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龙虎-《草地龙虎》－陈宇

草地龙虎/(陈宇)第一回两军雪山下大会师将帅得座骑喜长征　　“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小到班排长，大到方面军或一个政党领导人，同出一理。　　遵义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因得毛泽东的领导而每战必胜，兵锋指处，势如破竹：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泸定桥，一路斩关夺隘，所向披靡，直杀过大雪山来。而历史恰恰在这时找了一个配角，以图从另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道理，这就是当时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总负责人的张国焘。为此，艰难的长征路又多了些深沉的壮烈色彩。　　1935年1月，毛泽东掌管中共中央军事后，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　　嘉陵江，这条川中名江，当时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它的地理概念说不上十分明确，他们仅仅把强渡嘉陵江看作是一次进攻性的战役。然而，他们在那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嘉陵江在此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竟成了一条凸出于生命的子午线。事后明白，强渡嘉陵江，根本不是什么进攻，而是全面大退却；并进而恍然大悟，嘉陵江的强渡，实际上是红四方面军撤离原有根据地的开始。　　这时，红四方面军中广大指战员甚至是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根本不知道此次战役的目的是干什么，不知道强渡嘉陵江是怎么一回事。他们都仍以为川陕根据地还存在，过嘉陵江只是为了扩大苏区。可到后来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已经全部撤出苏区，根据地就这样在莫名其妙中已经放弃。　　红四方面军有着辉煌的战绩，但嘉陵江一渡，由此也就决定了全军数万人在此后革命生涯中的悲壮基调。几十年后，当你接触熟识这个方面军的老战士时，都会听到他们由于心理不平衡的倾述，他们对长征路的回忆多是充满哀与怨的，他们撰写的回忆文章多用“悲壮的历程”这个词语，有人甚至用“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的话来诅咒那段岁月和“熊将” 张国焘。　　在那时，大权在握的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革命的形势应该是退却。他看到中央苏区丢了，湘鄂西苏区丢了，鄂豫皖苏区丢了，感到川陕苏区太靠前了。由此，他产生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想把苏维埃区域向西边再退一步，退到第二线，到川康去建立根据地。在撤出川陕根据地时，仅留下刘子才所率领的很少一点人马，红军主力走后，很快就被地方军阀击溃了。　　张国焘这种退到川康边一线建立根据地的总指导思想，此后贯穿了他在长征路上的全部言行，并由此差点葬送了整个红四方面军，也险些中断了毛泽东所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这正是本书后面要重点叙述的事。不过，张国焘在最初对红一方面军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欢迎，绝对是百分之百的真心诚意。大家在危难中都希望红军大会师后的大联合，携手共创新的根据地。因此，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转战川西北后，他们一面在这里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面做迎接中央红军到来的准备。在张国焘的号召下，红四方面军全军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毛袜，热火朝天地筹集物资。这时，新的根据地还远远谈不上建立，此时唯一能够激动人心的就是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来。　　6月初的一天，瓢泼大雨一阵紧似一阵，川陕苏维埃副主席余洪远在中坝通往北川的山路上策马疾驰，当他从雨幕中钻出来，走进北川城郊徐向前的指挥部时，浑身都在淌水。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连忙迎上来，拉着余洪远的手说：“来得这样快，看淋成了这个样子。”　　余洪远答道：“接到你的命令，搁下筹粮扫尾工作就十万火急地赶来了。”　　“十万火急？好，好。就是要十万火急！”徐向前一面忙叫炊事员做饭，一面拿出自己的干衣服让余洪远换上，然后把换下来的湿衣服拧了拧水，在火炉上边烤边说：“毛主席、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已渡过大渡河，正向天全、宝兴方向开来。李先念同志已于10日带部分部队和炊事员迎接中央红军去了，部队已经攻占懋功和达维。叫你来，是想要你带领省政府、省委机关一部分和妇女独立团，赶去懋功一带，为迎接中央红军做物资准备，主要是筹措粮食。要给部队讲，宁可自己饿一点，也要把粮食送给一方面军的战友们。他们行程远，身体弱，要把粮食和好房子都让给他们。”　　徐向前把湿衣服在火上抖了抖，又继续说道：“中央机关和部队西征以来，长途跋涉，历尽艰险，急需得到粮秣补充，不管有多大困难，也希望你一定完成好这一任务，并要做到十二万分的热忱。”　　余洪远听出了徐向前话中的份量，当即表示：“请总部放心，我们保证以十二万分的热忱迎接一方面军战友，坚决完成总部交给的任务。”　　余洪远从徐向前那里接受任务后，用最快速度组成了迎接中央红军筹粮队，带上物资，由1个工兵营开路，1个战斗团和政府警卫营掩护，即向懋功疾进。　　此时的国民党军也在与红军抢速度，企图阻止红军两个方面军的会合。5月26日，红军飞夺泸定桥。蒋介石闻讯大惊，连忙亲临成都指挥川西北作战，这里距离毛泽东所率领的红军已经很近，夜深时都能听到隆隆炮声。6月2日，蒋介石在成都发表《告川省绅耆书》并进行演讲，慷慨激昂地宣布要剿灭“共匪”于川康边，说：“四川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四川正如诸葛亮先生所言：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昨天，我已决定派大批党政军要员入川，共同建设可爱的四川，以促协剿共匪。”　　这个月，蒋介石即蹲在成都，亲自指挥与毛泽东、张国焘的对阵决战。　　大雪山之南激烈的枪炮声渐渐向北延伸。渡过大渡河的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很快突破了国民党军的天全、芦山、宝兴防线，于6月7日占领天全，次日再占芦山，接着翻越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向懋功前进。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懋功的达维镇途中，与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合。　　大雪山下，红旗飞舞，一片欢腾。　　迎接红一方面军的红四方面军部队统一由红30军政委李先念带队，部队有红30军的第88师和红9军的第25师。14日晚，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抵达维，见到红四方面军第 9军第25师的指战员，高兴至极。两个方面军的指战员拥抱在一起，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徐总指挥现在在什么位置？我真想念这位老校友呢！”聂荣臻连声问红25师的参谋。聂荣臻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徐向前是军校第1期的学员。这就是他所说的“校友”的来历。　　“徐总指挥距离这里还较远，约在理番附近，到这里有4个马站的路程。我们常听他提起你和一方面军的战友，盼望着早点与你们会合。”　　“大家很快就会见面的，有许多老朋友和战友这次要大团聚了。”聂荣臻说。　　此时的徐向前与聂荣臻的心情一样激动，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前后的情况时写道：“大家盼望很久的两军会师，就在眼前。消息传来，我们极为兴奋。6 月12日，张国焘从茂县打来电话，要我代表四方面军领导人写一份报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转送中央。因我住理县，距离懋功近些。我连夜写报告，介绍了敌军和我军在川西北的部署情况，请示两军会合后的作战方针，表示热烈欢迎艰苦转战的中央西征大军。连同两幅地图，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这封信写好后，原先派出接应中央红军的最后一批部队已经在早晨走了。徐向前在当时很担心若仅派几个人去送信，距离前面接应中央红军的大部队远了，在路上会遇到麻烦。所以，他把信刚写完，就让警卫员康先海立即把通信连二班班长叫来，他要亲自布置送信任务。康先海是1932年初跟徐向前当警卫员的，红军长征期间，他一直在徐向前身边当警卫员。　　康先海马上跑步到通信连，不巧的是二班长病得很重，去执行送信任务显然不行。康先海返转身赶紧回总部向徐向前报告这一情况，准备建议另换个班去。在回返的路上，康先海想：“我若是能去给毛主席送信，多好啊！这可是一个几年来做梦都想见毛主席的好机会。”以往，徐向前曾多次带着敬重的神情谈起过毛泽东，这给康先海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在那时康先海的心目中，徐向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既然连徐向前都敬仰的人，那肯定更是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　　康先海回去见到徐向前后，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没想到，徐向前很高兴地答应了康先海，说：“好嘛！合二为一。但要记住完成任务是首要大事，信送到了，也就见到了毛主席。这是我能在政治上给你的最大优待。现在，我宣布你为通信连二班班长。”　　徐向前接着严肃地指着地图对康先海说：“你带二班立即从这里出发，今晚不要休息，一定要赶上早晨刚走的红30军部队后卫，才能避免路上遇到过多麻烦。翻虹桥山后，沿江向南，就会遇上党中央机关，一定要亲自把信交给毛主席。路上注意安全，加强后卫警戒。这封信千万不要落到敌人手中，记住，要与信共存亡。”　　康先海把信紧捆在身上，带领二班的9名战士立即上了路。沿着徐向前所指的路线，机警地不分昼夜向南急行。19日上午，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央红军总部机关。　　一个穿着与红军战士一样服装、个子高大的人走到康先海的面前，说：“我就是你要找的毛泽东。小同志，你辛苦了。”　　康先海心情很激动，赶紧把信掏出来，双手递给毛泽东。　　当毛泽东知道康先海是徐向前的警卫员时，很高兴地向康先海问这问那，然后，把信纸展开。微风吹动着，毛泽东就站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看完了这封信。　　“徐向前的信！”毛泽东高兴地举着信对人群讲道，大家围了上来。这时，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因病落在了后面。军团长林彪不知怎么的，也没有跟上来。　　毛泽东把信递给聂荣臻等人传看。大家都深深为徐向前信中所述“请西征红军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顾全大局、不避艰险、勇挑重担的大将风度所折服；深深为徐向前信中表示的“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十万工农群众正准备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的真挚感情所激动，感慨万千。　　这天下午，康先海所带领的通信二班跟随中央机关一道行军，天黑前到达抚边小镇。那时正下雨，毛泽东把康先海等人当作客人特别关照，让他们住进一间房子内，其他机关人员和部队大多数都是露宿。这使康先海等人倍受感动，经久难忘。几天后，康先海10个人带着中共中央、毛泽东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对徐向前等领导人的问候，回到了徐向前身边。　　两个方面军大会师的喜讯迅速传遍川西北。　　本月中旬，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盐井的白盐，一壶壶来自资阳、郫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面，阿坝草原的酥油糌粑和带着红四方面军将士体温的绑腿，凝结着当地人民群众和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深情厚谊，塞到了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手中。　　红军指战员们的嘴巴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大家拍肿了巴掌，喊哑了嗓子，祝贺两个方面军的大会师。　　中央红军指战员们捧着红四方面军赠送的这些东西，真是万分地高兴。一位姓曹的团长，因伤躺在担架上，他紧握着余洪远的手说：“感谢老大哥部队，感谢张副主席、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派你们送东西来，这可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啊！”　　卓克基，是中央红军向北通往毛儿盖、包座方向的“丁”字路口，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指示在这里设了一个大粮站，把小麦磨成炒面，青梨做成糌粑，玉米磨成粉，还储集了洋芋（土豆）、萝卜、白菜和南瓜等蔬菜，凡是从这里路过的部队都得到了补充。中央机关和总部也走这条路，因为他们不能像部队那样可以自己筹些粮食，所以，粮站按每人30斤粮食给予重点补充。　　几天后，中央红军在这里得到了较充实的物资补充和休整，体力得以恢复。肚中有饭，囊中有食，精神饱满，又继续北上。　　红四方面军仅在卓克基附近就筹集了200万斤粮食，2万斤食盐，还有一些牛羊、骡马和蔬菜。这里面包含着红四方面军对党中央、对兄弟部队的多少敬重和关心之情谊啊！　　有一天，中央机关秘书长刘奇打电话给余洪远，说粮食在目前暂时差不多够了，眼下急需再办几件事：一是给中央再送点酥油、骡马和毛驴，因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等老人喜欢骑毛驴；二是特别提出要给毛泽东选一匹温顺的驮马和一位有文化的男护士。　　余洪远向徐向前汇报后，徐向前亲自谋划这些事，指示余洪远要千方百计办好。　　第二天，余洪远就选送去了酥油、骡马和7头毛驴。毛驴都是买的土司家的挂红彩、吊铃铛的好毛驴。几位老人都很满意，徐特立还舍不得骑，只用它驮东西，自己穿着草鞋拄着木棍在后面走。因当时难以找到好马，余洪远便把自己的骑马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要的男护士，因当时红四方面军部队中的护士大多是女的，且识字不多，余洪远只好让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符合毛泽东提出的这两个条件的医生孙玉华去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对此很满意。　　朱德也接受了红9军政委陈海松送的大青马，中央红军许多将领也都有了新的座骑。　　聂荣臻在懋功与李先念会面后，李先念热情地招待了一番。　　“你的牲口呢？”李先念见聂荣臻没有座骑，关心地问道。“原来有一匹茶褐色的大骡子，前几天推到河里去了。”聂荣臻说的话，让李先念一时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聂荣臻的警卫员忙解释说：“政委原来的那匹骡子可好啦，可几天前在灵关过铁索桥时，一只蹄子陷到桥板缝里，怎么也弄不出来。而那时大部队正在过桥，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政委命令我们只好把骡子的那条腿砍断，推下了激流。”　　“那真是一匹让人喜欢的好骡子啊！”聂荣臻的惋惜之情也感动了所有在座的人。　　李先念什么话也没再说，但他把这件事记在了心上。仅半个小时后，李先念就把一匹膘肥体壮的大青骡子送到了聂荣臻的手中。　　“你真行，从哪里这么快就找到了一匹好骡子，是不是你的座骑哟？”　　“什么也别问了，反正我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从今天起，这匹骡子就归你了。”　　聂荣臻翻身骑上骡子，跑了几圈，连声叫好。后来，聂荣臻就是骑着这匹骡子穿行出草地，一直走到陕北。　　曾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也是在这时喜得座骑的。他原来骑的马在过雪山前就死了，会师后邓小平遇到了与他在法国一同勤工俭学和一起在苏联学习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　　傅钟高兴地招呼邓小平：“老同学，你需要什么就吭声。”　　邓小平诙谐地说：“我人矮腿短，行军总是吃亏，别人走一步，我要赶两步。要是可能的话，你还是给我一匹马吧。”　　“好，好。”傅钟慷慨答应。　　于是，邓小平在此后谈起长征便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3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3件东西真是顶了大事呀！”　　连日来，欢笑声响起在夹金山北麓，中央红军下大雪山后由懋功向北前进，道路两旁站满了红四方面军的欢迎部队，口号震天，歌声飞扬。　　懋功城很小，街道是长石板铺成的。街头有一座大院子，大门口挂着“中国工农红军鄂豫皖红军三十军”的军旗，红底黑字非常醒目。门口站立着一位威武的红军哨兵，他身穿黑色军衣，红色的领章格外鲜艳。　　一位女红军唱着欢快的歌走来：“三月里来百花香，小妹送郎上战场，叫声我郎慢点走，有句话儿记心上。母亲虽然年纪迈，小妹在家奉高堂，愿你全力杀白匪，胜利归来再拜堂。”　　这位女红军急匆匆来到红30军司令部大门前。哨兵客气地问道：“同志，你找谁？”　　“我找红30军政委李先念同志。”　　“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干事。”　　哨兵走进院子汇报后把女红军领了进去。　　“李政委，你好。”　　“请坐，请坐。”李先念与女红军握手并让坐。　　女红军自我介绍说：“我是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宣传干事，叫李伯钊。今天来是有事向你请示。”　　“不用客气，请讲。”　　“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说，一、四方面军大会合，这是红军开天辟地的大喜事，让我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另外，想问你们人到齐没有，我们总政治部准备开个联欢会。”　　李先念满面笑容地说：“奉张国焘副主席的命令，部队全部按时到达懋功。”　　“陆定一部长让我带来了一首歌请你指教。歌名是《两大主力汇合歌》，这是歌本，我唱给你听听。”李伯钊说着，就轻声唱起来：“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师了，欢迎红四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嗳！　　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心的力量，坚决赤化全四川省！　　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　　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前进赤化全国！“　　“好，好！”李先念拍手叫好：“谁写的？这么好听，上前线歌调，又带劲。”　　“曲子是由一位朝鲜族同志崔音波作的，词是陆定一部长和我合写的。”　　“好，好！你看我都被你的歌声迷住了，忘了给你倒点儿水喝。”李先念说着，起立给李伯钊倒水，继续说道：“真是写得好，请你转告陆定一部长，我很喜欢这首歌，它唱出了两个方面军的长处，就让红军唱起来吧。”　　“现在人员到齐了，是不是明天晚上就开联欢会？”　　“可以。”李先念答应道。　　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了两个方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夹金山下沸腾了，《红星报》报导道：“‘太阳’纵队21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干部互相谈说战绩，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欢快的表情。同乐大会正式开幕了。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与朱总司令的演说，告诉了全体干部目前的有利处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接着，便是5 大碗的会餐。这时有同志起来报告‘猛进’剧社到了，掌声大起，表示欢迎他们的盛意。会餐以后，晚会开始。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 ‘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边章武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处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　　‘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的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　　这时，徐向前不断发出命令，要求前线部队坚守阵地，以杀敌立功的实际行动欢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把慰问品如衣服、毯子、粮食等一批批送到了中央红军驻地。　　两个方面军初会合的时期，从北川、茂县、理番到懋功沿途，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是络绎不绝的运送慰劳品的马队、牦牛队。红旗飞舞，歌声四起：“一、四方面军大会合，多么欢乐。一个英勇善战不怕困难多，一个战略战术很不错。我们来会合，多么欢乐，多么欢乐……”　　会师后的红一、四方面军，总兵力达10万余人。两军的会师，使蒋介石在大渡河以南和川西北各个击破红军的企图失败。　　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为庆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喜悦之情，溢于笔端：“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新记录，展开了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惶战栗。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赤化川西北。”　　这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还就关于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问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是应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两个方面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然而，毛泽东等人的这一主张却被张国焘在次日的复电中婉言拒绝，并提出相反的方针，认为应立即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这个老张，怎么会糊涂到这个地步？见了面我再向他详细解释。”毛泽东在这时对张国焘并没有什么成见，所以，他在次日的达维出席两个方面军联欢会讲话时，一个字也没有提“组织远征军”的问题。但毛泽东刚走下联欢会舞台，张国焘、陈昌浩的又一封给中央的电报到了，仍坚持提出红军应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电称：“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　　“嗬！这个老张步步相逼来了。”此时的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考虑得那么严重。　　6月18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到达懋功，会见了恭候在这里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并询问红四方面军及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情况。然后，毛泽东就战略进攻问题，专门与朱德等人商议，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指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兄我如此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　　出乎毛泽东所料的是张国焘再次电致党中央，仍然坚持己见，反对中央“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到了这时，毛泽东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他立即与张闻天、朱德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打田敌方面是否尚有若干可能？如尚有可能，则须力争此着；如认为绝无办法，则需暂时抛弃川陕甘方针，改变为向川西南发展。”并要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接电后却没有立刻动身，故作姿态的等待在茂县，这里南距懋功还有近200公里，道路并不怎么好走，骑马约需3天路程。　　但又是1天过去了，张国焘仍没有动身的消息。博古有些火了，气愤地说道：“中央在我们这里，难道还要我们这么多人去接他一个人不成？”　　“也许他有什么困难，我们主动些，再向前走一走。”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说。　　“也许那个老张考虑到我们向北走，他在北面等着，免得再走回头路。”张闻天从另一个角度体谅到了张国焘的难处。　　“好吧，我们走，等在这里也是等。”急于会合后解决红军根据地问题的毛泽东向来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毛泽东等人说走就走，离开懋功向北行进。　　毛泽东等人动身北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国焘的耳朵里。原来傲气十足的张国焘却有些坐不住了，他高喊道：“备马！”率队迎着毛泽东等人来的方向奔驰。与张国焘打过几次交道的人，都知道张国焘的性格就是如此古怪，遇事左右摇摆，爱拿主意却无坚定的主见，待人也是忽冷忽热。所以，在与毛泽东等人会合这个问题上，他也表现得如此显露。　　“按这个速度，我们会在什么地方见到他们？”张国焘问时刻跟在身后的秘书长黄超。　　“他们从懋功出发的时间比我们早1天，根据行军速度和道路情况，我们与他们相差约 100里，可能在两河口和抚边镇之间就能见到他们。”黄超回答。过去人们计算里程的单位习惯用华里，口语即简称里，1华里等于公制单位的半公里。　　“从理番到抚边多远？”张国焘又问。　　“100多点。”　　“那我们要快走！”张国焘扬鞭催马赶路。------------------ 　　黄金书屋 youth整理校对　　转载请保留，谢谢！　　草地龙虎/（陈宇）第二回　七常委握手抚边镇　张国焘发难两河口　　红一方面军由中央苏区兴国出发，经历了8省，到达这川西北的懋功县。如果算里程，由兴国到遵义，是7150里。再加上从遵义出发到现在懋功的3225里，总共是103 75里。　　刚好万里的长征路，前面的路还有一半多呢！　　6月22日下午5时，抚边小镇村头。毛泽东伸出宽大的手，欢迎张国焘前来。当时给毛泽东送信的康先海等人，目睹了长征路上这极富有戏剧性的一幕，记述说：毛、张二人见面后，先是对视无语，互相紧紧地握着、摇着对方的手，还是毛泽东先启口：“可惜啊！”　　张国焘接着说：“我来接客，难道犯罪不成？！”“是吗？接客很好，但要有个家。没有家，把客放在何处？”　　毛泽东的话语中明显带刺。　　毛泽东、张国焘两人一见面就唇枪舌剑。至此，旁观人才明白毛泽东是在说红四方面军不该全部撤出川陕根据地，在两人未见面前已有电报交涉。　　人们哪里知道，也许这正是两军分裂的不良开端。　　此时不足30户的抚边小镇，中共中央的重要领导人物几乎都在这里聚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张国焘7人。政治局常委另外还有3人是留在江西苏区的项英、远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在川湘鄂黔边红军中的任弼时。因此，可以说抚边小镇一夜之间成了中共中央的首府，中共中央的7位政治局常委在这里相聚大握手。　　张国焘是带1个骑兵警卫排从茂县赶来的，这高大的马队，整齐的卫队衬托着傲气十足的张国焘，愈显得张国焘的高傲。他下马后没有前行，而是站在原地，等着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走上前来握手。　　论年龄，这年，毛泽东42岁，张国焘38岁，两人仅相差4岁，但面色憔悴的毛泽东与丰满红润的张国焘相比，则显得要老得多，外表年龄至少也要相差10多岁。特别是毛泽东等人破旧的灰色军装露出被泥土染成灰色的棉絮，与张国焘那身笔挺的中山装形成很大的视觉反差。这种会合的场面真像是穷亲戚在会大富翁。　　会见时，沉闷的气候好像在预示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要有段昏暗的风波历程。天空中的铅云越来越低，雨点越来越密。贴在墙壁上的标语在雨水中被打滑，有的开始脱落；用白色石灰水刷上墙壁的欢迎口号在骤雨的袭击下开始化作白水下流。张国焘的晚到使他成为抚边小镇的“贵客”，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就在如此大雨滂沱中为张国焘举行了欢迎仪式。　　毛泽东等人由于在雨中等候了一段时间，衣服已被打湿，特别是那软塌塌的帽沿经雨水一淋，不免显得有点滑稽。　　神气十足的张国焘在警卫员的打伞护卫下，大摇大摆走上临时搭成的主席台。　　欢迎仪式由聂荣臻主持，朱德和张国焘讲了话。　　朱德在欢迎词中说：“两大主力红军的汇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欢迎会师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都在庆祝欢呼。这是全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在朱德讲话时，张国焘注意到了在座的中央领导们的穿衣着装都非常破旧，毛泽东的军装上还打着补丁。这种十分寒酸的样子，显然并不全因为是他们的军装在滴着雨水。　　“他们怎么会是这样呢？一副败军的模样。”张国焘的心里在嘀咕，他向台下故意望了望，好像是在清点人数，然后转身低声问周恩来：“你们现在有多少人？”　　“你指的是在何地的？”周恩来的缜密思维总是要比别人多转个圈。　　“当然不是问台下这些人的数量，我指的是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现在还有多少？”　　“四方面军呢？”周恩来从张国焘的眼神后面看出了问话的含义，也就故意绕着弯子不直接回答问题，并且机智地反问对方。　　“10万。”张国焘所报的数字是夸大了的，红四方面军实有8万，比实有人数多说了 25％。　　“噢，会合后我们红军的力量就更加强大了。”倾盆大雨中，周恩来的声音比刚才更低，他好像是在静听朱德的讲话，实是想避开与张国焘再谈论红一方面军的实有人数问题。　　然而，张国焘却不知趣地紧追不放，继续歪着头问周恩来：“我们10万，你们呢？中央红军现在有多少？”　　周恩来看来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是不行了，可究竟说个什么数字合适呢？中央红军在这时实有人数1万多，但对显然心存二意的张国焘不能以实相告。　　张国焘的眼睛直视周恩来。周恩来从容地伸出3个手指头，扬了扬。　　“3万？”张国焘的反问声。　　周恩来点了点头。这个3万数字的夸大比例显然要比张国焘的还要大，比实有人数多说了近20＃％。就这样，周恩来在事后还感到说少了，应该公布一个让张国焘认为是开玩笑的天文数字，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才好。因为张国焘以后就是在这个人数问题上向中央发了难。　　张国焘和周恩来的耳语和手势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张国焘，注意到这位张副主席的身体这些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低声问坐在一边的红四方面军秘书长黄超：“他的头部负过伤？”　　“你是说张主席，没有啊！”黄超回答。在红四方面军中，大家习惯称呼张国焘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张主席”，而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张副主席”，这对毛泽东等人和中央红军广大指战员来说，听起来感觉到有些别扭。　　“对，我是问你们的张主席。”毛泽东在这时把“张主席”3个字读得很重，继续问道：“他的右耳朵上怎么有这么大的伤疤？就是那个红圆圈。”　　黄超听到毛泽东是说张国焘右耳轮上的那个酒杯大的红色印痕，笑着解释道：“你是说那个红圈。这是张主席工作特别忙的标志。”　　“会忙在耳朵上，让别人咬了耳朵？”　　“张主席从鄂豫皖到川陕苏区，党政军民的大事都要管，辛辛苦苦为四方面军操劳。他每天一起床就打电话，有时一个电话要打几个小时，饭都顾不上吃。那话筒常年累月地压在耳朵上，能不压出一道沟沟嘛！”　　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理解，没有再言语。　　站立在一边的军事顾问李德因为听不懂别人的窃窃私语，也直盯着张国焘的右耳朵，看样子他也在琢磨：“张国焘的耳朵为什么会引起毛泽东的如此兴趣和注意呢？”　　时年35岁的李德摸了摸自己挺拔的耳朵，除他高高的鼻子外，耳朵似乎与中国人的没有什么两样。李德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也就再没有去观赏张国焘的耳朵。　　台上的人在互相捉摸着其他人的心思，台下的指战员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在认真听着朱总司令的讲话。朱德多次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他的讲话热情而朴实，给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国焘在讲话中则十分强调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毛泽东却显然不愿意听这种“为了谁”的话。　　“渡江怎么能与坚持川陕革命根据地对立起来呢？”毛泽东不满意的声音很小，只有身边的几个人能听得到。张国焘可能是没有觉察，他继续口若悬河地讲话：“渡过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军顺利进入四川地区，我们认为这是首要任务。第一方面军是全国红军的主干，中共中央和许多重要干部也都随一方面军行动，所以我们大家都习惯称一方面军是中央红军。中央机关自西征以来，一直处在艰苦挣扎之中，如果我们不能及时赴援，可能就会招致中国革命的无比损失，也会使我们负疚良深。就因这种大义所在，我们不惜放弃可以保卫的川北苏区，蹈险犯难，以为应援。”　　毛泽东摇了摇头，把他长发上的雨水向一边甩了甩，没有言语。　　本来中央有指示，是要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但是张国焘却实行了大搬家政策。所以说，嘉陵江之役，实际上标志着红四方面军总退却的开始。而转战数省的中央红军历经艰难困苦，很想到了川北后，能有个歇息休整的地方，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最好能有个“家”接客，可是这一切都随着张国焘的大搬家化为泡影，这不能不使毛泽东等人感到很失望。　　张国焘的讲话自然流露出傲慢的语调，并故意重复他在几天前给中央的电报中的意见，话语中明显含有与中央北上方针不一致的意向，他说：“这里有广大的藏、回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局面、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哼，还是那个老毛病！”博古嗤以鼻声，低声对张闻天说道：“看来我们与他的分歧点还大着哩！”　　欢迎会很快就散了，毛泽东的气却并未消，也许他意识到更大的风雨还在后头。总是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走上前来与毛泽东闲谈：“这雨看来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停。”　　“风雨斜，昼夜行军脚未歇，何惧敌人围追堵截…　”毛泽东的话似在吟诗，又似在回答周恩来的话，又似在表示一种决心。突然一列马队飞驰而过，溅起的泥水飞上了街道两旁正行走中的人们的身上，周恩来等人也不例外。毛泽东抖了抖被马蹄溅在衣服上的污泥，仍在思考他刚才说过的话或是新诗“何惧敌人围追堵截…　”，但被张国焘的马队打断了的思路，他再也没有能续出下篇来。　　“这些马真好，一匹匹都长得膘肥体壮！”有位警卫员情不自禁地赞扬。　　“别羡慕那些马！有什么好羡慕的！”毛泽东是斥责的口气。他发火了！　　毛泽东的心情在翻越雪山后一度很不好，本来这是因为他的警卫班长胡昌保在6月4日行军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而牺牲。当时毛泽东就十分悲痛，亲手把自己的毛毯盖在了胡班长的遗体上。此后，他有时有事时仍习惯地喊“小胡”，但每当是另一个警卫员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方才醒悟胡班长已经长眠在身后的长征路上。现在，又遇到了张国焘这种情况。　　毛泽东陷入沉思，他对张国焘并不陌生。张国焘，字桤阴，化名国焘、涛、特、凯音、天师等，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时，张国焘当时是北大的学生。在北京大学，毛泽东和张国焘可说是同时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进步思想开导，随后都参与了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一并出席了仅有12人参加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被选为中央组织主任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从事领导职工运动的工作。1922年初，张国焘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6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因为反对党的国共合作方针，不同意共产党员和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故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落选。1924年春，中共派张国焘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这年5月，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写了自首书后获释。后来，在中共第四、五、六次代表大会上，他连续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不久，他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苏学习。1931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旋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鄂豫皖苏区反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失利后，在入川途中，张国焘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这位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由于资历较老，因此他在这抚边小镇一时有点“众星捧月”的自我良好感觉。毛泽东把镇上最好的房子让给张国焘住。这是一所镇北端的店铺，柜台内是张国焘的办公处，柜台外则住着张国焘的随从人员。　　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则住在镇南端一所简陋的房子内。　　晚上，毛泽东邀请张国焘聚餐。　　张国焘对毛泽东的盛情却感到有些别扭，他对博古嘟囔道：“这老毛真的成了大当家的了？”　　博古明白张国焘话中之意，没有言语。　　张国焘以同情的口吻继续对博古说：“我看有人把你的错误看得太重了，权无论如何不该交！”　　“国焘同志，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博古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还是很讲原则的，说道： “作为党的总书记，我不可能没有错误。解除我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哪个人定的。既然组织上已经定了，我就应当服从和执行。”　　张国焘连连摇着头，表示不可理解，摇头叹息道：“现在这个大当家的啊，我看他当不好这个家！”　　抚边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欢迎会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到党内潜伏着严重的分裂思想倾向，于是一面继续向北行军，一面决定立即召开一个政治局会议，就红军战略方向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和统一思想，会议地点拟定在抚边镇以北27公里的两河口。　　两河口，一个很有点巧合性的地名。它的得名，据说是来自于小镇旁两条小河，一条是汇北面大雪山梦笔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梦笔河，一条是汇东面大雪山虹桥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虹桥河。这两条奔流而下的溪水交汇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绿洲，两河口小镇就坐落在这盛开着满地野花的绿洲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的会合地点，就在这双溪并流的两河口。　　饱含着太阳之光的雪水溶汇集到两河口后，在1935年阳光最充足的时令，同时清亮地映照出中国一代叱咤风云历史人物的音容笑貌与百结愁肠。　　红军到来时正值繁花似锦的季节，星星点档的小花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献上了全年的美丽。兴高采烈的红军将士们庆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师，盼望着会合后红军的前程似锦，就如这绿洲身上遍地盛开的繁花；红军的力量将更加强大，就如这绿洲头上两水并一河的巨流。　　6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领导和两个方面军的领导陆续到达两河口。　　两河口的名字很响，可一走进镇子，却觉得它实在小的可怜。这是张国焘来到后的第一印象。他望着仅有三五家店铺的小街，数落着镇子中的房屋，这里充其量不过30户人家。全镇最显眼的是位于街中段的那座关帝庙，毛泽东就暂时住宿在那里。周恩来和朱德住宿在左侧山坡上的观音阁内。　　张国焘在两河口街上走了一遭，他愈加觉得中央红军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经过万里之行的中央红军指战员，所穿军衣的确多是褴褛不堪，很不整齐。在张国焘眼里，中央红军显然不如红四方面军有战斗力。这时的红四方面军，总数有8万多人。张国焘即把这个数字当作他闹独立的资本。由此，张国焘的野心开始萌动。　　连日来不停思索的张国焘决心已定，他要把两河口会议作为他向中央发难的踏板。　　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方面军中也确实有人从不良动机和个人利益出发，歪曲事实，把遵义会议和红一方面军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张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原来的中央领导，第一位是王明，王明去苏联后就是博古，第三位是张闻天，第四位是王稼祥。他老毛是排不上号的，可现在中央的一切好像就是他说了算，周恩来和朱德也支持老毛。　　这一切都是从遵义开的那个会后就变了…　“　　张国焘睁大眼睛，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每一句话都感到新奇：“这个老毛怎么就会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博古赶下台了呢？博古和张闻天简直是软蛋两个！”　　从这时起，张国焘的野心开始剧增，他就此认为中央红军内部不团结，有机可乘。　　可以看出，张国焘在最初的攻击目标还不是毛泽东，而是博古、张闻天等人。张国焘和博古两人一见面，就互相就领导人之间的称呼问题发生了口角。张国焘由于受中国传统教育的熏陶，称呼毛泽东只称其别号“润之”，称呼朱德则为“玉阶”，有时还要在别号之下再加上个“兄”字，或者“老兄”。这对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博古听来却有些不顺耳，往往是正在讨论问题时，张国焘一个别号或某某老兄的称呼，就会引得博古撇开正题，大发一通 “革命道理”，质问道：“我说张国焘同志，想不到你怎么这样喜欢称兄道弟，这是与中共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的，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作风！”　　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轻蔑地说：“我说博古老弟，你怎么说起话来，满口这个同志那个同志，什么毛同志、张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气味的充分流露。”　　博古的话仍带有以中央领导自居的口气，说道：“中央在军队中改正了官长与士兵间的阶级观念，而代之以同志的亲切关系。如军师团长改称指挥员，伙夫马夫改称炊事员、饲养员等，而四方面军却仍沿用军阀时代的老名称。我说国焘同志，难道沿用这些旧的名称，不会保留旧的军阀观念吗？”张国焘则反驳道：“沿用旧名称，不一定就是保留旧观念，如果你去详细考察一下四方面军的内情，就会发现官兵之间是充满了同志友爱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四方面军仍沿用旧有军队的名称，就认为它是保留有旧传统。何况我们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们自己根据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称，那可能与中央制订的有些出入。那么，今日我们在这里相会，你作为总政治部主任，便会以为四方面军妄立名目，近于要造反了。”　　“我没有说你们要造反，我只是说四方面军中有军阀作风。四方面军中的指挥员对战士的管理，仍采用打骂手段，这就是军阀统治的象征，我就亲眼看见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高声喝斥他连队的一名战士。这就说明在四方面军官兵之间缺乏同志间的友爱，指挥员对战士缺乏说服教育的精神，所实行的自然是军阀统治。”　　“博古！你这是对四方面军的污蔑，我表示坚决抗议！”张国焘怒气冲冲：“你以为布尔什维克只你博古一家，四方面军就不是布尔什维克了。我告诉你，博古，四方面军虽然不在中共中央身边作战，但并不缺少布尔什维克的气味，更不是军阀！相反，我看你博古还不如国民党军阀，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杨虎城部的一位代表，从汉中翻过巴山到通江来，经过我们在巴山的前哨连，目击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连长和排长则只穿棉袄棉裤，他认为这是红军与军阀军队最大的不同之点。”　　张国焘继续说道：“四方面军的官兵，彼此充满友爱和民主的精神，各连官兵不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对于连内生活常常开会讨论。他们的意见，往往有决定性的作用。官长爱护士兵已经蔚然成风；优待新兵，救助伤病员等，都做得无微不至。当然，我也承认四方面军中仍有打骂现象，但这是个别的，不是普遍现象，更不能因此就认为是军阀式的统治。红四方面军的打骂事件，在鄂豫皖时很少发生，到川北后有些增加，这与新兵太多和强迫戒烟等事有关。同样，红一方面军中也有打骂现象，但我决不因此就说红一方面军就是军阀统治。”　　面红耳赤的博古又把问题扯到战略方向的问题上。两人又是一场谁也说服不了谁的大争论。　　博古拍着桌子指着张国焘质问道：“在两军会师之前，6月16日、18日，中央和军委两次致电给你，告知党中央关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意见，你看到没有？”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意见。”　　“好吧，我在这里再向你重复一遍。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会合后应以嘉陵江与岷江上游中间地区为目标，争取建立根据地。如不成，则应北出平武，到陕甘南部地区去创建根据地，切不可向川西发展。因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纵横千余里，均为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区，均为下策。中央还指出实施这个计划的关键，当前是要将茂县、北川、威州控制在我们手中。但你张国焘就是不听，非要放弃川北的茂县、北川等地，率领第四方面军大部队向川西懋功一线转移。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我有意见。我没有兴趣和你吵，你博古也当不了什么家，被人家赶下台，在此谈何勇？”　　“你，张国焘，你……哪哪哪哪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好吧，我不与你谈了，咱们会上见！”博古气冲冲地转身走了。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正式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求达到统一思想，明确两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目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以及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李富春等人。陈昌浩和徐向前因还在茂县、北川一带，路途较远，来不及赶来参加会议。　　在会上，相继发言的是张国焘、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朱德等。总的说来，与会人员一致的意见是赶快离开这个吃糌粑的地方，能暂时避开战争，到一个能休养生息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据地。但是，对究竟到什么地方？却存在着严重的争议，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北进派和以张国焘为首的西进派之争。　　会上，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功、松潘、理番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西南”的发展战略。并建议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把兵权集中于军委。　　毛泽东发言说：“我同意恩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作的关于战略方针、战略行动和战略指挥问题的报告。我认为，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建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军必须高度机动，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退敌人，我的意见是今天决定，明天就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占领甘南，建立根据地。”　　有人干咳了一声，毛泽东环视了一眼，是张国焘。就在座的中共党员资历讲，张国焘是个“老”字号。今天在座的只有他和毛泽东出席过中共在上海建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张国焘已经摆出了发难的劲头。　　毛泽东继续讲道：“是这样。我们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的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这个月底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关于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朱德发言强调说：“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我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　　张国焘开始发言了，他故意压住调子，瞟了一眼博古，讲得慢条斯理，也很有理论性。他的发言主要是评论和否定了红军在西北活动可能要实行的两个方案。　　但是，会议上很少有人发言同意张国焘的意见，大多数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　　会议最后确定了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主张，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最后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这个决定以参加会议代表的绝对多数赞成而压倒少数反对获得通过。张国焘对此耿耿于怀，仍持异议，态度蛮横地说：“我保留自己的意见，坚持主张到川康边境去创建根据地。”因此，两河口会议虽然作出了北上决定，张国焘则是根本不愿去执行的。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张国焘忽然请客吃饭，客人是聂荣臻和彭德怀。饭桌上，话题一直就是东拉西扯。张国焘关心似地说：“你们很疲劳。走了这么远，干劲很大。”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心中都在嘀咕：张国焘今天的请客肯定还有重要的话在后头。他们很少开口谈中央，只管多吃菜。　　可张国焘从始至终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　　最后，张国焘决定分别拨1个团给聂荣臻和彭德怀补充部队。实际上，是相当于两个营的兵力，共有10＃＃人左右。　　饭后，聂荣臻和彭德怀走出张国焘的住处。聂荣臻问彭德怀：“他为什么请我们吃饭？”　　彭德怀没有直接回答聂荣臻的问话，却反问道：“拨兵给你，你还不要？”　　“要，我当然要……”聂荣臻说，再往下的话他却没有说，此刻他的脑袋里充满了疑问，问号在大脑里四处打转转。　　彭德怀乐呵呵地走了。　　聂荣臻低着头，思考着。　　张国焘的言行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不安。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代表党中央在两河口诚恳地与张国焘作了一次彻夜长谈。　　朱德提醒张国焘，说道：“我说国焘同志啊，蒋介石虽然派来10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10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我建议还是按照中央的会议精神，就由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　　“这……这……恐怕难以做到。敌军在这一带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势力明显比我们大，打不得＃＃＃＃！”张国焘一口拒绝了朱德的建议。　　在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人于两河口商讨会师后的战略行动之时，红1军团的前锋部队已经前伸向两河口以北64公里的卓克基。他们翻越夹金山从懋功出发后，溯抚边河而上，经双柏、八角、抚边、两河口，进入大石板昭沟。6月24日，前卫红6团翻越了终年积雪，海拔4564米高的梦笔山。在山下腊足沟通往卓克基的路上，红6团遇到了卓克基土司索观瀛所率士兵的开枪阻击，红军向导当场被击中。红军在喊话无效后，进行还击。士兵依靠有利地形，与红军对峙数小时之久。这天夜里，天降大雨，士兵火枪失效。红军趁机进攻，士兵退守卓克基官寨。　　第二天，军团参谋长左权赶到前线指挥攻打卓克基的战斗，这是中央红军过雪山后所打的第一个攻坚战。林彪和聂荣臻因为参加两河口会议，这时还没有抵达卓克基。　　攻取卓克基这个小镇子本来是轻而易举，但红军为了不伤害藏民，在开始时没有作硬攻的准备，反复喊话解释：红军只求借路北上，并不占领村寨。可是当地土司顽固执行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旨意，坚决阻止红军进境。　　远远向卓克基寨中望去，一座7层高的城堡式宏伟建筑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枪弹就是从这里打出来的。两条小溪从城堡根下急速流过，成了天然的护城河。红军若要从正面攻上去，如果不发起强攻，只这样轻敲慢打显然不能解决问题。　　“怎么打了一天还没有前进一步？”刚从后面赶上来的左权询问。　　“土司武装的火力很猛，我们已经伤了几个人。喊话他们又不听，过一会他们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个营长回答。　　“不能强攻，那样会伤亡寨中很多人。在战术上想点办法，天快黑了，另调一个团从侧面迂回过去，前后夹击，收效会快些。”左权边说边下命令。　　“打信号弹，让后续部队赶快从两侧迂回！”　　红、绿色各3发信号弹升向半空中划了一个半弧，在黄昏时的天色下十分耀眼。　　随着信号弹光亮的渐渐淡化，卓克基寨内突然响起一片骚乱声，大叫：“神火！神火烧来了！”紧接着就从寨后冲出许多藏兵，抱头四散。　　许多藏民也一边跑还一边望着刚才信号弹闪亮的天空喊叫：“天灯，天灯！”　　严阵以待的红军指战员都感到很奇怪。通司笑着解释说：“你们刚才放的红、绿色神火点燃的天灯把他们吓跑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你们的什么法术，要烧毁官寨。”　　“天火？神灯？哈哈！哈哈哈！”左权也大笑起来。　　红6团及其跟进的红4团，在左权等人的率领下进入卓克基。　　卓克基的寺庙很有气派，金碧辉煌，面积大的可以容纳下五六千人。进入寨子的红军指战员个个都睁大眼睛，望着这座独特的藏族人民的艺术杰作宫殿，赞叹不已。　　几天后，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入卓克基。就在红军大队人马进入卓克基官寨的时候，有一位红军高级将领却是被蒙着双眼带进寨子的，进寨后又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土司所用的马厩中，此人是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　　曾中生是湖南资兴人，2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林彪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他多才多艺，能文能武，参加北伐战争进驻汉口后，曾主编过《民国日报》。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出席了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后，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6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红军第4军政委和参谋长等职。他和徐向前、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等人一起，领导红军迅速打开了鄂豫皖的新局面，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2万人，全区人口近250万人。　　但是，自1931年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因为不满意张国焘的家长式作风，继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挤，职务愈降愈低。1932年红四方面军转入川陕后，曾中生被调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中共川陕省委委员等职，为此，他多次提出申辩，但越申辩，罪名却越多，也越来越大。1933年9月，曾中生被监禁。一直到长征，他都是在被监押中随部队行动的。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向张国焘问起过曾中生，张国焘支支吾吾回答不上来。在毛泽东的一再追问下，张国焘只好撒谎说：曾中生的身体不好，现在后方休养。其实，此时的曾中生就随张国焘的保卫人员一同行军和宿营，被关押在近处。　　曾中生得知中共中央领导人来到后，非常兴奋，认为他的问题应该是解决的时候了，张国焘想瞒也瞒不住了。于是，他在夜深人静时提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长信。遗憾的是曾中生的举动被张国焘发觉了，时在两河口的张国焘怎能容忍有人告他的状，由此决定杀人灭口。　　6月底，一个漆黑的夜晚，卓克基寨外一片小树林中，曾中生被秘密带到了这里。突然一根绳索从后面勒上了他的脖子。　　“张国焘，你反党…　”曾中生破口大骂张国焘，倒地气绝。时年35岁。　　当曾中生身亡的消息密报给张国焘时，恰好毛泽东在会上再次问及曾中生现在在何处。张国焘为了掩人耳目，竟说曾中生昨夜逃跑投敌了。毛泽东等人不禁感到愕然，但又不好追问什么。　　在长征路上被张国焘绑架着行军的还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他在率领游击队加入红军后也没有得到张国焘的信任，被软禁起来。后来，他被国民党抓获，牺牲在重庆歌乐山；还有在莫斯科留学时被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其中那半个的徐以新，他本是“第二十九个”，但当时他因年龄最小，只能算作半个。他回国到了红四方面军后，也因对张国焘的有些做法有意见而被囚禁。他幸运的是走完了长征路，在新中届成立后曾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红四方面军的囚徒中，还有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廖承志，他是中华民国创始人廖仲恺的儿子，由于他曾指责张国焘的过“左”政策而被关押。廖承志算是幸运的，他之所以没有被暗害，是因为他有一双艺术之手，会画画和刻制蜡板。廖承志是在张国焘的捆绑中走完了长征路。到了陕北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干预下，廖承志获释。廖承志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在长征路上用过的刻刀、笔供奉在桌子上，烧上3柱香，连鞠躬致敬。他感谢这些手中的工具，口中念念有词：“如果没有你们，也就早没有我的今天了。”　　被张国焘捆绑着行进在长征路上的人还有不少，他们应该算是长征路上所遇艰难最多的人，所吃之苦当为之最。------------------ 　　黄金书屋 youth整理校对　　转载请保留，谢谢！　　草地龙虎/（陈宇）第三回　索专权漫天飞电报　隔激流两帅投奇石　　两河口会议，张国焘不同意毛泽东等人所提出的北进计划，并且提出了与之正好相反的 “南下川康边”方案，终被大家否定。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形势和组织问题。　　会议在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和日军进攻北平的情况报告后，毛泽东发言指出：“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手下。我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并在部队中宣传抗日，反对放弃华北，以发动群众。”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在毛泽东说完后，立即表示赞成这一提案。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通电和文章，并向国民党军队中派工作人员。会议接着研究了红军的组织问题，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常委会散会时已是中午。张国焘在餐桌上正在吃饭，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神秘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张报纸，递给了张国焘。这是一份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报》，是在懋功地区出版并发行的第一张报纸。　　“这里。”李特打开报纸，指着第一版显著位置说。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登载的是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署名文章：《列宁论联邦》。　　“论联邦！主要讲了什么？”张国焘边吃饭边用眼睛粗略地浏览着报纸。　　“大意是说列宁反对欧洲联邦，进而推论我们的西北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是违反了中央的苏维埃路线，否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特简要地回答。　　张国焘的脸色沉下来，他把饭碗一推：“不吃了，走！”　　李特等人也跟着退了出去。　　“我知道他们一到懋功就赶着出版《布尔什维克报》，发表反对我的见解的文章，这决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张国焘愤愤不平地说：“我推测他们曾经开会慎重讨论过，决定由凯丰写这篇文章。你从哪里得到这份报纸的？”　　“一方面军一个干部私自给我的。据说他们在两三天前就发了这张报纸，并规定只发给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中央怎么能这样干呢！好像一、四方面军不是一个娘养的一样。”李特的话对张国焘来说，无疑是火上加油。　　张国焘心中的怨气越积越深，把他那张报纸展开仔细地看了一遍，问李特：“你对苏联的情况比较了解，你说说对这篇文章怎么看？”　　李特小心翼翼地说道：“我觉得这篇文章的论点立足不稳，列宁虽然反对欧洲联邦，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面建立联邦是不正确的，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制。现在西北联邦政府主要是承认西北少数民族的自治政府为联邦一员，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也提出过中华联邦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与列宁之反对欧洲联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真感叹中央的那些留俄人物，怎么竟生硬的拿着列宁的教条来任意批评我们！”　　在这时，张国焘比较信任的年轻人除黄超外，就是这个时年33岁的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他比张国焘小5岁，是个天资很高的才子。李特原名徐克勋，号希侠，乳名豹子，皖西霍邱刘庙村人，其父是清末秀才，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李特随父入湘在长沙读书，深受其父影响。1921年考入唐山交通大学，3年后由交大赴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调到列宁格勒托尔玛乔夫军政学院，时蒋经国等人也在这里学习。在苏联期间，2 0多岁的李特，身体长得不高，胖墩墩的脸蛋在西欧人群中显得很特别，因此，大家通常不喊他的原名，而戏称他“lit＃le”，这是英文，矮小的意思，谐中文音“李特”，常而久之，李特也习惯和喜欢上了这个谐音名字。1930年他回国后，也就正式用“李特” 这个名字。　　李特可谓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是“豹子”脾气难改，常常为一点小事发火。他回国后相继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军彭杨学校教育主任、教育长，红31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等职，基本上可说回国后的这5年时间是与张国焘共事在一起的。因此，他和张国焘两人也彼此比较了解，一说到苏联的问题，张国焘往往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　　张国焘对李特关于“列宁论联邦”的辩解和回答比较满意，气也消了一些，得意地说道：“就是嘛，他们懂个啥？要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圈子内见过列宁的人也就唯我一个，他们在那里枉自谈论什么‘列宁论联邦’，学了几句俄语就感到学到了马列主义的真谛，早着呢！李特，以后有什么动静就赶快转告我。”　　“是。”李特回答，他为提供了这张对张主席有用的报纸而感到得意。　　这一时期，红四方面军有些军长也来向张国焘报告：“一方面军的干部总是说蒋介石的飞机和大炮厉害，说我们四方面军没有尝过这个味道。当初一方面军的力量是比现在四方面军强得多，尚且不是敌手，何况区区四方面军。因此我们担心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会影响四方面军的士气。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一路都是避免战争，养成了一种丧失斗志的心理，如今还不知跑到哪里去？”　　有人向张国焘汇报：“中央最近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四方面军中调查，他们往往夸大了四方面军的缺点，找到几个军官打士兵的例子，就说整个四方面军中有着浓厚的军阀习气。这些调查者还说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而不知道其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就说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　　“我觉得这是毛泽东等老游击家与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在一起对付我。”张国焘语气深沉地说：“中央经过长期艰苦遭遇，可能已经形成一些错误观念，如今我参加中央工作，可以力谋改善。我们应当在党内团结和一、四方面军密切合作的前提下，提供我们的意见。我相信我有责任纠正那些同志的错误，挽救中共的失败。我相信在此严重关头，不宜爆发党内争论，内部一致高于一切。我也觉得中央和一方面军中也不乏深明大义的人。”　　张国焘的心思在向中央的权力上聚焦，他对中央刚任命他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并不满意。在红四军总部，他拿着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人员名单，着急地说：“我们现在急需督促他们解决的是政治、组织问题。我们的人在政治局中的太少了，一开会表决就吃大亏。你们看看，政治局都是他们的人，怎能体现我们8万人的意志？”　　“对，张主席的意见很重要，政治局和总部中应该再加上几个我们的人，开会总要举手表决嘛！”有些官迷心窍的人应声附和。　　张国焘还在公开场合或私下谈话中，大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他来到部队中作游说，站在主席台上，指着他背后喇嘛庙经幡上的一些藏文经符，自问自答：“有的人说，这里缺少文化，难道这些不是文化吗？这些不是文化又是什么呢？我们有些高级领导人自以为文化高，那就念给我听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作为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张国焘说出的话很容易迷惑人。因此，由于他的着意引导和煽动，红四方面军中有些人也跟着起哄，军中一时风言四起：“什么北上抗日，完全是逃跑主义！”　　“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　　“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　　“军事指挥不统一，应该统一军权。”　　两个方面军部队之间也出现了不信任情绪，由互相的指责和批评发展为感情用事。四方面军中有人说：“这些小脑壳一来，我们红四方面军反而什么也不是了。”因为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戴的军帽小于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么一个代名词—　“小脑壳”、“尖脑壳”，有的还称“老机”（机会主义）。　　由于受感情冲动的驱使，两个方面军中有人开始唇枪舌剑地争吵起来。　　红一方面军中有人指责红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加之凯丰的《列宁论联邦》文章，公开批评张国焘等人所建立的西北联邦政府，这也给张国焘闹分裂以借口。　　红四方面军有的人看到红一方面军的人，大有瞧不起的神气：“哼！尖脑壳里装的全是机会主义思想，兵不像兵，马不像马的，稀稀拉拉。他们也不想想中央苏区是怎么丢的，那还不是吃了机会主义的亏。”　　两河口会议看来并没有统一两个方面军的思想，反而因种种原因更加加剧了他们之间的隔阂。会议后，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当时松潘附近有胡宗南部队共16个团。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要求红军“迅速、机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之国民党军，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组为左、中、右3路军：左路军由第1、第3、第5、第9军团组成，由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徐向前率中路军，陈昌浩率右路军，分别从懋功、理县、茂县北进。另有岷江支队、附右支队、懋功支队等向黑水、芦花、黄胜关一带集中，准备趁国民党胡宗南堵截部队刚到松潘，立足未稳之机，迅速迂回过去，坚决攻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要道，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进入甘南。　　按照这个计划，朱德立即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从懋功一带北上，接连翻越梦笔山、长板山、打古山、施罗岗等数座大雪山，先头部队于7月中旬攻占靠近松潘的毛儿盖。然而，张国焘却迟迟没有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他致电中央，提出另外一套主张：“一方面军南下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向西康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叩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　　“这个张国焘怎么如此出尔反尔呢？”毛泽东接电后感到很气愤。　　“还有更让人捉摸不定的呢！”张闻天把一封电报递到毛泽东的手中。　　原来在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刘伯承等到红四方面军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当李富春抵达理县时，张国焘提出了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的问题，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　　“有人要急于黄袍加身。看来问题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复杂得多呢！”王稼祥看完电报担忧地说。　　果然，毛泽东、张闻天在近几天中接连收到许多内容相同的电报。　　张国焘在电报中的措辞已很严厉，要求中央首先“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川陕省委一些人在张国焘授意下，也向中央提出类似要求；陈昌浩在行军途中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　　“军委主席，独断专行？好大的口气哟！”毛泽东手捏一摞电报气愤异常。　　所有这些，实质上就是张国焘要取代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　　到了这时，毛泽东明白了，大家虽然都诚心诚意祝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也都希望把两个拳头捏在一起。然而，这两个拳头却很难捏在一起，其中原因已很明显，这就是左、右手都想自己捏成一个拳头，张国焘最终要亮出自己的拳头。　　张国焘在当时中共中央的地位是较高的，他已习惯于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充当第一号人物。因此在他听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实际取代了党的总书记职务后，就非常不满，并不加隐瞒地表露出来，接二连三地提出要立即解决政治、组织问题。　　张闻天把那些电报又翻了一遍，说道：“这些来自四方面军部队的如此同样内容的电报，放在一起一比较，就可看出张国焘在唆使他的追随者要挟中央，他们要求改组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并给以独断专行的权力。一句话，张国焘要将红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我要找他谈谈。”　　张闻天从电话里找到了张国焘，解释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意见，从那时起，中共中央主要考虑的都是军事行动问题，大家都推重毛泽东主持其事。两军会合后，一切也都很顺利。红军面临的问题主要还是军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张国焘很不以为然地说：“我再三强调党内的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能够作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为忧虑的现象。值得忧虑的是我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将遭受失败，不易翻身，并将引起一、四两个方面军的隔阂和党内纠纷。如果我们能根据实际情况，摆脱既定公式的束缚，放弃成见，大胆从政治上作一番研究，也许为时还不算太晚。”　　“我看政治问题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解决的，等军事情况有了好转后再作讨论吧。” 张闻天不无忧虑地说：“我对党内发生的纠纷，深表忧虑。国焘同志，你还是站在大局的角度，多忍耐些，不要再提出引起争论的问题。”　　张闻天与张国焘两人的谈话没有任何结果。　　此时的张国焘，与其说是一个在耍弄政治手腕的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个与中央讨价还价的大商人，他的资本就是红四方面军这8万人枪。他在与张闻天的电话谈话中断后，立即抓起话筒，向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发出“各部队无权擅自接近中央慰问团”的决定，嘱咐参谋人员要把中央慰问团的住处安排在离部队和司令部都较远的地方。　　刚刚在遵义会议后舒心半年的毛泽东又陷入党内斗争中，他异常着急，深知此时的红军万万不能自乱内讧，一切都必须从大局考虑。他责备凯丰不应该发表那篇文章，并对红一方面军的人讲：“会师了，要讲团结，不要批评。有些分歧暂时不要说，还是要团结起来。我们必须十分珍惜两军的团结，一定要强调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大敌当前，没有内部的团结一致，便无法战胜敌人，实现既定的战略方针。一切有损于两军团结的言论都是错误的、危险的、有害的。”　　到了这时，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红军已经面临着3种斗争：与国民党军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同时，还要与张国焘的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这后一种斗争看似没有流血牺牲，但比起前两种斗争，毛泽东等人感到要艰难得多。　　“先向前走吧，能抱多远就算多远。天塌不下来的！”毛泽东说。他在遇到困难又一时需要忍耐和形势紧张时，总爱说这句“天塌不下来的”话。　　“张国焘人多势众，我们应有所考虑。”　　“让我们向他妥协？办不到。怕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吗？天塌下来有山顶着！”毛泽东横眉以对，把电报纸“啪”的一声摔在桌子上。他倒背着手，来回踱着步，昂首挺胸畅吟道：“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坠，赖以拄其间。”　　张国焘的倔强脾气在两河口会议后毕竟没有“倔”过毛泽东，主要还在担心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徐向前的现实意向还不明，他暂时只好勉勉强强地随队北上。7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奉命介别率军出发。　　徐向前率中路军的10余个团，沿黑水河岸蜿蜒前进。一路上又要防备国民党军飞机的轰炸，又要对付藏族地方武装的偷袭，又要拔除敌人盘踞的堡寨，每天行进不到30公里。　　在快接近黑水的途中，徐向前接到彭德怀的一份电报，说红3军团已进抵黑水，为迎接四方面军，他已带部队上来。　　徐向前异常高兴，对司令部中的参谋人员说：“这个‘彭’就是江西中央苏区‘朱、毛、彭、黄’中的‘彭’，过去对这几位只是闻其大名，可从来没有机会见面。现在，彭德怀同志来到近前，我一定要亲自去迎接。”　　参谋人员把地图铺在徐向前的面前。　　“立即发电报表示热烈欢迎，约请彭德怀同志在黑水河的渡口会面。”徐向前对参谋说。　　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和随行的通信排，骑上战马向黑水河畔飞驰而去。　　黑水河仅从地图上看，很不起眼。这条小河是岷江支流之一，宽虽然只有20多米，但水深流急，波涛汹涌，冰冷刺骨，难以徒步涉过。这里的人来往过河，只有依靠铁索桥和溜索。　　当徐向前一行抵达黑水河边后，不见桥梁也不见船只。陈参谋腰间拴上绳子下河试了试水，赶紧退回来，向着岸上叫喊：“冰冷得很！不能过，水流太猛，岸边简直就站不住脚！”“要是能找到一只小船就好了。”警卫员康先海叹息道，他弯腰拣起一块石头，投向河中，石头在浪尖上跳了几跳，转眼间就被急流卷走了。　　“讨厌，讨厌！”徐向前在岸边一边踱步，一边自言自语。　　这是他在遇到紧急情况又一时没有寻思出办法下的习惯用语，有时子弹在他身边飞，他也总是不慌不忙地一手持望远镜观察敌情，一手在耳边挥挥手，好像是在吆喝苍蝇，习惯性地说着：“讨厌，讨厌！”　　“对岸有人！”康先海眼尖，首先报告说。　　“是自己人，可能就是彭军团长。”徐向前从望远镜中看到对岸是支红军队伍，都骑着马，判断道。　　两岸的红军将士都互相招手，但喊话声是谁也听不见，被喧嚣的河水奔腾声淹没。　　河对岸的红军正是彭德怀一行。昨天，彭德怀率部进到黑水寺时，军委命令他立即带红 11团沿黑水河右岸东进，至石雕楼迎接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黑水河。红3军团主力和军团部暂留芦花。　　无法过河，徐向前等人只好顺流而上寻找渡河点。　　“这个画地图的人简直是太马虎了，这么大一条河流画在地图上竟然如一条小溪流，懂不懂比例？”参谋人员埋怨。　　徐向前微笑道：“不要怨这怨那个的，让你现在就此画一张现地地图，说不定还不如缴获来的这个图画得准确呢！川西北河流密集，如果都上地图，那你准会画成江南的水网地，甚至画成一片汪洋大海，那才叫比例失调哩。”　　两岸红军将士都向地图上标有铁索桥的方位走去，准备过河到对岸。　　“哎呀！不好，总指挥，你看，铁索桥被破坏了！”康先海尖声叫道。　　大家的目光顿时凝集在不远处风水河流上的铁索桥，只见激流上空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在山风中悠荡。　　轰鸣的河水在咆哮着。徐向前陷入沉思。　　这时，对面河岸上的一队人马也接近了岸边。这里的河面较窄，看得清楚，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中等身材、体魄健壮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灰布军装，戴着一顶草帽，在见到河对岸有队伍后，便摘下草帽呼喊。　　徐向前也挥动军帽答话，但因水声太大，谁也听不清对方说什么。彭德怀的名字，徐向前早就听说过；徐向前的名字，彭德怀也不陌生，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自己要会见的人。　　“讨厌，真讨厌！”徐向前咒骂着河水。　　“总指挥，你看！他们在干什么？”康先海指着对岸说。　　徐向前举起望远镜，他清楚地看到一个战士在扯着一根绳子，几个人都围着他；好像是在做过河的准备。　　“那么点绳子，能过河？”徐向前把望远镜递给了陈参谋。　　不一会儿，徐向前见对岸戴斗笠的人朝河这边打了个手势，接着那个战士在用力甩那段只有一米多长的绳子，旋转中那绳子突然向对岸飞来。原来他们借助绳子的惯性力，扔过来一小块石头，石头上用细绳捆着一张纸条。　　“这绳子上有纸条！”康先海把纸条递给徐向前。　　徐向前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我带3军团之一部，在此迎接你们！——彭德怀。”　　“古有鸿雁传书，红军今有奇石传信，妙！妙！”徐向前高兴极了，忙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写着：“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把这张纸条也用绳子拴在小石头上甩过河去。　　“飞燕”到了对岸，河两岸一片欢呼声。　　彭德怀接到纸条后，高兴地挥动着大草帽，向着河对岸致意。　　“通信员，把电话架过河去！”彭德怀命令。　　“这河…　”　　“人不能过河，电线还不能过河？”彭德怀反问：“哈哈，笨蛋！我刚才怎么把信送过河去的。”　　“哎呀！我明白了。”马上，通信兵隔河又投开了石头，用绳子在河面上拉起一条电话线。彭德怀和徐向前第一次通话，互相问候。　　“我们一定要见面！”彭德怀对着奔腾喧嚣的河水大声喊叫。　　“明天吧，黑水河上游还有一个渡口，是个地名叫亦念的小村庄，那里有座铁索桥，我们在那里见面，怎么样？”　　“就这样，一言为定，明天亦念握手相见。”　　次日，徐向前带人翻过两座大山，到达亦念时已是中午，彭德怀也刚到达。但令人失望的是这里的铁索桥也被破坏，双方仍然是隔河相望。　　“徐总，前边河面上有一条溜索，我们先过去把电话架起来。”通信兵建议。　　向上流望去，果然见一条绳索悬挂在河两岸，上面悬挂着一个竹编筐子。这是附近山民渡河用的常用工具。　　“不必架设电话了，我一个人过去。”徐向前说着向前走去。　　“不行，徐总。那太危险！”随行人员都加以阻止。　　“这玩艺儿我还真没有坐过，也试试新。当地老百姓都敢坐，我们为什么不敢坐？”徐向前想与彭德怀见面心切，执意跨上了竹筐。然后，用脚向岩石上一蹬，反作用力推动着竹筐带人向对岸溜去。　　轰隆隆的河水在徐向前的脚底滚滚而下，溜索时而慢，时而快，时而又停在半空中，让人紧张地喘不过气来。两岸的人都悬着心，望着河流上空的溜索。　　“谁过来了？这很危险！”彭德怀问。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我是徐向前，你好啊，彭军团长！”徐向前没待溜索竹筐靠上岸就开始亲切地招呼。　　彭德怀大步迎上前来：“徐总指挥，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本事！”　　“我这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真让人担心！”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两军会师，两员主将奇特的相会，这给彭德怀和徐向前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两人一见面还经常提起这黑水河上“奇石传信”和“空中飞人”的场景。1956年，红军长征胜利20周年，徐向前还专门写了一篇《黑水河畔》的文章，以纪念他与彭德怀的如此“飞石”初相识。　　彭德怀率红11团到达亦念后，又先后接引了王宏坤、余天云等军的顺利北上。　　第三天，张国焘的特使黄超来到亦念，和彭德怀住在一起。黄超的嘴巴很能说，见面就说：“张主席说此地给养艰难，让我特来慰劳彭军团长。带来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元银洋。请军团长笑纳。”　　若是仅送一点吃的，彭德怀不会感到稀奇，会像往常一样收下，可这200多元银洋却引起了彭德怀的警惕，他心中在犯嘀咕：“这不完全是旧军阀卑鄙的手法嘛！”　　“我无功受禄，实在不敢当。你实话实说，这次来是想干什么？”彭德怀的话直截了当。　　黄超住下后问起了会理会议的情况。彭德怀说：“仗没打好，有点右倾情绪，这也没什么。你怎么知道会理会议？是不是中央与你谈了？”　　“我是听张主席谈的，可能中央在什么会上提起过吧。”　　“如果中央谈了，又问我彭德怀干什么？”　　黄超没有直接回答问题，又说道：“张主席很了解你。”　　“怪了，我们过去没见过面。他能了解我什么。”　　黄超又说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当前的战略方针，我认为欲北伐必先南征。”　　彭德怀说：“那是孔明巩固蜀国后方的办法。现在形势不同了。我们不能把全国的形势看成漆黑一团。也不能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同客观形势新的发展混为一谈，否认遵义会议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成果。”　　“西北马家骑兵可是厉害得很呀！应该避开他们才好。”　　彭德怀到此把上面的谈话综合起来一想，知来者非善意，黄超此行是来当说客的。张国焘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又从挑拨一方面军内部关系入手，企图破坏党内的团结。　　第二天，口直心快的彭德怀对徐向前说：“这个张副主席看来想拉我到四方面军工作。”　　“你千万不要来，我都想法离开。”　　“为什么？”　　“一言难尽，这边的人并不好相处。”徐向前面露愁容，没有再说别的。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徐向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之初，徐向前即想离开四方面军，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因为他自从在鄂豫皖和张国焘、陈昌浩虽然共事多年，但在许多问题上合不来，心情一直不舒畅。具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头衔的张国焘对他用而不信；陈昌浩拥有“政治委员决定一切”的权力，喜欢自作主张。徐向前处在孤掌难鸣的地位，委屈求全，完全是凭党性在坚持工作。　　在理番时的一天晚上，徐向前与陈昌浩交谈中即提出：“我这个人能力不行，在四方面军干不了。现在中央来了，有不少能人，你看是不是由刘伯承同志来代替我，他是军事理论家，也有丰富的实战经验。”陈昌浩感到突然，问道：“那你准备干什么去？”徐向前回答：“我到中央去，随便分配什么工作都行，反正是能力有限，做点具体工作吧。”陈昌浩当时就表示不同意：“你还是先别考虑这件事。”因此，两军会师后，徐向前的主要想法还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但是，还没等徐向前提出这个要求，他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个漩涡中去了。　　7月初，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时，经下东门见到徐向前，简要讲了中央红军的情况和攻取松潘的计划，并即兴渲染讲道：“南面来的这些洋鬼子，戴眼镜，修洋头，穿西装，瞧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他们不要我们！”　　“什么？”徐向前感到很惊讶。　　“他们说我们政治落后是土匪主义，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张国焘的概括能力很强，一口气说出这两个主义。　　“这两顶大帽子我们可戴不起！我们是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的，打游击的时候我们的臂章上都写着拥护第三国际，实行土地革命，难道我们打蒋介石打错了吗？”徐向前在最近也风言风语听到一些传闻，现在听张国焘这么一说，也感到特别的反感和委屈。　　“大概你也听到一些。其实，你对我们四方面军最了解，怎么他们一来，我们一夜之间就突然变成土匪了呢？”张国焘的话似乎很伤心。　　“我们四方面军是存在一些问题，但还不至于一团漆黑吧。这支部队从鄂豫皖的一支3 00多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党领导下的一支铁的红军队伍。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应看到这个主流。我们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到来的…　”徐向前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个“是”，情绪也有些激动。但他突然意识到张国焘的话中有话，声调也就变得低了些：“反正这对两军的团结没有任何好处。我相信党中央和毛泽东、张闻天同志会妥善处理和解决这一问题。”　　张国焘匆匆回茂县了，但他的话在徐向前的心中却翻起了千层浪。其实，徐向前此时脑子里的这些驱之不去的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是呀，正打着红旗闹革命的热血青年，无论是谁听到别人说自己是“土匪”时，恐怕心中都感到是一种耻辱、委屈和不平。只不过对身兼重任的徐向前来说，他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自我约束能力，不仅自己不谈论这些事，而且严格要求部属不要瞎议论，要顾大局，讲团结。　　不久，张国焘与党中央的严重分歧日益表面化，徐向前作为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无疑也被挤入这场争论的夹缝中。政治斗争的这种复杂局面，对于一直忙于以“十二万分热忱欢迎中央红军”的徐向前来说是感到很突然的，对此，他很是苦恼。徐向前这时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程训宣已被张国焘以肃反名义杀害了。徐向前是到延安后才知此事的。------------------ 　　黄金书屋 youth整理校对　　转载请保留，谢谢！　　草地龙虎/（陈宇）第四回　蒋介石惩处刘文辉　周恩来让权黑水寺　　夹金山以北的红军在中共两河口会议后，本应两军合力，并敌一向，开拓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国焘闹分裂，没有形成一个拳头，刚有所恢复元气的红军又面临困境。川西北贫瘠之地，产粮有限，仅红军就有10万大军，很难在此生存，更谈不上什么发展。这时，蒋介石在大渡河之战失败回过神来后，正急忙再度调动国民党军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仲夏的南京，炎热气浪比往年早半个月窜入石头城。蒋介石推开桌面上一堆关于日军在华北屯兵滋事的电报，望了望大地图，眼光由南京平扫向正西，停留在川西北。他擦着汗水，破口大骂：“娘希匹，这个刘文辉，坏了我的剿共大事！”　　侍从官把呼呼飞转的电风扇向蒋介石移近一些。几张零乱的电报纸被风吹落在地，蒋介石端坐在椅子上，丝毫没有动。　　“不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不行！”蒋介石用手指敲打着桌面，思考着，但他知道刘文辉失守大渡河防线还够不上枪毙的罪，在红军后面担负追击任务的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等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说下一步还要依靠这些四川军阀“围剿”红军，于是他决定给予第24军军长刘文辉记大过处分。　　“来人哪，发报！”　　蒋介石开始口述电报：“刘总指挥文辉笃信部属，不加督察，实难辞咎。依照国军法定之规矩，着记大过一次，以为督饬不力者戒。以下负责长官应由该总指挥查明严处具报。兹将确实规定：此后军队不论大小行动，不拘前线后方，停止亦不问久暂，无论何时何地，一遇停止，应即赶筑碉堡，时间稍长尤应逐渐加固。违者定将该地高级长官以纵匪论罪。该管区以上长官应以督察不力处罚。言出法随，决不稍宽。希饬属一体遵照为要。”　　蒋介石在宣布了给刘文辉的处分后，仍然对川西北的“剿共”军事感到很不放心，几天后，他乘飞机赶到成都，亲自部署对红军的又一次大“围剿”，并把刘文辉暗中召来成都，进行安抚。刘文辉对蒋介石这种打了一个耳光后又问疼不疼的笼络做法，虽然明白其中奥妙，但在听了蒋介石的安慰之后，心中果然也舒坦了许多，刚刚产生的反蒋情绪很快化解，并表示倾全力以功补过，报效蒋委员长的关怀和体恤。　　对这种笼络方法的奏效，蒋介石感到很满意，他决定对其他部队也要采取一些安抚方法进行战前鼓动。　　“通知川康前线各剿匪指挥部指挥官，到我这里来开会。”蒋介石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吩咐说。　　“各纵队副司令来不来？”贺国光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