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当作“一流”引进公司，微软的环境也不能容其永远滥竽充数。一经发现，即被辞退，推荐者的信誉也会受到牵连。所以，尽管公司鼓励所有人举荐亲朋，却没有人胆敢胡来。这项制度充其量也就是个“举贤不避亲”。当日微软中国研究院执行这一政策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邸烁把他的大学同学王庆带进了希格玛大厦。“那是我们班公认最聪明的一个人，真的棒极了。”当凌小宁想要寻找一个优秀工程师的时候，邸烁如此这般地说。王庆面容消瘦，柔中带刚，机敏而有节制。在来到希格玛大厦之前，他的经历挺简单，从清华大学的学士到清华大学的硕士。他认为，“计算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应用学科，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再转过头来打量自己：短于理论建树，长于实际的动手能力。所以他坚决不肯像他的同学邸烁一样去读博士，而是选择了摩托罗拉公司中国分公司一个工程师的岗位。他说他在那里可以扬己之长，还能逐渐洞悉大公司的运作程序。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想错。当他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面试的时候，这些经历令所有“考官”觉得，他无可争526议地具备了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条件。有一段时间，微软研究院频频向他招手，而他还在犹豫不决。在经过几次竭尽全力的说服和几个星期的焦急等待之后，凌小宁终于忍耐不住，去向李开复求援：“你要支持我一下，我需要这个人。”“怎么支持？”“给他一个组长职务。他现在在摩托罗拉负责一个小组，手下有几个人。”“给他。”李开复痛快地说。“我还希望你能和他当面谈一谈，说服他来我们这里。”“好，我谈。”李开复当即约见王庆。这让王庆有些惊讶，也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微软的诚意。接下来的事，就连凌小宁也没有料到。当李开复发现王庆还想多要一些股票认购权的时候，就对凌小宁说：“也给他。只要他真是我们需要的人，要什么给什么！”527第二天，凌小宁接到王庆的电子邮件。王接受了研究院的聘书，还说正是这些看来很小的事，让他作出这个很大的决定。1999年11月1日，王庆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软件开发组组长。这时候，研究院正在全力以赴开发中文语音识别技术。李开复在10月中旬向比尔．盖茨展示的成果，让微软公司的高层领导者受到鼓舞，他们决定，在微软语音识别大系统当中，加快中文的开发进程。毫无疑问，这需要中国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同美国总部的开发人员密切协作，其最终结果，将在中国的市场上发挥重要影响。凌小宁试图让王庆明白，新系统的“里程碑”要在2月28日确立。“里程碑”是微软员工对于项目成果的一种表述，其含义有点像“死亡线”。不过，它是“阶段性成果”，而非最后的结局。语音识别项目的中文部分，都将在希格玛大厦完成。然而在微软公司的语音系统已经相当成熟的时候，研究院这边的中文部分才刚刚起步。所以，王庆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项目的全部过程以及核心技术，还要在中国研究院和美国总部之间，充当528一个“协调人”的角色，让中国的研究进度迅速跟上美国产品开发部门的步伐。所幸王庆对语音技术并不生疏，他在摩托罗拉的时候就是这方面的中坚力量，也能了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他立即就发现，微软研究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准，并不比另外三家大公司更高。令人惊讶的是，这里进展神速，仅仅才过去半年，其水平已经相当于摩托罗拉的“3年研究”。不过，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30年研究”相比，毕竟还差一步。在以后的4个星期当中，王庆在太平洋两岸的希格玛大厦和雷德蒙总部之间频繁往复。他的工作在微软公司从无先例。微软的软件一向是由美国总部的18000人开发，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地，由当地人员酌情从事产品本地化的工作。如今这个项目却是在中国开发出来，再与美国总部的产品融汇，这在技术上具有开创的含义，在微软公司的软件制作历史上也是新的一页。现代技术的应用，已使距离不再成为人们交流的障碍，甚至同一产品的不同部分，也能够在相隔万里的地529方来制作。可是，研究院现在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软件的生产不同于一般制造业。一辆汽车或者一台电视，都是在所有配件全都做好之后再来总装配，甚至电脑的硬件部分也是这样完成的。惟有电脑软件不行。它的每一个部分，必须在产生过程中，随时随地和其他部分衔接配合，在整合的工程中改进“零件”，又在改善了“零件”之后再来整合。如此交替反覆数百次甚至数千次，方能成型。比如微软公司的“视窗NT”，源码多至5000万行。“视窗98”小一些，也有大约2000万行。此类大型软件由数千个“零件”所组成。在这些零件形成的过程中，几乎每天都要进行一次“总装配”，如果装配的档案记录为“2195”，这就表明其装配整合的工作累计已有2195次。软件制作的这种性质，使距离成了问题。这一边，希格玛大厦每天都要将自己的数十万行程序加以完善，每一天都要将完善的结果与大洋彼岸的总部系统加以匹配，再拿回这一边来测试。这一切，可以通过微软公司的专用网线来实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想像，浩瀚的太平洋给王庆带来多大麻烦。530“臭虫档案”大多数软件公司今天对于“臭虫”的理解，已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人们觉得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现在则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2000年元旦过后，王庆又一次离开北京来到美国，住进距离微软总部不到500米的哈利泰吉花园公寓。这回，他至少要在这里住到2月28日了。在这里，人们都叫他的英文名字“泰瑞”，其身份是项目经理。这表明，他不仅代表微软中国研究院，而且要代表这个项目。他处在协调中美两个研究院的位置上：召集会议，检查进度，洞悉项目在每一个阶段的进展以及障碍，收集所有正常的和意外的情况，向太平洋两岸的任何一方通报。雷德蒙的冬季气候温和而湿润，西南边不远处，瑞尼尔山白雪皑皑，但山下却是绿草如茵。阴雨绵绵无尽，偶尔云开日出，天空湛蓝，日月俱澄澈。每天早晨，王庆从哈利泰吉花园公寓出来，一边呼吸着新鲜空气和红杉树散发的清香，一边走上第40大街，再拐一个弯，就到了微软总部115楼3319号房间－－他的临时办公室。微软公司的中枢服务器已将前一天诞生的产品版本准备531就绪。他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电脑上找到它。准确地说，这是一个半成品。王庆和微软公司所有开发人员，都把它叫做“Build”。这个词可直译为“建造”，本身是一个动词，在这里却具有名词的含义。简单地说，建筑一个软件有如建筑一个楼房。但要更加准确地理解这个词的含义，就不能不涉及微软公司内部的软件制作程序。微软的软件产品通常具有极大规模，大型产品小组通常集中着数千人的智慧和精力。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来想像和创造，但所有人的发明最终须结合在一起，互相融合而不致互相抵触，这就是所谓“整合”的工程。如果坐视开发人员各自为政，尽情发挥，对相互不能衔接甚至冲突的环节不加过问，就必然会形成一大堆互不相关的“零件”。你要把一个飞机发动机装在汽车上，就算那东西再好也必然导致失败。由于这样的理由，在微软公司内部，属于个人创造的部分越是精彩纷呈，整合的工作也就越是频繁严谨。到了一个产品将要定型的最后阶段，这种整合就必须每天进行。“整合”的工作并非人工完成，而是由服务器中枢532自动实现。其具体的操作方法是：所有开发人员随时将自己完成的工作通过网络传送到服务器上，无论是几十人开发的小产品，还是几千人开发的大产品，均须遵循此项规则，一丝不苟。服务器依靠自己内部的工具程序，每天将所有人的工作汇聚在一起，自动加以整合，“建造”为一个新的版本。公司内部各个产品小组，大体上每天都会提交一个新版，但却无法做到让每一个新版都处在稳定状态，也无法确保每一天的工作都能同别的小组相互配合。他们只需将其中比较稳定的版本标定存档，供其他小组使用，自己则可以继续往前走。这样，每个组都在奋力向前，又都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一系列“新版”。一望而知，这中间的要点是所有参与者必须同步前行。你盯着别人，别人也会看着你。如果大家都在前进，只有一个人停滞不前，那就不仅是落后，而且还会造成整体系统失去协调。各个产品小组的“新版”则需不断整合在一起，以供检测小组检验。服务器中枢大楼中一批功能强大的电脑，则在每天将全部“新版”拷贝，并且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以防失火、失窃一类不测事件。在电脑屏幕上显出期待着的“新版”程序之后，王533庆便下意识地查找中文部分是否已被整合在其中，又是否产生了新的麻烦。检测在微软公司的软件制作过程中乃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同一般制造业中的情形不同，微软公司的软件测试和开发制作是同步进行的，并不像人们通常想像的，等到产品完成之后再来检测，而是伴随在产品制作的全部过程中。检测人员数量巨大，与研究开发人员的比例，大致为1∶1。北京方面的检测工作，由希格玛大厦第六层的微软研发中心负责。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这套语音识别程序，每天必须检测的内容超过400种。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只有极少时候能够一帆风顺。在大多数情况下，检测人员总会抓出很多“臭虫”。消灭“臭虫”的具体方法是，发现者首先要有办法使“臭虫”能够再现，而且能够记录其出现的时间、条件和表现方式。当另外的人使用同样办法可以让“臭虫”再现的时候，就证明检测的结论有效。但并非所有的“臭虫”都在必须消灭之列。研究人员通常是依据“臭虫”对软件的损害程度，将其分成四个“优先等级”。“最高等级”的“臭虫”一经发现，534则直接责任者必须在彻底解决问题之后方能离开办公室。对于大多数并不会造成后果的“臭虫”则有可能不予理睬，甚至永远留在产品中。王庆在太平洋两岸不断传递这套语音系统的两个月中，检测人员总计发现了2500个以上的“臭虫”。其中有重要影响因而必须消灭的，则有几十个。每一个“臭虫”都有一个独立的编号，并且详细记载其生存周期，也即它的出生、发展和死亡，消灭它的方法，以及在消灭的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新的问题，是为“臭虫档案”，以供日后人们在类似问题面前可以参照，又可在产品完成之后，对“臭虫”数量、消灭了多少、还有多少隐藏在产品中，一一加以统计。“臭虫”的“平均寿命天数”，乃是判断开发人员工作质量的标准之一。对于那些必须加以消灭的“臭虫”，则由研究院的开发人员找出程序源码中的错漏，修正之后由检测人员再行检测，直至确认“臭虫”的确已经死亡。不过，很多时候，在消灭一个“臭虫”的同时，又会产生更多的“臭虫”。美国软件业中公认所谓“程序的正确性不可证明”，就是说的这种情况。有些软件，必须535做到绝对无误，比如用在卫星航天方面的软件，就是这样，但通常在一个庞大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中，你不论怎样努力，也不可能实现“零臭虫”。所以微软公司对于自己产品的要求，叫做“足够好”，而不是“绝对好”。王庆说：“你要把视窗2000做得一个‘臭虫’都没有，100年也做不到。只要万分之一的‘不好’不致影响万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好’，就算成功。”这样的道理固然可以成立，但就算你真的做到只有“万分之一不好”，你几千万行源码，也就有了几千个“臭虫”。有人说微软产品的错误无数。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2月28日的“里程碑”之日越来越近。王庆觉得，语音产品小组的节奏明显加快。经理已经宣布，所有新的东西一律不许再加入产品，所有人员全力检测和消灭“臭虫”。那些天，王庆每天早晨打开电脑，都会看到一大片“红色的小方块”，分外刺目。一个红方块就意味着检测人员又发现了一个“臭虫”。测试人员和开发人员通常会发生矛盾，这个说发现了“臭虫”，那个却不承认是毛病，所以，颜色只是一个参考，并不具有绝对的意味。536不过，如果哪个小组出现一片“红色”，小组的全体员工还是会紧张起来，压力也在无形中增加。当一个“臭虫”正在被消灭的过程时，那块红色就会变成黄色。就算修改者确认自己已经把臭虫消灭，也不能随意改变其颜色，而须请最初发现“臭虫”的人来检测，直到检测通过，黄色变成绿色。你如果不能在当天工作的时间把所有“红色”改变成绿色，那么晚上就难免要加班了。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每天夜幕降临的时候，雷德蒙总部语音小组的员工，都不能回家，整个大楼灯火通明，“新版本”不是一天发出一个，而是每隔半个小时就发出一个。它向全体员工昭示，已经解决了多少“臭虫”，但还有许多“臭虫”仍在横行。王庆的任务仍是保证中文部分能够跟上整体结构的变动。因为任何其他部分的更改都有可能影响中文。软件程序的错误和“臭虫”造成的后果通常并不能画等号。有时候很大的错误不一定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有时候一个细小的疏漏却有可能导致电脑“死机”一类重大的恶果。这一天，当王庆打开系统将鼠标点击“中文”栏的537时候，系统立即崩溃，接着电脑屏幕上出来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王庆目瞪口呆。过去两个月里，也呈现过类似的情形，比如那一次刚刚开机，应用程序就关闭起来。还有一次是在400多种汉语语音中，忽然进来一个英文的字母读音。电脑是一个最聪明的傻瓜，立即被这小小的意外来客搞得无所适从。诸如此类的问题曾经无数次地出现，每一次的原因都不一样。王庆后来说，“消灭‘臭虫’就像是走迷宫一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走通了，顿觉心里一阵激动，但你不可能回到同样的道路上来，因为同样的问题不会重现。”现在是在产品制作的最后阶段，出现这样的情况，乃是致命的。对于王庆来说，这时候，最困难的事情是判断错误发生在什么地方。他在匆忙之中打开服务器，从最初的记录逐一向后，寻找每天的“版本”。这工作一直持续了一个星期，直到有一天，他发现系统在2000年1月9日还能运行正常，但到了10日，系统便忽然拒绝工作。他回过头去调查这一天的记录，发现雷德蒙总部的语音识别大系统做了某些修正，但希格玛大厦没有随之更改自己的程序。想必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但他又花538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还是搞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改了什么。他情急火燎地请微软公司语音开发小组的人来帮忙。结果终于发现，问题出在一个数据格式模块上，微软总部的开发人员在那里加注了一个英文和日文的语言模型参数，中文这一边却没有增加。王庆长出一口气，打开中文程序源码，只用一秒种就解决了问题。这个叫王庆两个星期寝食不安的“臭虫”，仅仅是一个“句号”！“足够好”并不足够好雷德蒙微软总部115号楼里，王庆一心一意建立“臭虫档案”的时候，相隔不远，8号楼人力资源部的经理们，却被来自中国研究院的一些消息搞得既惊且喜，甚至还有点怀疑，那一切是不是真的。他们每年一次向公司全体员工发出问卷，以评估每个人的工作状况和喜怒哀乐。员工则以投票方式，对形形色色的问题做出“肯定”或者“否定”、“满意”或者“不满意”的回答。2000年1月，公司人力资源部收到中国研究院的首次评估报告时，所有人都不免惊讶：居然会有如此好的结论？539不过，这的确是真的。根据人力资源部的档案记录，我们将这些可以在微软历史上留下痕迹的结论摘录部分如下：（百分比为“赞成”或者“满意”的比例）我有明确的工作目标：100%我在工作中拥有适当的决定权：100%我在微软感觉自己被尊重：100%我被鼓励提出更新、更好的方法去做事情：100%当我在工作中遇到风险的时候，我得到了支持：78%我有机会面对全新的、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并拓展自己的能力：100%我的经理很真诚地关注我的事业：88%我的小组成员可以开放和真诚地相互交流：100%即使别的公司给我适当位置和同等薪酬，我也将呆在微软：100%所有原始数据均须汇集起来，向雷德蒙微软总部报告，由人力资源部加以统计。按照总部一位工作人员的评价，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分数，除了“薪酬”540一项，各项指标均为亚洲最高成绩，即使以微软公司在全世界所有的机构的成绩来衡量，也无出其右。能够得到这样的结果，应当说极为不易。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常以中国方式处理问题的人来说，更加不易的事情是问卷本身的设计。我们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可发现其中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由普通员工给他们的上级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做出判断。这种“考评”的性质，一定要和我们通常所能看到的那种所谓“年终总结”联系起来观察，才能估量其中含义。“考评”在任何一个机构中，都是一种必行的管理方式，也是一个成熟组织衡量员工行为的惯例。然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上一级来考核较低一级的员工，考核本身又缺少一个严格的可以数字化的标准。倘若一个管理人员出于个人亲疏，或者不能洞察全部情节，则有可能让最后的结果同实际情形发生偏差，只反映少数人的意志而非真正的民情，以致不能服众。这样的问题，在大多数组织中都会见到，考评有时会成为少数官员仗权营私甚至勾心斗角的一环，更多的时候则只有形式的意义，内容笼而统之，无关痛痒。领导者不会向下属提541出如此周密而细致、尖锐而又切合人心的问题。一个普通员工，也极少有机会对自己的上级和自己关心的问题做出“是”或“否”的回答，即使能够将心中意见一吐为快，通常也不会发生任何作用，还给提意见者带来更多的不快。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这份问卷，其问题的设置具体而微，不容含混不清的回答，甚至能够将结果以数字来统计。一些题目看似细枝末节，却在员工内心中占有重要位置。答案无论肯定或者否定，全都来自每一个员工在匿名情况下的选择，而非少数人的随意增删。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最后的数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近了事实。数字化是微软公司多年以来管理方面的一个特征，经理们几乎全都靠它吃饭。既然他们能够拿它来判断自己的得失，当然也就可以据此判断员工的优劣。对于员工的考评，在研究院为6个月一次。每逢这样的时刻，研究小组的经理们就会坐在一起，将自己下属的表现一一展示，然后给每个员工标明一个成绩。考评等级为“5分制”，3分为“及格”，一个员工如果能够542得到4分，已属相当杰出。每人薪酬也将根据其考评成绩的优劣，而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其幅度为0%-30%。这样看来，微软的经理们对于下属的确拥有很大的“生杀予夺”之权。比如黄昌宁在谈论1999年8月研究院的考评时，就承认自己“有很大的权力来评价下级的工作”。从理论上说，没有一个老板不看下属的能力，一个好的经理也不会具有徇私的动机。“你不公平，你的下属就会受到损害，”陈宏刚这样说，“大家都不会努力，你的这个组也不会好。”但在一个巨大公司的营运中，理论的标准虽可经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付诸实际，则就不能不遇到很多复杂的情形。李开复也不认为微软的“考评”中存在不公，但他承认，“微软的经理权力非常大，所以，如果一个人在微软滥用职权，是很容易的。”从公司角度来讲，赋予经理以极大的权力，同经理所负之极大责任相适应，所以为必须之举。但是情形十分显然，倘若公司不能创造一种对于经理既能激励又能约束的体系，则前述希格玛大厦第六层里出现的局面，不是没有可能在第五层重演。读者到现在已经容易体会李开复对于属下众经理的信任、放手和激励，但是却很543难觉察他对于所谓“滥用职权”的情形有过任何防范之举。事实上，直到1999年11月，李开复才决定采取行动。当时他说，他希望尝试一下“360度考评”。这一“考评”制度是针对每一个经理的。它包含着四个方向：自己评自己、老板评自己、部下评自己、左右同僚评自己，所以也就叫做“360度”。“考评”的内容包罗万象，具体细腻。每一个员工均以匿名方式提出意见。对每一个经理的最后评价，只有本人才能看到，其他所有人，包括他这个院长，都看不到。李开复相信，这样的考评制度，可以让结论最大限度地接近事实，同时又能让经理们的自尊不致受到任何伤害。他也相信，他的经理们一旦了解自己的缺点，根本用不着其他的强制力量，就会自动加以改进。这又表明，李开复的这一套约束和督促经理的制度，仍然是建立在对所有经理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的。“考评”由若干问题和一张方格图组成。问题由所有员工以“赞成”或者“否定”来回答，其“满意程度”的总评分数为“95”。现在来看具体内容：1.我的经理帮助我决定我的工作。5442.我的经理确定了很高的但却能够实现的工作标准。3.我的经理在计划方面做得很好。4.我的经理按时完成了必做的事。5.我对我的经理的工作效率有信心。6.在工作中，我的经理给我反馈的时候是坦率和真诚的。7.我能及时从经理那里接到反馈帮助我改进工作。所有这些问题，很明显地包含了一个经理人员的两种最重要的素质。首先，一个经理的创新精神和决断能力如何？如右图的纵向坐标，越是向上则表明此项能力越强，如能进入A格，则表明分数最高；其次，一个经理的凝聚人心和与人合作的程度如何？如右图的横向坐标，越是向右则表明此项指标越好，进入B格，则分数最高。参与评估的所有人，均须在这25个方格的任何一个地方，以一个圆点来表明自己对经理的评价，被考评者则以一个圆圈来自我评价。据说，比尔．盖茨和斯蒂夫．鲍尔默通常的位置，是在最上一排但较靠左的方格，545表明这两个人都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和决断能力，这超过了他们与同事的合作程度。倘若一个人进入最下一排靠右边的方格，则表明此人是一个因循守旧、见事糊涂的“老好人”。微软公司的经理，大都是一些魄力很高，合群程度很低的人，但另外一些公司经理的情形往往相反。一个同时兼有两种长处，也即能够进入右上方C格里的管理者，极为少见。员工的心理本来不易揣度，老板的权力也难能保证绝对公允。就像李开复承认的，经理不可能没有一点偏见。所以李开复很明确地告诉他属下的所有经理：“我没有权利看你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图。别的经理也看不到，只有你自己能看到自己的图。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个经理都能得到一些很诚实的看法。”如果这是李开复在试图以某种制度来确保经理公正地对待所有员工，那么他有可能真的找到了。我们从前述“360度考评”看出，员工已经有足够机会对经理的表现给予评价，甚至这种评价的本身－－不管是出于敷衍还是出于真诚，也是一个考评指标。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希格玛大厦的经理们对于员工纵有好恶亲疏，也不至于影响员工546的公正立场。“考评”的结果，看上去比10个星期以前“向比尔．盖茨汇报”还要精彩，这让李开复兴奋不已。他承认研究院所取得的成果超过了他当初的期望，但他仍旧抱着“不允许止步不前”的信念。他把所有经理找到身边，谈了两个小时。“我们不能高兴完了就回家睡觉。”李开复对他的经理们说。接着，他把一句话说了好几遍：Goodenoughisn't.这话的中文译文应当是，“‘足够好’并不足够好。”其中明显地包含了永不满足的精神。“微软的这种精神，是很值得中国人学习的。”李开复有一次对记者这样说。在他的见诸于报端的无数次谈话中，他从来没有自诩过微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中国人学习，他总是在说，自己是如何从中国的土壤中吸取营养。现在，在经理会议上，他的所谓“‘足够好’并不足够好”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从这句话开始，用一种开诚布公的自我抨击态度来检讨他的经理团队：我们有三个很大的问题要改进：547第一，大家对待遇不满意。这是得分最低的一项。我试图让大家做一些公平的讨论，但是大家的反应比较强烈。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工资不够，很多大企业比微软的工资高。我们雇的是最好的人，应当有最好的报酬。所以我希望做一些事情，和总部重新讨论一下中国员工的工资，我还请人力资源部做一个调查，看看是否需要大幅度提高工资。第二，我们做事情要经过很多官僚的步骤：买东西要经过很多环节；旅行报销要我来签字；搞一个合同，要经过财务部和法律部，谁不在就不能签。法律部要问美国总部，财务部要问税务部……规矩太多。这个情况要改变。第三，工作时间太长，加班太多，和员工的家庭生活时间不能平衡。这要批评你们。做经理的不回家，下面的人都不敢回家。我主要是说沈向洋和张宏江。他们两个人拚命地做，别人就不敢回家啦。我也看出我的不足。我以为大家都很愿意对我讲他们心里的话，可是我发现他们还是觉得我是院长，不敢讲，这是一。第二，我觉得我在公平方面做得很好，但548员工觉得我在管理方面不能完全公平。他们可能觉得我们有太多档次的工资和待遇。第三，他们希望从我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看来我并没有足够好地去教导别人怎样解决一些组织方面的问题，也没有足够好地教他们在现在的工作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然后，他请所有经理投票，决定研究院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把前述种种情节集合起来，难免觉得微软的这群人真是奇怪。他们脑子里的念头似乎永远与众不同：别人说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却信心十足；别人说他们好得不得了的时候，他们却说，“足够好”并非足够好。也许真的就像李开复说的，这就是“微软为什么永远进步的原因”。第六章WhereDoYouWanttoGoToday?－－今天你要去哪里？有些人认为，计算机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使用计算机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在这方面，要做的549事也许不多了。但实际上，计算机革命刚刚开始，一些让人兴奋的事，可能会在今后的10-20年内发生。－－巴特勒．拉姆伯森信守你的创新之权2000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雷德蒙阴雨霏霏。美国的谚语说，一滴雨的后面，是一场瓢泼大雨。这场雨就有这种味道。14日，星期五，凌晨5时30分，比尔．盖茨再也睡不下去，朦胧中似乎有件特别的事情。突然，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已有20个小时，外面的世界一片哗然，他不在乎旁人说什么，不过，有些话要向自己的手下人说明白，于是一跃而起，抓过电脑，给全世界各个角落的35000名微软员工发了一个电子邮件：我和斯蒂夫．鲍尔默都认为，我们正处于激烈竞争的环境中，为了最有效地实施我们的战略，现在是把资源和人才集中起来应对挑战的时候了。所以，我决定给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角色－－董事长和首席软件设计师，这使我能够把百分之百的精力放在突破产品的关键问题550上。在建立微软的过程中，斯蒂夫是我长期的搭档。他是一名很出色的商界领袖。我们之间独特的合作关系，自然发展成今天的格局。再往前走，我会成为微软核心队伍的一员，给合作者创造更多的机会，给顾客开辟更加伟大的闻所未闻的技术，给员工和股东建立起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企业。我担任微软首席执行官长达25年，这在技术行业或者其他行业，均不多见。我一直很乐意接受这个职位带来的商业、技术和其他方面的挑战。在过去的两年里，我和董事会讨论过如何改变我的工作方式，我们很幸运有斯蒂夫接任首席执行官这个职位。我和以往一样，对微软这个了不起的公司无比乐观－－我们有出色的员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坚强有力的管理队伍，有数量庞大的超绝技术和无穷无尽的发展机会。所以，如果有人怀疑，今天宣布这个决定，意味着我会在微软花的时间少一些，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大约两个月后，比尔．盖茨在回答一位中国记者的提问时，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同样的内容。这表明他的信551念始终没有改变，对那些“大错特错”的人，仍然不屑一顾。1999年的后6个月，在美国是公司首席执行官们纷纷“下岗”的日子，平均每一个工作日有3个行政总裁离职。到了2000年1月，每天离开的总裁就有5个了。美国人对于这种情况并不奇怪，但大洋这边的中国人不免怀疑这是“危机的前兆”。2000年开始的时候，也即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的人们没日没夜追赶“死亡线”的那些日子，北京街头的报摊上，每天都有不利于微软的消息：“维纳斯”遇到了“女娲”；状告“亚都”找错了人；首席技术官奈森．梅尔沃德告假；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事情发生了好几起。尽管托马斯．杰克逊法官还没有宣判微软“有罪”，但是一个惩罚微软的办法已在酝酿中。1月12日，《今日美国》的报道说，美国司法部和19个州政府，全都赞成将微软至少一分为二。“视窗95”轰动全世界的盛况犹在眼前，转瞬间却又成了垄断市场、损害用户利益的“纳粹战车”，“喊打”之声不绝于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英特尔公司也来落井下石，前者说，它将在几年内实现“不用视窗”的计划；后者宣布，要推出一款不用“视窗”的计552算机。根据英特尔一位高级管理人员的估计，不用“视窗”的新款产品每年将售200万台。看来并不多，但毕竟不是一个好兆头。软件业的“新偶像”是利纳斯．特沃尔斯－－那位8年前开创自由软件“利纳克斯”（Linux）的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学生。像《商业周刊》、《时代》周刊和最大证券商美林公司这样一些机构，过去十几年一直把比尔．盖茨当作圣人捧在手上，现在也全都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微软股票不再是“十大最有潜力的高科技股”之一，比尔．盖茨也不再是“因特网上最具影响力的25人”之一，倒是还能位居“20世纪100位最重要人物”的行列，只不过，名次排在利纳斯．特沃尔斯之后。但是，在欧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的大多数地方，有些证据表明，比尔．盖茨依然受到尊重。《远东经济评论》“1999年亚洲十大跨国企业”排行榜上，微软居首位，这家在整个亚洲都挺有名的周刊说，微软是“四连冠”－－连续第四年位居远东200家跨国大企业榜首。在欧洲，英国《金融时报》把他列为“1999年全球最受尊重的企业家”的第二名，仅在通用电器公司的老板杰克．韦尔奇之后。这家报纸的编辑还特别说明，杰克．韦尔奇“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他具有远见，头553脑清晰并富有开拓精神”，但比尔．盖茨今年同杰克．韦尔奇的差距比一年前更小了，“他在欧洲、拉美和中东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韦尔奇”。要说在美国本土以外的地方，谁最先意识到比尔．盖茨的“颓势”，那就是中国人了。我们的国家无论男女老少，在经历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甚至还有90年代政治人物的耕云播雨之后，已经具有一种举世无双的眼光，对于人生沉浮、世事跌宕，均能见微知着。1月14日，也即比尔．盖茨向全体员工通报自己辞去首席执行官的那一天，北京报纸上刊登了一行大字标题：“微软软了”。青水还在这天的《北京晚报》上写道：“无论如何，新世纪的开头对微软公司确实有些不利。”雷德蒙微软总部显然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势。一幅新的招贴画被制作出来，在大大小小的办公楼楼道中到处张贴，其情景像是一场盛大的宣传运动。如果招贴画的设计人员在刻意追求醒目的效果，那么，目的达到了。那是一面变异的“星条棋”，鲜红色的“条”变成了粉红色，“50颗星”则被一台“个人电脑”取代。画面构思奇554特，寓意分明。但最醒目的还是画面上的新口号：Freedomtoinnovatenetwork－－网络世界创新自由Protectyourrighttoinnovate－－信守你的创新之权后来的几个月中，这两句话始终是微软对抗政府控告和报界指责的基本逻辑，也是公司确立的新信念。设计人员显然是想让人们相信，这个信念也是新美国和新世纪的精神支柱。公司的展览馆中，陈列着那台在1975年让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震惊不已的“牛郎星”，以及自那时以来25年间个人计算机的所有重要发明：不断演变的芯片、显示器、键盘、鼠标、“视窗”和“办公室”……一幅在多年前由电脑制作的巨大图像，依然矗立在展厅正中，依然顶天立地，依然色泽鲜艳。一缕灯光投在一行大字上，反射出淡淡的辉煌：Wheredoyouwanttogotoday?今天你要去哪里？这句话既平淡而又韵味无穷。在微软过去的历史上，它被所有员工奉为座右铭，无论是比尔和保罗两个人的时候，还是35000人的时候，它都在发挥着一种奇异的激励作用，即使远在太平洋西岸的555北京希格玛大厦中，也不例外。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对于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挺得意，对于将要去的地方也是信心十足，就连比尔的辞职也无伤大雅。第二天，公司的股票甚至还有点上升呢。普通员工大都摆出一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姿态，满不在乎，连交头接耳也没有，根本想不到，事情居然会闹到后来那个样子。不过，在2000年春天开始的时候，希格玛大厦里面议论最多的是，微软看来真的遇到了麻烦！不是历史与他为难，而是现实与他为难微软对世界的影响力，甚至在它遇到麻烦的时候也能显现出来。它与司法部的官司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有人骂比尔．盖茨，有人骂联邦政府司法部长珍尼特．雷诺，有人骂地方法院法官托马)斯．杰*克逊，就是没有人能够无动于衷。几乎每一个消息都在影响股市，搅得人心惶惶，大盘震荡。这一点，就连比尔．盖茨的竞争对手也不掩饰内心的羡慕。甲骨文公司总裁赖里．艾利森就对记者说过：“我们也梦想能到华盛顿或欧盟接受反托拉斯调查，但现在看来还很远。”556这话是笑着说的，也许夹了几分玩笑和幸灾乐祸。但有证据表明，那些在嘴上痛斥“微软霸权”的人中，有的其实在内心里做梦都想成为“微软第二”，至少赖里．艾利森先生就是这样。当一位台湾记者问他“甲骨文是否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微软，变成另一个独占力量”的时候，他笑道：“我希望能。”艾利森是甲骨文公司的灵魂。他的公司规模在全世界软件业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微软。公司地处加州硅谷，蓝色的湖水和绿色的草坪环绕着一大片几何形状的建筑群，每一座楼房都有着与微软类似的外饰－－绿色玻璃和白色幕墙，但却比微软的楼房更加高大。56岁的赖里．艾利森完全不同于44岁的比尔．盖茨。后者即使成为“世界首富”之后，还是一派平民风格，而艾利森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时候，总是穿着剪裁考究的意大利西服，要么黑色，要么白色。他精力充沛，头脑敏捷，他的下属说他“大脑里面的东西永远比别人快18个月”。他喜欢冒险、刺激、挑战的运动，尤其喜爱航海，曾经和他的游艇“莎约娜拉”在海上度过三天三夜。当然他最渴望的事情就是击败微软，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557公司（几个月后，艾利森的这种心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当微软股票价格受官司连累下跌到最低点的时候，他个人拥有的股票市值，一度超过了比尔．盖茨）。90年代中期，他倡导“网络电脑”，希望以此撼动“微软帝国”，结果“廉价电脑”兴起，他的“网络电脑”虎头蛇尾。对于这些往事，他至今耿耿于怀，常常忍不住从一脸络腮胡中挤出几句痛斥微软、蔑视比尔的话。“为什么一个最富有的公司，要不断地用非法手段置对手于死地？我很恼火，联邦法庭也是。”他这样说。对于比尔．盖茨的辞去首席执行官，他嘲讽道：“首席执行官下台，通常是因为工作不力。”微软在公开场合解释说，公司重大人事调整，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因特网时代的发展和变化，但大多数中国人对比尔的诚意表示怀疑。他们使用东方式的智谋加以分析，说这是“以退为进”，至少也是一个“缓兵之计”。在谈论一件事情的时候，中国人和美国人是有点儿不同的。在美国，就算是赖里．艾利森那样痛恨微软的人，在提到微软时也不敢离开事实，但是中国人通常并不用心理解事实本身，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分析和推理。一558位学者在电视台上振振有词地分析，假如微软的官司输了，微软被分割，作为首席执行官，只能掌握其中一个公司，而作为董事长，照样可以掌握所有公司。王选在公开场合使用了“退”和“进”的概念。他说：“盖茨退了一小步，微软前进了一大步。”说出这话，就表明他相信比尔．盖茨的辞职不是权宜之计，不是针对某个具体事件，而是针对整个形势。《北京青年报》在1月26日还就此发表了几句编者感言：“王选评论盖茨，权威性无人能及。”这话无论是否符合事实，总还是认真之议。不过，冷嘲热讽、幸灾乐祸的人也有不少。北京中鸿天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潘石屹就是一个，他在最新一期《万科》周刊上说：“比尔．盖茨已经是上一代的计算机英雄了。他强调的是计算机的硬件、软件，实际上我们下一个社会是网络的社会。他落伍了！成了网络一代嘲笑的对象。“比尔．盖茨在1995年曾经说过，他想向历史挑战。在他所轻蔑的所有事情当中，就有“历史”这东西。这有点像美国另外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亨利．福特。福特曾经说：“历史只不过是一堆废话。”比尔．盖茨只要遇到那些喜欢“看一看后视镜”的人，就会显得极不耐烦。559但是，看看身边的情形，就会知道，不是历史与他为难，而是现实与他为难。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主宰了“大型机时代”，微软主宰了“个人电脑时代”，现在，在“网络时代”到来之时，好像全世界都在向他挑战。《科技日报》上的标题是：“微软：太阳就要落山了”。还没有人公开煽动“墙倒众人推”，但是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微软已沦为“孤家寡人”，就连微软昔日那些最亲密的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员工的亲人，也开始怀疑他们的行为真在触犯法律。“微软还有朋友吗？”沐阳在他的《审判微软》一书中自问自答，“实际上，在业内已经很难找到微软的真正朋友了。”1月的第二周里，美国《微电脑世界》评出全球信息技术产业过去一年的“十大新闻”。第一件新闻当然是“千年虫”问题，以后几件差不多都和微软的背运有关。第二是“微软官司缠身”；第三是“利纳克斯”自由软件的兴起，被人称为“利纳克斯现象”。一向对比尔．盖茨友好的北京，也开始转向了。《计算机世界》评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十大新闻”，把“女娲挑战维纳斯”列在其中第三位。还有中文版的“利纳克斯”上市，被当作一560个重要事件，列在第八位。清华大学不再是比尔．盖茨的讲坛，新来的演说家是理查德．斯德尔曼和麦克尔．戴尔。前者是昔日“自由软件协会”的创始人，也是今天“自由软件运动”的领军人物。此人身材矮小，长发披肩，是全世界编写程序最多的人之一，但其模样与其说像个程序设计师，倒不如说更像个教父，昂首向天慷慨陈词的时候，也不像演讲，而更像布道。在学生们的热烈掌声中，他说道：“自由软件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主要还是因为它‘自由拷贝，平等共享’的精神，以及由此精神衍生而来的新的运营机制。它使所有人都在为一个目标而努力，自由沟通，而不再因为相互隔阂而影响甚至阻碍技术的发展。”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微软大厦”的基础，就在于将软件当作商品出售，而理查德．斯德尔曼的所谓“自由软件精神”显然是针对微软来的。后一个演讲者，麦克尔．戴尔，是戴尔公司的董事长。此人与斯德尔曼不同。斯德尔曼是个穷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甚至连属于自己的电视也没有，而戴尔在计算机业的财富排行榜上是有一席之地的。在中国的舆论中，戴尔是“这个世界上561最会利用因特网赚钱的人之一”，与杨致远两人遥相呼应，被认为是“能够取代比尔．盖茨的绝代双骄”。此人年轻而富有创造力。“聚拢财富的速度前所未有”，而且还是“新价值的代言人”。不错，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但麦克尔．戴尔是美国40岁以下的年轻人的“首富”。刘洲伟在做了一番认真的比较之后，在《南方周末》写道：“有趣的是，在任何一个相同的年龄上，戴尔都比‘历史上’的比尔更成功。”戴尔的股票价格在过去9年中上升了2690％，但他从来没有比尔那样傲慢。1999年他出现在上海“世界财富论坛”上，说话平和，面容憨憨的，动作也有点笨拙。他说：“我有时半夜会突然醒来，害怕在这个行业被别人干掉。”他的感叹必是出自真心，可是，谁都不怀疑这是大智若愚。中国报纸上当时是这样评价他的：这是可以让比尔．盖茨感叹“廉颇老矣”的一个人。不过，戴尔不肯加入诅咒微软的行列，也不肯跟着别人一起往井里扔石头。他认识比尔．盖茨已经有15年了，对比尔的尊重看来永远也不会消逝。“比尔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的，”他说，“在几百年后，人们谈到他的时候，可能会把他与爱迪生、亨利．福特相提并论，他们都是伟大的发明家。”这话让那些看到比尔倒霉就幸562灾乐祸的人不免自惭形秽。但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不管这些，继续追问他对“微软涉嫌垄断案”有何看法。戴尔很干脆地说：“政府干涉商业行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微软的产品用户愿意买，即使拆成几个公司后，其产品也会同样受欢迎。”还说，他会继续在他的电脑里装上微软的“视窗”。说到“视窗”，雷德蒙第40大街西侧的微软总部可就精神大振。2000年开始的时候，正是“视窗2000”的最后一役，也是黎明前的黑暗。“我们面临的压力是难以想像的，”比尔．盖茨说，“那是艰苦难挨的岁月，也是激动人心的岁月。”2月17日，“视窗2000”向全世界发布。比尔．盖茨专程跑到旧金山的发布仪式上，张开他的饱含鼻音的嗓门，做了一大篇演说。这一边，公司总部的员工拥挤在第26号楼的大厅里，站在桌子上，坐在椅子上，躺在地板上，一个个喝着可口可乐，东倒西歪，全神贯注，看着巨幅屏幕上面比尔的神采，倾听其滔滔不绝喷涌而出的话，一会儿凝神闭气，一会儿齐声欢呼。就在这演说和欢呼声中，微软的股票市值增加了77亿美元。如果《科技日报》上那个“太阳就要落山了”的标563题还算数的话，那么现在有人就要发出新的嘲弄了：“太阳要从西边出来啦。”果然，雷德蒙的欢呼声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太阳刚刚出来，便遭遇到一片乌云。最坏的消息接踵而来4月1日，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法官波斯纳宣布：司法部和19个州与微软公司之间的分歧太大，难以弥合，4个月的庭外调解失败。两天之后，也即4月3日，美国地方法院法官托马斯．杰克逊宣布：微软违法。法官援引的是《谢尔曼法案》，这部以反垄断为宗旨的法律文本，在美国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19世纪后期工业社会的产物，至于是不是还适合今日美国的“新经济”，杰克逊法官可不管。他的判决书长达43页，证据、罪名和判词都有一大堆，其中关键的一句是：“本法庭认为，微软公司借助反竞争手段来维持其垄断力量，并试图垄断网络浏览器市场。”微软涉嫌垄断的案子旷日持久，令很多人感到厌倦。“这就像克林顿总统的丑闻一样，让人难以评判。”杰克564波音特公司的一位女发言人说：“每天你都可以听到成打的网景说什么，微软说什么，可你就是不知道这个审判对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不过，杰克逊法官不这样认为。他锲而不舍地追究微软，在2000年4月3日以前，此人曾宣布微软“有罪”，但却在微软公司上诉之后，由上诉法院将原判驳回，以微软胜诉而告终。现在，杰克逊再次宣布微软“有罪”。看来，这一次形势对他特别有利。比尔．盖茨当然不服。他立即表示要上诉，说出话来仍旧强硬：“这个判决只说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微软公司的产品让个人电脑更便捷地走进千家万户。微软的重点仍将是改革和创新。”联邦政府司法部长珍尼特．雷诺针锋相对地说，微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微软还没有应声，美国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姆伊已摆出一副仗义执言的架势。他说：“微软提出上诉是有道理的。”他批评政府在这一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还是一成不变的传统观念，但市场却在不断变化。还暗示，侵害消费者权益、阻碍新技术发展的不是微软，而是政府“坚持老一套”。得克萨斯州州长小布什一边替自己竞565选，一边替微软抱屈。“微软不应被肢解。”他对选民说。还说，他总是选择创新而放弃起诉。当然，最高兴的人是那些在以往同微软的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公司。这些人击掌祝贺，就好像占了上风的不是司法部，而是他们自己。如果能把法庭上的胜负搬到市场上来，岂不更妙？太阳微系统公司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最直接地道出这个想法。“我们要求将微软一分为三。”他说，“判决只证实了世界上所有人都了解的事实，即微软是在搞垄断，它一直在违法操作。”杰克逊法官裁决微软“有罪”的那一天，有一阵子，斯蒂夫．鲍尔默承认自己有些“灰心沮丧”，不免想发牢骚。“这个裁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家可能无法理解微软是怎样的企业，”他说，“我们集中力量往前发展，可是却被看作是一种威胁，我们追求完美的热情也被曲解。”来自竞争对手的“曲解”不会令他失望，因为他对他们从来没有希望过。真正让他难过的，也许是一些曾经围拢在他身边的人：“我知道在微软工作必须付出什么：难以置信的精力、狂热无私的奉献、非凡卓越的创新。可是，一些朋友、家人和熟人，可能在几天内就把566这一切全忘了。”公司向政府提出很多妥协方案，调解小组花去几千小时，包括比尔．盖茨和斯蒂夫．鲍尔默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花费了几百小时，可是仍然遭到政府的拒绝。司法部想要的是，大刀阔斧、前所未有地限制微软的业务。“比尔和我已尽一切努力，希望能够调解顺利，”他悲哀地说，“现在看来，我们和政府之间已无法达成一致。”但是，斯蒂夫．鲍尔默的灰心沮丧很快平息。在乐观和信心重新占了上风之后，他便坐下来给微软全体员工写信：今天中午，美国华盛顿地区法庭公布了微软反垄断案法律裁决。正如我们所预料的，由于法庭先入为主，结果对我们明显不利，这是可能持续几年的法律程序的第一步。很显然，一旦上诉，这个裁决在很多地方经不起覆审。不过，在我们上诉之前，审判法庭必须决定赔偿方案。我们估计，今后几个月内，杰克逊法官会决定赔偿事宜，并公布最后判决结果。我们将从公布之日起上诉。我们相信，法庭最终会发现，微软过去的行为完全符合法律而且对消费者有利。我们认为，现在的裁决567没有反映电脑行业的现实：激烈竞争，飞速创新，先进的软件产品给消费者和企业不断带来好处。这个裁决更没有反映这样的事实：我们致力于发展全新的软件平台，为大量相关企业提供机会，我们应永远拥有创新的权利，并且把新的技术放在产品中。这对整个产业至关重要。政府反对微软的核心思想是，反对发展一个能有力支持因特网的新视窗版本。而我们相信，投资发展视窗全新版本对因特网发展有贡献，对大量的企业有利，这将使美国始终站在此项技术的前沿。我们相信，法庭最终的裁决，应当是以法律推动此类举措，而不是给它定罪。当人们向我打听这场官司时，我告诉他们三件事。我告诉他们，上诉权是美国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在上诉结束之前，任何事情都没有定数。这是我们从经验中得出的。我告诉他们，对这个伟大的企业，对我们出色的员工，对微软惊人的产品，我无比自豪。我还告诉他们，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对公司充满信心。我相信我们的员工、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前景。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今天的裁决意味着什么又不意味着什么，想清楚这些对我们很重要。裁决不会改变我们面临的挑战和机会。创568新领域前所未有地扩大着。正是这种激动人心的机会和挑战，决定了微软和这一产业的命运。我们仅仅探索到改善人类生活技术的表层。同时，我们认识到树立产业榜样的特殊责任。过去25年，我们一直把自己看作一个不断进取、不断追赶产业巨头的小企业，尽管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成长为一个大企业。尽管和一些企业展开竞争，但是微软和视窗给上千家企业带来了惊人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自己带来成功。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这不意味着减少创新或者减少给消费者的利益。这恰恰意味着，我们曾经坚守的准则，如机会均等、正直诚实、创新改造、顾客至上和合作精神，在今天尤为重要。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这些准则。过去两年，微软成了法律媒体追逐聚焦的目标，我完全清楚这样的日子有多难过，所有的人都希望事情到此为止，但如果我们坚持把精力放在创造机会、创新产品上，我相信等熬出头的那天，我们会变得更坚强，也更成功。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员工。569“视窗”：造福人类还是危害人类?就在微软35000个员工在世界各地阅读斯蒂夫的既委屈又乐观的信时，美国市场上的一本书也开始引人注目。书里列举的证据，对杰克逊法官的判决和麦克尼利那样的谴责者不利。作者显然不是跟着起哄的那种人。他把过去几年每一个月专家对微软产品的评价都摘录下来，详细研究其中四个产品从进入市场到占领市场的整个过程，以及在技术方面的不断改进，令人惊讶地找到了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凡是在超过50%的市场占有率的时候，都是产品得到客观杂志最好评价的时候，也是用户最欢迎的时候。”他这样写道。除了这个人和这本书，同情微软的还有不少，但总的来说，不如反对微软的阵营那样人多势盛。不过，那个阵营里面基本上都是微软的竞争对手和一些政府官员，至于消费者，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这样兴师动众。一项在美国公众当中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有66.5%的人认为，联邦司法部和地方法院对微软的诉讼，是“乱花钱”；19.6%的人认为，“调查必不可少”；还有13.9%的人说，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在另外一项调查中，支持政府控告微软570的只占20%，却有62%的人站在了“反政府”的立场上，他们认为，微软对美国经济发生了正面的作用，不应被拆分。美国人对微软又爱又恨，中国人对微软也是又爱又恨。不过，事情的发展让我们再一次想到，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特别爱微软的还是特别恨微软的，其实并不真的了解微软。当然这并不妨碍他们继续用自己的心态去衡量美国发生的事，就如同美国人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世界一样。《中华工商时报》的“水皮杂谈”专栏文章说：比尔．盖茨造就了“一个可以操纵现代网络时代经济脉搏的帝国，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伤害用户的利益、社会的利益。分解微软对微软不公平，但是对社会则是一种保护”。编辑还套用一句格言的后半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稍加修正，就成了评论微软的标题：“垄断是垄断者的墓志铭”。这样的论述，显然并没有顾及事实本身，只是出自一种推理和联想，但却代表了很多有教养的中国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芮明杰在报纸上写道：“从拆分微软一事看，美国选择了‘自由竞争战571略’。”又说，政府控告微软，“是为了美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利益”。另外一位名叫陈彩虹的，在《IT经理世界》上说出一番话，更加富有感染力：微软是市场自由竞争制度下产生的一个神话，不过，对美国政府来讲，“维护一种充满活力的竞争制度，比维护一个或是数个‘神话’更加重要，即使这样的‘神话’有着相当的社会影响力。充满活力的竞争制度所展示的是无数个‘神话’出现的可能，维护它的价值不论如何小，也会大大地多于维护一个特殊‘神话’的价值。“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藉着陈彩虹的这番话，把”美国微软“和”中国电信“加以对比，暗示中国也应当学习美国。这些论述无论出自何种角度，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这就是，微软已经成了新经济时代的“拦路虎”，所以美国政府宁愿牺牲微软，也要顾全大局。这在我们国家那些饱尝垄断之苦的人看来，真是一个佳境。实则这一逻辑的背后是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微软本身是一个“奇迹”，这不错。在它之前，福特、波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都是“奇迹”；在它之后，“雅虎”和“甲骨文”，也都是奇迹。这似乎已经证明，微软虽庞大，却根572本没有能力阻止美国产生新的奇迹，就如同当初没有一个“巨人”能阻止微软成为新的奇迹一样。在我们的国家里，几乎每一个评述微软的人，都相信微软早晚将被人取代，甚至现在就已日薄西山。看到杨致远的崛起，他们喊道：“比尔．盖茨的掘墓人来啦！”看到艾利森的股票市值超过了比尔．盖茨的，他们又喊：“世界首富换人啦！”可是，他们又说，微软横行霸道，微软在扼杀竞争者，微软在垄断……如果不把它大卸八块，他们会像“纳粹坦克”一样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都碾得粉碎。这前后两个结论出自同一些人之口，令人不禁有些奇怪：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最近10年中，美国的新经济之所以能够长足发展，并且领先于世界信息技术，微软毫无疑问发挥了作用。这当然不仅在于它为全世界提供了35000个就业岗位、数十亿美元的捐款(比尔．盖茨个人的)、数百亿美元的年营业额、数千亿美元的股票市值。而且更在于，它为个人计算机时代提供了一个操作系统－－“视窗”。当“视窗”的市场覆盖率接近90%的时候，你可以理解为它垄断了市场，也可以理解为它为市场提供了一个标准。573“标准”的价值，不是暂时的和局部的责任，也不仅止于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公司的兴衰，而是同整个计算机软件体系的基本情形相联系。操作系统对于计算机软件体系，有如地基对于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乃是处于最基本的层次。绝大部分应用软件都是建立在操作系统之上，这情景又像是在一个地基上建造形形色色的楼房。在个人计算机尚未流行的时候，大型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大都是由国际商用机器或者数字公司来制作。那时候，一套操作系统的价格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个人计算机兴起、而“视窗”尚未成熟之时，一套普通个人计算机的操作系统，也要上千美元。今日个人计算机的“视窗”操作系统，价格不过为原来的10%，功能却比原来强大几百倍。应当说，这有着计算机技术整体进步的原因，但“视窗”的出现和完善，的确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动力。所以，张亚勤说：“正是因为有了‘视窗’，计算机才能进入千家万户，软件才会这样便宜。有了这个‘地基’，成千上万开发商才能在它的上面盖出形形色色的漂亮房子，而不必担心房子地基的内部是什么构造。只要地基坚固稳定，就已574足够。”张亚勤所说的“地基”，也即“视窗”，其实就是一种“标准”。一台个人电脑若要成功运转，必须“合三为一”：一个是用户；一个是软件开发者；一个是硬件开发者。20年前，你如果找一个科学家，给他一台国际商用机器的个人计算机，送他一套软件，往往不能使用，因为三者不能配合。所以，那个时候人们挂在嘴边上的疑问是：“能不能兼容？”现在，这样的问题已经没有了。三者之中，任何一方都不必担心另外两个方面能否“兼容”自己的东西。硬件开发商做的机器，可以运行任何软件；软件开发商做的应用软件，可以用在任何机器上；用户也不用在这个机器上学一套，到了那个机器上再另搞一套。大家有了一个共同的平台，就好像有了共同的语言，说话办事都方便。这种情形使得美国成千上万的软件公司和硬件公司，都有一个很方便的渠道去研究开发自己的产品。老实地说，美国计算机业在过去10年里迅速发展并且领先世界，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由这种情形来看，一个标准给人类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过它带来的伤害。575当然这仅仅是对那些应用软件的开发商和消费者来说的。如果一个人参与操作系统的竞争，也就是另行设计建筑地基，而不仅仅是盖房子，那么他就难免感觉到“视窗”的垄断。在目前微软涉嫌垄断案中，最急迫地要求微软开放“视窗”源码的，大都是这样一些人。公开操作系统源码并且允许任何人来修改的建议，一旦付诸行动，当然可以产生鼓励竞争的效果，不过，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100个人都在做操作系统，会发生什么？”张亚勤这样说。他进一步解释，现在消费者买房子，并不在乎地基里面是什么样的，只要牢固就行。一大堆房地产建筑商本来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疑问的地基上盖房子，只需关心房子的款式。但现在不同了，地基动摇了，任何人都可以来修改它，它不再具有统一的标准，也没有人知道它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于是，建筑商无所适从，不知道他们的房子怎样才能适应五花八门的新地基，当然也不会积极进取地去盖房子啦。我们不能断定，这是不是那些拚命打破“视窗”垄断的人们想要看到的情形，但可以确知的是，这不是消576费者想要看到的情形。李开复坚持认为，就算司法部和19个州起诉的所有事实全都成立，以“视窗”占有82%的操作系统市场来衡量，微软也只是处在垄断与没有垄断的边缘，至于微软的其他产品，全都说不上垄断，甚至说不上有明显的优势。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垄断本身并不一定违法，关键是微软有没有利用垄断欺压别人。“我们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做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视窗’里面增加与因特网连接的功能。”李开复说，“一个垄断者的反消费者的行为，比如不努力改进产品，只提高价格，这样的事情，在微软是没有的。”微软在庭审中的失利，按照反对微软的人们来解释，是因为微软触犯了法律。但是按照一些维护微软的人来解释，乃是因为其间牵涉了很多法律之外的问题：比如微软陷于今天这样的处境，是因为不懂规矩。这些人就像一个缺少教养的大孩子。不知道花足够的时间去做那些与政府修好的事情。可以想像，一个人爬得很高，得志便猖狂，不仅不能老实地夹起尾巴，反而耀武扬威起来，这就很容易遭人嫉恨，甚至成为挨整的对象。577又比如，微软的律师和证人在法庭上表现极差，而司法部的检察官却有超常的发挥。他们熟知此种法律程序的关键，即使证据不足，也知道怎样依靠丑化微软形象，来赢得胜利。当微软的一个证人出庭作证的时候，所有人都发现了这一点。政府的律师向这位证人询问一个很细小的问题：某某公司的人是什么时候向你要那个软件的？证人回答：6月中旬。又问，此前有没有？回答：没有。律师拿出证据，证明那时间不是6月，而是5月。证人承认自己记错了。律师说：“那么你的每一句话是不是都记错了？”司法部于是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不是“时间”，而是微软的证人“不诚实”。不过，持有以上种种维护微软言论的人，仍然承认，微软的行为并非无懈可击：微软有些人年轻气盛，在外面表现很差。在和别的公司谈判的时候，他们很可能就讲出一些不可以说的话，诸如“我们已经占领了全世界，你的产品不要做了”等等，甚至也有可能指着人家的产品说，“用刀把这个婴儿杀了（被告在法庭上坚决不承认他说了这句话，原告证人坚持说确有其事）。”从法律上说，诸如此类的话即使全部证实，至多引578起人们感情上的厌恶，很难说就构成违法的证据。瑞曼德．比克赫尔茨博士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上，是如此评论这件事情的：“比尔．盖茨让世界变得更好了。他富有远见地创立了一个‘开放体系’，让成千上万独立开发者的天才智慧得以发挥。如果说他犯了一个错误，那是因为他太专注于微软的成功，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你占据相当优势的时候，你必须愿意让一些别人也做得很好的事情同样得到发展。”他认为“微软有些事的确做得不对”，不过，“审判太严厉了，拆分微软将对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这样的惩罚措施不能解决问题”。瑞曼德的话很明显地牵涉到美国司法制度的一个特色：法官的权力很大，而每一个人的主观倾向都不一样，因而也就影响到最后的判决。华尔街最黑暗的一天官司审到这个地步，多数中国人都认为，微软已经输了，报纸上也是这样说的。拿中国的情况来估量，企业惹恼了政府，那就只有自认倒霉：哪有政府打官司输给企业的道理？他们不明白，美国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目前的判决只是最低一层法庭的意愿，微软还有上诉的579权利。这种上诉，也决不会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认为的那样，只是一种形式。事实上，在政府状告微软的这段漫长诉讼中，微软总是占上风。没有人来保证微软将在这次上诉中获胜，但微软的比尔．盖茨、斯蒂夫．鲍尔默以及所有职工都相信，他们在上诉法院中仍将处于有利地位。尽管《谢尔曼法案》对他们不利，但美国的整个法律秩序并非没有一点对他们有利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法律倾向于保护被告，它规定：在不服法官判决的情况下，被告可以上诉，而原告不能上诉。按照这样的法律，微软上诉如果失败，仍有机会上诉到最高法院，但它如果获胜，则杰克逊法官和司法部就没有机会翻盘。所以，无论是同情微软的人还是幸灾乐祸的人，都承认，这官司还要拖上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决出最后胜负。当然大家也全都同意，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微软都会陷于激烈的震荡，甚至给人以一种风雨飘摇的感觉。昔日那些在竞争中败北的对手，正可以利用微软不能全力以赴角逐市场这个时机，大展宏图，到最后，就算微580软把官司打赢了，可市场上的形势就该急转直下啦！看2000年4月3日这一天美国的情势，就会觉得这种期望一点也不荒唐。托马斯．杰克逊断案甫毕，股市应声而落。微软被宣判为“有罪”，是股市动荡的导火线。“纳斯达克”和“道．琼斯”的几个历史最低点，都是这以后的两个星期里诞生的。其中“纳斯达克”在4月3日这天降了349.15点，有一个时刻，创下了指数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当日以4223.68点报收，跌7.64%。微软股票价格下跌15%，一天之中，市值损失800亿美元，超过了“视窗2000”发布那天股价升值幅度10倍。“全世界最值钱的公司”经过这一天的洗礼，排到思科公司和通用公司之后，变成“老三”了。这才仅仅过了一天，世人谈论微软的话题，又转了向：不再说什么“垄断”或者“霸权”，而是说它“理所当然地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本届美国政府一向对国内经济问题不用操心，现在也沉不住气啦。比尔．克林顿总统在白宫召开“新经济智囊研讨会”，把比尔．盖茨也请来了。两个比尔比肩而坐，谈笑风生。这场面被美联社的一位记者拍照下来，传播得全世界都能看见。581也许，作为总统的比尔，就是要在这时候向全世界展示他对“首富比尔”的支持。华尔街投资分析家里克．舍伦德赶忙出来说：“投资者应该拥有坚强的神经。微软的股票仍值得推荐。”不过，这一切收效甚微。第二天，股市稍微抬了一下头，便掉头向下，一路跌下去。一年前有人警告说，股市过于膨胀。还有人说，在高科技的华丽招牌之下，已经吹起来一大堆“泡沫”，早晚会破。不过，没有人认真对待这些警告。1998年10月以来，“纳斯达克”股指一路攀升，到2000年3月9日，突破了5000点。投资者欢呼这一历史新纪录，有人还一天天地数过来：从4000点到5000点，只不过走了46个交易日。报纸上的股评家们据此预测：“纳斯达克”在年底之前达到6000点，如探囊取物。却不料，第三天，股指开始下降，摇摇摆摆地走到3月28日，华尔街久有盛名的高盛证券首席投资策略分析师科恩女士发出警告：“危机正在向我们走来。”但直到这时，还没有人相信她的话呢。5天之后，真的是“狼来啦”。又过了10天，也即4月13日，“纳斯达克”已经跌了26.5%，只剩3764点了。582然而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4月14日，劳工部说，美国3月份的消费指数上升0.7%，比1999年上升3.7%，高出经济学家的预期，也是5年来的最高点。这可是真正的“火上浇油”。当日股市一泻千里：道．琼斯指数下去617.78点，跌幅5.6%，是历史上最惨的一天。“纳斯达克”又跌了355.49点，约10%。这样算来，已经从最高峰跌了34%。那一天是星期五，所以全世界的人们都说，这是一个“黑色星期五”，也是“华尔街最黑暗的一天”。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再也按捺不住，对政府控告微软的举动提出怀疑。他说，微软对美国经济、对美国消费者的贡献，是美国任何一个部门不能比的。按照他的建议，应该被拆分的不是微软，而是司法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比尔．盖茨来到国会，在100多个国会议员中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接待。这个周末，克林顿总统顾不上度假，因为他如果不能扭转颓势，就有极大可能让他的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败北。他赶忙出来说，他认为股市的长期趋势仍然“非常乐观”，2000年也将是一个经济增长强劲、通货膨胀温和的“好年头”。然而与托马斯．杰克逊法官的583声音比较起来，总统的话显得一点力气也没有。4月24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和《华盛顿邮报》这三家美国主要报纸同时报道，司法部倾向于将微软肢解成两家或者三家相互独立的公司。一是视窗作业平台；二是其他软件部门；三是网络部门。假如真的如此，那便是司法部自1974年以来首次根据“反垄断法”下令将一家企业拆分。报纸为这件事情留着余地，告诉读者，对于肢解微软的计划，司法部和19个州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多数州表示支持司法部的建议，但也有一些州认为，肢解计划仍然不够严厉。报纸还说，政府方面有所顾忌，担心过于严厉的惩罚会导致微软降低效率，还可能导致“视窗”分裂成好几个标准。这样看来，政府对微软倒还是宽容的了？微软股票应声再跌，眼睁睁地到了一年以来的最低值。截至24日中午1点，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下跌了148.61点，纳斯达克指数跌了297.65点。这一天股市收盘的时候，微软股票市值又损失了640亿美元。如果按照微软584股票52个星期以来的最高点－－每股接近120美元来计算，跌幅累计达到)43.28%*，市值损失大约2400亿美元了。傍晚时分，纽约股市分析家还透露了一个消息：比尔．盖茨持有本公司股票740946300股，在这一天净损失100亿美元，只剩下价值494.1亿美元了。而另外一个人－－甲骨文公司总裁艾利森，持有甲骨文股票689706050股，在这一天价值499.6亿美元，超过了比尔．盖茨。第二天，一个消息出现在全世界的报纸上：比尔．盖茨“世界首富”地位受挑战。不过，美国人对这个消息倒是不太在意：不论“旧首富”还是“新首富”，反正都是美国人。(关于艾利森的财富已超过盖茨的种种报道，显然不确。事实上，比尔．盖茨在股票之外的其他投资至少还有160亿美元，就财富总额说，仍超过艾利森很多。)在太平洋的这一边，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旁观者，但有些人不是。这一天，希格玛大厦里的经理们正在开会，坏消息来了，立刻影响到会场里的气氛。就科学的领域来说，希格玛大厦的人永远是关注未来的，至少也是5年以后的未来。但若说到腰包里的钱，他们无一不是“现585实主义者”。按照美国卡耐特集团的分析员麦克尔．卡顿波格的看法，微软公司“目前的工资低于行业标准”，它“通常用股票期权奖励员工而不是用厚厚的工资现金”。可是在4月3日这一天，这些人的股票财产减少了15%；14日这一天，减少了15%；24日这一天，又减少了15%。面对这种局面，谁能不“现实”呢？麦克尔．卡顿波格肯定也理解了这种情形，所以他说：“如果你的工资低于市场价格，而你又一周工作90个小时，那是因为微软的股票持续上升。现在，股票跌了，你突然发现，你工作的时间很长很长，仅仅为了领到低于市场价的薪水。”斯蒂夫．鲍尔默怎样力挽狂澜首席执行官斯蒂夫．鲍尔默真叫倒霉，上任伊始，就碰上了这么糟糕的局面。斯蒂夫．鲍尔默的外表一点也不像他的前任比尔．盖茨。他身材魁伟，大脸盘儿，高鼻梁，宽额，秃顶，一双小眼睛炯炯有神。在微软，斯蒂夫．鲍尔默有“非凡之人”、“微软之魂”、“龙中之龙”这一连串的“称号”。586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鼓动者。对他来说，演讲不是演讲，而是战争。他在台上不是坐着，不是站着，也不是走着，而是在来回地奔跑着。不是在讲话，也不是在呼喊，而是在咆哮。他总是在一片“斯蒂夫”、“斯蒂夫”的呼喊中跑上台去，而当他走下台时，他和他的听众都把嗓子喊哑了。他的声音和他的身影铺天盖地，激情澎湃，每一次都把在场所有人的情绪燃烧起来。和比尔一样，斯蒂夫绝顶聪明，处事果断，个人意愿极为强烈。这两个人同样拥有员工的钦佩和信任，这与其他许多公司里的情形不同－－在那些地方，员工们通常把老板当作饭后茶余嘲笑的对象。斯蒂夫有一副坏脾气，发起火令人害怕，这一点又很像比尔。不过，在私下的场合，斯蒂夫和比尔的不同之处就会显露出来，他善解人意，总是从别人的角度来看问题，懂得体会别人的感觉，善于理解别人的想法，即使碰到不同意见，也能尊重。还有，他这个人永远都很愉快，对自己对公司有无比的信心。在李开复看来，他的老板身上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品质。“与我在其他公司见过的总裁比起来，比尔和斯蒂夫两个人对公司的热爱更加强烈。”他说，“在别的公司，总裁都有一个感觉，是帮助别人打工的，哪怕位置再高，还是587打工的。你雇佣我，我有饭吃就干，哪一天没有饭吃了，就走。但在微软，他们两人给人的感觉是，公司就是我的家，是我一手创造出来的。他们把自己和公司融成一体了。”自从4月3日给全体员工写出那封信后，斯蒂夫．鲍尔默又接连写了几封信，向他的下属解释官司的来龙去脉，但是，他仍能感受到一种失望的情绪在公司内部弥漫。“据几位知情者说，最近几周，大家情绪很低落。”一位名叫乔．维尔考克斯的记者在4月的第三周里这样描述微软。这话一点也不夸张。到了4月24日，这种情绪达到顶点。现在，就连斯蒂夫这样的鼓动家也感觉到，仅仅靠鼓动已经不够。他觉得有必要采取一项酝酿已久的措施。4月25日，斯蒂夫．鲍尔默给微软所有员工发出电子邮件：全体员工：周一，我们的股票急剧下挫，政府又放出可能拆分微软的风声，对你们的担忧，我想如此作答：588先看一下，作为一家公司我们干得多棒！刚刚结束的第一季度，我们宣布，实现营业收入56.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利润为23.9亿美元，增长也是23个百分点。当你念完这份邮件后与家人及朋友交谈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还要记住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微软公司是美国今天整个经济的代表，是最近25年新经济的代表，绝对不会被拆分的。你们不要看报纸上说什么，目前案件中没有一点能够证明解散微软是合法的。即便法官同意如此极端和史无前例的决定，按照法律程序也还有许多步骤要做，包括向上诉法庭申诉，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向美国最高法庭提出上诉。我们曾经在上诉法庭赢过，一步一步往前走，比尔和我有信心再赢。第二，对微软的前景我十分乐观。微软与生俱来就是一个竞争者，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公平公正而又充满活力地竞争下去。我们有一系列令人惊讶的新产品，它们将为我们的生意创造巨大的机会。我们今年将拥有视窗2000服务器、SQL2000服务器和一批新产品，在服务器589软件方面，与“甲骨文”和“太阳”竞争有强大优势。我们能支持多数网络公司和企业的需要。我们的MSN在可及范围内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其上涨幅度大大超过“美国在线”和“雅虎”，仅在过去的4个月内，我们的MSN因特网接入业务就增加了50万新用户，这使我们的用户总量达到250万。所以我们对将来有信心。第三，我们将往前走，不是因为过去有多了不起，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战略。我们很多伟大的设想将会创造成功的未来。我们将在今春晚些时候召开的2000论坛上推出新一代视窗服务系统，这是微软为因特网时代推出的新平台。这些技术和服务将和第三方开发者一起，建立起因特网发展历程的新时代。我们在个人电脑领域占据强大的位置，如今和发展商及技术工人联合起来，新一代视窗服务系统将使我们和消费者、电子商务和非个人电脑设备一起成长。尽管有许多事情需要仔细考虑，但我们已经为这种转型准备好技术，并将果断地付诸现实。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将拥有一个真正为其他公司创造同样机会的平台，正如视窗一直在做的那样，我们将永远是第一的。590第四，我们拥有整个业界最好的员工，有强大的领导队伍，有第一流的技术人才，再加上在研究发展领域的大量投资，我们拥有光明正大参与市场竞争的一切条件。所以，请不要，一分钟都不要，把你的眼睛从你们的竞争对手上移开。我们需要每一个人百分之百地专注，帮助我们创造良好的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第五，我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微软将继续感谢和奖赏员工做出的贡献。未来几年，我们必须不断前进，才能提供产品和服务，才能有效地参与竞争，为此，我们要求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非常多，所以我们要确认你不会担心股票市场的上升或者降低，没有后顾之忧地面对你的竞争对手，从事你的工作。作为回报，尽管股市和公司股票出现不正常的波动，我们仍要确保你们实现未来的计划。我们正制定一些额外的补偿员工的方案，4月24日起有效。计划适用于公司的每一个人。另外，我们还将努力补偿那些为公司做出最大贡献的员工。我感到高兴，我们能够向员工提供这些补偿办法，作为对你们的艰苦工作和对公司巨大贡献的承认。同时，从长远的眼光来591看，我们的道路最终将通向成功和繁荣，对微软和对你们每个人同样如此。我想，认识到这点对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继续集中力量创造良好的产品和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报酬定会随之而来。和过去15年的多半情况相同，微软是一个公共企业。回想过去20年我们和视窗的成长，看看我们的产品给顾客带来的巨大益处，我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会为这家企业工作近半生，而且仍对未来的前景感到兴奋。我们确确实实改变着世界。我们拥有坚强的队伍，行业中最好的技术头脑，和一个名叫比尔．盖茨的首席软件设计师。招兵买马的工作竞争激烈，但进展顺利。我们的离开公司员工的百分比，比其他公司少一半。我们的热情、产品和商业模式，将使微软继续成为软件、因特网、信息技术服务和新兴技术世界的领导者。继续你们的艰苦工作吧，我们将全心关注两件事情：创造出消费者需要的软件产品和服务；为我们的股东最大限度地创造长期利益。在未来的日子里，你和我是在一个队伍里，永远在一起，正如我们在广告中所说的：“最592好的一天还没有到来。”斯蒂夫斯蒂夫不愿意将他的“决定性的动作”，向公众公开，这在美国的公司管理中乃是惯例。但是，对于微软这样的公司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秘密能保守的。就在斯蒂夫向员工通告了他的“员工补偿方案”之后几个小时，几位无孔不入的美国记者便把所有细节都弄清楚了。根据当日美国形形色色媒体发布的“最新消息”，这一“补偿政策”包括：－－增加假期时间。－－增加晋升机会。最近一次的升迁给微软管理队伍增补了30个副总裁。随之而来的是工资大幅度上升。－－最重要的是，所有员工都将得到一次性的股票期权，价格是24日收市价66.63元。股票认购数量将比过去增加一倍。一些高级管理人员和对公司贡献极大的技术人员，获得的股票期权数额比通常多8-10倍，甚至可以达到20万股。593这些政策在4月25日传到希格玛大厦来的时候，首先引起李开复的激动。两个星期以前，李开复和张亚勤还曾在一起交头接耳。张亚勤有几分忧虑地说：“最近公司股票不好，会不会有人担心报酬出问题？”李开复说：“我们应该向职工尽力解释未来的希望，但是如果公司能够有一些特殊措施的话，就更好了。”他嘴上这样说，心里却觉得这件事情困难之极。在苹果和SGI的时候，他曾经历过两次公司震荡，那时的情形至今还历历在目：每一次股票下降的时候，员工就会向老板抱怨：“你把股票用30元给我，但现在只有15元了，怎么办？”总裁的第一句话总是：“你们都想把30元到15元之间的钱让公司出，但是公司已经在亏损，怎么给你们出这个钱？”直到最后，员工纷纷离去，董事会真的着急起来，力图补救，为时已晚。这一回，李开复怎么也不会想到，斯蒂夫竟然如此迅速又如此大规模地颁布了“补偿政策”。“我对他的果断非常惊讶。”李开复说。“这么快、这么具体的反应，我过去从来没有见过。594这表明斯蒂夫对人才特别重视。也让我对微软的信心更足了。“张亚勤说。然则股市上的变化为什么如此令人震撼？斯蒂夫．鲍尔默又为什么如此快捷地做出反应？其“补偿政策”对于每一个员工来说，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探本溯源，还必须从微软实行的薪酬制度说起。“金手铐”任何一个时代的公司制度中，薪酬都是关键一环。这在本世纪最初20年，有福特公司“日薪5美元”的轰动整个美国为证。现在到了本世纪末，收入仍是全世界的主要话题。在中国，“财富”二字在今天报纸上出现的频率，甚至比过去出现的“革命”二字还要高。“暴发户”的发家史则是普通百姓中最引人入胜的故事。在信息技术领域中，“尊重知识”的呼声虽然强烈，但通行的逻辑仍然是，“智慧是财富之源”。“知本家”一类的观念开始流行，这表明人们不愿意将知识和财富分开。这个春天报纸上出现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新话题，就是“中关村出了千万595富翁吗？”中国读者很关心微软员工的收入，他们对于一个公司居然能产生数千“百万富翁”、数百“千万富翁”、数十“亿万富翁”，惊奇不已。恕我们直到现在才来叙述这个问题。因为这在微软以及任何一个外国公司当中，既是公司机密，也是个人隐私，不仅不为外人所知，而且就是在公司内部，员工也不能确知彼此收入的多寡。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微软员工不喜欢人们从金钱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由事实的本身来看，这里最引人入胜的东西，的确不是财富，而是产生财富的环境。可惜这种情况并不能被外人理解，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如此。比如清华大学电子系的硕士生中间，就在流传一个让大家深信不疑的传说：“你知道张亚勤年薪是多少吗？”“60万美金！60万啊！”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人们，口口声声只讲自己的科研而不讲自己的收入，他们知道大楼外面的人都把他们的收入“传得很邪虎”，却不知究竟是如何传的。直到有596一天，一位经理听说了“张亚勤的年薪”，又好气又好笑地脱口而出：“瞎说！比尔．盖茨的年薪也不到这个数。”(根据美国媒体公布的资料，1999年比尔．盖茨的年薪是66.3万美元；斯蒂夫．鲍尔默的年薪是66.5万美元。)张亚勤本人在听说了自己的“年薪”以后，就只有无奈地摇头。微软员工的年薪水平完全由公司确定，但却不是老板“拍拍脑门想出来的”。确定工资水平有如确定商品价格，必须确保公司在人才市场上具有足够的竞争力，而又不致把行情过分抬高，所以首先需要“知己知彼”。如前所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职责之一是，确定适当的薪酬水平。公司设定专人不间断地做出“薪资市场评估”。这种调查每年举行两次，其中一次囊括了所有行业，另外一次则是针对大约20家可以成为竞争对手的公司。假如出现了公司员工外流的情况，那就要特别关注这些人流向哪个公司，那里的情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调查通常委托两家最著名也最有信誉的调研公司同时进行，调查人员严格遵守行业的保密守则，资料显示也只是一般取样，而不涉及被调查公司的名称。不过，大家全都心597照不宣。公司在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之后，才会提出自己的工资水平。其基本原则是，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如果把同业所有公司的工资水平按照从“0”到“100”加以排列，微软看好的位置是“第35位”。这样看来，单就年薪来说，微软雷德蒙总部18000名员工的实际收入，比人们通常想像的要低一些。至于北京的希格玛大厦里，凡是从美国回来的人，仍旧按照总部的工资水平，比如李开复离开SGI加入微软之后，工资降低了将近一半。张宏江离开惠普加入微软，工资降低了至少30%。张亚勤离开桑纳福，工资大约降低了20%。从中国招聘的研究员和工程师，乃是以国内外企的标准来衡量，工资水平不会超过北京地区同类外企，其绝对数量与美国总部的工资水平之间，大约有3倍至5倍的差别，即便如此，还是大大高于国内公司。比如童欣的父亲就曾感叹自己工作了大半辈子，现在一年的工资还不如儿子一个月的工资。这的确是事实，但又不是全部事实。童欣虽然也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但他没有父亲享有的住房一类的待遇。假如他要从自己的工资当中抽取部分去买房，那么实际收入水平又会打很大折扣。598以上一段情形告诉我们，微软员工的年薪在相应的外国大公司中不能算高（硅谷星罗棋布的小公司，以高薪广揽人才的就更多），仅仅依靠这一笔收入，根本没有可能造就如此众多的“百万富翁”。事实上，过去10年当中，微软员工的真正财源乃是其拥有的“认股权”，而非年薪。“认股权”这种制度，简单地说，就是公司掏钱做本金，来帮助员工购买自己公司的股票，赔了是公司的，赚了是员工的。其具体的操作，则又有一套复杂程序。作为微软的正式员工，任何人在进入微软之前都将与公司签订聘用合同。合同中规定了员工享有的种种权利，其中一项即为“认股权”。股权的数额根据员工的技术级别而定，少则数百股，多则数千股。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得到的股票期权可达数万甚至数百万股。在通常情形中，从合同生效之日开始计算，一个月后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员工“认股权”的价格。每工作一年，“认股权”即获得一定数量的增加，也可以像股市上的投资者一样，享有“配股”的权益。员工只599需记住你的股权数额以及股权价格，而不必花任何钱来购买，一年之后，可以卖掉“认股权”当中的一部分，以后逐年卖出，在公司工作满四年半的时候，即可全部卖掉首批“股权”。原定“认股”价格与当时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员工的收益。如果股票升值，每年都可以通过出售股票来获得现金。如果股票贬值甚至低于你认股时的价格，员工也可以不要。当然员工如果并不急需用钱并且对公司有足够信心，也可以把股票一直攥在手里不卖，但不能超过7年。另外，每个人还可以用工资10％的部分，以市场价格85％的折扣购买微软股票，另外15％由公司出资补偿。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分送新的“认股权”。同“老权”一样，“新权”也必须到一定期限方能认购。所以，员工无论在什么时候离开公司，手中都会有或多或少尚未到期的“认股权”就此作废。这样看来，一个微软职工，无论什么时候离职他去或者退休，都会造成直接损失。所以“认股权”又有“金手铐”之称。本世纪最后20年中，“认股权”可以算作美国公司600制度一项划时代的改革，其意义决不次于1914年亨利．福特所实行的“日薪5美元”。很难说这是谁的发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微软是实行这一制度的最成功的范例。其成功的要点，一个是公司给予员工的“认股权”数额较多，一个是公司股票在过去10年中的成长幅度，最高时可达33倍。90年代初期的两三年，微软股票每股价格浮动在4元左右。而在1999年，微软股票每股在100元上下浮动。在1993年以后的7年间，微软至少有过4次“配股”。有了这些基本情况，我们就可以大致估算，一个在1993年进入微软的员工，可能有的股票收益。假如一个员工初入微软时的“认股权”为平均数量：1000股。这个员工在以后这些年始终没有出卖股票，那么他现在手里的股票，经过“配股”之后则应为：1000×2×2×2×2=16,000股假如这个员工在1999年的某一时间想要出卖全部股票，那么他可以用每股4元的价格，到股市上购买16000股，而以大约100美元的市场价卖出，其中96元差价，为本人所有。这样，其首批“认股权”的总收益大约为：60196×16,000=1,536,000美元这种计算与实际的情形必定相差很远，但我们已能从中估量一种趋势：“认股权”给微软员工带来的收益，远远超过薪金。由此可以大致想像，“认股权”对于职工的吸引力之大，远非一般待遇可比。“认股权”的本质，与凌小宁反覆提到的“Ownership”概念有关。它让每一个员工分享公司成功带来的利润，以一种确凿无疑的利益来激励员工尽心尽力，同时又能约束优秀员工的离心倾向。它在无形当中构成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联系：只有每一个人都能做好，公司才能好；公司好了，股票才能涨；股票涨了，每一个人都得利。这个逻辑既简单又清晰，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比尔很聪明，”微软的一位经理这样说，“正是因为他愿意和几万人共享公司利润，他才能成为‘世界首富’。”只要举出《微软通讯》上刊登的一件小事，就可以知道，让35000人都来关心公司，会产生怎样的力量：一个员工给公司老板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批评洗手间里的卫生纸还没有用完就被取走，是一种严重浪费。有关经理赶忙出来解释说，他不能让洗手间在任何时候出现没有卫生纸的情602形，所以只好不管纸架上有无，一律定时更换。“认股权”制度的基本逻辑，是相信人的行为乃由物质利益所驱动。员工对公司的忠诚，也是源于公司能够满足员工对于物质利益的期待。正如李劲所说：“收入永远都是人们选择工作的一个理由。”但在研究院中，如此直截了当地用利益动机来解释自己行为的人，并不多。大多数人是期望在“利”与“义”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不过，这种平衡会随着本人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比如凌小宁现在对于钱的看法，就同过去大不一样：“当你没有钱的时候，钱的份量会很重，钱越多，就越不值钱。”他说：“对我来说，钱已经够了。所以时间是最宝贵的。对从国内招聘来的人来说，钱可能还很重要。”不过，他又说：“美国人非常看重自己能不能愉快。再多的钱，如果不开心，也不干。那是因为，他在别的地方也能挣到钱。可能少一些，但很开心，他宁愿这样。”如果美国人真的是这样，那么李开复就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他在各种场合无数次谈起微软的科研环境，以及身边这些优秀的人，说他从中得到无穷乐趣。只有一次，他与一位记者谈到了收入问题：603如果有两个机会，一个是工作不好，但物质很好；一个是工作非常好，物质方面勉强可以，那么我会接受后一个。但如果这个工作的物质非常差，差得我的家人没有办法接受，那么我会先接受前者，等到把钱赚够了，然后再做我喜欢的工作。我还是觉得不能因为个人的爱好让家人长期过一些不能接受的生活。我希望中国员工的工资会更快地增长。当然，“认股权”的力量，须有一个前提方能凝聚而成。那就是，股票市值不断成长。倘若股票不能如所期待地增值，甚至还要贬值，那么“认股权”就等于废纸一张。那些在1999年春天加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依据规则，已经可以在2000年春天出售自己首批“认股权”的一部分。大家在一种期待当中度过一年之后，却发现微软股票的价格与一年前相比，不仅没有增长，而且下降，自己虽无直接损失，但不能从“认股权”中获得好处，本身已是损失。这情形有些像张宏江在半年前说的，“微软的股票不涨，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了。”他那时认为：“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如今，“潜在的问题”已经浮到水面上来了。604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斯蒂夫的补偿政策。对于微软35000名员工来说，这一政策中所包含的意味，是可以推算出来的。假设1999去年公司平均每一个员工拿到1000股股票认购权，按照斯蒂夫的政策，在2000年4月24日，以大约66元的价格分给员工大致同样数量的股票。股票今后如果涨上去，利益是员工的，跌了，亏损则是公司的。照此看来，微软需要出资：66×1000×35000=2,310,000,000美元有了这样的估计，我们就可以理解斯蒂夫．鲍尔默所说“不希望我们的员工对他们未来的报酬有疑虑”这句话的含义：用数字来衡量，那就是，一夜之间把公司第一季度的全部利润(23亿美元)掏出来，就是为了稳定人心；用逻辑来衡量，那就正好应了微软的“以人为本”的精神：最重要的是人，而不是钱。只要李开复张亚勤这样的人还在，钱就会失而复得，而失去了人，微软才是真的完蛋了。难怪李开复和张亚勤全都感慨不已！605自由软件与自由创新“稳定”这个概念，在微软的词典里是没有的。有“危机”，有如李开复所说：“微软永远有危机感。”也有“竞争”，就像里克．雷斯特说的：“微软的竞争者，就是我们自己。”走进希格玛大厦的那些稍有阅历的人，对于微软的第一个感觉，通常都是，这公司正在心急火燎地“转型”呢。王坚说：“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建立在‘危机意识’基础上的。”陈宏刚每次回到雷德蒙总部都能发现，大家谈论成绩一语带过，谈论危机聚精会神。“我们从不否认自己有缺点，”陈这样说，“我们都明白自己随时可能被别人取代。”比尔．盖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间更早，也更加直截了当。1999年初，他在接受英国BBC电视台的记者专访时承认，“有人可能正在致力于带来某种具有石破天惊意味的创新”，就好像他自己在70年代对电脑行业做的那样。他对记者说：“所有企业最终都会被取代。”还表示，他“能够正视一个没有微软的未来”。在另外一个场合，比尔．盖茨重复了他的“微软总有一天会被取代”的说法。但他又说，他的任务就是推迟这个日子，而他的辞去首席执行官，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606希格玛大厦里面这些人整天忙忙碌碌，似乎也都是为了“推迟这个日子”。“时间可以证明我们是对的。”张亚勤说。2000年1月的最后一天，也即微软中国研究院“龙苑会议”所规定的“一月目标”截止期，一支来自中国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进雷德蒙，包括李开复和张亚勤，其他小组的经理张宏江、沈向洋、黄昌宁、王坚、凌小宁，还有好几位研究员和工程师。上午10点钟，这些人来到总部112号楼的会议室，向微软的产品部门报告他们15个月来的进展。在微软总部编制的会议文件上，这个报告会被称作“微软中国研究院多媒体研究成果检阅”。就事情本身来看，是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克瑞克．曼迪将这些中国人从太平洋那边引过来的。两个星期以前，他来到北京，在希格玛大厦转了好几圈，李开复请他指点，他说他“非常满意”。李开复问：“你看哪个项目最好？”他说：“每个都很好。”607李开复又问：“有没有哪个项目不很出色，或者是方向不对头？”他想一想说：“没有。”克瑞克．曼迪带着一种既惊且喜的心情回到美国，立即发电子邮件，对属下各个部门的经理说：“你们都应该到北京去看看。”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李开复接到更多的电子邮件，微软总部的产品部门纷纷提出到北京来看一看的要求。李开复掰着手指一算：自己手下6个经理，那边可能有20个部门要来，这样，就要开120个会议啦。倒不如索性把自己的经理集合起来，到雷德蒙去开一个会，不论谁有兴趣都可以来听。这一天，报告会从上午10点一直持续到午后1点30分，连午餐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相继站到前台，摆出证据说明微软在中国的政策取得巨大成功。这一次带来的13项成果也可以证明，研究院的基础研究已在多方面取得进展。在过去的6个月中，研究院已经发布49项发明，估计每年可以获得50-60项专利，其中有一些马上就能用在产品中，有一些608要在两年以后才能用，还有一些则是5年以后的主流。但是，最重要的东西还不是已有的成果，而是将要有的成果：多媒体研究已经在三个方向全面展开。李开复的阐述充满专业术语，让微软公司产品部门的几十位行家听得两眼放光。但李开复接着告诉那些美国人，在北京的工作刚刚开始，机构初创，只有大约60个研究人员和几十个实习者。他还说，他的19个高级研究员和研究员中，有“11个来自美国，8个来自中国”，另有26个副研究员和10个工程师和来自中国的2000多个申请者。他一边说一边驱动电脑，巨大的屏幕上呈现出一行字：“来自13亿中国人中的100个最聪明的学生。”他们组成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智慧塔”。演说当场引起震动，其影响一点也不亚于前述那组“考评数据”。公司里那些关注中国的人了解到这些，不免惊讶万分，他们没有想到，太平洋那一边的形势变化得如此之快。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院长凌大任说，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很好的东西”，其中有一些“不仅仅是技术成果，而且是理论上的突破”。但是，还有更加让他兴奋的东西呢。他是当初力主尽快建立中国研究院的人之一。609以其华人的背景，他知道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工作，困难是明显的：一个是语言和距离，怎样与美国总部沟通和合作；第二个难题是，微软能在中国找到一个很扎实的班底吗？一年以后，再来回顾这些问题，凌大任说：“我们非常兴奋，我们发现我们找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人才。但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希望他们继续把他们的效益发挥在中国。”另一个兴奋不已的人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他的工作非常优秀，非常出类拔萃！”他这样谈论李开复，“凭我自己的经验来看，我知道这非常困难。”他甚至认为，李开复在一年里面做的工作，在别的地方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话当场就引起一位中国记者的怀疑，他问里克．雷斯特：“真的是这样吗？”“让我再把我的话说得精确一点。”里克于是笑着解释道，他的意思是，中国研究院所达到的工作效能，在一般的组织中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但这并不妨碍里克．雷斯特向比尔．盖茨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在微软的两个高级主管回顾了中国研究院一年的工作之后，比尔．盖茨很惊讶地说：610“他有这么大的能力！”尽管李开复成功地解决了他所遇到的最初的难题，但是，在新时代开始的时候，微软面前的两大难题没有一点化解的迹象：一个是司法部的挑战；一个是市场的挑战。6月7日，杰克逊法官判决微软公司一分为二，微软当即表示将上诉进行到底。司法部大有不把微软搞个妻离子散不罢休的势头，但若追究起来，其实这些事远不如市场的形势那么严峻，因为市场才是最终决定公司存亡兴衰的力量。正因此，斯蒂夫．鲍尔默才会在这场官司的高潮中吁请他的员工，“坚持把精力放在创造机会、创新产品”上。微软最大的问题是，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产品，已不能满足网络时代的要求。在很多领域，它不仅不像司法部说的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连优势也说不上。比如网络上的“.com”公司中，有90%的部分在使用甲骨文的软件，这比微软“视窗”在个人电脑市场的占有率还要高。2月中旬，甲骨文公司的总裁赖里．艾利森在硅谷这样说：“越来越多原属于个人电脑的运算转向网络运算，我们就有机会变成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这家规模611仅次于微软的软件公司，深知微软的营销规模比自己大一倍，但艾利森很乐观。他说：“理由很简单，现在不是个人电脑时代，也不是操作系统时代了。现在是信息时代。”中国俗语说，“出头的椽子先烂”。看微软现在的处境，真的挺危险！后面有那么多人在窥视它的地位－－这些人的智慧、热情和野心，个个都不次于25年前的比尔．盖茨。前边有司法部拦着去路，似乎不把微软的步伐耽搁下来决不罢休。股市上，微软的形象第一次在投资者心目中投下阴影。然而更加严重的事情，不是来自司法部，不是来自杰克逊，不是来自“纳斯达克”或者“甲骨文”，甚至也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新概念：Free这个词在英文中，既是“自由”之意，还有“免费”之意，用来形容软件的时候，更添了一层“开放”的意思，也即公开软件源码，任何人可以在此基础上修改。熟悉软件发展史的人一眼就能看明白，这同微软迄今为止的方针背道而驰。软件发展的现实，显然正在出现背叛历史的兆头，612但是，这个领域的历史正是由一连串背叛历史的人推动的。世界软件业的起跑，是有相当具体的时间可以追溯的。比尔．盖茨在1976年2月3日给电脑爱好者的那个著名宣言，为个人电脑时代的软件事业奠定了最基本的逻辑，也是微软“未来之路”的出发点。到了1995年，比尔．盖茨在终于承认因特网的大趋势之后，内心隐隐流露出一丝不祥的感觉。他说：“我们必须极其小心地确保，即将产生的信息高速公路不会成为一个盗版者的乐园。”但现在的局面是，“盗版者”不仅不再感觉理亏，而且已经为自己在新时代里找到了一片“乐园”。1999年10月9日，一个名叫唐木的中国人，在报纸上模仿着比尔．盖茨那著名宣言的口吻，说了一番完全相反的话。比尔．盖茨当年写的是《致电脑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唐木现在就写了《致互联网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比尔．盖茨质问：“高质量的软件可以被业余爱好者613编写出来吗？”唐木就质问：“难道优秀软件一定要靠家财亿万的巨型公司才能编出来吗？”比尔．盖茨说：“一年以前，我和保罗很高兴地看到业余电脑爱好者市场迅速壮大。”唐木就说：“一年前，我高兴地看到，软件业沉寂多年的‘开放自由’的传统复活了。”比尔．盖茨说：“为何如此？多数的电脑爱好者必须明白，你们中大多数人使用的软件是偷的。硬件必须要付款购买，可软件却变成了某种共享的东西。谁会关心开发软件的人是否得到报酬？”唐木就说：“为何如此？因为软件必须成为某种共享的东西，才能不断完善。”比尔．盖茨说：“谁会从事专业的软件开发却分文无获？哪有业余爱好者会花费‘3人/年’的精力去编写软件，去修正软件，编写使用手册，却免费发放给别人使用？”唐木就说：“难道我们还永远要为‘臭虫’和‘后门’614付钱吗，难道源代码还永远是付了钱也不能得到的禁果吗？难道软件的开发和完善还永远是排斥用户的闭门造车吗？”……如果这仅仅是一个软件用户的牢骚，微软也就可以不用在乎。但现在，“自由软件”似乎很得人心。过去有人把微软的创新能力讥讽为“捕捉创新技术的能力”，甚至说它是一个拙劣的“跟随者”，还暗示微软偷别人的东西。如今，针对微软的“知识产权”，他们提出“消费者主权”；针对微软的“打击盗版”，他们提出“源码共享”；针对微软的“创新自由”，他们提出“复制自由”。这里所谓“复制自由”的本意，其实是“复制免费”。“自由软件”者的逻辑似乎有些混乱：既然要谴责微软是个“跟随者”，那么自己又有什么正当理由成为“复制者”呢？既然微软不是“创新者”，它的源码又有什么用呢？直接请“创新者”开放源码岂不更好？如果微软的竞争者那么需要微软的源码，那么除了需要其中的“创新”之外，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值得浪费那么多口舌么？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微软过去始终在创新，现615在还在创新。不然，就不能解释希格玛大厦中发生的那些事。当然我们还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在“软件免费”和“源码共享”的原则下，程序员必会失去创新的能力。就现在的情形看，微软的创新能力，是以它的巨大利润为基础的，所以微软员工始终对“免费”概念不屑一顾。“免费必然导致软件设计人员的不负责任，”凌小宁这样说，“所以，免费的技术永远不会成为最好的技术。”但“自由软件运动”的领袖理查德．斯德尔曼针锋相对地说：“不自由的软件只能归于平庸。”关于这场争论，罗杰．瑞迪在2000年的春天与记者有过一番问答：记者问：“让消费者免费使用的研发成果，能够对微软这样依靠卖软件获得利润的公司，构成真正的威胁吗？微软会不会垮掉？”罗杰．瑞迪回答:“我不这样认为。免费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不管商业模式怎样变化，微软会不断变换方向去适应。”又问：“你的意思是，免费软件能成为最好的软件？”616又答:“是的。免费软件有可能成为最好的软件。很多应用软件商会在它的基础上做很多东西。”这话说得有点含糊，但若细心体会，就可发现，这位“图灵奖”获得者在维护软件开发者的创新自由。但是他把作为基础的软件和形形色色的应用软件分开了－－自由软件可以成为重要的软件基础，但在它之上建立起来的应用软件则是有偿的。这样看来，他的看法既不同于那些抨击微软的人，也不同于微软人。比尔闭门数月，营造“Microsoft.NET”整整一个春天，张亚勤都在默默看着太平洋那一边发生的事情，希格玛大厦里这位首席科学家，关注的事情真不少：官司、股票、新产品的发布、市场的营销。但他更想知道比尔．盖茨在干什么。到了4月，他终于做出这样一个结论：“比尔好像在扭转微软的整个方向。”方兴东也盯着比尔．盖茨。1999年10月，他挺有把握地说：“种种迹象表明，‘维纳斯计划’是微软的最后617一张王牌。”到了2000年开始的时候，他又说，对微软涉嫌垄断案的判决是一场“信息屠龙大战”，而比尔．盖茨辞去首席执行官，已经“成为象征性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张亚勤说对了，而方兴东又说错了。自从在1月13日辞去首席执行官以后，比尔．盖茨连续数月除了应付官司，就是闭门苦思冥想。真是像他对员工们所说，他在微软上花的时间，一点也没有少。当斯蒂夫．鲍尔默把大批股票期权分给员工的时候，比尔．盖茨却在试图营造公司的新战略。张亚勤早就得到消息，“新战略”将在5月7日发布。“这将是一个关键的日子。”他这样想。但到了这一天，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又听说，还要让大家等上一两个星期。可事实上，微软的35000员工又焦心地等待了6个星期。看来，构筑未来的大厦比人们想像的更加复杂，就连比尔．盖茨也不例外。“新战略”虽然没有如期而至，但比尔．盖茨已经将它的主旨透露出来，叫做“新一代网络平台”。618“新一代”是不言而喻的，“网络”也在意料之中，所以，新战略的核心，就应当是“平台”了。张亚勤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平台”，也就是这个意思。此前我们已经叙述，“平台”是一种操作系统，也是一种标准。个人电脑时代的“平台”以“视窗”为代表。网络时代的“平台”，是以因特网为中心。这样看来，比尔．盖茨脑袋里面正在酝酿的“新一代网络平台”，说得简单露骨一点，其实也就是因特网时代的“视窗”。希格玛大厦里的年轻人，对于这道理全都心知肚明，根本等不及首席软件设计师从雷德蒙的8号楼里发出指示，就在心里勾画出他们未来的蓝图。概括地说，整个微软都在走向网络世界。因特网将成为新时代的中心。今天，你的生活中还有“上网”和“下网”的区别，将来，你将总是在网上。网络将不再是“视窗”独领风骚的世界，里面包括无线通讯，包括智能家电，也包括新一代人机界面。个人电脑仍将不可替代，但最活跃的将不再是个人电脑，而是“非个人电脑”－－电话、电视、可移动的通讯工具，以及形形色色的其他设备。所619以，新一代平台必是开放的平台，它不仅要适应个人电脑，还要适应“非个人电脑”。什么样的基础研究、什么样的产品开发、什么样的技术、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才能在服务领域里继续领先？这是微软今天面临的全部问题的关键。很显然，技术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也即一个“软件服务体系”。当网络更普遍、用户更多的时候，要用“提供服务”来取代“推销软件”。软件仍是新时代的主角，但那些印着微软标记、花花绿绿的盒子，将不再横行天下，甚至有可能越来越少。微软不能仅靠“卖软件”来发展自己，“视窗”仍将存在，但其销售额也许只在营销总额中占1%的部分。竞争将转向服务领域，企业利润也将以提供服务的方式产生。举例来说，你现在要在你的电脑上做一些文字处理，就需要买一个“办公室”软件回来。将来，你不需要再去买各种各样的软件，也不需要再去关心软件的升级换代。你在自己的各种家电上，比如电视、电话、还有电脑，只需要一种服务。不是买一种软件安装在电话或者电视上，而是到网络上去寻找你需要的功能，然后拿来620使用，用完了，再还给人家。网络的功能是提供用户需要的东西，让用户在电脑上找到想要的软件，在电视上找到想要的节目，在电话上找到想要找的人。比如你每天打开电视的时候，不愿意在那些空洞无物、毫无新闻的“新闻”上浪费时间，但你很想知道最新的足球赛事、福利彩票的最新一轮中奖号码，或者当天早上美国大选的情况，网络就会为你找出这些，并且展示在你的电视屏幕上，就像商店里的售货小姐从货架上为你拿来你最喜欢的那双皮鞋一样。又比如有一天你行走在川藏公路上，忽然想要告诉李开复你的最新感受，但你忘记了电话号码。这不要紧，你拿起电话，呼叫李开复，电话不仅找来你需要的号码，而且可以在网络上为你寻找李开复的踪迹。如果你们是密友，他的行程对你公开，电话就会在网络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他。也许他正在中南海里拜会一位国家领导人，电话就很有礼貌地不去打扰。也许他是在飞往雷德蒙的飞机上，电话就会自动将你的信号接到他的移动通讯器上。也许他是在办公室里，电话就会接到他的电脑上。所有这些，都是在转瞬间完成，比你阅读这一段文字的时间还要短。621只要知道微软现在98%的营销额都是建立在“卖软件”的基础之上，就可以想像，下定决心驱赶整个公司开进“服务业”，对于微软来说，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得了的变化。问题在于，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想清楚，怎样做出这么一个庞大的具有服务功能的软件。收费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软件设计师的收入将不再依靠卖软件，电视也将不能再依靠广告来维持节目的播出费用，因为用户一旦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只会搜索他们喜欢的节目而不会搜索广告。可是软件设计人员不能靠喝西北风去工作啊！大多数人倾向于按照服务的质量和数量来收取费用，就像现在人们租用轿车、电脑一类的硬件一样，来租用软件。李开复认定，这一问题的核心是，我们是否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商业模式，给自由软件的程序员足够的报酬，以支持他有热情、有效率地修改和发展他的程序。“这种模式有可能存在，”他说，“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到。”对于希格玛大厦里面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做出以服务为中心的新一代软件。这样的事情做到了，微软就从个人电脑时代走出来，走进了网络622时代。李开复说，“这就是‘新一代网络平台’，也是比尔辞职之后思考的事情。”6月22日，比尔．盖茨终于公开了他的“思考”。他在“2000论坛”上宣布了新的战略，看上去，其最基本的部分与希格玛大厦中那些人的“思考”相当吻合。不过，名称不是原来设计的“新一代视窗服务系统”(NGWS)，而是另外一个词：Microsoft.NET把“.NET”这个词译作中文，就是简单的一个字“网”。比尔．盖茨在名称上不再沿用古老的“视窗”，似乎表明他已全身心地投向全新的领域－－这一领域以“网”为核心而不再以“窗”为核心。“微软及其产业合作者将通过软件产品来开辟‘新一代因特网’，”他说，“因特网的大冲浪正在产生汪洋大海般的数据，而创新的步伐也将在今后5年加速前行。我们的目标是，让网络超越今天的相互孤立相互隔绝，而进入一个融合交互的新世界。”623比尔．盖茨的“新世界”是一个以因特网为基础的个人服务系统。他认为这一系统将代表因特网的发展趋势。按照他的设想，微软的所有软件产品都将被放到“微软网”上。“微软网”事实上是一个“在线商业软件服务系统”，也即“新一代网络平台”。它融汇了微软“办公软件”的在线版，“视窗”操作系统和其他服务软件。在比尔．盖茨说出这番话的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坚定不移的搭档斯蒂夫．鲍尔默，向微软全体员工发出电子邮件，进一步阐述比尔的思想和公司的新战略。邮件题目：《“.NET”的机遇》。无论其最后结局怎样，它都可以成为微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今天是微软公司历史上一个激动人心的里程碑。无论对我们所有微软员工，还是对我们的顾客、合作者和股东，都是如此。在我们的“2000论坛”上，我们颁布了“微软网”－－我们曾经将其称为“新一代视窗服务系统”。这就是我们的“新一代网络平台”。准确地描述技术领域的新革命，并且付诸实行，是一次了不起的机遇。我们已经非常幸运地领导了个人电624脑时代的革命，它给全世界亿万消费者和整个商业领域带来持久的利益。新的革命已经开始，它必将使计算超越网络浏览的理念，创造“新一代网络平台”和一个生机勃勃的软件服务新世界，因而也将对更多的人们发生影响。“新一代网络平台”也即“微软网”，以四个要点为其基本特征：－－作为一种服务体系的软件：在开发者的极其认真细致的改善当中，新一代软件将肯定能够覆盖网络，紧跟时代变化。对于消费者和开发商来说，这是一个戏剧性的日愈完善的体验过程。－－基于XML的体系：对于开放的程序来说，XML是一个伟大的标准。它使软件的功能更好地体现在各种文本、系统、服务体系和设备上。对于因特网来说，它将是一种“世界通用语言”。－－全新的用户体验：新一代软件将使用户的个人电脑和各种设备更好地相辅相成，将使用户以一种强有力的新方法掌握他们的信息。－－多种设备：用户希望他们在各种设备上都能体验新一代软件。“微软网”的服务体系和信息体系，将最625大限度地覆盖于各种设备，也将为任何一种设备提供最理想的环境。毫无疑问，“微软网”包含下列三个方面：一种全新的用户体验；基础和工具；一套可编制的网络程序。这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我们将在未来很多年里倾全力于这个战略；它也是非常紧迫的工作，我们将不仅聚焦于我们的目标，也聚焦于每一天里那些引导我们走向成功的实际步骤。我们－－比尔和我，已经不再记得我们在微软曾经拥有的岁月。当我们更兴奋更乐观地面对这个公司和这个领域的时候，当我们充满激情地面对未来的挑战和机遇的时候，当我们和信心百倍的同仁们并肩工作的时候，我们满怀希望地和你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共同走上新的旅程。按照微软的计划，这一“在线服务系统”将在2001年推出。尽管这个公司在过去的岁月中总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野心和超越常人的力量，但这一次的情形看上去有些不一样。毫无疑问，它将在短时间内推出一些属于“微软网”的产品，但几个新产品仍不能代表整个方向626的转移。新战略迫使微软必须改变的东西太多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确信，“维纳斯”远非比尔．盖茨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他的辞去首席执行官，也根本不是让自己“成为象征性人物”。事实更像王选所说，“盖茨退了一小步，微软前进了一大步”。不错，所有的人都相信微软终将被人取代，就连比尔．盖茨本人也这样说，但是，他的几个月来的行动表明，在他内心深处的念头原来如此：取代微软的将不是别人，正是微软自己。当旧“视窗”领衔的个人电脑时代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个新的“微软网”也许真的会出现在网络时代。中国人未来的希望“未来”这个概念，有时候没有什么特殊意味，有时候可就意义深远。在两个世纪的交汇点上，预测什么将“结束”、什么将“开始”的风尚流行于全世界，中国人自不例外。2000年春天，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李三立写道：“‘后PC时代’是中国出比尔．盖茨的时代。”这话有意无意间宣布了比尔．盖茨时代的结束。李三立教授没有说中国的“比尔．盖茨”在哪里，但从这话的逻辑来看，他至少把比尔．盖茨当成了一个时代627的代表。还有些中国人可不这样想。《北京青年报》上正在开展一个讨论：比尔和保尔，谁是大英雄？“比尔”就是“比尔．盖茨”。“保尔”则是“保尔．柯察金”，一本苏联小说的主人公。一个名叫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身残志坚的苏联青年，以自己在战争年代的经历为蓝本，写成这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雄壮而又哀婉，感人肺腑，保尔也就影响了我们国家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两代人。今天40岁以上的受过教育的人，每10个中就有8个能够知道保尔的这一段名言：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年华虚度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当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已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但40岁以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每10个就有8个知道比尔的那段名言：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办公桌628上和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计算机。使未来的计算机会看、会听、会说、会学习，让人们能像与人交流一样与计算机自然地进行交流。现在到了2000年，尽管比尔．盖茨遇到麻烦，其“世界首富”的地位也在动摇，但在中国，一项以经济类报刊读者为对象的调查表明，还是有70%以上的人认定，比尔是他们最喜爱的外国企业家。不过，各种半官方半民间的活动，是以“保尔”为中心的。电视里正在播放新拍摄的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被遗忘了20年的英雄，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一个语文教师在自己的班会上做出统计：41个学生认为比尔和保尔都是英雄；9人认为保尔是英雄；38人认为比尔是英雄。这些人都是中学生。在年龄更大些的人中，分歧更大。李虹说：“真正的英雄，不仅仅是成就大业者，还应该符合最高的道义标准。盖茨成就的事业无论如何巨大，在道义上则远远不及保尔。”陈嘉渊显然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盖茨的钱和胡长清（胡是原江西省副省长，因巨额受贿罪被判死刑）的钱不一样。他对于世界的影响已远629远超出了物质的层面。他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处世方式。”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房宁却认定，比尔和保尔根本是不可比较的。“将这两人做比较，实际上是在比较两个不同时代。”其情景有如侯宝林说的相声：“关公战秦琼”。4月25日，就在“保尔”和“比尔”此起彼伏不相上下的时候，一个很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21世纪的计算：进入网络时代”，在北京和上海如期召开。这是1999年6月“21世纪的计算”会议的继续，主办者是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一批世界顶级的计算机科学家应邀前来，包括“图灵奖”获得者吉姆．格雷，他也是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计算机协会院士、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还有世界上第一台激光打印机的发明者盖瑞．斯塔克伟泽，他在一种完全孤寂的状态中持续奋斗10年，终有大成。那时候周围的人都说，“惟一适合盖瑞的地方就是疯人院”，而现在他在北京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还有里克．雷斯特，他是微软公司的高级副总裁，还是计算机科学网络执行630委员会的会员、美国计算机协会系统奖励委员会的前任主席。但在计算机的世界里，他的最著名的“头衔”是“疯狂的天才”。还有微软的高级研究员琳塞．维丽亚姆丝博士、约翰．波拉特博士、玛利．克塞维斯卡博士和艾利克．赫维茨博士。这些人和一大群中国人坐在一起，把“网络时代的计算技术何去何从”一类的话题，说了整整一天，把京城很多一心关注“保尔和比尔谁是英雄”的记者们，也吸引过来了。“进入网络时代”这样一个命题，为当今全世界所关注。在2000年4月25日，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舆论中的一个热点，也就表明，今天我们国家某些最重要的话题，已经同世界没有分别。然则从本书的角度来讲，这样的评说仍然流于空泛，我们所关注的是，一群杰出的中国青年，究竟是怎样获得了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如果他们脱离眼前的环境，是否能一如既往地大展宏图？对于第一个问题，读者看到这里，即已能够得到答案。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仍然不能作出确凿无疑的回答。所能知道的只有，我们的国家中，存在着一股把希格玛大厦的环境拓展出去的冲动，这冲动的力量不仅来631自世界潮流，更来自年轻一代中国人的内心。我们经过再三考虑，则又觉得希格玛大厦的精彩之处，不在于其完美无瑕，而在于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份详细的记录，使我们有机会充分了解环境对于人的智慧和热情所能有的激励作用。没有这样一个例证，我们无法揣测这激励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还会以国家和民族的特色为由，拒绝融入世界潮流。即使是对于比尔．盖茨这样纯粹西方式的历险者和成功者，以及微软这样纯粹美国化的公司，也因为有了希格玛大厦中的这一群中国人，才使我们得到一次从最近距离去观察和理解的机会。但是我们仍然不可忘记，李开复和他的伙伴们既然是在中国的土壤上，其个人行动也就无法全凭西方文化的简洁或者东方文化的曲折，其机构的发展和健全，既会得到中国内部的种种推动，也必会受到种种牵制，又难免为形形色色个性化的情感所左右。这一点，在1999年12月8日晚上北京大学电教楼的大厅中，已有明显征兆。当晚6点20分，暮色苍茫，寒风瑟瑟。李开复驱车632从西门进入这个百年老校。沿“五四路”缓缓东进，路上行人与自行车交织而成的潮流，一起向电教楼涌去。学生们慕名而来，却没有人注意到身边的来客就是他们要见的李开复。楼前无人迎接，李开复也没有吃晚饭，虽然他素好美食，但他到大学做演讲的时候经常是空着肚子上台的。此刻他一手提着自己的便携式电脑，随着学生走进楼中。楼内没有暖气，他身着单西服，禁不住有些冷，但大厅里拥挤着的学生让他感到温暖。他的演讲持续两个小时，然后又在学生重重包围中站了一个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也为学生签名。直到晚上10点，主持者不断要求学生离开，请他去吃饭。但李开复说：“我不要吃饭，我要回答他们的问题。”这样的场面，李开复在中国国内各个大学演讲的时候，总会遇到。他每一次都会极其认真地对待。大多数名人在这种时候都很认真，但似乎只有李开复一人，把这种时刻看作是相互交流和理解的机会，所以他才会对学生倾诉自己内心的情感，令在场所有人感受到他的真诚和坦率。“他是一个没有国家界限的科学家。”尚笑莉有一次这样评价李开复，“过去，我们一直在说‘赤子之心’，633可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但是有一次，我在他的身上，突然就看到了，让我特别感动。”那一次是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像在北大的这次一样，也是座无虚席，学生们也是围着他不让离去。学校给他安排了晚饭，李开复也是坚持说，他不要去吃饭，要回答学生的问题。这时候，有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回到中国工作，忽然就触动了他的那种情感。他说：我从小就一直牢记父母亲的教诲：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炎黄子孙。我希望，当我年老体弱时，回首往事，我会很自豪，我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我希望，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人们想起我，会说，李开复曾为中国人做了一点事。这样，我就会觉得没有虚度这一生。他的话音平静从容，脸上由于激动容光焕发。学生们中间爆发出掌声。尚笑莉说，她当时感觉他是在朗诵一首诗，接着又在心里喊起来：“哎呀！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她说，“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但我能够感觉他心里有这句话。”清华的学生后来讲，他们都是些慵懒、傲气的人，很难为某一个人的话热烈鼓掌，更634难为某一个人的行为而倾倒。可是，那一瞬间的确令他们激动。然而就在当场，还有一个人更加激动，那是陈宏刚。这位久经海外生活又回到中国来的人后来说，他不仅相信李开复那句话的真诚，而且在内心立刻产生了巨大共鸣：“我一听到这句话，眼泪就在眼睛里面打转。我在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他们驱车走出清华园的时候，陈宏刚说着这话，眼圈还是红红的。两个月后，陈同朋友谈到这件事，眼圈不禁又红起来。他说：“这样的情感，没有出国经历的人不能体会。”对于那一瞬间，尚笑莉也念念不忘，她说她当时以为李开复要背诵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其实，李开复从未读过保尔的那段话。他后来说，他当时想到的是父亲：父亲生病时，正在写他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评传》。他心中最想写的另外一本书《中国人未来的希望》，已经没有能力完成。儿子问父亲，要不要帮助他出版《周恩来评传》。父亲不说话，只是深深地看着儿子……现在，在经历了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发生的635那么多的事情之后，李开复忽有所悟。他说：“或许，父亲是在告诉我，他要我做的，不是完成《周恩来评传》，而是完成《中国人未来的希望》？或许，他在梦中捡到的那一方白纸－－‘中华之恋’，已经交给了我？”636结束语WillMicrosoftSpiritBlossom－－结束语微软精神能成长起来吗？2000年6月24日午后，西雅图市华盛顿湖，一艘白色游艇驶出港湾，至湖心，减速缓行，随波荡漾。艇上，微软中国研究院的14个人－－李开复、张亚勤、张宏江、沈向洋、李劲、郭百宁、李江、刘文印、祁卫、顾烈、朱文武、李世鹏、林斌和凌小宁，开始以一种既精心而又随意、既奢侈而又节俭的方式，举行一个庆祝活动。在一片惊喜的目光中，李开复拿出为大家准备好的礼物。礼物以三层礼品纸包装，一丝不苟。一层一层剥开，露出一个多米尼加盒子，再打开，赫然是14支雪茄。每一支都伴随着一根很长的火柴、一片雪松木和一把形状特异的刀具。这是一种特殊的雪茄，美国本土不生产也不进口，极为少见，只有很少的高官富商才有机会享用。眼前这些中国人，大都只闻其名，未谋其面。现在，大家在李开复的指点下，把雪茄一端插入刀具，切去顶部，以火柴点燃雪松木片，用木片点燃雪茄，然后就在637一片笑声中吞云吐雾……“很遗憾我不能送给研究院每人一支，”李开复对大家说，“这种东西太不容易搞到啦。”以此种特制雪茄相赠，是李开复独有的庆祝成功的方式。1999年10月研究院第一次向比尔．盖茨汇报之后，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向中文语言处理研究领域三个小组的成员们祝贺。现在，在向比尔．盖茨的第二次汇报完成之后，他以同样的方式向多媒体研究领域的三个小组祝贺。6月23日，也即比尔．盖茨向公众发布“微软网”新战略的第二天，这14个人走进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董事厅，向比尔．盖茨报告他们在网络多媒体技术研究领域的最新进展。这是研究院成立20个月来，第二次向比尔．盖茨汇报。计划的议程为一个小时。“我想你们大家都明白，能够从他的时间和注意力上抓到60分钟，是多么困难！”张亚勤事后对研究院的全体员工这样说。在张亚勤展示研究院的网络多媒体技术成果时，比尔．盖茨满脸关注之情。他不断地提出问题，甚至站起身来，走到台前去询问一些技术细节。面对中国研究院638如此快地建立起的这支世界级多媒体研究队伍，他既惊讶又激动。两天之后，斯蒂夫．鲍尔默再次约见李开复，说他简直不敢相信，中国研究院已有大约12项技术正在转移到公司的产品中！其实，中国研究院的人们所做的事情还远不止这些呢。他们还发表了90多篇论文，申请了70多项专利（就在这个月，国际计算语言学会2000年年会决定发表研究院语言和语音两个小组的6篇论文，这超过了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内地研究人员在这个年会上发表的全部论文总数）。由于比尔．盖茨本人的兴趣异常浓厚，研究院的汇报持续了75分钟。当讨论结束的时候，比尔．盖茨已经做出结论：“中国研究院的某些工作与微软的新战略密切相关，并且非常重要。”他还使用了一系列最强烈的词汇来评价在中国的研究院：“太棒了！”“绝妙的数据！”“完美无瑕！”对于李开复和他的伙伴们来说，这真是快乐的一天。639他们把庆祝成功的活动持续了9个小时，抽罢雪茄，又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娱乐方式－－“拱猪”。直到晚上10点，大家散去。一部分人直奔机场，搭乘班机飞回中国。张亚勤回到自己的电脑前，给希格玛大厦发出电子邮件，说：“我想向形象计算组、网络多媒体组、多媒体计算组的所有成员祝贺！我还要特别感谢开复的指导，感谢他对于那个完美境界的无情的追求！”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大厅里已人满为患，所以就把休息厅隔成临时的办公区域。电脑桌和电脑密集地排列在一起，整个夏天，上百个访问学者和大学生坐在这里，完成一些临时性的课题。看上去，这里人气依然挺旺。不过，我们已有可能在若干员工的进退之中，看到一种分化的趋向。研究院的28位副研究员中，累计有14人被提升，成为微软的正式员工。另有7人辞职他去。在徐彦君数月前辞职去国之后，蔡东风也于2月离开。王宏武去了美国，江灏去了加拿大，王海峰去了香港，邸烁去了美国。刘挺也走了，回到他的母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去任教。640差不多同时，研究院向新年度毕业的13位博士和硕士发出聘书。这些人是从大约600名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并且在夏季全部进入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在未来的两年中，他们也将和前述28位副研究员一样，经历一个分化和进退的过程。4月1日，凌小宁离开北京，回到美国去了。18个月之前，他是首批从美国来到北京的3人中的一个，现在则是第一个回去的人。他的理由很简单，却让李开复无法拒绝：同在美国的家人团聚。回到雷德蒙之后，他仍在为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所以，李开复在欢送会上说：“小宁没有走，还是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那次欢送会上气氛热烈，每个人都带着笑，尽管如此，还是有几分伤感，也让我想起李劲说过的话。他说，从美国回来的人，不会长期在国内工作的。李劲本人的想法是，在国内干3年。李开复和妻子的“协议”是，至少在北京工作5年。李劲说起这些事的时候，流露出一种淡淡的、但却深远的忧虑，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按照既定原则，研究院的成果将在5年以后对市场发生重要影响，但是，李劲“忧虑”的事会不会更快地出现641呢？这种忧虑也许是多余的。因为我们也看到许多令人乐观的迹象。几个月前，张宏江和陈宏刚把家从美国搬到北京，加入了李开复和沈向洋的行列。现在，从美国搬到中国的家庭有4个了，这给研究院增加了不少安定感。6月1日，林斌来到希格玛大厦。他在广州长大，去国已10年，在1995年成为微软雷德蒙总部的软件工程师，现在回来接替凌小宁留下的位置，这又带来了一种清晰的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的气氛。微软的文化中，有些东西令人神往，也有些东西令人讨厌－－事实上任何文化都会包含两个方面。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事情不是分清是非，而是回答下面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土地上以及在一群中国人当中，微软精神中那些令人神往的东西，能成长起来吗？尚笑莉说，在科学的领域里，这些人是“没有国界”的。可是，我们还能看到他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的精神世界。无论周围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总会有一些永恒的东西。就在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一件研究院的员工们并不知晓、但却意味深长的事：斯蒂夫．鲍642尔默很急切地与李开复单独约见，他想知道李开复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期望。见面安排在6月的最后一周。那天中午，在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和一个美国籍的华人之间，有如下一番对话：“我知道你在中国的工作非常出色，你是否想到要回到总部来？”“我还没有做完我在中国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干满5年以后，我的成果能有成千上万人使用，也能够看到对公司有一些贡献。”“总部现在特别需要你这样的人。你如果回来的话，可以给你一个很大的队伍，甚至是一个提升的机会。”“我对在中国的岗位非常满意－－从来没有这样满意过。”“好，那你就干下去。每次回美国的时候，别忘了来看我！”现在我们回到本书开头。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那一天，李开复就说过，他们是“为进步而来”。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的题词“桥架中美”，也高高地悬挂在“火药643库”中。但是，我们中间总是有些人不愿意理解他们的想法，还是会不断提出“两种价值观和两种精神的交锋”一类的问题；还是把“挑战微软”看作一场民族革命，而不是技术革命。其潜在逻辑，与20世纪通行的那个口号并无不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是，21世纪的世界潮流，显然已不再是“谁压倒谁”，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正在相互理解、尊重、共处和融合。这问题在1998年11月5日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立庆典上没有人会注意，到了2000年夏天结束的时候，希格玛大厦中必有更多的人已能洞悉。“大约3年5年之后，可以看出结果。”沈向洋说。这样看来，微软中国研究院所面临的真正考验，并非过去和现在，而是在5年以后！然则我们站在自己国家的立场，又可以这样来提出问题：倘若这一群充满智慧和激情的人们竟渐渐陷入失望、彷徨和萎靡，一个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种种努力也归于失败，这样的结局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难道就能说是一种胜利么？2000年2月初稿于美国雷德蒙6442000年7月改毕于中国上海补记：7月22日凌晨，就在我全部完成本书的事实校核和文字润色的时候，接到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他异乎寻常地要我尽快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紧急情况，必须亲口告诉我。“我要走了。”一分钟后，他在电话里面对我说。他是在几个小时之前接到通知的。由于斯蒂夫的鼎力推荐以及比尔．盖茨的支持，他被任命为微软公司副总裁，成为“.NET”集团主管之一。“.NET”集团是微软公司根据“新一代网络平台”的战略组建的新部门。李开复主管未来“微软网”用户界面的所有部分。他将领导的几百人，大都是来自微软公司浏览器小组、“视窗”小组、语音识别小组和自然语言小组的精英。“在微软，这是最令人激动也最富有挑战性的位置。”副总裁鲍伯．马格利在一个越洋电话中这样对他说。“这可能是公司里面最困难的工作。”里克．雷斯特645对李开复说，“但我相信你能够做出最出色的成绩。”这个在两年以前把李开复引进微软的人，现在说：“我将永远支持你，因为你的每一个成功都在证明我的知人之明。”李开复接受了这项任命。他将在8月的第一周离开中国。与此同时，张亚勤将接替他在研究院的工作。张宏江、沈向洋被提升为副院长。我放下电话，心中似有所失，又似有所得。几天后，李开复向研究院的全体员工告别，这是我在他的无数电子邮件中看到的惟一的用中文写成的信。他写道：其实我不想走，因为聪明能干上进勤奋的人围绕着我；其实我不想走，因为我热爱我的工作，更热爱我周围的人；其实我不想走，因为这里像是我的家，你们像是我的家人；其实我不想走，因为我们曾一起努力，建立了这个646独一无二的智慧岛。……647附录与图灵奖获得者罗杰．瑞迪的对话（2000年1月25日）凌志军：我知道你在卡内基梅隆带过许多中国学生，你觉得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有什么不同吗？瑞迪：中国学生的创造性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学生，同时他们还非常守纪律。我认为我见过的最有创造性的学生来自法国。可是这些学生大部分不守纪律，我知道他们这样其实并不成功。凌志军：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些优秀的中国学生，比如李开复和沈向洋，才有这样的看法？或者你是在谈一般的看法？瑞迪：我有过一些优秀的学生。我很荣幸能和许多很优秀的中国学生一起工作。比如开复和沈向洋。他们在学校非常刻苦，经常星期天在学校里面看到他们。他们的工作非常刻苦。他们还非常执着。648凌志军：李开复和沈向洋是你的最优秀的学生吗？瑞迪：实际上能考进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学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开复和沈向洋的确是我的最好的学生中的两个，但不是全部。凌志军：在中国，很多人说他们是“世界级的科学家”，我想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夸张？还是的确如此？瑞迪：绝对是事实，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工作，在什么国家，在中国，或者在美国，或者在欧洲，他们在各自的领域，绝对都是领头人。凌志军：现在我相信了。因为在中国，很多事情是被夸张的。以你这样的学术地位和名声，我想这样的评价是可以相信的？瑞迪：是的。凌志军：几乎所有成功者的记忆中都会留下一个激动不已的瞬间。李开复总是念念不忘，他当年设想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语音识别系统的时候，你不赞成他的方法，但却支持他继续做，以至于“不赞成你，但支持你”成为他今天指导其他人的一个信条。你认为在科研领域649中，这样的理念的确很重要吗？瑞迪：这个理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迄今为止的生涯中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开复。他要用统计学的方法去做语音识别研究的时候，我当时不同意。事实证明，开复是正确的，他成功了。另外还有一个学生，也要做一个东西，我当时也不同意，但我说你要是坚持，就去做。事实证明，也是那个学生对了。他们两个的成功都是很了不起的。我很高兴我的学生当时没有听我的，很高兴他们能有那样的成功，很高兴看到他们的成果。凌志军：我很奇怪一件事情。当学生比老师正确的时候，在很多情况下，会让学生看不起老师，但是我发现李开复对你的尊敬依然非常强烈。这里有一个问题，他说你的方法虽然不正确，但你给他指出的方向是非常正确的。我想知道，当方向正确，而找不到方法的时候，作为一个研究的指导者应该是怎样的呢？瑞迪：在这个问题中，没有学生和老师的界限。他们是合作者，是共同的研究者。他们应该去鼓励各种各样的思想，做研究，没有人能保证你一定成功，所以要650非常灵活，应该鼓励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宽容各种思想。开复这件事情，正好证明了这个道理。凌志军：但是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前提：要方向正确？谈到方向，沈向洋还记得，他在做你的学生的时候，提出研究“视觉”，这并不是你的研究方向，但你却说“这没有问题。你出去拿一个照相机把周围照下来，重现出来就好了。”他说，你的这一句话，让他做了10年，终有所得。还说：“这才是大师的远见。”后来的事实表明，你本人取得的成就的确同你的“开拓性”有关，你能对这些往事谈一些想法吗？瑞迪：我觉得沈向洋给了我太多的赞誉。当时我的脑子里面有很多问题，我知道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当沈向洋和我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了他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知道这个问题可以让他做很多年。凌志军：有时候，一个很难的问题并不是一个马上要做的问题。可能人们需要的东西才是马上要做的东西。有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现在的需求，而是未来的需求，这就需要大师的眼光，但我知道有些大师是会犯错误的。瑞迪：我有一本书特别讲到这个问题，我会给你做651参考。确实，有一些研究，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在不远的将来就会给人类带来好处。沈向洋研究的问题就是这种情况，肯定会在将来对人类的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凌志军：李开复的语音识别从开始起步到现在热起来，中间经过了10年。沈向洋的东西也已经10年了，还没有看到热起来的迹象。它还要多少年才能发挥作用？瑞迪：实际上人们还是认识到了视频的重要性。比如说三维的物体等等。但因为数据很大，是一般的数据量的10倍，所以今天的人们还不是很满意这些成果，从长远来说，这些研究是很有希望的。凌志军：你的很多中国学生去了微软公司，但现在，他们中间至少有两位到中国来了，你认为这是明智之举吗？你有没有感觉到，在中国从事科研同在美国从事科研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瑞迪：我认为他们这样做非常好。他们的成就告诉中国，一个中国人也能成为很了不起的科学家。652凌志军：在中国做科研，会不会遇到更多的障碍？瑞迪：如果你想从事世界一流的研究，应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在中国，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你没有工具，没有必须的很多资源。对目前在中国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没有足够的资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过，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没有这个问题。凌志军：你是图灵奖获得者，大家都在谈论你的远见。请再来使用一下你的远见。你认为不久的将来世界各地的华人中间，有没有人可能获得图灵奖？瑞迪：绝对会有的。而且不是一个，会有很多的中国学者获得图灵奖。凌志军：出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可能性有多大？瑞迪：做这样的预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有太多的人已经有资格得到这个奖。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世界上有很多了不起的学者，这个奖每年只有一个，不得不等待几年以后才会有人获得。我觉得开复现在就有资格得到。凌志军：中国人对Linux一类的新趋势非常关注。人653们目前最注意的事情不是它的技术水平，而是它的免费商业模式。但免费的技术真的能成为最好的技术吗？换句话说，让消费者免费使用的研发成果，能够对微软这样依靠卖软件获得利润的公司，构成真正的威胁吗？微软会不会垮掉？瑞迪：我不认为微软会垮掉。免费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现在微软的浏览器的方式就是免费的。不管商业模式怎样变化，微软会不断变换方向去适应。凌志军：你的意思是，免费软件能成为最好的软件？瑞迪：是的。免费的软件有可能成为最好的软件。很多应用厂商会在它的基础上做很多应用软件。凌志军：你是美国总统信息技术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你说过，计算技术将深刻影响人们的生活，克服距离的障碍和语言障碍。但在中国，有些人担心西方计算技术的进入将会使东方文化处于不利的地位，他们会说“数字化”的本质是“西方化”。你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吗？作为一个有着东方血统、又是在西方获得成功的科学家，你认为计算技术果真能够淡化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界限吗？如果真的淡化了，是一件好事吗？654瑞迪：世界上的文化本来就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有一堵哭墙，过去人们要到墙边上去哭，现在，有些人可以在巴黎，用手提电话来哭，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也可能用一个录音带表达。科技的发展，对于文化来说是一种扩展。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民族怎样保存他们文化中特定的东西，简单地复制也是有问题的。这样就需要有创造性的研究员，做相应的研究，既满足他们自己的文化需求，同时也是世界的科技。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瑞曼德．比克赫尔茨的对话（2000年5月25日）凌志军：在美国，张亚勤被认为是电子工程界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有人甚至说，华人中“无出其右”。这是否名副其实？张亚勤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最年轻的院士（31岁），你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吗？瑞曼德：绝对名副其实。仅仅推荐就必须经过相当漫长的过程，至少要有5位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写655推荐信，再经过专业协会的专家委员会覆核。这些成员都是该领域的知名人士，他们通常将所有提名的候选人分成几等。最终决定由完全独立的委员会作出。通过第一道程序的被提名者非常少，只有15%，甚至更少。这么小的比例在我的协会里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IEEE规定，将录取成员人数压到0.1%。凌志军：在你的所有学生当中，张亚勤是最优秀的吗？与你的其他学生比起来，他有没有一些独到之处呢？特别聪明？特别勤奋？特别有激情？天赐良机？也许他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瑞曼德：毫无疑问，他是最好的学生。给他讲课和提供指导，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和他相处不到一星期，我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他极其聪明，异常勤奋。他的知识远远超出自己的专业，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十分明显。实际上，他有机会去麻省理工学院，到美国后第一个秋季开学就到了乔治．华盛顿大学。我立即让他参与图像项目，试图将他留住。剩下的就是历史了。还有，在我的记忆里，在获取博士资格的通信考试中──这是非常难的考试，他是惟一获得满分的。656凌志军：张亚勤说，在科研道路上，你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你给了他什么呢？瑞曼德：如果我对他产生了影响，那只是把我对所有学生和自己孩子说过的话也告诉了他。我说，一个人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东西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去追求你真正喜欢做的事情，不是因为它“时髦”，而是因为你将在这个领域出类拔萃，独占鳌头。不要担心能不能找到工作，在任何领域，只要你是最优秀的，就一定能找到工作。当然，成为最优秀的人需要勤奋和天赋，亚勤兼而有之。凌志军：你对比尔．盖茨的看法如何？在中国，有人把他描绘成一个惟利是图的人，也有人说他是英雄。你说呢？瑞曼德：我认为，比尔．盖茨让世界变得更好了。无论是在商业领域还是在技术领域，他都是一个聪明人。在个人电脑开发和软件支持应用产业，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富有远见地创立了一个“开放体系”，让成千上万独立开发者的天才智慧得以发挥。我不认为他是一个自私的人，如果说他犯了一个错误，那是因为他太专注于657微软的成功，而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当你占据相当优势的时候，你必须愿意让一些别人也做得很好的事情同样得到发展。微软进入网络太晚了。
爱心猫粮1金币
南瓜喵10金币
喵喵玩具50金币
喵喵毛线88金币
喵喵项圈100金币
喵喵手纸200金币
喵喵跑车520金币
喵喵别墅1314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