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会面。这类会面在理查德·佐尔格领导下进行了两年，直到1932年底。 结识佐尔格之后，汉布尔格顺利接上了组织关系，不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汉布尔格可以参加佐尔格小组的工作。佐尔格很欢迎汉布尔格留在他的小组里，他觉得汉布尔格完全符合从事秘密工作的条件，她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还是他的同胞。 瓦尔特的家和他的身份，对于地下工作是一种很好的掩护。但他们不可能经常在那里组织会面，因为瓦尔特的妻子经常在家里。佐尔格建议汉布尔格找一处自己的住宅。罗尔夫和汉布尔格本来也打算搬家，于是汉布尔格开始注意寻找新的定居点。他们在法租界，即法国管辖的城区，找到了合适的地方。 1931年4月初，他们迁入新居，霞飞路1464号（后改为1676号）。整个住宅区如同坐落在一座小花园里。从四面房间都能看见绿地。尤其重要的是，房子有两个出口，通向两条不同的大街。 佐尔格和他的同伴们每周在汉布尔格家聚会一个下午，有时中间还插入长长的休息。除佐尔格外，还来两三个中国人，偶尔也有一两个欧洲同志。会面是在二楼进行的。汉布尔格从未参与过这种谈话，她的任务是担任警戒，不让同志们受到干扰。 经常来的那些中国同志，陆续地成了汉布尔格的语言教师，这样他们就可以公开地来拜访汉布尔格，他们的来访对于地下工作来说，也不显眼。 迁入新居后不久，佐尔格在一次会面时带来一个巨大的旅行箱包，请汉布尔格代为保存。不久，又送来了第二个。里面装的都是印刷和手写的资料。汉布尔格把它们放在壁橱里那个在夏天存放衣物的樟木箱子后面，有时同志们会面时会取出来使用。这些文件在汉布尔格家里存放了大约两年半时间，就连她的丈夫罗尔夫也毫不知情。 然而，当佐尔格要求汉布尔格把一个处于生命危险之中的中国同志隐藏在家中时，她不得不把实情透露给罗尔夫，于是令人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罗尔夫反对这样做，提出的理由很简单：这对孩子和汉布尔格太危险了。汉布尔格警告罗尔夫，他的这种态度可能会导致一位同志丧失宝贵的生命，如果这件事情做不成，汉布尔格将永远不会原谅他。罗尔夫最终还是同意了，但汉布尔格心里明白，他们的婚姻已不可能长期这样维持下去。 那位同志在汉布尔格家住了大约两个星期。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一旦楼下有客人，他便躺在楼上的床上，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汉布尔格已不记得，是怎样向保姆和厨师编造关于这位暂住客人的故事的了。不过，尽管他们缺乏共同语言，罗尔夫对这位客人的态度始终还是客气、友善的。第2节 动荡岁月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是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不久，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汉布尔格后来回忆道，这一时期，除潘汉年外化名赵容的康生也到佐尔格这里来往频繁。由于康生在苏联接受过政治保卫的训练，既懂业务又会俄语，常常和佐尔格闭门长谈。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李士英以外来民工的身份在忆德里租借了一间石库门单间，一开始跟随陈云同志在法租界肇庆里的一家印刷店干活，陈云是账房先生，李士英是小伙计，老板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陈云的朋友，但不知他俩的地下党身份。白天李士英是个干活唯唯诺诺、殷勤卖力、沉默寡言的小伙计，晚上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的特科战士。因为李士英负责保护康生的安全，经常随康生和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联络，一来二去，便和国际组织中担任交通的汉布尔格熟悉起来。汉布尔格生性开朗，又会些简单的汉语，两人常常在一起交换意见。 不久，中央特科根据形势需要，决定以革命的名义，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在报中央机关批准后，特科工作人员将判决书以传单的形式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张贴、散发，顿时引起敌特机关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者更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颇得敌特头目的赏识和重用，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王斌熟悉诸多地下党员，四处寻踪，大肆抓捕，心狠手辣，血债累累，罪不可恕。对这样一个对党危害极大的特务鹰犬，不尽早铲除，难以保障党的安全，亦难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 铲除王斌的任务最终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布尔格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身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督察员的王斌一定在其中，便在照片前仔细寻找，但因她未见过王斌，一时难以辨认。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爽快地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汉布尔格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入内请洗片人员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连连夸奖汉布尔格机敏，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长相颇有个性，易于记住，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李士英小组一开始想从租借的房子直接翻墙而入，开枪击毙王斌，但李士英又担心被王的妻儿看见似乎不妥，于是改为在马路上将其击毙。 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做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回来亦无规律，难以掌握；惟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李士英决定4月2日下午动手，干掉这个罪大恶极的犹大。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头发梳得油亮，身着西服，乘坐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时，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靠在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住区的宁静，当法国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特科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一个惩治目标干净利索地解决后，李士英随即又率员打击了第二个目标曹清澄。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此人对党的危害也甚大，连他的妻子也承认：“老曹捉共产党很凶的。” 计划好任务后，汉布尔格同样先找来了照片给李士英看，曹清澄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不像叛徒坏蛋，倒像是个正面人物。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动队成员也对其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跟踪盯梢，同样采取了先摸清其行动规律的办法。 5月6日，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拉斐路（今复兴中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遮天蔽日。上街沿边的铁栅栏里面那一幢幢乳黄色洋房漂亮气派，花园里绿叶葱茏，姹紫嫣红，偶尔有一朵红花开出栅栏闹春意，情调浪漫。 汉布尔格身着连衣裙，李士英一身长衫，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三人分头前往拉斐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处附近守候伏击。当时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其门口监视，并采取行动，李士英、李泽才在后掩护他们行动，汉布尔格和瓦尔特驾驶汽车接应。 一切安排妥当后，各就各位等待行动。守候至下午1时半左右，正巧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送客，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年轻的刘国宝误以为是叛徒，当即上前开枪射击，对方见来者拔枪欲射，顿时吓得掉头就逃，“砰砰”两声枪响，黑衣男子当场倒下。 弄堂里的人听到枪响抱头四散，乱成一片。枪声引来了法国巡捕，刘国宝在撤离现场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附近，刚将手枪扔入垃圾筒时，就被紧跟上来的巡捕抓获。 李士英撤至茄勒路（今吉安路）、白尔路交汇处时，突然发现真正的曹清澄出现在眼前，此时李士英已听到警哨声，为了安全，他完全可以放弃行动。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千钧一发之际，他当机立断，果断向对象开枪，当场将曹清澄击毙。 由于此次行动没有按计划行事，李士英拔腿沿白尔路跑走，使汉布尔格无法及时接应。当李士英跑到白尔路与安纳路交叉路口，见四周无人，以为逃出了危险地带，便放缓了脚步，不料却被刚从嵩山巡捕房赶来的华人巡捕逮个正着，人枪俱获，当即被押解至法国捕房警务处。 从另一路撤离的李泽才，被汉布尔格接走，在外躲了一夜，想想家里还有一些钱和衣服，次日清晨，便抱着侥幸心理悄悄溜回住所，结果被守候在暗处伏击的侦探截获。 李士英等三人被捕后，国民党警特机构为进一步深挖中共地下党员，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 。 当时，法捕房以发生地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将李士英等人关押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今金陵东路174号）。 笔者从有关材料中找到了巡捕房审讯李士英的片段，情况是这样的： 探员瞪着眼、抿着嘴，审讯李士英道：“是谁让你们干的？你的后台是谁？” 李士英按事先准备好的统一口径道：“我是河北来的农民，今年5月1日来上海找亲戚，想让姑夫给我找个活干，谁知来到上海找上门，姑夫一家已搬走了。无奈身上的盘缠已用尽，只得到处漂泊。那天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个老乡，我帮他打工，他供我吃饭，就成了朋友。他那天被流氓欺负，我就为他两肋插刀，做人嘛就得讲义气。” 探员盯着李士英的眼睛追问道：“那你平时住在何处？” 李士英早已想好了答辞：“火车站、马路边、公园里，四处为家。” 探员看文绉绉地审讯无多大收获，便又改为用刑讯逼供。反复折磨近一个月，案情丝毫没有进展。就在李士英庆幸自己度尽劫难，使对手无可奈何之际，突然法租界巡捕查出了李士英在西藏路忆德里296号的住处，从他租借的房内发现了手枪子弹和马列书籍，探员如获至宝，又劲头十足地重新提审李士英。 对方先不说话，将《共产党宣言》等几本油印的书往台上一扔，李士英一瞅，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下完了，但表面上却依然不露声色。对方突如其来地问：“这是什么？” 李士英继续佯装糊涂：“是书。” “怎么解释？” “我没见过。” 审讯者颇为自得地说：“这是从你忆德里的住处搜到的。” 李士英仍然一脸茫然：“什么忆德里？” 对方眯眼意味深长地说：“你应该最清楚！我们还有其他证据，包括你的照片。” 李士英一听就知道对方在诈他。因为特科有纪律规定，个人决不允许拍照留影。李士英拍着胸脯坚定地说：“只要你们拿出我的照片，我什么都满足你们。” 审讯者反而被他的坚定弄糊涂了，又挥了一下手，从门外走进来一个40来岁的男子，李士英一见是自己的房东，还是故伎重施，装不认识。 来者见到满脸胡子的房客，先愣了一下，仔细辨认后点头道：“就是他！” 但李士英却一口咬定不认识对方。当年也没户口簿、身份证之类的东西，房东拿不出铁的证据，一个说认识，一个说没见过，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审讯者也无可奈何，难以断定。 花言巧语，劝说利诱不管用；使尽了酷刑逼供，严刑拷打还是不管用；拿出证据，也是无效。对方软的、硬的、真的、假的，无所不用其极，但都无济于事。 法国捕房的承办员仍然不肯善罢甘休，心想当场人赃俱获，手枪、子弹、赤书都有，铁证如山，怎么就拿这家伙没办法？他们不死心，紧追不放，千方百计找蛛丝马迹，想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后台，结果都败下阵来。 无奈之下，1932年5月31日，只得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 中央特科领导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并请了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汉布尔格闻讯后暗中送去了一笔资金，留作打官司的费用。由于组织纪律，汉布尔格很快脱离了这个案子，并于同年年底离开了中国，奉调去莫斯科受训。从此，她再也无法了解到李士英的音讯，但仍然一直牵挂着她的中国战友。 1933年1月17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开庭审理李士英一案。法官认定枪杀曹清澄是共产党干的，系报复杀人，并将曹清澄与王斌被杀案串并在一起审问，以被告“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判处李士英、刘国宝死刑，李泽才有期徒刑19年。 李士英等三人不服判决，按照国民党政府的《刑法》《刑诉法》有关条款，提出上诉。 1935年2月22日，高三分院重审维持原判。李士英等人再次上诉到民国最高法院。当时正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放弃前嫌，一致对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过4年坚持不懈的斗争，事件终于出现了转机。 1936年7月13日，民国最高法院做出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刘国宝、李泽才分别改判有期徒刑12年和10年。 李士英被囚于拉往马司南路第二特区监狱。抗战前夕，李士英获释出狱，又继续奋战在隐蔽战线上。第3节 新的任务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梅季希。 在梅季希的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在这里工作。这几栋建筑物位于一个俄罗斯乡村附近，有一辆公共汽车通往莫斯科市内，途经列宁山和高尔基公园。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白天，郊区下了一场潮湿闷热的小雨，到了晚上天气就变得特别晴朗、温暖，使人感到舒服，在透明的镜子般的天空上一块云彩都没有，西边的天空已变成了玫瑰色。 汉布尔格躺在雨后潮湿的草地上，把脸埋到湿润的大地里。大地散发着蘑菇和树林的气息。如果闭上眼睛你会觉得，自己不是置身于有着“梅季希基地”这个神秘名称的隐秘射击场，而是在某个疗养院。然而，两发短促的自动步枪连射注定会打断你的遐思。其中一次从她的左边响起，另一次是从右边，射击声嗡嗡地响彻在田野上空，并从不远的森林折回到射击场内。 野外射击训练，这是目前首要的课程。 汉布尔格用力握紧摩神逊步枪的前托，熟练地安上枪托，把它顶在肩上。现在，树与树之间就该出现目标了。总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第一枪就要击中目标。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身后的指挥塔上，忽然传来扬声器震耳欲聋的响声：“汉布尔格学员，停止上课，把武器交上来，返回基地……” 汉布尔格站起来，把自动步枪扔到背后，径自走开。 汉布尔格从中国来到莫斯科后，便和七八个学员在这里接受无线电报务员训练。汉布尔格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汉布尔格学习组装发报机、接收机、整流器和电波测量仪，还学习俄语。她自认是个用功的学员，但在这个领域里却不是最有天赋的人。 时光按照既定的计划在流逝着，汉布尔格不需要为任何事情担心，她唯一应该做的就是学习。 1934年2月，汉布尔格被召到阿尔巴特街。一位少校和汉布尔格谈话，他不会讲外语，汉布尔格必须用俄语向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此时汉布尔格已经学习过六个月的俄语，所以做到这一点并不费力。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执行秘密工作。 在第二次谈话时，少校告诉汉布尔格，她将和一位德国同志一道去奉天，最好扮做他的太太，汉布尔格将得到一份相应的护照。这位同志同时也是汉布尔格的上级领导。汉布尔格感到很惊讶，她设法说服少校，这样做是不行的。汉布尔格和罗尔夫在上海到处都有熟人，上海人经常到奉天去，汉布尔格不可能在公开地回欧洲度假之后，突然又带着假护照以另外一个人的妻子的身份出现。 不久，汉布尔格又第三次被召到局里。她被告知，上级已经放弃了关于假夫妻的想法，并正式把汉布尔格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那位同志的别名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职业是海员，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汉布尔格愿意和海员相处，他们坚强，有韧性，见过世面，在非常情况下能迅速适应环境。除此之外，他们都喜欢大海。 此后两周的时间，汉布尔格打点行李，与恩斯特一道搬进挨近森林深处由一栋栋小木屋构成的强化学校。 在训练结束之前，他们只有不多的时间相互熟悉，可这已足以让汉布尔格认识到恩斯特的长处。恩斯特在技术上比汉布尔格熟练得多。他是一个细致认真、非常具有韧性的人，在把一件事情完全弄明白之前，他决不肯善罢甘休。他似乎从来不看钟表，也不休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与他相比，汉布尔格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愿意服从他的工作方式。但至少有一点令汉布尔格感到欣慰，在发报速度方面汉布尔格比他快。 在他们共同度过的这14天里，汉布尔格竭力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免得恩斯特为此花费脑筋；同时，她竭力做出一副经得住摔打的粗犷样子。她要让恩斯特知道：跟他一块儿走向未来风险的是一个合格的同事。 恩斯特和汉布尔格分头去布拉格。在那里，他们住在不同的饭店，然后乘同一列火车去特里斯特。汉布尔格的儿子米沙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捷克边境的山村木屋里，汉布尔格已经和米沙分别了七个多月，她非常想念儿子，做为她答应执行这次任务的条件，她要把儿子接出来，带在身边。她和恩斯特装作在旅途中新结识的旅客。从特里斯特出发，他们买了两张意大利轮船的二等舱船票，穿过苏伊士运河，途经印度，于1934年4月的第一周到达上海。 罗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但事先汉布尔格没有机会告诉他，他们只是路过这里。当汉布尔格最终将要和他分手的决定告诉罗尔夫时，他显得十分沮丧，但依然像往常一样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遇到危险随时可以退缩的同情分子，而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因为这样，与他分手使汉布尔格的心情格外复杂。 他们并未公开办理离婚，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汉布尔格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这个“代理人头衔”，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路上，他们的视线时刻不离这只“贵重”的行李箱 。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建议。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买不到组装整流器所必须的变压器。为此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旅程返回上海，在罗尔夫的帮助下，把购买到的变压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乐椅的底座内，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托运到汉布尔格手中。 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庞大的日本官员机构把所有空住宅都贴了封条，剩余的都是些逃跑的东北军将领们的豪华别墅。但对于汉布尔格来说，这些孤零零的豪宅都显得太大。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据称原是一位东北军将领为情妇购置的香巢。在征得房东，那位已移驻北京的东北军将军的肯定答复后，汉布尔格以惊人低廉的价格租下了这座小楼，每月租金只相当于大约30德国马克。汉布尔格很快就迁入新居，与此同时，恩斯特的电台也已组装就绪。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奉天一座简陋的石楼里，仍然亮着微弱的灯光。不过这灯光从外面是一点也看不见的，因为吊在空中的灯泡被一个黑布罩紧紧罩住，一束只够阅读和写字用的亮光洒在办公桌上，窗户上还严严实实地插着护板。 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静静地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汉布尔格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工作着。嘀哒，嘀哒……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整个城市都入睡了，只有汉布尔格一个人醒着，向太空里发送着抗日武装的消息。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苏联海参崴，一名红军报务员正在接收这些消息。 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中央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军队士气情况的报告，以及通报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工作之余，恩斯特偶尔也会带汉布尔格到沈阳郊外游玩散心。在一次去游览东陵的途中，不巧下起了小雨，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跑进路边一家小杂货铺里避雨。小铺里有三名“满洲国”的“靖安军”士兵，正坐在炕头上和白胡子老掌柜扯着闲话。从他们的闲谈中，汉布尔格第一次听到了邓铁梅的名字。 不久，中央来电指示汉布尔格了解辽东一带抗日武装的活动情况，汉布尔格这才知道，邓铁梅就是活跃在辽东的铁血自卫军的创始人和领导者。 此时，邓铁梅的自卫军经过日寇的“讨伐”已经元气大伤。由于叛徒出卖，邓铁梅在上一年5月被日军逮捕，并于9月27日被秘密杀害于奉天伪陆军监狱。眼下，邓铁梅的战友苗可秀招集邓的残部，组织了“中国少年铁血军”，共千余人，仍坚持辽东三角区一带活动。 6月初，汉布尔格终于通过组织和苗可秀联系上，并亲赴他的营地岫岩参观。初次见面，汉布尔格感到苗可秀是位年轻英俊的指挥员，他穿着灰布军装，足蹬马靴。身上背着两支德国造的二十响毛瑟手枪。 苗可秀向她介绍了队伍的情况，“中国少年铁血军”共1000余人，分3个大队，12个分队。总司令是苗可秀，赵同是参谋长，其成员是各地的爱国青年，还有不少大中小学学生。他们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辽东三角地带，根据地在凤城、岫岩之间的山林区域。 当汉布尔格谈到邓铁梅牺牲，共产国际表示非常惋惜时，苗可秀激动地表示，邓铁梅的血不会白流，前不久，铁血军已诛杀了出卖邓铁梅的叛徒沈廷辅。 接下来，苗可秀向汉布尔格谈起了请共产国际支持抗日武装的愿望。汉布尔格表示，一定会把他的请求转达共产国际。 中午，汉布尔格在苗可秀那里吃了一顿午饭，小米饭、炖狍子肉。虽然，她是第一次吃这种东西，但感觉还不错。 汉布尔格回到沈阳后，及时向中央汇报了苗可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有关情况。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 中央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汉布尔格发现，他穿了一身长衫，头戴一顶礼帽，与自己在一起显得十分不协调。但当她指出这一点时，王济之却苦笑一下，告诉她，自己的家里很穷，供养妻子和两个孩子已非常困难，根本无钱添置衣服。细心的汉布尔格记在心上，在第二次接头时，汉布尔格将一套包装得很好的西服送给了他。 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沟通的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而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的会话。为了避免发生误会，汉布尔格必须违背地下工作的规矩，把情报写到纸上，偷偷地塞给接头的同志。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中国人随时都可能遭到警察和日本占领军的搜查，这种做法无疑增大了情报工作的风险，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当时没有别的办法。 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出面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尽管硝酸铵是农业上常用的物品，但日本特务们肯定还知道它的另一个用途，那就是将硝酸铵按比例配制一定数量的高锰酸盐或铅粉，就制成了炸药。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江县三岔子附近活动，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便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此处属龙山区，再往前就是杨靖宇所部活动的江一带。 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像约定的那样，来人并未向汉布尔格表示问候。他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向前走去。马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走了大约40分钟，便进入山区。尘土像烟雾一样笼罩在马车周围。多年来这里似乎不曾有欧洲人来过，特别是欧洲女人在这里行走。老百姓都转过头来看她，好像看怪物一般。 最后马车驶进一片小树林中，有两个战士冲赶车的同志打招呼，顺利地放行。 出了树林，是条潺潺的小溪，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人们叫它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高高的个头（近1.93米）在欧洲人当中也属上乘。他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穿着绿布军装，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过，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自认对发报机有一定了解，决心帮助他们。 “那太好了。”杨靖宇扭头对一位女同志喊，“小刘，快过来。国际来的同志要帮你修发报机。”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她利用两根尺子，下边一根是黄铜的（镇纸）上边一根缠有锦线圈的木尺，充当电键，在它们的缝隙间插入一颗螺钉。在揿动棉线圈时，螺丝钉击打黄铜尺。一条金属线通向辊丝钉，第二条被缠在黄铜尺上。触键每二三分钟须重组一遍。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她是个细心的人，她发现黄铜尺（镇纸）上刻了许多文字，便问是什么意思。杨靖宇便告诉她，“此中有真意，得寿五百年，”就是说深刻理解真理的人是会长寿的。这句话汉布尔格印象很深，多少年以后还记得。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 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汉布尔格告诉自己，王坐的车可能晚点了，他可能生病了，或者记错了他们约会的时间。汉布尔格绕道去找恩斯特，她从未在接头之后直接去他的住处。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汉布尔格激动的心情使她几乎哭出声来。 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来回游荡。他也像她一样等待了15分钟。汉布尔格心想，现在可是死到临头了。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汉布尔格一直在设法压抑对王济之的担心。然而，现实是冷酷无情的。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即使他真的生了急病，也不大可能耽搁6天的时间。 汉布尔格只好向中央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大家都知道被捕即意味着死亡，而且还要遭受严刑拷打，只有他供出自己的同志，才能停止刑罚。王济之并未出卖任何人。如果他这样做了，某些同志，包括汉布尔格，都不可能平安活着。 根据笔者查阅的敌伪档案得知：王济之于1935年1月底在大连被捕，尽管日本警察机关对王济之等人严刑逼供，但始终也没得到什么重要情报。最后只能在档案中记载该组织负责人是个外国妇女，因巧妙失踪而未能捕获。 中央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他们的电台。组织会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恩斯特把单个的零件，两只电子管和一台整流器，装进一个普通的收音机里，把发报机装进一台没有发动机的留声机里。汉布尔格带着她的全部财产，以便让收音机和留声机显得更自然一些。 但在过境时，收音机仍然被中国边境的海关官员扣留下来。汉布尔格多方争辩仍是徒劳。后来回到北京后，她立刻补办了相关证明，把隐藏着发报机零件的收音机要了回来。第四章 命令，越过国境第1节 在莫斯科总部 1935年2月，苏联，莫斯科近郊梅季希区。 森林里落着厚厚的积雪，远处的梅季希小城显得一片宁静。 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和他的第一副手阿尔布拉莫夫，还有共产国际柏林情报局中国情报员廖雯初三人踩着积雪嘎吱吱地从远处走来。 此时皮亚特尼茨基失去了往日的光彩，神情有些黯淡，样子疲惫。阿尔布拉莫夫和廖雯初也神情忧郁地跟在旁边。 皮亚特尼茨基停住脚步，凝视着远处的小城，缓缓说道：“那里有我的事业，那里有我的追求，我不愿意离开同志们……” 阿尔布拉莫夫不解地道：“皮亚特尼茨基同志，没人会强迫你离开工作岗位的，你还是我们的领导。” 廖雯初也说：“是啊，你是优秀的领导人，我们信任你。” 皮亚特尼茨基默默地说：“干我们这行工作确实很辛苦，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他转过话题，说：“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系统在中国的组织尽管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苏军总参情报部仍以各种方式向中国派遣大量的情报人员。我建议，今后我们可以和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别尔津多多合作，开创一个工作的新局面。” 廖雯初说：“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重点也应逐渐东移，将目标定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东北——‘满洲国’。” 皮亚特尼茨基点点头：“我已经布置了这方面的工作，通过红军参谋本部第二局和红军参谋本部远东情报系统沟通。” 阿尔布拉莫夫说道：“别尔津同志已经多次来电话，要求和您谈谈远东方面的工作，您看是不是答复他一下？” 皮亚特尼茨基摇了摇头：“不用了，以后会有新同志和他谈的。” 廖雯初吃惊地问：“皮亚特尼茨基同志，你要调动工作么，什么时候？” 皮亚特尼茨基弯腰扬起一片雪雾，然后拍了拍手：“我早晚会离开这里的，希望你们能好好工作。记住，任何时候都不要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念。” 说完，皮亚特尼茨基踩着积雪大步向前走去。 不久，共产国际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优秀的共产党员 、卓越的情报专家，在苏联那场举世罕见的大清洗中被秘密处决。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国际情报工作的一大损失。第2节 苏子元：关内关外生死行 1935年夏，黑龙江。 夜，黑沉沉的，四周静悄悄。 黑龙江的江面波涛滚滚，在夜色中翻着黑色的浪花。突然，从苏联国境线一侧的航道上传来一阵“哗啦”“哗啦”的划水声，一艘橡皮艇无息无声地划了过来。橡皮艇很快划到岸边，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中国人敏捷地跳到岸上。 “哧——”他迅速将橡皮艇放气，埋藏在岸边的芦苇丛中。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向远处走去。 走了几十米，眼前出现一条十几米宽的河沟。那人毫不犹豫地趟水下沟，一步步踩着沟底行走。水慢慢没过了他的头顶。他深吸一口气，游向对面，爬上了陆地。 远处传来一阵狗叫声和脚步声。他立刻掏出一把烟末散在地上，然后，猫腰躲进了草丛中。 几分钟后，几名关东军国境守备队的士兵牵着军犬走了过来。由于烟草的作用，军犬没有嗅到什么，守备队士兵便向远处走去。 青年人等四周沉寂之后，拧干衣服上的水，沿着公路继续赶路。经过一处无人看守的瓜棚，他坐下来，躺在草堆上，休息一下。 他叫苏子元，1904年出生于辽东半岛。1922年入沈阳贫儿学校工作。1925年8月在沈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中共哈尔滨特支改建地方委员会，苏子元被选为宣传干事，次年受中共哈尔滨地委书记吴丽石的委派，到苏联海参崴学习。回国后，开始从事军事情报侦察工作。1930年，苏子元再次赴苏，进入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苏联远东军区特别红旗军第四科（情报）工作，任上尉情报员。1931年夏潜回国内，先后在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等地建立情报站，对日本关东军进行战术侦察。 由于最近一段时间，接连发生苏军运给情报站的发报机被日伪特务机关查扣的事件，苏子元决定亲自过江，到情报站就地组装发报机。 一阵锣鼓和鞭炮声将沉睡着的苏子元惊醒，他从草堆上翻身坐起，将头探出草棚外张望。只见一队娶亲的队伍，正吹吹打打地走过来。苏子元灵机一动，钻出草棚，混入娶亲的队伍中，顺利穿过了几处守备队的国境哨卡。等娶亲队伍出了国境戒备区，苏子元便悄悄脱离队伍，沿路旁的路标牌赶奔火车站，在那里等候另一位情报员周云庭的到来。 等周云庭来到车站，两人上车到了北安。在北安一家小客店住了一夜，第二天匆匆赶回哈尔滨。 苏子元先将周云庭安置在道里中国街的秘密联络点“乐天照相馆”中住下，这才返回家中。他的妻子朱绍华同样是苏军情报员。一见丈夫回来，就告诉他，情报员纵树奇来信了，让他到白城子情报员周太那里去一趟。 苏子元立即来到了白城子。周太在城郊农村租用了三间民房，几亩菜地。当时几个人正在修建暖窖，翻耕土地。苏子元和他们一起干了起来。 暖窖，是当时苏子元等人研究出来的一种秘密发报间。由于有植物种植，电波的声音极易被掩盖。另外，暖窖空间大，回旋余地也大，很快就能藏好发报机，也不易引起特务的注意。 齐齐哈尔的纵树奇也是利用这种方法隐蔽发报的。 几天后，暖窖完工。苏子元准备回哈尔滨。周太特意打了一壶高粱酒，切了一斤牛肉为他饯行。 席间，苏子元突然发问：“老周，听说你加入家礼教，家礼教那套都是唬人的东西。你还真信呀！” 周太嘿嘿一笑。“家礼教在东北势力很广，只要加入此教，不管走到哪里，摆出家礼教的礼仪、用语，到处是讲义气的朋友，可以逢凶化吉。为了对付军警、暗探流氓找麻烦，我劝你也要学几种仪式和必要的用语。” 苏子元觉得他说的有理，便向他学了几套家礼教的仪式和用语。 这时，信差送来了朱绍华的信。信中说，伪满洲国“康德皇帝”正在哈尔滨巡幸，叫他不要回来。 苏子元明白，此等时刻，哈尔滨的大街小巷一定布满了警察、暗探。但他惦念着朱绍华的安危，最终还是买了些西瓜和两只活雁回到了哈尔滨。 朱绍华见到苏子元大吃一惊，忙问：“你没有接到我的信吗？” “接到了，我知道你有危险，才急忙赶回来。”苏子元沉着地说：“别怕，你把西服找出来，再买点酒菜，咱们好好过一个中秋节。” 苏子元刮好脸，穿好衣服，稳稳地坐在厅堂里。朱绍华告诉他：“这几天，总有人来检查、盘问，领头的是一个警察巡长，听说他弟弟在日本特务机关当翻译，凶得很。” 苏子元用手指指桌子：“绍华，管他什么巡长不巡长的，你去做饭吧!” 朱绍华进厨房做饭去了，苏子元闲来无事，便按周太教的家礼教规矩，将桌上的一个茶壶和四个茶杯按暗号摆了起来。这时，忽听院门一响，有人闯了进来。 朱绍华急忙从厨房迎了出去。不一会儿，她引着一名警察进入厅堂。朱绍华介绍说：“这是张巡长。”又一指苏子元，“这是我丈夫。” 苏子元说：“欢迎光临，请坐。” 张巡长并没有坐下，而是愣愣看着桌上的茶杯。然后，拿起一只茶杯开口说道：“黑龙生于江水间，子孙靠谁度晚年？” 苏子元暗喜，也拿起一只茶杯。“白龙一心要复仇，鞑子为何泪涟涟？” “噢，这么说先生是家礼教的人，失敬，失敬。”张巡长又急忙对朱绍华说：“大嫂，对不起，近日时有冒犯，还望见谅。” 朱绍华不知张巡长为何态度来个大转变，只好附合地说：“哪里话，没事，没事。” 苏子元拉住张巡长的手说：“既然是自家人，也就别客气了。来，在这里喝几杯。” 苏子元和张巡长喝酒聊天，好不亲热。 苏子元对张巡长讲叙自己的历史，说他是旧东北军的军官，现在作买卖，经常去外地不在家，请巡长多多照顾。张巡长满口答应，并把家庭地址留下，约苏子元去拜访他。当天，苏子元便托照相馆的朋友买了十几元的礼品，由照相馆的学徒送到巡长家。从那天起，再也没有警察、暗探找他们家的麻烦，门外的岗哨也不见了。 不久，周云庭赶来，在苏子元家的厨房中将发报机零件启出来。组装了一台发报机。苏子元将它装在一个柳条箱里，藏在卧室的床下。 这时，苏子元开始考虑如何将电台运到白城子周太那里。突然，他想起，从齐齐哈尔到哈尔滨时曾在昂昂溪见过王钧。王钧是机务段长。在列车上有专用车厢，何不找他帮忙。苏子元屈指一算，正好八月十六王钧的那趟车将从哈尔滨开往满洲里。于是，苏子元提着柳条箱，雇车到车站，找到了王钧，将柳条箱放入他的专用车厢。然后，自己买票坐在普通车厢内。到了昂昂溪后，苏子元提着柳条箱，转乘洮昂路列车到达白城子。 哈巴罗夫斯克很快派出一名报务员，白城子电台开始工作。 安顿好白城子的工作后，苏子元立刻潜往齐齐哈尔，来到了情报员纵树奇的住处。 纵树奇，苏联海参崴列宁学校电讯班学员。1932年3月奉命潜入齐齐哈尔，作为机动情报员。同年夏天，由于日本特务机关进驻齐齐哈尔，几处联络点被破坏，纵树奇便肩负起齐齐哈尔情报站情报员的使命。他机警地在回民居住区租了一所四合房，作为电台的工作地点，由于是居民区，所以长期没有被日本特务发现。 在一间干净的小屋里，苏子元见到了纵树奇。两位老战友见面，异常亲热。 纵树奇给他倒了一碗水。“老伙计，前一阵子日本宪兵、特务大搜捕，我还真为你捏了一把汗。周太那边的工作进展怎么样？” 苏子元喝了一口有些发烫的开水，“进展还算顺利。不过，那个情报员似乎有些问题。” “你是说那个叫张郎的发报员吗？”纵树奇似乎有些吃惊，他弄不明白苏军情报科派出的人会有什么问题。 苏子元仰头靠在椅背上，掏出一支香烟点燃吸了一口，慢慢地说：“此人坐卧不安，性情急躁，不易干发报员的工作。况且，他这个人很馋，吃惯了奶油、面包、红肠，对高粱米、大碴子竟无法下咽。常常夜里遛出去买吃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 “老周不会劝劝他吗？”纵树奇问道。 “老周？”苏子元吸了一口烟，“老周这个人憨厚、老实，恐怕管不住他！” 纵树奇想了想，“我们应该将这里的情况直接向伯力军区情报科长瓦林少将报告。” “张郎是他派来的，你说他会相信我们的话么？”苏子元道出了心中的忧虑。 “这——”纵树奇陷入沉思，过了一会儿，他问，“子元，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做好准备，以防万一！”苏子元郑重说道。 10月，苏子元返回哈尔滨。从张巡长处得知，哈尔滨特务机关加大了对苏联谍报人员的侦察力度，连续破获了几处苏军的情报点。 苏子元知道，所谓“苏军情报点”只不过是外围成员，由于没有横的联系，暂时还不会出事。此次回来，自己肩上还负有重要使命。临行前，四科科长瓦林再三强调，西线情报站必须调整，否则工作就会陷入一片混乱。 苏子元向各级情报员传达了伯力的最新指示： 1、取消齐齐哈尔龙江医院情报点，负责人及成员另行安排工作。 2、撤销嫩江工作点，调其成员到齐齐哈尔作国境交通工作。 3、撤销昂昂溪、博克国工作点，其成员派往伯力受训。 4、洮南工作点无成绩，成员遣散回乡。 5、齐齐哈尔暂留赵石羽一人，其他人停止工作，以待后命。 6、纵树奇留在齐齐哈尔工作，在行动中受伤的朱国钧秘密送往伯力养伤。 经过调整后的情报组织更加精悍。苏子元把情报组织的主要任务归纳为两条：一、加强搜集日伪的军事情报；二、选荐新的同志赴苏联接受培训，使其成为新的国际情报战士。 哈尔滨、齐齐哈尔、白城子成了苏子元情报组织的三个核心。 安顿完了哈尔滨、白城子的工作后，苏子元决定再赴齐齐哈尔，重新启用赵石羽。 这一天，苏子元来到了齐市电站大院，找到了情报组织成员赵石羽。两人已有半年没见，一见面自是格外亲热。赵石羽让老婆炒了几个菜，打上一壶酒，两人在屋内边喝边聊。 苏子元问道：“最近日伪方面有何动静？” 赵石羽说道：“哈尔滨特务机关组织了一个特殊情报班，专门截听各种无线电通讯。”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继续说，“人可以伪装，可以不暴露纸面证据，但无线电报问题不好解决，日本的户登科研所已制造出截听器材，不少特务都掌握了窃听和收录技术，甚至可以发现电波发出地点。如何在技术上隐藏，是当前我们组织至关重要的问题。” 苏子元听了，暗自佩服赵石羽的周密细致，问道：“有什么办法避免被敌人窃听呢？” 赵石羽说：“我们是被动的一方，被追踪的一方，只能经常改变波长和工作时间，让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规律。” 苏子元听罢赞许地点了点头。当天晚上他便向伯力汇报了这一情况，请求定期改变波长和工作时间。由于苏子元做好了准备，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了齐齐哈尔电台与伯力的畅通。 不久，伯力方面发来电报称，按苏军的情报判断，日本军队在满洲站稳脚跟后，可能要占领内蒙，然后进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进攻苏联远东边疆及伊尔库茨克以西的西伯利亚地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大满蒙政策蓄谋已久的军事图谋，希望苏子元情报组摸清这一图谋的详细计划。 这个任务自然又落到了赵石羽的身上。因为在情报小组的成员中，只有他才能接触日伪高级别的情报。通过一系列的明察暗访，赵石羽很快掌握了日军的动向，及时通过电台发往伯力情报四科，苏联远东军根据他的情报做了军事上的调整，使远东地区解除了后顾之忧。 就在齐齐哈尔的情报工作顺利开展的时候，白城子情报站却出了重大事故。 10月下旬的一天，馋瘾又犯的发报员张郎偷偷从周太的暖窖溜了出来，来到了镇头的杂货铺。此刻是深夜11时，张郎顾不上许多，拼命地砸门。 满脸睡意的杂货铺老板，尽管很不高兴张郎深夜打搅，但看在老主顾的面子上，还是卖给他半斤熟牛肉和一瓶“白城烧锅” 。 当张郎拎着酒瓶，揣着牛肉，兴冲冲地往周太的住处走的时候。一个戴礼帽骑自行车的人从后面过来，停在他旁边。 那人问：“老哥，大王屯怎么走？” 张郎看了他一眼，说了声“不知道”便又匆匆向前走去。那人推车尾随几步，“老哥，急什么。你的酒好香啊，是什么酒？” 这一下张郎来了精神。“好酒，‘白城烧锅’，足足有65度，喝上绝对过瘾！” “老哥好像是外乡人吧？”那人问道。 “我，我在白城子好几年了——”张郎觉得那人有些不对头，吱唔了一阵，便匆匆走开。 回到暖窖，张郎怕周太分享他的夜宵，便独自一人大吃大喝起来。 第二天凌晨，周太发现有几个陌生人在他的院子前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几个伪满警察闯了进来，在周太的房子里一道乱翻。 吵闹声惊动了躲在暖窖里的张郎，他打开门一看，见有许多警察在周太的屋里乱翻，吓出了一身冷汗，酒也立刻醒了。此刻，他竟不顾周太的安危和电台的安全，从暖窖的气窗中逃了出去。几分钟后那几个警察闯了进来，陪同进来的周太一眼就发现了白菜堆中的电台，幸好警察没有注意。周太机警地将几棵白菜推到电台上，掩盖起来。 大概警察觉得暖窖没什么可搜的，看了看便都涌了出去。周太长出一口气，这才发现，张郎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 张郎的不辞而别，令周太大吃一惊。他火速赶到哈尔滨向苏子元报告了此事。两人研究后，立即向伯力军区情报科发去急电。不久，伯力命令：结束白城子情报站，将电台交齐齐哈尔电台接收。苏子元立刻装上白城子的那部电台，乘王钧的列车赶到齐齐哈尔，把电台交给了纵树奇。面对老战友，苏子元关切地说：“白城子情报点出事了，这回就全靠你了。可能年底我也要返回伯力。” 纵树奇接过皮箱说道：“我明白我的任务！” 苏子元返回哈尔滨后，发现这几天风声很紧，警察、宪兵加紧盘问行人，囚车、警车整夜在大街小巷奔驰，搞得人心惶惶。 苏子元来到道里中国街上的乐天照相馆，找周云庭商议对策。 苏子元问：“最近有几处联络点都被破坏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 周云庭答道：“我们在呼兰的一个联络点被呼兰宪兵分队查获，那个叫高成的人叛变了。所以他知道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 苏子元吃惊地问：“他知不知道照相馆这个联络点？这可是我们的重要地点。” “他当然不知道，”周元庭说，“要不我们会这样轻松地谈话。放心吧，希比里切夫同志。” 苏子元严肃地说：“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在这里决不能提到我们的俄国名字。” 周云庭笑了笑，把手一举，敬礼道：“是，我的苏先生。”说完自己又笑了起来。 苏子元望着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12月，东北的天气骤然降临，寒冷异常。这时，伯力情报四科发来指示，让苏子元立即返回伯力汇报工作。同时，让他的妻子朱绍华也随后由西线赶赴伯力。 伯力，加宁街102号，是苏子元最熟悉的地方。这里是苏联远东军区情报部第四科的办公地点，苏子元曾以希比里切夫的名字在这里工作了近二年。而他的妻子也曾以涅依德娃少尉的名义在这里工作。 春节过后，苏子元和朱绍华在新建的下级军官宿舍中团圆了。 不久，周云庭也赶回来汇报工作。周云庭是1925年的中国共青团团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转到炮兵学校学习军事。后来分配到远东军区第四科工作，曾是朱绍华在赤塔学校学习时的老师，上尉军衔。 周云庭给他们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哈尔滨的情报网被破坏了，齐齐哈尔情报站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闻听此讯，苏子元的心一沉，纵树奇出事了。他有些不敢想下去。 然而，机智勇敢的纵树奇，在日伪加大对苏军情报人员搜捕的时候，丝毫没有慌张。而是沉着冷静地销毁了所有文件，秘密转移了电台，使苏军东北最重要的情报点安全隐蔽下来。 5月末，纵树奇安全返回苏联伯力。 6月，苏联政府为表彰纵树奇的功绩，授予他红旗奖章。授奖仪式在情报科的四楼举行，苏子元、朱绍华、周云庭身穿笔挺的军服参加了仪式。仪式后举行了小型的酒会，情报科的正副科长及大部分中国同志都参加了。 7月，情报科长瓦林少将召苏子元去他的宿舍谈话，除瓦林外，还有一位莫斯科总参情报局的将军。 这是位少将，很神秘，只听瓦林叫他瓦西里将军，此人长得高大魁梧，不苟言笑， 瓦西里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总参情报局长乌里茨基将军下达命令，远东军区情报科立即派遣中国同志前往中国华北工作，建立以北平为主心，辐射华北、内蒙、东北南部等地的情报网。主要了解华北国民党军及日本驻军的动态。” 瓦林少将在一旁说道：“经研究决定，我们决定由你来完成这个任务。” 苏子元似乎早有精神准备，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临行前，瓦西里将军握住苏子元的手低声说道：“希比里切夫同志，好好干吧。这是一项光荣的任务，是经过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批准的，我预祝你成功。”两人进行了俄罗斯式的拥抱，友好地互相拍了拍后背。 苏子元接受任务后，立刻与瓦林开始了秘密协商。 苏子元与瓦林少将相识很久，他知道，瓦林是位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十七岁就参加了革命，作战十分英勇，他的大拇指就是在一次战斗中被白匪军砍掉的。 傍晚，瓦林和苏子元来到黑龙江江边，登上了观察哨的了望塔。对岸中国境内漆黑一片，只有日军观察哨内闪着微弱的灯光。 瓦林少将望着对岸，忽然问道：“希比里切夫同志，你说派遣哪些人去北平好呢？” 苏子元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可以派伊万诺夫（周云庭）同志去北平，他曾在北平学习过，以后由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对北平及华北的环境有所了解，并且为北平地下组织装配过电报机件，有经验。另一个人选便是达贝罗夫（孙乐天）同志，他曾在北平居住过，又是经营小本商业的内行，是个可靠的人选。” 瓦林少将微笑着说：“你不说，我也想派他们跟你一起去。你们毕竟配合得不错嘛！” 苏子元也笑了，“瓦林同志，我们也配合得不错嘛，希望我们能长期地合作下去。” 哪知瓦林少将听了他的话，苦笑了一下，“希比里切夫，恐怕我们合作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您是要调动工作吗？”苏了元问道。 “不，”瓦林少将摇了摇头，抚着栏杆眺望对岸，“日本关东军对我们仍有野心，远东的形势一刻不能放松。这个时候，我是多么想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啊！” “瓦林同志，没人会剥夺你工作的权利，”苏子元安慰道，“我们尽可能地干下去！” “我恐怕真的没有这个权利了，”瓦林拍了拍苏子元的肩，“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你都要相信组织,相信党……” 瓦林的话，苏子元有些丈二摸不着头脑。但隐约间可以感到有一种不祥之兆。 然而令苏子元万没想到的是，这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谈话。 不久，孙乐天从海参崴列宁学校调到伯力，和苏子元、周云庭组成情报小组。他们先化装成归国华侨，从海参崴乘苏联客轮“北方”号，赴上海转北平。到北平后，住在前门外中华客栈。苏子元用王义之的化名，以东北难民的身份开始了北平的生活。很快，他们分别开始调查北平的一般情况。孙乐天特别注意照相馆，周云庭注意无线电材料商店。孙乐天偶然发现了师傅谭连成开办的“天成照相馆”，就搬到了照相馆居住。苏子元也从旅馆搬到公寓。以后，通过天成照相馆的关系，又为周云庭租了单独小院的民房，开始了装配发报机的工作。 一天中午，苏子元回到公寓，意外遇到郝克勇。郝是苏子元1925年在沈阳时的老朋友，朋友重逢分外高兴，郝介绍了很多老朋友在北平的近况。其中同乡于卓的情况令苏子元最感兴趣。于卓现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少将军衔，官居显赫。于卓的父母和弟弟居住在玉渊谭的一个独立的四合院，现空三间房，是个很好的工作地点。经郝克勇引见，于卓的父母很快答应了苏子元来居住。 在北平的工作开展很顺利。孙乐天利用天成照相馆，建立据点。周云庭的电台提前开始工作并与伯力建立了联系。苏子元则开始四处活动，侦察北平、天津一带的情况。 当时的华北波谲云诡，各种政治势力交织在一起，演出一幕幕闹剧。 进入4月以来，日军华北驻军不断在华北制造事端，企图挑起战火，发动战争。 29军军长宋哲元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北平与日方展开周旋。同时，29军副军长秦德纯就任北平市长，加强北平的防务。 苏子元根据多方面的侦察，加上自己的判断，向莫斯科总部发去了一封很短的电报：总部：鉴于中国华北的紧张局势，日本华北驻军有可能在6月到7月发动对中国军队的进攻。战争有可能进一步扩大…… 很快，苏子云收到了莫斯科总部的第一封电报，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嘉奖。4月末，苏子元收到命令，让他5月15日去上海与情报局特派员接头，还命令他速派工作人员到苏联训练。苏子元选了三人，由周云庭送到上海乘苏联客船秘密出国。5月，苏子元同周云庭按命令到上海，等了三天，也没接上头。又回北平发电报请示，回电说计划有变，情报局不派人来中国，让苏子元与周云庭于7月去苏联。 1937年6月，北平一带的形势更加紧张。城外的日军不断制造事端，大战一触即发。 此刻，苏子元认识了29军37师3旅旅长何基沣（中共秘密党员）。虽然苏子元不知道他的真正政治身份。但何基沣身上溢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时感染着他。由此判断，何基沣是个正直的爱国军人。同时，何基沣对苏子元的学识和对时局敏锐的判断力又深表钦佩。 6月5日，苏子元来到何基沣的旅部。何基沣一见到他便神秘地说：“苏先生，想不想赴一出‘鸿门宴’？” 苏子元有些摸不着头脑，便笑着说：“既然是宴会，一定有的吃，我愿意去！” 何基沣拍了拍苏子元：“有种。” 原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阴谋策划一出“鸿门宴”，迫使宋哲元及其手下的29军官兵屈服，从而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6月6日上午10时，日军驻宛平城部队中队长以上军官、29军军部驻北平部队团以上军官，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一次中日军官联欢会。苏子元换上了一身少校军装，以何基沣副官的名义出席了这次“鸿门宴”。 预定时间双方如约赴会。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29军军长宋哲元，北平市市长、29军副军长秦德纯，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37师3旅旅长何基沣，38师114旅旅长董升堂，26旅旅长李致远，114旅227团团长杨干三等。日方出席的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以及日军驻北平部队佐级军官。 联欢会开幕后，宋哲元首先讲话。然后松室孝良接着讲话，大意是说中日两国是同文同种的国家，应力求亲善和睦，不要兵戎相见。讲完话后，双方人员在一起合影，照像时，每个中国人身边一个日本人。 鉴于情报工作的原则，这种情况下，苏子元是不能照像的。于是他借口帮摄影师打灯光，避开了这次合影。 照像完后，宴会开始。酒菜都很丰盛，中日两方军官分主、客位坐下，每个桌子上都有四五位中方军官，三四位日方军官坐陪。 正酒酣之际，日方顾问松岛突然起立，说只喝酒没意思，可否让他跳一段日本舞蹈，众人正在惊异间，松岛已在场中间舞蹈起来。过了一会，松岛开始舞刀，中方军官顿觉气氛不对，十分气愤。副军长秦德纯小声对董升堂说：“看来情况非常紧张，一触即发。我们决不能输这口气。你武功不错，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升堂心里早就憋着把火，当即答道：“先打拳，后耍刀，让这些日本人看看，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言毕即跳到地中央打了一套八卦拳，董打得变幻莫测，虎虎生风，日方军官见了不禁目瞪口呆。董打完拳，李致远也上场打了几个武术套路。这时场上的气氛已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何基沣小声对苏子元说:“推我一下。”只见他站起身来抬腿向桌上迈去，苏子元顺势推了他一把。只见何基沣站在桌上，豪迈地唱道：“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董升堂、李致远随之拿出刀来，准备舞刀。 这时，日本军官把宋哲元、秦德纯高举起来,中国军官也把松室孝良、松岛樱井高举起来。日方所有军官都执刀在手，中方军官亦不甘示弱，也把刀拿出来，双方军官你瞪我，我瞪你，跃跃欲试。 松室孝良见捞不到便宜，就打圆场，说中日应该亲善，亚洲人都是兄弟。宋哲元也就不便说什么。接着双方继续坐下来吃饭，不一会，联欢会就散场了。 当天晚上，何基沣和手下的几名军官同苏子元一起喝酒庆祝，庆祝出了一口憋在心头已久的恶气。 深夜，军官们纷纷离去。何基沣仍然酒兴未消，他指着苏子元的少校领章说：“干脆，这身衣服你就别脱了，留在我这儿干吧！” 苏子元微笑着说：“何旅长，我有我的工作。咱们来日方长，总会有合作的机会的。” 何基沣摇了摇头，“对了，我忘记你是苏联华侨。在那个伟大的国家里，我相信你会生活得很好的。” 苏子元亲切地说：“何旅长，在那里我不只是安逸地生活，也和苏联人民一起为和平而战。” 何基沣注视着苏子元：“中日迟早会有一场大战。你说，苏联会支持我们吗？” “会的，苏联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苏子元坚定地说。 6月末，苏子元与周云庭准备离开北平去苏联，将北平工作交孙乐天负责，工作安排好后，苏子元、周云庭、粟佑文等人赶到了上海，登上了苏联的“北方”号客船。离启航还有两个小时的时候，与他们接头的沙赫夫又通知下船，不去苏联了。经向伯力联系后，伯力命令苏子元一人设法回苏联。几次反复，使苏子元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才知道，苏联开始肃反，莫斯科情报局和伯力军区情报科的正副科长全部被捕，情报工作陷入瘫痪。在国外的一切工作人员，分期调回苏联并遭逮捕。苏子元接到命令后，开始作回苏联的准备。 7月7日，日军进攻宛平城“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中旬，日军向华北增兵达10万人，对北平形成北、东、南三面包围态势。 这时，从上海去苏联的交通已经中断，从东北日本占领区进苏联的秘密交通，已被封锁，经外蒙从新疆去苏联需要很多经费，只能通过关系以合法方式去苏联。当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任命李杜为东北义勇军总指挥，计划经苏联远东回东北。为了协助李杜来东北，国民党外交部派阎宝航任中国驻伯力领事馆领事。苏子元通过“东北救亡总会”的关系，由阎宝航介绍，作为李杜随员，随李杜去苏联。 7月26日，日军向廊坊、杨村、广安门、宛平城展开猛烈进攻。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守。29军被迫将主力撤至静海、永清、固安、涿县之线以南。 8月，周云庭、粟佑文、徐寿轩随马占山去了内蒙，苏子元化名袁一远，由李杜的工作人员办理护照，几经辗转，登上由法国巴黎直达苏联明斯克的国际列车。 1938年元旦，历尽坎坷的苏子元终于回了莫斯科，住进了“新莫斯科旅馆”。然而，等待他的却是内务部长叶若夫签署的“逮捕令”。 从此，苏子元中断了他的国际情报工作。 苏子元于1938年1月29日被苏联内务部逮捕。1939年6月11日，苏子元以“间谍罪”被远东军区司令部军事法庭判处十五年徒刑。1952年9月4日，苏子元刑期结束，被流放到北叶尼塞流放区。1955年9月29日，驻苏中国使馆答复了苏子元的申诉信，同意回国。1956年3月，苏子元偕妻子朱绍华回到祖国，由中组部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1994年7月2日，苏子元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赵石羽于1933年底，由齐齐哈尔经哈尔滨、扎兰诺尔再由国际交通送到苏联。不久赵石羽到伯力炮校学习，插班二年级，学了一年。接着到基辅坦克机械化学校学了两年。后被派往新疆帮助盛世才组建机械化部队。第3节 张永兴：甘洒热血祭春秋 ★ 秘密情报组 1933年10日，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 伯力的秋天，风和日丽，山林尽染，满眼望去五彩斑谰，真是一个美丽的金秋。 突然，在通古斯卡河畔的树林里，窜出一位穿苏军制服的中国青年，只见他拼命地奔跑，不时还回头张望。这时，两名苏联军人从草丛中跃起，拦住他的去路。青年急忙往旁边一闪，顺势跑开，一名苏军士兵扑上来，两人厮打在一起。 “砰！”苏军士兵被击倒在地，青年猫腰钻进了树林。两名苏军士兵气急败坏，端着步枪要射击。忽然，从树林中走出一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用手势阻止了他们。然后，他对树林里大声喊道：“波波夫，快出来吧，考核结束了。” 片刻，那名年轻人从树林走出来，微笑着用俄语说：“瓦林同志，我的考核成绩如何？” 瓦林竖起大拇指：“很好，可以打满分。” 两名士兵站在一旁有些摸不着头脑，其中一个问：“将军同志，这个人不是逃兵？” 瓦林看了他一眼：“下士，你的责任是巡逻，其他的事就不必管了。” 两个士兵立刻敬礼，向远处走去。 原来，这是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搞的一次业务考核。受训者，是来自中国的张永兴同志。目前他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派，正在情报部受训，准备以后从事国际情报工作。来到苏联近二个月，他接受了各种特殊训练，代号“波波夫”，很快成了一名优秀的情报战士。 瓦林是情报部的部长，他足智多谋，思维敏捷，特别喜欢中国同志。为培养一大批优秀的国际情报战士，呕心沥血，尽责尽职，直至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波波夫，二个月下来，不仅熟悉了专业知识，俄语对话也有长进。”瓦林夸奖道。 “瓦林同志，下一步我该学习什么？”张永兴急不可待地问道。 “当然是无线电技术了，”瓦林说道，“作为情报人员，这是必须掌握的技能。” 张永兴点头，“明白，无线电技术就是情报人员的武器，我愿意认真学习这门技术！” 伯力是个山城，江边有个公园。斯大林大街是最热闹的地方。在伯力有中国领事馆，还有伪满洲国领事馆。情报部要求中国同志一般尽量不要上街，不要随便和不熟悉的人接触。张永兴非常遵守纪律，一直躲在房间内苦练发报技术。 1934年3月，伯力春寒料峭。 张永兴身穿一件军大衣，来到伯力加宁街头102号情报部办公楼。他来到四楼瓦林的宿舍门口，轻轻喊了一声：“报告！” “进来吧！”里面传来了瓦林粗粗的嗓音。 张永兴推门进来，见瓦林正在削土豆皮，不禁问道：“瓦林同志，你在准备午饭吗？军官食堂难道不开饭了吗？” 瓦林示意他坐下，然后微笑着说：“食堂的伙食太难吃了，不如我自己煮几个土豆，蘸点盐，吃着痛快！” 张永兴坐下来，说道：“想吃中国菜吗？” 瓦林高兴地说：“当然。”他举着土豆，“难道你们也吃这个？” “当然！”张永兴站了起来，接过土豆走进瓦林的小方厅，打开电炉子，上锅下料，叮叮当当的，半小时后，一锅土豆、萝卜、牛肉（罐头）烩菜端了上来。 瓦林闻了闻，“噢，真香呀！” 张永兴一边盛菜，一边说：“要是加上中国的桂皮、花椒、料酒，就更好吃了。” “很好，这已经很好了。”瓦林一边吃一边说。 两人边吃边转入正题。 瓦林用勺子舀着盆里的土豆说道：“波波夫，你已掌握了情报人员该掌握的知识，现在应该战斗。快，回到你的祖国去吧！” 张永兴吃着面包说：“我等得这一天很久了。” 瓦林放下勺子，严肃地说：“下个月，你回到满洲，主要负责在齐齐哈尔建立情报站。你的情报站归我直接领导，不要同当地任何组织发生联系。记住，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搜集日本军队在齐齐哈尔地区的分布、调动及有关军事情报。要注意安全，保护自己！” 张永兴凝神细听，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瓦林说完之后，张永兴急忙表示一定完成任务。最后，两人都站了起来紧紧地握了握手。 张永兴好像想起了什么，他问道：“我有个胞弟叫张庆国，可否让他到苏联受训？” “可以，我相信你，你尽管把他送来吧！”瓦林爽快地答应了张永兴的请求。 瓦林送张永兴到楼外。这时，天空飘下着清雪。张永兴将军大衣领竖起，“请回吧，瓦林同志，我们后会有期。” 瓦林再一次和张永兴握手，并小声地说道：“谢谢你的午饭，你回来的时候，我们再吃一顿美妙的午餐。” 张永兴用力和他握了握手，从瓦林的身上他感到了一种温暖的同志情谊。 4月5日，张永兴乘苏联客轮到天津，然后换乘火车去北平，安置好了家庭后，即出关奔赴北满战场。 张永兴来到了齐齐哈尔，首先住在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度室谭继恕的家里。 谭家独门独院，加之又是伪职员，很少有军警宪特纠缠。 张永兴在谭家躲了两天没出屋。第三天，谭继恕兴冲冲地拎着一个纸包走进来，开口说道：“永兴，都搞到了。看，居住证、良民证。” 张永兴望着带有自己照片的证件，惊奇地说：“老谭，你真有办法，这么快就搞到了。” 谭继恕将油纸包放到桌上打开，里面分别包着猪头肉、花生米。他又从墙角拿出一瓶烧酒倒了两碗摆在桌上，一伸手：“永兴，你在这儿憋了两天，难得痛快，咱们喝两口！” 张永兴端起酒碗：“那好，我借花献佛，敬你一碗，来，干了！” 两个东北汉子豪爽地碰了一下碗，一饮而尽。 张永兴吃着花生米问道：“老谭，你怎么这么有神通，一下子就把两证搞全了？” 谭继恕吃着猪头肉说道：“我的能力有限，是我的一个朋友帮得忙。他叫赵云溪，在龙江县公署工作，自然跟这里的官员熟悉，所以才很快拿下了两证。” 张永兴端起酒碗沉吟片刻，问道：“此人思想倾向如何，能否为我所用？” 谭继恕点点头：“别看他在衙门做事，为人很正直，有民族感。背后也骂日本人。” “算他一个。”张永兴喝了一口酒，接着问：“还有可靠的人选吗？” “有哇！”谭继恕说道：“跑咱们这条线的火车司机魏世芳就不错。为人仗义、豪爽，敢做敢当，是我的好兄弟！” “好，说干就干！”张永兴此刻两眼放光。 8月，张永兴的情报组织已发展了三十多人，其中骨干有：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度室的谭继恕、司机魏世芳、龙江县公署职员赵云溪、 《民生晚报》记者乔两忱、养鸡场业主金万山、陈国华、日军仓库工人李景春、兰岳宣。另外他还派吴奎群在瑗珲三道沟开了一个杂货铺，作为掩护情报员过江的交通点。而苏军远东军区情报部四科也在江对面设了一个联络点，专门接收送来的情报。为了安全起见，张永兴启用了在安东一起从事工运的骨干分子许志岚、陈福绪、蔡秀林从事情报交通工作。 一切布置就绪后，张永兴马不停蹄地开始穿梭在各联络点之间。 一日，他来到龙江县公署找到了赵云溪，两人来到小河边，假装垂钓，开始交换信息。 张永兴望着年轻有为的赵云溪感慨地说：“云溪，你还年轻，今后大有作为。” 赵云溪望着河面，长叹了一口气：“可恨，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呀！” 张永兴笑了笑：“也不尽然，报国有多种方法。只要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对得起祖国就行。” “张大哥，你说我能干些什么？”赵云溪问道。 “搜集情报，掌握日伪动态。” “可我无从下手哇。” “这很容易。你只要及时关注县长及参事官会议内容和‘取缔反满抗日分子’的材料，就可以从中更深地了解到龙江县内的满军情报，借此掌握日本在此地驻扎部队的数量。” 赵云溪听罢恍然大悟：“噢，原来我们县公署这点事还是很重要的！” 张永兴说道：“记住，我们是搞情报工作的，是为抗日力量服务的。任何时候都要沉着冷静，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情报。” “那好，明天我把文书手里的文件、档案带回来一批，你看看有没有用。”赵云溪来了精神。 “不行，这样大批量的拿材料会引起敌人的注意。记住，一定要不露痕迹地动这些材料。” 赵云溪连连点头：“明白，明白。” 当晚，张永兴回到住处时，谭继恕便赶了回来。他一进门就说：“鬼子刚刚发了两个军列，一列开往海拉尔、一列开往北安。” 张永兴拿出了纸笔：“这两个军列都装些什么？” 谭继恕想了想说：“开往海拉尔那列，装得都是带铁轮子的大炮，大约有一百多门吧！” “肯定是92步兵山炮。一百门，足够武装一个师用的。”张永兴飞速地记录着。 “开往北安那列，装得都是粮食，大约有100多吨吧。”谭继恕坐下来端起茶缸喝了几口水。 张永兴记录完后，高兴地说：“老谭，你提供的情报非常有价值。这样，我把大家近期搜集的情报一同送到三道沟去。明天，给我安排车次，越快越好。” “没问题！”谭继恕满有把握地说。 第二天，随着汽笛长鸣，一列开往嫩江的货车驶出了齐齐哈尔车站。 在火车头驾驶室内，张永兴一身工人打扮正和司机魏世芳谈笑风生。 魏世芳一边观看前面的路基，一边对张永兴说：“老张，我这车头里，又热又脏，能行吗？” 张永兴笑着说：“魏师傅，我看这很好。坐车不花钱，还能看风景，多带劲儿！” 魏世芳嘿嘿一笑：“想不到，张先生还很能吃苦。您以前是干什么的？” 张永兴说道：“我在安东办了一个平民学校，专门招收贫困人家的子弟，教他们学文化。” 魏世芳问道：“民国二十年，安东四十多家工厂大罢工，你赶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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