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这就是七言六句的古诗，也可以称为七言短古。此诗，写渔人夜宿岩下，晓炊竹柴，烟消日出，放舟中流的安闲生活。“天际下中流”句法与“黄河远上白云间”一样，写远望湘水上游的景色。岩上有无心的云正在浮过，好象互相追逐。“云无心以出岫”，是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句子，以“无心”来形容云，这云是渔翁的主观认识。天上浮云，虽然形似互相追逐，实则彼此都是无心的。唐汝询解释此句云：“泛舟中流，而与无心之云相逐，岂不萧然世外耶。”他以为“相逐”是渔翁与云相追逐，这样体会，恐怕没有人会赞同。这一句的意义，仿佛比喻渔翁的一切生活和行动，都象岩上的浮云一样，任其自然，毫不用心。 苏东坡极欣赏这首诗。他有一段议论道：“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末两句，虽不必亦可也。”(《冷斋诗话》引)他以为此诗之妙在有奇趣。他所谓有奇趣，是指那些好象反常，却仍是合于道理的作品。东坡这个观点，我很怀疑。这首诗所表现的并没有反常的思想感情，东坡所谓奇趣者，不知从何见得。他又以为此诗结尾两句是多馀的，可以删掉。这一意见，我倒是同意的。大概柳宗元当时有意要写一首三韵的诗，可是他没有注意三韵诗的结构原则。三韵诗最忌是写成一首绝句加两句，而柳宗元恰好犯了这一错误。“烟消日出不见人”，这一联和“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很相象，已经是结尾的句子。下面再加上“回看天际下中流”二句，就显得是多馀的了。 柳宗元做了十年永州司马，潇湘之间的清幽的山水给他提供了不少恬淡的诗文资料。元和十年(公元八一五年)三月，八司马同时获得升迁。不过此时已有三人故世，只有虔州司马韩泰升任漳州刺史，饶州司马韩晔升任汀州刺史，台州司马陈谏升任封州刺史，朗州司马刘禹锡升任连州刺史，而柳宗元则升任柳州刺史。 到了柳州之后，柳宗元的诗风显然有了转变。他写了较多的七言诗，思想情绪也活泼兴奋起来，永州时期的那种寄消沉于闲淡的风度退隐了。他积极从政，为柳州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还写了许多描写少数民族生活的诗，和刘禹锡一样，使唐诗中出现了一个新品种——风土诗。可惜的是，他在柳州的生活只有四年，在元和十四年就病故于柳州，不能象刘禹锡那样长寿，还有更多的诗篇传之后世。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五日63.孟郊：诗三首 自从陈子昂以《感遇》诗复兴了汉魏风格的五言诗，唐诗中一向存在着一派古淡的传统。开元、天宝年间，王维、孟浩然是陈子昂诗格的继承者。接下去，元结选录《箧中集》，其中所收的诗也都是古淡一派。大历十才子的作品中，有不少王、孟的影响。五言古体诗，当然不必说，没有人再作梁陈宫体，就是五言律诗，也好象没有出现某些七言律诗那样的秾艳之作。我们仿佛觉得，五言诗与七言诗，不但是句子长短的不同，也有风格的不同。七言诗可以写得秾艳、流利、旋律快速，而五言诗，不管是古体还是律体，同样都只能写得古淡、庄重、声调缓慢。 王、孟虽然以风格相近齐名，但王维诗的古淡与孟浩然诗的古淡，毕竟还有不同。这是由于二人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思想情绪的不同。王维是地主、宦门，生活富裕，无忧生之叹。他过的是冲和闲适的生活，依仗他的高度的语文艺术，写出了他那些古淡静穆的五言诗。王维诗集里极少七言诗，大概就因为七言诗体不适宜于表现他的思想情绪。孟浩然是个寒士，从襄阳到长安，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门，写了不少乞求提拔援助的诗，可是始终不得进士及第。尽管他人品高洁，表现得非常旷达，但内心里是有痛苦的，不遇和贫困的叹息，在他的诗中经常可以听到。他的诗也都是五言诗。 孟浩然死后四十年，出生了又一位姓孟的诗人：孟郊。孟郊非但和孟浩然同姓，他的诗也和孟浩然同一风格。我们可以说孟郊是孟浩然的继承人，但他的诗比孟浩然的诗更为古淡清寒。孟郊，字东野；湖州武康人，父庭珍，官崑山尉，生三子，郊、酆、郢。郊随父居洛阳，父早卒，郊奉母居，贫甚。刻苦吟诗，不趋时尚，隐居嵩山，称为处士。认识了韩愈，韩愈极赏识他的诗。他和张籍，卢仝同为韩愈最契合的诗友。但是他应进士试，竟一再失败，直到贞元十二年(公元七九六年)，才得及第，已四十六岁了。成进士后，在洛阳及江南住了四年，再到长安，应吏部选，得任溧阳尉。于是奉母就任溧阳。但是这个五十岁的县尉，只会终日吟诗饮酒，不会办公事。县令无奈，只好另外找一个人代他办公，称为假尉，分掉他的一半俸禄。溧阳尉罢任之后，在洛阳闲居二年。河南尹郑馀庆奏请他为水陆运从事。他娶于郑氏，可能是郑馀庆的族人，故郑馀庆照顾了他，并且曾亲自去拜见他的母亲。但孟郊之得到郑馀庆的照顾，主要还是由于韩愈的推荐。孟郊为溧阳尉即将去任的时候，韩愈曾写了一首《荐士》诗给郑馀庆，竭力赞扬孟郊的诗才与品德，希望郑馀庆提拔孟郊。过了两年，这首诗才见效。不久，孟郊因母亲逝世，只好丁忧居丧。五年以后，郑馀庆为兴元军节度使，又奏请孟郊为参谋，于是孟郊带了他的妻郑氏同去兴元。岂知走到阌乡，忽然得了急病而死，这是元和九年八月乙亥日，享年六十四岁。十月一日，葬于洛阳城东先墓旁，韩愈为作墓志铭。张籍倡议私谥曰贞曜先生，故韩集中题《贞曜先生墓志》。 孟郊虽然博得一个进士及第，也总算做过一任县尉，一任河南府水陆运从事，功名似乎比孟浩然好些，但他的经济情况，恐怕远不如孟浩然。他搬家的时候有一首《借车》诗云：“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其贫穷可想而知。此外，孟浩然有儿子，孟郊生了三个儿子，都不幸早夭，韩愈在他失去第三个儿子时写了一首《孟东野失子》诗安慰他，他自己也有《悼幼子》诗。此外，他还有《杏殇》诗九首，也是哭儿子的诗，其孤苦又可想而知。由此看来，孟郊的生活之艰苦与贫困，更甚于孟浩然。因此，孟浩然诗的古淡出于胸襟的旷达，而孟郊诗的古淡是寒士的悲鸣。 韩愈是唐代散文的革新家，在“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古口号下，要求写文章必须用自己的语言，而千万不可用“陈言”。他的散文，在修辞造句各方面，都创造了新的路子。他的诗，也清淡得象散文一样，使后世人说他是以文为诗，孟郊的诗之所以获得韩愈的高度赞扬，就由于他们二人的艺术观念及实践走的是同一条路子。韩愈在《荐士》诗中赞扬孟郊是陈子昂、李白、杜甫以后的材力雄骜的诗人：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后来相继生，亦各臻阃奥。 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 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 敷柔肆纡馀，奋猛卷海潦。 在《贞曜先生墓志》中，韩愈给孟郊的诗写下了最后的评语： 及其为诗，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唯其大玩于词，而与世抹杀。 这两段评语，本身已不容易解释，但它们的用字造句，已体现了韩、孟二人共同的创作方法。韩愈称许孟郊的诗句是：“横空盘硬语”，但是“妥帖”而有力。后来王安石就用这两句来称赞韩愈的作品。选用新的字眼，创造新的语词，不顾四声谐合，故意做生硬的句子，完全不用形象思维，以直说的方法表达自己幽忧的思想情感。有时推己及人，对被压迫、被奴役的下层人民寄与同情，使他的许多作品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孟郊的诗，现在还有《孟东野诗集》十卷，三百多篇。从来选诗的人，对于他的诗，没有一致的选录标准，因此就没有公认的代表作。许多选本里都选了他的《游子吟》：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全唐诗》这首诗题下有一个小注：“自注，迎母溧上作。”说明此诗是孟郊任溧阳尉时迎接他母亲而作。但看诗意却不对头。诗意分明是儿子出门旅游，临行时母亲为他缝制衣服，儿子有感而作。看来这个注不很可信。第三、四句从来没有注解，但如果不知道这里隐藏着一种民间风俗，就不能解释得正确。家里有人出远门，母亲或妻子为出门人做衣服，必须做得针脚细密，要不然，出门人的归期就会延迟，在吴越乡间，老辈人还知道这种习俗。“寸草心”是指儿子的一点孝心，“三春晖”是比喻母爱的温暖。 这首诗，刘须溪评之为：“诗之尤不朽者。”(《评孟东野集》)贺黄公云；“真是六经鼓吹，当与退之《拘幽操》同为全唐第一。”(《载酒园诗话又编》)这是从儒家教忠教孝的观点来评品其思想教育作用，若论诗的艺术，则此诗毕竟还浅，不能为孟郊的代表作。 现在我选讲三首诗，代表他的三个方面，第一首是具有社会意义的： 长安早春 旭日朱楼光，东风不惊尘。 公子醉未起，美人争探春。 探春不为桑，探春不为麦， 日日出西园，只望花柳色， 乃知田家春，不入五侯宅。 这首诗通体字句平顺，见不到“钩章棘句”的特征。“风不惊尘”即“风不扬尘”之意，只有这个“惊”字是孟郊的炼字法。“探春”是唐人春游的名词，《开天遗事》云：“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为探春之宴。”诗人看到在晴和的早春天气，城中美人都出郭作探春之游。可是，这些从五侯第宅中出来的公子美人，他们所探的春，只是花容柳色，而农民在这早春季候所关心的却是桑麦的收成。因此，诗人发出感慨，叹息田家的春光不是五侯第宅中的春光。长安早春，是封建贵族和农民所共有同享的，但是他们对春天的认识却如此之不同。作者只用最后十个字，刻画了封建贵族的不知稼穑之艰难。 其次，我再从《寒溪诗》几首中选了最后一首： 溪风摆馀冻，溪景衔明春。 玉消花滴滴，虬解光鳞鳞。 悬步下清曲，消期濯芳津。 千里冰裂处，一勺暖亦仁。 凝精互相洗，漪涟竟将新。 忽如剑疮尽，初起百战身。 《寒溪》诗八首，用许多奇特的描写和比喻来赋咏大地回春、雪消冰解的溪水。这八首诗的作者意图，不易捉摸，似乎是诗人的生活在艰难困苦了好久之后，获得好转，有春风解冻之感。这八首诗的用字、造句、构思，都可以见到孟郊的特征。 第一、二句，溪风摆脱了馀寒，就是说溪上的风有暖意了。因此，溪上的景色显露了明亮的春光。这个“摆”字和“衔”字，一般人都不敢用，也不愿用的。第三、四句形容溪水解冻，“玉消”表现冰块之白，融化时如玉之消，好象一滴滴的白花。“虬解”是形容整个冰溪如一条龙似地在融解，在阳光中闪亮着如一片片的龙鳞。第五、六句写诗人在清溪曲处，把脚伸下去，想在春芳的溪水中冼洗。“悬步”这个语词，也是诗人的新创，形容脚步象挂下去那样。“消期”的“消”字有点费解，不知是不是可以读作“稍”字。第七、八句说，在洗脚的时候，感到千里长溪，只有此处的冰已融裂，虽然只有“一勺”那么小的暖意，也可以觉得是大自然的仁心了。第九、十句是形容冰块互相冲洗，溪水流动若新的涟漪，“凝精”指冰块，“涟漪”是冰化成的溪流。最后两句把整个冰冻的寒溪比之为遍体疮痍的百战之身。现在冰融水暖，好象剑疮都已愈合消失，百战之身重又获得了新的生命，站起来了。 教坊小儿 十岁小小儿，能歌得闻天。 六十孤老人，能诗独临川。 去年西京寺，众伶集讲筵。 能嘶竹枝词，供养绳床禅。 能诗不如歌，怅望三百篇。 这是我选的第三首，用它来代表孟郊的许多悲叹生活遭际的愁苦诗。教坊是唐玄宗设置的宫廷音乐机构，这里培养出许多歌童舞女。诗人看到一个十岁的歌童，因为歌唱得好，便受到皇帝的恩遇。闻天，就是为皇帝所知名。接下去就对照到自身：一个六十岁的孤老人，虽然以能诗著名，但却不为皇帝所知，只好独对川流，象孔老夫子一样叹息年华如逝水般过去(临川是用《论语》“子在川上”的典故)。去年在长安的大寺里，曾经举行过盛大的佛会，许多歌伶都集中在那里赛歌。有人能唱“竹枝词”，就可以端坐在绳床上享受供养，而我这个能吟诗的孤老人，却不如那个能歌的后生小子，因此只好惆怅地翻看《诗经》，慨叹诗道凌夷。这里反映出一个情况：“竹枝词”是刘禹锡在巴鄂之间采访得来的民歌，经他写成诗体传诵一时。看孟郊这首诗，可知当时“竹枝词”已大为流行，能唱“竹枝词”的歌伶，极受欢迎。孟郊另有一首《自惜》诗，前四句云：“倾尽眼中力，抄诗过与人。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也表示了他感到自己的诗已为陈旧的风雅，不如新流行的巴州“竹枝词”之为世俗所爱唱。 以上三首诗，大致可以代表孟郊的几种风格。这些风格，在思想内容方面，是他的孤苦贫寒的生活的表现，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是他的孤僻、高洁、不谐俗的性格的表现。而他的独特的性格，也正是他的生活造成的。此外，韩愈的影响，恐怕也是酝釀成孟郊诗格的外来因素。 孟郊的诗，虽说上承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的传统，但他的诗已不能用“古淡”二字来评品。韩愈《荐士》诗中称他为“酸寒溧阳尉”，刘叉《答孟东野》诗中也称他为“酸寒孟夫子”，“酸寒”二字是概括他的生活和诗格的。与孟郊同时，有一个诗人，比孟郊小二十八岁，也为韩愈所赏识，这就是做过和尚的贾岛。贾岛的诗和孟郊同一风格，故苏东坡并称之为“郊寒岛瘦”。此二人在唐诗史上以寒、瘦著名，清代曾有过一个爱诗的贵族，为孟郊、贾岛二人合刻了一部诗集，即名为《寒瘦集》。 孟郊的诗，到了北宋时代，发生了两种影响，一种是他的诗法，随着韩愈的文艺理论，影响了宋诗，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其间生涩的用字和拗硬的句法，都可以说是有孟郊、贾岛的影响在内。一方面是孟郊的诗在北宋曾引起过新的评价，宋人对孟郊的诗，一般是肯定的，但同时不喜欢他的诗，以为是太枯槁无味。苏东坡有二首《读孟郊诗》，现在都引录在这里： 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 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 孤芳擢荒秽，苦语馀诗骚。 水清石凿凿，湍激不受篙。 初如食小鱼，所得不偿劳。 又似煮蟛越，竟日嚼空螯。 要当斗僧清，未足当韩豪。 人生如朝露，日夜火销膏。 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 不如且置之，饮我玉卮醪。 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 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 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 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 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 桃弓射鸭罢，独速短蓑舞。 不恍踏船翻，踏浪不踏土。 吴姬霜雪白，赤脚浣白纻。 嫁与踏浪儿，不识离别苦。 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 两首诗表现了苏轼读孟郊诗后的感想。在寒灯下读小字的诗集，觉得时常发现“佳处”，仿佛从“荒秽”之中发现了“孤芳”，虽然都是些“苦语”，也还是诗骚之馀绪。这些诗，是一位饥寒诗人的呼唤，句句都是从肺腑中迸发出来，可是它们出来之后，却使读者也愁到肺腑。以上是苏东坡给孟郊诗的评价。但是，他却不爱读这种诗，他以为读这种诗，如食小鱼，得不偿劳。人生短促，何必使两耳去听这种寒虫哀鸣的诗呢?于是，孟郊诗的佳处，又正是苏东坡不爱读孟郊诗的理由。但是，在第二首诗中，苏东坡又说，尽管他憎厌孟郊的诗，自己却也不免要做几句孟郊式的诗，因为孟郊的诗，能触动他的旅羁之感。 苏东坡在这二首诗中，矛盾地表示了他对孟郊诗的感受，这也正代表了后世一般读者的看法。宋人诗话中，常有论到孟郊的，大多肯定他的诗的风格，而不喜欢他的愁苦的音调。苏东坡的弟弟苏辙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容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诗病五事》)这就批评到孟郊的世界观，以为他不善于安贫乐道。可是，如果孟郊能象宋代儒生那样安贫乐道，也就不会留下这许多酸寒艰涩的诗了。64.贾岛：诗六首 苏东坡在《祭柳子玉文》中顺便批评了四位唐代诗人：“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元、白是元稹和白居易，郊、岛是孟郊和贾岛。在元和、长庆年间，元、白和郊、岛是两种风格极不相同的诗派。元、白诗秾艳、流利、通俗；郊、岛诗清淡、寒涩、怪僻。元、白的诗，苏东坡用“轻俗”二字来概括；郊、岛的诗，用“寒瘦”二字来概括。这两派诗风，苏东坡都是不喜欢的。至于“轻俗”和“寒瘦”这两个状词，恐怕只能认为两个概念，而不是四个概念。因为轻与俗，寒与瘦，并无多大区别，它们只是一个语词的分开来使用。 李嘉言在《长江集新校》的前言中说：“所谓瘦，即指其表现日常眼前的寒苦、僻涩、狭窄、琐细的生活、思想与见闻所形成的风格而言。就其每首诗来说，突出地表现他这种思想作风的虽然不多，但他片言只语地表现这种思想情绪的却为数不少。这就构成了一种倾向，给人一种消极低沉的感觉。”这一段话，比较具体地说明了贾岛诗的风格。但这一段话同样也适用于孟郊。我们无法在“寒”与“瘦”之间作出更具体的区别。因此，这一段话，事实上是“寒瘦”的论解。不过李嘉言所编的是贾岛的诗集，他在这里只能引一个“瘦”字。 贾岛，字浪仙，范阳(今北京)人。《唐才子传》说他字阆仙，明清人诗话中也常称为贾阆仙，恐是传写之误。他早年出家做和尚，法名无本，从小就喜欢做诗。元和五年(公元八一O年)，到洛阳和长安，以诗谒见张籍、韩愈、孟郊。这时已三十二岁了。韩愈极赏识他的诗，劝他还俗应举。于是他脱下袈裟，一面应试，一面与张籍、孟郊、卢仝等为韩愈门下诗友。可是他历次应试，都不得及第。在长庆二年(公元八二二年)的一次考试中，又因事与平曾等十人同遭贬斥，被称为“举场十恶”之一。贬斥的制书上说他们是“僻涩之才，无所采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已无从知道。开成二年(公元八三七年)，五十九岁，因飞谤事，贬为长江主薄。这是《新唐书》本传的记载。所谓“飞滂”，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文献记录。他既然平生没有及第，不知由那一条门路进身做官。既然史书上说是“贬为长江主簿”，可见原来已做了比主簿高的官职。可是这又不见记录。元和十年十二月，太行山百岩寺高僧怀晖卒于长安章敬寺，贾岛集中有《哭柏岩禅师诗》，宋《高僧传》有《柏岩禅师传》，说“岳阳司仓贾岛为文述德”，似乎贾岛曾为柏岩禅师撰写传记或碑志，而此文现在亦不可见。元和十年，贾岛三十七岁，已经做了岳阳司仓参军，这件事也没有别的记载可以参证。又《鉴戒录》称普州有岳阳山，贾岛死后即葬于此山下。然则所谓岳阳司仓即是普州司仓，那么也决不是元和十年的事。总之，贾岛的生平，虽然已有李嘉言编的年谱，还有许多情况无法了解。 孟郊以穷著名，贾岛虽然不比孟郊富裕，却以苦吟出名。他有一首《戏赠友人》诗，描写自己每日非作诗不可： 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 笔砚为辘轳，吟咏作縻绠。 朝来重汲引，依旧得清冷。 书赠同怀人，词中多苦辛①。 一天不做诗，心源就会枯涸如废井。以吟咏为绳索，以笔砚为转动绳索的辘轳，第二天清早再向心源中汲取，依然还有清冷的泉水。贾岛就这样地天天做诗，因此有了许多形容他苦吟作诗的故事。 一个故事说他在长安时，行坐寝食，苦吟不辍。有一天，骑了驴子走在大街上，看到秋风正厉，落叶满地，就得了一句诗：“落叶满长安”，正在沉思配一个对句，忽然想到一句“秋风吹渭水” ，自己大为高兴。这时京兆尹刘栖楚正在街上前呼后拥而来，贾岛痴不痴、呆不呆地不知避让，冲犯了京兆尹的队伍，被拘留了一夜，次日才得释放。 又一个故事说他有一天，骑了驴子去访朋友李馀，路上想到两句诗：“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又想第二句的“推”字应当改为“敲”字，在“推”、“敲”二字之间，无法选定，于是伸出手来作推门、敲门的姿势。不知不觉间，冲犯了京兆尹韩愈的队伍。皂隶把他拘捕到韩愈马前，韩责问他为何胆敢冲犯官家出行的队伍。贾岛老实地把情况讲明。韩愈想了一下，说道：“还是敲字好。”于是邀请贾岛一道回家，二人就此成为诗友。 还有一个故事，说贾岛住在长安法乾寺，及第后不久，有一天，宣宗皇帝李忱微行来寺游玩，听到钟楼上有人吟诗，就登楼访问。在贾岛书桌上取诗卷浏览。贾岛不认识皇帝，抢回诗卷，怒气冲冲地说；“你吃得胖胖的，也懂诗吗?”皇帝就不做一声，下楼而去。后来贾岛才知道他得罪了皇帝，大为惊恐，跪到宫门前去伏阙请罪。过了几天，皇帝有命令，给他分配一个远地的清流官，以示降谪。于是吏部派他去做遂州长江县主簿。 这些都是唐宋以来流传的小说家言，与事实都不合。贾岛卒于会昌三年(公元八四三年)宣宗李忱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大中，在会昌六年。可知贾岛不可能遇见宣宗皇帝。不过这些故事，都反映了贾岛的刻苦吟诗，在唐代诗人中是很突出的。他有一首《送无可上人》诗，其颈联云：“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这两句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他在这二句下自己注了一首绝句：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 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他花了三年时间，在痛哭流泪的感情下找到这两句诗。如果不被知音人所欣赏，他就只好回到老家去高卧，一辈子不做诗了。 贾岛的苦吟，是把精力全用在律诗的中间二联上，特别是颈联。明代的杨慎在他的《升庵诗话》中说： 晚唐之诗，分为两派：一派学张籍，则朱庆馀、陈标、任蕃、章孝标、司空图、项斯其人也。一派学贾岛，则李洞、姚合、方干、喻凫、周贺、九僧其人也。其间虽多，不越此二派。学乎其中，日趋于下。其诗不过五律，更无古体。五律起结皆平平。前联俗语十字带过一串，后联谓之颈联，极其用工，又忌用事，谓之点鬼簿。惟搜眼前景而深刻思之，所谓“吟成五个字，撚断数茎鬚”也。 这一段说明了晚唐诗的情况。张籍的影响，我以为未必如此显著，贾岛的影响，则确然如此。而且非但晚唐诸家多受贾岛影响，到了南宋，江湖诗人及四灵的诗创作，也大多用功力于五言一联。一联既得佳句，再配首尾以成全篇。这样做诗，是先有章句，然后有思想内容。思想内容是从一联佳句中生发出来的。因此，这些诗人的作品，往往是仅有佳句而无全篇的佳作。诸家唐诗选本，选贾岛诗，也象选孟郊诗一样，选不出公认的名篇。即以他费三年苦心吟成的两句来看其全篇： 圭峰霁色新，送此草堂人。 麈尾同离寺，蛩鸣暂别亲。 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 终有烟霞约，天台作近邻。 无可是一位擅书法、善作诗的高僧，长安人。俗姓也是贾。贾岛未还俗时，和无可同在青龙寺，以从兄弟相称。这首诗是送无可漫游江南。第一联说在山雨初霁的时候送别无可。第二联说无可带着拂塵离开了本寺，暂时和俗家的亲人在秋蛩的鸣声中离别。第三联就是他苦吟所得的名句，描写无可在旅途中独自行走，只有潭底的影子伴随；屡次休息的时候，也只是靠着树木。把这一联用在这首诗里，只是描写了无可旅程的孤独。最后一联，大约是说无可去的地方在天台附近，可见他毕竟与烟霞有缘分，得与天台名山为邻居。 再看他推敲所得的名句的全篇： 题李凝幽居 闲居少邻並，草径入荒园。 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 暂去还来此，幽期不负言。 这首诗《唐才子传》说是访李馀幽居而作，但《长江集》中却是《题李凝幽居》。李凝其人不可考。张籍也有一首《题李山人幽居》诗，开头云：“襄阳南郭外，茅屋一书生。”可能是贾岛和张籍同到襄阳去访问这位山人李凝，在他的“幽居”中住了几天，临别时作此诗题赠。第一联写明“幽居”的环境：很少邻舍，一条丛草的小路，通入一个荒芜的园子。主人就闲居在这里。第二联描写这个少邻舍的荒园：归鸟已经栖宿在池边树上，而月光下还有一个和尚来敲门访问主人。这显然是夜间的情况。第三联从字面上讲：过了桥还分得野色。意思是说，过了桥还在郊野中。向来以为云生于山石，所以，如果移动山石，就会摇动云根。第四联是说：我这回暂时告别，不久还要来的。我和你已约好共同在这里隐居，决不会失约食言。 我们再看“落叶满长安”的全篇： 忆江上吴处士 闽国扬帆去，蟾蜍亏复团。 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 此地聚会夕，当时雷雨寒。 兰桡殊未返，消息海云端。 此诗怀念乘船去闽中的吴处士，分别才一个月，吴处士还在水道旅程中，故诗题云“江上吴处士”。自从吴处士走后，月亮亏而又团。现在是渭水上刮起秋风，长安满地都是落叶的时候。回忆起我和吴处士在此地聚会的那天晚上，正是雷雨交加的初寒天气。可是你一去之后，还没有乘船返回，我只在向海天云水之间盼望你的消息。 这三首诗，总的看，都不能说是好诗。三联警句，只有“秋风生渭水”一联，和上下文配搭得较为自然，其他二联，显然都是硬装进去的。《题李凝幽居》一诗，较多为选家取录，但是我以为它是这三首诗中虽差的一首。这首诗每二联之间，都没有逻辑的关系。第二联“僧敲月下门”，暗示了诗人初访幽居。可是尾联却分明是诗人辞别之言。再说，全诗第二联写幽居夜景，第三联又好象是叙述诗人已走上归途。以致这首诗的主题和时间性都不明白。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了贾岛的三首五言律诗：《暮过山村》、《赠王将军》和《宿山寺》。又加了一个注云：“长江有‘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句’，风格颇高，惜通体不称，故不全录。”他已经认为这首诗有句无篇，但如果把此诗和《送无可上人》、《题李凝幽居》二诗比较一下，恐怕这首诗还应当说是较好的。 暮过山村 数里闻寒水，山家少四邻。 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 初月未终夕，边烽不过秦。 萧条桑柘外，烟火渐相亲。 沈德潜选录了这首诗，其实未必比《忆江上吴处士》好些。第二联也算是作者的名句，为来人所称赏。但第三联与上下文的关系却使人无法了解。沈德潜在此诗下有一个评语：“落日、初月，平头之病。”这是指出这首诗所犯的声病，他以为日、月二字都是入声，是犯了平头之病。但是这个评语是非常错误的，使人怀疑沈德潜是否了解何谓平头。 平头是沈约所发明的四声八病之一。沈约的原文已不可见，但他的八病说还部分保存在日本僧人遍照金刚所著《文镜秘府论》中。平头是八病中的第一病。“平头诗者，五言诗第一字不得与第六字同声，第二字不得与第七字同声。同声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声。犯者名为犯平头。”又云：“上句第一字与下句第一字，同平声不为病，同上去入声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与下句第二字同声，无问平上去入，皆是巨病。” 据此可知声病存在于五、七言诗的上下二句之间。所谓上下句，是第一、二句，第三、四句，第五、六句，或第七、八句。所谓第六字，即下句第一字；第七字即下句第二字。平头之病，在上下句第一、二字用同声字，但第二字尤其重要。例如“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此联中“独”与“数”都是入声，已犯声病；但第二字“行”与“息”，一平一仄就没有问题。如果这一联的上下句第二字也同声，那就犯了平头之病，在诗的声调上是最不美听的。沈德潜指出的“落日”，在全诗的第四句，第二联的下句。它的调声关系在上句的“怪禽”。“怪禽”和“落日”，并不犯平头之病。沈德潜说“日”“月”二字同为入声，犯了平头之病，把调声的关系牵涉到第四句和第五句了。他似乎忘记了律诗的第四句和第五句的第二字，本来应该是同声的。大约沈氏在抄诗之际，误把这两句诗认为一联的上下句，发现了“日”“月”二字同声，贸然加注，说贾岛此诗犯了平头之病。这个注会贻误后学，所以我要在这里顺便指出沈氏的疏忽。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八日 ①此诗用上声韵，但“辛”字现在却属于平声，不知是否唐人读作上声。65.张继：枫桥夜泊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张继，字懿孙，襄州人。他的生平不甚可知。据诸家记录，仅知他是天宝十二年(公元七五三年)的进士。大历中，以检校祠部员外郎为洪州盐铁判官。刘长卿有《哭张员外继》诗，自注云：“公及夫人相次没于洪州。”大约就在大历末年。他的朋友，除刘长卿以外，有皇甫冉、窦叔向、章八元、顾况，都是诗人。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选录至德元年至大历暮年诗人二十六家的诗一百三十二首，其中有张继诗三首。高仲武评云：“员外累代词伯，积习弓裘。其于为文，不自雕饰。及尔登第，秀发当时。诗体清迥，有道者风。如‘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可谓事理双切。又‘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比兴深矣。”从评语看来，可知他家世代是诗人，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他是谁的子孙。他的诗见于《全唐诗》者，只有四十馀首，其中还混入了别人的诗。但宋人叶梦得曾说：“张继诗三十馀篇，余家有之，”(《石林诗话》)可知他的诗，在南宋时已仅存三十馀首了。 在唐代诗人中，张继不是大家，恐怕也算不上名家，《唐诗品汇》把他的七言绝句列入“接武”一级中。如果这首《枫桥夜泊》诗没有流存下来，可能今天我们已忘记了他的名字。这首诗首先被选入《中兴间气集》，题目是《夜泊松江》。以后历代诗选，都收入此诗，直到《唐诗三百首》，使这首诗成为唐诗三百名篇之一，传诵于众口了。 从现存的张继诗中，可知他到过严州，有《题严陵钓台》诗。到过会稽，有《会稽郡楼雪霁》、《会稽秋晚》诗。也到过苏州，有《游灵岩》、《阊门即事》和这首《枫桥夜泊》诗。大约诗人在吴越漫游时，乘船停泊在苏州城外吴江上的某一个码头边歇夜。吴江的下游就称松江，故至今合称吴松江。流过上海的这一段，现在称为苏州河。 “月落乌啼霜满天”，第一句说明了季候。霜，不可能满天，这个“霜”字应当体会作严寒；霜满天，是空气极冷的形象语。因为严寒，乌鸦都无法睡眠，所以还在啼唤。半夜里已经月落，想必总在深秋或初冬的下弦。旅客在船中睡眠，这不是愉快舒服的睡眠，而是有羁旅之愁的睡眠。这一夜的睡眠又无人作伴，只有江上的枫树和夜渔的火光和旅人相对。这一句本来并不难解，只是把江枫和渔火二词拟人化。对愁眠，就是伴愁眠之意。后世有不解诗的人，怀疑江枫渔火怎么能对愁眠，于是附会出一种讲法，说愁眠是寒山寺对面的山名。直到现代，还有人引此说来讲此诗，大是谬误。接下去，诗人说在这样光景之下，旅客已经不容易入睡了，何况又听到苏州城外寒山寺里的钟声，镗镗地传来。这首诗是一般的赋写景物的诗，没有比兴的意义，读者也无可深入研究。可是到了宋代，欧阳修读这首诗，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六一诗话》中说： “唐人有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他以为三更半夜，不是打钟的时候，故诗句虽佳，却不符合现实。他的引文，误“城外”为“台下”，“夜半”为“半夜”，不知是记忆之误，还是所见者为别的文本。 对于欧阳修提出的问题，许多人都不同意。《王直方诗话》引于鹄诗：“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维山半夜钟。”又白居易诗：“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复斋漫录》引皇甫冉诗：“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蔡正孙《诗林广记》亦引温庭筠诗：“悠然旅思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这些都是唐代诗人所听到的各地半夜钟声。范元实《诗眼》又从《南史》找到半夜钟的典故。《石林诗话》又证明南宋时苏州佛寺还在夜半打钟。这样，问题总算解决了，欧阳修被群众认为少见多怪。 寒山寺本来只是苏州城外一座小寺，自从张继此诗流传之后，成为一处名胜古迹。在北宋时就有好事的慈善家捐资修葺。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有一段记录云： 普明禅院，在吴县西十里枫桥，枫桥之名远矣，杜牧诗尝及之，张继有晚泊一绝。孙承祜尝于此建塔，迎长老僧庆来住持，凡四五十年。修饰完备，面山临水，可以游息。旧或误为封挢，今丞相王郇公居吴门，亲笔张继一绝于石，而枫字遂正。 据此可知寒山寺在宋代为普明禅院。凡是称“禅院”的，人民习惯上都还是称之为寺。那么它应当是普明寺。但是叶梦得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唐张继题城西枫桥寺诗也.”(《石林诗话》)这里又出现了枫桥寺的名称。大概寒山寺、枫桥寺都是俗名，而普明寺是正名。不过，由于张继此诗的影响太大，自唐代至今，一般人都只知道寒山寺。 枫桥，在北宋时已误为封桥。王郇公是王珪，北宋仁宗时宰相。元丰六年封郇国公。他罢相后住在苏州，写了这首诗刻在石碑上，因此就纠正了封字之误。由此可知他写的诗题是“枫桥夜泊”而不是“夜泊松江”。关于这首诗和诗题，我们不免还有怀疑。如果张继的船就停泊在寒山寺外枫桥下，那么他听到的半夜钟声，一定就从岸上寺中发出，为什么他的诗句说是“姑苏城外寒山寺”，而且这钟声是“到”客船呢?我以为《中兴间气集》选此诗，题为《夜泊松江》，这是张继的原题。他的船并不是停泊在寒山寺下，或说枫桥下。而是离开寒山寺及枫桥还相当远的松江上。这样，第三、四句诗才符合情况。《枫桥夜泊》这个诗题，看来是宋代人改的。《全唐诗》在此诗下注云：“一作夜泊枫江。”可能这一段吴江又称枫江。后人不知，改为枫桥。由“夜泊枫江”而成为“枫桥夜泊”。 王珪写刻的《枫桥夜泊》诗碑，没有拓本传到今天，不知有无文字异同。南宋时龚明之作《中吴纪闻》，其中提到这首诗，第二句却是“江村渔火对愁眠”。到明代，王珪所写的那块碑大概已经遗失，因此由苏州书家文徵明再写一通，亦刻于石。这块碑，到了清代末年，已漫漶不清，于是由经学家俞樾(曲园)又写刻了一块诗碑。俞曲园这块碑正面写张继诗，后附跋语三行，文曰： 寒山寺旧有文待诏所书唐张继枫桥夜泊诗，岁久漫漶。光绪丙午，莜石中丞于寺中新葺数楹，属余补书刻石。俞樾。 碑阴还刻有附记八行，文曰： 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脍炙人口，惟次句“江枫渔火”四字，颇有可疑。宋龚明之《中吴纪闻》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可宝也。此诗宋王郇公曾写以刻石，今不可见，明文待诏所书亦漫漶，江下一字不可辨。筱石中丞属余补书，姑从今本，然江村古本，不可没也。因作一诗附刻，以告观者： 郇公旧墨久无存，待诏残碑不可扪。 幸有中吴纪闻在，千金一字是江村。 俞樾 这是俞曲园写诗时对原诗文字发生了疑问，就写了这一段诗话。光绪丙午是光绪三十二年(公元一九O六年)，筱石中丞是江苏巡抚陈夔龙。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刻在碑侧。正书五行，文曰： 张懿孙此诗，传世颇有异同。题中枫桥，旧误作封桥。《吴郡图经续记》已据王郇公所书订正。诗中渔火，或误作渔父，雍正辑《全唐诗》所据本如此。然注云：“或作火”，则亦不以父为定本也。《中吴纪闻》载此诗作“江村渔火”，宋人旧籍，足可依据。曲园太史作诗以证明之，今而后此诗定矣。光绪丙午，余移抚三吴，偶过此寺，叹其荒废，小为修治，因刻张诗，並刻曲园诗，以质世之读此诗者。贵阳陈夔龙。 一首唐人的七言绝句，历代传抄，文字谬误，产生了这许多纠葛。俞曲园虽然说“千金一字是江村”，可是他自己却仍然写“江枫”，于是他的写本，正如陈筱石所说，从此成为定本。寒山寺因张继的诗而成为苏州著名的古迹，俞曲园的书法又为当世所重，而且俞曲园就在当年十二月逝世，这块诗碑极为中外人士所珍视，拓本流传甚广。日本旅游者，来到中国，必去寒山寺观光，顺便买一张俞曲园写的诗碑拓本回去作纪念。但是流传的拓本，只有碑面《枫桥夜泊》诗及跋语三行，碑阴及碑侧文字，向来不拓，因此我要给它们在这里做个记录，以保存这一段唐诗逸话。 一九三六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请诗人张溥泉也写刻了一块“枫桥夜泊”诗碑。张溥泉的大名也是继，请现代诗人张继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给唐诗又添了一段佳话。从此，俞曲园诗碑和张溥泉诗碑並列于寺中。听说，康有为也写过这首诗，有木刻在寺中，我没有见过。 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汉奸梁鸿志在南京成立了伪“维新政府”。当时日本大阪的朝日新闻社要举办大东亚博览会，想以这个名义把寒山寺诗碑运去。日本人所要的当然是俞曲园写的那一块。汉奸们不敢触怒人民，把原物送去献媚，于是请苏州石师钱荣初依原样复刻了一块。刻得极好，足以乱真。后来不知怎么，这块复制品也没有运去日本，就留在南京，至今植立在煦园里。 一首七言绝句，数百年来，为国内外人士如此爱好和重视。它又使一个荒村小寺成为千秋名胜。这是《枫桥夜泊》诗独有的光荣。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五日 【附记】 近日读郑逸梅所著《文苑花絮》，其中记张溥泉书碑事，可补此文所未详，故节录于此： 吴湖帆以为俞曲园写的碑石已经残失，因此想到张溥泉亦名继，最好请他补写一石。但吴湖帆与张溥泉不相识，乃托濮一乘代请。不久，吴见报载张公逝世，甚恨请之已晚。不意过了几天，濮一乘以张公写本寄来，附函云：“此乃张公逝世前一日所写。”湖帆悲喜交集，即嘱黄怀觉选石刻之，立于寺中。 张公写此诗后，亦有跋语，今并录于此： 余夙慕寒山寺胜迹，频年来往吴门，迄未一游。湖帆先生以余名与唐代题枫桥夜泊诗者相同，嘱书此诗镌石。惟余名实取恒久之义，非妄袭诗人也。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沧州张继。 又，近日又见一种宋人笔记，其中记王珪写此诗碑时，正在丧服中，故未署名。今王珪所写碑已不可见，不知此说信否。俞樾写此诗后，当年即下世。张溥泉写此诗后，越日即逝。此三事巧合如此，在迷信家看来，恐寒山寺诗碑很不吉利。附记于此，以供谈助。 一九八五年六月五日66.严维：酬刘员外见寄 苏耽佐郡时，近出白云司。 药补清羸疾，窗吟绝妙词。 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 欲识怀君意，朝朝访楫师。 严维，字正文，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早年隐居桐庐。至德二年(公元七五七年)，以词藻宏丽进士及第。因家贫亲老，不能远离，授诸暨尉，年已四十馀。后历秘书郎，辟河南节度使幕府，迁馀姚令，终于右补阙。以上是《唐才子传》作者辛文房从严维诗集中钩稽出来的小传。但姚合《极玄集》却说“严维，字正文，山阴人，至德二载进士，历诸暨及河南尉，终校书郎”。查诗集中有一诗，题曰：《馀姚祇役奉简鲍参军》，大约这就是辛文房以为他曾为馀姚县令的根据。其实“馀姚祇役”只是说他因公出差到馀姚，不能理解为任馀姚县令。 《国秀集》收“进士严维”诗三首，大约都是至德二年成进士前后的作品。《极玄集》选了他的诗四首，该是晚年的诗了。但《中兴间气集》中却没有严维的诗入选。 严维与刘长卿、朱放、丘为、李端为诗友，虽然不在大历十才子之列，但他的诗风也和十子差不多。在当时，严维大约还是一位名家，到了后世，声名渐减，也许是由于他存诗不多之故。《国秀》、《极玄》两集中所选的严维诗，到后世也并不为人称道。倒是这里选录的一首诗，却经常在诗话中被提出来评论。这首诗是酬答刘长卿而作。刘长卿任睦州司马，作了一首诗寄给严维： 随巷喜阳和，衰颜对酒歌。 懒从华发乱，闲任白云多。 郡简容垂钓，家贫学弄梭。 门前七里濑，早晚子陵过。 此诗前六句是描写他的闲官生活，最后二句是将严维比为严子陵，希望他来会晤。严维写了一首诗酬答。这首诗第一、二句用了一个典故，其意义不很清楚。苏耽是汉文帝时桂阳人，因孝母而得道成仙。其事迹见《神仙传》。苏耽没有做过佐郡的官，也和白云无涉。严维此二句，意在恭维刘长卿，因为刘是睦州司马，正是辅佐郡守的官。“白云”是酬答刘长卿诗中的“闲任白云多”之句。其意义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用苏耽的故事却不可解。也许睦州历史上有过另外一个苏耽。 “药补”二句是写刘长卿居官多暇，可以服药养生，在晴窗下吟哦好诗。“柳塘”二句是写睦州风景。最后二句是说：我天天在想雇船去拜访你。由此，你可以知道我怀念你的心情。这首诗，从整体来看，并不好。颔联与颈联，没有关系。颔联又没有承上的作用，颈联没有启下的作用。再加上第一、二句意义不明。使这首诗好象是硬拼凑起来的四联八句。两本唐人诗选都没有选入这首诗，可知它在当时并不引起重视。 到了北宋，欧阳修作《六一诗话》，记下了一段他和梅圣俞谈诗的话，今全录于此： 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贾岛云：“竹笼拾山果，瓦瓶担石泉。”姚合云：“马随山鹿放，鸡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萧条，不如“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为工也。余曰：语之工者固如是。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何诗为然?圣俞曰：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虽然，亦可略道其仿佛。若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寓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 这一段话，表明了宋代人欣赏诗的方法。他们注意的是一联一句，并不重视全篇。而这也正是中晚唐人作诗的方法，先得一联好句，然后拼凑成诗。欧阳修在这一段诗话中，列举了梅圣俞所欣赏的唐人佳句，以为它们都能做到“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严维的“柳塘”二句也在其内。 后来，刘贡父(攽)作《中山诗活》，提出了异议： 人多取佳句为句图，特小巧美丽可喜，皆指咏风景，影似百物者耳，不得见雄材远思之人也。梅圣俞爱严维诗曰：“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固善矣。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何须柳也。 刘贡父反对摘句论诗，以为不能见到诗人雄材远思的人格。这意见是正确的。但他接下去评论严维这两句诗，以为“夕阳迟”三字扣住了花，但“春水漫”何必要扣住柳呢?这个观点，使人不解。因此，就有胡元任在《苕溪渔隐丛话》中反驳道： 此论非是。“夕阳迟”乃系于坞，初不系花。以此言之，则“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阳迟”岂独花坞哉? 二人所争的是“夕阳迟”、“春水漫”和什么发生关系。刘贡父以为“夕阳迟”可以是写花，而“春水漫”却和柳没有关系。胡元任以为“夕阳迟”是形容山坞，“春水漫”是形容池塘，根本与花柳无关。如果依刘贡父的观点，那么，春水不能漫于柳塘，而夕阳迟又何以一定要在花坞里呢? 宋人作诗，讲究句法，上下要有联系。“柳塘春水漫”一句五字，就要研究春水漫与柳塘之间，有何必要的联系。一个说春水漫与柳无关，所以诗句中的“柳”字是落空的，不如夕阳迟与花有关系。一个说夕阳迟是坞里的景色，和花也没有必耍的关系，故不能说夕阳迟是扣住花的。宋人诗话中，常常有这样可笑的辩论，因而清人诗话中，就常常有驳正宋人的评语。 贺黄公(裳)《载洒园诗话》云： 宋人作诗，极多蠢拙，至论诗则过于苛细，然正供识者一噱耳。如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此偶写目前之景，如风人“榛苓”、“桃棘”之义，实则不止于榛隰，不止于苓园。亦不止于桃棘也。刘贡父曰：“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不须柳。”渔隐又曰：“此论非是，夕阳迟乃系于坞，初不系花。”以此言之，则春水漫不必柳塘，夕阳迟岂独花坞哉?不知此乃酬长卿之作，偶尔寄兴于夕阳春水，非咏夕阳春水也。夕阳春水。虽则无限，花柳映之，岂不更为增妍，倘云野塘山坞，有何味耶?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也提到此诗： 刘贡父云：梅尧臣爱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固善矣，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漫何须柳也，似未尽善。”余阅之，不觉失笑。夕阳迟，春日迟迟也。何为系花?春水漫，水流漫也，何关于柳?宋人之着相强解事，类如此。 严维这一联诗，还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批评。明人胡应麟的《诗薮》云：“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字与意俱合掌，宋人击节(以为)佳句，何也?”原来胡应麟把“漫”字误为“慢”字。因而以为“慢”与“迟”同义，在句法上是犯了合掌之病。他又说这二句诗意也是合掌，这就不知道他如何解释这一联了。 贺黄公还有一段议论云： 中唐数十年间，亦自风气不同。其初，类于平淡中时露一人情切景之语。故读元和以前诗，大抵如空山独行，忽闻兰气，馀则寒柯荒草而已。如严维“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诚为佳句，但上云“窗吟绝妙辞”，却鄙。 这里讲到中唐初期的诗风，也就是大历诗风，往往有佳句而无全篇好诗。贺黄公赏识“柳塘”一联为佳句，却以上联“窗吟绝妙辞”为鄙句。这是他批评得还较为委婉，其实“柳塘”一联在全诗中却没有必要的联系，既不承上，又不启下，尽管这十个字写景极妙，但对于全诗却不起什么作用。严维另外有一联诗云：“柳塘薰昼日，花水溢春渠”(《酬王侍御西陵渡见寄》)，完全同一意境，更可知是先有成句而后凑足全诗。但是读者是瞒不过的，到如今，也只有这一联代表他的名声。 杭州西溪，有一个地名，正叫花坞。四十年前，我曾于傍晚经过那里，微吟严维这两句诗，觉得情景宛然，很佩服诗人能捕捉这一时间的山容水色。同时诗人李嘉祜也有一联云：“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送王牧往吉州谒王使君叔》)也可以和严维比美。 一九儿四年十月十六日67.白居易讽谕诗：两朱阁 在郊岛的寒瘦与昌谷、温、李的秾艳之外，元和、长庆年间，还有一个极为流行的元白诗派。元是元稹、白是白居易。他们是亲密的诗友，互相唱酬，互相影响。由于志同道合，他们的诗自成一种风格，当时被称为元和体。他们的诗，无论文字或思想内容，都力求明白浅显，走文学大众化的道路。元稹在为白居易诗集作的序文中，说他们的诗，在“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居易自己也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这是他们的诗在当时普遍为各阶层士民传诵的记录。但是，明白浅显、流利通俗的诗歌，很容易为典雅派诗人所轻视。时代稍后一些，有诗人杜牧，在他为李戡作的墓志中，叙述李戡的文艺思想云：“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治之。”这是杜牧用李戡的名义说出来的自己的观点。到了宋代，苏东坡在“郊寒岛瘦”一句之下，又加了一句“元轻白俗”，他批评元稹的诗体为轻薄，白居易的诗体为浅俗。古今中外，每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自有这两种风格。走通俗化道路的文学，不能为士大夫所欣赏；文字典雅的士大夫文学，也不能为人民大众所欣赏。各有各的服务对象，我们无须在他们之间评定甲乙。 元白诗在唐诗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不是由于他们的诗体通俗化，取得广大士民的爱好，而是他们首先有意识地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强调文学的社会意义。陈子昂早已提出过诗要合于风雅比兴。元结也主张诗要“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韩愈也有过“文以载道”的理论，这些观点，都是为元稹、白居易开了先河。到白居易才正面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所谓“为时”，就是说文艺创作必须能反映时代现实，并为时代现实服务；所谓“为事”，就是说文艺作品必须写政治、社会、人民生活的具体事实，从而达到反映现实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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