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天，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人并不多。报纸编辑把微软描绘成钱的象征。年轻人在提到“微软”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想像做了改动，不是说“Microsoft”，而是在其中的“S”上加上一道杠，叫做“Micro$oft”，这样，就用一个美元的标志把“微软”二字隔断。《南方日报》在1998年冬天发表毛骏飙的文章，其中说，微软在交足了学费后，终于学会了“一石二鸟”。不过，这家报纸把微软的“二鸟”看成是，占领中国软件市场以及改善自己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与“智慧”二字全都不搭边。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我们一向不习惯把人的智慧当作一回事。这也不奇怪。过去100年，智力虽然战胜了体力，但它始终拿权力无可奈何。改革的确为亿万人提供了发财走运的好机会，追求财富的梦想成了现实。但是大多数过来人都会发现，财富对于智慧的需求，远远不及它对于权力的依106赖。所以我们即使在最边远的山村也能听到这样的议论：有了权力就拥有一切，失去权力就失去一切。不过，历史有时候会让创造历史的人落伍。没有一个青年在目睹了历史的进程之后，还能对自己的现状无动于衷，还能固守自己以往的精神世界。这一点李明镜必定会有极深的感受。1998年12月，也即希格玛大厦的招聘计划刚刚展开的时候，李明镜是汉王公司最杰出的软件设计工程师。他设计的“汉王手写识别系统”说起来挺神奇，你在一张板上随便写点什么，它都能保留在它的记忆体中，永远不忘，甚至还能明白你的意思。“汉王”在中国的市场上声誉鹊起，广告铺天盖地，公司销售额也直线上升，就连微软公司也不得不对它刮目相看。他们计划出一笔钱来购买李明镜的专利。谈判进展顺利。“汉王”授权微软公司使用这个技术的签字仪式，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辉煌的大厅里，这同微软中国研究院举行开张典礼的国际俱乐部二楼大厅同处长安大街，遥遥相对。两个新闻差不多同时出现在报纸上，在时间上纯属巧合，但记者们要的正是这种“巧合”。他们把这“巧合”炒来炒去，在初冬时节的京城掀起一107阵不大不小的热潮，给世人造成一种得意洋洋的心理：“连微软都在求我们啦。”“汉王”里那些年轻人，因此成了振兴民族软件业的新一轮英雄。不过，这些英雄中最重要的一位，李明镜，这时候并没有多少豪迈的感觉。“我想知道这套软件卖了多少钱，但老板不告诉我。”他后来说。他只知道他的发明销路很好，头一年可能卖了好几千万，利润率很高。他并没有分成的打算，只是好奇，想知道他的智慧值多少钱，但却惊讶地发现老板不愿意说，“他就含糊地告诉我一个大概”。老板希望他再接再厉，周围的同事都觉得他想做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来，但是李明镜开始含糊起来了。他觉得压力很大，虽然他很努力，一天到晚拚命工作，但他深知软件世界里的一个通例：你要做出98分的成绩，只需要2分的努力，但你要得到最后那2分，则要花费98分的力气。比如他已经把“汉字手写识别系统”的识别率从70％提高到90％。他说：“那很容易。但在90％以上，再提高一个百分点都很难很难。”那一天，人民大会堂的气氛的确让人激动，可李明镜却发现，在既成的道路上前途渺茫。“我忽然有一点想离开汉王，”他后来108说，“我对微软感兴趣。”不过，李明镜的去职“汉王”和进入“微软”，还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这一事件在中关村引发的那场不大不小的波澜，还要等到更晚的时候。1998年的那个秋天，研究院着手组织它的队伍。其具体计划，是在今后3年当中找到至少100个研究人员。这主要不是像李明镜那样已经卓有成就的人，而是国内大学的博士生。李开复、凌小宁和陈宏刚成为第一批考官。这3个人在这个秋天到处奔波，目标就是中国各个大城市中的名牌学校。研究院名声日隆，希格玛大厦的电话铃声前所未有地频繁起来。有人想来求职，有人想要合作，有人想要赞助。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说出一些耸人听闻的事情，其中最有戏剧效果的是一个女人打来的电话。她口口声声提到“盖茨”，说她是“盖茨”的情妇，还说“盖茨”已经把其财产的多少都给了她，但这个月“盖茨”忘记了给她钱。既然“盖茨”已经在中国建立了研究院，那么院长李开复就有责任给她一笔钱。说者风情万种，闻者一笑置之。因为微软上下无论亲疏，全都把他们的老板叫做“比尔”，从没有人叫“盖茨”的，所以这个故109事的荒诞无稽一听便知。不过，这种荒诞的故事只是微软招聘连续剧中一个小小插曲，一闪即逝，大多数对研究院感兴趣的，都是些杰出的人。秋天结束的时候，至少有500人向研究院提出申请。这些人全部来自中国最有名望的大学和研究所。包括北京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浙江的浙江大学、黑龙江的哈工大、江苏的南京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所、软件所和数学所。报纸上说，这些人全都是计算机专业的博士，这消息令读者关切，但有些言过其实。到微软来的第一批求职者中，至少还有一些计算机专业之外的学生，比如无线电系、电子系、自动化系，以及物理和数学系的学生，而且包括了一些硕士甚至本科的毕业生。然则舆论一律认定，微软的“猎头计划”乃是瞄准了中国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这有充分的根据。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招聘原则是，重天赋而轻经验；注重学习的能力而轻原有知识的积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可能会比一个老道成熟的人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微软的关注。这110种观念虽有它的片面性，但观察电脑世界的实际情形，年长且富有实际经验者，极少有能够适应其高速变化节奏的，在其他领域中受到尊敬的经验和稳重，在这里反而会成为前进的障碍。1998年秋天，希格玛大厦迎来的首批面试者，全都是中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微软把目光集中于中国的名牌大学，这在研究院成立伊始，即有明显征兆。1998年11月6日，也即研究院挂牌的第二天，天还没亮，院长李开复就起床了，洗浴，刮胡子，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按照惯例，他的衣着一向随意，但今天不同，他穿着笔挺地出门了。这倒不是因为他要在上午接受那些围着他转了好几天的记者们的采访，而是因为他要陪同微软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去访问北京的几所大学。中午12点半，这一行人精神抖擞地走出希格玛大厦，沿知春路东去，穿过学院路，向南跨过一条小河，经过京城最后的一段古城墙，一直向西，就到了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大楼。他们在这里会见了500个学生。又转头向西北方向，经过颐和园路，在4点钟的时候进入清华大学，360个学生正在等待他们的演讲。到了傍晚6点钟，这一行人离开111清华，进入隔壁的北京大学，大约600个研究生怀揣着一大堆问题，在北大小礼堂里等待他们的回答。这一场会见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连续8个小时马不停蹄，茶点未进，但里克．雷斯特和李开复全都兴致盎然。陈宏刚始终在一旁伴随。自从他在夏天来到北京，加盟研究院，李开复就想让他主持研究院与中国高校的关系，还负责人员招聘。他的那些中国朋友们认为这个决定太保守，一再说陈宏刚是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数学博士，在微软公司有着良好的职业记录，现在拿来搞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未免大材小用。李开复不以为然。他说，正是因为他有最好的教育水平和最好的职业记录，才让他来做这件事情。还说：“对于研究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和学生见面。”朋友们觉得他有些故弄玄虚，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开复的确是把和学生的见面看得比和官员的见面还重要－－在后来的一年里，他先后与35000个大学生见面并且对他们发表演讲。新院长的这种管理特色，有他自己的信念为基础。他坚信中国存在他需要的人。那时候，希格玛大厦里面谈论的话题还有：招聘问112题、待遇问题、档案问题、社会保险问题、回国学者举家搬迁问题、外地学者进京户口问题、最优秀的人在哪里、受教育水平越高优秀人才的概率也就越大、大学生中最优秀的人是不是全都出国了、寻找并且雇佣比自己更聪明更有创造能力的人、中国的信息产业部、科技部、教育部、北京计算机领域的56家媒体、人事制度、户籍制度、档案制度、怎样感谢那些支持了研究院的中国官员、该为那些介绍毕业生来应聘的学校提供多少赞助……李开复还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些挺有煽动性的说法：“我的新使命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和有同样梦想的人合作，共创人类计算的未来。”“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不容忍官僚作风，不容忍傲慢作风，更不容忍明争暗斗。”“决定权在研究员手中。”“我们当然鼓励成功，但我们也鼓励失败。”但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下面这个话题：“未来的希望在今日中国的大学院墙里！”陈宏刚开始频繁地和那些即将毕业的博士们接触。微软在中国学生心里早就留下了傲慢无理的名声，所以113大多数学生对微软的主动行动准备不足。1998年11月5日上午，陈正走进希格玛大厦之后，方知他和另外那4个博士是第一批进入研究院来面试的人。他们是从大约500个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共同的特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全都是博士、全都年轻、全都聪明，不同的特征可就有点引人入胜。1989年深秋时节，在北京火车站站前广场，20岁出头的陈正顶着秋风秋雨瑟瑟发抖。他是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那种典型的小脸，尖下巴，戴着一副镜片又厚又大的眼镜。表面有些拘谨，脑子转得飞快，不是那种刻苦用功的学生，却有一种高效率的突击能力。读书的时候，总是在学生中间串门聊天，但却总是能在考试的时候进入前三名。当日他北上京城，是为了尽可能远地躲开父母的干预。父亲年轻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医学，母亲则按照自己的爱好在中学做英语教师。两个人都是大学毕业，这在那个年龄的中国人当中实属凤毛麟角。这个家庭要是放在陈正的时代，多少也算是个“人才高地”。“可惜他们的理想后来全都不能实现。”陈正后来说。陈正1972114年底出生，对父母这一代人的坎坷以及感情深处的种种伤痕并不能深知，但在他们的交谈、抱怨和相互争吵当中，渐渐明白他们的“牺牲很多”，知道了他们投身革命和自觉接受改造的一些故事，整天批判别人也被别人批判，然后是父亲下放基层医院，母亲到军垦农场劳动。陈正上小学的时候，这一切终于结束。这以后，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一个很模范的人，特别热衷于工作，一定要在单位里面做到最好才满意。”但新的时代毕竟不再属于父亲那一代人，而是属于儿子的了。于是，父亲把自己没能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儿子身上，他希望陈正学医，但儿子坚决拒绝了。陈正看见那厚厚的医学书籍就头疼，但却格外锺情于计算机，于是自作主张报考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那一年北京开学晚了。陈正9月底从南方到北方，恰逢秋雨秋风，只穿衬衣，不免饥寒交迫。尽管北京从来没有在9月份下过雪，但陈正多年以后回忆起当日情景，一口咬定那天他见到天上飘着雪花。直到终于到了学校，走进一间8人同住的房间，打开箱子拿出最厚的衣服穿上，才觉得好一些。他对北京的第一个印象是“很冷”。然后就是第二个发现：“北方的饺子那么难吃。”不过，他很快就把目光从衣食上挪开，因为115他感受到北京的政治气氛浓，学术气氛也浓。他想到父母临别时嘱咐他不要参与政治的话。他对政治本来没有兴趣，只把时间和智慧用在计算机上。即使是恋爱季节，和计算机在一起的时间也远远超过和女友呆在一起的时间。女友说他和计算机结婚了，他憨笑默认。直到现在没有结婚，他并不着急。1989年深秋进入大学的学生中，还有一个名叫张高，湖北人。他在考高中的时候是黄石市的第三名；在大学的时候是学生会的副主席。此人只知道埋头读书，语文很差，数学极强。他在华中理工大学完成了学士和硕士的学业，同学都说他有很强的做官的能力，不过，他却羡慕那些做工程师的同学。他没有仿效姐姐去搞艺术，对母亲的裁缝技术也没有兴趣，但他却欣赏母校的传统。他说华中理工大学的毕业生是“宁做总工不做总理”。他讨厌官场上的恩怨是非。他在1996年来到北京，不是看中那些高墙后面的政府机关，而是选择了中科院的软件所。现在，他的博士学业也完成了。这一年软件所的毕业生时运不济，整个科学院都在精简，软件所原来200多人，只能留下50多人，还要那么多新人干什么？同学116中想出国的不少，20来个博士走了七八个。硕士走得更多，十个中有九个出国了。剩下的不是进了国家机关，就是在北京寻找外企。张高仍然信守多年前的原则：讨厌曾经讨厌的，喜欢曾经喜欢的。他想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还希望在自己背后有很大的支持。张高不想到企业去。他说，那里总有人在屁股后面追着你要产品。但他终于意识到，继续留在中科院，就连科研的经费都会成为问题。这时候他从导师那里知道李开复的名字，于是，像陈正一样，抱着试试看的念头，发出了电子邮件。李开复当日覆信，邀请他到研究院来看一看。他怎么也没有料到，这电子邮件竟成了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东京大学一位教授在日本计算机领域享有极高声誉，但是多年以来却从来没有带过中国学生。90年代，蔡东风成为他的第一个中国学生。日本教授以中国学生为自豪，但中国学生却对日本不感兴趣。蔡东风是辽宁人。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博士，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回国，但后来他还是回来了。他不像他在国内的那些同胞，不是对老一辈日本人的侵华耿耿于怀，就是对今天117日本人的排外抱有很强的反感。他是搞研究的，只关心学术的顺逆，他说日本人的软件开发思想不如美国。他念念不忘自己在国内的大学经历，一定要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觉得心里踏实。这也难怪，他是“文革”结束以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谁没有一肚子的回忆呢。他说他的大学生活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故事。整个国家12年的中学毕业生在同一个时间考大学和读大学，这本身就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观。当年他的“老班长”比他大10岁。而今天，当他1998年11月走进微软的时候，恰在“不惑之年”，比他周围的那些应试者也要大10岁。祖籍江南却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长大的童欣，1989年终于熬到了上大学的年龄。那时候他惟一的愿望就是去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父亲是北京人而母亲是苏州人，当年两人一个学采煤一个学地质，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一同来到张家口－－长城以北一个荒凉闭塞的地方。那是一个“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时代，“荒凉闭塞”正是年轻人远大理想的一部分。但现在不同了，电视上播的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广告上说的是“将减肥进行到底”。118父亲和母亲并不完全赞同这种变化，但却很坚决地要求儿子“将来不要留在这个城市”。此种“摆脱闭塞摆脱贫穷”的愿望虽然简单而且原始，但它给予一个人的内在冲动之强烈，不身临其境是难能体会的。童欣就是这样考进了江南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计算机系。在杭州一呆6年，由本科而硕士，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计算机图形学。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他又开始思念北方。“在一个实验室呆久了，想出去。”他后来说。住在北京的奶奶爷爷，也整天写信要他回到北京去。他就抱着这样简单的念头考取了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博士。他想继续他的计算机图形学研究。“研究最纯粹的图形学，比如计算机绘画，还比如动画。”他对导师这样说。导师是国内“可视化”领域的权威，有60多岁。他说他从来没做过童欣说的这个东西。不仅如此，整个清华也没有人做这个东西。既无前人研究的基础，也没有人能够指导，童欣只好放弃自己的想法，好在他已长大成人，知道中国导师和外国导师不一样：“在外国，导师最怕你做不出新鲜的东西；在中国，老师最怕学生的论文不能通过。”日子稍久，他又发现，“中国的研究者中，绝大多数人都清楚，他们做的研究不是世界一流的。但他们没有办法，没有资金支119持，成功之后很少有使用的前景。”看来他的脑袋里面不再只有一些简单的念头，而是在设想自己的将来。周围一派“出国气氛”，一个在加拿大的朋友说，那里需要一个做图形学的学生，可以接受他去读博士后。但童欣并不是那种义无返顾的人，他对周围的一切又恨又爱，虽然不满却又舍不得离去。1998年的秋天，他是在“出国”还是“留下”的犹豫中度过的。就在这时候，他的一个同学告诉他，微软在中国成立了研究院，要招聘专做图形学的研究员。童欣知道微软的图形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还听说全世界这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人在过去几年里几乎全都去了微软。他不禁心驰神往。当天就向研究院发出一个电子邮件，送去自己的简历。越是优秀的人，越往外跑吗?这些年，出国潮流一点也没有减退的迹象。名牌大学里的毕业生－－学士、硕士和博士，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出国”。清华大学的老师们感叹：最好的学生都出国了！你如果到美国的硅谷和微软总部看一看，就会发现那里的确有一堆又一堆的清华大学毕业生，那里的人们都说：“清华是硅谷的预科班”、“清华是微软的预科120班”。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说，留下来的也有优秀的，出去的也有不优秀的。在北京兴思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事的一项调查中，有86%的大学生反对“最好的学生全都出国”的说法。微软公司的研究员芮勇有一次谈到这个问题，觉得这两方面的看法似乎都有道理，但却不能说明何以会存在那么多相反的证据。还纵坐标为学生的优秀程度，越往上就越优秀。横坐标为出国者的百分比，越向右比例越高。阴面部分为出国者。阳面部分为留下来的人。说，国内就这个问题发布的那些统计数字，并不能平息人们的忧虑。芮勇毕业于清华大学，现在则在微软公司雷德蒙总部供职。他认为，把两个方面的结论综合在一起，就有可能更加符合事实：首先我们有足够的事实证明，从大学中出来的学生的确有优劣之分；其次我们也有事实说明，优秀的人当中，出国的比例较大，留下来的比例较小。将芮勇的“一家之言”以一个简单化的图来表示，如前图。芮勇属于“阴面”中人，而现在我们所叙述的这几位却在尝试留在“阳面”。这里所谓“阴”和“阳”，完121全是为了理解问题的方便，一点也没有褒贬之意。事实上，人才去留的原因极为复杂多样，完全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道德界限所能划分。1998年冬天，这几个人没有像他们的同学那样首选出国之旅，而宁愿留下来，说起原因，也不是记者们习惯于要发掘的那一类爱国主义的主题。陈正说：“我不想出国，因为我比较懒，这和性格有关。”张高说：“我只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也想过出国。不过，还没有联系好。”蔡东风是一个已经出国却又回来的人。他说：“日本不像美国那样开放。”况且他的妻子在渖阳航空工业学院有一个很不错的研究室，所以他和妻子回来了。最优秀的人永远不会恳求你11月5日上午，这几个人走进希格玛大厦来应聘的时候，研究院还没有正式成立呢。挂牌仪式要等到几个小时以后，办公室内装饰正在收尾，满地乱七八糟，空气中飘散着强烈的油漆味。面试的地点选在六层，那里是微软中国公司的办公地点，研究院最初的招聘，也是借助于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从表面上看，微软公司人力资源部与我们国家的人122事机关相比较，仅仅是称谓上的不同，然则称谓本身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实质。“人事”，也即关于人的事。“文革”结束已经多年，调查祖宗三代的来龙去脉不再时兴，但人事部门仍要花费很多时间考核政治表现，处理人的纠纷，调和山头冲突，其着重点在于人际关系和人的表现。微软的人力资源部则是将人作为“资源”来对待。其管理原则，只在于聘用员工、确定既不太高又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以及培训。当日微软中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名叫王瑾。按照她的解释，微软公司的人力资源宗旨是三个字母－－“ADK”：A－－Attract吸引最好的人。D－－Develop发展最好的人。K－－Keep保留最好的人。三个词中，每一个都不离“最好的人”，所以王瑾说她惟一的目标就是“BestofBest”－－“优中之优”。那时候，在大学里的大多数学生心目里，还无法区分微软中国研究院和微软公司的差别。陈正在成为微软研究院的雇员之后，有一次很坦率地说：“微软在大学生123中的形象不是很好。”另外一位还没有毕业的硕士潘锦辉说，微软在大学生中，“老实说，总体上是一个负面形象。毕竟，它比较霸道。“还有一位名叫谢旭东，清华大学电子系的团委书记，在学生中间颇有号召力，按照他的说法，”大学生中有人认为，微软公司是想垄断中国市场。“当他率领400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到希格玛大厦参观的时候，就有学生对他说，“研究院请我们来是为微软做宣传。”对李开复来说，更加要紧的是，无论诅咒微软的人还是崇拜微软的人，大多数并不真的了解微软。当然学校里已经很难再构筑政治斗争的舞台，学生们也不再热衷于口诛笔伐。他们不会像某些媒体，看到微软就说是“狼来了”。比如他们从来不说“振兴民族软件”，也不会大骂微软“霸权”。他们只是觉得微软在中国没有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说来说去，也就是把他们的产品汉化一下。”陈正那个时候就是这样想的。他的一位同学在微软中国公司干过，就是在他现在等待面试的希格玛大厦第六层。“咳，不过如此”，同学以亲身经历告诉他，微软的待遇、技术、环境，还有将来的发展，都没有什124么了不起。这时候陈正恰在选择职业的关键时刻。他是外地人，按照北京市新公布的“广开门路吸引人才”的政策，他这样的博士是可以得到户口的，但必须提前找到工作。学校交给他一张招聘单位的名单，大部分是外企。至于国内企业，就连联想这样赫赫有名的，也不在这些清华博士的眼里。微软倒是挺出名的。但这种来自同学的“反馈”具有一传十、十传百的功效，有如水面泛起的涟漪，一圈比一圈更大地扩张开来。不少同学听了都说，宁可去惠普或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这几个博士走进希格玛大厦之前的几个星期，听到的就是这些。按照这样的解释，微软非但不是“狼”，就连“羊”也算不上良种的。然而那些真正了解一些真实情况的人，就不会这样简单地说什么“狼”或者“羊”。陈正的导师是张钹，“钹”字音“伯”，几乎所有的人都念作“拔”，但这并不影响他在中国计算机业的成就和名望。张钹了解李开复的学识，对李开复的品格也能洞悉。他把李开复的电子邮件地址给了自己的学生，鼓励他去找李开复。那时候，陈正已自购一台电脑，并且把自己和电脑一起放在校园外125面租来的一间房子里。当天晚上9点钟，陈正就给李开复发出一个电子邮件提出求职申请。按照以往的经验，他对这一类申请总是抱着“随它去吧”的念头。况且李开复是一院之长，日理万机，对于像他这种刚刚毕业的求职者，也许根本无暇顾及。第二天早上，陈照例来到清华园，心里惦记着向什么地方继续提出求职申请。这时候手机忽然响起。他看看来电号码，从未见过，所以不予理睬。但那个号码却百折不挠地拨进来，令陈正心烦不已，终于强忍心头愤怒询问对方姓名，这一来，电话那一头的声音就令他惊讶不已，以至一年之后还能念念不忘：那是陈宏刚，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高校关系及营运部经理。他问陈正是否接到李开复的电子邮件。陈正转身冲出校门，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电脑的时候还不能相信李开复的回复已在他的信箱中。一分钟后，他看到了李开复的信。“欢迎你来微软，”李开复说，“也许我们可以见面聊聊。”仅仅这么一行字，便扭转了陈正心里积累起来的所有对微软的不快。“我觉得真是快捷无比。”他后来这样126说。但还有更加令他料想不到的事呢。陈正当天来到希格玛大厦，很快见到李开复，以为要面对一场严厉的审视，但李开复谈得很随意，他说已经看了陈的简历，还格外仔细地询问陈的想法。谈话结束时已是正午，李开复说要请陈正和他一起吃饭。这是陈正迄今为止最难忘的一顿饭。他表面故作镇静，内心惊讶不已。按照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怎么也想不到，李开复这个“既是大名鼎鼎的计算机科学家，又是老板”的人，会这样善待他这个还未出茅庐也从未显露才能的学生。其实这在李开复说来，并不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特殊举动。他这人喜欢美味佳肴，信奉“食不厌精”，尤其喜欢中国餐，但他的午餐和工作之间从来没有一个明显界限。然而更加重要的是，他从来不把向他提交简历的学生看作是来恳求他的，事实正相反，他来到中国就是为了寻找他们，追随他们。所以严格地说，是他在求他们，而不是他们在求他。127老板是由于拥有好雇员才有价值，有如老师是由于拥有好学生才有成就。这一点在李开复刚刚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读书的时候，便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感受。那时候这所大学的教授对待新学生的态度既友善又尊重，这完全不是出于礼节和客套，而是出于某种真诚。这令李开复惊讶不已。他后来无数次地向中国学生们讲起，他在进入卡内基梅隆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选择老师。那一个月中，学校里100多个教授轮流登台演讲，向新学生展示自己以往的成就和将要做的事情。学生们凭着自己的兴趣选择教授，教授们则煞费苦心地寻找最好的学生，请学生吃饭，说服其归入自己门下。选择的权利在学生一边，如果学生拒绝，教授就没有办法。一个教授，如果连续多年没有成就，就不会具有吸引学生的力量；如果连续几年没有好的学生，其声望甚至饭碗都会受到影响。李开复在那个月里找到了他的导师)罗杰．瑞迪，*这成为他日后成功道路上的最重要的起点。当然他的收获还不仅仅如此，他在那个月里还尽情地享受了一次自由选择的权利，第一次体会到师生之间、老板与雇员之间的一种美国式的关系。128这种情形在中国人看来十之八九会不以为然。通常的情形是，越大的机构就越是傲慢。他们在嘴上说着“筑巢引凤”，其实还是等待人家上门恳求，碰到不愿意求他们的人，就会在心里说：“想来我这里的人多了，你不愿意干可以走。”这种说法看上去不无道理，但微软却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解释同样的事情：问题在于，最优秀的人永远不会恳求你。他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也只会直截了当地问两个问题：你能让我做什么？你能给我什么？招聘规则：N-1这5个“考生”是从500个求职者当中挑选出来的，概率之低令人惊讶。但是坐在那里等候他们的“考官”之多，更加出乎这些“考生”的意料：竟然也是5个。陈正只是在电话里和陈宏刚打过交道。此外还有凌小宁，他现在是微软中国研究院总工程师和软件开发部经理；有沈向洋，他在两个月后成为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和形象计算组经理，但在当时还没有做出回国的决定。还有129从美国研究院来的高级研究员黄学东和洪小文。他们本是李开复请来为研究院的挂牌仪式助阵的，但现在仪式未开，却被请来参加招聘的面试。微软公司25年的历史上，从最初的两个人到现在的3万多人，人员招聘制度乃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公司每年接到12万人的求职申请。这些申请者来自全世界，若非拥有足够自信，不会找到微软的门上来，但比尔．盖茨仍然认为，许多令人满意的人才没有注意到微软，因而会使微软漏掉一些最优秀的人。在有关比尔．盖茨的诸多传说中，寻找人才的故事，比他的财产增长更加激动人心。据说这个世界上不论任何角落，只要有哪个人才被他发现，他便不惜任何代价，必欲弄到身边而后快。他安排的很多“面试”，不是在考人家，而是在求人家。用微软研究院的副院长杰克．巴利斯的话说，这是“推销式面试”。有趣的是，微软这些心高气傲的“考官”们，“求人家”的时候所迸发出来的那种兴奋感，甚至还要超过“考人家”。他们知道谁是值得他们“恳求”的人，其“恳求”的方式常常会出人预料。在西方记者撰写的关于微软的书籍中，多次提到一件事情：加州“硅谷”130的两位计算机奇才－－吉姆．格雷和戈登．贝尔，在微软千方百计的说服下终于同意为微软工作，但他们不喜欢雷德蒙冬季的霏霏阴雨。比尔．盖茨说，这好办，就在“硅谷”为他们建立一个研究院。不过，大多数求职者可没有这样幸运。微软人事制度中的一个原则是，永远只聘用比实际所需更少的人。某些人用一个公式来概括这个原则：N（实际需要人数）-1=招聘人数一般说来，招聘考试是面对面地实行，所以也叫做“面试”。但有时候也会有长途电话跨过千山万水甚至跨过太平洋，考官和应试者只是坐在电话线的两端。每一个面试者，要同微软公司的5个人到8个人面谈，有时候可以达到10个人。每一个考官的面试都是一个小时，以“一对一”的方式提问。他们说，微软文化中讲究公平和对等，所以不会让一个应试者同时面对一大堆考官，因为那样对应试者来说不公平。不过，应试者是否能够感受到这种公平，还很难说，当他们从研究院的行政助理郑薇手中接到那一长串“考官”的名单和时间表时，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已经额头出汗。此后是一个小时接着131一个小时持续处在高度的紧张之中，甚至在中午吃饭时也不会停下。主考官全是各个方面的专家，每个人都有一套问题，各自具有不同的侧重，问题的清单通常并未经过集体商量，但有4个问题是考官们共同关心的：是否足够聪明？是否有创新的激情？是否有团队精神？专业基础怎样？按照这一原则，学校考试成绩并不是衡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一个人的成绩只要没有差到“平均线”以下，就有足够资本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一些在大学里面分数第一的人，在这里却不能通过面试的审核。1999年1月，研究院组织了他们的第一次书面招聘考试，应聘者以笔作答，得分最高者为西安交大的一位博士，但后来他却没有能够通过研究院的面试。学校通常使用的考卷，只能涉及人的全部能力中的很小部分（有一种说法是1/400），不仅无法全面衡量一个人的素质，而且132还有极大可能导致相反的结论。与此相应的另外一种情况是，学校导师拚命推荐的学生不一定能为微软接受，导师竭力说“不”的学生，也不一定会被微软拒绝。面试的目的，正在于检验应试者的书本之外的能力。这和我们国家的教育标准有着完全不同的趋势。你如果作为一个应试者进入微软，就会觉得以往的书本知识全都用不上，不得不调动自己的机变能力加以应对。当你起身离去之后，每一个考官都会立即给其他考官发出电子邮件，说明他对你的赞赏、批评、疑问，以及评估。评估均以五等列出：强烈赞成聘用。赞成聘用。可以聘用但有些勉强。不能聘用。绝对不能聘用。你在几分钟后走进下一个考官的办公室，根本不知道他对你先前的表现已经了如指掌，他在嘴上说“接着谈谈”，其实是瞄准了“哪壶不开提哪壶”。所以一个进133入微软研究院的应试者会觉得是在攀登险峰，越到后面难关越多。当然也会有些人只经历了两三个考官就宣布结束，并未见到后面的“险峰”，但那并非吉兆。因为这三两个考官们也许正在网络上传递着同一句话：“此人没戏，别再耽误工夫了。”一般说来，你见到的考官越多，考官们在你身上花的时间越多，你的希望也就越大。有些人在完成了既定程序之后又有附加程序，这时候必定是考官们的意见不能一致，因而觉得有必要没完没了。也许分歧持续到最后仍然不相上下，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的确出现过，这时候，决定权属于应试者将要进入的研究小组的经理，人力资源部完全不加干预。李开复虽有最后的决定权，但他从未使用这种权力，去要求他的经理接受谁或者拒绝谁。然则鉴于微软公司的招聘方针是“宁缺勿滥”，所以，如果发生“赞成”和“反对”各占一半的情况，几乎可以肯定会做出放弃的结论。因为考官们在另外一个层次上达成了一致：分歧久拖不决，至少说明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个人足够优秀。面试的问答一般使用中文，有时候也用英文。即使134是使用中文的时候，也必须夹杂着很多英文的词汇。这倒不是故作高深，而是因为很多话牵涉专业领域，根本没有一个相应的中文予以表达。但谈话有时候只涉及常识性的问题，与专业没有关系。有些问题的焦点在于求得正确的答案，也有相当多的问题并不在于寻找答案，而是检验应试者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些甚至根本就是无解之题，这时候检验的焦点就不是专业领域，甚至也不是“智商”，而是一个人的“情商”。以下是研究院面试中的一些经典问题：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形的？请估计北京共有多少加油站？你和你的导师发生分歧怎么办？给你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你将怎样去解决它？两条不规则的绳子，每条绳子的燃烧时间1小时，请在45分钟烧完两条绳子。前两个问题虽有准确答案，但考官的目的却是在答案之外，也即判断应试者分析问题的能力。第三个问题135的要点不是纠缠是非，而是看你能不能和意见不同者合作共事。有一个应试者非常聪明地度过了每一个难题，但因这个问题导致失败。他把他的导师一通大骂，还说他今生最后悔的一件事情是选择这个人做他的导师。接着就向考官陈述导师如何不对，而他受了多少委屈以至怀才不遇。这位考官不仅没有同情此人，还立刻做出“此人不能要”的结论。其理由得到所有考官的理解和赞同：问题不在于导师是否有缺点，而是这个学生能不能自己处理不同意见，以及是否具有合作精神。有一种人虽然聪明，但眼神轻灵，心有旁骛，嘴快手慢，动辄埋怨时运不济，一有机会就在背后把老师同学同事朋友说得一钱不值。这样的人如若不能摈诸门外，那就不是引进人才，而是引进是非。至于第四个问题，你很容易说出至少10种答案，比如你可以连续三天三夜不睡觉，但微软并不喜欢诸如此类的回答，而是更加喜欢以如下方式处理难题的人：他首先去寻找那些熟悉这个领域的专家，寻找有关的论文。如果这难题竟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从来无人解答，那么他就要寻找相关领域中的最有权威的专家。总之他要尽量寻找捷径，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又能够超越前人，而不是从头做起。最后一136个问题是陈宏刚的得意之作，又被一些应试者带到清华大学的网站上，作为微软的经典考题广泛传播。但传播者不能洞悉的是，这个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机敏，所以应试者能在多长时间内找到答案才是问题的关键。一个寻常的应试者，往往越是想要快些做出来，脑袋里面也就越是混乱。所以，即使有人事先告诉你这个诀窍，那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这种严格的面试程序和琢磨不定的考题目标，固然能够确保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员工如所期待地“优中之优”，但是它对于应试者的苛刻也实在使人为之心惊，即令对于“考官”的能力和品格，也是一场最严格的检验。不能了解其中关节的人，总会低估这种考核的严格程度。一位中国记者在研究了这一面试程序后，私下里同一位考官讨论他的结论。他说：“这种办法，不会遗漏那些足够优秀的人，但不够优秀的人也有可能会进来。”但那考官说他的感觉正好相反，因为少数人的否定意见常常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不优秀的人不容易进来，而优秀的人有时候会被漏掉”。尽管如此，这些考官面对应试者的时候依然一丝不苟，咄咄逼人，不能容忍稍有懈怠。137每日少则四五人，多则八九人，最多的时候10个人。从早到晚，全神贯注。应试者嘴里说出的话自然不容遗漏，即使是表情、行止和种种身体语言，也必须作为判断的根据。这些考官并非全才，所以总是碰到自己不能了解的领域。可是即便不懂也还要装作听懂，直到真的听懂。“一天下来，人都要晕了。”沈向洋这样说。他还没有来北京赴任，即在美国通过电话面试了李江和刘文印，等到真的到了北京之后，立即感觉到谈话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消耗。另有发生在洪小文身上的一件事情为证。洪小文11月初和黄学东来到北京，刚刚走下飞机便扭伤了腰，以致不能行走。但他已经接受任务需要面试几个中国的博士。他深知找到真正优秀的人是研究院的生命线，所以不肯推辞责任。他以电话接通5个应试者，连续发问5个小时，根据应试者后来的回忆，其声音并无异样，逻辑也无一丝松懈，所以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严格的考官其实是躺在床上。实则洪小文不过是嘴上逞强，腰间伤痛不已，兀自强忍，等到终于放下电话听筒，立时大叫“好痛”。当然面试的过程并不全是单向的问与答。应试者有138足够的时间向微软提问。大多数人都会利用这个机会更多地了解研究院。但是最为主要的还是“我来了以后干什么”和“我来了将来的发展是怎么样的”一类的问题。倘若是一个家在外地的人，必会询问他的户口如何落在京城。考官也会非常认真地回答你的任何问题。这在微软的文化上属于一种平等的默契，没有人因为你是后来者便会歧视你。但事情除了包含平等的观念之外，还有别的含义。微软的人事变动极为频繁，升迁的依据全在于一个人的能力以及是否适合，资历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成为一个因素。所以你现在虽是一个资深“考官”，但你对面的这个年轻的面试者，有极大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你的上级。我们国家的官员，大都不喜欢那些比他们更聪明能干的下级。一个老资格的人成为一个年轻人的部下，则会让双方都觉得别扭。但希格玛大厦里的这些人，却在心里不断询问：“谁比我更聪明。”能够为自己找到一个好老板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这一点，在微软公司多年的陈宏刚和凌小宁均有极深体会。凌小宁说：“一个经理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比你更聪明的人。”陈宏刚说：“今日下级而明日上级的事情实在是太平常了。”当年陈进入微软时面试他的那位“考139官”，日后便成了他的下属。这两个人的年龄都比他们的老板李开复要大，但他们从来没有认为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当一位记者向凌小宁询问，他为比他年轻的老板工作是什么感觉的时候，凌小宁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我是在和人的智慧一同工作，而不是和人的年龄一同工作。”不消说，这种情形令年轻人激动。研究院成立以后的第一个星期，面试者已经达到40人。这些学生还没有离开希格玛大厦，已经议论纷纷。蔡东风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我看到了一些真正搞学问的人。”他一天前从渖阳坐火车进京的时候，一路上还抱着试探的念头，现在一出门就给妻子打电话，提出举家搬到北京的理由。张高在那个上午花了5分钟的时间解决了“烧绳子”的问题，接着就发现“这里有我喜欢的事情”。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还想着出国呢。”而现在，他在突然之间便做出决定：把出国的念头暂时放一放。陈正说：“那天我对这些从美国回来的人感觉很好，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很正式的面试。”他在以前也曾去过其他几家公司。经历过多次面试，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面试140顶多一个小时就完了，让人感觉到草率和随意。那时候他想想都觉得奇怪：一个小时，他们怎么能看清楚我？我又怎么能看清楚他们？现在，他望着微软研究院里那些严厉的考官，心里挺感激地想：“看来他们真的很看重我。”聪明人的“磁场”1998年的最后一周，寒流袭击中国北方的大部地区，南方的暖流到了江淮一线，就再也无力北上，但是求职者依然纷纷北上。向微软中国研究院提出申请的，已经超过1000人。除了那些刚刚毕业和即将在来年夏季毕业的博士硕士之外，另外一些具有工作经历的人也来了。在研究院的内部刊物《通讯》的创刊号上，李开复为第一批加盟微软的激情满怀的中国青年写道：多少年后，当微软中国研究院出现了许多闻名世界的大学者，出现许多一流的研究成果时，我们再回过头看一看这份小小的刊物，您会知道，微软中国研究院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看上去，李开复比他招聘来的那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还要踌躇满志。他似乎认定141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将会涌现大学者。他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就想到“再回过头看一看”。这一点，多少露出了他的华人血统的本色，也与他的老板比尔．盖茨明显不同。人人皆知比尔．盖茨讨厌回顾过去而喜欢“展望未来”。他虽然还不至像亨利．福特那样，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堆废话”，但无论谁提到“看一看后视镜”，他就会显得极不耐烦。他还对他的雇员说过：“今天我们这里再也没有任何可以持续四五年的有价值的东西了。”然而报刊记者既不管过去也不管未来，他们只关注现在。看到大学里的年轻人纷纷进入希格玛大厦，他们便跳起来。《电脑生活》上刊登文章，大声质问：“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一位名叫李学凌的记者现在再次注意到李开复的那句话：“微软在想，为什么不到这些人才的源头，到中国来寻找这些人呢？”《北京经济报》为微软说了一句好话：他们正在帮助中国“防止人才外流”。但《中国青年报》在进出希格玛大厦的那些人的脚步声中听到的是“警钟响了”。它宣布：“国内计算机企业与国外‘巨无霸’争夺人才的商战将旷日持久地展开，急需人才的民族产业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科学142院计算所人事教育处副处长赵雅玲告诉记者，在过去几年中，计算所有80多人离职出走。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谓“人才流失”。“最近3年，情况更加突出，”赵说，“要不是国家规定最低3年的服务期限，计算所人才流失将更加严重。”这话属实，问题是，在1998年年末把这些事情汇入质疑微软的浪潮中，给人的感觉是将中国的“人才流失”统统归咎于微软了。《中华工商时报》的栏目主持人程武大概是总结了这些故事，所以在他的专栏寄语中断言：外企伸手“抢”人。北大方正的王选教授也许是感觉到危机迫近，所以赶紧宣布，“要让在方正工作的年轻人能够有其钱，有其车，有其房。”联想集团公关部经理李文广，告诫那些一心向往外国企业的中国青年，在那里工作永远进不了人家的技术或者管理的“核心”，而在民族企业中，却能“有推动民族计算机产业发展的自豪感”。不过，他还是承认，“我们无法与微软、英特尔这样的国外大公司抗衡。”现在，微软研究院开进希格玛大厦才20天，居然就抢了先机。1999年2月，微软中国研究院从希格玛大厦六楼搬143进五楼。会议室的名称标牌也挂上了。办公室里设施全都就绪，一切都是崭新的，光亮耀眼。李开复已经有了第一批生力军－－还不到10个人，办公室里大部分座位还是空的，显得有些冷清，远不如六楼那样热闹，那里有吴士宏领导的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和张湘辉领导的微软中国公司研发中心。不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来到五楼，访问了这个名字很大人员很少的地方。另一方面，求职申请继续涌向希格玛大厦，四个星期里，又来了至少500份个人简历。研究院小心地避开记者的纠缠，只把眼睛盯在大学校园里的那些聪明学生身上。我们有时候会强烈地感觉到，和聪明人呆在一起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这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足够聪明。“当一个青年人到一个公司的时候，很快另外一个青年人也会去。”比尔．盖茨曾经说，“因为，有才华的人喜欢一起工作。这种工作环境容易制造一种兴奋感。”高手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其工作效率又吸引更多的高手加入进来。这种良性循环是微软公司过去144多年以来管理员工的基本逻辑。这样看来，比尔．盖茨那段关于市场世界的“反馈理论”，也许同样适用于人的世界－－人才的“正反馈”和“负反馈”。我们将其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得到如下一条规律：一个人的创造性被社会承认得越多，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就越高，个人的创造性也就越大。一个人的创造性被社会抹煞得越多，整个社会的创造性就越低，个人的创造性也就越小。至少我们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有可能对所谓“人才反馈论”进行考证。1999年1月15日，星期五，本书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张亚勤，由美国新泽西州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机场，准备在飞机加过油之后继续西向北京，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首席科学家和副院长之职。飞机比预定的时间晚了许多，这使他与沈向洋不期而遇。沈向洋的英文名字叫哈利，原来是雷德蒙微软总部的研究员，现在则在这里候机飞往北京，就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和形象计算组经理。二人殊途同归，兴奋异常，当天傍晚登上同一架飞机，一边喝着清酒，一边高谈阔论，在浩瀚的空中迎着天际的夕阳和彩霞，奔145向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两个人也是冲着李开复来的。沈向洋生在上海，长着一副江南才子的模样。此人既聪明又勤奋，从里到外涌动着一种激情。眼镜后面的一对眼睛不大，但却灵活而又专注。在他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前，已是计算机视觉计算领域中的成名人物。老实说，这样的人全都有一副傲骨，眼睛里面是很难揉进几个人的。在他看得起的少数几个人中，李开复是最重要的一个。他10年以前进入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读博士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学校曾出过两个了不起的中国学者，都是来自台湾。一个是许峰雄，此人后来主持完成的“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由此轰动世界。另外一个人就是李开复，那时候他在学校里的名声甚至还在许峰雄之上。“我进学校的时候，大家都讲他们的故事。我就想，努力10年吧，也会做得那么好。”沈向洋后来说。不过，他的真正了解李开复，却不是因为李开复是他在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师兄，甚至也不是因为李开复以往的学术成就，而是几年以后一个转瞬即逝的场面。那时李开复是苹果公司的副总裁，沈向146洋则以学生身份在苹果公司实习。有一天李开复召集下属开会，大约是说到了不得不裁员的事情，正说着，一个雇员就冲着李开复大骂起来，其用语即使在最粗鲁的美国人中也极为罕有：“×你妈，别跟我来这一套。”沈向洋不由大惊，以为李开复会动用老板的权威压制属下。却不料李开复的语调平静得出奇：“你这样讲是没有意义的。你如果不同意的话，可以给我一个建议。你认为应该怎样去做？”沈向洋多年以后还能清晰地记得，那个人的脸立刻就红了。“我当时觉得李开复这个人真了不起，”沈向洋说，“风度，胸怀，全都没得说！”张亚勤是计算机领域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科学家”，其成就覆盖在数字影像、视频技术、多媒体通讯和因特网诸多领域。他是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IEEEFellow），还获得了美国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这一奖项已有近70年的历史，在美国电子工程界颇负盛名，以致克林顿总统特意给张亚勤写来贺信：亲爱的张亚勤博士：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荣获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147你真正地理解了努力工作和责任感的价值。任何人都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方能获得成功，相信你所取得的特殊成就更需汗水与智慧。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你是一个灵感的启示。最衷心地祝愿你获得新的成功。比尔．克林顿自从1999年1月，张亚勤就成为中国报纸上一个时髦人物。他在世界计算机多媒体领域的成就，甚至还在李开复之上，但两人性格迥然不同。李从外表到思维全都属于文质彬彬、严谨细腻的一类。作为一个领导者，有的人小事精明，大事糊涂，这是最糟糕的。有的人大事精明，小事糊涂，已属难得。李开复则是大事清醒，小事周全，能用简单的话将极抽像的问题条分缕析，即令事物的细节也能想得清清楚楚。张的外表圆浑忠厚，憨态可掬，开口的时候轻声慢语，举大体不论细节，无论多么复杂的问题，总是能够一语中的。李在意自己外在的形象，擅长公关，对记者说话的时候总是能把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张似乎从来不在乎公众对他的看法。他在过去几年获奖无数，但却从来不肯把他的奖状奖杯148放在办公室里。有一次同事把他接受“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照片挂在走廊上，他看了，当场摘下。他不喜欢把时间花在记者身上，甚至还会对那种虚浮轻狂的记者抱有几分蔑视。李开复或许也有大致类似的想法，但他绝对不会像张亚勤那样流露出来。1998年秋天，当李开复为研究院到处物色首席科学家的时候，计算机界的同行纷纷推荐张亚勤。经过一番周折，两个人终于在电话中相识，然后相约见面，一见如故。“我和开复聊了两次，感觉很好，”张亚勤这样评价他对李开复的最初印象，“说实话，他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现在的职责，当这个院长是屈才了。”李开复则使尽浑身解数游说张亚勤到中国来，他认定张亚勤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一面旗帜”，此人若能来到北京的研究院，必可带来一大堆才华出众的人。事情的发展果如李开复所料，张亚勤决定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之后，消息立即在美国同行圈中蔓延开来，一时间，到处都在半信半疑地相互询问：“怎么，连张亚勤也去啦？”“一点不错，是张亚勤。”149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打量微软中国研究院。一个月后，李世鹏回来了，两个月后，李劲回来了，又过了个月，朱文武回来了。在希格玛大厦，至少有3个人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是看到张亚勤回来，他们不会想到要回中国来。张亚勤－－属于全世界的财富在美国计算机领域中，张亚勤的确被认为是华人的骄傲。“在美国工程界的所有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中，无人能出其右。”芮勇坐在雷德蒙市最豪华的中国餐馆“豪苑”中，一边喝着中国茶一边表达他对张亚勤的敬佩。张亚勤的经历在美国计算机业的华人圈中，的确被描述成一个传奇故事。当然对他的钦佩不仅仅来自华人，也来自一些最有智慧和成就的美国人。“和他相处不到一星期，我就意识到他非常特殊。”瑞曼德．比克赫尔茨教授说。瑞曼德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主任，还拥有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通讯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等头衔，在世界电气电子工程界享有很高声誉，也是张亚勤读博士期间的导师。谈到自己当年的学生时，瑞曼德有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感慨：150“他真的是全世界的财富！”但是张亚勤本人不同意这些说法。“咳！总有几成水分。”他这样说。按照张亚勤本人的说法，记者们在介绍他的时候，多有不实之处。比如说他在美国领导着几百个美国人从事科研，就有极大水分。但他的确在新泽西州的桑纳福实验室领导过一个40多人的多媒体实验室，还创办过两家公司。有一个时期，国内的报纸上把他们这些人说成是“世界级科学家”，当他在中国南北行走的时候，这几乎成了他的一个“头衔”。同样的头衔还用在李开复、沈向洋和张宏江这三个人身上。一位中国记者拿这个问题去询问图灵奖得主、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罗杰．瑞迪：“我想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夸张？”“绝对是事实。”罗杰．瑞迪回答。但张亚勤却有一番更加苛刻的评价。他认为这种说法本身并非夸张之词，但正在引起误解。他说：“‘世界级’在国外是一个常用的词，不是国内理解的那种世界名人或者大师，只能说是一流的。一流的人不止一打两打三打，所以这个称谓不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只能说，151我们这些人在多媒体方面是受人尊重的，做得比别人好一些，别人知道你的名字。计算机的世界浩瀚无比，大的方向就有无数，把一个大的方向分割成许多许多领域，把一个领域分割成许多许多方面，把一个方面分割成许多许多题目，我们的成就，只能说在某个题目，充其量是某个方面－－比如我在多媒体视频方面，开复在语音识别方面，沈向洋在视觉方面，张宏江在视频搜索方面。说得更多，就是水分。“然而张亚勤极为看重”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院士“的荣誉，不仅因为这是一项难得的殊荣，还因为他在这个协会110年的历史上开创了一项新的纪录－－最年轻的院士。他获得这个荣誉的时候刚刚31岁，直到今天，他对这一点仍感意外。这个协会产生于美国，但却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其规模也是世界最大，举凡电脑、电子、能源等等电气电子工程领域，都包括了。有40多个分会，30万会员。不过，院士只有几百个。这些人在全世界都受到尊重，有如我们国家的两院院士。张亚勤说：“能够成为这个协会的院士确实不容易，只要想想中国人中寥寥无几，就知道有多困难。”152张亚勤是山西太原人，但他的童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晋南运城的外婆家里度过的。由太原而运城的转移，在他来说是一段虽然惨烈但却被轻描淡写的经历。“文革”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两岁，父亲莫名其妙地不见了。亚勤过了几年没有父亲又渴望父亲的日子。有一天，家里忽然一团糟，在一片悲怆的气氛中，他知道父亲死了。那一年他5岁，以这样的年龄，还不能完全洞悉死的含义，但他知道父亲从此再也不会回来了。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重新结婚，也许是不希望将往日的阴影带进这个新的家庭，所以很少对他说到父亲。“我是外婆带大的，”他有一次说，“我的初级教育是外婆给的。她经常给我讲一些故事，告诉我要独立，不要依赖别人。”外婆有些文化，不太多，认识字，会算账，这在那一代中国妇女中已经少有。亚勤在6岁那年被送到外婆手上，也许是因为他的记忆中从来就没有过父爱，所以也没有一点失去父爱的阴影。“从来没有过，因为没有对比。”他说。多年以后，他自己也有了一个女儿。看着女儿在新泽西温暖的阳光下欢呼雀跃的样子，153张亚勤终于意识到久久积蕴在心中的那种“父亲情怀”。“我的女儿如果没有我，肯定不行。”他说，“直到那时我才想到，假如当初父亲在的话，我的童年可能会不一样。”以上种种情节，在迄今为止描述张亚勤的那些文章中全都没有提及，他本人也极少向别人提起。在旁人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幸运儿。他在成名之后，只有一次对记者说起这些往事，语气平淡从容，心绪也无一丝波澜，让人觉得他要么城府极深，要么就是健忘。记者不禁问道：“你是不是一个不太喜欢回忆过去的人？”他笑了，说：“也不能那么讲，应该说没有时间。有时候想起来，也是比较近的过去。没有时间想那么久远的事。”张的兴趣广泛，但却具有将精力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情的能力。他常常一连数日闭门不出，沉浸在他的多媒体世界，但他也喜欢做生意，对风险投资和股票买卖都有兴趣，还喜欢下围棋，打球，玩扑克牌。他的言谈平稳，节奏缓慢。每逢这种时候，让人觉得他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大一些。但他也喜欢不动声色地开玩笑，常会154把一些笑话说得像真的似的，有时候还会情不自禁地表现出一种顽童的秉性。比如他会在电梯门打开的一瞬间突然转身跑开，从楼梯飞快地拾阶而上，然后在三楼的电梯口笑容可掬地等着你出来。清华大学的硕士生潘锦辉在跟随他工作了几个月后说：“他是那种又能做事又能玩的人。”的确是的，他无论是玩还是做事，都喜欢赢。他信奉“要么世界第一，要么就不做。”下围棋的时候如果输了，他会心急火燎地拉着人家再来一盘。“制胜”与其说是他的性格，不如说是他的天资。但在他的兴趣世界中，有两样东西是被排除在外的：一个是“政治”，只是在极为罕见的情形中，他才会对政治倾注内心的激情；一个是“小事”。“从小就看穿了一些事情，用时髦的话讲是超越。不太在乎小事了。”他这样说。他的所谓“小事”，有时候包括了一些在旁人看来很了不起的事情。1978年，张亚勤12岁的时候进了中国科技大学的少年班。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会记得这“少年班”在当时的轰动。“文革”之后，百废待兴，我们的国家一时间出现了“渴望人才”的气息。于是大家拚命寻找“天才儿童”，希望他们能够在转瞬间成为振兴中华155的栋梁。第一个入学的孩子叫宁铂。他立即就成为世人谈论的话题，有的说是“神童”，有的说是“少年奇才”。实际上少年班中大部分孩子那时候都成为舆论追逐的对象，但张亚勤是个例外。母亲不许他接受记者的采访，还告诉他名声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孩子只是默默地读他喜欢的书，默默地玩他喜欢的游戏，不同所谓“神童”的舆论发生任何瓜葛。20年后，情形居然发生戏剧性的变化，“神童”宁铂归于平淡。这时候世事再次显示出它的冷暖无常的本色。报纸上开始拿宁铂作为不成功的代表，诉说“拔苗助长”的种种坏处，其情绪激昂和理直气壮，有如当年诉说“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种种好处。张亚勤却开始成为记者们新一轮追逐的对象。这情形让人想到中国古代“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沉浮逆转之势，既有喜剧效果，又有悲剧味道。不过，张依然保留着20年前的信念。“宁铂那时候很出名，这和他是第一个‘神童’有关。但他的确很聪明，才气很高。”张这样评价自己当年的朋友，“虽然他后来有些挫折，但少年班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评价还早。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败？标准不一样。我们都是三十出头。这个年龄的人很难讲是成功还是失156败。”但张亚勤本人的成功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当他回到国内，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担任首席科学家的时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会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他在中国科技大学8年，完成本科和硕士课程，又在1986年离开科大赴美，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电气工程博士。然后成为普林斯顿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的总监。桑纳福是美国四大研究中心之一，其历史上最辉煌的记录是发明了电视，所以被誉为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张亚勤的研究室总监之职，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所担任的最高位置。13年后也即1999年3月，他回到合肥做学术报告那天，母校把欢迎他的活动搞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庆典。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向他涌来，希望一睹他的风采。报纸上说，人流挤破了门。张亚勤这一回终于承认记者的描述不是夸张。他说：“那情景让我很受感动。”学生把演讲大厅挤得满满的，从座位到讲台，一直排列到距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而外面的学生还在不断地涌动着想要进来，终于挤破了门上的玻璃。他所尊敬的老师们都已两鬓苍苍，现在也淹没在年轻人的海洋中，157不无感慨地望着他们今生今世最大的“骄傲”。张亚勤早就听说宁铂毕业后留校任教，眼下却说不清楚是不是希望在这种场合看到他。会场上不少经历了这20年世事变迁的人，这时候难免在心里升起一个莫名的问号：假如当年出走美国的是宁铂，而张亚勤留在宁铂后来的位置上，那么今天两人的情形是否也会发生逆转？事实上，张亚勤不喜欢人家拿他和宁铂做比较，尤其不喜欢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他讨厌成为明星的那种感觉。尽管大多数明星都有过一个艰苦奋斗的历程，但做明星和做事情终究不是一回事。一个人一旦成为明星，也就失去了做事情的本色。张亚勤以往做出来的事情，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视频传输；一个是数字电视。他是这两个领域中的佼佼者。90年代初期，美国人认定数字电视是未来的方向，于是集中了一大批最聪明的人来攻克这个全新的领域，张亚勤是最早介入的人之一。他的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系列数据压缩的新算法，使得图像数据能够压缩得更小，传输更快，质量也更好。他的发明后来成为一整套最新国际标准中的重要部分，为全158世界所有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共同遵循。在计算机的领域里，创立一种能够影响世界标准的技术并非易事，有些人毕生奋斗未必能有所成，而张亚勤居然能在31岁以前就创立出50多项技术。若非天赐良才厚遇，实难想像。然则张亚勤的幸运更在于，他在世界第一流杂志上连续发表的上百篇论文，以及11种专着，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他后来获得的一系列荣誉，与他在这些领域里的贡献有着直接的关联。他是美国这个领域中拥有最多论文和最多专利的中国人。1999年3月，当这个圆脸浓眉的东方人接受美国“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的时候，一份描述他的杰出贡献的清单，在同行中间流传。对于那些外行人来说，清单上的专用名词不免枯燥难懂。所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自己手上拿着的和家里摆着的东西，就可以感觉到，张亚勤和他领导的桑纳福多媒体实验室对于人类进步发生了多么重大的影响：因特网、数字电视、电视上网、手机上的视频、可视电话、电视台节目制作、掌上电脑、DVD……都包含着“数字视频”的应用。荣誉这东西，有点像是一副反方向运动的“多米诺159骨牌”。一旦你的面前树立起第一个，后面的就会接踵而来。自从成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院士之后，张亚勤面前的荣誉一个接着一个，挡都挡不住。人类有些毛病会因地因时而异，但另外一些毛病却有可能是共同的。比如中国人喜欢为强者助威或者贬损弱者，“追星”或者“墙倒众人推”，美国人也难免会有这样的毛病。张亚勤觉得自己要成“明星”了，不免心中不安，逢人就说：“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只是做得比较早。”有人以为是他发明了数字电视，他赶忙纠正：“任何人都不能说自己发明了数字电视。”他不谈自己的成就而去谈论宗教，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对宗教特别有兴趣。虽然还谈不上信教，但他常常在周日带着家人一同去教堂。又说他到台湾访问的时候去了故宫，看到王羲之书法和清明上河图，为中华文化的永恒和历史的博大所震撼，不禁觉得计算机技术真是渺小，而且转瞬即逝。“因特网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对一个朋友说。朋友说：“因特网统一了全世界。王羲之的字现在有几个人看呢？”“为什么要统一全世界呢？”他反问。160此人少年得志，大器早成。现在他觉得自己应该更加潇洒一些。“喝茶，吟诗，下围棋（据说他是围棋业余五段），像古时的文人那样，与世无争，多好啊。”他有一次这样说，“像现在这样搞技术，最要紧的就是争胜。一天不胜就会被淘汰……“说话间忽然长叹一声，”为什么一定要战胜别人呢？“言谈中居然有一些”求败不成“的孤独，但他也许是在故意淡化自己昔日的荣誉。倘若如此，则证明对自己的未来仍有足够信心。1998年12月，张亚勤终于接受了李开复的邀请，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微软人说他选择了微软，中国人说他选择了中国，其实都只是说对了一半。他这样来解释自己的动机：“如果是到微软在美国的研究院，我可能不会考虑。我想回中国，但如果中国没有这样一个微软研究院，我也不会回去。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我一下子接受不了。现在是中国的微软，正好。”现在，他必须像李开复一样设想搬家的问题了。他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有一个很好的家。妻子汪健是华尔街日报电子版的资深分析师。她是安徽马鞍山人，也是张亚勤在科大的同学。“我们的感情很好。”张亚勤提到161妻子的时候总是这样说，“我觉得她很不简单。有见识。很多事情，她看得比我更加清楚。“当微软面临难缠的官司，导致股票大幅度下跌的时候，妻子的”很不简单“的见识再一次得到证明。那个“黑色的星期五”，汪健把电话从美国打到北京，告诉张亚勤，她对微软仍然信心十足，尽管现在公司的麻烦一大堆，但那些最基本的东西没有改变，眼前的动荡只是暂时的。还笑说：“如果没有这个动荡，你就没有那么多新股票啦。”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她是对的。现在，她觉得张亚勤的选择是对的。夫妻两人着手搬家，女儿6岁了，自从知道了要回到中国，就不住地问爸爸：“我们要把东西都搬回去吗？”“都搬回去。桌子、椅子，还有你的玩具。”“那我们家的墙能搬走吗？”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1999年1月15日晚上8点钟，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北京已是漆黑一片。张亚勤和沈向洋住进香江花园距李开复别墅不远的一座公寓。“生物钟”还没有倒过来，两162个人一半清醒一半昏沉地过了夜。第二天一早，李开复进来。为了说服这两个人加盟研究院，他花费了不少心血，现在终于聚首香江，不禁长出一口气，“你们的头发太长，先去修一修。”他说。1月的北京干燥寒冷，不像雷德蒙的冬天多雨湿润，温暖如春。“不下雨的时候，雷德蒙几乎是天堂。啊，蓝色的天，绿色的树！”沈向洋后来无数次地这样念叨。北京没有茂密的红杉和如茵的绿草，倒是不下雨，不过，天上总是白色的，空气质量也差，让沈向洋觉得眼睛难受。3人驱车驶出香江花园，沿京顺公路西行，折向北四环路，20多分钟以后，希格玛大厦就在眼前了。五层楼的气氛不像想像中的那样热烈。没有欢迎仪式，甚至连寒暄也没有，只有一群求职的博士在等待着他们面试。其冷清的气氛，与1995年8月24日微软公司发布“视窗95”时轰轰烈烈的场面形成对照。后者被舆论广泛张扬，成为世人心中微软的形象，实则微软人在每年365天中，有364天都是在这样冷清的气氛中度过的。瞬间的辉煌，不过是长久寂寞的一个句号和一个163起点。这是张亚勤和沈向洋第一天以微软中国研究院员工的身份来上班。对这两个人来说，眼前来求职的博士们并不生疏。沈向洋一看到他们就会想到他在美国带过的几个中国学生。那时候他觉得中国学生非常优秀，常常禁不住赞叹他们的聪明。其中一个学生对他说：“像我这样的在国内很多。”这话令他经久不忘。在1998年秋天研究院成立的那天，他虽然还没有答应李开复回来，但却已在心里打算去国内的大学寻找那些聪明人。此后一周他走了不少地方，演讲，交流，结识的人不是教授就是博士。谈到那次旅行，他说他最大的感受是“中间少了一代人”。和他一起坐在台上的国内的研究者，都是老一代人。唐荣锡70多岁了。他的学生彭群生也有50多岁，算是年轻的了。“我才30多岁，和他们坐在一起，真是不好意思。”但他终于发现他的学生所言不虚。他惊叹国内学生的聪明，可却奇怪这些聪明人的研究为什么那么不聪明。想到自己在出国之前和他们都是差不多的人，这才忽然意识到，这十多年国外的经历令他走了多大的一步。当164然他在国内也看到一些值得敬佩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在他的专业领域里至少有3个：浙江大学的彭群生、西安交大的郑南宁，还有马颂德。3个人各有专长，共同之处是，全都是从国外学成回来的博士。“完全是环境造就人。”他后来对朋友感叹道。尽管如此，他总是不相信这么聪明的中国人会一事无成。他还记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的博士生韩玫，还有自动化所的柯启发。“他们的天赋在我之上，”他说，“带这种学生，当老师的感觉非常舒服。我为什么到中国来，也是为了这个。”新年到来之前，沈向洋带着这个念头回到美国去了，试图说服妻子跟他一同到中国来。可在这一边，批评研究院伸手“抢人才”的消息不断传到希格玛大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高校的校园。这情形令陈宏刚担心。他向李开复建议，加强研究院与高校之间的联络，请10所最著名的大学推荐自己最好的学生。但是，国内很多大学负责分配的老师却说研究院的招聘开展得太晚，学生们虽然在夏天毕业，却是在头一年秋天已经开始纷纷求职。还说，最好的学生都出国了。清华大学说，165他们首先要考虑中国自己的企业，给外企的招聘名额是有限的，不能超过3个。陈宏刚苦口婆心，终于被允许可以选择7人，但却必须另外交给学校一笔钱。陈宏刚有点奇怪，但学校分配办公室的人告诉他，这在中国为政府公文允许，叫做“培养费”或者其他什么名目。既然如此，微软只好照“章”给钱。不过，这样一来，看上去就真的成了报纸上说的，微软“出巨资抢人才”。尽管如此，在第一批招聘结束之后，来申请职务的人更多了。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这叫陈宏刚很惊讶。“中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才。”他说。计划中的招聘人数虽无定额，但算下来不过百分之一的录取概率。他建议增加笔试一道关卡。李开复同意了。于是，凌小宁设计出一套题目特别的考卷。1月中旬，希格玛大厦设立了中心考场，数百人先后应试，仍然不能覆盖所有提出申请的人。陈宏刚在那些天基本上是在天上度过的。他带着考卷，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哈尔滨到西安，从西安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他不停地飞来飞去，但飞机的速度毕竟赶不上网络上电子数据的传输。他发现大学生们正在使用电子邮件传递他的考卷，所以他在一个城市里考完之后，166另外一个城市的学生立刻就知道了，然而陈宏刚仍然锲而不舍地继续他的“飞行考试”。最后一站是武汉，那里只有武汉大学计算机系的一个女学生报了名，名叫张黔。按照百分之一的概率来计算，此人的机会极少，但陈宏刚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他在当晚抵达，住进武昌最好的酒店湖滨花园，立即打电话给张黔，说是请她来考试。张黔来了，一进门便看到自己的简历放在桌上。她7岁上学，从小学到博士，读书20年来经历考试无数，但眼前这样的考试竟是从未见过：考场设在酒店客房，没有监考老师，考生只有她一个人。陈宏刚把卷子递给她，只说了一句“考一个小时”，就出去逛街了。张黔从小到大都是那种让父母包办一切的女孩子，就连对计算机的兴趣，也是父母包办出来的。她不像那些“电脑神童”，不是那种伴随奥林匹克竞赛长大的孩子，家里没有计算机，上计算机课的时候，顶多觉得还不算枯燥。到了考大学的那一年，她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报考哪个专业。父母对计算机一窍不通，只是凭着直觉，认定这东西有前途，就替女儿选择计算机专业。没有想167到张黔一上手就有了兴趣，而且她对那种把计算机世界划给男人的说法特别不服气。“很多人说这是男人的世界，其实只是男人能在这里泡的时间多一些，”她说，“男人女人在思维方面没有不同。”1998年暑假刚过，张黔开始找工作。贝尔实验室到武汉来，为它们设在北京的研究机构招揽博士，张黔去应聘，贝尔一见倾心，立即给了她聘书。就在她要和贝尔签合同的时候，忽然在因特网上看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的消息，不禁叫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怎么没有我的份呢？”她立刻放下贝尔的合同，将简历送到微软的网站上，然后忐忑不安地在家里等待微软的回音。根据她对微软非常有限的了解，她知道微软是“男人的世界”，而自己毕竟是个女的。现在，经过和陈宏刚第一回合的接触，她觉得微软的考试真是轻松随意。考官和她一对一。随便聊了几句家长里短，就结束了。她那时并不知道，这是一次覆盖全国的考试，更不会想到，严厉的事情在后面呢。陈宏刚回到北京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告诉李开复，168他在武汉发现一个学生，人很聪明，是个女的。微软公司的招聘制度一向不论性别和年龄，这倒不是微软格外大度开明，而是美国社会的通例。说它“男女平等”、“老少皆宜”，那是夸张之词，但若有人拿到哪个公司仅仅因为性别或者年龄就拒绝聘用的证据到法院去告状，就有极大可能胜诉并且让它难堪。事实上，张黔很快就感觉到微软对她的重视，因为另外一次更加严格的考验在一个星期之后来到。那一天她再次接到微软的电话，说要为她安排正式的面试，但在此之前，将由凌小宁博士通过电话向她询问一些情况。对于这种方式的考察，不要说张黔，就连她的饱经世事的爸爸和妈妈也是闻所未闻。爸爸妈妈都是学采矿的，大学毕业后在湖北省煤矿厅工作。他们那一代毕业生都是政府分配工作，现在看到女儿找工作竟是这样的局面，觉得既意外又紧张。当天晚上，张黔在一个小屋里静静等候。电话果然从北京打过来。她原以为又是一次“湖滨花园式”的轻松闲聊，可马上就意识到“这一次是来真的了”。对方的问题一个追着一个，全都围着一个主题，层层逼进，特别紧迫。一个小时不一会儿就过169去了，那边终于宣布结束，张黔感觉到自己长长吐出一口气，身心疲惫，同时感觉到电话那边的人也松了一口气。她走出小屋，望着张口结舌等在外屋的爸爸妈妈说，这在她是“前所未有的一个小时”。但她觉得电话那边的“考官”对她是满意的，所以又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可是这还不是真正的面试！凌小宁只是在决定要不要给她正式面试的机会。张黔远在武汉，要她来京面试，微软要提供来回飞机票，提供食宿。可她的简历表明，她的专业并非微软所需，户口又是外地的。所以，张黔知道，微软对她的认真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她对微软。当她接到微软的电话要她登上飞机北上京城的时候，自信成功已经伸手可及。现在到了1月15日下午，也即张亚勤和沈向洋的飞机即将飞向北京的时候，张黔也登上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向北京飞来。当晚下榻燕山大酒店。次日上午9时，她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见到未来的老板张亚勤。在张黔眼里，张亚勤的样子挺随和。他告诉她，他是第一天来上班。她则告诉他，她整天听到微软这名字，使用微软的软件，但却是第一次和微软的人面对面。170这一天有两批人来面试，张黔这一批有7个人。每个人拿着一张单子，上面的时间表告诉他们，将在哪一个小时与哪一位“考官”见面。考官坐在一个一个小房间里。张黔和其他应试者一样坐在休息厅中，一边喝着免费的可口可乐一边等候。看前面一个人走出来，后面一个便走进去。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人搬来一大箱子“肯德基炸鸡”，应试者坐在“火药库”，考官坐在“造纸坊”，各自大嚼同样的食物。张黔在这一天连续见了5个“考官”。这个细心的女孩子走进走出，发现考官们不断地发出电子邮件，和另外的人说些什么，心里难免紧张。不过，张亚勤的憨厚模样令她轻松。张的问题更像陈宏刚的海阔天空而不像凌小宁那样咄咄逼人。张黔说自己喜欢做研究，在和陈宏刚谈过以后，就不再想到贝尔而想来微软工作。还说，她总想提出自己的想法并且把这种想法变成现实，但她发现贝尔重在做产品，“更多的工作可能是去完成别人的想法”。她提到，陈宏刚告诉她在微软研究院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提到凌小宁那个电话令她紧张。但直到这时，她对面前的张亚勤还一无所知。171完成面试走出希格玛大厦的时候，她打开手上的那本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的创刊号，随手一翻，就看到《我们的大家庭》这一页，张亚勤的照片和简历赫然在目。张黔只读了第一段文字，便一声惊呼：“原来他是这么一个大人物！”接着又在心里埋怨自己的孤陋寡闻：怎么过去对此人竟是从未听说？“我还从来没有跟过世界级的专家，”她说，“从来没有体会过和世界级专家谈话是什么感觉。”她后来承认。正是这个瞬间对她发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她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非微软不“嫁”。人生最简单也最难实现的两个理想20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年轻人中正在兴起一股力量：相信才能，相信智慧。他们眼睛里面的“伟人”和他们的父辈眼睛里的“伟人”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父辈活跃的那个时代，权威和政治表现被看得高于一切，这与他们的想法几乎背道而驰。即使在最和谐的家庭中，儿女还是会对上一代的意识形态情结不屑一顾。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人才反馈理论”，在越是年轻的人身上，就越是可能得到验证。1999年1月底，张亚勤到美国出席一个多媒体技术172大会。这样的会议每年一次，会场集中了全世界多媒体领域的精英人物。熟人相见，彼此问候。张亚勤再次成为人们包围的中心。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会主席，而是因为他回到中国的消息传了出来。过去一年里，张亚勤一直都是多媒体世界“小人物”心目中的英雄。有如李劲所说，大家“与其说是相信中国,不如说是相信张亚勤的选择”。那时候李劲是日本夏普公司美国分公司的研究员，同样对“张亚勤的选择”感到惊讶。5年以前，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张亚勤，从此便在心里把这个人当作榜样，现在听说张亚勤去了微软，去了中国，脑子里面第一个反应就是，“哟，张亚勤去了！”然后是第二个念头：“他为什么想要回国呢？”他说他之所以对回国的念头感到惊讶，是因为国内的研究水平太低，在任何一个国际会议上，没有什么高水平的国内的论文：“咳！也别客气了。不是‘没有什么’，根本就没有。”他说。这是他当初想要出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他始终认为国内并不具有激励他向上的环境。不过，就从这一天起，李劲的想法变了。他说：“我并不了解微软中国研究院，但我了解张亚勤。我相信他的选择173总有道理。”李劲在清华大学好几届学生当中享有盛誉，还是上海中学生们崇拜的偶像。他出生在上海，但却没有江南人那种纤弱的样子，身高体胖，宽肩膀上顶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脑袋里面汇聚着各种新奇的念头。当他把两只手伸到后面抱住头仰面朝向天花板的时候，也就是他的新思想不断涌动的时候。他喜欢在说话的时候伸展四肢仰在靠背椅子上，还喜欢把他的各种成就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当他在1999年6月回到阔别多年的上海时，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让整座城市的孩子为之着迷的题目：“电脑娃娃回来了！”他的“电脑娃娃”的称誉，与邓小平有直接关联。那是在1984年，邓小平到了上海，李劲在电脑上展示了他的编程技巧。邓小平摸着这孩子的头说了那句著名的话：“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那时候李劲才13岁，已经是上海少年宫里一个挺出名的电脑迷。那时候少年宫的计算机都是人家捐赠的，用金星彩电做显示器，分辨率很低。不过，李劲第一次看见它的时候，特别兴奋。“做一个航模要好几天，还要174花很多钱。但在计算机前你不用花什么钱，只要动脑子，立刻就看到你的想法实现了。”李劲后来回忆道。他在12岁那一年编出了他的第一个程序。那是一个高射炮打飞机的游戏，大约100行。他聚精会神地写了两天，然后叫来很多孩子，得意地在电脑上显示自己的创造。那时候大多数孩子都把时间用在考试上。智力过人的孩子去参加课外的竞赛，但也都是物理化学数学之类，他们要依靠这个上大学。计算机不仅不是什么主流，而且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东西。李劲的父亲也不知道。不过，当李劲第一次给他描述计算机的时候，他也着了迷，从此便鼓励和支持李劲在计算机领域中的一切热情和希望。第一次参加全市的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李劲获得第一名。于是他和另外几个孩子一起组成一个更高级的培训班。他在这里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计算机老师王松赞。他是上海一个工厂的技术员，也是少年宫里的职业指导，上海市80年代涌现的无数“计算机娃娃”几乎都和他有缘。邓小平来少年宫参观的那天，李劲演示了他做的程175序。他只记得那是一个火箭，对于其他的事情就全都不记得了。他后来看到一段录像，证明邓小平当时的确和他在一起。邓小平看完他的表演，站起来和他握手，问他几岁，他说13岁。录像到此为止，至于邓小平摸着他的头说出的那句话，录像上竟是没有。李劲说，那是他的老师王松赞后来转述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真的”。记者们也相信这是真的，在报纸上广泛传播。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句话为李劲所在的少年宫和上海中小学带来极大好处。李劲发现，他周围的电脑设备一下子多了起来，孩子们学习电脑的热情暴涨，他不知道的是，全国都在流传邓小平的那句话，上海以外的孩子们，也在纷纷奔向电脑。李劲出名了，当然这不仅仅是由于邓小平摸了他的头，还因为他的确具有“神童”的天赋。他参加了无数竞赛，拿到很多奖。但是他说他从来不为这些赛事做任何准备。“竞赛的准备是零，”他说，“不做什么题。竞赛就是反应快。不是靠做题，是靠天赋，靠心情平静。心态比你做1000道题还重要。”他讨厌学校里没完没了地讲同一个东西。他的体育176很差，跑不动，跳不高，但对知识的悟性极高。他看出课堂上的新知识其实不多，老师嘴里说的很多东西，不过是同一个知识点在不同场合的应用。你灵活的话，就能举一反三，不灵活的，就只好不断做题。他说：“掌握了这个窍门，一个‘笨孩子’就能变聪明。一个聪明孩子就能成‘神童’。”他在初中的时候学了高中的课程，在高中学了很多大学的课程。16岁那年，他就免试进了清华大学。然而这个天赋极高的年轻人终于遇到了难于排解的烦恼。他选择了电子系的图像专业，仍然是他那个圈子里面最优秀的学生，他用三年半时间学完了本科和硕士7年的课程，又用三年半获得了博士学位，像他的同学说的，也像报刊上广为传扬的，他是“清华园里的神奇小子”。可是他却发现，他的一连串“优秀业绩”，不过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严格说来，让李劲烦恼的，不是有了什么麻烦，而是没有什么麻烦。直到大学毕业的时候，他还没有看到一篇像样的关于图像的论文。“大学毕业了，可是如果有177人要问我：图像编码是什么东西？你在研究的是什么？我会说，我不清楚。“到了做博士论文的时候，他决定遍寻清华大学里保存的所有关于这个领域的论文，他做到了，看了1000多篇。他认为他的论文不比别人的差，应该满意。但他又说：”我知道我的论文不是世界一流的。最要紧的问题是，清华不是站在世界前沿，只不过是我们国家的前沿。所以我在这里永远只是国家级的，不是世界级的。“这种烦恼在他看到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时，终于达到了顶点。那是学校图像组的很多精英以多年心血研制出的一个图像处理系统，获得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成为整个图像组90年代一个最大的成就，但却只卖出5台。但报刊上依然在宣传李劲的辉煌，他把自己的苦恼藏在心里，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多年以后，他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也有了更多的阅历，终于和一位记者谈到了这个话题：问：你在大学是一个最优秀的学生，但你在毕业的时候，还不知道你的专业做的是什么？我不懂这是为什么？一个不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学生却是一个优秀的学178生。这是正常的吗？答：又正常又不正常。要做研究，本应掌握大背景：别人都在做什么?没有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了？将来可能是什么？可是我们的学校很少让学生知道这些更广阔的东西。我们很多教授，也没有了解这些东西。老师喜欢听话的学生，学生喜欢能让自己毕业的老师。老师的东西学生很快做出来，老师就满意。但这个东西人家是不是做了，来龙去脉是什么，全都不知道。老师是糊涂的，学生是模仿的。所以，一个学生可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得完全符合老师的“优秀”标准，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有没有用处。问：这些问题是你在做博士的时候感受到的？答：是的，所以我拚命撒下大网读论文。我几乎完全是靠自己摸索。论文阅读得很慢，浪费了很多时间。有时候，费了很多时间找到的文章，发现是很糟糕的文章。问：你当时就发现还是不行？答：对，效果不是很好。179问：你的意思是不是，在国内做研究，由于环境的问题，你个人的努力无法弥补这种差距？答：一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缺少领头人。我们国内的教授跟踪世界的潮流是不紧的，谈的都是老一代的东西。问：“老一代”是指什么？答：“老一代”的意思是10年。国外的热点起来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等到国外高潮过去了，国内才热起来。问：你是不是由于这些原因才出国？答：是的。尤其是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我做的东西和国际的先进水平还是有一段距离。问：你为什么没有尝试把你的论文提高？答：很想，但做不到，我没有样本，没有见过人家怎么做的，把自己的论文提上来，太难了。有时候，不是你不会做，而是那一层纸没有人给你捅破，告诉你怎么样做上去。问：仅仅是一层纸？180答：我觉得是。有时候，导师只要在小的问题上轻轻推动一下，告诉你这个方向是对的，那个方向是不对的，什么样的东西是一流的，什么样的东西不是一流的，学生就会明白了，并不需要手把手地教给学生怎样做。问：你说的这个情况，对越是有才能的学生，损失就会越大。因为只有最难的问题，才能把一流和二流的学生区别开。答：对。但我不相信学校的教授不知道这些问题。中国有很多问题，大家都可以说出来。我可以说出清华的100个问题，但是你让我当清华校长，我也没有办法解决。很困难，超过我的能力。报纸上都能一针见血地告诉你问题在哪里，但不能告诉我们怎样解决。问：因为很多问题虽然发生在校园里面，但原因在……答：校园外面。现在，李劲发现，他崇拜的张亚勤居然要回到中国去，不免好奇地向张亚勤问这问那，还想到自己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个机会。一年以后，李劲已经是微软中国研181究院的一位研究员，回想起当日情景还能记忆犹新：“要说亚勤的回国造成‘特大震动’，那是报纸的说法。其实美国这个社会不会有什么特大震动。但当时的确对我们冲击很大。”对微软中国研究院来说，张亚勤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志。“提起张亚勤，没有人不知道。”李世鹏这样说。无论他到什么国家去开学术会，说起“微软中国研究院”，很多人会摇头说“不知道”，但他一说“张亚勤在那里”，人家就会露出惊讶的表情说：“啊！张亚勤！”李世鹏在1998年12月提出来研究院工作的申请，那时候他是张亚勤领导下的美国桑纳福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员。他性格内敛，说话不多，但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解决别人不能解决的难题。自从听说张亚勤回国的新动向，他就决定尾随其后。他说：“张亚勤回国对我绝对有影响。他要是不过来，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不会过来。李劲，朱文武都不会来。可能张宏江也不会回来。”不过，张亚勤本人认定，这么多有才华的人能够来到希格玛大厦，乃是被这里的环境所吸引。“我要是跑到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来。”他说。182李世鹏在1998年12月专程回到中国来参加面试。这样的面试与其说是让研究院挑选他，不如说是他来挑选研究院。他是山东威海人。那是一座漂亮、宁静的小城。不过，在李世鹏刚刚出生的那些年，这座城市像全中国一样，既不漂亮也不宁静。爸爸是小学教师，妈妈原来也是教师，“文革”的时候下放到服装厂当了工人。李世鹏15岁离开威海到合肥，在中国科大读无线电系，然后离开中国到美国读书。直到今天，嘴里已经没有乡音，心里对于家乡的印象也只有两个：一个是“特别穷”；一个是“特别红”。还记得，小的时候“有很多书不让看”，幸而爸爸开明，“总是有办法弄到一些书让我看，而且什么书都可以看。”妈妈这辈子没有什么大志，只是想继续做教师，常常说，如果她能继续当教师，感觉会好得多。可惜那一代人的理想十之八九不能实现。人到中年以后，理想已经灰飞烟灭，所有希望都寄托在4个孩子身上。李世鹏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他总是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在爸爸拿来的所有图书里，他对《无线电》杂志的兴趣经久不息。这兴趣在大学期间变成了做“信号处理”，到美国又是“数据压缩”和“数据传输”。他设计的一种算法，能把任意形状的物体更好地压缩，所以183成为整个视频图像编码的基础。外行的读者可以把这个“基础”想像成一个巨大的工具箱，李世鹏发明的是其中一个工具，犹如一个巨大车间中的一个精密车床。这“车床”一旦旋转起来，能把高清晰度电视中原来必备的16兆的内存，下降到4兆，以致每台电视的成本降低10美元。技术突破带来的刺激在李世鹏是刻骨铭心的，直到多年以后还不能忘记。他说他在张亚勤的领导下度过的那些时间都没有浪费。“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要来。”他说，“我不是为了微软在中国，才一定要来的。而是因为，我喜欢和张亚勤共事，喜欢多媒体技术的研究。“和自己喜欢的人呆在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说起来真是人生两大乐事，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却是两个最简单又最难实现的理想。我们常常不得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打交道，一辈子都在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现在，有了这样两个条件，李世鹏说：”人这一辈子，还求什么呢？“他的回归中国，还有什么不能理解呢？1999年旧历新年，他回到新泽西州，在张亚勤家里小聚，席间还有朱文武。李世鹏告诉这两个人，他对研究院的感184觉很好，还说他已经”心动了“。朱文武说他不会”心动“，因为他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把全家都搬到中国去。不过，要不了多久，朱文武也会”心动“。1999年3月1日，李劲也回到国内来面试了。“当时我有三个选择：留在夏普、到惠普、到微软。”他首先去尝试惠普公司。那是在2月份，他到硅谷的惠普公司面试，却听说在惠普做视频研究主任的张宏江正在考虑到微软中国研究院去，这让李劲更加惊讶。在美国计算机数据检索领域里，张宏江享有“开山鼻祖”的声誉。一个张亚勤已经让人震动，现在又加上了张宏江。李劲不得不认真地对待这件事了。他和张宏江频繁交换电子邮件，张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种种理由，也渐渐为李劲所理解。李劲想：“至少对宏江来说，微软比惠普有吸引力。他都离开惠普了，难道我还要去吗？”就这样，两个人的倾向渐渐偏向微软一边。像李世鹏一样，李劲一来到北京，就觉得非选择微软不可了。他把惠普给他的聘任合同放在一边，专心等待微软的聘任。这时已是春暖花开时节，李开复到清华大学去演讲。这种演讲对清华学生来说，是大开眼界；185在李开复来说，则是紧盯着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人才。演讲完毕，他和清华的老师聊天，人家告诉他，清华有一个学生，16岁就进了清华，只用3年多就修完了人家7年的课程，成绩列在当年毕业生的第一名，所以号称“清华园的神奇小子”。李开复听得两眼放光，赶忙询问陈宏刚，此人现在哪里，陈说，在美国，不过已经申请到我们这里来了。李开复大喜道：“这样的人来面试，不是我们挑选人家，而是向人家推销我们自己。”看来研究院的“自我推销”挺成功。4月10日，李劲来到希格玛大厦上班了。他说：“我终于选择了这里，很高兴。”一个月后，张宏江回来了。又半个月后，李世鹏回来了。又5个月后，朱文武和郭百宁也回来了。这样，到了1999年结束的时候，从国外回来的研究人员已经有11名。令竞争者色变的“豪华阵容”1999年1月16日，也即张亚勤上班的第一天，研究院的招聘达到高潮。此后两个星期，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博士超过了100人。186如前所述，微软在选择人的时候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原则，他们相信自己眼睛的观察和大脑的判断，不看重考试分数却看重无法用数字衡量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对于学校的评语，导师的推荐等等，并不十分在意。甚至有些导师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学生，他们也愿意一试。他们尤其不肯拘泥于大多数中国人信守不渝的“专业对口”的观念，不看重原来的专业却看重学习新东西的能力。不过，尽管有这些独具一格的东西，当招聘全面展开的时候，我们还是渐渐看到一些通行全世界的古老规则，仍然在这里发生作用。比如他们认定，学历越高，优秀的人就越多，因而对名牌大学的博士特别偏爱。李开复本人就认定清华大学的学生最好，在那里特别下功夫。研究院的经理们大都出自美国的名牌大学，都有着博士的头衔。依据自己以往的经验，他们认定中国的情况也必定如此，有时候还会把自己说过的“寻找潜力”的名言忘得一干二净。后来的事实证明，名牌大学中优秀学生虽然多些，但中国还有很多复杂的情形。直到一年以后，也即1999年冬天的招聘中，他们才重新想起李开复的那句关于“潜力”的名言，大幅度降低了对于学历的要求，博士不再是惟一的选择，硕士和学士常常会187得到更好的评价。随着1999年春节的临近，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人气更旺。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的创刊号上，刊登出“大家庭”第一批成员的简历和照片，印制精良，色彩明快，两个月前在成立仪式上露面的，只有势单力孤的6个人－－李开复、凌小宁、陈宏刚、陈蕾、杨飞和郑薇，现在多了张亚勤和沈向洋，还有几位新伙伴。有徐迎庆博士，他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李江博士，他曾是浙江大学的副教授；有刘文印博士，他原来是清华大学的讲师；有蔡东风博士，他原来是渖阳航空工业学院计算机教研室主任；还有孙宏晖，他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硕士，又具有5年的软件开发经验；还有陈通贤，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这些人原本寂寂无名，现在，他们的简历和照片同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放在一起，拥有一样的篇幅和一样的尺寸，真是前所未有。国内的新闻媒体，再次掀起了报道研究院招聘进展的浪潮。看上去像是不约而同，但内行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着组织的痕迹。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名188叫尚笑莉的女孩子的杰作。这时候研究院还没有建立起它的公关体系，成立庆典上的轰轰烈烈和100多个记者的造访，都是微软中国公司的公关经理尚笑莉和她聘请的西岸公司组织起来的。尚笑莉喜欢闲散恬淡的生活，工作起来却非常投入，表面上笑语盈盈，心里却有一片乌云。她不明白，为什么她的努力总是不能让总经理吴士宏满意。几个月后，她终于和吴总爆发了正面冲突，只好离开六楼的公司来到五楼的研究院，此是后话。现在，在1999年1月21日，她将京城计算机圈子的记者们再次请到希格玛大厦来。不过，不是在第六层，而是在第五层。微软中国研究院正在这里举办一个新年谈“新”会。李开复在会上神采飞扬地宣布了张亚勤和沈向洋加盟研究院的消息。台下记者闻声交头接耳。李开复一向讨厌会场上的混乱秩序，有一次，一大堆电影制片厂的人在研究院的会场上摄像，乱哄哄的，他当场大声呵斥那些人出去。研究员们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看到他们的院长发火。但现在，他任由记者席上乱哄哄，不仅不发火，还有些得意。189这是李开复几个月来心情最好的时刻。这一天，他要告诉中国人的好消息实在不少。他将《通讯》上面“我们的大家庭”的第一批成员一一介绍，又宣布，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专家顾问委员会也已正式成立，第一批顾问都是国内计算机领域最著名的专家，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北京大学副校长迟惠生，和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张钹。最后说：“微软中国研究院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吸引国内优秀人才加盟的同时，吸引更多的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工作，我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记者的高昂情绪不断掀起新的浪潮。那些外行倒还没有听出什么，但内行的记者可就大不一样，他们全都听说过张亚勤和沈向洋，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今天就在当场，不免惊讶。沈向洋在掌声中演示他的一个最新研究成果：电脑屏幕上面显示出一株鲜花，在人为的操纵下转来转去，从每一个角度呈现出它的颜色和形状。“瞧，这种技术5年后将会得到广泛应用。”李开复对记者说，“我们的三位顾问在上午第一批看到，各位是第二批看到，晚上是国内计算机界的专家和学生，国外190要几个星期后才能看到。”但记者们似乎对沈向洋的技术没有兴趣。他们更加注意的是，中国的人才一下子都跑到希格玛大厦来啦。他们不断追问有多少人到研究院来求职。李开复请记者原谅，他“现在只能提供这样一个模糊的数字，因为每个星期要面试大约40名申请人”。口气虽谨慎，得意之情却溢于言表。记者们走出希格玛大厦，报纸上便纷纷出现了一些大同小异的话：“微软中国研究院群星灿烂”、“微软中国研究院加紧整合人才”、“微软中国研究院兵强马壮”、“清一色全是博士，却皆为华夏之子”。《中国计算机报》上这样写道：“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阵容，可能用奢侈来形容更为贴切，豪华研究阵容则以首席科学家张亚勤博士领衔。”尽管李开复在1月21日说的是，“最后，我们将挑选15－20名博士或准博士加盟研究院。”陈宏刚还补充说明，“微软才录取了10人左右。”但《国际商报》不知道从哪里得来新消息，说“已经或即将加盟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国内计算机专业博士有40人之多。”那个星期的情形，确实有点像苏贵友在《科技日报》191上说的：“一石激起千层浪”。《经济日报》记者蒋峥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感受微软冲击波》，说微软中国研究院“一网”就“网”了十几位拔尖人才，该院还计划6年内在中国物色近百名研究人员，国内专家为之色变。还说，这情形真像是一支中国儿歌里面唱的：一网不捞鱼，二网不捞鱼，三网捞个小尾巴尾巴尾巴鱼……那些日子，中科院和中国农科院在北京召开1999年工作会议。这种会议差不多年年都开，年年免不了议论“人才问题”，但这一年似乎有了新的话题。有人觉得报纸在庸人自扰，说“尽管微软有雄厚的实力，也不能包打天下”。有人却觉得报纸敲响了警钟，惊叹：“人才问题太突出了。科技体制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必须动真格的了！”另外的人似乎有些超然物外，不置可否：“究竟是利是弊，我们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去寻找答案。”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大约是想得到一些“人才危机”之类的启示，跑去询问联想集团总裁柳传志，柳传志兜着圈子说，中国企业第一需要的是管理人才，他们好比192数字“1”，而软件人才好比是“1”后面的“0”。软件人才可以造就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没有“1”在前边支撑，它根本成不了一个完整的数字。外国缺少搞技术开发的“兵”，中国缺少的是“将”，大家对人才需求的层次不同，暂时不会存在争夺人才的矛盾。柳传志说了这么多，就是不肯跟着记者骂微软。又有记者跑去追问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对自己的弟子李江到微软工作感觉如何。潘云鹤尽管已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顾问，还在两个月前给研究院题词“桥架中美”，但他毕竟是中国计算机界的成名人物，不少人一见他就说，“你老兄的身上肩负着振兴民族信息产业的希望”，所以潘出言谨慎，不偏不倚。他说：“学校鼓励学生到最能发挥才能的地方，而不是最能挣钱的地方。”但记者的目标在于微软，不能容许他兜圈子，仍然不依不饶地追问。潘云鹤只好说，“浙江大学支持学生到微软研究院工作。”他认为学生应到“最高层次”去，而微软中国研究院正是这样的地方。他口口声声，只说“学生”，就是不说“老师”。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不过，用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发现，他其实在心里有着不得已的苦衷，说了上句留着下句。因为他知道，事情如果不加控制，那么涌进希193格玛大厦的就不再仅仅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而且也会波及大学校园和研究机构中最能干的那些老师和研究员。只要举出一件事情，就可以证明他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李开复正在向他手下最得力的干将王坚频频招手，而王坚也大有见异思迁的迹象。这故事发展到后来，确有可能让潘云鹤心里五味俱全。士为知己者死王坚不是潘云鹤校长嘴里说的那种“学生”，那时候他是浙江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系主任。他和李开复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99年1月10日。此前两人心仪已久。当研究院在1998年秋天成立的时候，李开复便给王坚发出电子邮件，邀请他参加研究院的成立庆典。王坚没有来，但却和李开复在网络上面有了往来。根据王坚的回忆，李开复至少写了5封电子邮件，每一次都约他见面。几个星期后，李开复到沪杭一带演讲，专程来到浙江大学，学校热情相待。不过，等到李开复想见王坚的时候，接待者却告诉他王坚不在。李开复怏然而去。“其实当时我就在学校里，”王坚后来说，“我知道他要到杭州来，提前一天回到杭州等他。”这以后，194沈向洋到浙江大学来演讲，李开复嘱咐他去找王坚，仍然未果。这使得李开复意识到不可能在学校里找到王坚了。他只好在电子邮件里面邀请王坚北上，“看看研究院”。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执着地想要见面，这令王坚既惊讶又感动。他回信说：“我来北京看你。”王坚生长在西子湖畔，却有北方人的脸盘和身材。总是顶着一头乱发，衣服皱皱巴巴，脖子前伸，走路一颠一颠的，全然一副只懂做学问而不懂做官的样子。在他的正式简历中，除了说他是“教授”、“主任”和“导师”以外，还说他是“中国人类工效学会理事、浙江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专业实验室主任。他曾经主持完成了数十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国家各部委以及与摩托罗拉和英特尔合作的项目”。不过，李开复一门心思要找到他，却不是因为这一连串辉煌的头衔，而是另有缘由。几个月前，李开复一到北京，就到处寻找计算机用户界面领域的优秀人才，跑遍清华北大，居然没有！他很奇怪地问北大计算机系老师董士海，董说：“有一个，在杭州！”此人正是王坚。李开复多方打听，大家都说王195坚是国内研究“人机界面”最优秀的一位。专家们所说“人机界面”，就是人与机器连接的种种环节、人与机器交流的渠道和交流的办法。比如键盘、鼠标、屏幕、屏幕显示的画面，都是人机界面。通过这些渠道，人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意图表达给计算机，计算机懂得怎样把自己的意图表达给人。全世界许多计算机科学家在不断研究这些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计算机科学是一个“大同世界”，不分国家不分语言不分种族不分文化背景。但也有些领域可能被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左右，“人机界面”即属其中之一：中国人喜欢的界面，也许与美国人有很大不同。这个道理，李开复自然能够洞悉，所以他在来到中国后所能想到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是“人机界面”。这就难怪他要执着地寻找王坚了。见面的地点是希格玛大厦。研究院的办公室刚刚启用，就成了聪明人频繁相聚的场所。但这一次似乎有点特别，这是研究院中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和一个国内学者的首次聚首。王坚走进门厅，来到前台，说是找李开复。一个秘书模样的女孩子问他是哪里的，他说从杭州来。女孩子显然是新来的，她说：“让我查查电话号码。”196王坚说：“我有。”她很奇怪地问：“你怎么会有他的电话？”王坚说：“怎么不能有？是他自己给我的。”她更加奇怪，不禁和左右交头接耳：“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李院长的电话是多少啊。”李开复给王坚写信，从来都是落款“开复”，所以王坚也从未觉得他的身份有什么特别，心想他也就是和其他人一样的一个研究员吧。现在，他忽然从对方的话中听到什么“李院长”，方知他要见的人竟是院长。这时，李开复从里面跑出来。生人见面，难免都有寒暄时刻，但这两个人却是开门见山。王坚原以为李开复只是一个语音方面的专家，对人机界面并不在行，现在发现不论他说什么，李开复必能听出其中要害，扼要分析的时候也是一语中的，心里暗自叹服。他告诉李开复，在中国，有人认为界面就是语音识别。李开复说，语音识别只是界面的一部分，其他还有很多，“最重要的是，要有让人感觉不到互相切换的界面。”这话令王坚大为欣赏，他早就讨厌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必须做出很多197繁杂动作。他说他不喜欢现在苹果公司做的那些界面，“视窗”就更加糟糕。后来他才知道，“苹果”的界面正是李开复在那里参与制作的。不过，当时他却一点也没有发现李开复对他的批评有任何不悦。正相反，李开复立刻高兴起来，问他有何高见。王说，有两部分可以做，一个是改进现在的界面，但没有什么意思；一个是做人家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李开复更加兴奋起来，竖着耳朵继续听。就听王坚说道：“如果今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得好一些的话，可能会帮助我们做好界面。”李开复摇头道：“没有什么人工智能的东西，只是统计的问题。”这最后一句话给王坚留下极深的印象。一年之后，他在回忆起这次见面的时候说：“现在我知道，我当时的想法是错的，他是对的。”谈话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对聪明人来说已经足够。王坚发现他遇到了真正的知音。“我从没有见到一个人对人机界面的理解像他这样深的，”王坚后来对他的朋友这样说，“他本身不是搞人机界面的。但他很理解这个东西，理解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困难又在哪里。真不容易。”当王坚怀着这样的念头回到杭州的时候，有一个电198子邮件已经在那里等他。那是李开复发出的，尽管李开复很希望王坚能够加盟研究院，但他明白这会触动中国人的“抢人才”的神经。更何况浙江大学校长潘云鹤还是研究院的顾问，难道还能去他那里“挖墙角”吗？所以李开复在信里并没有奢望把王坚弄到研究院里来，只是提出，研究院可以和王坚的实验室合作研究人机界面。这让王坚非常开心，觉得他的实验室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但只不过几天之后，他的主意变了。他给李开复回信说，他要到微软中国研究院来做访问学者。王坚后来说：“那是一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信。他说的是双方合作。我却说来做访问学者。“导致王坚改变主意的原因说来挺奇怪，一个是学校让他”当官“，一个是学校让他”开会“。会议内容涉及”学科建设“一类话题。在学校的不少人看来，这是一个探讨学校大政方针的会议，因而异常重要，但在王坚看来，只不过”说了很多没有用的话。真没有意思“。他实在不愿意把自己的时间用在开这种会上。过去但逢开会，他就要别人代替他去，但自从这个学期开学之后，事无钜细都要开会，并且都要系主任去参加。他发现他199正在为这顶”乌纱帽“付出代价：一坐又是一个下午！大家轮流发言，慷慨陈词，不是说“为科研服务”，就是说“替科研人员解忧排难”。王坚却在心里盘算：“美其名曰他们替我们做事情，其实是我们替他们做事情。我们有什么需要开这个会呢？是他们需要做某一件事情，却要我们来捧场，好像是为我们做的。我们不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要来管，我们需要他们管的事情，他们管不了……“几个星期后，学校又让他当理学院的副院长。这叫他更不满意：”我已经说了不愿意，他们就是不信，居然就宣布了任命。怎么这样不尊重我的意见呢？“他心里这样想着，不禁愈加失望，当场决定”找个地方躲一躲“。他对人事处处长说，他要出去做访问学者。处长问为什么。他说：“就是为了做一些事情。”处长说，只要系里没有意见就行。王坚心里说：“我自己就是系主任。当然不会有意见。”他连个报告也没有写，就给自己“休了长假”。李开复见到王坚的信，当然高兴，事情一拍即合。春天刚刚开始的时候，王坚来到研究院。不过，当时这200两个人心里想的都是“访问学者”，谁也没敢想别的。那时候，希格玛大厦第五层还是空空荡荡的，李开复给王坚选了一个离他最近的办公室。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奇怪，他们最看中的事情，就是人家对他们的理解和尊重，也即所谓“士为知己者死”。逃避了“乌纱帽”和“会议”的王坚，在希格玛大厦找到了“知己”。他不喜欢自己大学里的会议，却喜欢希格玛大厦的会议。平心而论，希格玛大厦里的会议比浙江大学多。但王坚说，在杭州开会，说的都是没用的话，在这里开会，全是学术讨论，开门见山，谁也不会拿废话来浪费时间，“这才是真正的讨论”。他还发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这些人，个个绝顶聪明，天天和这样的人一起，感觉就是不一样。“在学校，也有很好的人，但你一年不一定见上一次。”李开复感觉到王坚对研究院的兴趣与日俱增，王坚也感觉到李开复希望他把“访问”变成“加盟”。这种心照不宣的情形，有些像初恋的情人，频频传出信息却不肯言明内心的激情。不过，我们细查研究院的资料可知，直到1999年6月，研究院还将王坚列在访问学者名单中。201根据王坚本人的陈述，双方把这层纸捅破的时候，已是盛夏时节。他清楚地记得，他向李开复明确表示要到微软来工作的那一天，内心的烦躁情绪烟消云散。校长潘云鹤却要烦躁了，以他的学养、见识和研究院顾问的身份，自然不能阻拦，但他却责怪王坚没有报告就一走了之。这看来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不过，潘校长还是没有想到，王坚的离开浙江大学，原因只不过是因为那里没有李开复。李开复在掀起一场“人才大战”吗？那个春天，和潘云鹤具有同样感受的人至少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党委书记李生。有一天李生接到李开复的信，一看之下便百感交集。李开复说：“你手下有3个人，我们希望招聘到研究院来工作。”李开复说的是荀恩东、王海峰和刘挺。荀恩东和王海峰都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博士生，仅仅是个毕业分配的问题，这在制度上属于正常之列。但刘挺不同，他是教师，教师的离开虽然并不罕见，可对学校来说却有些尴尬。202刘挺这个人，李生是知道的。他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都在哈工大，始终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其间有好几次差一点就走了。本科毕业读硕士时，他想报考清华，学校千方百计留他，他答应了。到了硕士毕业开始读博士的时候，又有北大的王选教授要他去，还寄来了上年的博士考题。学校又千方百计地说服他不要走，直到许诺他提前一年拿到博士学位，刘挺才终于答应留下。但是几个月后，刘挺发现：“那一次没有出来是犯了一个错误。”他的专业是“中文信息处理”。1998年7月，他真的比同班同学荀恩东和王海峰提前一年毕业了，他觉得挺得意。周围的人又开始动员他留在学校。有人说：“你要是留校，这个系的主任将来没准就是你的。”刘挺在中学演讲竞赛就是第一名，在哈工大一直是学生干部，有组织才能，知道怎样煽情。但他对教书没有兴趣。于是，学校试图说服他到哈工大的“八达集团”去，领导一个专做软件的研究室。刘挺很希望他的研究能够成为产品，他去找“八达集团”，但他立即就发现选错了地方。集团的经理们想的是让刘挺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当他们发203现刘挺做的所有项目都不能立即变成产品－－比如“自动校对”只能识别60％的错误，就抱怨刘挺的软件风险太大。他们不敢做。这时候刘挺发现，他要是在哈工大继续做下去，就没有办法扬其所长。他掰着手指细数从哈工大出去的前辈兄长：北大计算机系主任、中科院计算所的所长、中科院软件所的副所长、北航计算机系主任、还有北工大的一个副院长，都是哈工大的，不免又在心里盘算另谋高就。他想过“北大方正”，那里有闻名全国的王选教授。也想过“东大阿尔派”，那是中国最大的软件基地，隶属东北大学，覆盖100亩地，股票牛气冲天，经理们住的都是小楼，老总姓刘，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当员工抱怨挣钱太少的时候，他赞道：“想多挣钱，那是好想法。”仅仅这句话，就让刘挺觉得此人非同寻常。不过，他还是觉得：“无论‘北大方正’还是‘东大阿尔派’，都不足以让我不顾一切地想去。”恰在这时候，李开复来到哈工大演讲。刘挺坐在第一排，目不转睛地盯了李开复两个小时，觉得此人魅力无穷：一副中国人的面孔，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演说精彩异常，要说“句句是真理”，恐怕不恰当，但若说他就204像学校里的一个才高学富的师长，是一点也没有夸张的。只不过，在这个完全中国式的面孔后面，是一个完全美国式的文化体系、道德标准和工作方法。刘挺后来说，他当时对这一点“根本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没有想到”，在日后酿成了他和李开复之间的冲突。刘挺认识到这一点已是一年之后的事了。当日李开复演说结束的时候，他可没有这样想。那时候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将不顾一切地去。”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教师身份，不好意思在李开复和学生的座谈会上露面，只是在一边小心翼翼地问陈宏刚，教师可以不可以提出申请。陈宏刚说当然可以。但李开复很谨慎地告诉他，为了避免给人留下“抢人才”的印象，研究院在大学里主要是招聘毕业的学生。刘挺后悔自己的提前毕业留校，但他已经打定“不顾一切”的主意，所以还是偷偷把自己的简历交了出去。现在，李生读罢李开复的信，既难受又兴奋。他是哈工大的最高领导，也是刘挺、荀恩东和王海峰3人所在实验室的主持者。他原本打算要刘挺来实际负责这个实验室，现在眼看就要“折将损兵”，焉能不难受。可是，205自己门下三弟子同时被微软看中，他连称这“命中率太高了”，又挺得意。他试图说服刘挺改变主意，还许诺给予种种特殊的待遇。刘挺心里一边感动，一边回想“读博士时没有出来的教训”，所以去意坚决。“微软能够让我挣到足够的钱，又能让我做我愿意做的事情，还有最优秀的人带着我做。”他老实地向老师陈述理由，“我要是仅仅求待遇，‘八达集团’的待遇就很好，有个‘三室一厅’，钱也够花。但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只能做人家要我做的事情。在学校，倒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但我的研究经费总是不够。”看看没有希望了，党委书记最后叹口气说：“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好事。”是啊。微软在全国1000多个申请者中只招二三十人，李生实验室就占了3个，这也是他的欣慰。人事部门的干部最后给了他一个忠告：把档案留在学校，“给自己留一条退路，要是觉得微软不好，随时可以回来”。因为他是老师，不是毕业分配的学生，北京不会接收他的户口和档案，所以，这是一个让刘挺和学校“两全其美”的建议。但刘挺说：“我不要退路。”刘挺把档案拿出来，放在黑龙江省的人才交流中心，206只身来到北京。没有档案，没有住房，最糟糕的是连户口也没有。幸而北京市不久之后有了一个新政策，可以给来北京高新技术企业工作的外地人才一个寄住证，让你有一个暂时合法的身份。至于户口，要等3年之后。于是，刘挺借居在北京的一个亲戚家，肩挑巨大的风险和希望，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就像所有进京打工的民工一样。然则对于哈工大来说，事情刚刚是个开头。后面还有两个人，晏洁和吴枫，也都是哈工大的博士生，也随着刘挺、王海峰和荀恩东，来到希格玛大厦。还有周明，他像刘挺一样，原来也是哈工大的博士，又到清华任教，资历更深。这样，李开复的手下一下子有了6个来自哈工大的人。哈工大计算机系是全国第一流的，中国人都说它是“工程师的摇篮”，看来真是名不虚传，从这里出来的学生虽然不如清华的学生那样敏捷趋时，但若说到“扎实严谨之风”，国内大学无出其右者。207微软递出橄榄枝那段时间，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主任周立柱也发现自己麾下的人才正在离开，比如计算机系的教师刘文印就提出了到微软去的要求。刘文印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就是个挺好的学生，身后有一大堆奖状。在以色列留学，获得了优秀学生特等奖和博士学位，是国际图形识别研讨会举办的“虚拟识别竞赛”的第一名，还获得了清华大学优秀青年教师特等奖。1998年夏天他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待遇没有改变，一切都和出去读书之前一样。后来他提出要到微软的时候，人们普遍认定这是一个重要原因。有人说清华大学不重视他，连他申报的项目也没有批准。也有人说，还是那么几个钱，还是讲师，连个“副教授”也没有弄上，怎么留得住人？刘文印说那是“误解”，项目的确未获批准，不过，和学校无关。那是因为“63计划”的截止期是本世纪末，转眼就到了，所以上面不再想开新科目。至于待遇，的确不能让他满意，但大家都是这样，清华大学并没有特别亏待他，人家只是在执行既定的规则。尽管如此，人事部门还是在用“破格”的办法挽留208他。他们告诉刘文印，他的副教授的评审已经通过了，就等着校长签字了，请他耐心等候。这的确已经够优待的了，清华大学无数教师熬到快退休时才弄个“副教授”，他年纪轻轻，却已经伸手可及。但刘文印还是要走，他离开清华的理由说来和刘挺离开哈工大的理由如出一辙。“你能给我什么，这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能让我做什么。”他说。他从国外回来已经好几个月了，借了一万块钱买了个电脑。想上互联网，传输一兆字节10块钱。想传真，一张3块钱；想复印，一张3毛钱……全都要钱，而他手边就连一分钱也没有，不得不把自己的账记到唐老师的研究经费上。尽管都是为了研究，但他不想占人家的，没有谁的口袋是宽裕的。当时他想，一旦自己的项目资金批下来，就会还上这笔债。1998年冬天，他知道项目未获批准的那一天，特别失望，这意味着他的“一分钱都没有”的日子还将遥遥无期。“如果有经费，我就不会想到离开清华。”他后来这样说。那一天，他对唐老师说“我想走”。他还没有说出微软这个名字，唐就接口说：“你要是到别的地方，我不会放你走。除非是微软研究院要你。”真正209做学问的人似乎总能心心相印，这种不谋而合令刘文印走进希格玛大厦。离开清华之前，人事部门告诉他，既然你决意要走，你的“副教授的报告”就不再有效了。刘挥挥手就走了，朋友们觉得他的样子挺潇洒。其实他比谁都明白：要是到其他单位去，一定要把“教授”和“副教授”之类的东西揣在兜里，它虽然并不能真正代表学养和品格的高下，但却意味着位子、房子、票子，也许还有车子。但在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东西根本没有用。人家不看这个，安身立命的关键是真本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汉王”公司里发生的那场风波。前文所述“汉王”的主要发明者李明镜，在1999年1月份向微软递交了他的申请。李开复非常想要这个人，但却怀着深深的顾虑。所谓“抢人才”这样一片阴云，仍在他的头上徘徊，令他不敢理直气壮。想来想去，他只好去找微软中国研发中心总经理张湘辉。张是李开复的朋友，同时也是“汉王”的朋友。他找到“汉王”的老板刘迎建说，这一次微软不是要他的产品，而是对他的人感兴趣。210“汉王”距离希格玛大厦很近，那块“汉王科技”的大字招牌就矗立在“微软中国”的西边，遥遥相望。对于微软到处招揽人才的事情，“汉王”听得多了，可从来没有想到这种事情会蔓延到自己的领地上来。震惊不已的刘迎建后来告诉李明镜，这消息让他“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李明镜毕竟是他的公司中最重要的技术骨干，所以他迫不及待地请李明镜吃饭，问李为什么要走：是他这个老板不够好？还是待遇不够好？还说，不论李明镜有什么要求，都好商量。李坦率地说，“都不是”。他只是觉得，对“汉王”来说，自己的价值已经贡献得差不多了，就算不走，也不会再有大的作为。刘说：“你即使什么都不做，只要人在这里，就可以稳定军心。”这话不能说没有根据，那时候李明镜在国内很多人的心目中是“民族软件”的旗帜，就在不久以前人民大会堂那个会议上，大家不是还在说，连微软也在求我们吗？但李明镜却不以为然。他说，正是这个让他觉得“压力特别大”。他不愿意成为“民族大义”的象征，觉得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比什么都重要。他说：“如果我的作用仅仅是稳定军心，对我个人来说，太悲哀了。”刘比他大不211了几岁，又是他的技术上的合作者，是个明白人，想想他的话，也觉得有道理。又想想，这样一个人走了，实在是“汉王”的重大损失，还是不松口。就这样，从春天到夏天，一个心里想：“他要是真的不同意，我就不走。”另一个心里想：“他要是铁了心要走，我也留不住。”7月，李明镜的合同期满，这对“鸳鸯”终于分开了。看来事情的发展的确有些像《市场报》所说：“这个研究院将引发国内人才争夺大战，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1999年3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加快了向国内高等院校渗透的步伐。此前他们已经实施一项计划：微软将每年从中国各大学计算机专业最优秀的博士生中挑选10人，授予“微软学者”名誉称号，所以这个计划也就叫做“微软学者计划”。对于全国每年300多位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博士来说，如果这个机会仅仅限于“名誉”，也就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名誉”之外还有不少诱人之处：每月1200元；每年由微软资助出国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访问212微软总部；免费获得微软软件；暑假可在微软中国研究院工作并获得另外的报酬；有资格参加微软举办的学术会议和活动；学习期间的研究成果完全属于个人，而研究院不加干预；毕业之后也完全拥有自己择业的自由。这消息在学生当中引起的波澜尚未退去，微软又在向教师们摇橄榄枝了。1999年春天，研究院向中国媒体发布了新的计划：每年向国内10所大学捐赠总价值为1000万元人民币的正版微软软件。首批软件将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和复旦大学等10所学校的每一位计算机专业教授捐赠。一时间，包装精美、五颜六色的微软版软件，在10所名牌大学里面弥漫开来。过去，这些东西在“民族软件捍卫者”眼中，就像是“八国联军的毛瑟枪”，现在却成了“友好的使者”。研究院开始把它当作一种“名片”213来使用，送给大学计算机专业的教授和“微软学者”，希望能在树立微软形象的同时，也减少“盗版”软件对大学校园的诱惑。如果这些教授能够发现微软软件的种种优越，那就更好了，须知他们有足够力量影响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实际上这种影响力几乎立即就发生了。京城各大学校园，学生们均对“微软学者计划”表示向往。有个学者说，“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人才战略无论其主观意向如何，客观上将会成为未来国内优秀学子的风向标。”《微电脑世界》的记者黄盛萍写了一篇文章，抒发对“微软学者计划”的感慨。说这“无疑又将在数字中国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刮起一阵强劲的飓风”。这篇题目叫做《研究的快乐还是捆绑的快乐？》的文章说：“在微软学者计划中，一再提到这些学者在培养结束后可以自由选择去留研究院工作，但实际上，这真的有点像往‘视窗’上捆绑‘浏览器’。”然而至少有一个人对“捆绑”不“捆绑”的问题并不在意。他是一个上海的小学生。1999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他在电脑上给远在北京的李开复发出一封信：“李叔叔：我想参加你的研究院，从你那里学习电214脑，最终变成第二个比尔．盖茨。可以吗？”李开复当即很认真地回信道：“欢迎你。好好学习！等你长大了，就来加入我们的行列。“这一情节在当日被国内外报刊广为使用，显然只具宣传效果，少有实际价值。那时候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刚刚过去，北京卷起强烈的”反美“浪潮。然而，李开复内心的轻松仍然是确定的。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已经拥有60个员工，另外还有至少1000份申请简历放在他的面前，厚厚的一摞，同窗外一片“打倒美帝”的呼喊形成对照：这真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国家。无论出现怎样的隔绝、猜疑和对抗，事情的发展确已证实，微软公司的“人才逻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依然能够通行。高手们喜欢在一起工作，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没有什么区别。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这场人才的戏剧，看上去只是整个中国20世纪末的一场更大戏剧的一幕。此前虽有“筑巢引凤”、“优胜劣汰”之说流行，但却多有“怀才不遇”、“劣胜优汰”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此后计算机业人才争夺日趋紧迫，也属于当然的215局面。诸如“联想”这样的企业迅速展开其“寻人计划”，大学纷纷开出高价聘请教师，政府也在想方设法构筑“人才高地”，这些都是例证。所以，真正有眼光的人不是一味追究“微软要在中国干什么”，而是回看自己为何没有干什么。一位年轻的软件工程师在《电脑生活》上说：“我很悲哀看到这一点，中国的企业一定要在外来竞争逼迫的情况下，才能重视人才吗？”216第三章BrainStorm－－脑力激荡我们这里惟一的原材料就是人的脑力，它是惟一重要的原材料。－－奈森．梅尔沃德白板文化：自由平等地表达思想世上惟有一种资源，你用得越多它便越是源源而来。你若不肯使用，甚至像美国人保护他们的油田、中国人保护他们的森林那样把它封闭起来，它必会日愈枯竭。这种资源就是智慧。每个人都拥有智慧，但只有很少的人懂得怎样使用它。我们此前谈到李开复和张亚勤的“香江聚首”，忽略了其中一个重要情节：张亚勤在辞去桑纳福公司多媒体实验室总监之职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以前，向李开复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并非一般人能够想像到的职务、薪金、住宅之类，而是在办公室里安装一块大一些的“白板”。李开复知道这个要求之后一点也不惊奇，并且一丝不苟照办无误。根据其私人档案中1998年最后两个月的217记录，当日这两人就张亚勤来华一事相互交往电子邮件约30件，其中专论“白板”者有5件。我们细检其中内容，可以看出，这块“白板”正是张亚勤回国加盟研究院的最后成因：张亚勤致电李开复：我习惯于有一个能够和几个人在一起讨论的办公室。那里需要一个大一些的白板，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我注意到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办公室墙上的白板都比较小，我们还有机会把它变得大一些吗？李开复复电张亚勤：我们将打掉一面间隔墙以便为你创造一个更大的办公室。它大约20平方米（标准的办公室是13平方米）。你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紧挨着。明天家具公司有人来，为你的办公室装配一个会议桌子和白板－－大约宽14米。张亚勤复电李开复：真感谢你为我准备了那么大的一个白板。14米宽的218白板一定是一个新纪录。它能伸到长安街上啦！就是再大些也没有问题。我保证，它的上面将充满了我们的思想－－既有精彩的，也有愚蠢的。李开复复电张亚勤：白板没有14米宽－－那是我的一个错误。它大约3米宽、1.5米高。你会不会因此不高兴，以致不想回来了－－一个玩笑！急切地等待着你的决定。张亚勤复电李开复：感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工作。我很高兴你做出的所有安排。我将接受你的聘请，并且期待着回国参加研究院的工作。换了别人，一定不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相互交往－－计算机领域两位“世界级”的科学家，如此没完没了地在因特网上频繁往来，居然仅仅只为办公室里一块“白板”的尺寸！在以后的日子里，这块白板的确成为张亚勤办公室里最突出的特征。它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壁，上面总是写满密密麻麻的文字、符号、公式和图形，外行人看了如坠云里雾中，内行人看了就会219怦然心动。事实上，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白板不是仅此一处，它是研究院里每个成员都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办公室里通常会摆放一些各自特别喜爱的物品，比如家庭成员的照片以及获奖证书，办公室里的家具设备也可以按照各自喜好随意摆放。但“白板”却是每人必备，甚至休息大厅的墙壁和桌面，亦为“白板”制作。这构成研究院特有的“白板文化”。在这里，无论你是主人还是访客，也无论你走进任何一间办公室，坐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在伸手可及的“白板”上表述你的思想和理解别人的陈述。“我在桑纳福的时候用的‘白板’特别大。现在的更大了，大得有些夸张。不过，开复当初告诉我有14米，我来了一看，只有3米多，他还欠我10米呢。”张亚勤有一次用一种开玩笑的口气说。不过，你也可以从这话音中听出，他对“白板”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关注。他是这样来解释“白板文化”的：“这是大家讨论问题的一种方式。在这上面显示了一种‘交流’的概念和一种‘表达’的概念。它鼓励你去解释自己的想法和理解别人的220想法。”“白板”通常为复合木料制成，表面覆盖一层白色硬塑，可用水彩笔在上面任意书写，也可用板擦抹去任何痕迹。说来真是奇怪，这东西似有一种神奇的功效：吸引人的注意力和激发人的想像力。微软信奉“智慧支配一切”的逻辑。比尔．盖茨以他特有的语言，将员工中那些闲置的脑力称作“未经使用的带宽”，还说“这是一种浪费”。“白板”的存在，也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减少了这种浪费。研究人员站在“白板”前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沉浸在某种思想中，无论是解释自己的还是聆听别人的，全都聚精会神，旁若无人，茶饭不思。有一次几位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来到希格玛大厦拍片子，请公关经理尚笑莉去搬动几位研究员来做临时“演员”，摆出一个“讨论”的场面。这些人走进“火药库”的时候全是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导演就像以往在摄影棚摆布演员一样，希望他们做出一些适合“上镜”的姿势。他们却在嘴里嘟囔：这种事除了浪费时间以外毫无意义。可就在这时，有人在“白板”上写了一行稀奇古怪的符号，导演完全看不懂，而“演员”却立刻条件221反射般地兴奋起来。他们自顾自地争论不已，全然忘记了旁边的导演、摄影师和那个赫然面对的镜头。等到片子拍完，一群电影制作者扛着他们的设备出去之后，这几位“演员”还围着“白板”写写画画，吵个不休。导演惊叹这些人的表现“比真演员还要真”。但“白板”不是一个讨论个人恩怨或者利害冲突的地方。任何人都会遇到一些烦心的琐事，比如房子太小，工资太少，或者有什么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但没有人会把这些东西写在白板上面向他人陈述。那上面弯弯曲曲的字母和符号，要么是某项创新的想法，要么是解决某个技术困难的途径，要么就是研究的方向，甚至还有可能是在谈论“人类未来将会怎样”一类大而化之的问题。你面对这些话题，自会感觉人在天地之间，心底种种小恩小怨于无形之中云散烟消，不值一提。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大的烦恼：为什么我没有更大的本事克服这个技术难题？有什么办法能够实现这个必将影响人类未来生活的绝妙想法？等等。这样看来，“白板”就完全不同于我们国家曾经广泛使用的那种大字报和小字报，它鼓励人积极向上，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写出自己的想法，222无论聪明的还是愚蠢的，都无关紧要，也可以不同意或者批评别人的想法，但那绝非消极抱怨或者恶意攻讦。然而“白板”并非希格玛大厦所独有。如前所述，美国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的办公室，一向以张扬个性而闻名，任何人都可以在他的办公室里放置任何东西，但你仍然能在那里看到千篇一律的标志，那就是“白板”。和每个办公室里必备的桌面电脑一样，它在过去的25年里看着微软公司成长起来，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看着他们的老板比尔．盖茨从一个满脸雀斑的毛头小伙子成为“世界首富”。“白板”在中国也属常见之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被挂在学校的教室里，这意味着它的作用在于教育－－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其信息传递的方式乃是属于单方向的流动。这同微软所谓“白板文化”有着完全不同的功效。事实上，“白板文化”也不是微软独有的。在美国大多数公司和研究机构中，“白板”随处可见，每个人在白板面前都有同等机会“教育”别人，或者聆听别人的“教育”。不过，张亚勤说，他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把茶几桌面也装上‘白板’，那是开复设计的”。223李开复对于“白板”的热情，一点也不少于张亚勤。有证据表明，用“白板”制作茶几面的想法，并非由他首创，但他是将这个想法引入中国并且成为现实的第一个人。李开复在美国的时候，就曾看见某家公司有一个类似的装置。他一见倾心，立刻设想为自己制作一个大体同样的茶几，询问价格，居然要上千美元，只好作罢。当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装修设计开始时，他说，其他家具都可以去买现成的，但茶几一定要专门请人来做，依照他的“白板之梦”来设计。如今你走进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里的计算机以及各种辅助设备，全部为世界最新产品，外观精美自不必说，性能以及功能亦属于第一流。其中一些专用设备，中国不仅不能制造而且也没有进口，乃是由技术支持工程师杨飞专门负责到美国购买。杨飞用“恐怖”二字来形容到国外购买东西的感觉，这包括种种辗转曲折的麻烦，也包括他遇到的一些价格“歧视”。他说，世界最新的东西在中国市场出现，至少要晚3个月。所以微软中国研究院总是要在美国购买设备，尽管可以享受种种免税的好处，但实际支付的货款仍然超过224市场价格的5%。至于一些高技术的东西，就要花费至少两倍的钱去购买。但李开复并不在乎这些，他手上的投资预算是“6年8000万美元”，所以他的原则是，只要确属研究所需，就不惜代价去买。研究院成立后的一年中，他为60位研究人员花了大约1240万元购置设备，人均超过20万元，大约10倍于中国科研人员的年均经费－－包括设备、基建、日常消耗、工资、福利和奖金。相形之下，那些大大小小的“白板”所费，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我们仍然可以把这看作是最激动人心的一笔投资。把希格玛大厦第五层和我们国家研究机构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标志，不是那些闪闪发光的计算机设备，而是这些平淡无奇的“白板”。张亚勤在给李开复的电子邮件中说它可以“伸到长安街”，显然是一句玩笑，但若把他们一年多来写在白板上的那些奇形怪状的符号连接起来，必可在长安街上拉出好几个来回。“白板文化”的精义，是开创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研究院里的人们在使用“白板”的时候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他们在不经意间拥有了表达自己和了解别人的权利。我们可以想像，如果全中国每一个人都能表达自225己的思想，并且有足够的机会在彼此交流中理解别人的思想，我们的国家又将会是什么样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正在注视的变化就包含了某种历史的意义：表达和选择的权利。这对我们国家的价值之大，远远超过8000万美元。然则如果没有一个自由平等的环境为依托，即使有了“白板”就真的能够实现“表达”和“交流”的目的么？这样看来，“白板文化”与自由平等的环境，究竟孰为因果还很难说。李开复曾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通讯》创刊号上撰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到，他的“新使命是提供一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他的所谓“独一无二的环境”，就是“一个平等的、真诚的、自由的文化”。这样的文章，他在日后每两个月出版一期的《通讯》中通常有一篇，叫做《开复话题》。每篇均以中文写成，其文字水平，足以将一些既朴实又华丽的思想以格言的方式描绘出来。中国化的美国人和美国化的中国人谈到李开复的“新使命”，有个词义问题，不容易弄明白。但要理解过去20年里微软的崛起，对于这个词义226就必须有一定的了解。微软之所谓“自由”与“平等”，通常并不包含我们中国人时刻警惕的那种政治含义。事实上美国人虽然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想，但在行动方面处处不能逾越法律的规范，根本比不上中国人那么“自由”，可以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胡乱穿马路，老百姓可以随地摆摊，官员可以到处设卡，警察罚钱可以随口开价，炒股大户可以套问内线消息……在美国那一边，你就是横穿马路还要按下街头按钮耐心等着对面的指示灯。我们从这种情形下看来，也许可以说，中国是一个“行动自由而思想不自由”的国家，美国是一个“思想自由而行动不自由”的国家。这个国家之所以发展壮大，不仅仅因为善于发现，而且因为勇于探索、敢于涉险和大胆创新。它的力量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平实功利的态度。美国西部的开发自始至终贯穿了这种精神。而在西部后起的微软，更将此种精神发扬得淋漓尽致。任何走进雷德蒙微软公司总部的人都难免惊异，这里18000多名员工办公室里的陈设和住宅房子的款式，居然没有重样。尽管“穿着自由”已是微软人的举世闻227名的特征，但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仍会有出乎意料的感觉：一个地道的微软人，看上去活像一个邋邋遢遢的嬉皮士，用形形色色的服装把自己包裹起来。牛仔裤、T恤衫、毛衣、衬衣、羽绒衣。尺寸不合身材，衣料不合季节。夏天可能穿棉袄，冬天可能穿短裤，五颜六色，形态各异，质地精良但却皱皱巴巴，价格昂贵但却决不显山露水。他们好像什么都可以穿，就是不肯穿西服打领带，这叫不少身着西服革履的来访者不免觉得自己“很傻”。尽管人们全都知道这是一个造就成千上万科学家和百万富翁的地方，但在一群微软人中间，没有人能分辨出，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世界级的荣誉，哪个人的口袋里装着多少钱。服装的选择与人的智力并无直接关联，但智慧的弘扬必定要求个性的发展。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明白，穿着方面的任性放纵或者形格势禁，乃是一种大文化的反衬。作为一个访问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胡玉衡教授在来到研究院的第一天曾经“西装笔挺”，但他立即就发现这是属于“过度着装”。他说他由此了解到，“开放、自由和不拘泥于形式是微软研究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特228征”。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凌小宁身上。80年代中期他到美国留学的时候，在北京跑遍一条王府井大街终于买到一身西服。那时候我们国家卖西服的和穿西服的都很少，但他认定在美国是一定要穿西服的。不料后来他在俄勒冈州求学5年，又在微软工作7年，居然一次西服也没有穿过。到了1998年夏天他要回到中国来工作的时候，李开复告诉他，一定要在美国买套西服带回国内，必定有用。凌小宁回到国内，但见西服遍及街头巷尾，甚至一老农开着拖拉机行走田间也身着西服，不禁感叹：太平洋两岸孰东孰西？说到“孰东孰西”，其实希格玛大厦第五层也有这个问题。1999年春天到夏天的几个月里，这地方真叫热闹。免费饮料室里，各种饮料的消耗量日愈增加。这些人什么都爱喝，既喝咖啡、可口可乐、利顿红茶或者加了冰块的矿泉水，也喝中国绿茶和各种果汁。事实上，聚集在这里的人无论是中国国籍还是美国国籍，都是华人，就像侯德健的歌中所唱：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你229就算走到他们中间，也无法分清谁是美国化的中国人，谁又是有着中国背景的美国人。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种种性格和风尚，只能使用“亦中亦洋，亦东亦西”来描述。这是一大群绝顶聪明的人，都是博士，都是教授，都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散漫，独立，傲慢，但也懂得不失时机地对他人表示尊重和理解。说话直截了当，伶牙俐齿，脑子快，嘴更快，中文夹着英文，来回穿插跳跃自如，听者也不会有勉强的感觉。你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他们想什么，但却永远不会知道他们的财产有多少。不像我们这些纯粹的中国人，可以很容易地了解人家口袋里有多少钱，但很难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也即所谓“人心隔肚皮”。他们既吃西餐也吃中餐，既吃三明治也吃方便面，吃饭的时候仍然在使用筷子，但却已经不肯像中国人那样伸长胳膊去夹菜，而是像西方人那样，把盘子端过来，一边转来转去，一边说着“turnaround”－－“转一圈”。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们常常像美国人一样低声说话，也会像中国人一样高声喧哗，讲“荤笑话”并且哈哈大笑。他们喜欢穿没有商标的衣服，没有裤线的裤子。款式简练，质地精良，价格昂贵，但旁人却看不出贵在何处。尽管衣着随便，230但每天早上必会一丝不苟地洗澡刮脸，并且嘲笑那些没有天天洗澡的中国人身上有一股异味。他们在北京的卡拉OK歌厅里面，很地道地唱外国歌曲，但也唱《游击队之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和《洪湖水浪打浪》。他们喜欢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开快车，又像美国人那样惊叹中国的交通拥挤，身揣驾驶执照，家藏高级轿车，但却永远不敢在中国的城市里面开车。与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没有中国人常会有的拘谨和尴尬。在中国人群中沉默不语的时候，你闻不到他们身上的“洋味道”。他们疯狂地工作，也疯狂地玩。关注技术的最新进展，也关注股市每天的行情。在研究院里，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肯称呼职务－－比如什么“李院长”、“张首席”、“沈主任”、“凌总工”之类，而是叫“开复”、“亚勤”、“哈利”、“小宁”。从美国来的访问学者胡玉衡说，他发现“这里有一种只叫姓名后两个字的文化”。不过，这些人一旦走进中国任何一所学校，也会不住口地叫人家“某院长”、“某教授”。事实上，职位在这些人的心目中的确是很轻的。没有人会因为一个人拥有权力才尊重他，更没有人会仰仗231自己的权力对旁人颐指气使。比如张亚勤就更加在意他的“首席科学家”的头衔，并且在名片上把它排列在“副院长”之前。他说：“在美国，首席科学家是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比较权威的一个职务。”当一位记者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来询问他，“首席科学家”和“院长”两个人究竟谁领导谁的时候，他说：“开复既是院长也是科学家，而且是世界级多媒体权威。”听上去他更加尊重李开复的学养而不是李开复的权力。不过，记者还在刨根问底地追究，如果“院长”和“首席”的意见不同，谁听谁的呢？“他是个思想非常开放，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人。”张亚勤继续说，“我们是一起讨论，达成共识。如果有不同看法，那他会做他的事，我去做我的事，过一段时间再看看，谁错了谁就改。这是科学研究的做法。”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作为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只把握方向，其余方面让别人去做，任何想法都可以去试。重要的是什么时候知道错了，就什么时候停下来。因为与自己观点不同，就用职权来限制他人，这不是做科研的态度。”记者显然不能满意，因为他从张亚勤的话里还是听不出李院长的权力究竟在哪里，其实他只要回去看看李开复写的《从基础研究谈起》，就全都明白了。李开复在那里写的，比232张亚勤说的更加彻底：引导，但不控制－－除了由我负责研究院的使命和大方向外，研究的项目、细节、方法、成败，都由研究员自己来决定。我们聘用的人都是世界级的专家，对于细节，我可以提出我的意见，但是决定权在研究员手中，因为他们懂的远远超过我。我会全力地支持他们，就算我不认同他们的决定。自由、真诚、平等－－这是我多年来所负责的每一个机构的共同特点，在一个自由、真诚、平等的机构里，每一个人深深地互信、互助、互重，无论资格、级别，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对任何人提出他的想法。就算是批评、争论，也是在互信、互助、建设性的前提下做的。在我的机构里，我不容忍官僚作风，不容忍傲慢作风，更不容忍明争暗斗。我不赞成你，但我支持你从客观的情况看，李开复的这种表现是很自然的。他的经历如他自己所说，有着“自由、真诚、平等”的共同特征。这一点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的导师233罗杰．瑞迪便给了他多次镂心刻骨的体会。那时候李开复追随他的导师研究计算机语音识别系统。作为导师，罗杰．瑞迪的最杰出的所在，与其说是他的学问，倒不如说是他的眼光和品格。他似乎有一种天助神佑般的感悟力，知道通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即使在他熟悉的领域中，情况也在迅速变化，为他所不能掌握，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一些年轻人的热情和想像力。如果他的学生李开复向他说出3个研究题目，他能够十分肯定地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根本无用，不能做；另外一个虽然有用但价值太小，不值得做；第三个才是精彩的想法，但若实现这想法至少需要10年。罗杰．瑞迪是美国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因自己的远见卓识受到政府尊重。但他不喜欢任何社会活动，只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中，中午也不正经吃饭，通常是叫人家送一个比萨饼来，一边吃一边和大家讨论。李开复入学伊始，问他应该做些什么课题。他说：“这样吧，你做一个不特定语者的语音识别系统。”这话234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新鲜含义，但在80年代初期，这还是一个无解之题。那时候人们所研究的语音识别系统，只能识别一个人的声音，所以也叫做“特定语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像让机器听懂所有人的话。所以，罗杰．瑞迪的这句话，可以说是开创了语音识别研究的新纪元。事实上，语音识别的研究在当时正在山穷水尽的窘境中，有人撰文说它即将衰落，美国国防部在收缩投资。罗杰．瑞迪自己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但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问题是有解的。这次谈话之后不久，罗杰．瑞迪把一个15年至20年的研究计划交给李开复，还告诉他研究经费没有问题。李开复很快发现，罗杰．瑞迪给予他的支持远不止这些。那个暑假，李开复对罗杰．瑞迪说，他觉得用人工智能的办法研究语音识别没有前途。李开复的这个想法不仅不合适宜，而且也和罗杰．瑞迪的想法相悖。那时候“人工智能”为所有专家信奉，所以又称“专家系统”，其要旨是用机器来模拟人的语言能力。就像是教给一个婴儿识别“爸爸”、“妈妈”的含义，再让他学会说出口来。直到17年以后，李开复还记得当年研究的若干情形。整235个过程很像是一个婴儿在学习语言，区别只在于这“婴儿”是一台机器。专家们以20个人的声音反覆训练，结果发现这“婴儿”居然能听懂也能说出话来，就像是一个真的婴儿在讲话。这一成果令全美轰动，人们把它作为一个重大发明，罗杰．瑞迪信心十足地计划着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李开复也跟着写了一篇论文，文字优美，结论精致，说语音识别率已经达到95%。但李开复很快就发现，“专家系统”其实没有用。道理很简单，“婴儿能够长大成人，机器却不能成长”。所以当他用另外100人的声音重新检验原来20种声音的实验成果时，立刻发现这机器不灵了。李开复准备另辟蹊径。他告诉罗杰．瑞迪，他对“专家系统”失去了信心，要使用统计的方法。他坚信，导师的方向正确但方法错了：对于“不特定语者”的研究来说，一个太小的数据库－－20个人，所产生的结果，无论多么精彩也没有意义，而大数据库则不能避免统计的方法。罗杰．瑞迪听了这些，并没有信服，但他却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的锐利和激情所感染。他说：“你对人工智能没有兴趣，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可以支持你用236统计的方法。不过，我提醒你，过去有人用统计方法做过类似的工作，都没有成功。”李开复说：“那是因为他们的语料数据不足。”罗杰．瑞迪说：“你喜欢大语料，我可以去找国防部，让他们出钱建立一个很大的语料库。”这时候是1984年的春天，罗杰．瑞迪麾下15位专家坚持使用“专家系统”，只有李开复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周围的人从根本上不同意他的方法，自然不能给他帮助。只有一个师兄例外。师兄正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做他的论文，他赞赏李开复的想法，还很慷慨地把自己的语音知识倾囊相授。这样的局面维持了一年，罗杰．瑞迪许诺的大语料库真的建起来了，但李开复一无所获。次年暑假，他给一个“天才班”的孩子们开设计算机课。课程是为一种很流行的棋编制程序，叫做“奥赛罗”。他带着一群孩子，一边玩一边学，还参加了全美的竞赛，所向披靡。州长来参观，很高兴地说：“真是天才。”其实李开复心里明白，这个棋的特点决定了，一个二流棋手编的程序，就可以打败一个一流棋手。237但他依然发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暑假快结束的时候，他对罗杰．瑞迪说，他要暂时放下“语音”，继续他的“奥塞罗”。瑞迪问需要多长时间。他说：“一个月就可以打败世界冠军。”瑞迪不能完全明白这年轻人想要干什么，但他没有犹豫就再次支持了他。李开复心里已有主张。他是想在“奥塞罗”上彻底检验统计的方法。他带着一个名叫萨卓依．玛哈俊的高中学生，设计了很多算法，把原来只有400行的程序增加到20000行。大约花了一个月做系统，又用了两个月把统计方法做进去。困难超过了他的想像，但成功也超过了他的想像：“奥塞罗”的运算快了1000倍。李开复独自一人享受他的艰辛和成功。这一年，他23岁，已经感觉到思想者的孤独。不过，并不寂寞，他有“奥塞罗”为伴。那几个月，李开复和萨卓依足不出门，不分昼夜驱动电脑下棋。由于机器运算速度提高了1000倍，棋下得很快，总共下出40000盘完全不同的棋谱，每一谱走60步。这样，他们得到了240万（40000×60）种不同的走法。依据最后结果，将每一步都定义成最终“黑赢”或238者“白赢”，还精确统计出赢的概率。你每下一步棋，电脑就会告诉你：赢的概率是0.5。再下一步，可能就成了0.49。你若犯了一个大错误，它会告诉你，赢的概率是0.000……一旦出现这个概率，你就不用再下了。现在，两个年轻人要发表论文了，还要带着他们的“奥塞罗”参加世界计算机比赛。但这需要钱。他们忐忑不安地找罗杰．瑞迪。瑞迪说，没有问题。他们发表了一些论文，花了瑞迪3000美元；通过电话参加比赛，又花了瑞迪1000美元。那次比赛的情景，至今想来令人激动。李开复的电脑和一个世界冠军棋手对阵，约定两盘，但第一盘，冠军以8∶56败阵。第二盘，干脆弃权了。冠军说，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走下去。这样看来，李开复真的制造出一个“无敌棋手”。经此一役，“无敌棋手”再也找不到对手，只好回家歇着去了。然而李开复却不会歇着。他说：“最重要的是让我对统计概念有了信心。对大数据库的概念有了信心。”他在几年以后实现的语音识别技术的重大突破，恰与现在这个“无敌棋手”一脉相承。这年秋天，李开复终于有了一个同盟者。那是从台239湾来的一个学生，名叫洪小文，比李开复还年轻。就从这时起，两个年轻的中国学生相互鼓励，坚定不移地标新立异，真有“疏枝立寒窗”的感慨。多年以后，洪小文回忆起这段经历，以“良师益友”来描述李开复，又以“共渡难关”来描述当日情景。说是“难关”，一点不假。专家们全都不赞成两个青年的“胡闹”，罗杰．瑞迪也不能认可，但他与别人不同，他始终告诫自己的学生：“你如果有信心，就坚持做下去。”他为两个学生提供最好的机器，寻找最新的资料。到了暑假，两个学生要到公司去打工挣钱，罗杰．瑞迪说：“你们到外面打工，不如在这里继续你们的研究。人家给你们多少钱，我也可以给你们。”年轻人回到了语音的领域。李开复每天工作大约17个小时：上午9点起床，到学校完成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中午回家，从1点钟工作到凌晨2点。每天如此，一直持续了大约三年半。他和洪小文写了很多论文，还写了至少10万行程序。1987年5月，年轻人的世界出现曙光。李开复把语音系统的识别率，从原来的40%一下子提到80％。罗240杰．瑞迪惊喜万分，立即决定把这个结果带到国际会议上。李开复大着胆子说：“这是我做的结果，我自己去讲好不好？”瑞迪说：“当然可以，我让秘书给你订机票。”出发的那天，李开复开着他的已有15年车龄的轿车来接导师，走到一半路程，车子冒烟，汽缸爆了。师生二人只好转乘出租车，学生很沮丧，老师嘴上说没有关系，心里却说：“这辈子再也不坐开复的车子了。”导师依旧满怀激情地把学生介绍给全世界。不消说，李开复的成果在会上引起轰动。他的工作不仅具有技术的价值，而且将全世界语音研究领上一条新的道路。不过，在1987年初夏的会议上，李开复对这一切还不能满意。“我还有一个重要想法没有实现呢。”他说。他回到自己那个寂寞的小屋，继续每天17个小时的工作。真正激动人心的时刻，发生在1987年圣诞节前的那个早晨。李开复起床，照例去看电脑，语音识别率居然达到96％。他不信，以为是计算机搞错了。再做一次，还是96%。他飞快地跑出去告诉洪小文，又飞快地跑回来告诉妻子。直到十几年后，回忆起那个早晨，李开复还是抑制不住地兴奋：“这是我从事研究以来最高兴的一241天。”妻子为他高兴，提议中午到饭馆去祝贺。那时候他是个穷学生，夫妻俩很少出去吃饭，可这顿饭，两人花了20多美元。这个早晨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对这个家庭，也是对整个计算机语音研究世界。直到今天，全世界研究语音识别的专家们，仍在使用李开复和他的搭档洪小文当年开创的方法。90年代结束之后，罗杰．瑞迪回忆起这一事件，赞叹他的学生当初的睿智以及敢于反对他的勇气，还说，“在科研的领域中，自由和平等绝对必要。”李开复在自己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起伏跌宕，1984年他和导师的那场对话令他始终不能忘怀。其刻骨铭心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早晨。“我不同意你，但支持你”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永远地留在他的内心深处。他由苹果公司副总裁而至SGI副总裁，进而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的岁月中，始终信守不渝。不是要你做什么，而是你要做什么与雷德蒙112号楼比起来，李开复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办公室的确算得上庞大华丽。1999年的春天，李开复正在他的办公室里构思到中国来的第三篇文章，题242目已经写出来了，叫做《科研的方向》。是啊，大家都说研究院“精英荟萃”，“豪华阵容”，就连研究院的人也当仁不让地这样说。可是你拿什么来证明呢？从国内来的这些博士，把他们在学校里获奖的那些题目重新捡起来，希望能够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但是从国外回来的那些人，手上拿的全是世界上最新发表且最具水平的论文。他们告诉那些副研究员：我们不做“中国第一流”，要做就做“世界第一流”。“世界一流”这个词，过去听上去就像水中月，镜中花，让人看得见，摸不着。现在好了，身边有一个张亚勤为证。3月18日，整个研究院都知道美国总统克林顿写信来了。总统祝贺张亚勤以往取得的成就，还说了“最衷心地祝愿你获得新的成功”。这话让中国研究院那些初来乍到的人听起来，觉得真叫刺激。大家纷纷去找张亚勤，询问他怎样才能出人头地，他一边说着“为什么要出人头地”之类半真半假的话，一边介绍他的经验。他说：“第一，要做一个现在人们不太关注，但将来会成为主流的东西。”大家说，这话很明白，请说下一个。张亚勤又说：“不要在一个领域当中停留太久。”这话不免243让大家有些糊涂了。就听张亚勤继续说：“你用20%的精力往往可以完成一项工作的80%。但要完成最后的20%，你却要付出80%的精力。”大家面面相觑，若有所思：读了20多年书，怎么老师在课堂上从来没有对我们讲过这些呢？那两个月，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所有的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你到底想做什么？这问题当然也会出现在地下室的餐厅或者健身房中。陈正和邸硕已经进入李开复领导的音字技术组，正在集中全力研究李开复的关于语音识别的两篇论文。60多岁的黄昌宁开始建立他的汉语语料库，他从清华大学教授的位置上退休，现在的目标是，在一年后拥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汉语语料库－－50亿字。王坚和张高、韩坚讨论“用户界面”的种种弊端。沈向洋的一句口头禅现在成了整个研究院的口头禅：What'sNew?－－新的东西是什么？张黔说她原本是做“传输”的，现在仍想重操旧业。张亚勤说：“当然可以。”这简单的一句话让张黔一年以后想起来还觉得痛快：“他不是要你做什么，总是在问你要做什么。真是一个好老板。”244士气已经到了研究院成立以来的最高点。所有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都在心急如焚地等待大展宏图的良机。一般的研究员都认为，自己理应解决最新颖最困难的问题。有人为自己收集资料，有人为自己寻找参考论文，有人为自己编写程序。锋芒毕露的人振臂高呼：“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做不成的。”谦恭内敛的人也在心里暗自认定自己无所不能。但李开复可不这样认为，他心里着急的是，不要把这些年轻人的激情煽动起来就认为万事大吉。以往的经历告诉他：计算机软件世界中从不缺少激情，但决定最后胜负的力量却在于对未来的判断。他指出：“科研的方向就如同行路的方向，走对了，可以最短的时间到达我们的目的地，走反了会事与愿违，徒劳无功。那么，微软中国研究院的研究究竟应该往哪里走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由，他才会在这么紧张的日子里，安静地坐下来写他的《科研的方向》。李开复用这样紧迫的言辞提出问题，应该说不是无病呻吟。我们来看信息产业的历史，似乎很少有人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错误常常发生在一些最具智慧的人身上，包括一些著名大公司的领导者、“诺贝尔奖”的获得245者，以及像日本这样精明的国家（它在70年代预言“人工智能”将会主宰天下，并且倾举国之力于这个领域，结果证明这个预言过高地估计了机器的能力）。这也正是很多人蜂拥在这条道路上左冲右突而只有很少人能够成功的原因。用这样的精神来指导科研，确实与微软公司乃至所有成功者的起点相吻合。在美国西雅图地区过去100年的历史上，曾经有两个拥有同样名字的人，创造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奇迹，成为两个不同时代人类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一个是比尔．波音，他在1916年开创了波音飞机公司，如今它的一个“波音747”车间有500多米宽，40多米高，96公顷的面积，1300万立方米的空间，由数千万吨钢铁和水泥所构筑，可供7架“747”同时组装，而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巨大车间的六分之一。另一个就是比尔．盖茨，他把他的微软公司建设在西雅图南边雷德蒙的茂密树林中，环境典雅，绿草如茵，没有巨大的钢筋水泥构架，没有高耸的车间，也没有机声隆隆，只有一台台的电脑加上一块块白板。这样两个公司，一个崛起在本世纪的最初20年，成为全世界工业时代的经典之246作。一个崛起在本世纪的最后20年，成为信息时代的经典之作。到如今，每天全世界有至少300万人乘坐波音飞机，有3亿人在使用微软操作系统。两个“经典之作”合而为一，成为本世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两个比尔和他们的公司有着无数的不同之处，但是有一点是同样的，那就是对于未来的预见。第一个比尔在他的造船业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坚信未来普通人最常用的旅行工具将在天空；第二个比尔在大型计算机垄断市场的时候，就说出了那句在多年以后让全世界说起来都赞叹不已的名言：“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办公桌上以及每一个家庭都拥有计算机。”1997年12月12日，比尔．盖茨来到北京清华大学，和几千名学生一同分享迄今为止他所经历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情”。他所讲述的第一件事，就是他在19岁那年的“远见”。实际上他就算根本不提这件事情，在场的中国大学生也已耳熟能详。因为他的《未来之路》早在两年以前已经出版，并且成为大学生中最畅销的书之一。“20年后的今天，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又有了同样的感觉。”247比尔．盖茨说，“那时，我担心其他人与我们有同样的预见力，今天，我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都有这种预见力。变化才初露端倪之时，许多公司就迫不及待地涉足其中，而机会是无穷的。“机会的确无穷多，但其中绝大多数都具有欺骗性。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多数人都会成为受骗者，而只有少数人显露出驱散乌云复见天的智慧。开创DOS是一个例证。否定DOS开创“视窗”又是一个例证。“视窗1.0”失败了，做“视窗2.0”，“视窗2.0”失败了，做“视窗3.0”。始终不渝，锲而不舍。这是第三个例证。当“视窗95”大行其道，大发其财的时候，却来开发“视窗NT”，是第四个例证。普通人永远只能看到眼前而看不到未来。一个公司的领导应该对将来的用户有一个很好的把握，比尔．盖茨总是能够在大多数人动摇的时候执着地坚持，事实证明，他通常都是对的。当然他并非“万能的主”。有些时候，芸芸众生全都看明白的事情，睿智者却被蒙在鼓中。也许是他在“个人计算机”时代的预见太精彩，造成了他对以往成功的过分偏爱，所以当大多数人都在248谈论“网络时代”的时候，他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此嗤之以鼻。直到1995年的某一个时间，他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迟钝。他的与众不同不在于不犯错误，而是绝不打肿了脸充胖子。他不认为自己永远“英明”，当他发现自己错了的时候，立即写了一个电子邮件给麾下两万多名员工。信的题目是《因特网大冲浪》，看上去是一个新时代的宣言。李开复当时远在硅谷，也有所闻。比尔．盖茨在那里面说，网络将要彻底改变我们的产品。还命令他的员工，从明天早上开始，把你们计算机硬盘上的所有软件都删掉，以便重新开始。那个早上微软公司乱做一团，很多人都不高兴，因为有很多非常赚钱的产品小组，就这样解散了。成百上千个工程师不得不跑到新的办公室去上班。但是要不了多久，所有人都承认他是对的。比尔．盖茨今天的财富纪录无人能比。但作为一个大公司的领导者，他同时兼有的两种品格，比他的财富更加珍贵：其一，大家都错了，只有他是对的，他执着地坚持着自己的判断而不肯人云亦云，因为他知道只有他认定的东西才是未来社会的主流；其二，大家都对了，249只有他错了，他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纠正错误，扭转方向。按照李开复的说法：“在其他公司，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一个人的威信既不是建立在权势之上，也与金钱无关。如李开复所说，“不是因为你是世界首富，或者你是公司首脑，大家就一定要相信你的话。你一次一次的判断都是对的，大家才会相信你。”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解释必可得到比尔．盖茨本人的认可，因为他在向别人解释微软的成功之路时，总是会说：“我想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们最初的远见。”微软公司迄今为止的历史，就是这句话的实践。基础研究：发明现在不可能的事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应当知道在未来的某一年里，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在等待他的来到。当比尔．盖茨在1995年写下“现在我们又站在一个新的地平线上”这句话的时候，他显然正在试图把他以往的英明变成永远的英明。当李开复在1999年写下“我们很难断定5年后的社会将是怎样，但是我仍然试图做一些大胆的预测”这句话的时候，他显然正在试图250成为这样的领导者。对于那些研究微软公司动向的中国人来说，这一段时间，李开复的嘴巴也就是比尔．盖茨的头脑了。1999年的春天，真是一个多事之春。3月，比尔．盖茨从太平洋的那一边飞到这一边，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宣布了他的“维纳斯计划”。我们国家的计算机业和家电业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一群编辑记者以及一些自诩“信息业评论家”的人们，便热血沸腾起来。没过多久，微软又在北京状告中国“亚都”公司盗版侵权，让中国的消费者觉得又是心虚又是愤怒。这一边，李开复在希格玛大厦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他，微软真的要在中国掀起一场竞争的浪潮吗？他说：“对于微软来说，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某家具体公司，而是我们可能把握不住某种变化，从而丧失大片江山。”很明显，李开复的志向不在眼前，而在长远。他为研究院打出的旗号是“从基础研究开始”。不过，他的“基础研究”包含着一些中国人还没有了解的东西。有一次他对比尔．盖茨和里克．雷斯特说，他对微软的科研理念中“98％的部分都认可，另外的2％，是要在每一句话251前边都加上‘5年以后可以应用’，而不是做一些根本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两位老板都说他的想法是对的，但奈森．梅尔沃德认为，“人们通常会高估两年后的事情，低估10年后的事情。”所以应该在“5年”之后加上一点东西，变成“5年到10年”。奈森．梅尔沃德是微软的首席技术官，满口谈论的都是未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创造我们的未来。”他说。当他发现削减基础研究经费在全世界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的时候（他曾经在一次演讲当中列出如下数据：1995年以前的10年中，在美国用于研究和开发的国内总支出从2.9％下降到2.6％，德国从2.7％下降到)2.3％*；英国从2.2%下降到略高于2％），就说：“这种趋势是非常让人伤心的，最终也是很危险的。”今天的技术是建立在过去几十年的基础科学研究之上的。看看因特网吧，它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只是在消耗大量资金，但突然之间，就使整个人类得到了巨大的实惠。“感谢上帝，它得到了长达25年的支持，”奈森说，“如果我们不以长远的眼光行事，那么我们在长远发展时必将陷入困境。”他说，微软不会做百年之遥的研究，因为那过于遥远。但他又252说：“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理论性研究可能在10年后才能有结果，有可能不止10年，可能100年才能出结果。”他预期他的公司将有一些研究项目在任何时间段中都不会有用，但是，“它们只不过是很小程度上的失败。如果我们不冒这个风险，我们有可能一无所有。”3月下旬，也即比尔．盖茨在深圳发布“维纳斯计划”之后两个星期，李开复来到中国西部古老的城市西安。在交大演讲之后的几分钟里，又对《陕西日报》的两位记者张鹏和刘湘明说：“假如我希望搞基础研究，那我选择企业的研究机构时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第一，这个公司对基础研究到底有多大的承诺，因为基础研究需要一个很长期的成果。第二，我觉得基础研究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写一些论文，最终目的还是要让上亿的人享受到你的成果。最后，我还需要一个没有产品压力的环境。在这里不会听到‘你不要做研究了，赶快帮我们选择产品，这样我可以给你经费’这样的话。“大约就从这时起，”基础研究“这个词就悄然出现在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词汇中了。当一个记者问李开复研究253院将对中国市场产生何种影响时，他回答：”对不起，这一点我不清楚。中国研究院从事的是基础研究，与市场联系不大。“在另外一个公开场合，他又说：”在微软中国研究院里，我们强调的是论文，对于产品开发没有兴趣。“又过了几天，李开复就把他关于”基础研究“的种种说法集中起来，成为”开复话题“中最富启示性的部分：基础研究需要一个特殊的研究风气。基础研究的定义就是发明一些现在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期望的研究结果是在5到10年后能成为主流。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所有今天的产品都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研究上，我们必须投入今天的基础研究，才会有明天的产品。科研成果应该不只是一篇论文，而应该是一个机会，能够转换成产品。让上百万、上千万、上亿人使用，这才是研究人员最大的成就感。一时间，“基础研究”这几个字就像流行歌曲一样，成为中国国内大小报刊上频繁出现的一个词。对于这个254概念的最通俗的解释，就是所谓“冰球理论”。当一个冰球运动员被问及成功的奥秘时，他说：到冰球将要到达的地方去。你若只盯着冰球现在的位置，就将永远落在后面。图上显示的“冰球理论”本身并不新鲜，但在中国人看来却格外触目。君不见，这些年中国那些搞“基础研究”的科研所和大学，全都为了“一杯羹”而去争当“市场弄潮儿”！企业家们在一旁看着，面带得意地微笑，但那些信奉“冰球理论”的科学家们，早就对此痛心疾首。清华大学教授黄昌宁和浙江大学教授王坚，双双离开自己的学校投奔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两个人在希格玛大厦见面之后，有一段对话：黄：鼓励学校去办公司，鼓励教师去兼职，这在国外不可想像。王：这和军队经商的性质是一样的。把科研人员都毁了。黄：也破坏了学校的培养人的环境。王：这是普遍的。255黄：把科研所划给公司。打个比方，就像“文革”中工农兵走进上层建筑一样。这种东西叫创新？我不知道创新在什么地方，还说是“把科研人员推向市场”。公司要什么，研究所就做什么，那还有基础研究吗？王：公司对学校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就是给学校上交一笔钱。黄：我们叫“上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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