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一路走，一路讲抗战的大好形势，还说：新四军的“挺进兵团”已经开辟了嵖岈山抗日根据地，马上就能和北边的八路军联起手来，舞阳境内的日本鬼子眼看就要被消灭，帝国主义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说得王三官满心欢喜。 接连过了几个路口，已经能望见山区了，那个共产党才说：“就送到这里，嗯？你不会转身就去报告吧。” 王三官连忙保证：“您放一万个心，山不会碰头、人总要碰面的。我叫王缘道，都叫我王三官，家住大洼村，今天若是遇到了什么闪失，情管喊人找我算账。” 那人笑一笑，走了。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不陌生。在这之前，他虽然没见过共产党的军队，却见过共产党的人。 抗战爆发的时候，舞阳县就有不少共产党，领头的是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小青年邹屏6 ，跟他一起的也都是些学生，他们成天搞演讲、贴标语、办报纸，还成立了“救国会”，有时也到乡下来做动员。 救国会的成员都是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们讲的大道理半懂不懂。再加上这帮学生大多是官宦人家的子弟——王方明7 （北大学生）、刘丹岑（清华学生）、张茨山（北大学生）、效信趁8 （北大学生）、苗宝泰9 （清华学生）、史聘侯（河南师范学生）……家里都是舞阳县的名门士绅——所以，老百姓一直就没太弄明白这些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多大区别。 不明白也不要紧，反正国共合作了嘛。可没想到，国民党又突然翻了脸、连抓带杀的搞了大半年，于是舞阳县就再没见到共产党了（1940年，舞阳县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皖南事变后全部撤往根据地）。 其实，王三官对共产党并没有特别的好感。在他的印象中，国民党爱打人，共产党爱训人，成天不是说这个“成问题”、就是说那个“没觉悟”，好像别人都不如他们；国民党不讲道理，共产党却太喜欢讲话，八字没一撇的事也能说得天花乱坠，手里没枪没炮、开口就是“胜过百万雄兵”，虽然口号喊得响，老百姓的心里却没底。 王三官曾经和共产党人闹过一点矛盾。1938年的时候，刚从北平回来的王方明到大洼村做抗日动员，村民们听到一半就没了兴趣、跑到三官庙里烧香拜佛。王方明顿时急了，闹着要拆了三官庙，还说这是封建迷信，“供上全猪全羊也消灭不了日本鬼子”。王三官反驳说：“你不迷信自然有人信，等你打走了日本人再来拆庙也不迟。” 事到如今，王方明没能打走日本人，王三官的庙也被鬼子拆掉了，迷信不迷信都没用。 听说共产党到了嵖岈山，王三官当时高兴了一阵，但随即又沮丧起来：国军的那么多队伍都挡不住日本人，八路军新四军又能有什么办法，那个人讲述的美好前景，不过是吹牛罢了。 年底的时候，有消息说“效信趁支队”打垮了史聘侯的保安大队，新任县长刘馨吾请八十九军的“突击团”来帮忙，国军和新四军在南山打起来了——效信趁原本就是共产党，他当新四军的支队长是理所当然的。可史聘侯和刘馨吾原先都是他的好朋友，现在怎么就不能“以和为贵”、合起来打日本，偏偏要自己先干一仗呢？——王三官真是想不通。 没过几天，又听说国军打输了，刘馨吾县长也差点被抓住，新四军占领了南山九头崖，在尚店乡一带站住了脚。王三官心想：这共产党真是比以前厉害多了，前几年，政府说赶走就赶走，现在回来了，连国军都挡不住。 有天晚上，小洼村的一户人家生孩子，托王三官去请接生婆。 “三姑六婆”里分“药婆”和“稳婆”，其实，看妇女病的药婆子和接生孩子的稳婆子通常是一个人，有时候她们还兼着媒婆、神婆，反正是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按道理，村民生孩子不关保长的事，可现在不同了，鬼子一到天黑就戒严、发现路面上有人走动就开枪，所以，半夜里去请接生婆就必须劳动保长出面——打着“平安灯笼”、喊着“没事喽”过道沟、过路口。要不然，小孩没生下来，大人反倒先送了命。 这类事情，王三官当然不能推辞，忙碌一番回到家里已是半夜三更了。 一进屋，看见地下铺着草，十多个当兵的坐在麦秸上休息，有的擦枪、有的补衣服，见到他就满面笑容地打招呼：“主人家回来啦。” 王三官顿时有些迷糊，哪里来的兵，这么和蔼客气，真是从没遇到过的事。他连忙对姐姐说：“怎么不请老总们上炕休息呢？还不赶紧去做饭？” “他们都不愿意上炕，也不要我做饭，说是不能打扰老百姓……” “老王，不必客气，我们身上尽是血污泥垢，在地上靠一靠就行了”，说话的正是前些日子在路上遇见的那个人。 原来，这人是舞阳县新来的县委书记，名叫苗宝泰。前几天，他带着“叶舞支队”10的一个排到北边去办事，途中和鬼子遇上了，一伙人边打边跑、死伤了好些个，走到大洼村附近实在没力气过道沟了，就想起王三官的姓名、地址，于是一路摸到他家来，打算休息一阵再走。 王三官听说过苗宝泰的名声，他想把“县太爷”拉到炕上休息，可苗书记不愿意，只是问能不能赶紧找个医生来。 大洼村附近没有医生，只有罗大扁担因为练武术的原因、懂一些跌打损伤的医术。罗小扁担死了以后，老头一直住在村公所里，王三官就去把他叫来了。 见了伤员，罗老头觉得很为难：“我只接过骨头，没治过枪伤，不知道行不行。” 新四军都说：“一定行的，你就大胆动手吧。” 有位姓陈的排长，肩膀上吊着布条子，用块小木板将手臂托着：“我胳膊上的伤已经四天了，好像是一颗匣枪子弹打进去了没出来，你拿我先开刀，有事决不赖你。” “伤口治过了没有？” “哪里有人治，先受伤的找块膏药贴上，后受伤的连膏药都没有呢。” 既然如此，那就治吧，可受伤的战士有五个，而罗大扁担却没有伤药。王三官想了想，“我知道哪里有药”，说着就跑到生孩子的那一家，拎起稳婆的药篓子就走。老婆子追出来问：“保长，谁家又生孩子了吗？”王保长哪里敢告诉她。 把药拿回家，罗大扁担朝篓子里看了看，眉头皱成一团：“你这是从哪儿弄来的药？” 王三官说：“从接生婆那里。” 一屋子的人全乐了。 解开陈排长胳膊上缠着的布条，立刻就闻到一股腥臭的味道，撕开最里面一层的大膏药，发现由于先前裹得太紧不透气，伤口已经黑了，肌肉也开始腐烂。又看看伤口背面，果然没有穿透，子弹还在里面。 罗大扁担说：“必须把子弹取出来，不然的话，周围的好肉还得烂、这支胳膊也要废了。不过，你可要忍耐些才行啊。” “不怕的，你情管动手吧！” 先兑了两碗盐水给伤口消毒，然后就用一根铜针探进去找弹头。陈排长痛得浑身直哆嗦，却还是说：“不怕，不怕的。” 铜针通进去两寸深，终于探到了子弹头，陈排长的脸上全是汗，衣服湿透了，牙齿咬得咯咯直响。王三官帮着拨开伤口，罗老头用镊子夹住弹头、使劲往外拔，随着一股脓血向外喷出，子弹终于出来了。 陈排长疼得满脸鼻涕眼泪，却始终没有哼一声，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忍受这个手术，可真够刚强的。 罗大扁担拣出归尾、红花、儿茶……配成敷剂糊在伤口上，笑着说：“没办法，药婆的篓子里只有这些东西将就能用。不过，你遭的这份罪也和生个孩子差不多，算是一场大难了。” 陈排长也笑：“子弹取出来就轻松了，马上就能打鬼子，让他们也遭回大难！” 那天晚上，几位伤员都得到了救治。 休息的时候，苗宝泰仔细询问大洼村周围的环境和县城里鬼子的情况，王三官一一做了解答。他也向苗书记提出了自己的疑惑：“你们和史聘侯、刘馨吾原先在一起共过事，现在怎么不能好好商量，一定要打架呢？” “我和刘丹岑11是同学、王方明的哥哥也在国民党，彼此间并没有私仇。可是，我们要抗日，而国民党却宁愿把舞阳留给日本人也不让共产党进来，还调集部队围剿我们，这就犯了众怒！南山是嵖岈山进舞阳和叶县的路口，新四军商谈了多次，刘馨吾和史聘侯12就是不肯借道，你说该打不该打？” 王三官就再没说什么。 新四军来到南山，舞阳县立刻热闹起来。村口路边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抗日的标语传单，游击武装也时不时的打伏击、搞偷袭，折腾得敌人坐卧不安。 1945年春节前，维持会的日本顾问小野和翻译官潘庆扬到猪栏（朱兰）收购年货，游击队也混到集市上想借机干掉他俩。可是赶集的人太多，一直没找到机会动手，后来就被便衣队发现了。“山连山”崔巍和游击队在街面上对打，结果，小野、潘庆扬和崔巍虽然被击毙，却也误伤了一些无辜的路人。鬼子汉奸就拿这事做文章，树了块“勇士碑”，除了吹捧崔巍，还写着“共匪如洪水猛兽，切需严防”——这块碑没过多久就被人砸了，老百姓知道，什么共匪？汉奸“山连山”才是真正的土匪呢。 不过，也有人看不上“共匪”。当时有段顺口溜：“游击队，老砸队；晚上走，白天睡；打两枪就往后退。”说明地主老财对游击队很不满意。河南土话，绑票索钱的土匪叫“老抬”、专抢大户的土匪就是“老砸”，共产党征收粮款主要以富裕人家为对象，确实有点劫富济贫老砸队的意思。但是，游击队要吃要喝要粮草，王三官却没有丝毫意见。 这些日子，王三官的心肠变硬了。 正月初五，游击队在大洼村外的公路上打死了几个喝醉酒的鬼子兵，日本人叫保长拿白布把尸体裹起来，他照办了。1941年他也干过这事，那时候是自愿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惋惜，可现在他看着这些尸体，心里却充满了复仇的快意，甚至还有些埋怨游击队撤退得太快，没能把收尸的鬼子一起干掉。 自从共产党来了以后，鬼子汉奸总算知道害怕了，一到晚上就缩在据点里不敢出来，大白天也是小心翼翼的，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三两个人就四处乱窜——这让王三官感到很欣慰，他从日本人紧张的神态中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为了这种力量、为了陈排长那样刚强的人，新四军即使需要更多的钱粮，他也愿意去筹集。 大洼村属于“游击区”，根据地派下来的任务并不是硬性的，能办就办、不能办可以推脱。虽然如此，王三官却总是尽力去完成。 最先让他去做的事情是买盐。南边山区的食盐很紧张，可十六保的盐也是定量的，如果要得少，从各家各户的嘴里匀出来一点出来就能办到，如果数量多了就只得到县城去买。 县城里“大信公司”的货物齐全，从烟土、老海、大力丸到洋布、大米、砂糖，什么都有。王三官又去找俞家兄弟帮忙，俞大算盘问：“你要这么多盐干什么？” 王三官回答：“我开染坊，染布的时候要用盐巴当配料。” 大算盘点点头，开条子去了，可俞二算盘却笑着不说话。王三官知道这句瞎话骗得了老大骗不了老二，因为大算盘是念书出身的，不懂染布，而二算盘却经常到染坊里来玩，样样精通。 见俞二算盘没戳穿自己，王三官以后每次买东西就都去找他。这家伙倒也机灵，无论王保长来买什么，他从来不问原因，只管埋头开票、发放行证。 王保长买东西容易，根据地要求他采购的物资也就越来越多。王三官明知道危险，却还是壮着胆子去办。有一次，递上去的单子里除了食盐，还有AB电池、漆皮线、蜡纸、油墨，这些都是违禁品。俞二算盘看了看，把漆皮线划掉了：“这个办不到，我另送你一件东西吧。”说着从抽屉里摸出个望远镜。 “我要这玩意干啥？” “你用不着，有人用得着，就算是交个朋友吧”，俞二算盘眨眨眼睛。 王三官乐了：“你这玩意从哪来的？” “日本人送的”，俞二算盘像是无心的说，“舞阳的日军要去打南阳了，这两天就出发”。 当天，王三官就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了抗日政府，苗宝泰县长（他是县委书记兼县长）很高兴，说“这个情报可比漆皮线重要多了”，立刻奖励给他一头牛。 1945年3 月，驻舞阳县的日军部队被抽调去参加“豫西鄂北会战”，除县城外，大部分据点的守备部队都换成了伪军，新四军随即对交通要道展开了攻击。 3 月25日那天，苗宝泰县长找到王三官，说新四军要攻打尹集镇，能不能请他组织一个担架队前去支援。尹集据点是大洼村的民夫参与修建的，村民们在那里没少挨打受罪，王三官的岳父是在据点门口被打死的、罗小扁担的家也是被尹集的鬼子祸害的，所以他十分赞成打尹集，当即表示愿意帮忙。 三十个人、八副担架，担架员大多是罗大扁担的亲戚和徒弟，罗老头自己也要求上尹集前线，王三官知道他是想为儿子孙子报仇，于是就同意了。 1945年3 月26日夜里，王三官带领担架队到达尹集，挺进兵团司令黄霖（开国少将，曾任广州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见到他很高兴，夸奖大洼村担架队是“游击区人民的模范”。 尹集据点原先驻扎的是日本兵，3 月15日才由伪第一旅旅长尚振华带着两个团共2000多人接管了防务。他对手下的军官说：“这里工事坚固，朱兰店和县城里还有日军策应，只要集中兵力、加强防御，新四军就打不进来。” 那天晚上有月亮，月光把尹集据点照得很清楚。在以前，老百姓天黑以后是不敢靠近这里的，可今天，大洼村的村民们不仅指着每一段寨墙讲述防御工事的特征，而且盼望着能立刻冲上去，把炮楼拆掉、把据点推平。 夜里两点钟，东北方向响起了枪声，那是周志坚旅长( 开国中将）带着十三旅的两个营率先打响了，接着，黄霖司令员也指挥挺进兵团第四团和舞阳支队从南向北攻。 枪声并没有王三官预想的那么密集。他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新四军的子弹少，必须瞄准了才开枪，胡乱射击、浪费弹药是不允许的。倒是据点里伪军的机枪“嘟嘟嘟”地响个不停，于是就有人喊：“特等射手！去打掉机枪。” 敌人的机枪手是否被打死，王三官不知道，反正那些机枪响了一晚上，天亮以后就不响了——他们的子弹打光了。 担架队都躲在指挥部旁边的大沟里，黄霖司令员不让大家靠近阵地，说是晚上看不清人，民工冲上去救不下伤员还容易被误伤。 王三官问苗县长：“没人上去救，新四军受伤了怎么办？”苗宝泰说：“那就只好躺着等天亮呗。”大家都说好可怜：“等到天亮，怕是要流血流死呢。” 过了一会，前面背下来一个伤员，尚店乡的担架队赶紧上前去接，回来的人嚷嚷着受伤的是周志坚旅长，胸口中了一枪、被血迷住了（失血昏迷）。苗县长就发脾气：“不许胡说！你怎么知道那是周旅长？” “才不是胡说呢，守着他的都是些背匣枪的人，有的还喊旅长、旅长……” 指挥所附近不断有人跑来跑去报告情况，阵地前沿也是一会儿吹号、一会儿吹哨子、一会儿枪声大作，王三官时而听见有人说“好！打下来了”、时而听见有人命令“继续追击，不能让他们跑了！”可是，他明明看见尹集据点的寨墙还是好好的，不像是被攻破了的样子，不由得十分纳闷。 天亮以后，担架队在苗县长的指挥下救护伤员，王三官这才看明白：原来打了一晚上，新四军只是收拾了周围的六个村子，把尹集给包围起来，中心据点根本没有突破。 我们的人伤亡不小，牺牲了多少不知道，抬下来的伤员就有二百多。可新四军的战果也很大，光是俘虏的伪军就有八百多，伪团长朱文轩、营长樊绍义都被抓住了，缴获的步枪像柴火似的一捆一捆地往回挑。 天一亮，王三官也看清了新四军的打扮：有的上身穿军装、下身穿便裤，有的没军装只戴顶军帽，还有的连帽子也没有、就在胸前缝了个“新四军”的布条条……这也难怪，“河南挺进兵团”在半年时间里从一千人扩充到八千多人，这些战士大多是刚扛枪的新兵。 尹集据点被包围了，新四军就在外面高声劝降，一会儿说好话一会儿说狠话。 “一旅的弟兄们，交枪吧，枪是鬼子的、命是自己的，何必白白送死呢？”这是劝导。 “不交枪，有本事你们打上来”，伪军在炮楼里回答。 “狗汉奸，快投降！不然开炮了，炸你个片甲不留”，这是威胁。 “你们能有大炮，鬼才相信呢……”这帮小子软硬不吃。 双方吵嘴对骂，罗嗦到中午，新四军还真的搬来了一门炮。 炮兵们七手八脚地组装大炮，伪军们就趴在寨墙上观望，猜测这玩意是真的还是假的。 黄霖司令的手一挥，炮兵“咣当、咣当”就是两炮，全打到寨子里头去了，没打着人，倒把伪军吓了一跳。调整一番再打，一炮打在据点前的壕沟里、一炮打在寨墙上，炸死几个人、轰塌了一个口子，新四军和老百姓都喊：“好，好！打得好！” 再喊好也没有用，总共就这四发炮弹，全打光了。 下午，王三官担架队抬着十几个伤员回家了。大洼村虽然是游击区，但由于这次的伤员比较多，苗县长要求他们也协助完成救治任务。 当天，尚振华和黄霖司令员谈判，他答应交出十挺机枪和八十支三八大盖，条件是新四军放他撤出尹集。黄霖考虑到继续强攻的难度较大，而且时间长了舞阳的敌人有可能增援，于是同意让开北寨门、让尚振华回北舞渡去。 至此，尹集战斗结束，新四军俘虏伪军八百多、缴获枪支九百，打开了进入豫中平原的通道。 尹集战斗只是抗日战争中规模不大的一次战斗，但它却给王三官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为，自从他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十六保的各个村子就开始风传：“不得了，好人王三官如今变红了！” 第十九章 从尹集回来之后，王三官遇到的烦心事接二连三。 交通员牵来一头牛，这是因为王三官提供情报有功，抗日政府给他的奖励。可不知怎的，却有人说“大黄牛是担架队的工钱，被王保长独吞了”。风言风语一传开，抬过担架的村民都有了想法，三三两两在王家的牲口棚外探头探脑，有的表情古怪不吱声，有的干脆说：“王三官，这牛牵去给我犁几亩地，可中？” 过了两天，新四军需要十六保提供几辆大车，王三官去找有车马的人家商量，车户开口就问：“给多少脚力钱？”一听说不给钱，转身就把车轱辘拆了，说：“哎呀，我这车轴坏了，正没处修理呢……”结果是跑了好多家，一辆大车也没征到。 耕牛关在棚子里，总是有人指指点点，王三官说的话也不如以前管用。他一咬牙就把牛卖了，换回三千块钱、分给参加抬担架的每人一百。可是，自己吃了亏、别人还不领情，村民们一边数钱一边嘀咕：“就只有一头牛吗？大家吃苦卖命的，你可别亏心哟……”王三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真是委屈极了。 大洼村住着十几个新四军伤员，抗日政府预先支付了口粮。本来说好了是秘密养伤、不能对外张扬，可罗大扁担却自作主张，借保长的名义吩咐每户人家出一只鸡，给伤员同志滋补身体。 在当时的河南农村，当家人把牛卖了没关系，因为地里的活计是男子的事，男人自己可以做主。但是，鸡屁股是女人的“银行”、羊是小孩子喂养的，所以抓鸡宰羊就非得跟老婆孩子商量不可。罗大扁担整的这出戏，惹得老婆媳妇们直跳脚：“王三官！你当红人我们不拦着，凭什么抓我家的鸡？” 罗老头脾气大，拎着扁担把几个泼辣婆娘揍得鬼哭狼嚎，可这么一来，却搞得家家户户都知道村里住着新四军。交通员看看情况不对，赶紧把伤员全都转移走了。 4 月底的时候，小洼村的王宗汉跑到县城去报告，说王三官私通新四军共产党，请鬼子便衣队来抓人。 这个王宗汉以前是小学校的杂役，家里很穷，后来靠出卖壮丁发了点小财。他卖壮丁的方法很特别——把顶替兵役的卖身钱藏一半在家中，另一半缝在“筒裤”里（“筒裤”是穷人穿的套裤，没有裤裆、只有两个裤腿），到了兵营就用筒裤里的钱贿赂长官。这样，他逃跑的时候别人就睁只眼闭只眼，容易多了。 “王宗汉当兵就像走亲戚，逛一圈就能回来”，村民们都很佩服这家伙。 王三官也觉得他头脑灵活见识广，所以罗小扁担死了以后，就由他接替了十六保的武管事。 开春的时候，王宗汉娶媳妇，王三官还送了头一份大礼，可没想到这位新郎官一转身就把保长给卖了。 便衣队的柳赖看到告密材料，想起王三官就是自己从刑场上救下来的那个人，不禁有些疑惑，于是找来俞家兄弟核实情报的可信程度。俞二算盘生怕王三官出了事把自己也牵涉进来，连忙说：“不可能、不可能，王三官是有家业的人，怎么会和共产党混在一起。这是王宗汉惦记着保长的职位，故意陷害人家呢！” 俞大算盘也认为王三官不会和新四军有关系。柳赖听了这话，回去就把正等着领赏钱的王宗汉揍了个半死、一脚踢了出去。 在朋友的庇护下，王三官躲过一劫。但其实俞二算盘说的话也有道理，到这时候，王三官并没有和共产党真的心贴心。 王三官虽然为新四军采购物资、提供后勤支援，但他对共产党的主张并不太热心，始终和抗日民主政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在他的思想里，共产党干的是改朝换代的事，沾得太多恐怕会惹上麻烦，并且，共产党不敬神佛也不在乎祖上的老规矩，这与王三官的性情有着很大的冲突。 王三官对“天官赐福”的那一套是十分相信的。前面几个哥哥夭折了、自己却活了下来；这几年死了那么多人、自己却没事；被拉到刑场上眼看要被杀了、却又拣回了性命……这一切，他都认为是靠了菩萨的佑护。三官庙被拆毁以后，他惦记着要重建庙宇、再塑金身，可是，当初闹着要拆庙的王方明现在是抗日政府的副县长，还成天教大家唱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王三官觉得他是故意让自己难堪，心里很不痛快。 尹集战斗之后，新四军挺进二团、四团合编为“豫中兵团”，连续进攻舞阳县的日伪据点。5 月中旬又攻克了八台镇和大寒庄。这样，根据地距离大洼村不到二十里，距县城也只有四十里地了。 可就在这时候，不知怎的，新四军的大部队突然撤走了，伪绥靖一师随即进行反攻，不仅重新占领了先前的据点，还把南山也控制住了。13 7 月16号，绥靖一师在县城开“庆功会”，十六保也接到了请帖。 那天，俞二算盘正巧回大洼村收租子，看见王三官在帖子上写了个“知”字，连忙抢过来，改成“谢”字。 “去不得，这是鸿门宴”，俞二算盘说，“尚店乡的几个保长帮新四军办过事，全被尚振华杀了，你带人抬担架的事他也知道，正想除掉你呢。” 王三官也听说这段时间尚振华杀了不少人，顿时就慌了：“这可怎么办？” “两条路。一是投新四军，二是求日本人当靠山。” 王三官当然不愿意投靠日本人，可他也不想投共产党，苗宝泰县长调走了（到军分区当宣传部长），他和王副县长说不上话。琢磨来琢磨去，只得先跑出去、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于是，从这天起，“十六保保长”的职位算是干到头了。 离家出逃之后，王三官在“垒山寺”当帮工。这座唐代古庙是用大石头垒筑建成的（上世纪70年代初被拆掉，石块拿去修水渠了），当时已经十分破败，少有人来，王三官是从小就在庙里打杂惯了的，所以并不觉得清苦。 8 月下旬，他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于是出去打探一番。 街面上十分平静。乡公所的门前挂着两面“青天白日”旗，一面镶着黄色的三角边（汪伪政府的旗帜）、另一面却没有，叫人弄不清以哪面国旗为准。土墙上原先用白灰写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现在贴上了新标语——“公理战胜”。 “公理战胜”的旁边有张布告，签署人是“华北宣抚使”熊斌中将，内容是命令伪军各部原地驻防、等候国军点验，另外还有个附表，注明舞阳县的点验官来自五战区，是一个名叫“卢望兴”的人。 王三官这才相信，鬼子投降了，他可以回家了。 路过县城，城头上鬼子的膏药旗和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并排挂着，城门口贴着日军的告示：“中日战争已经妥协，皇军按照指令维持地方安全，中国军民如不执行，大日本皇军仍以武力对待……”，落款是昭和20年8 月20日。 王三官又糊涂了：这日本鬼子到底是投降了没有？ 9 月初，国军四十一军一零四师（杨显明部）进驻舞阳。9 月20日，日本人排着队鞠了个躬，坐上卡车到漯河去了。 老百姓举着报仇伸冤的请愿书，要求惩办血债累累的日本指导官勾口右京和便衣队顾问柳赖等人，可点验组的组长卢望兴却说：“要执行投降条款，不要企图报复，不可对敌人加以污辱。只有对他们表示怜悯，才能使他们自拔于错误与罪恶。如果以暴行答复暴行，则是冤冤相报，绝不是仁义之师的目的……”王三官觉得这位点验组长真是个以德报怨的善心人。 卢望兴接下来又宣布，当前的重要任务是清除汉奸、清理伪产。 曾经担任过“伪职”的人都在清查之列，王三官心想，这还用查吗？伪军的正副师长关震亚和尚振华、维持会的正副会长周承文和胡灿宇都在舞阳县城里，抓起来就是了。 可是，王三官想得太简单了。 关震亚和十九集团军司令陈大庆的副官周愚是好朋友，又经周愚的关系联系上了五战区司令刘峙的副官李雅仙，再通过李副官的介绍认识了刘峙的三姨太（姓黄）。 日本投降后，得知舞阳县的接收事宜由五战区负责，关震亚立刻带着自己的小老婆去找黄三姨太，光是衣料、皮毛和各类滋补品就装了二十口箱子。刘峙到漯河以后（五战区的受降仪式在漯河举行），尚振华又在漯河包了饭馆，每天开流水席、宴请刘峙司令部的长官。这样一来，关、尚二人不但免除了汉奸的罪名，反倒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当上了新编七十五师的正副师长。 关震亚、尚振华“曲线救国”成功，其他汉奸头目也纷纷向点验组的长官送礼求情，等到接收大员收取的礼品堆满了“大信公司”的库房（今舞阳县财政局），伪维持会的会长和干事们也就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的功臣。 只是，送出去的财物总要想办法再捞回来、“清除汉奸”的名单上也需要找人来当替罪羊。于是，原十六保保长王三官的名字就被写上了县政府通缉捉拿的汉奸名册。 王三官事前对此毫无所知。 1945年10月12日下午，县里来了三个人，一个干事两个兵，进到大洼村就把王家的房子贴上了“伪产”的封条，然后就要捆人。 王三官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大喊“冤枉！”村里人谁也不相信王保长会干坏事，都聚拢过来表示反对。可就在这时，有个人却跳出来证明王三官是汉奸。 这人就是十六保的武管事王宗汉，王三官不当保长之后，他就成了附近几个村子的最高领导。现在看见县衙门来抓人，他不仅主动上前帮忙，还揭发说：“王三官勾结日本便衣队残害忠良，王三官是个汉奸。” 王宗汉向便衣队告密并被柳赖毒打的事，王三官出于息事宁人的考虑，从没有向外透露过。现在听见王宗汉倒打一耙，王三官的母亲顿时气坏了，扑上去要撕他的脸，并且又哭又骂地把事情的原委全都嚷了出来。武管事恼羞成怒、一耳光把老太太扇翻在地，王三官见状再也忍耐不住了，一头向王宗汉撞过去，俩人撕打在一起。 好人王三官打人了！这可是自他出生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 大洼村的村民也激动起来，纷纷围上前去帮忙。事情很快就演变成了一场骚乱——王宗汉的肋骨被人踩断了，县衙门干事的头被砸破了，士兵的枪被抢了下来，当场打死了一个。 事情闹大了，王三官只得离家出走。他拿定了主意：投奔共产党。 南边正在打仗，“双十协定”后，国民党的四个整编师以方城、舞阳、遂平为中心向南推进，压迫着新四军豫中部队朝桐柏山区转移。罗大扁担告诉王三官：舞阳支队编进了陈先瑞的三支队，罗老头的几个徒弟也在那里，找不到新四军就去找八路军。 王三官连夜离开了大洼村，他没找到三支队却遇上了突围途中的冀鲁豫军区八团（1945年10月，“水西八团”的北返道路被敌人截断，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新四军五师靠拢）。 于是，1946年，桐柏山区的被服厂出现了一位“创造染布新记录”的劳动模范；1947年，大别山根据地出现了一位“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同志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王干劲”…… 贵州的镇远古城，是个风景优美的旅游胜地，城东一公里外的“中和山”是道教名山，山南的青龙洞号称“黔东第一洞天”，山中还建有数座道观，其中有座“三元宫”。 天气晴好的时候，时常会有一位年愈九旬的老者到道观里走走看看，祭拜天官、地官和水官（三元）。附近的人们都知道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是离休干部，却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名字和神龛里的三官有联系。 镇远是座水城，横贯小城的美丽的河流名叫舞阳河。三十年前，舞阳河还可以通航，王主任就负责管理这条河的航运，后来水电站多了、航运中断了，老王也就退了休。可他并没有回河南老家去，而是留在这条和他家乡同名的河水边，安度晚年。 他每天虔诚地燃香祭拜，没有去“三元宫”的时候，就在家里念叨着太上秘旨、导引法诀。他家的堂屋里摆设着天地水三官的神位，在神龛的旁边，还挂着柴志兰女士的遗像。和太上老君交涉完毕之后，王老总要在妻子的跟前停留一会，掸一掸镜框上并不存在的尘埃。 那一天，我问他：“你觉得，真的有灵魂吗？”（这问题好像祥林嫂也问过）。 王老略带羞涩地笑了：“我知道不该相信这个，这是迷信……可是，灵魂这东西，说有也有的，它不在死人那里，在活人的心里呢。” 停了一会，老人十分认真地问我：“你说，要是把户口迁到少数民族地区，可不可以不搞火葬……” 我笑了。 我知道，这一刻，我面前的这位老者，不是离休干部王主任，而是那个豫中的朴实的农民——好人王三官。 第二十章 微山湖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当地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通过广泛、灵活的统战工作，建立了以微山湖和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一一五师第六八五团到达湖西，扩编为苏鲁豫支队（队长彭明治，政委吴法宪），部队迅速壮大，发展到八千多人，形势十分喜人。可到了1939年，湖边地委（因机关在湖西，所以又称“湖西地委”）发动“肃托”运动，从上到下杀了不少自己人，弄得人心惶惶、威信大减。运动结束后又大搞“正规化建设”，各级组织机构臃肿，一线部队却人员不足，战斗力严重下降，以至于被日、伪、顽三股势力夹攻，根据地被蚕食得不到十五公里，干部死的死、跑的跑，政府机关和主力部队都呆不住，只好转移出去，留下游击武装苦苦支撑。 1943年，湖西区从山东军区划归冀鲁豫军区管理，冀鲁豫就在那里设了个第十一分区，配合着鲁南军区打游击，逐渐恢复根据地，一直到1944年才重新有了起色。 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队几年来都是独自在敌后活动，经过艰苦环境的锻炼，有能力、有特点，也有脾气，对一般的上级领导根本不卖账。八路军为统一指挥作战，把附近各游击武装组成“独立支队”，下辖四个大队和一个挺进队，可是先后派了几任支队领导都玩不转。1944年初，又派董鸣春去当副支队长（没有正的），董副队长干了半年就回来了，军区再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只好把“独立支队”撤销，让游击队各玩各的。 董鸣春是老八路干部，当过鲁南一分区司令，这么大的来头，也只能调动三大队（滕沛大队）和四大队（文峰大队）。而其他的队伍，二大队是大名鼎鼎的铁道“飞虎队”，其功绩大家早就如雷贯耳，就连陈毅、刘少奇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一大队是微山湖游击队，经营着“湖上小延安”、保护着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管理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见到的大领导多了，眼光自然很高。 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人，都是“通”字辈，和迟殿文一样。当时青帮的字辈已经以“悟”和“觉”为主，通字辈的可以算是大佬了。 台儿庄战役期间，迟殿文带着徒子徒孙帮助国军运物资，顺手就从战场上拣了些机枪、步枪回来，自己拉起了队伍，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他师傅钱宝亨担任伪济南航运公会会长，在济宁设了个办事处（管理运河），就委托迟殿文操办这事。迟殿文于是派手下弟子去守码头，看见过往船只一律按货物运价抽收百分之五。这实际上不过是个收税的，可“安清道义会”（山东青帮的一个组织）的人却很激动，连续在《新民报》上庆祝：“济宁成立水上警备队，军方均是道中健儿。” 有个叫古屋猛的日本人也跑来祝贺，说他是山口恭右（日本浪人，通字辈）的徒弟，应该算帮内弟子。迟殿文弄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加入青帮，反正他自己实在不愿意有这么个日本师侄，就把他给打发走了。没想到过了段时间，古屋猛不知走了什么路子，在济宁开办了一家训马场，专门训练战马卖给军队。1940年初，八路军成立了运河支队，在运河两岸打击反动会道门组织，迟殿文也派兵一起打。咱们共产党打会道门是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可迟殿文却是因为讨厌一贯道的“不正经”。据说，一贯道经常在夜晚传道，把男女教徒都聚在一间屋子里，不点灯也不举火，于是，瞎天黑地之中难免有人偷油胡闹……青帮大佬讲究义气二字，最看不惯这种男女混杂的夜间活动，所以就出兵消灭“精神污染”。 几仗下来，八路军对迟殿文很有好感，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就上门去做思想工作，讲了一通抗日救国的道理，迟殿文醒悟了，同意加入游击队。可他又听说共产党的规矩大，动不动就要捆人杀干部，所以始终不肯把队伍拉到根据地去，只愿意在家门口抗战。于是乎，八路军就给了他个番号，叫“金济鱼挺进队”，主要在湖西一带活动。 第二十一章 其实，这“金济鱼挺进队”的人数并不多，成员也五花八门，缺乏正规训练，要真打起仗来根本不顶事，所以八路军也没指望他们去打冲锋，而是另有任务安排。 第一项任务是买物资、搞运输。迟殿文手里有日本军部发放的特许证，专门帮日本的“山东土产公司”贩运牛皮，所以走到哪里都路路通，一般不受检查，游击队就借机为八路军买药品、运重要物资。迟殿文有师傅在济南宏济堂的这层关系（青帮的“安清道义会”也设在宏济堂），买药特别方便。电视剧《大宅门》里有个情节是说白七爷对卖伤药给八路军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不是完全吹牛。1942年到1943年的那段困难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许多重要军需物资都是通过“金济鱼挺进队”采购并运送进来的。 “挺进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搞掩护、摸情报。迟殿文有意识地让许多手下去担任伪区长、乡长、村长或参加警备队，而且他的门徒更是分布三教九流，这样就可以给抗日游击活动提供许多方便。“挺进队”虽然自己很少打硬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湖西各游击武装能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迟殿文部的情报和掩护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迟殿文对各乡村的情况十分了解，这是因为他手下干什么营生的都有。先派几个上门干活的出去转一圈——比如“张箩”的（箍缸箍盆、捆簸箕扫帚）、阉猪阉狗、铲牲口蹄子的，一天下来，谁家有粮食、谁家有牲口就都知道了。再派个“货郎担”去逛逛，这货郎衣帽整齐、语言文雅，“货郎箱”装饰得花里花俏，专跟大姑娘小媳妇打交道（妇女们不能去赶集，日用的针头线脑和小玩意的就在“货郎担”上购买）。女人嘴碎，几句话下来，谁好谁坏、谁富谁穷就基本上弄清楚了。武工队要到游击区活动，无论是搞宣传还是征收粮款，先找迟殿文商量一下，准保事半功倍。 迟殿文有钱有面子，有些八路军办不到的事情他却能办成。一次，苏皖特委的一位领导过湖西，在小学校吃饭时被日伪便衣队发现了，警卫员被打死在大门口，领导烧掉文件后刚翻过院墙就被抓住，分区紧急指示各部队，要想办法把领导同志救出来。迟殿文得知消息时，该领导已经送进宪兵队了，他就和商会会长一起去找翻译官，声称被抓的是自己的生意合伙人，然后塞了一包钞票过去。 审讯的时候，日本军官气势汹汹地问，共产党干部慷慨激昂地答，汉奸翻译官乱七八糟地两头胡说，谁也弄不清在讲些什么。审讯结束，鬼子问：“他的，良民的？毛猴子的？”翻译说：“良民的干活。” 于是就放人了。 “金济鱼挺进队”也开展反奸除恶活动，但政策尺度略有出入。 有一次，金乡埠西村村民因害怕遭敌人的烧杀报复，集合数百人去填平游击队挖的破路沟壕。区干部带两名战士前往劝阻，向空中打了两枪。原以为群众听见鸣枪就会散去，不料却有百余人蜂拥而上，将我区干部和战土扭到村后活埋了。区长听说金济鱼挺进队正在金乡活动，急忙跑去求援。 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 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第二十二章 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共产党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共产党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共产党对不起他。 为抗日军队搞物资、破坏日伪设施、打鬼子冷枪等事情虽然做了不少，但迟殿文并不觉得这些需要别人领情。他比较在意的有两点： 一是替抗日民主政府搞“调和”。当时共产党进入游击区开展工作，时常得不到群众的理解。老百姓觉得民主政府的差务多、站岗放哨多，两面负担任务重，因此有时就会引发反抗，甚至出现武装暴动。每当这个时候，迟殿文总是利用帮派势力进行“调解”，并派出自己的武装力量实施“打压”，尽量维护民主政府的权威。但这样一来他也就做了“恶人”，得罪了一些地方人物，这是有损他帮派活动基础的。 二是渗透到日伪军、警和地方机构中为八路军探情报、搞掩护。这个工作可不容易干。敌人也不是傻瓜，每次出动都走漏风声，难免就会产生怀疑，于是迟殿文的“内线”被抓被打被杀的不少。充当地方伪区长乡长村长的也是这样，粮食未交、道路被破，都难免挨打。 鬼子扫荡，半道上找个村长问情况：“前面的，毛猴子的有？”“没有没有，平安无事。”结果刚走几步就被地雷炸了，于是回来把这村长打成残废。 金乡有个两面区长被鬼子杀了，再派一个又被杀。开堂会时部下们问老大“还要派人去呀？”迟殿文说：“能不派吗，我是金济鱼的队长，这个硬茬接不下来太没面子。”于是一个弟子自告奋勇，结果，上任没多久又牺牲了。 不过，迟殿文部的情报工作总的说来干得还不错。这是因为他们青帮原本就是秘密帮会，有基础；还因为有个“三刀六洞”的帮规约束着，叛徒少。 这两件事迟殿文看得挺重，可对八路军来说却很平常，因此既没有特别的嘉奖、也没有什么额外的补偿。这倒也罢了，现在听说居然要求帮派弟子到政府去登记，这可是青帮的大忌！于是，迟殿文就产生了抵触情绪，接下来再成立“独立支队”，他就不服从八路军的统一领导，渐渐地和共产党之间有了些猜疑。冀鲁豫湖西分区也因此更提高了对“挺进队”的警惕。 认真说起来，这迟殿文部也不能算是“正宗的八路军游击队”，因为他不仅兼着日伪的“济宁运河总办”，还和国民党顽军有关系。 当时，国民党军政部在鲁西、鲁南设了好些个征兵站，派韩复榘的老部下来负责，通过本土关系招收新兵。按规定招了兵要先训练后开拔，因此会产生相关费用，如：制枪费（汉阳造）、子弹费（三百粒），服装是每人单衣两套、夹衣一套、棉衣一套、腰皮带一条、雨披斗笠各一件、线毯一床、麻鞋草鞋各两双，还有下士、中士、上士、司务长的津贴，军官的办公费、外出费，部队的柴火费、伙食费……征兵站往总部打个电报，说明“本处有壮丁若干正在训练”，军政部就根据新兵数目拨发相应的费用。 征兵官是要吃空额的，招了一百人就敢报五百，先把钱骗到手再说。可蒋总裁也不是好蒙的，新兵训练完毕开拔前，军政部要派“点验官”照着花名册数人头，核实了再签字。 于是，征兵站就临时请人冒充，让老百姓穿军服扛枪排队答应一声“到”，然后就走人回家。那么到了前线人数不足怎么办？好办，就说路上死了、跑了，这没办法。 迟殿文面子大，每当这时候，他就走遍济宁附近乡镇，把商铺打杂的、饭馆跑堂的、澡堂搓背的、码头扛包的……都集合起来跟他“出差”去，冒充新兵。所以，他和国民党的关系也不错。 你说，这样的人物，咱们冀鲁豫湖西分区怎么能放心呢？ 可说不得，就在这时，人家“金济鱼挺进队”又为十一分区做了件大好事。 1944年三月的一天，迟殿文到济宁城外的一个集镇去赶集，照例坐在“水煎包子大棚”里。过去在鲁西有个讲究，集市赶场买卖各行当，要以卖吃食冒烟的行业为首，而这烟火行又要以卖水煎包子的为“行首”。所以卖水煎包的必须搭大棚，还要正对着戏台或庙门，只有等这“顶台”撩布了，其他摊位才能开张。换句话说，迟殿文往大棚里一坐，这集市啥时候开场，得由他说了算。 迟殿文可不吃水煎包。他单独一张桌子，坐下喝茶，倒上一壶茶摆两个茶碗，先满上，然后端起一只茶碗两手捧着，伸出右手三个指头，这是请“三老四少们”喝茶。这样一表示，有外地来的同道就可以上前打招呼、联络消息、求人帮忙。一见面，老大会问：“朋友从哪里来？”对方必须得说是“从杭州来”，再问“到哪里去？”得回答“到五台去”。这就算对上了。 这一天，迟大佬摆好架势，慢慢品茶。外面闯进一个陌生人，端起另一只茶碗就开喝，大佬一看对方来头不小，赶紧站起来笑脸相迎。 “这位朋友从哪来？” “济宁，北马场。” “……，准备到哪里去？” “不去哪儿，来这赶集呀。” 切！这家伙是个什么玩意？ 第二十三章 迟殿文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棒槌”，心中十分恼怒。 通常，在济宁这一带，一般人即使不懂青帮规矩，也知道在水煎包棚子里喝“顶台”茶的人不好惹，没人会去找事。可这位却不同，他姓夏，塘沽人，是“北马场”的管事，一则没跑过江湖，二则仗着自己有后台，大大咧咧惯了，有点凡事不在乎的味道。 这“北马场”又是怎么回事呢？ 离济宁火车站不远，有一个伪山东政府的“省立畜养试验场”，养了几百头种羊、种牛和种马，从事牲畜繁殖业务，他们的牧场在济宁南边（一个废弃的飞机场），所以叫“南马场”。另外，在济宁的北边，原先有一个寒羊场，后来被日本人改做了马场，专门驯养蒙古马，因此又称为“北马场”。这北马场的大股东就是那个名叫古屋猛的“青帮日本人”。 这位夏管事是个日本留学生，学兽医的，学问不错（后来还当过山东农学院的教授），可惜江湖阅历实在太差。他在水煎包子铺喝了好几壶“顶棚茶”，愣没看出迟殿文是干什么的，满嘴跑轮船、胡说海吹，还和青帮大佬拍胸打背、称兄道弟，把迟老大气得不行，当即就给徒子徒孙们打了个手势，意思是要想个辄、教训这傻小子一下。 说句题外话。现在的电影电视剧里的江湖黑帮，从上海滩的许文强到香港岛的功夫王，都是一个模样：墨镜灰帽黑褂子、进门“大哥”“小弟”、出门砍刀斧头——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那时候，各帮派有着不同的特点。 就拿青帮和洪帮来说。洪帮不大讲究师承、更看重职位，谁当了大掌柜谁就是老大，所以，彼此称兄道弟的无所谓；但青帮却很重视师承辈份，没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说法，讲究的是“师门字辈压光棍”、“父子不入同一门”，无论权势有多大，师父、师叔、师兄、师弟分得很清楚。因此，当着“嗨”袍哥（袍哥属于洪帮）的人叫声“兄弟”没关系，可对于混青帮的人物，就得称呼“先生”、“好汉”、“老大”、“朋友”，要是乱喊“老弟”、“老兄”，说不定就成了旁边什么人的爷爷辈，是会得罪人的。 混帮派的人当然免不了打架斗狠，但也不是乱打，像青帮这样公开活动的大帮派，在江湖上办事也要遵从起码的社会规则，不能想打就打想杀就杀。比如这位夏管事，虽然冲撞了青帮的场子，但他毕竟是外人、不懂规矩，所以不能使用帮内的办法，要想教训他，还非得耍“阴”的才行。 迟殿文做个暗示，手下人就明白了，他的徒弟张知行就拽着夏管事去吃“杂毛肉”。 那时候，猪牛羊肉叫“大肉”、鸡鸭鱼虾叫“细肉”，这些肉要到饭馆子里才能吃得着。集市小摊上卖的是驴肉和狗肉，称为“杂毛肉”，五毛钱一碗，味道虽好却上不了正经酒席，平常解个谗倒正合适。肉摊上还卖“明流酒”（一种用黍子酿的酒），一坛子也是五毛钱——赶集的时候花上一块钱，可以管吃又管醉。 酒坛肉碗摆上来，张知行和几个喽罗就拉着夏管事猛灌。才三两下的工夫，姓夏的就喝高了，拍着胸脯请“各位兄弟”到北马场去做客、参观他们的蒙古马。 张知行眼珠一转：好啊，去看看！ 到了北马场，一百多匹蒙古马养得真精神。张知行就开始装傻：“夏先生，咱们只骑过驴子、还没骑过军马呢，能不能让咱们也过个瘾。”夏先生正在酒劲上：“当然可以啦！”于是帮他们挑选高头大马，还配上了马鞍具。 一伙人在马场转了几圈，抽个空子把侧门打开了。张知行喊一声：“不好了！马惊了！”其他人也跟着大吼大叫，小伙子们骑着马就跑了，只留下夏管事还在马场办公室里发愣。 这一趟骗来了六匹装具齐备的好马，迟殿文看见以后高兴得直笑。可这些军马留在济宁也不是办法，干脆，送给鲁西分区吧，八路军打仗用得着战马。 过了几天，北马场的老板古屋猛找来了，迟殿文对他说：“你们那位姓夏的朋友，我是见过的。可后来他和几个人到集市上喝酒去了，至于那些人，我就不认识了……” 古屋猛也无可奈何。 送到鲁西分区的六匹战马引起了八路军的兴趣，分区领导问金济鱼游击大队：“能不能再弄一些马匹？”迟殿文回答：没问题。 几天后，分区派来了两个排，带着长枪短枪机关枪，准备配合游击队袭击军马场，迟殿文却说用不着那么费劲——他早就花钱买通了北马场的看门人，八路军看中了什么马，牵出来就是了。 半夜里，两个排的八路军摸进了马场。大门开着，马匹也都在马厩里，可一群土八路生拉活拽，马儿就是不肯走。最后，躲在暗地里的看门老头实在忍不住了，跑出来告诉大家：“夜晚偷马要先牵头马，只要把它带走，其它的马匹就能跟上。”八路问：“哪一匹是头马？”老头乐了：“头马当然是马厩口上的头一匹呀。”八路们这才恍然大悟，于是乎，四十四个人顺顺当当地牵走了四十四匹马。 这马儿偷得也太容易了！军分区领导一高兴，就琢磨着想成立个骑兵连。捎信给游击队：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剩下的军马全弄出来算了！ 迟老大还是那句话：没问题！ 北马场被偷以后，敌人增派了一个排的伪军担任警卫。可巧，这警卫排的排长和班长都是迟殿文的徒子徒孙，迟老大甚至不用花钱收买，打个招呼就搞定了。 这次行动是由“金济鱼游击大队”的顶头上司、原独立支队的董鸣春支队长亲自指挥的。他带来了不少人手，意思是要给小鬼子的军马场来个大搬家。 临动手的那天，驻守北马场的伪军排长借口过生日，把几个日本技师和管事都请到济宁城里喝酒去了，其他人也都灌了黄汤在各自屋子里睡大觉。两个伪军班长把宿舍房门从外面拴上，八路军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董鸣春带人从马厩里牵走了五十三匹军马，从仓库里搬走了八十二套马鞍具，顺手还把为日本技师提供早餐的两头奶牛也拉走了，只给鬼子们留下了几只小羊羔。 这么一来，八路军鲁西分区就成立了一个八十人的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鞍具。而那个“青帮日本人”古屋猛却只好宣布破产，关门大吉了事。 说起来，迟殿文一直是以隐蔽方式配合抗日活动的，他的游击队也是“游而不击”，只在暗地里协助八路军，从未和日伪军正面交过火。日本人对迟殿文虽然有所怀疑，但一方面没有找到证据，另一方面也顾忌青帮势力在地方上的影响，所以采取了比较容忍的态度，这使得迟殿文在日伪、国民党和八路军三方之间都能够得以敷衍，显得从容自在。 对共产党而言，迟殿文这样的表现，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当然是可以接受的，但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政权的逐渐扩大，党对各游击武装的素质要求也就有所提高。从1944年以后，冀鲁豫军区多次试图对这支“通字辈”的游击队进行改造，规劝迟殿文放弃旧势力帮派思想、加入到人民武装的行列中来。 然而，迟殿文的态度却十分顽固。为了派政委、指导员的事，军区和军分区不知道和他谈了多少次，却始终达不成条款——这里面有个原因：迟殿文比较信任的共产党干部只有两个，一个前鲁西南行署专员袁复荣、一个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都是山东人。1944年的时候，袁复荣已经牺牲了，而朱道南属于山东军区，不好插手冀鲁豫军区的事情，迟殿文就对其他人一个也信不过。 1939年的“湖西肃反”错杀了许多山东地方干部、也伤了不少人的心（比如，骑兵团在1944年消灭的时锡九和关玉平，原先也是湖西的八路军干部，都是被当初的“肃反”给逼反的），迟殿文对此还记忆犹新，所以，他始终不肯接受共产党的改编——双方谈来谈去，搞到最后就闹翻了。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对迟殿文采取了“打拉结合”的办法，一方面加强地方政权和民兵武装的力量，打击“通字辈游击队”的势力；另一方面加大了对迟殿文部基层骨干的统战力度。 1945年春节前夕，迟殿文的得力助手、徒弟张知行带领一中队投奔了八路军。一中队是迟殿文最“精锐”的队伍，拥有他全部的轻重机枪，几乎相当于“通字辈游击队”的一半实力。迟殿文得知此事之后如丧考妣，究其丧心的原因，队伍的哗变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徒子徒孙们的背弃而去，代表着他青帮老大的权威从此丧失了。 1945年的春节，迟殿文没有过好，他先是嚷嚷着要把那些个背叛师门的徒弟抓回来，按帮规处置。到了年初六的中午，迟老大一觉醒来，发现枕头边有一封信，打开一看，居然是张知行写给他的规劝书。这下子，青帮老大再也不吭声了，回到济宁就大病了一场。 八路军运河支队的朱道南政委也给迟殿文去过信，鼓励他克服封建江湖观念，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说起朱道南的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可若是提到电影《大浪淘沙》里的“靳恭授”就相当有名了——那就是以朱道南为原型改编的。 迟殿文怎么看待朱道南政委的来信，现在已无从知晓。因为接到信之后不久，迟殿文就被杀了。 1944年，日本人改变了运河的管理方式，把山东的水运纳入“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管辖，这样一来，济宁的运河办事处就有了两个日本上司——水上警务段长山田本一和“株式会社”的司法主任执印省等也。有趣的是，这俩日本人也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不巧的是，这两个日本青帮和迟殿文混的不是同一路。 青帮起源于漕运，虽然民国以后的门徒干什么的都有，可讲到门派还是要按照漕运的“十路进京船队”来分师承。比如，迟殿文属于“杭三帮”，报号的时候就得这么说：“本舵满运船四十二只，进京打白旗白镶边，阴阳上红下黑。吃的是长流水，烧得是昆山柴。”那两位日本大佬是“嘉白帮”的，说的话也就不同：“满运船六十六只，进京打龙旗，半个月亮、金钩如意。吃的是翻花水，烧得是五湖四海柴”…… 两个日本大佬和迟殿文不同路，却和济宁“安青道义会”的会长刘裕泰是一个帮的，这可是迟殿文的冤家。 刘裕泰也是“通”字辈。他是个苦出身，早先是扫地的，后来给当铺做“小子”。 当铺的幌子是“见物质当”，可要是遇到那种穷急了的人，跑到柜台前把胳膊一伸：“我把拳头当了！拿钱来吧。”当经理的还真没有办法。这时候就需要请外面的“小子”来顶着，打架打官司，把当铺的麻烦揽过去——刘裕泰干的就是这个营生，所以虽然吃得白白胖胖的，做买卖出生的迟殿文却对他一点儿也看不起。 有一次，俩人在赌场上打起来了。 赌博的时候，有的赌徒本钱不多，输光了以后想扳本就只有把衣服当了再接着干。于是，刘裕泰就搞“上门服务”。这小子自己不上场，专在赌桌边上守着，一会儿劝这个把衣服脱了当掉、一会儿又劝那个把衣服赎回去穿上，他倒不嫌麻烦，因为人家每赎当一次都要算利钱，折腾得越多他就越发财。 迟殿文当时正是霉庄、十几把没有开胡，被这乱七八糟的场面搞得火冒三丈，掀翻桌子揪住刘裕泰就是一顿胖揍。俩人从此就解下了梁子。 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这名字真怪）掌管运河之后，刘裕泰就开办了“裕泰行”粮行，当上了济宁第二任“安青道义会”会长，他还在两个日本同门师兄弟的支持下不断插手河运业务，硬是把迟殿文挤兑出了河防队。 说起来，1945年的迟殿文真够倒霉的。国民党的朋友被打跑了、日伪政府的肥缺被青帮会长抢走了、徒弟又带着队伍投奔了八路军，把这个先前呼风唤雨的“通”字辈老大搞得里外不是人。 心里一着急，老迟就下狠手了。 1945年的端午节，刘裕泰在济宁宴请几位“通”字辈的大佬，山田本一、执印省等也和迟殿文都在受邀之列。迟殿文称病没去，他想借这个机会杀掉两个日本人。 迟殿文委派的杀手姓温，天津人，是个“空子”。 所谓“空子”，是指流浪在外的青帮子弟。那时候在酒肆旅馆，时常会遇到这么一类人：帽子翻开、倒放在桌子上，左膝压住右膝，左手撮起三个手指、压在右手上，这表明他是流落到此的青帮弟子，想请帮里的三老四少帮个忙。一般情况下，这类人回答问题的“切口”是不会错的，但你却无法证实他说的是不是实话，也不能确定他师门和字辈的真假，所以就称为“空子”（据说，黄金荣也是以空子的身份混进青帮的）。 迟殿文要杀帮内的大佬，当然不能派自己的徒弟，请一个心狠手辣不怕死的“空子”当杀手正合适。 端午节是与河水有关的节日，漕运出身的青帮照例要进行一些礼仪性的祭祀活动。按一般情况，去吃饭的人都不会带枪，而且这几个通字辈大佬的年纪也不小了、腿脚功夫有限，所以，只要预先知道宴席的时间和地点，干掉他们不会是太难的事。 姓温的“空子”事先把手枪藏在酒店包间的大座钟后面，开席的时候再装作送热水毛巾的伙计混进去，悄悄摸出枪来就开打。 这计划原本不错，可惜，那天的饭桌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山东特务机关的政务班长小野正尔少佐（他也是“通”字辈的），这可是个厉害角色，反行刺的经验丰富。温“空子”还没来得及开火，就被小野摁在地上了。 于是，抓住刺客、严加审讯，姓温的“空子”不怕死却怕疼，被打了一顿就把迟殿文招出来了。接着，宪兵队又到迟老大的家里搜查，找到八路军朱道南政委写给他的信…… 当天晚上，迟殿文被砍了头，尸体丢进了运河里。 就这样，迟殿文死了，他的“通”字辈的游击队也就从此烟消云散。 现在对迟殿文的评价是“反动会道门头子，汉奸，抗战期间因内讧争斗而死”，这个结论估计难以翻案了。 但我想，这个青帮人物虽然反动，却也曾经帮助过八路军、做过对抗战有利的事情，还是应该有人记住他的好处的。并且，迟殿文毕竟是为了刺杀日伪头目而死的，无论结果如何，总还对得起青帮的“义气”二字，至少比起那个1951年被人民政府处决的“刘裕泰先生”要光荣一些、更值得尊重一些吧。 又是端午，今天是迟殿文离世的六十二周年。（本文写于2007年） 马甲我愿意拿出一颗粽子祭奠这位“通”字辈的青帮大佬。只是不知，他在另一个世界是否依然广收门徒、依然横行霸道。只好在冥冥中对这位生于乱世、死于乱世的人物说一声：迟老大，记住教训吧。你能和屈原大夫死在同一天，也算是不冤了。 第二十四章 1943年下半年以后，华北抗日战场上的民兵建设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 “民兵建设的三个阶段”大致是这样子区分的：1938—1940年是第一阶段，也叫“自卫队阶段”。这时候抗战刚开始，随着日寇的大举进攻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华北各地的民众武装纷纷兴起，共产党和八路军工作队适应形势要求，以“开展统一战线，联合抗日”为方针，争取掌握了大部分自卫武装，从而奠定了华北抗日民兵的基础。但这个阶段的民兵存在着人数较少、制度不完善和人员成分复杂等问题，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很好地开展起来。 1940—1943年初是第二阶段。这个时期共产党在华北已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在“建立民兵制度，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方针指导下，民兵力量由共产党直接领导，得到了扩大和加强。在这个阶段，民兵武装广泛参加了反“强化治安”、反扫荡作战。虽然斗争十分残酷，但队伍得到了锻炼，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民兵的许多典型战法、战例都是在这个阶段创造的。 在第二阶段，民兵组织也暴露出脱离生产的缺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群众的情绪。敌人的凶残报复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更导致了根据地的贫困化。渐渐地，民主政府也认识到过度使用民力是和毛主席“论持久战”精神相违背的，因此，到了第三阶段，民兵建设的方针就变成了“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相结合”，主要任务是开展生产，配合执行党中央的土地政策。从这以后，民兵的直接参战大为减少，更多的是为八路军部队提供后勤劳役。虽然真正“大支前高潮”是出现在解放战争，但在第三阶段，这方面的组织经验已做了很有益的准备。 第三阶段的民兵是以扛锄头为主的，真正扛枪的是少数“基干民兵”。这基干民兵是半脱产的，一个五十户人家的村子，也就不过有十来个人的编制。平常时候，“基干”要站岗放哨送信带路；要是鬼子来了，敲锣、藏粮食、带着群众跑路，简直忙不过来，既没有工夫种庄稼也没本事打游击。所以无论生产的事还是打仗的事，人们一般都不指望这基干民兵。 可凡事都不是绝对的，比方说，山东曹县塔湾村，就出了个“另类民兵”葛二蛋，还真做了些“邪乎”事情来。 葛家好汉本名二蛋，当然就是排行老二。他哥哥成家了，妹妹出嫁了，自己光棍一人，优哉游哉。爹妈跟着老大过，家里的几亩地也随了老大，反正二蛋也不大乐意种地，无所谓，饿了就去打打短工，吃饱了就万事不管，自己住在草棚子里，犯起浑来谁也管不着。 1943年11月，武委会的主任通知村里的青壮年集合开会。前一段时间，冀鲁豫五分区刚遭到鬼子扫荡，损失很大，分区司令员朱程和一团的团长、政委都牺牲了，上级派七军分区政委赵基梅接任五分区司令，接着和鬼子干（赵司令也来自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是一二九师的干部，所以有几次借了骑兵团去配合他）。八路军要打大仗，地方干部就积极着手恢复民兵组织。 开完会，乡干部摆上两张桌子，愿意参加挑夫队的在那边报名，可以领一个南瓜（支前的口粮），然后回去准备一根杠子；自愿当“基干民兵”的在这边报名，先领两块钱，再集中起来学打枪。绝大部分人都选择去当挑夫，因为办完差就可以回家了，既不太危险也不耽误自己的农活，可葛二蛋琢磨了半天，跑去申请当“基干”。他哥哥急了，过来拉住弟弟劝他别贪图那两块钱，当“基干”既累又忙，还养不活家人……二蛋把手一甩，不以为然。 “扯！你以为我傻呀。当挑夫，每副担子有一二百斤，死沉；看看这边的枪多轻巧，才十斤不到。” 当哥的顿时没话说了。于是，基干民兵队伍里就多了一位葛二蛋同志。 基干民兵集中训练三天，讲形势讲任务，讲政策讲纪律，接着劈劈啪啪放了几枪，就让大伙回家了，到各自的村子里值勤去。当时，只有农救会主任和武委会主任是全脱产的，他们在几个村子间来回转，安排大家干什么大家就干什么。平时，民兵们就自己管自己了。 这样的生活挺符合葛二蛋同志的意思。他每天除了站岗，还抱着配发的武器到处视察治安。 要问葛同志配发的是什么武器？是汉阳造？老套筒？猎枪、土枪、独撅子……嗨！门都没有，自从离开训练队，葛二蛋就没摸过枪。区里发给他的是一把茶壶！ 这茶壶的盖子是封死的，里面装了硝石炸药，从壶嘴里塞进去一截导火索，点燃了就能炸。也别说，就这么个地雷不像地雷，手榴弹不像手榴弹的玩意，比一挺机关枪还吓人，葛二蛋每天抱着它走来走去，任你是谁也不敢站在他边上。人见人躲，都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一不留神就把这宝贝给弄响了。 大家都劝二蛋同志，平时最好把这凶器收起来，可他不干。没有这武器就不像个民兵了，显不出威风来呀。 于是乎，他爹他哥都怕了他，不许他上门，二蛋也不再去打短工了（估计也没人敢请他干活），区里每个月发给基干民兵十天口粮，他坐吃山空的也不着急，每天就拎着个茶壶东游西荡，活像个二流子。村里人都不待见他，民兵队里也有人嘀咕他坏了民兵的形象，商量着要去向上级领导报告，开除他算了。 不料，领导还没来，葛二蛋倒先召集民兵开会了，他这家伙，自我感觉还挺不错，号召改选干部，推举自己当民兵组长。这一下，可把大家的鼻子都气歪了。 葛二蛋让大家推举自己当民兵组长，实际上是想管理村里的“合作社”。这可是个美差。 抗战时期，华北地区流通着各式各样的货币，初期主要是伪满洲国的“老头票”和国民政府的“法币”，再后来，北平的“联合券”、南京的“储备券”、日本的“军用券”都出来了。共产党八路军也发行自己的钞票，在鲁西根据地这里，能够见到“北海票”、“边币”和“冀南票”，有用纸做的，也有布做的。另外，还有些地方豪强自己制铜钱、造光洋，真是五花八门。 起先，市场还算稳定，可不久以后就通货膨胀了。蒋、汪两家国民党政府，印钞票如同下雪似的，造成物价飞涨，把老百姓祸害得够戗。1942年，日伪政权开始禁用法币，共产党为防止财政危机，也宣布只准使用“边区货币”，禁止其他一切“伪币”在根据地的流通。 民兵也因此参加了反伪币的斗争，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各村口、各路口站岗，不让人们到大集镇( 敌占区) 去赶集，也不许外面的商人到根据地随意采购东西（村里偶尔来个货郎，也被民兵和儿童团一路跟着走），这么一来伪币当然就用不成了。但老百姓总需要进行一些基本的买卖交换，因此就由民兵成立了“合作社”，充当农村商品交易的中介。 “合作社”用抗日政府的贷款，由基干民兵负责，既收购农产品，也卖一些日用百货，有煤油、洋火、小点心之类，还卖白酒和烟卷。经营利润中的一部分，可以用来补贴基干民兵的生活。这让葛二蛋同志十分羡慕，很希望做“公家买卖”的这份工作。 一般，家里有土地的民兵对合作社的事情并不感兴趣。因为平时任务忙，有点时间赶紧做家务干农活都忙不过来，哪里有闲功夫去操心买卖。可葛二蛋不同，他没有地，如今又不乐意去打短工，光靠砍柴换吃食, 实在填不饱肚子，于是就盯上合作社了。心说: 干合作社多好啊! 既有面子又有钱花。 他们那个村的“合作社”原本是由民兵组长家负责打理的，葛二蛋热情沟通了几次, 人家不愿意让出来。于是就嚷嚷开了：“改选，改选，让我来当民兵组长！” 说起来，这民兵的基层干部确实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区上面并不干涉。可是，村里的民兵都感觉照以前的办法就挺好，并不想搞重新选举。特别又听说是葛二蛋想当民兵的头头，大伙更认为纯属异想天开，连他哥哥都觉得他是在出洋相。 民兵们都想散会，只有葛二蛋还在一个劲猛喊：“为什么不重新选举？凭啥我就不能当组长？！” “凭啥？”有人答话了：“人家老组长是立过功的，战场上缴过敌人的枪。” “扯！他那也叫缴获？不过是在抬担架的时候从地上拣了个便宜。要说立功，县城里鬼子的枪那么多，去夺一杆来才是真本事！” 老组长被挤兑急了，一拍桌子站起来：“行！你葛二蛋如果能去夺杆枪，我这组长就让给你当！” “好！一言为定！！！” 到县城去夺鬼子的枪？这玩笑开大了。 可牛皮既然吹了，怎么也得找个台阶下呀。无论如何，出门走一圈是必要的。 第二天找村长开路条，大家都叮嘱：“二蛋啊，出去转转就回来，给人家道个歉，彼此消消气，没有人会笑话你。” 背着筐揣着茶壶，葛二蛋一路打草砍柴，溜溜达达就进了县城，人家站岗的也没难为他，也许是把他当做卖柴换酒喝的主了。 进了城里四下一张望，背枪的人倒确实不少，可实在看不出有谁愿意把枪交给他。 就这么转了好久，把肩上的柴火卖了，其它事情，没门。 正闲逛着呢，看见前面的一个人了。这人在理发店门口朝里望了望，大概是嫌人多，摇摇头就走了。葛二蛋认识，他是高先生。高先生其实是个高丽人，早先是给日军当翻译的，先前的鬼子部队走了以后，这家伙就改当了啥行当的工程师，带着老婆孩子都移民过来，住在县城里。葛二蛋打短工的时候给他家干过活，知道这个“工程师”手里有把外国手枪。 想了一会，有主意了。 在理发店外头转悠着，等了好一阵，顾客都走光了，生意闲了下来，葛二蛋就进屋，把卖柴火的钱往桌上一拍，说：“掌柜的，能上咱老爷家里剃头吗，在前面不远。” 这有什么不行的？店里立刻派人跟着去。到了高宅，葛二蛋先进去问：“高先生先前是想理发吗？理发店里派了伙计来。” “好啊，好啊，进来吧。” 剃头的场地摆在院子当中，高家一门老小也都围着看。高家以为葛二蛋是从理发店来的，剃头师傅则以为他是高先生家的，反正谁也没觉得不对，就让他叼着烟锅站在旁边。 等高先生大马金刀坐在椅子上，剃头围裙也系好了，葛二蛋这才过去把理发师傅推开，摸出那宝贝茶壶挂在高先生的脖子上，“高先生，这是个炸弹哦，我用烟锅一点就能响的”。 人家高先生可是个工程师，瞧一眼茶壶就能准确地计算出这玩意儿的爆炸当量，立马就筛了糠，“你，你想干什么？” “小事情，容易办，把你的枪借我使使。” “快去，把枪拿来，送给这位壮士。” 据说，高丽女子最听丈夫的话，果然不假。高先生的太太立刻乖乖地回屋去找枪，不一会，不仅拿来了撸子短枪，还抱来了一根长枪，连同满满一袋的子弹，真看不出她怎么能有那么大力气。 不过，这可超出了葛二蛋的计划。这三八大盖是件好东西，不要了实在太可惜，可怎么带出去呢？只好再麻烦高先生送一趟。工程师扛着大枪，葛二蛋笑嘻嘻跟在他边上，出城的时候，站岗的打招呼说： “高先生，这么晚还出去啊，可别太走远了。” 走到天黑，葛二蛋才从高先生腰上解开茶壶，放他回家。人家到底是有文化的人，临走时也没忘了说声谢谢，把土包子葛二蛋搞得直发愣：这到底应该是谁谢谁呢？ 满载而归，走到长清寺附近，葛二蛋先找到一伙民兵，卖了半袋子子弹。那时候，一粒子弹能换一斤半小米，这穷光蛋顿时发财了。 回到村里，葛壮士把短枪长枪往桌子上一拍，冲着目瞪口呆的人们大嚷：“选举选举！赶紧选举。” 然后，指着扔在地上的粮食口袋，宣布： “谁愿意选我的，先称五斤小米回家去！” 结果，那还用说。民兵组长当然非葛二蛋同志莫属了。 第二十五章 葛二蛋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民兵组长，顿时威风了，每天带着基干民兵排队出操，村里村外的兜圈子。他自己十分过瘾，别的人却都叫苦不迭。不过，二蛋的朋友们倒是高兴得很，纷纷跑来要求投奔他的队伍，可惜，受到基干民兵的名额限制，不能“入伙”，只好当作“编外基干”，跟着立正稍息凑热闹，顺便也得以观赏葛组长的长枪和短枪。 葛二蛋的死党朋友，也都是和他一样的没地、没房子、没老婆的“精光自在汉”，附近各个村的都有。平时也就是替人打打短工，哪儿有希奇古怪就往哪跑。现在，哥们兄弟中间好不容易出了个干部，如何能不过来集中热闹一番。于是，二蛋每天训练完自己的“正规部队”，就和这一帮“编外嫡系部队”搞聚会。 民兵组长嘛，管着“合作社”，点心糖果白酒香烟样样有，有我的就有兄弟的，大家千万别客气！铺子里面的整光了，就拿上钥匙开库房，接着寻开心。这么一来，村里的群众着急了，都担心合作社里的那点东西，让这群二百五“败家子”再整两天就搞没了。于是跑去找村长提意见，可村长现在哪里敢管既有人马又有枪有炸弹的葛二蛋呀，只好再向上级反映，最后，惊动了县领导。 那时候，县里面的干部有两类，一种是白胡子的“开明绅士”，一种是没胡子的共产党小伙，短胡子或者黑胡子的就基本上找不到。政府开会讨论这事，白胡子老头说“不成规矩、太不像话，要把组长撤掉，把这伙人解散了才行”；可没胡子的干部却说“不对不对，你们看，这些人都是贫雇农，是我们依靠的基本力量。这个葛二蛋，抗日斗争的意志很坚定，要重点培养他，要加强他的力量！”一番争论下来，决定把塔湾附近几个村的基干民兵联组，由葛二蛋当小队长（他当然也升任“合作联社”的首脑了）。不过，上级也给“联社”派了一位政治觉悟高的干部当党小组长，任务是帮助教育葛二蛋，争取发展他入党。 葛二蛋也不在乎党小组长是干什么的，他只觉得重要的是自己升官了，吃喝的资源又增加了。于是再接再厉，继续扩大范围操练兵马、扩大范围吃合作社。可就这么闹腾了一阵，搞出事情来了。 有一天，塔湾的一户村民犯了“走私罪”，他把一头骡子当做陪嫁送到外地去了。当时，根据地的大牲口只许进不许出，违反了这个就是经济罪，要受到严厉处罚的。党小组长带人抄了该村民的家，还把人揪出来斗了一场。葛二蛋原本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看热闹起哄挺过瘾的。可事情折腾完以后有人骂他：“你狗×的葛二蛋，每天出操站队糊弄个啥呀，看着外人欺负本村人……” 葛二蛋转念一想：对啊！那党小组长的家乡离这里隔了好几个村，凭什么来揪我们村的人，这不是欺我塔湾村无人吗？！当下就要去揍党小组长。小组长听到风声，夺路逃跑了，葛二蛋大怒：“姥姥！你以为跑回家就没事了，我打上门去！” 于是，葛小队长升帐，点兵出征。一时间，洋枪土炮、大刀长矛，浩浩荡荡杀将过去，把那边村子的民兵组打得个落花流水。党小组长也再度落荒而逃，葛二蛋不仅顺势抄了他的家，还莫名其妙地批斗了别人的爹，并且狂妄地宣称：“谁再敢抄塔湾村一家，我就抄他们十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县政府闻讯极为震惊，连忙派工作队下来调查情况，平息械斗，葛二蛋的职务自然也就被撤得一干二净。可没想到，几天后，全村的人都来替葛二蛋求情，还一致选举他重新担任村民兵组长。这可把领导们都弄糊涂了：上次要求撤销葛二蛋组长职务的，不也是这些村民吗？怎么这回变态度了。 原来，头两天，伪军清乡的一支队伍把村里的一头牛给牵走了。这要搁在以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可现在不同了，村里有了民兵葛二蛋。葛民兵先去打听了情况，然后请人给伪军队长写了封信，措辞强烈：×××，你外号叫×，家住×，你爹叫×，你妈叫×，你家里还有谁谁谁。你抢了我们村的牛，真是混蛋到家了，今天你要不把牛还回来，我就杀了你全家！葛二蛋。 这伪军队长赶紧打听葛二蛋是何方神圣，一旦弄明白是这么个二百五的主，心里实在不想招惹。可他们一共牵回来两头牛，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头才是塔湾村的，只好请人把两头都牵到村口去，楞是让葛二蛋白赚了一回。 村里人由此就想，这葛二蛋虽然别的方面不咋的，但还真有本事保护大家的利益，就算全村合伙供他吃喝开销，也比让鬼子汉奸抢去了强啊。于是，大伙再次保举他担任民兵的头。 葛二蛋同志，刚丢了小队长的职务却又重登民兵组长的宝座，继续管理他那个快破产了的小合作社。经过一番大起大落，葛同志成熟多了，复任伊始，他郑重向群众宣布：“我一定保护好乡亲们，我还一定要让合作社发财，给乡亲们赚钱……” 大家一听全乐了：这葛二蛋，刚一当组长就又昏了头，你能自己养活自己就不错了，还发财？说你胆量大、手脚狠咱们信，说你能赚钱，谁相信呀。 “二蛋呵，以后我们每家拿些粮食给你，你就别去打理那合作社了，好吗？” ………… 自从当上民兵的领导，葛二蛋就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加强军事操练，虽然正规军是怎么训练的葛组长自己也没见过，但他还是很希望把队伍往正规部队的路子上整。 利用担任民兵小队长的短暂机会，二蛋曾经指挥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规模”械斗，大获全胜。尽管因此犯了错误、丢了官，可在这位前小队长的心里，对“野战攻坚”却更加神往。即使现在当小组长，他也成天惦记着要把人马拉出去，搞几次野外露营、长途奔袭之类的事。只可惜，他手下的民兵们多是有家有口的庄稼汉，对打仗什么的提不起兴趣；甚至那几个“光棍嫡系部队”，也没有大志向，平常出操站队还可以，可一听说要主动去找小鬼子的麻烦，都咧咧嘴傻笑。葛二蛋多次动员讲话也得不到响应，搞得他十分郁闷。 其实，无法出动打野战，还有个原因是武器装备实在太差。基干民兵大部分都没枪，“编外的”更是只有火叉、哨棒，“缺了响器胆不肥”，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终于，机会来了。有一天，村里一个哑巴小孩比比划划地来报告：发现了手榴弹！原来，县大队的人经常去拔电杆、割电话线，把鬼子惹急了，敌人就在电杆底下埋手榴弹，想炸游击队员。结果，被割草的小孩子瞧见了。葛二蛋喜出望外，带人把十几颗手榴弹起了回来，有了军火，可以大干一场了！县城外面有个鬼子的商社货栈，土货洋货都不少，如果去抢上一票，“合作社”立刻就能扭亏为盈了。 召开会议、分发武器、宣布作战计划，通知大家先回家吃饭，然后整队出发。可到了集合的时间，除了一个叫孟三的“编外”来了，其他的人都不见人影，俩人就挨家挨户上门去喊。到了别人家，有的说“孩子他爹不在”，有的干脆就把门关了不吱声，气得葛二蛋直骂。 找到村长家，村长倒是露了面，却直接表态：“你办法不对，我不去。” “打鬼子有啥不对？” “没有上级的指示就是不对。” 葛二蛋讲不过他。“你不去，把枪还给我。” 村长二话不说递过三八大盖，葛组长就把枪发给了孟三同志。孟三是个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其实，孟家其他人都挺烦葛二蛋的，惟独这个三儿对二蛋死心塌地，他还有个姐姐孟喜子，是远近有名的美人，葛二蛋平常也只有借找孟三的机会，到他家闲逛，瞅空子养眼神咽口水。 孟三扛上枪还没来得及高兴，他爹就拎着棍子找来了，老头叫嚷着“去送死不如打断腿”，吓得两个民兵仓皇逃往村外隐蔽起来，又过了好一阵，才等来了一位“基干”（就是原先的民兵组长，他也有一杆枪），于是三个人就出发。 三个民兵去打鬼子商栈，无疑是找死。 走在半道，孟三突然说：“二蛋哥，我不要这杆大枪。” “为啥？” “扛着大枪跑不快。” 葛二蛋只好把短枪给他，自己端着三八大盖。三个人都开始琢磨怎么逃跑。 走着走着，猛地看见一群鬼子兵在树林里休息，这里离县城还远着呢，怎么会有小鬼子？大家都愣住了。葛二蛋最先反应过来，抬手放了一枪，再回头一看，身边的两个人早不见了，于是也转身开逃。 跳到道沟里一阵狂奔, 差点跑断气，好不容易赶上了前面的俩人。大家实在跑不动了，就趴在沟沿上观察，还好，敌人没追来。葛二蛋问孟三：“手枪没跑丢吧？”“没丢。”万幸万幸。 休息了一会，葛组长发话：“你们掩护着，我去看看消灭了多少鬼子。” 总共就放了一枪，还能消灭几个人？其他两个人由着他吹牛，看他走了也没理会。 没过多久，二蛋回来了，枪头上挑着个米袋子。那是个细洋布做的小布囊，有里外两层，拆开了正好可以当袜子。 第一次野战，打了一枪，缴获了一双袜子，战果不错。可以班师凯旋了。 葛二蛋坐上抗日民兵组长的位置，却又紧接着混了个汉奸的官职。 塔湾这里属于半根据地半游击区，日伪政权也一直试图施加管理，每当他们来搞“保甲制”、编“门户牌”的时候，共产党就宣传“进了保甲册，抓丁逃不掉”，“钉了门户牌，收走活命粮”，结果敌人来编制保甲，老百姓就跑出去躲起来，报上去的名字也多是些老人、死人，敌人一走，民兵就把门户牌剥下来烧掉。 葛二蛋带领村民搞械斗，抄了共产党干部的家，日伪的“新民协进会”也知道了他的名头，觉得这浑小子是个人才。不仅指名邀请他入会，还要委派他当周边村庄的“自警队长”，“两面派”的村长既不能说没这个人也不能透露人家是个民兵组长，只好把葛二蛋叫到镇上去了。 在新民会的办公室，葛二蛋毫不客气，立刻同意当队长，还当场报了一堆名字，把他那些“编外嫡系”全弄进了“自警队”，领回来钢枪、火枪和一把短枪，装备比民兵小组强多了。共产党的区长闻讯连夜赶到塔湾村和他谈话，反复讲解“隐蔽斗争”的重要性和注意事项，葛二蛋连连点头，可第二天就忘了个精光。 次日天明，周围几个村的“自警队员”都到塔湾村集合，欢迎新队长，民兵小组照常出操，葛二蛋两头指挥。有人提意见说这样不好，二蛋却不以为然：“扯！都是我的兵，有谁当细作，我屠了他全家。”于是，两路人马就一起操练，唯一不同的是自警队员胸口有个牌牌，而民兵没有。区长拿葛二蛋没办法，只得提议也给附近的民兵也弄块胸牌当伪装。这样，自警队和民兵队就彻底合编，葛二蛋也自然而然地复任民兵小队长了。 新民会也拿葛二蛋没办法，镇上开会办公他从来不去，天大的事也只是派个“卫兵”传话，“本队长忙着练兵呢”。渐渐地，新民会也明白了葛二蛋是个什么人物，心里叫苦却也不好声张。 1944年鬼子扫荡根据地，新民会督促各村派人维修公路，每人每天给一斤粮食。早先，民兵在公路上到处挖十字沟，每一遛有一米深、三米宽、四米长，老百姓的牲口和独轮车能过去，鬼子汽车却没办法。区长来找葛二蛋，让他想办法把修好的公路再破坏掉，葛二蛋张口就问：“工钱呢？” “民兵破路是任务，怎么也要工钱？” “先前破过一次，已经完成任务了，这回是另外的。” 区长又气又急，最后答应把合作社的五百元（边币，差不多能买一百斤白面）贷款免了。于是，葛二蛋白天指挥老弱病残修路，晚上又带着青壮年劳力挖路，两头领工钱。 前面的路刚修好后边的路又挖断了，鬼子的汽车过去了就回不来，总是停停开开的，军需物资就供应不上了，只得派伪军用驮马往上运。自警队“配合”伪军搞运输，吃饭的时候，葛二蛋趁人不注意甩了颗手榴弹，民兵们也大喊大叫“八路来了”，不仅冲乱了队伍，还牵走了两匹驮马。 把马匹和两箱弹药、两麻袋大米交到区里面，区长问：“这回还要不要工钱？” “嘿嘿，抗日嘛，有工钱当然好，不过先前你不给，我也会去挖路的。” “好你个葛二蛋，连区政府都被你讹了。” 第二十六章 转眼到了1944年开春，地里的农活忙起来了，庄稼人都知道，这时候你糊弄土地爷一锄头，土地就糊弄你一份收成，因此谁也不敢怠慢。民兵的训练暂时停止了，葛二蛋队长也成天忙着往地里送粪肥。 这是合作社的一项“业务”，平常，人们可以把拾来的粪卖给合作社，民兵们掺上土和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干粪饼，春耕播种的时候再当肥料卖出去。别人家要的粪肥葛二蛋不一定操心，可若是孟三家的, 他肯定亲自送去，每每还主动在地头参加义务劳动。这倒不是孟三的面子大，主要是因为他有个漂亮姐姐。葛二蛋就盼着孟喜子送饭来，孟妹妹快出村时他下地，孟妹妹收碗回家他也走人。 回到合作社，有个拾粪孩子又来“做业务”了，这孩子是“葛记肥料店”的大客户，供货特别多。原因么，是他胆子够壮，敢成天在公路上转，盯着鬼子的马屁股拣牲口粪，连葛二蛋都服了他。拾粪孩子问葛二蛋：“西口那边有二十晌地，情愿送人白种一年，打听你敢去干吗？” “当然敢，你去回话，今年我种了。”堂堂民兵小队长，关键时候怎么能说软话。 其实西口那片地的情况，葛二蛋也知道。 那二十多晌地（按华北的算法有一百五十亩左右）分属几个地主，紧挨着公路，原本都是一等一的庄稼地。1942年的时候，鬼子在旁边设了一个“休养站”，建了个小炮楼和几间营房，日伪军过路就经常在那里吃饭打尖，汽车加水、马匹喂料也都在那里，有时候还留下来住上一晚两晚的。据点里平时也就只有七八个伪军，除了烧水做饭没啥事干，可关键是来往的鬼子多，总祸害出些罪孽来。 当时，旁边的地里有人耕种，鬼子吃完饭闲逛，瞧见庄稼地里有人弯着腰半露个脑袋，一会抬头一会低头地不知道在干什么，“八嘎”就是一枪，把人撂翻了。过些天换了个胆壮的接着去种地，干着干着发现据点里来人了，转身想走，又被鬼子看见，架起机枪突突一扫，又把人放倒。于是，几次三番之后，那块地就没人再敢去佃种了。土地荒着，地主也着急，今年情愿不收地租，也是希望能有个大胆的人去养一养，免得搁置下去就荒废了。 这二十晌地确实让葛二蛋很动心，因为那时侯，他手下的很多基干民兵都缺少可耕种的土地。 世道乱，人们都窝在家里种地。二蛋他们这个村，五十多户人家，有三户地主（每户百亩以上，人均过十亩）、八家富户（人均五亩以上），其他的都是中农和贫雇农。虽然像葛二蛋这种一分地也没有的人很少，但大部分家庭都要向地主和富户租种土地。富户一般自主经营（雇长工），地主则是把土地分包给“有面子”的大佃户，这大佃户就像“二地主”，通常是有经验的中农，他的任务是逐渐将薄地变为肥地，提高产量，因此, 总是把土地分成三五亩的小块出租给劳力充沛的农户耕种，不断改良、不断提高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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