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3日，日军华中派遣军主力师团进攻武汉三镇，中国第5战区、第9战区军队奉命抵抗，拉开武汉保卫战的序幕。 这时，伊万诺夫交给杨奠坤一个任务，让他火速赶往武汉，找苏联大使馆武官沙赫夫，取回一批秘密文件。 当时武汉正处于激战中，执行这项任务无疑要冒很大风险。杨奠坤为能便于活动，带上老金同去，因为老金的日语很流利，可以扮作日本侨民通过敌人占领区。 一路上，二人所经之处，到处是日本军队，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是烧杀抢掠，到处也充满着反日抗日的怒火。老金扮作满铁上海事务所的职员，一路上叽哩咕噜地，果然蒙过许多日本宪兵、特务。有时，日本军队还专门派几名士兵护送他们。8月上旬，日军由九江西犯，在瑞昌登陆，杨奠坤三人只好绕道北渡长江，溯江而上，乘船进入汉口。当找到汉口苏联大使馆临时住处时，却听那里的中国房东说，大使馆早已迁往重庆，杨奠坤不觉感到懊丧。 这时，那位房主拿出一封信说：“大使馆有位将军临行前把这封信交给我，说如果有人来找他可以将这封信给来人。” 杨奠坤如获至宝，急忙接过那封信拆开，信是用俄文写的，大意是：使馆已撤离，如有人找大使馆联络事宜，可到汉口玉带门车站附近的伊莲娜咖啡馆联系。 杨奠坤和老金急忙赶往“伊莲娜咖啡馆”，咖啡馆的主人伊莲娜是一位漂亮的俄国妇女。她听二人说明来意后，不动声色地将他们让到里面的小客厅。 两杯浓香的德国咖啡摆在二人面前，伊莲娜坐在他们的对面，打量许久，忽然开口问道：“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11日攻占的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吗？” 杨奠坤知道她在对暗号，立刻用流利的俄语回答道：“不，苏沃洛夫统帅是在1790年12月22日攻占土耳其伊兹梅尔要塞的。”接着杨奠坤反问道：“我想请教，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学生吗？” “恰恰相反，鲁缅采夫是苏沃洛夫的老师。”伊莲娜说完站起身来，“我是10号情报员，欢迎你们来到汉口情报站。” 杨奠坤友好地握了握伊莲娜的手。 伊莲娜从沙发座垫下面取出个大方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这是沙赫夫将军搜集日军的重要情报，它包含着将军同志的心血，希望你们能安全地将它交给上级。” “放心吧，伊莲娜同志，我们会用生命来捍卫它的。”杨奠坤和老金接过牛皮纸口袋，郑重地说。 杨奠坤和老金重新踏上返回上海的征程。 一路上杨奠坤始终为那包文件发愁。这兵荒马乱的，万一让日本宪兵查出这批文件，可怎么办？最后还是老金想了个办法。他将战场上一具日军通讯兵遗体上的图囊打开，取出一个日军军用封套，上面印有日军军旗和“绝密”等字样，把那些文件统统装进了军用封套中。路上遇到日本宪兵队的盘查，一看到印有“绝密”字样的大口袋时，就急忙免检放行。就这样，二人顺利地返回上海，将文件交给了伊万诺夫。 1938年12月末的一天晚上，杨奠坤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自己的住处。他一进屋就倒在床上，闭上双眼，陷入无限的痛苦之中。他刚从伊万诺夫那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苏军总参情报部部长、卓越的反间谍专家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被秘密处决了。 杨奠坤怎么也搞不明白，一个忠诚的苏维埃战士，红色政权的保卫者，怎么一下子会成为“人民的敌人”？他痛感失去了一位尊敬的师长、可信赖的上级，同时，也为苏维埃政权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革命者而感到惋惜。 这时，杨奠坤才明白，为什么“戈比旦计划”迟迟没有实施。随着别尔津的被捕，一个规模庞大的侦察计划也化为了泡影。 1939年夏的一天，伊万诺夫约杨奠坤来到外白渡桥，他们一起眺望黄浦江的一幢漂亮的尖顶四层大楼。那是苏联驻上海总领馆。 “瓦尔德尔，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伊万诺夫非常伤感地说。 “你是要回国吗？”杨奠坤轻松地说，“我恭喜你，你已很久没回到祖国了。” “可我爱这个国家，爱这里的人民，”伊万诺夫动情地说，“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战友。” “你随时都可以回来么。”杨奠坤安慰道。 “可能我不会再回来了。”伊万诺夫沉重地说。 “为什么？是因为别尔津同志的事吗？”杨奠坤惊讶地问。 伊万诺夫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才说：“还有另一个原因。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关闭了，后天我将和总领事鲍·米·西曼斯基回国。” 杨奠坤感到了一种不祥之兆，定了定神他又问：“那么谁来领导我们呢？” “你的新领导人会来找你的。”伊万诺夫掏出一张旧美元递给他，“记住，他叫乔琪。” 8月的一天，苏军总参情报部派来了新领导人乔琪，他是以美国一家公司经理的身份来到上海的。在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馆，他和杨奠坤见了面。 乔琪面色阴沉，从无笑容，说话生硬，跟伊万诺夫简直是鲜明的对比。 乔琪严肃地对杨奠坤说：“世界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日战争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停止一切暴力行动，致力于搞静态情报。你与以前的上级和同志们联系的联络点和通信都不要用了，完全按规定在外面接头。如果连续三天接不上头，就再隔十天仍在原规定的时间地点接头；仍接不上，就说明是对方出了问题，要立即切掉联系；如果失掉联系，到备用地点，在墙上或电线杆上写1+15+8，即1月15日8时，即可联系。” 杨奠坤觉得，乔琪这个人有一套，是个富有智慧的间谍。但钦佩之余，又多少有一些敬而远之的感觉。 1939年，欧洲战局突变。9月1日，德国军队向波兰发动进攻，9月3日，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30日，德军占领波兰全境。一时欧洲陷入恐慌之中。 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成立江南指挥部，一部分兵力在扬州、泰州、天长、六合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宁沪线从此不再太平。 此刻，日军在中国战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诱降阴谋也没有得逞，它的陆军主力陷于中国战场难以机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计划受挫。 一天，乔琪在法国公园内向杨奠坤下达任务，让他独自一人作为信使去香港，取回东京苏军谍报员送来的“十万火急”的情报。 杨奠坤打点行装，乘海轮从黄浦港出发，经过三天三夜的航行到达香港。 在香港半山罗便臣道的一幢洋楼里，杨奠坤见到了从东京来的情报员安娜·克里斯蒂安森·克劳森。她是佐尔格领导的“拉姆扎”小组交通员，马克斯·克劳森的妻子。 安娜和杨奠坤互通暗号后，打开旅行箱，将一捆金属棒交给杨奠坤。 安娜郑重地说：“瓦尔德尔同志，这些金属棒都是空心的，里面总共装有30卷胶卷，上面记录着日本、德国的最新军事情报。你一定要将其保存好，送到乔琪同志的手中。” 杨奠坤用手掂了掂五根金属棒，看不出什么破绽，他问：“安娜同志，如果敌人问我带它是干什么用的，我将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想到了，”安娜掏出一份写满德文的证明书说，“你带上它，上面有德国克虏伯公司的印章，证明金属棒是一种工业用探测棒。你就是上海办事处的中国雇员。” 杨奠坤乘一艘日本“海云”号客轮返回上海。不知怎么搞的，这艘客轮竟泊在了很小的怡和码头。凭直觉，杨奠坤预感到出事了。果然，从码头窜上一大批日伪警察、宪兵。 一名警察命令杨奠坤打开皮箱检查，当看到金属棒时，杨奠坤拿出证明文件向他解释。这时，一名宪兵曹长走过来，伪警察将文件递给他看，宪兵曹长看不懂，命令将杨奠坤先带到码头警察值班室再说。 杨奠坤拎着皮箱，跟着日伪宪警来到值班室。那个日本宪兵曹长很认真，拨通了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核实情况。一小时后，一个自称是领事馆秘书彼肖夫的德国人来到值班室，看了看文件，表示没问题。然后，彼肖夫便用德语和杨奠坤谈了起来。幸亏，莫斯科的情报学校校长缪勒尔是德国人，杨奠坤学会些简单的德语。便和他应付起来。彼肖夫很热情，亲自将他带出值班室，并一再要求送他回去。杨奠坤婉言谢绝了他，不过表示，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为防止意外，后来杨奠坤假意去拜访了几次彼肖夫，以示联络感情。 1940年2月末的一天，杨奠坤在外滩附近跟乔琪接头回来，见一群日本侨民围着报摊兴高采烈地议论什么。等那帮日本人走后，他也过去买了一份报纸，展开一看，差点晕过去，只见报纸上用大号字写道：“关东军讨伐队与满洲警方通力合作，射杀满洲共产军匪首、宿敌杨靖宇……”下面记叙杨靖宇于1940年2月23日在江县三道崴子附近战死的经过。最为残忍的是，敌人割下他的头颅向日本天皇“遥拜”，后来又把这颗头颅“献送”新京——伪满洲国首都，报功请赏。杨奠坤再也忍受不了这巨大的悲痛，踉跄地回到住所。 杨奠坤坐到桌前，再次展开报纸，望着杨靖宇遗体的照片，泪如泉涌。他铺开纸，饱蘸浓墨，挥笔写下一首诗： 十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长活在人间。 然而，不幸的事件接踵而至。国际情报组“大连行动队”被日本警宪机关破获，负责人A.鲍威尔潜逃，纪守先于8月15日在上海法租界被大连警宪机关捕获。共产国际满洲情报组织开始暴露在日伪机关的面前。为此，乔琪命令杨奠坤暂时停止活动。 1941年春，经过一段考察，杨奠坤认为罗稷南的妻子倪琳思想进步，聪明能干，便将她发展为情报组织成员。 1941年6月22日4时30分，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未经宣战就向苏联发动全线进攻。苏联军民奋起抵抗，从此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号召：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政党和组织都起来保卫苏联。 这时，乔琪又命令杨奠坤恢复行动，搜集日本是否会对苏联进攻的战略情报。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对美国驻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实施突然袭击，同时分兵多路对美、英、荷在太平洋上的属地进行入侵，太平洋战争爆发。 12月末，由于日本军队进入各国在上海的租界，杨奠坤小组的工作陷入被动局面。遵照乔琪的指示，杨奠坤将老金的那个小组交给了倪琳。从此以后，杨奠坤只同乔琪保持惟一的单线联系。 1942年9月14日，是杨奠坤与乔琪在法国公园接头的日子。可是一连三天，始终没见乔琪的人影，杨奠坤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16日这一天，他磨蹭很晚才回到住处。刚进房门，楼下房东喊他接电话。杨奠坤急忙下楼听电话，里面传出乔琪的声音，他用英语说：“你快走！”接着就听到电话被打掉的声音。杨奠坤立即返回房间，匆忙收拾好用作活动经费的美金就要转移。但没等他下楼，门外闯进来几个持枪的日本便衣，二话不说就将他押上了囚车。 宪兵将杨奠坤押到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连夜开始审讯。杨奠坤只说自己做买卖拿佣金，有时也倒卖外币。审讯官追问他与乔琪的关系，他就说是在回力球场认识的，两人一起喝过酒，喝过咖啡。审讯的人见他不吐实情，就对他用刑，一次、二次、三次，他一口咬定和乔琪是普通朋友。杨奠坤明白，进了日本宪兵队，别想活着出去。多说早死，少说迟死，不说也死。 第二次审讯时，审讯官向杨奠坤抛了一点诱饵：“乔琪是苏联派来的破坏分子，反对皇军。你反不反对皇军？” 杨奠坤开始飞快地思考：总在乔琪身上兜圈子，对自己不利，不如用单纯的爱国主义思想把事情岔开。于是，他爽快地说了一句：“反对！” 审讯官一听大感意外，想不到这么快就打开了缺口。忙问：“你为什么反对皇军？” 杨奠坤说道：“日本人侵略中国，每一个中国人都反对，我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审讯官大概觉得有门，竟耐心地开导他：“皇军不是侵略中国，是帮助中国，我们都是亚洲人，要共存共荣，中日要亲善。” 杨奠坤立即接口反问：“既然是亚洲人，要亲善，为什么要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 “皇军杀的都是坏人！” “在南京杀害了十几二十万的中国平民，难道他们都是坏人？！” “不许你诋毁皇军！交代实质问题！” “把中国军队派到日本去杀光、烧光、抢光，你反对不反对中国人？” “混蛋！良心大大的坏了！” 日本人看杨奠坤针锋相对，步步不让，大骂他顽固，继续对他用刑。几个大汉在地板上将他摔了好几个跟头，用大皮靴狠踢他的头部，又用火烧他的大腿、胳膊、手指，直到把他打得昏死过去，又拖到院里用冷水泼醒。 第三次审讯，审讯官更进一步交底了，他说道：“乔琪承认与你秘密进行了反对皇军的事。你还把一个女人介绍给乔琪，又转而介绍到另一个外国人手里。” 杨奠坤一听立刻明白，上级下级都被捕了。于是，他横下一条心说：“他们说的都是假话，要么就是你们造谣！我介绍女人给他是作朋友的。” “那你不是承认了反对皇军吗？凭这一条你们就是同党。”审讯官指责道。 “我反对皇军侵略中国，没有对皇军采取破坏行动，充其量只是个思想上的问题，你们无权把我和破坏分子连在一起。”杨奠坤申辩道。 审讯员骂道：“你的狡猾、狡猾的。”接着又恶狠狠地对他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照样杀你的头！” 杨奠坤心想要杀就杀吧，反正自己也活够了。与其这样活着，不如去黄泉路上见自己的好兄长杨靖宇去。 1942年11月30日，江湾日本军事法庭对杨奠坤等人进行公开宣判。杨奠坤因为刚患了一场大病，又加上受刑，人已站不起来，只好由两名宪兵架着他走进法庭。他模模糊糊地听到：杨奠坤因参加苏联派遣的破坏团进行反对皇军的活动，被判处8年徒刑。首犯苏联人乔琪被判处10年徒刑，倪琳判2年徒刑。随后杨奠坤被押解到了南市监狱。 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在中共上海地下党工委的多方援救下，已被关押近5年的杨奠坤终于获释出狱。随即在地下党的安排下，被转送到青浦的新四军淞沪支队根据地。不久，杨奠坤转入华东局，又开始了新的工作。第七章 “谋略放火团”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2月，苏联，莫斯科。 阿尔巴特街兹纳缅斯基胡同的一座深灰色大楼的宽大房间中，代理情报部长谢苗·彼得洛维奇·乌里茨基将军从办公桌后走了出来。他满头黑发，黝黑的脸膛儿，胡髭修得很窄，一双棕色的眼睛闪着聪慧、坚毅的目光。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站在他身旁注视着他。 乌里茨基停在廖雯初的面前说道：“瓦西里，你记录一下。”他思索片刻说道，“鉴于日本军阀在满洲地区不断地加紧对苏联的敌对行动，我命令：满洲境内的各个情报小组应以空前的热情行动起来，破坏日军的军事设施及交通，给日本军阀以沉重的打击。各小组均独立作战，不发生任何联系。每个小组以作战成绩来进行奖励的评定。” 廖雯初见乌里茨基停顿下来，便问道：“将军同志，您还有指示么？” 乌里茨基微笑道：“没有了，亲爱的瓦西里同志，你可以发报了。” 廖雯初合上文件夹，转身离开了乌里茨基的办公室。 廖雯初，1938年苏联肃反扩大化时被错捕，遣往苏北科美自治共和国劳动改造。在中共中央的过问和关怀下，1951年回国，恢复中共党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研究员。1964年病逝。第2节 “满洲”第一情报组 “自昭和九年秋开始，前后经过七年时间，依靠极端暴戾的抗日意识和根深蒂固的妄想而形成的，联系顽固而巧妙的组织网，以智能的、化学的手段睨视日、满、中枢轴要港——大连地区及以此为中心的各地国防用材，已完成百余件令人为之战栗的谋略破坏工作，并进一步企图向满洲、支那的重要地区及朝鲜、日本本国的重要城市加强和扩展其潜在势力，逐步而断然地实行对重要设施的破坏工作，以达到其搅乱后方，使日本的势力衰减，进而消耗日本军队活力阴谋。这一暗中活跃的阴谋组织，便是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 这是1941年2月6日，大连《日日新闻》发表的一篇题为“对日谋略放火破坏团大检举”文章的部分内容。其中被日寇称之为“可憎的对日大谋略放火破坏团”，就是共产国际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领导的“国际抗日行动队”。 1934年7月23日，刚刚从苏联归来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纪守先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馆，秘密会见了国际情报组织中国地区负责人A.鲍威尔。 A.鲍威尔，苏军少将，总参情报部情报专家，以美国公司商人的身份坐镇上海，指挥中国境内各情报组织的工作。 鲍威尔向纪守先下达了命令，迅速建立以大连为中心的国际情报组织，对日军后方基地进行最猛烈的破坏。同时他让纪守先留在上海做他的助手兼翻译，全权处理各地情报组织的工作事宜。 这样，从工作代号上被称作“满洲第一情报组”的情报组织开始了活动。 由于A.鲍威尔的极度信任，情报组织的工作部署、人员调动、经费分发等都由纪守先来完成。各地情报汇报也要经过纪守先，尔后再上报鲍威尔。黄振先为天津地区负责人，兼上海、天津、大连的交通联络员；赵国文为大连地区负责人，兼管安东；李志贤为安东地区负责人，后兼管营口；营口地区的负责人是安得利；旅顺地区的负责人是李寿山。A.鲍威尔还向日本大阪、神户、长崎和朝鲜派遣情报人员。1934年夏，各地情报组织负责人各自就位后。A.鲍威尔曾数次听取纪守先的工作汇报。他指示各地，特别是大连，要迅速扩大组织，发展情报队伍、大力进行放火爆破活动。 1934年夏，国际情报组织派进大连地区的第一个负责人是赵国文。 赵国文，1912年2月生于河北省昌黎县一个店员家庭。1920年因生活所迫和母亲一起迁居吉林。第二年母亲病逝，入哈尔滨第一孤儿院， 1925年靠公费入滨江第一师范。“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团。后又加入李海清义勇军、东北民众救国军等抗日组织。1932年返回哈尔滨，经北满国际情报组织成员王北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入党。后经杨奠坤介绍，于1933年12月赴苏联受训。回国后即被派到大连开展工作。 赵国文来到大连后，由于没有找到有利于开展活动的掩护职业，不久就被派遣到奉天，随后又被派往安东。此后，上级又调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为大连地区负责人。李寿山来大连后，发展了第一个情报员邹立升。但不久，李寿山在大连找到了公开职业（汽车司机）作掩护，由于收入不薄，从此对情报工作消极起来。上级决定调李寿山去天津受训，李怕受到上级处罚，逃跑了。1935年，纪守先先后把他在北平发展的王耀先、张守义派来大连为负责人。王耀先在大连时间不长，就被调往唐山开展工作；而继任的张守义则由于私吞活动经费，也很快被召回天津受训。1936年3月，上级将秋世显由北平调来大连。 秋世显，生于长春一个官宦之家。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当过旁听生，后在北大附属景山实习学校学习。1932年11月加入反帝大同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12月经张守义介绍加入国际情报组织。 不久，上级又将赵国文从安东调回大连。在赵国文、秋世显的共同努力下，工作有所发展，并发展了石永贵、宋德贵等一批成员。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上级将破坏的重点转向华北，将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邹立升等骨干由大连调到天津，将赵国文调往青岛，开展对日放火爆破活动。大连的工作转由王木青负责。 1939年9月，上级又将赵国文、秋世显、黄振先调回大连，并指定黄振先为大连负责人。 黄振先，山东招远县孙家洼村人。1919年赴哈尔滨市学印刷，后又自营印刷业，不久停业。 “九·一八”事变后，加入抗日铁血救国军。后经杨奠坤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赴苏受训。1934年5月回上海，后调往天津指挥大连地区的工作。 为了对大连地区造成空前规模的破坏，大连情报组织成立了“抗日行动队”，分别由赵国文、秋世显率领。赵国文行动队成员有油坊工人黄振先，周水子陆军仓库工人王有佐，日清油坊工人刘永禄、孙文芳等，主要活跃在甘井子地区一带；秋世显行动队成员有红房子码头工人王金泰、李化钧，小车夫于守安，油厂工人吴成江、陆炳义等，主要在寺儿沟一带活动。 另外，为配合大连行动队的活动，国际情报组织还分别成立了天津、青岛行动队，一般是由大连地区负责人交替指挥。天津行动队成立于1936年，其成员多为东北学生，如东北大学学生凌玉安、李国栋，东北中学学生张文奎。1938年3月，上级又从大连选派有经验的行动队员石永贵等人来充实天津行动队的工作，而精明能干的石永贵则很快又发展了于锡政、李玉生等人。1938年2月，秋世显奉命潜入青岛，创立青岛行动队。7月，大连地区负责人赵国文又和秋世显对调，来青岛工作，很快发展了张同宴、黄成山等人。 纵观国际情报组织“满洲第一情报组”的工作，在1935年至1940年之间基本上属于动态情报活动，而其属下的三个行动队则在大连、青岛、天津地区造成了空前规模的破坏。仅以大连为例，行动队从1935年至1940年，共放火爆破57起，给日军造成的损失达日币两千多万元（据1941年2月6日《满洲日日新闻》），按1938年物价折算，能买白面一千万袋以上。再加上青岛、天津两地的战果，日寇损失的总币值近五千万日元。第3节 烈火雄心 ★ 复仇的火焰 1934年7月，纪守先根据A.鲍威尔的命令，派旅顺地区负责人李寿山来大连，接替调往奉天、安东等地区活动的赵国文。 来到大连以后，李寿山进入一所汽车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修理技术，结识了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的学员邹立升。经过一段时间考查，李寿山决定发展邹立升为国际情报组织大连地区的成员。鉴于今后开展的活动主要以爆破、纵火为主，张寿山便对邹立升重点传授纵火技术，很快邹立升就掌握了放火药的调制技术，他曾多次出入市内桥立町丙寅医院购置放火药原料，并在石道街自己的家中试制了一个放火药包。经过试验，发火效果不理想，故没有投入实战。 1935年3月，李寿山又发展了满洲油漆会社职工高绪慎为情报组织成员。 正当邹立升积极准备开展活动之际，李寿山却由于领取汽车牌照，成为一名收入可观的司机，逐渐产生了消极的工作态度，企图过一种所谓“安静”的生活，放松了对部下的领导。邹立升毫不犹豫地挑起了组织工作的重担，成为该组织的实际负责人。 6月，邹立升在自己的住宅中又调制了一个放火药，交给高绪慎，让他在满洲油漆会社做个“试验”。由于高绪慎考虑在会社放火，弄不好会被日本人发现，丢了饭碗，产生了抵触情绪。在实施放火的时候，故意将放火药丢弃在会社附近的水沟里，而对邹立升却谎称已将放火药装置在会社的场区内。 几天过后，邹立升见会社货场没有起火，知道高绪慎说了假话，便再次调制一个发火药交给高绪慎。他语重心长地对高绪慎说：“高大哥，上次的事我也不再追究，不过，这次无论如何要成功。小日本在我们家乡横行这么多年，也该让他们尝尝苦头。干吧，让日本人吓一跳！” 也许是邹立升的话起了作用，高绪慎在6月25日潜入会社货场内，在清漆罐中放置一个放火药。下午8时05分，清漆堆放处燃起了大火，据悉造成了一万二千五百元的损失。 满洲油漆会社的起火，在当时影响并不大，日伪当局仅把它当作一起意外失火的案子，造成的损失也微乎其微。但是，这把火却是大连地区的首次“反日纵火”，以这一天为开端，在以后长达6年的时间里，国际情报组织行动队燃起了一次又一次极为猛烈的大火，将反日的烽火逐渐燎遍关东大地。 1936年初，日军在京津一带到处屯兵，大有一举吞并华北之势。纪守先根据鲍威尔的命令，向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下达指示：组建行动队，在平津地带展开对日军后方基地的大破坏。黄振先身为各地区情报组织的总联络人，早已考虑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一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行动，将东北大学学生凌玉安、李国栋，东北中山中学学生张文奎组织起来，成立了以学生为骨干的行动队。 5月25日，凌玉安来到天津英租界二十一号路耀华里72号黄振先的住处。黄振先取出一包TNT炸药交给他。“这是10公斤炸药、雷管、引线都在上面。记住，按操作规程办。” 凌玉安接过炸药包，准备起身离开，又被黄振先叫住。 “你就这样走吗？” 黄振先说着拿出一个篮子递给他，“把炸药包装进去，你拿炸药包大模大样走出去，让英国巡捕看见可就坏了。” 凌玉安急忙将炸药包丢进篮子中，又将一些蔬菜胡乱盖在上面…… 尽管凌玉安胆小怕事，缺乏经验，但仍然由他射出了天津行动的第一箭。 5月28日下午7时，凌玉安身穿铁路员工制服，挎着一个装满炸药的工具包，悄悄潜入天津、塘沽之间新河附近的路段，埋设了黄振先交给的那包炸药。他将长长的导火索拉到一处土坡的后面，准备用火柴点燃。由于紧张，连划几次都划不着火柴。他稳定一下心神，用颤抖的手划燃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 一阵轰鸣，远处驶来一列火车。虽然天色开始暗淡，但仍能看清是一列日本军车。因为车头上毫不掩饰地挂着一面“太阳旗”。 这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军队为什么能畅通无阻地横行？炸翻这趟坐满强盗的列车，又有什么可怕的！想到这里，凌玉安毅然将香烟头摁在了导火线上。“哧哧……”导火线燃起火花，飞快地向前燃烧。那列军车也越驶越近……“轰隆！”一声震天动地的响声传来，只见铁轨上窜起一团火球，夹杂着浓烟直飞天空。那列军车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炸，顷刻间，十几节车厢脱轨，翻到了路基旁…… 凌玉安目睹此景，完全被成功的喜悦所震撼，他忍不住爬上土坡，振臂高喊：“我成功了！” 然而，这个良好的开端没有能坚定凌玉安的信心。这个年轻人终于在同年8月悄悄地脱离了组织，不知去向。 1937年2月，秋世显、赵国文行动队员成功地烧毁了大连日清制油厂，获得了一次不小的胜利。然而，这时，作为大连地区负责人的张守义，却日益腐化堕落。他高傲自大、无工作能力，还寻花问柳，激起了行动队员们的普遍反感。为此，秋世显、赵国文都深表不满。在多次劝阻无效后，二人将张守义的所作所为向上级做了汇报。鉴于张守义的种种表现，上海指挥机关将其撤销职务，调到上海受训。 这样，赵国文升格为大连国际行动队负责人，秋世显为副手。同时，鉴于该地区的重要性，派遣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兼任大连地区交通员，频繁往来于大连、天津之间，指导大连地区工作。 赵国文、秋世显没有了束缚，放心大胆地干了起来。两人相互信任，相互配合，终于将大连国际行动队的工作顺利开展起来。使大连地区的工作上升一个新阶段。从4月到6月，黄振先指挥赵国文、秋世显、石永贵等人在各自的活动地域连放了几把大火，烧毁了不少日本军用物资。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伪加强了警力，上海指挥部指令停止活动。正当中华民族遭受空前劫难的时候，却突然停止了工作，黄振先、赵国文，特别是秋世显，都对上级的决定表示不满。三人经过秘密协商，得出如下共识： “大连地区不能服从上级部门因对时局的认识不当而发下的指令，乘这一大好时机，必须果敢地完成行动队本质使命，为抗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而实行‘地区独立工作’。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镇压机关的严格警戒和日本人对中国人警戒增强等客观形势，必须更加隐蔽地进行工作。”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赵国文、秋世显等人开始了大连地区自创设组织以来，必须与上级部门拉开距离的一种特殊的工作方法。这一时期，为大连行动队的独立活动时期。 由于上级机关停发了工作经费、放火原料，大连行动队的工作陷入极端困难之中。赵国文、秋世显等人毫不气馁，自筹资金，改用蜡烛、汽油、轻油作放火原料，继续进行战斗。 鉴于中国战士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也由于纪守先的多方努力，A.鲍威尔终于在8月下达了恢复“活动”的指令。 9月初，纪守先为大连行动队争取到了大批的活动经费和大量的放火药。但由于黄振先此时仍在大连指挥工作，经费、放火药一时无法分发下去，上海指挥部只好责成杨奠坤、张逸仙“满洲第二情报组”的交通员张琴玲暂时代理交通员的职务，火速将经费、放火药送到大连行动队。 由于补充了经费，添置了放火药，大连行动队准备大干一番。 10月5日，在寺儿沟“公聚兴”饭铺里间的一间小屋内，黄振先召集大连的骨干分子开会，决定选择吾妻车站军用仓库为目标，进行一次大的行动。因为行动队成员宋德贵正好在吾妻车站工作，对那里的情况十分熟悉。 10月10日，敷岛广场警官派出所后身，电车修理厂的工人正在试验刚修好的电厂设备。向北望去，一个日本兵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在岗楼上来回巡视。岗楼上伸出的铁板上醒目地写着三个大字：吾妻驿。这便是日本陆军专用车站仓库，存放着大量军需物资。岗楼下面，一群苦力工人正从平板车上往仓库里搬运货物。两个日本监工手持大棒，横眉竖眼地斜瞪着每个工人，生怕出现差错。 上午9点多钟，从码头方面推来二三十辆满载货物的铁轮平板车，停在仓库门前。日本调度长平野指着车上的货物，凶神恶煞般地嚎着：“小心的干活！” 夹在工人中间的宋德贵，见此情景，也高声附和着：“要小心的干活，小心的干活。” 宋德贵今天特别卖力气，他从库到车，从车到库，来来回回干个不停，乘机把发药放进了货垛中。监工的日本人见他忙得满头大汗，伸出大拇指夸奖他：“你的大大的好！” 宋德贵受到表扬，干得更欢了。225号门前的货卸完了，别人都去休息，他又跑到227号仓库门前干了起来。 这一天，可把宋德贵累得够呛。可他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傍晚，院子里驶进来一辆黑色小轿车，仓库主任田中率部下急忙走出办公室。 这是每天的一次例行检查。 田中领着上司小泽在院子里检查了一圈，然后自信地带头进了225号仓库。 仓库里的垛位摆放得有条有理，整整齐齐，小泽一边走一边说：“不错，真不错。” 受到上司的称赞，田中洋洋自得：“227号也是这样。”说着，与小泽等人向227号仓库走去。 就在田中拉开227号仓库大门的一瞬间，一股火苗突然窜了起来。田中一伙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才大声惊呼：“来人救火呀！快来人呀！” 工人们已经下班，仓库里只有几个执勤人员。慌乱中，他们只顾救227号仓库的大火，却不知225号仓库也着起火来。待火光惊动了大广场（今中山广场）消防署时，两座库房已经烧得有皮没毛了。 宋德贵站在寺儿沟的小山上，眺望着远处的滚滚浓烟，像父亲欣赏着刚出生的儿子，心里充满了骄傲。 据事后估算，这场大火，使日寇损失近六十万元。 ★ 越烧越旺 1938年2月末，上海总部再次将黄振先调回天津，同时抽调大连行动队的骨干分子秋世显、石永贵、宋德贵一并到天津工作。 选派的精兵强将汇聚天津之后，黄振先立刻在英租界二十一路耀华里的杂食铺召开会议。 黄振先在会上着重指出:“鉴于日本军队对中国内地咄咄逼人的态势，有必要在天津制造几起大爆炸，打乱敌人的运输。我们的主攻方向就是塘沽和天津之间的铁路！” 2月28日，黄振先和秋世显装扮成卖杂货的小贩，推着一辆手推车来到天津站以东大连沽附近的铁路线旁。 中午，两人装作很累的样子，在路基旁坐下，观察下手的地点。 这时，两名巡逻的日本兵持枪走来，一见两人，便如临大敌地扑了过来。 “你们什么的干活？”一名日军上等兵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大声吆喝。 “我们的小买卖，累了，歇一歇的干活。”秋世显站起来，从车上捧一把花生递给上等兵。 两个日本兵把花生“嘎吱”、“嘎吱”大嚼了一阵子。然后，上等兵一挥手，“这里不准休息的干活，通通开路的！” 黄振先和秋世显急忙起身推起小车离开。 走出不远，黄振先见日本兵已经走开，站住说道：“我看这里埋炸药正好，是个三岔口，一炸两个方向的火车都完蛋！” 两人立刻行动起来。秋世显解开麻袋，将花生倒在车上，从袋子底掏出一大包炸药。黄振先也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了雷管、导火索。两人将炸药包塞到枕木中间…… 傍晚8时，大连沽铁道线发生爆炸，一列日军军用货车被掀翻在路基旁。 3月18日，秋世显、石永贵化装成卖菜的农民，挑着菜担子来到天津站东一带的铁路线附近。两人一边走一边机警地察看四周。 石永贵是辽宁奉天凌中县人，在北平时与秋世显同是东北中学的同学。石永贵为人机警、仗义，与秋世显过从甚密。当秋世显到大连工作时便将他从奉天招来，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奉命潜入大连日军陆军仓库。 两人选好一处理想的爆破地点，见四下无人，便迅速撂下菜担子，从筐里拿出炸药、雷管、导火索，紧张地忙碌起来。 下午5时30分，天津站以东约二华里处铁路发生爆炸。虽没掀翻列车，却使那段铁路的通车中断了十几小时。 自从秋世显、石永贵等一批精兵强将调离大连以后，大连行动队的组织开始松散下来，士气也低落了不少，几个月苦心建立起来的完整行动体系发生了动摇。整个大连地区工作的重任都压在了赵国文一个人的肩上。赵国文打起精神，通过各种方法争取更多的工人参加组织，努力保持行动队的战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赵国文组织中的行动人员又充实起来，活跃在第一线的人员主要有：王金泰、宋德贵、吴成江、周文礼、张学贵、陈更茂、居德义、阎禄增。这是一批抗日的先锋，这是一批真正的反法西斯战士。 3月20日，在赵国文指挥下，陈更茂对大连码头东部503号堆积场实施放火；3月24日，行动队员王金泰再次在大连码头东部501号堆积场放火，造成敌人十几万元的损失。 赵国文觉得这两次纵火对日寇震动不大，决定实施一次空前规模的大火。经过反复考察，他将目标定在了甘井子石油化学厂。 大连湾北侧甘井子码头区，座落着满洲石油株式会社，化学工厂区就在码头厂区的里面。甘井子石油化工厂是当时最大的石油加工厂，担负着关东军和部分华北日军的石油供应，战略意义非同寻常。 为了更好地炸毁这个庞大的石油厂，赵国文和该厂工人吴成江在4月6日特意来到工厂附近观察，两人从中午一直守候到半夜。 约午夜时分，一队日本空军的油罐卡车隆隆驶进甘井子炼油厂。正是运送航空汽油的时候了，尽管现场没有一个中国工人，日本警备队仍然迅速拉出警戒线，刺刀在强烈的灯光下闪着寒光…… 侦察完毕，赵国文和吴成江回到他们的居住地杨家小铺，躺在地铺上研究对策。 “小鬼子防备很严，从外边很难下手，”赵国文对吴成江说，“你看能不能从内部想想办法？” “难啊！”吴成江叹了一口气，“单说这放火药就很难带进去。你知道么，日本人让工人脱光衣服，连裤裆都搜，你说……” 赵国文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道：“你们上下班都经过哪些程序？” “上班搜身、交身份牌，下班搜身、洗澡、交牌，换衣服出来。”吴成江说。 赵国文想了想，又问：“你们洗澡用的肥皂是日本人发的吗？” “一开始还发，后来不怎么发了。”吴成江说道：“大慨是让工头扣下，私自卖掉了。” 赵国文忙问：“那自己带块肥皂，日本人管不管？” “不管。”这回吴成江回答得很肯定。 赵国文心中立刻有了主意。他立即通过交通员向天津的黄振先发出请求:请速支援“特种炸弹”。 第二天清晨，海港码头检票口处，一位身穿蓝色旗袍的妇女，扯着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拎个花布包袱，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从容地通过搜查，登上开往塘沽的班轮。 她，叫包玉侠，就是大连行动队派往天津的交通员。别看她性格娴淑、温存，但跑起交通，却很泼辣、机警过人。她曾巧妙地甩掉汉奸、特务的跟踪，支走形迹可疑的问路人，还同丈夫邹立升在家研制放火药。这一回，她奉赵国文之命只身前往天津面见黄振先，执行秘运炸药的任务。 当天傍晚，包玉侠到了天津。为安全起见，下船后，她叫了一辆人力车，住进了靠英租界的一家小旅馆。 第二天8点多钟，包玉侠带着孩子进入英租界。按照事先约好的地点，来到二十一号路耀华里的一家店铺。 “请问李大姐在吗？” 听到有人问话，从货架后面走出一位胖胖的中年男人。 “是显荣来了吗？”男人摸着孩子的头，亲切地问道。 这是约定的暗号。包玉侠听他叫出显荣的名字，知道是自己人，忙急切地说：“我找李大姐有事。” 胖男人小声说道：“我就是李大姐。” 包玉侠恍然大悟。面前这位胖胖的中年男人，就是代号“李大姐”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黄振先。 当天下午，黄振先将一大盒特制的“肥皂”交给包玉侠。这可不是几块普通的肥皂，这是经过精心研制的延时“化学燃烧弹”，威力大，燃烧速度快。 第二天，包玉侠带着孩子登上了返回沈阳的列车。在车厢中，包玉侠回想着黄振先的话：“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如果有人检查，千万不要承认是自己的。”这样的叮嘱使包玉侠的心一直紧悬着，生怕出现意外。 车到大连，包玉侠从车窗往外望去，站台上满眼都是日本警察的身影。她不由四下张望，盘算着出站的良策。 突然，她眼睛一亮。隔她两排的座位上，一位妇女抱着没睡醒的孩子，正吃力地往肩上挎着大包袱。包玉侠赶紧上前，笑吟吟地说：“大姐，我帮你抱孩子吧。”那妇女看她不像坏人，点点头。包玉侠双手接过孩子，小显荣一手扯着妈妈的衣襟，一手扯着那女人的手，两个女人亲亲热热地向检票口走去。 日本警察见两个大脚片子的中国女人，背包抱孩子的，跟走亲访友的那些女人没什么两样，所以连问都没问就放行了。 包玉侠将那一大盒肥皂终于安全交到赵国文的手上。 有了炸药，这个爆炸任务由吴成江一个人还无法完成，还得选派一名得力的助手。赵国文想起了大连行动队的队员陆炳义，他为人机警、老练，正好在山丸包工队当炊事员，每天给甘井子油厂送饭，何不让他…… 4月9日，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甘井子炼油厂岗楼里的日本兵，抵不住春光的诱惑，站在大门口，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中午时分，山丸包工队的炊事员陆炳义挑着饭筐，担着菜篮，给包工的工人们送饭。因他最近常来，执班的哨兵都认识他。哨兵揭开蒙在筐上的盖布，扒拉几下筐里的苞米面饼子，又翻翻菜篮，就摆摆手把他放进去了。 陆炳义刚走几步，忽然被一名日军曹长拦住去路。那日军曹长指着他腰间的小蓝布包问道：“什么的干活？” “肥皂，给工人洗澡的干活。”陆炳义不慌不忙，解开小包，拿出一块肥皂递过去。 日军曹长见是肥皂，放了心，他用手一推：“快快地开路！” 陆炳义挑着担子走进工厂，来到一块空地上，吆喝着开饭。工人们纷纷围拢过来。吴成江拿起一块苞米饼，一边吃一边走到陆炳义的身边。 陆炳义将两块肥皂递给他，“你要的肥皂我给你带来了。它特别管用，去油泥去汗臭，还真不错。” 吴成江会意地接过肥皂。 收工前，吴成江拿着两块肥皂准备去洗澡塘子，正好工头过来，看了他一眼，说：“小子，够贪的，拿了两块肥皂。使不了给我一块。” “这回有主了，下次吧。”吴成江急忙走开。 趁工人们进澡塘子的工夫，吴成江迅速溜到14号仓库和34仓库外的汽油桶间，偷偷放下了这两块至关重要的“肥皂”。然后，他若无其事地和工友们一起去洗澡。 第二天是油厂公休日，厂里除执班人员外再无别人。没有机器的轰鸣，厂区显得异常安静。晚10点45分，突然，从34号仓库到海边的露天堆积场里，冒出阵阵黑烟。还没等执班人员赶到现场，火焰就窜了起来，不一会儿就红透了半边天。满洲石油株式会社防护团、大连消防署、金州消防署等附近所有的消防机关闻讯纷纷出动，一时间，大连市上空响起阵阵警笛声。 空地上的火还没救灭，14号仓库又着起火来。正赶上刮西北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14号仓库的汽油桶不断爆炸，溅起的火花又燃着15号仓库。顿时，大连湾上空黑烟滚滚，油桶被接二连三抛向空中，爆炸声如同打炮一样，响个不停。连消防队员、警察都吓得缩到一边。尽管关东州厅长官三浦、检查官石井、警察部长大和田、宪兵队长加藤都赶到现场亲自指挥，但他们从未见过这种场面，只好望火哀叹，在一旁干着急。 这场大火烧了16个小时，，烧毁了日寇战略汽油6万桶，使日寇损失700万元以上。当时的日伪报纸《日日新闻》专门作了报道：“10月午后10时45分，从大连市甘井子油厂空地上堆积的石油桶发火……火势极凶、黑烟弥漫，大连湾上空呈现一片凶恶光景，因救火无效……” 甘井子石油厂的大火极大地鼓舞了行动队员们的斗志。为趁热打铁，赵国文命陈更茂、王金泰对吾妻桥码头实施纵火。 4月24日清晨，陈更茂溜到吾妻桥码头，在货场的货堆中放置了一个放火药瓶，便立即走开。不幸的是，这一举动被大连水上警察署的密探发现，他们立即逮捕了陈更茂。 警察署系主任上岛如获至宝，亲自审讯陈更茂，准备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寻找放火团成员。 上岛问道：“你在货堆里为什么要放发火药瓶？” 陈更茂巧妙地回答：“我在吾妻公共厕所里，一个素不相识的强壮男人递过我一个手绢包，然后他让我把这个东西放在码头的货物中间，并说如果着起火来，就在当天傍晚在对面等着，好给赏钱，说完这个人就走了。” 上岛对陈更茂的话半信半疑。他仔细研究这种放火药。手绢包里有氯酸钾和眼药瓶，瓶中装有硫酸，瓶口用两层橡皮膏包着。试验的结果十分清楚：把它放置后，硫酸腐蚀橡皮膏，然后硫酸和氯酸钾起化合作用起火。这一过程需要两个小时。 上岛主任暗自吃惊:这是一种先进的放火方法，只有国际破坏分子才能干出这样的事，看来这伙人大有来头。于是，他火速向大连警察署高等警察课课长内海报告案情。 内海课长听完汇报后，对上岛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利用姓陈的寻找那个指使人。” 上岛说道：“是的，水上署准备制造一个假失火场场，诱惑那个指使人，你看可以吗？” 内海说道：“不会那么简单，想怎么干就干吧！不过指使人要真是上了圈套，那倒是意外的收获呀！”说完两人相互作了个鬼脸。 上岛马上根据陈更茂的口供制定出假失火现场的计划，然后去旅顺要塞司令部交涉，领取制造假失火用的发烟筒，并命令水上署佐藤高等主任秘密实施这项计划。果然，在吾妻桥能看见码头仓附近、黑烟弥漫，好似起火一样。 这场戏演得逼真，连大连消防署派出的救火车都尖叫着开赴现场。 黄昏，水上署的特务带上陈更茂在吾妻桥附近的指定地点扮成工人、商人、街头小贩等，望眼欲穿地等候那个指使人到来，可是直到等到第二天早晨也未见人影，佐藤、上岛等人气得大骂陈更茂，陈更茂则报以轻蔑的微笑。 陈更茂，优秀的国际情报战士，大连行动队成员之一。1938年被捕后机智地掩护了战友，结果被大连地方法院判处10年徒刑，成为第一名被判刑的行动队员。他在旅顺监狱服刑期间，继续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八一五”之后，被苏联红军释放，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就在陈更茂被捕的当天，王金泰便知道了消息。由于，陈更茂拖延了时间，王金泰得以逃脱。然后，他通知赵国文。赵国文果断地命令行动队停止活动，让王金泰转移到青岛躲避。赵国文本人也于5月13日转移到哈尔滨。 为重建大连行动队，上海指挥部决定派在青岛活动的秋世显回到大连指挥行动。由于交通、办理旅行证明等方面的原因，到6月秋世显仍没有如期潜入大连。 这时，留在大连的行动队员红房子码头小车夫于守安，自制放火药，于6月末的一个夜晚潜入码头的四个仓库实施纵火，先后将124仓库储藏的布匹和毛织品，126仓库储藏的纸张、罐头，130仓库储藏的水银机器等大批物资全部付之一炬。几个仓库烧了三天三夜，大火映红了天空，震动了整个大连市。 参加救火的消防队员、警察一片混乱，有的被火包围，有的从火里往外逃。水龙头带烧在火里，铁道都被烧弯曲了。仓库房顶上的铁皮盖被火冲上天空，像纸一样飘荡，火势凶猛，无法扑救。 于守安事后，大大庆祝了一番，他躲在码头附近的小铺里，一边喝酒一边望着熊熊大火。他想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我一个人照样能干，而且干得不错，干得惊天动地。他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唱了起来：“我站在城头观山景，耳边响起马蹄声……” 酒馆里的人都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 8月，黄振先按照上级的命令，决定选派刚刚发展的行动队成员，北平一中学生傅志忱到北平建立组织，并任命他为负责人。临行前，黄振先向他交待，今后工作的重点要集中于陆军仓库、铁路、飞机场等军事设施。 傅志忱接受任务后，带着身强力壮的张回子一同来到北平。两人先在西直门外住下，因一时没有合适的行动人选，傅志忱决定带张回子亲自去炸京汉线铁路。 两人化装成铁路工人，在京汉线西直门地段转悠了一天，基本摸清了日军哨兵的巡逻路线，来往的车次。热血沸腾的傅志忱决定过几天就动手，争取为北平工作来个开门红。 9月初，傅志忱由于没有得到上级送来的放火药，加上立功心切，决定自制火药。 张回子劝他说：“小傅，这玩艺儿挺复杂的，你自己摆弄不好。万一炸不响，不就耽误大事了么？等老黄派人送来放火药再干吧！” “这算不了什么，”傅志忱说，“只要有一定化学知识的人都能做这种放火药。老张，你就看我的吧！”当天夜里，傅志忱就自制放火药。 张回子带着敬佩的心情在一旁打下手。他不住地说：“到底是念过书的人，连放火药自己都能造，真了不起。” 傅志忱更加得意了，他将几种药剂按成份配好，装在一个小玻璃中，说道：“老张，你看着点时间，我去趟厕所，十分钟后叫我。” 5分钟过后，小瓶里的药剂突然冒出一股黄烟，接着猛地窜出一个火球，“砰”的一声，张回子满脸是血倒在地上……惊慌失措的傅志忱从门外冲了进来，抱着躺在地上的张回子，大声惊叫：“老张，老张，张大叔……” 张回子用微弱的声音说：“小傅，凡事不要太……太逞强了……” 张回子死了，他是在自己人配制炸药时而伤亡的。然而，在国际行动队中，这样的牺牲者绝非他一人。他们也同样是为抗战牺牲的，他们也同样是抗日英雄。 10月，傅志忱又发展了卡车司机李荣，12月又发展了北平飞机场的劳工张荣，北平行动队仍然在进行活动。 然而，由于张回子被炸给傅志忱带来的恐惧，使他不敢亲临一线行动，常常是躲在幕后遥控指挥，对手下的工作也不了解。甚至达到了虚报战果的程度。傅志忱，渐渐消沉了…… 傅志忱，于1940年4月，在前往石家庄执行任务的前夕，被北平日本宪兵队逮捕。 ★ 行动不分关里关外 1936年1月，秋世显自回到大连至今已有近三个月了。刚来时的大连行动队已近乎支离破碎，陷于瘫痪，他只能将自己以前亲手发展的行动队员吴成江、卢炳义重新召集起来，但是，距离整顿成一支坚强的战斗队还相差甚远。所以，头几个月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组织工作上，对现有的行动队员进行业务培训、思想教育，争取早日开赴抗战的第一线。不久，于守安归队，使大连行动队的力量得到了充实。 2月，天津。 黄振先坐镇天津指挥各地的行动队，一时天津成了国际行动队的大本营。各个方面的交通员来往于英租界二十一号路，热闹非凡。而此刻，深受秋世显影响的石永贵，已锻炼成一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先后联络了李玉生（大老黑）、王清海、李梦玉等人，使天津行动队的活动又迅猛地开展起来。 黄振先为进一步加强天津行动队的力量，再次向大连发出命令，调骨干分子入津。 1936年3月，大连骨干分子邹立升增援天津。立刻，天津行动队在石永贵、邹立升两员大将的领导下，开始大规模的对日军袭击活动。 5月，邹立升伪装成苦力潜入天津大王庄日本陆军仓库第六仓库，偷偷放置一个放火药，引发大火，烧毁大批日军军毯、帐篷等物资，直接损失达三十万元。 5月末，石永贵带领李玉生身背炸药，偷偷潜到京山线张贵庄军粮城间的铁路准备爆破。 一天深夜，石永贵、李玉生装扮成农民，背着两口袋玉米偷偷来到军粮城附近铁路线上。两人刚靠近铁路线，就被两个扛枪的日军士兵发现，一名日军伍长持枪走过来。 “你们小偷的干活！”伍长命令石永贵、李玉生放下袋子。 石永贵说道：“太君，我们是良民。自己家的玉米，想拿到集市上去卖。” 伍长蛮横地说：“粮食，皇军征用，快快地走！” 石永贵和李玉生被日军伍长、上等兵押到了附近的一个铁路值班室。里面有一个中国信号工人和一个日本段长。两个鬼子好像和他们挺熟，大家见面又说又笑，好不亲热。不一会，他们便将石永贵和李玉生连同两袋玉米关在里间的小屋内，然后几个人在外屋喝起酒来。 石永贵懂几句日语，他躲在门口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原来这两个鬼子经常以这种方式抢中国人的东西，然后让那个信号工拿到集市上去卖，所以他们混得很熟。 石永贵非常气愤，决心惩罚他们一下。 半夜，又来了两个鬼子喝酒，这伙人大吃大喝，又唱又跳，到了后半夜已有醉意。 石永贵经过观察，发现这间屋子虽然没窗子，但棚顶并不结实。于是，李玉生和石永贵搭成人梯，很快就将棚顶的瓦片掀开一个小洞。李玉生爬上房顶，回头发现石永贵从米袋子里拽出了导火索，又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一盒火柴，迅速点燃。 李玉生立刻明白，石永贵要炸了这些鬼子，于是，他解开腰带顺下，石永贵抓住腰带几步爬上房顶。两人消悄溜下房顶，一路狂奔…… 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值班室小屋炸上了天，顷刻间夷为平地。 “石大哥，你真行。”李玉生一边系着腰带一边说，“炸不成火车，炸几个鬼子也挺值的！” 两人相视一笑，一猫腰钻进了附近的庄稼地里。 1939年5月中旬，青岛。 在青岛东镇外吴家村的一间破草房里，赵国文躺在草堆上思索着。自去年秋天潜入青岛以来，工作成绩不大。刚开始在市内普济路十二号张同宴家落脚时，还想发展他加入组织，哪料这个小工头贪生怕死，根本干不了大事。无奈，赵国文只好自己伪装成苦力在码头上瞎转，有几次险些被宪兵抓住。最后只好逃到码头工人黄成山的家中。经过考查，他觉得黄成山为人忠厚、老实、有心计，决定发展他为行动队员。 一开始，黄成山有些害怕，总认为有老婆孩子，怕出事牵连家人。赵国文告诉他，就是当顺民也不见得就安全。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就没有工人的活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黄成山受到了很大触动，毅然决定参加行动队。 最近几天，青岛码头运输繁忙，肯定又到了大批物资，赵国文决定让黄成山留心侦察一下，准备动手。 一天傍晚，黄成山跑回家跟赵国文说，“青岛码头日军野战货场运进来不少货物，我搬运的时候发现都是羊毛、麻、马草、豆饼之类的东西，你说这该不该烧？” “烧，这都是日军的军用物资。”赵国文肯定地说，“不烧留着它去养日本人、日本马去？” “那，那咋个烧法？偌大一片货场，看得又那么严，连根火柴都带不进去……”黄成山有些为难。 “老黄，你别怕，我带你去，让你开开眼。”赵国文拍着黄成山的肩膀说道。 2月11日晚，赵国文伪装成码头工人混进了野战货场，在黄成山的带领下来到堆放羊毛的十三号仓库。只见赵国文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眼药瓶，然后又将小褂的下摆撕开一块布，抖落一些药面在上面，将小瓶和药面一包，塞进了羊毛货堆中，拍拍黄成山示意赶快离开。 两人出了货场，黄成山不住回头张望，他见没动静，便问：“咋没烧起来呢？” 赵国文拉他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坐下，要了半斤烧酒和两碟小菜，两人喝了起来。 赵国文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小声对黄成山说：“等到了7点，货场准着火。”黄成山听了，半信半疑。 “当当……”墙上的挂钟刚敲过七下，小铺内喝酒的食客纷纷惊叫起来。“着火了，码头着火了。”争先恐后地跑到街上观看。 黄成山也急忙起身来到街上，只见码头十三号仓库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到这时，他才对身边这个“河北侉子”彻底信服了。 赵国文放的这把火，是至此为止青岛码头的最大一次失火，令日方直接损失近四百万元。 2月29日，黄成山勇敢地潜入码头第一号仓库放火，烧毁了一批军装、被服，由于扑救及时，只损失了五千元。 码头大火激怒了日本宪兵，他们实行戒严、搜捕，闹腾得非常凶。赵国文见形势紧张，便躲到东镇外吴家村安心地休息起来。 5月中旬，日本当局放松了警戒，码头趋于平静。赵国文见风声已过，便和黄成山合计，再放一把火。此刻的黄成山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他自告奋勇要求独立完成任务。 6月9日上午，黄成山像往常一样拿着饭盒，来到青岛第二号码头上班。 门口的日军哨兵示意黄成山打开饭盒，见里面的是高粱米咸菜，便挥了挥手让他进去了。 中午，黄成山利用吃饭的机会，将饭盒底层藏着的手绢包拿出来，悄悄地来到三号仓库，他知道这里是棉花，全部是易燃品。见四下无人，黄成山麻利地将发火药包放进了货堆中。 当晚7时左右，青岛二号码头三号库房浓烟滚滚，又燃起了大火。据悉这次大火造成的损失也不下四百万元。 1939年6月11日，大连。 西岗基督教会福音堂。教众做完祷告后便纷纷起身离开，眨眼间福音堂内空荡荡的。 传教士孙文凯合起圣经刚想离去，就见曾也是这里传教士的洪德锡带着一位年轻人走来。 洪德锡一见孙文凯，便小声介绍说：“这就是邹立升常常提起的秋世显兄弟。” 孙文凯热情地和秋世显握了握手，“秋兄弟，久闻大名，今日一见，真是年轻有为。” 秋世显笑了笑，“我也久闻孙教士古道热肠，扶危济困，颇具仁义之风。” 三人来到福音堂里间的教士休息间坐下。 原来，早在这一年2月，邹立升就发展了福音堂的传教士洪德锡为行动队员。洪德锡是大连人，少年时便在西岗子基督教会福音堂听道，以后又在安东劈才清三育中学神道分校读书，毕业后在西岗子基督教会任传教士。由于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又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逐渐对基督教产生反感。这时，恰遇邹立升，便毅然决定加入抗日组织，走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并立刻将自己的好友西岗基督教会传教士孙文凯也发展成为行动队员，共同走向抗日的道路。 寒暄过后，秋世显开口问道：“孙教士，不知你近来工作开展得如何？” “有成效。”孙文凯说。“我发展了一个教友为我们组织的成员。他是市内达公书店的老板，叫李泽民，为人诚实，憎恨日本人，绝对可靠。” “李老板我认识，他是个好人。”洪德锡在一旁说道。 “好，很好，”秋世显说，“我希望你们能在教会内更多地发展信教工人为行动队员，为我们的组织增添新的血液。” “这没问题，”孙文凯说，“教友们都有反日情绪，跟日本人斗争，他们是愿意的。” “孙教士，你是信仰上帝的人，如果让你去破坏日本人的设施，你能做到么？”秋世显问。 孙文凯笑了笑，“耶稣说过，万恶的事物是有必要铲除的！” 秋世显听了，和洪德锡都笑了起来。 几天以后，洪德锡和孙文凯为了表达自己的抗日决心，竟一连点燃了天德昌店的席子堆、铃木君正特许制造所等好几处日军后勤基地。秋世显对二人大胆果敢的行动十分赞赏，将二人调入核心组织，协助自己工作。 秋世显叮嘱他们说：“干我们这行要注意保密，平时不要到人烟杂乱的地方去，不要住小店，不要看戏看电影，多团结工人兄弟。” 洪德锡问：“世显，当差的行不行？” “尽量不要发展这样的人，他们都靠不住，”秋世显加重语气说，“而且，这样的人最容易暴露。” 洪德锡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这一时间，秋世显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在码头、仓库发展了不少的工人。 1940年2月13日，秋世显来到寺儿沟丁兰盛家，亲自配制了放火药。然后到马有佐家，将发火药交给了行动队员于守安。 当晚，于守安顺利地潜入大连码头137马粮草仓库以及305号马粮草及棉花仓库，安装了放火药。午夜，两处仓库同时起火，火烧虽然不大，却烧毁了价值十一万五千元的物资。 2月21日，于守安向秋世显报告，说是码头上新来了二架外国进口的飞机，并主动请战，要求烧毁它。秋世显觉得第二天是正月十五，搞一次大行动，可以振奋一下国人。于是，秋世显和赵国文在丁兰盛家制作了三个放火药，在中午交给于守安。 秋世显对于守安说：“这三个放火药各有用处，一个是烧飞机用的，一个是烧日清油坊用的，还有一个是烧瓜谷油坊用的。” 于守安接过放火药，风趣地说：“明天是正月十五，我就给他来个烈火闹元宵。” 2月2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于守安将三包放火药放在盛饭的饭盒内，大摇大摆地走进码头。这一天，很安静，日本人虽然不过中国年，但也被大小汉奸请去吃饭。于守安现在已干上勤杂工，这个工作不累，游动性还特别大。他把放火药放在一条麻袋里，拿着扫帚，借打扫过道上的散粮，来到了码头西部41号门北侧的货场附近。他仔细观察，发现过一段时间，日本兵才从岗楼里出来一次。他瞅准机会，迅速爬到飞机底下，把两个放火药放在了飞机的油箱下。中午，码头外不时传来踩高跷、耍龙灯的声音。于守安溜出厂门来到秋世显的住处，又拿了几个刚刚制作的放火药，潜入寺儿沟电车站附近的三泰油坊露天堆积场，往存放那里的军用粮草里放了放火药。半小时后，他又出现在日清油坊露天堆积场。 根据秋世显的安排，于守安在码头外安放的是快速引火装置，目的是让港外的大火掩护港内的火，麻痹敌人，重点破坏飞机。 果然，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港外就着起火来。干草堆烧着军粮垛，“噼噼啪啪”越烧越旺。 于守安在飞机上放的是慢速引火装置，下半夜一点多钟引发起火。这火是化学品引发的，越烧越旺，救火的人不敢靠近。离远了水龙头又够不着，面对熊熊烈火束手无策。不一会儿工夫，现场只剩下两堆东倒西歪的残骸。 由于总负责人黄振先身为大连、上海、天津的交通员，又常驻大连指导工作，天津地区工作的重担就由石永贵一个人担起。 石永贵不负重望，很快组织起了天津行动队，并发展了于锡政、李玉生、袁顺、陈德禄等一批行动队员。 4月初，石永贵将大家召集到自己住的那处破马架子里，买了些酒肉款待大家。 石永贵端着酒碗激动地说：“弟兄们，你看我们多长时间才能喝一顿酒，多长时间才能吃一顿肉。为嘛我们穷成这样？还不是小鬼子闹的！我们不能让他们消停了！” “对，跟他干了！”众人纷纷附和道。 石永贵拿出一个破筐，丢掉上面的破布头，将一排小眼药瓶摆在桌上。“弟兄们，从今以后就要靠这个，烧他狗日的一个天昏地暗！” 众人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小药瓶。 4月19日，于锡政携带放火药潜入天津站东货场内放火烧席子堆；4月21日，于锡政潜入东站货场内东侧放火烧毁棉花堆；4月25日，陈德禄潜入天津特别三区日本陆军货物堆积所放火烧毁棉花堆；4月30日，陈德禄再次潜入陆军货场放火烧毁大批军服，一个月下来几次纵火，使日军损失了近百万元的物资。 由石永贵独撑的天津行动队，行动出色、战斗力强，被上级称作“天津组织的活动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 。石永贵作为天津行动队的领导人，功不可没。 4月20日，大连，奥町“宏济舞台”门前。 黄振先身着西服像位阔老板，从容地在门前走来走去。不久，一身学生装的秋世显来到他的面前。两人向远处的一条小胡同走去。 黄振先对秋世显说：“小秋，上级决定加强奉天地区的工作，让它和大连地区齐头并进，一同扰乱南满的日军后方基地。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怎么样？” 秋世显不情愿地说：“大连的工作正开展得热热闹闹，为什么调我走？” 黄振先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独挡一面，不好么？” “那，我服从组织的决定。”秋世显答应下来。 “我正式宣布你为奉天地区的负责人，”黄振先说，“以郝子建为基础扩大奉天组织。另外，你马上将你手下的行动队员全部移交给赵国文。” 秋世显这时说道：“我临走前，再一次建议，我们应同时出击，一齐放火。” 4月末，潜入奉天的秋世显已在二经路东纬路107号设置了指挥机关开始工作。并发展了郝子建、王鸿眉等人，又将在安奉线一带独自活动的洪德锡招来，组成奉天行动队。同时，秋世显也亲自潜入奉天被服厂发展骨干分子，准备将其派往抚顺、阜新、辽阳、鞍山等地活动，扩大侦察范围。 5月初，秋世显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急电：“因北平组织傅志忱被捕，其有关人郝子建必须警惕。”接到告警电报，秋世显果断地和郝子建断绝了联系，搬到自己的亲戚“满洲国渔业局”职员王鸿眉的家中。 不久，秋世显把目标盯在了大关东飞机场。大关东飞机场，是日军在南满的几个重要飞机场之一，平均每天起降三十多架次飞机。特别是，机场西南有一个专用运输机场跑道，每天运往前线大量的战略物资。 为此，秋世显和洪德锡多次化装成工人在机场附近转悠，侦察机场的情况。有一次，两人甚至爬到了机场跑道的铁丝网前，近距离地观察日军飞机的起降情况。在摸清了机场的基本情况后，秋世显开始命令洪德锡偷运炸药、汽油等爆炸物，准备对机场实施爆破。后来，大连行动队有行动招秋世显去大连，洪德锡不久也回到大连，此次行动遂暂时中止。 1940年5月，日本关东局、大连的日本宪兵、警察已开始知道有一支很有背景的“谋略放火团”，于是，他们派出宪兵、警察、暗探四处出动，疯狂抓人，扩大搜查跟踪范围。为了防止抗日志士从海上潜入大连，日军还实行海员手册制度，并常常在工厂内进行突击性“防谍”演习。日本宪兵在油厂的灰烬中发现了一块没有燃尽的“肥皂”，经化验是燃烧弹，从此检查更加严格，规定工人上班不准带任何东西进厂，无论男女一律脱光衣服检查。 6月，周水子日本陆军仓库。一辆辆军用汽车满载着物资进进出出。据侦察，这里储存着大约五万套毛衣毛裤和大批饼干，如果烧掉它，对延缓日军的冬季攻势大有帮助。黄振先和赵国文商计后，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在周水子仓库做工的行动队员王有佐。 王有佐接到任务后，即高兴又担心。他考虑，日本兵搜查很严，工人们上班不许带任何东西，进厂门一律脱衣检查，放火药是很难带入仓库的。 王有佐朝思暮想，设计的方案推翻了一个又一个，整整想了三天三夜。一日午饭，他将一根大葱放在煎饼上卷起来吃。突然，心中一动，计上心来…… 6月14日中午，王有佐借工人回家吃饭之际，买了两张煎饼，一根大葱。他用大葱的上半截夹在煎饼上端，当中夹放火药。上班的笛声响了，他故意拖在最后，待工友们都进了仓库，他才装出急急忙忙的样子奔到仓库门口。 执勤的日军哨兵正要拉大门，见王有佐光着上身，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攥着卷未吃完的煎饼气喘吁吁地来到门前，他面带歉意，点头哈腰地说;“太君，我的晚了的有？” 哨兵见他这副样子，不耐烦地草草检查一下，就捣了他一枪托，骂道：“偷懒的干活，快快去！”王有佐假装咬了一口煎饼，匆匆向仓库里走去。 毛衣毛裤不容易引燃。为确保万无一失，王有佐又费了很大心思，在仓库里放置了放火药。夜，黑沉沉，静悄悄。王有佐放进仓库的放火药点燃了毛织品，无声无息地烧光一包又一包。深夜11点20分左右，巡岗哨兵闻到了焦糊气味，就在打开仓库大门的瞬间，大火一下子着了起来。待消防队从市内赶来时，五万件毛衣毛裤及无数箱饼干化为灰烬。据日军估算，日寇损失达700万元。 面对一连串的爆炸和熊熊的大火，日军慌作一团。大连日文报纸《日日新闻》惊呼：“损失惨重！”日本关东军情报机关也哀叹：“由于大量军用资财及其他贵重物资的被烧毁而引起的人心动荡和酿成的各种流言蜚语，对维持治安与完成圣战极为不利，的确是令人处在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而大连的老百姓中则流传着：“火神爷下凡了，放火烧光小鬼子的所有东西，小日本快完蛋了”，“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打进大连”。有一首歌谣秘密传遍了大连： 大火连三月，烧红半边天。 灰飞烟不散，痛快在人间。第4节 血祭关东 六年来，五十多起大火，把日本侵略者烧得焦头烂额。为破获所谓的“谋略放火团”，关东州厅加强防谍机构，增设了外事课，充实警备力量，还紧急建立了一个由134人组成的“特殊警察队”，由关东州厅警察部长亲自担任总指挥，外事课的各系主任分别担任大连、小岗子、沙河口、甘井子及水上警察署指挥，专门负责侦察“放火团”的活动。同时，以各个警察署管辖地区为单位，成立了“工厂设施爱护委员会”，全力对付国际行动队。大批特务化装成工人，不分昼夜地到各个工厂、旅馆、市场和工人居住较集中的地方，用高级超短波电台、方向探测仪，窃听器、小型照相机、录音机等高等器材，对国际行动队进行侦破，还利用一些帮会成员和汉奸“腿子”，监视可疑人员，先后逮捕无辜群众2000余人。但是，火情仍然不断。日本统治当局如惊弓之鸟，东窜西窜，始终一筹莫展，找不出头绪。 1940年6月18日，行动队员黄成山下班后，碰见了福昌公司小工头牛嗣义。 “黄大哥，好久不见了，去喝一盅吧，我请客。” 黄成山与牛嗣义是老相识了，牛嗣义一说，黄振先就答应了。 两人进了路边的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壶烧酒几碟小菜便喝了起来。 黄成山本来酒量就不大，几杯酒下肚，便有些晕乎乎的。有心试探的牛嗣义假意说道：“黄大哥，这过得是什么日子，真没劲！” 黄成山瞪着微红的双眼说道：“你别着急，小日本长不了。骑白马打白旗的中国女将军，带着中国军队马上就打进大连了……老子再放几把火……烧他个……龟儿子的。” 牛嗣义闻言吓了一跳：难道这个姓黄的醉鬼就是放火团的成员？他感到事关重大，于是离开酒馆后立刻向公司大工头宋洪泰讲了这件事。宋洪泰也感到事态严重，拉着牛嗣义一起到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向汉奸巡捕长隋云封报告了此情。 隋云封正为“放火团”的事大伤脑筋，听此消息，如同打了一针吗啡，顿时来了精神，他授意牛嗣义佯装仇恨日本人，打进“放火团”内部，了解更详细的内情。同时，立即将此事上报关东州厅警察部。日伪当局立刻在全市范围内布下搜查网，展开了严密的追查和跟踪。 此后，牛嗣义多次约见黄成山，有意在他面前假称爱国抗日，大骂日寇，骗取了黄成山的信任，黄成山甚至想把他发展为行动队的成员。牛嗣义又从黄成山处了解到王有佐也系“放火团”成员，他向外事课日本警部饭冢一郎报告了探知的情况。 6月23日，饭冢一郎、隋云封开始跟踪王有佐、黄成山。 6月25日，隋云封发现赵国文和王有佐、黄成山在小村公园（今鲁迅公园）接头。第二天，又发现赵国文和王有佐晚10点左右在关东街泰东日报阅报处接头，然后，两人分头走开，隋云封觉得赵国文像个头儿，便跟踪他。当赵国文在小村公园下电车时，隋云封与赶来的 “狗腿子”张吉陆一同将赵国文抓住，送到了大广场警察署。 日寇特务捕捉赵国文之后，立即在10点多钟召集关东州厅警察部外事课的警察、特务到大广场警察署集合，实施大逮捕。由于赵国文在经过了两个小时的严刑拷打之后仍然只字不说，日寇遂决定将与赵国文有来往的所有人全部逮捕。 当晚12时，日寇逮捕了寺儿沟收留赵国文的丁兰盛一家。 第二天天还未亮，日寇外事课主任加藤广治带领十多名日伪特务在牛嗣义的引路下分乘三辆汽车，其中两辆去荣町（现荣华街）将正在木头堆上睡觉的黄成山和孙元芬抓获，另一辆汽车去关东街，在上午10时，将王有佐逮捕。 6月下旬，日寇关东州厅外事课派巡查部长松下兼雄与刑事罗天一在奉天南市场王鸿眉家将国际行动队负责人之一秋世显逮捕。 7月3日晚11时，松下兼雄返回大连，和汉奸张子久到码头工人宿舍逮捕了和王金泰相识的阎禄增，在西岗基督教会逮捕了教士孙文凯，在新开大街达公书店逮捕了老板李泽民。同时，隋云封、牛嗣义等人到寺儿沟马永富家将行动队员于守安抓走。 在以后的几天里，行动队成员吴成江、陆炳义也相继被逮捕。 7月5日，外事课刑事小林谦、饭冢一郎、隋云封等人到黑石礁将邹立升、包玉侠捕获。 大连发生的变故，远在天津的黄振先并不知晓。到了7月10日，黄振先在天津得不到大连方面的信息，便亲自到大连，前去西岗荣华街福泰园饭馆，当即被埋伏在那里的荣町警察官派出所巡捕逮捕。警察部外事课第二系主任加藤广治与刑事刘会川亲自审讯，黄振先什么也不说，后来敌人只好去黄振先在天津的住处搜查。 7月14日，在上海的纪守先因得不到天津、大连方面的消息，不禁心急如焚，紧急约见A.鲍威尔。 上午10时，在大光明戏剧院门口，纪守先见到了鲍威尔，两人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边走边聊，交换着对近日时局的看法。 纪守先说道：“鲍威尔先生，近来的情况有些异常，游文清已超过约定的会面日期两天，不知道天津、大连方面是否会出事。” 鲍威尔说道：“完全有可能。如果瓦夏（黄振先）出事，大连舒拉（赵国文）的组织、天津石永贵的组织、奉天秋世显的组织都将受牵连。” 纪守先焦急地问：“那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鲍威尔笑了笑，“不过，等你的女交通员来了，你一定转告瓦夏，让石永贵转移到北平去，让秋世显转移到抚顺去，大连暂时停止工作。如果在8月15日后，仍不见你的女交通员，那么就立刻停止工作。” 纪守先不禁感到有些失落，他问鲍威尔:“像我们这样秘密的组织就会这样完结了？” 鲍威尔望着远方的楼群:“即使最成功的谍报组织，也有失败的时候。你无论如何要明白这一点。” “如果我们真的失败了，那国际在中国的组织岂不是要瘫痪了么？”纪守先担心的问。 鲍威尔看了纪守先一眼，骄傲地说：“万尼（纪守先的化名），我们这一组失败，其他的组织还会继续战斗，我们永远是不会失败的！” 纪守先欣慰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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