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面,两种,炸酱的和用麻酱黄瓜丝拌的。“和雷在一起就没有吃过芝麻酱,每月二两芝麻酱从来都不买。”“在北京夏天不吃芝麻酱?”英儿觉得怪。“我那是让给别人吃。”你说。“我怎么没当上过这个别人?”“我们院里的街坊夏天都找南方人,借本去买芝麻酱,二两哪够啊。”“我嫌芝麻酱粘乎乎的,和不开。”“那是没打水。”“什么?”“往里加水啊。要不,有‘没打好’一说呢。”“就象和水泥……”“一听你说话就上头。”英儿说,“我这半边头老木。”“那叫神经官能症。”我告诉她“知识分子落下的毛病,一劳改就全好了。文化革命时候干校专治这种病。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每天提一百桶沙子吧。”“我又不是雷。”英儿狠狠他说。“噢,打水,怪不得发白,我才知道,英儿做的面好吃。”你还在说刚才的话。刚上岛的时候,我就画了一张图纸给你,是一个漂亮的仰视的伊斯兰堡。有尖形的拱门和吊桥,蜿蜒纵横的堞垛,有飞廊横在空中。我们一边在山里采石锯木,一边争论这城堡房间楼梯的每个细节。三年过去了,我们筑好了一些台阶和墙基,一些护坡,三重梯田,挡住了山土的崩塌。我们的手上都是伤痕,照这个速度进展,我们的城堡需要五百年到八百年左右建成。“可汗,”你总结说:“你只是修了一点废墟。你还是先让屋子不要漏雨吧。”“叛徒。”我心里说,嘴上却说:“英儿和我哲学一样。”她肯定会跟我一起搬石头的。我能想象她看见这一石一木后,欢喜的场景。“英儿?英儿倒是挺好看的,可她小胳膊才那么细。”“什么?”我根本想不起英儿的胳膊有多粗,多细,因为我根本没有注意这个。“那你等着吧。”“你在那笑什么?”英儿老怀疑我在笑话她。我是在收拾过去在大学讲课的一些材料。唐代宫廷,我告诉英儿。英儿说:“知道,知道。不就是三千宠爱在一身吗?顶得住吗?分散点多好。”“我不是笑这个,我是说唐代后宫有两个名份挺可笑。一个叫‘答应,,一个叫‘常在’。”“你是想让人家答应你干活吧?雷都不着家了‘经常不在,,我是‘死不答应,,一辈子也不跟你一起‘诰’房子。”“盖房子,我在信里都跟你说了。”“谁知道你说的是真事啊。也不想想,人家林黛玉拿的是花锄。拿铁锹就不能算是《红楼梦》了。”“是啊,谁喜欢真龙呢。”至此以后英儿就自称叶(四川音:shai)公主了。“愚公啊,愚公。”英儿看着我挖山就在边上说。“智更都挺瘦的。”这时候我才意识到,她的胳膊确实很细。小滑轮嘎吱嘎吱响着,一桶一桶沙石沿着我装的索道升起来,英儿从吊钩上把桶摘下来,晃一晃倒进我的“鱼池”里。我让英儿戴上手套,别把手磨坏了。英儿说:“没事,反正跟着你也没好。”“我会把这些收拾好的。”我词不搭意,指着一地散乱的物件说。“你一走我就把这些给扔了。”黄昏的光在树影后骤然明亮起来,这些沙石是我准备回来以后在门口做大平台用的。我要修一条灰石板的小路和台阶,一个好看的浴室。我要做两个台阶给你们,上面用石片镶着画——我们未来的房子。 彩票(五) 上午下了雨,绿荫谷雾气蒙蒙。我把那些锯好的柴,都拖下山来,把昨天夜里的柴灰撒在柴栅附近,泥泞的小路上。我在伊丽沙白的园子里做这件事,就听见英儿在屋里叫:“顾城。”“干吗?”“你快来。”她说。“什么事啊。”我有点不情愿地在铁线草上擦着鞋上的泥。雨靴有点小,脱下来不太容易。“可能是好事。”“是结婚吗?”我说,等着她下边的话。她一定会说发昏吧,可她没有吭气,我有点意外。转过门厅,发现她正在厨房里,看一个纸片。餐刀放在一边,白面包上抹了果酱。“是结婚证吗?”我又跟了一句。“是面包里的。”她说。她拿给我看,那张纸牌大小的纸片。上面画着一辆汽车,还是吉普呢,下边写着四万新币。“你可能中彩了,这面包吃得值。”英儿一来就学会了买彩票,趴在柜台上填那些数字。你也在那帮她,每次都要弄半天。我远远的站着,看大门外的海。英儿填完彩票总是很高兴,走过我身边的时候就说:“看给气的。”上了汽车,我的气色也没太好过来。“别气了。”她说。“我要赢了先给你娶媳妇,连房子一起娶。”“我才不气呢。我不买就能赢,稳赢,填个数码就赢。”“赢多少?”“两块。”“好象是真的。”英儿吃完饭在客厅里翻字典。“上边写的是钱或者汽车。”“可以拉着你爹转一大圈。”英儿看我一眼,并不回嘴。她不太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可是我知道她的小脑筋在不停地转。“你去问问雷吧,或者利斯。”我给她出主意。她不吭气,把彩票随便一放就上工去了。我知道她是不动声色地对待这件摆在门前的好事。整个下午我都在山上锯一棵倒树,把它伸向空中的枝条锯断。最困难的是那些被压住的枝条,或者是架在别的藤蔓缠绕在小树上的枝条。它们虽然早已经死了,但却象弹簧一样蕴涵着危险的力量。如果不注意,它就会突然弹断,打在你的身上,至少把锯夹住,让你动弹不得。我特别喜欢锯那些碗口粗细的枝条,因为只要锯得长短适宜,就不用再劈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老在想唐磊说的一句话。“蒙老外还不容易。”我没听见他说这句话,是跟他一起插过队的人在英国告诉我的。可这句话就停在我脑子里,甚至我连他说话时自负的笑都看见了。“呵”地一声。出国以后,我们一直被穷弄得喘不过气来,四面八方都需要钱。我们只能说没有被钱挤住,过来了。英儿的运气挺好,才出来半年就撞上了这样的好事。这回好象可以松快点了,吃点什么好东西,或者她因此走掉,我可不愿意这么想。这个事淡然得很,而且好象就没有。我把木柴都拖到空地上的时候,英儿已经回来了。我从厨房的小窗看进去,她正在往冰箱里放东西,我把锯在墙上挂好,就坐在门口脱我的靴子。英儿出来扶着门框站着,一大群小鸟在竹林里喳喳乱响,天快暗了。我问了问她给上帝老头干活的事。她说那老神父总是开一两句玩笑,就缩到屋里看圣经去了。“他也不知道信不信?”“看那样挺随便的。”她说。“你都给他做什么吃的?”“就是豌豆火腿,或者鸡蛋煎肠,换着来。”“他也不烦。”“他才不烦呢,他好象不吃什么东西,按理说他应该给我二十块钱买东西,也不知道是抠门还是忘了,这礼拜又没给。他要自己买都是买小包的,特贵。我跟他说过这件事,但他总是觉得少买点就便宜了。土豆从来是我带给他的。”我好象看见那个低着头穿灰衣服匆匆走路的老头。“他真瘦。”“我今天买了羊肉。半只羊,二十二块。”“你累吗?”我握握她的小胳膊。“你给我柔柔头吧,我脑袋发木。”她在门口的木凳上坐下来。那一条条木凳和房子钉在一起。凳子尽头有一个大纸盒做的尖顶小房子,房主人的猫向这边看着,它迟疑一下终于走过来了。“是这边吗?这吗。”我在她的头上按着,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温情,觉得她灵巧又单薄得很。我在她耳边亲了一下,猫在她脚边弯过身来。“顾城。”她总是这样有点陌生地叫我,“你说咱们那个房子修成这样,要花多少钱?”“两万。”“两万够吗?顾城,要是真的咱们就修房子吧。”“你还是接你爹妈来转一圈吧。”英儿看着我,又把眼睛低下来,好象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你猜,我看这个纸想了什么?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少了。我不让我爹来,我修房子。”英儿对岩石湾的房子耿耿于怀,“恶劣、破烂。”英儿简直想不出用什么词来表达她的感觉,屋顶上有老鼠,床下有跳蚤,内墙板露出它阴暗的被雨水浸湿的部分。总之它几乎成了一个象征,象征她最怨恨我的那部分品性,一切都不加掩饰。她那么热烈地攻击这个房子,使人怀疑她是在说她的情敌。不过话说回来,她也确实被这房子吓过一大跳。“那不是房子,那是祖宗。”她第一次进城的时候这样说。“你老得伺候它。”“祖宗。”她看了我一眼说。一块弯着背的大石头,好象不情愿地被一点一点撬起来,你好象可以感到它闭着眼睛要回去的那种力量。我让你踩住铁橇棍,一晃一晃,我在它稍稍抬起的一刹那往它身下塞小石头和圆木滚。我老觉得那铁撬棍会打滑脱开,撞到我牙上。在下边的山林中,我修了一条滚石道,直通山下我筑墙的场地。两边靠树都排放好了圆木,回转的地方还加了更多的树枝和树干,以缓和石块滚落的冲力。石头就可以沿着它飞滚而下,直撞到山下的石堆上了。我从来没有撬起过这么大的石头,它一点点被我们从土里抬起来,危险地向前探着。土里的小虫四下爬散,没在土里的部分透着潮气是棕黄色的。我推推它,不知为什么舍不得用铁锤把它打碎。石头因为大,显出一种傲慢。它往前倾着,这时候我可以随时改变它的方向。就在我想把它抓住的时候,它忽然真的开始向前倾动,离开我跌落下去。它在那些落叶里缓缓滚落一周,然后好象惊醒过来,摇动了一下,一晃一晃地奔下山去。在接近滚石道的拦木边,它忽然直跳起来,腾空撞断两棵倒树,到树林里去了。我们都被这个意外吓呆了,它离开我们连一声叫喊都发不出来,就好象是活的,在树林里闷声滚动。时而发出咚咚巨响。小树倒了,大树抖动着,惊飞了上面的群鸟。石头到树林里去了。它象一个抓不住的巨怪,。一刻不停地沿了陡峭的山坡滚越下去。我们丢开一切往山下直跑下去,飞快地下了那几个台阶。声音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了。它的力量足足可以打垮一架房子,到我们的地里它依旧无影无踪。山下袅袅炊烟停在空中,在细小的人语中,我们的恐怖格外清晰。一切已经发生过了,唯一的问题好象就是那块大石头到哪去了?“我先跑下去,雷腿都软了。”“后来呢?…“后来我在公路上嚷。‘石头在这呢,’”“那才叫一块石头落了地呢。大石头就在公路中间放着呢。”“就是转弯那吧?”“再往快乐单身汉家那边一点。一辆车也没有,它就在公路中间。我让雷在公路上看着,我回来拿铁锤。”“你信里写过这事,但想不出来这么悬。”“我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大劲,几下就把石头打碎了。然后……”轰地一声,屋子里一片尘土,英儿直跳起来,挂在空中的那片天花板掉下来砸在桌上,四下都是石膏的碎屑。“这哪是房子啊,这是祖宗!”英儿直着嗓子象北京小丫头那样叫着。她在门口站着,简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看看锅,你说“别动。”好象那里边的菜还能吃似的。“够巧的,我刚刚离开一步,正好没砸着。簸箕呢?”我仰头看屋顶上那个长方形的大洞。蜘蛛网飘着,顶蓬上有那么多蜘蛛网。“这回空气流通了。”“纯粹是祖宗。”英儿还站在门口嘟嚷呢。“别的地方不会再塌吗?”我嘿嘿嘿嘿地笑。“顾城!”她厉声说。后来我们就都笑起来了。“赶上一回不容易。”我说。“恨死你了。”睡觉时候她又抖着牙咬我,好象真正拿我无可奈何。她给你打完电话,就上床睡了,她一个一个字母拼给你,我知道她有点当真了,她知道的单词比你多,在北京的时候,她正经找了个小老师教她。可是她连不起来,我问起她的英语老师,她还专门瞪过我一眼。“是女的,比我还小呢。”“雷这两天也买彩票呢,你不知道吧。”她把外屋的灯关了。“买就买吧,有钱。”“人家中了。”“怎么可能呢?”我一点也不信。“她中了七十块钱。对上四个就能中,要五个就上千了。她老对三个。”“是啊,情场上失意,赌场上……”英儿把枕头往我脸上一扔。“赌场?屠场吧。““人家是为了胖子,你就知道弄个破房子,什么也不管。”“我修。”“你那也叫修房?钉两块板,掉三块板。瞢谁呀。雷刚才说,那边地板又鼓起来了。地基下陷。一下雨,房子还带歪的。”我不吭气。英儿换上睡衣,把床头的灯也关了。“哎,顾城。你转过来,你要没房子可修干什么呀?你肯定该拆了吧,那天你砸玻璃真可怕,要我就不理你了。雷还抓着你说‘没事没事、,那边破窗户直灌风,也没法洗澡了。冬天多冷。”“我拿塑料布给钉上了。我说买个新窗户去,雷又不吭气。”“废话,再让你砸。你不许转过去,跟大石头似的。”她慢慢把手伸下去“你以后会好点吗?”夜里我醒了,看着那么长长的窗子透进对面山上的月光。英儿象小姑娘一样,把头埋在我身上。发丝弄得我鼻子有点痒,我忽然觉得那么安心,我想了半天,好象想不起什么事来。就是觉得在这个干干净净的高屋子里,日子会一直过下去了。我再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看着窗外婆娑的竹子。英儿已经起来了,洗完澡在厨房里忙碌。“英儿。”“哎。”“你怎么起得那么早啊。”“早点出门子啊,昨天跟雷说好,赶集上去。你去不去?”“我?”“去吧,去吧。一人呆家,老那么阴险。我回来还总是怕你死了吓我一跳。”我想起英儿平常回来的时候,经常老远地叫我一声。原来是怕我死了吓着她。“我不是供你们怀念用的吗?”说着就走进浴室去了。“我们保证怀念你,保证写一本书怀念你。”这还是英儿在岩石弯那边说的,我忽然觉得那样的日子挺遥远的。好象站在岸上,看那些游过的海浪。我把水关上的时候,用毛巾擦了擦被水汽蒙注的镜子。“你穿这件衣服吗”一向不管事的英儿,站在那微弱地建议着“你的羊肉汤好了。”她把那些盘子和面包都拿到客厅里,平常早饭我们都是在厨房里吃的。带着海水凉气的风,在山谷里吹着。路边的树枝漫无目的地晃来晃去。我还没看见花开它们就已经谢了;垂着的花使我想起小丑的帽子,山谷里水声飞溅。“我怎么看什么都挺新鲜的。”有声有色的阴云在前边树顶上飘着。“你又一个月没出门了吧?”“今天可能下雨。”“下不了,哎,已经下了。”风骤然大起来。“你冷吗?”“不冷,你想回去了吧?”“没。”我们沿着回转的公路,大步走着。不知怎么我有点神气起来,象军人似的。皮靴一迈一迈;很快我们就看见海湾那边卖熟肉的小店了。那个店老关着门,橱窗里放着一个彩磁做的小猪。“这个店得多少钱?”“得十万吧。它怎么老是关着门呢?”“你的手怎么那么热呢。”“喂,”居然有人在用中国话打招呼。英儿给吓得一抖,头也不敢回。其实那个人在马路对面,离她远着那。,我们走过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他。“你好。”他又说,是个亚裔,脸又暗又光个子细高。“你——们”他的话很奇怪“坐不坐车?坐去集上。”英儿这才缓过来,“他想让咱们坐车。”她好象给我翻译惯了,把那种难懂的国语,变成北京话,又说了一遍。“哈罗。”我不伦不类地打这招呼。“啊,哈罗、。不要请。”那人把手一挥,做出让我们停止前进的样子。我们莫名其妙地站住了。他朝两边猛烈地看了两眼,就急速钻进车里,车子开到后边路口上,原地转了个圈。又追上来停在我们的身边。“请上车。”那个人把门打开了。“我们喜欢走路。”那人似乎是没听懂。“我喜欢邦邦邦邦一一”他的手在空中弹着。又歪着脑袋使劲说出两个字“对,音乐。我知道你系中国死人。希呀,希人。啊,你的帽子,他们知道我知道。”英儿已经笑得嘴一瘪一瘪的,但还是尽量礼貌他说:“比英语难懂多了。”“我知道你知道,啊?”“您是不是红糠来的?”我竭力就和着他的话和音调说。“红糠?”他眼睛放出光来。“你们系红糠?”“NO,”我用英语回答他:“批坑。”“国语。”他拼命点头。“我系那个爸爸,十八岁——”开始在纸上乱划。“红糠找到。纽西兰,一个月,姆?”我跟英儿说:“你求求他,还是让他说英语吧。我汗都下来了。”英儿开始跟他说点英语,我终于透了口气。车开动了,还真下起雨来。我只好死心塌地坐在他的车上。原来他是只去过香港一个月的华裔作曲家。他欢迎我们到他家做客,他喜欢中文,中国诗歌。他知道岛上有一个戴帽子的中国诗人,太太很漂亮。我们在集上看见你的时候,你正在古拉安的大菜棚里挑菜花呢。“今天菜花特别便宜。”你好象很高兴的样子,就是脸有点发白。小小的集市也挺热闹的。因为下雨大家都挤在一起,打着招呼。古拉安站在那,一副严肃的样子,他的女儿和一些帮手都在那忙碌着。而他拿着一根长棍子,把蓬布支起来,赶水,透明晃动的积水滚到蓬布边上就哗啦一声倾倒下来。“英儿和你一边挑菜,一边说刚才碰到的那个话音古怪的华人。“呕,批坑。这么说你们是讲国语的罗?,英儿给你学那人最流利的一句活,学得挺象你就笑了。你把钱给英儿,然后你们各自付账。红白相间的大蓬布上下鼓飞,忽然太阳就出来了,照在潮湿的沾满水珠的草上,集市上有人吹着小口哨。“可罕怎么来了?”你还是那样称呼我。“他?”英儿看我一眼,好象不屑地样子,可眼睛里藏了笑影“他想出来逛逛街。”几十台大电视,蓝蓝的闪动着,几十个一模一样的美国将军,用一模一样的口吻在说伊拉克的问题。这是岛上唯一卖家具的商店,门口还摆着吸尘器。和降了价的剪草机,干净的绿地毯,散发着塑胶的气味,一进门是一个裸体广告,一个金发女子伏在床上,很温馨的样子。意思是装了这种暖气,就不用穿衣服了。我看了看油漆刷子的价钱,中国出产的三块钱新市,新西兰出产的十三块。“底下二楼是家具。”英儿说明,她有一点近视。看字的时候要眯一眯眼睛。我没想到下边竟是个广阔的大厅,这家商店是依着海岸的坡地往下建筑的。街边却只有一层店面,所以一进门就是商店的最高一层了。几个华丽的大床摆在一边,有铜的,也有罗可可式的带金饰的木制床架,一排排梳妆镜照着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我们说话声音都很轻。“这个挺好看的。”英儿指着一个小床说。“我喜欢那样的。”你指着另外一个大床说,你喜欢的东西永远是最贵的。“这小床才三百块钱。”“那我得吃多少面包呀?”“撑死也白搭,压根就印了三种号码。相声里就有这么说的。说是攒够一百零八将的火柴盒就可以换一个彩电,人家总共就印了一百零七将。”“是,那回也是有奖购货,说什么几个票对起来就能得什么得什么,买五十块钱东西就给一张,雷当着她的面拿了一大打子,我回来在床上码了半天,根本就对不上那个大号。有一种蓝色的没有,根本没印。”“彩票还是不如彩礼呀。”这时候我已经把火生起来了。夜深了,英儿在楼下帮你铺好床,就上来。客厅里光影闪动,壁火正烧得好呢,我跟着英儿象影子一样。“你跟着我干吗?今天你得好点。”我点点头。“知道怎么好点吗?”我看着她。“不能这样。”她把我的手拿开。“你得离我一丈远。”“一丈远是多远?”“一丈远,就是一丈夫那么远。”她得意了“行啦,去吧。”夜里又下雨了,我起来,客厅里炉火还是红的。我轻轻地走,楼梯还是在地板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我迟疑了一下,就去推英儿的门。门被关住了,她在里边抵了把椅子。我又用力推了推,她醒着,在里边发出低低的笑声。绿荫谷的冬天结束了,岛上的日子也没有了。从绿荫谷回家的日子多好啊。我不管你们,你们也不管我。英儿开始专心地做她的春卷,你把她送到集上去,我还在一点一点修那个屋子。我钻到屋子下边,象地老鼠一样的工作着,听你们在地板上面走来走去,隐隐约约说话的声音。蔓草沿了房子的空隙长到屋子里去,就变成了天然的装饰,在放碗的木架上缠绕。我用六个千斤顶把房子顶起来一点,我画了条线,让英儿在线那边活动,我在地板下放水泥桩子,换掉朽坏的木墩。我那么专心的做这件事,以至于会错过吃饭,饿得几乎走不上楼来。“要我就把这些板都换了。”英儿说,她总是对天花板忧心忡忡。“墙板也得换。”你说。“那壁画怎么办呢?”乡伊说。“最好另外盖两间出来。修还不如盖呢。英儿一问,我一问。”“那时候我就把门一插。”英儿说“现在我没门儿、没办法”“我给你做个门吧?”我说,“现在就能钉,做个拉门。”“不要。”英儿干脆他说。停了一会她又想起来了,“其实也就两万块钱,有什么的呢?咱们一起干活,一年肯定能攒一万。”“那得出去挣钱。” 第二次告别(六) 英儿有时候在屋里哭,然后她对你说:也不知道怎么,有时候就想哭一哭。她站在平台上看着远处,我们那时候已经定好了出发的日子。我忙着用掉最后的水泥,筑墙,做那两个台阶,你在忙着安排胖子的事,让工人来装水、热水器和电灯。好象越到最后,事情越多。我们的屋子一天天变得陌生起来,所有杂物都被埋掉了。筑好的城台上撒着细细的石子。夜里,灯可以照到山下停车的地方,室内处处灯光怪亮。我们好象装了过多的灯,把这房子每一处损坏的地方都暴露出来,蜘蛛网和蛀蚀也都看得更清楚了。第一天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漫无目的的四下走了好久,真的有点不太认识了。“是不是太亮了。”你看着破烂的囚壁说。“跟回光反照似的。”“还有几天呀?”“二十天。”“五四三二——一,发射,现在就点上火了。”“做平台三千,装电两千五,热水器八百,浴室五百,浴室肯定修不完了。”“肯定修得完!”你说。车在熟悉的路上回转着开向码头,我们一点不觉得这是要出远门的样子。你在向英儿交代剩下来的事。我看着英儿心里一点也没有别离的感觉。只是想着她说话时,嘴边那种嘲弄的笑纹,意思是“你也能挣钱?”“我挣到两万就回来吧。”夜里我对她说“我都不想走了。你说我去吗?你现在说不去,我就不去了。”“我不管。”“那我不去了。”“还是去吧。”“那你怎么办?”我抚爱着她。不知道怎么心里有点木然。“我自己解决。”她笑起来“你是挺傻的。”她抓住我。“英儿、你听我说:任何时候你要我回来,打一个电话我就回来。我什么都不要。”“还是去挣钱吧,废物利用。”她又开始说老笑话了。“是两万吗?”我好象看见了那放着干净木器的小卧室、窗帘、厨房里一排排悬挂的铜锅和玻璃碗盏,英儿永远喜欢收拾的小屋子,还有胖子的游戏室。一年真不知道怎么会过完,可这个新房子就在时间那边。山和房子都过去了,海湾出现在眼前,是两万吗?我几乎无声地问英儿,英儿笑了,三万。不许涨价啊。车门开了,路边的萱草在海风中热烈的舞动着。英儿也下来。眯起眼睛。我抱了抱她,心里说“小人儿。”她好象有点尴尬地笑了笑说:“还挺洋气的。”一直走到船上我才回过身来看码头。有一两个赶船的人在奔跑,但英儿已经开车走了。 小金鱼(七) 为了个房子就跑到柏林来了,我和上帝定约,再不向他要什么了,只要和你们在一起。后来我还是要了,我喜欢她也就喜欢了她喜欢的东西,我喜欢房子。我第一次遇见英儿的时候多好啊,一心一意地看着她。什么事都没有,那才是真的。后来事就多了。我多笨呐,我以为爱是一个许诺。总要有更好的日子在后边,其实那日子已经太好了,英儿都说。她从来没那么快乐过,“这日子神了”。什么都不想的时候,或者没法想的时候就好了。我们在平台上坐着看海景,说来说去,想不出还缺什么,好象就缺两万块钱,把屋顶漆成红的。我到柏林来了,看着那个小房子,在时间对面,一年。一个有新窗户,新的小柜子,里边放水杯的房子。有小小的楼梯,真象玩具,英儿喜欢。我想一年,不管多宽阔,都会过去,后边的日子是整洁的。应该是一个没有尽头的长廊。我闭上眼睛时间就会过去,我让自己睡着,象一条河流,我老看见英儿站在台阶上如时出现,穿着那件印满花朵的小衣裳。我和你回家,穿过城市街道,穿过海就能看见她了。在那台阶上,温和的阳光照耀着,雷,那是多好的日子啊。我们打开门,屋里挂着衣服、被单,初夏的阳光都使我充满愿望。我轻轻地接住第一天、第一个日子,把英儿抱起来。我的心会那么干净,好象粗糙的笋壳包含着春天的岁月。我那么笨,拿着电话对英儿嚷:挣到钱了。英儿写信夸了我,说那一声嚷煞是响亮,让人痛快。她不相信的事,我一定要做到。我在电话里说了傻话,她知道我说了傻话。最后她只是问: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在她的音息淡漠的时候,我的不安已经告诉我了。但是我不去想。我只是想我和她渡过的每一分钟,只是想多做一点,就见到她了,给她一个意外。爱是一个许诺,就象我离开北京一样,我那时候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我活着,就要和英儿在一起,哪怕过一天。我心里这样说过,到死也不会告诉她。后来我离开她忘记了这个许诺,我离开英儿难受极了,活象一个人被分成两半。我情愿忍受这件事,是为了偿付我欠你们的,是为了更好的日子。我想象她是个勇敢的小人儿,在黑夜里不怕打雷。不怕下雨,到处管事、种豆子,教乡伊开车。我有时候走到街上都会笑起来,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国上。波浪一阵一阵展开了,岛一点一点的小了,英儿在那个岛上。英儿没有了,我恨她。不是因为我爱她,而是因为她说了钱的事,说了我们一起干活。这不是命里的事,不是我们向上天所求的事。我要的已经有了。我不要的为什么又要了呢?现在这个事,只是被说了又说的小金鱼的故事罢了。英儿没有了,隔着大海和时间,我看不见她。我还可以看见原来的房子,木板上的钉子,屋顶塌下来又被我补好的地方。我什么都看得见,可是英儿没有了。那准备好的日子,永远也没有了。我第一次知道房子没什么用,地也没什么用。我在柏林狂热的想那块地,从山下想到山顶,想那房子每一个应该修理的地方。现在我才知道,它们都是灾难,我可以看任何一块地,住任何一个房子里,在阳台上看我讨厌的城市,但是我不能再回到那间房子里去了,那些记忆会让我死的。有时候在超级市场买东西,一抬头都觉得能看见那门外的大海,你和英儿在另外一边买彩票,这样的幻觉让我安慰。做梦回那间房子里,总有英儿若有若无的在边上,来了人她就帮我说话。她匆匆忙忙遇见人就笑起来,那日子象一条鱼游来游去。现在它被剖开了,丢在岸上,我不能回去了,它会把我吃掉。我不能承受那些锋利的记忆。没办法,我就象游魂一样到处飘着。一个从墓地里出来的人会想什么呢?它还想要房子吗?他们都住了一阵就都到墓地里去了,留下那么多结实的带花的房子,好多东西还摆在原处,就象我的锤子和李子酒一样,英儿让我干的和不让我干的事。那个打坏的窗子,那会儿我还老担心,这房子活得比我久,现在我做的事就是绕开它,它真正象一个野兽,要吃掉我。我身上都是它留下来的瘀血。我不怕英儿,不怕死。那一片墓地,草都是绿的,甚至绿得人心上发慌,他们在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