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评传-6

综观杜甫晚期的诗歌，可以看出他确已从诗歌艺术的必然王国跃入了自由王国。诗人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在诗歌艺术上已经有了极为丰富的积累，举凡炼字、构句、谋篇等技巧，声韵，对仗等格律，都不再是他表情达意的障碍或束缚，而是他能得心应手地运用的手段。唯其如此，他才可能达到“凌云健笔意纵横”的老成境界。有一个问题需作一些补充说明。元人方回论杜甫晚期诗说：大抵老杜集，成都时诗胜似关辅时，夔州时诗胜似成都时，而湖南时诗又胜似夔州时，一节高一节，愈老愈剥落也。（《瀛奎律髓》卷一○）山谷论老杜诗，必断自夔州以后。试取其自庚子至乙已六年之诗观之，秦陇剑门，行旅跋涉，浣花草堂，居处啸咏，所以然之故，如绣如画。又取其丙午至辛亥六年诗观之，则绣与画之迹俱泯。赤甲白盐之间，以至巴峡、洞庭、湘潭、，莫不顿挫悲壮，剥落浮华。（《程斗山吟稿序》、《桐江集》卷一）方回的话立论过偏，我们不认为杜诗完全是“一节高一节”，尤其不认为“湖南时诗又胜似夔州时”，其实黄庭坚论社诗也并未“必断自夔州以后”，但我们觉得方回说杜甫晚期诗“剥落浮华”是很有眼光的。“剥落浮华”与“平淡”的意思很接近，但是前者更具体、更准确地说出了杜甫晚期诗歌的美学特征及其由来。诚然，杜甫在夔州乃至在湖南的诗作中并不是没有高华遒丽、工稳深密的作品，律诗如《秋兴八首》、古诗如《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寄韩谏议注》等，都堪称“如绣如画”。然而杜甫晚期诗的主要倾向确是“剥落浮华”，也就是洗净了绮丽风花，也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从绮丽到“剥落”，从绚烂到平淡，是艺术境界的升华，正如温度极高的火焰反而呈淡青色一样。我们这佯说并不意味着轻视或否定绮丽、绚烂，并不意味着轻视或否定杜甫的前期诗歌，因为晚期杜诗与前期杜诗在艺术境界上的关系是发展、超越而不是抛弃、否定，前期杜诗遒丽、精工、法度森然，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后期杜诗恣肆、朴野、挥洒如意，已臻于老成的境界。前者与当时整个诗坛的风会比较一致，后者则更多地体现着杜甫艺术成就的独到之处。我们知道，六朝诗歌的主要艺术成就是声律丽辞，所以在整体上呈现绮丽的风貌。初、盛唐诗人虽然对此有所批判、扬弃，但初、盛唐诗在骨力渐趋遒劲的同时仍保持着色泽秾丽的外貌。所以我们认为，杜甫晚期诗风的转变不仅仅是对他自己的超越，也是对整个时代的超越。从诗歌史的角度来看，杜甫晚期诗的老成境界是对六朝诗及继承六朝诗的初、盛唐诗的超越，并体现了中、晚唐诗乃至宋诗的发展趋势。典型地体现了宋诗特征的黄庭坚对杜甫的夔州诗予以高度评价，论诗坚守“选诗”法度的朱熹对夔州诗持批评态度，原因就在于此。六、风格：“沉郁顿挫”诗歌风格是诗人人格的艺术表现，一位伟大的诗人的人格必定具有丰富的内涵，所以其诗歌风格也必定具有多姿多采的特征，杜诗就是如此。元稹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瘐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宋人孙仅说：“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皆出公之奇偏尔，尚轩轩然自号一家，焀世烜俗。”（《读杜工部诗集序》，《草堂诗笺·传序碑铭》）前者指出杜甫对前代诗人各种风格的兼收并蓄，后者指出杜甫对后代诗人多种风格的深刻影响，可见杜诗风格涵盖之广。王安石则正面指出杜诗风格之多样性：“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宋人张表臣也举出例句说明杜诗具有“含蓄”、“奋迅”、“清旷”、“华艳”、“侈丽”、“发扬蹈厉”、“雄深雅健”等风格（《珊瑚钩诗话》卷一）。胡应麟更认为杜诗风格中包涵了许多组对立的因素：“杜则精粗、钜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诗薮》内编卷四）。我们认为前人的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而且认为杜诗风格的丰富多彩正是其高度艺术成就的体现。然而，一位伟大的诗人又必定具有非常独特的主导风格，这种风格就是诗人艺术个性的标志。杜诗的主导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原是社甫的自我评价，天宝九载（750），杜甫在《进雕赋表》中说：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如果我们以此为根据说杜诗的主导风格是“沉郁顿挫”，那显然是理由不足的。因为此时的杜甫年仅三十九岁，虽然他自称已有“千有余篇”作品，但今存不足四十首，也没有鲜明地体现出“沉郁顿挫”的风格来。而且，“贾、马”（即贾谊、司马相如）与扬雄、枚皋是辞赋作家而不是诗人，杜甫在献赋时把自己的“述作”与贾、马、扬、枚相比，则所谓“述作”多半是指赋而不是诗，这样，“沉郁顿挫”云云也多半是杜甫对自己的赋的评价。所以，我们说杜诗的主导风格是沉郁顿挫，原因不在于杜甫的自述，而在于这符合杜诗的实际情况。先让我们看看“沉郁顿挫”这个风格术语的涵义是什么。社甫自称“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不言而喻，他认为扬、枚的创作具有“沉郁顿挫，随时敏捷”的特点。枚皋的作品无传， ①①枚皋的赋在初唐时已经失传，《隋书·经籍志》中没有记载，唐初的儿部类书（如《艺文类聚》、《北《汉书·枚皋传》说：“上有所感，辄使赋之。为文疾，受诏辄成。”可见他写作很快。扬雄的情况正相反，他作《甘泉赋》时，“卒暴，遂倦卧，梦五藏出地，以手收内之。”（桓谭《新论》）正如《文心雕龙·神思》所云：“扬雄辍翰而惊梦，..虽有巨文，亦思之缓也”，“枚皋应诏而成赋，..虽有短篇，亦思之速也。”所以“随时敏捷”只可能是指枚皋而言，由于这是指写作速度，不属于风格范畴，故此处不予讨论。“沉郁顿挫”则单指扬雄而言，扬雄作《方言》，刘欲作书与雄云：“非子云淡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与扬雄书》，《全汉文》卷四○）扬雄作文好深思，王充说他“造于眇思，极窈冥之深”（《论衡·超奇》），《汉书·扬雄传》说他“默而好深湛之思”，刘勰也说：“子云属意，辞人最深”（《文心雕龙·才略》），可见“沉郁”原为思虑深沉之意。先唐的人说到“沉郁”时往往与“思”联系在一起，如陆机《思归赋》曰“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钟嵘《诗品序》曰“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至于“顿挫”，其涵义比较明确，陆机《文赋》云：“箴顿挫而清壮。”《后汉书·郑孔荀传》云：“北海天逸，音情顿挫。”李贤注：“顿挫犹抑扬也。”可见“顿挫”意即抑扬、起伏、中有停顿，这既可指感情、声调，也可指文气、章法。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顿挫”本来就是风格术语，而“沉郁”则本指文学构思的一种状态。但是自从杜甫把“沉郁顿挫”合而论之以后，“沉郁”也逐渐转变成风格术语，而且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了，宋人严羽、明人高棅都将“沉郁”视为杜诗的主要风格，①这种观点受到后人普遍的认同。下面我们对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作一些具体的说明。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具体内涵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诗歌的表层，包括语言、意象、结构、声调等方面，举凡语言之凝炼、意象之精警、结构之波澜起伏、声调之抑扬顿挫，都给人以凝重、深沉、千锤百炼、千回百折之感，这在总体上形成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貌，我们在前面几节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复。第二个层面是诗歌的艺术构思，上文说过，“沉郁”的本义就是指文学构思而言的，而杜甫诗思之深刻堪称前无古人。杜甫自称：“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又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孰知二谢将能事，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相传李白作诗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见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此诗多半是后人伪托，但描摹杜甫苦吟之状相当生动。既然杜甫作诗的方式是呕心沥血，惨淡经营，杜诗就必然呈深沉凝重之貌，而不可能象李白诗那样呈飘逸之姿。杜甫构思之深刻在作品中有两点主要的体现，一是含蓄，二是曲折。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中说过，杜甫对于儒家诗论是心领神会的，他既重视诗歌”兴、观、群、怨”的一面，又注意“温柔敦厚”的一面，所以他赞扬元结的《舂陵行》等诗是“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而杜甫在创堂书钞》）中也没有收录，可见杜甫也并未读到过枚皋的作品，所谓“随时敏捷”云云多半是指《汉书》等书中所记载的枚皋的写作方式，而不可能指其作品风格。①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高棅《唐诗品汇·总序》：“开元天宝间则有..杜工部之沉郁。”作中也很好地贯彻了这种精神。例如“三吏”、“三别”这一组诗，诗人对苦难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对造成战乱的统治者和叛将表示了深刻的谴责，感情极其强烈，但表现方式则相当含蓄，不但叙事精炼，而且诗人感情仅在字里行间自然地流露出来。相比之下，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叙事既伤太尽，诗人自己又在诗中大声疾呼，虽然剑拔弩张，但艺术感染力却远逊杜诗。再如《哀江头》一诗，对于玄宗、杨妃的历史悲剧表示了巨大的哀痛，与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相近，然而杜诗含蓄而白诗直露，所以苏辙评曰：“余爱其（按：指《哀江头》）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暮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三引）这说明含蓄确是杜诗的一大特点。社诗的曲折也令人惊叹，我们在第二章中分析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大篇，在本章第三节中又分析了《前出塞九首》和《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两组连章诗，这些作品波澜起伏，千回百折，极尽吞吐曲折之能事。即使是篇幅短小的律诗，在杜甫笔下照样能写入曲折尽致的旨意，例如：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此诗颇为朴野疏宕，但是诗中旨意则极为曲折，浦起龙分析说：“官亭梅放，诗兴遄飞，高怀不减古人矣。尔时对景见忆者，当客别春回，旅怀怅触，其亦情不自禁乎？然以予迟暮羁栖，亦幸未蒙折赠耳。倘一枝触目，未免转益乡愁，即看此地江花早发，殊悲催老客途也。然则君而不念我也，君念我而寄我，不更使我徘徊难遣哉！意绪千端，衷肠百结，何图于五十六字曲曲传之！”（《读杜心解》卷四）含蓄、曲折使杜诗深沉隽永，一唱三叹，也就是说，构思的深刻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深沉内涵。赵翼论杜诗说：“盖其思力深厚，他人不过说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说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笔力之豪劲，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无浅语。”（《瓯北诗话》卷二）这段话正说出了上述两个层面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层面是凝聚在诗歌中的感情和思想。《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毛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后人对“志”的解释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志”本指志向、志意，其引伸义则可泛指思想。“情”当然是指感情，“志”和“情”实际上包涵了诗人的全部心理活动，也即诗人的整个内心世界。①闳其中者肆其外，诗人的内心世界越是深沉，诗歌的风格也就越深沉，借用赵翼的话说，就是“深人无浅语”。我们在第一章第二节中说过，杜甫对儒学的核心内容——“仁”的思想终身伏膺，须臾不离，他热爱生活，热爱亲友，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也热爱天地间一切生命和一切美好的事物，而且爱得深沉，爱得刻骨铭心。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把杜甫称为“情圣”（《情圣杜甫》，《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决非虚语。当然，仅仅具有深挚的感情还不一定形①孔颖达《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云：“在已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我们认为诗歌的言志与抒情两个特征确实密不可分，但是情和志的内容还是有所区别的。成沉郁的风格，如果杜甫一生都在开元盛世，那么杜诗也许会象李白诗一样的飘逸，可是正象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所说的，杜甫受到了时代的“玉成”——他的一生主要是在“万方多难”的时代度过的。从旅食京华到漂泊湖湘，杜甫的生活是艰难困苦的，他的亲友离散四方，他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的祖国饱受战乱的蹂躏，甚至天地间一切生命和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受到了损害和破坏：白鱼困密网，百鸟也在罗网，树木或枯或病，连雄丽的蜀山都蒙上了凄怆之气。总之，杜甫以满腔的爱心去拥抱的正是一个疮痍满目的外部世界，所以他的爱中充满着同情、悲悯、惋惜、是一种浓烈而又沉重的感情。而且，正如孔子所云，“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杜甫就是这样的“仁者”，他爱得深，恨得也深，他自幼便“嫉恶怀刚肠”（《壮游》），遭逢乱离后更大声疾呼：“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可惜杜甫眼看着世间疮痍而不能救，眼看着蝥贼横行而无法除，所以深沉的感情就引起了深沉的痛苦。杜诗中有很多沉痛的句子，例如：“汝曹催我老，回首泪纵横。”（《熟食日示宗文宗武》）“促觞激万虑，掩抑泪潺湲”（《湘江宴饯裴二端公赴道州》）“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柟树为风雨所拔叹》）“酒阑却忆十年事，肠断骊山清路尘。”（《九日》）“吊影夔州僻，回肠杜曲煎。”（《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赠卫八处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人泪流如雨，肝肠如煎，读者也会受到深深的感染。卢世云：“《赴奉先》及《北征》，肝肠如火，涕泪横流，读此而不感动者，其人必不忠。”（《杜诗镜铨》卷四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如果一个人读了杜诗而不受感动，那么他肯定是个没有爱心的人！深挚的感情又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这主要体现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命运的深切忧虑，以及对国家兴亡盛衰原因的深沉思考。杜诗中充满着沉重的忧患感：首先，诗人身遭丧乱，穷愁潦倒，当然不能不为自己及其亲友担忧。“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这是杜甫为自己的前途而忧虑。“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百忧集行》）——这是杜甫为全家的生计而忧虑。“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这是杜甫为远谪朋友的安危而忧虑。更为可贵的是，诗人已经跳出了个人的小圈子，他忧郁的目光投向了远为广阔的现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名篇固不必说，即使在那些似乎与国政时事无关的题材中，其忧国忧民之情也时时有所流露。例如在饮酒时，他写道：“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在送别时，他写道：“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在题画时，他想到“时危惨淡来悲风”（《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在观舞时，他想到“风尘澒洞昏王室”（《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咏月则云“干戈知满地，休照国西营”（《月》）；咏雨则云“不愁巴道路，恐湿汉旌旗”（《对雨》）。正如宋人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周紫芝《乱后并得陶杜二集》，《太仓稊米集》卷一○）忧患感不但直接给杜诗抹上了沉郁的感情色彩，而且使杜诗在反映社会和时代时具有无与伦比的深刻性，在预见或预感当时尚未发生的历史进程时也具有惊人的准确性（详见第四章第五节）。所以我们说感情的深挚和思想的深刻是杜诗沉郁风格最深层面的内涵。人们往往认为杜诗的“顿挫”仅仅与诗歌形式有关， ①我们则认为“顿挫”同样存在于杜诗风格的第三个层面，即感情和思想的层面。前面说过，“顿挫”这个术语本来就是兼指感情和声调、文气的，其涵义之一就是感情的抑扬起伏。人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如果一个人具有丰富的感情和深邃的思想，那么他的内心绝不是波澜不起的一口古井，而是波涛汹涌的一片大海。杜甫的内心就好象是一片大海，动荡时代的疾风骤雨使这片大海波澜起伏，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又使它忽而高涨，忽而低落，就象大海中的潮汐一样。杜甫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对于国家中兴的任何迹象，有时仅仅是传闻，他都会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洗兵马》、《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等诗就体现了这种兴奋心情。同样，对于国家的任何危机，那怕是尚处于潜伏状态的危机，杜甫都为之忧心忡忡，《饮中八仙歌》、《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就体现了这种忧患感。当然，更多的情形是，杜甫为国家，人民的巨大灾难而痛苦，《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等诗皆为显例。即使在日常生活的细微题材中，杜甫也是忽悲忽喜，柟树为风雨吹倒，竟使他血泪交流；田父请他饮酒，又使他喜不自胜。总之，杜甫忧乐俱过于人，所以他的感情的抑扬跌宕的幅度也过于人，而这就是“顿挫”风格的情感内涵。此外，杜甫的思维空间异常地广阔，思绪跳荡的幅度极大，这在《秋兴八首》等诗中有鲜明的体现（详见第二章第六节），由此而产生的时空转换，意脉断裂等特征，显然也属于“顿挫”的范围。所以我们认为，杜诗中所凝聚的感情和思想也具有“顿挫”的特征，象《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所呈现的“浏漓顿挫”的风格（见本章第三节），其本质即诗人心中的情感波澜和跳荡思绪。综上所述，“沉郁顿挫”确是杜诗的总体风格。这种风格是一位感情特别深挚、思想特别深刻的诗人在动荡时代所创造的，其中又融入了深厚的学力和深沉的构思，所以它是由很多因素凝聚而成的。这么多因素集中于一位诗人身上，这在文学史上重复出现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所以，尽管自宋至清，历代学习杜诗的诗人不在少数，但没有一个人能重现这种风格。而且，虽然“沉郁”风格的美学价值越来越为人重视，晚清词论家陈廷焯甚至将“沉郁”视为诗词的最高境界而且用它来品评众多的词人，①但人们一提到“沉郁顿挫”就必然想起杜诗，可见这已经被公认是属于杜甫个人的。“沉郁顿挫”，这就是杜诗的独特风格。①例如王双启《“沉郁顿挫”辨析》（《草堂》 1982年第 2期）一文就持这种观点。①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一中说：“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郁”说实为陈氏词论的核心内容，详见《白雨斋词话》一书。◎第四章 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与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一、平正笃实的哲学观点唐代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时代，儒、道、释三派思想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支持，思想界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纷局面。盛唐时代的诗人思想既活跃、又复杂，往往是一人身上杂糅有几种思想，比如李白，既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又喜好纵横、任侠。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杜甫，其思想也同样染上了一些自由色彩。青年时代的杜甫，曾与李白一起到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欲学长生之道。他们同游梁宋时，也有“方期拾瑶草”（《赠李白》）的愿望。在他后来的诗作中，也多次写到丹砂、灵芝等道家所重视的长生之药。杜甫与佛教的关系更深一些，他不但常到佛寺游览，听讲佛法，而且与赞公、文公等和尚交谊甚深，诗中写到佛语的地方也很多。有些学者据此而认为杜甫信仰道教和佛教，更甚于信仰儒家， ①这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观点。我们认为杜甫确实受到佛、道二教的一些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杜甫思想中所占的地位绝对不能与儒学相比。简单地说，杜甫在青年时代一度醉心于道教，特别是对仙丹灵芝以及由此通住的长生仙界颇感兴趣，那是盛唐时代的浪漫风尚影响之下一位青年诗人的任性举动，是杜甫在世界观尚未确立时的浪漫幻想。等到杜甫试图进入仕途并受到种种挫折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这种豪兴了。杜甫对佛教感兴趣主要是在壮年以后的事，由于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极度的苦闷，有时不免想从空门得到一点慰藉，这与王维所说的“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全唐诗》卷一二八）是同样的感情倾向。然而王维沿着这个倾向走到了尽头，最终达到了“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全唐诗》卷一二六）的程度，成了一个虔诚的佛徒。杜甫则不然，他有时在诗中表示要皈依佛门，论者特别注意《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这首诗，因为诗中说：“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本自依迦叶，何曾藉偓佺。炉峰生转盼，橘井尚高褰。东走穷归鹤，南征尽跕鸢。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愆。顾恺丹青列，头陀琬玻镌。众香生黯黯，几地肃芊芊。勇猛为心极，清羸任体孱。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不但用佛语、佛典甚多，而且语气颇为坚决，似乎真的要遁入空门了。清人俞瑒评曰：“垂老而将为出世之人，故皈依曹溪之念特深。”（《杜诗镜铨》卷一云引）确实此诗体现了垂暮的诗人在苦闷中寻求归宿的心情，然而据此而断定杜甫已皈依佛门则是欠妥的。理由极简单：首先，上诗作于大历二年（767），可是在那以后，杜甫仍然自视为儒者，次年即作《大历三年春白帝城送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云：“卧病久为客，蒙恩早厕儒。”同年作《江汉》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又作《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云：“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反复以儒自称，这哪里是一位皈依佛门者的口气！其次，真正遁入空门的人应该割断尘念，“万事不关心”，可是杜甫恰恰相反，家事国事，事事在心。就在《秋日夔府咏怀》这首诗中，诗人沉痛地回忆了国家的灾祸：“即今龙厩水，莫带犬戎烟。..旧物森犹在，凶徒恶未悛。国须行战伐，人忆止戈鋋，奴仆何知礼，恩荣错与权。胡①见郭沫若《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金启华《杜甫诗论集·论杜甫的思想》。星一彗字，黔首遂拘挛。”他又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生涯已寥落，国步尚邅。衾枕成芜没，池塘作弃捐。别离忧怛怛，伏腊涕涟涟。露菊斑丰镐，秋蔬影涧。共谁论昔事，几处有新阡？”他还勉励郑、李二人勤于国事：“宵旰忧虞轸，黎元疾苦骈。云台终日画，青简为谁编？”如此关心着人间的诗人，怎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佛徒！佛教本是一种出世的宗教，要求信徒割断世俗的情爱，桑下三宿尚为所忌，更不用说爱家人、爱朋友、爱人民、爱国家了！所以象杜甫那样对人间怀着深挚的爱心的人，是绝对跨不进佛门的。杜诗中有两个有趣的例子：《别李秘书始兴寺所居》云：“重闻西方止观经，老身古寺风冷冷。妻儿待米且归去，他日杖藜来细听。”《谒真谛寺禅师》：“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这两首诗都作于大历二年前后，即与《秋日夔府咏怀》作于同时，那正是杜甫对佛教最感兴趣之时。然而前一首说要为妻儿谋食故中断听经，后一首说自己不能象南朝周颙那样离弃妻儿而卜宅于山中近寺之处，①可见杜甫明白地承认妻儿是他遁入空门不可逾越的障碍。更何况杜甫对于兄弟、朋友、人民乃至天地间一切生命都怀有深挚的感情！那么，杜诗中有许多首写到丹砂灵芝或佛语佛典，这个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②我们认为杜诗中有些表示要求仙访药或皈依佛国的话是牢骚之语，如《观李固请司马弟山水图三首》之二云：“范蠡舟偏小，王乔鹤不群。此生随万物，何处出尘氛？”又如《写怀二首》之二云：“放神八极外，俯仰俱萧瑟。终然契真如，得匪金仙术？”③这些话都是因人生艰难而发出的愤激之语，就好象诗人在《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之四中说：“词赋工无益，山林迹未赊。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但他并没有当真变卖书籍而废词赋；又好象诗人在《曲江三章章五句》之三中说“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但并未当真弃文习武以射猎终生一样，这些一时冲动脱口而出的牢骚话是不能拘泥于字面而作刻板的理解的。另外还有两种情形也值得注意，第一种是诗歌的题材与宗教有关，比如描写对象是道观、佛寺，或者赠诗的对象是道士、僧人，这些诗中出现涉及宗教的话是题中应有之义。例如：《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咏的是被唐王朝尊为玄元皇帝的老子之庙，诗中不免要对老子赞颂一番。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咏的是佛寺浮图，所以尽管此诗的主要倾向是抒发忧国之思，但也不免有“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二句以颂佛法。显然，这些诗并不能说明诗人信仰宗教。第二种是诗中用的典故成语涉及佛、道二教，杜甫是读破万卷的诗人，而佛经道藏中本来有许多精妙的语言、生动的比喻、丰富的想象，它们当然会受到诗人的注意和运用。杨伦也说：“释典道藏，触处有故实供其驱使，故能尽态极妍，所谓读破万卷，下笔有神，良非虚语。”（《杜诗镜铨》卷①《杜臆》卷一○云：“结语十字为句”。可从。《南史》卷三四《周颙传》：颙“长于佛理”，“清贫寡欲，终日长蔬。虽有妻子，独处山谷。”此诗即用此典。②郭沫若先生为了证实杜甫信仰道教和佛教，不厌其烦地把诗中涉及二教的句子罗列了各十几例（见《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似乎这就足以证明其观点了。其实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说，“如果我们把杜甫诗中有关儒家思想的诗句也逐条罗列，那将不是十几条，而是百几十条。”（《杜甫研究再版前言》）怎么能够轻率得出“与其称之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的结论呢？③张綖评曰：“此篇说得放旷，是愤俗之语，观者勿以辞害意可也。”（《杜诗详注》卷二○引）我们同意这种理解。九）例如《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云：“葛洪尸定解，许靖力难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这是杜甫的绝笔诗，郭沫若先生因此说：“请看他对于神仙的信仰是怎样坚定！”（《李白与杜甫》第 182页）金启华先生也因此认为杜甫“最后濒绝似乎是以道家思想结束。”（杜甫诗论集》第 29页）但在我们看来，“葛洪尸定解”云云都是用典， ①正如仇兆鳌所云：“未叙穷老无聊之况。尸定解，将死道路。力难任，不复远行。丹砂未成，则内顾无策，结语盖待济于诸公矣。”（《杜诗详注》卷二三）证据就在这四句诗的前面：“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诗人念念不忘的是疮痍满目的人间而不是仙界！所以我们认为，虽然杜甫对道教、佛教都曾感到兴趣，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所交往，这说明他在哲学思想上的态度甚为平正、宽容、不排异端，但是他终身伏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则是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早期儒家思想。孔、孟所关心的是人间而不是彼界，是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而不是宇宙的本体，所以孔孟之道在本质上是关于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这也就是杜甫世界观的核心。从表面上看来，这种世界观似乎缺少思辨的色彩，其实并不如此。康德说：“由于道德哲学具有比理性所有其他职能的优越性，古人应用‘哲学家，一词，经常是指道德家”。（《纯粹理性批判》第 570页）在中国古代，一切思想都是以人为最基本的思维对象的，诸子百家的哲学都是人生哲学，他们的价值判断都是道德判断，不过对于人生和道德的态度不同而已。而孔、孟之道是直面人生的思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是对于人世间的立身、伦理、政治等道德范畴作深刻思考而得出的准则，所以是先秦诸子中最深刻的人生哲学，既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也具有深邃的思辨色彩。在这种世界观的指导下，杜甫对于人生采取了诚笃的、脚踏实地的态度，他关心的是此生而不是来世，是人间而不是彼界，是大唐帝国的天下而不是海外仙山、西方佛国。即使人生充满苦难，世间疮痍满目，杜甫也始终不渝地用满腔的热诚去拥抱它们，决不放弃，决不逃避。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杜甫极少考虑死后的归宿，杜诗即使偶尔涉及身后，也仍然着眼于生前的事业，例如：“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梦李白二首》之二）“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休？”（《可叹》）死后的不朽必以生前的建树（前者指文学，后者指政治）为基础，可见诗人的终极关怀仍在生前。①杜甫大历四年（ 769）自潭州往衡州时，作《咏怀二首》以抒穷途流落之感，其二云：“未辞炎瘴毒，摆落跋涉惧。虎狼窥中原，焉得所历住。葛洪及许靖，避世常此路。”显然是因为葛、许二人都曾流落南荒，而诗人自己也正在南方飘泊，所以并用其典，并不就意味着要象葛洪一样信仰道教，可与此诗参看。二、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儒家既然以人生与社会为关注的对象，就必然采取积极的入世的人生态度。孔子奔走列国，栖栖惶惶，为的是实现其政治理想。孟子游说诸侯，力拒杨、墨，也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他们对自己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而且怀有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孔子奔走列国时经常遇到艰难困苦甚至暴力威胁，但他从不动摇，当他被匡人围困时，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孟子说齐宣王不成，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后人往往把这些言论视为天命论，其实它们主要是体现了孔、孟的使命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思想在那个时代的特殊表述。否则的话，孔、孟早就会在接踵而至的挫折面前动摇、沮丧，不可能“知其不可而为之”（《春秋公羊传》宣公八年）了。在儒家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杜甫也是这样，他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许多学者注意到杜甫的人生信念是有所变化的，罗宗强先生指出：“他青年时期虽也有非凡抱负，但长安十年以后，他的生活理想发生了变化，一面是功名心并未息灭，稍有条件，就强烈地表现出来；一面却又逐渐消弥了非凡抱负，而追求温饱，并由于生活的困顿和接近人民群众，产生了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李社论略》第 64页）我们认为罗先生的观察非常细致，但是不同意他关于杜甫“非凡抱负”的观点。事实上，杜甫对于人生的理想和抱负正是在艰难困苦中建立起来的，他的“非凡抱负”与“为民的积极的思想因素”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青年时代的杜甫，虽然早就具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雄心，但他还沉浸在浪漫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中，对人生充满着幻想。他忽尔纵情游历，忽尔求仙访道，对人生的艰辛还缺乏体验，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还没有作深沉的思考，所以其时的壮志仅仅是对于未来的美好憧憬，是一种朦胧的希冀，并不具有具体、确定的内涵。在长安十年的艰难困苦中，杜甫一面体验着人生的艰辛，一面也观察着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机。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并因此而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著名命题（《孟子·告子》下）。对于浅薄浮躁的人，艰难困苦会使之放弃理想和抱负，然而对于沉稳坚毅的人，艰难困苦反而会激发其志气、坚定其信心。杜甫显然是后一种人，所以十年长安的经历不但没有使他壮志销尽，反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人生信念。让我们看看诗人自己是怎么说的。天宝九载（750），三十九岁的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首次表述了自己的抱负。到天宝十四载（755），四十四岁的诗人又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重申了他的抱负。把这两首诗对照一下，可以看出诗人抱负的变化：在杜甫初入长安时，①他的抱负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当杜甫结束长安十年时，他的抱负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①《奉赠韦左丞丈》一诗中对往事的回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但参以其他杜诗，我们认为“致君尧舜”的思想当产生于杜甫进入长安前后。从表面上看，两者之间变化不大。但事实上，前者比较抽象、浮泛，后者则比较具体、切实。前者主要从君主着眼，后者则开始着眼于人民：“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前者是未经磨难时的率然自许：“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后者则是屡遭挫折后的坚定誓词：“居然成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我们可以说杜甫年青时自视甚高，自以为可立致卿相，实现抱负，随着阅历的加深，他越来越看清了前途的艰难，最后对实现壮志的可能性也感到怀疑了，但是不可说他“逐渐消弥了非凡抱负”。志士仁人实现抱负的具体计划是可能被现实摧毁的，但是理想抱负本身是一种信念，属于精神范畴，外界的、物质的力量是不可能将其消灭的。杜甫的情形就是如此，长安十年的困顿生活没有使他灰心，安史之乱以后的颠沛流离也没有使他绝望，当他携带全家在蜀道上艰难跋涉、几濒绝境时，仍作《凤凰台》诗明志：“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辞微命休？..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优！”即使在他以垂暮之年飘泊于湘江之上时，仍然写下了《朱凤行》：君不见潇湘之山衡山高，山巅朱风声嗷嗷。侧身长顾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劳。下愍百鸟在罗网，黄雀最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鸮相怒号。请看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何尝有丝毫的改变！杜甫咏诸葛亮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杜诗言志》卷六评曰：“少陵生平，资志未酬，故于怀才不遇之士每相感触，引为同心。..至于古人，则武乡侯尤甚。盖诸葛公自比管乐，而其为纯王之正，则绝非管乐所可及。故于《咏怀古迹》篇中，独极其尊崇推奉之意。而此篇则专伤其功业之未成，亦所以自喻也。”诸葛亮没有能完成恢复汉室的大业，但他的志向是无可怀疑的。杜甫坎坷终生，根本没有施展宏图的机会，但是他的抱负也是至死不渝的。杜甫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诸葛亮发生了强烈的共鸣，才写出了“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句子，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象社甫理解诸葛亮那样来理解杜甫呢？应该指出，杜甫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非常悲惨，常常陷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在那种时候诗人理所当然要把谋求温饱作为当务之急，而这种心情也就真实地反映在他的诗中：“但使残年饱喫饭，只愿无事长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等等，诗人在口头上是很少提到他的宏伟抱负了，但是那仅仅是暂时的搁置，而不是永远的抛弃。理想的火焰依然在诗人心底燃烧，一有机会仍要放出光芒，上文所举的《凤凰台》、《朱凤行》二诗就是明证。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为衣食焦思奔劳与在心底里保持远大的抱负是可以同时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这正是“贫贱不能移”的儒家精神之体现。那么，杜甫的人生理想在残酷现实的不断打击下竟毫无动摇、毫无改变吗？当然不是如此，杜甫是凡人而不是超人，他在艰难困苦的人生历程中常常感到苦闷、失望，低沉的叹息和愤激的牢骚在杜诗中都是很常见的（详见第二章）。然而可贵的是，杜甫到死都没有放弃对于人生的基本信念——志在天下的信念。杜甫的人生理想也有变化，最主要的是早年那种“立登要路津”的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在同州时慨叹“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七），晚年更悲叹“官应者病休”（《旅夜书怀》）、“卿到朝廷说老翁，漂零已是沧浪客”（《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然而功名理想的破灭虽然也意味着实现人生抱负的途径已经断绝，却并不意味着人生信念的放弃。如上所述，杜甫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是至死不渝的。大历四年（769），诗人作诗对友人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垂暮之人还把“致君尧舜”的理想淳谆托付给友人，正说明他对这个理想是何等的珍视。三、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杜甫自比稷契，自许甚高，王嗣奭指出：“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已饥之念而已。”（《杜臆》卷一）所谓“己溺己饥”，就是孟子所说的：“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杜甫所以能自比稷契，志在天下，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浸透着儒家的仁爱精神。“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其准确内涵是“爱人”（见《论语·颜渊》和《孟子·离娄》下）。自从有了人类社会，爱便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一切进步思想所共有的内容。儒家的特点在于，它所倡导的爱是以推己及人为逻辑起点的。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孔子的弟子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则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尽管孔子也说过“泛爱众”（《论语·学而》），但就整体倾向而言，儒家的爱显然是一种有差等的爱，而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的爱。与主张“兼爱”的墨家或西方主张“博爱”的基督教思想相比，儒家的这个特点尤为突出，而且常常因此受到攻讦。我们认为，至少在古代，儒家的这个特点并非纯属消极意义。因为儒家的仁爱思想虽隐含着维护宗法社会等级制度的长远目的性，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却是一种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主张，它既不是好高骛远的空想，也不是违反人性的矫情。从爱自身出发，经过爱亲人的中阶，最后达到泛爱众人的目标，这种爱是人们乐于接受、易于实行的，它决不是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更不是对天国入场券的预付，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平凡而又真诚的情感流动。杜甫的仁爱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种推己及人的精神。杜甫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儿女和弟妹。杜甫与杨氏夫人伉俪情笃，白头偕老。当诗人陷身长安时，怀念远在鄜州的妻子，作诗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当他在成都草堂生活稍安定时，又作诗云：“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飞峡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进艇》）前者悱恻，后者旖旎，都体现了诗人对妻子的一片深情。杜甫对儿女也十分慈爱，当他与家人隔绝时，分外惦念幼小的孩子：“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倘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遣兴》）当他得知家人无恙后，又喜赋《得家书》诗：“今日知消息，他乡且定居。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杜诗中写及儿女的诗句如“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元日示宗武》）等，都极其深挚动人。杜甫一生中始终与妻儿相依为命，患难与共，一家老小固然使他的生计更为艰难，但也给他的心灵以温馨的抚慰：“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杜甫对离散各方的弟妹也非常关心，时时见于吟咏，集中“弟妹”连称的诗句就有：“故乡有弟妹，流落随邱墟”（《五盘》）；“干戈犹未定，弟妹各何之”（《遣兴》）；“我已无家寻弟妹”（《送韩十四江东省觐》）；“弟妹悲歌里，乾坤醉眼中”（《九日登梓州城》）；“团圆思弟妹，行坐白头吟”（《又示两儿》）：“渐惜容颜老，无由弟妹来”（《遣愁》）；“弟妹萧条各何往，干戈衰谢两相催”（《九日五首》之一），真是手足情深！杜甫还把这种至情至性推向朋友之间，他对李白、高适、岑参、王维、薛据、郑虔、苏源明、孟云卿等挚友都情同兄弟，写下了许多歌咏友情的诗作，其中如《赠卫八处士》、《梦李白二首》都成了千古传诵的名篇。杜甫对郑虔的友谊非常感人，他对这位才高命蹇的友人既敬重又同情，从天宝十二载（753）作《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 ①到大历二年（767）作《九日五首》（其三中写到郑虔）为止，杜集中咏及郑虔的诗达二十二首之多，其中《醉时歌》与《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二诗尤为感人，且看后者：“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昔如水上鸥，今为且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顾。山鬼独一脚，蝮蛇长如树。呼号傍孤城，岁月谁与度？从来御魑魅，多为才名误。夫子稽阮流，更被时俗恶，海隅微小吏，眼暗发垂素。鸠杖近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见我故人遇。相望无所成，乾坤莽回互。”王嗣奭评曰：“想象郑公孤危之状，如亲见，亦如亲历，纯是一片交情。”（《杜臆》卷三）此诗所以能对郑虔在荒远之地的险恶处境与悲惨心境作如此细致、生动的描述，是由于杜甫对老友的命运极为关切，从而设身处地，揣测怀想，仿佛伴随着老友跋山涉水远谪海隅一般。郑虔的例子足以说明杜甫对朋友怀有诚挚的爱，这是一种无私的、纯洁的情感。更为可贵的是，杜甫还进而把仁爱之心推广到天下苍生乃至天地间一切生命，从而形成了博大、深沉的仁爱精神。杜甫困居长安时，逢到秋雨连绵，生计窘迫，却想到“禾头生耳黍穗黑，农夫田妇无消息”（《秋雨叹三首》之二）。他回家探亲却发现幼子已饥饿而死，在巨大的哀痛中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在荒凉艰险的蜀道上苦苦挣扎时想到“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石龛》）。感人最深的是下面这首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期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于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乎！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尽管人们从小便在语文课本和各种诗歌选本上多次读过这首诗，但是当他们再一次读它时，仍会受到深深的感动。诗人在床头屋漏、长夜难眠的窘迫境遇中仍然推己及人，想到遭受同样痛苦的天下寒士，并抒发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甚至表示“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何等博大的胸襟！①杜甫就是用这种广博的仁爱精神去①此诗系年据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①郭沫若先生曾对此诗大加訾议（见《李白与杜甫》中《杜甫的阶级意识》一节）。学术界对郭说普遍持不同看法，萧涤非、罗宗强二先生的反驳尤中肯綮，详见《关于〈李白与杜甫〉》（载《杜甫研究》）与《李白与杜甫生活理想之比较》（载《李杜论略》）。我们怀疑郭先生的那番议论并非他的由衷之言，兹不赘述。拥抱整个世界的，所以杜诗中写到天地间的一切生灵时都出之以爱抚的笔触：“尚怜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甚长，永为邻里怜。”（《寄题江外草堂》）；“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住白帝复还东屯》）；“盘飱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之一）。在杜甫心目中，天地间的万物都与人一样，应该沐浴在仁爱的氛围之中。《题桃树》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株桃树亦从遮。高秋总馈贫人实，来岁还舒满眼花。帘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杨伦评曰：“此诗于小中见大，直具民胞物与之怀，可作张子《西铭》读，然却无理学气。”（《杜诗镜铨》卷——），宋儒所谓“民胞物与”是理论演绎的结果，而杜甫却从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中体现了这种精神，所以更为感人。正由于杜甫的仁爱精神具有推己及人的性质，所以当他目睹天下苍生（乃至天地间一切生命）遭受茶毒时就与自身或自己的亲人在受苦受难一样，为之忧愁、焦虑、哀伤、愤怒。广博的仁爱精神使诗人自觉地承担起人间的一切苦难，并把解救苍生视为自己的使命，从推己及人到“己溺己饥”，再到自许稷契，这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心理逻辑过程。四、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杜甫具有强烈的忠君意识，“葵蕾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恋主寸心明”（《柳司马至》）、“恋阙丹心破”（《散愁》二首之二）等自白是常见于杜诗的。即使当他流落夔州偶食异味时，也想到“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槐叶冷淘》）。宋人说杜甫“一饭未尝忘君”（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东坡集》卷二四），仅仅是夸张而并非无中生有的捏造。这种意识无疑属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范畴，是封建时代中士大夫阶级的共识，不过杜甫对此格外诚笃而已。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古人时，当然不应赞美这种意识，但也没有必要对之大张挞伐，因为一切道德范畴都是历史范畴，用后代的价值观去苛求古人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与爱国、爱民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时甚至是二位一体，我们对之应作具体分析。在封建社会中，实行仁政的首要条件是贤明的君主。生活在封建秩序已经稳固的唐代的杜甫，当然不可能想到舍此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途径。今人往往说杜甫的忠君是愚忠，但我们认为杜甫的忠君思想最主要的内涵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忠于一人一姓，而是希望通过贤明的君主以施行仁政，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尧舜是儒家推崇的古代明君，是以仁政治天下的典范，在儒家经典中经常出现的尧舜形象，其实就是儒家用自己的观点塑造的理想人物，并不完全是真实的历史存在。社甫要让唐玄宗成为尧舜式的君主，其实质也就是希望玄宗能实行仁政。而且对于社甫来说，效法尧舜并不需要追溯远古，因为自有近世的典型可以取法，那就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唐太宗。①如果说社甫在“神尧十八子”（《别李义》）、“宗枝神尧后”（《奉赠李八丈曛判官》）等句中把唐高祖比作尧仅是一般的颂圣之语而别无深意的话，那么他把大宗比作舜却是确有深义的。天宝十一载（752），杜甫登上慈恩寺塔远眺昭陵，说：“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浮。”潘柽章指出：“高祖号神尧皇帝，太宗坐内禅，故以虞舜、苍梧言之。”（《杜诗详注》卷二引）甚确。 ②杜甫对于太宗与贞观之治是不胜景仰的，《北征》结尾云：“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行次昭陵》云：“寂寥开国日，流恨满山隅”，都径把太宗视为唐朝基业的开创者。而“吵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夏日叹》）的叹息与“贞观是元龟”（《夔府书怀四十韵》）的议论又说明他对贞观之治的向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贞观确是最值得称道的一个时期：政治开明，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那正是杜甫希望通过“致君尧舜”所达到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在杜甫的时代是不是完全脱离现实的空想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玄宗其人，虽然后来极为荒淫昏庸，但他早年曾有励精图治的经历，而且亲手开创了堪称为贞观之继的开元盛世。杜甫曾亲自经历过开元盛世，亲眼看到过其时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见第一章第四节），所以他对玄宗怀有很深的感情，也抱有很大的希望。对杜甫来说，忠君的目的是施行仁政，所以忠君与爱民是一致的。①贞观年间，魏征曾上疏太宗，提出了“君为尧舜，臣为稷契”的政治理想。（详见《贞观政要》卷三《君臣鉴诫》），这对杜甫很可能是有所影响的。 ②《旧唐书·高祖本纪》：“高宗上元元年八月，上尊号曰‘神尧皇帝’。天宝十三载二月，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诗人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自明心迹，先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继言“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在《壮游》中追忆丧乱，说“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在《同元使君〈舂陵行〉》中赞扬元结，则说“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何时降銮书，用尔为丹青。狱讼永衰息，岂椎偃甲兵。悽恻念诛求，薄敛近休明。”他不是把忠君与爱民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吗？正因为忠君的目的是施行仁政，所以当皇帝荒淫无道时，杜甫就毫不掩饰地表示出不满、讥讽，虽然他不可能公然反对皇帝，但杜诗中对黑暗朝政的批判却是入木三分的，而且这种批判常常不把皇帝排除在外。例如杜甫对天宝年间的穷兵默武极为不满，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九首》之一）、“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后出塞五首》之三）等句都直接把批判的予头对准着玄宗，何尝因忠君而为尊者讳？再如玄宗沉湎酒色、骄纵外戚以致朝政昏乱，这在杜诗中受到彻底的揭露，如“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落日留王母，微风倚少儿”（《宿昔》）等，而“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病橘》）和“云壑布衣鲐背死，劳人害马翠眉须”（《解闷十二首》之十二）对劳民伤财以供杨妃穷奢极欲之事的揭露，也都是直指玄宗的。甚至连肃宗之惧内，也没有逃过诗人的讥刺：“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之一）除了锋芒毕露的批判之外，还有许多杜诗表面上是颂圣，骨子里是讥刺，例如《能画》咏安史乱前之玄宗：“政化平如水，皇明断若神”，语似颂扬，然而此诗前几句是“能画毛延寿，投壶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复似物皆春”，可见“政化”云云，正是讽刺玄宗自以为政化皇明，从而恣意享乐。又如《奉赠卢五丈参谋琚》咏代宗：“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既有下句，则上句只可能是讥刺皇帝之假仁假义！所以我们认为，杜甫的忠君意识确实很强烈，其中也确实有一些愚忠的成分，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忠君的实质是要“致君尧舜”，其目的是实行仁政，因此对无道之君能予以批判。①前者是杜甫等同于普通的封建士大夫之处，后者才是杜甫的独特思想风貌。前者是封建时代在一位士大夫心头投下的阴影，后者才体现出这位伟大诗人的理性光辉。我们有什么理由渲染、强调前者而对后者却轻描淡写乃至视而不见呢？难道我们今天重视杜甫、研究杜甫，是首先把他看作一位封建士大夫而不是看作一位伟大的诗人吗？还有一个问题也需要梢予论析。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杜甫对皇帝寄予殷切的期望，一再称颂他们是中兴之主，肃宗是“宣光果明哲”（《北征》），代宗也是“周宣汉武今王是”（《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之二），但事实上肃、代二宗皆甚为昏庸。甚至对一手酿成安史之乱的玄宗，杜甫也常常怀念：“君不见金粟堆前松柏里，龙媒去尽鸟呼风”（《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歌》）、“金粟堆南木已拱”（《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玄宗的生日也使他感慨不已：“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①萧涤非先生说：“与其说杜甫是‘一饭未尝忘君’，不如说他是‘一饭未尝忘致君’。什么是‘致君’？那就是变坏皇帝为好皇帝，干涉皇帝的暴行。”（《杜甫研究》第 48页）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千秋节有感二首》之一）。对于这种情形，当代学者也往往认为是“愚忠”。①然而我们认为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往往被看成国家的象征，所以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忠君与爱国是完全一致的。而在外族入侵、国家危亡时，皇帝的这种象征意义就更显著了。②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斗争性质的叛乱（参看第一章第二节），后来唐王朝又再三受到回约、吐蕃等外族入侵的威胁，杜甫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对皇帝的感情，③显然极大程度地包含着爱国主义的因素，我们对之不宜轻易地予以否定。①参看罗宗强《李社论略》第 57页。②例如北宋的徽，钦二宗是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但当他们被金兵俘虏北去后，却在爱国的士大夫中引起了广泛的同情和思念，吕本中诗云：“洒血瞻行殿，伤心望虏营。”《丁未二月上旬四首》之四，《东莱先生诗集》卷一一）陈与义诗云：“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有感再赋》，《陈与义集》卷一七）显然这种感情是不宜简单地贬为“愚忠”的。③杜甫将肃宗、代宗比作前代的中兴之主，其实不过是表示了对唐帝国中兴的愿望，正如《忆昔二首》之二所云：“周宣中兴望我皇！”五、知本察隐的政治器识那么，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有哪些具体的内涵呢？择其要者，有如下三端：一是君臣修德，他说：“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伤春五首》之五）修德的主要做法是：君要善于纳谏：“先朝纳谏净，直气横乾坤”（《别李义》）、“端拱且纳谏，和风日冲融”（《往在》）。臣要勇于谏净：“千载少似朱云人，至今折槛空鳞峋。娄公不语宋公语，尚忆先皇容直臣！”（《折槛行》）二是减少战争，让人民过和平生活。杜甫对战争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对于唐王朝穷兵默武的开边战争，他坚决反对，《兵车行》、《前出塞九首》等诗就是明证。对于唐王朝平定叛乱及抵御外族入侵的战争，他坚决支持，这在《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警急》、《西山三首》等诗中体现得很清楚。在国家的统一不受分割的前提下，杜甫坚决主张息兵罢战。乾元元年（758），杜甫看到安史之乱即将敉平，作《洗兵马》以抒愿：“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大历四年（769），垂暮的诗人又作《蚕谷行》：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一城无甲兵。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尽耕，蚕亦成，不劳烈士泪滂沱，男谷女丝行复歌！三是薄赋轻谣，减轻农民的负担。杜甫认为“俭德”是治国之本：“文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提封》）“俭德”即节用爱民，减轻租赋，所以他又说：“薄敛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面对着现实中的急征暴敛，诗人不断地予以愤怒的谴责：“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驱竖子摘苍耳》）“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征戍诛求寡妇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苛政是逼迫人民挺而走险的根本原因：“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他大声疾呼：“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对于社甫的这些政治主张，《新唐书》本传谓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若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迂阔”。 ①我们认为，由于杜甫一生中始终没有实现其政治主张的机会，所以除了在肃宗朝一度直言进谏之外，上述政见都处于理想的状态。凡是理想，总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理想越是远大、崇高，它与现实的距离也就越大。社甫的这些政治主张其实就是儒家的政治主张，也是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进步政治家们共同的理想。我们读《论语》、《孟子》，读《贞观政要》中所载魏征之言，读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都能感到它们与杜甫的主张有强烈的相似之处。发人深省的是，从孟子以来，这些政治家也常被世人目为“迂阔”。孟子“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斯民。然由不肯在尺直寻，时君咸谓之迂阔于事，终莫能听纳其说。”（《赵岐《孟子题辞》，《孟子注疏》卷首）魏征劝唐太宗行仁政，有人攻①例如罗宗强先生就持这种观点，见《李杜论略》第 61、62页。击他“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见《资治通鉴》卷一九三），所以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中说：“然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今之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犹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当时所谓迂阔而熟烂者也。”他还在《孟子》一诗中深情地说：“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二）如果我们承认孟子、魏征、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在封建社会中具有进步意义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地肯定杜甫的相同主张呢？①如果说上述内容只是一些纲领性的政治原则，而且都是儒家学说的阐发，所以“高而不切”的话，那么杜甫还有许多关于当时的朝政国事的意见，却是非常的切实、具体，因而常常受到历代注家的赞叹。例如至德二载（757）春，叛将史思明等合兵围攻太原，杜甫作《塞芦子》诗，主张迅速扼守芦子关以阻止叛军西犯，王嗣奭评曰：“此篇直作筹时条议，刽切敷陈，的见情势，真可运筹决胜。”（《杜诗详注》卷四引。按：今本《杜臆》中未见此语）又如广德元年（763），杜甫作《有感五首》，其二对河北降将李怀仙等仍被任命为诸镇节度使深表不安，希望收集诸镇以实关中，仇兆鳌评曰：“此最当时大计，唯此计不行，而后有吐蕃之陷京，怀思之犯阙，不胜纷纷之事矣。考大历八年，子仪入对，谓河南等镇，殚屈禀给，未始蒐择。请追赴关中，勒步队，示金鼓，则攻必破，守必全，久长之策也。公之熟筹时事，正与汾阳意同。”（《杜诗详注》卷一一）其三对宦官程元振建议迁都洛阳表示反对，钱谦益笺云：“自吐蕃入寇，车驾东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又以子仪新立功，不欲天子还京，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代宗然之。子仪..附章论奏，代宗省表垂涕，亟还京师。其略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险不足恃，适为战场。明明天子，躬俭节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竖刁、易牙之权，任蘧瑗、史.之直，则黎元自理，盗贼自平。中兴之功，句月可冀。’公诗云..，正括汾阳论奏大意。”（《钱注杜诗》卷一二）郭子仪是肃、代二朝的社稷之臣，杜甫的某些主张竟与之不谋而合，①这说明杜甫对军国大事能提出相当高明的切实措施，并不一味地“高而不切”。当然，杜甫的政治才识更重要地体现为，他对当时尚未发生的政治事变的预见具有惊人的准确性。当安史之乱尚未爆发，唐王朝还呈现着花团锦簇的虚假繁荣时，杜甫已敏锐地感到了大动乱的逼近。天宝年间唐王朝的开边战争频繁不断，有时还取得暂时的胜利，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可是杜甫却看到了内郡调弊、人悲鬼哭的阴惨景象。②玄宗奢侈骄淫，杨氏兄妹游宴无度，这在时人眼中也许是歌舞升平的象征，可是社甫却看到了①这种政治主张如能付诸实施或部分付诸实施，是可以产生积极效果的，魏征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就是明证。当然，在杜甫的时代，这种主张距离现实较远，但是作为一种理想，它根本没有必要为迁就黑暗现实而降低自身的高度。①钱笺“括”云云，实乃不谋而合之意。因为杜甫当时正处僻远的梓州，不可能很快就知道郭子仪给朝廷的奏章的内容。②例如天宝十载（ 751）鲜于仲通伐南诏丧师后，杨国忠复命李宓南征。杜甫《兵车行》对此进行了批判，可是高适、储光羲等人却作诗对此大加颂扬，参看周勋初先生《杜甫身后的求全之毁和不虞之誉》（载《文史探微》）。奸臣弄权、外戚乱政的动乱征兆。对于安禄山“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后出塞五首》之四）的骄横表现，杜甫曾多次预言即将发生藩镇叛乱的危险。除了对安史之乱这个大事变的酿成、发生洞若观火之外，杜甫对于一些次要的历史事件也有先见之明。如安史之乱发生以后，唐王朝为了迅速平叛，向回绝借兵。杜甫对此深以为忧，在《北征》、《留花门》等诗中表示了他的忧虑。又如杜甫人蜀路经剑门，对那里地势险峻颇怀隐忧。后来，勇悍善战的回纥兵果然成为唐王朝的心腹之患，形势险要的蜀地也果然成为军阀割据的巢穴。对于玄、肃二朝出现的乱兆，清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二二、卷二三中曾为之条分缕析，如云：“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度量有涯，淫溢必泛，盖必然之势矣”；“借援夷狄，导之以踩中国，因使乘以窃据，其为失策无疑也”，等等，都与杜甫所言者若出一人之口。一位诗人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所作的预言竟与后代学者的分析不谋而合，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