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上 篇一“喂，两对都进房了。房间号９２７、１２０８，还有一只野的，进了１７１３。”“知道了。”我放下电话，马上穿上西服外套，提起书包，招呼正在看电视的方方，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我那辆花四千元买来的旧“白茹”车停在街角的便道上。我们坐进车里，把汽车迅速地开上马路，直驶远处灯火辉煌的“燕都”大饭店。在饭店旁边的一条林荫道上，我把车停在一溜轿车的后边，下了车，“乒乓”关好门，快步加入一群刚从一辆大旅行车下来的日本游客中间，走进“燕都”饭店富丽堂皇的大厅。彬彬有礼地站在总服务台里的卫宁不易察觉地给我们使了个眼色：一切正常。我和方方走进盥洗室，打开皮包，拿出两套警服换上，走出盥洗室，沿安全楼梯爬上去。爬到第九层，我们都有点气喘吁吁，待呼吸均匀了，我们走向服务台，坐着的服务员抬头诧异地看我们。“我们是公安局的，请开９２７房间。”服务员顺从地拎起一串钥匙领着我们走向长廊尽头的一间客房。“里边有客人。”服务员看到门上挂的“请勿打扰”的小牌，回头对我说。“知道，打开锁。”我命令道。服务员扭开锁，站在一旁。“你回去吧。”方方粗鲁地挥手赶开服务员。 服务员消逝在走廊的另一端，我和方方立即开门冲了进去……我和方方带着亚红出来，皮包里塞着几千崭新的钞票，神情严肃地走过服务台，进了电梯间，方方和亚红忍不住笑起来。“你们笑什么，真他妈没劲。”我说着也忍不住笑了。我对亚红说，“你在下面酒吧等会儿，我们还得上去收拾１２层那小子。”我们把电梯开到底层，让亚红出去，又开上１２层。十五分钟后，我们换下警服带着另一个姑娘在酒吧找到亚红，一起喝了杯酒，亚红挽着方方先出去。我给总服务台的卫宁打了电话，告诉他事已办完，十七层那只野鸽让她舒舒服服睡一宿，早晨报警。我挽着另一个姑娘坦然走出饭店。方方已经把“白茹”发动了，我们一上车就开走了。早晨，我被电话铃吵醒，睡在我旁边的亚红接了电话。告诉我，卫宁说那两个受到我们讹诈的倒霉蛋已经结了房钱走了，那只野鸽也被在大门等着的警察塞上车抓走了。亚红翻身又睡了。我却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阳光从厚重的窗帘后倾泄出来，我轻轻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看了会儿外面车水马龙、阳光明媚的街道，把窗帘拉严。我不喜欢晴朗的早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兴冲冲地去上班、上学，我就感到形孤影单。白天我没什么事可干，也没什么人等我，我的朋友们都在睡觉。我又抽了五支烟，看了看日历，然后穿衣服，洗脸刷牙，走出我住的这套公寓。我走过街角停放的“白茹”车，径直走向公共汽车站。尽管上班高峰已过，车内还是十分拥挤。一个坐着的中年男人下车，我刚要坐下，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妇女，便招呼她过来。“谢谢。”年轻妇女坐下后，又逗弄着小孩说，“谢谢叔叔。”“谢谢叔叔。”我冲小孩笑笑。小孩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彩纸包装的巧克力，剥开纸刚要往嘴里填，看我瞅着他，举起巧克力给我。“不要，叔叔不吃。”“吃吧，没事。”“真的不吃，叔叔要下车了。”我挤下车，沿街走了一站，到单位医务室要了张“三联单”，打电话约了一个肝不太好的朋友去医院替我抽了一管血。又在商业区的两个储蓄所把我昨晚挣的那笔钱分别用我去世父母的名字存了进去，然后去邮局给一个交钱即可注册入学、不须考试的函授大学汇了报名款和一年的学费。我报的专业是法律。办完这些事，我到一家人不太多的豪华餐厅吃午饭。这家餐厅菜做的十分讲究，我看着漂亮的图案喝了不少红酒，又吃了几个浇了巧克力汁的冰琪淋，下午才走出餐厅。在报亭买了当天所有的日报和晚报，坐在电报局等长途电话的排椅上细细浏览。黄昏时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方方接的。我们聊了会儿，他正在和卫宁下围棋，卫宁一早就来了，他们下了一天棋，他四胜三和五负，晚上准备凑人搓麻将。我告诉他我晚点回去，就挂了电话。暮春时节，树木草地都绿遍了，花丛怒放。我走进一个举办晚间音乐会的公园，在音乐亭前等退票。一个老人送了我一张，我又转送给一对只有一张票的青年伴侣，坚决不要他们加倍的票款。在高大、油漆剥落的廊柱间，我看到一个美丽少女坐在汉白玉石台上看书，悬在空中的两条长腿互相勾着脚，一翘一翘。她一手捧书，一手从放在身旁的一个袋袋中抓瓜子嗑，吐出的皮儿拢成一堆，嘴里哼着歌，间或翻一页书，悠闲自在，楚楚动人。我悄悄走到她身后，踮脚看那本使她入迷的书。是一本很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我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会儿，索然无味，正要转身走开，忽听女孩说：“看不懂吧。”她仰起脸，笑吟吟地望着我。我脸红了，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我还会脸红。片刻，我镇静下来，说：“就是学生，这会儿在公园看书也有点装模作样。”“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了，你瞧，我看了多少。”她快速地把看过的页数捻了一遍。我捏捏那厚厚的一叠，联想到书的内容，怀疑地问：“你看这么快？”“我也看不懂呗，就看得快。”我们都笑了。“不看了。”女孩把书撂到一旁，“你有事吗？”她问我。“没有。”我说：“没人约我。”“聊聊？”“聊聊。”我在她旁边坐下，她把瓜子袋推给我。我不太会嗑瓜子，嗑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瞧我。”女孩示范性地嗑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女孩倒没注意，晃悠着腿四处张望。“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注意到她里面毛衣上别着一枚校徽。女孩呲齿咬着瓜子看着我笑起来。“这就叫‘套瓷’吧。”女孩说，“下边你该说自己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两校挨得如何近，没准天天都能碰见……”“你看我像学生吗？”我说，“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女孩笑着瞅着自己的脚尖，似乎那儿有什么好玩可笑的，“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半天没说话，女孩也没说话，只是美滋滋地看着天边夕阳消逝后迅即黯淡下来，却又不失瑰丽的云彩：“那块云像马克思，那块像海盗，像吗，你说像吗？”“你多大了？”女孩倏地转过头看我，仔仔细细打量了我一遍：“你，过去没怎么跟女孩接触过吧。”“没有。”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骗她。“我早看出来了，小男孩！刚才我看书时就看见你远远地，想过来搭讪又胆怯，怕我臊你一顿是不是？”“我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女孩放声笑起来，笑得那么肆无忌惮，那么开心。“你笑起来，”我说：“跟个傻丫头似的。”女孩一下不笑了，悻悻地白了我一眼：“我不说你，你也别说我了。实话告诉你，我已经谈了一年多恋爱了。”女孩又笑了，有几分得意。“是你的傻冒同学吧。”“他才不傻呢，是学生会干部。”“那还不傻？傻得已经没法练了。”“哼，你这种只被爸爸妈妈吻过的小毛头也配说他。”“我要是他，就敢跟你睡觉。”我微笑地说，“他敢吗？”尽管天色已经很暗了，我也察觉得出女孩的脸绯红了：“他很尊重我。”我哧笑：“嘁，尊重，别说了，咱甭说了。你也别装傻了。”女孩闷了半天没吭声。我吹起口哨，叼起一支烟，把烟盒递给她，她摇摇头。“又完了不是？”我取笑她，“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书，不会抽烟，时髦半截。”“你别来劲。”女孩不服地说，“给我一支！”我把嘴上的烟给她，她抽了一口，“呼”地全吹了出去。我伸胳膊搭在她肩上，她哆嗦了一下，并没拒绝。我把她搂过来，她近在咫尺地看看我，拨拉掉我的胳膊，强笑着说：“我有点儿信你和一百多个女人睡过觉了。”“干吗有点信，就应该信。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老枪！”我听到收拾书的声音，恶意地笑着说：“我叫你害怕了。”“才没有呢。”女孩站起来，“我只是该走了。”“敢告诉我你叫什么，住哪儿吗？”女孩跳下石台，亮晶晶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笑着说：“啊哈！我还以为你能始终不同凡响，闹了半天，也落了俗套。”“好，我俗。你走吧。哎，”我叫住她，“咱们要是再见了，就得算朋友了吧？”“算朋友。”女孩笑着走了。我笑眯眯地在石台上坐了一会儿，也跳下石台走了。二我和方方开着车在大街上兜风，看到路边有漂亮姑娘就把车靠过去嬉皮笑脸地搭讪，挨了白眼便哈哈大笑，在后面挖苦奚落人家一番。两个女孩子从一家食品店出来，捧着一纸袋果汁加应子，边说边笑边走边吃。方方把车开到她们身边停下，我摇下车窗叫她们：“嘿！”两个女孩子停下脚看我。“不认识了。”我说。“是你呀。”其中一个女孩子绽开笑容，“真巧，你干吗去？”“找你。”我说，“那天分手后我一直挺想你。”“哟，”女孩子笑着说，“脸皮真厚。”“你认识他？”另一个女孩子小声问女伴。“不认识。”和我一起在公园里聊过天的女孩子含笑看着我，“他自称是个老流氓。”我们一齐笑了。我欠身推开后车门，对她们说：“上车吧，我带你们一段。”两个女孩子钻进车里坐好，方方换挡驶上快车道。“认识一下吧，我叫张明，他叫方方。”方方回头冲两个女孩笑笑。和我有一面之交的女孩说：“她叫陈伟玲，我叫吴迪。”“迪，噢，美好的意思。”“是。”吴迪笑着点头。“你们去哪儿？”“前面拐弯那个礼堂。”“什么电影？”方方不回头地问。“不是电影，”吴迪说：“是‘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那是什么玩艺儿？”“大概是她们学生搞的什么时髦东西。”方方撇撇嘴。“你们是学文科的吧？”“你怎么知道？”吴迪快活好奇地问。“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诬蔑。”吴迪嗤嗤笑个不停，挺欣赏我的恭维，“我们是学英语的。”“你们是干吗的，司机？”有着一双冷冷的大眼睛的陈伟玲问。“我告诉过吴迪，劳改释放犯。”吴迪笑，陈伟玲皱眉头，不屑地把脸扭向车窗外。看得出来，她不信我的话，认为我们至多是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所以不屑一顾。“他跟我说，”吴迪看着我笑着对陈伟玲说，“他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陈伟玲几乎是轻蔑地瞧我一眼。我知道她对我不会有好印象了，她和吴迪不是一路子人。不过我不在乎，我对她也不感兴趣。汽车停在那个礼堂前，很多男女学生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门前台阶上说话，走来走去。我叫吴迪凑过头来，咬着耳朵小声说：“明天下午四点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等你好吗？”她光笑不置可否。方方试图跟陈伟玲聊聊，被她噎得直背气。“你怕你朋友吃醋是吗？”“他不管我和别人来往，他很开通。”“那怕什么？”“嗯，你也去听演讲会吧，散了会我再告你去不去。”“我才不听这裤裆里拉胡琴的扯蛋呢，听他们的还不如听我的。”“你要不听，我就不去！”“你说去吗？”我问方方。“去就去吧。”方方无所谓地说，“反正也没事，哪儿呆着不一样？”“好，我们去。”我跟吴迪说，“你也得来。”“到时候再说。”她笑着推开车门下去。陈伟玲问她，“他叫你去哪儿？”“没叫我去哪儿，叫我找他们玩去。”“你去呀？”陈伟玲严肃起来。“我没说要去。”吴迪含糊其辞。我和方方下了车，跟在吴迪和陈伟玲后面走进礼堂。她们俩碰见同学站住说话，我们俩先进去在边上找了两个座。一会儿，吴迪和陈伟玲走过来，我把旁边空座上的两个书包扔开，帮同学占座的一个女孩嘟嘟囔囔冲我们翻白眼。吴迪一坐下就给我们打预防针，说演讲如何如何好，如何有教育意义，能打动人的心灵，百听不厌。演讲会一开始，第一个女工一上台，我和方方就笑起来。演讲者工农兵学商都有，全部语调铿锵，手势丰富。也不乏声嘶力竭，青筋毕露者。内容嘛，也无非是教育青年人如何读书，如何爱国，是一些尽人皆知、各种通俗历史小册子都有的先哲故事，念几首“吼”派的诗，整个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等到一个潇洒的男大学生讲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培育浇灌“爱情之花”时，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已明显异于听众不时发出的会意的笑声。陈伟玲生气地瞪我，吴迪则开始用指甲悄悄却十分使劲地掐我。“你们注意点。”陈伟玲不客气地说我，“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就该好好听。”“实话跟你说。”我也故意使人难堪地大声说，“我受这种教育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呢。”陈伟玲气得满脸通红。吴迪又羞又不知怎么办好，为了回避四处投来的目光，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演讲的人。“瞧你那操行！”方方也辱骂陈伟玲，“还他妈受教育呢，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走走，咱走。”我推方方，“甭跟她废话，挤兑起咱们来了。”我跟方方走到休息室，点上烟，抽了两口，又嘻嘻笑起来。“嘿。”方方捅我 ，我一转身，见吴迪走进休息室，看到我们，怯怯地、红着脸走过来。“你们生气了吧？”“没有，这点事我们哪会生气，没生。”“你那个同学太不客气了。”方方说。“她被你们骂哭了。”吴迪看看我们说，“正在座位上哭呢。”“你替我们跟她道个歉吧。”我说，“我们可不是成心想得罪她。她是你的好朋友吗？”“还可以，同学呗，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朋友。”“吴迪。”“嗳。”吴迪倏地转过身。那个演讲的男大学生笑着向我们走来。“这是我朋友。”吴迪轻声给我们介绍说，看到我们眼中的笑意，脸绯红了。“你们是吴迪的朋友？”那个小伙子热情地说，“演讲得不好，让你们笑话了。”“哪里哪里，挺好挺好。”我客气地说。“比前几个好。”连方方也有些过意不去。“应付差使，准备得也不充分。”小伙子挺实在。“韩劲。”很多人拥进休息室，一群男学生叫吴迪的男朋友。“你们聊吧。”这个叫韩劲的小伙子匆匆走开。“你朋友不错。”我欣赏地看着走到另一边去的小伙子。“我知道，你们看不起他。”吴迪一脸沮丧，一脸委屈。“哪儿的话，”我由衷地说：“我们胡说你别认真。我们敢看不起谁呀？劳动人民，粗鄙不堪。”“得了吧，这会儿又踩乎起自己了。”吴迪斜了我一眼，嗔道。“史老师。”吴迪和一个走过我们身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打招呼。“噢，吴迪。”那个三十多岁男人停住脚，笑着跟吴迪说话，看见我和方方，不笑了。“史老师。”方方嘲讽地叫他。史义德不自然地笑：“你好，张明，方方。”同我们握手。“当老师了，人模狗样的。”我跟史义德开玩笑，“到底成了专职团干部，有志者，事竟成。”我对愣愣地站在那儿、摸不着头脑的吴迪说：“我看是同学，都没念到毕业。他加强到校团委去了，我们哥儿俩是勒令退学。”三我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长长石阶上等吴迪。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来，爱来不来，反正今儿天气不错，暖风熏熏。天安门广场上很多老人和孩子在放风筝。蓝天上，凤凰伫立，老鹰翱翔，沙燕翩翩。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老者放的数十米长的五彩大蜈蚣，悠然起伏，飘飘欲仙，引得广场上的中外游客个个翘首望天，拍手喝彩。西边人民大会堂前，国务院总理正在主持一个大国元首的欢迎仪式。礼炮声中，军装笔挺的军乐队手执金光闪闪的管号吹奏着两国国歌，两位国家首脑在侍从的陪伴下踏着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我看看手表，已经四点多了，站起身，走上纪念碑基座俯瞰广场。远远地，一个穿米色真丝绣花衬衫、蓝地白花蜡染土布短裙的女孩穿过人丛，急急跑来。她一直跑到纪念碑前花坛才站住，东张西望找人，目光扫过我也没停下。我也不叫她，耐心地看着她低头拨着腕上的手表，一步步慢慢走上纪念碑基座，走到我面前——猝然停下，才笑着开口：“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看得见看不见我——我就那么不显眼？”她光笑，瞅着我不说话。“你晚到了十分钟。”“没有！”她抬起自己纤细的手腕让我看她的表。“别赖了。”我戳穿她，“我看着你拨的表针。”她不好意思地嘻嘻笑。三军仪仗队执枪走分列式，两位国家首脑庄严地站在检阅台上。“我以为你不一定来呢。”“为什么？”“我想史义德和陈伟玲一定不会饶我。”她笑，看我一眼：“史义德倒没说你什么坏话。他说尽管你们当年关系并不融洽，可他一直认为你是个极聪明的人，就是有点自暴自弃。”“陈伟玲呢？”她无声地笑，不说话。“说嘛。”“不好听。”“没关系，我还怕人骂吗？”“她说你们是流氓、无赖、社会渣滓。你们也确实把她骂得太狠了。”“叫没叫你别再理我们？”“叫了。”“那你还来。”“噢，谁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呀！”“成，不易。”“那是。”人民大会堂前的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官员们和外宾乘着黑色豪华轿车，在摩托警察的开道下，鱼贯驶出。围观的人群慢慢散开。我和吴迪沿着前门东大街向崇文门方向走去。一开始还彼此保持一段距离，后来路上人多车多，不是被人流忽然隔开就是碰碰撞撞，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挽上了我。我今天晚上没行动，可以和她消磨一晚上，说实话，我今晚唯一的目的就是勾搭上她。昨天下午我和方方听完演讲出来，在车里我就对方方说：“那臭丫挺的简直不是女人，镶嵌体。”“你说哪个，陈伟玲？”“就是她。我看吴迪还不错，你说呢？”“你和她约了一道？”“耶斯。”“有戏，老外一定着迷。”“挺可爱的啊。就是太单纯，叫人不忍下手。”“别恶心我了，就跟你第一次干这种事似的。”方方把车开得飞快，急促地转弯。“一看就是从高中直接念大学的傻孩子。”我抽着烟评论说，“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试试，往人家枪口上撞的年龄——你那套房子的钥匙给我。”“我可事先警告你，我是个危险的、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朋友。”我们在一家很清静的餐厅吃饭，服务员上完菜就远远地退到一旁。我知道，同一个蔑视世俗看法、喜欢自己有独立见解的女孩子谈话，最好把自己说成一个坏蛋，这会使她觉得有趣甚至更抱好感。就如同拼命形容一个人如何丑，不堪入目——实际并不那么丑。她会细心地去找优点，而不是处处挑剔，去观察你的缺点。“我贪财、好色、道德沦丧，每天晚上化装成警察去敲诈港商和外国人，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你要报告警察可以立一大功。”“我早看出来了。我就是便衣警察，来侦察你的。”“你手提包里一定有个录音机了。”“有。”“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同事？”我指一个垂手肃立、看着别处的服务员。“是。”吴迪看看那个服务员，回过脸笑着说，“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我们笑了一阵，聊起别的。吴迪问我：“昨天的读书演讲会你是不是觉得特恶劣？”“那倒没有。”我喝了口酒说，“道理能牛成那样，也就不错了。”“我看你昨天完全是一副轻蔑嘲笑的样子。”“我只是觉得你们大学生喜好这套有点低级，想了解什么，自己找书看不就行了。而且这几位演讲者的教师爷口吻，我一听就腻。谁比谁傻多少？怎么读书，怎么恋爱，你他妈管着吗！自己包皮还没割，就教起别人来了。”“这么说，您是自己看书，自己寻找真理了。”“错了。”我嬉皮笑脸地说，“我是压根儿就不从书中学道理、长学问的人。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开开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随心所欲一点。总比埋在书中世界慨然浩叹，羡慕他人命运好。主人翁嘛。”“多了解一些别人的经验教训，不也能使自己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目的性强些？”“我可不喜欢什么事都清楚地知道结局，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逐次达标，那也太乏味了。多一分远见，就少一分刺激。如果我知道下一步、每一步会碰到什么，产生什么结果，我立刻就没兴趣活了。”“所以……”“所以我一发现大学毕业后才挣五十六，我就退学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但你肯定会死……”“所以我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挟一筷子。”“你不是已经体验了一百多个，还没够？死得过儿了。”“每一个和每一个不一样，连面条现在也能做成一桌面条宴，世界是那么日新月异地发展。譬如说，一周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你，现在我们却在一起吃晚饭，推心置腹地谈话。天知道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没准会很精彩，全看我们俩了，这不是很有趣，很鼓舞人活下去？”“你说，”吴迪感兴趣地问，“我们还会有什么发展？”“没准你会爱上我，”她上钩了，我很高兴，“我也会爱上你。”“可我已经有朋友了。”“那算什么，没准你这个朋友，韩劲，是你将来最憎恶的人，没准你还会死在他手里。一本书，我翻开头，就能告诉你下面是怎么回事。可生活，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自己还能决定是喜剧还是悲剧。你看电影喜欢悲剧还是喜剧？”“悲剧！能让我哭的电影我就觉得是好电影。”“我肯定能让你哭。”“你想害我？”“怎么能说是害呢。假如说你爱上了我，假如啊——”吴迪笑着点点头：“你说吧。”“你爱上了我，吃完饭就跟我走了。我也爱上了你——这不是没可能的——深深地爱上了你，别笑嘛。可你是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又爱上了别人，我悲伤而高尚友好地和你分了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又在这家饭馆偶然相逢。我孑然一身，你也晚景凄凉，感时伤怀，你哭了。”“我看你不是什么书都不看，”吴迪笑得刚喝的一口酒赶忙吐进碗里，张着湿润的嘴唇说，“伤感小说就没少看。”“你说可能不可能吧？”“才不会呢，故事只能是这么个故事：我爱上了你，可你根本不爱我，我为你而死，你……”“我看我们都可以当小说家了。”“都是男的坏。”“好啦好啦，往后看吧，关键是咱们得把这故事进行下去。现在，第一章，我已经爱上你了。”“我还没爱上你。”吴迪笑，红着脸正视着我含情脉脉的目光。服务员来结帐时，吴迪坚持要由她付款。为了保持她的自尊心，使这个阴谋更像一个纯情的故事，我随了她。从餐厅出来，天已经黑了，街上人仍然拥挤，车流活泼。吴迪再次挽上我时，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这不是技术性的、在人群中走路的正常反应，而是恋人那种含羞带怯的紧紧依偎。如今是传统道德受到普遍蔑视的年代，我没费多大劲儿，就完全克服了她对韩劲残存的一点责任感和因此引起的微微踌躇。方方这套房子是那种大批兴建的普通公寓，墙壁很薄，房间闷热，脱衣服很顺利。我没开灯，这样可以使她勇敢些。她的确很镇静，甚至在接吻时我还觉得她挺老练。当然，她告诉我她是“第一次”，我也跟她说我是“第一次”。后来，她疼哭了。她竭力忍着，我没听到一声啜泣，房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已经感到有点不对头了，她没骗我！我摸她的脸，摸到一脸泪水。“你真是第一次？”她没吭声，我有几分惊慌。我知道第一次对她意味着什么，这对下一步的诱惑实在不利，我还可能被她死死缠住。我不爱她，不爱任何人。“爱”这个字眼在我看来太可笑了，尽管我也常把它挂在嘴边，那不过是像说“屁”一样顺口。到了清晨，我迷迷糊糊醒来，无动于衷地看看我身边坐着的那个女孩子。她一夜没睡，鬓发散乱，泪光莹莹地俯身端详、亲吻着我。“醒了。”她冲我一笑，笑容里带着讨好和谦卑。我闭上眼，由于过着放荡、没有规律的生活，我的身体亏得很厉害，这会儿是又累又乏，连还她一个微笑都没力气也没兴趣。再说，我也用不着再向她献殷勤了。“你爱我吗？”她抚着我的脸轻声问。“爱。”我想着怎么才能摆脱她。“我也爱你，真的，你不知道我多爱你。”“我知道。”“你和我结婚吗？”我哼哼笑了两声，不想破坏她的好兴致。“我们俩将来一定会幸福。”她兴致勃勃地搂着我遐想，“我要对你好好的，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永远不吵嘴，不生气，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们。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她问我。“二尾子。”“讨厌。你别睡，别睡。”我睁开眼：“困着呢。”我欠身看看桌上的手表，“你该上课去了。”“我不去了。”“那怎么行，你还是去吧，学哪能不上。”“我不想去，我要一直在这儿瞧着你。”“有你看够的时候，现在我想睡觉了……怎么啦？”她紧咬着嘴唇，眼中噙满泪水，一言不发。“好啦好啦。”我拍拍她的脸蛋，“课不能落，下午我给你打电话。别生气了，我是为你好。”我用嘴碰碰她的嘴，她的脸色柔和下来，抱住我亲了亲，下床穿衣服。“你送我吗？”她穿好衣服，对着镜子用皮筋扎好头发，回过头来问我。我已经有几分烦了，还是说：“这儿的邻居挺讨厌，看见咱们俩一起出去会说闲话。”“好吧，我不用你送了，下午几点给我打电话？”“睡起来就打。”“早点打。”她走过来，捧住我的头，使劲、长长的亲了我一下，我差点窒息过去。“再见。”她喜洋洋地走了。“再见。”我愣了会儿神，翻身睡着了。四“好吧好吧，我去，你在门口等我吧。真要命。”我挂了电话，生气地点着一支烟，走回牌桌看亚红的牌。“又是吴迪？”方方看看自己的牌，打出一个“白板”。“简直是追杀。”我帮亚红打出一个“红中”：“这玩艺留着干吗？”“你去吗？”方方抽了口烟，碰了另一个姑娘的“幺鸡”，问我。“不去，听哪门子音乐会呀。呆会儿，你替我跑一趟，跟她说我不能去，有事。”“你叫我去，我可不客气了。”“随便，你能勾搭上她，我谢你了。”“要不，我去吧。”亚红冲另一个姑娘挤了下眼，笑着说。“别起哄，起什么哄呀。”方方“和了”，我们推了牌，坐着说了会儿话。方方看看表：“你跟她约的几点？”我也看看表：“现在就可以去了，知道哪儿吧，海淀影剧院。”“车钥匙。”我把车钥匙扔给方方：“你可快去快回，别误了晚上的事。”“这种人。”方方接了车钥匙，站起来说，“放心，我不戗你。”“我才无所谓呢。”我笑着说，“你也没戏，她现在正是刀枪不入的时候。”方方走后，我和亚红她们下楼到街角小饭馆吃了点烧麦，又回到家里看电视。今晚有场亚洲杯足球赛的中国队比赛实况。皮球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滚来滚去，双方球员在屏幕上争抢，我靠着亚红斜眼看着电视。中国队一个著名中锋在中场拔脚怒射，球飞向观众台，“臭大粪。”我们齐声骂。方方走进来：“谁臭了？”“你回来了，这么快。”我坐直身子。“她也来了，非要跟我来。”我向门口看去，一个黑黝黝的人影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在电视屏幕的荧光下，吴迪的脸雪青。亚红也回头看了看，站起来：“坐这儿吧。”“谢谢。”吴迪冲亚红笑笑，亚红冷眼打量她。吴迪在我身旁坐下，一声不吭。“我不是让方方告诉你我有事吗。”“他跟我说了。”“我一会儿就得走。”“我也一会儿走。”我们不说话了，继续看电视。中国队大门被对方一脚射穿，看台上的外国观众立刻跳起来；五颜六色、旗帜挥舞的观众席像波涛一样涌动，欢呼震天；中国队门将从草地上沮丧地爬起。“妈的，”我骂，“一群废物。”“哎，我们得走了。”亚红叫起那个看得津津有味的姑娘跟我说。“好，一会儿见。”方方开门送她们出去，回来坐在吴迪旁边和她说话。我只顾闷头看电视，不理睬吴迪。中国队拼死拼活终于在终场前攻进一球，把比赛扳成平局。比赛完了，方方关了电视，我的心情也好了一点，对吴迪说：“你该走了，过会儿没末班车了。”“我们宿舍一个人的妹妹来了，今晚睡在我床上。”“我这儿也没地方。”我不高兴地对她说，“晚上她们还要回来。”“我不在你这儿住。”吴迪把脸扭到一旁，盯着书架上一只造型活泼的熊猫。“我不是撵你……”电话铃响了，方方伸手去接，嗯哼了几声，放下电话，对我说：“该走了。”“我得走了。”吴迪拿起她的包，站起来，我望着她。她看我一眼：“走啊。”我站起来，穿上西服外套，我们三个走出门，下了楼。街上已经人车稀少，很安静了，楼区大部分窗户也熄了灯。方方去发动车，我跟吴迪说：“明天我给你打电话。”“不打也可以。”方方把车开过来，停在我面前。“你去哪儿？”我问吴迪。“反正我有地方去。”“要不，”我哦吟片刻，觉得实在对她太恶劣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一会儿就回来。”“不用！”“送你一段？”“不用！”吴迪向灯火通明的街上走去，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方方催我，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汽车追上她、超过她开走了。“燕都”饭店的大厅很冷清，今天没有夜航班机。酒吧里正在播着最后一支曲子，喝酒消遣的外国客人已陆续散去，侍者在收拾桌子。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在总服务台和卫宁交代着什么，卫宁看到我们进来，就分了神。“等会儿上去，卫宁好像有什么话要对咱们说。”我和方方坐在门厅能看到总服务台的沙发圈里。抽完一支烟，经理还没走，卫宁的样子已经很焦灼了，又不能跟我们明白地示意。这时，两个男人从降下来的电梯间出来，经过沙发圈时看了我们一眼，我吓了一跳，这两个人是饭店保卫科的干部。“坏了。”我小声对方方说，“今晚要出事，咱们得马上走。你去给亚红她们打电话，叫她们也赶快出来。”“好。”方方站起身去酒吧打电话。两个保卫科干部走到总服务台同经理小声说了些什么，总服务台的人都转脸看我。与此同时，我听见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两辆警车闪着灯驶到饭店门口停下，关了警笛，跳下七、八名警察。他们逐个通过转门，进了门厅，保卫科的干部迎上去，和为首的警官握了握手，一个保卫干部领着警察去乘电梯上楼。方方打完电话回来，问我：“走不走？”“现在不能走。”我看着那个留下来的，不时用眼睛瞟着我们的保卫干部，轻声说。一会儿，电梯间开了，亚红她们被警察带出来了，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姑娘。亚红走过我们身旁没看我们，径直上了警车。上楼去的那个保卫干部和留下来的这个嘀咕了几句，留下来的这个向酒吧走去。一会儿，领着一个女招待出来，指点我们，女招待点点头。他走过来问我们：“你们刚才往楼上房间打电话了？”“没有。”我说，问方方，“你打了吗？”“没有。”方方看着那个保卫干部说，“我给市里的一个出租车站打过电话要车，你们饭店的车都出去了。”“你听见他电话里说什么了吗？”保卫干部问女招待。“没有。”女招待摇摇头，“就看见他打了个电话。”另一个保卫干部和那位警官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个保卫干部又问:“你们是在这儿等出租车？”“是的，怎么啦？”我反问他。“没什么。”他挥手叫女招待回去，自己也走回总服务台。那个警官叫上他的部下，一齐走出饭店。警车发动驶走，警笛声在街上响起。我们又坐了会儿，站起来走到总服务台问仍站在那儿的保卫干部和经理：“你们的车有回来的没有？”“没有。”一个保卫干部冷冷地说。我和方方走出饭店，在门口站着，他们隔着玻璃墙看我俩。一辆出租车从街上驶过，我和方方叫着追出去，出租车靠路边停下，司机打开灯问：“去哪儿？”“哪儿也不去，看错车了。”司机骂了一句，关了灯，呼地把车开走。我和方方走到停自己车的地方，摸黑坐进去，也很快开走了。“你说，亚红会不会把咱们抵出去？”路灯一盏盏闪过，方方问我。“我想不会，那样对她没好处。这种事弄好了也就拘留几天，弄不好，也不过劳教两年，要是加上团伙敲诈罪，那就是十年八年的大刑。况且她也不是第一次进去。”“可警察已经看见咱俩了，他们不会傻到真相信咱们是等出租车的过路人。要是警察诈她——肯定得诈，逮着一个，没破的积案都拿出来诈一遍。”“我相信这段时间没人报过案。”“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别的笨蛋也在干这号买卖。”“起码今晚没事。”我把车拐进楼区，停下，“我只担心亚红送了劳教，咱们这挺带劲的买卖就干不下去了。现找别的姑娘，又得费一大通劲。亚红人真不错，合伙干那么长时间，一点漏子没出。”“吴迪怎么样？我看她不赖，又有味又会外语。”“她不行。”我们下来锁了车，点上烟往我们住的那栋楼走，“她跟亚红不一样，你让她倒贴她都干，可叫她卖，打死她也不干。”“没那事，她有什么了不起，身上是不是人肉？”我们进了楼门，边上楼边说。“你得了吧，别打她的主意，我已经决定不理她了。”“你是不是，”方方说：“有点爱上她了。”“没有。”停了下，我承认，“我挺喜欢她。她一哭，我有点受不了。”“嗬嗬，就跟你肚子里还长了点良心什么的似的。”“嘘！”我一把抓住方方，僵立在楼梯上。楼道里没灯，黑漆漆的，我们住的单元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警察！接着想到：跑！但我们离的是这么近，跑能跑几步？再说，也不可能只来一个警察憋在门口。我真后悔没观察观察就贸然上楼。很快，我又感到怀疑，这个人看到我们并没动，而且好像是个女的。“谁？”我强作镇静走上最后几步楼梯，看清了，是吴迪。“你在这儿干吗？”“我没地方去。”尽管我被吓了一跳很恼火，但不是警察，也松了口气，掏钥匙开门，拧亮灯。吴迪进了门，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往沙发上一坐，包一搁，不笑也不说。方方垂头丧气跟进来，看到吴迪的样儿，倒给逗乐了，冲我挤下眼。我到厨房看有什么吃的，找出两袋方便面和几个鸡蛋。我把方便面撒开一锅煮了，支上平底锅准备煎鸡蛋。“吴迪吴迪。”我喊她。她悄没声地进来，站在我身后看锅里渐渐化开的猪油。“会煎鸡蛋吗？”“会。”我把位置让给她，她默默地、麻利地磕了个鸡蛋放进油里，蛋清在热油里鼓起泡，变得雪白。“煎老点。”“嗯。”吃完夜宵，方方去睡觉，吴迪收拾碗盘。“搁这儿吧，明天再洗。”吴迪没理我，端着碗盘去厨房。我上了床，打开台灯，想了会儿亚红。吴迪擦干手进来，坐在一旁。“到这儿来。”我叫她。她不说话也不动地方。“赌什么气，你要在那儿坐一晚上？”我下床走过去，一把将她抱上床，她紧抱着我，嘤嘤哭起来：“我恨你。”“你呀，也是鸡屎拌面——假卤（鲁）。我的确有事，你也不是没看见。今晚差点回不来，让狗子兜进去……”我胡乱解释着，解着她的衣扣。我在床上躺了很久，似乎睡了一觉，看看表还不到三点。吴迪一点动静也没有，可能睡着了，我凑过去看看她，吃了一惊，她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老流氓。”“什么？”“老流氓！”她一字一板地说。五亚红被警察逮走后，尽管我估计她不大会牵连到我们，卫宁也来说，那次只不过是饭店保卫部门的一次突然清查，警方只是协助，并不是真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是采取了些预防措施，停止了活动，分散居住。我住到方方那套房子里。吴迪从那天晚上后，对我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她还是经常来找我。她十分矛盾，加上我无事可做，也不像前些时候那样冷遇她。有时还骗骗她，说我和其他女人早断了来往，使她将信将疑，越发难以自拔。“我可以不在乎，你过去干过什么我都可以不问不管，只要你从现在起对我好点。”“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你说你不在乎，现在你是不在乎，将来呢？我可以向任何人公开，就是不能授柄于我的老婆。”“你打算和我结婚吗？要我当你老婆？你不必忙于答复，我不催你，只要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我就等你。能给我点希望吗？”“你都听什么了？”我不想给她哪怕是一根稻草，“我不会跟你结婚的。不是不跟你结婚，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要说结婚，你还是找韩劲那样的老实小伙子结婚好，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一旦你老了，十之八九会去另觅新欢。”“我也知道。”她凄凉地说，“我不是不知道韩劲爱我是一心一意。那天我一个人夜里在街上逛来逛去，伤心得不行时，也想过去找韩劲。”“为什么没去？”“他那么好，那么相信我……我不忍让他喝人家的洗脚水。”“什么？这话也出来了！闹了半天，你新潮来新潮去，骨子里还有这么多封建积垢。白念那么多书了，都尿出去了？”“这不是封建！”我们谈话常常这么结束，我讽刺挖苦她一顿，她忍泪生气而去。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吴迪的学校门口等她时，陈伟玲从校园里出来，要和我谈谈。因为陈伟玲上次给了我一个愚蠢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犯了一个本来不该犯的错误，以为她是受了韩劲之托前来说项。后来吴迪坚决地对我说，韩劲不会这样做，就像她不会这样做一样。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这就更使我当时显得傲慢粗俗，低级下流。“谈什么？是咱们俩的事呢，还是别人的什么事？”我先这样轻薄地问她。“吴迪的事。”“噢，吴迪，我认识她，而且不是通过你认识的。”“的确，”她平淡地说，“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可以介绍给她。”“你很清白。”“直说吧，我认为她认识你后，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学习成绩，精神状态都下降、变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