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琼斯却放了一段纽伦堡大审判的影片，纳粹第三帝国的历史仿佛幽灵似的出现在屏幕上，“每个人都要接受谴责，没有人能宣称自己置身其外。”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同时也是模拟实验的结束。琼斯向所有参与集会的学生解释这次模拟的理由，他们的表现已超出他当时的意图所能预期。他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把“了解才有力量”当成是他们的新标语来自我提醒，并且做了结论，“你们都被操纵了，你们是被自身的欲望驱使，于是来到现在所在的地方。” 罗恩·琼斯的处理方式让他陷入了麻烦，因为被抵制的学生家长抱怨他们的孩子受到新体制的纠缠与威胁。不过他最后还是认为许多孩子通过个人亲身体验，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处于法西斯极权主义的背景之下，对于有力权威唯命是从可以轻易使人的行为出现剧烈变化。在他最后一篇关于这项“实验”的短文中，琼斯提到，“我在丘伯里中学任教的四年期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曾参与第三波行动集会，这是一件人人都希望遗忘的事。”【离开该学校数年后，琼斯开始在旧金山与特殊教育学生一起工作。针对纳粹模拟事件，一部以实事为本的电视剧《波潮汹涌》（The Wave）记录了好孩子成为伪纳粹青年军的转变历程。】 如何把小学生变成野兽 权威人士有能力指挥跟随者，让他们变成极端的服从者，但这还不足以说明权威的力量，他们还能重新定义现实，改变人们的习惯的思维及行动模式。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案例是发生在一所小学，琼·艾略特是在爱荷华州莱斯城的一个小型乡村小镇任教的三年级老师，十分受到学生欢迎。她遇到了一个挑战：怎样教导一群出身自少数族裔人数稀少的农业小镇的白人孩子了解“同胞爱”及“包容”的真义。于是她决定让他们亲身体验由于偏见造成的受迫害者及压迫者的感受。 她先武断地把班上学生分为两群，一群是上等人一群是下等人，而区分方式是用眼珠的颜色。然后告诉学生蓝眼珠比棕眼珠的人高人一等，接着提供各种证据支持她的说法。 事情就这样迅速展开了，蓝眼的学生是特别优越者，而棕眼的人则属于下等人。艾略特小姐给了据称比较聪明的蓝眼学生许多特权，而属于劣等的棕眼学生则必须服从于强迫他们屈居二等地位的规定，像是他们得戴上项圈，让别人一眼就能从远处认出他们的地位较低。 于是本来很友善的蓝眼珠孩子开始不跟棕眼珠的坏孩子一起玩，还建议学校职员要公开宣布棕眼珠的孩子可能会偷东西。很快地，孩子们开始在下课时间拳头相向，一个孩子承认自己痛打另一个孩子，原因是“他叫我‘棕眼人’，好像我是黑人，好像我是个黑鬼”。一天之内，棕眼珠孩子的课业表现开始下滑，他们的作业做得比较差，觉得痛苦、忧郁、愤怒。他们说自己很“难过”，用“差劲”、“很笨”、“卑鄙’来形容自己。但隔天一切就逆转了，艾略特老师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弄错了，其实棕眼珠的孩子才比较优越，而蓝眼人是劣等人，然后她又提供孩子们一些看起来很像回事的新证据来支持她的理论。于是本来说自己“很快乐”、“很乖”、“很可爱”、“人很好”的蓝眼珠学生开始给自己贴上自我贬抑的标签，就如同棕眼学生前一天的感受。孩子们之间原本的友谊互动暂时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群人之间的敌意，直到实验结束，孩子们也接受了完整仔细的减压解说程序，教室里才重新充满孩子们的欢笑。 让这位老师十分惊讶的是，她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学生，却有这么多孩子在这过程中性格大变。她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原本乐于合作体贴人意的孩子们转眼变成下流、恶毒、充满歧视的小学生……真是糟透了！” 最终解决方案：将不适生存者赶尽杀绝 请想象你就读于夏威夷大学马诺亚（Moano）校区，你是选读该校开设的数门夜间心理学课的570位学生之一。今天晚上，你那位说话带着丹麦口音的老师并未进行平常的演讲课，而是在课堂上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人口爆炸（20世纪70年代的热门议题）危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根据这位权威人士的说明，正浮现中的社会威胁是因为身心不合格人口快速增加所致。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个问题可通过由科学家签字背书的高尚科学计划来解决。接着你被邀请参与这个计划，协助“应用科学方法排除心智及情绪未达适当标准者”。这位教授更进一步提出采取行动的正当理由，他将这计划和以死刑遏阻暴力犯罪做类比。他告诉你们，由于你和在这里的其他人同属于聪明、受过高等教育且道德标准较高的族群，因此你们的意见将被征询。一想到自己是被精挑细选过的一群就让人觉得沾沾自喜（请回想刘易斯曾提过的进入“核心圈”的诱惑力），为了避免任何疑虑，他又保证，在采取任何行动对付这群不合格的人类生物前，都会进行审慎的研究。 在此时此刻，他只需要你们在讲堂上完成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提供你们的意见、批评或个人观点。你被说服这是个新的重要议题，而你的意见相当重要，于是你开始回答问卷中的问题。你十分费心地一一回答这七个问题，并且发现你的答案竟然和其他群体成员十分一致。 你们之中有90％的人都同意，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适于生存，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关于杀害不适生存者：79％的人希望有—个人负起杀人责任，而另一个人则负责执行。64％的人宁愿选择让按下死亡执行按钮的人保持匿名，尽管有许多人是被迫这么做。89％的人则认为，不会造成痛苦的药物是最有效也最人性的行刑方式。如果法律要求必须协助进行，有89％的人希望担任协助决策的人，而9％的人则偏向执行杀人行动或两者皆可。只有6％的学生拒绝作答。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作答的学生当中竟有91％的人同意问卷中的结论：“当情况出现极端发展时，消灭人类整体福祉的最大危害者乃是完全正当的做法！” 最后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是，即使这个“最终解决方案”必须用在对付自己家人，仍有29％的人支持！ 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大学生（夜间部学生，所以比一般生年龄大些）愿意认可一份死亡计划，它的目的是杀害被权威人士判定为比他们更不适合生存的所有其他人，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教授——权威者刚才做了一段简短报告。现在我们可以了解那些平凡甚至是天资聪颖的德国人是如何欣然赞同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而德国教育体制以及系统性的政府宣传更从各方面强化加深了他们的认可动机。 平民百姓变成超级杀手 我研究的是如何使寻常人做出与他们过去经历及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恶行，在多份相关研究中，历史学家克里斯多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杰出研究是对此主题最为清楚的说明之一。在这份研究中，他告诉我们在1942年的3月，80％的纳粹种族屠杀受害者仍存活于世，但仅仅11个月后，将近80％的人都死了。在这么短暂的时间中，纳粹启动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以便强力执行在波兰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这项种族屠杀行动必须调动大型的杀人机器，但在这同时，正在节节败退的俄国前线则殷切需求体格健壮的军人。因为大多数波兰犹太人都居住在小村庄而非大城里，因此布朗宁对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决策提出一个问题：“在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这一年，他们到哪里找到人力完成如此惊人的后勤任务以执行大规模屠杀？” 他从纳粹的战争犯罪档案中找到了答案，这些档案是关于101后备队（Reserve Battalion l01）的行动记录，这是—支由来自德国汉堡的五百名男性所组成的军伍。他们都是年龄较大的一般百姓，阅为年纪大的关系所以没有被征召入伍，多半来自工人阶级和低阶中产阶级，也不乏有从事军警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不足的新兵在被送到波兰执勤前，不曾接到任何事前通知也没有受过训练，而他们的秘密任务便是把居住在波兰偏远村庄里的所有犹太人全部消灭。但是在四个月内，他们就以近距离直射的方式杀害了至少3．8万名犹太人，并且将另外4．5万人放逐到位于特累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营。 他们的指挥官一开始跟他们说，这是一项后备军人必须服从的困难任务，但又告诉他们，任何人都可以拒绝处决这些男女老幼。记录显示，刚开始有一半的人拒绝接受这项任务，而是让其他后备宪兵动手杀人，可是时间久了，社会形塑过程开始发挥作用，执行枪决任务者对其动之以情，使他们产生了罪恶感，再加上平时对“别的同袍会用什么眼光看我”感到从众压力，到最后，竟有90％的10l后备队员盲目服从军中指挥的指令，亲自参与了枪决行动。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摄影记者前骄傲地摆出了近距离枪杀犹太人的姿势，就像在阿布格莱市监狱中的军人拍下的虐囚照片一样，这些人在他们的“胜利纪念写真”中摆出—副犹太威胁摧毁者的得意姿态。 布朗宁清楚点出这些人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特殊挑选，也不是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职业或兴趣使然才做出这样的行为，因此这些并不是理由，相反地，在他们被放进这个新情境中、受到“官方”许可及鼓励而对被武断贴上“敌人”标签的弱者做出残酷的暴行之前，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平凡人，布朗宁分析这些日常的人类恶行，在他深具洞察力的分析中指出最为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寻常人乃是—个强有力权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警察国家以意识形态正当化灭犹暴行，将纪律、对国家尽忠职守的道德律令强力灌输到人民脑海中，而这些人正属于其中一员。。 有趣的是，我一直主张实验研究拥有和真实世界的相关性，而布朗宁则将许久以前曾在那块偏远土地上运作的潜在机制和米尔格伦服从研究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心理过程做了比较。这位作者接着指出，“津巴多研究中的种种狱卒行为和101后备队中出现的各类行为模式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第168页）他描述一些人如何成为“残酷无情’的冷血杀手而享受着杀人的快感，而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变成·强硬但行事公正”的规则执行者，以及少数可以有资格称为“好狱卒”的人，他们拒绝执行杀人任务，偶尔也会对犹太人施点小惠。 心理学者埃尔温·施陶布（Erving Staub，孩童时期在纳粹占领下的匈牙利长大，因居住于“庇护之家”而生还）也赞同，处在特殊环境下时，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对人类做出极端暴力甚至是谋杀行为。施陶布尝试去解世界各地的种族屠杀和集体暴力的邪恶根源，最后他开始相信，“邪恶从平凡思维中滋长并由普通人付诸实行，这是通则，而不是例外……而滋生极端之邪恶的寻常心理过程，往往是随着破坏程度的进化而逐渐形成。”他强调，当普通人陷入高阶权威系统要求他们做出邪恶行为的情境时，“成为系统的一部分会塑造人的观点，它会奖励人信奉支配观点，并增加偏差行为的心理考验和困难度。” 从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生涯生还之后，约翰·施泰纳（John Steiner，我亲爱的朋友及社会学同事）重返德国，在数十年间访谈过数百名职阶从士兵到将领的前纳粹党卫军。他必须知道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人日复一日怀抱这段难以言说的邪恶过去。施泰纳发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权威性格量表中分数都相当高，这使得他们很容易被纳粹党卫军的暴力次文化吸引。他把他们称为“睡人”，他们有某种潜在特质，除非处在特殊情境中，否则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暴力倾向。他做出一个结论，“情境可能是纳粹党卫军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情境会唤醒这些“睡人”，让他们成为活跃的杀人狂。然而施泰纳也从他的大规模访谈资料中发现，这些人除了在集中营情境中度过了充满暴力的岁月之外，在这时期前后都过着正常（也就是没有暴力行为）的生活。 施泰纳与许多纳粹党卫军在个人或学术方面的大量互动经验，使得他针对制度性力量和角色内涵赋予的残暴性，进一步提出两个重要结论，“对于暴力角色的制度性支持远比一般认为的效果更强大，特别是明显的社会认可支持着这类角色时，受到这些角色吸引的人可能不只是从他们的工作性质获得满足，而在情感上和行动上都成了半个刽子手。 施泰纳继续描述角色如何战胜性格特质，“‘事实’变得很明显，并不是每个扮演残暴角色的人都有嗜虐的性格。那些继续扮演着与本身人格并不相近的角色的人，经常是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才做得到（也就是倾向于去适应角色的期待）。有些党卫军成员很清楚地认同并享受自己的地位。但也有人对被指派的任务感到厌恶反感，他们尝试弥补的方式是尽可能帮助集中营的囚犯（作者曾在几个场合中被党卫军所救）。”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纳粹种族屠杀中成为邪恶加害者的成千上万德国人并不只是因为服从权威者指令才干下恶性。权威系统许可并奖励杀害犹太人，但对权威系统的服从乃建立在强烈的反闪族情绪上，这普遍存在当时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而历史学者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则认为，通过德国对一般老百姓的连串动员，使得他们成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因而得到纾解的出口。 尽管注意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大屠杀事件中扮演的激化角色，戈尔德哈根的分析仍然出现两个缺失。首先，历史证据显示从19世纪早期开始，德国的反战情绪就一直比法国和波兰等邻近国家更高涨。其次是他也错误地笑看了希特勒权威系统的影响力，这个权威系统构成的网络，美化了种族主义狂热以及由权威人士所创造出的特殊情境，如推动执行集体屠杀的集中营。德国人身上的个人变因以及走火入魔的偏见情绪所提供的情境机会，两者结合才造成这么多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国献身，成为死刑执行者。 平庸的邪恶 1963年，社会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endt）发表了日后成为当代经典名著的《艾希曼受审于耶路撒冷：关于邪恶的平庸性的一份报告》。她在这本书中仔细分析了对阿尔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这位纳粹名人亲自筹划谋杀数百万犹太人。艾希曼对自己行为的辩护词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出一辙，“我只是听命行事”。正如阿伦特所指出，“艾希曼记得非常清楚，在当时，如果说他会觉得良心不安的话，唯一的原因只会是因为他没有服从指令——以极度的热诚和一丝不苟的手法将数百万的老弱妇孺送上断魂路。”（第25页）……肮脏下流的勾当，因此我和我的同僚推论，他们正是彰显了天性之恶。 我们一开始先将焦点放在刑求者身上，试着去了解他们的心理，以及环境对他们的后天形塑，但接着就得延伸分析范围，以涵盖选择或者被指派另一种暴力性工作的人，也就是行刑队的处决者。这些刑求者和处决者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无分男女老幼，尽管身为同胞甚至是近邻，只要“系统”宣称他们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是敌人——例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些人有的必须马上消灭，有的因握有秘密情报，所以必须用严刑拷打逼他吐实，等取得自白后再处决。 刑求设备与技术经过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以及之后的许多民族国家数世纪来不断精益求精，已成了刑求者执行任务时可依赖的“有创意的邪恶工具”。尽管如此，当面对特别顽韧的敌人时，他们还是需要即兴发明一些手段才能对付。其中有些人会坚称无辜，拒绝认罪，有的人甚至棘手到连最凶恶的逼供技巧也无法让他们心生畏惧。看穿人性的弱点除了需要时间磨炼，也需要有洞察力，刑求者必须具有上述资格才能成为娴熟的好手。相对地，行刑队的任务就简单多了。他们可以戴上头套保持匿名，佩枪而且群体行动，三两下就轻松完成对国家的任务，而且不必背负个人的包袱，反正“只是工作而已”。但刑求者的任务可就不只是一份工作这么简单了。刑求总是会涉及个人关系，基本上他必须了解要在特定时间、对特定者运用何种强度的何种手段。时间不对、药下得不够猛，自白就出不来。药下得太重，自白还没出来受害者就先死了。这两种情形下，刑求者不仅交不了差，还会惹得上级长官发火，但只要学着掌握正确的刑求手段和程度以逼出想要的情报，就可以从上级长官那里得到丰厚的报酬和赞赏。 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事这样的差事呢？他们必须残酷成性，或是曾有过一段反社会的荒唐过去，才有办法日复一日折磨拷打自己同胞的血肉之躯？这些暴力工作者难道是跟其他人类完全不同的品种、是天生的坏坯子？如果说他们只是一般人，被一些相同、反复的训练计划训练来执行可悲肮脏的差事，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吗？我们能够确认出一组形塑出刑求、处决者的外在条件跟情境变项吗？如果他们的恶行没办法归咎于内在缺陷，而是因为外在力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警察训练的经验——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能够进行跨文化、环境的概化归纳，发现是哪些操作性原则造成这样惊人的人性转变。 巴西籍社会学者马莎·哈金斯（Martha Huggins）、希腊心理学者暨刑求专家米卡·哈里托斯一法图罗斯（Mika Haritos-Fatouros）和我曾在巴西不同审判所对数十位暴力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关于我们使用的方法以及对这群人的详尽调查结果，请参见我们三人所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在此之前，米卡曾经针对希腊军政府训练出来的刑求者进行过类似研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她的之间有许多一致处。我们发现，训练者会从训练过程中淘汰掉虐待倾向的人，因为他们会无法自拔地享受施虐的快感，所以无法专注在套取自白的刑求目标。根据我们能够搜集的所有证据显示，在扮演这个新角色前，刑求者和死刑执行者并没有任何特别不同或偏差之处，而在他们接下现任工作后这些年，他们之中也没有人出现任何持续的偏差倾向或变态行为。因此他们的行为转变完全可以从种种情境和系统性因素来解释，例如他们在扮演新角色前所接受的训练、同袍之间的情义、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洗脑、还有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作为国家公敌的习得信念等。而形塑新行为形态的其他情境力还包括：相较于其他公务员同侪，他们因为自己的特殊任务而受到奖赏，因而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有优越感；工作十分机密，只有少数共同工作的战友才知情；无论是否疲倦或个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持续处在必须交出成果的压力下。 我们已经报告过许多详细的个案研究，这些人受到政府许可，而在美苏冷战期间（1964—1985）美国中情局为对付苏维埃共产主义也秘密支持他们执行这些最下流肮脏的任务，这些研究记录却说明这些人其实平凡无奇。在由巴西圣保罗大主教教区出版的《巴西酷刑报告》（Torturein Brazil）书中，提供了详尽资料说明美国中情局干员大量参与巴西警察的酷刑训练。这类讯息也和已知“美洲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所扮演的角色相符，后者为来自各国的间谍提供系统性的拷问及酷刑训练，以共同对付共产主义敌人。 尽管如此，我和研究伙伴仍认为，当人们执迷于相信国家安全威胁的存在时，这样的事情随时可能在任何国家上演。最近“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口号引发了许多恐惧与暴行，然而在这之前，许多都会中心几，乎不曾中断过“对抗犯罪的战争”。所谓对抗犯罪之战孕育了纽约市警局成立“NYPD突击小组”。只要情况需要，这个独立的警察小组可以追缉声称中的强暴犯、强盗和抢匪，完全不受任何辖制。他们穿着印有他们座右铭的T恤“最伟大的狩猎是猎人”（There is no hunting like the hunting of man．），而他们的战斗口号是“黑夜是我们的天下”（We own the night．）。这个专业化的警察文化可和我们研究的巴西拷问警察文化相较。突击小组最知名的残暴行为之一就是谋杀一名非洲移民【来自几内亚的阿马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当他想要掏出皮夹向他们亮出身份证时，他们开了四十几枪枪杀他。有时候你可以说“倒霉事就是会发生”，但我们却往往可以辨识出导致这类事情的情境和系统性力量。 自杀炸弹客：完美的军人、普通小伙子 最后还有两个关于大规模谋杀者的“平庸性”例子值得一提。第一个例子来自于一份对美国“9．11”劫机事件的深度研究，事件当中的自杀恐怖分子攻击纽约和华盛顿首府特区，并造成将近三千条无辜人命丧生。第二个例子则是来自英国警方对嫌疑自杀炸弹客的报告，他们在伦敦地下铁爆炸事件及2005年6月多辆双层巴士的爆炸事件中造成了严重伤亡。 在《完美军人》（Perfect Soldiers）一书中，特里·麦克德莫特（Terry Mc Dermot）对于“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式描绘，他的研究结果强调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普通。这使他导出一个不祥的结论，在世界各地“很可能存在非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关于这本书的一篇评论使我们回到阿伦特“邪恶的平庸性”议题上，在全球恐怖主义猖獗的新年代，邪恶的平庸概念也获得了更新。《纽约时报》评论家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提供了惊骇的见解，“在‘9·11’事件描绘者笔下，这些行凶者寻常得令人吃惊，他们可能轻易成为我们的邻居或是飞机上的邻座。通过这些描写，讽刺漫画里的大‘魔头’或是‘眼神疯狂的狂热分子’已经被完美的军人形象取代。” 这个骇人情节接着在伦敦大众运输系统真实上演，一个自杀炸弹客团体策划执行接连几起攻击行动，不着痕迹地搭乘地下铁或巴士，他的真实身份却是“看似普通的谋杀者”。对他们居住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Leeds）的亲朋好友而言，这些年轻的穆斯林只是些“普通的英国小伙子”。在他们过去的经历中，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显示他们有危险性，甚至可以说，所有事情都显示这些“普通小伙子”与他们居住的城镇、工作紧密融合。他们之中有人是板球好手，为了过更虔诚的生活而戒酒，远离女色。还有人家里在当地做生意，父亲在卖炸鱼条跟薯片。另—位是咨询师，他的工作有效率地帮助了残障儿童，最近才刚当了爸爸并且搬了新家。他们不像“9．11”事件中的劫机者，外国人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多少会启人疑窦：这些年轻人都是当地在地人，他们在任何警察侦搜网下都是嫌疑度很低的一群。“这完全不像他们做得出来的。一定有人把他们洗脑了，然后叫他们去做这些事。”这群人的一名友人这样想。 “自杀炸弹客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们完完全全就跟平常人一样。”这方面的专家安德鲁·西尔克（Andrew Silke）下了结论。他指出，根据死亡自杀炸弹客尸体的法医鉴证报告结果，没有人有任何吸毒或嗑药的迹象。他们是在神智清楚的状态下怀抱着献身精神执行任务。 正如我们看到的，每当有学生在校园里大开杀戒时，就像美国科伦拜中学（Columbine High School）枪杀事件一样，那些自以为了解行凶者的人总是会这么说，“他是一个好孩子，出身受人尊敬的家庭……真不敢相信他会这么做。”这个说法又回应了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提出的观点——“我们真的了解其他人到什么程度？”以及由这个观点可以推论出——我们了解自己到什么程度？我们有多确定当自己处在新情境下受到来自情境的强烈压力时会怎么做？ 盲目服从权威的最终试炼：奉命杀死亲生孩子 邪恶的社会心理学里最后一个延伸案例，离开了人造的实验室情境，进入到真实世界；在圭亚那丛林里，有一位美国宗教领袖说服了超过九百名的追随者自杀，或者是由亲人或朋友杀害，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11月28日。“人民圣殿”教派在旧金山和洛杉矶聚会所的牧师吉姆·琼斯为了在南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号召信众集体移民到圭亚那。在他所想象的乌托邦中不存在着他厌恶的美国的唯物主义和种族歧视，人们友爱、宽容地生活在一起。但是随着时间和地点改变，琼斯自己也变了。他从大型新教教派的领导者、慈爱的精神之父变成一位死神——货真价实的人性邪恶面戏剧性转变。在这里，我的意图是将这个集体自杀事件与顺从权威的行为模式彼此联结，在米尔格伦位在美国纽黑文市地下实验室和南美圭亚那丛林杀戮战场间找出一条相通的路径。 对于“人民圣殿”的许多贫穷信徒而言，在乌托邦中过着美好新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来到圭亚那之后就逐渐破灭了，琼斯订立于强制劳动的规定，成立武装警卫，全面限制所有公民自由，伙食吃不饱，凡是违反琼斯订立的一大堆规则，即便是最轻微的也要受到接近酷刑的惩罚，而惩罚违规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这些人的亲人最后说服了一位国会议员前往调查这个集体农场，随行的还有一个记者团，而琼斯却在他们离开圭亚那时谋杀了这些人。接着他把农场里的信众成员都聚集起来，发表了一个冗长演说，他在演讲中敦促鼓励他们喝下含有氰化物的含糖饮料结束生命。拒绝的人被守卫逼着喝下毒药，或是在试着逃跑的途中遭到枪杀，然而迹象显示，大部分的人都服从了领导的命令。 琼斯显然是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为他所有的演讲和宣言，甚至是他出席酷刑集会的过程，包括最后的自杀操演都留下录音带记录。在这份最后的录音带中，我们发现琼斯扭曲了现实，他用谎言、恳求、不伦不类的类比、意识形态、超越现状的未来生活等迷惑信众，并当众要求他们服从命令，而在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十分有效率地对超过九百名聚集的信众发放毒药。从录音带的一些摘录中可看出，琼斯运用了一些杀人技巧以诱使信众彻底服从他——一个疯狂的权威人物： 让我们吃点药吧，这很容易，非常容易。这些药不会让人抽搐（当然会，小孩子尤其会有抽搐现象）……不要害怕死亡。你们就要看到，有些人会来到我们的农场，他们会虐待我们的孩子、折磨我们。他们会折磨老人家。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拜托，可不可以快一点？快点把药吃下去好吗？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试着……拜托你们。看在神的份儿上，让我们把事情办好吧。我们活过了，我们活过也爱过，跟其他人没两样。我们受够了这世界，你们也快要一样了。让我们跟这世界道别吧。跟这世界的痛苦告别。（掌声）……想跟孩子们一起离开的人有权利带着孩子离开。我想这是人性的做法。我也想走——我也想看到你们离开，但……死亡没什么好怕，一点也不可怕，它是我们的朋友，一个朋友……你们坐在这里，这表现出你们对其他人的爱。我们上路吧，上路吧，走吧。（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尊严地放弃你们的生命，而不是由泪水和痛苦相伴。死亡不算什么……死亡只是换搭另一班飞机而已。别这样，停止这些歇斯底里的反应吧……我们唯一的死法，就是得死得有尊严。我们得死得有尊严。我们之后将没得选择，但现在，死让我们有了选择……孩子们看，那就像帮助你入睡的东西。喔，神呀。（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求求你、拜托你、恳求你。不要这样——停止哭喊吧。不要向母亲哀求。跟你的孩子一起放弃生命吧。 于是信徒们真的这么做了，为他们叫做“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琼斯和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型的魅力型专制领导者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即便对信徒做出极可怕的事情后仍然存在，甚至在他们死后仍可维持不坠。不管他们从前曾经做过的善举有多么微不足道，在他们忠实信徒心目中都远超乎他们邪恶所作所为所遗留下来的祸害。让我们思考一下加里·斯科特（Gary Scott）这个年轻人的例子，斯科特曾跟着他的父亲加入“人民圣殿”教派，但因不服从命令而被驱逐。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制作的节目《父的慈爱：琼斯镇末日》（Father Cares：The Last of Jones town）播出后，打电话到随后播出的全国热线电话，他描述自己如何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他被揍、被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吓如果再不乖就会受到他最害怕的惩罚——让一条大蟒蛇在他身上到处爬。但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听他陈述这些痛苦带来的持久影响时，我们会想问：他恨吉姆·琼斯吗？答案却是一点也不恨。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信徒”，“忠诚的追随者”。尽管他的父亲在那次毒药事件中死于琼斯镇，而他自己也曾遭受野蛮的折磨和羞辱，加里还是公开表示他欣赏甚至钟爱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琼斯。连乔治·奥韦尔在《一九八四》书中构想的无所不能的党，也做不到如此彻底的洗脑。 现在我们必须超越顺从和服从权威的议题做进一步思考。即便这两者的力量如此强大，但它们只不过是负责启动而已。在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对抗关系中——如狱卒和囚犯、拷问者和被拷问者、自杀炸弹课和平民遇害者之间——会由于一些过程作用而改变两者之一的心理构成。例如去个性化过程使得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了个人行为的可说明性、责任感和自我监控能力。而去人性化过程则夺走了潜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们变得跟动物一样，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也调查了一些让旁观者面对邪恶时成为被动观察者而非主动介入、协助或检举者的情境。不为的邪恶实际上是邪恶的基石，因为它让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们接受并允许这些恶行。 哈佛心理学者马沙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所说的话正适合作为这一章的结语： 对于了解人性，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它发现有些远超出我们自身的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心智与行动，而在这些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情境的力量。 第13章 社会动力学调查Ⅱ：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姑息之恶 人类历史记载是由许许多多的阴谋、背叛、谋杀、屠杀、革命、流放构筑而成，而这些最恶劣的结果乃出自于人的贪婪、结党营私、伪善、背信忘义、残酷、狂怒、疯狂、仇恨、嫉妒、情欲、恶意与野心……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在被大自然容许于地表上爬行的恶心败类之中，你的大多数同胞就属其中最邪恶的一群。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s，1727） 斯威夫特对人类这群生物（我们这些人面兽心的人形野兽）的谴责或许有些极端，不过想想看，他在种族灭绝横行于现代世界的数百年前、在犹太集体大屠杀事件发生前就已写下这番批评，他的话或许不是没有几分道理。他的观点反映了西方文学中的一个基本主题，也就是远从亚当不服从上帝却听从了撒旦的诱惑开始，人类就从原始完美状态中彻底堕落了。 社会哲学家卢梭曾详尽描述社会力如何使人堕落，在他的想象中，人类乃是“高贵的原始野蛮人”，当人接触到邪恶腐败的社会时，他的美德也就被玷污减损了。在卢梭的概念中，人类乃是全能邪恶社会中的无辜受害者，而彻底反对这个观点的人则认为人生而邪恶，我们的基因中早已写下人性本恶的密码。除非人类受到教育、宗教和家庭的感化而转化为理性、讲理、有同情心的人，或是受到来自国家权威力量强加的纪律约束行为，否则就会被肆无忌惮的欲望、毫无节制的胃口，以及充满敌意的冲动所驱使而做出恶行。 在这场古老的辩论中，你站在哪一方？是人性本善但受到邪恶社会诱惑而堕落，或是人性本恶因社会而得到救赎？在做选择前，请先考虑第三种观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支配或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囚犯或狱卒。也许是社会情境决定我们哪种心理模式和潜能会得到发展。科学家发现，人类的胚胎干细胞实际上可以发展为任何一种细胞和组织，即使一般的皮肤细胞也可能变成胚胎干细胞。我们可以扩张这些生物概念以及我们已知的人脑开发弹性，而认为人性也具有“弹性”。 支配生活的各样系统形塑着人，贫富、地理与气候、历史时代、文化、政治及宗教支配人们，但人也受到每天都需面对的特殊情境塑造。而这些力量又回过头来和我们的基本生物性及人性互动。我在稍早之前主张，人的堕落潜能乃是人类心灵复杂可能性的一部分，为恶及为善的冲动一起构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这概念提供了复杂且丰富的描绘，来解释人类行为中的骄傲与谜团。 我们已经检视过从众及服从权威的力量，它们的影响力是支配并破坏人类的主动性。接着我们将通过学术研究的洞察力探查包括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旁观者的冷漠，即“不作为之恶”的相关领域。这可以让我们的认识基础更全面，以便充分评价使平常好人有时去伤害他人、甚至做出彻底违背规矩体面或道德性恶行的过程，即便是仁慈的读者你，可能也无法例外。 去个人化：匿名与破坏 威廉·戈尔丁在小说《苍蝇王》中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外表上的简单变化如何引发他外在行为的戏剧性改变？只是在脸上画画就让平常循规蹈矩的英国男孩变成凶残的小野兽，这是怎么发生的？故事描述在—个荒岛上，一群男孩吃光了他们的食物，他们在杰克·梅里杜（Jack Merridew）领导下决定去猎山猪，却没有完成行动，因为在他们基督教道德观中禁止杀戮。接着杰克决定要在脸上画一个面具。当他画好后，他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倒影突然间出现了惊人的变形： 他惊讶地看着水面，看见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陌生人。他往水里一搅然后站起身子，兴奋地大笑起来。站在水边是个身体结实、脸上画着面具的男孩，他们（其他男孩）看着他，不寒而栗。他跳起舞来，笑声变成嗜血的嚎叫。他蹦跳着朝比尔走去，面具变成有独立生命的东西，面具背后隐藏的杰克，已经完全摆脱了羞耻和自觉。 当和杰克一伙的其他男孩也都画上面具伪装自己之后，他们就准备好要“杀死那野猪、割断它喉咙、让它溅出鲜血”了。他们杀害另一头生物之后，接着就以杀害野兽和人类敌人为乐，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昵称“小猪”的聪明男孩。强权就是公理，在乖孩子们的领袖拉尔弗也被那群猎人追杀之后，荒岛终于彻底成为群魔乱舞的地狱。 是否有任何心理学上的证据可说明伪装外表对行为过程的戏剧化影响呢？我尝试运用一组研究来回答上述问题，这些研究促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形成，即针对去个人化和反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考察。 匿名女性的惊人行为 第一个研究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对一群女大学生编了一个故事，让她们相信自己在实验中真的对其他女生施加一连串痛苦的电击。她们可以从一个单面镜中看见和听见两个女孩，而研究者让她们有好几次机会电击她们。有一半的学生被随机指派为可以维持匿名，即去个人化；而另一半人则必须清楚揭露她们的身份，也就是个体化。在分开施测的十个去个人化群体中，每一组都有四位大学生，这组人可以用兜帽和松垮垮的实验袍掩饰外表，她们的名字都由编号取代，分别是一至四号。实验者对待她们的方式也是去个人化，把她们当成一个匿名群体而不是个体。根据实验者的说法，这些程序是为了掩盖她们的非言语行为，好让其他人无法得知她们的反应。相对地，对照组的人就得别上姓名牌，这样可以使她们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待遇就都和去个人化组没有差别。去个人化组和对照组一样都是一组四人，在二十道施测过程中，两组人都会被要求连续电击单面镜中看到的两名女性“受害者”。 研究者编的故事是这两名受到电击的女性是一项研究的受试者，而该研究的主题是压力下的创意表现。当这位待在另一个房间而且同样在镜子后面的实验者测试她们的创意表现时，我们的实验参与者就负责用痛苦的电击对她们施压。 这个实验跟米尔格伦的典范有几个不同的地方，首先，实验中并没有任何权威人物直接施压，要求她们要不断电击表现出侵略性，因为在整个电击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和她们互动。学生们可以透过单面镜看见我和两名据称是进行创意研究的女性。此外，这个实验也没有对受试者施加从众压力，因为她们各自待在相邻的办公隔间中，彼此没有任何互动。最后是，我也没有用如果不执行任务就会无法达成研究目的的方式对她们施压。只要小组中的四名女性中有任何一个人施加电击时，被电击的女性就会做出受伤害的样子，表示已受到足够影响创意表现的压力。所以，如果不电击也不是不服从指令或蓄意对抗，受试者可以选择被动地观察，在一旁看着其他组员进行电击，而不一定要成为主动的加害者。 我所关心的行为是施予电击的持续时间，当电击预备的指示出现时，学生们能够持续电击多久。她们需要做的决定并非是否要按下电击钮，而是要多快地把手指从按钮上缩回，或者是持续按着按钮电击受害者。她们当然也可选择不要听从指示，完全不按电击钮（但没有人这样做）。 在录音记录访谈中，两位与实验者串通好的女性中，一位被形容成非常和善，另一个则被形容为不讨人喜欢。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施压者”心中对两人产生不同的态度。但其实两位女性都是我们的研究同谋，她们受过表演训练，当电击灯号亮起时就会逼真地演出痛苦的模样，另一个房间中的学生们看见了都深信不疑。 在实验开始前，每个参与实验的学生都会先体验造成皮肉疼痛的电击（75伏特），目的是为了让她们了解这样做的确会造成伤害——不过当然了，实验中并未真正施加任何电击。在20次施测中，受试者每次都必须决定是否电击，以及持续多久。在第一位电击目标完成20次测试并离开之后，第二位女性就会接替她继续进行另外20次电击测试。因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四位成员都在相邻的办公隔间中接受测试，所以“组友”并不会直接对她们的行为造成影响。不过因为她们一开始先一起听了一卷录音带，所以会感觉自己属于一个群体。重要的是，除了匿名性及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变项的操弄之外，两组人在实验中受到的待遇完全相同。 实验结果很清楚：在去个人化状态下的女性对两位受害人的电击次数是随机指派到个性化状态的对照组女性的两倍。此外，匿名的女性对两位受害者的电击次数是一样的，无论先前被形容为很和善还是不讨人喜欢，结果并没有差别。当手指按下启动钮时，之前对受害者的感觉对她们的行为并不造成影响。在20次施测过程中，她们持续电击的时间也不断增长，当受害者在她们眼前扭曲身子呻吟时，她们的手指仍旧按着电击钮不放。相较之下，个性化状态下的女性对于喜欢的和讨厌的电击目标就会出现差别待遇，对前者比较不常做持续电击。 当匿名的女性有机会伤害电击对象时，她们会不管自己之前是喜欢或讨厌她们，这说明了，去个人化的心理状态对她们的心态造成剧烈变化。电击延长加上有多次机会造成他人痛苦，两者似乎都使得受试者的激动情绪不断向上盘旋、激动的行为造成了自我增强现象，每个行动都激发了更强烈、更不受控制的反应。从经验上来说，这样的行为反应并非来自于希望伤害他人的残酷动机，而是因为当时逐渐感受到自己对其他人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受到这种感受的激励而造成。 这个实验典范已经由许多实验室和田野研究重复进行，证实可得到具比较性的结果。在这些重复验证中，有些运用了去个人化的面具、施放白色噪音，或是向目标受害者丢保利龙球（即发泡利聚苯乙烯球）；参与实验的对象包括来自比利时军队的军人、学童及许多的大学生。在一个以老师担任电击者的研究中也发现随着时间而升高电击程度的现象，老师的任务是用电击方式教育学生，而随着训练过程进行，他们也逐渐增强了电击强度。 回想斯坦福监狱实验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实验中运用的去个人化方式是让狱卒和工作人员穿戴上银色反光镜片的太阳镜以及标准的军装风格制服。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导出一个重要结论：任何让人感觉拥有匿名性的事物或情境，也就是任何让人觉得像是没人认识或想认识他们的状况，都会削弱他们个人的行为辨识度，并因此创造出为恶的潜在条件。而第二项因素的加入，更是使这个结论的有效性大增;如同这些研究的设定，如果情境本身或其中的行动者允许人们从事反社会及暴力行为以反对其他人，他们就会彼此开战。但是相反地，如果情境的匿名性只是削弱了人们的自我中心心态，而情境也鼓励从事公益行为，人们就会彼此相爱。（在集会活动的背景下，匿名性通常会鼓励更多社会参与的集会出现）因此威廉·戈尔丁对于匿名性和侵略性的洞见是有心理学根据的，而且情况比他所描绘的还要更复杂、更有意思。 当然了，我的衣装确实改变了我的性格。 ——威廉·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不是只有面具才能赋予人们匿名性，在既定情境中的对待方式也能产生匿名效果。当别人不是把你当成独立的个体，而是当成系统下的无差别性“他者”看待，或是忽视你的存在时，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匿名的。有一位研究者进行了一个实验，他研究用这两种不同待遇对待自愿参与实验的大学生，即把学生当人看，或是把学生当成“白老鼠”时，受到哪一种待遇的学生会在趁他不注意时偷走他的东西。你们猜猜看结果如何？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在和学生们互动后，将他们留在这位教授兼研究者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个装满了笔和零钱的盆子，而这时他们正好有机会可以下手行窃。结果匿名学生的偷窃次数多于受到人性待遇的学生。仁慈的价值甚于它的报偿。 女化智慧：如何让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回家后还是个好人 让我们来到匿名性和暴力可能攸关生死的真实战场上，尤其是检视外表改变对战争行为的影响。我们将比较不改变年轻战士的外表，以及运用面部和身体彩绘或画上面具（如小说《苍蝇王》中的战士）等仪式性的外貌转变方式，这两种不同做法所造成的影响。改变外表是否会影响之后他们对待战敌的方式？ 文化人类学家R．工沃森（R．J．Watson），在读过我之前发表的去个人化论文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研究资料来源乃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搜集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报告及论著。而沃森找到了两项资料，一项资料记录了不同社会的战争方式，一些是在进行战争前改变战士外表，一些则并不改变；另一项资料则是这些社会杀害、虐待或切断战俘手足的程度，以作为明确的依变项——真可说是最恐怖的结果测量方式了。 而他的研究结果大大肯定了我先前的预测，即当上级允许战士们以平常禁止的侵略性方式作战时，匿名性将促进毁灭行为。战争是制度性地许可人们杀死或伤害敌人。而这项调查研究发现，在我们找到关于战争行为及对待战敌方式资料的23个社会中，有15个社会会在作战前先改变战士外表，而它们也是最具破坏力的社会，这些社会中有80％（15个中有12个）会以残暴的方式对待敌人。相对地，在8个不改变战士外表的社会中，7个社会并未出现如此毁灭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观点来检视这些资料可发现，当战争中出现受害者被杀害，虐待或切断手足的情况时，90％都是第一次改变外表并将自身去个人化的战士所为。 文化的智慧告诉人们，欲将平常表现温和的年轻人变成听命杀敌作战的战士，关键要诀就在于先改变他们的外表。战争就是由年长的人说服年轻人去伤害和杀死跟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大多数战争都是这么回事。而对年轻人而言，在作战前先改变自己平常的外表，例如穿上军服或戴上面具、做点脸部彩绘，则可以让杀人变得容易些；一旦得到匿名性，平常那位富有同情心、关怀别人的人就消失了。当战争胜利后，文化智慧又会要求人们回到爱好和平的状态。这时候他们就要脱掉军服，拿下面具，洗掉脸上的颜料，找回平常的自己。在某种意义下，这很像是参与一个可怕的社会仪式，这个社会仪式不知不觉地使用了研究者斯科特·弗雷泽（Scott Fraser）在万圣节派对研究中所采取的三阶段典范模式——先维持平常装束，再扮装，最后脱去扮装，于是他们的行为也经历了三个历程，当人们可以认出他们时，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当他们取得匿名性时，他们成了杀人的战士，最后当他们回到会被认出的状态时，他们又变成爱好和平者了。 某些环境可赋予短暂的匿名性，对生活或置身其中的人而言，不需要改变身体外貌也同样具有匿名效果。为了亲身示范地方的匿名效果会助长都市中的街头破坏行为，我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简单的田野调查。请回想第一章中我提到我们实验将车辆弃置在纽约上城布朗克斯区靠近纽约大学校园旁的街道上，以及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校园附近。我们把这些车辆弄成一看就知道是废弃车辆（把车牌拔走、顶篷掀开），再用相机和录像带拍下对这些车辆的街头破坏行为。在布朗克斯区那个使人感觉自己有匿名性的环境中，48小时之内就有好几十个路过或驾车经过的人停下来，破坏这辆废弃的车子。这些人大多是衣冠楚楚的成年人，而他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拔走车里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或是破坏车子。然而被弃置在帕洛阿尔托市的车子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一个星期过去，没有任何一个路人曾经对它动过歪脑筋。这也是唯一可引用来支持都市犯罪的“破窗理论”的经验证据。环境条件会让社会中某些成员感觉他们拥有匿名性，让他们以为在这个统治社群中没有人认得他们，以为没有人能识别他们的个体性和人性，而这会帮助他们变成潜在的街头破坏者，甚至是暗杀者。 去个人化过程会将理性节制的人变成放浪形骸 让我们假设人性“良善”的那一面是拥有理性、秩序、一致性和智慧的阿波罗，而“恶劣”的那一面则是代表混乱、解体、非理性和跟从生命原欲（libidinous core）的狄奥尼索司。阿波罗的核心特质是对欲望的节制与禁止，恰恰相对于狄奥尼索司式的解放与纵欲。人们平常由于认知的操控，而表现出符合社会要求及个人接受范围的行为，因此当人们浸淫在认知的操控手段受到阻碍、搁置或扭曲环境中时，就有可能会变成恶人。认知操控的搁置会造成多重后果，其中包括良知、自我意识、个人责任、义务、承诺、债务、道德感、罪恶感、羞耻感、恐惧以及个人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等的暂时停摆。 实现这个转化过程的一般性策略有二：（1）降低行动的社会辨识度（没人知道我是谁，或者没人在乎我的身份）；（2）降低行动者对自我评价的在意程度。前者削弱了行动者对于社会评价、社会赞可性的在意程度，可借由让行动者感觉拥有匿名性，亦即去个人化的过程而达成。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让个人处于散播匿名性和扩散稀释个人责任的环境中。第二个策略则是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停止个人的自我监控和一致性监控。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包括服用酒精和药物、激起强烈的情感、参与高度刺激的活动，或进入一种延伸的现代式时间定位中，不再关心过去和未来，以及将责任向外推卸给别人，而不是反求诸己。 去个人化过程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此一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受到当下情境的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尔蒙的分泌驱使。于是行动取代了思想，立即享乐凌驾了延迟的满足，而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也让路给愚蠢的情绪化反应。心理上的激励状态是去个人化过程的前兆，同时也是结果。当处在崭新或是尚未结构化的情境中，而典型的反应习惯及性格倾向变得毫无用处时，它的效果就会发扬光大。这时个人对于社会模式和情境暗示缺乏抵御力的情况会突显，于是战争与和平就变得一样容易——一切全视情境的要求或引导而定。在极端的情况下，是非的意义泯灭了，违法行为不必考虑是否有罪，不道德的人也丝毫不怕遭天谴。内在的约束被搁置时，行为完全受到外在情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内在。做一件事时考虑的不是正确与适当与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不做得到。个人和群体的道德罗盘已不再能够指挥方向。 从阿波罗过渡至狄奥尼索司式心智状态的过程可以来得迅速而毫无预警，一旦人们短暂活在延伸现在式的时间中而不再顾及行动的未来结果，好人就会做坏事。在过度去个人化的情况下，平常对于残暴行为及原力冲动的约束与限制消失一空。就像大脑突然短路了，额叶皮质的规划和决策功能停摆，而较原始部分的大脑边缘系统，尤其是杏仁核中的情绪和侵略性中心却接掌大权。 狂欢节效应：以狂喜为集体去个人化过程 在古希腊时代，狄奥尼索司在众神中的地位独特。它被视为创造出新的现实层次，挑战对生命的传统预设和方式。它既代表将人类精神自理性言说和有条理计划的拘禁中解放的一股力量，也代表了毁灭：毫无节制的情欲及缺乏社会控制的个人享乐。狄奥尼索司是酩酊之神、疯狂之神，也是性狂热及战斗欲望之神。在狄奥尼索司所支配的存在状态下，人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理性，搁置了线性时间感，将自我听任人性原始冲动支配，并视行为规范和公共责任于无物。 狂欢节（Mardi Gras）起源自基督教时代前的异教徒仪式，现在则被罗马天主教廷认可为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的星期二【油腻星期二（Fat Tuesday）或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这个神圣日子标记着大斋节之宗教仪式季节的开始，在这个日子里必须从事个人的奉献和禁食，以迎接四十六天后的复活节。狂欢节庆典开始于主显节的第十二夜欢宴，这一天是东方三贤前往朝拜圣婴的日子。 事实上，狂欢节庆祝追求“酒、女人和歌曲”的原欲享乐的放纵与过度，只求活在当下的纵情声色。当参与庆典的人纵情于集体狂欢的感官享乐时，生命中各种忧虑和义务都被抛到九霄云外。酒神庆典的欢庆本质于是将行为从平常的束缚中解放，从以理性为行动基础的辖制下松绑。然而人们始终在潜意识中意识到，这样的庆典是短暂的，因为大斋节即将来到，而在斋期中，个人享乐及罪行的限制甚至比平常更严格。“狂欢节效应”指的是当一群志趣相投的寻欢作乐者决定纵情享乐，不顾后果与责任时，他们会暂时放弃传统对个人行为的认知和道德约束。这就是群体行动的去个人化过程。 去人性化及道德脱钩 在我们对“人类对人类的残忍”现象的理解中，去人性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当某些人将另一些人从身为人类一员的道德秩序中排除时，就是去人性化。在去人性化者眼中，这个心理过程中的客体丧失了人的地位。借助将某些个人或群体视为不属于人性领域，去人性化的施为者可以暂时搁置道德感，而不必遵守以理性行动对待同类的道德束缚。 在形成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心态的过程中，去人性化过程是其中核心。去人性化将其他人污名化，认为他们只拥有“受损的认同”（spoiled identity）。例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曾形容残障者被社会视为不值得信任的过程是如何发生，他们被认为不是完整的人、受到污染的人。 在这类情况下，就连正常、道德正直，甚至通常有点理性主义倾向的人也可能做出毁灭性的残酷行为。光是对他人的人性特质不予回应就会自动促成毫无人性的行为。来自《圣经》的黄金律令“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成了“你们愿意怎样待人就怎样待人”。他人成了被切去的一半。只要把人去人性化，那么无论如何对待这些“客体”，是麻木不仁、粗暴无礼、忽视他们的需要和恳求、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们，甚至如果他们惹人生气就干脆杀死，都会变得容易许多。 一位日本将领曾说，在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兵很容易就可以残忍地屠杀许多中国百姓，“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只是‘东西’，不像我们是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就是明显见证。我们也曾读到（在第一章中），一位曾筹划多起卢旺达图西族妇女强暴事件的女性这么描述图西族人——他们不过是些“小虫子”、“蟑螂”。同样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开始时也是先制作宣传电影和海报，让德国人将某些人类同类视为劣等形态的动物，是害虫、贪婪的鼠辈。同样地，在全美曾发生多起都市白人暴民对黑人动用私刑事件，这些人将黑人污名化黑鬼，因此并不被认为这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美军曾在越战中屠杀数百名越南美莱村的无辜村民，事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军人将所有不同脸孔的亚洲人都贴上“亚洲贱种”（gook）的标签。然而昨天的“亚洲贱种”成了今天伊拉克战争中的“朝圣狂”（hajji）及“头巾人”（towel head），被新一批军人们用来贬低不同脸孔的平民百姓和牢人。“有点像是你试着忘记他们是人，把他们当成敌人，”梅希亚（Mejia）中士说道，他拒绝返回这场他认为糟糕透顶的战争中继续服役，“你叫他们‘朝圣狂’，知道吗？你会做任何事，只为了让杀死、虐待他们变得容易一点。” 一个在实验室进行的绝佳控制实验，实地示范了这类标签及相关形象可能刺激行动的强大效应（第—章提及并详述于此）。 实验中的去人性化：把大学生当动物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阿尔伯特，班杜拉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个效果很强的实验，可以细腻地呈现去人性化标签的力量如何促使人们伤害其他人。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将来自附近专科学校的72名男性志愿者【以三人一组的方式组成“监理人团队”，他们的任务是惩罚做出错误决策的学生，研究者声称这些学生是—个决策者小组的成员。当然了，扮演监理人的学生才是研究的真正受试者。 实验中共有25道评论测试，担任监理人的学生可以听到决策团队（据说是正在相邻的房间里）的谈话，并根据听到的消息推测他们正在形成共识决定。研究者提供监理人相关资讯以评估决策小组在每道测试的决策是否适当。当形成不当决策时，监理人团队的任务就是施加电击惩罚。他们可以从电力最弱的第一级到最强的第十级中选择电击强度，所有决策团队的成员都会受到电击惩罚。 研究者告诉监理人，他们是由来自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目的是为了增加计划的普遍性，决策者们则是拥有相同特质的人。这样一来，被贴在某个决策者身，上的正面或负面标签就可以代表整个群体。 研究者改变这个基本情境中的两个特质：即“受害者”如何被贴上标签，以及监理人如何为施与电击行为负起个人责任。标签化状况共有三种，分别是去人性化、人性化或中立：归责状况则有两种，分别是个体化或分散，志愿者被随机指派标签化及归责状况。 让我们先考虑标签化的过程及其效果，接着再考察不同归贵方式的运作。实验的设计足让进入实验的每一组参与者都相信，他们可以偷听到研究助理和实验者在对讲机中的谈话，而他们泄露的是据说为决策者填写的表格内容。研究助理会用简短话语悄悄表示这个小组所呈现的个人特质符合招募他们人员的看法。在去人性化状况中，决策者被描述成“禽兽、烂人”。相对地，他们在人性化状况中就被形容为“敏锐、聪明，比较人性的——群”。而在中立的状况中，研究助理则不做任何评价。 有一件事必须说明清楚：实验参与者和电击受害者之间并未有过互动，所以无从做出个人评价，更无法适当地评价。这些标签是旁人加诸于其他年轻学生的属性，而根据他们听到的说法，在情境中扮演指定角色的年轻学生也都是自愿参加实验。实验结果如何呢？职校学生如何对据说是由他们所监督的决策者施加惩罚，标签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人”存在，他们听到的只是统一播送的录音带内容。） 结果显示，标签的固着力强大，并对惩罚程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些被去人性化方式贴上“禽兽”标签的人受到更强力的电击，他们的电击强度呈直线上升超过十道测试。随着测试的进行，电击强度也不断增高，在最强程度十级的电击中，每组参与者平均施加七级的电击惩罚。被贴上“和善”标签的人被施加电击的强度最小，而未被贴上标签的中立组的受罚强度则落在两个极端值中间。 此外，在第一次测试期间，三个受到不同实验待遇的小组所施加电击强度并未出现差异，也就是，他们全都施加强度最小的电击。如果研究就此结束，我们就会得出标签化并未造成任何影响的结论了。不过随着一次次测试进行，而决策者的错误也据说是不断倍增，三个小组施加的电击强度开始出现分歧。随着时间越久，学生们对那些被形容为“禽兽”的人施加的电击强度也越强。这个实验结果可以比较我先前关于去个人化女大学生的实验，她们施加的电击强度也有随着时间不断上升的趋势。因为练习或是经验的学习而使得侵略性的回应随时间加剧，这现象表明的是一种自我增强效应，其中乐趣与其说是来自于其他人的痛苦，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处在支配情境，也就是处在让别人得到应有惩罚的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权力和操控感。研究者指出，正是这种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标签化力量，剥夺了其他人的人性特质。 这研究的正面之处在于，当某个握有权势的人正面地标签化他者时，虽然这标签化一样武断，但那些人能因此得到比较受尊敬的待遇，被认为“和善”的人受到的伤害因此最小。人性化的力量可以抵消严苛的惩罚，无论在理论还是社会意义上，都跟去人性化现象一样成立。这个实验因此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也就是关于言语、修辞以及刻板印象标签化的力量，既可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为恶。我们应该把孩童时期朗朗上口的句子“棍棒让我受伤，坏话不痛不痒”，后面的那句改成“坏话带我下地狱，好话带我上天堂”。 最后，归责状况不同是否影响施加电击的强度呢？当实验参与者认为电击强度是出于团队共识而非个人决定时，他们会施加较强的电击。正如我们先前了解到的，责任归属的分散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造成人们比较无法抑制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见，正是当参与者须担负较少个人责任而受害者又受到去人性化待遇时，他们会施加最强的电击。 关于参与者如何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表现方面，班杜拉的研究团队发现，去人性化也成为人们用来自我开脱的借口，这又回过头来导致惩罚强度增加。从对人们如何摆脱平常的自我约束而做出有害他人行为的研究中，班杜拉发展出一个概念模式——“道德松绑”（mord disengagement）。 道德松绑的机制 这模式一开始假设大多数人都因为在养成过程中受到常态的社会化洗礼，所以接纳了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指引人从事有益社会的行为，遏止家庭或社群定义下的反社会行为出现。随着时间经过，这些由父母，老师及权威人物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标准成了内化的个人品行规范。人们逐渐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感觉到自我的价值。他们学会控制自己，避免出现不符合人性的行为，尽力表现出人性。这些自我规约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间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过程，个人可以选择性地启动道德的个人监控，以便表现出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但在其他时候，他也可以解除对某些受指摘行为的自我监控。只需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为了某些目的而暂时解除平常的道德运作，个人或群体就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道德感。就像他们把道德感打到空挡位置，任由车子滑行而不管路上行人的安全，然后再变换回高速挡行驶，若无其事地继续他们的高道德生活。 班杜拉的模式更进一步地阐明，个人如何选择性地解除行为规约的自我监控而将伤害行为转化成道德可接受行为，由于这是个基本的人性过程，班杜拉认为它不仅有助于说明政治、军事和恐怖主义的暴力，也可以解释“正派的人惯常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有损人性的活动的日常情境。” 只需启动一个或数个下列四种认知机制，任何人都可能解除对任何破坏或邪恶行为的道德束缚。 这四种做法是，首先，我们可以将伤害行为重新定义为荣誉的行为，方法是借由采纳神圣化暴力的道德命令而创造出行动的道德正当性，我们会将这么做的敌人们的恶行和自己正直的行为做比较，从而创造出有利的对比。（例如这么想：我们只是虐待他们，他们却将我们的人砍头。）运用委婉的语言，可以让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做出残酷行动的现实，因此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举例而言，用“附带伤害”指称战争行为所带来的平民百姓死伤；用“友军伤害”称呼因同袍的不注意或故意而遭杀害的士兵。） 其次，借助分散或推卸个人责任，我们可以让自己觉得行动和行动的有害后果之间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如果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就可以逃避自我谴责。 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于行动造成的真正伤害的看法，也就是可以忽略、扭曲、削弱，或根本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任何负面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建构对受害者的认知，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是活该，我们把后果怪罪到受害者头上，当然也把他们去人性化，借助这些方式把他们当成低于标准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对人类同胞的正直方式对待。 了解去人性化过程不是为了找借口 重要的是必须在此再次声明，这类心理学分析不是在替加害者的不道德、非法行为找借口，或是忽略它们的严重性。揭露人们用来替行为做道德松绑的心理机制将更有利于反制，并有助于我们重新确认—件事，也就是道德约定可促进人们之间由同理出发的人道情怀，因此至关重要。 制造去人性的国家公敌 在各种导致一般善良男女从事恶行的操作原则中，不能忽略民族国家用来煽动国民时所用的方法。国家一边将年轻人推向死亡战场，一边让国民赞成侵略战争，这是如何办到的？思考这问题后，我们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则。国家运用的是特殊的认知训练，通过政治宣传而实现这个困难的转化过程。全国性的媒体宣传活动（与政府合谋）创造出“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让军人和平民渐渐习惯仇恨那些落人“你们的敌人”这个新分类中的人。这类的心理适应训练是军人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若是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用瞄准器的十字线锁定另一个年轻人然后开枪杀了他。这方法会造成人民之间的恐慌，当他们想象受到仇敌统治的情况会有多糟时，他们会感觉一切变得非常脆弱。这样的恐惧会转化成仇恨，让人们愿意将孩子送上战场对付险恶的敌人，死伤在所不惜。 在《敌人的脸》（Faces of the Enemy）一书中，山姆·基恩（Sam Keen）揭露了大多数国家如何运用形象化的宣传方式捏造出敌人的原形，以对付被认为极度危险的“他者”、“外人”、“敌人”。这些视觉形象创造出集体的社会偏执，使人们把注意力焦点全放在敌人身上，认为这些敌人会伤害妇孺、破坏家园以及属于他们生活方式的信仰，全盘摧毁他们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这类宣传会向全球广泛发送，影响遍及全世界。无论各个国家在许多面向仍存有许多差异，我们仍可把这类宣传当成是某群“充满敌意的人类”使用的树敌伎俩。他们在正直族类的善良人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邪恶敌人形象：压迫者、身份不明的人、强暴犯、无神论者、野蛮人、贪得无厌的人、罪犯、用酷刑的人、谋杀者，最后，“那个敌人”成了抽象概念或是没有人性的动物。这些令人丧胆的形象使人以为国家正受到一群人见人厌的野兽蹂躏，在人们的脑海中，敌人等于蛇蝎、鼠辈、爬虫类、大猩猩、触角动物，甚至是“猪猡’。 最后我们要探讨，当人们采取去人性化的角度来认知某些特定他者的结果，一旦这些人被公开宣布奇怪、讨人厌，人们就愿意对他们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在历史上（20世纪20至40年代）曾有六万五千名美国人被迫接受绝育手术，只因当时的优生学提倡者根据科学的理由，决定用排除不良特质的人达成人种净化的目的。我们但愿这个想法是出自希特勒，而非美国最受尊崇的法官之一——奥利佛·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根据多数意见做出决议（1927年），判定强制绝育的立法不但不违宪，还符合了社会福祉： 如果社会能够防止那些显然不适合生存的人继续繁衍下一代，人们就不必等到堕落者的子孙犯了罪再来处死他们，或者让他们因为智能低弱而挨饿，这样做可以让这世界变得更好。连续三代都是弱智者就够了，不应让他们继续下去。 关于这点，请回想一下我在第十二章中曾引用的一份研究，研究中的夏威夷大学学生竟愿意赞同执行“最后解决方案”以排除身心不合格人口，必要时甚至包括他们的家人也在所不惜。 美英两国长期以来一直参与着“对抗弱者的战争”，它们是直言不讳且深具影响力的优生学提倡者，不仅倡议运用科学方法正当化优生学计划，推动将不合格者排除，并同时强化强势生存者的特权地位。 姑息之恶：被动的旁观者 邪恶的凯旋唯一需要的只是善良人的袖手旁观。 ——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 （我们）必须认识到，被动接受不公正的体制也就是和这个体制合作，并因而成为它的恶行参与者。 ——马丁·路德·金 我们看待邪恶的方式通常是聚焦在加害者的暴力，摧毁性行动上，但是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或需要人出面反对，表示不服从，检举某些恶行时，不做任何事也可以是种邪恶。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目睹一切发生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他们在恶行发生现场沉默不为，甚至使得善恶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我们接着会问：人们为什么不伸出援手？为什么不帮助需要他们帮助的人？他们的被动是无情、冷漠的个人缺点使然，还是说我们可以辨识出某些社会动态过程在其中运作？ 基蒂·吉诺维斯事件：社会心理学者的看法 在纽约市、伦敦、东京或墨西哥市这样的大型都会中心，一个人随时都被成千上万的人包围，这说法一点也不夸张。我们在街上与人们擦肩而过，在餐厅、电影院、公交车或火车上比邻，和人们排同一条队伍——却彼此毫无关联，好像他们不是真的存在。对皇后区的一位年轻女子基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来说，她最需要援手的时候，帮助她的人真的并不存在。 在超过半个小时的时间内，有38位正直、守法的皇后区居民（纽约市）眼看一名凶手在皇家植物园（Kew Garden）中追杀一名女性，他一共发动了三次攻击，其中两次攻击中，旁观者发出的声音以及突然点亮的卧室灯光打断并吓退了凶手。但是他又回头找到那名女性，然后再次用刀子刺杀她。在攻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打电话报警，一个目击者后来打电话给警方，当时这名女性已经死亡。（《纽约时报》1964年3月13日） 针对这案子中的细节，最近一份分析报告提出了一个疑问，报告中质疑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目击了整个事件的发生过程，以及他们是否真的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当时的目击者中有许多人是半夜中被惊醒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尽管报告提出了质疑，但毫无疑问，这些住在治安良好、气氛宁静，几乎算是个郊区住宅区的居民听见吓人的惊叫声却没有提供任何协助。基蒂面对杀手的疯狂追杀终于逃无可逃，最后独自死在楼梯间里。 然而不到几个月后发生一个事件，更生动且令人心寒地描绘了旁观者何以如何疏寓、被动地袖手旁观。一个十八岁的女秘书在办公室里被殴打，凶手几乎让她窒息，还脱光她的衣服强暴她。当她终于从攻击者手中逃脱，一丝不挂，流着血跑下建筑物的阶梯到门口大叫：“救救我！有人强暴我！”时，有将近40个人聚集在忙碌的街上，看着强暴者把她拖上楼梯继续施暴。竟没有人上前帮助她。只有一位刚巧路过的警察阻止了接下来的施暴及可能发生的谋杀（《纽约时报》1964年5月6日）。 旁观者介入研究 针对旁观者的介入行为，社会心理学者做过一系列探索性研究，并曾对此提出警告。天性式分析中常一面倒地针对冷酷无情的纽约旁观者心态问题大做文章，这些社会心理学者反对这样的做法，试图了解是什么让处在那个情境中的一般人无法做出对的事。比布·拉塔内（BibbLatane）及约翰·达利（John Darley）当时正分别在纽约市的两座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中担任教授，因此十分接近事件发生处。他们在纽约市大街小巷中进行了许多田野研究，研究地点包括地下铁、街角及实验室。 拉塔内和达利的研究得出一个违反直觉的结论：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越多人目睹，这些人就越不可能介入提供协助。身为被动的旁观者群体中的一分子，这表示每个人都会假设有其他人可以协助或将要提供协助，这样一来，相较于单一目击者或只有另一位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他们受到采取行动的压力就比较小。其他人在场分散了卷入此事的个人责任感。参与者的人格测验显示，没有一个特殊人格特质和紧急事件发生时旁观者的介入速度、介入可能性之间有显著关系。 纽约客就像伦敦人，住在柏林、罗马和华沙的居民．或是其他来自世界各国大都市的人一样，当有人直接要求协助，或是遇到单独在场或在场人数不多的紧急情况时，他们就会伸出援手。但是每当紧急情况发生时有越多可能提供帮助的人在场，我们就越可能假设有某个人会出面，我们就会缺乏冒险伸授的动力。人们没有采取介入行动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冷酷无情，除了害怕插手暴力事件会危及自己性命之外，人们还会否认情况的严重性，因为他们害怕做错事让自己看起来很蠢，也担心“管别人闲事”可能会付出的代价。被动的不作为其实是临时浮现的群体规范下的结果。 人们创造了社会情境，也同样能改变它。我们不是照着情境的程式化指令行动的机器人，我们可以借着有创意和建树性的行动改变任何情境程式。但问题在于，我们太常去接受其他人对情境的定义和规范，而不愿意冒险去挑战规定，开发新的行为选项。以助人及利他主义为主题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中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的诞生即是旁观者研究所造成的结果【针对此一主题，在戴维·施罗德（David Schroeder）及其同事的专题论文中有完整的概述】。 如果好人也很忙：匆忙中的善行 人们未能伸手援助身处危难中的陌生人，极可能是出于情境中的变数使然，而不是由于人心险恶，针对此一说法，一群社会心理学者做了一次十分有力的实地示范。这是我最喜爱的研究之一，现在请读者再一次想象自己是实验中的参与者。 请想象你是为了取得牧师资格而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神学院的学生。你正在前往布道的路上，你今天准备的是关于好撒马利亚人（Good Samaritan）的《圣经》寓言，这次布道将会录像下来作为有效沟通的心理学实验素材。你熟知这段典故乃出自《新约·圣经》中路加福音第十章，故事讲的是一位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耶路撒冷往耶利哥城的路边，一路上有许多人通过却只有一个人停下来伸出援手。这则福音故事告诉我们，那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会因他在地上的善行而在天堂里得到应得的报偿——这则圣训是要教导所有人帮助他人的美德。 请再进一步想象，你正从心理学系前往录像中心，巷子里有个人倒在地上呻吟，他蜷缩着身子，模样十分痛苦，明显需要别人帮助。现在，尤其刚好在你心里正排练着那则寓言的布道演讲，你能想象有任何理由阻止你停下来当个好心的撒马利亚人吗？ 倒带回心理学实验室的场景中。出发前实验室里的人告诉你，你迟到了，约定的录像时间已所剩不多，所以你得加快脚步。其他的神学学生被随机指定是否被告知时间所剩不多，或是被告知他们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前往录像中心。只不过，如果你是个好人、一个虔诚的信徒、一个正思考着对陌生人伸出援手的美德的人，如果你就像古时候的撒马利亚人一样好心，时间压力对你（或对其他人）而言怎么会构成差别？我打赌你会认为这么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差别，如果你在那个情境下，无论如何都会停下来伸出援手，其他神学院学生也都会这么做。 现在你再猜猜看谁赢了：如果你像我说的那样想，你就输了。从受害者的观点来看，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千万别在人们迟到而匆忙赶路时遇难。几乎每个神学院学生——有整整90％的人——都错过了成为好心撒马利亚人的绝佳机会，原因是他们正忙着去举行一场关于好心撒马利亚人的布道会。他们遭遇到任务要求抵触的试炼：科学和受害者，两者都需要他们的协助。科学赢了，受害者被留下来继续受苦。（正如你现在意识到的，受害者其实是实验者找来的临时演员。） 当神学学生认为他们的时间越充裕，就越可能停下伸援。所以时间压力的情境变项造成了行为结果的主要差异。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没有必要像分析对可怜的基蒂袖手旁观的纽约客一样，诉诸于天性式的解释，假设神学学生冷酷无情、愤世嫉俗、对人漠不关心。其他研究者复制这个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但是当神学院学生赶路的理由不是那么重要时，绝大多数人都会停下来救人。从这个研究中我们学到了一课：当我们试着了解人们没有在他人急难中伸出援手的情境时，不要问谁会帮忙，谁不会帮忙，要关心的是在那个情境中有什·么样的社会和心理特质。 制度化的姑息之恶 一个邪恶事情正在发生的情境里有三种主要角色：加害者、受害者和幸存者，然而邪恶情境中也常出现观察者以及知情者，前者旁观着恶行进行，后者知情却不插手协助或者向邪恶挑战，导致邪恶因他们的不为而持续猖獗。 正是因为好警察对弟兄们的纵容，才会出现在街头、在警局后面的小房间殴打弱势者的野蛮行为。正是因为主教或红衣主教重视天主教会的形象胜于一切，才会掩护教区神父欺凌幼童的罪孽。他们都知道什么是对错，却任凭邪恶横行而不拦阻，造成奸淫幼童者长期持续罪行（天主教会对此付出的终极代价则是天价的赔偿金以及大量流失信徒）。 同样地，在安然、世界通讯、安达信以及美国和世界各地许多出现类似弊端的公司中，正是那些优良员工默许各种作假行为，知情而不阻止。还有，正如我先前提到过的，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由于好狱卒并未为了囚犯们所受的凌虐挺身而出，让坏狱卒们有机会放轻松，结果等于是默许虐待情况愈演愈烈。而眼睁睁看着恶行发生的人正是我，当时的我只是禁止肢体暴力出现，却允许狭小的囚室之中充斥着精神暴力。我让自己受困于研究者和监狱监督者的角色冲突中，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需求而不知所措，以至于种种苦难就在我眼前上演，而我却浑然不觉。我也因此犯下不为之恶。 在民族国家的层次上，当需要采取行动时，民族国家的不为，纵容了大规模屠杀、种族灭绝事件，正如我们在波黑、卢旺达以及最近的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所看到的。国家就跟个体一样，常不愿卷入麻烦，国家也一样会否认问题的严重性以及行动的急迫性，也一样宁可相信统治者的宣传性说法，听不进受害者的哀求。此外，决策者还经常受到来自“当地主事者”的内部压力，因此只能作壁上观而无法采取行动。 有关于制度性的姑息之恶，就我所知最悲惨的例子之一发生于1939年，美国政府以及当时主政的人道主义者罗斯福总统拒绝一艘满载犹太难民的船只在任何港口停靠上岸。那一年，“圣路易斯”（St. Louis）号客轮从德国汉堡市起程，载着九百三十七名逃离大屠杀的犹太难民前往古巴。然而古巴政府却推翻了先前接受他们入境的协议。难民们和这艘船的船长绝望地试着想取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进入就在眼前的迈阿密，他们花了十二天的时间，却无法从任何港口进入美国，只好载着这些难民再次横渡大西洋返回欧洲。一些难民之后获准入境英国及其他国家，但许多人却难逃纳粹集中营的毒手。请试着想象一个人曾距离自由只有咫尺之遥，却死于被奴役的生涯，那是什么样的遭遇？ 综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劝者却袖手旁观；知情者却无动于衷；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于是邪恶方能伺机横行。 ——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前埃塞俄比亚皇帝 情境与系统为何至关紧要？ 人格与情境互动产生了行为，这在心理学是老生常谈；事实是，人们是在各种行为脉络中行动。人是其所处不同环境下的产物，也是他所遭遇环境的制作者。人类并不是被动的客体，只能不断承受环境中各种机遇的后果。人通常选择他将进入或避免接触的环境，而借助他的出现和行动，人也能改变环境，影响同一个社会场域中的人，用各种方式来改造环境。我们多半都是主动的施为者，有能力选择生命的具体走向，也有办法形塑自己的命运。此外，基础的生物机制以及文化价值和实践，也对人类行为以及社会有巨大影响。 在所有主要的西方制度中，包括医学、教育、法律、宗教和精神治疗，其运作范畴都是以个体为核心。这些机构集体创造出一种迷思，也就是认为个体始终控制着自己的行为，他的行动乃出于自由意志和理性选择，因此他可以为任何行动负起个人责任。除非是神智不清或者行为能力不足，否则做错事的人都该知道自己错了，并依照他的犯错程度接受惩罚。这些制度的背后预设是，情境因素不过是一组最低限度相关的外在事项。在衡量造成所欲探讨行为的各种因素时，天性主义者会针对个人因素大做文章，针对情境因素却只是随便提提。这样的观点似乎标榜了个人的尊严，个体理应有足够的内在意志力可抵御各种诱惑及情境诱因。但我们这些从这个概念路径另一边思考的人却认为，这样的观点拒绝承认人的脆弱性的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情境力量做了许多回顾，而承认人在面对各种情境力量的脆弱性，则是升高防御这类有害影响的第一步，也是发展出有效策略以强化个人和社群弹性的第一步。 当我们试着去了解暴力、破坏物品、自杀式恐怖主义、酷刑拷打或强暴这些“不可思议”、“难以想象”、“麻木不仁”的恶行时，情境主义的思维方式让我们感受到深刻的谦卑感。它让我们不会立刻去拥抱把好人跟坏人区隔开的高道德标准，却轻放过情境中使人为恶的原因，情境式思路是对“他者”施与“归因的慈悲”。它鼓吹的教训是，只要处在相同情境力量的影响下，你我也可能会做出任何人类曾做过的事，不论善恶。 我们的刑事司法正义体系过于仰赖一般大众持有的常识观点，而人们认为造成犯罪的原因通常都是由动机和人格决定。该是改变司法正义体系的时候了，它应该考虑到来自行为科学的实质证据，而不该忽略社会脉络对行为、犯罪及道德行动的影响力。我的同事李·罗斯和唐纳·谢思托斯基（Donna Shestosky）曾针对当代心理学对法理与实务所带来的挑战，做过富有洞察力的分析。他们的结论是，司法体系必须采纳医疗科学及实作的模式，充分运用现有研究对何者有害或有利于身心运作的理解来协助司法： 犯罪司法体系对于行为的跨情境一致性有不切实际的想象，在它错误的观念中认为在引导行为方面，天性力量与情境力量的影响力是相对的，无法用“个人与情境”互动的逻辑来思考问题，它所标榜的自由意志概念虽然令人欣慰，但绝大部分只是幻觉，就跟从前的人普遍以为犯罪是由于巫术或着魔所造成一样，根本没有高明到哪里去。司法犯罪体系不应该再继续被这些幻觉和误解牵着鼻子走。 评估情境力量 就主观层次而言，你必须先身处在那个情境中，才能评估情境对你以及处在同一情境中其他人的转化性影响。旁观者清在这里是行不通的。一个人对于情境的抽象认识即使达到巨细靡遗、眉目分明的程度，也还是掌握不住那地方的情感调性、无法用言语传达的特质，抓不到它内在生产出的规范以及参与者的自我涉人和激扰程度。这就是电玩比赛的观众和舞台上参赛者之间的差别。这也是经验性学习的效果如此强大的原因，对此我们前面提过艾略特小姐及朗·琼斯已经为我们在课堂上亲自示范。前面也提过，40位精神病学家被要求预测米尔格伦的实验结果，而他们却大大低估了权威在实验中的强大影响力，你还记得吗？他们说只有1％的人会全程做完最高450伏特的电击惩罚，而你已经看到他们错得多离谱。他们根本无法完整评估社会心理环境对一般人异常行为的影响力。 情境的力量有多重要？最近有一份回顾研究针对百年来社会心理研究搜集了超过2．5万个研究结果，总共有800万人参与这些研究。这份雄心万丈的编纂工程运用了统合分析统计技术，对各式各样研究发现进行量化的概括，目的要找出这类经验研究结果的效应程度及一致性。综观322个分开的统合分析可得出一个总体结果：大量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经产生了可观的效应值（effect size），也就是说，社会情境的力量具有可信度和稳健性效果。 这一组资料已重新拿来针对特定主题的研究——以普通人虐待行为的社会脉络变项及原则为主题的研究进行分析。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找到1500个分离的效应值，这些效应值显示出情境变项对行为影响的一致性和可信度。她得出结论，“社会心理学证据强调社会背景，换句话说，也就是人际关系情境的力量。针对人际关系对善恶的影响，社会心理学已累积了一世纪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范围横跨各式各样研究。” 回顾与总结 现在我们该收拾我们的分析工具，继续踏上前往遥远异国伊拉克的旅途，接下来我们要试着了解属于我们时代的奇特现象：数码电子档案记录中的阿布葛格布监狱虐囚事件。从1A层秘密牢房中传出惨无人寰的暴力行为震惊全世界，造成了莫大回响。这样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谁该负起责任？为何虐囚者要拍下等同于记录他们犯罪过程的照片，这意味着什么？媒体一连好几个月都充斥这类问题。美国总统誓言要“究办到底”。一大堆政客和自封的权威人士好像熟知内情似的全都跳出来声称这只是少部分“老鼠屎”所为。他们说那些虐囚者不过是一班有虐待倾向的“无赖军人”。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重新检视这整件事，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事情如何发生。标准天性式分析将邪恶的加害者当成“老鼠屎”，现在我们已经对情境力量有充分认识，我们将把天性分析与情境决定因素做对照，以了解到底是什么样“有问题的锅子”坏了整锅粥。我们也要回顾各种独立调查所得到的若干结论，以便从情境因素出发，进一步将军事及政治系统包括进入我们的综合解释中。 第14章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示范了一则譬世传奇，这对所有军事拘留行动都有参考价值……心理学家巳尝试去了解平常富有人情味的个体与群体为何有时在某些情境下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行为表现，以及其过程如何发生。 ——施莱辛格独立调查小组报告 2004年4月28日当天，我在美国首府的华盛顿特区代表美国心理学会出席“科学性协会主持人会议”（Council of Scientific Society Presidents）。平常除非是旅行中，否则我鲜少有时间收看周三的电视新闻，那天我正在旅馆房间里无聊地转着电视频道，无意间却看见某些让我极为震惊的画面。播出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六十分钟Ⅱ》节目，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正从屏幕上闪现。在一群相叠成金字塔形的裸身男子身边，站着两名正朝着这堆囚犯露齿而笑的美国军人。有—位美国女兵牵着一名被狗链拴住脖子的裸男。还有一些看起来一脸恐惧的囚犯，似乎即将被一群虎视眈眈的德国牧羊犬攻击。影像有如色情幻灯片般连续播放；一丝不挂的囚犯们被迫在一边比出得意洋洋的手势、一边在抽着香烟的女兵面前手淫；囚犯们还被命令做出模口交的动作。 画面中的美军正折磨、羞辱、虐待他们的俘虏，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用的方法竟是强迫囚犯们做出同性恋的举动。但事实摆在眼前，不容否认。其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还有：囚犯们或站立或弯腰地做出压迫性的姿势，头上则戴着绿帽或是粉红女内裤。伊拉克才刚从独裁者／虐待者萨达姆的魔掌中逃脱，这些优秀青年不是被五角大楼送出国参加为伊拉克带来民主自由的光荣任务吗，他们是怎么了？ 让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恐怖展中许多张影像里，加害者都与受害者一同现身。从事恶行是一回事，但把个人犯罪行为以图像方式长久记录保存于照片之中，可又是另一回事了。当他们照下“战利纪念照”时，这些人在想些什么？ 在心理虐待行为上最具代表性的影像终于出现了，一个戴着头罩的囚犯摇摇晃晃地站在一个瓦楞纸箱上，两只手臂向外伸展，手指上缠着电线。他以为（戴维斯中士让他这样相信）只要他的腿撑不住从纸箱上掉落，他就会立刻被电死。他的头罩被人短暂掀开，好让他看到从墙壁上延伸到他身体的电线，这些电极都是假的，目的只是要让他感觉焦虑，而不是要造成肉体上的痛苦。他颤抖地处在担心死期将至的极端恐惧中，我们不清楚这状态持续了多久，但是我们很容易能想象这经验所造成的心理创伤，并且同情这名戴上头罩的男子。 至少有十几张影像从电视屏幕上一闪而过，我想要关掉电视，视线却无法从屏幕上移开，这些生动照片以及所造成的幻灭感掳获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在我开始考虑造成这些军人出现这类行为表现的各种假设前，我甚至和其他国人一样肯定地认为，这些虐行只不过是一小撮“老鼠屎”所为。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主席理查德·B．迈尔斯（Richard B．Myers）曾在一个电视访问中声称他十分惊讶于对这些行为的辩解，也对这些犯罪性虐行的照片感到震惊。但他仍然表示自己十分肯定并无证据显示这是“系统性的”虐待行为，相反的，他坚持主张这不过是一小撮“流氓军人”犯下的个案。根据这位权威的军方发言人说法，超过99．9％在海外的美军都是模范生——意思就是说，犯下如此可憎之虐待行为的败类还不到全部人的千分之一，我们实在无须大惊小怪。 “坦白说，我们所有人都因为这些少数人的行为而感到挫折。”美国准将马克·金米特（Mark Kimmitt）在《六十分钟Ⅱ》谈话节目中受访时说道。“我们一直很敬爱我们的军人，可是坦白讲，我们的军人并不总是让我们引以为荣。”“我很欣慰地知道，参与这类不可思议堕落虐行的人，只不过是在美国许多军事监狱中担任狱卒的少数流氓军人。” 请等等。在完成他所主管的伊拉克军事监狱系统的全面调查前，迈尔斯准将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只是孤立的个案？这类说法需要证据支持，然而这些照片中的事实才刚被揭发出来，不可能有人有足够时间进行全面调查。这个官方说法是试图为系统推卸责任、把责任归咎于恶劣环境中少数最基层的人，但这样做反而更启人疑窦。他的说法让人联想到，每当有媒体揭发警察虐待罪犯的新闻时，警界首长们总是把责任怪罪给锅中的少数老鼠屎，借此将新闻焦点从警界风纪转移到其他地方。官方急于以天性式看法将责任归咎于害群之马，这种行为在系统的忠实守护者中实在是屡见不鲜。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学校系统中，每当出事，校长和老师们总是把责任推到特别“离经叛道”的学生身上，而不是花时间检讨枯燥的课程或特定师长在课堂上的粗劣表现，这些都是造成学生注意力转移而酿成事件的原因。 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发表公开谴责，他称这些行为“极度恶劣”、“违背美国价值”。“社会大众在这些影像中所看见的美国军方人员形象，已经毫无疑问地冒犯并激怒了国防部的所有成员。”他这么说道。“我们要严惩犯错者，评估整个经过，并导正所有问题。”接着他又附加了一段声明，拐弯抹角地转移舆论抨击的焦点，即军方未对陆军后备宪兵提供这类艰巨任务的适当训练，以及预备措施的不足：“如果一个人不知道照片上那些行为是错误、残酷、野蛮、下流而且违背美国价值，那么我不知道我们还能给他们什么样的训练了。”拉姆斯菲尔德也迅速重新定义这些行为的性质为“虐待”而非“酷刑折磨”，他这么说的：“到目前为止被指控的罪行都是虐待，从技术上来说，我认为它们跟酷刑不同。我不会用‘酷刑’这个字眼来形容整件事。”这论述又再次转移了抨击的焦点，但我们会想问：拉姆斯菲尔德所谓的技术性，指的是什么？ 通过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报纸的头条新闻、杂志及网站的连日报道，媒体将这些影像传遍全世界，于是布什总统立即启动一个史无前例的损害控制方案，以捍卫他的军队及政府，尤其是他的国防部长的名声。他尽职地宣布将对事件展开独立调查，务求“彻办到底”。而我纳闷的是，总统大人是否也下令要“彻办到最高层”，以便让国人能够了解丑闻事件的全貌，而不只是拼凑出一个梗概？事情似乎是如此，因为他的伊拉克联盟行动副总指挥，马克·金米特准将曾公开宜称：“我愿意坐在这里告诉各位，这些是我们所知的唯一虐囚案件，不过我们也明白自从我们到伊拉克以来，这里一直存在一些其他的个案。”（这说法和迈尔斯将军的声称抵触，迈尔斯断言这是独立的偶发事件，而非系统性行犯。） 事实上，根据美国国防部陆军中校约翰·斯金纳（John Skinner）的说法，自从阿布格莱布丑闻案揭发以来，有太多的虐待、酷刑及杀人事件紧接着被披露出来，以至于截至2006年4月为止，这类指控已启动了400个独立军事调查行动。 我在执行巴西酷刑研究时已经见过不少极端虐行的恐怖画面，尽管如此，从阿布格莱布这个名字充满异国风味的监狱中流出的影像还是震撼了我，这些画面中有一些不同却十分熟悉的东西。不同点是在于加害者做出的玩谑及毫无羞耻感的心态。根据那位似乎十分无耻的女兵琳迪·英格兰（Lynndie England）的说法，这不过是些“玩笑和游戏”而已，照片中她流露出的笑容和周遭正在上演的灾难一点也不搭调。然而有某种熟悉感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当我辨识出熟悉感来自何处时，那一刻我突然了解到这些照片使我又回到了斯坦福监狱中，又重新经历过一遍最糟的场面。套在囚犯头上的袋子、裸体、羞辱性的性游戏，像是一边裸露着阴茎一边把手背在背后模仿骆驼，或是在彼此身上做跳蛙运动等，都可跟斯坦福监狱中的学生狱卒对学生囚犯们所施加的虐待行为比较。此外，正如我们的研究，最恶劣的虐待行为都在夜晚的值班期间发生！而且在这两个案例中，囚犯都是因审前拘留而被留滞在狱中。 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事件就像是重现了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糟糕的场景，只不过这次是在可怕的状态下一连进行了好几个月，非我们那短暂且相对仁慈的模拟监狱情境所能比拟。我曾亲眼见到，原本乖巧的男孩一旦沉浸在赋予他们完成任务的绝对权力情境中时，会变成什么模样。在我们的研究中，狱卒们并不曾受过事前的角色训练，我们只进行最低限度的管理以稍微缩减他们对囚犯的心理虐待。想象一下，当我们实验情境中的所有限制都被取消时，事情将会变成什么模样；我知道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必定有极强大的情境力量，甚至是更具支配性的系统力量在发挥作用。我要如何了解一个如此遥远情境中的行为背景？我要如何揭发创造并维持此一情境的系统真相？对我而言，显然这个系统目前正极力隐藏它在虐待事件中的共犯角色。 无意义虐待的背后意义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设计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一开始我们的狱卒都是行为端正的人，然而受到强有力的情境力量影响，其中有些人开始变邪恶。此外，我也在后来了解到，正是我个人以及我的研究团队必须对创造出的系统负责，因为是它让情境的影响如此有力并且深具破坏性。我们没有提供适当、由整体到部分的约束与限制以制止对囚犯的虐行，我们所设定的工作事项和程序助长了去人性化和去个人化过程，促使狱卒创造出各种邪恶行径。再者，当事情开始失去控制时，当内部揭弊者迫使我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些虐待行为负起责任时，我们可以利用系统力量来中止实验。这也是我们的实验和这事件的不同处。 相形之下，当我试着了解发生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事件时，已经处在过程的结束阶段，唯一的根据只有恶行的记录。因此我们必须做反向分析，必须判断他们在被指派到伊拉克监狱发生虐囚案的楼层中担任狱卒之前，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否可以在他们身上找出任何蛛丝马迹，证实他们在进入监狱时一并带进了病态因子，以便将天性倾向和特殊情境对他们的诱导作用分离开来？接下来的挑战是，我们是否有能力揭露他们行为脉络的真相？在那个特殊情境、特殊时刻，狱卒们面对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最后，我们必须找到关于权力结构的若干证据，它必须为创造并维持地牢生态负起责任，伊拉克囚犯和美国狱卒同样都是这个生态的一分子。系统利用这个特殊的监狱来无限期收容所谓的“被拘留者”，却未提供任何法律资源援助，更运用“高压手段”拷问，而它能提出什么样的理由为此辩护？这些狱卒无视于日内瓦公约的保护措施以及军队自身的行为守则，也就是禁止任何残酷、非人性、损害人格的方式对待犯人，而干下了这些虐行，这是出于什么层级所做出的决定？这些规则提供的是任何民主国家对待囚犯的最基本行为标准，无论在战争时期或是天下太平，这些标准都一样。国家遵守规则不是出于慈悲为怀，这么做是希望当自己的军人成为战俘时，也能得到像样的待遇。 我并不是受过训练的调查报道者，也没办法旅行到阿布格莱布去访问虐囚事件的关键参与者，更不可能期望能接触到令人困惑的心理现象。如果我没办法妥善运用身为斯坦福监狱监督者所得到的独特圈内人知识，去了解这些看似毫无意义的暴行，那将会是种耻辱。关于制度性虐待的调查，我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学到的是，我们必须去评估造成行为结果的各种不同因素（包括天性、情境性和系统性因素）。 华盛顿特区的苹果花季 命运忽然站在我这边：一位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工作的斯坦福校友发现阿布格莱布监狱流出的照片，和我在课堂上曾展示给学生观看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照片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于是在事件浮上台面后不久，他在我在华盛顿的旅馆中找到我，并且对我做了一段访问。我在访谈中的主要论点是要挑战政府所谓的“害群之马”之说，而根据我从阿布格莱布情境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相似性之间所得到的心得，提出“大染缸”观点取而代之。许多电视、广播及报纸访问很快就以这个首次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访谈为消息来源，针对“害群之马”及“大染缸”的说法做了许多引述报道。由于生动的录像画面及来自我们实验监狱的影像，为这个说法带来戏剧性的效果，我的评论受到媒体的瞩目与重视。 这个全国性广泛曝光又接着引起加里·迈尔斯（Gary Myers）注意，迈尔斯担任其中一位宪兵卫成员的咨询师，他的客户据称曾做出虐待行为，而他发现我的研究有助于突显造成虐待行为出现的外在决定因素。于是迈尔斯邀请我担任中士伊万·弗雷德里克（昵称“奇普”）的专家证人，这位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1A和1B层级院区担任夜间值班工作。而我同意了，部分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接触到所有所需的信息，以便在分析归纳这些异常行为原因时能对上述三个因素——个人、情境以及将个人安置到犯下罪行位置上的系统——所扮演的角色有全面性的了解。 在这些背景信息的帮助下，我希望更完整地评价激发这些脱轨行为的交互作用。在这过程中，我虽同意提供迈尔斯的客户适当协助，然而我也清楚表明我的立场，比起其他参与罪行的加害者，我更同情勇于揭发虐行的乔·达比（Joe Darby）。于是在这些条件下，我加入了中士弗雷德里克的辩护团队，并且展开一趟前往黑暗之心的新旅程。 在进入分析的一开始，我想让各位更了解那地方——也就是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大致情形，包括它的地理、历史、政治及最近以来的运作结构和功能，然后再继续检视处在这个行为脉络中的狱卒及囚犯。 阿布格莱布监狱 阿布格莱布城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西32公里处。它位于逊尼派三角地带（Sunni triangle），是反对美国占领力量的暴力冲突核心。过去这里的监狱被西方媒体称为“萨达姆的刑求总部”，因为在伊拉克复兴主义政权的统治下，萨达姆将此地作为刑求及谋杀“异议人士”的刑场，每周执行两次公开死刑。一些人士认为，这里的一些政治犯及罪犯们被用来进行类似纳粹曾做过的人体实验，这座监狱是伊拉克生化武器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无论何时，都有多达五万人被关在这个不规则的监狱综合建筑里，它的名字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陌生父亲之家”。这所监狱一向声名狼藉，在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Thorazine）发明之前，这里曾是收容重度失常病患的精神病院。它在20世纪60年代由英国包商所建，面积达280英亩（1．15平方公里），周围共环伺着二十四个守望塔台。这是个不规则的小型城市，可划分成五个由围墙分隔开的建筑群，各自收容特殊类型的囚犯。在监狱中央的开放型天井中矗立着一座400英尺高的巨型高塔。大部分的美国所用的监狱都建在偏远的乡下，但阿布格莱布监狱却位于大型公寓住宅及办公室（也许这些建筑是在1960年后所建）的视线范围之内。监狱的内部则是人满为患，4平方米大的狭窄空间中最多塞了四十个人，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美国陆军上校伯纳德，弗林（Bernard Flynn）——阿布格莱布监狱指挥官——曾这样形容监狱距离攻击火力有多近：“这是一个目视度极高的箭靶，因为我们位于危险区域内，整个伊拉克就是个危险区域……其中的一个塔台盖得离附近建筑太近，近到我们只要站在阳台那里就可以看见人家的卧室。在那些屋顶和阳台上埋伏着狙击手，他们对着上到塔台的士兵们开枪。所以我们一直处在戒备状态，一边得防守来自外面的攻击，一边得努力让里面不会出乱子。” 2003年3月，美军推翻了萨达姆政府，为了摆脱它不名誉的过去，这座监狱就改名为巴格达中央监狱（Baghdad Central Confinement Facility）它的首字母编写BCCF也因此出现在多篇调查报告当中。当萨达姆政权垮台时，所有囚犯——包括许多罪犯——都获得释放，监狱也被洗劫空。所有能被拆下的东西，包括门、窗子、砖头等，只要你说得出来的东西都有人偷。顺道一提——这个媒体可没报道，就连阿布格莱布动物园都门户大开，所有野生动物都被放了出来。有一段时间，狮子和老虎就在城里的街上四处乱逛，直到它们被抓起来或被杀掉为止。前美国中情局局长鲍柏·贝尔（Bob Baer）形容他在这个恶名昭彰的监狱里目击到的景象：“我在阿布格莱布‘解放’后几天造访了这个城市，我见到的是前所未见的恐怖景象。我说：‘如果推翻萨达姆还得有个理由，阿布格莱布就是最好的理由了。’”他继续补充一些骇人的描述，“我看到那里的尸体被狗啃食，身上还可看出受到刑求的痕迹。电极就从墙上延伸出来，真是个恐怖的地方。” 尽管有英国资深官员建议应该拆除监狱，美国方面的权威人士还是决定尽快重建监狱，以便用来留置那些被含糊定义为“从事反对联军之犯罪活动”的嫌疑犯、暴动领导人以及各种罪犯。负责管理监督这群乌合之众的则是不怎么可靠的伊拉克狱卒。监狱中的许多被关押者都是行止端正的伊拉克公民，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或是在军队扫荡中被随机带走，或是在公路检查哨中因“从事可疑活动”而被抓起来。他们之中包括一整家的人——男女老幼，所有人都受到监狱方面的讯问，以便从他们口中套出关于日渐活跃的反联军活动的意外消息。人们被捕讯问后即使证明为清白也不会获得释放，原因可能是因为军方担忧他们会加入暴动，也可能是没有人愿意为释放决定负起责任。 迫击炮攻击的靶心 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央耸立的400英尺高塔很快成了附近建筑物顶端架设的迫击炮所对准的靶心，每天夜里都遭受炮火攻击。2003年8月，一枚迫击炮炸死睡在院外“无屏护区”的11名士兵。而在另一次攻击行动中，一枚爆裂物狠狠冲进一座塞满士兵的兵营，当时美国陆军上校托马斯·帕帕斯（Thomas Pappas）也正在这座兵营内，他是派驻在该监狱的某个军情旅的首长。虽然帕帕斯毫发无伤，但是担任他驾驶员的年轻士兵却被炮火炸成了碎片，与其他军人们一起阵亡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恐怖经历吓坏了帕帕斯，从此不敢脱下身上的防弹背心。有人告诉我，就连在淋浴的时候他也穿着防弹衣、戴着钢盔。帕帕斯后来因被判定为“不适于作战”而解除了职务。他的心理状态每况愈下，已经让他无法胜任迫切亟需的管理任务、继续监督属下在狱中的工作了。在这次骇人的追击炮攻击过后，帕帕斯将他所有的士兵安置在监狱墙内的“屏护区”，也就是说他们通常得睡在狭小的囚室里头，就跟那些犯人一样。 阵亡同袍的故事以及持续不断的狙击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攻击，在被指派到该座监狱值勤的军人间制造出一种恐怖气氛，他们在一个礼拜间要遭到多达二十次的敌对攻击，包括美国士兵、伊拉克囚犯及被拘留者都在这些猛烈炮火中阵亡了。随着时间过去，攻击行动摧毁了某部分监狱设施，视线所及之处均遍布着被烧毁的建筑物及破瓦残砾。 如此频繁的迫击炮攻击构成疯狂的阿布格莱布超现实环境的一部分。乔·达比回忆，当他和弟兄们在听到炮火发射的隆隆声后，他们会开始讨论，试着猜测迫击炮的降落地点及它的口径大小。然而面对死亡的麻木心理无法一直持续下去。达比承认，“就在我的单位即将离开阿布格莱布的几天前，大家忽然第一次开始忧心追击炮的攻击。这实在太诡异了。我发现他们缩成一团一起靠在墙上，而我自己则蹲在角落里祷告。忽然之间，麻木感消失了。当你看着这些照片时，你必须记得这件事，我们所有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变得麻木不仁。” 根据一位曾在该地服役数年的高阶知情人士说法，无论在此工作或被收容于此，这个监狱都是个极其危险的地方。在2006年，军队指挥部终于决定放弃这座监狱，然而为时已晚，当初重建它的决定所造成的破坏再也无法挽回了。 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布格莱布监狱没有污水处理系统，这更加重了士兵们的不幸与痛苦，因为他们只能蹲在地上挖好的洞或是到流动厕所去解决生理需求。即便如此，外边也没有足够的流动厕所可供囚犯和军人使用。这些厕所并未定期清理，里面粪尿四溢，夏天高温催化，所有人无时无刻不受恶臭侵袭。监狱中的淋浴设施也不足，用水限量供应，没有肥皂，因为缺乏可信赖的营运发电厂，电力供应还会定期中断。囚犯们散发恶臭，监禁囚犯的监狱设施一样是臭烘烘。夏天骤雨之下的气温常上升至超过45℃，监狱就成丁烤炉或三温暖。每当暴风来袭时，细微的粉尘钻进每个人的肺部，造成肺充血和气管炎。 新官上任，前途未卜 2003年6月，美国任命了一位新官员负责管理形同灾难的伊拉克监狱。后备役准将贾尼斯·卡尔平斯基（Janis Karpinski）成为第800宪兵旅旅长，负责管理阿布格莱布监狱及所右其他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监狱，这项任命十分奇怪，理由有两点，其—，卡尔平斯基事战场上唯一的女性指挥官，其二，她完全缺乏经营监狱系统的经验。而现在她必须指挥三座大型监狱和位于伊拉克各地的17座监狱、八个营的士兵、数以百计的伊拉克狱卒、3400名毫无经验的后备役军人，以及位与1A层级的特殊讯问中心。对于一个经验不足的后备役军官而言，这项忽然落在肩头上的任务实在是太过沉重。 根据数个消息来源说法，卡尔平斯基很快就因危险性及生活条件恶劣而离开她在阿布格莱布的驻地，撤退到位于巴格达机场附近、安全性及防御性较佳的胜利背地（Camp Victory）。由于大多数时候卡尔平斯基都不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里，并经常前往科威特，因此该监狱缺乏由上到下，来自官方的日常监督管理。此外，她也声称指挥层级更高的人士曾告诉她，lA层级院区是个“特别的地方”，不在她的直接管辖范围内，因此她从来也没造访过那里。 由于整座监狱只是由—位女性在名义上负责管辖，这也助长了士兵之间的性别歧视态度，并导致一般军队纪律和秩序的瓦解。“卡尔平斯基将军在阿布格莱布的属下有时会无视于她的指挥，不遵守着军服及向上级致敬的规定，这让整座监狱纪律废弛的情形更加恶化。”一位隶属该旅的成员这么说，这名匿名发言的军人也说战场上的指挥官习惯不把卡尔平斯基将军的命令当回事，理由是他们不必听从一个女人的话。 令人难以理解的足，阿布格莱布的情况如此恶劣，卡尔平斯基将军在2003年12月接受《圣彼得堡时报》（St. Peterburg Times）的访谈时，却对此大加赞扬。她说对许多囚禁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伊拉克人而言，“监狱里的生活比住在家里还舒服。”她还说，“我们有时候还担心他们不想走呢。”卡尔平斯基将军在圣诞节前夕的一个访谈中发表了如此兴高采烈的看法，然而就在此时，少将安东尼奥·塔古巴（Antonio Tagubo）却正在进行一份调查报告，内容是关于多件“残酷、露骨、肆无忌惮的犯罪虐行”，加害者正是卡尔平斯基在第372宪兵连的后备役军人，来自1A层级院区的值夜狱卒。 卡尔平斯基将军后来因此事受到申诫、停职以及官方谴责，并被免去该项职务。她也从准将被降级上校并提前退职。她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在虐囚调查中被认为必须受到谴责的官员，原因是她的疏忽及对此事毫无所知——不是因为做了什么事，而是因为她没做的事而受到谴责。 在她的自传《女人从军记》（One Woman’s Army）中，卡尔平斯基从她的立场提出另一种说法。她叙述由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少将率领、来自关塔那摩的军事团队来访时发生的对话，米勒少将告诉她，“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改变阿布格莱布这里的讯问方法。”意思就是“不必客气”，对于这些暴动嫌疑分子无须手下留情，而且要运用一些手段取得“可起诉的情报”，好在这场对付恐怖分子和暴动分子的战争中派上用场。 米勒也坚持将监狱的官方名称从巴格达中央监狱改回原名，因为伊拉克人民对阿布格莱布监狱这名称的恐惧感仍未消除。 她也提到美国驻伊拉克军事指挥官里卡多·桑切斯中将也曾针对囚犯和被拘留者做出和米勒少将同样的发言，他说他们“跟狗一样”，对付他们需要拿出更严厉的手腕。在卡尔平斯基的看法中，她的上级长官，也就是米勒和桑切斯将军制定了一套新办法，目的是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从事去人性化及拷问工作。 奇普·弗雷德里克出场 204年9月30日，我第一次和奇普·弗雷德里克见面，通过他的法律顾问加里·迈尔斯的安排，我和弗雷德里克及他的妻子马莎在旧金山共度了一天。当我和弗雷德里克进行四小时的深度访谈时，马莎则稍微逛了旧金山，然后我们一起在我位于俄罗斯丘（Russian Hill）的家中共进了午餐。从那时起，我和弗雷德里克开始有了积极的互动联系，也和马莎以及奇普的姐姐咪咪·弗雷德里克（Mimi Frederick）互通电话及电子邮件。 在读过他所有的记录以及所有可取得的相关报道之后，我安排在2004年9月让陆军的临床心理师阿尔文·琼斯（Alvin Jones）医师对弗雷德里克进行完整的心理评估。我回顾了那些资料，以及由一位评估专家进行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MPI）。此外，我也在那次访谈中做了一次心理倦怠测量，并邀请一位工作压力方面的专家对测量结果做独盲测验方法诠释。以下我先从一般背景介绍开始，并加入一些来自家庭成员的个人看法以及弗雷德里克近期的自我评价，接着再回顾正式的心理评估结果。 事件发生那年，奇普三十七岁，父亲是七十七岁的西弗吉尼亚煤矿工人，母亲是七十三岁的家庭主妇。他成长于马里兰州大湖公园山（Mt．Lake Park）的小镇中，他形容自己的母亲十分疼爱子女，而父亲也对他非常好。他最珍爱的记忆就是在车库中和父亲一起整理他们的车子。他的姐姐咪咪，是个四十八岁的执照护士。1999年他在弗吉尼亚州与马莎结婚；他是在工作的狱中认识了当时身为训练员的妻子，当时的她已有两个女儿，于是他成了她们的继父。 奇普形容自己“十分安静，有时候很害羞，脚踏实地，心肠软，好说话，大体上是个好人。”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些额外的描述：奇普一般而言害怕被别人拒绝，因此每当出现争执时，他经常会为了被人接纳而让步：改变自己的想法来适应别人，这样他们就不会“生我的气或讨厌我”。其他人甚至可以影响他已经下定决心的事。他不喜欢独处；他喜欢身边围绕着人们，每当他独处时，不管时间多长，他的心情都会很郁闷。 我对于羞怯的研究已经对羞怯与顺从间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我们发现，当害羞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得公开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可能会对持不同意见者做出让步，同意后者的看法，但是当他们不需要担心公开对抗时，他们并不会顺从。 监狱工作经验及军旅记录 在被骗入伊拉克的任务分组之前，弗雷德里克在柏金汉惩戒中心（Buckingham Correctional Center）这所小型的中度设防监狱中担任行为矫正官，该监狱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迪尔温（Dillwyn），他从1996年12月起就开始担任这个工作，长达五年之久。 弗雷德里克在监狱中担任楼层主任，负责管理60—120名收容人犯。他在接受机构训练时认识了他的训练员马莎。在他的工作记录中唯一的瑕疵是因穿错了制服而受到申诫，不过因为他救了一位人犯的自杀举动而得到一次嘉奖，所以平衡过来。在担任狱警之前，弗雷德里克任职于博土伦公司（Bausch & Lomb）。 因为弗吉尼亚州的狱政局每年都会执行例行评估，所以我可以读到许多他的行为表现评量记录。综合许多评估官员的观察心得，奇普在通过试用期训练而晋升为行为矫正官的过程中表现十分杰出，几乎在所有的特殊表现领域中都得到超乎预期的评价。 “弗雷德里克矫正官在试用期间所指派的各项任务中，表现均十分优异，已符合所有制度上的行为考核标准。”“弗雷德里克矫正官积极进取，工作表现极佳。”（1997年4月） “弗雷德里克矫正官对个人工作空间维护得十分安全、严密、清洁。”“他和同僚及人犯们的互动关系良好，他完全了解工作内容、规定的程序及政策，且乐于协助他人完成他们的工作任务。”（2000年10月） 总体而言，有很多的正面评价，他的工作表现最后也得到“超乎预期”的最高评价。然而在这些结案报告中，其中一份提出一个重要结论，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任何因素都无法超出这名雇员的控制范围，而影响到他的表现。”我们必须谨记这一点，因为我们正是要主张“超出他控制范围的情境因素”的确损害了他在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表现。 当有明确的工作程序及明文规定的政策可遵循时，奇普·弗雷德里克的确表现极佳，这让他成一名不可多得的行为矫正官。他显然可从工作中学习，并从他的督导员的监督和意见回馈中获得成长，他十分重视仪容，举手投足尽力维持专业形象，这些都是奇普个性中十分重要的特质。但是在我们之前所提到过的恐怖生活条件下，奇普的这些特质都将受到严重打击，在奇普值夜班的1A层级院区情况甚至更糟。 1984年奇普因为金钱、经验以及友谊等因素而从军，当时从军似乎是件很爱国的事。他在美国国民警卫队的战斗工兵单位服役11年多，而后加入后备宪兵同一军种继续服役十年。下部队之后，他的第一个海外工作任务是在2003年前往科威特，接着他到了巴格达南方的一个小镇希拉（AI-Hillah），和六位好伙伴一起服务于第372宪兵连，担任勤务士负责发派巡逻工作。他曾告诉我： 这个任务真是棒极了，当地人很欢迎我们。那里没什么大事也没什么受伤机会，一直到我们离开（并由波兰联军接管）．一切都很平静。我把它当成一趟文化学习之旅，我学了点阿拉伯语，而且真的跟当地人互动。我给（那个村子里的）孩子们许多袋装满糖果的礼物，孩子们看到我都开心得不得了。 弗霄德里克还说，只要听孩子们说话、花些时间陪他们玩，就可以让他们笑起来，他对这样的自己一直觉得很骄傲。 奇普·弗雷德里克是美国的模范军人，从他军旅生涯中所赢得的许多奖章就可以看出。这些奖项包括：陆军功绩奖章（三次获奖），陆军后备役功绩奖章（四次获奖）、国防奖章（两次获奖）、表扬配合特殊异动或临时勤务的后备役武装部队服役奖章、士官专业发展勋表、陆军服役勋表、陆军后备役海外服役勋表、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奖章，以及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远征奖章。弗雷德里克也差一点因处理在阿布格莱布监狱中发生的叙利亚居留者枪击事件而得到铜星勋章，但最后因虐囚案浮上台面而未获奖。就我的看法，这些奖章让人肃然起敬，对一个后来被贴上“流氓军人”标签的人而言更是如此。 弗雷德里克的心理评估 根据结合评量语文智商及作业智商的标准智商测验结果，奇普的智商落在平均水平内。 我曾邀请专家对奇普进行人格及情绪功能的评量，这三份评量均包含效度量表，可评估受测者在测验项目中自我描述的一致性，并剔除撒谎、防卫性作答及造假的答案。在心理功能方面，奇普并未倾向于以过度正面或过度负面的方式自我表现。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个结论，根据来自陆军的心理学者所做的评估，他认为“效度量表显示患者将自己呈现为品行端正的人”。此外，这些标准化测验结果也表明奇普·弗雷德里克并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这个结论均强烈指出一件事：军方及政府方面的辩护人士针对他做出的“害群之马”特质论谴责，毫无事实根据。 测验结果指出患者强烈渴望获得抚育和照顾，并维持一种支持性的关系。他希望能依靠他人并得到他人在情绪方面的支持，以及他人的情感、照顾和安全感，但当他寻求这样的关系时，别人则期望他要当个体贴、听话、顺从的人。他的脾气很容易受到安抚，而他也会避免发生冲突。从这一点上来说，由于担心与他人产生疏离，他通常会怯于表达负面感受。他会表现出过度需要安全感和情感依靠的倾向，希望被照顾，一个人独处时，他可能会觉得很不自在。基于上述特质，在某种程度上他会为了继续拥有安全感而屈从于他人的期望。 临床心理学专家拉里·博伊特勒博士（Larry Beutler）独立为奇普·弗雷德里克做的人格评估结果，也与陆军临床心理学家的结论高度吻合。首先，博伊特勒博士指出，“评估结果可被合理认为具有可信度，并可作为其（弗雷德里克）人格现状的有效指标。”而他用粗体文字继续说明，“我们必须注意并无证据显示存在重大的病理症状……（他）未表现出严重的人格问题或第一轴精神违常病状。” 上面这些话的意思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奇普有心理病态人格，因此容易在工作环境中表现出虐待行为，而且可以对此毫无罪恶感。而就精神分裂症、忧郁症、歇斯底里，以及其他重大心理疾患来考虑时，奇普的评量结果仍然是落在“正常、健康范围”之内。 然而博伊特勒博士也说，就他个人深思熟虑后的看法，考虑到奇普基本心理特质可能出现的并发症，当奇普的领导力在阿布格莱市监狱那样复杂、困难的情境下受到挑战时，他会出现的什么样的反应实在令人关切： （弗雷德里克的）这些心理并发症可能会削弱他适应新情境的能力，也或许会降低他的灵活性以及对变化的适应力。他可能变得优柔寡断、缺乏安全感，而且得依赖其他人帮他做决定……他会想要确定自己的价值、希望自己努力能够被肯定，并且会十分需要其他人协助他设定和完成他的工作，或是帮他做决定……他很容易被别人牵着走，而且尽管他尽力想要“做对的事”，还是很可能会被情势、权威人物或是同侪压力所左右。 认知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显示，当处在时间压力或是身兼多职的情况下，人们在各项任务上的表现都会打折扣，这是因为个人的认知处理能力负荷不了的缘故。当平常的心智处理能力被过分扩张时，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判断力，决策力都会因此而受损。我将主张当奇普每天晚上都得从事他极端棘手的新工作时，他平常的认知能力确实是被情境加诸于他的过度负担给压垮了。 从奇普自己的观点，他怎么看待自己在1A层级院区的夜间值班工作呢？我想邀请读者，请你像之前一样想象你是个实验参与者，或者说受试者，你现在正在做各种社会心理学实验，而你必须扮演奇普·弗雷德里克的角色一阵子，时间是从2003年10月到12月。 害群之马还是模范生？ 在我们从天性式分析转移到情境力量的分析之前，必须随时谨记这位年轻人在进入该情境之前并没有任何病理倾向。从他的记录中找不到蛛丝马迹可以让人料到他会做出虐待人的残酷行为。相反的，他的记录很可能让人认为如果不是被迫在不正常的行径下工作与生活，他可能早就是军队征兵广告上的全美模范军人了。如果不是那样的情境，弗雷德里克上士可能会被军方当成热爱祖国，愿意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青年楷模来大肆宣传，他可能会被认为是从军队这个优良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模范生。 但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奇普·弗雷德里克也可能就像斯坦福实验中的参与者，在进入位于地下室的监牢前，一直是个既正常又健康的好人。尽管他的智力水平或许没有比他们高，也不是中产阶级出身，但他就跟那些学生一样在一开始都是洁白纯净，宛如白布一匹，然而在病态的监狱环境中却很快受到了污染。是什么样的情境引出了这个好军人心中最坏的一面？它如何彻底改造一个好人，让他平常的心智和行为都因此而扭曲？这匹“白布”到底落入了什么样的“染缸”里？ 1A层级监牢的梦魇与夜间游戏 由于弗雷德里克上士在监狱中的工作经验，因此他被指派管理一小群后备役宪兵，负责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夜间值班工作。他必须监看“屏护区”内的四个楼层中的活动，屏护区位于水泥墙内，有别于外头只用铁篱圈起保护的兵营。其中一个兵营叫做“警戒营”（后来被更名为“赎罪营”），这个兵营有四个独立院区，而1A层级是专门用来讯问人犯或“被拘留者”的地方。讯问过程通常是由民间约聘的人来执行，有些人会通过翻译者协助【由泰坦公司（Titan Corporation）雇用】，而美国军方的情治单位、中情局及其他勤务单位则负责督导，但并未严格执行。 一开始，弗雷德里克上士只负责管理约400名囚犯。但是在2003年的11月，当时他所属的第372陆军后备役宪兵连【驻扎地美国马里兰州克里萨普镇（Cresaptown）】接手了第72国民警卫队宪兵连的工作。起初他只有办法应付移交给他的任务，这对于在家乡只负责指挥约百余个中级设防囚犯的他而言，难度已经很高了。然而在布什总统宣布解放伊拉克的“任务完成”之后，伊拉克人们对于美军的支持度并未提升，乱象急速蔓延开来。反对美国和联军占领行动的暴动及国外恐怖主义活动加速猖獗。没有人料到会出现如此大规模、不约而同的极度动乱，而且情势越演越烈。 每个人内心充斥为许多战死同袍复仇的心态，混杂了恐惧以及不知道如何遏止动乱的不确定感。只要任何地方爆发动乱，上级就会命令士兵们将镇上所有可能的嫌疑犯统统抓起来。于是到处都有整个家庭，尤其是成年男性被逮捕起来的情形。拘留系统无法妥善处理新出现的大批工作，路旁散落着记载被拘留者身份及讯问信息档案，11月间，囚犯人口数倍增，12月间更增至三倍，总数超过千人，在这样的人口压力下，基础资源与设施根本完全应付不来。 奇普被要求管理所有人犯，除了必须管理约12人的宪兵之外，还得监看约50—70名的伊拉克狱警，后者负责看守超过1000名因各种犯行而被监禁起来的伊拉克人。在2、3、4层级工作的伊拉克狱警经常为钱而帮犯人走私武器或其他违禁品，声名狼藉。尽管囚犯的平均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监狱里还是有约50名青少年、年龄小到只有十岁的孩子以及六十几岁的老人，这些人全被关在一个大牢里。女囚、妓女、将军夫人和萨达姆的政党要员的妻子，这些人则被监禁在1B层级。A、B层级的监牢中随时都关着约50名人犯。简言之，对于一个工作经验只限于在弗吉尼亚州小镇，管理一小群中级设防人犯的人来说，要在资源不足、异国人犯暴增的情况下管理复杂的监狱设施，负担实在太过沉重。 训练与责任 津巴多（以下简称津）：“请告诉我们关于你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受训成为狱警及狱警领导人的过程？” 弗雷德里克（以下简称弗）：“没有。这个工作没有训练。当我们调动到李堡时，我们有上过一堂关于文化意识的课，约45分钟，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不要讨论政治、不要讨论宗教，不要用蔑称，像是‘头巾人’，‘骑骆驼的’、‘破布头阿仔’之类的方式称呼他们。” 津：“请描述你所受到的督导，以及你觉得你对上级负有什么样的责任？” 弗：“没有。” 弗雷德里克的值班时间从下午4点直到隔天早上4点，共持续12小时。他说有少数长官曾经在晚间出现在1A层级监狱，甚至在夜班一开始就短暂出现在牢里。由于他的长官没有受过惩治教育的相关训练，因此他从斯奈德（Snyder）中士那里根本得不到任何督导。然而，奇普的确有好几次向他的长官斯奈德、布林森（Brinson）和里斯（Reese）提供建议或是提议做一些改变。 津：“你会提供建议？” 弗：“对，关于监狱的运作。像是不要把犯人铐在牢房门上，除非犯人有自残倾向、无法掌握他的精神状况，否则不要让犯人一丝不挂……我到达那里后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规则和操作程序……把青少年、男人、女人、精神状况有问题的人全都关在一块，这完全违反军队规定。” 津：“所以你有试着把情形上报？” 弗：“我会把情况告诉任何进来这地方而我认为他军阶够高的人……通常他们会告诉我，‘能做就尽量做，继续把事情做好。’这就是军方情治单位希望的做事方式。” 而其他时候，奇普说他会因为抱怨监狱里的情形被层级较高的人嘲弄或辱骂。他们告诉他，现在正值战争非常时期，他得靠自己把事情搞定。那里没有什么明文规定的程序，也没有正式的政策方针或结构化的守则。在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任务中，他希望能扮演好一个领导者的角色，他需要可以遵守的规则，然而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程序性的支持。他孤单一人，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支持系统。这工作情况对他而言确实糟到不能再糟，因为，从我们刚回顾过的评估结论中得知，这正好违反了奇普·弗雷德里克的基本需求和价值。这些情况注定会让奇普的角色失败，而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没完没了的夜班 奇普不只一天工作12小时，而是连续40天，不得休息，然后才会有一天的假。但紧接而来的，又是两个礼拜的艰苦工作。熬过这些之后，他才能在连续四天晚班后，有一天休假。我无法想象有哪个地方会把这样的工作时间表视为符合人性。由于受过训练的监狱工作人员极度短缺，再加上或许他的上级也没有察觉这样的日常工作量多么不堪负荷，没有人发觉或者是曾经关心过奇普的工作压力和潜在的倦怠倾向。 奇普在早上4点值完12小时的夜班之后，就回监狱的其他地方睡觉——就睡在牢房里！他睡在一个6英尺乘以9英尺大小的囚室里，里头没有厕所，倒是有不少老鼠跑来跑去。他的寝室很脏，因为监狱里没有足够的清洁用具，也没有水可以让他把地方清理干净。在我们的访谈中，奇普·弗雷德里克告诉我，“我找不到东西可以让设施保持干净，抽水马桶是坏的，流动厕所里粪便都满出来了。到处都是垃圾跟发霉的东西。整个地方肮脏恶心得要命。你可以在监狱里看到尸块……那里有一群野狗在附近闲晃（从前萨达姆把被处死刑的囚犯埋在监狱某个地方，那些野狗会把地底的残骸挖出来，这情形一直持续到现在）。每天早上下班时都觉得精疲力竭，唯一想做的事就是睡觉。” 他错过了早餐、午餐，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吃的就是定量配给的美军军用即食口粮。“要喂饱的士兵太多，所以伙食的分量很少。我常常吃起司和饼干来填饱肚子，”奇普说。这位爱好运动和社交生活的年轻人还面临了一些逐渐出现的健康困扰，因为常常感觉疲倦，所以他停止了做运动的习惯，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也让他无法和弟兄们互动交际。他的生活逐渐完全环绕着监狱督导工作，及他所指挥的后备役宪兵打转，这些工作对象快速成为社会心理学家所谓的“参考群体”，这群新的圈内人开始对他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他开始陷入心理学家利夫顿稍早曾描述过的“整体情境”中，这种情境力量会使人的思维陷入狂热，正好比北朝鲜战俘营的情况。 其他出现在值班时间的人 最常担任1A层级监狱夜间值班任务的两个后备役宪兵是下士小查尔斯·格拉纳（Charles Graner，Jr.），以及专业军士梅根?安布尔（Megan Ambuhl）。格拉纳直接负责管理1A层级院区的夜班，奇普得在其他层级的军监中四处移动监督。他们下班后换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Sabrina Harman）接手，有时候则由雅瓦尔·戴维斯（JavalDavis）中士代替接手。上等兵琳迪·英格兰负责档案管理，因此不会被指派从事这项任务，但她常到那里找她的男友查尔斯·格拉纳，还在那里庆祝她的二十一岁生日。专业军士阿明·克鲁兹（Armin Cruz）隶属第375军情营，也常到那地方打转。 “军犬巡逻兵”也会到1A层级来，他们到这里的目的是让狗吓唬犯人以阻止谈话，或是当怀疑犯人持有武器时用军犬强迫他们走出牢房，也可能只是单纯展示武力。2003年11月，五组犬兵团队被送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在这之前他们是在关塔那摩监狱执行勤务。【中士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以及上士桑托斯·卡尔多纳（Santos Cardona）是之后因虐囚被判有罪的两名军犬巡逻兵。】当出现特殊医疗问题时，医护人员有时也会来。还有一些泰坦公司雇用的民间包工，他们前来讯问被怀疑握有暴动或恐怖主义活动情报及消息的拘留者。通常他们需要翻译人员协助才有办法和被拘留的嫌犯互动。美国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及军方的情治人员有时也会来此做特殊讯问。 正如我们可预料的，高阶军方人员极少在半夜造访。在奇普在此当班的那几个月，卡尔平斯基指挥官除了为一段导览影片做介绍时来过一次之外，从来没有到过1A和1B。一位该单位的后备役军人曾报告在他服勤于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五个月内，只见过卡尔平斯基两次。少有其他军官短暂出现在稍晚的午后，奇普会把握这些难得的机会向他们报告监狱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他认为的改进之道，但没有一样获得落实。各式各样没穿军服也没带身份证明的人士来来往往于这两个层级的监狱单位。没有人负责检查他们的证件，他们可以完全匿名地做他们的事。民间包工向宪兵卫士们下指令，要求替他们完成讯问特殊囚犯的准备事项，这根本违反军队行为守则。服勤中的军人不应听从民间人土的指挥。大量运用民间包工来取代之前军方情治单位的角色，结果是军民界限越益模糊。 奇普寄往家中的书信和电子邮件清楚说明了一件事：他和其他后备役宪兵在1A层级院区中的主要功能只是协助讯问者，让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率而已。“军方情治人员为我们打气，跟我们说‘做得不错。’”“他们通常不让其他人看见他们的讯问过程。不过因为他们欣赏我的管理方式，所以破例让我参观。”他骄傲地在信中说到他的属下都善于完成交代的任务，可以成功让被拘留者放下心防吐出讯问者想得到的情报。“我们让他们照我们意思说出我们想知道的消息……用我们的办法有很高的机会可以让他们吐出事实，诵常在几个小时内他们就会乖乖地说出一切。” 奇普家书重复指出一件事，包括中情局长官、语言学者、来自私人军需品包商的讯问者所组成的情治团队，他们全权支配所有阿布格莱布特殊监狱单位中发生的行为。他告诉我那些讯问者他一个都认不出来，因为他们都精心维持匿名的身份。他们很少告诉人他们的名字，制服上也没有身份识别，事实上这些人根本不穿军服。根据媒体的说法，桑切斯将军坚持认为，若打算从被拘留者口中得到可采取行动之情报，最佳方式就是采取极端的讯问手段及彻底保密，而奇普的说法和媒体的描述正好不谋而合。一些针对美国军方人员的监狱规定也让人们容易推卸责任，或许也是促成虐待事件层出不穷的因素。根据一份未标示日期、标题为“操作守则”的监狱备忘录内容，该份备忘录适用范围涵盖高度设防院区（1A层级），其中规定“军情局（军事情治局）不涉足此区”。 “此外，建议所有隔离区内之军方人员对特殊被拘留者隐匿真实身份。高度建议穿着消毒过（去除身份辨识特征）的制服，隔离区域内的人员不应以真实名称及军阶称呼彼此。” 陆军的调查行动也透露了弗雷德里克描述的极端监狱政策的确是事实。他们发现讯问者曾鼓励在监狱工作的后备役宪兵对被拘留者做一些动作，好让他们的身心状态适合接受质问。传统上既存的界限是宪兵只负责拘留程序，军情人员才负责搜集情报，但现在后备役军人也被用来协助预备被拘留者接受强制讯问的工作，两者间的分际渐趋模糊。在一些最糟的虐囚案件中，军事情报人员也被判有罪。像是为了从某位伊拉克将军口中获取情报，讯问者把他十六岁儿子全身弄湿后涂上泥巴，接着赤裸裸地拖到严寒的户外，即是其中一例。中士塞缪尔·普罗南斯（Samuel Provenance，第302军情营A连）曾向几个通讯社表示有两位讯问者曾性虐待一名少女，而且有其他人员知情。我们也将在下一章中看到除了奇普·弗雷德里克的夜班宪兵的虐囚行为之外，一些军人和平民犯下了更糟的虐行。 “我希望‘虐囚案’的调查对象不只涵盖犯下罪行的人，一些鼓励、教唆罪行的人也应该受到调查。”马克·金米特准将、伊拉克联军行动的副指挥官在接受《六十分钟Ⅱ》节目的丹·拉瑟（Dan Rather）专访时毫无特色的人。奇普在当班时被规定不能穿着完整的军服，于是地方的匿名性又与个人的匿名性结合发挥影响。而在他们的周遭来去的大部分访客和民间讯问人员都不用姓名称呼。你无法立刻辨识出负责人的身份，而不断涌入的大量囚犯不是穿着橘色连身衣裤就是一丝不挂，一样认不出他们有什么差异。这是我所能想象到最容易造成去个人化的环境了。 阿布格莱布与斯坦福监狱的相似处 我们已经调查过奇普的工作环境，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奇普和他的狱卒同事们的心理状态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狱卒的相似性。由于个人和地方的匿名性所造成的去个人化效果显而易见，对囚犯的去人性化从以下几点可以明白看出：以号码称呼、强迫裸体、清一色的外观，再加上狱卒们无法了解他们的语言。一位值夜班的宪兵肯·戴维斯（Ken Davis）在之后一个电视纪录片中，描述去人性化如何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他们思维中，“我们从来没受过当狱卒的训练，上面的人只说：‘用你们想象力。让他们乖乖招来。希望我们回来时他们已经准备好要招了。’我们一把囚犯带进来，他们的头上马上就被放上沙袋了。他们把犯人牢牢绑住、把他们摔在地上，还有些人的衣服会被剥光。他们跟所有人说，这些人只配当狗（似曾相识的用词？），于是你开始向人们散播这种想法，然后忽然间，你开始把这些人看成禽兽、开始对他们做出一些想都没想过的事。事情就是从这里开始变得很吓人。” “沉闷”在这两个监狱环境中都起了作用，当事情都在控制之下时，长时间值夜的确会让人觉得很无聊。沉闷是采取行动一个强而有力动因，这样可以带来一些兴奋感、一些有节制的刺激感。这两组狱卒都是自动自发地决定要“找点事做”，决定让一些有趣好玩的事发生。 由于狱卒们在从事这项艰难复杂的工作前并未受过任务训练，实际执行时也没有管理人员督导，于是在不需要对谁负责的情况下，结果当然是全都玩过了头。在这两座监狱中，系统操作者都允许狱卒享有任意处置囚犯的权力。除此之外，狱卒们也都担心囚犯们脱逃或叛乱。阿布格莱布监狱的环境显然比斯坦福监狱要危险得多，后者的环境相对起来也良善许多。然而正如实验结果所示，每当夜晚时，狱卒的虐待行为以及他们对囚犯的侵略性即呈现上升趋势。阿布格莱布的1A层级院区一样如此，只是做法更邪恶、更极端。此外，两个案例中最糟的虐待行为均发生在夜间值班时间，这时狱卒们觉得最不受权威监督，所以可以不必遵守基本规定。 我必须澄清，这里描绘的情境力量并不是像米尔格伦的实验典范那样直接刺激狱卒们干下坏事。事实上，只有一些民间讯问人员曾经鼓励他们“软化”被拘留者，目的是使他们变脆弱。在阿布格莱布——以及斯坦福监狱——中，情境力量创造出一种自由，是这种自由让狱卒们不再受到一般社会和道德观点对虐待行为的束缚限制。显然对这两组负责值夜班的狱卒来说，责任分散的结果是让他们以为可以逃避许多行为的禁忌，而当新出现的规范让一度难以想象的行为变成可接受时，就不会有人挑战他们了。这现象正是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也让人回想起戈尔丁的《蝇王》，当负责监督的成人缺席时，戴上面具的劫掠者就大肆作乱了。这现象应该也提醒了各位，在前一章中提到的匿名性及侵略行为研究。 由詹姆斯·施莱辛格所带领的独立调查小组，比较了这两个监狱情境，提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结论。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在报告中指出斯坦福的模拟监狱环境和阿布格莱布这个完全真实环境之间的相似性。在长达三页的附录（G）中，报告描述了心理学的压力源、囚犯所受非人待遇的基础条件，以及当一般常人以非人性方式对待他者时所牵涉的社会心理学因素： 基于对社会心理学原则的基础性理解，以及对众多已知环境风险因子的意识，根据这两者，完全是预料得到全球反恐怖主义战争期间发生虐囚事件的潜在可能性。（大多数军中领导人不是不熟悉，就是蔑视对其士兵而言显而易见的风险因素。）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斯坦福研究……为所有军方拘留作业提供深具警示意义的教训，而故事发生的环境是相对良善的。对比之下，在军方拘留作业中，军人在充满压力的交战之下工作，面临的环境却是极为险恶。 心理学家已尝试了解平常表现出善良人性的个体及群体，在某些情况下却出现完全迥异的行径，这样的亨是如何发生、原因为何。 施莱辛格调查报告中除了指出有助解释虐待行为发生的社会心理学概念之外，重要的是也纳入去个人化、去人性化、敌意形象、群体迷思（groupthink）、道德脱钩、社会助长（social facilitation）等心理机制。这些过程我们已经在之前斯坦福监狱的篇章中全部讨论过了，除了“群体迷思”之外，它们也全都适用于阿布格莱布监狱。我不认为那种偏差的思考方式（促进形成与领导意见相符的群体共识）曾在夜班狱卒之间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并非以系统化的方式筹划虐待行为。 社会心理学者苏珊·菲斯克及其同僚在一份发表于《科学》期刊的独立分析中也支持施莱辛格调查报告中所采取的观点。他们做出一个结论：“造成阿布格莱布事件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寻常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异常的个人邪恶特质。”他们指出这些社会过程包括从众、社会化的服从权威、去人性化、情感性偏见、情境压力以及渐进升高虐待程度的严重性。 一位前驻伊拉克军人提供了进一步的证词，说明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经验用于了解伊拉克军事监狱中行为动态的适切性，以及强而有力的领导的重要性。 津巴多教授： 我是一名军人，来自于建立克罗珀尔拘留营（Camp Cropper）的单位，这个拘留营是复兴党政权垮台后美军在巴格达建立的第一个拘留中心。我可以肯定，在你的监狱研究和我的伊拉克观察心得之间有明确的关联。我在伊拉克服役期间曾经广泛接触宪兵人员以及被拘留者，亲眼目睹了许多你在研究中所描述过的情境实例。 然而和阿布格莱布的那些军人不同的是，我们的单位受到强有力的领导，因此事情从未恶化到那种程度。我们的领导者了解规则，也制定标准，并且确实监督以确保规则受到遵守。违规行为都会受到调查，一旦事证明确，违规者就会受到应有的处分。对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来说，拘留任务都是去人性化的任务。我认为我在开始的两周之后就开始麻木了。然而领导者的积极作为让我们没有忘掉自己是谁，以及我们来到伊拉克的原因。我十分高兴能阅读到你的实验摘要，它让我能够更清楚地思考这整件事。 心怡 泰伦斯·布拉奇亚斯（Terrence Plakias） 1A层级监狱中的性动态 在lA层级监狱单位的夜班人员中，男女混杂是颇不寻常的特色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缺乏监督的年轻人文化中，女性极具有吸引力。二十一岁的琳迪·英格兰的出现，让这个情绪高昂紧绷的氛围更加骚动不安。琳迪经常在值夜时间来找她的新男友查尔斯·格拉纳，这对情侣很快就开始展开狂野的性恶作剧，把过程用数码相机和录像机拍摄下来。而最后她怀孕了，并在之后生下了查尔斯的孩子。不过琳迪当时在格拉纳和二十九岁的宪兵梅根·安布尔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关系，因为在查尔斯被送进监狱后，琳迪和梅根结婚了。 媒体把焦点放在英格兰、格拉纳和安布尔的三角关系上，却极少报道在伊拉克罪犯之中，有些妓女在后备役宪兵面前袒胸露乳供他们拍照。此外，照片中也有不少裸体的男伊拉克被拘留者，除了上级长官交代必须羞辱他们之外，另一个原因是采购上出了差错，他们没有足够的橘色狱服。有些犯人因此得穿上女人的粉红色内裤。因此之故，强迫囚犯把粉红内裤穿在头上当有趣的羞辱手法，也就不是什么太遥远的事了。 尽管奇普要求分别安置未成年被拘留者和成人，据称仍有一群伊拉克囚犯强暴了一位收容在同一处的十五岁男孩。专业军士萨布里纳·哈曼用记号笔在其中一名强暴犯腿上写了“我是强暴犯”，另一个人则被用唇膏在乳头周围画上人脸，胸部也被唇膏写上他的编号。浓厚的性氛围于是一发不可收拾。证据显示，一位宪兵曾用荧光棒鸡奸一名男性被拘留者，也许还用上了扫帚。男性被拘留者经常受到狱卒声称要强暴他们的恐吓。还有其他证据显示一名男宪兵强暴了一位女被拘留者。活脱一个色情大本营，而非军事监狱。 在众多独立调查中，负责主导某一项调查的詹姆斯·施莱辛格曾描述那些夜班的夜间活动，有些是他亲眼看见，有些是他耳闻，“那里就像是《动物屋》（电影名）一样”。情境不断恶化，超出了任何人的控制。 奇普·弗雷德里克回想这些虐待行为，在他记忆中，这些事集中在下列时间发生： 2003年10月1日到10日：强迫裸体、将囚犯靠在牢房墙上、强迫穿着女性内衣。这些事发生与第72宪兵连即将把工作交接给其他单位有关。 10月1日到10月25日：强迫做出性行为姿势（在军情人员面前一丝不挂地铐在一起）。一位声称来自关塔那摩的不知名人士为格拉纳示范了一些那里使用的施压手段。 11月8日：甘奇（Ganci）院区爆发骚动。事情发生在七名被拘留者被移往屏护区（1A层级院区）途中，他们持有多种武器并计划劫持一名宪兵作为人质然后杀了他。许多我们从媒体上熟知的虐行都在那晚上演。军犬也是大约在这时候进入监狱。 警告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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