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古文观止-14

爱莲说　　〔宋〕周敦颐　　【原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　　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选自《四库全书》本《周元公集》　　水中陆上草本木本各种鲜花，值得人们喜爱的实在繁多。晋代的陶渊明唯独喜爱菊花；自唐代以来，世人非常喜爱牡丹；可是我唯独喜爱莲花的生长于污泥之中而不被沾染，在清水里洗涤而不显妖媚，中心贯通，外表笔直，不蔓延，无枝节，香气远播越觉得清幽，俊直地挺立在水面上，只可以远远地观赏而不可以肆意地玩弄。　　我总以为，菊花，是众花中的逸隐之士；牡丹，是众花中的富豪贵人；而莲花，则可以说是众花中的有德君子。唉！爱菊的人，陶渊明以后就不大听到了；对莲花的喜爱，像我这样的又有谁呢？而爱牡丹的人，倒确是多得很哪！　　（魏同贤）寄欧阳舍人书　　〔宋〕曾巩　　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铭。反复观诵，感与惭并。　　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于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荐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于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媿而惧。至于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嘉言善状，皆见于篇，则足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铭始不实。后之作铭者当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盖有道德者之于恶人则不受而铭之，于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于名，有名侈于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于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岂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而世之学者，每观传记所书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则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孙也哉？况巩也哉？其追脪祖德而思所以传之之繇，则知先生推一赐于巩而及其三世。其感与报，宜若何而图之？　　抑又思若巩之浅薄滞拙而先生进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显之，则世之魁闳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谁不愿进于门？潜遁幽抑之士，其谁不有望于世？善谁不为，而恶谁不愧以惧？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孙？为人之子孙者，孰不欲宠荣其父祖？此数美者，一归于先生。既拜赐之辱，且敢进其所以然。所谕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详焉？　　幸甚，不宣。巩再拜。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曾巩集》　　曾巩叩头再次拜上，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来，承蒙您赐予书信及为先祖父撰写墓碑铭。我反复读诵，真是感愧交并。　　说到铭志之所以能够著称后世，是因为它的意义与史传相接近，但也有与史传不相同的地方。因为史传对人的善恶都一一加以记载，而碑铭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众，志气道义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铭来显扬自己，有的置于家庙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样的。如果那是个恶人，那么有什么好铭刻的呢？这就是碑铭与史传不同的地方。铭文的撰写，为的是使死者没有什么可遗憾，生者借此能表达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欢自己的善行善言流传后世，就发奋有所建树；恶人没有什么可记，就会感到惭愧和恐惧。至于博学多才、见识通达的人，忠义英烈、节操高尚之士，他们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现在碑铭里，这就足以成为后人的楷模。铭文警世劝戒的作用，不与史传相近，那么又与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风衰微的时候，为人子孙的，一味地只要褒扬他们死去的亲人而不顾事理。所以即使是恶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铭，用来向后人夸耀。撰写铭文的人既不能推辞不作，又因为死者子孙的一再请托，如果直书死者的恶行，就人情上过不去，这样铭文就开始出现不实之辞。后代要想给死者作碑铭者，应当观察一下作者的为人。如果请托的人不得当，那么他写的铭文必定会不公正，不正确，就不能流行于世，传之后代。所以千百年来，尽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铭，但流传于世的很少。这里没有别的原因，正是请托了不适当的人，撰写的铭文不公正、不正确的缘故。　　照这样说来，怎样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与正确呢？我说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　　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为道德高尚的人对于恶人是不会接受请托而撰写铭文的，对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别。而人们的品行，有内心善良而事迹不见得好的，有内心奸恶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恶行相差悬殊而很难确指的，有实际大于名望的，有名过其实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别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议论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实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铭文的辞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传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说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写碑志铭文的，难道不是如此吗？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虽然有时会同时出现，但也许有时几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因此铭文的流传是如此之难；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难。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几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为其撰写公正而又正确的碑铭，它将流传当代和后世是毫无疑问的。世上的学者，每每阅读传记所载古人事迹的时候，看到感人之处，就常常激动得不知不觉地流下了眼泪，何况是死者的子孙呢？又何况是我曾巩呢？我追怀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铭所以能传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赐一篇碑铭将会恩泽及于我家祖孙三代。这感激与报答之情，我应该怎样来表示呢？　　我又进一步想到象我这样学识浅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还提拔鼓励我，我先祖这样命途多乖穷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还写了碑铭来显扬他，那么世上那些俊伟豪杰、世不经见之士，他们谁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门下？那些潜居山林、穷居退隐之士，他们谁不希望名声流播于世？好事谁不想做，而做恶事谁不感到羞愧恐惧？当父亲、祖父的，谁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孙？做子孙的，谁不想使自己的父祖荣耀显扬？这种种美德，应当全归于先生。我荣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赐，并且冒昧地向您陈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来信所论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听从您的教诲而加以研究审核呢？　　荣幸之至，书不尽怀，曾巩再拜上。　　（丁如明）墨池记　　〔宋〕曾巩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曾巩集》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突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难道真的是这回事吗？当王羲之不愿受人勉强而做官的时候，他曾遍游越东各地，泛舟东海之上，以快心于山光水色之中。难道当他逍遥遨游尽情游览的时候，又曾经在此地休息过吗？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化吗！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墨池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君深怕关于墨池的事迹被湮没无闻，就写了“晋王右军墨池”这六个大字悬挂在门前两柱之间标明它，又对我说：“希望有篇叙记文章。”我推测王君的心意，莫非是因为爱好别人的长处，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肯让它埋没，因此就连他的遗迹一并重视起来吗？或者是想推广王羲之临池苦学的事迹来勉励这里的学生吗？人有一技之长，尚且使后代人尊崇到这般地步，更不用说仁人君子们留下来的风尚和美德会怎样地影响到后世人呢！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丁如明）谏院题名记　　〔宋〕司马光　　【原文】　　古者谏无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无不得谏者。汉兴以来，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众，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当志其大，舍其细，先其急，后其缓；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彼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其间相去何远哉！　　天禧初，真宗诏置谏官六员，责其职事。庆历中，钱君始书其名于版。光恐久而漫灭，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后之人将历指其名而议之曰：“某也忠，某也诈，某也直，某也回。”呜呼，可不惧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古时候没有专门设置谏诤的官，从公卿大夫到一般工商之民，没有不能进谏的。汉朝建立以来，开始设置谏官。将天下的政事，四海五湖的民众，治理国家的得失利弊，都集中于一个谏官身上，让他一一提出意见，那么他的责任也可以算够重的了。任此官者，应当牢牢记住那些大事情，舍弃那些小事；要先进谏那些急迫的问题，而后谏那些不很急迫的问题；要专为国家谋利，而不为自己打算。那些热中于追求声名的人其实与热中于追求私利之徒一样，这两种人与谏官的职责相距多远啊！　　天禧初年，真宗下诏设置谏官六员，并明确谏官的职责。庆历年间，钱君开始将谏官们的名字写在木板上。我怕因时间长了要磨灭，在嘉祐八年，将谏官名字刻在石上。后代人会逐个指着他们的名字而议论他们说：“某某人忠诚，某某人奸诈，某某人正直，某某人邪恶。”啊，这能不叫人惧怕吗？　　（丁如明）读孟尝君传　　〔宋〕王安石　　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世俗的人都称赞孟尝君能够搜罗人才，因此人才都投靠他的门下，而他终于借助他们的力量，得以从虎豹一样凶恶的秦国逃走。咳！孟尝君只不过是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头目罢了，哪里称得上能搜罗人才呢？要不是这样，他完全可以凭借齐国的强大力量，得到一个真正的人才，就应该南面称王而制服秦国，还用得着这些鸡鸣狗盗之辈的能力吗？鸡鸣狗盗之辈出入他的门下，这正是真正的人才之所以不到他那里去的原因呀！　　（李国章）同学一首别子固　　〔宋〕王安石　　江之南有贤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贤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谓贤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贤人者，足未尝相过也，口未尝相语也，辞币未尝相接也。其师若友，岂尽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学圣人而已矣。学圣人，则其师若友，必学圣人者。圣人之言行岂有二哉？其相似也适然。　　予在淮南，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还江南，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为然。予又知所谓贤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　　子固作《怀友》一首遗予，其大略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后已。正之盖亦常云尔。夫安驱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愿从事于左右焉尔。辅而进之，其可也。　　噫！官有守，私系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学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江南有一位贤人，字子固，他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并和他交朋友。淮南有一位贤人，字正之，他也不是现在一般人所说的那种贤人，我敬慕他，也和他交朋友。这两位贤人，不曾互相往来，不曾互相交谈，也没有互相赠送过礼品。他们的老师和朋友，难道都是相同的吗？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他们之间的不同之处竟是多么少呀！应该说，这是他们学习圣人的结果。学习圣人，那么他们的老师和朋友，也必定是学习圣人的人。圣人的言行难道会有两样的吗？他们的相似就是必然的了。　　我在淮南，向正之提起子固，正之不怀疑我的话。回到江南，向子固提起正之，子固也很相信我的话。于是我知道被人们认为是贤人的人，他们的言行既相似，又互相信任而不猜疑。　　子固写了一篇《怀友》赠给我，其大意是希望互相帮助，以便达到中庸的标准才肯罢休。正之也经常这样说过。驾着车子稳步前进，辗过中庸的门庭而进入内室，除了这两位贤人还能有谁呢？我过去不敢肯定自己有可能达到中庸的境地，但也愿意跟在他们左右奔走。在他们的帮助下前进，大概能够达到目的。　　唉！做官的各有自己的职守，由于个人私事的牵挂，我们之间不能经常相聚，作《同学一首别子固》，用来互相告诫，并且互相慰勉。　　（李国章）游褒禅山记　　〔宋〕王安石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乎游之乐也。　　于是予有叹焉。古之人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于仆碑，又有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　　年七月某甲子，临川王某记。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褒禅山也被称为华山。唐代高僧慧褒开始在这座山下建房居住，而死后就葬在这里。由于这个缘故，以后就把这座山称作褒禅山。现在称作慧空禅院的地方，就是慧褒和尚生前居住的屋舍和死后埋葬的墓地。距离慧空禅院东面五里，有个称作华山洞的地方，是因为它在华山的南面而得名的。离洞百余步，有一块石碑倒在路上，碑文已经模糊不清了，唯有“花山”二字还能辨认出来。现在将“华”字读成“华实”的“华”，大概是读错音了。华山洞下面平坦而开阔，有泉水从旁边涌出，到这里游览和题字留念的人很多，这就是人们说的“前洞”。沿山向上走五六里，有一个山洞很幽深，走进去感到很寒凉。询问这个洞的深度，就是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人也没有走到尽头，人们称它为“后洞”，我和四个同游的人举着火把走进去，进去越深，前进越难，而见到的景色就越奇异。有人感到疲倦而想出来，就说：“不出洞，火把就要烧完了。”于是大家就和他一起出来了。大概我走到的地方，比起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可是看到左右洞壁，来到这里并且题字留念的人已经很少了。大概再往深处，进去的人就更少了。这时候，我的力气还足够继续往里面走，火把也还足够照明。出洞以后，有人就责怪那提议出来的人，我也后悔跟着他一起出来，而不能尽情享受游览的乐趣。　　于是，我颇有感慨。古代的人在观察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的时候，往往有心得，这是因为他们思考问题很深刻，而且没有什么事物不加以考察的。那些道路平坦而又距离近的地方，游览的人就很多；道路艰险而又遥远的地方，去的人就很少。然而世界上奇特壮丽又罕见的自然风景，常常是在艰险遥远而且人们很少到达的地方。因此，不是有志向的人是不能到达的。有了志向，不随别人停止前进，但是气力不足，也不能到达目的地。既有志向又有气力，也不随着别人后退，但是到了幽深昏暗又神迷目乱的地方，没有得到外物的辅助，也不能达到目的地。然而，气力足够到达的情况下却没有到达，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讥笑的，而在自己则应感到懊悔。已经尽了自己的努力却不能达到目的的人，可以不必后悔，难道有谁能讥笑他呢？这就是我的心得。我看到倒在地上的石碑，又感慨古书没有保存下来，使后世的人以讹传讹而不能明白名称的真实情况，哪里能说得完呢！这就是治学的人不能不深思熟虑和谨慎择取的原因。　　同游的四个人：庐陵的萧君圭字君玉，长乐的王回字深父，我的弟弟安国字平父、安上字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李国章）伤仲永　　〔宋〕王安石　　金溪民方仲永，世隶耕。仲永生五年，未尝识书具，忽啼求之。父异焉，借旁近与之，即书诗四句，并自为其名。其诗以养父母，收族为意，传一乡秀才观之。自是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邑人奇之，稍稍宾客其父，或以钱币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环丐于邑人，不使学。　　予闻之也久，明道中，从先人还家，于舅家见之，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前时之闻。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舅家，问焉，曰：“泯然众人矣。”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金溪县人方仲永，世代务农。方仲永五岁时，还不认得笔墨纸砚，一天忽然哭闹着索要这些东西。他父亲很奇怪，就向近邻借来给他。方仲永马上写下了四句诗，并且写上自己的名字。那诗表达了孝养父母，团结宗族的意思，诗被乡里一位读书人拿去阅读。从此以后，旁人只要指定某一物作诗题，方仲永就能挥笔立就。诗的文字技巧及意境都达到一定水平。乡里人对他非常器重，并渐渐对他的父亲也礼待起来，有的施舍钱财给他。方仲永父亲觉得这是件有利可图的事，就每天携带仲永向乡里人到处乞讨，不让他进校学习。　　我很久就听闻此事了，明道年间，我跟从父亲回到家乡，曾于舅家见到方仲永，他已经十二三岁了。我们叫他作诗，已经与我过去所听闻的水准不能相比了。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到舅家去，问起方仲永，人们告诉说：“他已天才泯灭，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了。”　　我认为：方仲永的聪明颖悟，是上天赋予的。他有天赋，比起力学而成的人要优越得多；然而最终还是和平常人差不多，那是因为没有受到常人所受的教育的结果。他的天资是那样的好，只因为没有受到教育培养，尚且沦为普通人一样；现在一般说来天分不高的人自然是很多的，如果再不加以教育培养，恐怕会连一个平常人都不如吧？　　（丁如明）答司马谏议书　　〔宋〕王安石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虽欲强聒，终必不蒙见察，故略上报，不复一自辨。重念蒙君实视遇厚，于反复不宜卤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为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无由会晤，不任区区向往之至。　　——选自《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　　安石敬白：昨日承您来信指教，我私下觉得与您交往深厚密切已非一朝一夕，可是议论国事时常常意见不同，这大概是由于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不同的缘故吧。即使想要勉强多说几句，最终也必定不被您所谅解，因此只是很简略地复上一信，不再一一替自己分辨。后来又想到蒙您一向看重和厚待，在书信往来上不宜马虎草率，所以我现在详细地说出我这样做的道理，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　　本来知书识礼的读书人所争辨的，尤其在于名义和实际的关系。名义和实际的关系一经辨明，天下的是非之理也就解决了。如今您来信用以指教我的，认为我的做法是侵犯了官员的职权，惹事生非制造事端，聚敛钱财与民争利，拒不接受反对意见，因此招致天下人的怨恨和诽谤。我则认为遵从皇上的旨意，在朝堂上公开讨论和修订法令制度，责成有关部门官吏去执行，这不是侵犯官权；效法先皇的英明政治，用来兴办好事，革除弊端，这不是惹事生非；替国家整理财政，这不是搜括钱财；抨击荒谬言论，责难奸佞小人，这不是拒听意见。至于怨恨和诽谤如此众多，那是早就预知它会这样的。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士大夫们大多把不关心国事，附和世俗之见以讨好众人为得计。皇上却要改变这种状况，而我不去考虑反对的人有多少，愿意竭力协助皇上来对抗他们，那众多的反对者怎会不对我气势汹汹呢？商王盘庚迁都时，连百姓都埋怨，还不仅仅是朝廷里的士大夫而已。盘庚并不因为有人埋怨反对的缘故而改变计划，这是因为迁都是经过周密考虑后的行动，是正确的而看不到有什么可以改悔的缘故。假如您责备我占据高位已久，没有能协助皇上大有作为，使百姓普遍受到恩泽，那末我承认错误；如果说现在应当什么事也别干，只要墨守从前的老规矩就行，那就不是我所敢领教的了。　　没有机会见面，衷心想念和仰慕您。　　（曹光甫）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宋〕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书前人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君冲之，始稽之众史，而自李缭纮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杨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劝已下，又得其在事之岁时，于是书名而镵之东壁。　　夫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则有财而莫理。有财而莫理，则阡陌闾巷之贱人，皆能私取予之势，擅万物之利，以与人主争黔首，而放其无穷之欲，非必贵强桀大而后能。如是而天子犹为不失其民者，盖特号而已耳。虽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给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犹不行也。然则善吾法，而择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财，虽上古尧、舜犹不能毋以此为先急，而况于后世之纷纷乎？　　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宠之甚备。盖今理财之法，有不善者，其势皆得以议于上而改为之。非特当守成法，吝出入，以从有司之事而已。其职事如此，则其人之贤不肖，利害施于天下如何也！观其人，以其在事之岁时，以求其政事之见于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财之方，则其人之贤不肖，与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盖吕君之志也。　　——选自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王文公文集》　　三司副使官署中，以往不记录历任副使的姓名。嘉祐五年，尚书户部员外郎吕冲之方才开始查考各种文献资料，终于查明了从李纮以前直至第一任度支副使查道的姓名，以及杨偕以前历任度支副使的官阶品秩，从郭劝以后，又查清了历任度支副使任职的年月，于是将他们的姓名写在石上并且刻在度支副使厅的东壁上。　　能聚合天下之民众的是经济，治理天下经济的是法令，执行天下法令的是官吏。官吏不好，则虽有法令而不能贯彻；法令不当，则虽然经济形势很好而无从管理。经济形势很好而不妥善管理，那样连一般富商豪民都会有操纵市场的势力，获得垄断各种物资的利益，来与皇帝争夺黎民百姓，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无穷欲望，这不一定需要豪门强宗大势力的人才可以办到。如果到了这个地步还说是皇帝没有失去百姓，那只不过是徒有天子之名罢了。即使皇帝粗衣淡饭，终日操劳得精疲力尽，忧愁郁结于心，想使天下富足政治安定，我们知道这依旧是行不通的。由此看来制定正确的法令，选择好的官吏来贯彻，从而管理好天下的经济，即使是上古时代的尧舜也不能不以理财为第一重要的事情，更何况后世乱乱纷纷的世道呢。　　三司副使是当今的大官，朝廷所以在各方面都非常器重。因为如今管理经济方面的法令，如果有不足之处，主管者就有权在朝堂上与皇帝一起讨论后而加以修正，并不一定要求死守现成的法令，把财政收支管得太死，只要听从上级的命令就算了。它的职务是这样的重要，那么担任此职的官员的好坏，关系到天下百姓的利害也就多么重要啊！我们看到历任职官的姓名，并且知道他任职的年月，来考究他的政绩对于今日的影响，而且考察他辅助皇上管理经济的方略　　，那么这人究竟是贤能还是不称职，把天下是否管理好，我们就可以因此而明白了。这大概就是吕君刻石的用意所在吧。　　（丁如明）留侯论　　〔宋〕苏轼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夫子房受书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隐君子者出而试之？观其所以微见其意者，皆圣贤相与警戒之义。世人不察，以为鬼物，亦已过矣。且其意不在书。当韩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其平居无罪夷灭者，不可胜数；虽有贲、育，无所复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锋不可犯，而其末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击之间。当此之时，子房之不死者，其间不能容发，盖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于盗贼。何者？其身之可爱，而盗贼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盖世之材，不为伊尹，太公之谋，而特出于荆轲，聂政之计，以侥幸于不死，此固圯上之老人所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践之困于会稽，而归臣妾于吴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报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刚也。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　　观夫高祖之所以胜，而项籍之所以败者，在能忍与不能忍之间而已矣。项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高祖忍之，养其全锋，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当淮阴破齐而欲自王，高祖发怒，见于词色。由此观之，犹有刚强不忍之气，非子房其谁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为魁梧奇伟，而其状貌乃是妇人女子，不称其志气，而愚以为，此其所以为子房欤！　　—一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古代所谓的豪杰之士，必定有超过常人的节操，以及常人在情感上不能忍耐的气度。普通人一旦受到侮辱，就拔出宝剑跳起来，挺身去决斗，这可谈不上勇敢。世界上有堪称“大勇”的人，当突然面临意外时不惊慌失措，当无故受到侮辱时，也不愤怒，这是因为他们的抱负很大，而他们的志向又很远。　　张良从圯桥上老人的手里接受了《太公兵法》，此事很奇怪。然而，又怎么能断定这位老人不是秦朝隐居的有识之士出来考验张良的呢？观察老人用以含蓄地表达自己意见的，都是圣人贤士相互间劝诫的道理。世人未加细察，以为他是鬼怪，这就不对了。而且，老人的用意并不在那本兵书上。当韩国灭亡的时候，秦国正强盛，用刀锯、鼎镬迫害天下的士人，安分守己而无罪被杀的人，多得数也数不清；这时即使有孟贲、夏育再世，也无所施展。一个立法严厉、苛刻的政权，它锐利的锋芒不能触犯，而当它走到末路时就可以乘虚而入了。但张良却忍不住愤恨之气，凭借一个普通人的力量，想用大铁椎的一击来达到目的。当时，张良虽然死里逃生，实在是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真太危险了！拥有万贯家财的富家子弟，决不肯死在盗贼的手里。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体宝贵，死在盗贼之手不值得。张良有超过世人的杰出才干，他不去规划伊尹、周公那样安邦定国的谋略，却想出了荆轲、聂政那样行刺的下策，完全因为侥幸才得以不死，这正是桥上那位老人为他深感痛惜的！所以，老人故意用傲慢无礼的行为重重地刺激他，让他能有忍耐之心，然后才可以去完成伟大的事业，所以说：“这小伙子值得一教的。”　　楚庄王攻打郑国，郑襄公袒露着身体，牵了羊去迎接。楚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低声下气地对待我们，必定能取得人民的信任。”于是就从郑国撤兵。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就投降吴国做吴王的臣妾，三年中丝毫没有懈怠。如果只有报仇的志向，而没有屈从忍耐的功夫，那不过是普通人的所谓刚强。那位老人，以为张良的才干绰绰有余，就担心他的度量不足，所以就深深地挫折他青年人的刚强锐利之气，使他能够忍受住小的愤怒而去完成远大的计划。为什么要这样呢？老人与张良素昧平生，突然在野外相遇，却命令他做仆人、婢妾的事情，而张良却油然而生敬意，又不责怪老人，这样秦始皇当然不能使他惊怕，而项羽也不能使他暴怒了。　　观察汉高祖刘邦所以取胜、而项羽所以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能够忍耐或不能忍耐。项羽正因为不能忍耐，所以虽然百战百胜却轻易出兵。高祖刘邦能够忍耐，保存强大的兵力以等待项羽的衰亡，这是张良教会他的。当淮阴侯韩信攻占了齐地，想自立为王时，刘邦勃然大怒，并且显露于言辞和脸色。由此看来，刘邦还有刚强而不能忍耐的盛气，除了张良，又有谁能替他补正呢？　　太史公司马迁曾猜测张良一定是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汉，但实际上张良的身材、相貌就像少妇、少女，同他的志向和气概并不相称，所以我以为这就是张良所以为张良的特别之处啊！　　（王兴康）贾谊论　　〔宋〕苏轼　　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用其才也。　　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舜尧，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于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齐，三宿而后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后知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　　夫绛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绛、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后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赋以吊屈原，纡郁愤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后卒以自伤哭泣，至于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哲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苻坚得王猛于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谊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亦谨其所发哉！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不是才能难得，而是自己把才能施展出来实在困难。可惜啊，贾谊是辅佐帝王的人才，却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君子要想达到长远的目标，则一定要等待时机；要想成就伟大的功业，则一定要能够忍耐。古代的贤能之士，都有建功立业的才能，但有些人最终未能施展其才能于万一，未必都是当时君王的过错，也许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我看贾谊的议论，照他所说的规划目标，即使夏、商、周三代的成就又怎能远远地超过它？遇到象汉文帝这样的明君，尚且因未能尽才而郁郁死去，照这样说起来，如果天下没有尧、舜那样的圣君，就终身不能有所作为了吗？孔子是圣人，曾周游天下，只要不是极端无道的国家，他都想勉力扶助，希望终有一天能实践他的政治主张。将到楚国时，先派冉有去接洽，再派子夏去联络。君子要想得到国君的重用，就是这样的殷切。孟子离开齐国时，在昼地住了三夜才出走，还说：“齐宣王大概会召见我的。”君子不忍心别离他的国君，感情是这样的深厚。公孙丑向孟子问道：“先生为什么不高兴？”孟子回答：“当今世界上（治国平天下的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君子爱惜自己是这样的无微不至。如果做到了这样，还是得不到施展，那么就应当明白世上果真已没有一个可以共图大业的君主了，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象贾谊这样的人，不是汉文帝不重用他，而是贾谊不能利用汉文帝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啊。　　周勃曾亲手持着皇帝的印玺献给汉文帝，灌婴曾联合数十万兵力，决定过吕、刘两家胜败的命运，他们又都是汉高祖的旧部，他们这种君臣遇合的深厚情分，哪里只是父子骨肉之间的感情所能比拟的呢？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青年，要想使汉文帝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全部弃旧图新，也真太难了。作为贾谊这样的人，应该上面取得皇帝的信任，下面取得大臣的支持，对于周勃、灌婴之类的大臣，要从容地、逐渐地、感情深厚地结交他们，使得天子不疑虑，大臣不猜忌，这样以后，整个国家就会按我的主张去治理了。不出十年，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怎么能在顷刻之间就突然对人痛哭起来呢？看他路过湘江时作赋凭吊屈原，心绪紊乱，十分忧郁愤闷，大有远走高飞、悄然退隐之意。此后，终因经常感伤哭泣，以至于短命早死，这也真是个不善于身处逆境的人。谋略一旦不被采用，怎么知道就永远不再被采用呢？不知道默默地等待形势的变化，而自我摧残到如此地步。唉，贾谊真是志向远大而气量狭小，才力有余而识见不足。古人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必然会不合时宜而招致困境，这就是所以若非英明智慧、不受蒙蔽的君主，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古人和今人都称道苻坚能从草野平民之中起用了王猛，在很短时间内全部斥去了原来的大臣而与王猛商讨军国大事。苻坚那样一个平常之辈，竟能占据了半个中国，这道理就在于此吧。我很惋惜贾谊的抱负未能施展，所以对此加以详尽的评论。同时也要使君主明白：如果得到了象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了解这类人有孤高不群的性格，一旦不被重用，就会忧伤颓废，不能重新振作起来。而象贾谊这种人，也应该有节制地发泄自己的情感啊！　　（丁如明）喜雨亭记　　〔宋〕苏轼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则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书；汉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孙胜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齐，其示不忘一也。　　余至扶风之明年，始治官舍，为亭于堂之北，而凿池其南，引流种木，以为休息之所。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　　于是举酒于亭上以属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则无麦。’‘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则无禾。’无麦无禾，岁且荐饥，狱讼繁兴，而盗贼滋炽。则吾与二三子，虽欲优游以乐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遗斯民，始旱而赐之以雨，使吾与二三子，得相与优游而乐于亭者，皆雨之赐也。其又可忘邪？”　　既以名亭，又从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一雨三日，繄谁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归之天子，天子曰不。归之造物，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这座亭子用雨来命名，是为了纪念喜庆之事。古时候有了喜事，就用它来命名事物，表示不忘的意思。周公得到天子赏赐的稻禾，便用“嘉禾”作为他文章的篇名；汉武帝得了宝鼎，便用“元鼎”称其年号；叔孙得臣打败狄人侨如，便用侨如作为儿子的名字。他们的喜事大小不一样，但表示不忘的意思却是一样的。　　我到扶风的第二年，才开始造官邸，在堂屋的北面修建了一座亭子，在南面开凿了一口池塘，引来流水，种上树木，把它当作休息的场所。这年春天，在岐山的南面下了麦雨，占卜此事，认为今年是个好年成。然而此后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百姓才因此忧虑起来。到了三月的乙卯日，天才下雨，甲子日又下雨，百姓们认为下得还不够；丁卯日又下了大雨，一连三天才停止。官吏们在院子里一起庆贺，商人们在集市上一起唱歌，农夫们在野地里一起欢笑，忧愁的人因而高兴，生病的人因而痊愈，而我的亭子也恰好造成了。　　于是，我在亭子里向客人举杯劝酒，问他们道：“‘五天不下雨可以吗？’你们会回答说：‘五天不下雨，就长不成麦子了。’又问‘十天不下雨可以吗？’你们会回答说：‘十天不下雨就养不活稻子了。’没有麦没有稻，年成自然荒歉了，诉讼案件多了，而盗贼也猖獗起来。那么我与你们即使想在这亭子上游玩享乐，难道可能做得到吗？现在上天不遗弃这里的百姓，刚有旱象便降下雨来，使我与你们能够一起在这亭子上游玩赏乐的，都靠这雨的恩赐啊！这难道又能忘记的吗？”　　既用它来命名亭子以后，又接着来歌唱此事。歌辞道：“假使上天下珍珠，受寒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短袄；假如上天下白玉，挨饿的人不能把它当作粮食。一场雨下了三天，这是谁的力量？百姓说是太守，太守说没有这力量。归功于天子，天子也否认。归之于造物主，造物主也不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归之于太空。而太空冥然飘渺，不能够命名它，我因而用雨来命名我的亭子。”　　（王水照）超然台记　　〔宋〕苏轼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　　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谓求福而辞祸者，以福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边。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凡是事物都有可观赏的地方。如有可观赏的地方，就一定有快乐，不必一定是奇险伟丽之景。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使人饱。类推开去，我到哪儿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求福避祸，是因为福能带来快乐，祸会引起悲伤。人的欲望是无穷的，而能满足我们欲望的外物却是有限的。孰美孰丑，在心中争论不已，取此舍彼，又在眼前选择不停，这样可乐之处常常很少，可悲之处常常很多，这叫做求祸避福。求祸避福，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们只游心于事物的内部，而不游出于事物的外面；事物本无大小之别，如果人拘于其内部而来看待它，那么没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临视着我，那么我常常会眼花缭乱犹豫反复了，如同在隙缝中看人争斗，又哪里能知道谁胜谁负？因此，美丑交错而生，忧乐夹杂并出，这不是很大的悲哀么！　　我从钱塘调任到胶西地方来做知州，舍去坐船的安逸，而承受坐车骑马的劳累；放弃墙壁雕绘的漂亮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居室里；离开了湖山的景观，而行走在种植桑麻的野地里。刚到之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到处都有，案件也多不胜数；而厨房内空空如也，每天只吃枸杞菊花，人们一定都怀疑我会不快乐。过了一年，我面腴体丰，头发白的地方，也一天天变黑了。我既喜欢这里的风俗淳厚，而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于我的笨拙质朴，因此，在这里修整花园菜囿，打扫干净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县的树木，来修补破败之处，作为苟且求安的法子。在园子的北面，靠着城墙而造的台已经很旧了，稍稍修葺使它焕然一新，常常与众人一起登台观赏。放开心意，尽展情志。从台上向南望去，是马耳山、常山，它们忽出忽没，时隐时现，若近若远，也许有隐士住在那里吧？而东面是卢山，秦人卢敖就是在那里隐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关，高高地如同城郭一般，姜太公、齐桓公的遗风，尚有留存。向北俯视潍水，不禁慨叹万分，想起了淮阴侯韩信的赫赫战功，又哀叹他不得善终。这台高大而又平稳，进深而又明亮，夏凉冬暖。雨雪纷飞的早晨，微风明月的夜晚，我没有不在那里的，客人们没有不跟从着我的。采摘园子里的蔬菜，钓取池塘里的游鱼，酿米酒，煮糙米，大家吃喝着，说道：“游玩真痛快啊！”　　当时，我的弟弟子由恰在济南，听说了这件事，写了一篇赋，并且把这台命名为“超然”，以表示我到哪儿都快乐的原因，在于我的心能超出于事物之外啊！　　（王水照）石钟山记　　〔宋〕苏轼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馀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空空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余是以记之，盖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　　——选自《四部丛刊》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　　《水经》上说：“彭蠡湖的入口处，有一座石钟山。”郦道元注解认为，“这里下临深潭，微风鼓动着波浪，湖水与山石相击，而发出洪钟般的声响。”这种解说，人们常有怀疑。现在拿钟或磬放在水中，即使是大风浪，也不能使它发出响声，何况是石头呢？到了唐朝的李渤，才开始查访这石山的旧迹，寻得两块石头在水潭边，他“敲敲石头，听听声音，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模糊厚重，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清脆悠远，停止敲击声音仍在散播，余音袅袅，久久才消失”，他自以为探得原由了。但是这种解说，我更加怀疑。石头铿然有声的到处都有，而单单这里的石头用“钟”来命名，这是什么原因呢？　　元丰七年六月丁丑日，我从齐安郡乘船到临汝去，我的长子苏迈将到饶州德兴去做县尉，我送他到湖口，因此有机会看到李渤所说的“石钟”。寺庙里的和尚派一个小童拿着斧头，在乱石中挑一两块去敲敲，石头空空作响，我当然讥笑而不信这种解释的。待到晚上月明的时候，我只与苏迈坐了小船，来到峭壁下面。看到有块大石斜立着有千尺之高，象猛兽奇鬼一般，阴森森地象要搏击人；而山上栖息着的隼鹰，听见人声也惊然而起，在云中磔磔地叫着；又有象老人在山谷中边咳嗽边笑的声音，有人说：“这是鹳鹤啊！”我正犹豫着想回去，但从水面上突然响起了巨声，轰隆轰隆地象敲钟擂鼓之声而不停止，船夫大为恐慌，我慢慢地去察看，发现山下都是石洞石缝，不知有多深，微波涌进了洞、缝，流转奔腾，因而产生轰隆的声响。船转回到两山之间，刚准备进港，发现水流中间有块巨石拦住，上面可坐百人，里面空着又有很多洞穴，与风、水互相吞吐，发出物体相撞声和钟鼓齐鸣声，与先前轰隆的声音相呼应，如同奏乐一般。我就笑着对苏迈说：“你记得吗？轰隆的声音，象周景王的无射钟所发出的，撞击声和钟鼓声，又象是魏庄子的歌钟所发出的。古人不骗我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