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猜想很有道理。罗杰·培根是一位方术大师，他死后，历代后人把他视为半人半神、半学者半巫师的人物。他是神秘书籍的收藏家。他知道火药，他还在著作中暗示，他知道其他一些东西，但是还没准备公布。他死时，他的著作被认为极端危险(根据浪漫的幻想)，人们把他的书钉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墙上，让它们在风雨侵袭下腐烂。据说，《伏尼契手稿》曾经在意大利弗拉斯卡蒂的蒙德拉贡耶稣派学院沉寂多年，1912年被威尔弗里德·M·伏尼契(WilfredM. Voynich)买下，此人是波兰出生的科学家兼藏书家。伏尼契是逻辑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的女婿，他的妻子埃塞尔·莉莲·伏尼契(Ethel Lillian Vonich)是在前苏联和中国名气最大的英国作家之一(革命小说《牛蛇》是她的作品，这部小说在很早以前就被西方遗忘了)。这部手稿没有我们能理解的标题，因此，就以伏尼契的名字命名。伏尼契把手稿带到美国，在那里，手稿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在过去的75年里，学者和幻想家对手稿进行了几轮分析，然后又把它遗忘。它现在收藏于耶鲁大学拜内克珍本及手稿图书馆。这部手稿采用的密码非同寻常。如果用的是普通密码，肯定在很早以前就解开了。它没有采用罗马字母，也没有用任何欧洲大陆的字母或符号。它不是利用我们熟悉的字母做镜像或简单变形生成的。这个密码系统采用了大约21个花体符号，这隐约地暗示它是一种中东文字。当然，在任何己知的中东文字字母表中都找不到这些符号。有些符号连在一起，就好像乐谱上的连音符号。有些符号极少出现，也许它们只是其他符号的潦草的变形。符号组成“单词”，词与词之间留有空格。下表显示了手稿中最常见的符号，符号下面标记的字母根据小威廉·拉尔夫·班尼特(William Ralph Bennett, Jr.)设计的方案而来。班尼特是物理学家，利用计算机分析这部手稿。他分配字母的方案是任意的，目的只是为了录入计算机。有些符号(与A, 1, L, M, N对应的符号)和小写的罗马字母相似。班尼特认为，其他字母看起来像是西里尔字母(古代斯拉夫语)、格拉哥里字母(古代保加利亚语言)和埃塞俄比亚语的字母。和y对应的符号像是中文。 更令人困惑的是，在第17页有些用中高地德语写的注释。这些注释未必出自原作者，讲的是马蒂奥柳斯草药。手稿中有些占星用的图表，其中的月份标以西班牙语。封面上似乎有一个密码表，但是很久以前就因褪色变得不可识别。手稿中大约有40页不见了。最初，手稿中每16页折在一起构成一个单元，总共有17个单元。手稿的最后部分没有文字，只在页边绘有星图。这暗示，图是先画上去的，而文字是后加上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这些图也许只是装饰。尽管如此，还有很多人试图从这些画中发现秘密。有人主张，每页上星星、妇人和花朵的数目是编码的一部分。植物学家取得了一些成绩，他们认出了图中的植物。93页图中画的好像是向日葵(也可能不是)。101页图中的果实像是辣椒。这二者都是美洲植物，在哥伦布从美洲返回(1493)以前，欧洲人不知道这些东西。此时距罗杰。培根去世已有200年。人们设想过各种稀奇古怪的可能性:这部手稿是用一种己经195失传的语言写的:为了为难破译者，手稿故意避免使用原来的语言中最常见的字母;手稿是为了骗钱伪造的，根本没什么内容(伪造者是约翰·迪伊，耶稣会的教士，还是伏尼契?);作者像詹姆士·乔伊斯①(James Joyce)一样，发明了一种自己的语言;这部手稿是被人遗忘多年的疯子的狂躁的胡言乱语。伏尼契手稿令我们想起博格斯的短篇小说《特兰、乌克巴、世界三》(可以设想，博格斯受到伏尼契手稿的启发)。在博格斯的故事中，一个古怪的百万富翁设计了一个阴谋:让一群学者编造一部关于“特兰”的百科全书，特兰是他们幻想出来的国度。第一稿是用英语写的，但是根据计划，百科全书要被翻译成“特兰语”(当然这也是编造出来的)，用漂亮的手写体书写出来，最后炮制出一部天衣无缝的作品。伏尼契密码成为密码破译师们竞相攀登的珠穆朗玛。许多20世纪最天才的军事密码破译师试图解开伏尼契密码，以显示自己的才华。赫伯特·亚德利(Herbert Yardley)是美国密码专家，曾在一战期间解破德国人的密码，也曾攻克日本人的外交密码—虽然他不懂日语。约翰·曼利(John Manly)破译过瓦贝斯基密码，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破译过40年代日本人的“紫色密码”。但是在伏尼契密码面前，他们都失败了。近些年，计算机被应用于这个工作，仍然没有进展。有些人会觉得奇怪，计算机竟然对伏尼契密码无能为力。在实际操作中，解密码的工作主要在于发现其“破绽”。在切割钻石时，必须沿着晶体本身的狭隙入手，同样的道理，破译密码的关键在于找到泄漏天机的规则。伏尼契密码看来是一种难以驾驭的密码，它只是一串符号，各种普通语言的统计规律在这里都消失了。人们对它无处下手，就好比在切割钻石时发现，整个钻石完美无缺，无处下凿子。(D詹姆士·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大名鼎鼎的《尤利西斯》的作者。—译者注除非这部手稿是伪造的，否则，手稿的文本对于作者来说一定有某些意义。(下面我们将看到，几乎可以肯定它不是伪造的。)这意味着，作者部分地根据自己在当时的思想写下了手稿。但是这些意义是依附于这种符号模式之中，还是依附于己经失传的密钥中?或者依附于以上二者的结合中?我们破解密码的可能性依赖于它的意义，而意义既隐藏在符号模式中，又存在于现在我们己不可能了解的作者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很难相信，培根(或者其他中世纪作者)单枪匹马地设196计出了一种比几十种后世的军事密码更安全的密码。有些人因而主张，伏尼契密码是无意义的符号串。一组符号未必有意义。有什么办法鉴别一组符号中是否包含信息吗?这是知识研究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设想在非常遥远的未来，某人挖到了一个储藏文物的罐子，里面是一张我们这个时代的报纸。当时，英语己经失传，就连拉丁字母也被遗忘了。一位考古学家见到这张报纸，认为这一定是一部作品。他希望破解这部作品，以此了解埋下这个罐子的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可是另一位考古学家说:“不要浪费你的时间!那不过是墙纸!人们把它贴在房间的墙上。那些小小的黑色涂鸦是装饰图案，当时流行这玩意。”也许你会认为，第一位考古学家很容易证明，这份报纸是作品而非装饰图案。在报纸上可以找到规律—常见字母，常见单词，句子结束的地方有句号。这些规律说明，它是作品。问题在于，装饰图形也能找到规律。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地下结论说，这种规律性一定属于某种未知的文字，而非某种未知的图案。这种文字(或图案)越奇异，我们做判断时越缺乏信心。第一位考古学家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不一定非得解开报纸上的文字。人们根据埃及象形文字作品本身从未找到破解之法，只是意外发现的罗塞塔碑文向现代世界透露了这个秘密。伏尼契手稿提供了一种忧喜参半的吸引力。解读这部手稿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一部中世日记、一本魔法书或违禁的色情作品。更重要的是，伏尼契手稿难以解读的性质提示了知识的脆弱性。罗杰·培根有两位培根都是科学方法的先驱，一位是13世纪的方济各会修道士罗杰·培根，另一位是三个世纪以后的伊丽莎白时代政治家弗朗西斯·培根爵士(1561一1626)。这两人中，罗杰·培根要神秘得多。关于他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只能根据他的著作做些推测。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教育家，在牛津和巴黎讲课。在某个时间，他加入了方济各修道会，立誓过清贫生活。那个时代的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大约在1247年，培197根对此越来越不满。他认为，直接观察和实验优先于对权威的信赖。他把强调实验的观点归功于迪朗·德圣普凯( Durand deSaint-Pourcain )，此人是法国哲学家，多明我会修道士，关于此人我们同样知之甚少。1267年，培根报告说，若干年来他在实验和“秘籍”上己花费了2000多巴黎镑。他从一本秘籍中学到了火药的配方。他语焉不详地介绍了配置炸药的过程。培根的观点与方济各修道会产生了冲突。幸运的是，他的一位朋友做了教皇，即克莱门特四世。克莱门特在一部哲学百科全书中得知培根的观点，命令培根送给他一份抄件。这位教皇认为，这些观点已经有人发表过了。实际上，培根只是在与朋友的通信中大致描述过这些观点。但是培根没有做解释，而是继续工作。他瞒着修道会的同事从事研究，也没请抄写员。一年半以后，他完成了三部曲—《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这些著作使培根以幻想未来技术而闻名。他描述了望远镜(但是没有做出实际的模型)。他设想了汽车，而且不大精确地设想了飞机。培根设想的是人力飞行器，用人的手臂拉动人造翅膀提供动力。他还得出结论:在气球内填充比空气轻的气体可以使气球飘起来。培根相信地球是圆的。《大著作》描述了从西班牙到印度的海上旅行。红衣主教皮埃尔·达朗贝尔(Cardinal Pierre d' Ailly )在他的《世界图像》(1480)一书中票」窃了培根的文字，哥伦布读过这段文字，在写给裴迪南和伊莎贝拉(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信中，哥伦布引用了这个段落。最终，培根精通巫术的名声害了他。1278年左右，方济各修道会把他监禁，罪名是“涉嫌异端”。据说他死后他的敌人销毁了他的著作，但是这种说法显然是假的。据我们所知，他的主要著作都留下来了。假破译有些人因为研究伏尼契手稿，即使没疯，也陷入了严重的妄想症。不止一人至死还相信自己破解了伏尼契手稿。192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威廉·罗曼·纽博尔德(William198 Romaine Newbold)教授宣布，他己经破译了伏尼契手稿，并且将在美国哲学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公布自己的发现。纽博尔德和许多人一样，相信这部手稿是罗杰·培根写的。他认为，这部手稿 证明培根已经造出了显微镜和望远镜，比伽利略和范·列文虎克 (van Leeuwenhoek)分别早几个世纪。纽博尔德认为，第68页的图是仙女座的螺旋星云，这个星云从培根的望远镜来看就是这个样子。他还报告说，望远镜的镜片花了培根相当于1 500美元的钱。其他图显示精子和卵子。纽博尔德的简短披露吸引了媒体和大众。一位妇女对纽博尔德己掌握了培根的黑咒语充满信心，她跑了几百英里的路来求纽博尔德为她驱鬼。现在看来，不幸的是，被鬼迷住的正是纽博尔德本人。最初，他不愿意公布太多他的发现。密码本身并未解开，他不过是把自己的直觉加了进去。他公布的发现越多，这种情况就变得越明显。纽博尔德让培根用一只反射望远镜发现了仙女座的螺旋结构，但是天文学家指出，这种螺旋结构不可能用任何望远镜发现，只能通过定时曝光照片显示。纽博尔德还没让培根发明照相机。从地球看仙女座星云，看到的几乎全是侧面。第68页的画无论画的是什么，总之画的是正面，它的轮廓是圆的。纽博尔德从手稿中“发现”的密码是一厢情愿的幻想的典型。他在手稿的最后一页找到了一个几乎无法识别的“密钥”。(不止一个学者曾经设想，这段铭文就是密钥。也有人认为，这段铭文的笔迹与正文不同，所以是作者以外的其他人加进去的。)纽博尔德宣称，这些符号翻译成拉丁语是“A mihi dabas multos portas"(你正在给我许多入口)。他认为这句话表示手稿用到了不止一种密码。纽博尔德认为，培根的原文是拉丁语，用双字母密码加密。应用双字母密码，原文中的一个字母转换成密码表现为两个字母。以13世纪密码学的发达水平衡量，这是极为巧妙的设计，应当足以确保作者的文字不被破解。纽博尔德主张，这还仅仅是一个环节，手稿采用了一环套一环的密码系统。在普通的双字母密码中，加密后的信息(称为“密文”)长度是原文(称为“明文”)的二倍。纽博尔德认199为，培根为了使密文更精简，精心选择了字母对，使得一对字母中的后一个总是与下一对字母中的前一个相同。例如，当培根加密拉丁语单词“unius”时，他会以“or”代替u，以“ri"代替n，如下表:下一步，培根消掉了重复的字母，结果变成“oritur "。为了进一步增加密码的复杂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字母，可以用不止一个字母对替代，而发音相似的字母—如b, f, p, ph一一可以用同一个字母对替代。你被搞糊涂了吗?反正纽博尔德的听众是糊涂了。那些认真研究纽博尔德的理论的密码学家发现，这种加密方法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不仅如此。如果一个字母对包含单词“conmuta”中的某个字母，那么这个字母对需要进一步的加密，这个加密程序被纽博尔德称为“代偿”，但是为什么这样做，从来没有得到完整的解释。下一步，整段文字前后颠倒，形成上一个阶段成果的回文形式。下面到了最复杂的一步。纽博尔德说，在手稿中可见的符号不过是掩饰，它们没有任何意义。纽博尔德相信，如果你用放大镜观察这些符号，会发现，每个符号都是由大约10个独立的笔画构成的。他猜想，培根利用他新发明的显微镜造出了这些微小的符号。这些微小的笔画是古希腊语的简写符号。真正的信息隐藏在微粒般的简写希腊语中。为了解开手稿，你必须把这些微观符号翻译成字母，然后执行错综复杂的加密过程的逆过程:颠倒次序，代偿，分配字母对。纽博尔德的微观符号像火星轨道一样不守规矩，更有甚者，纽博尔德是惟一能看到这些符号的人。这些所谓的符号其实只存在于纽博尔德头脑中，如果当做客观的对象来研究，它们只是不均匀的墨水在粗糙的纸面上留下的不规则痕迹。如果手稿的作者确实利用了纽博尔德的方法，对某些信息如此加密是一件疯狂的事。而且一旦加密之后，没有可靠的方法解开密码。你得到的总是一系列由字母组成的回文，看起来像是真正的信息。纽博尔德对他的微观符号的评论令人遗憾，堪称自我欺骗的典范。他写道:然而，识别这些密码符号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当这200些字母最初被写下时，在适当的放大倍数下它们是清晰可见的。但是历经600多年的岁月流逝，许多页上的字母经过褪色、脱落和磨损，损伤严重，几乎已完全不可识别。除此之外，很多情况取决于培根在书写时使用的放大倍数是多少。有些线在肉眼看来非常简单，但是放大以后，经常发现这些线有三种、四种甚至五种不同的直径，内部包含一些独立的元素;如果进一步放大，这些元素还可以分解成其他元素。其中许多元素可以当做字符……还有一个巨大的困难是由于这些字符难以琢磨造成的字符和字符之间的差异非常微小，在显微镜下书写这些符号，即使由培根本人来写，这些差异也经常表现得模糊、晦涩。而且，这些字符严重地混杂在一起，以至于根本无法把它们分开……例如，我经常发现，我无法保证两次解读同一段文本得到完全相同的结论。最近一位美国医生利奥·列维托夫(Leo Levitov)宣布破解了伏尼契手稿，他的方法更奇怪。1987年列维托夫声称，手稿是用一种未知的欧洲语言书写的，12世纪左右一个崇拜伊希斯的教派使用这种语言。列维托夫相信，由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这个教派没有留下任何东西—除这份手稿以外。列维托夫对手稿插图的解释令人毛骨惊然:这个教派崇尚安乐死，具体方法是在温暖的浴缸里割开血管，插图中神秘的洗浴者展示了这种放血的自杀方法!列维托夫的古怪语言包括24个动词和4个拼写不固定的代词。他的翻译混乱而不统一，充满病态，(例如，第一页开头是，“人们以死亡款待每一个垂死的病人:每个令伊希斯不快的人，死亡等着他。”(1))很难让人接受。以上两种破解方案令人叹息。我们都用复杂而难以言传的方式解释语言乃至经验，我们不能说，纽博尔德和列维托夫的解释是确切无疑的错误。这至少是可以想像的—作者记录的就是纽博尔德或列维托夫提出的内容，而加密方式就是纽博尔德或列维托夫发现的方案。大多数理智的人会对纽博尔德和列维托夫的成果不屑一顾。但是精确地阐明为什么不屑一顾并不容易。苏珊·商塔格(SusanSontag)把才智定义为“在思想方面的品味”，这种品位难以言传。意义与胡话 人们经常谈论密码学问题与实验方法的关系。密码学家约翰·查德威克(John Chadwick)写道:密码学是一门科学，核心在于演绎和控制试验。形成假说，进行检验，频繁地抛弃假说。未被抛弃的假说通过了检验，它们不断发展、成熟，最后在某一时刻，实验者发现他已经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假说前后一致，意义的片断脱去伪装呈现出来。于是密码被攻克。也许这个时刻最好这样界定:这个有希望的方向产生令人目不暇接的进展。这就像核物理中的连锁反应的开端一样:一旦突破临界状态，反应自我增殖。为便于讨论，假定伏尼契手稿是完全无意义的胡话，作者是一位聪明而狡猾的人。看来确实有一种简单的办法，无需破解密码就可以断定它是不是无意义的胡话。①原文晦涩难解，充满语法错误，译文仅作参考。—译者注密码学家的工作依赖于对语言的统计分析。并非每个字母都同样见。这意味着，在许多种密码中，可见符号出现的频率不同。英语中最常见的字母是“e。这个字母并非在所有语言中都最常见(在俄语中最常见的是“o">，但是，在每一种自然语言中，都有一些字母比其他字母常见。也许你会认为，随机地选出一些符号，构成一组无意义的、假冒的密文，则每个符号的频率都差不多。未必如此。你可以尝试“随机”地写出一串字母或数字。你会无意识地使某些字母或数字更加常见，很难不这样做。人类的大脑不可能创造真正的随机性。一段假冒的密文可能使某些字母更常见，各字母出现的频率可能碰巧与作者的母语(或其他语言)频率相同。这并不是说统计方法没有用;这里有更加细腻的考虑。在真正的密码中，字母被符号替代，此时，某些字母组成的“对”应当比其他的“对”更常见。例如，“th”和“is”在英语中是非常常见的组合，而“q”的后面几乎总是跟着“u e这种规律还可以反着用。有些字母对相对罕见。在英语里，字母“c”和“d”很常见，但是“cd”的组合很难见到，同样的原理也出现在三个(或更多)字母的组合中。所有的元音字母经常出现，许多由元音字母组成的对也是常见的，但是由连续三个202元音字母构成的大多数组合是罕见的，甚至不存在。这些原理确实提供了一种方法来鉴别真正的密码和无意义的胡说，例如，对巴尔扎克《婚姻生理学》中的假密码的分析。《婚姻生理学》出版于1829年，是一本关于婚姻和婚外情的讽刺性手册。书中有一句话:"L'auteur pense que la Bruyere s'est trompe.En effet,……”，在这句话后面插入了两页密码，这段密码从来无人破译。许多读者猜想，这段文字一定非常色情，以至于出版商不敢直接印出来，这种想法驱使许多人致力于破解这段密码。这本书问世多年以后，巴尔扎克给出了一些提示。这段密码中包含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许多字母带有重音符号，有些字母头朝下。其中还有数字和标点符号，但是只有几个空格。有些人认为，一个重要的线索在于，密码的结尾一定是“全文完”，而且其中一定有“可耻!”这个感叹句(在英语中也是这样)。对巴尔扎克密码进行频率统计，结果与法语和其他欧洲语言迥异。据此，几乎可以肯定这些符号是随机选出来的，而且很可能是排版工人干的。这本书后来再版时，这段“密码”甚至有了变化。伏尼契手稿也受到了类似的详细审查。但是与巴尔扎克密码不同，伏尼契手稿表现出与真实语言非常相似的统计模式。有一些符号对经常组合在一起(例如AM, AN, QA, QC，根据班尼特的表示法)。有一些常见符号很少组合在一起。实际上，这些模式甚至比英语的模式更明显。伏尼契密码比任何己知的欧洲语言都更少随机性。字母(或其他符号)在文本中形成重复模式的程度可以用一个统计量—“嫡”—表示。出于一种奇怪的巧合，伏尼契手稿中每个字母对应的嫡与波利尼西亚语大致吻合。关于伏尼契手稿的猜想很多，但是从来没人设想过它是根据夏威夷人或塔希提人的语言加密而成的。波利尼西亚语以字母精简而著称。夏威夷字母表仅有12个字母，加上一个极常用的撇号。伏尼契手稿有21个常见符号，加上几个不常见符号。手稿的嫡显示，它的原文本比大多数自然语言更有规则。这是支持伏尼契手稿是真正的密码而非无意义的胡话的有利203证据。很难相信，一部质品会做得如此精密，竟然骗过了语言统计学。这也证实，手稿不是对某种欧洲语言的简单加密。手稿似乎使用了一种常见单词比欧洲语言少的“语言”。也许像纽博尔德推测的那样，作者把发音相似的字母合并起来了。还有一种可能，作者创造了一种类似于世界语的语言，原文是以这种语言写的。当代学者普遍认为，这部手稿是在哥伦布从美洲返回之后完成的(显然，作者不是培根)。洞穴寓言许多从密码学衍生出来的问题己经和日常生活没什么关联。我们解释经验的方式很像破译密码。我们关于世界的心理意向是内在于流淌的感觉经验中，还是主要存在于一种解码方式—我们的大脑对这些经验的解释方式—之中?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个“洞穴寓言”，本书中的思想实验源自这个经典的前身。《理想国》第七卷开头是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①苏:接下来让我们把受过教育的人与没受过教育的人的本质比做下述情形。让我们想像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一路亮光照进来。有一些人从小就住在这洞穴里，头颈和腿脚都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向前看着洞穴后壁。让我们再想像在他们背后远处高些的地方有东西燃烧着发出火光。在火光和这些被囚禁者之间有一条上升的路。沿着路边筑有一道矮墙。矮墙的作用像傀儡戏演员在自己和观众之间设的一道屏障，他们把木偶举到屏障上头去表演。格:我看见了。苏:接下来让我们想像有一些人拿着各种器物举过墙①以下对《理想国》的引用移用郭斌和、张竹明两位前辈的精美译文。头，从墙后面走过，有的还举着用木料、石料或其他材料制作的假人和假兽。而这些过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说话，有的不在说话。格:你说的是一个奇特的比喻和一些奇特的囚徒。苏:不，他们是一些和我们一样的人。你且说说看，你认为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们对面洞壁上的阴影而外，他们还能看到自己的或同伴们的什么呢?格:如果他们一辈子头颈被限制了不能转动，他们又怎样能看到别的什么呢?2，苏:那么，后面路上人举着过去的东西，除了它们的阴影而外，囚徒们能看到它们别的什么吗?格:当然不能。苏:那么，如果囚徒们能彼此交谈，你不认为，他们会断定，他们在讲自己所看到的阴影时是在讲真物本身吗?格:必定如此。苏:又，如果一个过路人发出声音，引起囚徒对面洞壁的回声，你不认为，囚徒们会断定，这是他们对面洞壁上移动的阴影发出的吗?格:他们一定会这样断定的。苏:因此无疑，这种人不会想到，上述事物除阴影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实在。 我们关于世界的心理意向与外部实在的关系至今仍吸引和困扰着我们。洞穴寓言的几个现代版本把这个问题推到了极致。 电子洞穴对于柏拉图描述的情景，可以设计许多技术化的版本。设想一个囚徒被困在洞穴中，他只能通过一个闭路电视屏幕观察外部世界。和柏拉图寓言中的情景一样，这个囚徒一出生就被拴在洞穴的墙上。洞穴外的一个摄像机不断地把画面传送到囚徒的电视屏幕上。此外，囚徒的头位于一个旋转装置上。当他向右扭头时，电视通过一个完全平稳而无声的轴承滑到了右侧，电视屏幕仍然填满他的整个视野。同时，洞穴外的摄像机以同样的角度旋转，所以屏幕上的视野同步变化，在囚徒看来，变化方式是完全自然的。利用这种设置，洞穴囚徒的看守者可以玩一些更奇怪的把戏来欺骗囚徒。如果摄像机总是通过一面成45度角的镜子进行拍摄，而囚徒不知道，将会如何?囚徒看到的一切都是左右颠倒的。洞穴里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他所看到的是实在的镜像。如果他学习读书，在阅读摄像机前面的书时，他学着从后往前读。电视屏幕的图像也可以上下颠倒。同样，洞穴居民会以为，他看世界的方式是正确的。事实上他看到的电视图像上下颠倒，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影响，正如我们视网膜上的图像从物理的角度说也是上下颠倒的，但是对我们并无影响。假如囚徒一生看到的都是上下颠倒的图像(他视网膜上的像是正的)，他意识不到205图像是颠倒的，就像鱼意识不到水一样。①洞穴居民面对的最严重的限制在于缺乏反馈(在这个版本中以及在柏拉图最初的版本中都是如此)。洞穴居民不能推某个东西以观察它在推动之下的运动。人有数以千计的方法调整环境，但是洞穴居民观察不到其中的任何一种。如果给洞穴居民配备机器人技术，他会获得更多的主动性。①1928年，因斯布鲁克大学的西奥多·埃里斯曼(Theodore Erismann)以志愿者为研究对象，用特殊的研究把他们的视觉扭转成奇异的形式。连续戴了几周眼镜以后，研究对象适应了眼镜。这些眼镜使视野上下(或左右)颠倒，或者通过一组镜子使得实验对象只能看见自己脑后的东西。一个研究对象戴着左右颠倒的眼镜骑摩托穿越城市街道。所有人在摘掉眼镜以后必须重新适应。—作者注他的手臂和腿上装了传感器。实际肢体的运动会传递给洞穴外的机器人身体，机器人位于摄像机附近。当洞穴居民抬起手指时，机器人的手指做同样动作，很像放射性实验室中的情况。在精密的机器人技术的辅助之下，可以模拟缸中之脑的情况。洞穴居民会以为，他存在于外部世界中的机器人体内，他永远无法知道自己实际上在洞穴里，而且，如果有人说他活在洞穴中，他不会相信。以上设想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创造一个关于外部世界的心理意向，多少“信息”是必不可少的。下面是一个更极端的困境。囚徒面前的电视屏幕是一个可视图文终端。屏幕显示的不是图片，而是滚动的文字(以英文显示)，文字的内容是对洞穴外面正在发生什么的介绍，在每个时刻文字都充满屏幕。囚徒永远见不到鸟，也看不见鸟的电视图像，他只能看见屏幕上的文字信息滚过屏幕，例如:“一只鸟刚刚落在洞口外的一株树上。”这种情景非常像破译一种失传的语言时面临的局面。同样，洞穴居民根本没有关于外部世界的经验。他一生下来就被绑在洞穴的墙上。除非他猜出了充满他视野的奇怪符号的意义，否则，他不懂阅读。他可能猜出符号的意义吗?囚徒很可能掌握很多关于英文书写的知识。他会把每个字母和标点的形状记在心里。在洞穴里没有别的事占用他的时间，206他的大量想像力都用在屏幕上的这些图形文字上了。也许他会自然地逐渐记住所有常见单词，就像一个牧童可以认出凡十种野花—虽然不知道花的名字。但是学习单词的意义是另外一回事。语言以共同经验为基础。我们无法向一个天生的盲人解释红色。洞穴居民的生活如此贫乏，以至于几乎没什么东西可供指示。可以设想，囚徒会注意到每隔一定时间“太阳正在升起”这句话就会出现。只要有足够的耐心，他会发现，有些词或词组(例如“早晨”、“猫头鹰”、“满月”和“雪”)在某些时间出现，在其他时间不出现。这些时间线索也许会提供理解文字含义的入手点(虽然看起来囚徒不大可能取得多大进展)。二进制洞穴关于某事的、可传达的、绝对最小量的信息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用计算机科学的术语说，就是“比特”或二进制数。下面考虑洞穴寓言的终极版本。洞穴外是电视摄像机，和以前一样。摄像机把外部景象转化为电信号。关于亮度、色调、饱和度的信息，包括视觉上的所有清晰印象，全部编码为一系列的“1”和“0".01011010011001010110111001101111...…这就是数字视频设备可以识别的信号。这些信息通过电缆传入洞穴。在洞穴内没有电视屏幕，这些二进制的信息流通过一个简单得多的设备显示出来。当接收到一个“1”时，有一束白光射到囚徒对面的墙上，产生一个亮点;当接收到一个“0”时，墙是黑暗的。囚徒的一生都盯着墙上的情况:或是亮点闪烁，或是什么也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的处境与这个囚徒相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经验是一系列的神经信号，这些信号可以表达成一连串的“1”和“0"。令人惊异的是，我们根据这些如此贫乏的输入信号竟然可以得出结论。所有事情—从“世界是三维的”这个事实到对世界职业棒球大赛结果的预测—都是从这些抽象的输入衍生出来的。这些符号似乎不能表达关于这个多样性的世界的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如何从这些符号中获得了意义?—这是一个关于知识的谜团。在这个洞穴居民旁边还有一个居民。第二个居民的处境与第一个完全相同。他的一生都在盯着代表一系列的“1”和“0”的207闪烁的光点。借助于神奇的想像力，他建立起了关于外部世界的丰富的心理图像，包括世界的几何学、远古历史和遥远的未来。但是由于机械故障，他看到的光点随机明灭，他的世界图像是完全错误的。①一颗缸中之脑是否可能发现真相?现在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稍微改变一下讨论背景。假定有两颗缸中之脑。大脑A接受的信息流经过精心处理，创造了一个关于世界的幻象;但是由于硬件故障，大脑B收到的是随机的信号流。当然，在A得到的输入中有一个类似于“世界”的东西，但是在B得到的随机输入中没有。B根本无法理解得到的输入。我们会猜想，意义蕴含在A得到的输入中。有几个哲学家用缸中之脑思想实验展开关于意义的讨论。在《理性，真理与历史》(1981)中，普特南断言:我们不是缸中之脑，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说法引起争议。哲学界传来反对的呼声。普特南的论证很聪明，但是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有说服力。我们将采用归谬法。首先引入相反的假设:‘假设我们是缸中之脑。于是，当我们说“保龄球”时(当然我们并不是真正用嘴说，我们的嘴唇没动)，我们指称的不是一个圆形的、有三个孔的物理对象，世界上可能没有保龄球。(缸中之脑实验室以外的“真实世界”中，也许根本没有保龄球馆。)即使如此，“保龄球”这个词依然指示某种东西。他指示一种特定的电信号模式，实验室的疯狂科学家利用这种模式创造了保龄球的幻象。这就是与思想对应的物理结构，是语词指称的对象。①本节的思想实验非常精妙，发人深省，但是技术细节似应再做推敲。由于人眼的视觉暂留现象，亮点闪烁的频率不能高于每秒24次，也就是说，从外界输入信息的效率非常可怜:低于每秒24比特。据粗略估算，一张中等品质的数码照片按这个速度传输，需要大约5天。囚徒活到80岁时，从外部获得的全部信息量相当于一张DVD光盘。如此低效率的通讯方式恐怕不足以产生智能现象，因为智力的发展需要非常充分的信号刺激。这个思想实验的关键缺陷在于，不能假定囚徒最初就是有智能的。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语言:“缸内语言”以及“缸外语言”。缸外语言中的“保龄球”指称一个有三个孔的球形东西;缸内语言中的“保龄球”指称一个电信号，这种信号创造了有三个孔的球形东西的心理意象。在缸内语言中，如果“保龄球”这个词指称电信号，那么，“脑”这个词指称什么呢?它指称的不是一团灰色的神经细胞，而是另外一组电信号，这组信号创造了物理性的“脑”的幻象。“缸”这个词指称的也是电刺激。于是，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那么“缸中之脑”这个词指称的不是一个物理性的“缸”里面的一颗物理性的“脑”，而是一种电信号“内部”的另一种电信号。“是的，我是缸中之脑”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是电信208号，我们是真正的缸中的真正的脑!①普特南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我是一颗缸中之脑”这个判断一定是错误的。这个判断也许可以和“宇宙位于一只大乌龟的背上”这个判断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这样论证:这个判断一定是错误的，因为“宇宙”意指所有东西，包括这只大乌龟在内—如果大乌龟确实存在的话。宇宙不可能位于任何其他东西之上，因为根据定义，宇宙以外别无他物。以上论证并非不可反驳，因为它忽略了语言的灵活性。根据普通人的理解，“宇宙位于一只大乌龟的背上”的含义是，由星星和星系构成的已知宇宙位于一只未知的大乌龟的背上。我们很自然地对“宇宙”这个词做了重新界定，以适应这句话的语境。在做出“我们是缸中之脑”这个判断时，也是如此。一颗缸中之脑可以做到，在不造成语义混乱的前提下表示事件的“真实”状态。它必须意识到缸内语言与缸外语言的差异。正确的表述应当是这样:“我是缸外语言所说的‘缸中之脑”，。①以上分析是一个精巧的归谬法。首先假定我是缸中之脑，而后导出一个矛盾:如果我是缸中之脑，那么“我是缸中之脑”这个判断就是假的。于是，这种说法避免了误用指称的问题，因为在缸内语言中，“缸外语言”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词汇，不具备物理相关性。孪生地球普特南最著名的思想实验向“意义是‘头脑中’的某种心理状态”这种观点提出挑战。普特南说，假定在我们的星系中存在另一个星球，我们称之为“孪生地球”。孪生地球几乎在每个方面都与地球完全一样。在孪生地球上，生活着外表普通的人们，他们甚至也说英语(像许多科幻电影一样)。孪生地球与地球之间的相似性极其惊人，孪生地球上的居民把他们的星球称为“地球”。(如果他们把自己的星球称为“孪生地球”，确实有点傻。)两个星球之间有一个差别:孪生地球上的海洋、河流、湖泊、雨滴和眼泪等等是由一种看起来与水完全相同的透明液体构成，但是这种液体不是水。具体地说，它的化学结构与水不同。它的分子式不是H20，而是另一种形式，我们写为XYZ。但是孪生地球的居民经历了与我们相同的进化过程，惊人的相似性使得他们也把这种液体称为“水”。当他们谈论浇草坪时，他们的意思是用XYZ浇。如果把H20浇在他们的草坪上，会把草杀死。209在孪生地球上也有水，在化学实验室里，装在几只密封的瓶子里，但是他们不把它称为“水”。在地球上也有XYZ。两个星球上的化学家利用简单的手段可以区分二者的化学结构。考虑这个场景:几个世纪以后，我们派出宇宙飞船前往孪生地球。我们的宇航员走出飞船，脱去宇航服，用英语向当地居民做自我介绍。过了一会儿，一个宇航员渴了，要水喝。孪生地球上的一位东道主打开水龙头，用漂亮的高脚杯接了一杯“水”。 我们的宇航员把杯子举到唇边，呷了一口，然后吐了出来!地球人化验之后发现，孪生地球上的“水”是有毒的、不能饮用的XYZ o我们把日历调到1750年。无论在地球上还是在孪生地球上，这个年代都称为“公元后1750年”，因为两个星球上的日历完全一样。人类尚未掌握太空旅行，我们的天文学家用粗糙的望远镜无法发现孪生地球的存在，同样，孪生地球上的天文学家也不知道我们。当时，化学也处在萌芽期。我们的化学家尚未发现水是氢和氧构成的。同样，孪生地球上的化学家也不知道他们的“水”是X. Y和Z构成的。在1750年的地球上，有一个叫“奥斯卡”的人;在孪生地球上，有一个极其相似的人，也叫“奥斯卡”。这两个奥斯卡如此相似，以至于他们在生命中的每个时刻想法都是一样的。当地球上的奥斯卡使用“水”这个词时，这个词引起的记忆和心理联系与孪生地球上的奥斯卡使用这个词时的心理状态完全一样。这两个人都回想起学校操场上的某个喷泉;第一次见到大西洋(在两个星球上大西洋的地理特征相同):大雨天从他们的屋顶滴下来的水。如果你让地球上的奥斯卡解释什么是水，他会说如此这般;你再去问孪生地球上的奥斯卡，得到的回答一模一样。两个奥斯卡的意识中，对水的理解没有任何差别。然而，两种水是不一样的。普特南的结论是:“不管怎么说，‘意义’就是不在头脑里面!”然而，如果意义不在头脑里面，它在哪儿呢?孪生地球的化学许多哲学家确实相信，意义主要存在于“头脑中”。一个像“水”这样的词可以意指任何东西。这个词的含义是它偶然所意指的东西，是当我们说“水”这个词时我们所想到东西，与这个词的书写形状无关。如果我们发现一截很短的卷轴，是用一种已经失传的文字书写的，全部内容只有一个字:“水”，我们不可能把它翻译出来。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不知道“水”这个词的含义的阶段。父母以及其他成年人在特定的语境中说“水”这个词，由我们自己来确定这些语境中有什么共同之处。作为成年人，我们认为，我们的经验足以消除模糊性。在我们长大以后，“水”这个词还有可能表示与我们想的不一样的东西吗?针对普特南的思想实验，有两种反对意见经常被提出。孪生地球在化学上似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这个问题未必至关重要，但确实如此。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妨碍我们深入讨论，我们先整理一下孪生地球应当具备的化学性质。在1975年的一篇论文中，普特南把假想的“XYZ”描述为一种“化学分子式非常长而复杂”的液体。据说，它在一定的温度和压力范围内保持液态，这个范围与水相同。当然，在孪生地球上，它可以解渴，而且，在生态学和生物化学方面，它扮演了水在地球上所扮演的角色。在所有己知的物质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水相似到这种程度。是否会有某种分子式复杂的东西满足这些要求，这也是可疑的。水之所以在地球的生化反应中如此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分子较小。分子式长而复杂的液体通常是油性的、勃稠的，还有其他的与水不同的性质。过氧化氢(H202)是除水以外惟一的氢氧化合物，它很不稳定，不能以海洋的形式存在。(药店里卖的“过氧化氢”其实是浓度很低的过氧化氢水溶液。)硫化氢(H2 S)在化学方面与水相似，但它是气体。气态的氨(NH3)和氟化氢(HF)与水有点相似。氟化氢是剧毒的酸，沸点刚好在地球上的室温之下。某些科幻小说作家设想过一些外星生命，在这些生命形式中，氨取代了水的地位。这些生命所处的星球必须比地球冷很多，21，因为氨只有在华氏零下36度(相当于摄氏零下33度)以下才是液体。(作为窗户清洁剂出售的液态“氨”是氨气的水溶液。)很可能有很多星球，体积与地球或月球相仿，而且温度范围使得氨表现为液态。与上面提到的其他化合物不同，氨是常见的(木星上有氨气云)，而且可以形成湖泊、海洋和河流。和水一样，氨也是极性化合物，这意味着它可以溶解很多种物质。对于任何一种可设想的生物化学系统来说，这个性质看来都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普特南的XYZ不可能是氨—如果孪生地球果真与地球完全相似。随便列举几件事:孪生地球的居民用什么来清洁窗户?他们不能用NH3，因为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水”。如果孪生地球和地球非常相似的话，他们应当有一种商品，商标也是Windex，但是成分却不是“水”。如果温度使得氨是液态的，那么水银就是固态的。在温度计和气压计里不会有水银。牙齿填充齐}J也不会用水银化合物。他们也不会把其他液体金属称为“水银”，因为在这种温度下所有金属都是固态的。当然，以上只是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无需沿着这个思路走太远，就可以发现成千上万的差异。以氨为基础的生化系统很可能无法进化出与人类相似的物种(即使我们承认以氨为基础的智慧生物是有可能的)。另一种反对意见直接针对普特南的表述(“意义不在头脑里面”)。人体主要由水构成。我们不仅说到和想到“水”，当我们说和想的时候，水就在我们的头脑里。如果孪生地球的化学系统确实以XYZ为基础，那么每个孪生地球人的头脑中应当有XYZ型的“水”。意义毕竟是在头脑里的!我认为，以上两种反对意见都没有切中普特南论证的要害—当然，有些人会不同意。普特南在文章中给出了一些不太生动，但同样可以说明论点的例子。例如，他指出，如果孪生地球上的“铝”锅其实是铝制的，而他们所说的“铝”实际上指铝，结果如何?从化学家的角度看，这个例子不高明，普特南应当可以找到更有说服力的例子。铝比铝重很多，而且二者在其他方面也有重要差别。不过，有些元素在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方面非常相似。稀土元素中的许多种，除非借助于极其精密的化学分析，否则是212无法区分的。此外，这些元素与人体没有关系。如果有必要，我们可以假定人类和孪生地球人的大脑中一丁点儿这类元素都没有。这些稀土元素都不常见，除化学家以外，没有人熟悉它们。镍和钻这两种元素非常相似，人们对它们知道得是比较多的。在 外观上，镍和钻没有差别，它们的密度和熔点也几乎相同，二者都属于少数几种可磁化的金属，而且化学性质接近。假定孪生地球的居民所说的“镍”其实是钻，他们的“钻”其实是镍。在孪生地球上也有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国家发行的硬币也叫做“镍币”。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 硬币含有金属“镍”，不过实际上是钻。尽管如此，孪生地球上的镍币与我们的镍币看起来一模一样。在人体中，镍和钻都不占重要地位，所以孪生地球上的宇航员不会有缺乏这两种元素的问题。注意到这个差别恐怕要花很长时间。最终，某个化学水平较高的宇航员也许会研究孪生地球上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发现“Ni”和“Co”这两个符号好像颠倒了。 (不过我觉得，即使在大学里化学成绩很好的人，也很容易对这 个差别视而不见。)另外一个情况可能泄露这个差别:在地球的日常语言中，“钻”这个词经常表示一种深蓝的颜色，而非钻元素。钻蓝是画家的一种颜料，由氧化钻制成。在孪生地球上恐怕 没有钻蓝，这种鲜艳的、有点发绿的蓝颜料不得不称为“镍蓝”。普特南的思想实验表明，一切经验都是不确定的。两个奥斯卡对于“水”的经验是相同的。在孪生地球上的奥斯卡喝XYZ的味道与地球上的奥斯卡喝H20的味道甚至都是相同的。两个人大脑中的神经元的运作方式可能完全一样，然而，与神经元的 状态相一致的外部实在不止一种。亚特兰蒂斯图书馆假定在地球和孪生地球之间有另一个细微的差异:在孪生地球上有一块地球上没有的大陆—亚特兰蒂斯。这块大陆有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与孪生地球上的其他语言没有亲缘关系。(孪生地球上的其他语言与地球上的语言相同，除了几个有问题的单词—如“水”、“铝”等等—以外。)一位地球宇航员在翻译的陪同下参观了亚特兰蒂斯的一家图213书馆，翻译会说英语和亚特兰蒂斯语。宇航员惊讶地发现，书架上有一本乔纳森·斯维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利佛游记》，至少看起来像是这木书。书的封面上用英文和罗马字母写着这些字，宇航员翻了一下这本书，看书中是自己熟悉的斯维夫特式的讽刺文字，是用英语写的。这是两个星球平行演化的又一个例证!宇航员对翻译发表评论说，地球上有同一个作者的同一本书。“真的吗?”翻译说，“你知道，这本书基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别告诉我，孪生地球上真有一个叫做‘小人国’的地方!”“什么?噢，当然没有。你正拿着的这本书是一个剧本的亚特兰蒂斯语译本，原剧本名为《亨利六世》，作者名叫威廉·莎士比亚。把《亨利六世》翻译成亚特兰蒂斯语之后，表面看来，就像是英语的《格利佛游记》—这件事经常让人们困惑。”进一步交流发现，真正的《格利佛游记》翻译成亚特兰蒂斯语后，看起来像是英语的《愤怒的葡萄》，而《愤怒的葡萄》翻译成亚特兰蒂斯语后，看起来像是1982年的塔拉哈西电话号码本。据翻译说，说英语的人和说亚特兰蒂斯语的人可以读同一本书，对于其中一个人来说，这本书是《祝酒笑话1001则》，但是对于另一个人来说，这本书是《可兰经注释》。因此，孪生地球上有一句谚语:“意义在书外。”这个翻译是在开宇航员的玩笑吗?当然，两种语言碰巧具备以上描述的关系是极不可能的。问 题在于，这是否完全不可能。上面提到的所有书(可能除了那个电话号码本以外)重复了许多常见词，如“这个”、“的”和“一 个”。例如，英语中的“这个”翻译成亚特兰蒂斯语可能就变成 了“的”。也许亚特兰蒂斯语中每一个词的拼写都与一个(不同 的)英语单词拼写相同。于是，把英语翻译成亚特兰蒂斯语之后， 再以英语的角度看就是一团乱麻。这些词当然不能组成有意义的句子。无论如何，在《格利佛游记》中单词的重复模式不同于《亨 利六世》。把《亨利六世》从英语翻译成任何语言，都不会得到《格利佛游记》。一定不会—只要翻译是一个词对应一个词的直译。然而，在亚特兰蒂斯语文本中，表面上的单词是不是单词，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搞清。存在这种可能:在亚特兰蒂斯字母表中，“单词”之间的空格是真正的字母，而某些“字母”实际上是插在单词之间的、表示间隔的空白符号。214实际上，大多数翻译不是一个词对应一个词的直译。在某些场合(例如英译德)直接对译是不可能，因为句子中的词序不同。也许有些语言与英语的差异很大，以至于在翻译的时候必须把一个段落(或更大的部分)当做一个整体处理。这样，某一本书以某种外语来读成为另一本书是可以设想的—虽然这种情况过于奇幻，可能性不大。密码系统比语言的自由度大。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伏尼契手稿》有可能是对《葛底斯堡宣言》文本的加密。如何实现呢?如下加密法就是可行方案之一:“如果你想加密《葛底斯堡宣言》的文本，先写下一连串的花体字(把《伏尼契手稿》的内容抄一遍)，然后把想加密的东西颠倒字母顺序加进去。”我们不能肯定，《伏尼契手稿》用的不是这种加密方法。艾伦·坡的“iiiii……”密码爱德加·艾伦.坡是一个业余密码学家，他曾经在杂志上举办过一场密码竞赛，请读者提供需要密的密码。在一篇关于密码学的跟踪报道中，他提到一种可能性:密码中可能出现这样一串字母:iiiii""""""。我们知道，在英语里任何单词都不会包括这么多的重复字母，我们如何进行解码呢?出现连续的10个i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采用简单的密码，在全文中用一个字母替换另一个字母，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甚至可能遇到这种情况:整个信息是由同一个字母的不断重复构成的。有一种可能是，密码的含义是完全不确定的，字母i可以代表26个字母中的任何一个，加密者在密文的基础上自由地设计原文。另一种可能是，在这段密码采用的加密方法中，原文中的每个字母应用了不同的字母替换规则。 在这样一段密码中，意义与密文无关。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设想这个场景:某人发现了一部密码手稿，里面全都是i，除此以外什么都没有。此人宣称，这些密文破译之后就是《葛底斯堡宣言》的内容。这种说法是胡说八道。我们可以说，这些密文破译之后是任何我们指定的东西。如果这些密文有意义的话，其意义存在于密码系统中，或者存在于写出原文的那个人头脑中。由于密文无意义可言，它是不可破译的。大多数常见的“代码”其实是密码。莫尔斯“代码”是一种密码;许多重要的军事“代码”也是密码。在真正的代码中，符号表示观念。在一个红圈里画一支香烟，在香烟上画一个斜杠，这个图案表示“禁止吸烟”—这是代码的一个例子。在机场等215公共场合，可以见到数十种其他的国际通用符号，它们都是代码。代码把意义赋予单独符号。用代码很难传达信息。代码的符号只能传达那些被代码设计者考虑到的常见的词和信息。利用代码通讯，一旦遇到未曾预料的情况，就会发现代码是笨重的、无用的。因此，军事、谍报和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代码”采用密码。在密码中，符号代表字母。在使用密码时，你可以先用普通 英语(或任何其他语言)把你的信息写出来，然后转化成符号。信息的接收者可以解译这些符号，把密文还原成原文，与最初的形式一模一样。密码把一个字母(或其他造字符号)替换成另一个。有些替换规则很简单，有些则比较复杂。为了表示字母之间的替换关系，可以把字母表按照通常的顺序列出来，然后在这些字母下面标出替换的字母。(如果密码用到标点符号和数字，也要列出来，标出对应的符号。)下表是一个简单的替换方案:ABCDEFGHIJKLMNOPQRSTU V W V XYZBCDEFGHIJKLMNOPQRSTUVWVXYZAA变成B, B变成C, C变成D，如此等等。在字母表中，每一个字母被编码成下一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被编码成第一个字 母。"MESSAGE”这个词转化为“NFTTBHF "。密码的接收者很 容易利用逆过程还原。在这种加密方案中，一个字母始终用某个字母替换。这种密码称为“恺撒密码”，因罗马诸皇帝使用这种密码而得名。奥古斯都·恺撒使用上表的密码，朱利乌斯·恺撒使用一种相似的密码，把原文的A替换成D, B替换成E，等等。恺撒密码有26种。在上表中，下面那行字母可以串两个位置，也可以串三个位置，等等(第26种恺撒密码就是每个字母替代它本身)。每种恺撒密码可以用一个数字或字母指明。奥古斯都·恺撒使用的密码称为“密码B'y，朱利乌斯·恺撤使用的密码称为“密码D "o恺撒密码很容易破译。例如，在一种恺撒密码中，E可能总被替换成U。由于在许多语言中E都是最常见的字母，在密文中，216 U很可能成为最常见的字母。这样秘密就完全暴露了。破译者可 以识别出最常见的几个字母，然后利用这些字母识别出常见的简单词，而后迅速地解破整个信息。从恺撒的时代起，密码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任何国家都不会使用像恺撒密码那样简单的密码。然而，以恺撒密码为基础可以设计出不可破解的密码，现在的超级大国使用的就是这种密码。关键在于，对于每一个字母应用不同的恺撒密码。对于第一个字母，应用一种恺撒密码:对于第二个字母，应用另一种;对于第三个字母，再换一种，如此等等。一方面，这种方案使得密码的复杂性剧增。你需要一个“密钥”告诉你，对于每一个字母应用的是哪种恺撒密码。密钥的长度至少和信息一样长。这种方案的优点是密码非常安全。密文中的任何一个字母可以代表任何字母。应用一种确定的密钥，可以把《葛底斯堡宣言》加密成一连串的“.;换一种密钥，又可以加密成《格利佛游记》的一部分;再换一种密钥，会得到我们期望的“随机”字母组合(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最可能的)。这种密码即“一次性便笺密码”。密钥写在一个便笺簿上，每一页上写一个密钥，只用一次，用完销毁。例如，每一页上的密钥针对信息中的一个字母，指明对这个字母应用哪一种恺撒密码，对信息中的每个字母连续应用便笺簿上的密钥。如果用字母指明恺撒密码(如上文介绍的)，整个密钥看起来就像一长串随机字母。对于“MESSAGE”这个单词，用恺撒密码“C;` +R;、 +F;`+B;` +Z;, +F”和“D”进行加密。在恺撒密码C中，M替换成O;在恺撒密码R中，情况是这样:ABCDEFGHIJKLMNOPQRSTU V W VXYZRSTU V W VXYZAB CDEFGHIJKLMNOPQE替换成V。最终，"MESSAGE”变成“OVXTZLH"o与“NFTTBHF"(用密码B加密的结果)相比，"OVXTZLH"要好得多。如果密码只采用单一的替换方案，会留下线索，让破译者很容易入手，解开任意数量的密文。通过对密文的嫡进行分析，可以识别出原文是哪种语言。从“NF1'IBHF”可以看出，原文中间有两个相同字母，而且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相同。即使仅从这一个单词出发，你也可以(正确地)猜出，F代表英语中最常见的单词E。然而，在“OVXTZLH”这段密文中，没有任何线索。原文中连续的两个S变成了两个不同的字母。由于对每个字母都应用了不同的、随机选择的替代方案，显然，2;"OVXTZLH”完全可能代表任何由七个字母组成的单词。由于一次性便笺密码系统具备彻底的不确定性，在没掌握密钥的情况下，任何破译企图都注定不可能得逞。一次性便笺密码系统的问题在于，如何向密文发送者和接收者提供密钥。密钥不能和密码一起发送。如果一起发送，任何截获信息的人都可以解开密码。鲁道夫·亚伯(Rudolf Abel)是苏 联间谍，1957年在纽约被捕。他用的就是一次性便笺密码系统，密钥记在一个邮票大小的便笺簿上，每一页密密麻麻的。如果真的把密钥记在便笺簿上，每一页需要写数以百计的数字或字母，这样才能应付信息长度的实际需要。这个问题使得一次性便笺密钥的应用范围局限于重要信息以及不很长的信息。通过选择适当的密钥，利用一次性便笺密码可以把任何文本转化成iiiii .-…然而，你必须先拿到文本，而后根据文本量身订做密钥。这与设计密码的初衷相悖，通常，密码的目的是交换未来的未知信息。既然已知密文是iiiii.""...，无论它代表什么，它无法传达未知的新信息。这段密码只能告诉我们信息有多长。"iiiii""".""”这段密文的嫡己达到最低限度，远低于任何一种实际语言。通常，密文的嫡等同或高于原文。当嫡下降时，这意味着部分信息量被塞进了密码系统中。(((伏尼契手稿》就是这种情况，除非原文就是塔希提语!)此时，密文是不确定的。解开这段密文依赖于密文之外的信息:一种密钥，或者信息的原作者所具备的、从意义不明的密文重建原文的能力。暴力法假定《伏尼契手稿》的原文是一种基于罗马字母的欧洲语言，手稿中的每一个花体符号对应一个字母，加密方法是不可破译的、不确定的一次性便笺密码。像班尼特那样把每个花体符号表示为字母。假设一共有26个不同的有意义符号。把这些符号排列成任意一种顺序，做出一个“字母表”，有26种恺撤密码可以把罗马字母转化为伏尼契符号。我们不知道伏尼契符号的字母表顺序(如果这种字母表存在的话)。我们也不能肯定，《伏尼契手稿》的密码系统只使用了恺撒密码。除恺撒密码以外，还有很多办法可以把字母转化为符号。218但是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字母表的顺序是已知的，而且手稿的密码系统只应用恺撒密码。于是密钥的功能就在于，指出手稿中的每一个符号应用了哪种恺撒密码。如果有人宣称找到了密钥，我们可以把密钥应用于几十个符号，看看是否得到属于某种欧洲语言的有意义的单词。如果通过检验，我们可以把密钥应用于整个手稿。如果结果是有意义的信息，密码就解开了。我们没有密钥。看起来我们可以用暴力法破解这个密码。我们可以检验所有伏尼契文本可能采用的加密方案。有两个原因注定这个办法行不通。对于第一个字母需要检验26种可能性，对于第二个字母又有26种可能性，对于第三个字母也有26种可能性……(实际问题的复杂性远胜于此，因此此处尚未考虑伏尼契符号的字母表顺序有很多种可能性，而且有可能应用了非恺撒密码。)用n表示在密文中抽取的样本所包含的符号数，则需要考虑的可能性为26"种。如果样本包括100个符号，则需要考虑2611'0种可能性，即10141左右。这个数太大了，即使拥有宇宙的全部时间，也无法完成检查。确实如此。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设想，检查10141种可能性的超级艰巨任务是有可能完成的。虽然在实际上做不到，但是在理论上是可以完成的。然而，即使如此，完成这些检验也是无用的。由于我们已经检验了所有可能的密钥，我们一定己经找到了一种密钥，逆向应用于《伏尼契手稿》后得到了《格利佛游记》。比方说，我们可以这样做:对于《格利佛游记》中的第一个字母，有一种恺撒密码可以把它转化为《伏尼契手稿》中的第一个字母;对于《格利佛游记》中的第二个字母，找到另一种恺撒密码，把它转化为《伏尼契手稿》中的第二个字母，如此这般。(两部作品中比较长的那部会留下一些多余的符号。)另外一种密钥可以把《伏尼契手稿》转化为《葛底斯堡宣言》。其他一些密钥可以把手稿转化为任何可能的文本，只要文本的长度相符。暴力法的繁琐搜索工作即使在物理上可行，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可以把手稿解释为任何可能的有意义的信息。每种解释与密文的匹配程度都同样地好①。检验破译结果那么，人们怎样才算破解了某个密码呢?(更实际的问题是，人们怎样向自己和他人证明自己的破译是正确的?)我们这样考虑:一个得到经验证实的事实是，随机选择的密钥不会导致有意义的破译结果—这种概率太低了。在《伏尼契手稿》上随机地尝试一种密钥，将得到一串无意义的字母。因此，一种任意选择的错误密钥导致有意义的破译结果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如果一种密钥从密文解出了有意义的信息，实①以人类目前掌握的计算能力，暴力法的应用相当有限。暴力法能够得手，通常因为密钥或者密码系统的设计有破绽。在实际应用中，暴力法通常只尝试潜在的设计漏洞。—译者注际上可以肯定此密钥是正确的，除非事先给定了破译结果，而后针对破译结果特意设计出密钥。 为了证明某种破译方案是正确的，需要四个步骤:第一，指出密码系统及其密钥。这里的“密钥”是指为了破译密码必须掌握的最低限度的信息，它是否表现为写出来的形式则无关紧要。第二，针对密文进行加密过程的逆过程，得出待检验的明文。第三，确保明文是有意义的信息，不是胡言乱语。第四，密钥可以简洁地表达。例如，“全文应用恺撒密码J",“密钥是写在一张纸上的一串字母，这张纸是在罗杰·培根的财物中发现的”:“密钥是《格利佛游记》第一版第一页上的字母”—这些都是简洁表达的密钥的例子。 第四个要求是必不可少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倒推出来的密钥:先选定预期的明文，然后把密钥拼凑出来。密钥必须是“特殊”的。它在本质上必须是简单的，或者必须具备历史性的合理理由。在所有可能的密钥中，大多数是人类的头脑永远无法清晰地构想出来的。人类实际应用(乃至构想)过的密码只是其中特选出来的极少数。一种解码方案必须给出理由令我们相信，其密钥是在应用于破译这份密文以前就存在的。最简单的密码就是保持原文原封不动，次简单的密码是在全文中采用一个不变的字母替代方案。在谜题书中出现的密码都是这种类型(例如，爱德加·艾伦·坡的《金甲虫》和柯南道尔的220《跳舞小人》中的密码)。所有这些密码属于极少数，一旦表明，一份密文可以用这类密码转换为一段有意义的信息，则足以令我们信服，密码就是这样，得到的信息是正确的。在更复杂的密码中，密钥是可变的，可以用一串任意的字母(或数字)表示密钥。如果以《葛底斯堡宣言》为密钥，把一份密文转换为一段有意义的信息，则同样可以令我们信服其正确性。(在实际应用中，以书或其他文本作为密钥的情况很常见。)虽然有许许多多种密钥都能把一份给定的密文转换为有意义的信息，但是密钥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信息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这并不是说，有效的复杂密钥只能是从书本上的段落衍生出来的。在一次性便笺密码中，密钥是随机的(否则这种密码就无用了)。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随机密钥是特殊的。在所有无法构想的可能密钥中，有一种被选出来印在了一个便笺簿上。从便笺簿上翻出一页，发现上面的字母可以把一份密文转换为一段有意义的信息，这足以令我们信服解密方法的有效性。意义何在?那么，意义在哪里呢?是在信息里，还是在“密钥”里，抑或在理解它的人心中?很少有人反对，意义最终在人心中。意义在人心中，正如颜色和声音在人心中。一个更精妙的问题是，意义的客观对应物是存在于信息中，还是存在于语言中，抑或存在于密码系统中?答案是，视具体情况而定。一段密码可能由一连串的i构成，这个例子代表了一类情况:意义全部在密钥中。更常见的情况是，意义同时处于信息和密钥中。然而，我们很难设想一种情况，意义完全处于信息中，与密钥无关。从理论上说，如果某种语言是完全透明的，对于所有人来说其意义都是明显的，则属于这种情况。但是，设计一种这样的语言的努力远未实现其目标。(例如:机场的图形符号，世界语，为了与外星生命进行无线电通讯而设计的人工语言。)我们期望科学理论帮助我们理解世界的意义，其功用非常类似于密钥。某些理论把大量信息放在分析中，另外一些理论则只是揭示世界本身的信息。关于第一种情况，缸中之脑假说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个例221子相当于艾伦·坡的“iiiii......”密码。缸中之脑假说需要对每一件事设计特定的假设。昨天下雨了，这是由电信号的一个特定模式造成的;玫瑰是红色的，这源起于电刺激;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当选总统，这也是一种电信号;心情、天气、动物、人、运气，乃至于所有东西都用电刺激解释。缸中之脑没有做出预言的权利，如果我们是缸中之脑，我们看到的下一颗苹果完全有可能从下往上“落”。(对比“iiiii....."”密码，这种密码无法表示未知的未来信息。)所有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们永远无法了解下一步邪恶天才将如何行事。相反的极端情况，以牛顿的引力理论为例。牛顿的理论建立起世界范围的内在规律性。苹果不会向上“落”，这是在世界内部规定的，不需要借助于一系列特定假设。这种理论是简单的，而且有预言能力。和其他场合一样，此处我们也不能说，某一种理论不容置疑地正确，另一种则是错误的。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方便与否的问题。应用和记忆一种比较简单的假说更容易。第十一章心灵:塞尔的中文屋———一一.在世界上的所有奥秘之中，心灵是最神奇的。心灵远比大脑复杂。我们可以说，一大块果冻一样的大脑是自然选择形成的，它能实现大量的复杂功能。但是，意识是从哪儿来的呢? 关于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生物学正在取得巨大进展。然而，有人认为，我们关于意识的理解仍然像过去一样浅薄。心灵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哲学家关注的核心。近来，随着神经学、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进展，这个问题几乎成为热门话题。有一组迷人的悖论，可以清晰地展现当前对心灵问题的思考。 思维机器上一章提到二进制的柏拉图洞穴囚徒。这个囚徒面对的是最抽象形式的感性经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大脑就是这样的囚徒，洞穴就是我们的颅骨。看起来，任何人都不可能再现大脑是如何处理感性信息的。本章的思想实验以此为起点。关于心灵的最原始的理论认为，心灵根本不存在。笼子里的一只鹦鹉在镜子里见到自己的形象，它会把镜像当做另一只鹦鹉。它不需要用“心灵”来形成一套世界观。这并不是说鹦鹉是愚蠢的，而是说它没有自我意识。鹦鹉可以意识到它的世界里的许多东西，它的啼叫、给它吃的骨粉，等等。这种意识可以成熟到能够预测有生命的对象的活动程度，例如，它可以预测主人每天早晨会来给它喂食。主人是否需要做什么事来向鹦鹉显示自己有“心灵”?不必。这只鹦鹉(它的智力很高)可以把观察到的行为归因于己知或未知的原因，而无需相信心灵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极端的怀疑主义哲学把这种观点推广到极致(例如休漠对自我心灵的怀疑)。那么，是什么令我们相信，他人和我们一样有心灵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我们与他人的交流越多，我们越倾向于相信他人有心灵。另一种理解心灵的方式是二元论。二元论认为，心灵(或精神、意识)是某种与物质不同的东西。其实，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二元论，我们经常说这样的话:某人特别有精神;他们丧失了灵魂;钱未必让心灵平安。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他人的心灵是存在的，而且心灵或多或少地依附于身体，正是这种感觉滋养了二元论。随着生物学家对人体研究的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构成人体的物质与无生命的物质并无本质差别。人体的主要成分是水:“有机”化合物可以合成;渗透压、导电性等物理因素在细胞层次起作用，细胞的机能大量地依赖这些物理作用。在局部领域，关于人体和人脑的机械模型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我们很容易相信，机械论模型也许可以解释大脑的整个宏伟结构。于是，有人认为大脑是某种“机器”或“计算机”，而224意识是机器以某种方式运行产生的结果。这是理解心灵的第三种方式。虽然这种理解装饰了许多现代观念，实际上对意识的机械论解释—以及对这种解释的质疑—由来已久。莱布尼兹在1714年讨论过“思维机器”，现在看来仍令人叹服:进一步说，我们必须承认，知觉以及建立在知觉之上的东西不可能用机械的原因解释，也就是说，不可能用物质及其运动解释。假定有这样一台机器，它的结构造就了思想、感觉和认知。我们设想这台机器被等比例放大了，我们可以走进去参观，就像参观工厂一样。假定你可以走进去，但是你能看到什么呢?除了各个部件的运动和相互作用以外，什么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知觉。莱布尼兹的论证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它确实令我们大多数人对心灵的机械论模型产生反感。确实，这台思维机器在进行思维，但是走进去一看，里面空空如也。你指望在里面看到什么?大卫·科尔(David Cole)对莱布尼兹提出了一个简洁的反驳:把一小滴水放大到工厂那么大，此时HZO分子已经和化学课上用的水分子塑料模型一样大了。你可以走进水滴内部参观，但是见不到任何湿的东西。功能主义悖论挑战机械论模型的其他思想实验则很难反驳。劳伦斯.戴维斯(Lawrence Davis)的“功能主义悖论，，即为一例。功能主义认为，如果一台计算机能够实现和人脑一样的功能，那么就应当承认，它在其他重要方面都与人脑平等，它也有意识。人脑可以被当做一个“黑箱”，从神经细胞接收输入信号，以某种方式对信息进行加工，然后向肌肉发送信号。(每一间缸中之脑实验室有两条电缆，一条输入，一条输出。)如果有一台计算机，接收与人脑相同的信号，总是产生与人脑相同的反馈，我们该如何评价呢?这台计算机有意识吗?这个问题就像爱因斯坦和因费尔德的密封手表的例子(见第一章)，我们永远无法确知。然而功能主义认为，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意识”225这个词有某种客观性的含义的话，那么这台计算机是有意识的。功能主义主张，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应当相信他人有心灵，其根据是他人的行动方式。戴维斯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这个悖论，这篇论文曾提交给1974年的一次会议。这篇论文值得关注，虽然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戴维斯说，假定我们已经了解了关于疼痛的全部细节。如果功能主义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可以感受疼痛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非常巨大，我们可以走进去—就像莱布尼兹的思维机器一样。机器人的脑袋里面就像一座巨大的办公楼。里面不是集成电路，而是穿着西装、坐在办公桌后面的职员们。每张桌子上有一部电话，电话连着几条线，电话网模拟大脑的神经连接，可以感受疼痛。这些职员受过训练，每个职员的任务是模拟一个神经元的功能。这个工作很无聊，但是工资和红包非常诱人。假定就在此刻，这个办公系统中的一组电话工作起来了，这种工作状态对应于非常剧烈的疼痛。根据功能主义的观点，机器人处于剧痛之中。但是疼痛在哪里呢?在办公大楼里转一圈，你看不到疼痛。你看到的只是一群平静、冷漠的中层经理，喝着咖啡煲电话粥。下一次，机器人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你进入大楼参观，发现这些职员正在举办圣诞联欢，每个人都非常尽兴。①图灵检验我们稍后再讨论戴维斯的悖论，下面介绍一个密切相关的思想实验—约翰·塞尔((John Searle )的“中文屋”。关于中文屋，我们先介绍一点儿必要的背景。中文屋基于艾伦.图灵的“图灵检验”。图灵在1950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问题:计算机有没有思想?图灵论证说，除非①这个思想实验的初始假定是，“我们己经了解了关于疼痛的全部细节”。然而，了解关于疼痛的全部细节并不等于了解疼痛本身，我想，这个问 题的要旨就在于此。戴维斯和莱布尼兹共同的错误在于，把“知道”和“看到”混为一谈。—译者注我们指定某件事，这件事是有思想的对象会做而没思想的对象不会做的，否则，这个问题就是无意义的。什么事才能把有思想者和无思想者区分开呢?计算机己经掌握了计算能力，在此之前，计算只能由专注而且有智力的人类完成。图灵意识到，检验必须非常严格，例如，标准至少要比下一手漂亮的象棋更高。计算机很快就会掌握下棋226的技能，但是这距离有思想还差很远。①图灵提出了一种检验方法，他称之为“冒充游戏’，。一个人坐在计算机终端前，向两个对象一一A和刀—提问，A和B隐藏在另一间屋子里。在A和B中，有一个是人，另一个是号称有思维能力的精密的计算机程序。提问者的目标是分辨出哪一个是人，哪一个是计算机。另一方面，人和计算机都竭尽全力令提问者相信自己是人。这很像一种电视竞猜节目—目标是把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和冒充者区分开。提问者只能通过计算机终端进行交流，这个事实使得他只能利用两个对象的实际回答，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依据。他不能指望借助于机械合成的说话声音或是其他线索。隐藏在另一间屋子里的人可以说:..!我是人!”但是这样做恐怕没什么用，因为计算机也可以说同样的话。计算机不必坦率地承认自己是计算机，即使提问者直截了当地提问。A和B都可以撒谎，只要他们认为撒谎符合自己的目的。如果提问者问一些私人信息，例如A的妈妈的闺名，或是B的鞋子尺码，计算机可以捏造答案。计算机程序必须做出人类做出的反应，从而使得提问者在半数的检验中把计算机误认为人，这样才算是通过检验。图灵 认为，如果把智力定义为外部的行动和反应，那么，一台通过了这种检验的计算机应被视为确实展现了智能。这是一个非同①本书出版时，计算机程序已经可以抗衡人类国际象棋大师。现在，人类最优秀的棋手己难以匹敌个人计算机。—译者注寻常的要求。这样说来，计算机是否有思想?图灵的结论是，“计算机是否有思想”这个最初的问题是一个“缺乏明确意义的问题，不值得讨论。尽管如此，我相信，到本世纪末语言的用法和受过教育的人众的观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将可以谈论‘机器的思想’而不用担心措辞本身有矛盾。”图灵的论文发表以后，这些年来把心理过程和算法相提并论己变得司空见惯。如果你按照一个确定的算法计算圆周率的各位小数，而一台计算机利用同样的算法也进行计算，那么你的思想过程有一小部分与计算机的运行直接对应。一种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智力乃至于意识同计算机程序一样，可以在不同类型的“硬件”上运行，人脑是其中的一种生物性的硬件。从理论上说，你的大脑的神经元功能、神经元的状态和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可以被227惊人复杂的计算机程序丝毫不差地模拟。如果这个程序运行起来，即使是在由微型芯片和导线组成的计算机上运行的，它也可以展现与你相同的智力甚至意识。 长期以来，心灵被当做灵魂、生命冲动以及笛卡尔二元论的一元。知识界大体上己经放弃这些有机械论倾向的意识理论。约翰·塞尔1980年的思想实验设计了一个竞猜游戏，直观地展现了微妙的心灵问题。如果意识无非是算法，意识是从哪儿来的?塞尔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候选项，而这个候选项也是成问题的。 中文屋设想你被锁在一个房间里。房间里空空如也，只有一本厚厚的书，书名令人泄气:《如果有人从门缝塞进来中文文本怎么办?》。一天，一张纸从上了锁的门底下被塞进来，纸上写着汉字。你不认识汉字，对于你来说，这些字不过是无意义的符号。你 正在急于找一件事打发时间，于是你求助于《如果有人从门缝塞进来中文文本怎么办?》这本书。书中不厌其烦、细致周密地介绍了如何“处置”纸上的这些汉字，你把这个工作当作消磨时间的扑克游戏。书中介绍了复杂的规则，你需要做的是依照这些规则在文本中搜索特定的汉语字符，确定其出现。这个 工作毫无意义，但是你别无他事，就遵循这些规则行事，消磨 时间。第二大，你又收到一张纸，上面写着更多的汉字。非常奇妙的是，如何处理这些汉字书中也有介绍。书中有进一步的指示，告诉你如何对第二张纸上的汉字字符进行关联和加工，以及如何把这些信息和你从第一张纸取得的成果结合起来。书的最后介绍了如何把一些特定的符号(有些符号在纸上，有些在书上)抄到一张空白纸上。把哪些符号抄上去，这取决于你此前的工作，受一种复杂的规则制约。最后，这本书告诉你，把写好的纸从你的囚室门底下塞出去。但是你不知道，第一张纸上的汉字是一个简短的汉语故事，而第二张纸是基于这个故事提出的问题，就像在阅读测验中提出的问题一样。你按照指示抄在纸上的那些符号就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此你也不知情)。你所做的是，按照一个复杂的算法处理228一些字符，算法是用英语写就的。这个算法模拟了一个说汉语的人的思维方式，或者说，至少模拟了一个说汉语的人在读到这些材料时进行阅读、理解和回答的方式。这个算法非常完美，以至于你给出的“答案”与那些母语是汉语的人读完这些材料后给出的回答没有差别。建造这间屋子的人们宣称，屋里有一只受过训练的猪，可以理解汉语。他们把这间屋子搬到了国家展览会，让大家在外面提交用中文写的一则故事和针对故事的一组问题。屋外的人不相信屋里是一只懂中文的猪。从屋里传出的答案太“人性化”了，每个人都猜想，里面是一个懂中文的真人。由于屋子始终是锁着的，没办法驳斥这种怀疑。‘，塞尔的要点是:你理解中文吗?你当然不懂!有能力执行复杂的英语指令不等于有能力理解中文。你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你没有从汉字里读出一丁点儿含义。你有一本书指示你的行动，需要强调的是，这本书不是枯燥的中文教程，他并没有教给你任何东西。你只是在生搬硬套书中的规定，至于为什么这样规定，某个字符的含义如何，书中只字不提。对于你来说，你所做的不过是消磨时间。你按照规则把纸上的中文字符抄到一张空白纸上。你的工作就像一个人玩扑克牌，按照游戏规则拿起一张红色的J，把它接在一张黑色的Q之下。如果有人在你玩牌时问你，一张扑克牌的含义是什么，你会回答:它没有含义。当然，扑克牌作为符号曾经有过含义，但是你会坚持说，在你玩牌时这些含义不起作用。我们把某张牌称为“方块七”，只是为了与其他牌区分开，以简化应用规则的过程。即使你有能力执行针对中文的算法，也不能说你理解中文(汉语意识就更谈不上了)。如果对于人我们得出以上结论，那么对于机器也是如此:单凭一台机器可以执行算法就说它有意识，显得非常荒唐。因此塞尔得出结论:意识并非算法。大脑和牛奶与许多怀疑计算机具备思想的可能性的其他人相比，塞尔的怀疑已经相当温和了。他的思想实验假定了一个行得通的人工智能算法。这个算法是针对汉语字符的一系列操作指令。显然，这个算法要比汉语语法简洁得多。它接近于对人类思维过程的全面模拟，必须比较简单，从而使任何人都能执行。①塞尔之所以用“中文”说事儿，是因为在英语中“中文”有神秘莫测、艰深晦涩之意。—译者注向屋里提供的故事可以是任何故事，提出的问题可以针对任 何相关的事实、推论、解释和观点。这些问题不是(至少不必是)选择题、复述题和划线题的题型。塞尔给了一个例子。故事可以是这样的简短形式:“一个男人走进一家餐馆，要了一个汉堡包。汉堡包送上来了，但是烤得很脆。这个人怒气冲冲地离开餐馆，既没有付账，也没有给小费。”问题是:“这个男人吃汉堡包了 吗?”当然，故事中没提这个人吃没吃，而且，连“吃”这个汉 字在故事中都没出现。但是每一个理解这个故事的人都会猜想， 此人没吃汉堡包。问题可以是，“巨无霸”‘，是不是一种汉堡包(从故事本身看不出来;除非你以前知道，否则答不出来)，也可以问，这则故事是否令你发疯(故事中没出现“疯”这个汉字)。问题可能是， 要求你指出令你发笑的句子，或者要求你利用同样的字符写出另一则故事。这个算法处理故事的方式必须和人很相似。如果这个 算法是用LISP或Prolog之类的计算机语言写出来的，它必须能够通过图灵检验。塞尔避免了假定黑箱里的一台计算机运行一个复杂算法，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人。塞尔认为，图灵检验也许并不像所声称的那样关键。如果一台计算机的行为和人一模一样，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这并不足 以说明它有“意识”。这个问题其实还是“他人心灵”问题，只 不过采取了更为尖锐的形式。即使怀疑论者，在哲学思辨以外也不怀疑他人心灵的存在。但是机器是否可能具备与我们相似的意识，对此我们通常表示怀疑。塞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令人惊讶。他相信，人脑确实是某种230机器，但是意识与人脑的生化结构和神经学结构有关。一台由导线和集成电路构成的计算机即使完全再现了人脑的全部神经元的功能，它仍然是没有意识的。(虽然它与人脑的功能相同，而且①麦当劳快餐店的一种大号汉堡的名称。—译者注通过了图灵检验。)相反，一颗弗兰肯斯坦①式的大脑却可能有意识，虽然这种大脑也是人工制品，但是其化学物质与人脑相同。塞尔把人工智能类比于计算机模拟光合作用。利用计算机程序可以很好地模拟光合作用的全部细节。(例如，在显示屏上设计出栩栩如生的叶绿素原子和光子，以这种方法模拟。)虽然全部的相关信息都囊括在程序中，但是它永远不能像有生命的植物那样生产出真正的糖。塞尔认为，意识是一种类似于糖和牛奶的生物制品，而且属于副产品。在这一点上很少有哲学家赞同塞尔，但是他的思想实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其他思想实验极少如此引人注目。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对塞尔的回应。回应一种观点是，这个实验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有人从门缝塞进来中文文本怎么办?》这本书不可能存在。我们解释语言和进行思考的方式不可能表达为按部就班的操作步骤，永远无法充分了悟并写进一本书中。(也许可以借用贝里悖论和普特南的孪生地球来说明。)因此，这个算法是行不通。从屋里送出的“答案”应当是无意义的胡话或者不知所云的喋喋不休。它们骗不了任何人。在我们确实找到这样一种算法以前(假如这种算法确实存在)，以上论证都是稳固而不可反驳的。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塞尔本人乐于承认这种算法存在的可能性。严格说来，我们不一定非得做出这一假设:只有在我们发现大脑的全部工作机理之后，才可能进行这个实验(或类似实验)。我们可以按戴维斯设计的①在玛丽·雪莱的著名小说《弗兰肯斯坦》(1818年)中，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利用死尸器官造出了有生命的怪物。现在，英语中“Frankenstein "这个词专门指人造的类人怪物。—译者注办公大楼进行模拟试验。人脑大约包含1000亿个神经元。据我们所知，单个神经元的功能相对比较简单。设想我们完全确定了某个人大脑的状态:所有神经元的状态，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以及每个神经元如何工作。然后，我们动员全世界的所有人参与实验，231模拟这个人的大脑。全球50亿人，其中的每个人负责处理大约20个神经元的动作。对于神经元之间的每一个联系，相应地在代表这些神经元的人之间要连一条线。神经元之间每传递一次冲动，就拉一下这根绳子来表示。每个人操纵一些这样的绳子，以模拟 他们所扮演的那些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然而，无论这个模拟工作完成得多么完美，对于他们所模拟的“思想”是什么，所有人都一无所知。还有一种观点支持塞尔的结论:这种算法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具备了与懂中文的人相同的意识。塞尔的支持者援引了句法性理解和语义性理解之间的区别。①实际上，书中给出的规则提供了对中文的句法性理解，但是没有提供语义性理解。屋子里的人不知道某个词的含义是“房子”而另一个词的含义是 “水”。显然，对于意识来说语义性理解是至关重要的，而计算机之类的东西永远不会具备这种能力。几乎每个反对塞尔的人都主张，在中文屋周围游荡着某种类似于意识的东西。也许这种东西是潜在的、原始的，也许表现得迟钝、低幼，但是它确实存在。笨法学中文在所有主张在中文屋中有关于中文的意识的观点中，最简单①简单地说，句法性理解和语义性理解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把语言视为单纯的符号游戏，对符号进行组合，对符号串进行变形，如此而己:而后者包括把符号匹配于语言之外的某些东西(即所谓的“意义”或“指称”)。—译者注的一种认为，屋子里的人实际上学会了中文。在句法性理解和语义性理解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在此人遵循规则操作了很多次以后，也许会逐渐形成本能。也许此人根据操作这些符号的方式可以猜到符号的含义。这种论点的关键在于，是否必须明确地告诉此人，这是“水”、那是“房子”，此后，此人才理解了文字符号的意义。换个说法，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观察词的用法掌握所有词的意义?即使你从未见过斑马，你依然可以获得对“斑马”这个词的语义性理解。你当然没见过独角兽，但是你对这个词有语义性理解。如果你从来没见过马，你依然能获得这种语义性理解吗?再推进一步，如果你从来没见过任何动物(甚至没见过人)，你能获得这种语义性理解吗?如果在一定程度上一与对象隔绝，那么连理解本身是否存在都成问题。假定今天是上算术课的第一天，你因为生病缺课了。就在这次课上，老师讲了什么是数。你回学校以后，你不好意思问什么是数，因为别人好像都知道。你加倍努力地学习以后的课程，如232加法表、分数等等。你非常用功，最后成为算术最棒的学生。但是你心里面觉得自己是个冒牌的好学生，因为你连“什么是数”都不知道。你只知道数如何运用，数如何相互作用以及数如何与世界上的所有其他东西作用。有人认为，我们对于“数”的全部理解不过如此(虽然在这方面“斑马”和“数”可能不尽相同)。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几何学研究之初，通常不对“点”、“线”等概念做如此这般的定义，只有通过关于这些概念的公理和定理，我们才获得了对它们的理解。①①此处所说的儿何学是指严格公理化的几何学。非专业人士学习的初等几何学大量借助于生活常识，学习过程确实是从定义基本概念开始的:我们先学习于}么是“点”和“线”，然后才有公理和定理。—译对于以上观点的一个反驳是，在屋里的人记住规则、猜出字符的含义以前，就可以给出中文答案—他一开始就能做到。在屋里的人学会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出题者一直可以问一些需要使用“生词”回答的问题，这些生词是屋里人以前从未用过的。(“人们放在汉堡包里的、用腌菜水加工出来的东西是什么?”面对此题，塞尔的实验对象能不能推断出“泡菜”这个词的意义?)哲基尔医生和海德先生有人主张，中文屋里的模拟者懂中文，但是他不知道自己懂 中文。大卫·科尔把塞尔的实验对象比做一个病人，他懂两种语 言，但是因为患了一种奇怪的大脑疾病，他不会在两种语言之间 做翻译。他可能有多重性格，患人格分裂症，或者是失忆症患者。(具体属于哪种情况，由你决定。)哲基尔医生①走进中文屋，他只会说英语。通过执行算法，创造出会说汉语的海德先生。哲基尔医生不知道海德先生，反之亦然。因而，实验对象不会在英语和汉语之间互译。他不知道自己的汉语能力，甚至否认有这种能力。我们的头脑有许多我们没意识到的功能。此刻，你的小脑正在调节你的呼吸、眨眼以及其他自动实现的功能。通常，这些功能无需大脑干预。你可以有意识地控制这些功能，如果你愿意的话。另外一些功能—例如脉搏—则自动化程度更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生物反馈技术加以控制。还有一些功能的自动化233程度更加彻底，根本不可控制。所有这些功能都在你的头脑的监控之下。既然如此，分别掌握一种语言的两种人格为什么处于如此分①英国小说《化身博士》的主人公，人格分裂，海德先生是他的化身。裂的状态?也许是因为，汉语能力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移植到实验对象头脑中的。系统观点回应塞尔最初发表论文时，预见到其思想实验会得到一些反馈。其中一种被他称做“系统观点回应”。该回应认为，实际上此人不懂中文，但是他本人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从理论上说这个过程可以懂中文。塞尔中文屋中的人不可类比于我们的心灵，他只能类比于我们大脑的一小部分(虽然这个部分很重要)。这个系统观点回应不是随便说说。一般来说，解决中文屋悖论的这种思路在认知科学专家中最为流行。即使最极端的机械论者也不认为单个的神经元有意识。意识是一个过程，神经元是这个过程中的中介。锁在屋子里的人、提供指导的书、从门底下塞进来的纸、此人用来写字的笔，这些都是中介。塞尔对这个回应提出了反回应。他的观点大致是:我们承认意识存在于整个系统中，这个系统包括人、屋子、提供指导的书、一些纸片、铅笔以及其他东西。但是我们可以拆掉屋子的墙，让此人露天工作;让他记住书中的指令，所有操作都在头脑中进行;在需要写字的时候，让他用指甲把答案画出来。这样，整个系统还原成了一个人。他懂中文吗?显然不懂。这些思想实验的一个危险在于，太容易跑题了。你必须确保，你正在设想的(而非你正在进行的)实验不会破坏你的设想。大多数支持系统观点回应的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塞尔中文屋的核心问题就在这里。说明书中的一页分析一下这个问题的技术细节是有好处的。为便于讨论，我们调整一下假设:假定屋里的人是说汉语的，但是他对英语一无234所知，甚至不认识罗马字母。(这样假定可以使讨论更方便，因为我们的讨论变成了如何理解英语。)向屋里提供的故事是《伊索寓言》中的狐狸和鹤的故事，次日向屋里提出的一批问题是关于这两只动物的。屋里有一本说明书，书名是《如果有人从门缝塞进来英文文本怎么办?》，书是用汉语写的。我们考虑一下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必须有一部分内容教你如何识别“fox(狐狸)这个单词。我们知道，英语中只有单词(而非字母)才有意义。于是，为了模拟对角色和故事中的事件进行推理的心理过程，任何算法都必须把对应于角色和事件的单词分离并识别出来。懂英语的人膘一眼就能认出“fox”这个词，但是这个说汉语的人做不到。他必须遵循一个繁琐的算法，这个算法可以是这样: 1.搜索文本，寻找类似于以下符号的符号:如果发现了类似符号，转到步骤2。如果文本中没有这样的符号，转到说明书的第30 761070 711页。2.如果此符号的右侧紧跟着一个空格，则回到上一个步骤。如果此符号的右侧紧跟着另一个符号，把第二个符号与下列符号比较:O o如果相符，则转到步骤3。否则，回到步骤1,3.如果步骤2中的第二个符号右侧紧跟着一个空格，则转到步骤1。否则，比较其右侧符号与下列符号:XX如果相符，转到步骤4。否则，回到步骤to4.如果步骤3中的符号右侧紧跟着一个空格或下列符号之一，则转到说明书的第84 387 299 277页。如果其右侧是一个不同的符号，则回到步骤to这些指令距离最终目标还差很远。当涉及如何对狐狸进行思考时，谁知道指令会复杂到什么程度?我们手里没有塞尔设想的理解中文的算法，但是我们有简单一些的算法。假设有一个非常幼稚的人，他以前从来没见过袖珍计算器，这个可怜的家伙可能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观点:计算器有思想。你可以用塞尔实验的方式令他醒悟。向他提供计算器使用的微处理器的说明书和接线图，把计算器按键在输入问题时产生的电信号传递给他。让他模拟计算器在算题时进行的操作。这个由真人模拟的微处理器可以产生正确的结果，但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实际上算了一道数学题。他不知道自己计算的是2加2，还是14.881度角的双曲余弦。这个人不会有抽象的数学运算的意识，同样，计算器也不会有。如果有人利用系统观点回应提出反驳，你可以让实验对象记住所有东西并在头脑中完成操作。是这样吗?别这么确信。计算器为了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需要经过数以千计的步骤。这个实验很可能需要许多个小时。除非实验对象记忆力超群，否则他不可能在头脑里完成对微处理器的模拟。在执行过程中，他几乎肯定会遗忘某些中间过程，从而葬送全盘工作。现在考虑塞尔的实验对象的状况。给他的说明书必须非常巨大!甚至要比地球上的任何房屋都要大。由于还没有人设计出可以操纵汉语字符正确地“回答”问题的算法，我们无法估计这种算法的庞大程度和复杂程度。但是，由于这种算法必须模拟人类的智能，所以有理由认为，它的复杂程度不会比人脑差太远。可以设想，100(〕亿个神经元中的每一个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心理过程中发挥某种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那本模拟人类操作汉字符号的说明书至少需要包括100()亿条不同的指令。如果每一页上写一条指令，就意味着1 000亿页。于是，这本名236为《如果有人从门缝塞进来中文文本怎么办?》的书更像是一套从书，这套丛书包括1亿卷，每卷1 000页。这大致相当于纽约市图书馆藏书量的100倍。这个数字后面也许可以去掉几个0l但是很明显，没有人能够记住这些指令。同样，没有人可以不用到纸片，或者更好的工具—一个庞大的档案系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算法偶然地因过分庞大而不可执行。中文处理算法中嵌入了大量的人类思维过程，其中包括基本常识的储备。(例如，人们在餐馆里如何行事的常识。)人脑是否有能力记住同人脑本身一样复杂的东西?当然不能。这个问题类似于，你不能吃下比你本人大的东西。你很可能见过这样的统计结论:“平均而言，一个美国人每6个月吃掉一整头牛。”对于这种说法可以做类似分析。一头牛比人大，但是作为统计对象的人每次消灭牛的一小部分。在任何一个时刻，你的体内都不会包括太多的牛肉。塞尔的实验对象也是如此。人脑是由物理材料构成的，记忆存储是通过这些物理材料的化学状态和电状态实现的，因此，记忆力的容量是有限的。人脑有多大部分是用来记忆东西的尚不清楚，但是显然不会是全部。也许只有一小部分有记忆功能。人脑的其他部分必须用来执行其他功能，例如，对记忆进行操作，获取新的感觉材料，等等。显然，如果假定实验对象可以记住规则，所有这些思想实验(包括塞尔的以及批评者的)则误入歧途。一个人只能记住整个算法的一小部分，不可能再多。他不得不反复求助于说明书和纸片(或者档案系统)。他经常遇到这种情况:说明书要求他参照某张纸，他看着那张纸，边摇头边说:“唉!我都忘了我曾写过这些东西。”还有一种可能:他翻到说明书的某一页，发现那里夹着一只咖啡杯垫，这表明他曾看过这一页，但他不记得了。从本质上说，这个人只是整个过程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他就像一个查号台接线员，每天数以千计的电话号码经过他的眼，但是在念完一个号码以后，很快就忘了。关于电话号码的信息其实全在电话号码簿里。在塞尔实验中，算法主要存在于说明书和纸片中，实验对象以及他在某一刻记住的极少一部分指令在整个算237法中几乎不占什么比例。中文屋里的人是有思想的，但是这与整个思想实验无关，而民，这是一个误导我们的因素。我们可以用一个机器人代替屋里的人。(这个机器人不是老套的科幻小说中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而仅仅是一个装置，也许只比自动算命机稍复杂一点。)屋里的人在实验过程中体会不到自己的意识以外的其他意识，这个事实平淡无奇，就好像说明书的第411 095卷也体会不到意识一样。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屋里的人不承认自己懂汉语。如果要问，这个过程中意识存在于何处以及意识如何存在，更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我们会指着那些纸片、说明书等等，说:“意识就在那儿，在文件柜旁边。”我们猜测，这就是所谓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恐怕就是做出这样一个猜测。我们的处境就像在科尔的例子中走进巨型水滴内部的人—此人见不到任何湿的东西。 中文屋在时间方面的膨胀更甚于空间方面的膨胀。设想我们有一部时间机器，可以把中文屋的运行速度加快1万亿倍。这样，说明书被飞速翻动，变成一团影子;一堆一堆的纸片看起来像生物繁衍一样滋生;屋里的人走动太快，己经看不见了，成为机器里的一个幽灵。也许，我们对意识的某些构想要求运行速度达到目不暇接的程度。 与爱因斯坦的大脑对话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在1981年设计了一个思想实验:把爱因斯坦的大脑在死亡时刻的状态全部记录在一本书中，配上模拟爱因斯坦大脑活动的指令。通过细腻地执行这些指令，你可以实现一次与爱因斯坦的对话，虽然对话过程非常迟缓，而且是在爱因斯坦死后。你从操作中得到的回应就是爱因斯坦会对你说的话。你必须把这本书当做“爱因斯坦”，而不仅把它视为一本书，因为这本书“认为”自己就是爱因斯坦!霍夫施塔特的思想实验完全把所谓的意识分成了信息(在书中)和操作(由人执行书中的指令)两部分。任何使得这本书成为爱因斯坦的东西都在这本书里。但是把这本书放在书架上，它显然和其他书没什么两样，它没有意识。这样我们就面对一个精妙的困惑，它相当于塞尔实验的死人版。假定某个人每天按照一定的节奏一丝不苟地执行书中的指令。于是，爱因斯坦的意识就被再现了(或者说，看起来被再现238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人又把书放回书架，休了两周假。书中的“爱因斯坦”是死了还是没死呢?当然，在操作停止时，这本书不会像我们一样注意到终止。如果把这本书比做“爱因斯坦”，那么这个人相当于保证我们的大脑运转的物理定律。如果这个人执行指令的速度下降到每年执行一条，将会如何?这个速度是否足以令这木书“活着”?如果每个世纪执行一条指令呢?如果两条指令之间的时间间隔逐次倍增呢?全知者:纽康脖论239一-——一一一一-一-~.很少有概念比“全知者”这个概念更严重地、内在地包含矛盾。大多数文明相信，存在着一个(或一些)知道一切的超级实体。然而，全知者很容易导致矛盾。问题部分地在于，关于这种在任何方面绝对完美的实体，有些可疑之处。最起码，全知者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属性—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关于全知者的最令人困惑的悖论是近些年出现的(1960).物理学家威廉·A.纽康(William A. Newcomb )设计的一个悖论在科学界引起了几乎空前的兴趣。(((哲学杂志》称之为“纽康热”。)纽康悖论不仅涉及对知识和预言的讨论，而且对“自由意志”这个核心的哲学概念提出了挑战。 在讨论纽康悖论之前，研究博弈论中的两个相关的简单问题240是有好处的。博弈论涉及对冲突的抽象讨论。 全知者悖论“全知者悖论”表明，知道所有事可能对你不利。这个悖论的背景是博弈论专家介绍的一种玩命游戏，20世纪50年代的青少年称之为“胆小鬼”游戏。这是年轻人比胆量的游戏，在游戏中，两个人各自驾车向对方疾冲，两车位于相撞的路线上。你驾驶一辆车，在一段废弃的高速公路上疾驰，占据马路中间。你的对手开着同样的车，以同样的速度向你驶来。如果你们两个都不向旁边打舵，两车会相撞，两人都完蛋。两个人都不希望出现这 种结果。你真正希望的是:自己不让路，从而显示男子汉气概， 让对方让路(否则两败俱伤)。如果不能实现这种最佳结果，还有两种居中的可能性。一种是你们两人同时退缩。这种结果不算糟，至少你活下来了，而且避免了更差的一种可能性:你退缩了，而对方气焰嚣张，你丢了面子。当然，即使如此也不是最差结果。最糟的是两车对撞，立刻完蛋。这是博弈论中的一个有趣的例子，因为最佳策略不是马上出现的。这种局面在博弈论中有一些。首先考虑这个游戏在两个普通人之间进行。两个驾驶员的位置对等。从长期看，任何一方的最佳策略是退缩，同时希望对方足够聪明，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如果某个驾驶员不让路，他的对手会生气，下一次这个对手可能不会让路，导致两败俱伤的惨剧。简而言之，除非参与这个游戏的人始终采用退缩策略，否则每个玩家都活不到中年。卜面假定你的对手是个全知者。他拥有屡试不爽的超感官知觉，有能力丝毫不差地预测你的行动，而且他确实对你做了预测。(你还是一个普通人。)你这样考虑:“糟了!胆小鬼游戏的关键就是猜对方的心思。这下我麻烦了。”随后你深入分析了自己的处境，发现自己处于不可战胜的优势之中。如果对手是全知者，那么退缩是愚蠢的选择。对方会预见到你退缩，于是他不会退缩—这样你自己成为大输家。你的最佳策略是不退缩。你的对手预见到这一点，他只有两241个选择:要么退而求生(虽然丢面子)，要么进而找死。如果他是有理性的，他不会主动找死，退缩是惟一选择。因而，在游戏中全知者居于不利地位。全知者悖论再次证明:“熟知非真知。”结论也许令人意外， 却是有效的，这与意外绞刑悖论中囚徒所做的可商榷的推理不同。参与游戏的全知者也不能通过谈判摆脱劣势。假定两个人在游戏之前私下谈判，全知者可以采取以下两种谈判策略中的 一种:策略」:“快意恩仇。”如你让路，我也让路:如果你不让路，我也不让路。这是一种强硬策略。策略二:“目光远大。”全知者依赖于你的理智(或者你的博弈论知识):“如果这一次你不让路，确实有利可图。但是把目光放远一点，从长期看，惟一可行的出路是我们两个都让路。”第一种策略是软弱无力的威胁。全知的一方可以吹嘘他将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他预见到你不会让路，他真的会勇往直前地驶向坟墓吗?不会的艺除非他想自杀。①第二种策略看来与第一种完全相反，但是同样导致失败。你需要做的依然是下定决心不让路，造成一种“挡我者死”的态势。《旧约》中类似于胆小鬼游戏的情况(以及含蓄的全知者悖论)很常见。全知的上帝曾告诫亚当、夏娃、该隐、扫罗以及摩西，违背上帝的旨意会有眼前的欢娱，但是长期而言会招致大祸。然而，这些人挑战上帝。幸亏全知的神同时又具备全能的神力，大致弥补了因全知而引起的劣势，所以悖论性得以削弱。 今天，胆小鬼游戏仍然到处上演。博弈论专家指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胆小鬼游戏的一个例证，美国和苏联是游戏双方。全知者悖论令我们产生一个怀疑:在地缘政治背景下，间谍是否有价值?如果某个国家是全知的，那么在某些场合可能居于劣势。(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没有说，在所有场合全知是劣势。)为了使悖论成立，A国必须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谍报网，B国的所有高层决策都在掌握之中。B国一定会感到绝望:国家已经被暇242鼠匀掏空，任何决定都无法对A国保密。(为了使悖论成立，非全知的一方必须始终知道对方是全知的。)颇具讽刺的是，有一个(U有人可能提出第三种策略:假装心情沮丧，想要自杀。如果全知者可以令你相信他想死，那么你出于自救会让路。这个想法挺聪明，但是不完全符合游戏规则。(符合竞技精神吗?)根据博弈论专家对这个游戏的定义，双方清楚对方的实际偏好。—作者注②冷战时期，间谍被称为“器鼠”。—译者注原因也许避免了这个悖论频繁发生于真实世界:几乎没有哪个政府愿意承认他们的安全漏洞。 囚徒困境纽康在研究“囚徒困境”的过程中设计出了他的悖论。囚徒困境是博弈论中的又一个著名问题，值得简单介绍一下。在囚徒困境中，两个做坏事的人因一件罪行被捕。警方对二人单独审讯，这样他们没法串供。两个犯人都可以与警方合作。腐败的警方只需要一个替罪羊。如果一个囚徒坦白了所有事，而他的同伙没有坦白，警方会放他走。每个囚徒必须独自做决定，不能和同伙协商，而且每一方都知道另一方可以和警方合作。从一个囚徒的角度看，什么是最佳策略?从单个囚徒的立场看，每个囚徒的最佳结果是:自己坦白而同伙不坦白。这种情况下，他可以摆脱全部干系。反之，最糟糕的结果是:自己不坦白而同伙坦白。因为同伙已经提供了证词，法官会严惩拒不坦白的囚徒。如果双方都坦白，情况差不多同样糟。二人都定罪，但是每个人的处境都要好于同伙免受处罚而自己遭到严惩的情况。这种情况下，两个人分担法律制裁。此外，如果两个人都不坦白，则对双方都很有利。警方依然怀疑他们，但是也许没有足够的证据定罪。囚徒困境揭示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实际上囚徒不应当坦白，因为这对整体最优。但是假设另一方不会坦白，那么这一方面临一个诱惑:充当控方证人可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情况多如牛毛，而且一目了然，我们不必举例了。也许你已经看出，囚徒困境和胆小鬼游戏密切相关。有一件事，如果双方都去做则导致灾难，但是每一方都面临去做的诱惑不让路/做控方证人)。我们把这类策略称为“背信”。在胆小鬼游戏中，最坏的可能结果是双方都背信;在囚徒困境中，最坏的结果是同伙背信而你不背信。因而，在囚徒困境中背信的诱惑243更加强烈。在胆小鬼游戏中，如果你知道对方将背信(比方说通过全知的异能)，你只能咬紧牙关不背信;但是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你知道同伙将背信，你有额外充分的理由背信。纽康悖论纽康悖论大致如此:一个巫师宣称，他可以提前若干天预言你的思想和行动。像大多数巫师一样，他不声称自己的预言百分之百准确。迄今为止，他的准确率在90%左右。为了验证巫师的异能，将进行一次特殊实验，你同意参加实验。电视新闻频道为这次实验提供设备，并资助了一大钱。你的全部义务是遵循实验规定的条件。桌子上有两个盒子一一9和刀—一摆在你面前。盒子A中有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盒子B中或者有100万美元，或者什么也没有。你见不到盒子B的里面。你必须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决定(如果自由意志存在的话):或者拿走盒子B，或者两个盒子都拿走。只有这两个选项。关键在于，24个小时以前，巫师预测了你将做出哪种选择。由他来决定是否在盒子B中放100万美元。如果他预测你将只拿盒子B，他会在里面放100万美元;如果他预测你将拿两个盒子，他会让盒子B空着。从你的角度看，你不在乎巫师的异能是否可信。你只关心一件事:在实验结束时拿到尽可能多的钱。你还没富到不在乎钱的程度。对你来说，盒子A里的1000美元是一笔巨款，100万美元则是天文数字。实验条件经过精心设计，并将严格执行。你可以确切无疑地相信，盒子A里面有1 001)美元。盒子B里面可能有100万美元，也可能空空如也—取决于巫师的预测。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会骗你。当巫师做预测时，有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在一旁监视，这个朋友担保巫师遵循了向盒子里放钱的规则。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你没有机会破坏规则。现场有武装警卫，预防你采取视钱财如粪土的态度，哪个盒子也不要。此外，你不能以这种方法瞒过巫师:依靠某些自己的心理过程之外的东西来244做决定。你不能靠抛硬币或者当日股票市场成交手数是单是双来做决定。你必须分析自己的处境，判断哪种选择对自己最有利。当然，巫师已经预见到了你的分析。你该如何选择呢?两个都拿，还是只拿B?反应”对于以上背景，一种反应是:巫师?谁都知道巫师是骗人的!所以，所谓的“预测”是个无关因素。简单地说，最后决定是:这儿有两个盒子，可能两个盒子都有钱，你应当统统拿走。既然盒子A里肯定有ION)美元，只拿盒子B是愚蠢的。这个举动和在马路上见到1 001)块钱而不捡起来没什么差别。你拿走两个盒子，盒子B里的东西也跑不掉(如果有东西的话)。包括巫师在内，谁也没说会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取走B里的东西。盒子在24个小时以前就严严实实地封好了。你应当两个都拿。另一方面，同样有很有力的推理支持只拿盒子B。请注意，这个巫师通常是正确的。这是一个预设前提。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准确地预见到你会拿两个盒子，于是，你只能拿到1000美元。相反，轻信巫师的人却会得到100万美元。如果此前这个实验己经进行了数百次，而且几乎每一次都验证了巫师的异能，应当如何选择?这对我们的选择应当没有影响，因为前提已经预设了巫师的准确率。赌博公司就实验结果设立赌局，接受局外人下注。如果你只拿盒子B，他们以9赔1的赔率赌里面有100万美元。如果你两个盒子都拿，你得到100万美元的概率很低，赔率是反过来9赔1。赌博公司这样设赔率不是为了学雷锋做好事。这就是实际概率，任何人都会把赔率设在这附近。在这个实验中，你考虑的惟一因素是钱。如果只拿盒子B,你的收益可以用钱来衡量。如果两个盒子都拿，一定可以得到盒子A里的1 000美元，另外还有10%的机会拿到100万美元—如果巫师错误地预测你将只拿盒子A。平均而言，10%的机会得到100万美元相当于10万美元。两个盒子都拿，你的预期收益是1 000+100 000，即101000美元。如果你选择另一个策略，只拿盒子B，巫师正确地做出预测并放入100万美元的概率是90%。平均而言，这相当于90万美245元。两相比较，只拿盒子B的策略有利得多。巫师的准确率越高，只拿盒子B就越有利。如果迄今为止他的准确率为99%，收益情况是11 000(两个都拿)比990 000(只拿B)。在极限情况下，巫师的预测从不失败，两种选择的收益分别是1000(两个都拿)和100万(只拿B)o以上分析导致相反的结论。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对这种观点满意。为了解决纽康悖论，人们提出了若干种方案，其中表现出惊人的才智。在所有认真提出的惊人的解释中，有一种观点是，密封的盒子的状态相当于薛定愕的猫:在打开盒子以前，盒子既非空的也非满的。应用于囚徒困境的常规分析方法在这里无效。先看一下二者的相似之处。在纽康悖论中，你和巫师实际上应当采取“合作”策略:巫师预测你只拿盒子B，而你确实只拿盒子B，这与囚徒困境相同。但是，如果巫师确实采取了合作策略，你面临一个强烈的诱惑:把两个盒子都拿走，得到更多的钱。在博弈论中，有一个结论认为，在类似于囚徒困境的情景中一方永远不应首先采取背信策略。①可是，这个结论在这里怎么能生效呢?巫师已经出过牌了，而且他不在乎将来的后果。玻璃盒子以上介绍了纽康悖论的基本版本，为了使最佳策略更加明显，在基本版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多种版本。预测者可以变成外星人、上帝，和你共同生活20年、对你了如指掌的伴侣，或是一台处理掌握了关于你大脑神经元状态的充分信息的计算机。我们可以调整预测者的准确率，取值在50%-100%之间变动，看看有何影响。有些版本精心设计，使得某一种策略更有利，但是无法消除悖论。这个悖论依赖于对预测者能力的信心。假定这个巫师没有任何预测能力，只是用抛硬币的办法决定是否把100万美元放入盒子B。所有人都会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你应当两个盒子都拿。无论预测者对你的预测是否正确，两个盒子都拿比只拿一个要多得1 000美元。对两种策略进行收益分析，结论相同。两个盒子都拿，一定可得1 000美元，外加有50%的机会得到100万美元，总计501 000美元;只拿盒子B，有50%的机会得到100万美元，相当于50万美元。246这个悖论还要求预测者的准确率足够高，从而抵偿放弃盒子 A的损失。根据给定的两个盒子里的钱数，预测者的准确率必须高于50.05。一般地，以A表示盒子A中的钱数，以B表示盒子B中的钱数，则准确率必须高于(A十B)/2Ba如果盒子A是玻璃的，而盒子B背对着你的那一面是玻璃的，则两个盒了都拿的理由更充分。你亲眼看见盒子A里有100()美之O这个结论只适用于多次博弈，而纽康悖论显然是一次性的。此外，用博弈论的术语说，巫师的地位相当于“自然”，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玩家。元。一个修女坐在桌子对面，她可以透过玻璃看到盒子B里面。修女起过誓。修女不会透露盒子B中的内容，收买或其他办法都无法奏效，但是在实验结束以后，修女会证实，在你做决定的时候盒子里的钱没有凭空消失或凭空冒出来。有了这些设计，你不觉得只拿盒子B是愚蠢的吗?巫师的动作已经完成了，如果你只拿盒子B，在修女的注视下，你要么放弃明摆着的1000美元而取了一个空盒子(你会觉得自己太蠢了)，要么得到了 100万美元但同时没有来由地放弃了额外的1000美元。在实验以前，你宣布将把自己收入的10%捐献给孤儿院。修女可以看见两个盒子的内容，她默默祷告你会做出使捐献额最大的选择。修女希望你如何选择是毫无疑问的。她希望你两个盒子都拿。无论她看见的是什么，你拿走两个盒子都意味着贫苦的孤儿多得了100美元。纽康提出了另一个版本:两个盒子都是完全透明的。盒子B里面是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很大的奇数。实验的赞助者许诺，如果这个数是素数，则付给这张纸的持有者100万美元。这个数是由巫师选定的，仅当他预测你将只拿盒子B时，这个数才会是素数。你可以看见这个数，还可以把这个数记下来日后检验，但是在你做出决定以前，不允许你检验这个数是不是素数。当然，数学事实是不会变化的。数在星球出现的很久以前就已存在①，你此时此地在这个无关紧要的行星上所做的一切都不会在数学领域内产生任何影响。如果你怀疑自己的决定也许会以某种奇异的方式反过来影响巫师已经做出的预测，悖论的这个版本可以彻底打消你的疑虑。把这个悖论分解以后，矛盾依然存在，就好像汽车发动机遇到噪音问题时，拆解发动机未必能找到病灶。假定这个实验采用247①这是一种文学性的说法。数和星球的差别在于，前者不是时空性的存在。—译者注了对你极为有利的形式。把规则改为:允许而且鼓励你先把盒子B打开看一眼，然后你再决定是否把盒子A一块儿拿走。在你打开盒子B检查以后，你可以把100万美元紧紧抱在怀里(如果里面有100万美元的话)，如果你还孩子气地担心这些钱“嫂”地一声不见了，你甚至可以把钱存入你的银行账户。下一步，你必须决定是否把盒子A里的1 000美元一块儿拿走。这是你惟一需要决定的。难道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不拿走盒子A的人是十足的、不可救药的白痴?如果你发现盒子B是空的，你当然应当把盒子A拿走。如果你发现盒子B里有100万美元，在把这笔钱存入银行以后，放着盒子A不动依然是没道理的。我们承认，人并不总是符合理性的。偶尔会冒出这么一个傻瓜:他打开盒子B，找到100万美元，却把盒子A丢在一边。当然，如果打开盒子B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只要没傻到家的人都会把盒子A拿走。对人类行为的预测使得自由意志面临拷问。在纽康悖论中，你可以这样消灭自由意志:巫师并没有自己宣称的能力。他其实没有开天目，相反，他有一个装置，可以控制实验对象去选择巫师指定的选项。巫师决定你将两个盒子都拿，按这个决定在盒子里放好钱，然后一按电钮，你就把两个盒子都拿走了。这种设计消除了一种疑虑:纽康悖论中的预测就物理学而言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不能再问这样的问题:“你将何去何从?”你所做的就是巫师让你做的。我们顶多可以问:“你希望成为拿走1 000美元的傀儡，还是希望成为拿走100万美元的傀儡?”当然，你还是希望得到100万美元，在放弃自由意志以后，最起码你还有资格得到钱。如果你同意以上分析，那么巫师如何实现其准确性—是通过预测还是通过心灵控制—还重要吗?你只在乎钱，并不在乎哲学上的含义。即使你有自由意志而所谓的心灵控制并不存在，你不是依然应当拿盒子B吗?关于纽康悖论存在两类针锋相对的观点。人们分属于两个阵营，一个阵营主张两个盒子都拿，另一个阵营主张只拿盒子Bo只拿盒子B的人期待得到100万美元，因此做出选择。两个盒子都拿的人又分为两类，第一类人脚踏实地，只期待得到1 000美元，第二类人不但希望拿到100万美元，还不想放过板上钉钉的1 000美元。如果我本人在真实世界中面临纽康悖论的抉择，我会只拿盒248子B。我并不是说这个抉择是“正确”的，而只是说我会这么做。看起来这是最流行的观点，而且与博弈论对囚徒困境的分析一致，这是值得考虑的。纽康认为你应当只拿盒子B，许多哲学家持相反立场。(’〕诺齐克关于选择的两条原则关于这个悖论的最富洞见的分析之一是罗伯特·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纽康问题以及关于选择的两条原则》，这篇论文发表于《卡尔·G·亨普尔纪念文集》(1969)。诺齐克指出，博弈论中有两条久经考验的原则，但是纽康悖论使这两条原则陷入冲突状态。其中一条原则是占优原则:如果某一特定的策略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强于另一策略，那么前一策略被称为优于后一策略，比较而言应当优先采取前一策略。在纽康悖论中，两个盒子都拿优于只拿盒子B。无论巫师怎么做，两个盒子都拿总比只拿一个多得1000美元。①历史f:关于纽康悖论的研究很多，但是多数分析聚焦于细节而忽略了要点。其实纽康悖论中的全部矛盾都内在地蕴含于前提假设中，厘清技术细节对分析的干扰之后，我们发现，纽康悖论与斯宾诺莎对自由意志的反省并无差别。巫师的功能相当于“上帝”和“规律性”，自由意志与上帝(或规律性)的冲突在哲学史土是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译者注另一条原则—期望效益原则—同样是不容置疑的。这条原则说，计算出各种策略带给你的总收益(前文演示过)，你总应当采用期望效益较高的策略。从来没有人想过，这两条原则可能发生冲突。然而，问题并不简单。一种策略是否优于另一种策略，取决于你如何观察形势。假定你必须在两匹马—S和月‘一一之间选一匹下注。在S身上下注需要投注5美元，如果S获胜，你将赢得50美元(此外收回你的最初的5美元);在H身上下注需要投注6美元，如果H获胜，你将赢得49美元。概括为下表:在此你应当如何选择?只有两种可行的下注方式，每种都不占优。显然，如果S获胜，最好买S;如果H获胜，最好买Ho此处只能应用期望效益原则，这条原则依赖于两匹马获胜的概率。假设H实际获胜的概率是90，而S获胜的概率只有10%,此时你肯定愿意买Ho下面调整一下观察角度。在对可能事态进行分类时，我们不249再以哪匹马获胜为分类依据，而以你的运气为依据。考虑你在走运和背运两种情况下的得失: 现在出现了一种占优策略:买S优于买H。如果你买的马获 胜，‘买S多得一美元;如果你买的马失败，买S少输一美元。 这种情况很奇怪。两个表都是对支付状况的精确描述，但是结果不同。这使我们回想起古德曼的“绿蓝”和“绿”的差别。但是这两种分类方法(以哪匹马获胜为分类依据以及以你的运气为分类依据)都是自然的表述方式，与“绿蓝”、“蓝绿”之类的人造概念不同。 诺齐克猜想，这个冲突来自于一个事实:第二种分类方式(你买的马获胜/你买的马失败)在概率上不独立于你的选择。你选择买哪匹马影响到你走运或背运的概率。买S马是冒险，如果你下注于S，最大的可能是背运。如果买热门的H，走运的概率上升。 诺齐克由此得出结论，只有在玩家的选择不影响结果时，应用占优原则才是有效的。在纽康悖论中尝试一下这个规定。占优原则告诉你应当两个盒子都拿，但是，如果你的选择可以影响巫师的预测，则占优原则无效。只有在因果倒置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才是可能的。通常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这条结论不足以解决纽康悖论。 诺齐克转而考虑另一种有趣的可能性:一个玩家的选择对结果不产生因果性的影响，但是，在概率上与之相关。 考虑以下情况。一个臆想病患者记住了所有己知疾病的症状，并做如下推理:“我有点口渴。我觉得我想喝一杯水。近来我肯定一直在大量喝水。天哪!过分口渴是尿崩症的症状。我真的想喝水吗?不想。” 所有人都会认为这种想法是荒唐的。喝水不会引起尿崩症。把是否喝一杯水作为病理征兆，并据此确定行动，这是荒谬绝伦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病理征兆与病无关。想喝水(微弱地)250证实了一个猜想:此人患有某种以想喝水为征兆的疾病。错误在于，不应当根据这种关联确定行动。严格地说，这个臆想病患者在治疗自己的症状(治标)，而非治疗自己的病(治本)。 诺齐克设想了一对同卵孪生兄弟陷入囚徒困境的情况，并把这种情况与纽康悖论对比。两个囚徒是同卵孪生兄弟，两人被隔离监禁，各自独立地决定是否做控方证人。诺齐克说，假定已经证明，一个人在囚徒困境中的抉择是由基因决定的。某些人的基因决定他们在囚徒困境中采取合作策略，而其他人的基因倾向于背信。环境和其他因素也会产生影响，但是假定当局者的选择90取决于基因。两个囚徒都不知道他们的基因属于哪一类。每一方都可能这样想:如果我属于背信型，由于我们的基因相同，我的孪生兄弟很可能也是这种类型的。这对我们两个都很糟糕。如果我属于合作型，我的孪生兄弟很可能也是合作型的，这种结果挺不错。因此，我应当采取和我的孪生兄弟合作的态度(拒绝充当控方证人)。 如下表。双方的结果以任意单位表示。11(01 10)”表示对1号囚徒最糟、同时对2号囚徒最优的结果。斜体字表示双方行动一致时的结果，双方的基因倾向于行动一致(是这样吗?)。 以上想法不是和臆想病患者的想法同样可笑吗?1号囚徒的选择不可能影响2号囚徒的决定，某个囚徒的行动反过来影响他的基因同样是不可能的。尽管合作也许不是一个很糟的主意，但是根据基因相关性做出这个决定是荒唐的。 诺齐克的论文最后提出一个问题:纽康悖论的场景与以上孪生兄弟的想法有什么不同吗?诺齐克的结论是:“如果某人的行动(或决定如何行动)不能影响(或倾向于促使、作用于，等等)当前处于哪种状态，那么无论处于何种条件概率之下，他都应当采取占优策略。”因此，诺齐克建议两个盒子都拿。这一定是骗局吗? 马丁·加德纳发表了一种有趣的观点:纽康悖论中的预测是不可能的，如果实际进行这个实验，那一定是一个骗局，关于预测者的准确率的证据是无效的。加德纳说，如果他本人参加这个实验，他会觉得:“这就像某人让我把91只鸡蛋放进13个盒子里，每个盒子里有7只蛋，然后告诉我，己经有实验证明91是素数。既然91是素数，那么一定有一个(或多个)鸡蛋放错了。我每找到一只放错的鸡蛋，研究者就给我100万美元;如果没有放错的鸡蛋，就给我10美分。但是我不相信91是素数，我会老老实实地在每个盒子里放进7只蛋，拿走我的10美分，不在乎是否与100万美元失之交臂。” 如果纽康设想的实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那么整个问题就变样了。既然没有预测，也就没有悖论，你当然应当拿走两个盒子。然而，这个实验在实际上难以执行应当与问题本身无关。这个问题的核心不在于超感官知觉或者全知的存在者之类的东西是否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预测。对他人行为的预测有可能内在地包含矛盾(尤其在当事人知道自己的行为己被预测的情况一下)。 没有人能以纽康悖论中的准确率预测任意的人类行动。然而，这很难作为这个场合的一条基本法则。科学界和哲学界共同接受一种观点:人类的身体(包括大脑在内)与宇宙中的其他物质遵循相同的物理定律。如果人类的行动是被决定的，那么我们必须承认预测人类行为是有可能的。 在我看来，纽康实验有可能实际执行。我提出的实验方法是一个诚实的欺骗，但是也许没有影响实验的基本要素。我们假定巫师是一个冒牌货，他用一种我们不了解的诡计获得了目前的业绩，这个诡计无需(并且不能)违反实验的规定。情况很可能是这样:巫师在深入研究之后发现，90%的普通大众一定会只拿盒子B，因此，他总是预测实验对象会只拿盒子B，而且他确实达到了宣称的90%准确率。 马丁·加德纳在1973年的某一期《科学美国人》上讨论了纽康悖论，随后加德纳报告说，读者给编辑部写信介绍自己的选252择，其中只拿盒子B的人更多，比例是2.5比1。如果这些读者具有代表性，那么任何人都有能力做出准确率高于70%的预测，只要总是预言实验对象将只拿盒子B就可以了。当两个盒子对应的钱数分别是1 00(〕和1 000 000时，临界值是50.05%, 70%的准确率远远高于这个临界值。狡猾的巫师偶尔会预言实验对象两个盒子都拿，以这种方法迷惑一旁的监视者，即便如此，他的准确率依然是有保证的。 当然，必须保证实验对象不知道巫师采取这种“预测”方法。既然许多冒牌巫师己经获得了成功(这些巫师同样瞒过了他们的实验对象)。我认为，某个吹牛高手有可能获得准确预言的历史记录，他可以组织一次纽康实验。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面对一个更复杂也更有趣的问题:与人类行动一样复杂的事件是否可以预测?人类有能力违抗预测。 两种预测 科学善于对某些事做出预测。对于公元5000年的日食，可以准确而且比较简单地做出预测;但是今天早晨做出的天气预报，通常到中午就不准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显然，某些事比其他事更难预测。根源在于，存在着两种预测。一种预测利用模型或模拟实现，我们创造出一种与预测对象本身同样复杂的研究模型。另一种预测相对比较简单，利用某种“捷径”完成预测。 今天以后的第100天是星期几?日历代表了模型化的预测方法。在日历上，每一个小方块代表未来的100天中的一天，向前数100天，就得到了答案。 解这个问题也有捷径。100除以7，得出余数。经过余数天后是星期几，100天后就是星期几。100除以7余2，如果今天是星期一，2天后是星期三。因此，今天以后的第100天也是星期三。只要有可能，我们总是喜欢走捷径的方法。如果你想知道今天以后的第100万天是星期几，怎么办呢?恐怕没有哪本日历覆盖这么多天。如果应用日历，你不得不亲自编一本日历，涵盖今后的几千年。如果采用走捷径的方法，就可以避免这个253繁复的工作。100万除以7，得出余数，这个过程不见得比100除以7麻烦。遗憾的是，我们经常不得不诉诸于模型。有些现象不允许通过捷径进行预测。找不到一种比现象本身更简单的方法或模型。 混沌 把一个玩具气球吹大但不吹破，然后松手。气球将沿着一条不可预测的轨迹在屋里盘旋。如果你精确地测量了松手时气球的位置和膨胀程度，是否可以预测它的轨迹?很可能不行。无论你的测量多精确，精确度都是不够的。 确定气球和房间的初始状态需要大量信息，远比上面提到的多。气压、温度、房间里的每一点的气流速度，这些数据都必须掌握，因为气球与它穿过的空气发生相互作用。最后，气球有可能撞上墙壁或家具，所以关于房间里所有东西的精确信息都是必不可少的。 即便如此，信息还是不够。每次松开气球时，它都会到处乱窜，最后落在一个不同的点。预测的失败显而易见。这只气球并非遵循某种未知的物理法则。它的运动是由气压、重力和惯性决定的。既然我们可以预测千年以后的海王星轨道，我们怎么就对一只小小的气球无能为力呢? 答案是混沌。这是一个比较新的术语，指那些不可预测的确定性现象。科学的功能主要是预测。然而，我们周围遍布不可预测的东西:一道闪电，香槟酒的喷射，洗一副扑克牌，河流的蜿蜒。有理由认为，混沌现象是自然的，而可预测的现象才是异常的。 “随机”现象和其他现象一样，受同样的物理法则约束。它们之所以不可预测，原因在于:在混沌现象中，初始状态的测量误差随时间呈指数增长。彭加勒已预见了混沌，他在1903年写道:25“如果有一个很小的因素我们没有注意，这个因素会导致一个我们不能忽视的重大效应，然后我们会说，这是随机发生的。如果我们完全掌握了自然法则和宇宙在初始时刻的状态，我们就可以准确地预言这个宇宙在后继时刻的状态。然而，即使自然法则已经全部向我们敞开，我们依然只能近似地了解初始状态。如果在这些条件下我们能够以同样的近似程度预测后继时刻的状态，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可以说，现象已经得到预测，符合同样的法则。但是这并不是总能实现的。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初始条件中的一个微小的差别在最终现象中导致一个非常大的差异。在前一阶段的一个微小误差导致后一阶段的巨大误差。此时，预测成为不 可能的，我们面对的是偶然性的现象。 任何测量都会有点误差。如果你的驾照显示，你身高6英尺1英寸，并不是说这个数字是你的精确身高。测量值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英寸数;测身高用的标尺在上次校正之后有点变形了:在测量时你站得不太直:在上次测量以后你的身高稍微有点变化。对人体身高的测量很容易有1%左右的误差，我们接受这个事实，并不在乎。我们容忍这种测量误差，因为误差不会增长。第十一二章全知者:纽康悖论297但是在其他场合，一个微小的误差会增长到巨大的程度，最后我们对于测量对象己经一无所知。 混沌原理隐藏在洗扑克牌的过程中。在打完一局牌之后，发牌人把所有牌收集在一起，开始洗牌。不可避免地，有些人会看到某些牌在整个一副牌中的位置。一个人注意到最下面是两张黑桃，另一个人看见自己的上一手牌在最上面，那手牌是一个顺子。关于整副牌的构成，每个人都有一些了解，同时也有一些不确定性。洗牌的过程使得不确定性增殖。 假定你上一手牌是同花顺，红心6, 7, 8, 9, 10，这五张牌的顺序按大小排好了。你看见发牌人在搜集牌时原封不动地把这五张牌放在一起·。如果在发下一手牌以前不洗牌，你会得到关于其他玩家的牌的信息。比方说，你拿到一张红心8，你可以推断出上家拿到了一张红心7，而下家拿到了一张红心9，等等。 平均而言，洗一次牌使得原先相邻的牌之间插入了一张牌。原先的6H-7H-8H-9H- IOH这个序列变成了6H-?-7H一?-8H-?-9H-?一I OH，再洗一次牌变成了6H-?一?一?一7H一?一?一?一8H一?一?一?一9H一?一?一?一I OH。每洗一次牌，原来相邻的牌之间的距离变成了一倍。洗完255两次牌以后，最初的同花顺的第一张和最后一张相距16张牌，洗第三次牌时，这两张牌很可能被分到不同的两擦里。这样，这五张牌将彻底分散在整副牌里。 实际情况比以上描述复杂得多。显然，洗牌时没有人会严格地在每个间隔里插进一张牌。’、1有时会插进两张而非一张;有时几张牌一起过去了，中间没插入别的牌。每洗一次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都增加了整体的不确定性。我们做一个实验:把黑桃A放到一副牌的最上面，然后洗几次牌，这张黑桃A在整副牌中的位①实际上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某些高明的赌徒和魔术师掌握了“完美”的 洗牌的技术，可以严格地在每个间隔中插入一张牌。—译者注298推理的迷宫置很快向下移。(洗几次以后黑桃A有可能保持在最上面，取决于牌是怎么洗的。)如果整副牌的张数无穷多，则每洗一次牌，这张黑桃A与最顶端的牌之间的距离大约增加一倍，同时，关于这张牌的微小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一倍。在整副牌有限多的情况 下，一旦这张牌被洗到了整副牌的下一半，下一次洗牌时它会被分到下面那一攘中，然后它有可能出现在整副牌的任何位置。在标准情况一F，为了使这张牌无迹可寻，需要洗六到七次牌。 混沌现象被认为是不可简化的。这些现象不能简化为比它们本身更简单的模型。“模型”可以是很多东西:一个方程式，一个工作比例模型，一组你大脑里的、与你对此现象的思考对应的神经元回路。一个稳定的轨道可以用几个方程或一个天象仪描述。然而，为了描述一只松开的气球在房间里如何运动，做出一个鞋盒大小的模型，让模型里的气球精确地再现原始尺寸的气球在原始尺寸的房间中的运动—这是不可能的。用模型准确地描述一条河流、一次龙卷风，或者一颗大脑，更是不可能的。为了描述一个混沌现象，最简单的模型就是这个现象本身。布谷鸟要比布谷鸟钟更复杂。 大脑活动的不可简化性可以显示于如下实验中:回想一段模糊的往日经历，想一个当时和你在一起而且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想过的人，数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包含几个字母，最后，当且仅当字母的个数是奇数时，把你正在读的这一页书折起来。就连你最亲密的朋友，恐怕也不能预见到你会把哪页书折起来吧?在许多类似的场合，你记忆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也许只是少数几个神经元—的作用会放大，进而成为焦点，并决定了整个思想历程。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可能预测你的决定，除非对方在细胞256(甚至分子)水平上分享你的全部记忆。任何比你本人简单的东西都不可能做出和你完全相同的动作。 混沌不同于量子不确定性。即使世界由完全确定性的原子构成，混沌依然存在。混沌和量子不确定性合在一起，使得预测更加困难。即使在理想状态下，不存在其他的误差来源，量子不确定性总是存在的。混沌现象把量子不确定性不断放大，最终量子不确定性膨胀到日常世界的水平，使得日常世界不可预测。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哲学家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制造了大量冲突。在确定性的世界里，怎么可能有自由意志呢?自机械论兴起以来，这个问题就困扰着哲学家。纽康悖论中的疑难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此。关于这个问题至少有三种思路。你可以说，压根就没有自由意志这回事儿，就这么简单。自由意志是幻象。这个答案的麻烦在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多数事情上是有自由意志的。在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缺乏自由意味着你想做某件事，但是某些外部力量阻止你。在特兰西瓦尼亚，你想表达自己对总督的看法，但是如果你真的说出来，他们会把你发配到盐矿坑里。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大脑中夸克和胶子的状态被物理定律严格地决定，你很可能认为，你的自由意志不会向确定性屈服。 另一种思路是，你可以把决定论视为幻象。这个世界—或者说至少人的心灵—不是彻底地由过去决定的。多数当代思想家不喜欢这个思路。过去五百年的科学(量子力学除外)建立起一种观念:事件处于自然规律的约束之下，而非随机发生的。如果采用这个思路，你就不得不颠覆以上观念。 第三种思路是折衷: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之间并无本质性的矛盾。决定论未必推出可预测性(更不会排除自由意志)。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混沌在这个宇宙中扮演的角色，这使得第三种思路易于接受。 自由意志意味着由自己的意愿行事—即使自己的意愿己经被自己大脑的神经元状态预先决定了。如果你的行动已经预先决定，但是，无论你本人还是其他人在行动之前都无法预知，那么257300推理的迷宫表面_L的矛盾就被解决了。你当然一可以问，这种决定论与传统决定论有什么差别?差别在于，未来依然是未知的。尽管做你想做的事，没有人从上面俯视着你，以确凿无疑的口吻念叨:“没错，他一定会两个盒子都拿。” 只有在我们被告知自己一定会如何时，决定论才会和我们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发生冲突。上帝想必知道，明天早晨你挤牙膏时会不会从中间开始挤，但是，只要上帝不告诉你，就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无法接受的是:我们被告知自己注定如此这般地选择，而目_决定我们的是所有这些没有感觉的原子。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确定性的物理法则才会成为阻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强制性力量。 预测和无穷倒退 有许多问题涉及对不可简化现象的预测。在讨论纽康悖论时，有时会提到一个思想实验，这个思想实验大致是这样:在一个封闭房间里，有一台超级计算机，计算机存入了关于房间内的所有原子的全部精确信息，所有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定理己输入计算机，因而计算机可以预测房间内将发生的一切。(这个房间必须始终密封，从而避免外部力量对预测的干扰。)房间里有一个玻璃缸，里面养了几只青蛙和一些植物。计算机预测了青蛀们的出生、死亡、交配、领地争端和心理状态，所有这些预测是通过分析玻璃缸中原子的运动做出的，这些原子数量巨大但是有限多。电灯泡烧坏、油漆涂层脱落这样的事情也逃不过计算机的预测。 在房间里还有几个人。同样，这些人的所有原子也记录在计算机中。有一个人感到自由意志受到侵犯，她厌倦了这种感觉，向计算机提出一个问题:“今天午夜我会不会倒立?”她宣布:“无论计算机如何预一言，我将采取相反的行动。如果它说我午夜第十二章全知者:纽康悖论301会倒立，我会尽我所能确保自己不倒立:如果它说我不会倒立，我就倒立。”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 计算机有几种办法保证自己不会说错。它可以拒绝回答;可以在零点过一分以后再回答;也可以用一种房间里的居民不懂的语言回答。它可以预言提问者不会倒立，而此人当晚很早就睡下258了，把这件事忘了。我们设想的这些场景可以避免悖论，然而，事情未必如此发生。 假定计算机给出了一个及时的预言，那么，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提问者履行她的誓言。如果你愿意，你尽可以说自由意识是幻象，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下决心做一个倒立(也可以下决心不倒立)。计算机的预言不会侵犯任何人这么做的自由。 事实上，计算机无法做出一个有效的预言。为了澄清这个问题，我们考虑一下计算机是如何预测的。它是否依赖“捷径”—一条法则、一种机关，或一个数学方程式?我们无法相信，某种简单法则可以判定一个特定的人在一个特定的时刻会不会倒立!预测某天是星期几、某天属于什么季节、彗星何时回归，这是另一回事。在这些现象中存在规则性。但是，某人倒立没有规则性可言。即使存在规则性(例如，此人习惯于在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二午夜倒立)，当事人的誓言—她将采取相反行动—也会破坏这种规则性。 显然，计算机通过对房间内的状态建立模型进行预测。前面说过，计算机通过每个原子的运动预言青蛙的行动。这里我们已触及这个悖论的核心。由于提问者一定会受到计算机预测的影响，计算机在预测提问者对预测的反应的同时，必须预测它自己的预测。计算机的模型必须描述它本身的全部细节。①①作者的以上分析基于两条假设:第一，假定一台全知的计算机，其地位相当于上帝;第二，作者假定我们可以用逻辑推理的方法理解这台计算机的运作方式，这相当于以人类的理性理解上帝的意志。这两条假设相互矛盾。其实，第一条假设己经决定，这是一个信仰问题而非逻辑问题。 德尔图良早就说过:因为荒谬，所以我信仰。—译者注 这个自相矛盾的要求令我们回想起博格斯和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Adolfo Bioy Casares)在《非常传说》中介绍的地图: 在这个帝国，地图绘制技术已经达到完美的程度，一个省的地图占据整个一个城市，而这个帝国的地图占据一个省。最终，这些地图的比例仍然不让人满意，绘图学院制造了一幅与整个帝国一样大小的地图，地图_上的每一个点与帝国上的相应点重合。研究绘图法的热忱在后代人身上消退了，他们认为这幅巨大的地图毫无用处，以败家子的心态把它置于酷日严霜之下。在西部沙漠里，还残存着一片一片的地图残骸，动物和乞丐栖息其上。整个国家的其余部分已经找不到地理学科的痕迹了。 这台计算机需要拿出特定的一部分内存模拟自己的行动。不259幸的是，如果这一部分比计算机整体小，则不可能实现对整体的模拟。为了模拟自身，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自身的整体模拟自身。这就像博格斯和卡萨雷斯虚构的地图，没给其他东西留下地方。 即使这台计算机有很高的冗余度，也不能解决问题。某些计算机—例如应用于太空飞行和生命支持的那些计算机—具备两个或更多的独立子系统，各个子系统同时运转。这种设计大大 降低了出错的概率。从理论上说，每个冗余的子系统可以“预测”整个计算机的状态。 这可以类比于一张I:2比例的博格斯一卡萨雷斯式地图。这样一张地图的宽度等于国家实际宽度的一半。美国的一张1:2的地图，应当横跨旧金山和堪萨斯城，覆盖山区各州。这张如此巨大的地图本身就是一个壮丽的人造奇观，值得本国的所有地图把它绘制进去。也就是说，这张I:2的地图应当把自己画出来。 此外，这张地图中的地图还应当画出自己，如此等等，直至无穷。 同样的道理，一台冗余计算机在建立自身的模型时，应当包含计算机的模型、模型的模型、模型的模型的模型……你可以一直这样设想下去。但是实际的计算机是由原子构成的，不可能无穷倒退。模型中的诸模型必须依托于某种物理实体，例如存储芯片的状态，而存储芯片不可能无穷小。因而，预测是不可能的。现在回到纽康悖论的情景。你有充分的理由得出结论:通常表述下的实验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预测是不可能的。理由和上面的论证基本相同。无穷无尽的倒退排出了100%精确的预测。 然而，如果可以做出90%精确的预测，我们不也会满意吗?由于人类心灵的执著天性，实验对象和预测者心灵的一点小小的不确定性会呈指数增长，最终导致完全的不确定性。预测一个由预测者和被预测对象组成的系统就像预测任意混沌系统一样不可能。于是，90%的准确率与100%的准确率并无根本差别。这就好比在洗牌以前以90%的准确率预测洗牌结果。除非预测者彻底掌握了房间的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否则，以任何准确率进行预测都是不可能的。① 如果本书搜集的悖论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可笑地拒绝承认自己的无知。单凭某事就是如此，不足以保证我们可以了解它。我们的无知是必然的，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可以帮260助我们摆脱简单的唯我论。 悖论的祖先是这样一个信仰:一切真实的事物都是可知的。这一信仰的最基本形式构成了“布里丹语句”和无穷机器的基础;亨普尔和古德曼的迷雾在于一个幻象:任何观察信息都是先验地可知的;意外绞刑悖论的牺牲品陷入一个错误:他以为自己可以推出一些他推不出的东西;纽康实验立足于一个不可能的假设:某个预言家了解自己的心灵。 物理学家路德维格·波耳兹曼(Ludwig Boltzmann )猜想，①这个结论过强。作者没有严格定义“准确率”。—译者注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有序性的震惊是没道理的。我们己知的宇宙也许只是无限宇宙的一个微小的随机波动，整个宇宙包含原子的所有可能排列。我们也许有理由怀疑，我们的知识同样淹没于一个更大的整体之中。也许这个世界的真正奥秘在于:任何可以想像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以某种方式、在某种场合下;而我们的心灵先入为主地被全部存在的一个无穷小的部分占据，因为我们从探索世界之初就束缚于一条固定的路径上。 公元3000年的纽康悖论面对一个要求做出决定的悖论，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就是指出问题中的局面不可能出现。然而，我对纽康实验做了细微调整，我们不得不承认，调整之后的局面是可以设想的。为了实现这一点，我求助于两种科幻小说中的装置，其中任何一种都可以达到目的。纽康实验在公元3000年进行，预测者配备了两种器械:时间机器和物质扫描仪。在使用时间机器完成实验时，预测者钻进时间机器，把时间调整到实验对象刚刚做出选择的时刻。他到达“终点”以后，从机器里出来，知道了实验对象的决定。然后，他回到机器里，返回今天实验开始前的时刻。他在关于未来的确切无疑的知识基础上做出预言。如果某个实验对象原先打算两个盒子都拿，他现在有必要停下来想一想。假定你是实验对象，你注意到房间的角落里有一架摄像机。就在你做决定以前，预测者进来递给你一盘录像带。这盘录像带记录了你做出的决定，是预测者从未来拿回来的。预测者不仅可以做出正确的预测，而且拍摄下来了。 时间旅行是一个如此可疑的想法，以至于过分关注这种设计261也许是不明智的。另外一种未来机器—物质扫描仪—也可以实现预测，也许你对它会更满意。这种机器可以完全精确地复制物质。你设置好机器，扫描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机器就造出一张新支票，与原来的一模一样，在量子层次上也完全相同。用物质扫描仪扫描一个人，造出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在这台机器的帮助下，同样可以精确地预言纽康实验的结果。 然而，我们需要处理一些逻辑上的细节。我们不会这样简单从事:复制出实验对象的一个孪生兄弟，然后先对复制品做一个预备实验。两个实验在细节上会有差异:实验日期会不同;兄弟俩的心态可能不同;实验中的预测者对情况的解释可能有细微差别。这些小事也许不重要，但是你并无把握。两次实验的结果可能相反。实验对象也许会这样做:他知道有人为他制造了一个“影子”，为了证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故意逆自己的“最初决定”行事。我们希望能够保证，预测是绝对精确的。 为了确保预测的有效性，需要采取两个极端步骤。你必须严格地复制整个场景，包括实验对象、盒子、桌子、房间、警卫，以及实验涉及的全部人和物。复制的区域非常广阔，以至于在实验对象做出决定以前，外部影响不会到达实验对象。你创造了一个严格封闭的房间，用人工光线照明。否则，阳光穿过窗户的角度变化都有可能产生影响，而你无法复制太阳。 另外一个困难是时间。现在你必须在两个房间里、对两个对象做实验。你希望复制品的实验提前完成，这样才能根据其结果预测原来的实验对象如何行动。否则，全部工作都是白费，因为你无法做出预言。 可以设想两个解决方案。方案一:把原来的实验对象连同实验环境一起打包送上一个巨大的火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从地球发射出去。火箭上的计算机设计出一条几光年长的路线，火箭深入太空，然后转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返回。火箭的加速度产生了与地球重力加速度相等的效果，封闭在房间里的实验对象对整个旅程一无所知。当实验对象乘火箭返回时，你己经知道他的复制品做出了什么选择;另一方面，由于孪生子悖论效应，原来的实验对象尚未做出他的选择。 方案二更具可行性:把复制品作为实验对象进行实验。扫描262和复制工作必须持续一段时间。先对实验对象进行扫描，然后观察他做出了什么选择，在此之后再进行复制。你预测这个复制品将如何选择。一切就绪。现在是公元3000年，你是纽康实验中的实验对象。在你做决定之前，你被告知:你可能只是“真你”的一个复制品(天哪!)，5分钟以前刚刚被造出来。一个罗素风格的局面!你没有理由怀疑:公元3000年的物质扫描仪就像今天的微波炉一样普通。你相信，预测者通过观察一个完全相同的房间中的相同的“你”，可以100%精确地预测你的行动。 你也许会问，如何可能知道自己是复制品还是原型?你无法知道。罗素设想过一个思想实验:这个世界是5分钟以前创造出来的。你现在面对的场景与罗素的思想实验一模一样。复制品和原型拥有完全相同的记忆，包括几分钟以前走进这间屋子的记忆，他们扫描并创建了全部回忆。原型和复制品都要选择如何拿盒子。而几，实验的赞助者不得不告诉现在的你，他本人也可能是一个复制品。这个实验是以你为中心设计的，你是一个复制品，在原型做完选择之后，你做选择。因此，赞助者不得不告诉原型，他也有可能是复制品，这样赞助者才能对你说你可能是复制品。只有在做完选择之后，出了实验室，你才能发现自己究竟是原型还是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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