热情接待，我简直成了父亲的化身。他们有许多话对我说。帮助我追寻，去发现过去……”彼得对当年来到中国的美国记者的命运感兴趣，是因为七十年代偶然发现了父亲的遗物。那一年，彼得刚刚过四十岁。他去看望父亲的弟弟杰克，就在杰克的储藏室里，他发现一个黑文件橱。“里面全是与我父亲的中国经历有关的材料。”他后来说，当他写出这句话时，他仍能感受到第一眼看到那个黑铁橱时产生的畏惧与好奇交织在一起的奇怪感觉。他说:“就仿佛我面对的那些抽屉，塞着由我父亲摆放的活着的东西。那是我父亲中国生活的一只黑色怪兽。我以一种颤巍巍的兴奋打开最上面一层文件抽屉。显然，介入长期以来父亲自己掩埋着的隐秘生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彼得从未想像到，一个人会把如此之多的纸条，放进这样一个橱柜里。信，剪报，数以百计的薄光泽纸和炭笔，美国新闻处发的复写纸，中国战时的棕色纸——齐齐整整地小心摆放着。他看到父母之间的中国通信，也小心地保存着复写件，有的句子被军事检查官删去，以免泄露父亲的确切地点。在底下的一个抽屉，他找到父亲发表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文章剪报。它们放在一个黑色剪贴本里，里面还夹着一些照片和底片。“中国的冒险，被活活掩埋在这个黑色金属的空间里，老鼠一点点吞噬它们，在保存完好的文献之间留下发硬的一小粒一小粒的屎。”彼得这样感慨地说。从那时起，他开始整理从柜子里拿出来的一箱又一箱资料。他开始访问抗战胜利后与父亲同时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他找到费正清。从费正清那里，他才知道父亲的助手、中国记者羊枣，因为被认为是为共产党工作而遭国民党逮捕。彼得的父亲曾在1945年秋天到杭州去拜见国民党将军顾祝同，请求放人，但没有结果。费正清告诉他，羊枣在监狱里最后被打死。尸体送回来后，妻子发现他的身上血迹斑斑。羊枣去世后，共产党人在上海的兆丰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举行过一次集会，彼得的父亲也参加了。彼得从此开始了他的追寻。开始，他只是想写写父亲在中国的经历，但随后他决定写与中国革命有关的所有美国记者的故事。他认为从1927年到1949年来到中国的不少外国记者，都可称为浪漫主义者。现在，与这些重返中国的老记者们一起走在中国的土地上，兰德不只是感受。他在观察，他在研究，他在把目光从这群与父亲同时代的美国记者身上，延伸到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他想知道，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为何让一代代外国记者如此着迷，他们为何雄心勃勃地在这片土地上冒险，他们又如何以不同方式报道中国，并在这种报道过程中，赢得名声，开创事业？他随着这群美国老记者走进中国。引子走进中国(2)3几百年来，一代代西方人怀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在这片东方的土地上走过。旅行家、冒险家、考古家、商人、传教士、侵略者、政治家、记者……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中国的想像，每个人都有他的中国故事。他们伴随着中国的历史，他们也参与着中国的历史。客观的，偏激的，善良的，恶意的，在他们种种不同的体验与叙说中，一个神秘、古老的中国，渐渐变得清晰，变得具体，变得不再陌生和遥远。走进中国，发现中国，这是那些西方人的故事，也是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故事。在最初走进中国的西方人中，最为重要、影响也最大的无疑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当他1271年启程前往中国时，他当然没有想到，将是他为走进中国的西方人，写出第一个精彩的故事。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差不多二十年。研究马可•波罗的西方学者发现，在他的中国游记中，马可•波罗最爱使用的形容词是“伟大”。毫不奇怪，一个来自地中海威尼斯小城的旅行者，走在中国的杭州、苏州……一个个江南重镇的富庶肯定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不能不对中国城市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场面之繁华而叹为观止。他不止一次来到长江边，注目滚滚而去的江水，不由得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条河流程如此之长，穿过了如此多的地区和城市，江中来来往往的船只是如此之多，运送的财富和货物是如此之多，实际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还要多!”马可•波罗到底是位意大利人，似乎天生具有与众不同的浪漫。他那艺术家一样的浪漫，渲染着他的中国印象。在风靡了一代又一代的他写的关于中国的游记中，他呈现的是一个辉煌、壮观、充满诗意的东方古国。更多的西方人踏着马可•波罗的足迹走进中国。商人们来了。浩淼大海上商船来往穿梭。一船船运走中国的瓷器、茶叶，一船船运来西方的香料、珠宝。传教士们来了。著名的利玛窦走进了中国，他也是意大利人，他成了最早在中国获得永久性居住权的传教士之一。这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为了赢得中国人的信任，第一个穿起了中国士大夫的服装。他有数学和天文学知识，能绘制地图。他很乖巧，或者说他很能理解和迎合中国人的观念，他绘制的一幅世界地图，中国被标在中央位置。著名的汤若望也走进了中国。这位德国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北京城观象台的一间房子里，观察天象，研习历法。他颇受清朝顺治皇帝的青睐，汤若望向顺治皇帝进呈自己制作的浑天星球、地平日晷、望远镜，这些西洋玩艺儿，令宫中人耳目一新。汤若望成了宫中常客。在顺治眼里，这位西方人真像一部活字典，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汤若望被委任为钦天监监正，并赐二品顶带，成了最早在中国宫廷中担任要职的西方人。而在十七世纪英国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籍中，顺治皇帝也被说成是“欧洲化的皇帝”。然而，鸦片也运来了，炮火也运来了，侵略也运来了。鸦片战争中，甲午海战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古老帝国，在列强的炮火中溃不成军，领土被切割，权利被剥夺……十九世纪有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写道:一次急剧的感情突变发生了。中国在英国军队面前的彻底溃败，以及不愿接受西方的干预和西方的观念，使得她从被尊敬和钦佩的地位，滑至被蔑视的地位……他们突然发现了与他们原来认为的她的辉煌完全相反的弱点，一种新的印象遍及了美国和欧洲，认为中国是颓废的、垂死的，已从昔日的灿烂堕落了。从此，一个古老、封闭、自大的中国，一个曾经被马可•波罗浪漫化的中国，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冲撞中、在现代与传统的相互渗透中、在开放与封闭的替换中，开始了艰难的历史行程。更多的西方人，走进了中国。引子走进中国(3)4走进二十世纪，一个动荡不安、危机四伏同时又国门大开的中国，给那些来到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真正能够发挥各种作用的历史大舞台。传教士已不再是主角，走到前台的是政治家、革命者、外交官和记者。稍稍回过头看看，就不难发现，从孙中山到宋庆龄，从蒋介石到宋美龄，从张作霖到张学良，从李大钊、陈独秀到毛泽东，在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中国政治家身边，总是不时环绕着一些外国人。他们扮演着不同角色：顾问、秘书、朋友、战友、清客，甚至保镖。他们发挥着不同作用，有时左右着局势，有时决定着命运。他们彼此的关系常常显得复杂而微妙，相互依赖或者利用，充分信任或者有所提防，不管怎样，他们既然走到了一起，也就构成了特殊的组合。没有一个又一个外国朋友的帮助，孙中山恐怕早就跌落在接二连三的失败之中，再也难以东山再起了——譬如那位长期充当孙中山私人保镖的英籍加拿大人马坤身上，就有过一次次惊险故事。没有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的介入和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肯定会重新书写。如果没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北伐和1927年大革命该是什么样的结局？如果没有共产国际顾问、德国人李德，红军会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开始长征吗？西安事变中，没有先后担任过张学良和蒋介石顾问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冒险前往，从中斡旋，张学良和蒋介石这两位主角该如何见面，如何妥协，其实也是很难确定的事。史迪威、陈纳德、赫尔利等这些在中国抗战中依次出现的人物，各自的影响与作用，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值得重视的还有那些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记者职业注定与冒险联系在一起，他们借助得天独厚的优势，总是用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中国，用猎犬般的嗅觉，感应着这片动荡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笔分量不同，他们的观点和倾向也不尽相同，甚至分属不同政治阵营，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中国历史现场上重要的目击者。他们亲历了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有关这个东方古国的不少爆炸性新闻，都是经他们之手公布于世。1900年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区时，是澳大利亚人、《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里森发出独家新闻，让欧洲人知道了在中国发生的危机;还是这位莫里森，在担任袁世凯顾问期间，想办法将日本试图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密约内容透露给同行、也是澳大利亚人的端纳，使端纳发出了一条爆炸性新闻;1927年，在广州、上海、武汉，一个个重要历史场景中，总是少不了外国记者的身影，斯特朗、希恩、瑞娜……他们亲眼目睹了大革命的悲剧，目睹了蒋介石、汪精卫、宋庆龄、鲍罗廷、陈独秀等一个个风云人物政治命运的大起大落;三十年代初，在宋庆龄、鲁迅周围，汇聚着史沫特莱、斯诺、海伦、伊罗生等外国记者，是他们把蒋介石独裁专制的白色恐怖，向全世界揭露;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从酝酿到爆发，居住在北京的斯诺、海伦夫妇都积极投身其中，直接发挥外国记者的特殊影响，斯诺亲自拍摄的游行场面，成了珍贵的历史记录;还是斯诺，冒险家一般走进陕北，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工农红军依然存在的真相，拍摄了一大批不为人知的中共领导人的照片;史沫特莱经历了西安事变全过程，她，还有贝特兰，把发生在西安的一切，通过广播，通过电讯，向全中国、向全世界报道;抗战期间在重庆最有名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第一个向世界报道了河南饥荒和国民党政府腐败的真相，使访问美国一时风光十足的宋美龄，顿时失去了头上的光环;一批批住在雾重庆的外国记者，纷纷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走进他们认为将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延安……正是一次次爆炸性新闻的发表，这些外国记者不同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历史时钟的摇摆。他们走进了中国，他们的中国故事，也就成了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他们是不可缺少的角色。本书，将叙述他们的中国故事。通过再现他们的足迹，再现他们眼里的中国风云，再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使那些早已逝去历史事件、历史场面，变得更加清晰起来。1900年第1节紫禁城内外(1)1在北京东城的西裱褙胡同，一座明代建筑至今保存完好。这是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谦的故居。当明朝面临北方强敌的入侵威胁时，于谦竭力反对明廷南迁，并在北京组织团练，率兵出战，保卫北京。从明到清，朝代更迭，岁月流逝，这座院落目睹了几百年的风风雨雨。院落的主人不知换过多少次。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来了，又走了;走了，又来了。变化了的是人事，是历史。不变的是屋檐下的砖雕，是院中的石阶。平静了许多年的这个院落，突然间在一百年前的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又成了北京的一个焦点。1900年4月，义和团在北京的第一个坛口在这里成立，团员有一百多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的千古绝句《石灰吟》，这些发誓“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团员们，也许正是因为于谦当年的业绩和这首诗，才特地来到这里集会，宣布北京义和团第一个坛口的正式成立。于谦写得好，“粉身碎骨浑不怕”，这些被强烈的“灭洋”情绪燃烧起来的人们，真的什么也不怕。铺开晚清的北京城地图，可以发现，被北京的义和团选择作为第一个坛口成立处的于谦故居，处在一个颇有意味的位置。它与观象台和使馆区，正好处在同一条胡同延伸线上。观象台在东，使馆区在西，它位于中间。此时，观象台上传教士汤若望观天象的房子还在，而使馆区的平静、不可一世则很快就将被蜂拥而至的义和团彻底打破。中国世纪之交最为动荡的时刻，彻底改变中华帝国历史走向的时刻，已经不可逆转地来临。于谦故居里的这次聚会具体在哪一天，史书上没有记载，而是笼统地把北京城里首次出现义和团的日子定在1900年4月。4月15日，一百多名义和团员在京郊的卢沟桥集会，散发了反对列强和反对外国教会的揭帖。4月29日，类似的揭帖也在北京城里出现了。在此期间，义和团假托在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了一块石碑，上面刻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著名军师刘伯温写的谶语：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怨不伸。石碑上还有这样的句子：义和明教，不约同心。迷信的义和团民众，更加确信自己是在奉天行命了。这个月，北京城外国使馆里的西方人，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滚滚而来的义和团热潮的波及。从1898年在山东开始的“义和拳”，到1899年底才引起北京城的这些外交官们的焦虑和关切。在此之前的1月27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公使，曾联合照会中国政府办理外交事务的部门——总理衙门，要求清廷发布上谕，明令在山东和直隶立即采取措施镇压义和拳。然而，一切已为时太晚。慈禧太后这位统治中国几十年的女人，一直在镇压还是利用义和团问题上摇摆不定。两次鸦片战争后的清政府，实在已是软弱无力，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哪里找得出一个像样的强国方略，来与虎视眈眈的列强们抗衡？失去控制的义和团，终于要在北京城这个过去令许多天朝臣民战栗、仰望的地方，无所顾忌地挥舞火把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了。于是，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们，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东方帝国的这场令后人评说不一的风暴。他们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各自不同的利益集团，也拥有不同的职业素质，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见闻，也就成了中国世纪之交历史场面中重要的内容。2最早看到义和团挥舞大刀挥舞红缨枪身影的外国记者是意大利《晚邮报》的巴尔齐尼，地点是在天津火车站，时间是6月2日。到5月底，义和团风暴已席卷北京郊区和天津、保定等地。由卢沟桥到保定的铁路路轨被扒，车站被烧，桥梁被毁，电报线被割断。5月28日，北京郊区的丰台车站也被烧毁了。5月31日，外国驻京使团紧急调遣数百名官兵来保卫使馆，5月31日，第一批军队乘火车从天津大沽抵达北京。列强们的二十多艘军舰集结大沽口外。一场战争迫在眉睫。不少研究义和团历史的史学家认为，召卫队入京保护使馆，是造成战争危机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就在5月29日，清廷曾发布谕旨，命令官兵“剿灭”拒不解散的义和团，这是年初以来的第一次下达的明确指令。但外国使馆调兵遣将的举措，使清廷立即撤销了命令。6月3日，清廷明令停止清剿义和团。官方与民间，在这一时刻，并非情愿地却无法避免地走到了一起。天津周围外国军队与义和团的战斗已经打响。巴尔齐尼是意大利军队的随军记者。在天津火车站附近，他目睹了俄国军队的一个哥萨克骑兵连迎战两千名义和团民的场景:我们离他们大约三百码。他们的头上裹着红布条，让人联想起一个行进中的法国士兵团。他们的红腰带在阳光下闪耀。大刀在头上挥舞，红缨枪在飞动。突然，那些打头的，接下来是其他人，再接下来是所有的人，一齐跪下来作祈祷……巴尔齐尼看到了一位义和团成员的死:他挥舞着两把马刀，一只手一把，就像一个玩杂耍的人。接着，一枪打得他脸朝地倒下了，但是，他马上用膝盖支撑着身体，挥舞着马刀。又是一枪打来，他再次倒下，然而他用肘顶起自己，还在挥动那件武器，直到最后一枪使他永远倒在尘土中。（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900年第2节紫禁城内外(2)3北京的外交使团被清兵和义和团围攻，是在6月20日。这是1900年6月18日英国的《泰晤士报》，上面发表了该社驻北京的特派记者的电讯，这是外交使馆被围前来自北京的最后消息。这位没有署名的《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是莫里森。这位获得过医学博士学位的澳大利亚人，在1894年仅花费十八英镑便完成了从上海到仰光的徒步旅行，第二年他出版了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由此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报纸《泰晤士报》的驻华特派记者。当年，当莫里森身着中国服装，带着中国脚夫，开始他的横穿中国的行程时，绝不会想到，几年后，他会在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荡中成为全球闻名的记者;更不会想到，他会爱上中国，并在中国旅居了二十多年，有一天还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顾问，深深卷入了中国事务，被世人称做“北京的莫里森”，而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一度曾被命名为“莫里森大街”。当然，后来的一切，在1900年6月的这个时候，莫里森不会去预想。他和所有在这个古老帝国的外国人一样，被眼前的危机困扰着。《泰晤士报》刊载的莫里森的这条电讯写于6月14日。据莫里森的传记作者所写，6月13日，连接北面俄国的电报线路被切断了，这是北京与国外的最后一条通讯线路，连通天津的线路，已在三天前被切断。于是，莫里森决定找一个信差把电讯稿送到天津，他在日记中特地写明，为雇人送这条电讯，他花了二十两银子。他在电讯中写道：一次严重的反对外国人的骚乱昨晚在这里爆发。城里东部一些最好的建筑被焚烧，数以千计的当地基督徒，以及由外国人聘用的佣人，就在距皇宫两里范围内遭到屠杀。对所有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焦虑的夜晚。他们汇集在一起，由外国卫队保护。拳民焚烧天主教堂的东堂，这是所有教堂中最大的。如果外国卫队的援军今天仍不能到达，可以预料骚乱将进一步恶化。据可信消息尚无英国人受伤。在18日《泰晤士报》发表莫里森的电讯两天后，20日，使馆区被团团围住，这里与外界的联系彻底被切断。被困的有外交官、卫队以及上千名中国教民。他们中间有两位记者，一个是美国记者克里尔曼，另一个便是莫里森。莫里森仍在想办法把消息送到天津。7月6日，莫里森在一张很薄的、只有五英寸大小的纸片两面写了一篇电讯稿，纸用油泡了泡可以防水，然后，把它藏在一个装有稀粥的碗里，交给一个年轻的中国教民。这个教民从墙上翻过去，假装成一个乞丐，试图混出包围圈。但他最终未能成功，天亮时又退了回来。莫里森取回了纸条，把它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保存了下来。这样，才使后来的史学家有机会见到它。尽管莫里森被公认具有冷静的性格，但后来莫里森的研究者注意到，在写这张小纸条时，他还是流露出了紧张。开头一句，他写道：“自1月20日被中国军队包围以来……”他明显写错了围攻开始的日子。4北京的记者没有了音讯。为西方媒体提供消息的任务落在了驻上海的特约记者身上。1900年7月16日，英国的《每日邮报》发表了驻上海特约记者的电讯，声称北京的外国使馆已经被攻占，所有欧洲人全军覆没，这个消息在欧洲顿时引起强烈反响。这个特约记者如同一个小说家，把现场描写得活灵活现，极为煽情。他写道：欧洲人面对势不可挡的嗜血成性的疯狂的野蛮人群，沉着勇敢地战斗到底，在弹药尚足之时，他们冒着中国人的枪炮火力，一次又一次打退了他们的进攻，当他们最后一梭子弹打出去之后，他们的最后时刻也便来到了。但他们都视死如归。他们坚守在残破不堪的阵地上继续抵挡中国人的冲击，直到在数量上完全被敌人压垮，最终牺牲在阵地上。他们死得其所，没有给我们丢脸，他们为那些将在他们的尸首上被杀戮的、毫无自卫之力的妇女儿童战斗到最后一刻……至于夫人们，不消说，她们在这可怕的时刻是无愧于她们的丈夫的，她们以高尚的情操忍受了长时间、残酷的痛苦，都尽节而亡。第二天，1900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转发了这条消息，并特地配发了社论。过去，莫里森的名字在《泰晤士报》上从未出现过，他采写的消息都是以“特派记者”的名义发表的。而这天，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并成了《泰晤士报》为之哀悼和颂扬的“我们尽职的特派记者”：在牺牲于清朝京城的人当中有一位应得到我们特别的敬意，他就是我们的驻北京记者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医生。在他的充满惊险经历的三十八年生活中，莫里森医生多次死里逃生，每当紧急时刻，他总是有无尽的智谋。因此，我们不能完全放弃希望。他很有可能已经在最后的屠杀中，趁着混乱脱身逃走……《泰晤士报》的社论中还这样称颂莫里森：任何一家渴望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其他报纸都不曾得到一位比莫里森医生更忠诚、更无畏和更能干的雇员。在澳大利亚，莫里森的家乡吉隆，得到消息后为他的“不幸殉职”降半旗志哀。然而，莫里森并没有死，北京的使馆区也没有被攻占，更谈不上“全军覆没”。《每日邮报》在上海的那位所谓特约记者，不过是根据想像编造了这样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在西方新闻史上，这是一场闹剧，一个弥天大谎。事后，莫里森自己在1900年10月20日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叙述了这个所谓“记者”在中国行骗的整个过程。他说:我看《泰晤士报》是在替《每日邮报》掩饰，担保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才发表来自上海的那份不光彩的电讯的。这份电讯使多少家庭悲痛啊。据我了解，发这一电讯的人叫萨特利……他一直以萨特利的名字住在上海礼查饭店充当《每日邮报》信赖的特约记者……那份谈及我们遭屠杀细节的臭名昭著的电讯是化名西尔威斯特的萨特利炮制的，你就会看出《每日邮报》选用这位记者是不明智的。当义和团风暴过后，莫里森收到了刊有他的讣告的《泰晤士报》，一位澳大利亚年轻的战时记者阿瑟•阿丹斯正好在场，莫里森问他:“你对此怎么看？”阿丹斯回答说:“我看，既然《泰晤士报》发了文章，对你倍加赞誉，现在惟一最该做的事情就是给你涨一倍薪水。”1900年第3节紫禁城内外(3)51900年8月15日北京失守。头一天，慈禧太后化装成平民，准备带着光绪皇帝逃往山西。行前，光绪和珍妃一起前来拜见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珍妃请求把光绪留下与八国联军谈判，慈禧太后一怒之下，命令太监把珍妃扔进宫里的一口水井，再压上石板。然后，仓皇离去。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的围攻被解除了，中华帝国的首都，成了八国联军脚下的废墟。对于一个有着悠悠数千年历史的古国来说，对于一个曾一度自视颇高的民族来说，这是前所未有的、比鸦片战争失败更大的屈辱。随八国联军采访的俄国《新边疆报》记者扬契维茨基，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北京被攻陷当天的情景。傍晚，万籁俱寂，枪声早已停止，我重新登上城墙，眺望城市。在这个古城的上空，曾经从夜里两点到下午两点，到处纷飞着令人生畏的弹药：燃红的铅弹，钢铸的榴弹，甚至还有中国人用生铁制成的古老的炮弹。在这寂静的古老城墙上和在这神圣京都的城墙下，人们的鲜血一直流淌了十二个小时。无云的天空，好像因为受到地面上大炮的致命轰鸣声而震撼和搅动，忧郁得使自己明朗的蔚蓝色变得暗淡无光，蒙上了一层可怕的铅色乌云……（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北京沦陷了。罗蒂是一位法兰西学院院士，海军军官出身的他，以撰写世界游记而著称。在北京沦陷两个月后，他奉命前来为《费加罗报》报道中国见闻。他走进了北京城，眼前出现的仍是一片废墟。几个褴褛的乞丐，战栗在蓝色的破衣之下;几条瘦狗，食着死尸，如我们在路上领教过的一样……经炮弹、机关枪光临过的北京，留下的仅有颓垣败瓦而已……一切皆颓坍了，但欧洲人的国旗，飘扬在各处墙上。他来到天坛。看到:这个往昔庄严肃穆的地方，现在任由野蛮人的马队驰骋。英国人派来的攻打中国的上万名印度兵，在那里扎营。他们的马，蹂躏着一切。草地上全是马粪。一个大理石的香炉，往昔是祭神时烧香用的，现在被英国人当做烧瘟牛之处……（转引自张功臣《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洗劫北京，成了这些“胜利者”的节日。6当初被围困时曾经发出紧急呼吁的莫里森，如今也被联军们肆无忌惮的野蛮抢掠而震惊。几乎就在人们欢呼援兵到来欢呼被解救的同时，这位澳大利亚籍的新闻记者，也把重点放在了报道联军们的抢掠行为上。8月17日他致电《泰晤士报》:西什库教堂昨天被解救，北京目前完全由外国势力控制。抢劫正在有组织地进行。法国和俄国的旗帜，飘扬在故宫最好的地段，据信那里埋有皇宫财宝。日本人占据了一个宝库，据说里面藏有五十万两银子(约合62500英镑)。慈禧太后、皇帝、端王等高官均逃亡到山西的太原府，然后从那里前往西安府(西安)。《北京公报》已于13日停刊。此地已无政府。9月24日，莫里森致电《泰晤士报》：“由俄国人实施的对颐和园的有组织的洗劫已经结束。每件值钱的东西都被装走。”最令莫里森感到厌恶和气愤的，是德国人的行径。他不断揭露德国统领瓦德西部下的残忍。“德国人继续到北京周边地区骚扰，其主要目的就是抢劫。”他在11月24日写道，“类似抢劫，被德国军方掩饰地解释为重要的军事行动”。11月27日，他决定用“大半天”写一篇长达五百余字的电讯，猛烈抨击德国人的一意孤行。他举例说明他们对无辜者和有罪者不加区别地进行惩罚，“有组织地洗劫那些早在德军抵达中国之前就已经投降了的人”。他建议英国军队应该不听从瓦德西的指挥。这份电讯激怒了德国人。莫里森恐怕早就激怒了德国人。他撰写的约三万字的关于使馆被包围经过的纪实文章，由《泰晤士报》在10月14、15日两天陆续发表。在文中，他记叙了6月14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命令卫队枪杀街头的义和团成员和平民的情况。在他看来，这件事发生在前，是它导致了20日克林德被清兵枪杀。当时读过这一报道的英国读者，也是这样理解事情的起因的。12月7日，英国驻香港总督布雷克的夫人在给莫里森的信中便这样说:我正以极大兴趣拜读你的被围纪实。克林德男爵既然在德国使馆杀义和团，并且让使馆警卫向正在北京城区念咒作法的义和团开枪(克林德男爵是在墙头上看到他们的行径的)，那么，难道你不认为他对于自己的被杀负有很大责任吗？据我的理解，克林德男爵的所作所为都在使馆被围之前。1900年12月17日，莫里森在北京的朋友库朋斯齐写信给他，向他反映德国人破坏北京古建筑的行为:“你听说德国人最近故意破坏文化的行为了吗？他们破坏了明代建筑的科举考场的高塔，引起所有中国人的憎恨。表面看来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取木材作燃料。”十天后，12月28日莫里森在发给《泰晤士报》的电讯中，控诉了德国人的“肆意破坏”，其中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破坏神圣的科举考场建筑，拿木料烧火，用它的砖盖德国警署”。莫里森的报道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1900年12月31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该报记者从伦敦发来的电讯:在一封12月28日发自北京的电报中，莫里森博士给《泰晤士报》发来了一段对德国人粗暴行为的长长的抗议书。他说，德国人的这种行为不是在制止混乱而是在制造混乱。他谴责德国人为了支付自己的军费而通过罚款手段对大清国进行掠夺，并不分青红皂白对有罪之人和无辜之人统统进行处罚，为他们自己能够满怀敌意地继续占领清国领土寻找借口。莫里森不停地揭露八国联军特别是德军的野蛮，令担任八国联军总司令的这位瓦德西元帅十分恼火。瓦德西在1901年2月2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现在我才从报纸中得知，我一直受到英、美、俄三国报纸的激烈攻击，其中，尤以造谣总汇之《泰晤士报》为最。该报的报道都是莫里森先生所写。此人像那些英国记者一样，喜欢夸大其词，我应当特别对他注意。瓦德西实在无法掩饰对莫里森的愤怒，甚至用了下面这样的字句来贬斥莫里森:我对报界的攻击毫不介意，正像我对狗叫毫不介意一样。但使我惊奇的是，《泰晤士报》这样的报纸，竟然一直容忍自己的人这样糟糕地工作。这里的英国人因为自己的这位同胞感到害臊，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打发走。不只是德国人对莫里森的报道感到不快，因为莫里森的文章中写到公使们的怯懦，西班牙公使对他的纪实也“非常恼火”。奥地利公使同样反感莫里森对奥地利卫队缺陷的批评，因为这一原因，随后好多年里，莫里森都未能获准到奥地利使馆去采访。意大利公大使也曾一再向英国使馆抱怨这位“麻烦的莫里森”。7义和团风暴平息了，在列强们的压力下，老迈的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不得不代表清政府在《辛丑条约》上签字。这一天是1901年9月7日。两个月后，11月7日，这位至今仍让人们评说不一的洋务派领袖因病去世。接替他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袁世凯。中国历史沉重的一页翻了过去。在近十一年后，1912年8月初，仍住在北京的、曾被那些西方外交官们视为“麻烦”的莫里森，接到一封来信。写信人蔡廷干是中华民国的海军中将，也是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蔡廷干随信附来一份聘书:中华民国政府聘请乔治•欧内斯特•莫里森博士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自莫里森博士于本年10月自欧洲返回北京报到之日起计算。莫里森在中国新的角色从此开始。1911-1919年第4节民国，风雨飘摇中(1)11911年10月9日，汉口。暮色中，位于俄国租界一座被雨水冲刷得很旧的大楼里，汇集了一群革命党人。此时，长江还在涨水，汉口隔江与对岸的武昌相望。江水静静地流着，革命惊雷却即将响起。第二天凌晨，在武昌一座称作“中和门”的城楼上，革命党人开枪射击清军的守备哨兵，攻占了清湖广总督署所在地，黎元洪被推为革命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十八星旗在清湖广总督署的上空飘扬，武昌新军的枪声敲响了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丧钟。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全国十八个省相继宣布独立，一场波及全国的辛亥革命拉开序幕。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先生多年为之奔走呐喊的理想，正被各地风起云涌的革命变为现实。在千里之外的北京，清朝的大臣们正在争论立宪新政。武昌首义的消息传来，紫禁城里慌作一团。隆裕太后立即召集各大臣商议对策，决定迅速调动精锐的北洋军向武汉逼近，一场新与旧的较量开始了，这场较量将世界的注意力再次引向东方。其中有两名澳大利亚人，从此与中国的民国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其中的一位就是早在义和团时期就以报道中国情况出名的新闻记者莫里森。10月11日，也就是起义的第二天，远在北京的莫里森便给《泰晤士报》发出第一封北京专电，描述了这场起义对清政府的巨大震动:“北京被革命爆发和军队叛乱的消息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清朝危在旦夕，满朝文武，忧心如焚”。随后，莫里森专程奔赴动荡中的汉口。此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武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虽然莫里森只在汉口呆了五天，但从10月11日到24日，他向《泰晤士报》连续发出了近万字的电文，向世界报道了首义后武汉的情况。在他的印象里，“人民死伤不多，但财产损失严重。革命党人秋毫无犯，北洋军队肆意淫掠”。从对武汉的观察中，莫里森感受到“清朝必须推翻，这大概是民心所向”。2这时候，一直鼓动革命的孙中山远在海外，黄兴还在香港，莫里森虽然没有见到这些著名的革命领袖，却在革命党人的队伍里意外地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是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端纳。这位美国纽约《先驱报》的新闻记者，不用人家邀请，就毫不客气地担任起革命者的组织工作。纷纷响应起义宣布独立的各省，悬挂起各色各样的旗帜，只有张勋统治下的南京成了清政府在南方的最后一个要塞，占领南京就可能结束战争。11月，共和军队聚集在南京下游的镇江，准备攻打南京。端纳匆匆赶到这里，他自告奋勇，冒险登上了紫金山，亲自侦察清军的情况，并身先士卒参加了攻打南京的战斗。傍晚，当攻城还在继续的时候，在一个已被控制的太平门附近的车站电报局内，作为惟一一个见证了这次行动的西方记者，端纳靠着蜡烛和一枝铅笔，为《先驱报》和其他澳大利亚报纸写出了一篇两千字的电讯:南京城外，1911年12月1日。今天早晨，一场生死斗争在一座城市和一座山的中间进行。炮弹在紫金山顶到平原处一带呼啸，弹片在高处和远处飞散，中国革命党人几乎没有伤亡，处在低处的清军士兵正在做绝望的挣扎！端纳是个天生的冒险家。八年前，他只身从澳大利亚来到香港，开始了他的远东生涯。当时，在罗湖桥的另一端，清王朝已摇摇欲坠，端纳作为悉尼《每日电讯报》的记者赴广州采访了清两广总督张人骏，并被张人骏聘为名誉顾问，这为他在门禁森严的中国大陆官场中挤开了一条窄窄的门缝。在广州访问时，端纳第一次见到了莫里森，在莫里森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后来著名的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谈话间孙中山的名字被频繁地提起。端纳对孙中山的革命计划产生了兴趣，而宋耀如正是孙中山的忠实支持者。端纳预感到一场革命即将来临，他要到风暴的中心去。1911年初春，中国开放较早的商埠上海以其繁华的景色展现在了他眼前。他在后来回忆道:“喧闹的黄浦江徐徐东流，江面上舟楫点点，仿佛它们是从丰饶角里撒出的。南京路像一把刀子从黄浦江畔的外滩直插上海喧闹的商业中心。静安寺路就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过跑马场，流过高墙和铁门围着的公馆进入当时乡下的地方。”欣赏上海的美景当然不是端纳的目的，在路尽头的一个公园里，他见到了上海的革命党人伍廷芳，自那以后，他就和这场革命运动牢牢地连在了一起。果然，几个月之后，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就传到了这里。11月6日，上海的革命党人攻占了江南制造局，上海随之光复。独立各省的代表纷纷云集上海，准备组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当他们为谁来领导即将诞生的共和国发愁时，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从海外归来，他就是同盟会总理孙中山。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来到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端纳赶赴南京参加完总统就职仪式，将这个重大事件的报道发出后就回到了上海。第二天，端纳正在上海革命党部的小屋里被冻得要死，有人送来一份专电，孙中山要他起草一份共和政府宣言。几天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东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要说的话，但他们没有想到，这篇宣言是从一个高鼻子、带着微笑的年轻西方人的打字机上敲出来的。当长江流域燃起共和之火时，莫里森依然呆在北京。几天之后，他看到袁世凯乘坐的火车驶进了北京站。走下火车的袁世凯以优雅而富喜剧效果的姿态，轻快地走过整个站台，以此向人们显示，三年前使他被免职的那条“酸痛的腿”现在好极了。这一次他是应隆裕太后之召，前来拯救太后和宣统皇帝这对孤儿寡母的。袁世凯一面继续派兵向南方施压，一面又派代表秘密与南方政府谈判，在得到南方领导人的承诺之后，他软硬兼施，迫使清室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宣布清廷退位。莫里森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了一篇题为“帝国下诏宣布共和”的通讯，抢先报道了清帝逊位的消息，这篇报道被誉为“当年的独家新闻”。两天之后，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而莫里森则被聘为袁大总统的政治顾问。袁世凯赐给他金印一颗，并一度将王府井这条最著名的商业街命名为莫里森大街，以表彰他的特殊贡献。但随着中国历史出乎意料的进程，莫里森、端纳这两位澳大利亚记者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1911-1919年第5节民国，风雨飘摇中(2)3北京又成了中国政治的中心，端纳也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在北京的办事处，同时兼任上海《远东评论》月刊主笔，每月回上海一次发排稿件。同时，端纳成了新政府里的座上客，在所有高官当中，财务总长周自齐是端纳最喜欢的一个。1915年1月下旬的一天，上海黄浦江畔的一座高层建筑里，端纳正在忙着将《远东评论》稿件付印，突然他接到财务总长周自齐的急电:“即回，事关同盟国，情况严重。”端纳的心中有种莫名的兴奋，他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匆匆赶往火车站。当发自上海的夜间快车隆隆驶进北京站时，端纳也在随后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惊心动魄的四个月中进入了角色。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开始，日本对中国的扩张、掠夺、侵略，几乎成了几十年来所有在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不可回避的报道主题。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日本在中国所犯暴行的，是1894年甲午海战期间来到中国的纽约《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克里尔曼（该报社的老板普利策后来因设立“普利策奖”而闻名）。11月24日，克里尔曼从旅顺发回一篇目击报道，题为“倭寇残杀记”。文中描述了日军杀害中国平民的细节:战后第三日，天正黎明，我为枪弹之声惊醒，日人又大肆屠戮。我出外看见一武弁带兵一队追杀三人。有一人手抱一无衣服之婴孩，其人急走，将孩跌落。一点钟后，我见该孩已死，二人被枪弹打倒。其第三人即孩之父，失足一蹶，一兵执枪尾之刀者即时擒住其背。我走上前，示以手臂上所缠白布红十字，欲救之，但不能救止。兵将刀连插伏地之人颈项三四下，然后去，任其在地延喘待死……克里尔曼是先行者。来到中国的西方记者们，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日本的一举一动。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代表着各自国家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从维护西方列强们在中国的利益来选择报道的。但是，他们中也有这样的人，当他们用自己的眼睛目击历史事实时，当他们凭着记者的职业敏感捕捉新闻线索时，当他们怀着良知报道事实真相时，就有可能因不满于日本对中国日益膨胀的野心而摆脱历史的局限，发出同情和倾向于中国的声音。4端纳乘坐的火车在第二天晚上抵达北京。出了北京站，穿过拥挤的人群，端纳坐上了人力车，直驶美国公使馆。街道两边的店铺已纷纷关上了店门，繁忙喧闹的一天结束了。车子驶过，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麻将哗哗啦啦的声响，偶尔还有几声婴儿的啼哭。街道上过往的男男女女都裹着厚厚的棉衣，载着端纳的人力车夫飞快地奔跑。到了美国公使馆，公使芮恩施已经在门口迎接他，这位通常十分镇静而且保守的公使显然警觉起来了。“最险恶的勒索开始了。”芮恩施说。“我并不感到意外。”端纳平静地答道。公使把自己所知的有关东京的情况告诉了端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端纳的游说下，中国也匆匆地宣布对德宣战，并收回德、日对山东的占领权。1915年1月18日，就在中国收回日本对山东的占领权的当晚，日本驻北京公使日置益来到天坛，面见睡眼惺忪的总统袁世凯，宣读了日本的“强烈不满”，然后他用手杖重重地敲着桌子，留了一份威胁性的文件后扬长而去。日本公使走后，袁世凯气急败坏。事后，一位见到过文件的中国高官几乎含着眼泪告诉芮恩施说，日本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要是接受的话，必将断送中国的独立，使之沦为日本国的附庸。芮恩施最后对端纳说，日本人声言一丝风声都不能透露。很明显，中国人的嘴给封住了。他们受到了威胁:万一泄露秘密，因此而引起的后果自负。世界历史上少有的国际阴谋已经付诸实施，受害国却因惧怕更多地遭受凌辱而保持缄默。如果要把即将发生的事实公之于众，就要弄清楚事实的真相。夜色中，端纳走进位于东总布胡同的周自齐财务总长的公馆。见过文件的周自齐不敢公开透露详情，端纳便建议:“我把认为日本可能向中国提出的要求都开列出来，你可用铅笔将其中不对的划掉。”他们开始了一场特殊的笔谈。端纳先开出一串要求，周自齐用铅笔将其中的几点划去。对端纳没有想到的内容，周自齐就加以启发，如问:军火在哪里制造呢？端纳便写下“兵工厂”，控制兵工厂正是日本的要求之一。就这样，端纳写下了他所能想到的日本会提出的要求，周划掉一些，留下一些。控制若干条铁路，以及矿业、警察和军队，都在要求的范围之内。端纳立即向《泰晤士报》发出电稿，对亚洲即将燃起的战火敲响了警钟。电文中说：“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然而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泰晤士报》还同时刊发了从日本发回的报道，报社的评论对端纳消息的可靠性提出疑问。1911-1919年第6节民国，风雨飘摇中(3)在见过周自齐后的第二天晚上，端纳来到莫里森位于王府井大街的寓所。一阵交谈后，莫里森站起来说要到书房去一下。端纳注意到，莫里森顺手整理了一下书桌上的文件，并故意在中间一摞文件上多按了一下，随后径直走出了办公室。端纳心领神会，机会来了，他朝书桌走去，立即把桌上的那摞文件塞进大衣口袋。端纳急忙赶到家中，打开文件一看，正是他一直为之奔走的“日本对中国二十一条要求”的全文译本。多年来的记者生涯使他办事敏捷，端纳立即拟就了另一篇电稿，将二十一条全部内容发给《泰晤士报》，并通过美联社记者纪乐士同时刊登在了芝加哥报纸的头版头条。历史记下了“二十一条”被披露的这一戏剧性的场面。后来有研究者怀疑，这一过程是端纳为避免莫里森受牵连而特意虚构的。因为莫里森当时身为中国总统的顾问，无权泄露外交秘密。事实上，从莫里森在此期间的来往信函看，他一直与端纳保持着密切联系，甚至深深介入了端纳的报道活动。在端纳取走文件的第二天，即1915年2月11日，莫里森在写给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蔡廷干的信中说:昨晚端纳向《泰晤士报》拍发了318个字的电讯，这是他从来没有发出过的最长的电文。他强调指出一个事实，即中国当局至今仍然拒不把日本的要求作任何透露。但是，他向《泰晤士报》担保，他所提供的事实是可靠的。类似的消息也送给了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和美国的联合通讯社。西方各国政府对于日本所提要求的性质和程度已经有了清楚的了解。端纳的电讯在2月12日的《泰晤士报》上发表，题为“二十一条要求纲要”，列举出日本提出的各款要求。端纳说:“日本向中国要索的种种利权还未经官方公布，但据报它们包括以下各项……”但是，《泰晤士报》的编辑在这条电讯后面又加上这样一条按语:“据我们了解，日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已经在上个月内通知英国外交部，而且法国、俄国和美国的政府也都已知道。日本政府的意愿是要把日本同中国的关系置于明确规定的基础之上。日本之所以这样做，看来首先是由于中国政府在战争开始时在德国的影响下所采取的态度。在得到关于日本要求的详细而确实的说明之前，必须暂不对要求的范围和性质作出判断。”与此同时，端纳收到了《泰晤士报》发来的质询:“有关日本消息希予慎重核实。我们有理由相信来自北京各项传闻属于有人故意歪曲。”是日本在欺骗世界。日本不仅要求袁世凯对国内严守秘密，也担心英、美、俄各国知道真相，特别是条约第四号、第五号内容，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独占性，英美等国必不答应。正是担心这一点，日本对条约进行删改，向英、美、俄诸国送达的该文件抄本，只剩下原要求的前半部分的十一条，谎称这些就是它在1月18日提交中国的全部要求。当端纳的消息发表后，拿到日本照会的那些国家，都不相信电讯中所列举的条款。《泰晤士报》驻东京的记者，根据删改后的文本发回消息，认为端纳的报道“大概是在德国挑唆下，为了在日本与友好国家之间制造麻烦而提出来的恶意夸张”。莫里森很快知道了此中的详情。2月16日，他在信中告诉蔡廷干:我已确实得悉，日本没有向此间的英国公使馆发出这样的照会。日本的各驻外大使馆则确曾向美国、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政府发出了照会。正是因为得悉这些照会，英国的《泰晤士报》和法国的《时报》才认为在北京的记者发回去的关于日本要求的报道是经过夸大与渲染的。受到误解的不只是捕捉到独家新闻的端纳，甚至中国人也受到了来自英国媒体的毫无根由的指责。《泰晤士报》2月13日发表社论《日本对中国的要求》:要紧的是应当注意传到我们这里的详细情节并非来自官方，而是完全从北京发出的。中国人讲出来的消息常是靠不住的。目前，更有特殊理由必须极其谨慎对待这些消息，不管是从什么渠道传到欧洲的。即使就我们昨天发表的北京版的要求内容而论，这些要求从原则上看不像是苛刻的，或者不讲道理的……它们看来既没有以任何方式危害中国的完整，也不违背迄今为止一直为其他国家接受的“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的原则。莫里森不能接受《泰晤士报》的观点。2月15日，他致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了解到《泰晤士报》在一篇社论中表述了它的观点：日本提出的要求是合理的，也是中国方面能够接受的那类要求，我据此判断，《泰晤士报》已经听信日本政府所说日本的要求是无害的，也不致与任何有关开放门户、与在华机会均等的条约规定相违背。有鉴于这种说法，我秘密送上日本照会全文的审慎译本。如果这些要求被接受，英国人将从此永远被排挤出长江流域、南满、东蒙、山东和福建境内的任何采矿事业。我对《泰晤士报》的偏听感到惋惜。他们对于这件事最好什么也不说。但是，我料想福来萨已经从东京用电报把日本人交给他的文件传送回国，而这个电报已为《泰晤士报》所听信，尽管它是同端纳发回国的更为正确的消息相冲突的。2月17日，莫里森再给《泰晤士报》外事版编辑斯蒂德去信。2月13日那篇指责中国的社论就是由斯蒂德所写。在信中，莫里森更加明确地批驳日本居心叵测的外交欺骗:日本递交照会的时候，中国人受到恫吓，倘若他们透露照会内容，定将招致打击报复。日本人既已迫使中国人严守秘密，接着仅仅透露要求的一部分内容，从而在国外造成一种骗人的假象，结果是北京记者发电报告的要求全文，竟被认为是“故意夸张”。1911-1919年第7节民国，风雨飘摇中(4)5端纳仍在努力中。关于“二十一条”的消息如何在美国得到发表，目前的史学界有两种不同说法，但都与端纳有关。说法一:端纳在给《泰晤士报》发电讯的同时，也将一份密约抄本转交给了美联社记者摩尔，而美联社纽约总社得到消息后，亦不敢贸然发表，因为中日两国政府对此极端保密，日本更是否认此事。该社总经理斯通还致电摩尔，说:“日驻美大使进藤男爵明确否认你电讯报道的消息。望将消息来源电告。在收到报告前电讯留社不发。”摩尔为保护当事人，没有向总社说明消息来源，最终遭到免职处分。但美国公使芮恩施说摩尔并没有被免职。“当时美联社驻北京记者，也同样遭到其总部的申斥，说他发回去的是‘无稽之谈’。但是，这位记者的结局还不坏，当他立即打电报回去要求辞职时，设在纽约的美联社总部开始认真对待此事，把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的新闻，迅速发给美国各报，披露了内容真相。”说法二:美联社未能发表摩尔发回的消息。几天后，端纳在北京饭店遇到《芝加哥每日新闻》的记者威廉•翟理斯，把报道的内容再次相告，并说:“如果你想报道这件事，现在是你的机会。”翟理斯便把从端纳那里得到的“二十一条”要点逐一发回报社，该报全文刊载了这条电讯，马上引起了轰动。两种说法到底哪种准确，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是，不必怀疑的是，端纳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全世界终于知道了日本欺骗外交的真相。全世界终于知道了日本人的阴谋。对那些认为日本做得太过分的西方列强来说，公布“二十一条”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的野心，使得日本不得不有所收敛，把条款进行调整，从而保证了列强在华各自的利益。但是，这并没能改变中国受凌辱的命运。5月7日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一门心思要早日穿上龙袍的袁世凯，只得委曲求全，与日本签订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耻辱仍是耻辱，悲剧仍在继续。但觉醒并奋起抗争的是中国民众。5月9日当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等四团体发起并召开反对日本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电袁世凯誓死反对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掀起抵制日货高潮。5月18日，长沙一青年从天心阁跳楼自杀，以死抗议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各学校以每年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6四年后的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这时莫里森已因病回到英国。虽然重病在身，但他还是拥有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身份。在中国留欧学生的要求下，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废除‘二十一条’”的要求，但遭到了大会的拒绝。消息传来，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天，莫里森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中国人民觉醒的一幕，但他立即写信询问北京的情况。《芝加哥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纪乐士给他回信说:我回来的前几天，人们都知道和会已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租界地和其他利权交给日本。这是现在抵制日货的原因。一切教育机关都已罢课。学生结队在全城游行。他们想在中央公园召开群众大会，但被军警驱逐，还有许多人被逮捕。……大群学生随后拥至曹汝霖、陆宗舆和另一名亲日官员的住宅，并开始搜索主人。曹汝霖设法脱逃没有受伤。陆宗舆则在打算溜走之际被殴受伤。以后几天之内，北京到处可见激昂的学生在街道上大声疾呼，使自己达到狂热程度，他们告诉路人，由于内阁中某些亲日成员的过失，已为国家带来莫大屈辱。他们很有理由把这些阁僚称为只不过是些被日本收买的卖国贼。熟悉中国的莫里森也许能理解此时中国人的心情。6月28日是巴黎和会签订和约的最后期限，年轻的中国外交官顾维钧等人在没有接到政府拒签令前，拒绝出席签字仪式。此时，远在英伦的莫里森，立即给北京写信，表达了他的心情和看法:和平条约全文，对中国来说，比她原先预料到的还要坏得多，简直是灾难性的。我不相信任何一个活着的有地位的中国人，有足够厚的脸皮，敢于签署这个条约，除非，美国能够提供某种可为中国人接受的确实保证。然而，美国从前曾经在危难中把中国人甩在一边。中国人对此记忆犹新，可能对美国比从前怀有更大的戒心，不愿轻易接受美国的指导了。……在山东的中国人，因为有了这个和平条约，处境确实要比他们在德国人手下时坏得多。很难使他们相信事情不是这样。他们深信和平条约给他们造成损害。我再说一遍，我不相信有哪个中国人敢在条约上签字，除非准许他们在提出抗议，或者作出某些保留的情况下。（以上信件均引自《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此时，莫里森已经重病缠身。不到一年后，1920年5月30日，莫里森在英国因病去世。去世前几天他对身边的人说:“此刻，我的一个希望就是回到中国。我不想死，但如果不得不死去，那就死在北京，死在多年来对我充满爱戴的那些中国人中间。”然而内外交困的中国北洋政府已经无暇他顾。他终于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了人世。1911-1919年第8节民国，风雨飘摇中(5)7又过了十一年。1931年9月18日。这天晚上，端纳、张学良夫妇、赵四小姐，应邀前往北京的英国公使馆赴晚宴。宴会后，张学良一行前往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端纳则回家休息。凌晨两点，已经入睡的端纳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打电话来的是张学良：“不好了！日本人打到了沈阳。快来。”几个小时后，美国合众社驻北京记者德雷马•贝斯和多萝西•贝斯夫妇也被电话铃声吵醒:“日本人正攻打沈阳！”打电话来的是端纳。几年后。1937年8月8日，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目睹了北京的再一次沦陷: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当地浪人和受麻醉的小贩，挥舞着旗子从日本使馆出来，川边将军就在他们面前沿着东长安街检阅他的坦克车队和军队。武力占领中国的古都，终于成为事实了。同一天，美国作家、后来在重庆的美国新闻处工作的格拉姆•佩克也在现场。他描述了这样的场面:整个上午，一长排军队、卡车、坦克通过永定门（南门）开进城，他们先是耀武扬威走在中心大道上，然后分别占领中国军队撤离后的兵营。我和红十字会那天在城外，没有看到这一进军的大部分过程。但我回来时，赶上看到了队伍的尾巴。哈德门大街上轰隆隆开着一队卡车，上面装载着食品和军火。车上都罩着用玉米秆、叶子编织的伪装网，风尘仆仆的驾驶员的钢盔上也伪装得像一个蒿茴袋子，里面撒满树叶和青草，还有花朵，造成意想不到的调情的样子。1915年起日本就开始策划的阴谋，最终成了残酷的现实。端纳还在继续他的路。“九一八”事变后，他陪同张学良访问欧洲，帮助张少帅进行戒毒治疗，以恢复健康。之后，端纳又成了蒋介石、宋美龄的私人顾问，在西安事变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再后来端纳为宋美龄所不容，愤而离开中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日本军队设在马尼拉的一个俘虏营里隐姓埋名度过了四年，由此染上重病，战后被送到檀香山一家美国海军医院治疗。1946年11月，端纳回到上海，立即被送进宏恩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晚期。端纳知道自己的病情后重返中国，就是来寻找最后的归宿。端纳死后，被安葬在上海万国公墓，他惟一的遗物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奖给他的一枚金质奖章。今天，在万国公墓里，我们已经无法找到端纳的墓碑。不过，人们可以找到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的墓地。当年，正是从宋耀如那里，端纳知道了孙中山的名字，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的密切联系。能与自己的老朋友长眠在一起，对端纳来说也是最后的安慰和温暖。1911-1919年第9节看莫里森档案没有想到，2000年1月，离开悉尼那天，我在图书馆看到了莫里森的档案。莫里森生于澳大利亚，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1894年首次来华，著有《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译本改名为《中国风情》)。1897年他以《泰晤士报》特派记者身份再次来华，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他曾是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后来虽离开中国，但在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那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又从伦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国代表团的政治顾问。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他留下来的一切，岂能不让人感到好奇！离开悉尼前往墨尔本的航班是在夜间，这样白天正好有时间到图书馆泡上大半天。陪同我的是旅澳画家沈嘉蔚。沈嘉蔚擅长描绘人物肖像，前几年他画的黄苗子郁风夫妇的肖像画，曾在澳洲全国油画比赛中获奖，此次黄苗子郁风在澳洲举办书画展，宣传册封面便选用这幅作品。与嘉蔚一见如故。交谈中，他说他一直想画一幅莫里森的画像，并曾到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州立图书馆查阅过莫里森档案中的照片部分。巧得很，我正开始写题为“在历史现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故事”的系列文章，澳大利亚记者莫里森和端纳也在视野之内。嘉蔚对莫里森档案的描述，颇让我喜出望外。我当即决定放弃第二天的游玩，舍美景而直奔图书馆。莫里森1920年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所收集的资料诸物，捐给悉尼的图书馆。根据这个遗嘱，莫里森的遗孀宣布，当物色到整理和编选的合适人选后，这批档案即捐给图书馆，二十五年后公开。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两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森的长子同意将全部档案移交图书馆。后来Cyril Pearl 因撰写莫里森的传记，曾利用了这批档案。旅澳的中国学者骆惠敏博士整理编辑的《莫里森通信选（1897—1920）》，于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八十年代上海出版了中文版。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仅仅是莫里森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历史价值的大量日记，却因字迹难辨，整理难度很大，加之无专人编辑注释，公开出版尚待时日，它们只得静静躺在书架上。莫里森档案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查阅十分方便。这批档案数量不少，约有几十卷之多，计有日记、信件、地址本、请柬、拜帖、菜单、票据、邮票、纸币、剪报、地图、艺术品等，应有尽有，由此可见莫里森此人颇有收藏的雅兴。这倒为后人了解他的经历和已成往事的历史提供了方便。翻阅他的档案，除了可以感受历史风云的变幻之外，更可以让你从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浏览一个世纪前的诸般景象。查阅莫里森档案，手续并不复杂，办有借阅证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填上有关卷宗的号码，管理员从档案库里拿出即是。我们先调出莫里森档案中的照片类卷宗。这类卷宗有十多卷，分为家庭、交往等专题，大约有上千张照片。这些照片，生动凸现出莫里森在中国政坛活跃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政治家、革命家、军阀一直到各界名流，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都有照片赠他。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冯国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笔写道：送莫老夫人。这是他在北京廊房头条荣光照相馆拍摄的。1918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徵祥，送给莫里森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仅印有中法文两种文字的“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的字样。这名片应该是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使用的。看到这张小小的旧而发黄的名片，油然而生一种沧桑感。在莫里森的照片中，最让我感到震惊的莫过于1910年的两张照片，这是一组关于海盗被砍头的照片，档案整理者为它们起的题目是：海盗等待处决。第一张照片上，五个中国人被五花大绑，在海滩上跪成一排，旁边是负责行刑的刽子手；第二张照片上，处决后的海盗倒在地上，几个头颅则滚在一旁。目睹此惨状，实在令人不寒而栗。在一个卷宗中，我意外发现了一封中文信，这是一位中国官员为即将到美国访问的莫里森写的引荐信，信封上的收信人是中国驻美参赞周大人。信中写道：“芝仁兄大人阁下：久不通信，念甚。今有伦敦泰晤士访员毛利生君因日俄和事特来美都。此君于此次战事最称有功于中日交涉，持论公允。弟与之甚好，特为介绍。将来和议开后，如有请其相助之处，不妨开诚布公尽情相告，彼必能竭力助我。毛君此行实我国之福也。附呈近来小照一纸，惠存有幸。五月卅日，黄中惠。乙巳五月三十日。”不清楚黄中惠为何人，在几种不同的民国辞典中均未查到他的条目。不过，从他信中的语气可以看出他并非无名鼠辈。从他的信可看出莫里森当年在中国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中国官员心目中有着非同小可的位置。这封引荐信为何留在了莫里森手中，是他最终没有到美国去，还是在美国采访时没有找到周参赞，待查。但它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重要的史料。另外，大概因为它附有一张黄中惠照片的缘故，故在整理时未被归入通信部分而归入了照片类。虽来不及查阅照片之外的其他更为重要的档案，但我还是借出1919年5、6两月的卷宗，我特别想知道，当五四运动发生时，出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莫里森，到底在巴黎如何活动，他的档案中会留下哪些有意思的材料。这两个月的卷宗不包括日记，只有一些剪报和来往信件。奇怪的是，这些剪报和信件中，并无直接反映北京发生的事件的内容。失望之余，我随手抄录下来的几个细节，仍可作为时代大场面中的几片花絮。5月1日这天，莫里森接到中国代表团的Chengting Wang的明信片，上面说取消原定于5月4日举行的晚宴，时间另行安排，希望予以谅解。“Chengting Wang ”即王正廷，他和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等是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信中没说为何取消5月4日的晚宴，随后几天的史料中，也无另行举行宴会的记载，是否与北京5月4日发生了学生游行有关，待查。5月4日这天，莫里森收到华英普兴银公司总裁的来信。该公司希望约定时间与莫里森见面，商谈他们即将进行的对北京的访问，以及该公司新的对华投资计划。6月7日，英国的Brighton Standard 报刊登一幅莫里森生病期间的照片，图片说明写道：担任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莫里森博士，因身患重病，回到伦敦成功地进行了手术云云。这一个月，在中国正是风云起伏的历史时刻，但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个顾问，莫里森的这份卷宗里却留下许多空白。他的日记是否也如此？如果能够整理出来，一定会提供更为充实的史料。时间匆匆，能够翻阅的资料十分有限，但也足以让人感到满足。眼前又多了一扇望历史的窗口。如有机会，我想自己一定还会再去那里细细翻阅。到那天，也许沈嘉蔚君已经完成了莫里森肖像的创作。那么，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天幕映衬下，莫里森该会以什么样的姿势站立着呢？附记:在本书即将付印时，正逢嘉蔚兄回国省亲。他完成了莫里森的画像，试图以一种新的方式解读历史。——2003年8月1925年第10节戴维斯走在南京路中国的二十世纪，可以说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令世人注目的是，一次又一次革命，常常在城市街头率先露出它的容颜。要么轰轰烈烈，此起彼伏；要么突兀而来，却又戛然而止，杳无踪影。不管怎样，那些主要生活在中国城市的外国人，便一次又一次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了街头革命的目击者甚至参与者。且把目光先放在一个美国青年身上。他走在南京路上。这是1925年的5月30日。五卅运动爆发的那天。他只有十七岁，却熟悉上海，熟悉中国，因为他原本就出生在中国四川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像那些十六、十七世纪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的先行者一样，他的父母一直履行着感化中国人信奉基督的使命，即便已进入二十世纪，热情和执著仍一如既往。可是，历史却在迅疾变化。这样，当他们的这位叫做约翰•佩顿•戴维斯的儿子好奇地走在南京路上的时候，目睹的便是与传教布道截然相反的场面。戴维斯1908年出生，他在中国读完小学和中学，然后回美国接受大学教育。1925年时他在上海美童公学读书。他在中国看到和感受到的一切都将潜在地影响着未来他对中国的关注，决定着他后来在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架天平两端的倾斜。这些影响，在后来他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和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时渐次表现出来。住在上海的戴维斯，不知有多少次走过上海这条著名的马路，但此刻，记忆中最为重要的一幕，在这位美国少年漫不经心之际忽然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后来回忆道，他正走在南京路的一条人行道上时，突然看到面前的大马路上挤满了人:那时我十七岁，好奇心驱使我挤入陌生而默默无声的人群之中。每个人都向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大的交叉路口张望着。在水泄不通的人群中，谁也没有注意我这张惟一的白色面孔。我无声无息地侧着身子一步步在人群中往前挤。在挤过了两三段街道之后，到达了人群的前沿。我看到在我周围和身后的成千上万群众的面前，是上海公共租界的装甲车和手持机枪的英国水兵。这个时候我才认识到，在这场从一切表面现象看来宁可是怒目相视的对峙中，从肤色上说我是处在错误的一方。由无知的盲勇所引发的这一想法，驱使我从群众中走了出来，装作一个散步者的样子走到面前剑拔弩张的地方。我的白皮肤使我得以安全通行。那些手持机枪、面孔绷得紧紧的士兵没有阻拦我。我问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一名英国军官：发生了什么事？有人煽动暴徒闹事，巡捕打死了几个人；有一个人从那边的房顶上跳了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后来被称为“五卅惨案”的事件。眼前的场面吸引着戴维斯。他不由自主地走到了人群之中。这是抗议示威的游行队伍。想想颇有些特殊意味，在中国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队伍中，居然走着这样一个外国青年。“当我在队伍中穿行的时候，没有人向我说过一句含有敌意的话，也没有人向我动手。我所以能够免于受到伤害，是因为看来我不过是一个无碍于他们的帝国主义的怪人而已。”戴维斯这样解释。不过，戴维斯眼中的五卅惨案现场并不十分壮观。游行的人群在发生枪杀事件后，显得慌乱起来。他这样说道:“我未受阻拦，是因为那时候群众已只剩下了一些旁观者。积极分子不是被枪杀，就是被驱散了。群众没有觉醒到要采取行动冲出去或者慷慨就义的程度。他们呆若木鸡。”另外一个美国人此时不在上海，但却在北京目睹了随后引发的全国性示威活动。他便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罗斯福总统派来担任蒋介石私人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拉铁摩尔虽然出生在美国，父母也不是传教士，但和戴维斯的经历相似的是在他也很小时就生活在中国。1900年，正是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时，不满周岁的他跟随在中国任教的父母来到中国。他的童年在上海、保定度过，十二岁时他前往英国读书，十九岁时又回到中国，一方面在天津的商行工作，一方面开始他研究和考察中亚地域的学术生涯。他回忆了当年在北京看到的这场运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时，我正在北京访问。关于这个事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它起源于日本工厂里的劳资纠纷，但后来工人及其支持者们将运动扩展到上海公共租界，巡警朝他们开枪。巡警常常被说成似乎是英国警察，但他们主要是在英国警官指挥下效职的锡克人和华人。那时华人视英国人为主要的帝国主义者，因此枪击引起的义愤主要针对英国人。在访问北京期间，我发现许多美国人不是显示帝国主义者一致反对革命学生，而是在他们的人力车上插上小块美国国旗，似乎是说“我不是英国人”。拉铁摩尔自称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中国发生的革命不能不吸引他的注意。他写道，当时北方的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认为这些游行示威者，是“由自认为是革命者的幼稚的学生组织起来的无知的工人”，但他觉得这是站在英国人立场上的看法。他这样认为：“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枪击感到暴怒是自然的;但是，从我在中国度过的童年和经商的经历中，我想自己的基本立场是:他们政治上不胜任，只是冲来冲去大叫大嚷他们不懂的东西。”不同的外国人，对正在发生的一切自然会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他们是无法回避的，这就是五卅运动在改变着中国历史。戴维斯看到了因五卅惨案而被激发出来的民族主义与革命的结合。他写道:强有力的政治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在上海的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总共约二百人——和其他积极分子在煽动郁积心底的仇外的怒火。“五卅”变成了一个口号，遇难者都成了烈士。一次总罢工使上海陷于瘫痪。英国企业在全国受到抵制，全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示威和罢工。英国人统治下的根据地香港有好几个月一切活动陷于停顿。民族主义就这样以最具感染力的形式——反对帝国主义——给五卅运动以动力。主要是学生和工人推动运动发展，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结合，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出现了产业无产阶级。此外，产业工人在整个社会等级中可能处于比传统的苦力较高的地位，而在羽毛未丰的知识分子和劳工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现场群众“呆若木鸡”，却不妨碍这一事件成为历史的转折点，民族主义一旦与革命相结合，就必然产生不可限量的力量。戴维斯后来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十七岁时的他所目睹的那个场面。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正热切企盼欧洲、亚洲一些国家也发生革命，从而形成世界革命的局面，于是，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些俄国人来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机会:“莫斯科及其中国的追随者对五卅运动额手相庆，教义得到了出乎预想的实践。新生的无产阶级起来了，尽管还只是短暂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并且是在青年知识分子的很大帮助下起来的。”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可以从中共党史中找到有力证明。在写到五卅运动的意义时，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便这样写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很大发展。这年年初党召开四大时还只有党员九百九十四人，同年十月即增加到三千人，年底更达到一万人，一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十倍。随着运动推向全国，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建立了党组织，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党在斗争中受到很大锻炼。”一个美国青年无意中目击到的街头场面，就这样改变着中国的命运。不过，此时，戴维斯还只是一个旁观者，他并无参与的意识，远没有达到他后来倾心关注中国的程度。他作为美国使馆官员和史迪威的部下，直接介入中国事务，则是后来的事情。而在他之后来到中国的另外一些美国人，如斯诺、海伦夫妇，如史沫特莱，才真正成了中国革命中的一员。1927年第11节上海这一夜(1)1上海。在二十世纪改变历史命运的诸多夜晚中，1927年4月11日午夜到12日凌晨的这个夜晚，最让世人瞠目结舌。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一夜之间成为刀枪相见的敌人。轰轰烈烈气势恢弘的街头革命，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还没来得及尽兴欢呼，转眼就被淹没在一片血泊之中。尽管在此之前，蒋介石的总司令部，与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为主的武汉革命政府之间的矛盾早已公开，所谓“宁汉失和”不再是秘密;尽管因南京出现的骚乱而引起外国列强势力纷纷介入干涉，上海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而使事件日趋国际化;尽管一两个星期以来，各地已相继发生冲突、对峙、枪杀的事件，局势越来越复杂;但是，谁能料到，蒋介石会采取这种冷酷而决断的方式来最后解决冲突，进而使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谁能料到，本来旌旗飞扬标语满天的北伐战争，还未打过长江，就突然出现这样的结局？对于这个夜晚的到来，远在汉口的革命政府的官员们和远在湘鄂农村揪斗土豪劣绅的人们，肯定没有身在上海的外国人，更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2恐慌由南京袭来。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后，发生了士兵冲击和抢劫英、美、日等国领事馆并打死数名外国人的事件，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英国的军舰随即炮轰南京，造成中国公民的严重伤亡。南京发生的一切，对在上海的外国人来说是一种警告，也引起了一阵恐慌。能否保证外国人的安全，能否保证在上海的外国租界不受到威胁，成为当务之急。“南京事件”过后第二天晚上，美国领事馆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时任上海著名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的约翰•鲍威尔，与当时正在上海的美国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赫德森一同前往参加。后来，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描叙了当时记者招待会的情景。一位经历过“南京事件”的美国传教士在记者招待会上告诉鲍威尔，在“南京事件”中，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威廉斯博士被打死；一所教会的美国女秘书，因为拒不交出保险箱钥匙被杀；英国领事遭到枪击受伤，等等。由于这些事情报上已有所报道,并未引起记者们的关注。他们最为关注的是接下来报告人所讲的外国妇女被中国士兵强奸的案件。鲍威尔回忆说:只是当报告人极度激动地叙述有几位外国妇女，被狂暴的士兵强奸的经历时，才激起了记者们的追究兴趣。传教士所说的事情，立即由领事馆职员打印出材料，分发给各位记者参考。就在记者招待会快要结束时，赫德森教授建议我问一下报告人，他个人是否掌握了强奸案的第一手材料。这位传教士更加激动地回答说，他没有第一手的材料，但那是他信得过的人告诉他的。于是，大家激烈地争论起事情的真伪。赫德森教授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曾参加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战争期间军人犯罪行为，其中涉及强奸案的并不多，只有极少的几件宣告成立。结果，大部分记者在报道这些强奸案时，都说明这只是道听途说，确否尚待查证。虽然如此，这些所谓的强奸案仍然传播开来，一些报纸甚至添油加醋予以登载，那些主张外国军事干涉的反动分子，当然最为起劲地活动了一番。从鲍威尔的回忆可以看出，他本人，包括那位法学教授，对是否发生过强奸外国妇女的案件，是持怀疑态度的。几个星期后，鲍威尔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信。写信人是一位美国女医生，南京事件发生时，她正在南京。她在信中所说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鲍威尔的怀疑。她当时就对强奸案作过特别调查，能够确认的仅有一件，而且属于“未遂”。她说，当时有三个士兵进入一幢美国人住宅，发现屋内只有一位美国妇女，于是把她拖到楼上，可是不知怎么的，他们好像突然害怕了，竟不等施暴就慌忙逃走了。这也是我在华二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所仅知的一件“强奸案”。十几天后的“四一二”这一夜，鲍威尔是如何度过的，他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回忆录里没有写到，这颇让人遗憾。不过，他却根据自己的了解，提供了杜月笙与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局在这一夜之前相互利用、讨价还价的内幕。上海公共租界的美国总董费信敦，在“四一二”过后几个月，向鲍威尔透露过在政变前他所亲身经历的与杜月笙有关的情况。这位美国总董告诉鲍威尔，杜月笙介入上海国共之战，法租界当局起了主要作用。鲍威尔写道，杜月笙在法租界发迹，法租界向他求助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孙传芳的部队撤走以后，英法租界周围的中国辖区，实际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局面相当混乱。鲍威尔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到费信敦讲述的故事:法租界巡捕房总巡打电话给我，要求与我就目前形势作一次恳谈。我答应了，按照他告诉的地址前往，结果发现那里并不是法国人的办公所，而是一处高墙大院的中国人住宅，大门口警卫森严。我到达后，立即被引进会客室落座。我不禁注意到经过的一个大厅两旁，摆满了步枪和冲锋枪。一会儿，我听见有人说话，随后走进法国总巡和两位中国人。这两位中国人，一位就是杜月笙，另一位是翻译。我们见面后，立刻商讨有关事宜。法总巡解释说，他已经与杜月笙讨论了如何保护上海英法租界不受共党分子骚扰的问题，因为在孙传芳和他的部队撤走以后，上海的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局势相当混乱。接着杜月笙也像谈生意似的说，他愿意同共党分子一战，但有两项条件，首先，法租界当局至少要支援他五千支枪，以及充足的弹药;其次，他回过身对我说，他要求公共租界允许他的部队通过，尽管这是破例的行动。杜月笙说，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因为把部队和弹药从中国地界运到另一个目的地，无法不经过公共租界。费信敦对杜月笙说，他同意将此意见提交工部局讨论，力争通过。我意识到，我们是将希望孤注一掷地押在杜月笙的声望上。但当时形势确实很紧急，共党分子阴谋夺取英法租界的企图，肯定要导致广泛的骚乱和流血。毫无疑问，这里关系到数千名美国人、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以及居住在租界里中国人的性命安全。因为共党分子如果占据租界后，势必要跟国民军对抗，这样一来，租界里的外国人就变成了三明治，遭受国共两军的夹攻。这将是租界建立一百年来最为严重的事件，并将引发极端复杂的国际问题。杜月笙花了三个星期时间，来消灭共党分子的暴乱。这时候，各国派往上海的军队已经抵达，负责防守租界地区;而且蒋介石将军也到了上海，控制了上海的中国地界。蒋介石一到上海，立即宣称国民军无意侵犯外国人，不会发生以前南京事件那样的事，并说，南京事件的暴乱分子将受到严惩。就这样，不同的人为对付街头的革命，走到了一起。上海这一夜的动荡，不可避免了。1927年第12节上海这一夜(2)3在西方，更多的人后来是通过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类的命运》(Man’s Fate),了解“四一二”前后上海发生的事件的。当年轻的美国人戴维斯1925年走在南京路上无意目睹到“五卅”现场惨象时，比他年纪稍长的法国人马尔罗，正好也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从有关他的介绍来看，1923年到1927年之间，他一直在中国一带活动。因此，尽管他可能没有目睹1925年上海的历史场面，但完全有可能亲身经历了因五卅运动而引发的省港大罢工，不然，他恐怕不会写出1928年出版的描写省港大罢工的小说《征服者》(The Conquerors)。马尔罗是位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资深政治家，后来曾出任过戴高乐政府情报部长、文化部长。当中国大革命兴起时，他只有二十几岁，却对中国革命的题材表现出浓厚兴趣。除了五卅运动，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便是他另一部小说的内容。当上海爆发工人武装起义和发生“四一二”事变时，他可能正好住在上海。于是，1933年他出版了《人类的命运》。虽然后来有以中国生活为背景创作小说的美国作家赛珍珠，也有撰写了《宋氏姐妹》传记的美国记者项美丽，但像马尔罗这样以小说形式直接描写中国革命的外国作家并不多见。不过，让人遗憾的是，我没有读到他的回忆录。不知道在那本书名为《反回忆录》的回忆录中，他是否写到过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不然，我们就可以得知，他描写的上海事件到底有多少真实性。马尔罗这两部关于中国革命的小说，我没有见到中译本（也许已有）。但在西方，他的作品有着很大的影响。获得过龚古尔奖的《人类的命运》，在出版后很快就被翻译成英文，1961、1968、1990年，由美国兰登书屋陆续出版，可见其影响。从《人类的命运》的故事来看，描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蒋介石的镇压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每章均以故事发生的时间为题。小说分为七部分，从1927年3月21日午夜的上海开始，一直写到当年7月的巴黎。在马尔罗的笔下，主人公之一、中国人陈达尔（音译）是一位恐怖主义者，而另外出现的主要人物，均是在上海生活的外国人。他们中有商人，有租界官员，有俄国职业革命家。不同身份扮演着不同角色，他们也因而不同程度地卷入了发生在上海的革命。作者如此设计人物身份和相互关系，表明在他看来，中国的这场革命，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实际上它从运作到影响，从牵涉人员到波及范围，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马尔罗笔下，“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充满血腥。《人类的命运》中有一章描写经营照相机商店的德国商人赫姆瑞奇，因参加了革命的行列而目睹了蒋介石大屠杀的惨剧。在4月11日晚上，他的商店和妻儿受到炸弹袭击，生性温和的他，终于被妻儿的遇难激怒，命运在他身上从此发生变化。从对他的描写中，我们感受到那天夜里弥漫上海的紧张气氛和火药味、血腥气。该章属于第五部分，题为“午夜”，描写4月11日半夜在上海发生的故事。试译如下:赫姆瑞奇一听说有人向蒋介石投掷炸弹，就赶紧去核实消息。他听说这个将军被炸死了，凶手则逃之夭夭;可是，当他走到翻了个个儿的小车跟前，只见车篷已掀开;他看到车旁的人行道上，陈的瘦小的、血淋淋的尸体躺在那里，被浓雾紧紧笼罩，一位士兵在一旁看守;他还得知，这个将军并不在车里。显然，在他看来，他不同意提供住所让陈躲藏起来，是导致陈遇难的一个原因;他还跑到所属的一个共产党指挥部去，但令人失望，白费了一个小时来讨论蒋介石的死活问题。一位同志走了进来。“闸北纺织工会已被蒋介石的手下查封。”“同志们没有反抗吗？”“反抗的人马上被枪杀了。在闸北，那些敢于反抗的人，都遭到枪杀，连家都被烧了……市政府被强行解散，所有工会组织都被查封了。”中央委员会没有任何命令。成了家的同志都赶紧跑回家，带着老婆孩子逃命。赫姆瑞奇走到门口，只听见枪声四起;他有被人认出来的危险，但他必须不顾一切去把老婆孩子带到安全地方去。在他面前，雾中开过两辆军车，一辆小车，一辆卡车，上面装满蒋介石的士兵。远方有一处枪声不断，其他地方停了下来。共和二路上没有士兵。他的店铺所在的街上也没有。没有！根本不再会有士兵。商店大门大开，他跑了进去，只见地板炸得稀烂，血泊一摊又一摊。商店受到手榴弹的“清洗”，早变成了战壕。女人歪倒在柜台上，几乎缩成了一团，胸前尽是伤口。墙角，有一只小孩的胳膊，手孤零零地尤显得小得可怜。“他们还不如一下子死掉！”赫姆瑞奇想。他特别害怕站在一旁，看着他们缓慢死去，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如通常一样，只有痛苦的份儿，这比看到弹片带着血沫四处飞溅还要让人感到恐怖。透过鞋底，他能感觉到地板上厚厚的血迹。“他们的血。”他一动不动，根本不敢动，只是看，看……最后他终于看到了孩子的身体，就在身旁的门后面。他几乎喘不过气，流血的气味呛着鼻子。“应该把他们埋掉……”他用钥匙把门锁上，在商店门口呆立着。“哪怕来人发现了我，我也要这样做。”可是他并没有走开。他知道他正在承受痛苦，可是，一种麻木的光晕环绕着他的悲哀，这一麻木紧随着脑袋不适和发怔而来。没有什么悲哀会让他惊奇：总体来说，这次命运给他的猛烈一击大大超过往常。死并不让他吃惊;它比活着也坏不了多少。令人心寒的是，他不能不想到流淌在这扇门后面的血，居然带来如许多的痛苦折磨，命运这一次竟是如此糟糕地耍弄着人；他曾经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得精光，这倒让他别无牵挂。他又走进商店，关上门。尽管灾难突如其来，尽管脚底下传递他一种感伤，除了徒有四壁再也一无所有，可他心中却有获得了解放之后的快乐，这是无法抹去的残酷，有力而深刻、带着恐惧与满足。他感到这种快乐在体内就像一条汩汩流淌的地下河，越涌越近;尸体躺在那里，他的脚立在地上，被他们的血牢牢粘住。简直是个讽刺，就像他就是那些凶手——特别是面对比死去的女人显得更加天真的孩子，可是现在他不再虚弱。相反，他也能杀人。突然间，对他来说，活着不仅仅是人类生命之间的惟一符号，更非最佳方式；进而，他了解他们，爱他们，而在复仇时会比在活着时更加完整地拥有他们。他又一次注意起脚底，站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思想无助于肉体，但他却有一种昂扬精神充溢全身。他从未想到自己会如此有力:他毫无保留地沉溺于这种不顾一切的陶醉状态。“人能带着爱去杀人。带着爱，上帝作证！”他反复说，握着拳头拼命敲打柜台——也许是对着苍穹……他一下子把手又缩回来，喉咙发干，差一点要哭出来：柜台上也都是血。他盯着沾着血迹斑斑的手在那里发抖，就像神经遭到了猛然一击:星星点点的血花从上面落下来。他想笑，想哭，想从胸间可怕的压力中找到一种解脱……一切都没有发生，对现有世界极度的冷漠，和凝固的光线一起，照在满地狼藉和死者、鲜血之上。“他们用火红的钳子夹着殉难者。”这句话在他脑海里浮现;自在中学读到过它以来，这还是第一次记起来:不过有一点他多少感觉到了，这就是他必须离开，他无论如何得离开这里。……走出商店大门的赫姆瑞奇，终于摆脱了恐慌、怯懦。他回到共产党和工人指挥所，也拿起了武器，他被复仇的情绪所笼罩。他和中国的工人们一起走向血泊……改变中国历史的一夜。4马尔罗并不是以纪实的手法来写这次历史事件，这就难怪小说中有的细节被当事人否认。如他在小说中写到被捕的革命者被投入机车炉膛里去处死，但当时任淞沪卫戍司令的白崇禧，就对《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表示，这种描写根本是不确切的。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一书的出版者，在序言中虽然承认马尔罗的这部小说有很大的文学价值，但认为这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性质的作品，并指出:“《人类的命运》主要是写外国人在中国，甚至是只限于通商口岸的中国的故事，更加应当指出的是，年份和日期毫不可靠。无论怎么说，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绝不会依仗《双城记》或《在渴望中的神明》来寻找自己对法国革命的看法。”但是，《人类的命运》对于我们认识历史仍有它的价值。马尔罗借那些激烈、残酷、血淋淋的场面作为背景，把可能看到的场面和听来的故事，与想像和虚构结合起来，生动描绘了这场大革命的演变过程，以此来揭示革命、暴力等方式对人类命运的影响。也就是说，他的重点在于个人面对突发事件的反应，以及人类命运的悲剧。我们不妨把这个外国作家的小说，看做是对历史现场的另一种反映。1927年第13节宴会在喧嚣中进行(1)1历史总是留下许多让人费解的环节。1927年的大革命也不例外。上海街头的革命，一夜之间被阉割，淹没在血泊中。不过，在远离上海千里之外的武汉，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组成的革命政府，仍然高扬着旗帜，仍被世人看做中国大革命的“首都”。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武汉革命政府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由斯大林派遣的政治顾问鲍罗廷，仍被看做这个革命中心真正的核心人物，在背后策划和指挥着一切;但另一方面，在南京蒋介石的阵营这边，来自苏联的军事顾问们，并没有因为上海及江浙一带发生的事变而拂袖而去。相反，即便在“四一二”过后的那些日子里，他们还颇为积极地活跃在南京大本营，所谓武汉和南京发生冲突的“宁汉对峙”，严峻的政治局面和恐怖现实，并没有在他们的生活中激起浪花，他们竟然还如同北伐初期一样，恪尽职守，继续扮演军事顾问的角色。是因为职业军人的习惯，不参与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对来自以输出革命为职责的苏联的红军将领来说，这一点似乎不可思议。惟一可以解释的是:他们尚未接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应变指示。在发生突变的中国局势尚未明朗之前，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们，大概还没有最后决定是继续容忍蒋介石，还是与之决裂，全力以赴支持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确，“四一二”肯定给了斯大林一个措手不及。撰写《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的美国记者伊罗生，三十年代来到中国参与中国革命，随后他遍访各地，终于找到了斯大林当年的一个演讲的片断。1927年4月5日，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为回应托洛茨基对其支持蒋介石的中国政策的批评，斯大林在三千名党的干部大会上这样说:蒋介石还在服从命令。国民党是一个联合体，类似于一个革命议会，包括了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采取突然袭击的做法？为什么要在我们占大多数，右派又听我们的话的时候赶走右派呢？只要还用得着，农民就不会舍弃一匹疲乏不堪的老马。他不会把它赶走。我们也是如此。当右派对我们没有用处时，我们会把它抛弃。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可用之人，他们正指挥着军队，率领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不同情革命，但他领导着军队，而且除了率领这支军队反对帝国主义之外，他还不会干别的。另外，右派人士和张作霖的将军们有各种联系，非常了解如何挫败他们的锐气，不必施以猛烈打击，就可以迫使他们完全站到革命这边来。这些右派还和富商们有联系，可以从富商那里筹集到资金。于是，当这些右派被利用完了之后，就将他们像一个柠檬一样挤碎，然后扔掉。（转引自彼得•兰德《走进中国革命》一书）显然，蒋介石一个星期后的行动给了斯大林当头一棒。面对一夜之间发生的历史巨变，斯大林当然需要重新检讨中国政策，更得考虑对付来自托洛茨基方面的质询、批评。如何应对中国发生的变故，他和托洛茨基，还有共产国际都还需要时间。于是，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们，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继续履行他们的职责，仍是蒋介石大本营的成员，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不过，也正因为这些苏联军事顾问们还留在蒋介石的大本营，今天我们才得以从他们的回忆中，看到“四一二”前后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们的活动画面。1927年第14节宴会在喧嚣中进行(2)2阿•瓦•勃拉戈达托夫1925年来到中国，他是苏联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后改名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和一批第四期、第五期的同学一起，成了广州革命军和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军事顾问。勃拉戈达托夫先后担任驻河南、广州顾问小组参谋长以及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的副手。“四一二”前后，他正作为加伦将军的副手，出入于蒋介石的司令部。他归国后撰写的回忆录《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为历史留下了那些风风雨雨日子里南京大本营的活动的见证。其实蒋介石的野心早已被人察觉。3月中旬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已经确定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其目的就是想遏制越来越自行其是的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但蒋不理这一套。南京一经攻占，他就离汉赴宁，“宁汉失和”不再是内部的秘密了。就是在此时，勃拉戈达托夫和他率领的苏联顾问小组，也在3月27日乘军舰抵达南京。不清楚在南京的这些苏联顾问，是否当即知道了4月11日夜里和12日白天发生在上海的屠杀，勃拉戈达托夫的回忆录中，并没有直接写到这件事情。他说，在12日早晨，他还在与蒋介石的参谋长讨论宁汉双方协作的问题，他甚至觉得“我们找到了共同的语言，也取得了某种程度的相互谅解”。但是，他同时也说:“关于宁汉和解的希望落空了。”我从第六军的顾问那里得知，武汉对蒋介石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并决定用轮船和驳船运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要占领南京，恢复统一的国民政府。武汉政府的这个决定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是有远见的，也很不现实。这样做只会有利于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张学良可以拿出奉军的六个军来对付唐生智的战斗力不强的两三个军，也就是说他的兵力占一倍的优势，更不用说还有吴佩孚的部队。由此可见，至少在此时，苏联顾问们还把武汉政府与蒋介石的司令部作为一个整体在看待。4月13日夜，蒋介石约见勃拉戈达托夫。蒋介石的突然来访，颇让他感到意外。他这样记录蒋介石见他的情况:“他当时十分激动。首先问了问我的起居情况，然后问我，有没有得到加伦那里的消息。他不等我回答立即就说:他完全不明白第四军和第十一军为什么沿长江向安庆开来。”显然，上海发生的事件并不在他们的谈话之列。勃拉戈达托夫最为生动的记录，是他对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当晚一个大型宴会的描写。此时，上海13日举行的十几万人大游行已被镇压，整个局势已被蒋介石控制。于是，这样的宴会，也就成了蒋介石和部下们弹冠相庆的场所。我不清楚，勃拉戈达托夫这些苏联顾问，为何还能出席这样一个“庆功会”？当然，我也没有见到比这更好的现场记录:晚间，在一个大厅里举行宴会，我们也应邀参加了。第一桌正中端坐着蒋介石，旁边是胡汉民，再往边上是马•伊•卡扎宁（苏联顾问的中文翻译——引者注）和李翻译（以备南方人讲话）。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国民党右派的思想家和领袖胡汉民，他穿着普通的中国长袍，外面套着深灰色的马褂，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很像一只蝙蝠。他那张尖削的知识分子面孔表明他是个意志坚强的领导人。他梳着平头，黑色的头发使他瘦削的脸更加突出。在另外几张桌子旁坐着许多将军和司令部的高级官员，其中有肥胖的、宽脸盘的、戴眼镜的何应钦；还有坐立不安的、干瘦的、头上长疙瘩的白崇禧。胡汉民出席宴会意味着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组成的中派已向右倒了。胡汉民需要武装力量的支持。他是一个狂热的反动派，即使在他的支持者遭到不利时，他也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由于他的反动言论刺伤了总司令，蒋介石曾与他断绝往来，而现在他跑到蒋介石这里来了。宴会的高潮是大家的讲话。首先讲话的是蒋介石。他对中国共产党和鲍罗廷大肆攻击，他处处都提到鲍罗廷的名字。他越讲越起劲，越来越慷慨激昂，声调不断提高，甚至发出尖叫。蒋介石硬说：鲍罗廷答应回到苏联去，但食言了。他说:“我曾打电报去问共产国际：鲍罗廷是不是共产国际代表？我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他们对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什么态度呢？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这里，蒋介石把自己同中国中央政府等同起来，即明目张胆地承认他是独裁者。但是，没过一分钟，蒋介石感到自己的话讲过火了，于是便捶胸顿足地向到会者保证说:他不是凯末尔，也不是墨索里尼。他在讲话的最后，大骂中国共产党。最生动的莫过于下面这个细节:“第十一军政治部前主任恶毒诽谤共产党和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当他提议为国民党干杯时，一直没有坐在自己位置上的白崇禧，好像被蜂螫了一样跳起来，举杯预祝消灭中国共产党。”勃拉戈达托夫写到一个他不知道身份的人在发言时，“他那副发狂的神态只能比作是歇斯底里大发作。甚至胡汉民也憋不住了，打断了他的讲话”。“歇斯底里”无疑是整个宴会的基调。勃拉戈达托夫说:几乎没有人用正常人的声调发言，全都大喊尖叫，歇斯底里地狂吠。起初，我曾想提醒一下大发雷霆的讲话人:我们是应他们的邀请到中国来的，苏联在无偿地援助国民革命军。正是我们的顾问帮助他们把各支零散的队伍联合成一支统一的部队，把北方军阀的军队打垮了。但是，当我看到这些肆无忌惮的将军们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情景，我决定离开这种场合。临走前我请总司令最近接见我一次。我的离席着重表明：我既不同意讲话者的情绪，也不同意他们讲话的内容。看来，我们的示威式的退席，对总司令以及到会者稍稍起了一些清醒头脑的作用。他们以沉默为我们送行。后来，他终于又见到了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已今非昔比，在他的面前完全表现出另外一种神态了。四月底同总司令作了一次长谈。我提醒注意：我们没有从他的司令部里收到任何情报，因此无法给他们帮助。这时，我从他的姿态、手势和脸色中发现了某种新的东西。看来，他已飘飘然地感到自己了不起了。以往我们相晤时，他通常举止朴实，态度友善，这时他却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两手叉在胸前，就像拿破仑那样，撅起下嘴唇，显出趾高气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