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王公大人为了国事制造乐器，不是象掊取路上的积水、拆毁土墙那么容易，而必是向万民征取很多钱财，用以制出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声音。古时的圣王也曾向万民征取很多的钱财，造成船和车，制成之后，说：我将在哪里使用它们呢？说：“船用于水上，车用于地上，君子可以休息双脚，小人可以休息肩和背”。所以万民都送出钱财来，并不敢因此而忧怨，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它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然而乐器要是也这样反而符合民众的利益。我则不敢反对。然而当象圣王造船和车那样使用乐器，我则不敢反对。 民众有三种忧患：饥饿的人得不到食物，寒冷的人得不到衣服，劳累的人得不到休息。这三样是民众的最大忧患。然而当为他们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舞动干戚，民众的衣食财物将能得到吗？我认为未必是这样。且不谈这一点，现在大国攻击小国，大家族攻伐小家族，强壮的掳掠弱小的，人多的欺负人少的，奸诈的欺骗愚笨的，高贵的鄙视低贱的，外寇内乱盗贼共同兴起，不能禁止。如果为他们撞击巨钟，敲打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舞动干戚，天下的纷乱将会得到治理吗？我以为未必是这样的。所以墨子说：“且向万民征敛很多钱财，制作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求有利于天下，为天下除害，是无补于事的。”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王公大人从高台厚榭上看去，钟犹如倒扣着鼎一样，不撞击它，将会有什么乐处呢？这就是说必定要撞击它。一旦撞击，将不会使用老人和反应迟钝的人。老人与反应迟钝的人，耳不聪，目不明，四肢不强壮，声音不和谐，眼神不灵敏。必将使用壮年人，用其耳聪目明，强壮的四肢，声音调和，眼神敏捷。如果使男人撞钟，就要浪费男人耕田、种菜、植树的时间；如果让妇女撞钟，就要荒废妇女纺纱、绩麻、织布等事情。现在的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大钟、响鼓、琴、瑟、竽、笙的乐声等已备齐了，大人们独自安静地听着奏乐，将会得到什么乐趣呢？不是与君子一同来听，就是与贱人一同来听。与君子同听，就会荒废君子的听狱和治理国事；与贱人同听，就会荒废贱人所作的事情。现在的王公大人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从前齐康公作《万舞》乐曲，跳《万》舞的人不能穿粗布短衣，不能吃糟糠。说：“吃的不好，面目色泽就不值得看了；衣服不美，身形动作也不值得看了。所以必须吃好饭和肉，必须穿绣有花纹的衣裳。”这些人常常不从事生产衣食财物，而常常吃别人的。所以墨子说：现在的王公大从事音乐活动，掠夺民众的衣食财物，大规模地敲击乐器。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现在的人本来不同于禽兽、麋鹿、飞鸟、爬虫。现在的禽兽、麋鹿、飞鸟、爬虫，利用它们的羽毛作为衣裳，利用它们的蹄爪作为裤子和鞋子，把水、草作为饮食物。所以，虽然让雄的不耕田、种菜、植树，雌的不纺纱、绩麻、织布，衣食财物本就具备了。现在的人与它们不同：依赖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不依赖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生存。君子不努力听狱治国，刑罚政令就要混乱；贱人不努力生产，财用就会不足。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就试着列数天下份内的事，来看音乐的害处：王公大人早晨上 朝，晚上退朝，听狱治国，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士人君子竭尽全身的力气，用尽智力思考，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往关市、山林、河桥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农夫早出晚归，耕田、种菜、植树，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这是他们的份内事。妇女们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织成布匹，这是她们的份内事。现在的王公大人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国，那样国家就会混乱，社稷就会危亡。现在的士人君子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竭尽全身的力气，用尽智力思考，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往关市、山林、河桥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那么仓廪府库就不会充实。现在的农夫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出晚归，耕田、植树、种菜，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那么豆子和粮食就会不够。现在的妇女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织成布匹，那么布匹就不多。问：什么荒废了大人们的听狱治国和国家的生产呢？答：是音乐。所以墨子说：“从事音乐是错误的！” 怎么知道是这样呢？答道：先王的书籍汤所作的《官刑》有记载，说：“常在宫中跳舞，这叫做巫风。”惩罚是：君子出二束丝，小人加倍，出二束帛。《黄径》记载说：“啊呀！洋洋而舞，乐声响亮。上帝不保佑，九州将灭亡。上帝不答应，降各种祸殃，他的家族必然要破亡。”考察九州所以灭亡的原因，只是因为设置音乐啊。《武观》中说：“夏启纵乐放荡，在野外大肆吃喝，《万》舞的场面十分浩大，声音传到天上，天不把它当作法式。”所以在上的，天帝、鬼神不以为法式，在下的，万民没有利益。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诚心要为天下人谋利，为天下人除害，对于音乐这样的东西，是不应该不禁止的。”二十八 非命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为政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执有命者以杂于民间者众（2）。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命……虽强劲，何益哉（3）？”以上说王公大人，下以驵百姓之从事（4），故执有命者不仁。故当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 然则明辨此之说，将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5），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6）。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7），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8），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圣王之（9）事？古者桀之所乱，汤受而治之；纣之所乱，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 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有，盖尝尚观于先王之书？先王之书，所以出国家（10）、布施百姓者，宪也；先王之宪亦尝有曰：“福不可请，而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听狱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尝有曰：“福不可请，祸不可讳，敬无益、暴无伤者乎？” 是故子墨子言曰：吾当未盐，数天下之良书（11），不可尽计数，大方论数，而五者是也（12）。今虽毋求执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错乎（13）？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义。覆天下之义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谇也（14）。说百姓之谇者，是灭天下之人也。然则所为欲义在上者，何也？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汤封于亳，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移则分（15），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 昔者文王封于岐周，绝长继短，方地百里，与其百姓兼相爱，交相利则（16）。是以近者安其政，远者归其德。闻文王者，皆起而趋之；罢不肖、股肱不利者（17），处而愿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则吾利，岂不亦犹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诸侯与之，百姓亲之，贤士归之。未殁其世而王天下，政诸侯。乡者言曰：义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干主，万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 是故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贤。是以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此上之所赏，而百姓之所誉也。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不暴故罚也。是故入则不慈孝于亲戚，出则不弟长于乡里，坐处不度，出入无节，男女无辨。是故治官府，则盗窃；守城，则崩叛；君有难则不死，出亡则不送。此上之所罚，百姓之所非毁也。执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罚，命 固且罚，不暴故罚也；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以此为君则不义，为臣则不忠，为父则不慈，为子则不孝，为兄则不良，为弟则不弟。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然则何以知命之为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穷民。贪于饮食，惰于从事，是以衣食之财不足，而饥寒冻馁之忧至；不知曰我罢不肖，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贫。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18），不顺其亲戚，遂以亡失国家，倾覆社稷；不知曰我罢不肖，为政不善，必曰吾命固失之。于《仲虺之告》（19）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20）。”此言汤之所以非桀之执有命也。于《太誓》曰（21）：“纣夷处（22），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23），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24），天亦纵弃之而弗葆。”此言武王所以非纣执有命也。 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刑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上无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无以降绥天下贤可之士，外无以应待诸侯之宾客，内无以食饥衣寒，将养老弱。故命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而强执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25），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执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注释］ （1）本篇的主题为反对命定思想。墨子认为命定论使人不能努力治理国家，从事生产；反而容易放纵自己，走向坏的一面。命定论是那些暴君、坏人为自己辩护的根据。关于检验言论，墨子提出了“三表”法，即通过考察历史、社会实情，并在实践中检验言论，坚决反对误国误民的命定论。（2）有命：即命定思想。（3）此句中“命”，按刘昶说当为“力”。（4）驵：同“阻”。（5）钧：制陶用的转轮。（6）表：此句中用为原则。（7）原：推断、考察。（8）废：通“发”。（9）盖：通“盍”，何不之意。（10）出：此字恐有误。（11）盐：为“■”之误，意为“暇”。（12）五者：疑为“三者”。（13）错：为“措”之假借字。（14）谇：依俞樾说读为“悴”，忧愁之意。（15）移：为“利”之误。（16）本句“则”当为“利则分”之漏。（17）罢：通“疲”。（18）涂：当为“途”。心途，即心计。辟：通“僻”。（19）《仲虺之告》：《尚书》篇名。（20）龚：依孙星衍说，当为“用”之音近假借字，因此意。（21）《泰誓》：《尚书》篇名。（22）处：当为“虐”。（23）禔：“祗”之误。（24）此句有误，“排漏”疑作“兵备”。（25）忠：通“中”。 ［白话］ 墨子说过：“古时候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都想使国家富裕，人民众多，法律政事有条理；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贫困，求人口众多不得反而使人口减少，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乱，则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得到了所憎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过：“主张‘有命’的人，杂处于民间太多了。”主张“有命”的人说：“命里富裕则富裕，命里贫困则贫困，命里人口众多则人口众多；命里人口少则人口少，命里治理得好则治理得好；命里混乱则混乱；命里长寿则长寿，命里短命则短命，虽然使出很强的力气，有什么用呢？”用这话对上游说王公大人，对下阻碍百姓的生产。所以主张“有命”的人是不仁义的。所以对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明加辨析。 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这些话呢？墨子说道：“必须订立准则。”说话没有准则，好比在陶轮之上，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 之分了。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哪三条标准呢？墨子说：“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如何考察本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如何推究呢？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如何实践呢？把它用作刑法政令，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有命。为什么不朝上看看圣王的事迹呢？古时候，夏桀乱国，商汤接过国家并治理它；商纣乱国，周武王接过国家并治理它。社会没有改变，人民没有变化，桀纣时则天下混乱，汤武时则天下得到治理，它能说是有命吗？ 然而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人认为有命。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书呢？先代君王的书籍中，用来治理国家、颁布给百姓的，是宪法。先代君王的宪法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所用来整治军队、指挥官兵的，是誓言。先代君王的誓言里也曾说过“福不是请求来的，祸是不可避免的；恭敬没有好处，凶暴没有坏处”这样的话吗？ 所以墨子说：我还无暇来统计天下的好书，不可能统计完，大概说来，有这三种。现在虽然要从中寻找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必然得不到，不是可以放弃吗？ 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这是颠覆天下的道义。颠覆天下道义的人，就是那些确立“有命”的人，是百姓所伤心的。把百姓所伤心的事看作乐事，是毁灭天下的人。然而都想讲道义的人在上位，是为什么呢？答道：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怎么知道的呢？墨子说：“古时侯汤封于亳地，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汤与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率领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古时候文王封于岐周，断长接短，有百里之地，与他的百姓相互爱戴、相互谋利益，得利就分享。所以近处的人安心受他管理，远处的人向往他的德行。听说过文王的人，都赶快投奔他。疲惫无力、四肢不便的人，聚在一起盼望他，说：‘怎样才能使文王的领地伸到我们这里，我们也得到好处，岂不是也和文王的国民一样了吗？’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诸侯亲附他，百姓亲近他，贤士归附他，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治理诸侯。前文所说：‘讲道义的人在上位，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上帝、山川、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我因此认识到这点。” 所以古时候的圣王颁布宪法和律令，设立赏罚制度以鼓励贤人。因此贤人在家对双亲孝顺慈爱，在外能尊敬乡里的长辈。举止有节度，出入有规矩，能区别地对待男女。因此使他们治理官府，则没有盗窃，守城则没有叛乱。君有难则可以殉职，君逃亡则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赞赏，百姓所称誉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就该赞赏，并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的，不是因为凶暴才惩罚的。”所以在家对双亲不孝顺慈爱，在外对乡里长辈不尊敬。举止没有节度，出入没有规矩，不能区别对待男女。所以治理官府则会盗窃，守城则会叛乱。君有难而不殉职，君逃亡则不会护送。这些人都是上司所惩罚，百姓所毁谤的。主张“有命”的人说：“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上司所赞赏，是命里本来该赞赏，不是因为贤良才赞 赏的。”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做臣下则不忠，做父亲则不慈爱，做儿子则不孝顺，做兄长则不良，做弟弟则不悌。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是凶暴人的道理。 然而怎么知道“命”是凶暴人的道理呢？对饮食很贪婪，而懒于劳动，因此衣食财物不足，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劳动不快疾。”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古时前代的暴君，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心里的邪僻，不听从他的双亲，以至于国家灭亡，社稷绝灭。不知道要说：“我疲惫无力，管理不善。”一定要说：“我命里本来要亡国。”《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上帝讨伐罪恶，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有命”。《泰誓》中说：“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不肯侍奉上帝鬼神，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地祗而不祭祀。并说：‘我有天命！’不努力防备，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有命”的原因。 现在要听用主张“有命”的人的话，则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下面的人不劳作。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则法律政事就要混乱，下面的人不劳作则财物日用不足。对上没有粢、酒来供奉上帝鬼神，对下没有东西可以安抚天下贤人士子；对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诸侯的宾客；对内则不能给饥者以食，给寒者以衣，抚养老弱。所以“命”，上对天帝不利，中对鬼神不利，下对人不利。而顽固坚持它，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凶暴人的道理。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贫困，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乱，主张‘有命’的人的话，不能不反对。这是天下的大害啊！”二十九 非命（1）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2），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3）。若言而无义，譬犹立朝夕于员钧之上也，则虽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伪，未可得而识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4）？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征以先王之书；用之奈何？发而为刑。此言之三法也。 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为亡。我所以知命之有与亡者，以众人耳目之情，知有与亡。有闻之，有见之，谓之有；莫之闻，莫之见，谓之亡。然胡不尝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见命之物、闻命之声者乎？则未尝有也。若以百姓为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为法；然则胡不尝考之诸侯之传言流语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尝有闻命之声、见命之体者乎？则未尝有也。 然胡不尝考之圣王之事？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布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劝沮。若此，则乱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变政而民易教，其在汤、武则治，其在桀、纣则乱。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 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后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传流矣，今故先生对之（5）？曰：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何以知之？初之列士桀大夫（6），慎言知行（7），此上有以规谏其君长，下有以教顺其百姓。故上得其居长之赏，下得其百姓之誉。列士桀大夫，声闻不废，流传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见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缪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弋，内沉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使下不亲其上，是故国为虚厉（8），身在刑僇之中，不肯曰我罢不肖，我为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虽昔也三代之穷民，亦由此也，内之不能善事其亲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长，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使身至有饥寒冻馁之忧，必不能曰我罢不肖，我从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穷。虽昔也三代之伪民，亦犹此也，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人。 久矣！圣王之患此也，故书之竹帛，琢之金石。于先王之书《仲虺之告》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9）。”此语夏王桀之执有命也，汤与仲虺共非之。先王之书《太誓》之言然，曰：“纣夷之居（10），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此言纣之执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于三代不国有之（11），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国亦言命之无也。于召公之《执令》亦然：“且（12）！政哉，无天命！惟予二人，而无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13）。”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 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将欲辩是非、利害之故，当天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注释］ （1）此篇与《非命上》意同。（2）由：当作“为”。（3）于：此处通“乌”，疑问词。（4）此句下失“或以命为有”一句。（5）故：依孙诒让说作“胡”。对：即怼，愤恨意。（6）桀：通杰。（7）知：当作“疾”。（8）厉：即绝灭后代意。（9）用：当作“厥”，丧灭意。（10）居：疑为“虐”。（11）不：疑作“百”。（12）且：通“徂”，往、去意。（13）此句当作：“吉不降自天，自我得之。” ［白话］ 墨子说：“凡发表谈话、写文章的原则，不可以不先树立一个标准。如果言论没有标准，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转动的陶轮上。即使工匠很聪明，也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然而现在世上的真假，不能得到辨识，所以言论有三种法则。”哪三种法则呢？有本原的，有推究的，有实践的。怎样求言论的本原呢？用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来考察它。怎样推究言论呢？用先王的书来验证它。怎样把言语付之实践呢？用它来作为标准。这就是言论的三条标准。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有的认为命是有的，有的认为命是没有的。我之所以知道命的有或没有，是根据众人所见所闻的实情才知道有或没有。有听过它，有见过它，才叫“有”，没听过，没见过，就叫“没有”。然而为什么不试着用百姓的实际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见过命的形象，听过命的声音的人吗？没有过的。如果认为百姓愚蠢无能，所见所闻的实情不能当作准则，那么为什么不试着用诸侯所流传的话来考察呢？自古到今，自有人民以来，有曾听过命的声音，见过命的形体的人吗？没有过的。 那么为什么不用圣王之事来考察呢？古时圣王，举拔孝子，鼓励他事奉双亲；尊重贤良，鼓励他作善事，颁发宪令以教诲人民，严明赏罚以奖善止恶。这样，则可以治理混乱，使危险转为安宁。若认为不是这样，古时侯，桀所搞乱的，汤治理了；纣所搞乱的，武王治理了。这个世界不变，人民不变，君王改变了政令，人民就容易教导了。在武王时就得到治理，在桀、纣时则变得混乱。安宁、危险、治理、混乱，原因在君王所发布的政令，怎能说是“有命”呢？那些说“有命”的，并不是这样。 现在说“有命”的人说：“并不是我在后世说这种话的，自古时三代就有这种话流传了。先生为什么痛恨它呢？”答道：“说‘有命’的人，不知是三代的善人呢？还是三代的残暴无能的人？”怎么知道的呢？古时候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说话谨慎，行动敏捷，对上能规劝进谏君长，对下能教导百姓。所以上能得到君长的奖赏，下能得到百姓的赞誉。有功之士和杰出的大夫声名不会废止，流传到今天。天下人都说：“是他们的努力啊！”必定不会说：“我见到了命。”所以古时三代的凶暴君王，不改正他们过多的声色享受，不谨慎他们内心的邪僻，在外则驱车打猎射鸟，在内则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国家和百姓的政事，大量从事无用的事，对百姓凶暴，使下位的人不敬重在上位的人。所以国家空虚，人民亡种，自己也受到刑戮的惩罚。不肯说：“我疲懒无能，我没做好刑法政事。”必然要说：“我命中本来就要灭亡。”即使是古时三代的贫穷人，都是这样说。对内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在外不能好好地对待君长。厌恶恭敬勤俭而喜好简慢轻率，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至使有饥寒冻馁的忧患。必不会说：“我疲懒无能，不能勤快地劳作。”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穷。”即使是三代虚伪的人，也都这样说。粉饰“有命”之说，以教唆那些愚笨朴实的人。 圣王担忧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所以把它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在先王的书《仲虺之告》中说：“我听说夏代的人诈称天命，宣布天命于世，所以天帝痛恨他，丧失了他的军队。”这是说夏朝的君王桀主张“有命”，汤与仲虺共同批驳他。先王的书《太誓》也这样说，道：“纣很暴虐，不肯 侍奉上帝，抛弃他的先人的神灵而不祭祀。说：‘我有命！’不努力从事政事，天帝也抛弃了他而不去保佑。”这是说纣主张“有命”，武王作《太誓》反驳他。在三代百国书上也有这样的话，说：“你们不要崇奉天是有命的。”三代百国也都说没有命。召公的《执令》也是如此：“去吧！要虔敬！不要相信天命。只有我俩而不能相互诫勉吗？吉利并不是上天降下的，而是我们自己得到的。”在商夏时的诗、书中说：“命是凶暴的君王捏造的。” 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想要辨明是非利害的原因，对于主张“有命”的人，不能不赶快批驳。主张“有命”的人，是天下的大害，所以墨子反对他们。三十 非命（1）下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则必可而不先立仪而言。若不先立仪而言，譬之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为虽有朝夕之辩（2），必将终未可得而从定也，是故言有三法。 何谓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恶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恶乎原之？察众之耳目之请（3），恶乎用之？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此谓三法也。 故昔者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务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之人而教之为善。”是故出政施教，赏善罚暴。且以为若此，则天下之乱也，将属可得而治也；社稷之危也，将属可得而定也。若以为不然，昔桀之所乱，汤治之；纣之所乱，武王治之。当此之时，世不渝而民不易，上变政而民改俗。存乎桀、纣而天下乱，存乎汤、武而天下治。天下之治也，汤、武之力也；天下之乱也，桀、纣之罪也。若以此观之，夫安危治乱，存乎上之为政也，则夫岂可谓有命哉！故昔者禹、汤、文、武，方为政乎天下之时，曰：“必使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夫岂可以为命哉！故以为其力也。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功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誉，遂得光誉令问于天下。亦岂以为其命哉！又以为力也。 然今夫有命者，不识昔也三代之圣善人与？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与？若以说观之，则必非昔三代圣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 然今以命为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此乎不而矫其耳目之欲（4），而从其心意之辟，外之驱骋田猎毕戈，内湛于酒乐，而不顾其国家百姓之政，繁为无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庙。其言不曰我罢不肖，吾听治不强，必曰吾命固将失之。虽昔也三代罢不肖之民，亦犹此也。不能善事亲戚、君长，甚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饥寒冻馁之忧，其言不曰吾罢不肖，吾从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将穷。昔三代伪民，亦犹此也。 昔者暴王作之，穷人术之（5），此皆疑众迟朴。先圣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书之竹帛，镂之金石，琢之盘盂，传遗后世子孙。曰：“何书焉存？”禹之《总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6），民不而葆。既防凶星（7），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8），用爽厥师。”彼用无为有，故谓矫；若有而谓有，夫岂为矫哉！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于去发曰（9）：“恶乎君子（10）！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祝降其丧。惟我有周，受之大帝（11）。”昔纣执有命而行，武王为《太誓》去发以非之。曰：子胡不尚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记？从十简之篇以尚，皆无之。将何若者也？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蚤朝晏退，听狱治政，终朝均分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殚其思虑之知，内治官府，外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而不敢怠 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今也妇人之所以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統葛绪，捆布■，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虽毋在乎王公大人，蒉若信有命而致行之（12），则必怠乎听狱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农夫必怠乎耕稼树艺矣，妇人必怠乎纺绩织纴矣。王公大人怠乎听狱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则我以为天下必乱矣；农夫怠乎耕稼树艺，妇人怠乎纺绩织纴，则我以为天下衣食之财，将必不足矣。若以为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13），下以持养百姓，百姓不利，必离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则不固，出诛则不胜。故虽昔者三代暴王桀、纣、幽、厉之所以共抎其国家（14），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若有命者之言，不可不强非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穷人所术，非仁者之言也。今之为仁义者，将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注释］ （1）此篇与《非命上》意同。（2）辩：通“辨”。（3）请：通“情”。（4）此句中“不而”当为“而不”。（5）术：通“述”。（6）允：诚实。惟：于。（7）防：此处为“放”。星：当为“心”。（8）增：此处当为“憎”。（9）于去发：当为“太子发”。（10）恶乎：发语词。（11）帝：当作“商”。（12）虽毋：发语词。蒉：当作“实”。（13）使：依王念孙说为“从”意。（14）共：依王念孙说当为“失”。抎：抛弃、坠落。 ［白话］ 墨子说：“凡发表言论，则不能不先立标准再说。如不先立标准就说，就好象把测时仪器放在运转的陶轮上。我认为虽有早、晚的区分，但必然终究得不到一个确定的时间。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 什么是三条标准？答道：有考察的，有本原的，有实践的。怎么考察呢？考察先代圣王的事迹；怎么推求本原呢？要推求众人听见所闻的实情；怎么付诸实践呢？于治国中当作政令，观察万民来评论它。这就是三条标准。 所以古时候三代的圣王禹、汤、文、武，刚主持天下政事时，说：必举拔孝子而鼓励侍奉双亲，尊重贤良而教导人们做善事。所以公布政令实施教育，奖赏善良惩罚凶暴。认为这样，混乱的天下，将可以得到治理；危险的社稷将可得到安宁。如果认为不是这样，古时桀时的混乱，汤治理了；纣时的混乱，武王治理了。那个时候，世界、人民都没有改变，君王改变了政务而人民改变了风俗。在桀、纣那里则天下混乱，在汤武那里则天下治理。天下得到治理是汤武的功劳；天下的混乱是桀纣的罪过。如以此来看，所谓安、危、治理、混乱，在于君上的施政；那么怎么可以说是有命呢？所以古时禹汤文武刚开始在天下执政时，说：必须使饥饿的人能吃上饭，寒冷的人能穿上衣服，劳作的人能够休息，混乱的得到治理。这样他们获得了天下人的赞誉和好评。怎能认为是命呢？应该认为是他们的努力啊。现在贤良的人，尊重贤人而喜好治国的道理方法，所以上面得到王公大人的奖赏，下面得到万民的称誉，这就得到天下人的称誉好评。怎能认为是他们的命呢？也是他们的努力啊！ 然而今天主张“有命”的人，不知是根据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呢？还是 从前三代的凶暴无能的人呢？如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则必定不是从前三代的圣人善人，一定是凶暴无能的人。 然而今天以为有命的人，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于那时不改正声色的欲望，而放纵他的内心的邪僻。在外驱车打猎射鸟，在内耽于酒和音乐，而不顾他的国家百姓的政事；过多地作无用的事，残暴地对待百姓，于是失去了国家。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我不努力地听狱治国。”一定说：“我命里本来就要失国。”即使是三代疲沓无能的百姓，也是这样。不能好好地对待双亲君长，很嫌恶恭敬俭朴而喜好简慢粗陋，贪于饮食而懒于劳作，衣食财物不足，所以自身有饥寒冻馁的忧患。他们不这样说：“我疲沓无能，不能努力地劳作。”也说：“我命里本来就穷。”从前三代的虚伪的人也是这样。 古时暴君编造这些话，穷人复述这些话。这些都是惑乱百姓、愚弄朴实的人，先代圣王对此感到忧虑，在前世就有了。所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雕在盘盂上，流传给后世子孙。说：哪些书有这些话？禹时《总德》上有，说：“诚信不到达天帝，就不会保佑下民。既然放纵自己的凶恶的心意，天帝将会惩罚的。不谨慎而丧失了德，天命怎会保佑呢？”《仲虺之告》说：“我听说夏人假造天命颁布于世，上帝痛恨他，因此使他丧失了军队。”他无中生有，所以叫假造；如本来就有而说有，怎么是假造呢？从前桀主张“有命”行事，汤作《仲虺之告》以批驳他。《太誓》中太子发说：“啊呀君子！天有大德，它的所为非常显明。可以借鉴的不太远，殷王就是：说人有命，说不必恭敬；说祭祀没有好处，说凶暴没有害处。上帝不保佑，九州都亡灭了。上帝不顺心，给他降下灭亡的灾难。只有我周朝，接受了商的天下。”从前纣主张“有命”而行事，武王作《太誓》太子发反驳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上考察商、周、虞、夏的史料，从十简之篇以上都没有命的记载，将怎么样呢？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并不是想要使其喉舌勤劳，使其嘴唇利索，内心实在是想为了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法政务。”现在的王公大人之所以要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政，整日分配职事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认为努力必能治理，不努力就要混乱；努力必能安宁，不努力就要危险，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卿大夫之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竭尽全部智慧，于内治理官府，于外征收关市、山林、泽梁的税，以充实官府，而不敢倦怠，是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高贵，不努力就会低贱；努力必能荣耀，不努力就会屈辱，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农夫之所以早出晚归，努力从事耕种、植树、种菜，多聚豆子和粟，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他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吃饱，不努力就要饥饿，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妇人之所以早起夜睡，努力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而不敢倦怠，为什么呢？答道：她以为努力必能富裕，不努力就会贫穷；努力必能温暖，不努力就会寒冷，所以不敢倦怠。现在的王公大人若确信“有命”，并如此去做，则必懒于听狱治政，卿大夫必懒于治理官府，农夫必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必懒于纺纱、绩麻、织布。王公大人懒于听狱治国，卿大夫懒于治理官府，则我认为天下一定会混乱，农夫懒于耕田、植树、种菜，妇人懒于纺纱、绩麻、织布，则我认为天下衣食财物，一定会不足。如果以此来治理天下，向上侍奉天帝、鬼神，天帝、鬼神必不依从；对下以此来养育百姓，百姓没有得到 利益，必定要离开不能被使用。这样于内守国则不牢固，出去杀敌则不会胜利。所以从前三代暴君、桀、纣、幽、厉之所以国家灭亡，社稷倾覆的原因，就在这里啊。 所以墨子说：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内心确实希望为天下谋利，为天下除害，面对‘有命’论者的话，不可不努力批驳它。说道：命，是暴君所捏造，穷人所传播，不是仁人的话。今天行仁义之道的人，将不可不仔细辨别而努力反对它，就是这个道理啊。三十一 非儒 儒者曰：“亲亲有术，尊贤有等（2）。”言亲疏尊卑之异也。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3）；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4）。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堂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矣，以为实在，则赣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 取妻身迎，祗褍为仆（5），秉辔授绥，如仰严亲；昏礼威仪，如承祭祀。颠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则妻、子（6），妻、子上侵事亲。若此，可谓孝乎？儒者：“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将守宗庙。故重之。”应之曰：此诬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庙数十年，死，丧之其；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7）；则丧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忧妻子以大负累（8），有曰：“所以重亲也。”为欲厚所至私，轻所至重，岂非大奸也哉！ 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9），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10），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 且夫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11），■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12），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13），然后仁。”应之曰：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 又曰：“君子循而不作。”应之曰：古者羿作弓，伃作甲，奚仲作车，巧垂作舟；然则今之鲍、函、车、匠，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 又曰：“君子胜不逐奔，掩函弗射（14），施则助之胥车。”应之曰：“若皆仁人也，则无说而相与；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无辞必服，见善必迁，何故相？若两暴交争，其胜者欲不逐奔，掩函弗射，施则助之胥车，虽尽能，犹且不得为君子也，意暴残之国也。圣将为世除害，兴师诛罚，胜将因用儒术令士卒曰：‘毋逐奔，掩函勿射，施则助之胥车。’暴乱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为群残父母而深贱世也，不义莫大矣！” 又曰：“君子若钟，击之则鸣，弗击不鸣。”应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亲得孝，务善则美，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道也。今击之则鸣，弗击不鸣，隐知豫力，恬漠待问而后对，虽有君亲之大利，弗问不言；若将有大寇乱，盗贼将作，若机辟将发也，他人不知，己独知之，虽其君、亲皆在，不问不言。是夫大乱之贼也。以是为人臣不忠，为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贞良。夫执后不言，之朝，物见利使己，虽恐后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则高拱下视，会噎为深，曰：‘唯其未之学也。’用谁急，遗行远矣。” 夫一道术学业仁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闻孔某之行，则本与此相反谬也！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晏子不对。公又复问，不对。景公曰：“以孔某语寡人者众矣，俱以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所谓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15）。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16），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17），劳思尽知以行邪，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18）。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某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景公曰：“呜乎！贶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某之与白公同也。” 孔某之齐见景公，景公说，欲封之以尼溪，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19），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20），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21），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22）。其道不可以期世（23），其学不可以导众。今君封之，以利齐俗，非所以导国先众。”公曰：“善。”于是厚其礼，留其封，敬见而不问其道。孔某乃恚，怒于景公与晏子，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告南郭惠子以所欲为。归于鲁，有顷，间齐将伐鲁，告子贡曰：“赐乎！举大事于今之时矣！”乃遣子贡之齐，因南郭惠子以见田常，劝之伐吴，以教高、国、鲍、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乱。劝越伐吴，三年之内，齐、吴破国之难，伏尸以言术数（24），孔某之诛也。 孔某为鲁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相鲁君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孔某穷于蔡、陈之间，藜羹不糂。十日，子路为享豚，孔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号人衣以酤酒，孔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进请曰：“何其与陈、蔡反也？”孔某曰：“来，吾语女：曩与女为苟生，今与女为苟义。”夫饥约，则不辞妄取以活身；赢鲍，则伪行以自饰。污邪诈伪，孰大于此？ 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夫舜见瞽叟孰然，此时天下圾乎？周公旦非其人也邪？何为舍其家室而托寓也？” 孔某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肸以中牟叛，漆雕刑残，莫大焉！ 夫为弟子后生，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后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注释］ （1）《非儒》上、中皆佚，此篇主要是批驳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礼义思想。墨子反对儒家婚丧之礼，实则是反对“亲有差”。又指责儒家的礼乐与政事、生产皆无益，又通过晏婴等之口，讽刺孔子与君与民都是口头上讲仁义，实际上鼓励叛乱，惑乱人民。本篇反映了儒、墨两家在思想认识上的激烈斗争。（2）术：王引之认为即“杀”，差意。（3）其：通“期”，一年。（4）亲：依王念孙当作“视”。卑子：庶子。（5）祗褍：即“缁袘”假借字。（6）则：当为“列”。（7）散：当为“服”。（8）忧：通“优”。（9）否：不幸。（10）本句依孙诒让说“政之本”前脱一“倍”字。（11）人气：当作“乞人”。（12）本句当作：“因人之家以为尊，恃人之野以为翠。”（13）服古言：当作“古服言”。（14）函：陷阱。（15）僇：通“戮”。（16）此句当作“教行于下必利上。”（17）本句中“臣”为衍字。（18）此句疑作“非仁义之类也”。（19）宗：当作“崇”。循：当作“遂”。（20）机服：依于省吾说为“异服”。（21）当年：壮年。（22）遇：通“愚”。（23）期：当作“示”。（24）言：为“亿”之省误。术：通“率”。 ［白话］ 儒家中的人说：“爱亲人应有差别，尊敬贤人也有差别。”这是说亲疏、尊卑是有区别的。他们的《仪礼》说：服丧，为父母要服三年，为妻子和长子要服三年；为伯父、叔父、弟兄、庶子服一年；为外姓亲戚服五个月。如果以亲、疏来定服丧的年月，则亲的多而疏的少，那么，妻子、长子与父亲相同。如果以尊卑来定服丧的年月，那么，是把妻子、儿子看作与父母一样尊贵，而把伯父、宗兄和庶子看成是一样的，有如此大逆不道的吗？ 他们的父母死了，陈列起尸体而不装殓。上屋、窥井、掏鼠穴、探看涤器，而为死人招魂。认为还在，愚蠢极了。如果不在，一定要求，太虚假了。 娶妻要亲身迎接，穿着黑色下摆的衣裳，为她驾车，手里拿着缰绳，把引绳递给新妇，就好象承奉父亲一样。婚礼中的仪式，就象恭敬地祭祀一样。上下颠倒，悖逆父母，与妻子同位。妻子地位抬高了，如此侍奉父母，能叫作孝吗？儒家的人迎娶妻子，“妻子要供奉祭祀，儿子要守宗庙，所以敬重他们。”答道：“这是谎话！他的宗兄守他先人宗庙几十年，死了，为他服一年丧；兄弟的妻子供奉他祖先的祭祀，不为她们服丧，而为妻、子服三年丧，一定不是因为守奉祭祀的原因。”优待妻、子而服三年丧，有的说道：“这是为了看重亲人。”这是想厚待所偏爱的人，轻视重要的人，难道不是大骗子吗？ 又顽固地坚持“有命”以辩说道：“寿夭、贫富、安危治乱，本来就有天命，不能减少增加。穷达赏罚，幸运倒霉都有定数。人的知识和力量是无所作为的。”一些官吏相信了这些话，则对份内的事懈怠，普通人相信了这些话，则对劳作懈怠。官吏不治理就要混乱，农事一慢就要贫困。既贫困又混乱，是违背政事的目的的，而儒家的人把它当作教导，是残害天下的人啊。 用繁杂的礼乐去迷乱人，长期服丧假装哀伤以欺骗死去的双亲。造出“命”的说法，安于贫困以傲世。背本弃事而安于懈怠傲慢。贪于饮食，懒于劳作，陷于饥寒，有冻馁的危险，没法逃避。就象乞丐，象田鼠偷藏食物，象公羊一样贪婪地看着，象阉猪一样跃起。君子嘲笑他们，他们就说：“庸人怎能知道良儒呢！”夏天乞食麦子和稻子，五谷收齐了，跟着就有人大举丧事。子孙都跟着去，吃饱喝足。办完了几次丧事，就足够了。依仗人家而尊贵，依仗人家田野的收入而富足。富人有丧，就非常欢喜，说：“这是衣食的来源啊！” 儒家的人说：“君子必须说古话，穿古衣才能成仁。”答道：“所谓古话、古衣，都曾经在当时是新的。而古人说它穿它，就不是君子吗？那么则必须穿不是君子的衣服，说不是君子的话，而后才为仁吗？” 又说：“君子只遵循前人做的而不创新。”回答他说：“古时后羿制造了弓，季伃制造了甲，奚仲制作了车，巧垂制作了船。既然如此，那么今天 的鞋工、甲工、车工、木工，都是君子，而后羿、季伃、奚仲、巧垂都是小人吗？” 又说：“君子打了胜仗不追赶逃兵，拉开弓不（对他们）射箭，敌车走人了岔路则帮助他推车。”回答他说：“如果双方都是仁人，那么就不会相敌，仁人以他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没道理的跟有道理的走，不知道的跟知道的走。说不出理由的必定折服，看到善的必定依从。这怎么会相争呢？如果两方暴人相争，战胜的不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人陷了车帮助推车，即使这些都做了，也不能做君子，也许还是残暴的国人。圣（王）将为世上除害，兴师诛伐之，战胜了就将用儒家的方法下令士卒说：‘不要追赶逃敌，拉弓不射，敌车陷了帮助推车。’于是暴乱之人得到活命，天下的害不除，这是作为君主父母的还在深重地残害这社会。不义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又说：“君子象钟一样，敲了就响，不敲就不响。”回答说：“仁人事上尽忠，事亲尽孝，有善就称美，有过就谏阻，这才是做人臣的道理。现在若敲他才响，不敲不响，隐藏智谋，懒于用力，安静冷淡地等待君亲发问，然后才作回答。即使对君亲有大利，不问也不说。如果将发生大寇乱，盗贼将兴，就象一种安置好的机关将发动一样，别人不知这事，自己独自知道，即使君亲都在，不问不说，这实际是大乱之贼。以这种态度作人臣就不忠，作儿子就不孝，事兄就不恭顺，待人就不贞良。遇事持后退不言的态度。到朝廷上，看到有利自己的东西，唯恐说得比别人迟。君上如果说了于己无利的事，就高拱两手，往下低头看，象饭塞在嘴里一样，说：‘我未曾学过。’用他虽很急，而他已弃君远走了。” 凡道术学业都统一于仁义，都是大则以治人，小则以任官，远的博施，近的修身。不义的就不居，无理的就不行。务兴天下之利，各种举动，没有利的就停止。这是君子之道。从我所听说的孔某的行为，从根本上与此相反。 齐景公问晏子说：“孔子为人怎样？”晏子不答。齐景公又问一次，还是不答。景公说：“对我说孔某人的人很多，都以为是贤人。今我问你，你不回答，为什么？”晏子答道：“晏婴不肖，不足以认识贤人。虽如此，晏婴听说所谓贤人，进了别国，必要和合君臣的感情，调和上下的怨仇。孔某人到楚国，已经知道了白公的阴谋，而把石乞献给他。国君几乎身亡，而白公被杀。晏婴听说贤人不虚君主的信任，拥有民心而不作乱。对君王说话必然是对别人有利，教导下民必对君上有利。行义可让民众知道，考虑计策可让国君知道。孔某人精心计划和叛贼同谋，竭尽心智以行不正当的事。鼓励下面的人反抗上面，教导臣子杀国君，不是贤人的行为啊。进入别国，而与叛贼结交，不符合义。知道别人不忠，反而促成他叛乱，不是仁义的行为啊。避人后策划，避人后言说，行义不可让民众知晓，谋划不让君主知晓。臣晏婴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的不同之处，所以没有回答。”景公说：“啊呀！你教给我的很多，不是您，则我终身都不知道孔某人和白公相同。” 孔子到齐国，拜见景公。景公高兴，想把尼溪封给他，来告诉晏子。晏子说：“不行。儒家，傲慢而自作主张，不可以教导下民；喜欢音乐而混乱人，不可以让他们亲自治民；主张命而懒于作事，不可以让他们任官；崇办丧事哀伤不止，不可以使他们热爱百姓；异服而作出庄敬的表情，不可以使他们引导众人。孔某人盛容修饰以惑乱世人，弦歌鼓舞以招集弟子，纷增登降的礼节以显示礼仪，努力从事趋走、盘旋的礼节让众人观看。学问虽多而不可让他们言论世事，劳苦思虑而对民众没什么好处，几辈子也学不完他们 的学问，壮年人也无法行他们繁多的礼节，累积财产也不够花费在音乐上。多方装饰他们的邪说，来迷惑当世的国君；大肆设置音乐，来惑乱愚笨的民众。他们的道术不可公布于世，他们的学问不可以教导民众。现在君王封孔子以求对齐国风俗有利，不是引导民众的方法。”景公说：“好。”于是赠孔子厚礼，而不给封地，恭敬地接见他而不问他的道术。孔某人于是对景公和晏子很愤怒。于是把范蠡推荐给田常，告诉南郭惠子，回到鲁国去了。过了一段时间，齐国将伐鲁国，告诉子贡说：“赐，现在是举大事的时候了！”于是派子贡到齐国，通过南郭惠子见到田常，劝他伐吴；以教高、国、鲍、晏四姓，不要妨碍田常叛乱；又劝越国伐吴国。三年之内，齐国和吴国都遭灭国的灾难，死了大约上亿人，是孔某人杀的呀。 孔某人做了鲁国的司寇，放弃公家利益而去侍奉季孙氏。季孙氏为鲁君之相而逃亡，季孙和邑人争门关，孔某把国门托起，放季孙逃走。 孔某被困在陈蔡之间，用藜叶做的羹中不见米粒。第十天，子路蒸了一只小猪，孔某不问肉的来源就吃了；又剥下别人的衣服去沽酒，孔某也不问酒的来源就喝。后来鲁哀公迎接孔子，席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不吃。子路进来请示说：“（您）为何与陈蔡时的（表现）相反呢？”孔某说：“来！我告诉你：当时我和你急于求生，现在和你急于求义。”在饥饿困逼时就不惜妄取以求生，饱食有余时就用虚伪的行为来粉饰自己。污邪诈伪之行，还有比这大的吗？ 孔某和他的弟子闲坐，说：“舜见了瞽叟，蹙躇不安。这时天下真危险呀！周公旦不是仁义之人吧，否则为何舍弃他的家室而寄居在外呢？” 孔某的所行，都出于他的心术。他的朋辈和弟子都效法孔某。子贡、季路辅佐孔悝在卫国作乱；阳货在齐作乱；佛肸以中牟反叛；漆雕开刑杀。残暴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凡是弟子对于老师，必定学习他的言语，效法他的行为，直到力量不足、智力不及才作罢。现在孔某的行为如此，那么一般儒士就可以怀疑了。三十二 大取 天之爱人也，薄于圣人之爱人也（2）；其利人也，厚于圣人之利人也。大人之爱小人也，薄于小人之爱大人也；其利小人也，厚于小人之利大人也。 以臧为其亲也（3），而爱之，非爱其亲也；以臧为其亲也，而利之，非利其亲也。以乐为爱其子，而为其子欲之，爱其子也。以乐为利其子，而为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 于所体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权。权，非为是也，非非为非也，权，正也。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 其所取者，人之所执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死生利若，一无择也。杀一人以存天下，非杀一人以利天下也；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于事为之中而权轻重之谓求。求为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为义，非为义也。 为暴人语天之为是也而性，为暴人歌天之为非也。诸陈执既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执之所为，因吾所为也。若陈执未有所为，而我为之陈执，陈执因吾所为也。暴人为我为天之。以人非为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义可厚，厚之；义可薄，薄之。谓伦列。德行、君上、老长、亲戚，此皆所厚也。为长厚，不为幼薄。亲厚，厚；亲薄，薄。亲至，薄不至。义厚亲，不称行而顾行。 为天下厚禹，为禹也。为天下厚爱禹，乃为禹之爱人也。厚禹之加于天下，而厚禹不加于天下。若恶盗之为加于天下，而恶盗不加于天下。 爱人不外已，已在所爱之中。已在所爱，爱加于已。伦列之爱已，爱人也。 圣人恶疾病，不恶危难。正体不动，欲人之利也，非恶人之害也。 圣人不为其室臧之故，在于臧。 圣人不得为子之事。圣人之法死亡亲（4），为天下也。厚亲，分也；以死亡之，体渴兴利（5）。有厚薄而毋，伦列之兴利为己。语经，语经也，非白马焉。执驹焉说求之，舞说非也，渔大之无大，非也。三物必具，然后足以生。 臧之爱已，非为爱已之人也。厚不外己，爱无厚薄。举己（6），非贤也。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 有有于秦马，有有于马也，智来者之马也。 爱众众世与爱寡世相若（7）。兼爱之，有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8），一若今之世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 天下之利驩。“圣人有爱而无利，”伣日之言也（9），乃客之言也。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 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也。非杀臧也。专杀盗，非杀盗也。凡学爱人。 小圜之圜，与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与不至钟之至，不异。其不至同者，远近之谓也。 是璜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也也，非意人也。意获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从也。 利人也，为其人也；富人，非为其人也，有为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为鬼焉。 为赏誉利一人，非为赏誉利人也，亦不至无贵于人。 智亲之一利（10），未为孝也，亦不至于智不为已之利于亲也。智是之世之有盗也，尽爱是世。智是室之有盗也，不尽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盗也，不尽是二人。虽其一人之盗，苟不智其所在，尽恶，其弱也。 诸圣人所先，为人欲名实。名实不必名。苟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是石也唯大，不与大同。是有便谓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居运命者，苟人于其中者（11），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 智与意异。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鲋同（12），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异，有不然之异。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迁，四曰强。 子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13）。次察山比因，至优指复；次察声端名因情复，匹夫辞恶者，人有以其情得焉。诸所遭执，而欲恶生者，人不必以其请得焉。圣人之附■也（14），仁而无利爱。利爱生于虑。昔者之虑也，非今日之虑也。昔者之爱人也，非今之爱人也。爱获之爱人也（15），生于虑获之利。虑获之利，非虑臧之利也（16）；而爱臧之爱人也，乃爱获之爱人也。去其爱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啬，非今日之知啬也。贵为天子，其利人不厚于正夫。二子事亲，或遇孰，或遇凶，其亲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执无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养臧也万倍，吾爱臧也不加厚。 长人之异，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人之体非一貌者也，故异。将剑与挺剑异。剑，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异。杨木之木与桃木之木也同。诸非以举量数命者，败之尽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长，以类行也者。立辞而不明于其所生，妄也。今人非道无所行，唯有强股肱而不明于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故浸淫之辞，其类在鼓栗。圣人也，为天下也，其类在于追迷。或寿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其类在誉石（17）。一日而百万生，爱不加厚，其类在恶害。爱二世有厚薄（18），而爱二世相若，其类在蛇文。爱之相若，择而杀其一人，其类在坑下之鼠。小仁与大仁（19），行厚相若，其类在申。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雍。厚亲，不称行而类行，其类在江上井。“不为己”之可学也，其类在猎走。爱人非为誉也，其类在逆旅。爱人之亲，若爱其亲，其类在官苟（20）。兼爱相若，一爱相若。一爱相若，其类在死也（21）。 ［注释］ （1）本篇各段都是简论。取即“取譬”，本篇不少段落以比喻的方法，论说了墨家的基本主张，涉及到“义”、“兼爱”、“节用”、“节葬”等很多方面。（2）薄：“溥”字之误，溥，大。（3）臧：葬。（4）亡：通“忘”。（5）渴：尽。（6）举：当作“誉”。（7）后一“众”字衍。（8）尚：同“上”。（9）伣日：“儒者”之误。（10）智：通“知”。（11）人：“入”字之误。（12）鲋：同“附”。（13）尊：同“■”，减少。（14）■：即“覆”。（15）获：婢。（16）臧：奴。（17）誉，疑当作“礜”，礜石可染缁。（18）二：疑为“三”字之误。（19）仁：通“人”。（20）官：公；苟：即“敬”。（21）也，“蛇”字之误。 ［白话］ 上天爱人，比圣人爱人要深厚；上天施利给人，比圣人施利给人要厚重。君子爱小人，胜过小人爱君子；君子施利给小人，胜过小人施利给君子。 认为厚葬是爱父母亲的表现，因而喜欢厚葬，这其实并不是爱父母亲；认为厚葬对父母亲有利，因而以厚葬为利，这并非有利父母亲。认为教给儿子音乐是爱儿子的表现，因而音乐被儿子喜欢，这是爱儿子。认为教给儿子音乐有利儿子，因而音乐被儿子欲求，这并非有利儿子。 在所做的事体中，衡量它的轻重叫做“权”。权，并不是对的，也不就是错的，权，是正当的。砍断手指以保存手腕，那是在利中选取大的，在害中选取小的。在害中选取小的，并不是取害，这是取利。他所选取的，正是别人抓着的。遇上强盗，砍断手指以免杀身之祸，这是利；遇上强盗，这是害。砍断手指和砍断手腕，对天下的利益是相似的，那就没有选择。就是生死，只要有利于天下，也都没有选择。杀一个人以保存天下，并不是杀一个人以利天下；杀死自己以保存天下，这是杀死自己以利天下。在做事中衡量轻重叫做“求”。只注重求，是不对的。在害中选取小的，追求合义，并非真正行义。 给暴戾的人说天的意志叫你这样，而且这是天性，等于对暴戾的人歌颂天的意志是不对的。各种学说既已流传天下，如果我再为它们陈说阐释，那么，各种学说必因我而更加发扬光大。如果各种学说没有流传天下，如果我再为它们陈说阐述，那么，各种学说必因我而流传天下。暴戾的人自私自利，却说是天的意志。把人们认为错误的看作正确的，这些人的天性不可改正，但也要想法加以改正。 在利中选取大的，不是不得已。在害中选取小的，是不得已。在所未有的事中选取，这是利中选取大的。在已有的东西中舍弃，这是害中选取小的。 义理上可以厚爱的，就厚爱；义理上可以薄爱的，就薄爱。这是所谓无等差的爱。有德行的，在君位的，年长的，亲戚之类，这都是应当厚爱的。厚爱年长的，却不薄爱年幼的。亲厚的厚爱；亲薄的，薄爱。有至亲的，却没有至薄的。（儒家的）义是厚爱至亲的，不以那人的行为而厚爱或薄爱，而是由亲到疏以类而厚爱到薄爱。为天下人而厚爱禹，这是为禹。为天下人厚爱禹，是因为禹能爱天下人。厚爱禹的作为能加利于天下，而厚爱禹并不加利于天下。就象厌恶强盗的行为能加利于天下，而厌恶强盗并不加利于天下。 爱别人并非不爱自己，自己也在所爱之中。自己既在所爱之中，爱也加于自己。无差等的爱自己，也就是爱人。 圣人厌恶疾病，不厌恶危险艰难。能保重自身，希望人们得到利益，并不是要人们畏避祸害。 圣人不以为自己的屋室可以贮藏货物，就一心一意于贮藏。 圣人往往不能侍奉在父母身边。圣人的丧法是父母死了，心已无知，就节葬短丧，为天下兴利。厚爱父母，是人子应尽的本分；但父母死后，之所以节葬短丧，是想竭尽自己的力量为天下兴利。圣人爱人，只有厚没有薄，普遍地为天下兴利，才是真正为自己。 语经，言语的常经，说白马不是马，又坚持认为孤驹不曾有母亲，这是舞弄其说，说杀狗不是杀犬，也是不对的。这三件东西具备了，就足可以生 了。 臧的爱自己，并不是爱自己是一个人。厚爱别人并不是不爱自己，爱别人与爱自己，要没有厚薄的区分。赞誉自己，并非贤能。义，就是利人利己；不义，就是害人害己。义与不义，应该依实际所做的事情来辨别。 有人有的是秦马，有人有的是马，我只知道来的是马。 爱众世与爱寡世相同。兼爱也要相同。爱上古与爱后世，也要与爱现世一样。人的鬼，并不是人；哥哥的鬼，是哥哥。 天下的人都能蒙受利益而欢悦。“圣人有爱而没有利”，这是儒家的言论，是外人的说法，天下没有继承墨学的人，但墨子的学说仍在世上。 不得已而想要它，并不是真正想要它。（想杀臧，）并不是杀了臧。擅自杀盗，就是不杀盗了。也不是杀盗。大凡要学会爱人。 小圆的圆与大圆的圆是一样的，一尺地的不到与千里地的不到是没有分别的。不到是一样的，只是远近不同罢了。 璜虽然是半璧，但也是玉。考虑柱子，并不是考虑整个木头。考虑人的指头，并不是考虑整个人。考虑猎物，却是考虑禽鸟。动机和效果，不可以相等同。 施利给人，是为了那人；使那人富有，并不是为了那人，使他富有是有目的的。使那人富有，一定是他能够从事人事，祭祀鬼神。 借着赏誉使一个人受利，并不是借赏誉施利给人，（赏誉虽然不能遍及于人，）但也不至于因此就不用赏誉。 只知道有利于自己的父母亲，不能算是孝；但也不至于明知自己有利于父母亲而不愿做。 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强盗，仍然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这座房子里有强盗，不全都讨厌这座房子里的人。知道其中一个人是强盗，不能讨厌这所有的人。虽然其中一个人是强盗，如果不知他在何处，就讨厌所有的人，那是志气太弱了。 圣人首先要做的，是考核名实，有名不一定有实，有实不一定有名。如果这块石头是白的，把这块石头打碎，它的每一小块也都是白的，白都相同。这块石头虽然很大，但不和大石相同，因为大石之中仍有大小的不同，这是各依其便而称的。用形貌来命名的，一它要知道它反映的是什么对象，才能了解它。不是用形貌来命名的，虽然不知道它反映的是什么对象，只要知道它是什么就可以了。那些以居住和运徙来命名的，如果进入其中居住的，就都是，离开了的，就不是了。那些以居住或运徙来命名的，象乡里、齐国、楚国都是。那些以形貌来命名的，如山、丘、室、庙都是。 知道与意会是不同的，（同的种类很多，）有重同，具同，连同，同类之同，同名之同，丘同，附同，是之同，然之同，同根之同。有实际不同的异，有是非各执的异。所以有异，是因为有同，才显出异。是不是的关系有四种：第一种是“是而然”，第二种是“是而不然”，第三种叫“迁”，即转移论题，偷换概念，第四种叫“强”，即牵强附会。 你对于墨家的学说，深奥的就深入探求，浅近的就浅近研究，并体察节用节葬是否应当。其次明察墨家学说之所以成立的根由、学说中的比附、学说的原因，这样，就可以掌握墨家学说的要旨。进一步再深察墨家声教的端绪、借鉴名学的方法、证明它的终因，这样，墨家学说的实情就能够了解。一个平常的人，他的言词虽然粗俗，但也是实情的论断，人们从中还可以了 解实情。那些因自己的遭遇坚持一种成见，感情用事，产生好恶，妄下断语的，人们从他的言词中就不会了解实情了。圣人抚覆天下，以仁为本却没有爱人利人的区别。爱人利人产生于思虑。过去的思虑，不是今日的思虑。过去的爱人，也不是今日的爱人。爱婢这种爱人的行为，产生于考虑婢的利益。考虑婢的利益，不是考虑奴的利益；但是，爱奴的爱人，也就是爱婢的爱人。如果去掉其所爱而能利天下，那就不能不去掉了。从前讲节用，不等于今日讲节用。贵为天子，他利人并不比匹夫利人厚。二子的侍奉父母亲，一个遇到丰年，一个遇到荒年，他们利自己的双亲是相同的，不会因丰年而增多，也不会因荒年而减少。外物也不会使我利亲的心加厚。假使奴死对天下有害，我持养奴一定万倍，并不是对奴的爱心加厚。 高的人与矮的人相同，是因为他们的外表相同，所以就相同。人的手指与人的头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人的身体，并不是一种形貌，所以不同。扶剑和拔剑是不相同的，因为剑是因形貌命名的，形貌不一，所以不同。杨木的木与桃木的木相同。有些不是以量数举出命名的，举出来的都一样，所以一个手指，不能断定是哪一个人的；一个人的手指，才能断定是那个人的。一面是方的，不能算作方体，但方木的任何一面，都是方木。言词因事故而产生，又顺事理而发展，借同类的事物相互推行。创立言词，却不知道言词产生的原因，一定是谬误的。现在人不遵循道理，就不能做事，只有强壮的身体，而不知道做事的道理，就会遭到困难，这是立等可待的。言词要依照类别才能成立，如创立言词却不明白它的类别，那么，就必定遭受困难。 所以亲附渐入的言词，目的在鼓动人恐惧。圣人为天下谋利，目的在追正迷惑。无论长寿与夭折，圣人利天下的目的都是化民向善，如礜石可以染缁。一日之中，天下有成百上万的生灵诞生，但我的爱不会加厚，正如为天下除害。爱上世、今世、后世有厚有薄，但爱其实相同，正如蛇身有文，文文都相似一样。爱两人相同，而杀其中一人，正如杀坑下的老鼠，是为天下除害。一般人与天子，德行厚薄是相同的，看他能否施展才能。举凡兴利除害，正如瓮是漏水，堵住漏，就得便利。厚爱自己最亲的，不依他的行事而或厚爱或薄爱，而以类推由亲及疏去厚爱、薄爱，正象江上井一样，虽然利人，也很有限。“不为己”是可以学的，就象打猎时追逐、奔驰一样。爱人并非为了名誉，正象旅店一样，是为了利人。爱别人的亲人，好象爱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亲人也在爱、敬之中。兼爱，和爱自己一个人一样，能兼爱，就是自爱，蛇受到攻击的时候，一定首尾相救，这也就是自救。三十三 小取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或也者，不尽也。假者，今不然也。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犹谓”也者，同也。“吾岂谓”也者，异也。 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辞之侔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其所以然不必同。其取之也，有所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其所以取之不必同。是故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 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周而不一周，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非也。 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获，人也；爱获，爱人也。臧，人也；爱臧，爱人也。此乃是而然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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