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7月，日军开始六路扫荡，总部经常转移，第二期训练班没有办成。陈冰岩被分配到总部直属的黄崖洞兵工厂作技术指导。10月，陈冰岩返回延安，去中央组织部谈组织问题。后留在抗大三分校任教。 1943年4月，陈冰岩被送到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在那里接受审查。半年后，对陈冰岩的审查结束，宣布没有政治问题。1946年5月，中央组织部解决了陈冰岩的党籍问题。第5节 王方：机智勇敢冲牢笼 1935年6月，北平。 “福荣居”是一家字号并不老的中式饭馆，因它靠近东交民巷，顾客多是外国人，所以生意很火。在一间“雅座”里，西服革履的王方正陪着吃得满头大汗的缪勒尔进餐。 桌上的菜肴够丰富的。有松花鸡腿，熏腊鸭，糖溜虎皮乳猪，油茄青椒，石斑竹笋，菊花汤……还有纯正的茅台酒。 “真是太奇妙了，中国人竟发明了这么多美味佳肴。”缪勒尔不住口地赞叹着。 而此刻的王方却不敢怠慢。缪勒尔这位情报将军、特工大师亲临中国，想必是有非常主要的任务，看来自己的担子不轻。 缪勒尔在喝过大半瓶茅台酒后，开始转入正题。他小声说道：“马克西姆，我希望你在满洲能建立起一条真正的秘密战线，”他示意王方凑过来，“你和你的同志将要担负起哈尔滨、大连、奉天等地的情报工作，等待时机，迅速出击，给关东军造成最大的破坏！” 王方点了点头，“放心吧，缪勒尔同志，我会和我的战友完成光荣的使命！” 缪勒尔将一叠美元塞到他的手里，“这是活动经费。今后隔两个月到上海公共租界的巴拉斯咖啡店和我碰头。如果我有事，会派别的同志来的，到时拿这个和他接头。”说完，他将一张美元一撕两半，一半自己揣起来，另一半交给了王方。不知怎的，王方感到手中的这半张美元沉甸甸的…… 6月末，王方回到了哈尔滨。在道里中央大街一栋白俄楼房的三层阁楼里，王方召集自己手下的情报员开会。 王方看了一眼在座的同志，严肃地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各自为战，哈尔滨地区由我负责，奉天地区由张秀春负责，大连地区由王英负责。我担任上海总部和满洲组织的联络员。没有特殊情况各地区的小组不要发生横向联系……” 很快，从7月开始，各组的情报员开始行动。王方以惊人的速度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平齐线王庙子等地发展了自己的情报员。张秀春在奉天吉村等地发展了组织。只是王英在大连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但上级并没有责怪他。（事后方知，大连另有国际情报组在活动。） 10月，东北的天气渐冷，可哈尔滨北面的一条公路却在加紧抢修。关东军征调了附近几个市县的数千名民工，开始紧张地施工。 一天，王方绕到这座神秘基地附近，发现来往的军车上都印有“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字样。王方不禁有些疑惑：供水能有什么秘密呢？但他还是如实地向上级作了汇报。几年以后，苏联人才搞清楚。这个部门代号“731”，是支神秘的细菌部队。 1936年3月，抗联第六军二团在李兆麟的指挥下袭击了老钱柜伪森林警察大队部。4月，赵尚志指挥三军一部攻占舒尔河街。5月，夏云杰指挥六军一、二、三团分两路袭击鹤岗矿山镇。 抗联三军、六军在汤原一带的活动极大地震撼了日伪统治者。同年秋，日伪军对汤原、依兰、通河、木兰等地发动了大讨伐，妄图聚歼抗联三、六军等部。 一天深夜，在哈尔滨道里中央大街上的一栋俄式小楼的阁楼内，门窗紧闭，并挂上厚厚的窗帘。王方独自一人铺开一张军用地图，正细细地观看。关东军组织讨伐队进攻抗联三、六军所需部队的兵员、武器装备均需动用哈尔滨到佳木斯这趟铁路线，如能破坏一段铁路，炸翻几列军车，肯定能支援抗日联军的斗争。可是，选在什么地段爆破合适呢？经反复斟酌，王方决定在绥化与庆安之间的东津站下手，那里是山地，便于隐藏，能打能退。爆炸地点确定了，新的难题又摆在眼前。这么大规模的爆破，怎么也得需500公斤梯恩梯炸药，到哪去搞呢？王方陷入了沉思。 9月25日，王方头戴礼帽，身着长袍，来到了位于四方台的伪警察大队队部。他的一位同学在这里担任中队长，虽然平时来往不密切，但在上学时两人关系还算可以。 王方刚进队部，一眼就看见老同学周振忠正在那里对部下指手划脚。 周振忠见到王方不禁一愣，但很快就笑着迎了上来。“老同学，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路过此地，想起老同学在这里高就，所以就想看看你。”王方拉住他说，“走，咱们喝两盅！” 两人在警察大队部不远的一处酒馆坐下，边吃边聊。 “老弟，身居高职，有人有枪，很威风嘛。”王方给周振忠斟满一杯洒。 “别提了，”周振忠端起杯子将酒一口喝下。“这哪是人干的活呀。日本人不信任你，老百姓又骂你，简直里外不是人……” 通过初步接触，王方认定周振忠是个良心未泯的人，可以利用。 当天夜里，王方住在周振忠的警察宿舍中，继续长谈。关键时刻，王方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老弟，不瞒你说，我是抗日分子！” 听了王方的话，周振忠并不吃惊，“其实我早就有耳闻，你参加了抗日组织。我佩服你，你放心，我不会告发你的。” 王方趁热打铁，“我要搞一次军事行动，希望你能配合。” “你要我搞暴动吗？这恐怕不行，”周振忠说，“我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没办法呀。” “不，只需你给我提供一批烈性炸药就行。” “炸药！”周振忠想了想，“我们警察大队可没有这玩意。不过，附近的日本仓库倒是有……” 第二天夜里，周振忠带着王方和一个叫张小明的贴身卫兵，乘坐一辆大卡车来到日军仓库附近。周振忠拎着一瓶酒和一只烧鸡，找到值班的日本少尉，又是喝又是吃地将他缠住。王方则在张小明的帮助下爬进仓库，盗走了500公斤炸药和三支“王八盒子”手枪。 张小明连夜开车，将炸药运到呼兰河边，装上早已安排好的一只帆船，顺流而下直奔东津。第二天凌晨，在东津岸边早己等候的情报组几名同志赶着两辆大马车将炸药装上，直奔山里。 在早就选好的爆破地点上，情报组的同志挥锹抡镐埋设炸药。 清晨，当一列日军军用列车驶上东津路段时，就听“轰隆”一声巨响，路基被炸毁，列车出轨，接着发生了连串的爆炸声…… 为继续扩大战果，王方指挥情报组织利用剩余的二百多公斤炸药，又在龙船和庆安路段进行了两次爆破……一时间，整个滨绥线陷于瘫痪。 日本关东军正规师团与守备队全线出动，进行大规模的搜查，最终也没有发现王方等人的踪迹。 1936年12月4日，王方如约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巴拉斯咖啡店和缪勒尔接头。 缪勒尔神情严肃地注视着王方，开口说道：“听说你的组织在北满搞了几次大爆破，这很好，不过，你要记住，今后这类行动都要配合苏联的战略意图，擅自行动也许会达不到真正的战略意义。” 王方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尽管他不同意缪勒尔的看法，但仍是点头说道：“我接受你的批评，下次行动一定要请示上级。” 缪勒尔将身子往前倾了倾，“我要回苏联去，也许下次会是另外一位同志来见你。” 王方笑了笑，举起酒杯，“祝你一路平安。” 就在王方刚返回哈尔滨的时候，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他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在吉林省送爆炸器材时由于处置不当，发生爆炸当街被炸死。日本特务机关己开始追查此事。 王方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通令各地情报人员停止活动，严防给敌人破坏组织的机会。 1937年初，根据上级的指示，中共满洲省委撤销，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 2月上旬，哈尔滨日本宪兵队特高课派出日伪特务在苇河逮捕几名中共地下人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大逮捕。 4月15日，日伪警察，宪兵进行大规模逮捕，在滨绥、滨北沿线逮捕207名“嫌疑犯”。在大逮捕中，范围逐渐扩大，大连、柳河、盘石、奉天等地，共逮捕300余人。中共哈东特委、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国际交通局、哈尔滨市等地下组织均遭破坏。 这时，哈尔滨另一支秘密警察——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警察署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设立于1907年2月5日，地点在南岗义明街27号（现花园小学）。1927年在总领事馆设警察署。日军侵占哈尔滨后，便成了镇压中国人民的重要警特机关。 4月25日，奉天地区负责人张秀春来哈尔滨与王方会面。一下火车便被领事馆警察一名特务跟踪。经过请示，领事馆警察署指示那名特务暂时不要惊动张秀春，等待他们同伙出现。 4月26日，王方决定按照上级的指示，放火烧掉哈尔滨东香坊机场。当天夜里，王方和几名行动队员拿着汽油、硫磺等引火物悄悄潜到机场附近，剪开铁丝网，钻到了停机坪。 这时，停机坪停着六七架日本飞机，王方等人立刻将引火之物放到飞机腹下。然后将汽油洒了一道，点着火，迅速脱离现场。 顷刻间，停机坪上六七架飞机同时燃起大火，幸亏机场消防队扑救及时，否则整个香坊飞机场都会化为灰烬。时值"大逮捕”时期，竟敢有人故意纵火，日本哈尔滨宪兵队，伪满警察厅顿感脸上无光。 4月27日，张秀春和王方约好在南岗"尼古拉教堂”接头。不料，领事馆警察突然采取行动，一举抓捕了张秀春。碰巧，王方有事未赴约，只是让一个情报员来接头，结果情报员也一同被领事馆警察署的特务捕获。 张秀春和那名情报员被押到领事馆地下监狱。经过严刑拷打，他们供出了王方的地址。很快，领事馆警察署的大批警察包围了王方的住处，将其当场逮捕。在其住处搜出大量日军机密文件和一批照相器材，爆破器材，武器。一周后，王方组织的主要成员相继被抓获。 几天以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警察署将“王方案件”移交给日本哈尔滨宪兵队特高课。 由于王方组织是哈尔滨日伪警特机关破获的第一个“苏联间谍集团”，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给予高度重视，派遣苏俄专家大岛正太郎中佐前来指导此案的审讯工作。王方一开始受到“优待”，被安排在一间舒适的房间内，由一名特高课曹长看管。 审讯一开始，大岛正太郎软硬兼施，企图诱使王方就范，王方始终横眉冷对，不为所动。日本人恼羞成怒，将他关进一间真正的牢房内。 “当”，铁门一开，王方被推进了一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牢房。 王方仔细打量牢房，四周都是石壁，只有一个一米见方的铁窗，上面的铁栅栏足有小拇指粗细。地上是一堆稻草和一床不知盖过多少人的被子。 午夜，犯人睡了，看守也睡了，王方开始行动，他从乱蓬蓬的头发里取出一根钢丝，迅速打开手铐脚镣。然后，又从鞋底的夹层中抽出一柄纯钢的小钢锯条。 “嚓嚓——”王方贴在窗口，用小钢锯轻轻锯着窗口上的铁栅栏。 十分钟后，一根栅栏被锯断。 走廊传来看守的脚步声，王方佯装睡着，躺在草堆上。看守从铁门的小窗上望了望，又走开了。等看守走远，王方爬起来，继续锯第二根铁栅栏……三根栅栏锯断后，王方轻而易举地钻进了小窗，跳到地面，紧贴墙根，攀上房顶。 王方在房顶上发现围墙都带电网，围墙外不远有一棵老杨树，最近的树枝距墙也就二三米。王方站起身，深吸一口气，奋力跃起，像一只敏捷的猴子般跃过围墙，抓住墙外的树枝，逃了出来。 王方逃离监狱后，走胡同、钻地沟，绕开巡逻的警察、宪兵，悄悄来到极乐寺附近。他见四下无人，便来到一棵大杨树下，从根部的一个小洞里掏出个油布包，里面有伪造的“出国证”、“身份证”和一些满洲币。 凌晨，王方在三棵树火车站，偷偷爬上一列开往新京的货车。等货车一过德惠便下车，出了车站后，吃了东西，买了衣服，化了装，又重新乘坐客车直奔奉天，最后逃到北平。 王方越狱逃走，震动了整个“满洲国”，此案相关的责任人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置。日本宪兵队、日本特务机关、伪满警察厅从上到下都开展了“自查”活动，进行深刻反省。 日本宪兵队哀叹“本来对王方一伙阴谋集团的审讯，已致暴露恐怖组织的一部分活动本质。但不幸随着王方的逃跑，对此探明暂时受挫”。第六章 与特高课周旋的人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6年1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古老的俄式房间内，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副处长阿尔布拉莫夫、共产国际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围坐在壁炉旁取暖，壁炉内烘烤着几个香喷喷的白薯。 廖雯初取出烤好的白薯递给别尔津，“别尔津同志，据说，1928年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期间，斯大林命令您亲自向他传授谍报经验，用于指导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特科,有这回事吗？” 别尔津接过白薯，说道：“是的，当时我代表联共(布)中央提出的无产阶级情报侦察部门的四项任务和一项基本原则，听说后来对中共侦察部门很有帮助。” 阿尔布拉莫夫也取出一个白薯说：“这件事我记得，四项任务是：1.打入敌人内部；2.搜集情报；3.惩罚叛徒；4.筹集经费。一项原则：侦察工作的方式方法绝对不能用于党内斗争。您还特别强调这是列宁和捷尔任斯基制定的。” 别尔津用嘴吹了吹热乎乎的白薯：“我知道中国同志很能干，他们有许多优秀的同志在我们这里受训，将来都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廖雯初剥开白薯皮说道：“别尔津同志，瓦尔德尔和古斯达夫已经在中国展开工作了，听说成绩不错。” 别尔津吃着白薯说：“我熟悉他们两个，他们不会令我们失望的。” 阿尔布拉莫夫说：“是的，他们都经过战争的考验，具有勇敢坚毅的性格和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相信会不辱使命的。” 别尔津微笑地点了点头，站起来掏出手帕擦了擦嘴，来到窗前，注视着外面纷纷扬扬的雪花。此刻，他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向他袭来…… 1938年7月，别尔津在大清洗中遇害。别尔津是苏联现代军事侦察体系的缔造者。1929年，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迅速扩大,红军得以吸收大量充满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欧洲各国职业革命家加入侦察部门，“二战”时著名的佐尔格侦察小组和“红色乐队”就是别尔津在30年代初亲手布建的。同时，别尔津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情报侦察部门的指导者，他的遇害是当时苏联情报系统的一大损失，其消极后果在日后很快体现出来。第2节 “满洲”第二情报组 1935年3月25日，天津。 初春的天津虽然还有阵阵寒意，但从海河上吹来的春风已让人感到了一丝温暖。 天津火车站前人群稀少，只有少量的旅客在走动。身穿和服的日本侨民不时地耀武扬威地走过，行人对之抱以鄙视的目光。 车站广场的西南角停着一辆半新不旧的“福特”牌汽车。一名身材不高，穿黑呢大衣的年轻人正焦急地站在车旁，不时向出站口张望。 此人便是肩负重任的国际情报组织天津地区负责人杨奠坤，代号瓦尔德尔。 随着出站口涌出大批旅客，一个风尘仆仆的中年人出现在他的视线。杨奠坤几步走上前去，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说道：“你……终于来了。”然后用手一指，“快上车吧。” 这个中年人就是杨奠坤的助手张逸仙，代号古斯达夫。 张逸仙紧紧握了一下杨奠坤的手，眼里闪着喜悦的泪花。两人向“福特”轿车走去。 轿车启动，驶向了英租界。 轿车停在英租界17号路宝华里一幢楼房前，杨奠坤、张逸仙拎着行李进入楼内。 两人来到一间收拾得很干净的房间里。 杨奠坤拿起脸盆，用暖水瓶倒了些开水，“来，老张，洗洗风尘吧。” 张逸仙脱去外衣走过去洗脸，坐在一旁的杨奠坤发现他走路有点瘸，不禁问道：“老张，怎么搞的，你的脚？” “嗨，别提了，一言难尽。”张逸仙一边洗脸一边说，“越境的时候，我穿的那个大毡靴太别扭了，走起路来一脚高一脚低的。没走几步‘咣喳’一下踩进水坑里，拖出来一摸，已成了一冰坨子。就这样，等我到哈尔滨的时候，右脚三个脚趾已经变黑，后来到医院就割掉了。” “老张，你可遭罪了。”杨奠坤关切地说。 入夜，两人将窗帘放下，只开一盏台灯，开始研究工作。 杨奠坤开口说：“明天，我得赶快去见我们的领导人。他叫伊万诺夫，是总参情报部的一名少将，现在苏联驻天津领事馆坐镇指挥。” 张逸仙说道：“莫斯科情报学校的中国学员真不少，也不知是不是都归他领导。” “不会的，”杨奠坤分析道，“总参情报部远东指挥部设在上海，估计至少有二三个‘格柏乌’的情报军官在那里指挥。学员们遍布关里关外，基本上自成系统，各自为战。” “那我们这一组的任务是什么？”张逸仙问。 “见了伊万诺夫就知道了。”杨奠坤微笑着说。 第二天，杨奠坤独自一人来到德租界中三街西侧的一家德国书店，见到了伊万诺夫。 伊万诺夫微笑着示意杨奠坤到里面的书架前，然后小声对他说：“你们的工作要马上开始。从情报组织的序列上讲，你们属于满洲第二情报组，总部设在天津，你当组长，古斯达夫担任副组长。今后的任务是吸收新同志，调查日军的军事动向，迅速在天津至奉天一线建立情报点。” 杨奠坤点点头。“工作可以马上展开，可是我们的经费已经光了，可否……” “经费不成问题，”伊万诺夫从西服的口袋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递给他，“这里有1000美金，等工作开展后，再视情况增补。” 杨奠坤迅速将美元揣进西服口袋，“那么，我如何跟您联络呢？” 伊万诺夫掰着手指头说：“每月的11、21两日上午我们见面。下次的会面地点是在法租界24号路利生贸易公司对面的餐厅。” 杨奠坤回到住处，立即向张逸仙传达了伊万诺夫的指示。 说干就干。杨奠坤、张逸仙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建起了点线密布的情报点，具体是： 裴志亭：安东 季书元：张家口 闫荆扑：营口 冯子彬：天津留守 黄一民：锦州 安非德（费得尔）：奉天 张之伦：哈尔滨 杨省三：大 连 注：安非德不久自动脱离组织，工作由费得尔接替。 由于第二情报组工作量大，人员来往频繁，杨奠坤和张逸仙换了一个工作地点，搬到了法租界知仁里的一幢楼房上。杨奠坤为便于工作，以“大北广告公司”业务员的身份来往于华北、东北各大城市，发展组织，下达命令。而张逸仙早年在家乡潍县当过东明中学的校长。便以私塾先生的身份来往于各情报点之间。同时，杨奠坤又将张逸仙的妻子张琴玲从呼兰调到天津，以家庭的形式掩护情报机关。不久，张琴玲也参加了情报组织，成为组织中的秘密交通员。 1936年1月5日，辽宁省岫岩县王家堡子日军守备队在四道河村进行了一次大逮捕，奉天情报点的一名联络员在回家的途中被误抓。结果他供出奉天情报点的有关情况，奉天的费得尔处在危险之中。杨奠坤感到事态严重，决定亲赴奉天解救战友。 杨奠坤一到奉天，就赶到费得尔居住的胡同附近观察情况。不料刚一露头，就被一个日本特务盯上。杨奠坤见附近有一条小河，便向河边走去。那个日本特务紧紧跟在后面。 杨奠坤见一时无法摆脱，便站在河边，掏出烟斗点燃，悠闲地吸了几口。特务跟在后面不知所措，慢慢地向他走来。 杨奠坤也不回头，弯下腰装作结鞋带，从两腿间窥见特务靠上来，就站起身，装作无事的样子。趁特务没防备，杨奠坤猛一用力，将特务摔倒入河中，撒腿就跑。他对奉天的街道十分熟悉，见胡同就转弯，七转八弯到了大街上，上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乘上火车走了。 虽然这次奉天之行有惊无险，但杨奠坤意识到那个情报点不能用了，便派刘士桓到奉天再造情报点。 这时，哈尔滨的张之伦派女交通员陈琦来天津，交给杨奠坤一份情报。杨奠坤发现是日军碇泊场司令部沿江驻军的地图和一份有关马家沟日军机场新转场的十几架战斗机的情报，感到非常有价值，对张之伦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然后，交给陈琦150元金票（日元）让她带回去作活动经费。 1月11日，又是杨奠坤和伊万诺夫接头的日子。杨奠坤把陈琦送来的情报交给他后，两人便来到英租界的一个小公园散步。 伊万诺夫感慨地说：“瓦尔德尔，记得那是1934年的春天，我在哈尔滨秋林公司门口将一个装有经费和药品的箱子，交给一个中国女学生。我一直弄不明白，你怎么有那么大胆量，让一个小姑娘干这种危险的事？” 杨奠坤想了想，那是自己要去莫斯科受训的前夕，伊万诺夫同志代表上级要发给他们一笔经费和药品，准备路上用，因当时他已被特务监视不便行动，便让哈工大学生关志萍去办这件事，想想是够冒险的。杨奠坤笑着对伊万诺夫说：“也许她是个女孩子，反而不会引起特务的注意。” 伊万诺夫笑着打了他一拳，然后，又感慨地说：“你不觉得今天很奇怪吗？我们会面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以往。” “我注意到了，”杨奠坤看了一下手表，“已经超过15分钟了。” “我要离开这座城市，”伊万诺夫说：“所以请你多陪我走一会儿，看它最后一眼。” “离开天津？”杨奠坤吃惊地问，“是回国吗？” 伊万诺夫摇了摇头，“自从1933年来哈尔滨领导你们工作，我已快三年没回家乡了。”停了停，他说，“这次我是去上海总部工作。” 杨奠坤想了想，天津地处南北交通咽喉，从东北来的人比较多，张学良的保安队也驻扎在这里，认识自己的人很多，长期呆下去会暴露身份的，不如和伊万诺夫一起撤到上海去。想到这里，他开口说：“我有个建议，让我和我的机关随你一同到上海去吧！” 伊万诺夫高兴地说：“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不过，这里也要有人留下来工作。让古斯达夫留下怎么样？” “可以，他年龄比我大，社会阅历丰富，完全可以独挡一面。”杨奠坤夸奖了一番张逸仙。 “那么，后天我们就动身吧。”伊万诺夫说道。 “还是等一等，”杨奠坤说：“古斯达夫正在安东，我要等他回来再走。” 过了两天，张逸仙完成任务回到天津，已是傍晚。他一进家门，发现妻子张琴玲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红烧肉、燉酸菜、闷刀鱼、松花蛋……正当他发愣之际，杨奠坤拿着一瓶酒走了进来，“老张，回来了，咱们好好喝两口。” “奠坤，”张逸仙疑惑地问，“这不年不节的，为什么这么破费……” “老张，”杨奠坤示意他坐下，“这酒是非喝不可的，恐怕以后咱俩一起喝酒的机会不多了。” 见张逸仙一脸茫然不解的神情，杨奠坤又说：“第二情报组的指挥机关要跟随伊万诺夫同志撤到上海去，”他给张逸仙斟满一杯酒，“上级让你留在天津继续工作，从此咱哥俩可就天各一方了。” 两人端起酒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二人一时都有些伤感，屋内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 杨奠坤小张逸仙17岁，但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二人却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1933年冬，杨奠坤开始由中共北满省委军委的岗位上转到国际情报组织中工作。当时工作条件艰苦，环境险恶，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衣着单薄，寒冷异常。恰逢张逸仙搞义勇军失败后也来哈尔滨潜伏。两人不期而遇，一见如故，关系日渐密切。张逸仙当时手头还宽裕，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他极大的帮助。张逸仙就像一位好大哥，照顾他，帮助他。此刻，杨奠坤回想往事，感慨万千。 张逸仙此刻心情也是难以平静。自从认识杨奠坤以后，他们一直在一起并肩战斗。在哈尔滨，他们顶风冒雪，走街串巷，散发传单，贴标语；在莫斯科，他们勤学苦练，共同钻研情报业务，一起成长为出色的国际情报战士；回到天津，他们又一起发展组织，共同开创了新的秘密战场。如今忽然就要分别了，真有些依依不舍。第3节 张逸仙:活跃的古斯达夫 ★ 张鼓峰下 1936年夏天，天津。 张逸仙独自挑起天津情报组的工作后，发现与上海总部的联系，只靠交通员是不行的。有些时效性很强的情报是一分一秒都耽误不起的。于是，他向上级打报告，要自制电台。 很快，上级批准了他的请求，并汇来一大笔款子，作为自制电台的费用。 张逸仙之所以要自制电台，是因为有两个有利条件。一来，他有坚实的无线电知识；二来，自制电台所需的电讯器材零件是可以买到的。 当时日军尚未正式进驻天津租界，对电讯器材的管制还不太严格，除发射器材需持有工部局的许可证外，购买一般收报机零件不受限制。即使市面上没有，张逸仙还可以在英租界白俄人经营的电料行中买到。张逸仙认识一个叫汤姆的美国水兵，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手中的小型工具非常全，并存有英文无线电书籍。张逸仙便把工具和书买过来利用。到这一年秋天，陆续把电机零件购齐，随即着手安装，最后总算把电台制成，虽然外形不成样子，但通讯效果却出乎意外的好。这样，天津和上海建立了无线电通讯。 张逸仙居住的知仁里这幢楼房，情报组租用了楼上的两大间一小间。自从杨奠坤搬走后，张逸仙便将小间改装成电台间。房东外号叫“田瘸子”，在楼下开了一个“英语补习班”，汤姆就是在这里教授英语时认识张逸仙的。 一天，汤姆来到张逸仙的住处，一见他便说道：“张，我要离开天津，回到夏威夷去。” 张逸仙出于职业的敏感，觉得有问题，于是问道：“你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士长，回到夏威夷去是不是要晋升你？” 汤姆摇了摇头：“我这个一级军士长即使干到50岁，也不能再晋升了。这次回去跟日本人有关，我们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所以才回国的。” 这正是张逸仙所想知道的，他拿出一瓶“白兰地”，给汤姆倒了一杯递过去。 “日本不是没攻占天津吗？你们慌什么？” 汤姆接过酒杯喝了一口。“日本人野心不小，他们决不会只满足占领满洲，迟早要向中国内地进军。华北的局势非常动荡，听我们的长官说，中日很快会开战，到时津浦线、北平机场、塘沽港、青岛码头都会是日军攻占的重点。所以不仅我们海军陆战队要撤，到时候侨民、领事馆人员都会撤走。” 张逸仙听了暗暗吃惊，如果汤姆说的是实情，看来中日真的要爆发大规模战争了。 张逸仙感到事态严重，马上开始收集华北日军的调动情报，真的看出了战争的迹象。1936年底，张逸仙将情报发往上海。到了1937年夏，果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进入中国。 9月30日，上海总部密电张逸仙：值此日军大举进攻之际，应组织所属成员开展空前绝后之大规模破坏行动…… 终于可以和日军明刀明枪地干了，张逸仙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向下属情报点发出了向日军交通线，后方基地发动袭击的命令。 冬季，张逸仙接到裴志亭的报告，说是日军正在修筑通(化)辑(安)铁路通过的隧道,企图早日将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的陆路交通连接起来。张逸仙想起,在辑安有一个煤矿工人出身的朋友宋君朋, 曾和自己在救国军十一路军一起抗日，于是张逸仙决定去辑安找宋君朋，搞一次爆破行动。 张逸仙重新出关，从天津——北平——奉天——梅河口一路来到通化，然后换乘汽车，翻山越岭来到辑安。 宋君朋见到张逸仙非常吃惊，抓住他的胳膊摇晃着：“这不是做梦吧，张总参议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张逸仙听他叫出自己在救国军时的官职，连忙小声提醒他：“别乱叫，日本人听见就坏了！” 宋君朋穿着一件破旧的黑棉袄，和头戴水貂皮耳朵帽，身穿插黑色水獭皮领大衣的张逸仙站在一起，显得格外的寒酸。张逸仙从便服口袋里拽出怀表看了看。“现在是11点半，恐怕你还没吃晌午饭吧？来，我请你下馆子去。” “你大老远来的，怎么好意思让你请客。”宋君朋不好意思地说。 “你跟我还客气啥，”张逸仙一拉他，“别忸忸怩怩的，快，头前带路。” 两人走进路边的一家朝鲜饭馆，吃着大燉菜，喝着狗肉汤，边吃边聊起来。 “一晃三四年过去了，现在过得咋样？”张逸仙漫不经心地问道。 “别提了，我现在混得就剩一口气了。” 宋君朋喝了一口烧酒，“妈的，都是小日本闹的。” “要是跟他们干，你敢不敢？”张逸仙试探着问。 “敢！有啥不敢？”宋君朋恨恨地说，“老子要是有枪就敢和他干！” “那好，你想办法给我弄点炸药，咱们说干就干。”张逸仙往杯里倒满了酒。 “总参议，你是还想干救国军？”宋君朋此刻两眼闪着激动的光芒。 “嘘——”张逸仙示意他噤声，“我现在改换门庭，不干救国军了，不过，照样打鬼子。你再找两个帮手，要不怕死的，明天到你家见我。” 第二天，宋君朋果然找来了三个棒小伙。 张逸仙向大家宣布：“鬼子不仅侵占了咱东北，又想侵占全中国，我们要起来跟他们干。现在我宣布抗日爆破队成立，第一个任务是炸毁通辑路的老岭隧道。” “好哇，我等这一天很久了，”宋君朋大声叫道，“摆弄炸药就跟玩一样。”他对一个黑小子说：“小山，你去大石沟工地偷炸药。”对另一个大个子说：“小冬，你把你爹的猎枪拿来……” 望着宋君朋精神抖擞的样子，张逸仙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冲锋陷阵的救国军战士。 夜晚，张逸仙和宋君朋在煤油灯下研究爆破事宜。张逸仙用铅笔画了一张草图，他铺在小炕桌上说：“老岭隧道是联接辑安和通化的关键地段，如果将其炸塌，日军至少个把月不能通车。要炸毁隧道，你有办法吗？” 宋君朋看了看地图，“要想彻底炸毁隧道，得多埋炸药槽，多灌药，用电起爆器起爆。” “这样工程量大不大？”张逸仙问。 “估计，咱们几个人一起动手，也得干四五个小时。” “那好，过两天就行动！” 几天以后，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张逸仙、宋君朋等人拿着工具、武器，每人身上背着50公炸药悄悄向老岭山区进发。大家走了60里山路，终于在夜晚到达老岭隧道。 宋君朋带着小冬子用猎刀结果了两个护路伪军的性命，然后率大家钻进洞内开始装药……二三个小时过去了，张逸仙怀抱伪军的那支七九步枪在洞外的山坡上不停地走动。 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马达声。只见两束耀眼的车灯射来。 张逸仙大吃一惊：这肯定是鬼子的施工部队。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靠近隧道。 张逸仙趴在地上，拉开步枪的枪栓，冲越来越近的汽车放了一枪。 “哗啦，”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卡车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三个鬼子躲在路旁。 张逸仙乐了，原来这车上大概都是劳工，这三个鬼子是押车的，干脆吓一吓他。 “砰砰！”张逸仙一连放了几枪，然后大声喊，“老乡，我们是抗联，你们快跑吧。” 这下子，车上的民工可听懂了，他们纷纷跳车，向附近的山坡跑去。那几个鬼子气急败坏，拿着枪大喊大叫。 “砰！”又是一枪，一个鬼子中弹倒地，其余的两个鬼子又吓得躲到了山坡后，胡乱放枪。 这时，宋君朋拎着起爆器跑了过来，“总参议，你再坚持一会儿，等山子他们出来了就起爆。“说完，他跪在地上，将起爆手柄插在起爆器上。 小山等人猫腰跑了过来，等大家坐稳后，宋君朋一扭起爆器，就听隧道传来一声闷响，继而惊天动地的爆炸响起，碎石随着浓烟在洞口飞溅，霎时，整个隧道全部塌了下来。 1938年1月，张逸仙通过“英语补习班”认识一个西医李子涛，他在法租界开诊所，张逸仙考虑，可以通过他买些西药接济抗日将士，于是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成了无所不谈的朋友。 进入2月份，张逸仙以奉天有朋友开医药店的名义，陆续从李子涛那里购得近一百余箱西药。到6月份，张逸仙已将大部分药品通过组织运往各地，经秘密渠道转交给抗联。 6月13日，苏联远东内务部长留希柯夫少将叛逃珲春，苏军决定在香山洞一带加强戒备，调整边防部署。关东军立刻将这一情况通报给朝鲜军、珲春驻军及珲春特务机关，由这几方共同监视张鼓峰地区的苏军活动，双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面对紧迫的局势，杨奠坤从上海总部发来急电，要求张逸仙立刻潜入珲春地区，配合苏军远东军区派来的情报员侦察日军动向。 张逸仙再次出关，直奔中朝边境的珲春。 6月28日，张逸仙来到位于张鼓峰只有十几里的二道泡子，秘密会见了苏军派遣的情报员。这是个二十多岁的中国人。他自称是尤尔卡中尉，是苏军远东军区情报科的侦察员。他穿着一身中式服装，身旁放着两个大背包。张逸仙一眼便看出，其中一个背包装着一台报话机，看来是要近距离发报。 尤尔卡对张逸仙说：“古斯达夫，日本人开始往高地增兵，有迹象表明可能爆发冲突。上级希望你能及时地提供我们一些军事情报。” 张逸仙想了想，说：“在珲春，我有一位朝鲜情报员金英哲，我立刻派他过境去朝鲜侦察情况，你看怎么样？” “行，你快去珲春，明天到这里跟我见面，”尤尔卡一指身边的树林，“我就住在地下的洞子里。” 当天下午，张逸仙便跑到了珲春，找到了情报员金英哲，向他布置任务。 金英哲连夜乘船顺流而下，然后渡过图们江来到了对岸的庆源。 第二天，张逸仙返回了二道泡子，在小树林的地洞里见到了尤尔卡。 7月2日，金英哲没有消息。但是附近的日军调动频繁，张逸仙决定只身潜到边境线去看看。他来到了张鼓峰两侧的和睦口、丁家十里村一带，见到处都是日军…… 在以后的几天里，张逸仙穿着尤尔卡带来的日本军服多次在边境地带走动，侦察。并通过报话机发回大量情报。 7月20日，金英哲终于从朝鲜返回来，经过多日侦察，终于得到了第一手情报。据悉，驻朝鲜军第19师团，在师团长尾高龟藏中将的指挥下派出步兵4个大队，山炮工兵2个大队，野战重炮高射炮联队的一部和工兵联队主力，向边境集结待命，加上关东军的4个大队，共计万余人，于7月19日分别在四源、阿吾地、庆兴集结完毕。 尤尔卡见了上述材料如获至宝，立刻用报话机把消息发送回去。 苏军边防部队的一名情报军官，一再通过报话机询问，日军何时发起进攻。 这下可难坏了他们。因为这是日军高度的军事秘密，连日军士兵都不知道。 几天后，和睦口这个位于张鼓峰高地脚下的边界村庄的居民全被赶出家园，日军一个大队开了进去。 7月26日，日本军队用运兵船在图们江口渡江。连续三天，约有4000人渡过江口…… 7月29日，晨4时左右，从张鼓峰西侧高地方向传来了机枪，步枪的射击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日军大约有1个中队分两股向苏军据守的无名高地进攻。浓雾和小雨笼罩着山头，双方在交火后，展开了白刃战…… 7月30日，日军朝鲜军第19师团，在炮兵的掩护下，向张鼓峰高地猛攻。 枪声，炮声异常激烈，整整响了一夜。张逸仙和尤尔卡再也呆不住了，他们换上日军的军服，向张鼓峰高地跑去。 8月1日，凌晨，张逸仙、尤尔卡爬上张鼓峰另一个高地的半山腰，向苏军据守的高地张望，只见大多数苏军边防战士阵亡…… 尤尔卡难过地低下了头，喃喃说道：“为什么不准备？我们不是提供了情报吗？” 张逸仙则冷静地说：“也许是个策略，让侵略者的侵略成为事实。我相信不久，强大的苏联红军就会反击！” “可是代价太大了，”尤尔卡激动地说，“你看，那山头上至少有六七十名战士，他们……” “砰砰”几声枪响，对面山头的日军发现了他们，两人只好撤下山头。 8月2日，金英哲渡过图们江从朝鲜境内返回，又报告了重要情况。日军第19师团准备动用三个联队，在8月3日发动猛攻。三个联队分别是：第七十五联队（联队长佐藤大佐），第七十六联队（联队长大城户大佐），师团直属预备队，第七十四联队（联队长长勇大佐）。尤尔卡立即把上述情报发往刚刚增援到国境线一带的苏军第39步兵军军部。 8月3日，日军全线出击，遭到苏军的顽强抵抗，并用炮火进行拦截。6日，苏军用重炮轰击占领张鼓峰之敌，并出动了大批轰炸机进行轰炸。7日，苏军动用两个步兵师，配属500门火炮，300辆坦克，200架飞机，开始全线反攻。日军丢下3000多具尸体，被迫放弃已占领的阵地，退到图们江口对岸。 8月8日，苏军第39军军部通过报话机指示尤尔卡、张逸仙等人，迅速摸清日军是否有扩大战争势态的意图。 张逸仙认为这样的情报只能通过窃听军用电话的方法，才能得到。于是，张逸仙三人带上武器和窃听装置，潜到了科奇火车站附近的日军第19师团指挥部一带。 很快，张逸仙等人便找到了军用电话线。尤尔卡立刻将窃听装置安装在电话线上。由于他不懂日语，整个窃听工作由张逸仙和金英哲来完成。 8月10日，张逸仙终于窃听到重要内容，他兴奋地对尤尔卡说：“小鬼子保密性也太差了，这么重要的消息，竟然用电话传达。快，记录下来，东京参谋本部下达命令。关东军增援的第15师团，第120师团，骑兵独立旅团，重炮联队，工兵联队，6个高射炮中队一律停止行动，就地待命。第19师团固守原阵地，不要扩大战果。” 尤尔卡立刻用报话机将这至关重要的消息发回苏军第39军军部。 8月11日，苏军又投入一个师，增加了100门火炮，45辆坦克，50架飞机，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对据守几个山头的日军发起最后的攻击。日军第19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残部全部撤下张鼓峰，回到图们江西岸。 张逸仙等人终于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8月12日，张逸仙、金英哲送尤尔卡到边境，准备越境返回苏联。 临行前，尤尔卡握住张逸仙的手说：“古斯达夫，你是真正的情报战士，希望胜利的时候我们还能相见。”然后，他又和金英哲紧紧拥抱，激动地说，“这次侦察行动，你的功劳最大，回去后我要申请给你发红旗奖章！” 尤尔卡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了。张逸仙和金英哲也一同撤离，准备到珲春休息几天，便各奔东西。 8月13日上午，当两人行至马川子附近时，遇到了一队日军宪兵，要过来检查。 张逸仙想自己身上带着武器、地图和经费，一搜身非露馅不可，便和金英哲掉头就跑。日军宪兵紧追不舍，并不住地放枪。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金英哲的后心。张逸仙背起战友，不顾一切地滚下山坡，藏在山沟里，躲过了日本宪兵的追捕。然而，金英哲终因流血过多，长眠在深山之中…… 张逸仙擦干眼泪，掩埋了战友的遗体，又匆匆踏上了反法西斯战斗的征程。 9月，杨奠坤从上海发来电报让张逸仙，去辽宁寻找常杰男（安非德）。 在张逸仙印象里，安非德是个聪明好学的小伙子。从苏联培训回国后，被杨奠坤派到葫芦岛工作，一直没有音信。 张逸仙乘火车来到锦西，然后换乘汽车来到葫芦岛，拿着常杰男留下的地址来到一处中式小院。张逸仙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位老者。 张逸仙客气地问：“有一个叫常杰男的先生是住在这里吗？” 老者打量了一下张逸仙，问道：“你是他什么人？”说着将他领进院中。 “我是他朋友，顺路来看看他。”张逸仙答道。 “走了。那个姓常的小伙子怪的很，”老者打开一间房门，“他给了我半年的房钱，可没住三个月就走了。” 张逸仙跟老者进入这间满是灰尘的房屋。 “你瞧，”老者用手一指，“常先生的东西还在这里。” 张逸仙见床头放着一个满是灰尘的布包，他上前拍了拍灰尘，打开，里面有一双布鞋，一条毛巾，还有一本诗集。 张逸仙考虑既然是常杰男的东西，留在这里不便。于是，收拾起来夹在腋下，向老者告辞。 又转悠了几天，还是没有常杰男的消息，张逸仙只好返回天津。 一天晚上，张逸仙在灯下翻看常杰男那本诗集，无意中发现封面硬纸板的衬里有些异样，他用手一摸，似乎里面有一张纸。于是，他用小刀轻轻裁开衬里，发现竟是一张带字的便条。 瓦尔德尔、古斯达夫：我没有料到去莫斯科学习后，会从事如此危险的工作。我厌倦了，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安非德。 张逸仙这才如梦方醒：原来常杰男早就脱离了组织。谢天谢地，这封信没有落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手里。 这一夜，张逸仙没有睡着。他在反复考虑：在光荣的革命队伍中，在纪律严明的国际情报组织中，为什么会出现常杰男这样的人？不过他还算好的，毕竟没有出卖组织。 张逸仙在第二天用电台通报了常杰男的情况，并告之暂时没有什么异常。 9月末，张逸仙刚回到家里，张琴玲便告诉他，开诊所的那个西医李子涛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去，已经三天没回家了。夫妻正在闲话，忽然门铃响了。张琴玲开门，见一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走了进来。 他开口自我介绍：“我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想了解有关李子涛的情况。” 张逸仙一边让座倒茶，一边和他周旋，“杜先生，我和李子涛只是相识，没有过深的来往。” 那位杜先生把眼一瞪：“你要放明白些。李子涛私通八路，倒卖西药，现已关押在宪兵队。据他老婆讲，有一个姓张的和他合伙倒卖过西药，而这个姓张的有可能是八路的采买。” 张逸仙不由吃了一惊，但仍平静地说：“我是姓张，但李子涛姓张的朋友总不会就我一个吧，你们凭什么怀疑我？” 杜先生冷冷一笑：“我们调查过了，他和三位姓张的来往。一个是在北宸饭店旁开镶牙馆的牙医，另一位是他儿子的同学，才15岁；剩下的一位，就是你了。据我们了解，你是个神秘人物。” 张逸仙给他斟上一杯茶，笑道：“我一个教书先生，平时做些小买卖，有何神秘？” 杜先生将头探过来。“你虽是教书先生，却长期奔走在外，出手也很阔绰。据你的邻居反映，你能和白俄交谈，又能和美国兵对话，很是个不寻常的人物。” 张逸仙微微一笑：“这有何神秘？我教书收入微薄，做些买卖补贴，手头自然也宽裕些。我在东北呆了十几年，自然会些俄语。我这楼下就是英文补习班，自然又学会了两句英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混蛋，你的狡辩！”杜先生用日语骂了一句。 张逸仙自然能听懂日语，但考虑到自己已会两门外语，如果让他知道自己又懂日语，岂不招惹更大的麻烦，于是，他装作听不懂的样子，愣愣地看着杜先生，“您说什么？” 杜先生见他不懂日语，微微一笑，“那好，我们先谈到这里。过几天再来拜访。”说罢起身。 张逸仙松了一口气，急忙送他下楼。 在楼下，杜先生来到田瘸子开的英文补习班， 抓起电话以流利的日语向宪兵队报告。张逸仙在一旁听到，他向上司报告：张逸仙没有什么可疑的，不过此人背景复杂，可以为我们所用…… 杜先生走后，张逸仙预感情况不妙，便和张琴玲一商量，烧毁了一大批文件和资料，将电台拆开，砸毁零部件。然后，分别将其丢到法国公园的小河里。 不久，李子涛被释放回来，一切恢复正常。 10月，由于张逸仙毁掉了电台，无法与上海总部沟通，与上海总部的联络中断。由于此时关内的中日战争日趋激烈，与上海交通阻隔，加之宪兵队特务的骚扰，张逸仙和张琴玲决定撤离天津。年底，张逸仙、张琴玲返回东北，在呼兰县裴家铺的裴家大院住了下来。裴家在当地也算是富户，有一百多垧地。裴家哥兄弟四个，长子裴志堂、四子裴志广在抗战中牺牲，次子裴志亭是张逸仙领导的国际情报组织成员。 张逸仙为寻找职业掩护，同时也不想在裴家白吃白住， 便在裴家大院东边的四间屋里开设了私塾，招收了村中的三十多个学生。他穿起长袍马褂，把头发剃短了，戴上瓜皮小帽，桌上摆着四书五经、《金刚经》，供起了菩萨，烧上香，完全是一副迂腐不堪的老学究形象。 1939年春节过后，张逸仙给上海的杨奠坤连写了两封密信，均未得到回音。张逸仙与上级彻底失去了联系。 ★ 呼兰河畔 1940年春，张逸仙终于打听到第二情报组的一位联络员尚在呼兰县城。于是，他满怀喜悦前去找这个叫韦昌泰的人。不料，韦昌泰对革命已经失去信心，自己一个人逃回了关内，张逸仙和上级组织联系的希望又破灭了。 与组织失去联络，不能继续战斗，对张逸仙来说是件痛苦的事情。为此，他决定冒一次险，到哈尔滨苏联使馆去设法接上关系。 春节过后，张逸仙来到哈尔滨，住在泰来街裴志堂的大女儿家，伺机与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接触。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始终是日伪特务机关监视的重点对象。哈尔滨日本特务机关与日本宪兵队专门派遣特宪人员组成“特别外事班”，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为目标进行谍报工作。他们在南岗花园街与木介街拐角的日本军官宿舍楼顶设立了秘密监视哨，不分昼夜地监视苏联总领事馆内的活动。 3月的一天，张逸仙身着貂皮领大衣，头戴旱獭帽，装作一副绅士派头，很自然地从木介街（今耀景街）的苏联总领馆门前走过。这一次纯属“火力侦察”。他发现了领事馆右前方楼上的观察点和大门口左右几个可疑的“小商贩”。看来，想和领事馆内的人直接取得联系实在是太困难了。 入夜，张逸仙躺在住所苦苦思考：如何能接上关系呢？记得1934年去莫斯科的前夕，苏联领事馆的一名工作人员曾给他们送过去苏联的证明材料，这表明领事馆内肯定有情报人员。他又想起，1936年伊万诺夫在动身去上海的前夕，曾对杨奠坤说，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有一个叫库茨涅佐夫的人是主管国际情报工作的。对，就找他！给库茨涅佐夫写封信。于是，张逸仙翻身坐起，用俄文写了几点内容：一是说明自己的代号和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关系；二是让其将自己的情况向莫斯科汇报并给予工作指示；三是约定星期天早晨八时在南岗铁路公园（今儿童公园）见面。 为了能巧妙地将信送进领事馆，又不引起特务的怀疑，张逸仙煞费苦心地想了一个方法。 星期三中午，是个晴天。木介街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门前行人稀少。身穿貂皮领大衣的张逸仙和身穿蓝狐领大衣的裴家大女儿领着裴家小孙子装作散步的样子走到苏联总领事馆门前。这时，张逸仙让小孙子站住，自己蹲下来，装为小孩小解的样子，迅速把写好的信投入大铁栅门之内。随后，从容不迫地和裴家母女一起向前走去。 星期天，张逸仙准时去铁路公园，可是一直等到中午也未见人影，他颇感失望。后来，张逸仙又投了一封信，结果依然石沉大海。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张逸仙感到苏联国内一定是全民动员，远东地区苏军也会加派兵力，正是自己大显身手之际，于是决定偷越国境，去找苏军情报部门。 7月，张逸仙腰藏“金票”、“满洲币”，背了一个小包袱，乘车来到佳木斯，然后换乘汽车向国境线饶河进发。准备从乌苏里江过境，直奔苏联国境小镇比金。 张逸仙因没有“国境通行证”，只好晓行夜出，在挠力河一带躲躲藏藏。 一天，张逸仙来到了距饶河只有40公里的布开山。又饥又渴的他，看到前面不远的山石缝里流淌着一股清泉，便立刻上前，用手捧起泉水大口喝了起来。突然，从草丛中钻出两个人，不由分说将他摁倒，然后扭起就走。 在一片小树林里，七八个穿便衣拿枪的人站在那里。张逸仙暗想：糟糕，看样子，这伙人不是“谋略队”就是日本人的“侦察班”，无伦如何也不能承认自己有越境的企图。 “说，干什么的！”扭住他胳膊的一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喝道。 张逸仙装作痛苦的样子说道：“我去饶河看朋友，迷了路。我可是个良民！” “良民，什么良民？”另一个像是头领模样的人掏出驳壳枪，“肯定是日本人的探子，告诉你，不说实话就毙了你。” 这样一来，张逸仙倒不害怕了，这些人看来是抗联的人。于是，微笑着问：“同志，你们是抗联的人吧？哪部分的？” 这些人一下愣在那里，过了一会儿，那个拿驳壳枪的人又说：“你别管我们是哪部分的，我只想问你是干什么的？” 张逸仙刚想开口，又一想，这伙人不明真假，还是等等再说。于是，他慢吞吞地说：“我是宝清的教书先生，常给抗联送吃的。” 大概那些人也觉得张逸仙没说实话，便将他绑在一棵树上，几个人坐在地上埋锅造饭。 “我说你们小心点，做饭的炊烟别让鬼子发现。”随着话音，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腰里别着一支苏式左轮手枪，提着一只山鸡走了过来。 张逸仙见到此人一愣，好面熟，想起来了，1933年12月，张逸仙曾受命掩护黄振先等人去苏联学习。那批人员中有个中共满洲省送过来的叫王福俊的共产党员，就是眼前这人。 “王福俊！”张逸仙大声喊道。 那人愣了一下，几步走过来，“你在叫我吗？” “当然是叫你，王福俊，你不认识我了？”张逸仙由于高兴，有些语无伦次了。 做饭那几个人笑了起来。其中那个粗声大气的小伙子说：“你这家伙，死到临头还套近乎，什么王福俊，他叫于保合！” 于保合摆了摆手，制止大家的吵闹，说道：“你们吵什么？我刚参加革命时还真叫过王福俊。”他端详了一阵张逸仙，“可我确实记不起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你的。” 张逸仙激动地说：“你忘了，1933年12月，在偏脸子望火楼上坎小公园内，皮鞋王说让你跟黄振先去苏联，暗号还是我告诉你的。” 于保合好像想了起来，“你是跟杨奠坤在一起的那个人，当时你说从绥芬河过境，见到苏联边防军就说——” “米哈依尔！”张逸仙脱口而出。 “对，米哈依尔。”于保会笑了起来，“没错，你是自己人。”说完，动手给他松绑。 大家纷纷围拢过来。于保合指着拿驳壳枪那人对张逸仙说：“这是我们的抗联二路军二支队长王效明同志。”然后，又对王效明说：“这位同志是国际情报组织的老同志，绝对可以信赖，不会有假。” 王效明热情地同张逸仙握了握手，“对不起，老同志，让你受委屈了。” 张逸仙善意地笑了。他万没想到，在长时间和组织失去联系之后，还能见到这么多的同志。 于保合向张逸仙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从苏联学习回来后，便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由于日寇的残酷“讨伐”，抗联伤亡惨重，余部只好退入苏联远东境内。他是学无线电的，便负责二路军二支队的电台工作。今年5月份，他和支队长王效明等人从苏联越境回到小佳河一带，准备在依兰方向开展活动。 张逸仙也把失去组织的事和他们说了，并请求于保合带自己过境去找苏军远东军区的情报部门，恢复组织关系。 于保合想了想说道：“目前还不行，我们要到依兰一带开展侦察活动，一时半时还不能回苏联。这样，我先将你的情报用电台报告给周保中同志，让他和苏军接洽。年底，你再到富锦一带找我，听我的回信。” 张逸仙听了非常高兴，于是他说：“那就让我和你们一起活动吧，我学过游击战，会爆破，会使用电台……”王效明爽快地同意了。 就这样，张逸仙和这支抗联队伍一起行动了一个多月。后来在一次战斗中，队伍被鬼子冲散了，张逸仙只好又取道哈尔滨回到呼兰，在裴家窝铺潜伏下来。 1942年秋，一个曾与裴志亭一起参加过抗日活动的“大赦分子”石国泰，为了升官发财，向日本宪兵队投靠，密报裴家藏匿有抗日分子。日寇便布置他监视裴志亭的行动。石国泰知道张逸仙在裴家教书，常以找老师写条幅、画扇面为名到大裴家窝铺，寻找张逸仙的可疑行迹。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已对张逸仙十分注意，随时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张逸仙向日伪当局申请回关内（因当时伪满到关内属出国，需申请，办理“出国证”），第一次申请未被批准。后来收到山东寄来的信说家中儿女生活有困难，再次申请，终获允许。不料这是日本特务设的一个圈套。他们早认定张逸仙是国民党潜伏分子，以为他要脱离监视逃跑，故意放他离开呼兰。结果张逸仙在哈尔滨站一下车，就被日本宪兵抓走了。 进了宪兵队的门，二话没说，先是一顿毒打。接着问抗日救国军的事。张逸仙心里清楚，只要不扯上与共产党的关系，怎么都好办，于是沉着冷静，坦然应对。敌人觉得从他身上得不到有用的东西，就把他丢在牢里。不久，裴志亭赶到哈尔滨，以500元满币和“春发祥”南货店为担保，把张逸仙保了出来。出狱时的张逸仙已是遍体鳞伤，在裴家大女儿家住了几天后，便回到呼兰裴家窝铺养伤。 转眼到了1944年，张逸仙的伤势已基本好转，他决定再回关内，寻找组织，可是由于他是被日伪特务机关抓过的人，很难得到“出国证”。为此，张逸仙来到汪家井，找杨省三商量。杨省三也是国际情报组的成员，曾被张逸仙派往大连从事秘密工作，后来张逸仙和组织失去联络，他和裴志亭一起撤回呼兰。 杨省三听了张逸仙的顾虑后，想了想说：“不如你再让关里的儿女来封电报，就说生活困难，急需你回家。当局也许会发你‘出国证’。” 张逸仙摇了摇头，“就怕这招不好使。像我这样的人，日本人是不会轻易放我的。” 杨省三听了也感觉难办，沉吟了一会儿，忽然说：“也不是没办法，比如，找个有名望的地方绅士给你担保一下，或许可以行得通。” 张逸仙眼睛一亮。“好啊，那我就让裴家担保不就完了？” 杨省三摆摆手：“不行，裴志亭也有抗日嫌疑，绝对保不了你的。” 张逸仙有些泄气。“我在这人生地不熟，找谁担保？唉，看来我要困死在这里了。” 杨省三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东沈家小学校长，叫许承武，今年三十四岁，原籍是北京的，为人厚道，讲义气，有威望，可以找他帮忙。” “那好呀，你马上联系许校长，我们见见面。”张逸仙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正月十二，杨省三、张逸仙在呼兰县城黑瞎子胡同的新华菜馆请许承武校长吃饭。大家见面后，彼此客气了一番，坐下寒暄。张逸仙见这位许校长仪表堂堂，谈吐不凡，先就有了好感。 杨省三小心试探着说：“许校长，我这位朋友有点麻烦，急需入关，可‘出国证’得需要但保，您看可不可以给张先生......” 许承武听罢，缓缓地说：“可这位张先生我并不熟啊！” 张逸仙急忙开口道：“许校长，虽然我是外乡人，可一直都是奉公守法的良民。这个，省三可以作证。” “良民？”许承武慢慢抿了一口酒，“良民怎么会被抓到宪兵队去？” 二人一听，立刻哑口无言，呆坐在那里。 过了一会儿，许承武放下筷子，说道：“张先生的活动我有所耳闻，当过义勇军的军官，后来到关内与共产党联络，现今又从事秘密的反日后动，可是个十足的‘良民’啊。”说完，他的嘴角竟露出一丝微笑。 张逸仙大惊，不由万分紧张，暗想也许这位颇有声望的校长就是日本特务。杨省三也没料到会是这样，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许承武见他们不说话，又笑了笑，说：“张先生不要紧张。可以告诉你，我不是日本特务，你的事我会帮你的。” 张逸仙狐疑地问：“许校长，你真的肯帮我？” 许承武点点头，“我愿意帮助你们。” 杨省三在一旁试探地问：“这件事好办么？” 许承武满有把握地说：“这件事应该不难，我跟县公署的一个职员很熟，找他帮忙一定行的。” 张逸仙感激的说：“许校长，麻烦你了。”接着拿出一百元满币，“小小意思，你拿去打点打点。”说完将钞票放到桌上。 许承武立刻将钞票塞回张逸仙的手里，“张先生，你这是干么？我跟省三是好朋友，所以才帮你的忙，怎么能收你的钱，赶快拿回去。” 张逸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从心底里感谢这位正直、善良、富有正义感的小学校长。 2月初，许承武给张逸仙出具了“担保证明”，连同张逸仙家乡打来的电报一同报到县公署。很快张逸仙的“出国”申请就被批准了。当许承武将“出国证”亲手交给张逸仙时，张逸仙心中有说不出的感动。 关于许承武笔者作了考证，他1910年生于北京密云，毕业于肇东师范，长期在呼兰东沈家小学当校长，表面上和日伪来往很近，其实暗中做了不少保护抗日骨干的活动。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由于一位苏军情报员在东沈家躲藏过，呼兰日军一个中队包围了东沈家村，并将几门迫击炮架在村口，要血洗该村。关键时刻，许承武用流利的日语和日军中队长交涉，最终令日军撤军。解放后，尽管许承武拥护共产党，积极支援解放战争，但始终未加重用，反而降至为小学教员，1978年病逝。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许承武的妻弟罗明哲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任哈尔滨第一任教育局长。侄女婿藏宗盛是四野的营长，解放后曾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省军区顾问。 在一个清冷的早晨，张逸仙悄悄离开了战斗了近二十年的热土，踏上了归乡的征程。第4节 杨奠坤:神秘的瓦尔德尔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国民党第3战区部队奋起抵抗，淞沪会战由此展开。10月底，日军从国内和华北战场抽调至上海的兵力已达20万人。11月9日，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后，第3战区军队撤离防区，上海失陷。 12月5日，外滩公园内，走过来一位身穿风衣的年轻人，他手拿一份报纸，似乎在等待什么人。一会儿，一位身体魁梧的外国人走过来，两个相视一笑，握了握手，向公园深处走去。 原来，这是共产国际中国第二情报组的两位负责人——伊万诺夫和杨奠坤在接头。 杨奠坤有些焦急地说：“伊万诺夫同志，由于淞沪战争的爆发，南北交通中断，我与我的助手张逸仙失去了联络。” 伊万诺夫笑了笑说：“我们的联系怎么能中断呢？要知道这是一条真正的秘密战线。”他小声地告诉杨奠坤：“聪明能干的古斯达夫装配了一部收发报机，我们已经恢复了同他们的联系。” 杨奠坤不由感到一阵欣慰。张逸仙果然不简单，在艰苦的条件下竟能自制电台恢复通讯。 杨奠坤问道：“那我在这里做些什么呢？” 伊万诺夫说道：“发展组织，扩大侦察范围。” 杨奠坤从外滩公园回到自己的秘密住所，法租界环龙路117号的一幢小楼上。 在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杨奠坤坐到桌前，拿出密写药水开始向关外的几处联络点书写秘密指令。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为什么习惯于拿枪的手却拿起了笔，为什么习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如今却躲在这里书写情报？杨奠坤闭上了眼睛，仿佛这26年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 杨奠坤，1911年9月28日，出生在黑龙江阿城县农村一个农民家庭，他11岁进本村私塾学习。1926年夏考入哈尔滨市第二中学，逾二年，又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行政区第一中学读高中。1929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共满洲特委工作。1932年进入中共满洲省委负责军委工作。1932年春，被哈尔滨日本宪兵队逮捕，任凭敌人如何逼问，也没泄露组织机密，关押两个星期后获释。出狱后，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向他布置任务，希望他到吉林的磐石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杨奠坤到磐石时，将中心县委的小武装“打狗队”加以改编，缴获了地主“大排队”的二十多支枪，将队伍发展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做了斧头镰刀的红旗，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并利用原有“反日会”农民群众组织，扩大抗日宣传，组织中朝农民联合反日斗争，队伍很快到二百多人，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他们惩办地主豪绅，没收地主的粮食，震动了整个磐石地区。 “工农反日游击队”的行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日寇以一个中队和两个连的伪军向磐石根据地进攻。游击队占据有利地形，对敌人的进攻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这次战斗中，杨奠坤腿部多处负伤，无法行动，而部队又要转移行军，因此县委决定送他回哈尔滨养伤。而杨奠绅的工作，由中共满洲省委派遣杨靖宇（当时叫张贯一）到磐石来接替他。 杨奠坤在哈尔滨就认识杨靖宇，当时，杨靖宇任全满反日党团书记领导哈尔滨工人群众的反日斗争。杨奠坤和他同在满洲省委工作，彼此在战斗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1932年7月，杨奠坤回哈尔滨养伤，10月，准备以中共满洲省委特派代表的名义去磐石工作的杨靖宇来看望杨奠坤。 杨靖宇拉住杨奠绅的手说：“君武（杨奠坤当时的名字），你们在磐石搞的不错嘛，连哈尔滨人都知道磐石有个游击队，领头的叫杨矮子，副手是个朝鲜人，叫李红光。你们可是大大的有名呀！” 杨奠坤从病床上坐起来，“老张，你的担子也不轻，磐石那里情况复杂，我们那支游击队里什么人都有，工人、农民、山林队……如果不加以整顿会出大问题的。” “这个我考虑到了，”杨靖宇说：“我到那里准备把这支队伍带好，争取把它变成我党在南满的一支劲旅。”停了停，杨靖宇又忽然说：“你在那里名气大，听说群众都亲切地喊你杨司令，干脆，我也改个姓，今后就叫杨靖宇了，你看怎么样？” 杨奠坤笑了。他改什么姓都无所谓，反正他的真实姓名叫马尚德。：“姓杨就姓杨吧，你长我六岁，咱们就算做亲哥俩吧。”停了停他又说，“杨靖宇，好名字，我想这一定会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的！” 果然，杨靖宇不负众望，很快整顿了那支部队，将其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1932年冬，杨奠坤伤愈后，中共满洲省委派他和王东周（绰号“皮鞋王”）同志一起，负责国际反帝情报组织的工作，从此杨奠坤开始了秘密战线上的特殊战斗。 1938年初，杨奠坤来到原来在哈一中的老师罗稷南的家中。罗的原名叫陈小航，是著名的翻译家，他的弟弟陈绍韩曾是华尔顿手下的情报员，1935年被敌人杀害。杨奠坤希望罗老师能给他介绍一些进步青年，送到苏联去学习。罗稷南给他介绍了三个年轻人，日后都成了共和国的栋梁之才。 1938年3月11日，在大光明咖啡馆，伊万诺夫与杨奠坤再次见面。 伊万诺夫说道：“瓦尔德尔，现在我把一个关系转给你。明天，你到南京路中国银行门前和一位姓金的朝鲜人接头。” 杨奠坤问道：“这个人是归我直接领导吗？” 伊万诺夫笑了笑，“不仅这个人归你领导，他的组织也归你领导。” 杨奠坤的手下又有了自己的同志，他不再是孤军作战了。 3月12日，杨奠坤在南京路中国银行的门口佯装换外汇的样子和老金接头。然后，两人来到附近的街心公园长椅上坐下。 “老杨，认识你很高兴。从今以后我们就在你的领导下工作了。”老金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 杨奠坤注视着老金，他理解这些亡国亡家的朝鲜同志，在东北的抗日联军中有大批朝鲜同志和中国战友一起抗击日寇，中朝两国人民早已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杨奠坤在磐石搞队伍的那个搭档李红光就是朝鲜族人。 “老金，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杨奠坤问道。 “五六个人吧，”老金说，“其中还有个日本人。” “不错嘛，连日本人也能争取过来。”杨奠坤又问，“老金，在上海还有别的朝鲜地下组织？。” 老金说：“韩国国民党、朝鲜革命党、韩国独立党，三派在上海都有组织。” “好家伙，你们朝鲜人有这么多党派，”杨奠坤好奇地问：“这些组织有统一领导吗？” 老金叹了一口气，说：“韩国独立运动的领导者金九先生，曾努力促成三派的团结，去年8月在南京成立了韩国光复运动团体联合会，正要在长沙举行三党合并大会时，朝鲜革命党成员李云焕狙击金九，致使合党运动失败。” 杨奠坤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然后问：“老金，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呢？” 老金笑了笑：“我哪派也不是，我是名国际情报战士，难道你不清楚吗？” 杨奠坤听罢笑了，他感觉到眼前这位朝鲜同志非常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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