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追到洞口，占领了外面的“亮洞”，村民们就往“黑洞”里面躲。 “梨洞”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溶洞。洞外有一些野生的梨树，洞口附近宽敞高大、光线也比较好，所以被称为“亮洞”；在“亮洞”的底部有个小洞口，再往里走，溶洞就变得狭窄潮湿、曲折幽长，伸手不见五指，因此被称为“黑洞”。 “梨洞”是水族人传统的避难所，村民们对“黑洞”的环境很熟悉，可日本人却对黑漆漆的溶洞十分害怕。几个鬼子在洞口边上探头探脑、有点拿不定主意，这时候，潘秀辉从里面给了他们一炮。 溶洞的外面看不清里面，而里面的人看外面却很容易。潘秀辉把“青冈炮”架在黑洞里，处于“亮洞”位置的鬼子根本就看不见。敌人正准备钻进小洞口，“轰隆”一声、土炮响了，铁砂子把小鬼子掀翻在地，爆炸发出的巨响震得洞里的钟乳石“噼里啪啦”往下掉，日本人以为洞子要塌了，吓得连“亮洞”也不敢呆，拖着被打死和打伤的同伙、连滚带爬的逃到外面去了。 潘发和潘晓没能进入“梨洞”。 他俩为了掩护村民，被鬼子阻断了进洞的退路，只好躲在田埂边的荆棘丛中。在贵州，有很多野生植物是终年常绿的，大一点的灌木丛，埋伏几个人不成问题。 隐蔽的位置很安全，不会被敌人发现。可两个人看见鬼子进了山上的洞口，又听见洞子里传出土炮的声音，难免有些担心，于是就离开了藏身之所，向山坡上摸去。 潘晓穿着一件长袍式样的棉衣，爬来爬去的很不方便，潘发说：“你把棉衣脱了嘛”，潘晓就把袍子脱下、搭在肩头。 这时候，洞子里走出了一伙日本兵，前面的三个人还挑着腊肉，这大概是村民们放在“亮洞”里的食物，被鬼子们抢来了。 潘晓问：“发，整不整？”潘发说：“整！”于是就开枪。 两声枪响，有个鬼子倒下去，不知是被打死了还是打伤了。其他鬼子纷纷向潘发和潘晓藏身的大石头射击，两个小伙赶紧溜下山坡、跳过山涧，钻到树林子里去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敌人，潘发问潘晓：“你被打中了没有？” 潘晓说：“好像打中了，又好像没有打中。” 全身上下检查一遍，发现搭在肩头的棉袄被打穿了一个洞，两人都说：“好玄呀，好玄。” 在树林里又遇见了两个人，潘命和潘让。他俩也是由于退路被阻断而躲在这里的。 潘让扛着一杆三八大盖，这本来是潘秀辉的武器，因为子弹打光了，就叫潘让帮忙拿着。这虽然只是个做样子的东西，但潘让还是觉得扛在自己肩上十分神气。 潘发总队长白了他一眼，说：“把枪交给潘命，你连猎叉都不敢用，扛大枪做什么？”他还记得潘让在鸡贾河边的窝囊表现，对这小子的胆量很是瞧不起。 潘让只好把手里的新式洋枪递给潘命，委屈得差点哭起来。 天色渐渐暗了，石板寨里传出了杀猪宰牛的声音，鬼子们正在洗劫百姓的粮食和牲畜，肆无忌惮地毁坏着村庄。 日军把兵力分成了两个部分，大队人马在寨子的民房里住宿，小部分人在山坡上扎营、担任警戒。 入夜以后，喧闹的山村变得死一般的寂静，鬼子走了一天的山路、又打了几个小时的攻坚战，终于疲倦了、也消停了。可是，潘发却睡不着，他想到山坡上侦察一下，看看能不能与溶洞里的乡亲们取得联系。 这时，树林里有四个人，还有三杆洋枪和七颗子弹。潘发决定由潘晓负责掩护，他自己带着潘命摸上山坡。至于潘让，就让他在原地休息好了，“又不会打枪、胆子又小，带你出去有什么用？” 山坡上有两个鬼子在站岗，他们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梨洞”的方向。通往洞口的道路被盯得死死的，看来，想要溜进洞去是不大可能了。 山上点起了篝火。透过谷草燃起的光亮，可以看见十几个鬼子横七竖八地躺在谷草上睡觉。潘发和潘命轻手轻脚地摸了过去，发现鬼子兵精明得很，虽然睡着了，却把步枪的背带缠在手上、弹药包也枕在脖子的下面，俩人没有办法偷武器。 转了一圈，发现有棵树底下摆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估计装着什么军事装备，于是爬过去拎了起来。潘命在拎包的时候，看见树杈上还挂着一顶日本钢盔，顺手就扣到了自己的脑袋上。 两个人美滋滋地回到田坎，在石头后面担任掩护的潘晓接过帆布包，打开一看，搞不懂：“这是什么鬼？” 包里装着九副防毒面具，三个小伙都不认识这是啥玩意。 忙活了半天，尽弄来些没用的东西，潘发很不甘愿，决定再去摸一趟。 潘晓的任务还是望风，他十分诚恳地央求潘命：“兄弟、兄弟，记得帮我偷一顶钢盔回来啊。” “没问题！”潘命答应得挺痛快，好像鬼子的钢盔是专门给他预备的。 可是，这一回的运气就没有上次那么好了。 有个日本兵被冻醒了，“嗬哟、嗬哟”地叫着，一会儿搬谷草、一会儿拣木柴，来来回回地折腾那堆篝火，好不容易把火整大了，这小子却又支起一口锅，“咕嘟咕嘟”地煮起肉汤来。潘发和潘命只好远远地趴着，不敢动弹。 俩人正等得不耐烦。忽然，山下的石板寨里响起了枪声，这枪声惊动了山坡上的鬼子，他们顿时不睡觉了、纷纷爬了起来。负责监视的潘晓看见篝火旁边人影晃动，以为是潘发和潘命被敌人发现了，“叭勾——叭勾”就是几枪，打得鬼子乱成一团。 这一下，再想偷袭已经没机会了，潘发只好领着潘命跑了回来。 三个人把帆布口袋拖回树林，清点战果——弄回来一些没用的东西，却用掉了六颗子弹，有点得不偿失。 潘发一个劲地埋怨潘晓：“有事没事，打那么猛干什么？现在好了，三条枪只剩下一粒子弹，你看怎么搞？” 潘晓却有点不服气：“我打的才不算猛呢，山下的寨子里打得更猛……” 潘发也觉得纳闷：是谁在寨子里头打鬼子？ 三个人愣了一阵神，这才发现——潘让不见了！ 第三十五章 在石板寨里捣乱的人，是潘让。 先前，潘让被安排在树林里“休息”，队长给他安排的任务是“保管好三件棉袄和两把砍刀”，这让小伙子感到十分郁闷。 其实，潘让并不能埋怨伙伴们“不给面子”。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胆量比不上潘发、枪法比不上潘晓、腿脚灵活不如潘命，再加上鸡贾河边的窝囊表现，人家不带他出去玩也是正常的。可是，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一旦别人真的被别人抛下了，潘让的心里还是很难受。 夜里，对面山坡一片寂静，什么也听不见。潘让猜想：潘发他们没有被鬼子发现，他们也许已经溜进了“梨洞”，他们也许已经和各自的亲人团聚了…… 在树林里傻乎乎地抱着几件破棉袄，百无聊赖。心里一阵阵孤单，眼泪差点掉下来。 一个人，没事干，睡不着，只好胡思乱想。潘让忽然想起姐姐潘傲的尸首还没来得及收殓、依然停放在闺房里，于是拿定主意——回寨子去！把姐姐背出来。 说实话，如果有个人在身边，潘发是绝对不敢提出回石板寨的。可这时候，他的心里十分憋屈、郁闷得有点儿不想活了，脑子一热，连害怕也忘记了。 “姑依凯门”的旁边有个排水洞，洞口是被茅草遮住的、很难被人发现。潘让从那里钻过寨墙，借着夜幕爬进了自家的后院。 潘让知道，姐姐的遗体就在她自己的闺房里。 水族的婚嫁观念是比较开放的，有“招郎入赘”的传统习俗，所以石板寨的女子成年以后，家长都会给她们准备一处相对独立的起居空间。潘傲的闺房就设在后院的墙角上，与主楼隔着一个谷仓。 这时，闺房的门洞敞开着，漂亮的木门和木窗户被拆下来当成了劈柴。屋子里火光通亮，潘让借着火光望进去，看见房间里乱七八糟、一片狼藉，祭桌上的摆设不见了、地上的香炉踢翻了，姐姐的遗体也不知被鬼子弄到哪里去了。 更可气的是，闺房的床上躺着一个酒气熏天的日本鬼子，睡得死死的、还打着呼噜。 水族是敬鬼的民族，在他们的观念中，亵渎亡灵是莫大的罪恶。眼前的情形让潘让怒不可遏，他拔出刀、冲进屋，一刀就割断了小鬼子的脖子——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这一刀砍得干净利落，没有惊动其他房间的人。潘让随即拿起鬼子的步枪和挎包，从排水洞溜出了寨子。 到了田野上，他就开始检查自己的战利品。挎包里有子弹、有铁饭盒、铜汤勺、香烟火柴，还有一面日本旗。当然，但最高级的收获还是这杆三八大盖步枪。 潘让没有用过洋枪——刚才好不容易有个扛空枪过干瘾的机会、还被“总队长”剥夺了权利——现在好了，自己有枪有子弹，身边还没有人管，当然要亲自试验一把。 于是，潘让举起枪、瞄准寨门的方向、扣动扳机，“叭勾——”就是一枪。 枪响过后，潘让爬起来就往树林里跑。可是跑了一截才发现：奇怪得很，石板寨里一点反应也没有——“难道鬼子们都睡死了？”，潘让觉得十分失望。 日本兵太不给面子了！小伙的脑子一热，决定到寨子里去再搞一枪，非把鬼子吵醒不可！ 原路返回，来到自家的房子外面。先探头看了一眼，果然，鬼子们都在睡觉。于是，他把枪口伸进窗子，二拇指一动，“叭勾——”，好家伙！屋里的鬼子全都跳了起来。 大功告成，潘让转身开跑，先找个地方藏起来、观察动静。对于生长在村里的小伙而言，山寨里的每一级台阶、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潘让躲在暗处，看着日本人跑来跑去、大呼小叫，谁也找不到自己，觉得十分有趣。 正开心的时候，看见潘发家的门口聚集着一群鬼子，“乌鸦鸦的好多人，距离又不远，老子枪法再差也能打中个把”，潘让信心十足、端枪瞄准，“叭勾——”，不知道打中了没有，反正那一大堆人全都趴下了。 这一枪暴露了夜袭者的位置，引得四周的日军都向这里开火，石板寨里顿时枪声大作，鬼子们再也别想睡觉了。而这时，潘让早已钻进排水洞，跑到寨子外面去了。 回到树林子里，潘让就威风起来了——潘发队长前倨后躬，不仅绝口不提他胆子小枪法差的缺点，反而对他的英雄气概大加赞赏，总队长亲手帮他脱掉湿衣服、还解下自己的棉袄给他穿上，并且当场表示要提拔他当小队长。 礼尚往来，潘让也显得十分豪爽：“总队长，你的枪没子弹了？不怕！我的挎包里多得很，自己拿！” 天色蒙蒙亮的时候，石板寨里响起了军号声，日军开拔了。 但同时，寨子里燃起了熊熊的火光——日本鬼子放火焚烧了村庄。顷刻间，石板寨的一百八十二栋房屋就被吞没在火焰和浓烟之中。 当外出避难的人们跑下山来的时候，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村寨已经化成了一片灰烬。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毁于一旦，村民们无不痛哭失声，许多人甚至悲伤得昏倒在地。 寨墙的石头基座上，留下两条标语：“大日本皇军所向披靡！”“如有抵抗者，格杀勿论！” 潘发咬紧牙关，在日军标语的中间刻下五个大字：“抵抗者——潘发！” 立刻，被烈焰熏黑的石墙上，出现了一句句不屈的宣言： 抵抗者潘秀辉在此！ 抵抗者潘晓在此！ 抵抗者潘命在此！ 抵抗者潘让在此！ …… 蒙老拉已经五十多岁了，这时也拎着一把柴刀跑过来，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潘秀辉嫌他年纪大，不愿意帮他写。老头急了：“我有力气！我也要抵抗！昨天下午，我也往河里砸过石头的……” 于是写上：抵抗者，蒙老拉！ 第二天，各村寨的头领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联合抗敌的事宜。 就在石板寨的村民与日军生死相拼的同时，附近的姑檀、板南、板梨、水昂、水迭、宋挂等水族村寨也都爆发了类似的战斗。短短两天时间，包括潘华臣（板南寨族长）在内的一百多人英勇战死、两千座房屋被烧毁、五个村庄被全部烧光，牲畜、粮食和财物的损失更是难以计数……日军的暴行使大山之中的乡民们激怒了，方圆数十里的水族民众全都动员起来，人们结盟发誓，要向鬼子讨还血债！ 会议决定共同组建“农民联军”，由水迭寨的潘文高任“总指挥”。联军的总兵力有两百多人，分为三个大队，潘发担任了第二大队的队长。 “总指挥”潘文高，其实文化并不高，但他曾经在国军里当过排长，对水族山民而言，这已经是非常高的资历了。毕竟是当过军官的人，“潘总”的水平就是不一样，上任之后，立刻组织大家操练队形，每天立正稍息、举枪敬礼，从早到晚口令吼得震天响，让人觉得特别提精神。 可是，刚练了没几天，大家连左转右转都没太分清楚，就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潘文高有点担心“农民联军”的战术水平，可战士们却十分兴奋，嚷嚷着说：不怕不怕，马上开仗都不怕！ 第三十六章 读过近代史的人都知道：1944年底，日军曾经占领过贵州的独山，并且，独山县城也是抗日战争中日军侵入中国内地的顶点。 有一些文章评价：“独山之战胜利地终结了日军的一号作战”，甚至还有人妙笔生花、宣传国军将士在“独山战役”中的英雄业绩，歌颂他们力挽狂澜、阻挡了日军的凌厉攻势。 翻开资料看一看，日本方面把进出独山的经过称为“乘胜占领”，国民政府则将独山之战称为“大捷”。而如果去问一问独山县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会说：根本就没有打！ 确实是没有打。严格地说，1944年12月，发生在贵州境内的“战事”不能算作是真正的“作战”，正确的称谓应该是——“黔南事变”。 1944年，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从4 月至11月，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的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接连丢失大小城市126 座。11月22日，南宁失守，同时，中越边境的日军得以会师，至此，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一号作战大纲”提出的目标全部达成。 11月28日，岗村宁次电令第六方面军第十一军（代号“旭”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停止追击，要求他们“撤离黔桂铁路，将防线设置于柳州、宜山一线”。可是，“旭军”却回电说：命令来晚了，他们已经追进贵州境内了。 本来，“一号作战大纲”的最后一期目标是夺取粤汉铁路南段，并没有要求越过黔桂边境作战。因为，这时候中国的铁路干线已经全部被日军占领，残存的从广西边境到贵州都匀的这一小段铁路支线对中日双方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日军大可不必深入贵州境内冒险。 可是，日本“旭军”此时的士气正旺。他们发现国军的大批主力正陆续南下，遂认为自己应该继续保持攻击的态势。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迫使中国军队远离广西，确保柳州至宜山的主防线的安全；另一方面，也可以制造“进攻贵阳和重庆”的假象，有可能减轻滇缅方向日军的压力。 越过黔桂边境的日军部队是第三师团（代号“山”部队，师团长山本三男）和第十三师团（代号“鹿”部队，师团长赤鹿理）。由于山路狭窄、难民众多，日军的两个炮兵联队、两个辎重兵联队和一个骑兵联队止步于边境附近，并没有真正进入贵州。所以，“黔南事变”中的日军主力其实只有六个步兵联队和两个工兵联队——这都是轻装部队，总数一万四千人，而且还是分兵行进的。 在日军当面，国民党部队有八个军，总兵力超过了二十万，但是，他们却让日本人轻而易举地闯了进来。 这八个军中，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原本是重庆的卫戍部队，属于老蒋的嫡系，战斗力应该还是可以的。 9 月份，他们匆忙赶到广西北部、增援第四战区，刚打了头一仗，全州就失守了。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湖南人，黄埔一期生）立刻被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逮捕、枪决。九十三军随即后撤，从此不愿服从第四战区的调遣。接着，南丹又失守，九十七军军长陈素农（浙江人，黄埔三期生）又被张发奎抓去扣押起来，幸亏他是蒋总裁的同乡、说情的人多，这才免于一死（陈素农后来在台湾当“国大代表”，提起张发奎就大骂不止）。 张发奎如此的“严厉军法”，其实有点公报私仇的嫌疑——因为就在前几天，他的侄子、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因为长沙失守，被蒋总裁下令枪毙了，张司令说了许多好话也不管用，十分郁闷，于是逮着机会就杀了老蒋的学生，解一解心头之恨。 张发奎这么一搞，不但没有起到整肃军纪的作用，反而把九十三军和九十七军整乱了。汤恩伯在贵阳一喊话，这两支“嫡系部队”撒腿就走、跑到贵阳就散了架，到最后，两个军的人马连两个师都凑不齐，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 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听说这个消息，也不愿意帮四战区干活了。他觉得如果再和张发奎混在一起只会是得罪人，而且“不打仗的没有事，打了败仗反而有罪”，于是就带着自己的二十军（军长杨汉域）和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往回跑，一边跑还一边收容九十三军、九十七军的四川籍士兵。结果等他跑回贵阳，兵力不但没减少反而还增多了，真正是兵强马壮。 “黔南事变”结束后，一路跑回贵阳的杨森当上了贵州省的主席，真让老百姓哭笑不得。 手下人都跑光了，张发奎司令长官也只好跟着跑，跑到贵阳就成了光杆。 这时候，贵阳的实力派人物是汤恩伯，他手里攥着一个集团军，包括十三军（军长石觉）、二十军（军长杨干才）、二十九军（军长孙元良）和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几个月前，汤司令在河南被打得一败涂地，换成别人早被枪毙了，可天子门生就是与众不同，不仅没受处分，反而到贵州战区担任了“前敌总指挥”，准备再立新功。 汤恩伯是个被日军打怕了的人，虽然手握重兵，却不敢主动迎敌。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担心“因败而引敌追入”，所以日军一逼近，他就往后退，反正不打仗就不会打败仗。 当时，协助汤恩伯总指挥管理军政事务的是张治中，日本鬼子还没有进贵州呢，这俩人就商量着如何“坚壁清野”——谁谁谁去烧房子、谁谁谁去炸桥梁、谁谁谁去打游击……辛亥元老平刚（平少潢，贵州贵阳人，曾任孙中山的秘书长）听说此事，指着张治中的鼻子大骂：“你才烧了长沙，又来烧我们贵阳？我看你是个汉奸”，俩人吵得不可开交。 事情闹大了，蒋委员长就派何应钦坐镇贵阳，还派张道藩（国民党海外部长）主管贵州党务、谷正纲（民政部长）主管贵州政务。这三个人都是贵州人，蒋介石大概觉得，让贵州人来烧贵州的房子，比较有人情味一些。 这么一来，十三军军长石觉就不干了。十三军被安排“火烧贵阳”，这可是个容易成为替罪羊的差事，石觉知道，黄埔一期的丰悌同学一把火烧了长沙，结果被枪毙掉了，自己只是个黄埔三期的后辈，烧了贵阳，恐怕会死得更难看。于是他提出，要烧贵阳应该让九十四军去烧，因为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是贵州人，烧起自家的房子比较顺手，他宁愿带着十三军到前线去抵挡日本军队。 刚巧，孙元良带领二十九军从陕西赶到了贵州。于是，十三军和二十九军就被布置在马场坪一线，处于独山和贵阳的中间——实事求是的说，这两个军的防御，对“黔南事变”的化险为夷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党军全面退守。而这时，在独山一带还有国军的“中央军校四分校”、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和通信兵学校（教育长童元亮），学员教职员加起来有一万五千多人。 独山的警备司令是“四分校”的教育长韩汉英，这位韩司令在独山办学三年、指挥学生在县城周围修了三年的防御工事，平时吹牛皮一套一套的，遇到打仗的时候却撒腿就跑，跑得比美国空军还要快。 独山这里有一个美军的军用机场，美军方面决定，由伊文思上尉负责破坏飞机场、空军仓库和独山“深水大桥”。按计划，爆破队应该先炸掉深水大桥，然后乘飞机撤离，但伊文思上尉看见城里的难民非常多，一旦炸了桥，逃难的人们就都走不脱了。于是他就先炸了机场和仓库，直到12月2 日，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美国人才炸掉大桥，徒步前往贵阳。 无法统计这个举动救助了多少人。已知的是，在伊文思上尉的掩护下过桥的难民中，包括影星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还有上海滩的闻人虞洽卿。 伊文思上尉于1944年12月2 日16时撤离独山，这一点，有许多人可以作证。而那些自吹曾经“在深水桥畔英勇阻击日寇”的国军勇士，却是空口无凭。 事实上，早在12月1 日，国民党军就已经放弃了独山县城。 12月1 日，独山县城开始起火，12月2 日，火势达到顶点，两天后，这座曾经被称为“小上海”的小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 有人认为“独山大火”是日本鬼子干的，也许真是这样的。其实，即便是国军所为，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也是无可厚非。不应该的是，同在12月2 日，都匀县城也燃起了大火、同样把整座城市烧成了废墟，而实际上，日军根本就没有进攻都匀，最近的日本兵距离都匀市也在五十公里以上。 首先进入独山城的是第十三师团的第一零四联队，他们是沿着广西至贵州的铁路走过来的，在两百多公里长的铁轨上步行四天，完全是正常的行军速度。 在独山火车站，日军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写下了四个大字： “无血占领！” ——这四个字，应该成为中国军队的耻辱。 12月3 日，十三师团的第六十五联队、第一一六联队、工兵第十三联队，以及第三师团的第三十四联队、第六十八联队、工兵第三联队也陆续到达独山县城。 其实，这些日军部队并不是满员抵达的。比如三十四联队的大部队此时还远在一百多公里以外，要到12月10日才能够进入荔波，可他们的联队长二神力大佐却带着十几个人先跑到独山来了。这帮家伙争先恐后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一份“深入支那腹地”的光荣。 1944年12月3 日的独山城，遍地瓦砾、遍地焦土，遍地是无名的弃尸、遍地是难民的哭声。 直到今天，黔南一带仍有许多当年的孤儿，他们已经成为了祖父或者祖母，却不知道自己的祖籍在哪里，不知自己的亲人在何处。 是军队的无能导致了百姓的苦难，是军队的无能造就了敌人的光荣。 可是，当一伙日酋得意地在县城各处留下“墨宝”，大书特书“无血占领”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在乡间、在村寨的废墟断墙上，有一群水族山民挥刀刻下了自己的誓言—— 抵抗者在此！ 1944年12月4 日，日军开始从独山撤退。 日本人宣称自己已经达成了军事目的，可以班师凯旋了——这理由基本上说得通。因为对日军而言，进攻贵州的行动原本就是“计划外”的任务，什么时候停止前进都是可以的。 但其实，日军的撤退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 日本军国主义有个方针，叫做“以战养战”——说穿了，就是日本军队要靠抢别人的东西来维持军需供应——这个方针一方面使得日军成为世上少见的野蛮队伍，另一方面也给日军自己的行动造成了困难。这种困难在富饶地区还不太明显，一旦到了贵州这样的贫困山区，难处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旭军”是于1944年5 月份投入“一号作战”的，这时已到了冬季，可他们的士兵却还穿着夏天的军服。冬天，贵州的气候比广西冷得多，山区的湿气非常重，日本人在这个“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地方被冻得够戗，只好去抢难民的衣服穿。于是，各路鬼子兵的装扮都变得花花绿绿，以至于美军的侦察机在空中都无法分辨哪些是军人、哪些是老百姓。 贵州的农业比较落后，时至今日都无法实现粮食自给，更不用说战争时期了。但在抗战期间，贵州不仅要向前方提供兵源（全省总人口一千零五十万，征兵实额四十六万），还要为内迁的机关和学校提供物资保障（仅独山县城内，可查的内迁单位就有六十二家），外来人口的剧增，使经济环境面临崩溃。遇到“黔南事变”，大量军队和难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贵州，立刻就造成了粮食紧缺。省城贵阳的集市上，一件苏绣旗袍换不到一个玉米窝头，其他地方的困境更是可想而知。 另外，贵州是西南地区唯一的没有食盐资源的省份。在当时当地，从老百姓的家里找几坨鸦片很容易，想找到一点盐巴却十分困难——而日本人事前对这个情况毫无准备。 所以，日军进入贵州以后，根本无法获得必要的军粮补给。最先进入独山的十三师团一零四联队，翻遍全城也没抢到粮食和食盐，只找到了几麻袋白糖，气得联队长福海三千雄大佐哇哇叫，无奈之下，一零四联队只好喝了三天的糖开水。于是，当其他日军联队陆续到达独山时，面对满城大火，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立即前进，或者立刻撤退。 想前进，有困难。 一方面，前方的都匀城已经被烧毁，再往前走也找不到粮食；另一方面，国军十三军和二十九军在马场坪一线布置了防御，二十九军的阵地距离独山不到三十公里，日军即便能够冲过这些防线，估计也差不多要饿死了。 于是只好撤退。 1944年12月6 日，日军全部撤离独山。12月8 日，国军第二十九军进入一片废墟的县城，宣布“收复独山”。 这以后，日军一路向广西方向撤退，国军则不即不离地跟在后面。虽然没打什么仗，却可以够陆续收复失地、接连宣告“大捷”，真是得意极了。 可是，12月10日，日军第三师团第三十四联队突然在荔波县城停下来、不走了。这让跟进的国军将士们感到很棘手：打吧，怕惹来其他日军部队；不打吧，又被鬼子挡住了“反攻”的道路。他们只好守在县城外面观望，心里十分纳闷：这伙日本兵到底在这儿磨蹭什么？ 日军第三十四联队是在等待本师团的第六联队。 第三十七章 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是唯一没能进入独山的部队。他们在山里转晕了，一直没有找到去独山的道路。但这帮家伙闷着头往前走，结果却跑到了都匀附近的茅草坪，算一算，超过独山约五十公里，居然成为了抗战期间突进中国内地最深的整建制的日军部队。 12月5 日，得知日军主力撤出独山，已接近都匀城的松山良政大佐急忙带领第六联队沿原路后撤——这意味着这伙鬼子兵又要在水族的村寨之间再走一趟，而这一趟，就不像先前那么容易了。 首先，在高山峡谷、羊肠小道上走了六七天，日军的体力已接近极限。鞋子掉了、衣服破了、腿脚瘸了，有很多士兵生了病，第六联队已经无法保持正常的行军队形，只能三三两两地搀扶着前进，还不时有人失足摔下山崖。在这样的情况下，部队的运动能力和作战意志都落入了低谷，走着走着，就有人躺倒在地痛苦的呻吟，要靠别人大声呵斥甚至殴打才能爬起来继续赶路。 其次，沿途的山寨都已掌握了敌情。乡民们早就藏好了粮食和牲畜，跑到山里躲了起来。在路口等候日军的，除了机关陷阱、就是弓弩火枪，各村各寨空空如也，鬼子兵若再想抢劫粮草、大吃二喝，已经不可能了。 更重要的是，先前毫无准备、被动抵抗的水族山民这时已全面动员起来。他们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武装，主动向日军实施攻击，这就使饥寒交迫、疲惫不堪的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之中。 12月6 日，“江月波自卫队”在丹寨的营上坡袭击第六联队，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一枝、弹药一箱、驮马一匹（但江月波阵亡了）。 12月7 日至8 日，“九阡自卫军”在板纳寨一带连续截杀日军，夺得步枪十七枝、手榴弹多枚。 12月9 日，日军来到石板寨附近，潘文高指挥的“农民联军”又在十里长坡摆下了阵地。 “十里坡”位于石板寨的东面，是个十分险峻的陡坡，山道崎岖、易守难攻。农民联军在这里设置了路障，又把滚木擂石堆放在高崖上，二百多水族战士埋伏在草丛里，严阵以待。 中午时分，日本鬼子来到十字坡前，观察了一阵，大部队停在半山腰，派出十几个人上前清除路障。总指挥潘文高一声令下，顿时，山上的滚木擂石全都砸了下来，一排排复仇的枪弹射向日寇，喊杀声响成一片，十里长坡尘土飞扬、硝烟弥漫。 搬路障的鬼子全被打死了。别的鬼子虽然也有损伤、但大部分都钻进草丛里隐蔽起来。“十里坡”上的茅草很深，双方都躲在草里，坡上的乡民看不见下面的日军、坡下的鬼子也看不见坡上的抵抗者，大家只能瞎估计、乱打枪。 日军的枪法好、经验也足，能够判断出村民射击的方位。潘烂手持“牛尾铳”、刚点了一炮，坡下就飞上来几颗子弹、全打在他的头上，不一会，其他几个炮手也相继中弹倒地。搞到后来，山上的人只是乱开枪、光听见热闹并没有效果，而山下的鬼子却是有的放矢、一枪一个准。没办法，潘文高只好下令停火，等看清楚了再动手。 等了好一阵，日军的人马越来越多，远处的山路上聚集了一大群鬼子兵。潘发说：“糟糕，敌人可能要开炮，要赶紧想办法。”经过石板寨的教训，乡民们对日军的大炮都有点犯怵。 这时候，蒙老拉自告奋勇：“我到坡脚去放火，把日本兵烧死！”大家都表示赞成。于是蒙老拉就背起砍柴刀、揣着洋火，绕小路下山去了。 下午三点钟，山脚下烧起来了。 冬腊月间的茅草十分干燥，遇火则燃。蒙老拉有“烧山开荒”的经验，他选了两个地点放火，刚一点着，火苗子立刻窜起一丈来高，借助风威向山腰上蔓延，很快就把草丛里的日军围住了。鬼子在烈焰中奔走狂叫、抱头鼠窜，山上的农民联军乘机瞄准开火，打得敌人东奔西逃、狼狈不堪。 火烧鬼子兵，乡民高兴极了。可是，开心了没多久，却发觉情况不妙——山火不认人，借着风势、又向农民联军的山头烧过来了——没办法，大家只好转移。 打了半天，还是把阵地丢了，大家都埋怨蒙老拉“放火没水平”，气得老汉直跳脚。 晚上，日本兵架起木头焚烧自己人的尸体，村民们发现，他们把没有死的伤员也丢进火里烧了。夜里，哇哇的惨叫声十分糁人，大家听了直打冷战，都说：“这帮鬼子真是恶魔。” 日军把烧过的尸体剁下来一截带走，其余的就地掩埋了。事后，潘发他们在十里坡附近发现四个大坑，里面有八十九具尸体残骸，也弄不清哪些是被农民打死的、哪些是被日军自己烧死的。 日军突破十里坡、进入了荔波县境，但依然不断的遭到沿途民众的截击。据统计，仅在荔波境内，就有八支水族武装对日军进行了袭扰，这些大大小小的战斗使得第六联队的行军队列被拖得很长，掉队的人员也特别多。于是潘发和他的伙伴们又埋伏于关隘路口，放过大队人马、专门收拾零散掉队的日军。 12月10日，石板寨的“农民联军第二大队”进行了三次战斗，打死七个鬼子和四匹骆驼（那些骆驼本来是活的，可水族人没见过这畜生，不敢靠近，干脆打死算了），还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军用品。 12月11日上午，轮到潘命到路口站岗。 他正往山坡上走，看见路边上摆着一挺机关枪，“这是谁丢在这里的？”潘命好高兴，伸手就要去拣。却没想到路边草丛里突然窜出个鬼子兵，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拎着手枪，嘴里呜噜哇啦地叫着，抬手就是一枪。 子弹从潘命的耳边擦过，把他的魂都吓飞了，小伙子急忙跳下坡坎，连滚带爬跑回寨子向潘发报告。大家立刻集合，冲上山去、追击那个掉队的鬼子兵。 一伙人追到山顶，没有发现鬼子的踪影，不禁觉得十分纳闷：“这跑肚拉稀的家伙也能跑这么快？真是奇了怪了。” 就在这时，天上飞来几架飞机——三架小飞机和两架大飞机，转着圈在空中对射。 大伙觉得空战很好玩，于是也懒得找鬼子了，专心看飞机打架。打着打着，一架大飞机起火掉了下来、还有人跳了伞（这是架美军的轰炸机，七名机组人员死了两个），接着，其他飞机就飞不见了。 潘发他们本来搞不清哪边打赢了，突然发现山坡下面有几个鬼子兵又蹦又跳、开心得不得了，这才猜到或许是自己这一边打输了，顿时恼羞成怒。于是摸进树林，抄到鬼子的前头打了个伏击，一阵乱枪，把四个高高兴兴的小日本全都送上了西天。 在树林还发现八个国民党兵，询问一番，得知他们是广西人，是被鬼子抓来搬运军需物资的。潘秀辉就指了一条小路，叫他们抄近道返回家乡去。 二十多个水族汉子凯旋而归。走在半道上，潘发家的“追山狗”（产于黔东南地区的猎犬，学名“下司犬”）突然对着坡坎下面狂吠，大家跳下去查看，发现了一个日本军官。 这家伙就是先前和潘命照过面的那个鬼子。也许是因为拉肚子拉脱了水，摔进路边的沟里就爬不出来了。这时候，他倒在地上、被猎犬拖来拖去，知道自己逃不脱，就朝脑袋上打了一枪。 鬼子军官带着一挺轻机枪（没有弹匣）、一把军刀和一枝手枪，身上还有个公文包。后来，那公文包交给了县政府，懂日文的人看了，说这人名叫佳藤重好，二十六岁，是个参谋。 这是石板寨的勇士们消灭的最后一个日本兵。 以后的事： 12月13日，遭受重创的第三师团第六联队终于和第三十四联队回合。 12月14日，日军撤出荔波县城，12月18日，日军完全退出贵州，一直撤到了柳州、宜山防线。国军各部持续跟进，不断收复失地、不断获得“大捷”。至此，历时二十天的“黔南事变”宣告结束。 1945年2 月，新任荔波县长刘琦邀请“农民联军”到县城聚会，说是要评功论赏。“庆功宴”上，总指挥潘文高被县政府处死，农民联军被十三军缴械。随后，各路水族武装缴获的日军物资全部被政府没收，当作了国军的战利品。 从此，水族人民的抗日事迹长期被人掩盖，很少被外界所知晓。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日本旅游团来到黔南，当时，贵州各界对外国人还比较稀罕，所以就由地方官员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旅游团中有个第六联队的侵华老兵，他说，贵州的老百姓很厉害，当年把他们打得很惨，说他们中队只剩下了二十一个人，整个联队也失去了战斗力，回到广西后不得不重新进行整编。他还说，第三师团有个“勇士”渡边总一郎，是个名演员，也被打死在石板寨——这个消息让当地的官员大吃一惊。 于是就请专家查资料，发现在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广西会战》中，对第三师团步兵第六联队的作战过程有如下记录：“此地苗族性格凶悍，排外性强”，“当地居民的游击活动十分活跃，（第六联队）在山谷中前进，不时受到来自两侧高地的阻击，前进缓慢，特别对后卫大队的妨害尤甚。在运送伤员以及夜间运送战死者时，要遭到游击队的射击，为了处理死者尸体，各队官兵是经受无法形容的困难才退下的。骨灰盒最初是木箱，随后改为饼干袋，再后为空烟盒，最后只能将骨灰装入火柴盒了……” 至此，社会各界开始调查“黔南事变”期间水族人民英勇抗敌的情况，石板寨民众抗日的事迹也才逐渐为外界所知。 多年以前，马甲曾经见过潘让老人（应该叫“潘老让”了），“抵抗者”的故事就是听他说的。 潘老让瘦瘦的，个子挺高，穿着水族人习惯的黑布衣裳。他的汉话不大灵光，旱烟抽多了，嗓子也有些嘶哑，可说到“抵抗者潘让在此”的时候却是口齿清晰、语音洪亮，精瘦的胸脯拍得咚咚直响：“我们，汉子，不怕，顶得住！” 那一天，潘让的老伴刚好有点不高兴，看见老头子得意忘形的模样，就给他泼冷水：“顶得住个屁！一看见酒罐子，你就抵挡不住了。”潘老让顿时显得十分气馁。 在场的人都乐了，安慰他说：“真英雄都爱酒坛坛，梁山好汉遇到了美酒同样也抵挡不住，没什么了不起的。” 闻听此言，潘老让立刻又振奋起来，黑黑的脸膛上泛出红光，就好像喝了美酒一样。 嘿！这可爱的水族老汉，这可敬的淳朴的抵抗者。 后记 战争的诗篇是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虽然总有绚烂的荣耀划过长空，但留在天幕深处的，更多是无名者的默默的献奉。 前些天看电影《集结号》，那些矿坑之下的遗体使我想起邓九龄老人的一段话：“1955年，我们回上甘岭收容遗体，山上的树都活了，花也开了，红的绿的。可我们的烈士却烂得只剩下骨头……心里难受啊。”于是马甲就想：在人民军队的征战史上，究竟有多少个“九连”一样的队伍呢？ 如果仅仅从“掩护撤退”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生命的价值，阵亡者的结局无疑是悲壮而且略带委屈的，但如果从“捍卫信仰”的角度去分析他们的行为，一切都将变得十分坦然——“九连”或者姜茂财，董存瑞或者谭嗣同秋瑾，当他们面临牺牲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信念能够真正支撑起他们慷慨的付出，那就是：他们相信，在他们身后，活下来的人将会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同的理想得以实现——这种高于生命的觉悟，是泛泛的“人性关怀”所无法解释的。 能够安慰死者的不是勋章、不是墓碑，而是他们的信仰是否得到了捍卫、是他们的理想是否成为了现实——斯皮尔伯格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让大兵瑞恩站在战友的陵墓前说：“我做到了，我是好人，一直是个好人”；而《集结号》的导演却似乎并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我们只在银幕上看见了血肉横飞和哥们义气、只在逼真的音效里听见了凄厉的军号和狂野的吼叫，却没有领悟出牺牲的目的。 导演不明白“九连”为什么牺牲，所以他让焦大棚提出了一个请求：“撤吧，给九连留点种子”。这话听着有点耳熟，因为分明也有人曾经喊过：“撤吧，给西北军留点种子”……但是，什么是“种子”？对军阀而言，“种子”是兵、是枪、是番号，所以他要求撤退；而对于献身理想的战士而言，“种子”是精神、是觉悟、是高于生命的信仰，在最艰难的时刻，只有坚持战斗、付出牺牲，种子才有可能发芽开花。 并不是所有的阵亡者都配得上“烈士”的称号的。是否为信仰而战，这是烈士与炮灰的区别。 因此，当烈士逝去之后，墓碑上的名字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活下来的人们应该扪心自问，先烈的理想的“种子”是否植根在自己的灵魂里了——这才是牺牲的价值、这才是精神的力量、这才是最伟大的人性的光辉。 我这本书讲了几则老兵的故事，他们的背景不同、性格不同、涉身的战场也不尽相同，他们原本都是普通的百姓，不擅长战事也并不喜欢战争，是战争的浪潮却席卷了他们，让他们在特殊的环境下展现出了自己坚强的本性。战场上有很多这样的平凡的人，他们没有很高的觉悟，但在面临生死抉择的时候，总有一种精神的力量使他们能够选择正义的方向，这力量使我们的人民显得更加可爱，也使我们民族充满了希望。 这种精神力量来源于我们的文化、来源于我们的传统道德、来源于我们守护家园捍卫尊严的理想，只有懂得了理想的崇高，我们才能够理解牺牲的真谛，只有不放弃理想，我们才能在逆境面前百折不挠。(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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