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又沉默了，路兹想，这件事我下午再和他讲。勃拉特尔驾驶得很慢。大雨倾盆，一切都沦陷在一堵白色围墙后面。电车、汽车这里那里在这一巨大的倒垂的海洋中浮动。路兹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流着雨水的玻璃窗完全看不透。车厢里越来越暗。路兹点着一支香烟，喷出烟气，心里想，他不必和老人讨论加斯特曼的事。接着他说道： “报纸将报道这件谋杀案，不可能再对他们保密了。” “继续保密也已经没有意义了，”贝尔拉赫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点线索。” 路兹又掐灭了香烟：“这本来也就毫无意义。” 贝尔拉赫沉默不语，而路兹却情愿争论一番，便又重新透过窗玻璃往外看。雨稍稍小了一点。他们已经在林荫道上。许洛茨哈登公墓在色泽暗淡的树枝间显现出来，可以见到一堵灰色的被雨淋湿的墙头。勃拉特尔把车开进墓园，停住了。他们走下汽车，撑开雨伞，穿过两旁的坟墓向前走去。他们不用费时找寻。墓石和十字架落在后面，他们象是走进了一个建筑工地。地上布满新掘的坟坑，上面铺着木板。湿草地上的潮湿浸入了沾满粘土的靴子。广场正中，在所有这些尚未峻工的、雨水在它们底部积起了肮脏的小水潭的坟墓之间，在临时性的十字架和坟头之间，厚厚堆着迅速腐烂的鲜花和花圈，人们围立在一座新坟旁边。棺材尚未放下去，牧师在念圣经，在他身边，掘墓人穿着一件可笑的燕尾服式的工作幅为他和自己高高撑着一把伞，冻得两只脚不住地来回倒动。贝尔拉赫和路兹在坟坑附近停下，老人听见了哭泣声。这是舒勒太太在哭，在这无休止的大雨中，她显得丑陋而且肥胖，她身边站着钱茨，没有撑伞、穿一件竖起领子的雨衣，腰带委在两边，头上戴着一顶笔挺的黑帽子。他身边站着一个姑娘，脸色苍白，没有戴帽子，一头金发一股股湿漉漉地耷拉下来，这就是安娜了，贝尔拉赫不由自主地想道。钱茨向他们鞠躬，路兹点头作答，老探长却毫无表情。他向围立在墓穴四周的人群扫了一眼，全是警察，全都穿着便服，同样的雨衣，同样的笔挺的黑帽子，雨伞象佩剑一般握在手里，这些奇异的守灵人，不知风从哪儿把他们刮来的，他们的忠实显得不真实。在他们后边，排列成梯队的市政府乐队，穿着黑红二色的制服，是匆匆召集来的，都拼命设法把自己金色的乐器在外套下保护起来。他们就这样围在棺材周围，它平放在那边，一只木制的匣子，没有花圈，没有鲜花，但却是唯一的温暖所在，正在这一无休止的雨滴之中安葬，雨水单调地拍溅着地面，始终如一，永无尽止。牧师早已读完了。没有人注意到。这里只有雨水，人们只听到雨声。牧师咳嗽起来，先是一声，接着好几声。于是低音喇叭、长喇叭、号角、短号、低音笛一齐奏鸣，傲慢而雄壮，乐器在雨帘中闪着金光；但是它们也沉没了，消散了。停止了。一切全退缩在雨伞之下，雨衣之下了。雨始终不断地下着。鞋子陷在泥泞之中，雨水汇成小河流入空的墓穴。路兹鞠了一个躬，走前几步。他瞧瞧潮湿的棺材，又鞠了一个躬。 “先生们，”他的声音在雨中透过水幕几乎听不清楚： “先生们，我们的同事施密特不在了。” 一阵狂野、粗厉的歌声打断了他： “魔鬼出没往来， 魔鬼出没往来， 把人类统统打败！①” ①这一段歌词和下一段歌词均为瑞士土语，暗示加斯特曼的两个仆人用的是法国护照，却都是瑞士本地人。 两个穿燕尾服的男人穿过墓地蹒跚而来。既不打伞，也不穿雨衣，他们一无遮蔽听任雨水浇淋。衣服都粘贴在身上，每人的头上都戴着一顶大礼帽，雨水从帽上流到他们脸上。他们两人合提着一只巨大的绿色的月桂花圈，飘带垂到地上，拖曳过地面。这是两个粗野、巨人般的家伙，穿礼服的屠夫，已经喝得烂醉，几乎要醉倒了，但是两个人从没有同时颠踬，那只月桂花圈总算牢牢抓在中间，花圈就象海上遇难的船只上下颠簸着。他们口齿不清地唱起了一只新的歌： “磨房主的老婆死了男人， 老板娘还活着，还活着， 她和雇工结了婚。 老板娘还活着，还活着。” 他们奔向悲伤的人群、挤了进去，站到舒勒太太和钱茨中间，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因为人们惊讶得目瞪口呆，而他们却又穿过潮湿的草地蹒跚离去了，互相支持着，互相围抱着，爬越坟丘时摔倒了，以酩酊醉汉的巨力撞翻了十字架。他们的歌声在雨中逐渐消逝，一切又重新被淹没了。 “一切都会过去， 一切都会消失！” 这是人们听到他们唱的最后一句歌词。只有花圈还躺在那里，抛掷在棺材上，肮脏的飘带上写着流畅的黑字：“献给我们亲爱的普郎特尔博士”。当墓旁的人们从惊怪中恢复过来，为这场意外事变所激怒，而市政府乐队，为了挽救葬礼气氛，又重新绝望地吹奏起来的时候，而又升级成为瓢泼大雨，鞭挞着杉树，一切都从墓地上冲走了，只有守灵的人们留了下来，这些黑色怪衣人在狂风呼啸中，在哗啦啦的暴雨下，奋斗着，好不容易才把棺材安放下去。十一 贝尔拉赫和路兹重新坐进汽车，勃拉特尔穿过匆匆溃散的警察和乐队队员驶入林荫夹道，路兹博士终于爆发了怒气： “岂有此理，这个加斯特曼，”他大声嚷道。 “我不明白，”老人说。 “施密特出入加斯特曼家用的就是普郎特尔这个名字。” “那么这就是一种警告罗，”贝尔拉赫回答，而不再往下问。他们驶向路兹居住的莫里斯泰顿。现在倒是和老人谈谈加斯特曼的适当时刻，但是路兹想到有人要让加斯特曼得到安宁，因此重又保持沉默。他在布格恩切尔下了车，只剩下贝尔拉赫一个人。 “要我送您进城吗？探长先生。”驾驶座前的警察问。 “不，送我回家，勃拉特尔。” 勃拉特尔现在加快了速度。雨已渐渐变小，是的，在莫里斯泰顿，贝尔拉赫有一刹那曾被一道刺目的光芒所笼罩。阳光穿破了云层，又消失了，重新是烟雾和云峰追逐嬉戏，妖怪似地从西方聚集过来，堵塞在高山前，在城市上空投下忽明忽暗的影子，它躺在河面上，在森林和丘陵之间铺开它那没有意志的躯体。贝尔拉赫疲倦的手抚摸着潮湿的大衣，眯缝的眼睛闪闪发光，贪婪地汲取面前的景色：大地美极了。勃拉特尔停住车。贝尔拉赫向他道谢后下了车。雨已住了，只有风还在刮，潮湿冰冷的风。老人站着，等待勃拉特尔调转笨重的车身，车子又驶走时。再一次向他致谢。然后步向阿尔河。河水涨得高高的，纯粹是肮脏的褐色。一辆破旧生锈的儿童车在水中漂浮，一根粗树干，一棵小松树漂来了，然后，舞动而来的是—只小小的纸船、贝尔拉赫久久凝视着河水，他爱阿尔河。然后他穿过花园回家。 贝尔拉赫换了一双鞋子，然后才走进客厅，但是站在门槛上呆住了。书桌后坐着一个男人，正在翻阅施密特的文书夹。他的右手玩弄着贝尔拉赫的土耳其蛇刀。 “原来是你，”老人说。 “是的，是我，”另一个人回答。 贝尔拉赫关上门，坐到书桌对面的靠背椅上。他沉默地涂着对面的人，而那个人积平静地继续翻阅着施密特的文书夹，那人长着一材近似农民的体格，消瘦的、然而是圆圆的脸上有一对平静、沉思、深深下陷的眼睛，头发剪得短短的。 “你现在的名字叫加斯特曼，”最后老人说道。 那个人取出一只烟斗，填满烟丝，眼睛始终望着贝尔拉赫，点燃之后，一边用食指敲着施密特的文书夹，一边回答说：“一个时期以来，你早已完全知道了。你派那个年青人来盯我的稍，这些材料是你授意写的吧。” 然后他合上文书夹。贝尔拉赫看看书桌，他的手枪还放在那里，他只要一伸手就可掉转枪柄；接着他说；“我从未停止追踪你。总有一天我会成功地证实你的犯罪行为。” “你得加快速度才行，贝尔拉赫，”另一个人回答，“你没有很多时间了。医生说你还能再活一年，要是你现在就动手术的话。” “你说得对，”老人说，“还有一年我现在不让人动手术，我必须作好安排。这是我最后的机会。” “是最后的，”另一个人证实说，于是他们又陷入沉默，无穷尽地对坐着，沉默着。 “四十多年过去了，”另一个人重新开始话头，“我们两人是在博斯普鲁士海峡过某一家歪歪斜斜的犹太小酒店第一次见面的。当时月亮象一块黄色丑陋的瑞士干酪从云层间露出来，透过腐烂的梁木照在我们头上，这次会见我还记忆犹新呢。你，贝尔拉赫当时是从瑞士到土耳其来服务的警察局青年专家，是特邀来进行某些改革的，而我呢— —是的，我是一个到处流浪的冒险家，现在还是，渴望认识我这唯一的一次生命和同样唯一的神秘的星球。我们第一眼就互相爱上了，当我们面对面坐在穿长袍的犹太人和肮脏的希腊人中间的时候。我们当时饮的烧酒是何等美妙，这白色冒泡的液体是椰枣和敖德萨附近一大片燃烧的海洋似的异邦谷田产物酿成的，我们把它们灌进喉咙，使我们强壮有力，使我们的眼睛在土耳其的夜空中象炽热的煤块似的闪光，我们的谈话也炽热起来。唤，我爱想念这一时刻，它决定了你的生活，也决定了我的生活！” 他哈哈大笑。 老人坐着，沉默地瞧着他。 “你还能再活一年，”另一个人接下去讲，“而你固执地追踪我已有四十年了。这就是计算的结果。贝尔拉赫，你可记得当年我们在托法尼郊外那家酒店潮湿有霉味的空气里，在土耳其烟草浓雾包围中讨论了什么吗？你的论点是，人是不完整的，事实上我们不可能事先有把握地判断别人的行为，我们也不可能考虑到隐藏在一切事物中的偶然因素，这就是大多数犯罪行为必然会被揭露出来的原故。你认为犯一桩罪是一件蠢事，因为人不是棋子可以随便摆布。我的论点相反——说是自信倒不如说是为了反对你—— 我认为正是由于人们的错综复杂关系使犯罪行为有可能进行，而不被识破，由于这个原故，极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而且也没有被人们料到，仅仅是在暗中发生的。我们继续争辩不休，由于那犹太老板斟给我们的烧酒燃起的地狱般的火气，更由于我们的年青，勾引我们在狂热之中打了赌，正好是月亮在这小亚细亚后面落山的时候，这是一次违反上天意志的赌局，是我们自己无法遏制而开的一场玩笑，即使它是一次对上帝的可怕的诅咒，“只因为我们受打赌本身的引诱，好似被凶恶的魔鬼勾引心灵去作坏事一样。” “你说的对，”老人平静地说，“我们当时互相同意进行打赌。” “你不曾想到，我是会遵守约定的，”另一个人笑着说，“当我们第二天早晨脑袋沉重地从荒凉的小酒店。醒来时，你是在一条霉烂的长板凳上，而我则躺在酒迹未干的桌子下面。” “我没有想到，”贝尔拉赫回答，“一个人有可能去遵守打赌的约定。” 他们沉默了。 “我们不必试探了，”加斯特曼又重新开言道，“你的正直使你永远不会受到诱惑，但是你的正直却引诱了我。我挑起了一次大胆的竞赛，当你的面犯下一桩罪行，而你却不能够提供我犯罪的证明。” “三天之后，”老人轻声说，沉入回忆之中，“当我们和一个德国商人经过穆罕默德桥上时，你在我亲眼目睹下把他推进了水里。” “那个可怜的家伙不会游泳，而你那时对此道也不很精通，人们把由于从事不成功的救人尝试而淹得半死的你从金霍内斯河污浊的波浪中救了出来，”另一个人不可动摇地说，“谋杀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土耳其夏日发生的，海上吹来阵阵令人舒适的微风，在一座生气盎然的桥上，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一对对欧洲殖民者情侣，还有一堆堆回教徒和当地的乞丐，尽管如此，你提供不出我犯罪的任何证据。你逮捕了我，全然徒劳。审讯很久，全然无用。法庭相信我的辩白，他们宣判那个商人是自杀。” “你能证明那个商人正面临破产，并想通过欺骗徒劳地挽救自己，”老人惨苦地说，比任何时候都苍白。 “我极其精确地挑选了我的牺牲品，我的朋友，”另一个人笑着说。 “干是你成了一个犯罪者，”老探长回答说。 另一个人无心地玩弄着那把土耳其刀。 “我是有点儿象一个犯罪者，我现在也不能够否认。”他最后懒洋洋地说，“我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犯罪者。而你成了一个越来越高明的刑事学家。但步调是：我总比你先走一步，而你永远也追不上。我始终象一个灰色的幽灵出现在你的发展道路上，我始终有兴趣在你的鼻子底下干出可谓大胆的、粗野的、亵渎神明的犯罪行为，而你却始终不能够对我的行为提供证据。你能够制胜那些笨蛋，但是我却战胜你。” 他不断说着，一面注意地，但是嘲弄地观察着老人。“我们就这样活着。你生活在你的上司之下，在你的警察局领域和发臭的官衙里，永远为达到你的有限度成就的顶峰而勇敢地攀登一级一级的阶梯，你和盗窃犯、伪造犯纠缠，和那些从未正当生活过的可怜虫纠缠，和那些暴露出来的可怜的杀人者纠缠。我和你相反，一会儿在黑暗中，在不受注意的大城市的深渊中，一会儿在辉煌事业的光芒中，佩满了勋章，豪放地大做慈善事业，当我对此有兴趣的时候，而在另一种情绪下又喜欢干些坏事。何等惊险的游戏呀！你渴望毁灭我的生命，而我则顽强地保护我的生命。真的，一个夜晚把我们永远用链子连在一起了！” 坐在贝尔拉赫书桌后面的人拍了一下手，这是一声孤零零的、冷酷的拍击：“现在我们已经走到我们生活道路的尽头了，”他叫喊道，“你已经回到了你的伯尔尼，半失败地来到了这个睡意朦胧的、正直的城市，虽然人们不很清楚这城市有什么事情是真的，什么是假的，而我呢。我回到了拉姆波因，这也是出于一种情绪；人们喜欢圆满地结束一生，因为这个为上帝所遗弃的村庄是一个早已埋葬的妇女生我的地方。没有多加考虑，我相当无意地回到了这里，也正是这样，十三岁那年，我是在一个雨夜潜行出走的。现在我们又碰头了。算了吧，朋友，有什么意思呢。死亡是不会等到结局的。” 这时他的手以一种几乎难以觉察的动作一扬，那把刀飕的恰巧擦过贝尔拉赫的脸颊，深深扎进安乐椅中。老人一动也不动。另一个人笑了： “那么你是相信我杀了这个施密特的罗？” “我正在调查这个案子，”探长回答。 另一个人站起来，拿起文书夹。 “这个我带走了。” “我总有一天会成功地证明你的罪行的，”贝尔拉赫第二遍说，“而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 “文书夹里是唯一的、虽则是微不足道的证据，这是施密特替你在拉姆波因收集的。丢了文书夹，你就丢了证据。抄本或照相付本你都没有，我知道你的。” “没有，”老人承认，“我没有诸如此类的东西。” “你不想用手枪来拦阻我吗？”另一个人讥讽地问。 “你已经取走了子弹，”贝尔拉赫一动不动地回答。 “丝毫不错，”另一个人说，同时拍拍他的肩膀。一然后他走过老人身边，门打开了，又重新关上了，他又走出了外边的那扇门。贝尔拉赫始终坐在安乐椅上，脸颊挨着冰凉的钢刃。突然他拿起枪，瞧瞧后面。枪是实弹的。他跳起来，奔进前厅，又奔向门边拉开大门，手里攥紧了枪；街上暗无一人。 疼痛发作了，巨大的、剧烈的、针刺似的疼痛，一道阳光照到他身上，他痛得扑到床上，痉挛着，由于高烧而颤抖着。老人象野兽一样用手和脚爬着，跌倒在地上，在地毯上辗转翻滚，然后在他房间的某一个角落，在椅子之间躺下不动了，出了一身的冷汗。 “什么样的恶人呀？”他轻轻地呻吟道，“什么样的恶人呀？”十二 他仍然站起身。病发作一阵后他感到好过多了，疼痛早已停止。他小心地啜饮一点暖酒，此外不再吃什么。但他并不放弃沿着熟悉的路穿过城市，走上联邦大楼的台阶，他确是睡意懵懂，但是在迎面吹来的干净空气中每走一步都使他舒服。他很快来到路兹办公室在路兹的对面坐下，路兹什么都没有觉察，也许正在和自己的坏良心作剧烈斗争，为了能够陈述某些事。路兹最后决定，关于自己和许文迪的谈话还要在下午，倘若不是等到傍晚，看情况后再和贝尔拉赫商量。因此他就象挂在自己对面那幅特拉夫勒画中的将军那样，挺出胸膛，摆起一付冷冰冰的架势，用一种生硬的电报腔教训起老人来。可是探长对他的放肆姿态丝毫未加抗议。贝尔拉赫对一切都表示同意，认为，也许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耐心等待联邦议院的决定，同时汇集施密特生平的主要材料。路兹惊讶万分，因为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且态度极端和蔼，语调平静。 “关于加斯特曼我当然调查过，”路兹说，“对他已有足够了解，确信他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是杀人犯。” “当然，”老人回答。 路兹在午间得到了从比尔方面来的若干情报，便装作胸有成竹地说：“出生在萨克森的普考①，一个皮货巨商的儿子，最初是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他从青年时代就侨居南美洲——，后来侨居法国，大都是作扩展业务的旅行。他获得过法国政府的荣誉十字章，通过出版物，人们对他的生平传略十分熟悉。他的品格很优秀，这是事实，因为他曾拒绝进入法国科学院。这使我很钦佩。” ①德国地名。加斯特曼是瑞士人，却伪造出生地点和历史。 “很有意思的性格，”贝尔拉赫说。 “关于他的两个仆人，也进行过调查。他们有法国护照，然而是在艾门塔尔②出生的。他派他们到葬仪上作了一次恶作剧。” ②瑞士伯尔尼之地名。 “这象是加斯特曼的风格，恶作剧，”老人说。 “他对死狗事件很恼火，就家施密特案件使我们特别恼火一样。我们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总算运气，我和封·许文迪是朋友。加斯特曼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人物，他受到我们瑞士企业家的绝对信任。” “因此他必然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表示。 “他的人格使他免受嫌疑。” “这一点有决定意义，”老人点头同意。 “可惜我们关干施密特，没有更多情况可谈，”路兹结束道，让人把电话接到联邦议院。 当他在耳机旁等待时，已经打算转身离开的探长突然说道：“我向您请一个星期病假，博士先生。” “好的，”路兹回答，用手掩住耳机。因为对面已经通话，“星期一您不用来！” 钱茨正等候在贝尔拉赫的房间里，老人进来时他站了起来。他自以为镇静，但是探长观察出这个警察神经很紧张。 “我们到加斯特曼家去吧，”钱茨说，“这是刻不容缓的。” “去作家那里，”老人回答，穿上了大衣。 “走弯路，完全是走弯路，”钱茨打赌说，跟在贝尔拉赫后面走下楼梯。 探长在门口站住了。“那边不是施密特那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吗。” 钱茨回答，他买下了它，是分期付款，这辆车子总归要卖给什么人的。随即他们登上了汽车。 贝尔拉赫坐到他旁边，钱茨把车子从停车场驶向贝特莱汉。贝尔拉赫嘟昧说。“你又走英斯这条路。” “我喜欢这条路线。” 贝尔拉赫浏览着洁净如洗的田野。一切都浸沉在明亮而宁静的光线之中。一轮温暖而柔和的太阳尚悬挂天空，却已将近黄昏了。两个人都沉默着。 只有一次，在凯采尔和蒙希米尔之间，钱茨问：“舒勒太太告诉我，您从施密特的房间拿走了一只文书夹。” “没有公家的事，钱茨，全是私事。” 钱茨不说什么，也不再问话。只是贝尔拉赫必须敲敲记速计，它已指到一百二十五了。 “别这么快，钱茨，别这么快。我倒并不害怕，但是我的胃有病。我是一个老人了。” 他仍然站起身。病发作一阵后他感到好过多了，疼痛早已停止。他小心地啜饮一点暖酒，此外不再吃什么。但他并不放弃沿着熟悉的路穿过城市，走上联邦大楼的台阶，他确是睡意懵懂，但是在迎面吹来的干净空气中每走一步都使他舒服。他很快来到路兹办公室在路兹的对面坐下，路兹什么都没有觉察，也许正在和自己的坏良心作剧烈斗争，为了能够陈述某些事。路兹最后决定，关于自己和许文迪的谈话还要在下午，倘若不是等到傍晚，看情况后再和贝尔拉赫商量。因此他就象挂在自己对面那幅特拉夫勒画中的将军那样，挺出胸膛，摆起一付冷冰冰的架势，用一种生硬的电报腔教训起老人来。可是探长对他的放肆姿态丝毫未加抗议。贝尔拉赫对一切都表示同意，认为，也许这样做是最好的办法：耐心等待联邦议院的决定，同时汇集施密特生平的主要材料。路兹惊讶万分，因为老人放弃了自己的立场，而且态度极端和蔼，语调平静。 “关于加斯特曼我当然调查过，”路兹说，“对他已有足够了解，确信他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是杀人犯。” “当然，”老人回答。 路兹在午间得到了从比尔方面来的若干情报，便装作胸有成竹地说：“出生在萨克森的普考①，一个皮货巨商的儿子，最初是阿根廷驻中国大使——他从青年时代就侨居南美洲——，后来侨居法国，大都是作扩展业务的旅行。他获得过法国政府的荣誉十字章，通过出版物，人们对他的生平传略十分熟悉。他的品格很优秀，这是事实，因为他曾拒绝进入法国科学院。这使我很钦佩。” ①德国地名。加斯特曼是瑞士人，却伪造出生地点和历史。 “很有意思的性格，”贝尔拉赫说。 “关于他的两个仆人，也进行过调查。他们有法国护照，然而是在艾门塔尔②出生的。他派他们到葬仪上作了一次恶作剧。” ②瑞士伯尔尼之地名。 “这象是加斯特曼的风格，恶作剧，”老人说。 “他对死狗事件很恼火，就家施密特案件使我们特别恼火一样。我们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总算运气，我和封·许文迪是朋友。加斯特曼是一个全世界有名的人物，他受到我们瑞士企业家的绝对信任。” “因此他必然是正确的，”贝尔拉赫表示。 “他的人格使他免受嫌疑。” “这一点有决定意义，”老人点头同意。 “可惜我们关干施密特，没有更多情况可谈，”路兹结束道，让人把电话接到联邦议院。 当他在耳机旁等待时，已经打算转身离开的探长突然说道：“我向您请一个星期病假，博士先生。” “好的，”路兹回答，用手掩住耳机。因为对面已经通话，“星期一您不用来！” 钱茨正等候在贝尔拉赫的房间里，老人进来时他站了起来。他自以为镇静，但是探长观察出这个警察神经很紧张。 “我们到加斯特曼家去吧，”钱茨说，“这是刻不容缓的。” “去作家那里，”老人回答，穿上了大衣。 “走弯路，完全是走弯路，”钱茨打赌说，跟在贝尔拉赫后面走下楼梯。 探长在门口站住了。“那边不是施密特那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汽车吗。” 钱茨回答，他买下了它，是分期付款，这辆车子总归要卖给什么人的。随即他们登上了汽车。 贝尔拉赫坐到他旁边，钱茨把车子从停车场驶向贝特莱汉。贝尔拉赫嘟昧说。“你又走英斯这条路。” “我喜欢这条路线。” 贝尔拉赫浏览着洁净如洗的田野。一切都浸沉在明亮而宁静的光线之中。一轮温暖而柔和的太阳尚悬挂天空，却已将近黄昏了。两个人都沉默着。 只有一次，在凯采尔和蒙希米尔之间，钱茨问：“舒勒太太告诉我，您从施密特的房间拿走了一只文书夹。” “没有公家的事，钱茨，全是私事。” 钱茨不说什么，也不再问话。只是贝尔拉赫必须敲敲记速计，它已指到一百二十五了。 “别这么快，钱茨，别这么快。我倒并不害怕，但是我的胃有病。我是一个老人了。”十三 作家在自己的书房接待他们。这是一间古老的、低矮的房间，迫使他们两人在进门时不得不象在轭下那样弯下腰。屋外那只黑脑袋的小白狗还在嚎叫，屋子里不知什么地方有一个孩子在哭喊。作家坐在哥特式的窗户前，穿一件护身服，外罩一件棕色的皮夹克。他在自己前座位上转向进门的人，并不离开那只厚厚铺满纸张的书桌。然而他没有站起来，也几乎没有打招呼，只是问道，警察局找他有何贵千。他很不礼貌，贝尔拉赫想，他不喜欢警察；作家从来不喜欢警察。老人决定小心谨慎，钱茨也在全部过程中无所动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人研究观察，否则我们就会被写进一本书里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道。但是当他们按照作家的一个手势坐到柔软的靠背椅上时，他们吃惊地发觉自己正在一扇小窗户投来的光线之中，几乎看不清这间低矮的绿色房间里在大量书籍中的作家的脸，这种逆光特别狡猾。 “我们是为施密特案件来的，”老人开言道，“他驾车经过特万镇时被人暗杀了。” “我知道。为了普郎特尔博士案件，要调查加斯特曼，”在窗子和他们之间那个黑影回答说，“加斯特曼和我讲过这件事。”这张脸亮了一刹那，因为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两个人还来得及看到这张脸皱缩成一付狰狞的模样：“您们要我不在场的证明吗？” “不，”贝尔拉赫说。 “您们不相信是我谋杀的？”作家显然失望地问。 “不，”贝尔拉赫干巴巴地回答，“不是您。” 作家叹息道。那么我们又得说，作家在瑞士是最最可怜地不受重视的。” 老人笑起来：“倘若您一定要知道，我们当然早就知道您当时不在场。谋杀那天夜晚十二点半时，您在拉姆林根和谢乃尔兹之间遇见了守林人，和他一起回家的。您们是同路。那个守林人说，您非常风趣。” “我知道。特万镇的警察已经向守林人打听过我两回了。还问过了这里所有其他人，甚至我的岳母。我当然也是谋杀嫌疑犯，”作家傲慢地确定说。“又是一种作家式的结论，”贝尔拉赫心里想，这正是作家的虚荣心，他要求人家认真地对待他。三个人全沉默了，钱茨竭力设法看清作家的脸。但是在这种光线中一切努力全属徒劳。 “那么您们还想要什么呢？”作家最后气呼呼地说。 “您和加斯特委交往很多吧？” “是审讯么？”黑影从窗下更往前探出身体。“我现在没有时间。” “请您不要这么冷淡，”探长说，“我们只是想随便聊聊。” 作家喃喃抱怨着。 贝尔拉赫再一次问道：“您和加斯特曼交往很多吧？” “有来有往。” “为什么？” 老人原来期待着又一次愤怒的答复。但是作家只是笑了笑，朝他们脸上吹去阵阵烟雾，说道：“这个加斯特曼是一个有趣的人，探长，这样一个人吸弓着一大群作家。他善于烹调，手艺极佳，您听见么！” 于是作家开始谈论加斯特曼的烹任艺术，从一道菜描写到另一道菜。两个人听完五分钟，然后又是五分钟；当作家已经整整讲了一刻钟加斯特曼的烹调艺术，而且除了加斯特曼的烹饪艺术其它什么都没讲时，钱茨站了起来，表示说，可惜他们不是为了欣赏烹任艺术而来的，但贝尔拉赫表示反对，变得极为活泼，他对此很感兴趣，连他自己也开始讲起来。老人生气勃勃，滔滔不绝地讲述起土耳其的、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的、南斯拉夫的、捷克的烹调术，两个人相互抛出一道道佳肴，好象在玩抛球似的。钱茨出汗了，心里在诅咒。两个人始终没有从烹任术转移开，但是最后，在三刻钟之后，他们精疲力尽了，似乎在内心举行了一次冗长的飨宴。作家点着了一支香烟。一切寂静无声。附近那个孩子又开始哭喊。狗在楼下吠叫。钱茨非常突然地冲着房间喊道； “是加斯特曼杀了施密特吗？” 问题提得如此幼稚，老人摇摇头，他们面前的黑影说道：“这要您自己来下判断了。” “我请求答复，”钱茨果断地说，向前探出身子，但是作家的脸仍然不可辨认。 贝尔拉赫很好奇，不知被问者反应如何。 作家保持平静。 “那么那个警察是什么时候被杀的？”作家问。 事情发生在午夜之后。钱茨回答。 他不知道，逻辑的法则对干警察局是否也同样适用。作家答复说，而他对此也十分怀疑。因为他，正如警察局辛苦侦察确定的，十二点半时在去谢乃尔茨的路上遇见了守林人，依此类推他和加斯特曼告别一定不到十分钟，显然加斯特曼不是合适的谋杀者。 钱茨还想进一步了解，这次社交活动是否还有其他成员当时和加斯特曼在一起。 作家作了否定的答复。 “施密特还向其他什么人告辞吗？” “普郎特尔博上习惯于让自己成为最后第二名告别者，”作家不无诙谐地回答。 “最后一名是谁？” “我。” 钱茨一步也不放松：“两个仆人在场吗？” “我不知道。” 钱茨还继续问，为什么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他以为，答复是够明确的了，作家当面驳斥道。他从不注意象仆人这样的人。 那么加斯特曼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呢，钱茨用一种绝望而冲动的方式问，使老探长感到似坐针毡。他想，我们若不被写进下一部小说中去，这才怪呢。 作家朝钱茨的脸吹去一大阵烟雾，使他咳嗽大作。房间里又是长时间沉默，也不再听到孩子的喊叫声。 “加斯特曼是一个坏人，”作家最后说。 “尽管如此您仍经常拜访他，仅仅因为他善于烹任？”钱茨在一阵新的咳嗽发作之后愤愤地责问。 “仅仅如此。” “我不明白。” 作家笑了。他也是一种警察，他说，但是没有权力，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监狱作后盾。他的职业也是专门监视人的。 钱茨迷乱地沉默了，而贝尔拉赫说道：“我明白，”然后，过了一忽儿，当阳光从窗口消失时，探长接着说，“我的下属钱茨由于过分焦急，把我们自己赶进了一条窄胡同，使我再也不能发现什么，一点余地都没有了。但是年轻人也做了一点好事。使我们获得了好处，一条公牛以它不可思议的力量给我们撞开了一条路。”（钱茨给探长这几句话气得满脸通红）“我们现在仍旧提问题和答复问题吧，这正符合上帝心意。我们务必不失时机。您对整个事件有何看法。我的先生？加斯特委可能是谋杀犯吗？” 房间里很快就暗下来，但是作家没有想起开灯。 他坐到了窗台上，于是两个警察恰象关在洞穴望的俘虏。 “我认为加斯特曼可能犯下任何罪行，”窗下传来冷冷的声音，语气颇为狡诈。 “但我深信，他并未参与谋杀施密特。” “您很了解加斯特曼，”贝尔拉赫说。 “我是在想象他的形象，”作家回答。 “您是在按您的想法给他画像，”老人冷冷地纠正自己对面坐在窗台上的黑影。 “使他吸引我的，不完全是他的烹调艺术，虽则没有其它东西更易令我欣喜，而是一个人真的是一个虚无主义者的可能性。”作家说道，“在现实中碰见一个虚无主义者。总是令人兴奋的。” “听一个作家说话总是首先令人兴奋的，”探长干巴巴地说。 “也许这个加斯特曼做的好事比我们坐在这间歪斜的房间里的三个人做的加起来还要多，”作家接着讲下去。“我认为他坏，原因在于他做好事时的心情同他干坏事时一样，我对此深信不疑。他做坏事从来不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其他人干犯罪勾当总是为了占有金钱，征服女人，或者是攫取权力，而他干一切，却全无意义，也许对他来说永远存在两种可能，坏事和好事，由偶然性所决定。” “您这么推断，似乎这是数学，”老人对答道。 “这也真的是数学，”作家回答说，“人们可能把恶设想为他的坏的一面，正如人们以一个几何图形作为镜子去推断另一个几何图形，我可以肯定，是存在这样一种人的 ——不论在什么地方，——你们也许已经遇见过这样的人了，人们能遇上一个，人们也能遇上另一个。” “听起来象是政治纲领，”老人说。 “是啊，这是政治纲领，为什么不是呢，”作家说，“我就在想一个可以作为加斯特曼镜子的人，加斯特曼是一个犯罪者，因为恶就是他的道德，他的哲学表明，他也可以做得很狂热，如同另一个出于善的目的去做时一模一样。” 探长认为，还是应该把话题拉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至少不要太远。 “随您的便，”作家说，“我们回到加斯特曼身上来，深长，回到恶的极端上来。对于他来说，干坏事不是一种哲学或者是一种欲望的表现，而是他的自由：否定一切的自由。” “为了这种自由我不会拿出一分钱来构，”老人回答说。 “您也不必为此拿出一分钱来，”另一个人针锋相对地说，“但是人们为了研究这个人以及他的自由，可能付出生命。” “他的生命，”老人说。 作家沉默了。看来他不愿再说更多的话了。 “我想了解的是一个真正的加斯特曼，”老人最后说，“这么一个人，住在特森贝格平原的拉姆林根，举办社交活动，使一个警察少尉为此付出了生命。我想知道，您给我描绘的画像，是加斯特曼的像呢，还是您的某一个梦幻。” “我们的梦幻，”作家说。 探长沉默了。 “我实在不知道，”作家结束说，走向两人，但是只向贝尔拉赫，只向他伸出千去握别：“这类事和我实在没有关系。探索这个问题毕竟是警察局的任务。” 十四 两个警察又走回自己的汽车，小白狗愤怒地狂叫着跟在他们后面，钱茨坐到驾驶盘前。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作家。”小白狗爬上了一堵葡萄园墙，继续朝他们狂吠。 “现在去加斯特曼处，”钱茨说，发动了马达。 老人摇摇头。“回伯尔尼。” 他们驶下里格尔茨，驶入一片土地，面前展现了一片巨大的洼地。远远近近散落着各种基本物质：石块、土、水。他们在阴影中行驶，但是沉没在特森贝格后面的太阳，还照耀着湖泊、岛屿、山角、地平线上的冰川，以及飘浮在兰天上的互相挤撞的云层。老人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初冬这一不断变化着的天气。 总是这番景象，他想，不管它怎么变化，总是这番景象。当汽车沿着道路一个急转弯，在垂直的悬崖底下出现了。一个犹如拱形盾牌的湖泊，钱茨停住汽车。 “我必须和您谈谈，探长，”他激动地说。 “你要什么？”贝尔拉赫问，仍注视着山岩。 “我们必须去访问加斯特曼，没有其它路可以走了，这是符合逻辑的。首先我们必须审问仆人们。” 贝尔拉赫向后一靠，坐着不动。这个灰白头发、谨慎的绅士用他冷冷的眼光平静地注视着身边的年轻人：“我的上帝，我们不能够永远做合乎逻辑的事，钱茨。路兹不愿意我们访问加斯特曼。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必须把案件交到联邦检察官那里去。我们得耐心等待他们的处理。我们恰好是同难于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贝尔拉赫懈怠的模样惹得钱茨火冒万丈。 “真是没有道理，”他叫起来，“路兹为了照顾政治关系对侦察工作消极怠工。封 ·许文迪是他的朋友，又是加斯特曼的律师，这就可想而知了。” 贝尔拉赫的脸丝毫没有表情：“幸好我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钱茨。路兹也许过分急躁，但是有充分理由。秘密在施密特方面，而不在加斯特曼方面。” 钱茨不受迷惑：“我们除了探索事实，别无所求，”他绝望地朝迎面飘来的云层喊叫，“事实，只要事实，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你说得对，”贝尔拉赫重复道，可是毫无感情而且冷冰冰，“事实在于谁是施密特的谋杀者。” 年轻的警察把手放在老人的左肩上，凝视着他的高深莫测的脸面；“因此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向前走，当然对准加斯特曼。一件侦察工作必须完满无缺。人们不能总是做合乎逻辑的事，这是您说的。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能放过加斯特曼。” “加斯特曼不是谋杀者，”贝尔拉赫干巴巴地说。 “问题在于加斯特曼可能安排谋杀。我们必须审问他的仆人！”钱茨反对道。 “我没有看到什么最最微不足道的原因，能够说明加斯特曼有理由要谋杀施密特，” 老人说，“我们必须到那种能够说明犯罪行动的意义的地方去找寻犯罪者，而这只有联邦检察官还有点儿办法，”他接下去讲。 “作家也认为加斯特曼是谋杀犯，”钱茨强调说。 “你也认为他是么？”贝尔拉赫伫待地问。 “我也认为，探长。” “那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贝尔拉赫肯定说，“作家只是认为他具有某种犯罪的可能性，这是截然不同的。作家丝毫也没有叙述到加斯特曼的犯罪行动，只是谈到了他的可能性。” 这时另一个人丧失了耐心。他抓住老人的肩膀说。 “多年来我一直处在别人的阴影下，探长，”他呼吸艰难地说，“人们总是忽略我，轻视我，当作最微末的小人吻来使用，当成一个好使唤的小听差！” “我承认，钱茨，”贝尔拉赫说，木然瞪视着年轻人的绝望的脸，“多年来你是在那个现在已被杀害的人的阴影之下。” “仅仅因为他受过较好的教育！仅仅因为他懂得拉丁文！” “你对他不公平，”贝尔拉赫回答，“施密特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刑事学者。” “而现在，”钱茨喊叫道，“我刚有一次机会，一切又要化为乌有，我的唯一的机会在一场愚蠢的外交游戏中彻底完蛋了！只有您还能加以改变，探长，请您同路兹讲讲，只有您能动摇他，让他批准我去找加斯特曼。” “不，钱茨”，贝尔拉赫说，“我不能做这件事。” 另一个人当他小学生似地摇晃着，两只手紧紧抓住老人，叫喊：“请您同路兹说，请您去说！” 然而老人并没有软化：“不行啊，钱茨，”他说，“我对这们，事毫无办法。我老了，而且有病。因而需要安静。你只能自己想办法。” “好的，”钱茨说，突然放开贝尔拉赫，喜新握住方向盘，虽然仍旧脸色苍白而且在颤抖。“不行。您不能够帮助我。” 他们重新朝里格尔茨驶下去。 “你是在葛林特尔森林渡假的吧？是住在供膳宿的公寓里吧？”老人问。 “是的，探长。” “很安静，价钱也不贵吧？” “您说的对。” “好的，钱茨，我明天去那里，去休息休息。我必须到山上去。我获准了一个星期的病假。” 钱茨没有立刻回答。直至他们到达比尔——瑙恩堡的转弯之处，他才开口，声音已恢复了常态：“高山对人不一定总是好的，探长。” 十五 就在这同一天傍晚，贝尔拉赫去到贝伦广场他的医生沙穆艾尔·洪格尔托贝尔博士家。灯光亮了，越来越昏暗的黑夜一分钟一分钟地渗入室内。贝尔拉赫从洪格尔托贝尔的窗子往下瞧着广场，望着流动的人潮。医生正在收挡仪器。贝尔拉赫和洪格尔托贝尔认识已久，他们中学时代就在一起。 “心脏很好，”洪格尔托贝尔说，“真要感谢上帝！” “关于我的病情你有记录吗？”贝尔拉赫问。 “整整一套档案呢，”医生回答，指指写字桌上一堆纸说，“这里都是你的病历。” “你没有和任何人谈过我的病吗，洪格尔托贝尔？”老人问。 “可是汉斯，”另一位老人说，“这纯属医生的秘密呀。” 下边广场上驶来一辆兰色的梅尔西特斯，停在其它车辆停放的地方。贝尔拉赫仔细观察着。钱茨走下汽车，还有一个姑娘穿着白色的雨衣，金黄色的头发披散在雨衣上。 “你被人撬过门吧，弗里茨？”探长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 “猜测而已。” “我的写字桌有一次被人撬开了，”洪格尔托贝尔站起来说，“你的病历摊开在书桌上。钱没有少，虽然书桌里的钱还相当多。” “你为什么没有报警？” 医生搔搔头。“正如方才所说，钱没有少，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报案的。但是我忘记了。” “原来如此，”贝尔拉赫说，“你把它忘记了。撬门者对你至少还不错。”这时他想，加斯特曼就是这样知道的。——他又重新瞧着广场下面。现在钱茨和那个姑娘走进意大利旅馆去了。就在施密特葬礼的同一天，贝尔拉赫心里想，终于从窗口转过身子，他看看洪格尔托贝尔，那人坐在书桌旁，正在写字。 “现在我的健康情况如何？” “你疼吗？” 老人叙述了病情。 “情况很坏，汉斯，”洪格尔托贝尔说，“我们必须在三天之内给你动手术。没有别的办法。” “我现在感觉比任何时侯都好。” “四天之内会有新发作，汉斯，”医生说，“到时候你会受不了的。” “我还有两天时间。两天。第三天早晨你可以给我开刀。星期二早晨。” “星期二早晨，”洪格尔托贝尔说。 “于是我还可以再活一年，是不是，弗里茨？”贝尔拉赫说，同往常一般莫测高深地望着他的老同学。那个人跳起来，在屋里兜着。 “你怎么会有这样无稽的想法的！” “那个看过我病历的人告诉我的。” “你就是撬门的人？”医生激动地叫起来。 贝尔拉赫摇摇头：“不，不是我。但是事实如此，弗里茨，只有一年可活。” “只可再活一年，”洪格尔托贝尔回答，坐到门诊室靠墙的一把椅子上，无可奈何地望着贝尔拉赫，老人带着一种拒人千千里之外的、冷冷的孤独感，一动也不动地、谦逊地，站在房间正中，在他茫然的目光前面，医生垂下了眼睛。十六 深夜近两点钟时贝尔拉赫突然醒了。他很早就上了床，听从洪格尔托贝尔的劝告吃了一片药，在他是第一次，因此他起先以为自己的突然觉醒是自己不习惯的预防措施所致。但是他立即又相信，是某一种声音把他吵醒的。如同人们被一下打击所惊醒的时候经常发生的那样，他是不可思议地目光明亮而清醒。然而他必须首先勘定情况，紧接着几秒钟内——常常使我们感到似乎是永恒无限的——他肯定自己是正常的。他没有睡在卧室里，家平常习惯的那样，而是睡在书房里；因为他打算度过一个难以入眠之夜，他记得他还想再读一点书，但是一阵子深深的瞌睡征服了他。他的手滑过身上，他还穿着衣服呢；身上只盖了一条棉被。他倾听。什么东西落在地上，这是那本地方才读过的书。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黑得很，但还不是伸手不见五指；透过卧室开着的门射进微弱的光线，那是暴风雨之夜的闪光。他听见远处呼啸的风声。这时候他辨认出黑暗中的一架书和一把椅子，也看见了桌子的棱角，在桌子上，他很费劲才看出那把手枪还在上面。他突然感到吹来一阵风，卧室里有一扇窗被打开了一下，然后卧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此后老人立即听到走廊一里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他明白，有人打开大门，闯进了走廊里，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这一阵风。贝尔拉赫站起来，打开了落地灯。 他拿起手枪，拉开保险栓。与此同时，另一个人在走廊一里也开了灯。贝尔拉赫通过半开的房门看见了开亮的灯，他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在他看来，陌生人的这一举动毫无意义。等他明白过来，已经为时过晚。他看到一条胳臂和一只手的侧部，那只手握住了灯泡，然后一朵蓝色火花一闪，全黑了：陌生人拔出灯泡，制造了一次短路。贝尔拉赫站在一片漆黑之中，另一个人已准备好战斗，并且提出了条件：贝尔拉赫必须在黑暗中进行斗争。老人紧握着手枪，小心地打开通向卧室的门。他走进卧室。透过窗户射入的光线十分微弱，起初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然而当眼晴逐渐习惯时，光线增强了。贝尔拉赫靠立在床铺和窗户之间的墙前，窗户是临河的；另一扇窗在他的右边，开向邻居的房屋。他就这样站在很难透视的阴影之中，不可避免时，他能够加害于人，然而他希望，他的不可见性可以避免这样做。通向书房的门在窗户的微弱光线之中。他一定看见了穿越房间的陌生人的轮廓。书房里亮起了一支手电筒的细微的光线，探索地滑过书籍封脊，然后是地板，再是沙发，最后是书桌。蛇形刀躺在光线之下。贝尔拉赫又通过开着的门看见这只手伸出来，手上戴一只棕色的度手套，试探地在桌上摸索，最后握住了蛇形刀的把手。贝尔拉赫举起手枪，瞄准了。手电筒熄灭了。老人徒然地重新让手枪垂下来，等待着。他从自己的位置望着窗外，想象着永不止息地流动的河水如何一片深黑，那一边是高耸的城市，教堂家一支利箭刺向天空，上面是浮动的云彩。他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待着来杀他的敌人。他的眼睛盯着房门的模糊剪影。他等待着。一切都寂静，毫无生气。走廊里的钟打了三下。他倾听着。他听见远处传来时钟轻轻的滴答声。不知道哪里一辆汽车的喇叭鸣响了，很快开过去了。是从酒吧间回家的人。一度地相信自己听见了呼吸声，然而马上知道搞错了。他就这么站在那里，在他寓所的不知何处站着另一个人，在他们两人之间的是黑夜，有耐性的、残酷的黑夜，在它的漆黑的外套下藏匿着那条致人死命的蛇，那把搜索着他的心的刀子。老人几乎停止了呼吸。他站着，手里紧握着武器，几乎没有感到冰凉的汗水流过他的脊背。他不再想其它任何事，不再想加斯特曼，不再想路兹，也不再想疾病，那日复一日吞噬着他的躯体的疾病，他只有一个念头，有人要毁坏生命，现在他正在保卫的生命，他多么渴望这下去，只是活下去。他现在仅有一只眼睛去探测黑夜，只有一只耳朵去检验最细弱的声音，只有一只手正紧握着武器的冰冷的金属。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杀人者已在他的近旁。他感到脸颊上一阵不明显的凉风，是一种轻微的空气流通。一段时间他不能解释，直到他推测出是从卧室通向餐厅的门打开了。陌生人再次打乱了他的考虑，这人绕道侵入了卧室，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一无阻挡，手里捏着那把蛇形刀。贝尔拉赫现在明白，战斗开始了，他必须首先采取行动，他，一个病危的老人。为了生命而战斗，这条生命只能再活一年，还得看一切是否顺利，还要看洪格尔托贝尔手术是否无懈可击。贝尔拉赫举起手枪对准临阿尔河水的窗口。于是他射击了，接着又是一枪，三次射击一连串迅速而准确地打穿了玻璃落进河水，于是池让自己瘫了下来。什么东西嗖地飞过他的头上，正是那把刀，有弹性地插入了墙中。但是老人已经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其它的窗子亮了起来，隔壁房子里的邻人们都打开窗子往外探出身子，吓得要死，昏乱地瞪视着黑夜。贝尔拉赫站起身子。邻居家的灯光照亮了卧室，他还模糊地看见一个人影在餐室门边，然后房门立即碰上了，随着通往书房的门吹来一阵风，而后是连接餐室的门，砰砰地一声接着一声关上了，震得窗子也咔咔作响，随即是一片静默。邻家的人们还一直瞪视着黑夜。老人靠在墙上一动也不动，手里仍旧捏着那把枪。他站着，纹丝不动，似乎他不再觉察到时间。人们都缩了回去，灯光熄灭了。贝尔拉赫站在墙边，重新在黑暗之中，同最初一样，孤独一人在屋子里。 十七 半小时启他跑到走廊里，寻找他的手电筒．他打电话给钱茨请他来一次。然后用一根新的保险丝换下断裂的那根，电灯又亮了。贝尔拉赫坐在自己的靠背椅上倾听着夜里的动静。外面开来一辆汽车，弊然煞住了。屋子的门重又打开，他又听见一阵脚步声。钱茨走进了房间。 “有人想杀死我，”探长说。钱茨的脸色灰白。他没有戴帽子，头发纷乱地披在额头，厚大衣下露出了宽大的睡裤。他们一起走进卧室。钱茨从墙上拔下刀子，非常费劲，因为刀子插进水头很深。 “就用这个？”他问。 “就用这个，钱茨。” 青年警察查看着破碎的玻璃窗。“您朝窗子开抢了吗？”他诧异地问。 贝尔拉赫讲了全部经过。“您做了您能做到的最好的事，”对方喃喃地说。 他们来到走廊里，钱茨从地上捡起了那只电灯泡。 “真狡猾，”他不无敬佩地说，又把它扔到一边。然后他们又回进书房。老人在长沙发上躺平身体，拉起被子盖在身上，他躺着，无依无靠的，突然衰老不堪而且好象完全垮了。钱茨手里始终握着那把蛇形刀。他问：“那么您没有认清那个撬门贼？” “没有。他很谨慎，而且很快溜掉了。我只是有一回看见他戴着棕色的皮手套。” “这就太少了。” “这等于零。但是我即使没有看见他，也听不见他的呼吸，我知道谁曾在这里。我知道，我知道。” 老人讲这一切时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钱茨手里掂量着刀子，眼光却瞧着躺卧的灰色躯体，瞧着这个衰老、疲乏的人，瞧着老人的双手，它们放在脆弱的身体边上就象凋萎的花朵落在尸体旁边。然后他瞧见了躺着的人的目光。平静的，莫测高深而清澈的正是凝视着他的贝尔拉赫的眼睛。钱茨把蛇形刀放到书桌上。 “明天您一定得去葛林特尔森林，您病了。也许您不想去？也可能到高山上去对您不合适。那边已是严冬了。” “不，我要去的。” “那么您一定得再睡一忽儿。要我守在您身边吗？” “不用了。你去吧，钱茨。”探长说。 “晚安，”钱茨说，慢慢向外走去。老人没有答话，好象已经睡着了。钱茨打开大门，走到外面，重新关好门。他缓慢地走过通向街道的少数几步路。也关上了原来开着的花园门。但是他又朝屋子回转身来。现在仍然是波黑的夜。一切东西都消失在这一片黑暗之中，包括附近的房屋。只有远远的高处亮着一盏路灯，是阴郁的昏暗中的一颗失落了的星星，充满了哀伤，充满了河水的清语声。钱茨站在那里，突然轻轻诅咒了一声。他的脚重又踢开花园门，坚决地穿过花园小径迈向屋子大门，他走着的正是他曾一度退走的路。他握住把手往下压。可是大门现在已经锁上了。 贝尔拉赫六点钟起身，丝毫没有入眼。这是一个星期天。老人盥洗过，换了一件衣服。于是他打电话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打算在火车餐车里吃早饭。他拿起暖和的冬大衣，离开寓所，走到外面灰色的清晨中来，没有携带行李衣箱。天空很晴朗。一个偷懒的大学生游荡过他身边，发出啤酒臭味，向他问好。这是一个吹牛大王，贝尔拉赫想，已经第二次从毕业考试中给刷下来了，可怜的家伙。人们就是这样开始酗酒的。出租汽车开过来，煞住了。这是一辆大型的美国汽车。司机把大衣领子高高竖着，贝尔拉赫看不见他的眼睛。司机打开汽车门。 “火车站，”贝尔拉赫说着就上了车。汽车发动了。 “怎么样，”他身边一个声音说，“你好吗？你睡得好吗？” 贝尔拉赫转过头去。车厢另一角里坐着加斯特曼。他穿一件发亮的雨衣，交叉着双臂。双手戴着一付棕色的皮手套。他坐在那里象一个诙谐的老农民。前座的司机朝后面转过脸来，狞笑着。衣领现在不再高高翻起了，这正是加斯特曼的仆人之一。 贝尔拉赫明白自己落进了一个圈套。 “你又要我怎么样？”老人问。 “你永远追踪着我。你去过作家那里，”角落里的人说，声音里带着威胁。 “这是我的职务。” 另一个人的眼睛盯着他：“凡是和我打过交道的，每一个人都丧了命，贝尔拉赫。” 前座的人家魔鬼似的把车驶上阿哥尔斯塔顿。 “我还活着。而我一直和你打着交道，”探长心平气和地回答。两个人都沉默了。 司机以极快的速度驶向维多利亚广场。一个老人一跛一跛地穿过马路，羞一点儿被撞倒。 “小心一点，”贝尔拉赫气愤地说。 “再快些，”加斯特曼尖声叫嚷，嘲讽地审视着老人。“我喜欢机器的高速度。” 老探长冻得发抖。他不爱空荡荡的空间。他们的汽车发疯似的驶上一座桥梁，超过一辆电车，越过高桥面很深银带般的河流飞箭似地直奔城市，城市的大门是向他们敞开的。街道上尚荒凉无人，城市上空透明得象玻璃。 “我劝你还是放弃这场游戏的好。现在承认败局还为时不晚，”加斯特曼说，停止吹口哨。 老人瞧着他们正在穿越由绿叶形成的幽暗的拱顶，瞧着站在朗格书店门前的两个警察的朦胧形象。 是加斯布勒和楚姆斯推格，他想，然后又想道：我还是得买一套冯塔纳①的集子。 ①特奥德尔·冯塔纳（1819——1898），十九世纪德国现实主义作家、诗人。 “我们的游戏，”他最后答复说，“我们不能够放弃。你在土耳其的那个晚上欠下了债，因为是你挑起了竞赛，加斯特曼，而我，我是接受了挑战。” 他们驶过联邦大厦。 “你还一直相信是我杀了施密特？”另一个人问。 “我连一秒钟也没有相信过，”老人回答，不管另一个人如何疯狂吠着口哨，都无动于衷地凝视着对方。他接下去讲道；“过去你作恶犯罪，我未能提出犯罪的证据，现在你没有犯这个罪，我却要提出证据。” 加斯特曼审视地瞧着探长。 “这种可能性我倒是从来没有考虑过，”他说，“我必须加以提防。” 探长沉默了。 “也许你是比我所想象的更为危险的人物，老家伙，”加斯特曼在他的角落里沉思地说。 汽车停住了。他们已经到达车站。 “这是我最后一次同你讲话，贝尔拉赫，”加斯特曼说，“下一次我将杀死你，真的，倘若你能从手术中复原的话。” “你错了，”贝尔拉赫说，站在晨曦中的广场上，衰老而且有些冻僵了。“你不可能杀死我。我是唯一认识你的人，我也是唯一能够审判你的人。我现在审判你，加斯特曼，我现在判你死刑。你将不会活过今天。我选中的刽子手今天就要来找你。他将杀死你，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 加斯特曼吓了一跳，吃惊地瞪视着老人，而他已经走进车站，双手插在大衣里，没有回转身，一直走进了幽暗的建筑物，车站里已渐渐充满了人。 “你这笨蛋！”加斯特曼突然朝探长身后大声叫喊，如此高声，以致一些过路人转过了身子。“你这笨蛋！”然而贝尔拉赫的身影已经看不见了。 十八 逐渐明亮的白天十分晴朗，太阳象一只毫无瑕疵的圆球，给万物投射下严酷而长长的影子，太阳越开越高，影子便稍稍缩短了。城市就在这里，家一只白色的贝壳，吮吸光线，咽入自己的各条街道，为了夜晚又重新喷吐出万千灯光。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巨物，永远不断地生育新人，又让他们腐败，把他们埋葬。早晨永远是光辉灿烂的，好似消逝的钟声中一面闪光的盾牌。钱茨在等待一个人，从墙上反射出的光线使他脸色苍白，他已经等待了一个钟点。他不安地在教堂前的林荫道上来回走动，又抬头凝视喷水池上的野兽的怪脸，它们都凝视着铺在阳光下的石板路面。最后大门打开了。人群潮水般涌出来，是路德教士在传道。但是他立刻看见了白色的雨衣。安娜朝他走来。她说，她很高兴看见他，向他伸出了手。他们往上走向凯斯勒街，走进了喧嚷的教堂入群之中，被年老和年轻的人们所包围，这儿是一个教授，那儿是一个节日打扮的厨娘，那边是两个大学生带着一个姑娘，有几十个公务人员和教员，每个人都干干净净，每个人都修饰整齐，每个人都饿了，每个人都想美美地大吃一顿。他们来到卡齐诺广场，穿过广场后，往下走进了马齐利街。他们在桥上站住了。“安娜小姐”，钱茨说，“今天我将捕获谋杀乌利希的人。” “那么您已经知道谁是杀人犯啦？”她惊讶地问。 他注视她。她站在他面前，苍白而娇小。“我相信自己是知道的，”他说，“要是我捕获了他，您能接受我，”他略带迟疑地问，“就家从前接受您已故的爱人那样吗？” 安娜没有立刻回答。她把自己的大衣拉得更紧些，好象是冻僵了。一阵微风把她的金黄头发吹得纷乱，但是她终于说道：“我们就这样约定吧。”他们握了握手，安娜走向对岸。他凝视她的背影。她的白外衣在白拌树干中间闪光，在散步的游人问时隐时现，最后消失了。然后他走向停放着他的汽车的火车站。他驶向里格尔兹。当他抵达时已近正午；因为他开得很慢，有时候还停车休息，到田野里去抽支烟，又重新回转汽车，继续开车。他在里格尔兹车站前停住汽车，走上登赴教堂的台阶。池开始平静下来。湖水一片深蓝，葡萄藤已经落叶，中间是松软的棕色土地。但是钱茨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关心。他不中断地以同等速度向上走，没有转过身子，也没有休息一回。道路陡峭地往上升，镶着白色围墙的葡萄园一座接一座落在后面。钱茨笔直地越走越高，平静地、缓慢地、毫不受迷惑，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偶尔一只蜥蜴挡住了他的去路，鹰隼高高飞翔，大地在太阳的烈焰下颤抖，真象是夏天一般；他不停顿地往上走。片刻后他把葡萄园抛在后面，走进了树林里，凉快多了。白色的尤拉山岩在树千间闪烁。他始终往上走，始终迈着同样的步伐，始终在同样连续不断的道路上向前走，他走进了田野里。这是耕地和牧场；道路上升得较平缓了。他走过一座长方形的墓园，灰色的围墙环绕四周，墓园门完全敞开着。穿黑色丧服的妇女们在路上走动，一个驼背老头站在那里，瞧着这位过路人的背影，他始终继续朝前走，右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他到达普莱勒，经过了“大熊”旅馆，转向拉姆波因走去。高原上风平树静，天空中澄清无雾。周围景色，就是最最远处的，也显得特别请晰。只有夏塞勒山的山脊为白雪所复盖，此外其余的一切都是明亮的褐色，点缀着白色的围墙和红屋顶，镶上耕地的黑边。钱茨以同等速度继续向前走；太阳照着他的后背，把他的影子投射在前面。道路开始下降，他朝一座锯木场走去，现在太阳在他旁边了。他不断向前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看，只有一个愿望驱使着他，只有一种欲望控制了他。远处有一只狗在狂吠，接着跑了过来嗅嗅这个恒久不变地向前移动的人，又重新跑开了。钱茨继续向前走，始终沿着街道右边，一步接着另一步，既不慢些，也不快些，朝着那所房子走去，它现在已显现在田野的一片棕色之中了，周围环绕着光秃秃的白杨树。钱茨离开道路，穿越田地。他的靴子踏进了一片尚未开垦的耕地的松软泥土里，他继续向前走。干是他到达了大门口。大门敞开着，钱茨走了进去。庭院里停着一辆美国汽车，钱茨不去管它。他走向房子的门口。这扇门也开着。钱茨走进前室，打开第二道门，便走进了一间专门招待客人的大厅。钱茨站住不动，耀眼的光芒透过窗子向他射来。在他面前，不到五步距离，站着加斯特曼，在他两边是他的巨人般的仆人，一动也不动，充满了威胁，这是两个屠夫。 三个人全穿着大衣，身边堆着箱子，三个人都已作好出门的准备。钱茨站着不动。 “那么这个人就是你啦，”加斯特曼说，略带惊异地看着警察的平静而苍白的脸和他身后敞开的房门。然后地开始大笑：“老头子的妙计原来如此！不愚蠢，完全和绝对不愚蠢！”加斯特曼的眼睛睁得老大，闪烁着一种魔鬼般的笑意。 两个屠夫中的一个平静地，没有一句话，不慌不忙地从衣袋里拔出手枪射击了。钱茨感到左肩上受了一下打击，他把右手从衣袋里拔出来，身子闪到一边。然后朝那消逝着加斯特曼笑声的、空荡荡无穷尽的空间连放了三枪。十九 接到钱茨电话通知后，夏乃尔急急忙忙从拉姆波因赶到这里，从特万来了克莱宁，从比尔出动了紧急警察队。他们看见血淋淋的钱茨在三个死人中间，又有一枪打中了他的左下臂。战斗必定极为短促，但是三个已死者每一个人都是开过枪的。每个人都有一把手枪，仆人之一还把枪紧紧攥在手里。在夏乃尔到达之后还发生了什么事，钱茨已不能再知道了。当瑙维勒的医生给他包扎时，他曾昏厥两次；但是伤口验明并无危险。 片刻之后，村民、农民、工人和妇女们都来了。庭院里挤满了人，警察不得不实行封锁；一个姑娘硬是冲进客厅，高声哭喊着扑到加斯特曼身上。她就是女厨师，夏乃尔的未婚妻。他站在一边气得满脸通红。接着人们穿过往后退让的农民把钱茨抬到汽车里。 “三个人全躺在那里，”路兹第二天早晨指指已死的人说，但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毫无胜利的喜悦，却是悲哀而疲倦的。 封·许文迪愕然地点着头。上校是以当事人的委托律师身份和路兹同车到达比尔的。他们走进了躺着死人的房间。透过一扇小小的有栏杆的窗户射入一道倾斜的光线。两个人穿着大衣站在那里都冻僵了。路兹双眼布满红丝。他整整一个晚上都忙于查阅加斯特曼的笔记本，全是难以辨认的速记文件。 路兹把双手深深插进衣袋里。“我们人类由于互相的恐惧建立了国家，封·许艾迪，”他又低声继续说，“我们周围安插了各种形式的护卫者，警察、军队、公开的布告，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路兹的脸扭歪了，眼睛鼓出来，朝包围着他的冰冷而悲惨的房间发出沉重而颤动的笑声。“一个大国以蠢人为头子，国会议员，一个加斯特曼把我们搞垮了，我们的链条折断了，前哨被绕过了。” 封·许文迪考虑到，最好还是请法官到出事地点来一次，为什么必须这样，他也说不明白。“我们周围一切可能利用的人都被无耻地利用了”，他最后说，“痛苦啊，真令人痛苦啊。” “没有人想象到这种结果，”路兹安慰他说。 “那么施密特呢？”国会议员问，高兴起来，因为想到了一个题目。 “我们在加斯特曼家找到一只属于施密特的文书夹。其中包括关于加斯特曼生平的证据和关于他犯罪的怀疑。施密特试图捕获加斯特曼。他做这一切完全是个人行动。一个大错误。他已经自食恶果了；因为事实证明施密特正是加斯特曼派人杀害的：杀害施密特的凶器正是仆人之一向钱茨射击时所用的那把手枪。查验武器立即证实了这一点。连谋杀的原因也很清楚：加斯特曼害怕施密特揭发自己。施密特本该信赖我们，但是他还年轻，功名心又切。” 贝尔拉赫走进死人的房间。路兹看见老人立即忧郁起来，双手重又深深地插进了口袋里。“怎么样，探长，”他说，一条腿交叉到另一条腿前面，“我们在这里碰头了很好。您及时从休假地回来，而我同我的国会议员赶来也不晚。死人都拾掇完毕。我们也争论得够了，贝尔拉赫，我赞成用各种特种装备，最好用原子弹，来武装一批挑选出来的警察，而您，探长，您为人心肠太软，是一种老好人类型的宪兵。埋葬我们的争吵吧。我们两个人都错了，钱茨干脆用他的手枪完全违背常规地反驳了我们。我不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事实上他是正当自卫，我必须相信他，我们也能够相信他。他获得了战利品，被击毙者正如俗话所说是罪有应得的，若说还有什么事应该做，那就是对付正在多管闲事到处唤我们踪迹的外国外交家们。我们必须奖励钱茨；但是我们为什么象驴子一样站在这里，我们两个人。施密特案件已经结束了。” 路兹垂下头，对老人谜样的沉默迷惑不解，几乎要垮台。接着突然重又成为一个准确、精明的官员，咳嗽了几声，当他注意到始终在一旁踌躇的封·许文迪时，脸红了；于是他走了，由上校陪同着，缓慢地步入某一条走廊的黑暗之中，让贝尔拉赫一个人留在后面。尸体躺在担架上用黑布罩着。阴冷、灰暗的墙头上剥落着石灰。贝尔拉赫走向中间的担架，揭起遮尸布。正是加斯特曼。贝尔拉赫微微弯下身子，左手还提着黑布。他沉默地向下凝视着死人的死灰面孔，瞧着嘴唇的仍然嫁笑的线条，只是眼窝更深了，在这两个深渊里再也不会潜藏任何恐怖了。猎人和野兽——它已经完结了躺在他脚下— —就这样最后一次见了面。贝尔拉赫意识到两个人的生活都到了尽头，就再一次直顾过去的年代，他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些穿越迷宫的无数秘密通道的道路上，这就是两个人的生平。现在他们之间除去无可测量的死亡外别无他物，一个法官，他的判决就是沉默。贝尔拉赫一直弯腰站着，小屋子里灰暗的光线停留在他的脸和他的双手上，也环绕着死人，这对两人都合适，对两人都有用，它调解了两个人的分歧。死亡的沉默深深地潜入他的内心，但是没有象带给男一个人那样给他带来平静．死人总是有理的。贝尔拉赫又慢慢地遮住加斯特曼的脸。这是最后一面；他的敌人从此属于坟墓了。多年来只有一种思想控制了他：去消灭这个人，现在这个人已经躺在这间阴冷、灰暗大厅里他的脚下了，剥落的石灰蒙轻飘飘、稀朗朗的雪花纷纷复盖了他；老人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只剩下慢慢地盖上尸体，只剩下祈求遗忘，这是能够安慰一颗被焚毁的心的唯一思典。二十 就在这同一天，八点钟时，钱茨走进了老人在阿尔顿堡的家里，正是老人迫切要求他到达的时刻。一个穿白围裙的年轻女仆出乎他意外地替他开了门，当他走进走廊时，他听见厨房里传出流水和食物烹住的沸腾的声音，食具的叮当声。女仆帮他脱下大衣。他的左臂吊在绷带里；尽管如此他还是驾驶汽车来的。姑娘替他打开了通向餐室的门，钱茨站在那里呆住了：餐桌是按两个人的晚宴布置起来的。在点燃的蜡烛光中，贝尔拉赫坐在桌子尽头一张安乐椅中，为安静的火焰所映红，一幅不可动摇的平静景象。 “请坐，钱茨，”老人朝他的客人喊道，指指另一张安乐椅，它也移到了桌子旁边。钱茨木然坐下来。 “我不知道我是来吃饭的，”他最后说。 “我们应该庆祝一下你的胜利，”老人平静地回答，把烛台略略推往旁边，这样他们就能完全看见对方的脸了。然后他拍了一下双手。门打开了，一个庄重的、胖胖的妇女端来一只盘子，沙丁鱼、虾以及用黄瓜，善茄、豌豆拌的沙拉一直堆到了盘子边缘，上面点缀着浓肉汁和鸡蛋，中间是冷肉片、鸡肉和斑鳟鱼。老人每种都拨了一些。钱茨在一旁看着，这对于有病的胃该是多沉重的负担啊，他在惊异之中只给自己拨了一点点土豆沙拉。 “我们喝些什么呢？”贝尔拉赫问，“里格尔茨酒吗？” “好的，里格尔茨酒，”钱茨做梦似地回答。女仆走来，斟了酒。贝尔拉赫开始吃起来，伴着面包吞下了斑鳟鱼、沙丁鱼、红色的虾肉、冷肉片、沙拉、浓肉冻和冷烤肉，他拍拍手，还要装一盘。钱茨看得目瞪口呆，他还没有吃完他的土豆沙拉。贝尔拉赫的酒杯已斟满了三次。 “现在来面饼和红瑙恩堡酒，”他叫喊道。盘子换过了，贝尔拉赫在盘子里放了三个面饼，里面满填着鹅肝、猪肉和松露。 “您是有病的啊，”钱茨最后迟疑地说。 “今天不管了，钱茨，今天不管了。我要庆祝我终于抓到了施密特的谋杀犯！” 他喝完第二杯红酒，开始吃第三只面饼，无休止地吃着，贪馋地咽下这个世界上的食物、在颚骨中间把它们辗磨碎，象是一个永远填不饱的妖怪。墙上映出有他本人二倍大的他躯体的凶猛黑影的轮廓，胳膊的有力动作，垂下的脑袋，恰似一个狂欢的黑人酋长在跳舞。钱茨惊愕万分地瞧着病入膏肓者这幕阴郁的表演。他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吃，一小口也不送进嘴里，嘴唇也不曾碰过玻璃杯。贝尔拉赫不断地要肉排、米饭、炸土豆和蔬菜沙拉，还要了香槟酒。钱茨发抖了。 “您骗人，”他喘息着说，“您没有生病！” 另一个人没有立即回答。他先是笑笑，然后就忙于咀嚼沙拉，每一块都细细品味。钱茨不敢再第二次问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 “是的，钱茨，”贝尔拉赫最后说，他的眼睛粗野地闪烁着，“我是装假了。我没有生病，”于是他把一块嫩牛肉塞进嘴巴，继续吃着，不间断地、无餍足地吃着。 这时钱茨明白自己陷入了一个狡猾的圈套，大门已经在他身后砰的关上了。冷汗从他毛孔里沁出来。恐怖以越来越强有力的魔爪攫住了他。对自己的境况认识得太晚了，已经无可挽救了。 “您已经知道了，探长，”他轻轻地说。 “是的，钱茨，我知道了，”贝尔拉赫坚决而平静地回答，却丝毫没有提高声音，似乎他在说什么无关重要的事情。“你就是谋杀施密特的人。”随后他拿起那杯香槟酒，一饮而尽。 “我一直在推测您知道这件事，”另一个人几乎听不见声音地叹息着说。 老人的脸容纹丝不动。好似他除了吃之外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他毫不容倩地又第二回满满堆了一盘子米饭，浇上了鲜计，尖顶上是一块嫩牛排。钱茨再度努力对付这个人以挽救自己。 “人们查出子弹是属于仆人手里那把手枪的，”他执拗地肯定说。但是他的声音却沮丧而绝望。 在贝尔拉赫眯起的眼睛里闪出轻视的眼光。“胡说。钱茨。你知道得最清楚，那是你的手枪，当人们找到它的时候，他捏在仆人的手里。是你本人把它塞进死人的手里去的。仅仅由于发现加斯特曼是一个罪犯。才阻碍了人们看穿你的把戏。” “您绝不可能拿到我的证据，”钱茨绝望地反抗道。 老人在椅子里坐直身体、不再是病态而即将崩溃的模样，而是强壮而冷静，一个超凡而卓越的人物，一只正在欢弄自己牺牲品的猛虎，他喝完了杯里剩下的香槟酒。接着吩咐不停顿地穿梭来去的女仆端来干酪；他搭配着吃萝卜、醋渍小黄瓜和青葱。他一直不断地给自己拿新的食物，似乎他只有这一回，最后一回消费大地供养人类的物品了。 “难道你始终没有明白，钱茨，”他最后说，“你自己的行为早就给我提供了证据？凶器是你的手枪；你为了救我而开枪射击加斯特曼那条狗，那一颗子弹证实，它和杀害施密特的子弹出自同一武器；你的手枪。你自己提供了我所需要的线索。你救我的命时，你自己背叛了自己。” “当我救您性命的时候！怪不得我找不到那头猛兽，”钱茨机械地回答说，“您知道加斯特曼养了一条嗜血的狗？” “是的。我把我的左胳膊用布缠了起来。” “因此您连那一次也是设了圈套，”谋杀者有气无力地说道。 “正是如此。但是你给我提供的第一次证据是你重期五驾车带我经过英斯驶往里格尔茨，给我演了那出‘兰色的夏龙’喜剧的时候。施密特星期三经过楚里柯芬，这我知道，因为那天夜里他把车停在罗斯的停车场上。” “您怎么知道这一切的？”钱茨问。 “很简单，我只是打了电话而已。那天晚上有谁驾车经过英斯和艾尔拉赫，就是凶手。是你，钱茨。你从葛林特尔森林出来。公寓主人也有一辆同样的兰色梅尔西特斯汽车。你盯着施密特已有几星期了，你监视他走的每一步路，你妒忌他的才能，他的成就，他的教养，以及他的姑娘。你知道他正和加斯特曼打交道，你甚至知道，他什么时候访问加斯特曼，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由于偶然的机会，放在施密特书桌上装着材料的文书夹落到了你的手里。你决定接管这个案件，而且杀死施密特，以便有朝一日占有他的全部成果。你考虑得很正确，对你来说，把谋杀罪名加到加斯特曼头上是轻而易举的。当你在葛林特尔森林看见那辆兰色梅尔西特斯汽车时，你知道了你该怎么做。你租借这辆汽车从那天晚上直到星期四。我去葛林特尔森林就为了证实这件事。以后的事就很简单：你驾车经过里格尔茨去谢乃尔茨，让汽车停在特万峡谷森林，你越过森林，从近道穿过山谷到达特万和拉姆波因连结的道路。你在岩壁下静候施密特，他认出了你，吃惊地刹住车。他打开车门，那时你就杀害了他。这是你自己向我描述的。如今你已如你所愿地占有了他的成果、他的位置、他的汽车以及他的姑娘。” 钱茨倾听着这位毫不留情的弈棋者，他已向自己“将军”，现在这场令人战栗的宴会结束了。蜡烛燃烧得很不安静，闪烁地照着两个男人的脸，影子凝缩了。 死一般的沉默支配着这个漆黑的洞穴，女仆不再进来了。 老人现在不动弹地坐着，似乎不再呼吸，闪烁的烛光不断地以新的波纹环绕着他，红色的火焰似乎碎裂了他的额头和灵魂中的冰块。“您戏弄了我，”钱茨慢慢地说。 “我是戏弄了你，”贝尔拉赫用一种令人畏惧的严肃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你杀了我的施密特，我不得不抓住你。” “为了去杀加斯特曼，”钱茨补充说，这会儿他理解了全部事实真相。 “你说的正是。我半辈子都在追踪加斯特曼。而施密特是我最后的机会。我让他恨这个披了人皮的魔鬼，一群野兽中的一只高贵动物。但是接着你就来了，钱茨，带着你的可笑的、犯罪的野心，破坏了我的唯一的机会。这当儿我抓住了你，你，这个杀人犯，我把你转变成为我的最最可怕的武器，因为绝望逼着你，一个杀人犯必须找到另一个杀人犯做替身。我把我的目的变成了你的目的。” “这对我说来是地狱，”钱茨说。 “对我们两个人都是地狱，”老人用一种可怕的平静接下去说，“封·许文迪的插一手把你逼到了顶点，你必须想尽办法揭露加斯特曼是杀人者，任何对于加斯特曼线索的偏离，都能引到你的身上。只有施密特的文书夹还能挽救你。你知道它在我手中，却不知道加斯特曼已把它从我这里拿走了。因而你在星期六晚上到星期天早晨来袭击我。我要去葛林德尔森林，总算安慰了你。” “您知道我就是袭击你的人？”钱茨没有声音地问。 “从第一秒钟就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只存在一个目的，就是把你逼到绝望的顶点，而当你绝望之极的时候，你去到拉姆波因，为了无论如何要了结这案件。” “加斯特曼的仆人之一最早开的枪，”钱茨说。 “星期天早晨我已告诉加斯特曼，我给他派去一个杀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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