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xt全本)(叶广芩着)采桑子-6

舜铨听毕说，难为你会费心把这些记下来，学化学竟对史料酷爱如此，非亲眼见真不能信也；又说，那位慈禧与我家素无瓜葛，彼时她深居宫中，欲见颇难，不仅我父亲没见过，就是祖父也只是有数地见过三五回。祖母虽有被召进宫去的时候，也是随着诸福晋们陪着说说话儿，哪里敢往太后脸上随便乱看?太后是否如文中述说那般美丽，不敢揣度。福根说，慈禧的娘家人总有在者，不知对此有何论说?舜铨说，慈禧娘家人今在何处已不知晓，从来与我们没有过往来；至于慈禧娘家，倒听祖上传闻太后本人曾有过抱怨，说“自余髫龄，生命极苦，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弟所欲，余必欲之，至于予者。靡不遭呵叱”。可见关系也一般。福根说，六十九岁的老妪，让人平心揣之，竟如四十许美妇，必有养颜之秘方。据说慈禧每十日饮珍珠粉少许，每日清晨饮用太监送来的一盅名贵中药加花露制剂以养颜，您祖母常入宫室，想必或谈过此事，或有方子传出?舜铨说，未曾听说过。　　福根也不再问，又将话题扯到他姑祖母身上，说姑祖母因其容貌美丽而屡遭磨难，想必也是驻颜有术的。舜铨又说不知。福根问他姑祖母所葬何处，舜铨说蓟县黄花山。福根说如此他应该去凭吊，以慰姑祖母离乡背井、思乡思亲之苦。舜铨对福根的想法很支持，疲倦的脸上也有了激动的红晕，他对我说，舜铭，你当与李先生同去，黄花山祖坟有三十年无人祭扫了。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埋葬者，人之死利也。生且有利有节，死何独不管不顾、无利无节?你祭奠之时当禀告父母，说我不日即归葬于彼，可于父母膝前尽孝矣。我说去黄花山怕不太容易，那里山荒路远，又不通车，恐要做长途步行的准备。福根说这不是大问题，他可以找辆车来，自己开车去。我说早年去时只有十多岁，如今许多年过去，地点怕已记忆不清。舜铨说墓冢颇大，碑石亦高，基圈四周尚有石墙，碑顶有蟠龙雕刻，碑前有青石案卷供桌，四十年的风雨侵蚀，损坏难免，但搬是搬不走的。我说既然七兄如此热心，老李又有车相助，我就跑一趟，其实心里是没底的。舜铨说，碑石阴面正对瑞昌山，山顶上有巨石，如展翅欲飞之鹰，碑石阳面面临淋河石桥，两点连线取其中便是祖坟，祖宗有灵当助你一臂之力，此事本当儿子所为，无奈儿子不争气，病入膏肓，实在是不孝得很了……说着说着，脸色便很惨然。我赶紧答应去认真寻找并详尽记录祖坟情况，使他放心。福根说去祖坟与舜铨住院都是事不宜迟，若表哥能尽快入院，他明日即驱车前往。　　舜铨想了想，终于答应了。　　十　　我没想到福根竟开来了一辆深蓝色的日本“巡洋舰”，那辆车七转八拐开进胡同来的时候，引出不少街坊，特别是人们看到助手席上坐着一位抱摄像机穿红坎肩儿的小伙子，便都以为电视台来采访画家舜铨，围着车唧唧喳喳地看热闹。　　我问福根说怎么弄出这么个人物来。福根说是雇来的，今日一整天他得为我们服务，让他照什么他就得照什么。我再看那红坎肩儿，虽然抱着机子却是一脸恭敬，绝不像那些嘴里嚼着口香糖，说三句话就瞪眼，牛皮哄哄的摄影师。于是知道花钱雇的与自己找上门的竟有如此大的差别。福根说，我看表兄对祖坟的事甚为上心，为满足他的念想，才特地找来摄像，将祖坟的情况录下来放给表哥看，让他如身临其境一般。南方人的精细与周到令人佩服，我深感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丽英要照顾舜铨，青青要上学，舅爷们对坟的事没兴趣，也各自去上班，能去黄花山的只有我与李福根。　　我名是去祭扫祖坟，实则是为来日舜铨的骨灰安葬打前站。　　福根名是去拜谒姑祖母，实则干什么我说不清楚。花这么大代价去寻觅一个扑朔迷离的姑祖母，这事总让人觉着蹊跷，觉着不可思议。　　车出北京，穿通县，过三河，向东疾驰。京郊富裕起来的农民早早奔了小康之路，红瓦白墙的小楼鳞次栉比，柏油路一马平川地宽直，与数十年前我乘胶轮大马车晃晃悠悠行于坑坑洼洼的黄土路上，简直是两重天地。然而越行，我对此行的结局越不抱乐观态度，心里便躁躁的，不想说话。福根的兴致却很高，一边开车一边跟红坎肩儿用家乡话说笑，那些话十分难懂，听之如外语一般，我想，祖父若因了这样的语言而将姨祖母接进家门，他老人家对语言的欣赏水平也未免太糟糕了。　　看福根与红坎肩儿的亲热与熟稔，我开始想，这个人究竟是不是雇来的?　　中午时候来到黄花山。那山果然雄伟，奔涌自北而来，临了在淋河平原上掀起一个高浪又戛然而止，抛洒出一抹缓坡，渐渐向南泻去，让人一看便心旷神怡，意兴大发。我跟红坎肩儿换了位置，坐在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山麓，寻找舜铨所说的刻着蟠龙帽的石碑和墓圈。汽车沿着山脚土路缓缓前行，见前面有一片红墙黄瓦建筑，下车打问。说是清东陵，福根就要把车朝东陵开，说也说不定祖坟就在那儿。我说别去了，依我们家的级别连风水墙都进不了，还是折回去再找吧。又掉头朝回开，三个人的眼睛都朝坡上看，惟恐落下一处所在。红坎肩儿说，那碑说不定“文革”时已被推倒砸碎，所以不能只想着竖立的碑，也得顾及到地上的石头。于是停停走走，走走停停，车开得更慢。两趟下来，仍无所见，我已失去信心，坐在路边焦躁地往肚里灌矿泉水，红坎肩儿对车上那盘《永别光辉岁月》十分喜爱，一遍遍地反复播放：　　麻木对苍生只懂不说话。　　难道赤子之心灵要被人作弄　　半通不通的歌词，如吼如泣的沙哑摇滚，让人心烦。我几次压制了去关掉机子的冲动，尽量离那车远些，尽量不去看那闭眼摇晃的红坎肩儿，尽量不听那震耳欲聋的噪音。　　猛然，福根抓住了我的胳膊，激动地对我说，你看，看山顶上那只石头鹰!　　在福根的指点下我认准了那只鹰，认准了鹰嘴的方向，，顺着方向下延，见到了近在五十米处的桥，但不是舜铨所指的石桥，是已装有水泥栏杆可并行卡车的公路桥。桥上卡车拖拉机轰鸣不绝，驴车马车穿梭不息，桥下河水混浊凝滞，秽不可闻，桥头商贩凑集，市井般热闹，哪里有什么凄迷旷野、无言老树?将鹰嘴与桥连成一条直线，寻到它的中点时，我不禁目瞪口呆了，在本该是祖坟的位置，巍然屹立着一座——水泥厂!　　没有带蟠龙的石碑，也不见石砌的墓圈，惟有喷灰扬尘的烟囱和上上下下繁忙的搅拌声，我分明觉得那不是搅拌石头，是在粉碎祖先的骨殖。几代祖先，灵无迹，物无痕，魂化逝，魄消亡，这就是祖坟!这就是我祖宗的长眠安息之地!　　福根将已不会思维的我塞进汽车，直奔水泥厂而去。　　这是个私人企业，传达室的老头不敢阻拦锃光瓦亮的“巡洋舰”，车便照直开进厂区，嘎的一声停在厂长办公室门前。红坎肩儿扛着机子刚一露头，一个男人立即从屋里奔出来，老远就伸过手准备握。有人拉开车门，我木然地被请进办公室，坐在铺着线毯的人造革沙发上。那个自称厂长的人被红坎肩儿的机子唬住了，不知这一行男女所为何来，急着喊着让沏茶。一个抹口红、描眉毛的怯妞儿先端来一大盘炒葵花子，然后才送来茶。　　福根喝着茶，半天不说话。　　厂长站在一边，越站越发虚。　　半天，福根才慢慢地说，我们是来跟厂长谈件要紧的事情的。厂长说，尽管谈，尽管谈，不必客气。说着把散着香水气味的名片给每人发放一张。福根将自己的名片递过去。厂长接过一看，大惊失色说，原来是成志集团的李总裁到了，失敬失敬!你们的广告我天天在电视的黄金时段看到，没有大气魄、大资产的集团，占不了中央台一频道!　　我这才想起，李福根还有李成志这样一个名字，这许多日竟忽略了成志集团与李成志的关系，那在黄金时间频频播出的广告，已在全国家喻户晓，让人看得厌了。福根见我看他，歉意地一笑，说，表姐喝茶歇着，让我跟他们慢慢说。他转身对恭立在一边的厂长说，这次来黄花山纯属私事，是来祭奠祖坟的。厂长说，不知贵祖葬在何处?福根用脚点着地面说，就在这儿!厂长说，总裁真会开玩笑，这屋里怎会有您家祖坟，会不会是记错了啊?福根说，别的可以记错，祖坟岂有记错的道理?今天来便是跟厂长要祖先骨殖来了。厂长搔着脑袋愣了半天说，我年轻，过去的事儿知道得不多，这个厂是我父亲建的，我把他找来您跟他说……　　厂长一溜烟儿跑出去找他爸爸，院里站了不少观众，有说海外华人来认祖归宗的，有说厂子破坏了文物古迹的，上边下来兴师问罪，也有说成志集团来合资办厂的……　　来了一个挺精神的老头儿，是原厂长谢汝成。谢老汉一进门便坦率地承认原先这里是有几座大坟，又说这一带坟很多，早时候，黄花山连同瑞昌山、鹰飞倒仰山南北一百二十五公里东西二十公里为皇家陵区，光带琉璃瓦的坟就有二百多座，周围所葬更不计其数，不知李总裁找的是哪座坟?福根说，就找建在你们厂里的坟。紧接着又改口说，你们厂建在它上面的坟。谢老汉说，这些坟是不上文物统计的坟，怕无据可查了。　　福根说，怎么叫无据可查?　　谢老汉说，康熙二年在东陵风水墙外建红桩火道，立红桩九百六十根，火道外二十丈另立九百六十根白桩，使百姓易于观视，不得越入。乾隆年间桩外十里又立新桩，上书“后龙风水重地，凡木桩以内，军民人等不准越入，如敢故违，严拿以重治罪”。这样一来，陵区越发大得没边儿了。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只对东陵风水墙内有建筑的陵墓加以保护管理，至于黄花山附近的坟陵，虽处于界桩之内，但荆棘丛生，残破无主，从未见人吊唁过，其实就是墙内那些王爷、公主、忠臣等等，也没见有后人来探视过。圈内按文物加以保护，圈外则按无主墓加以处理，土地是国家的，个人即使掏了钱也只有使用权，没有占有权。建厂之初，厂区内共拆大坟七座，哪位是您祖上，至今也说不准了。建厂时是登了“迁坟启事”的，让坟主在一月内迁移，逾期不迁，作无主坟墓处理，就地深埋。李总裁当时恐怕没有留心报纸，才有今日之憾。　　福根看了看我，我低下头去。　　福根问老汉记不记得有碑上带蟠龙的大坟。谢老汉说七座坟都有大碑，碑上都刻有蟠龙，“文革”时皆被砸碎，后来齐整些的被老百姓拉回去砌了猪圈，垫了墙基，完整的一块也没有了。福根说，七座坟都无主来认吗?谢老汉说，都无人认领。福根问那些骨殖深埋何处。老汉指指烟囱，又指指厂房，又指指院墙。从那迟迟疑疑无准定向的手指，我推断出，父母及祖先的遗骨是被扬了……　　我的心已变得极沉重，不是为故去的先人，是为活着的兄长。　　大约我的脸色难看，谢老汉和他的儿子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是晕车。找不到祖坟，这种事作为集团总裁的福根也没遇到过，他问那父子俩怎么办。父亲说没法子，儿子也说没办法，又说甭说骨头找不回，连山上的石头也找不回了，近五分之一的石头已变作水泥，卖往全国各地……我想起了沿途所见的那些新盖的小楼……　　福根问能不能在山上再立块碑。谢老汉说，立碑除非在山顶，半坡的石头保不齐什么时候又会被挖，可把碑立在山顶又不合章法，老理儿说祖茔葬平地要选高处，葬山地要选低处，山地之气脉在山脚，否则生气就会脱散，于子孙不利。明显地，谢老汉说这番话是不愿得罪李总裁，并非真心要立什么碑。我说走吧，厂长就让描眉女子像搀扶奶奶一样把我搀出门去。福根发动汽车，拎机子的小伙儿早已钻进车中，他的摄像机自始至终也没打开过。我说要顺着坡一个人走走，福根说成，就开着车在下边的路上远远地跟着。　　曾经来过的山坡，曾经隐蕴过祖先气息的土地，此刻变得如此陌生，如此严厉。大块的堆满山坡的乱石，是炸山的遗迹；丑陋干枯的树根，是砍伐后的纪念。头顶变斜的秋阳，脚下蹬起的浮尘，烧水泥的浓烟，带着令人窒息的噎呛，裹挟着细沙，铺天盖地，将山川笼罩。这便是舜铨思念的灵秀之所，是他梦中的归处。然而这荒山秃岭、崎岖山路，就是梦魂也会不堪其跋涉之艰难，不堪其无休无歇的困扰啊!　　山的转角处有一座坟，坟的基底砌着青石，坟前石碑纵然残旧，也还直立。福根开着车已先到了，远远望去他正低头在坟前默哀，红坎肩儿举着机子前前后后地拍摄。我赶忙走过去，细读碑上的文字：　　保圣夫人瓜尔嘉氏之墓　　碑后有小字　　兹尔瓜尔嘉氏，夙著贤声，久事宫掖属。朕冲幼保抱需人，维我圣祖母筒之，傅姆之中，知尔谨厚，悼视朕躬。尔奉命恰勤，夙著罔懈，凡善调护，审卫养、时衣服、节饮食、候寝兴、防疾苦，于礼皆尔职也……　　康熙四十年四月二十八日立　　我对正在郑重三鞠躬的福根说，这不是我们家的坟，这是康熙奶妈子的坟。福根说，我想你们的祖坟与此相差不会太多，摄了像回去让人看。谁也不会来细细查过。我说，我们自己的祖坟自然自己知道，为什么还要拍回去让人看，做这偷梁换柱的把戏?福根说，至少要让表哥看吧，他在家可是眼巴巴在等着呢。我说，这事儿你骗不了他，也瞒不了我，摄像者乃你下属，你们是一起的，你们来黄花山自有你们的目的，为此目的竟牵强附会，冒认亲戚，居心之叵测已昭然若揭。福根说，表姐怎这样多心?我们是亲戚毋庸置疑，您在文章里写得明明白白，我在见面时也说得清清楚楚，怎能是牵强附会?我说，你身为集团总裁，遮遮掩掩，扮作布衣，钻入我家，巧言令色，以博信任，能说是光明磊落吗?福根说，我一进门就告诉了你们，我叫李成志，怎能说不光明磊落?表姐这样无端怀疑实在让人伤心。我说，事到如今，你们还是给我实话实说，不要玩儿什么花样。李福根说，是这样的，我们成志集团公司开发了新产品“宫廷驻颜口服液”，为宣传起见，言所用配方来自清宫，就是慈禧太后每日饮用的中药制剂与花露，您祖上内眷常出入宫廷，将方子带出使之流传后代是顺理成章的事。我确有四位姑祖母，并非妄说，其一也确被卖入京城，见您写的姨祖母文章，当下料定确是其人，遂寻至北京，以续亲戚之好，驻颜的配方传入彼手，便是货真价实的“宫廷”了，从检验那一关看也是师出有名，依之有据，不是妄说。我说，转了半天还是妄说，我们家从未有过什么药汁，那些太后妃子谁爱驻颜谁驻颜，谁爱喝口服液谁喝口服液，与我们无关。红坎肩儿说，它却与成志集团有关，这件事儿弄成了可以在泰国、菲律宾开分公司，那里原料丰富，劳力低廉。一年下来利润有数百万，表姐、表哥若认下此事，算作百分之十五干股，足不出户，白白拿钱，何乐而不为?　　我问他，你是谁?　　红坎肩儿说，集团副总裁。　　我想说些“有奶便是娘”之类的话，但念及舜铨“勿弄傲慢轻侮之色”、“不可慢待讥讽”的嘱咐，便忍下了。　　十一　　回到家里。小院静悄悄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我急奔小屋，见屋门大敞，被褥零乱，不见舜铨，只那束菖蒲还在罐中寂寞地开放着。我又折向花厅，屋里只有大舅爷在用抹布擦拭隔扇。他见了我说，姑老爷今天下午突然大出血，已经送到医院去了，丽英和青青守在那里……　　没等他说完我就朝外跑，在大门口他追上我说，谁都得有这一天，迟早的事儿，真有什么，姑爸爸可得想开点儿，您这么一乱，丽英母女俩就更没了主意!　　大舅爷还说了许多，我已听不进。　　急匆匆赶到病房，舜铨情况已稍有缓和，蜡黄的脸上遍布着胶布和进进出出的管子，斜立在床头的蓝色氧气瓶有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坚硬与冰冷，连串的气泡，滴滴的血浆，这一切告诉我，床上的舜铨暂时还没有从生命的行列中退出。　　丽英的脸是苍白的，一双眼已哭得发肿，在抢救舜铨时她肯定有过呼天抢地的大恸。青青坐在床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父亲，父亲病情的急剧发展毕竟来得太突然，小孩子第一次感到了生命的残酷与不可捉摸，那双与她母亲极为相像的眼里充满了恐怖和不知所措。　　丽英三言两语讲了怎么回事，又讲多亏福根事先开出的三万元支票，在这样的时候，李家亲戚能帮上一把，这恩情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舜铨睁了一下眼睛，眼神散乱而茫然，竟没有认出站在病床边的我。青青俯下身去使劲儿叫爸，我说，不要打扰他了，让他静静地歇着吧。青青说，万一他要去了呢?我说，去了就去了，给他一个轻松，一个无牵无挂的松心。青青说，可是我爸不能去，李家表舅还托我爸写字呢!我说，人都这样了还写什么字!青青说，反正我爸不能走。丽英不愿意我们再说下去，厉声制止青青。青青说，姑爸爸也不是外人，我二舅说了，爸爸写不了字让姑爸爸写也行，只要写出“宫廷驻颜口服液”几个字，下面标上咱们家原来那长长的姓氏，后头是舜铨题还是舜铭题都一样。我说，既然舜铨与舜铭都一样，那么青青题也可以。青青说，我的名字太现代，不古老，都赖我姥姥，本来按辈儿排我排到“衍”字，可我姥姥不认那账，非管我叫青青，现在吃亏在眼前了吧……　　我感到了事情的复杂，把青青拽到走廊里，让她如实交代。在青青的讲述中，我终于搞清了下午的事：吃热汤面那天，福根给青青“买糖”的信封在福根离去的当晚被打开，并非是想像中的百元钞票，而是一张印字的白纸，八千元的数字赫然填在醒目之处。几个人都是头一次见识支票，其激动程度可想而知。那晚，我与舜铨在小屋里谈论老李冒认亲戚时，丽英和舅爷们正在花厅里商量支票的处理办法。二舅爷说，人家说了，是给青青买糖的，这钱的所有权当属于青青，可以让她妈妈代为保存，留待以后上大学用，姑老爷、姑爸爸那边就甭打招呼了，权当是孩子的私房钱。第二天去全聚德吃饭，离家之前福根向丽英说出让舜铨为他们的产品题字的想法，丽英们才明白，八千元并非单纯“买糖”之资，尚有他用。但钱到手如肉吃进嘴里，岂肯轻易吐出?再者，写字者是她的丈夫，这个主多少还做得，便一口应承下来。今日下午趁我去黄花山，便备好笔墨至舜铨病榻前，让他题写“宫廷驻颜口服液”。舜铨不写，还给丽英以训斥，丽英便哭，说钱已收了花了。舜铨听了这番话盛怒难抑，一手掀翻了炕桌，浓浓的墨汁濡染了一炕。舜铨说他清白磊落一生，谨守规范一世，今病且殆矣之时，怎可做这不明不白、欺上瞒下之事?这字他就是死也一字不写。言毕，抚胸剧咳，气往上涌，鲜血由鼻口喷涌而出……　　没等青青讲完，我已泪如雨下，转身进门，奔至舜铨床边，攥紧了他那只剩下皮包着骨头的手，我的老哥哥啊!——　　经过抢救，舜铨的生命得到了暂时的延缓，可以斜支起病床坐几分钟了。福根也常来看他，每次来都带来鲜花，不惟送舜铨，还送医生和护士，所以自舜铨住进医院以后，病房里和医护办公室里永远是鲜花盛开。　　总裁已非昔日书生装扮，而是西装革履，考究入时，头发一丝不乱，派头儿撑得很足。在他的主持下，舜铨被安排进高干病房，享受着特级护理。谁都知道，这里住着成志集团总裁的亲戚，他乘坐的那辆“奔驰”也为医院所熟悉，只要那辆车一进大门，就有人来通报舜铨，“大奔”来啦，您的大款亲戚又到啦!舜铨对福根很客气，二人相对，照旧谈笑风生，这使我对舜铨肃然起敬，惟其有看透人生的眼力，才会对人采取这么宽容通达的态度，这是我所不及的。　　舜铨跟我一样，从未呼过总裁为福根，所不同的是我将他称为老李，舜铨将他称为李先生。　　小院的拆迁工作已经开始，先是花厅，最后便是小屋。那个浸润过鲜血与墨渍的土炕，在推土机的轰鸣中玩具一样塌毁消失时，我似乎听到了一阵呻吟和似有似无的歌唱，又是“蓝梦歌舞厅”吧，我对自己这样说。　　一日午后，福根探视完毕才走，舜铨对我说所欠李先生住院费用一定如数还清，否则他住在这里不塌实。我说西北的钱已到，昨日已全部偿还。舜铨听了，沉默良久说，舜铭，难为你了。我说，七哥您怎说这样的话!舜铨说，想我缠绵床榻之时竟一贫如洗，有妻不能养，有女不能教，反靠弱妹接济，诚为兄长之憾也。数十年来，以卖画糊口，日常岂有盈余?抑或有也不过鼠尾之脓、车辙之水……我说七兄不必忧虑钱的事，舜铭在一日，便有兄嫂侄女一日，兄长数十年养育之恩时刻不敢忘怀，报之犹恐不及。舜铨说他病这几日，竟想起父亲给他讲的李鸿章一件事来。他说，李鸿章垂危弥留之际，恶卧京城贤良寺，其时有俄国使臣，在窗外恫吓催促，于邑难勘。死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可叹中堂大人至死不得安生。不想，今我命危，亦有人索字，虽不似俄使威逼恫吓的催促，也是先斩后奏的挤对。舜铨说，我平日常笑李中堂晚年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弥缝偷安之举，却不料数日前李先生言有车去黄花山，我听了竟怦然心动，趋近迎合。痛自惩责，亦为好利之心。老了老了，真可谓下流矣!　　我看舜铨有些激动，就变换话题，说文物部门已经来电话联系过，他们对铁足凤罐十分重视，周三负责人亲自来取，说是还要来医院看望您。舜铨说，罐子一定要妥善存好，万勿有何闪失，罐子取走之前，不要对其他人谈及此事，更不要谈论它的价值。既已答应捐献国家，不可再有变更，不轻言诺，诺必践之，即是如此；又说，舜铭以后写文章勿再将家事宣告于人，以免招事。　　我说记下了。　　舜铨说他很累了，让我扶他躺下。他已是十分虚弱，躺在那里连眼也睁不开了。望着深陷在枕头中的几乎只剩下一张皮的头颅，那宽阔的前额、深陷的眼窝，是那么熟悉，我想起了在太阳宫祖坟见到的祖父的颅骨，他们是何等相似……或许是心灵的感应，舜铨睁开疲倦的眼，懒懒地问了两个字：祖坟?……我说祖坟很好，碑也在，桌也在，石头鹰和小石桥都还在，那儿的景致气氛绝美无比，四野静谧，山色空漾……　　我奇怪，此刻怎么涌上心头、冒出嘴边的都是谎言，而这些谎言一经心血的洗礼，都变作了绝对的真实。舜铨的目光变得出奇地明亮。他很高兴，轻轻吟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又说，人生难免一死，所幸有祖宗坟茔，有那山紫水明，骋目舒怀的灵地……长眠父母身边……听秋虫……鸣唱……观草际……萤……飞……　　舜铨的声音渐渐低缓，微笑在那张孩童般稚气的脸上，弹出了优美的绝调。　　我闭上了眼，不忍见那渐渐淡了下去的微笑……　　抬头望去，窗外是一片深秋的蓝天，有云从天上掠过。晴丽的天空让人有种捉摸不透的深远，有种难以诉说的情愫。　　一阵酸涩，一阵惆怅。　　是啊，该结束的终归要结束，而在它最后消逝之时，却难免有那么一丝牵心动脉的疼痛，有那么一阵难以撒手的依恋……毕竟是旧家难舍，毕竟是手足情深。　　后记　　写后记是件画蛇添足的事情。　　但是，有些话又不得不说，书外边的意思跟书里边的意思毕竟不尽相同。一本小说没有序和后记恰如没有封面和封底，让人觉得不完美，觉得少了点儿什么；如若没有精致的插图，也会让人感到美中不足。本书承蒙邓友梅先生不弃赐序，承蒙老画家李滨声先生作插图，确是这部作品一大幸事。借此机会感谢两位大家对后学晚辈的提携和支持。　　这部作品写了北京金家十四个子女的故事，也写了我自己。　　它是由九个既相关又游离的故事，像编辫子一样,捋出了老北京一个世家的历史及其子女的命运历程。其中自然有不少我的情感和我的生活的东西，有人说我是在写自己，在写家族史，这未免让人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文学作品跟生活毕竞有很大差距，很难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这点，我想，熟悉我的家世的人和我们家那些知根知底的朋友以及我的那些在世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当是最清楚的。　　我们家是旗人，祖姓叶赫那拉，辛亥革命后改姓叶。叶赫那拉是一个庞大而辉煌的姓氏，以出皇后而著名，从高皇帝努尔哈赤的孝慈高皇后到景皇帝光绪的孝定景皇后，叶赫那拉氏中先后有五位姑奶奶入主过中宫，至于嫔、妃之类就更不在话下了。那拉氏一族中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就是纳兰性德，这位三十一岁便逝去的词界才子，一生写了那么多动人心弦的词章，实为我们满族叶赫人的骄傲。今日将其《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一词的词牌、词句作为本书书名及章节名，一方面是借其凄婉深沉的寓意，弥补本书之浮浅，一方面也有纪念先人的意思在其中。　　我的祖先入关后即被朝廷安置在北京东城，后来虽然搬了几回家，可终没离开过东边这块地界儿。按清朝典制，哪个旗在北京什么地方住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许随便乱挪。那时候的北京，东贵西富南穷北杂，风情极不相同。我们家人口多，规矩也多，我的祖父做过官，似乎没什么本事和作为，我们虽然将他呼之为老祖，但他对我们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谁也说不出他的更多情景。家里有前清时候留下来的照片，我们的老祖端坐其中，威严肃整、器宇轩昂，女眷们美丽端庄、丰容盛鬓，显示出了这个家族的精神。　　与我同辈的孩子按大排行来排一共十四个，十四个孩子均按“广”字相排，取名也很有讲究。我与我同父异母的大哥大约相差了三十多岁，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己经六十多岁了，六十多岁的父亲可以说是个很老的老阿玛了，理所当然便对我多了几分惯纵和宠爱。在叶家的女孩子中，有小名的只有我一个，我被全家人叫做“王八丫丫”，据说王八的性情是很倔强的，它一旦咬上了什么，绝不会撒嘴，我之所以与王八相连，被冠以王八称号，脾气秉性大概多与此物相近。我的小名在较我大几十岁的哥哥姐姐们中问广为流传，一直叫到今天，我的孩子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我在娘家还被人称为王八丫丫。儿时是戏谑，是喜爱，到了今天，便成了亲情，成了对过去岁月不可追溯的吊唁。三哥在临终时，挣扎着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深情地说，丫丫，你是我从小抱大的啊！　　听着这一声声呼唤，只让人动情。　　小时候父亲到哪儿去，参加什么活动，都爱带着我，别人说我是他孙女，这话我很不爱听，我父亲也不爱听。我能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显得活跃而灵动，与我那些严谨的哥哥姐姐们大相径庭，这与我在家庭中所处的位置不无关系。后来叶家子女中只有我从事文学创作，用他们的话说是属“不入流”的职业，这大约也是我的性情所致了。无规矩不成方圆，我们家到了我这儿己经压根儿谈不上什么规矩了，所以我在他们眼里也就成了极没出息的“不伦不类”。　　1968年我走出北京，来到陕西，这使我有了与京师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和人生体验；再后来我到国外去留学，那完全陌生的领域又使我与中国文化彻底拉开了距离，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我们的民族与文化，这些无异于给我开辟了一片更为广阔的视野。90年代中期，我从国外回来后，许多情景都有了很大改变，当然，这之中更大的是我个人观念的改变。1994年我成了“待业中年”，这与我不受羁绊、桀骜狂猖的性情有关，看似是被人推上了绝路，其实不啻是另一种生机的转折。承陕西作家陈忠实及省委宣传部孙豹隐的推荐，承贾平凹等大力支持，我被调入了西安市文联，从事专业创作。我至今感念文联的知遇之恩，感念我这些可贵的文学朋友们，——当然我也感念那些扇我一巴掌又将我踹出大门的人。　　生活的色彩是丰富的。　　也就是调入文联以后，创作才有了起色，如树上的果子一样，人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我写作的一些作品开始受到了读者的关注，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这似乎不是我的主观意志所能左右的。应该说我赶上了好时候，我们的文学处在一个创作空前自由、心灵非常舒展、文艺的路子越走越宽的时代。西安市文联和市里的领导不止一次对我说：叶广芩你什么心也不要操，你就塌塌实实地写你的小说，争取拿出好作品来！　　我为这种理解和支持而感动。　　我同样为我所处的时代而感动。　　中国几千年建立起来的道德观、价值观，深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中，背叛也好，维护也好，修正也好，变革也好，惟不能堕落。在改革开放多方位、多元化全面变更的时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不是静止的，它也处在动态的发展之中，人们的观念在变，人们的行为也在变，因文化所圈起的一切，终会因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导致的文化态度的变化而分裂，而各奔东西。这是我写《采桑子》的初衷。我力图将对文化、对历史、对社会、对现实的关怀纳入这种初衷，纳入一种文化和传统家族文化的背景，使它们形成一种反差而又共生互补。这其中，我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以及北京东城那座大宅院所赋予我的一切，同影响我们的这个时代一样是不可回避的，它在适合的土壤和空气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入了我的作品。这些不能不说的生活体验和感情积累，是我在以后才有的新的感受和思考，这种思考大概和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我的亲人们已经完全不同，有了很大差异。我是在写北京，写浸润北京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和事情，但我已不属于北京，至少我的心态己不属于北京。　　我能够在陕西存活下来，能够在这里顺利发展、生存，成为一个作家，这当归于陕西人海纳百川的宽广胸襟和他们的善良与朴实。陕西恢弘的帝王之气与厚重的人本之气是上天给予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馈赠。这是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古老的土地有周秦的大度、汉唐的气魄，土厚水醇。崇尚实际，西安以它的宽厚、诚挚、热情接纳了我，这也是我的福气和幸运。　　在这里，我要感谢全国各地喜欢我作品的读者，感谢全国各地的文学朋友和文学刊物。《采桑子》尚未完稿时，部分章节曾在一些刊物刊出过，这次承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错爱，使全稿得心付梓，其间编辑同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致谢。我会努力地写作，以回报生活和朋友们给我的一切。叶广芩1999年6月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