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抗日战场-2

真是气人，但也没办法，只得静待时机的变化。第一章 闯关东 奋斗（3）吴俊升在军队里的资历比张作霖还老，因为小时候被冻伤的缘故，说话不利索，人送外号“吴大舌头”。这兄弟虽然长得傻大黑粗，却也自命英雄，颇有与老张争山头的架势。现在就看谁的运气最好，耳朵最灵，动作最快了。宣统三年（1911年），南方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剑锋所指，各省群起响应。东北革命党准备推出的是一个重量级人物——蓝天蔚，此时任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师长）。得知消息，继任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大惊失色，他意识到自己已坐在了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口上。既然省城之兵不能指望，赵尔巽能想到的“勤王之师”只有两个，一个是张作霖，一个就是吴俊升。在他眼中，这是两个最能打仗也最可靠的人（“忠勇可恃”）。救人如救火，快发电报吧。张吴二人几乎同时接到电报，如果单就直线距离论，吴俊升应该稳赢。可是他迟疑了一下。传下来的命令是：行李还没装备好（“行装未整”），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明天一早就出发。第二天，不用上路了，因为已经有人远远跑他前面去了。老张在接到电报后，一分钟都没耽搁，马上点起500骑兵，打马扬鞭，往奉天飞驰而来。经过吴俊升的营地时，估计这傻大个还在呼呼大睡，老张就派人去他大帐里等着。等大舌头醒了，来人告诉他：“张统领”（张作霖）过境，不过“迫于严令”没敢停下来和你喝杯酒，只有到省城相见了。吴俊升傻了，这才知道张作霖的厉害之处，过了好久才叹息着说，你们张大人真不是凡人啊（“张公抑何神也”）。机会已被老张牢牢抓住。吴俊升作为曾经的对手，第一个出局，后来甘拜下风，反过来成了跟在老张后面混的小弟。接下来的对手无疑就是名气很大的蓝天蔚。蓝天蔚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被称为湖北新军中不可多得的将才。据说武昌的革命党人本来是打算拥他为都督的，可因为当时他人在奉天，一时赶不过来，这才让黎元洪捡了一个现成便宜。张蓝二人，如果面对面考试，老张没准会输得连家都不认识。何况此时蓝天蔚手里的筹码要远远超过对手，一个师即使不出击固守城池的话，对500远道而来的骑兵，也是以逸待劳。谁更有胜算一望可知。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是谁也没有想到的。还没正式交手，蓝天蔚就换了便装走人了（“易衣遁”）。一个重要理由是：来敌势大，恐奉天不能支持。这位士官生不知道，“势大”，那是老张“造”出来的。张作霖在未进奉天前，就把一部分骑兵撒开，让他们到周围的客栈、商号和民宅，只要有人的地方，就猛贴海报。于是，到处都是海报，到处都有张的骑兵，给人的感觉就是，援兵铺天盖地，不是5百，而是5千，甚至5万。蓝天蔚出走后并没走得太远，他住在大连日租界，仍想以“临时关东大都督”的名义遥控指挥东北起义。这时候的革命党人，纵使“名将”，也实在幼稚得可怜，无论胆略还是谋略，都远不是张作霖这样的老混混可比。掌兵权的都不在了，再怎么遥控得好，剩下来的人也翻不了天了。张作霖由此看穿了革命党人的虚弱。你们不是怕我的枪吗，好。开应对会议时，还没等革命党开口讨价还价，他就啪地一声把手枪摆在了桌上：张某何许出身，大家应该拎得清吧？在黑洞洞的枪口之下，赵尔巽终于得以重掌东三省政局，而张作霖亦因功受赏：*革命党人有功，被封为关外练兵大臣。民国元年（1912年），龙旗换成五色旗，北洋祖师爷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张作霖也由清国的旅长升为了民国的师长。当师长后，老张却发现上面拨下来的军饷不够发了。其实这种事情在百废待兴的民国几乎是通例，别人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克扣。张作霖认为这样会影响部队士气：工资都发不全，凭什么让我们给你卖命。如果在清代，可以号召大家用钱来捐官捐功名。不过这是旧社会的事，新社会已经没有人公开这么干了。张作霖想了一个办法：赌。奉天城里，老张就是实际的老大。那些跑官买官托门子的，都想来走他的后门。一问，接近老张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和他赌。进得张府，老张连对方姓名都不问，马上就开赌。上门的人都知道，赌是假，送钱套近乎是真，所以开始都没真想赢老张的。可是赌着赌着，却发现不对劲了，不是你想不想赢老张的问题，而是非得输个底朝天给他的问题。受死鬼老爸的影响，老张的赌技绝不输于他的谋略，称得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东北赌王”，什么推牌九，打麻将，押大小，无一不会，无一不精。赌局来去又很大，不是几百块，而动辄就是几千甚至几万。脸上流汗了，还是留两个子打的回家吧。且慢，张府赌博是有规矩的：钱不输光不许散！有吃不消这种打击的，只好知难而退，从此再也不敢来买官了。但也有誓死不退的那种，前前后后来过好多趟，最后就真的把家底都输光了。完了，这不是要家破人亡了吗。不用怕，老张不是那种赶尽杀绝型的，他会把你留下来吃饭，吃饭的时候就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以前做过什么事。然后，他当着你的面写个简历，让你回家去等。不用多长时间，你就会收到大小一张委任状。大家都知道，在老张手下当兵绝对没有亏吃，薪饷一个子都不会少你的，而这些都是靠他老张赌博“赢”过来的。民国五年（1916年）4月，张作霖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从此正式登上封疆大吏的宝座，东北军政大权在握，一时风光无二。第一章 闯关东 玩的就是忽悠（1）民国年间，无论多么了不得的枭雄，若得不到列强的支持和认可，别说争霸天下，连站稳脚跟都难，这是当时的一个客观事实。日俄战争后，列强中真正在东北能玩得转的就是日本。虽然它没能如愿以偿地从战败国沙俄身上捞到什么战争赔款（白俄是有名的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但却继承了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权，并且驻有一定数量的军队。只不过日本人当初在东北找代理，一开始对张作霖这样的人也不是很上心。他们最中意的是所谓宗社党。宗社党并不是一个党派，只是一个团体。说起来，这个团体的两个核心人物都与抗战史上臭名昭著的一个大汉奸、大间谋有关。这个人就是川岛芳子。两个核心，一个是川岛芳子的老爸肃亲王，一个是川岛芳子的养父、日本浪人川岛浪速。这两人合在一起，变着法地想搞“满蒙独立运动”。如此一来，便合了日本政客的胃口。不过，想法是好的，要变成现实就不那么容易了。肃亲王不是老张，赌博既无技术，又欠运气，所以第一把就输了，而且输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老人家冒着千辛万苦，借巨资买来一大批军火，准备通过走私的方式运到内蒙古去，结果被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截获了，近五十辆大车的军火白送给了人家，自然“独立运动”就无从谈起了。外援接济不上，只能靠草原上自己的人了。宗社党接着又拉拢上了蒙古叛匪头目巴布扎布。巴布扎布也毫不含糊，很有点给人当枪使也幸福的劲头，立即在内蒙聚众起事，并亲率五千骑兵向奉天杀来。老张和陶克陶这样的草原猛男都干过架，还怕你，结果几个勾拳下去，就把叛匪给撂倒了。巴布扎布本人虽然骑姿英武，但架不住奉军的炮火凶猛，最终也光荣的“死逑”了。日本人眼睁睁地看着宗社党从意气风发走向溃不成军，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阿斗型的选手终究是不能成器的。张作霖不失时机地向沮丧的日本政客们伸出了橄榄枝。这时的老张在东北地面上算是占住了脚，但以他摸爬滚打多年的经历，深知若不跟日本人打好招呼，未来仍然只是一个摸不清深浅的未知数。刚当上师长，张作霖就去拜访了日本关东都督（关东军司令前身），说了一大通好话。无非表明两层意思，一层是自己对日本有好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亲日派”，另一层意思是“我办事你放心”，一副惟命是从的样子。拜完军人，还得拜政客。老张随后又主动联系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表达的意思也差不多，只是更加声情并茂一点。如前所述，老张的热情，起初并没有能够打动这些日本军政要员的心。道理很简单，那时候上门来拍马屁搞投机的人太多了，都排着队拎着烟酒来的，比张作霖更大的官也没少见。老张走后，他们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又一个投机取巧的。随后便把老张的名片顺手扔进了废纸篓。但是时间会证明一切。等到发现宗社党也不行了，日本人终于意识到张作霖还是有几把刷子的，于是逐渐达成了共识：要扶就得扶这样的实力派。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老日”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很为从前漠视这位主动送上门来的“亲日派”感到悔恨，一咬后槽牙，便开始下血本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在与直系吴佩孚的角力中，张作霖吃了败仗，不得不退回关外。这是他第一次入关争霸的尝试，却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不过老张没有气馁，他转而实行“精兵主义”，计划通过“整军经武”（整训部队）来提高部队的档次，以图东山再起。第一章 闯关东 玩的就是忽悠（2）部队好不好，武器很重要。鉴于中国连年战乱不休，为了避免战火越燃越旺，危害到各自的在华利益，当时各国都有约定：你甭管帮哪家，一个原则，不能卖武器给中国。当然了，约定归约定，私下里怎么干那是另外一码事。日本在奉军“整军经武”的第一年就卖给张作霖100万军火。第二年，运至东北的军火数整整翻了三倍，达到300多万。由于张作霖不能直接从欧美进口武器，日本还搞了一个代购，先自己从意大利购进1万支枪，12门炮，然后再转卖给奉军。这么个倒腾法，已经不是光打打擦边球的事情了，大家又都不是傻子，哪里会一点都看不出来。闲话一多，日本人觉得老是这样偷偷摸摸的终非长久之计，所谓“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这么着吧，我投资，给你盖兵工厂。东北兵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和工程师全部都来自于日本。那时除了清末张之洞搞的汉阳兵工厂，整个中国还没几座像样的兵工厂，无论哪门哪派，其武器大多需要依赖于进口。与他们相比，奉军顿时优势立显。除了武器，日本还在奉军中派驻军事顾问。当然这些家伙本身就居心叵测，业余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奉军中剌探军情，物色和培养亲日军官。张作霖虽然得到过日本的帮助，但双方关系很早就埋下来了裂缝。最根本的争执点即在“满洲权益”上面，而所谓的“满洲权益”，又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签下的“二十一条”。民国建立之后，满蒙仍然划入中国版图，这让日本人大为泄气。既然一口吞不下，只能慢慢嚼了。为此，他们盯上了袁世凯，并把他们对中国的野心和对满蒙的企图，一块打包，弄出了一个“二十一条”。近人述及袁氏，一个最恰如其分的评价就是，此人不学有术，而且很有术。当年，他被日本人揿着脑袋签“二十一条”实属无奈之举，但也没少用“术”。老袁先拖。早在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就竭力拖延谈判时间，本来一个礼拜开五次会，偏开三次，每次谈判都要“请茶”，导致会议不浪费两三个小时都没法进入正题。最后日本人火了，向北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不签字，即宣战。当时日本以向德国宣战为借口，已经出兵占领山东，宣战威胁并不只是口头讲讲。反正打德国是打，打你中国也是打。北洋政府认为，至少在十年之内，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在限期到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内，中方代表不得不低首签字。字是签了，但老袁却从侧面着手，耍上了“阴招”。事前，日本曾要求整个过程必须“绝对保密”。袁世凯却根本没给日本人保密，他通过有意制造“泄密门”，把这件事弄得满城风雨，国内国外无人不知。这下可好，先别说国内因此风起浪涌的爱国运动，列强首先不干了，说好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你现在要独吞中国，把它作为你的“保护国”，这事做得也太不地道了。结果，明明签了字的文件却无法执行。日本人恨死了这个袁大头，自此便积极支持倒袁。史学界甚至有一种意见，认为后来袁世凯在“称帝丑剧”中的败亡，很大程度上缘于日本的“强力倒袁”。袁世凯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死前留下了一张纸条：“（我的死）为日本去一大敌”。“二十一条”共有五大项，与“满洲权益”直接相关的，是第二项。该项条款除把南满铁路和旅大的租借延长至99年外，还要求日本在满蒙拥有各项特权。第一章 闯关东 玩的就是忽悠（3）日本人把援助张作霖，作为实现和扩大“满洲权益”的一个捷径。在他们看来，双方是债主和债权人的关系，今天给你一点利，明天就可以向你收高利货。但是老张却不这样想，他认为大家是合作的关系，江湖朋友，兄弟一场，你拉我一把，我记在心里，有机会就回报你一点，也不欠你情，但你不能永远得寸进尺，无休无止，甚至跑到我家里来，动我家产的念头。这种矛盾冲突在张作霖入主中原后达到了顶点。民国十三年（1924年），张作霖再次挥师入关，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举击败了吴佩孚。自此，在北洋政府内部，奉系独掌政权。这称得上是张作霖一生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差点被冻死在雪地里的流浪儿，一个居无定所声名狼藉的红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万人仰望的“张大帅”。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可是日本人却把张作霖的成功完全看作是他们的功劳。陆相宇垣一成（陆大第14期）甚至说，现在有很多笨蛋，以为张作霖掌控*是老天照应，“天佑之福”，真是个大笑话。要不是我们“暗中给张以相当之支持”，哪里会有这么好的局面呢。与此同步的，就是对张作霖索要的价码在级级攀升。民国十四年（1925年）11月，发生郭松龄倒戈事件，奉天危急，张作霖面临着下野或被杀的危险。情急之下，他从关东军中雇用了62名炮手，并借用了大口径重炮，这才挽救了局势。不过在这件事结束后，他马上就登门酬谢，专门拜访了日本关东厅长官和关东军司令，并拿出一笔钱打赏了帮他出力的日本军人。老张认为自己欠的人情应该还掉了，感谢的话也说了，钱也给了，已经仁至义尽。可是日本人却抓住这个事情不放，很快又扯到“满洲权益”上去了。这个时候的张作霖身份有了很大不同，已经不是原来单纯的“东北王”了。特别是入主中原后，他有了更多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而且他也很清楚，如果无限制地答应日本的要求，不光对国家安全是一个威胁，也会对他的个人声誉带来致命伤害。后者甚至可能让他失去争夺北洋领袖的资格。他因此私下对别人说，我过去做胡子不要紧，不过是三百六十行之外，找碗饭吃吃，但如果被别人骂成“卖国”就不一样了，那是子子孙孙都要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的，万万使不得。他一度想学他的老对手吴佩孚的样子，依靠英美来制衡日本，但在见效不明显，日本人又逼得太紧的情况下，最后不得不继承“北洋传统”，明的搞不过，暗里使绊子，同时还加上了一点东北特色的“忽悠”。通过一次次谈判，表面看来，日本得到的实惠确实不少，比如放宽移民限制，取得东北的土地商租权和内地居住权，又比如在东北增设日本领事馆。这都是“二十一条”上明确要求的特权，只是一直没有实际兑现过。当得知张作霖在这些条款上松口时，日本人最初也颇为之狂喜了一阵，晚上高兴得连觉都睡不着。第二天醒来，却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原先想得挺美，要通过扩大移民的办法，今天二十万，明天五十万，后天一百万，最后使东北的汉人变成少数民族，日本人则成为社会主流，不费什么力气，就把东北变成日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曾想，你快，别人更快。人老张就是闯关东的后代，搞移民？谁怕谁。在他的暗中支持和鼓励下，汉民闯关东的速度和人数顿时以N倍增长，从内地省份一车皮一车皮地涌入关内的人们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而且，个个跑得飞快，愣是把拖着木屐走得慢慢腾腾的日本人给甩在了后面。更惨的是，等他们好不容易移了过来，竟然发现无房可住。原因是奉天政府发了一条非正式命令，禁止中国人租房给日本人。所谓非正式命令，是相对于正式命令而言的，说穿了就是当事人心领神会，却又让旁人抓不到任何把柄的东西。依我看，这招最狠。南方人体会不深，北方人尤其是东北人能听到牙缝里直冒冷气。上个世纪早期的全球温室效应还没现在这么严重，不用说，东北的那个气候……日本人并非个个都是传说中的忍者神龟。于是，十分不堪。这时候，老张躲在屋里嘿嘿地笑了起来：小样，还治不了你了。想把咱老张当枪使，咱老张就把他当枪使。想糊弄咱老张，咱老张就把拐做成轮椅再卖给他。东北二人传的智慧原来是有历史渊源的。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由赌始，由赌终对于日本人来说，本来印象中应该很好使唤的张作霖已经渐行渐远。原因嘛，不外乎还是那条——这个厨师不看菜谱看上兵法了！决不能就这么算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4月，退役的大将田中义一（陆大第8期）组阁，在亲自兼任外相后，立即宣称要采取“积极对华政策”。怎么个“积极”法呢，3个月后的东方会议给出了答案。就在这次会议上，具体确定了下一步要采取的对华政策，那就是光搞点外交抗议等不痛不痒的小玩意不够了，要开始动拳头。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国内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期，这就是第一次北伐战争的开始。此次北伐由国共两党联合发起，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先统一两广，随后一鸣惊人，竟然把北洋军阀中号称能战的吴佩孚都给打垮了。通过观察，日方认为，北伐军是一支由黄埔精英组成的新式军队，已具有“党军”雏形，与北洋军队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仅仅军纪一项，直奉两军就差得很远。虽然张作霖前面还有一个孙传芳，但只要北伐军打过去，孙传芳是挡不住的，那样的话，奉军也可能要输，一输没别的招，准是又要退回关外。奉军重新回满洲后，鉴于张作霖以往“没义气”的表现，他还是不会对我们日本让步。怎么办？与会的关东军代表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缴械！在山海关那里，就把奉军的武器都缴掉，让张作霖变成一只没有牙齿的老虎。牙齿都没了，就算放他回满洲，还不是我们想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此，涉及“满洲权益”的问题就可以“一气呵成地解决”。于是，缴奉军的械得到田中的认可，被写进了东方会议的决议内容。另外，对广州政府发起的北伐，他们也非常忌惮，视之为“严重的问题”，提出至少要把北伐阻止在华北。日本人还没动手，革命阵营内部却先出了问题。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话不投机缘于国民党忽然翻脸不认人，搞了一个“四一二”政变，对曾经并肩作战的共产党动起了刀子。此举无异于自伤羽翼，使北伐力量大为削弱。四个月后，北伐军会攻徐州遭到失败，至此，第一次北伐终于以光荣开始，以灰头土脸收场。失败了就要有人承担责任，所谓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负责军事指挥的一共四个人，除了担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外，还有白崇禧、何应钦、李宗仁。让谁出局呢？大家都望着老蒋，领头的是素称最能打仗的“小诸葛”白崇禧。老蒋脸上挂不住了，他看看何应钦，因为李白都属于桂系，只有何应钦算是能跟他穿一条裤子的。悲哀的是何应钦却把脑袋低了下去。真是伤心。老蒋一跺脚，只好走人。怀抱既然不能逗留，那就在离开以后好好享受一下吧。老蒋跑到日本去了。这世上的好事，除了当官，还有娶老婆。后面这件事干得很漂亮，到宋家一提就成了，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眼看就可以抱得美人归。老蒋志得意满之余，开始办一件对他的未来更具特殊意义的大事。他在东京遍访政要，但最重要的还是与日本首相田中的会面。虽然这时他的身份已是平民，但谁都看得出，此辈重新上台只是早晚的事。日本人对此也心中有数，要不然贵为国家总理，日理万机还来不及呢，有什么时间跟你一小小百姓唠嗑。当年孙中山创立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日本是支持的，像犬养毅、头山满这些政坛大佬，都跟先行者是老朋友。老蒋理所当然地认为，日本会继续支持他北伐。可是他失望了，因为田中兜头浇来一盆冷水。田中说，你们不是已经打到南京了吗，知足吧，统一长江流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再往北边去呢（“何以急急北伐为”）？老蒋的心立刻凉了。不北伐，统一全国，国民党如何坐得天下，这日本人什么意思啊？随后，老蒋就举太平天国失败的例子，说他们不是也进了南京城吗，可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清朝给灭了，北洋政府也一样啊，我不灭他，他就要灭我。甚至在谈话中老蒋还不惜触及对方的利益：中国不统一就没法安定，你们是靠得很近的邻居，自然也安稳不了（“固为中国之大患，而亦非日本之福利也”）。然而，老蒋注意到，不管他费多大劲，田中始终不改初衷，一听到“统一”这两个字，就像被蛇咬了一样，脸色立刻就变了（“辄为之色变”）。没法谈下去了。真是失败。其实双方都已摸到对方的底牌，那就是“统一中国”。概而言之，日本鼓励中国分裂，不希望统一。在他眼里，中国是块大饼，只有拆分开来，才便于更好地下嘴。作为以强势自命的日本首相，田中宁愿和自己打交道的是两个割据南北的诸侯，而不是一个统一了的中央政权。不光是田中这样想，当时的日本军政两界都有这样的“危机感”，即无论谁统一中国，都会以一个新的主人面孔来对待日本，张作霖就是一个现成例子。较之北方政府，南方政府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这趋势，它那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迟早有一天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以后必然会牵涉到“满洲问题”和“收复失地”。这次失败的谈话，让老蒋如鲠在喉，认识到田中“毫无诚意”，中日今后将没有“合作之可能”。日本人的眼光没有错。只是转个身的工夫，老蒋就完成了华丽转身。回来的时候，比走之前还风光。除继续担任三军总司令外，同盟者中又多出了冯玉祥和阎锡山，北伐势力更为强大。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蒋、冯、阎、李四兄弟联手组织二次北伐，他们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对奉军发动进攻。没有任何意外，日本人也出手了，这就是“济南惨案”。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济南惨案“济南惨案”的影响和后果让中日双方，包括南北政府都始料未及。二次北伐，北为冯阎，南为蒋李，都想抢入京的第一功。老蒋更是急如星火，恨不得立马就占领北京，在国人面前好好地表一表功，过一过领袖瘾。最快的当然是坐火车。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平汉线，一条是津浦线，从老蒋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比从津浦北上更近的了，直接从南京这里就可以上车，而从平汉走还要弯弯绕，到武汉去坐车呢。因此，他宁可让李宗仁从平汉走，他则沿津浦一线，那样的话，老李就是生出两条腿来也跑不过他。但是另一方面，技术问题很简单，政治问题却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因为日本在山东的利益比较集中，驻的兵也多。他们把北伐军经过山东特别是济南视为侵犯其“帝国利益”的表现。早在第一次北伐时，日本就曾出兵干涉。只不过那次北伐军因为打了败仗，没能进入山东。现在是第二次北伐，会不会遭到干涉呢，对于这个问题，老蒋也考虑到了。自从国共彻底决裂后，国民党跟苏联的关系算是没得救了，由于闯入了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圈”，和英吉利也红了脸，至于美国，提也不要提，那时候就是美帝国主义，国民革命要打倒的主要目标，两只老虎中的一只，岂能跟它做好朋友。但是出门在外，江湖险恶，总得有一个朋友或者是靠山吧。前面说过了，老蒋下野后就在日本为他复出打基础了，其用意就是想把日本拉过来靠上一靠，但是田中的回答却让他大失所望。不过他这时候仍然对日本有所期待，日本人说要*，他也*，在思想上没有什么不同啊。在内心里，老蒋虽然已不再指望日本能全心全意地帮国民党，却看不出这些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拆他的台。现在过济南，他就提前打了声招呼，探了探日本人的口风。日本驻南京公使馆武官辅佐官佐佐木到一（陆大第29期），给他吃了颗定心丸：田中首相让我给您带话，日本政府不会阻止北伐军的行动，请您放心。首相都让我放心，那我还怕什么。这次不仅要让自己的部队第一个进京，还要亲自率队。为防万一，老蒋顺手把佐佐木哄了过来，带在身边，跟自己一道北上。让他没有料到的是，日军竟然“先发制人”，把第6师团（熊本师团）都派了过来，双方冲突大爆发时，什么佐佐木之类全不顶用，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老蒋真是太急着上北京城吃糖葫芦了，他可能已经忘记去年田中在东京对他说的话了：“何以急急北伐为”。田中承诺的是，他不会阻止北伐军在南方行动，可要是过山东到华北去，那他就断不会感到高兴了。你得看看人家是靠什么招徕生意的——积极，连自己的“软弱前任”都曾派兵到济南，他田中能站在一旁看风景吗？至于进济南的日军为什么表现如此疯狂，则是因为他们的“敬业精神”还远远超出了田中的要求，田中让他们阻止北伐军过济南即可，他们却想通过此举好好地吓一吓中国人，甚至欧美人：让你们不听话，说不能过界就是不能过界。老蒋受惊之余，把那个佐佐木叫来，当着面狠狠地训了一顿，说我们革命军今后恐怕不能再跟你们日军做朋友了（“不能提携”）。话虽狠，手却不敢辣。老蒋吃了暗亏后，只好“忍辱负重”，命令在济南的北伐军后撤并退到徐州以南，其他后续部队则绕济南而行。人皆道老蒋就吃了这么一个亏，其实远不止如此，由于大部队不能北上，他只得放弃了统率亲兵进北平的计划，把华北的活交给了冯阎，如此，日后北伐即使成功，其对北方的实际影响力依然微乎其微。咬碎牙还得和血吞，这个滋味太难受了。老蒋至此把最后一点打算沾日本光的幻想都丢掉了，什么三*义、五权宪法都暂时往后摆摆吧，置于首位的是“国耻”。内政如此，外交也全面转变风向，开始与曾经最不屑的美国靠拢，至于以前颇不待见的“帝国主义老巢”国联则成了投状纸的首要选择。由于变化太快，当时连老蒋的盟兄、外交部长黄郛都因此被抛出局外。不是黄郛犯了什么大错，而是他在老蒋心目中已失去了“价值”。老蒋本来是靠他来办对日外交的，既然国民党有意跟美国套近乎，那就得换英美派的来，此人就是继任的王正廷。当时中日关系紧张，老蒋病急乱投医，希望赶紧拿老美这张虎皮来吓住日本人，造成彼方如果逼迫太急，美国要来撑腰的假像，所以根本顾不得什么兄弟情份，亲自给黄郛发去一份电报，让他从外长的位置上下来，而且赶快下（“请兄暂行辞职，并望从速”）。黄郛目瞪口呆，卸下官职，含着眼泪上了莫干山。“济南惨案”对老蒋剌激之深，可谓无以复加。很多年后，一直被锁在档案中的蒋介石日记终被解密。人们在里面看到了一些老蒋先前“不能说出的秘密”。他在当天的日记上写下了三个字：“不抵抗”，但以后的每一天他都要加写两个字：“雪耻”，并且还要额外弄一个金点子出来，说明怎样才能“雪耻”，也算煞费苦心。第二章 由赌始，由赌终 息战对外（1）“济南惨案”发生后，由张作霖主政的北洋政府亦大受震动。当日军在济南与北伐军大打出手时，奉军并未乘势而上，而是选择了迅速撤出山东。当时在北洋军人中带有一个倾向性的意见是，不能再打下去了，大家你斗我，我斗你，最后只会让日本从中渔利（“国内政争致外人乘隙，辱我孰甚”），应该采取的办法是“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可是北方说喊停，要是南方仍不罢休怎么办呢？不管它，我们未战就先赢得了“公理”，到时候即使出关也有面子了。这一意见首先得到了在河北前线负责军事的杨宇霆、张学良的支持，不过他们提出，为免过度剌激日本人，最好不要公开提“对外”这两个字（“万勿倡言对外，致激日方之反噬”）。老大张作霖深以为然，拍案定调：就这么办！民国十七年（1928年）５月９日，张作霖主持的北京政府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布“息兵”，同时命令前线奉军后撤，以便让南京政府能够腾出空来对付日本人。日子是老张特地选的，十三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被迫接受了“二十一条”，从此它就成了中国的国耻日（即“五九国耻”）。老张的用意再明显不过，他要用此举来为北洋军人正名，洗刷过往之耻。由于通电里没有“对外”这一条，当时日本政府只是认为张作霖在关内扛不住了，便又动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老张答应“满蒙新五路”。提起这个事情，还说来话长。在张作霖入关后，趁着他不在奉天，日本驻奉总领事吉田茂曾找到奉天省长，要求东北方面立即停止自筑铁路，实在要筑也行，那得借他的款，受他的制约。要是我不干呢？那就对不起了，我的南满铁路就再不会帮你运一个兵。老张从奉天省长那里接到报告后，大怒：你不让我自筑，我偏要自筑。见总领事碰了壁，田中以为是规格还不够，就又派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上场。芳泽走的是正规渠道，他向张作霖提交了一份“满蒙觉书”（也就是满蒙备忘录），要求老张对满蒙“一切悬案”来个一揽子解决。老张哼了一声，我现在是全国大元帅，管的是全国的事，满蒙属于地方，你应该找地方办理才对。芳泽脑子死，他回来后，还傻乎乎地真准备去找奉天省交涉。没想到这次人家省长都没用露面，群众就把芳泽给吓跑了——奉天爆发了2万人的反日示威大*。用爱国运动来对日方施加压力，那也是老袁在世时就用过的招数。吉田和芳泽两个人都铩羽而归，把一个人急得顿足大叫：你们一个太急躁，一个太笨蛋，还是看我的吧。此人是满铁（南满铁路公司）总裁山本条太郎。满铁有政治机关的性质，但外面打的招牌就是一个纯经营机构。有了这个面具作掩护，山本便采取了“人性化”交流手法，派多年在张作霖身边做顾问的两个人去进行“秘室交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