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14

对于石原来说，他的建房计划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接下来，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个在他看来最为合适的上梁时间。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借刀杀人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东北主权后，中日民间和军方冲突都开始变得异常频繁起来。早在张作霖做“东北王”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往东北大批移民。当时的移*要是日本农民（也包括朝鲜农民）。没办法，东瀛岛国就那么巴掌大一块地方，本身也没多少地方可以开垦，明治维新搞资本主义后，又是开厂，又是修路，哪有那么多地方可供农民再去耕种。粮食很重要，机器再好也不能当饭吃。这是很朴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养活这么多人口，如果不想实行计划生育，就只能忽悠农民们“闯关东”，到东北去找良田了。但是关东，并不是那么好闯的。来了以后，先是发现没人肯租给他们房子住。这也就算了，实在不行，自己寻找材料，临时搭一个也行。反正东北有的是盖房子的木料。住是住下来了，问题却还是解决不了：没有良田。日本政府有一点没说错，东北土地的确很多，漫山遍野到处都是。问题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除了原住民，那些从中原内地来“闯关东”的汉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谁也不是傻瓜蛋，难道千里迢迢赶来分田分地，为的就是这些连猪都不愿啃的破田烂地？日本农民（包括朝鲜农民）对此相当气愤。可是人微言轻，又没法找忽悠他们的政府算账，两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无名之火统统撒在和他们一样勤恳劳作却一贫如洗的东北农民身上。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并逐渐发展为民间冲突。冲突一起，处于尴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为之精神一振。他们意识到，转移视线和卸罪于人的机会到了。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事件中，最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万宝山事件”。这个万宝山其实并不靠近满洲铁路，更不属于日本人的管辖范围。此地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完全由中国政府自主管辖。事情得从长春县的县长郝永德说起。县长，也就是古之县令，常被称做七品芝麻官。所谓芝麻，也就是跟省以上官员比，如果是放在他那一亩三分地里，权限可不小。有意思的是，这位郝县长还兼着农稻田公司经理一职，属于典型的官商。估计他平日里油水捞得比较足，因此财大气粗，这一年在万宝山地区一气租了三千亩荒地。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雇人开垦的。郝永德身为一县之长，自然懒得管理这种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权又转租给了在周围居住的朝鲜农民。转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鲜农民为了尽快使荒地变成良田，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老本赚回来，他们决定开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对田地进行浇灌。说干就干，近两百名朝鲜农民挑灯夜战，开始了大生产运动。一旁的中国农民可急了。因为他们要挖的这条水渠，长约20里，深度和宽度达到3丈有余，简直就是一条小支流，而中国农民耕种的几万亩熟田（指耕种多年的良田），地势较低，随时可能被渠里的河水淹没。不管哪一国的农民，土地对他们来说，就是命根子。跟朝鲜农民交涉，对方不理。流我们的汗，挖我们的渠，浇我们的田，于你们有何相干。中国农民无奈，只好*。农民申诉，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计就是按照这个办事逻辑和程序，县里派人下去干涉，劝阻朝鲜农民，要求他们停工。这时，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开始插手此事。他们也派人到达现场，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而是带着机枪上阵的日本警察。事情弄到这个地步，郝永德和他的县政府竟然来了个装聋作哑，既不向上报告，也不采取措施，甚至下面连个中国警察都没加派。郝永德，实在是既不“好”（郝），也没有什么“德”。他大概认为这种情形下，自己两不吃亏：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权在我，租约到期了还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处；渠建不成，该向朝鲜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会少。我怕个鸟啊。有了武装保护，朝鲜农民更加有恃无恐，日以继夜地挖渠筑坝，工程进度大大加快。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县衙的态度又如此暧昧，中国农民忍无可忍，被迫自动集合起来上前填渠。一个要填渠，一个要开渠，双方互不相让，立刻发生了大规模冲突。日本警察随即介入冲突，并公然开枪，造成中国农民伤亡，由此引发了“万宝山事件”。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日。本来“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占尽便宜，但最后叫得最凶，哭得最响的却是日本人。在他们的宣传和煽动下，“中国排斥朝鲜人”的舆论遍及朝鲜。朝鲜人民族意识极强，在被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反日活动从未有一天停止过。日本这次有意识的祸水东移，使朝鲜把对日本人的仇恨转移到华人身上，因而引发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排华运动。一周之内，袭击在朝华侨的暴行不胜枚举，华侨死伤无数。房屋被烧十之有九，就连中国驻汉城领事馆也被*分子捣毁了。在日本国内，主张对中国强硬的论调则几乎形成了一边倒的趋势。仅仅三年前，日本在野反对党还因为田中内阁“支持”暗杀张作霖而大吵大闹，三年后，他们已经改弦更张，与时俱进地跟上了潮流，转而猛批若榇内阁对中国执行的是“软弱外交”政策。政友会老大森恪还组了一个代表团，由他亲自带队，到东北和朝鲜兜了一圈，回来后便在国内大造舆论，摆事实讲道理，证明“万宝山事件”不能就这么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大家都这么革命，贵为首相的若榇想想再不表现一下，又得因为“落后”而被炒鱿鱼了，于是赶紧也站出来，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着喊着要跟森老大比“强硬”。军部和关东军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注视着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眼里，政府不管如何表现，始终都是四个字：软弱无能。只有他们手中的刀把子，能证明一切。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三姓家奴石友三（1）东北危机四伏，但年轻的少帅在关内还有更让他烦心的事情。他此时一门心思要对付的，是帐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后起之秀石友三。中原大战后期，石友三来了一把“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投靠了从关外过来的张学良。但是没过多久，老毛病又犯了。因为汪精卫的“广州国民政府”来招贤了。汪精卫不是通电下野了吗？没错。不过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民国前后的政治气候就是如此，对于吃政治饭的人们来说，下野快，上台比这还快。而且这一回，老汪打的旗号不是为自己，是为“朋友”申冤来了。朋友者，党内*胡汉民是也。事实上，汪精卫和胡汉民虽然同殿称臣，资历也相差不多，但并不是什么“朋友”。岂止不是朋友，关系还很差。想当初老蒋羽翼未丰时，搞“宁汉分立”，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和中央（“伪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蒋本人），非要与武汉汪精卫主持的“正宗老字号”分庭抗礼不可。招牌是挂起来了，但缺少重量级人物帮着吆喝。在这种情况下，老蒋便请来了这位因涉嫌刺廖案而被迫寓居沪上的胡汉民，让他做自己的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也知恩图报，屡屡在关键时候帮上老蒋大忙。早年间，老蒋虽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可是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及影响力却远远不如汪精卫和胡汉民。在当时大多数的国民党人心目中，后两人的牌子就是叫得响，甚至有“无粤人汪、胡即不成党”的说法（汪胡二人均为广东人）。对于当时的老蒋来说，拉上胡汉民还不光是撑撑门面的问题。在国民党号称“以党治国”的背景下，老胡一直是蒋介石身边不可或缺的帮手，如果没有他，蒋在政治上是很难与汪进行抗衡的。曾几何时，蒋胡的关系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然而，人总是在不断变化的。老蒋也是如此。自取得中原大战的完胜战绩后，这位三军统帅开始变得飞扬跋扈，俨然唯我独尊，渐渐地连有贡献的“老前辈”都不放在眼里了。他要党政军一把抓，除了管军事，还要管党政，而这却是他多年的“老搭档”胡汉民所不愿意放手的。这位老胡能力很强，给蒋介石办事也确实很是卖力。据说，他给老蒋办党政的时候，一般早上四点半就起床了，然后一直折腾到晚上十一点才肯熄灯睡觉，远远超过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简直比工蚁还工蚁。苦吗？很苦。可老头子乐意。他没别的嗜好，就爱这个。等到中原大战结束，他想得很美，认为既然兵戈已息，老蒋应该马放南山，带着老婆到各地去转转，把党政继续扔给他料理。为此，他还找到了一个现成的例子，说是在土耳其革命中，作为领导人的凯末尔就是这样的，革命一成功，他就把志向移到醇酒妇人中间去了，所有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他的副手。要说这老胡也不知道是不是从前洋墨水喝得太多了，以致于做什么事都爱一厢情愿。让别人一边歇着去，由你来料理一切，这可能吗？其他人不敢说，反正老蒋绝对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休说一个土耳其的凯末尔了，美国的华盛顿怎么样，人家还要豁得出去，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说退就退了。可这不都是在外国吗，咱们讲点国情好不好。说来说去，老外们脑子里都缺了一根筋，哪能跟我们中国人比。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三姓家奴石友三（2）这不是谁要多做或少做一点工作的问题，这叫“权”，知道吗？老蒋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允许自己大权旁落，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呢。中原大战以前那是没办法，一方面必须依仗老胡在国民党内的力道，对包括老汪在内的党内政敌们予以还击，另一方面，旁边众敌环伺，李宗仁、冯玉祥、唐生智、阎锡山这些军头们，或从前面，或从背后，持大砍刀的，拿小匕首的，连轴上阵，弄得老蒋喘口气，喝杯茶的工夫都没有，自然也只好一门心思去抓军事，把党政扔给老胡办理。可中原大战一结束就不一样了。在老蒋眼里，这时候应该知情识趣走开的，不是他，而是老胡。等到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老蒋就捉摸着要把老胡一脚踢开，或至多摆在旁边给他做个花瓶。老胡是那种爱钻牛角尖的性格，给老蒋当牛做马这么多年，到头来岂肯甘于做一个“开会机器”或泥桩木偶，于是决不相让。他还当着众人的面，讲了一个故事。故事上说，一战时，法国有个王牌飞行员，这人老厉害了。逢战必赢，打下的德国鬼子的飞机不知凡几。一战结束回巴黎，自然被奉为英雄。巴黎人诚惶诚恐，不仅沿着路两旁列队迎接，还专门给他派了一辆汽车，让他坐在上面显显威风。这飞行员没开过车，当然也没驾驶执照，但他开过飞机，认为两者区别不大（都是一副铁壳子套一台马达嘛），坐在旁边不过瘾，竟然主动要求自己开车，而大家也就真让他开了——就如同史瓦辛格主演的英雄片一样，你见过那里面他有什么不会的没有？结果可想而知，当场就碾倒了五六十个人！老胡说出这个故事来，自然是有所指的。一战故事其实不过是个原形，如果搬到中国来，那个闯下大祸的飞行员活脱脱指的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老胡的意思是，开飞机你行，我不行，开车我行，你不行。这话可把自我感觉良好的老蒋给说急了，脑子一热，把军人的蛮横都拿出来，派了两个宪兵把胡汉民给软禁在了南京汤山。这样一来，犹如捅了马蜂窝，各路或潜伏或下野的反蒋精英趁势鼓噪。此时汪精卫正在港岛。隔岸打嘴仗没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发表宣言，痛骂了一通老蒋，把他的行为比做是“强盗绑票”，并称老蒋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写得真是十二分的酣畅淋漓，若不是后来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负少年头”一样流芳百世，传之久远。在反蒋这一共同目标的感召下，曾经视同陌路的汪精卫和胡汉民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汪精卫东山再起，只身从香港来到广州，重建新政府，并声称这回要抱团跟老蒋死磕。口号极其悲壮：“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与当年刺王杀驾的豪迈好有一比。不过，光喊口号还是吓不倒老蒋的。要推翻“非法”的南京政府，老汪向来最苦的就是没有枪杆子。经过屡次挫折，他对枪杆子的向往已经快到了神往的地步。只要听到谁手上有枪，基本上是不管素质，不管成份，见人就拉，结果一拉，就拉到了那个只要有诱饵就一准会上钩的石友三。作为军人，石友三曾经是非常优秀的。刚刚入伍的时候，他才不过是冯玉祥手下的一名马夫而已。十多年后，便做到了西北军中最精锐部队的军长，与韩复榘齐名，并称“韩石”，是冯玉祥打仗时最为倚重的哼哈二将。他本人在军事素质上无可挑剔，无论是投弹，还是枪法，均为军中第一。带兵方面，在以治军极严著称的西北军中也堪称翘楚，北洋时代，其部曾是外国公使参观的指定部队，多次接受各国要人检阅。要放在今天，石友三的部队，那就是标准的国家仪仗队。中国有句老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照理说，石友三单纯指挥打仗应该不错，可他偏偏喜欢在政治里面瞎搅和。在当年的各种混战乱战大战中，究竟投在谁门下，就是一个最大的政治。韩复榘也倒戈。但他看准了老蒋是个好东家后，就死心踏地跟着后者干了，从此再无反复。石友三则不同。或许是当初做马夫得到了人生启迪，认为谁给的夜草最肥，做马儿的就应该为谁效力。到他自己，变脸俨然就是家常便饭，后来更成了一种无厘头的纯生理反应和习惯。加入张学良的东北军后，那待遇不可谓不优，不可谓不厚。6个师的编制，每月军饷70万，无论是跟最早的西北军系统，还是后来的老蒋系统（这个系统里面，中央军和杂牌待遇大相径庭）比，都超出远矣。要知道，阎老西为了拉他进“反蒋联盟”，也不过开出了一次性80万的价码，最后还赖皮没舍得给，到手的连对折都不到。汪精卫这次派人过来拉拢，“酬金”是多少呢？50万。比张学良给他的每月军饷还差着20万。可石友三竟然就满口答应了。所以说，这人脑子一旦缺氧，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点职业道德，新锐“倒戈专家”石友三还是有的。他收到钱后，很快就替广州方面出头。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石友三起兵华北，并迅速占领了河北石家庄。但他的运气实在很坏，听到石友三反了，蒋张联手，四面围攻，没几下就把石部给干灭了。没了部队，无大脑的石友三从此再也没有能翻过身来。但是他做的这件“损人不利己”的坏事，却为东北沦亡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为了打击石友三，张学良不得不再次抽调主力入关，东北军又有8万人马进入河北，这无形中使关外的国防力量再遭削弱。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藏不住的秘密（1）时间倒回2个月。民国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东北少帅张学良因患伤寒住进北平协和医院调养。也就在这一天，他得到了来自东北屯垦军的报告：处决了包括一名日军大尉在内的四名日本间谍。日本对东北的情报侦察其实从未中断过。一般使用的幌子为旅游或考察。最直接的后果是，国民政府交通局没做的工作，日本驴友们全都给做好了，而且做得相当认真和到位。在他们绘制的中国地图上，据说连乡村里的每口井都标注得一清二楚。后来阎锡山的晋绥军伏击日军，首先抢的不是武器辎重，而是一张张日版的中国军用地图。要说起来，画地图搞情报这事，在来华的日本人中可谓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反过来，我还就没听说哪位中国留日学生兼职干过这事。鲁迅先生他老人家描绘再怎么仔细，也没想起来要把仙台的地形记录下来，以备日后中国军队登陆使用。虽然不爽，可你还就真得佩服一下小日本那种把绘图艺术进行到底的耐心和认真劲儿。这次艺术活动的组办方是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领衔主演是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饰演的角色是农学家。一名退伍返聘人员友情出演。两名向导：一个蒙古人，一个白俄，算是客串。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一路上，他们没怎么顾得上游览兴安岭的大好风光，而是忙着制作各类标记，对所有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都进行了测绘。当然，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兴安区的中国东北屯垦军。说起来也真不容易，几天下来，这帮人竟然把屯垦军的原始档案都拷贝下来，连将校叫什么名字、营房是否坚固都有详细记录。由于太过敬业，他们忘了自己在观察屯垦军，屯垦军也在观察他们。毕竟人家屯垦军不是一根根兴安岭的木头，任你们贼头贼脑打量就不生疑。于是人赃俱获。这地方是军事禁区，对各国领事馆早有照会：“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四人身上什么都有，有枪，有望远镜，还有早就画好的各种情报，就是没有护照。逮住这四个小子的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长是关玉衡。据他回忆，事发时他并不在团部，前期的审讯工作主要是他的一个团副董昆吾负责的。接报后，关团长连夜赶回进行处理，在确证对方身份的情况下，召集连以上军官开了个会。会议的结果是，大家一致决定按照董昆吾的意见，将四名日谍全部予以秘密处死。这件事情的处理，虽然当时看来比较解气，但在东北形势如此紧张，日本人做着梦都想找点挑衅借口出来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谨慎和适当的。3天后，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详细报告。少帅的复电很简单也很迅速，一共四个字：灭迹保密。本来这个“密”还是有保住的可能的。在处决中村等四人后，关玉衡当场“约法八章”，就是告诉大家，谁都不准把这事给捅出去，否则的话就不得好死（“凡有泄露者，祸灭九族”）。除了间谍罪证予以上交外，中村等人的尸首及衣物也均被“灭迹”。看起来，篱笆扎得很紧。可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一种说法，是说这事是由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率先给说出去的。可日本人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原因很简单，这军官的情妇也是个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这件事当做一件秘闻告诉了满铁一名雇员的老婆，而雇员从他老婆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又赶紧如获至宝地报告给了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藏不住的秘密（2）这个说法似乎与关玉衡的“约法八章”相抵触，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秘密的最终暴露，源于一块手表。中村出发前，本来预定是先在东北兴安岭刺探情报，然后再到吉林洮南，并由当地的日本领事负责接待。眼看着离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这个日本领事望穿秋水，还是没等到中村一行，心里就有点着急了。别是搞情报迷了方向，被熊瞎子给叼走了吧。中村虽然只是个大尉，但却是京城里的官，领事不敢不重视，便派了人，沿着中村出来的路线一路找过去。就是在这一趟“寻找之旅”中，他们无意中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前不久在兴安岭的军事禁区内，曾抓住几个日本间谍，中间还有一个日本的大官，都被东北屯垦军抓住杀掉了。消息的来源是一个修铁路的王姓工头。旁边的人当然不信：还日本大官呢，别是你信口胡吹的吧。王工头说，他这话绝不是吹牛，因为他有证据。穿着便装的日本人听到此处，赶紧把耳朵贴上去。所谓证据就是一块手表，一块牌子叫“三道梁”的手表，而这块手表现在的主人是他的朋友，一个叫李德保的人。“三道梁”手表为当时的日本军官所流行配置，大致相当于现在的诺基亚，没点档次的人别说戴，就连见都没见过，所以王工头一说，日本人马上心里一动，认定他不是随便乱说的。再一打听，手表也已不在李德保手上，而是被押在一家当铺里。日本领事听手下报告此事，当即按图索骥，赶到那家当铺，找出了这块手表，并确认典主正是李德保，李德保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司务长！原来在审讯中村的过程中，他开始还想耍两下武士道，结果被众人打翻在地。就在搏斗的过程中，中村手上所佩带的手表被打飞了，落在门后。当时在场人等谁也没注意。怎么就那么巧，正好李德保来送夜宵，看到就认为奇货可居，不声不息地拾起藏了起来。不久，这厮耐不住寂寞，跑到城里去喝花酒，银子不够，便把这块“三道梁”取出来，押在了当铺内。到此为止，日本人认为他们找到了“中村事件”的铁证。民国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的名义，公布了“中村事件”的调查情况。在他们所公布的所谓事件真相中，中村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已全部被隐瞒，展示给公众的只是一个到中国来旅游兼考察的四人团，被“暴虐”的东北军“谋财害命”的全过程。那块“三道梁”牌手表成了关键“物证”。此事一出，日本国内各大政党和团体，甭管在朝的，还是在野的，一个个唾沫星子乱飞，都纷纷鼓噪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予以“膺惩”。此时的东北大地想不出点事都难了。第八章 今夜无人入眠 山雨欲来风满楼自始至终，有一个人一直很兴奋，他用他那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敏锐地觉察到，自己苦心经营两年的行动计划，即将在眼前实现。这个人就是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在对东三省的军事侦察结束后，他和板垣便在关东军乃至军部内各搭了一个“满蒙行动”的秘密班底。时间地点也都确定好了。时间初定于1931年9月28日。之所以要选这一天，那也是有讲究的。因为此时正是秋熟之后，东北各地的庄稼刚刚收上来。没了青纱帐遮挡，可以保证部队行动的效率。最初石原的设想是招一批浪人，让这帮孙子穿上东北军军服，然后对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发动袭击，以此来挑起事端。后来又觉得不妥，认识到这样一来，牵涉人数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人多嘴杂，难保不泄密。这样就又回到了当年策划“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为极少数人在铁路上进行爆破，然后再赖在中国军队头上。石原把这个爆破点选在了南满铁路柳条湖段。柳条湖位于沈阳北部，距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只不过六七百米。六七百米，也就是一里路多上一点，铁轨爆破后，关东军几个冲剌就能杀到北大营。为什么不能一开始就发动直接进攻，而非要嫁祸于人呢？石原考虑的很精细：除了欺骗外界外，还得蒙过军部。根据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未得到上级命令的情况下，是没有擅动军队的权利的。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那就是发生紧急情况时，可先进行便宜处置，然后再报告。如果中国军队把铁路都给炸了，情况还不算“紧急”吗？为了助石原成事，有人还特地给他送来了大炮。作为奇才，一般都不太善于搞人际关系。石原也是如此。但是欣赏他的人倒也不少。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大佐（陆大23期）就是其中之一。提起永田铁山，当年可算是一个人物。在巴登巴登泡温泉的狂人里面，这位仁兄是和冈村宁次肩并肩挨在一起吹过老牛的。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永田铁山到满洲视察，发现沈阳城墙比较坚固，一旦攻城还得用上重炮。回去后就批了个条子，从国内支援两门大炮给关东军。这两门大炮口径都达到24公分，块头不小，如果堂而皇之运过来，那挑衅打架的姿态就太露骨了。所以得保密。大炮首先被拆卸开来，炮身被放进一个好像棺材的大木箱里，然后再搬上船。为了隐蔽身份，这艘装炮的船既不是军舰，也不是货轮，而是一艘货真价实的客船。连负责装卸的士兵，都穿上便衣，扮作了船上拖运行李的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