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4

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最成功地改变自己的身份的人群当属妇女——她们认为自己有权质疑自己的社会地位，她们的这种思维方式对总体政治觉悟的提高能够提供宝贵的借鉴作用。弗古尼亚·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间》 (1929)的开篇部分，描绘了她在一个秋天的剑桥大学之行。在此行中，她决定到三一学院图书馆去看看——为了查阅弥尔顿的《利西达斯》和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的手稿。然而正当她准备步入图书馆时，“一个面部带着反对的表情、满头银发、慈祥和蔼的绅士”出现在她的面前，“用低沉的声音含着歉意说，女士们只有在一名校务委员会委员的陪同之下，或持有介绍信的情况之下才能准许进入图书馆”。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伍尔夫遇见的是歧视妇女的国家根本原则之一：妇女没有享受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权利。很多妇女会因此种事件而受到伤害，但很少有人能够对此一令人生气的行为从政治的角度做出反应，很少有人除了怨天尤人之外还会采取其他的举措。毕竟，在历史上妇女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男人同样的受教育权利。我们应该知道，一些英国最著名的医生和国会中的一些政治家认为妇女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思维能力落后，是因她们的颅骨太小的缘故。那么，当一位绅士拒绝一位妇女进入图书馆，而且特别是在他带着道歉和微笑很有礼貌地说出这个意思的时候，这名妇女还有什么权利来怀疑这位绅士的动机呢？伍尔夫并不是一个轻易就忍气吞声的人。她使用了最根本的政治思维，她没有问自己：“我被挡在图书馆外边，是不是我在什么地方错了？”相反，她问，“图书馆管理人员把我挡在图书馆门外，是不是他们在什么地方错了?”当观念和制度被认为仅仅是“自然而然”的时候，要么把受伤害的责任搁在抽象的东西上，要么由受害者本人承担。但从政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可以思考是否观念本身错了，而不是思量我们性格中是否有所缺陷。不是满怀耻辱地去想：“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比方说，是一个女人，或有黑色的皮肤，或囊中羞涩]?”而是大胆地去问：“别人对我进行非难，是不是他们有可能错了，或有失公正，或不合逻辑？”——这个问题的提出显然不是出于对自身清白性的信任（那些妄想用政治激进主义来避免自我谴责的人，往往采用这一立场，即完全相信自身的清白性），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认识，这种认识认为在制度、观念和法律中所包含的愚蠢和偏见，要比我们在自然观念下所能够想象到的多得多。因此在她回剑桥宾馆的路上，伍尔夫从她个人的伤害中走出来，进而思考女性的普遍地位：“我在思索贫困对心灵有何影响，财富对心灵有何影响；我在想吃闭门羹多么令人不快；我也在想一种性别的人享受着安全与繁荣，而另一种性别的人则要忍受安全感的缺乏与贫困的困扰。”她开始思考并怀疑她从小接受的关于妇道的教育：一个女人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表现得“魅力无穷，完全无私。她应该对家庭中的困难的艺术样样在行。她应该每天牺牲自我。如果餐桌上有一些鸡肉，那么她必定是拿着鸡脚的人；如果房子里有穿堂风，那么她必定坐在那挡风——总而言之，她受到的妇道教育如此彻底，以至于她从来都不会为自己着想，而是时时刻刻关注他人的思想和愿望。”回到伦敦以后，问题仍在继续：“为什么男人喝酒，而女人却喝水呢？为什么一个性别的人如此富有，而另一个性别的人如此贫穷呢？”为了“排除对女性歧视的这些印象中所包含的个人因素和偶然因素”，伍尔夫去大英图书馆（20年以前妇女被准许进入）调查在历史上男人对女人的态度。她发现了一连串惊人的歧视和严重失实的真理，而这些真理是由那些神职人员、科学家和哲学家以权威的身份向外界进行传播的。妇女据称因受到上帝的惩罚而地位卑下，她们从身体的角度而言不适合管理或运营商业活动，她们身体单薄无力而难以胜任大夫的工作，当她们来月经的时候，她们绝对不能可靠地操作机器或在法庭审判时保持客观公正。在这一切不公正的思想背后，伍尔夫认识到问题的关键就是金钱。妇女没有自由，包括思想的自由，因为她们没有控制自己的收入：“妇女一直都很贫穷，她们的贫穷并不仅仅是最近200年的事，而是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是这样。妇女所享有的精种上的自由还不如雅典奴隶的后裔们所享有的自由。”伍尔夫的著作提出了一种具体的政治上的要求：妇女不但需要尊严，同时需要受教育的平等权利，需要每年“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自己的房间”。7、现代身份理想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或许缺乏像19世纪的种族和性别歧视那样的尖锐性。它带着微笑出现在无伤大雅的地方，出现在我们所阅读、所听到的各种琐碎细小的消息当中。但它依然在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方面维持着一种同样偏颇的，甚至有时候，歧视性的观念，这种意识形态需要我们去仔细审查。意识形态的信息从社会无所不在的言论和图像中散发出来，而我们抵御这些言论和图像影响的能力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强大。比如说，如果一个人在阅读了周日报纸的全部内容之后，认为他的社会价值观念和欲望观念并未因此产生多大的改变，而且认为还不如花同样的时间阅读一章雅各布·布尔克哈特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或《加拉太书》对自己产生的改变(在马克斯·韦伯看来，阅读周日报纸已经变成了上教堂做礼拜的替代仪式），那么，他就是极为严重地低估了报纸的影响力。8、上述从政治角度所做的观察，其目的在于追求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通过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使它丧失理所应当的合理性，进而使它丧失其影响力——从而在面对意识形态时，我们不再迷惑不解和沮丧不堪，相反我们对意识形态的起因和影响将会有一个清晰明白、追根溯源的把握。一旦受到质疑，现代上层身份理想自然就会丧失其理所应当或来自神授的合理性。现代身份理想是工业生产和政治组织发展的产物，而工业生产和政治组织发端于1 8世纪后半期的英国，然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和北美洲。报纸和电视节目所灌输的对物质至上主义、企业家精神和物质精英论（“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往往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都反映了那些控制整个经济体系的人的利益，而普通大众则需要依赖这个经济体系来养家糊口。理解了这一层道理，并不能奇迹般地消除身份理想所能导致的诸多忧虑。理解内情与政治上的困难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气象卫星与气象灾害之间的关系。理解并不是总能防止问题的发生，但它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能够教会我们很多有用的东西，让我们知道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去面对问题，从而大幅度地降低受害的感觉、被动的感觉和困惑的感觉。或者我们可以更加野心勃勃地说，理解这一切将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以此开始我们可以改变或者挑战社会理想，从而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把尊严和荣誉教条式地、不加质疑地赋予那些依然踩着高跷的人的可能性会有所降低，即使是非常微弱的降低也罢。第四章 基督教【死亡】1、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的死》(1886)的主人公长期以来与妻子毫无感情可言，他的几个孩子对他来说像谜一样毫不了解，他也没有任何朋友，他所有的社会交往就是那些能够在事业上对他有所提拔的人，这些人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对他来说是无比荣耀的诱惑。伊凡·伊里奇是一个以全副身心去关注身份的人。他住在圣彼得堡一间宽敞的公寓里，公寓根据当时最流行的风格装修，在这所公寓里经常举行一些了无生气的宴会，宴会上没有任何人会讲一些热心的或真诚的话。他是一名高等法院的法官，他喜欢这个职业主要因为这个位置能够给他带来他人的尊敬。有时候，在深夜，伊凡·伊里奇阅读一本关于“当下城里的人们在谈论什么”的书，他也通过杂志来掌握社会的流行趋势。托尔斯泰这样概括这位法官的生活：“伊凡·伊里奇从工作中获得的乐趣是自尊心的满足；他从社会中获得的乐趣是虚荣心的满足：而他从打牌中获得的乐趣才是真正的乐趣。”然而，在伊凡45岁的时候，他的身体一侧开始疼痛，然后疼痛开始逐渐扩散到全身。他的大夫们对他的病情不知所措。他们不着边际、夸夸其谈地论说肝脏移位和不和谐的盐分水平，给他开了一大堆非常昂贵，却没有任何疗效的药物。他身体太虚弱，已经无法上班，他的内脏就像着了火一样难受，他开始对饮食不感兴趣，而更重要的是，他对打牌也失去了兴趣。慢慢地，这位法官和周围的人都开始觉得他快要死了。对伊凡在法院的好多同事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在想，一旦伊凡去世，自己很可能会得到施塔别尔的职位或文尼科夫的职位——而这次晋升将意味着增加800卢布的收入外加办公室开销。另外一个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也在规划自己的前景，认为这将是把他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的绝妙机会，这样就会使他老婆高兴，从而缓解紧张的家庭关系。这个消息对伊凡的家庭来说略为有点沉重。他的妻子虽然毫不在乎他这个人的死亡，但她担心死亡抚恤金的数额，而伊凡的女儿是个交际花，她所担心的是父亲的葬礼将会影响她的婚礼安排。而对伊凡自己而言，现在只剩下几周好活了，他意识到自己浪费了在世上的光阴，意识到自己一直过的生活在表面上虽然显得春风得意，而内心里却是无聊苍白。他回首往事，追忆自己的成长过程、教育经历和职业生涯，这才发现他曾经做过的每一件事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想使自己在他人心目中显得更加重要：为了给别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牺牲了所有的兴趣和对其他事物的感受，然而他现在发现，别人对他根本就不在乎。在一个晚上的凌晨时分，他忍受着痛苦的煎熬，“他突然意识到，他身上的那些与上层社会的人群所称道的东西相背离的难以觉察的冲动，那些他经常压抑的模糊的冲动，很可能就是真正的价值之所在，而其他的事物则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的公务职责、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社会上的人和从事他的职业的人所称道的价值——这一切的一切很可能都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他浪费了自己短暂的一生，这让他痛苦，然而更加令他难以释怀的是他意识到他周围的人所喜欢的仅仅是他的身份，而不是他真正的、脆弱的自我。他因为是一个法官、一个有钱的父亲、一家之长而受人尊敬，而现在这一切身份都即将消失，在痛苦和恐惧中，他知道他不能指望任何人能够爱他：“最折磨伊凡·伊里奇的是没有人能够给予他同情，而这是他最渴望得到的。在经过长时间的折磨之后，他最希望得到的是（虽然让他公开承认显得有失体面）有人能够像对待生病的小孩那样疼他。他希望有人抚摸着他、亲他、抱着他哭，就像生了病的小孩一样被人宠着，被人抚慰着。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一个重要官员，而且胡须已经花白，因此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不管怎样，他都渴望得到这些。”当伊凡咽气之后，他的那些所谓的朋友来吊唁他，但他们一直感到惋惜不已的是伊凡的死打乱了他们打牌的日程安排。他的同事彼得·伊凡诺维奇看着伊凡蜡黄、凹陷的脸躺在棺材中，开始想到终有一天死亡也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这个想法将会对他产生一些严肃的涵义，特别是针对他花费大量的时间打牌这件事来说更是如此。“唉，这一同样的事件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彼得·伊凡诺维奇想，有一阵工夫，他感到惊慌失措。但很快地，他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习惯性的想法使他摆脱了困境，他看见这一切已经发生在伊凡·伊里奇的身上，而不是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件事不可能，也永远都不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同时他也认识到一旦他承认这一可能性，他将会陷入无穷的忧虑当中。”2、《伊凡·伊里奇的死》，用基督教最优良的传统来解释，就是研究通过思考死亡如何使我们的追求减少世俗的成分，而增加精神的内容；如何使我们减少对打牌和宴会的迷恋，转而追求真理和仁爱。如果托尔斯泰明白死亡的力量可以改变我们对生活关注的理解，那是因为在写这部中篇小说的几年之前，他意识到有一天他会死去，正是在这种意识之下，他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反省。他在《忏悔录》(1882)中记录了死亡所引发的各种思考，他解释说，在他51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此时的他已是举世闻名、家财万贯，他意识到自己从早年起，就没有按照自己的价值，或按照上帝的价值生活，而是遵照“社会”的价值生活；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情况使他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欲望，要比他人更强；要比他人更加出名、更加重要、更加富有。在他的社交圈子里，“野心、权力欲望、贪婪、好色、骄傲、动怒和报复受到普遍的尊重”。但现在，心中装着对死亡的思考，他开始怀疑他以前的各种抱负的合理性。“‘那么好吧，你在萨马拉省有六千俄亩土地，三百匹马，那又怎样呢？……好让你的声誉比果戈理、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我什么都不能回答。”最终平息他所有问题的答案就是上帝。他将完全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度过余生。不管我们如何理解托尔斯泰用经典的基督教的途径来解决他的意义危机，他的怀疑旅途遵循着一个熟悉的轨迹。这是一个对死亡的思考使人们获得一种更加真实、更加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的例子：这是一个庄严的呼唤，要求我们决定在生活中真正值得追求的东西，我们可以通过对巴赫的编号为BWV106的康塔塔《上帝的时光，是最美好的时光》来加深对这一点的理解：收拾好你的屋子，Bestelle dein Haus，因为你将离世而去．Denn du wirst sterben，而不是一直活着。Und nicht lebendig bleiben。这是亘古未变的法则：Es ist der alte Bund:人们啊，你们肯定要死去。Mensch，du musst sterben．那么，来吧，主耶稣。Ja，komm，Hcrr Jcsu．3但致命性的疾病到底是怎样使我们远离对身份的过度关注的？从本质上来说，是通过去除社会赖以赋予它的成员以荣誉的理由来实现的：例如，举办宴会的能力、高效率工作的能力以及施与赞助的能力。通过这样的途径，死亡向我们揭示出我们妄图通过身份获得的各种意图都是极为脆弱、或毫无价值的。当我们身体健康、事业发达之际，我们从来不会去探究他人对我们的赞誉之声是出于真诚的感情，还是出于想从我们身上获得好处的、容易消失的需要。我们往往缺乏勇气或以愤世嫉俗的态度来思考：“他人尊敬的是我，还是我在社会中的地位？”疾病能够消除这些世俗之爱赖以存在的各种外在条件，从而使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变得快速而残酷地明显。当我们穿着医院的病服，等待死亡的来临时，我们易于对那些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而爱我们的人产生愤怒和反感，同时对他人精心策划这些缺乏感情的诱惑，以及我们虚荣地受到他们的诱惑而生气不已。即将死亡的想法能够让真实回归社会生活。要想把我们的社会交往名单进行筛选和清除，最好的方法就是思考在我们的熟人中间，有哪些人会跑到医院去探望我们。随着依赖外在条件的感情开始丧失对我们的吸引力，我们为了得到这样的感情而一直矢志追求的事物也开始丧失其吸引力。如果财富、尊严和权力能够为我们购买某种感情，而且只要我们的身份仍在继续，这种感情就会继续，但问题是，我们注定要在无助和落魄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弥留之际肯定渴望像小孩一样被人关怀，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个极为清晰的理由，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够经受住我们身份变化腐蚀的人际关系。4、希罗多德曾经记录了埃及宴会即将结束之时的习俗，这些饮酒狂欢的人正处于兴高采烈的高潮时刻，此时仆人们会在担架上抬着骷髅走进宴会厅，并在饭桌之间穿行。令人遗憾的是，他并没有进一步解释死亡的思考给这些寻欢作乐的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死亡的想法使他们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寻欢作乐呢，还是使他们带着一种新发现的严肃精神回到家里呢？死亡的想法对我们的影响或许就是引领我们去追求任何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在尼罗河畔饮酒，写一部书，还是发一笔财：同时还会鼓励我们漠视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因为他人的评价毕竟与我们的死亡没有丝毫的关系。对死亡的预见能够使我们追求我们内心中最渴望的生活方式。人生难免一死的想法使得安德鲁·马韦尔做出了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他成功地通过一首诗引诱一位犹豫不决的年轻女子跟他上了床，在诗中他不仅强调她的美丽和他的忠诚，而且强调了一个缺乏浪漫情调的事实，那就是她和他两人很快将不复生存于世。“致羞涩的情人”(1681)的女主人公很显然因为担心周围人的风言风语而不敢表达自己的欲望，马韦尔利用死亡的幽灵，使她的注意力不再关注她在社会中的地位，转向关注她自己的愿望。诗人解释说，倘若情形不是这样，那她的羞涩踌躇就不会是一种罪过：在我的背后经常传来长着双翅的时光战车疾驶而来的声音；而在我们所有人的眼前铺开的是广阔无垠、永恒不变的荒漠……坟墓固然是一个美妙而幽静的地方，但我认为没有人会在此地互相拥抱。莎士比亚好像也精于此道，他知道，通过提醒他人对死亡进行思考来勾引他们往往能够收到很好的效果，在他的几首十四行诗中，他督促他心爱的人们要预见到这一刻：四十个寒暑将会围攻你的额头在你漂亮的田野上挖出一道道沟壑，当斗转星移、时光流逝：……你年轻的白昼终将为失去光辉的黑夜所代替…虽然死亡的想法很可能会被人滥用（如使他人惊慌失措，从而干一些他们从来都不愿意干的事情），但我们依然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因为我们总是在追求目前最重要的事情，而把我们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一再延迟，好像我们总是有足够的时间来这样做，死亡的想法能够改变这一切。对死亡的思考能够赋予我们以勇气，使我们能够摆脱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中的那些毫无道理的成分。在一具骷髅之前，他人观点中那些令人压抑的东西将会习惯性地丧失赖以吓人的力量。5、从死亡的角度来看待人的生命中什么事才算得上富有意义，基督教和世俗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不管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差异，它们似乎都强调仁爱，强调真诚的社会交往，强调乐善好施；同时它们都反对过度关注权力、武力、财富欲的膨胀和它们所带来的荣誉。在人类的生活中有一些行为，一旦与死亡的思考联系到一起，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会显得无关紧要。希罗多德在另一个地方记录了波斯势力强大的国王的事迹。克谢尔克谢斯在公元前480年率领一支约200万的军队成功地侵占了希腊，当他看到海列斯彭特停满了他的战舰，每一个平原驻满了他的军队时，他开始为自己的幸运和能力庆幸不已。但时过片刻，他开始痛哭失声。站在旁边的他的叔叔阿尔塔巴诺斯惊呆了，问他处在一个像克谢尔克谢斯的位置上的人还会有什么可以痛哭的呢。克谢尔克谢斯回答说，因为他意识到在百年之后，他眼前所有的这些人，帮助他使全世界为之战栗的每一个士兵、每一个水手，都将作古。有一张照片，上面是1902年春天芝加哥的亨氏公司销售员在参加会议的情景，当我们现在看到这幅照片上的与会者时，我们体会到的是同样的伤感和对一些成就的价值以及对意义的界定的怀疑。我们可能一边想着他们为了提高在全美国的番茄酱和泡菜的销售量而制定了振奋人心的计划，一边像波斯国王克谢尔克谢斯那样痛苦地放声大哭。当然，死亡擦去的并不仅仅是攻占他国，或创建品牌，而是包括我们从事的所有的事情。当我们看到一位母亲在教她的长着酒窝的小孩如何系鞋带，并想到他们有一天也要离开人世，我们不禁为之落泪。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觉得抚养小孩要比推销调味品在死亡面前更有意义：帮助朋友要比率军打仗更有价值。“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第1章，第2节）的作者慨叹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然而，基督教的伦理学家认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同样徒然虚妄的。在1 6世纪的基督教地区，一种新的绘画题材得以发展，并在以后的两个世纪里深深地吸引了购画阶层，引发他们的想象。这个画派根据《传道书》的主题取名为“虚空艺术”，其作品悬挂在家庭环境中，往往挂在书房或卧室。画面上是一张桌子或一个壁柜，其上摆放着一堆相互抵触的东西。它们是鲜花、硬币、吉他或曼陀林、象棋、桂冠和酒瓶：寻欢作乐和人间荣耀的象征物。在这些东西中间，摆放着两种代表死亡和人生苦短的象征物：头骨和沙漏。这些作品的目的并非要让拥有者因万物皆虚妄的事实而沮丧不堪，相反，这些画的目的是赋予人们以勇气，让他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检查自己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同时给予他们以理由，让他们能够以更严肃的心态去关注关爱、善良、真诚、谦卑和友好等美德。6、除了对我们自己必死的命运进行思考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思考他人的死亡来摆脱身份的焦虑，特别是那些取得很高的成就使我们自卑和嫉妒的人的死亡。不管我们生活在如何遭人遗弃和忽略的境况中，也不管他人多么势力强大，多么受人尊敬，一旦想到每一个人都将最终化为世界上最平等的物质——尘土，我们便会顿感释然。1658年在诺福克的沃尔辛厄姆村外，一个农民在耕地时挖出了排成一溜的50个骨灰罐，里面是罗马时期或撒克逊时期的贵族，当初以极为隆重的仪式将他们埋葬于此。这批骨灰罐的发现在东英格兰地区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尤其引起了居住在诺里奇的一位博士的注意。在当年年底，托马斯·布朗爵士以发现骨灰罐为出发点写了一篇文章，“骨灰罐葬礼，或关于诺福克最新发现的骨灰罐的简要评述”，文中对追求世俗名利的徒劳、对人类天生的缺陷，以及我们只有依靠上帝才能获得救赎的认识做了广泛性的思考。“几个月以前，在古老的沃尔辛厄姆的田野里，挖出了40到50个陶罐，”布朗用他那节奏独特、冗长臃肿的英语记录道，“陶罐掩埋在干燥的沙质土壤里，连1码深都没有，陶罐之间距离也相去不远……有些陶罐里面装着两磅的骨头，其中可以清晰地辨别出头骨、肋骨、颚骨、大腿骨和牙齿。 ”布朗最为关注的是，这些死者曾经一度是这个地区最富有、最重要的人物，但他们的身份却在历史的流逝中完全丢失了。有人认为这些陶罐里装着罗马人的尸骨，因为埋葬地点距离古罗马卫戍区不远；布朗则认为他们更像是“我们不列颠、撒克逊或丹麦祖先”。但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更别说他们死于哪个世纪。据此，布朗进而思考时间的无情力量，嘲笑我们孜孜以求的人世间的伟大与名声：“谁会知道自己尸骨的命运呢，或活了多久之后就要被埋葬入土呢？一他质问这些死去的贵族，他们曾几何时处在世上的一些位置上倍感安全，举办宴会，演奏竖琴，在早晨满怀信心地从镜子里审视自己。“对时间的鸦片没有任何有效的药物……几代人相继谢世了，而一些树木依然活在世上，古老的家族存活的时间还赶不上3株橡树。”用布朗的话说，一个诚实的基督徒的职责不是为了“让尘世的人记住自己”而奋斗，而应该为了“让上帝接纳自己”而生活。这样的思想令人为之神伤，对那些正在把自己的快乐完全建立在上层身份地位上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那些被社会忽略的人已经非常熟悉遭人遗弃的滋味，而这种被遗弃的滋味是那些身处高位的人终究也要品尝的。正是那些富可敌国的人、貌美如花的人、声名远播的人和位高权重的人能够从死亡那里获得最残酷的教育，用基督教教义来解释，正是这些类型的人因世俗的追求而离上帝最远。在1 8世纪中叶的英国，这种以基督教义为核心的伦理思想在一批诗人的笔下得到反复的表达，人们称他们为墓园派诗人，因为他们的主要作品都是描绘以下一些情景的诗歌：诗中的叙述者在一个明朗的、月光如银的夜晚，漫步在墓地中，在几个表面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的坟墓旁，开始思考死亡废除一切成就与荣耀的能力——很显然，这一现象并没有使诗人过度忧伤，相反，它似乎对诗人来说是一个微微受到压抑的快乐源泉。在爱德华·扬格的诗歌《夜思》(1742)中，叙述者坐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墓碑上，他的思绪转向那些过去的伟人以及他们的命运：天下所有的智者、贵族、当权者、国王、征服者都屈服于死亡。缘何要历尽艰辛，却为了一瞬的成功？即使我们拥有万贯家财，名声如日中天，叉当如何？尘世上最高的地位都以此结束“他长眠于此”：“尘归尘、土归土”最终为她辉煌的歌曲画上一个句号。他同时代的涛人罗伯特·布莱尔的诗歌《坟墓》(1743)，其背景虽是另外一个墓地，表达的主题却依然相同：当我们的自高自大，或他人的阿谀奉承，巧妙地使我们相信我们远远高出同类的普通水平的时候，坟墓则会断然否认这些令人愉悦的恭维之辞并以铁的事实使我们了解自己的身份以下几行诗歌是墓园派诗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托马斯·格雷在他的《墓园挽歌》(1751)-诗中反复使用的：徽章的炫耀，权力的浮华，世间所有的美貌，所有能够获取的财富，都在等待同一个不可避免的时刻。荣誉之路只能通往坟墓。对那些饱受社会虐待的人们而言，当他们预见到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将永远地消亡时，他们无疑获得了一种提前实现的报了仇、雪了耻的美妙感觉。画家们也同样热衷于绘制一些自己的文明在将来惨遭破坏的画面，以此来警告和谴责那些自命不凡的时代维护者。 18世纪的法国画家于贝尔·罗贝尔非常痴迷于把一些现代法国的伟大建筑绘制成一片废墟，并因此获得了一个绰号：“废墟罗贝尔”。在英国，跟他同时代的约瑟夫·甘迪因为画了一幅屋顶坍塌的英格兰银行的画而闻名一时。大约70年之后，居斯塔夫·多雷为伦敦绘制了一幅21世纪的想象图，其情景有点类似于古罗马晚期的样子。画面上有一个新西兰人，与多雷同时代的人认为新西兰人代表着未来的人类，他正在描摹教士街车站的废墟，就像英国人曾经跑到雅典或罗马去为帕台农神庙和罗马圆形大剧场做素描一样，而多雷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教士街车站才刚刚建成，崭新异常。18世纪伊始，受相同情绪的影响，游客们四处游历，缅怀历史的废墟：特洛伊、科林斯、帕埃斯图姆、忒拜、迈锡尼、科诺索斯、巴尔米拉、巴尔贝克古城、佩特拉和庞培。德国人是构造合成词的大师，他们曾经为逃亡者和心灵独特者专门制造了一些词汇（Weltschmerz、Schadenfreude和Wanderlust），他们现在又为了描绘对古老遗迹的感情而制造了一些新词：Ruinene-mpfindsamkeit、Ruinensehnsucht、Ruinenlust。在1787年，歌德曾两次参观庞培。“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灾难事件，”歌德在那不勒斯写道，“但从来没有哪一个灾难事件能像庞培遗迹一样给后世诸多的享受。”‘我在罗马圆形大剧场的遗迹中度过了多么美妙的早晨，我完全沉醉于巨大的废墟中了！”司汤达在他的《罗马漫步》(1829)里这样回忆道，他认为参观遗迹是“记忆所能摄取的最强烈的乐趣”。他甚至断言，罗马圆形大剧场的遗迹要比当初崭新时夏加富有魅力。“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这是雪莱的诗《奥西曼德斯》(1818)中埃及拉美西斯二世法老雕塑基座上的铭文。但万能的上帝，甚至普通人，都无需为他的成就而绝望。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的支离破碎的尸骨埋于地下：“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我们总是牺牲自己宁静的心情而去追求那些转瞬即逝的世间的荣华富贵，而遗迹能够揭示出我们这些行为的愚蠢本质。当我们看到这些古老的石头之时，我们对自己成就的焦虑——以及缺乏成就的焦虑——会随之减弱。如果我们在他人眼中是个失败者，如果没有人为我们树碑立传，如果没有人为我们列队致意，如果在最近一次聚会中没有人对我们以笑脸相迎，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任何事物注定都要消失，新西兰人总会在一定的时候来为我们居住的大街和工作的办公室留下的遗迹做素描。与永恒相比较，扰乱我们心神的那些东西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遗迹能够让我们放弃辛苦劳作，放弃我们自以为是的完美感和成就感。遗迹提醒我们，我们永远不可能抗拒时间，我们只是自然破坏力的玩物，而我们只能暂时压制自然破坏力，不能真正地克服它。我们可能会享受一时的成功，我们可能会在短短几年内赋予混乱以秩序，但任何事物都终将退回到以前原初的状态。如果这种想法能使我们心情宁静，那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焦虑来自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目标和关注的重要性。由于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评价过高，我们便因此受到惩罚，进而接受理想的折磨。基督教的伦理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明白，要安抚焦虑者，最好的方式并不是像乐观的心态教我们的那样，告诉他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相反，我们应该告诉他一切事物最终都将变得非常糟糕：屋顶将会塌陷，银行将会变成废墟，我们将会死去，每一个我们所爱的人都将去世，我们所有的成就，甚至连同我们的名字都将深埋于地下。如果这样的想法能够安抚我们，那是因为在内心深处，我们本能地知道我们的痛苦与抱负之庞大密切相关。如果从1，000年的角度来看待我们那些渺小的身份焦虑，我们将会非常难得地认识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从而获得心情的宁静。7、宏大的自然景观与废墟一样，能够起到相同的减缓焦虑的作用，因为宏大的自然景观是无限空间的代表．就如同废墟是无限时间的代表一样，与无限的时间相比，我们虚弱的、短暂的生命与飞蛾或蜘蛛的生命一样微不足道。不管人们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别，但一旦我们把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同荒原大漠、崇山峻岭、巨大的冰河以及世界的大洋相提并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会变得非常微弱，几于消失。它们都是自然现象，其所占的空间如此之大，很容易就可以使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差异显得可笑地微弱。身处宏大的自然景观，我们会感受到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人类的渺小，我们的心情会随之宁静，我们在社会等级结构中感受到的人微言轻的感觉也会随风消散。要想克服认为自己微不足道的自卑感，我们无须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加重要，而是要认识到所有的人相对而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旦面对那些比我们要大上千亿倍的东西时，我们对他人比我们高几毫米的关注就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这些巨大的东西的敬畏之情，我们往往称这种力量为无限、永恒——或很简单地，同时也最顶用地，称之为上帝。8对身份低下的焦虑进行治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旅游——在现实中旅游或在艺术作品中旅游——去感受世界的广阔无垠。【集体】1、根据现代世俗社会的一种很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一个人最不体面的命运莫过于变得“同每一个其他的人相像”：因为“每一个其他的人”是包括平庸无能的人、墨守成规的人、无聊乏味的人以及土里土气的人在内的一类人的总称。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的目标就是想方设法使自己区别于周围的人群，在他们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使自己“脱颖而出”。2然而，根据基督教教义，与他人相似并非不幸，因为耶稣的核心主张是，所有的人，包括智障者、无能者和无名之辈都是上帝的创造物，他们都平等地得到上帝的爱——因此他们也应该得到上帝的每一件创造物应该得到的尊严。用圣彼得的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具备“神性”的潜力——这一思想彻底地颠覆了那些认为一些人天生平庸，而另一些人天生显赫的想法。在上帝之爱的范围之外别无人类，基督教如此认为，并把神的权威归结为相互尊重的理念。我们与他人共有的东西恰恰构成了我们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基督教要求我们透过人们之间表面的差异，去关注那些被公认为是普遍的真理，建立在这些普遍真理之上的是集体感和亲情感。我们中有一些人可能很残酷，有些人可能很焦躁，有些人可能会很愚笨，还有些人可能会很无聊，但把我们拉在一起，并在我们之间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纽带的是我们对自身的脆弱的共识。在我们的缺点背后，总有两个基本要素在起作用：恐惧和对爱的渴望。为了鼓励人们之间的相互感情，耶稣力劝我们要像对待小孩那样对待成年人。一旦我们把他人想象成一个小孩，我们对他人品格的评价立刻就会产生180度的大转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能够更容易地对成年人表达同情和宽容，就像我们总是很自然地以同情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小孩，如我们总是说孩子很调皮，而不说他品质糟糕，我们说孩子很任性，而不说他很傲慢自大。要讨厌一个小孩很难，要讨厌一个正在熟睡的人同样很难。熟睡者紧闭的眼睛，放松而毫无防备的表情，都能让旁观的人产生关怀和爱护的心理——这种情形非常明显，我们在火车上或飞机上对身旁睡着的人长时间地盯着看也会因此而显得尴尬不已。他们的脸让我们立即产生亲近感，日常人际关系赖以为基础的后天形成的漠不关心也随之受到质疑。基督徒认为，世界上并没有陌生人这回事，只可能因为没有意识到他人和我们具有相同的需求和弱点从而对他人产生一种陌生的印象。从本质上来说，从真正重要的东西来说，我们同他人实际上并无二致，认识到这点才是一一个最高贵的人生和最完整的个人的基础。3、这种认为他人很可能既不是无法理解，也不是令人厌恶的想法，对我们身份的关注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因为我们想在社会上扬名立万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所具有的种种不利因素的恐惧心理。我们越认为普通生活令人耻辱、肤浅、低贱或丑陋，我们想要同他人区分开来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集体越堕落，个人成就的诱惑力就越大。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试图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促进我们的集体归属感，其途径之一就是通过举行教堂活动的仪式和演奏教堂音乐——在这些情况下，众多互不相识的人感觉到对他人的猜疑因这种超验媒介的存在而减弱消退了。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情形：我们在一个大教堂里，周围是陌生的人群，我们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欣赏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所有时代、所有民族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汉斯一格奥尔格·内格里，1817)。世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能够把我们彼此区分开来，如年龄、收入、着装和家庭背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相互交谈过，我们可能很小心地不让别人发现我们注视他们的目光。然而一旦《弥撒曲》开始演奏，一种社会融合的过程也就随之开始了。这首音乐表达了那些我们一直认为不成熟和隐私的感情，作曲家和音乐家把我们心炅的活动变成声音，从而为我们和他人去感觉体会，在欣赏这首曲子时，我们因为对内心感情的释放和对作曲家和音乐家的感激而热泪盈眶。小提琴、合唱团、长笛、低音提琴、双簧管、巴松管和小号共同演奏，把我们灵魂深处最隐秘、最模糊的东西以声音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且，由于音乐演奏是面向大众的，我们可以意识到，既然他人对音乐做出与我们一样的反应，那么他们就不可能是我们以前所想象的那样不可理解的人物。他们具有与我们一样的感情，他们也为同样的一些东西所感动。因此，尽管我们在外部形象和行为方式上有天壤之别，我们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在此核心之上可以建立起真挚的联系，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演奏《弥撒曲》本身的价值。一群陌生人在开始的时候从外表看来非常陌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借助合唱音乐的力量，相互间就会明显产生朋友的亲近感；我们从冷酷的外表走出来，与我们身边的人共同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消遣，即便这段时间非常短暂，也不乏其价值。4、当然了，我们对他人的看法很少像在教堂里对他人的看法那样美好。公共场所往往更加腐朽和可怕，使我们产生在物质和精神上独立于它的冲动。就有这样一些国家，由于住房、交通、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公众条件过于糟糕，人们自然而然地躲避与公众打交道，而把自己关闭在厚厚的墙壁后面。如果做一个普通人就意味着过一种连一般的尊严和舒适的需求都无法满足的生活，那么对上层身份的欲望则会变得异常强烈。然而也有另外一些地方，在数量上要少得多，它们中的大多数有强大的（经常是新教的）基督教传统，这些地方的公共场所因为其规则和建筑渗透出一种尊严，因此在这些地方想要遁入私人空间的需求并不强烈。当一个城市的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本身看起来充满了辉煌，民众想要获得个人辉煌的欲望就会有所减少。只要能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命运相当不错了。在瑞士最大的城市里，想拥有一辆私车，从而避免同陌生人共乘一辆公共汽车或火车的欲望没有在洛杉矶或伦敦那么强烈，这是因为苏黎世拥有世界顶尖级的有轨电车交通网——干净、安全、暖和，而且在准时和技术先进方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既然仅仅用几个法郎就可以乘坐高效而华贵的电车穿越城市，而且其舒适程度令以前的皇帝看了都要眼红，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独自开车上路呢？我们可以从基督教中获得某种洞察力，并将其用于社会伦理中：只要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人都有其可贵的价值，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只要我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模式做好心理准备，洞察其人为的特征，那么对普通人的观点将会去掉更加负面的含义，从而相应地，追求成功的欲望和想独自躲在坚实的墙壁后面的欲望将会减弱——当然，这对所有人的心理健康不无益处。在一个理想的基督教社会里，人们对自己不是获胜者的恐惧将会因为尊严和资源的最根本的平等而减弱，进而易于控制。成功意味着兴旺发达，而失败意味着衰退消亡的二分法，也会随之丧失其令人痛苦的清晰度。【两座城市：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1、基督教的一个核心精神可以追溯到耶稣的职业选择上。作为加利利地区的木匠所从事的行当是半技术活，是个并不可靠而且很难赚钱的职业。但就是做木匠的耶稣，用圣彼得的话说，同时也是“在上帝的右边”，是上帝之子、万王之王，是上帝派来拯救我们于罪孽的人。一个人可以在他身上兼具两种迥异的身份，可以同时是一个走乡串户的商贩和一个最圣洁的人，这一思想构成了基督教身份理论的基础。根据这种解释，每一个人都同时拥有两个毫不相干的身份：世俗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的职业、收入和他人对他的评价；以及灵魂的身份，取决于一个人灵魂的素质以及在审判日上帝眼中一个人的功过。一个人可以在世俗领域中地位显赫、受人景仰，而在灵魂领域中贫瘠堕落。或者如同《路加福音》中的生疮的讨饭的拉撒路一样，一个人可以是衣不蔽体，但却闪烁着神性的光辉。在《上帝之城》（公元427年）一书中，圣奥古斯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通过两种模式进行解释，基督教模式和罗马模式。罗马人所极为看重的东西——积累财富、大兴土木、百战百胜——在基督教的框架之下变得毫无价值，而一套全新的关注——爱自己的邻人、行为谦恭、乐善好施，以及认识到自己的一切受上帝的控制——提供了获得基督教上层身份的途径。奥古斯丁把他所区分的这两种价值体系分别命名为两个城市，即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他认为这两个城市（在审判日之前）同时存在，但相互分开：一个人在世俗之城中可以贵为国王，但同时在上帝之城中可以贱为仆人。但丁进一步充实了奥古斯丁的思想，他详细地描述了基督教等级思想的最终体现：天堂与地狱。在《神曲》(1315)中，他所描写的地狱至少包括9层（由17个分开的区域组成），每层地狱都是为犯了某种罪孽的人准备的。同时，他描写的天堂也有10重，每一重都是为具备某种美德的人准备的。宗教的等级制度似乎是世俗等级制度的歪曲和颠倒。地狱是好多曾经辉煌一时的人的最终归宿：将军、作家、诗人、皇帝、主教、教皇和商人——到了此时，他们因为触犯了上帝的戒律而被剥夺了特权，被投入地狱忍受极端痛苦的折磨。在第9层地狱的第4区，但丁听见一些人凄厉的叫声，他们在人间的时候权势熏人，但狡诈阴毒，现在被三头巨怪琉西斐慢慢吞噬。在第7层地狱的第1区里，诗人来到一条河流旁边，河里满是沸腾的血液，亚历山大大帝和匈奴王阿提拉在河里拼命挣扎，而在河岸上有一群人面马身怪物朝他们头顶射箭，强迫他们钻入令人作呕的泡沫中。在第5层地狱的是一些在生前身居要位、脾气暴烈之人，他们的怒火曾经使他人丧命，现今被投进一个稀乎乎的、臭气熏天的粪池里，被粪泥呛得难以呼吸。在第3层地狱里的则是那些生前饕餮之人，他们在地狱里不得不忍受着大便从天上像下雨一样落在他们的身上。人们在天上和世俗里身份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有助于虔诚之人摆脱单方面的、令人压抑的对成功的理解。基督教并没有废除等级，它的功绩是用伦理和非物质的方式重新定义等级——强调贫困能够与美德共存，低贱的职业能够同高贵的灵魂同在：“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拥有财物的多寡，”圣路加，这位加利利的不名一文的木匠的追随者如是说。2、基督教并不是简单地宣称灵魂的胜利远胜于物质的胜利，相反，基督教同时还赋予它所重视的价值庄严和美丽，使我们为之吸引——它达到此一目的的其中一个途径就是对绘画、文学、音乐和建筑的雍容高雅的使用。它利用艺术作品为美德提供辩解，使之在统治者和他们民众的心目中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而这种重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最优秀的石匠、诗人、音乐家和画家，曾经一度被召来赞美皇帝的荣耀和针对野蛮部族的血腥胜利，而基督教在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利用他们来赞美一些诸如乐善好施和尊重穷人的美德。当然，在基督教时代，世俗价值的荣耀并未消失——有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在提醒这个世界关于金钱或地产或权力的无穷魅力——但是，在好多地区，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视野所及的最宏伟的建筑所颂扬的是穷人的高贵，而非皇室或政府的权势，并且最感人至深的音乐咏唱的不是个人的成就，而是上帝之子所受的折磨，他曾经：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以赛亚书》：53：3—5；G．F．亨德尔：《弥赛亚》(1741)通过利用手中掌握的审美资源、建筑、绘画和弥撒曲，基督教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防御阵地，用来抵抗世俗价值的权势，从而使得对灵魂的关注成为首先进入心田和视野的东西。在大约1130至1530年之间的400年时间里,100多个人教堂在欧洲的大城小镇相继被建成，它们的尖顶成为半空中最主要的景致，它们高高耸立在粮仓、王宫、办公室、工厂和民房之上。它们气势宏伟，其他任何建筑都无法与之相比；它们提供了一个环境，三教九流之人都会在这里相聚一处，来思考诸如忧伤与天真、谦和与怜悯的价值，从建筑史的角度来说这是极为不寻常的。城市的其他建筑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世俗的需要——遮蔽身体、提供食物、帮助休息，为了实现此一目的，这些建筑往往会借助于机器和工具——大教堂的目的则全然不同，它是为了荡涤人们心头的凡尘俗念，引领他人去信仰上帝，去感受上帝之爱。因世俗事务而奔波操劳的居住在城市的人们，在一天的忙碌中，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见这些耸立在天空中的巨大建筑，他们就会在心中产生对生命不同寻常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对日常追求的价值的否定。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尖顶高达105米，同34层的摩天大楼一般高，就像这样的大教堂被认为是穷人之家，被认为是他们将在来世享受的美妙事物的象征。不管他们现实生活中居住的房子有多么破旧不堪，这些大教堂都是他们心灵的住所。大教堂之美反映了人们的内在价值：教堂窗户上绘着图案的玻璃和屋顶向人们解说着耶稣的荣光。3当然，基督教从来没有成功地废除世俗之城及其价值观，但如果我们依然能够把财富和美德两者截然分开，依然能够关注一个人的美德，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那么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一门宗教在西方人心中留下了印象。在几个世纪以来，这门宗教利用手中的资源和名望锲而不舍地在维护一些不同寻常的道理，这些道理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人们的身份。正是那些为基督教服务的艺术家和工匠们的聪明才智使他们的宗教的价值具有了持久的形式，他们通过对石头、玻璃、声音、语言和图像进行处理，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变得真实可感。在现今世界里，世俗建筑在持续不断向我们讲述世俗权势的重要性，但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在大城小镇的上空耸立的大教堂一直在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精神第一的想象空间。第五章 波希米亚1、19世纪初期，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在西欧和美国开始引人注目。他们衣着朴素，生活在比较便宜的城区里；他们博览群书，好像并不在乎金钱；他们中的多数人性情忧郁；他们投身于艺术和感情，而非商业和物质上的收益；他们有时候在性生活方面不符合传统规则；他们中的有些女士留着短发，而此时短发尚未成为时尚——人们称他们为“波希米亚人”。这个词一直被用来指那些吉普赛人，因为人们错误地以为吉普赛人来自中欧。但在这时候，特别是在亨利·米尔热写了一本记录巴黎阁楼和咖啡馆生活的畅销书《波希米亚人生活札记》(1851)之后，人们用波希米业人来指一批在某些方面并不符合资产阶级的体面原则的人。从其诞生之日起，波希米亚便指一个很宽泛的人群。早期的作家认为，波希米亚人可以出现在任何社会阶层、任何年龄阶段和任何职业门类中：波希米亚人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富人，也可以是穷人；可以是诗人、律师和科学家；也可以是无业人士。阿瑟·兰塞姆在《伦敦的波希米亚》(1907)一书中写道： “波希米亚可以无处不在：它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心灵态度。”波希米亚人曾经出现在剑桥、马萨诸塞州和威尼斯海滩、加利福尼亚；有些波希米亚人和仆人或其他人生活在静谧湖畔的棚屋里；有些波希米亚人则是吉他手和生物学家；有些波希米亚人在外部表现上循规蹈矩，但有些波希米亚人则喜欢光着身子沐浴在月光中。我们可以用波希米亚一词来指在过去200年间一大批不同的艺术现象和社会现象，从浪漫主义到超现实主义，从垮掉的一代到鬅客青年，从情境主义者到以色列基布兹成员，不管用这一词语指哪种人，它都没有丢失把一些重要的东西联结在一起的那条脉络。在1929年的伦敦，波希米亚诗人布赖恩·霍华德邀请他的朋友前来赴宴，他在请柬上打印着他喜欢的东西和讨厌的东西的名单——虽然这张名单带着明显的20世纪初期英国的烙印，但它依然能够向我们揭示波希米亚人在历史上所体现出的一些基本倾向：我所讨厌的——淑女和绅士——私立寄宿学校——初进社交界的人——对血腥运动施虐性的痴迷者——“钻石王老五”——传教士——那些成天担心因自己“名声不佳”而不能受到达官要人赏识的人——在一些神气活现但愚钝不堪的乡村家庭举行的无聊透顶的晚会上碰到的年轻人．我所喜欢的——男人和女人——尼采——毕加素——考考施卡①——爵士乐——杂技演员——地中海——D·H·劳伦斯——哈夫洛克·埃利斯——那些知道自己没有不朽的灵魂，也不期待任何破烂大聚会或其他一切玩意的人，从而也不期待在死后羽化成仙布赖恩·霍华德和他的波希米亚朋友所反感的东西可以更加简明扼要地用一个词来概括：资产阶级。 1815年拿破仑败北之后，在法国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波希米亚人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所代表的几乎所有东西的极端唾弃，并对他们自己能够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充满了自豪。“对资产阶级的讨厌是智慧的开始，”居斯塔夫·福楼拜写道，这句话是一个19世纪法国作家的标准言辞，对他而言，这种反感就如同与一个女演员有染和去东方旅游一样，都是作家职业的标志。福楼拜谴责资产阶级过分的繁文缛节和物质至上主义，他还批评他们不但愤世嫉俗，而且多愁善感，他们喜欢专心致志地干一些琐碎无聊的事情，比方说，他们可以花一个世纪去讨论西瓜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是应该在饭前作开胃菜（法国方式），还是应该作饭后甜点（英国方式）。司汤达对资产阶级也同样地不喜欢，他说：“真正的资产阶级关于人和生活的谈话，只不过是一堆丑陋的鸡毛蒜皮的事情，一旦我不得不听他们的谈话，不管时间长短，都会使我肝火上升。”但从本质上把波希米亚人同资产阶级区分开来的并非话题的选择或食用西瓜方式的选择，而是对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享受上层身份。其理由是什么波希米亚人不管住在大庄园里，还是在阁楼上，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19世纪初期产生的经济的、精英主义的身份体系。2、争端主要发生在两种生活态度之间，其中一方是对世俗成就的极端重视，而另外一方则是对体悟感知的极端重视。资产阶级根据商业上的成功和公众声誉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而对波希米亚人而言，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是能够体悟世界，能够以观察者或创作者的身份专注于感情的宝库：艺术。而艺术对波希米亚人的重要性也超过了支付豪华住宅和服装的能力。那些为波希米亚的价值观献身的人物，牺牲了稳定的工作所能提供的保障和社会能够给予他们的尊重，其目的就是为了写作、绘画、谱曲，或游历世界，或为朋友和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波希米亚人坚称，即使他们缺乏外表的体面，他们依然因为奉献精神，而应该享有最高的荣誉，因为他们具备良好的伦理意识以及感悟世界和表达思想的能力。准备为自己不切实际的信念而受苦甚或挨饿的波希米亚人为数不少。19世纪的一些绘画作品中，波希米亚人往往在公寓楼脏兮兮的阁楼上慵懒地坐在椅子里。他们看起来瘦弱憔悴、疲倦不堪。他们的眼睛里可能流露出一种悠远的神情，他们的书架上往往放着一个人的头骨。他们的表情能够让工厂的工头或公司的经理大吃一惊——他们的表情就足以说明他们丝毫没有为肤浅的、实用性的追求所困扰，而他们一直谴责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争取这些追求。导致这种困顿状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从事一项自己所看不起的职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夏尔·波德莱尔宣称，除了诗人的职业和——更加不可信地——“战士”的职业之外，世间的任何工作都是破坏心灵的职业。马塞尔·杜尚在1915年参观纽约的时候，把格林威治村描绘成“一个真正的波希米亚”，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充满了无所事事之人”。在半个世纪之后，杰克·凯鲁亚克在西海岸的一家钢琴酒吧里面对着一群观众作演讲，他极力反对“那些跑通勤的人，他们的领口紧紧地打着领带，被迫每天凌晨在米尔布雷或圣卡洛斯赶5：48的火车，去旧金山上班”，他话锋一转，又极力称赞那些灵魂自由的人、流浪者、诗人、垮掉的一代和一些艺术家，他们睡得很晚，烧掉了工作服，就是为了能够成为“大路之子，观看运货列车隆隆驶过，体验天地之大以及感受古老美洲的重量”。尽管波希米亚人没有直接说明在过一种强烈的心灵生活和成功地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或一个工厂之间存在着不兼容性，但多数波希米亚人都暗示，这两者在实际生活中不可兼得。在《论关爱》(1822)的前言中，司汤达解释说，他曾经试图为广大的读者清楚明了地写作，但他没有能力“让聋子听见，让瞎子看见”。“因此那些追求粗鄙目标的有钱人，那些每年在翻开一本书之前已经挣了1 0万法郎的人，他们最好立刻把书合上，特别是那些银行家、制造商或受人尊敬的工业家……那些精力充沛、工作努力、品格优秀、受人尊敬、生活积极的枢密顾问官、纺织品制造商或聪明的银行家在物质财富中获取报酬，而不是在温柔的感情中获取报酬。日积月累，这些绅士们的心肠逐渐变硬了。任何一个在每个周末给2，000工人分发工资的人从来不会像这样浪费时间；他们的关注点永远都在那些有用而且积极的东西上面。”司汤达认为最喜欢他的书的人是那些生活懒散、喜欢做白日梦、期待在听莫扎特的歌剧时能够被激发感情，以及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瞥到一张漂亮的脸庞之后便陷入长达几个小时苦乐参半的思绪的人。那种认为金钱和实用性的职业能够破坏一个人的灵魂，或用司汤达的话说，能够破坏一个人产生“温柔的感情”的能力的论调在波希米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比方说，在司汤达之后140年，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晰地在查尔斯·布科夫斯基的“小贩、尼姑、杂货店伙计和你”(1965) -诗中听到这一声音，这首诗让我们对富商的生活进行思考：气喘吁吁，步履匆匆，他们好似青蛙，酷似鬣狗，他们的步伐好像表明在世间尚无音乐问世，他们认为雇佣、解雇、赚钱体现睿智和聪明，他们有昂贵的妻子，就像拥有六十英亩土地一样可以用来耕种，或在人前炫耀，或用围墙圈起来，来防止没有能力的人…………他们站在六十英尺宽的窗户前面，但看不见任何东西，他们的豪华游艇可以驶向全世界，但永远驶不出他们的背心口袋，他们像蜗牛，他们像鳗鱼，他们像鼻涕虫，但他们没有它们好。金钱在波希米亚的价值体系中并不能赋予一个人荣誉，财富亦然。在波希米亚人看来，游艇和庄园仅仅是傲慢与享乐的标志。波希米亚人的身份可以通过富有灵感的谈话方式或创作一部充满才气、感情真挚的诗集而获得。1845年7月，一位美国1 9世纪最著名的波希米亚人，亨利·梭罗，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县附近的瓦尔登塘北岸自己动手修建了一间木屋，并搬入其中居住。他的目标就是要检验他是否能够过一种外表简单而内心丰富的生活，从而用行动向资产阶级表明，一个人可以把物质生活的贫乏与精神生活的充实结合起来。为了证明一旦一个人不再为他人的评价所困扰时，他将会以非常少的花销而生活这一观点，梭罗向读者介绍了他是如何在修建木屋时节省开支的：（略……）“绝大多数的奢侈品，以及好多所谓的生活便利设施，不仅不是必不可少，而且还是人类高尚情操的真正阻碍，”梭罗写道，为了颠覆他所处的社会在拥有财富同值得尊敬之间建立的必然联系，他还说，“一个人的富有程度是与他生活中不需要的东西的多少成正比的。”梭罗试图让我们重新认识没有钱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是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所巧妙地暗示的那样，是在人生的游戏中失败的证据。一个人没有钱可能仅仅意味着他自愿选择把精力投入到别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投入到商业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在别的方面变得富有，而不是在金钱方面。梭罗没有用贫困来形容他的境况，他喜欢用“简单”一词——他认为“简单”表明了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迫接受的物质状况。他提醒波士顿的商人们，那些伟大的“中国、印度、波斯和希腊的哲学家们”都曾经自愿地选择一种简单的生活。梭罗在瓦尔登湖住了一段时间之后，给美国蓬勃发展的工业化社会传达了某种思想，而这种思想的核心其实对他生前生后几乎所有的波希米亚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正如他所说：“金钱并不能购买灵魂的必需品。”3、波希米亚人认为，我们在与主流文化相抵触的生活方式中维持信心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在贴身的小环境中起作用的价值体系，依赖于我们所交往的人的种类、我们所阅读的书籍和我们所听到的话。他们意识到，我们平静的心情会很容易被击得粉碎，我们在生活中为之奉献的事情会轻易地受到质疑，例如，我们与一个熟人进行几分钟的闲聊，只要他或她认为，甚至都不必明说，金钱和社会评价最终还是很有价值的；或阅读一本杂志，而这本杂志只讲述资产阶级的英雄们是如何取得非凡成就的，就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与之不同的生活目标的价值。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会很容易地受到伤害。波希米亚人因此在选择交往对象方面特别注意。一些人，例如梭罗，完全逃离了社会的不良影响，而另外一些人则坚持不懈地选择性情相投的人组成一个交往的小圈子，而拒绝接受那种自然而然地落在我们头上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在学校、家庭和工厂与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交往时很容易感受到的。在世界上的好多大城市里，波希米亚人聚集在一些特定的地区，来确保与他们每天交往的人都是一些真正的朋友，而不是满脑子装着社会地位的人。波希米亚的历史上点缀着一些因他们的友谊而闻名于世的地名：蒙帕尔纳斯、布卢姆斯伯里区、切尔西、格林威治村以及威尼斯海滩。4、波希米亚人还会小心翼翼地重新界定失败一词的涵义。根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个人在商业领域或艺术领域遭受的经济方面的失败或他人评价方面的失败，都可以作为证明他人品不佳的重要证据，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社会在分配奖励或惩罚方面是相当公平的。然而波希米亚人拒绝接受这种对外在失败的惩罚性解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往往被白痴和偏见所控制。他们推理说，根据人性来判断，社会上最成功人士很少是那些最聪明或最善良的人们，而是那些最成功地迎合了听众的价值观念的人，而这些价值观念往往弊端百出。波希米亚人认为，商业上的得失成败仅仅能够表明一个人获取商业成功的能力，而不能据此对一个人道德上的和想象力方面的缺陷做出惩罚性的判断。这种观点可以解释为什么19世纪众多的波希米亚人赋予一些政治领域和艺术领域的人莫大的关注和尊敬，而用资产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这些人的生活只能被描述为极为失败。这些人当中最有名的要数二流的英国诗人托马斯·查特顿，他因为贫困和资助人的拒稿而身心疲惫，在1770年自杀身亡，年仅18岁。阿尔弗雷德·德·维尼的剧作《查特顿》于1835年首次在巴黎上演，他把这位年轻的诗人变成了波希米亚人所珍视的所有价值的代言人。这出戏剧赞美个人灵感，贬抑社会传统：赞美人们之间的友好，贬抑经济上的利益；赞美激情与疯狂，贬抑理性与功利主义。德·维尼认为这位满腹才华、敏感脆弱的诗人几乎注定要被资产阶级公众的残酷逼上绝路，直至自杀。这位被世人曲解的圈外人物，尽管遭到社会的排斥，但依然胜过那些圈内人物，这种思想反映了，同时也塑造了许多波希米亚的杰出人物的生活。热拉尔·德·奈瓦尔是一位诗人，比查特顿富有才气，但并不比查特顿更幸运，他于1855年在穷困潦倒和神经失常中上吊自杀，时年47岁。德·奈瓦尔认为他们那一代敏感的同一类人，因为其天赋和性情而无法适应资产阶级的世界，他这样对他们进行了总结：“野心并非我们所有……追求名利的贪婪的人们使我们远离了政治活动的圈子。对我们而言，只剩下诗歌的象牙塔，登临其间，我们就可以远离世俗大众。只有处在这样的高处，我们最终才能呼吸孤独的纯净空气；我们才能端起传说中的金杯痛饮遗忘：我们才能因诗歌和爱而酩酊大醉。”当埃德加·爱伦·坡于1849年以仅仅三十七岁的年龄去世时，他同样成为波希米亚历史上的一位高贵的失败者。在一篇论述他的生平和作品的文章中，夏尔·波德莱尔写道，爱伦·坡的命运是被迫生活在野蛮人中间的富有天赋的人的典型的命运。波德莱尔谴责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中的公众舆论，他警告说，一个人别想从它那儿得到任何慈悲之心和宽容之心。他写道，的的确确，诗人们“不能指望自己能够适应社会，不管这个社会是民主社会还是贵族社会，也不管这个社会是共和社会还是绝对的君主制社会……他们都是一些杰出的不幸者，[他们]一出生就注定了要遭受天才在平庸的人群中所要受到的残酷的待遇。”波德莱尔从爱伦·坡的生平中所获得的教益其实是这位法国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反复表达的主题，我们可以从他的那只著名的水鸟忧郁的飞翔中找到这一主题最清晰的表达：信天翁为了消遣，水手们经常抓一些信天翁，这些体型庞大的水鸟总是不动声色地伴随着船只穿越痛苦的海峡。一被放到甲板上，这些天空的君主们便显得笨重不堪、自惭形秽，他们可怜地把巨大的白色翅膀拖在身体两侧，就像一对从船上卸下来的桨。这些长着翅膀的行路人变得多么笨拙，多么虚弱！多么虚弱和笨重，甚至可笑。而他就是在刚才还是如此轻盈灵巧！一个甲板上的水手拿着一块烙铁拨动他的喙来戏弄他，另一个水手则跛着脚，模仿这位刚才还在翱翔的跛脚人！诗人就像这位云中的君主一样，在弓箭手的射程之外乘着风雨飞翔；一旦放逐于陆上，就会遭人呵斥，受人白眼，他不能走路是因为他长着一对庞大的翅膀。通过赋予这些被社会排斥的人以尊严和高贵，波希米亚把他们描述成为受到逐放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世俗社会中相应的形象。如同基督教的朝圣者一样，这位波希米亚诗人会受到缺乏领悟能力的普通大众的折磨，但如同基督教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被人忽略本身就意味着被忽略一方的优越性。一个人没有得到他人的理解，表明在他身上有好多东西尚需理解。诗人不能走路，是因为他长着一对庞大的翅膀。5波希米亚人贬低群体和群体的传统，而强调个人以及个人脱离传统的激情。“不再有任何规则，”维克托·雨果在《爱尔那尼》(1830) 一书的前言中喊道。“因为让天才放弃个体的创造性，就如同让上帝变成仆人。”相似的战斗口号在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论自助》(1840)中回响：“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是一个不墨守成规的人。”老是想要符合他人关于如何生活、如何穿衣、如何吃饭或如何写作的要求，久而久之，你就会具有一种“像蠢驴似的神情”。任何一个高贵的人的生活都应该遵守这样一条原则：“我要做的事是我自己关注的事情，而不是他人认为我应该干的事情。”“我希望现在我们是最后一次听到服从与一致之类的字眼，”爱默生总结道。“让这些字眼出现在大报小报上时，人们发现它们非常滑稽可笑……让我们永远都无须卑躬屈膝、连声道歉……让我们直面并谴责当下的那种波澜不惊的平庸生活和那种令人厌恶的自鸣得意。”雨果和爱默生要求人们与传统决裂的呼声遇到了一个知音。 1850年，热拉尔·德·奈瓦尔与关于何种动物可以养为宠物的社会观念彻底决裂，他养了一只龙虾，他每天用一条蓝色的带子牵着它在卢森堡公园四处溜达。“为什么牵着龙虾散步就比牵着狗或其他任何动物散步都要荒唐可笑呢？”他质问道。“我喜欢龙虾。它们是一些安静、严肃的动物。它们知道海洋的秘密，但它们不会到处乱吠，也不会像狗一样咬你的生产单细胞物质的私处。歌德讨厌狗，他是对的。”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富有原创精神的艺术家，就是要让资产阶级吃惊，或更好一点，就是要让资产阶级生气。在完成他的小说《萨朗宝》(1862)之后，福楼拜声称自己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1)让资产阶级生气，(2)让敏感的人不安和吃惊，(3)让考古学家冒火，(4)让女士们摸不着头脑，以及(5)为我赢得一个鸡奸者和食人者的名声”。在19世纪50年代，一群波希米亚学生在巴黎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其宗旨是“让法官和药剂师大光其火”。他们发现了一个实现目的的最有效的方法，他们把自己称为“自杀者俱乐部”，并且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声称，所有成员必须在30岁之前——或在头顶变秃之前，这要取决于哪一个时间提前来临——自己结果自己的生命。虽然据称这些成员中只有一个人自杀，但这个俱乐部还是相当成功，因为一个愤怒的政治家在下议院作了一个演讲，称这个俱乐部是一个“不道德、非法的怪胎”。波希米亚的历史上点缀着试图惹恼有名望阶层的行为。1917年的纽约，一群艺术家决定脱离资产阶级生活，创建一个“自由、独立的格林威治村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将以全副身心投入到艺术、爱、美和香烟中去。为了标志这一独立国家的诞生，这一群人爬到华盛顿广场的拱顶上，痛饮威士忌，发射玩具枪，宣读独立宣言，宣言只包括一个单词“如此等等”，宣读时要快速连续地重复这同一个词。多年以后回忆这一幕时，这个新生共和国（到天亮前就结束了生命）的一个成员说：“我们是激进派，只要是在中西部地区被视为禁忌的任何事情，我们都热衷于去做。”但对波希米亚人来说极为不幸的是，他们让资产阶级震惊的次数越多，资产阶级接受震惊的意愿和能力反而越弱——这种情形逼迫波希米亚人上演一些越来越极端的滑稽行为，这一点可以在20世纪波希米亚运动中得到很好的证明。“聪明人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达达主义的创建者，特里斯坦·查拉1915年在苏黎世宣称，“但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就是白痴。达达就是用它所有的力量在全世界创造白痴。”为了达到此一目的，达达主义者闯进高雅的苏黎世餐厅，就是为了朝那些进餐的资产阶级喊一嗓子“达达”。达达主义艺术家马塞尔·杜尚给《蒙娜丽莎》画上了胡须，将其命名为L.H．o．O.Q(Elle a chaud au cul)。达达派诗人胡戈·巴尔创造了一种毫无疑义、用多种语言拼凑的诗，他身穿用闪亮的蓝色纸板做的衣服，头戴女巫的帽子，在苏黎世的夜总会里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达达诗歌，《卡拉瓦尼》。当回忆当时达达主义者的目标时，曾经一度是达达主义画家的汉斯·里希特说：“我们想创造一个新型人类，它摆脱了各种各样的专制，这些专制包括理性、平庸、将军、祖国、民族、艺术商、细菌、居住证和过去。让公众舆论恼火是我们的根本目的。”其他一些团体也紧步达达主义的后尘。 1924年，超现实主义者在巴黎的格勒内勒街设立了超现实主义调查办公室。一个服装店假人从天花板悬挂下来吊在窗户里面，一些公众受到邀请前来讲述他们做过的梦或一些巧合的故事，提供他们对政治、艺术和流行趋势的看法。他们讲述的故事和提供的观点会被打印出来贴满墙壁。办公室负责人安托南·阿尔托声明：“相比积极的参与者，我们更需要心理失常的参与者。”在1932年，同样想惹恼资产阶级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者菲利波·马里内蒂发表了《未来主义食谱》，他写道，这本书的设计目的是要革新意大利人进餐的方式，帮助他们摆脱19世纪的饮食习惯，具体地说，摆脱对意大利面食的喜欢（他通过援引西红柿肉末卤汁通心面和波伦亚式绿面条两个例子，来证明资产阶级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但对任何一个买了这本烹调书想寻求一点烹调灵感的人来说，很显然马里内蒂——同热拉尔·德·奈瓦尔与安托南·阿尔托并无差别——的目的就是让读者的期待落空。菜谱包含这样的内容：草莓乳房：“一只粉红色的盘子里有两个竖起的女性乳房，用意大利乳清干酪制成，并用堪培利开胃酒把干酪染成粉红色，乳头是用蜜饯草莓做成的。在意大利乳清干酪表皮底下要加入一些新鲜的草莓，这样在咬上去的时候能够增加想象中乳房的理想口感。”太空食品：“由一片茴香、一只橄榄和一只金橘构成，另外还需要一片纸板，上边依次贴着一条天鹅绒、一条丝绸和一张砂纸。砂纸不是用来食用的。它是进餐者在吮吸金橘的时候用右手拨弄消遭的。”立体主义蔬菜拼盘：“1、一小块维罗纳芹菜，油炸以后撒上辣椒粉。 2、一小块胡萝卜，油炸以后撒上搓碎的山葵。 3、煮熟的豆子。 4、几个伊夫雷亚泡制小洋葱，撒上切碎的芜荽。 5、几小块意大利果仁味羊奶干酪。注意事项：蔬菜块的大小不能超过一立方厘米。”6、波希米亚行为的出格是显而易见的。重要的是，从重视原创性思维和强调生活的非物质层面到认为一切使法官或药剂师大光其火的行为——从遛甲壳类动物到吃草莓乳房——仅仅一步之遥。由于波希米亚人极端关注精神需求，将之放在第一位，以至于他们对现实事务没有足够的重视，其结果就是他们中的好多人不得不异常辛苦地寻求赖以养家糊口的途径，甚至比那些忙碌的、关注物质生活的法官和药剂师花在精神思考上的时间还要少，而花在物质方面的思考上的时间还要多。在1844年的马萨诸塞州，一群带有乌托邦思想的波希米亚艺术家建立了一个社区农场，他们将其命名为“果园”，并宣称他们对作为目的本身的钱和劳动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只想种植足够的食物来保证身体的需要，然后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诗歌、绘画、自然和浪漫爱情中去。社区的建立者布朗森·奥尔科特宣布，这些新生农民的使命“是存在，而不是做事”。他和他的伙伴们在追求一系列野心勃勃的理想，这些理想是他们之前和之后的所有波希米亚社区所共同追求的：他们不穿棉花制品（因为棉花是奴隶摘的），不吃动物肉或奶制品，他们遵循严格的素食主义——他们只吃高高地长在空中的食物，避免食用胡萝卜和土豆，因为它们在土里朝下生长，而不是像苹果和梨一样一心向上。不难想象，这个社区持续的时间不长。这些农民们不愿意关注实用的东西，使得他们在第一个夏天结束之后，便陷入到难以糊口的境地，更别说如他们当初计划的那样阅读荷马史诗和彼特拉克的诗歌。在农场建立的几年以前，在波士顿曾经见过奥尔科特的爱默生对“果园”的成员们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全部宗旨都是精神的，但他们最终总会说：‘你能再给我们寄点钱吗？’”在果园建立的6个月之后，整个社区在刻薄的相互攻击和绝望中做了乌兽散——这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波希米亚人的故事，他们由于坚决拒绝接受哪怕是最小的资产阶级的原则，必然地导致他们的理想主义发霉变质。如同波希米亚人有时冒着极大的危险想要证明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受错误思想的误导，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像平常所表现的那样令人心醉神迷，一旦认识到这点，就再也没有必要受到资产阶级的身份观念的影响，从而使自己深陷焦虑之中。很多优秀的思想都令中西部人震惊，但并非所有令他们震惊的思想都很优秀。正因为法官和药剂师的事业如此顺畅，让他们去质疑或偏离自己的行为方式或思维方式将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7、这样说并非要我们循规蹈矩。不管波希米亚人的行为从外表看来多么地出格和怪异，他们的运动的持久价值在于对资产阶级的理想提出了一系列建议性的批判。波希米亚运动批评资产阶级错误地理解了财富在一个美好的生活中应该起的作用；批判资产阶级过于草率地声讨世俗事务中的任何失败，以及他们在尊重外在成功时体现得过于卑躬屈膝；批判资产阶级对虚假的行为规范怀有过度的忠诚；批判资产阶级过于机械地把一个人的职业才能等同为他的天赋；批判资产阶级忽略艺术、感悟、嬉戏和创造的价值；批判资产阶级过度地关注秩序、规则、官僚机构以及严格守时。用最广阔、最宽泛的方式来总结波希米亚的贡献，我们可以说它为寻求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提供辩解；它确立和定义了一种亚文化，在资产阶级主流文化中遭到鄙视和忽视的特定价值在这一亚文化中被赋予适当的地位和名誉。波希米亚在很多方面来讲是基督教在精神领域的替代品——波希米亚在19世纪出现时，基督教开始丧失了在想象领域里对大众的影响力——同基督教一样，波希米亚坚持用精神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和他人，而反对用物质的标准对自己和他人做出判断。如同基督教的修道院一样，波希米亚的阁楼、咖啡馆、低租金住房和合作组织为那些无意追求资产阶级赏赐的人们提供了庇护之所，他们从中获得生活的支持和友谊。再则，一些波希米亚人的立场可以帮助那些因主流身份体系而焦虑不堪的人认识到，避开主流身份体系的行为源远流长，而且偶尔辉煌一时。这一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巴黎诗人、达达主义运动的游戏性和颠覆性，以及超现实主义乡间野餐会。由于一些才华非常出众的波希米亚人的努力，那些看起来显得偏激而滑稽的生活方式变得严肃而值得称道。在由律师、企业家和科学家构成的社会模范人物中，波希米亚添人了诗人、旅行家和散文家。波希米亚人认为，不管这些人言行如何怪异、物质如何匮乏，他们都有资格享受属于他们自己的最高的身份。8、解决焦虑的成熟之途可以说始于一种认识，即身份的确立取决于听众的选择：听众可以是工业家或波希米亚人，可以是家庭成员或哲学家——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听众。不管身份的焦虑如何令人不快，但我们还是很难想象一种完全摆脱身份焦虑的美好生活，因为一个人对失败和在他人面前丢脸的恐惧，实际上意味着他抱有一定的追求，期待某些结果的出现，以及对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心怀尊敬。身份的焦虑是我们承认在成功生活和不成功生活之间存在公共差异的时候，必须付出的代价。虽然我们对身份的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在满足对身份的需求时面临着诸多选择，我们有自由认识到我们对蒙羞的忧虑完全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群体，我们充分理解和尊重这个社会群体的判断方法。身份的焦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成问题的，那就是我们遵循这些导致焦虑的价值观念，仅仅是因为我们异常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或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已经被完全麻痹，以至于我们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是天经地义的，或来自神授，或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对此心醉神迷，或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变得过于局限，而想不到还有其他的选择。哲学、艺术、政治、基督教和波希米亚的目的并非废除身份等级，他们只是尝试创立一些新的身份等级，而这些等级建立在那些为大众所忽略或批判的价值标准的基础之上。这五个不同领域的革新者们一方面都坚持严格区分成功与失败、好与坏、可耻与高尚，另一方面又试图重新塑造我们的判断标准，使我们重新思考何种行为才能归入这些重要的标题。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人无法或不愿温顺地服从关于上层身份的主流观念，但他们有资格拥有更好的称呼，而不是残酷地被人称为失败者或小角色，而这五个领域的革新者们通过上述的方式，赋予这些人以合理性。他们提供了好多富有说服力和抚慰能力的事例来提醒我们，世界上并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并不是只有法官或药剂师的方式——才能证明生活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