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那些事-11

「哟，什么时候也学着关心起别人来啦，早回来了，」她说：「快洗澡去吧，今天天气好，暖洋洋的。」我实在搞不懂，管他的，上楼再讲。「老幺，晚上想吃什么菜？」妈在下面说。「红烧克补，清炖咖啡！」「老幺！」妈大声地说：「你怎么啦！」「青菜！妈。」「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妈嘀嘀咕咕的。我实在想不通，西线无战事，安全上一垒。「老幺！」二姊站在那儿，重新换了衣服，一身鹅黄，蛮有青春气息的，念大学的人真舒服，有朝气。「干嘛，定坐看戏？免费招待！」我说着把书包丢进房?堙 A 老哥在?媕 Y 叫我。「老幺，听说你今天跷课！」「对！」「蛮有勇气的嘛！」老哥说：「不愧是我弟弟！」「少来！」二姊也进来，三堂会审眼见就要开始。「我没告诉妈！」二姊说，一大施舍。意外。「老幺，念书是自己的事不是别人的事，」老哥说：「我知道，你很累，可是千万撑下去，不能放松。」「其实我也曾和你一样，有一段日子真受不了，」二姊说：「可是我是撑下去了。」「老幺，说真的，现在跟你说你也许。。会怀疑，但念大学是有它一份意义和收获的。」老哥说着从书包上拍下一些草屑，也拍落了阳明山的和风煦日。「我晓得，」我说：「其实我也想念，因为已经走了十二年漫长的路了，再走四年又何妨？今天我不过是受不了这种天气的召唤，而去散散心罢了，你们又何必那么紧张？」「那怎么带女孩子去！」二姊说。不上道。「老姊，她们也和我们一样，只是散散心罢了，」我说：「二位放心，我还清醒得很哪！」「联考病！」老哥说：「原谅你！」大事化无。说来家庭还蛮温暖的，春兰秋桂常飘香。「老幺，我男朋友如何？」二姊说。「同班的？」「不是，土木工程的！」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挑的。「台湾的亚兰德伦！」我说。真想笑，土木工程，难怪，土里土气一点灵性也没有，不过配二姊绰绰有余。「谢啦！」她转身出去，风度绝佳，我嘘了一口气。「你看过她的他了？」老哥问。「看过了！」我躺下床来。「比起我怎么样？」「妈呀，差了一大截，又土又宝，」我说：「老哥不是我捧你的，你乱性格的，尤其是抽烟的时候！」「谢啦，要不要来一支品尝品尝！」老哥乐昏了，大学生还是很容易上当的。夜凉如水，洗完澡遍体舒畅，春天是是读书天。「老哥，你说，念了大学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可以干！」我问。「废话！」老哥躺在床上说：「上大学就是长大了。」「好，大学大学我和你势不两立了！」「怎么，破釜沉舟哪，有志气！」「不错，我捞到了一个春天，还要拥有永恒的春天。」我自言自语的说。「啥？」「我说，我胡子乱扎手的！」「鬼喔！」美丽的春天，美丽的星期天。明天不知是怎么样的春天哪！门外青山小孩离家的时候十三岁，小学刚毕业。跟村子里所有孩子一样，十三岁理所当然就是大人了。虽然毕业典礼领的是县长奖，一样，把奖品留给弟妹，第二天带着小小的包袱（里头是两套新的内衣裤，一件新的卡其短裤，是妈妈昨天晚上特地去瑞芳买的。要说是毕业成绩优异的奖赏，或者，成年的礼物，也行。）就跟着陌生的叔叔走下山坐火车到城市当学徒去了。临走没有人送行。爸爸妈妈工作去了，爸爸六点多就进矿坑了，妈妈七点去洗煤场，家里只剩下弟弟妹妹，一个背一个，总共四个。小孩离家前跟弟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字典要找一张纸包起来，不然书皮很快就会破掉，知道吗？字典是昨天刚拿到的奖品之一，另外是一支钢笔。钢笔他带着，就别在白上衣的口袋上。此后几年，小孩用到钢笔的机会很少，前几年每天几乎都是起早睡晚，每天像陀螺一样，被老板、老板娘、老板的妈妈、老板的小孩，以及大大小小的师傅们叫来叫去、骂来骂去、打来打去……，当然，还有必须要做的工作，以及，自己还要偷空学习如何操控工作机器。三年多之后，他升了师傅。才十七岁，却已经是家里真正的家长，因为一家人的生活所需最大的部分花的几乎就是他的收入。十九岁那年，他恋爱了，爱上工厂隔壁一个念北二女的女生。第一次要写情书的时候，发现当年那支县长钢笔的墨水管早已干涸，而且黏在一起，根本无法吸水。他买了原子笔，用两个晚上打草稿，然后把信拿给女生。女生竟然回信了，说愿意和他交朋友，并且赞美他的字好看，信也写得好。女生不知道他曾经得过好多次作文比赛以及书法比赛第一名，当然不知道小学毕业时，他拿的是县长奖。但，也就是那一年，他的右手被冲床轧到，整个手掌只剩下一根大拇指。当天冲床撞击以及剧痛的惨叫汇集而成的巨响彷彿也成了他奋发飞扬的生命的紧急煞车声，之后，彷彿一切都停顿了。学了六年的技术，停了。从五十块开始一直升到一千五百块的薪水，停了。写了十七封的情书，停了。出院之后，他回山上老家休养。带回来一个小小的旅行袋，以及一床棉被。旅行袋里装的是内衣裤以及几套外出服，以及十几封女孩给他的信。什么都停了。似乎连时间也停了。他每天重复看着女孩给他的信。妹妹问说，怎不再写信给人家呢？他说：我会再写啊，但，总要等到我学会怎么用左手写字，而且，写得跟用右手一样好看的时候……。女孩也许等不到他的信，或是其他?鴞]，有一天竟然坐火车然后又走了将近两小时的山路来找他。女孩细致、美好的模样让村子里的妈妈们惊讶到几乎反而成了客人，除了傻笑之外不知如何应对。厨房里，妈妈煮着冬粉鸭蛋汤要请女孩吃，孩子帮妈妈往灶里添煤，妈妈忽然一掩脸闷声哭了起来，断断续续地跟孩子说：人家是好命的人，咱不要害人家。孩子说：我知道。那天黄昏之前，孩子陪女孩下山去搭火车，从此，就没再回来了。曾经在山路上遇到他们的人说，两个人走得很慢，好像很舍不得把路一下就走完的样子。女孩回家了。男孩四天后才被人家找到，他在离山路稍远的杂木林里用树藤结束自己十九年的生命。※※※※※这应该算是一个故事大纲吧。当兵的时候，一个同梯的跟我说的真实故事。那时候也许年轻、干净，不管是刚听的时候，或者后来回想，眼泪总是忍不住就流了出来。那时很想把它写成一篇小说，没什么伟大的命题，只是对那样和自己有着近乎相似的成长背景的干净而无奈的青春的惋惜。那时候甚至连题目都定了，就叫「门外青山」。只因为一个联想的画面始终难忘：孩子回到山上老家休养的时候，孤独地坐在门口的样子。他的眼神，以及，他所看到的，?阴 m 的阴影不时快速飞掠的山峦。小说一直没写成，怎么写也都停留在大纲的样子里。写不下去的最大原因是始终无法达到心里早已形成的那种厚度和层次。慢慢的，这个故事被自己遗忘了。只剩下一些枝枝节节的片段曾经不自觉地被我引用在电影剧本或其他文字叙述中。一直到今年五月，在(((脊髓损伤潜能发展中心)))和许多「超人」面对面之后，这个故事才又清晰浮现。而一转头，三十年过去了。逐渐老去的人，心思不再年轻、单纯、易感；甚至连笑与流泪都不再那么自然自在，那么理直气壮理所当然。然而，类似的，停顿的生命、残缺抑或足以惋惜的青春的悲剧却始终不曾停止发生。所以，当一个病友说，受伤之后，有五年之内，他躲在屋里不敢见人，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他根本不敢面对世界；五年之内，他想到的只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即便想到却也无能为力。看着略带自嘲的眼神如此回忆着的他，我很想跟他说，我懂。我很想跟他说，三十多年前，一个和我一般年纪一般背景的孩子就曾这样想过，也这样做过。也很想跟他说，你真是幸运。因为有人即时喊你一声，拉你走出窠臼，让你知道门外青山依旧。而，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孩子，最后一眼的青?s 也就是最后一眼了。你在剧痛之后带给自己也带给别人期待与希望。他，却带给别人一生无法除却的剧痛与遗憾。青山依旧，超人们，加油！笑给天看生平最喜欢、最爱看可也最怕看的电影，是义大利新写实主义代表作之一的《单车失窃记》。说喜欢，好像也讲不出什么伟大的道理，就是有感觉、有共鸣、百看不厌；说怕看，则是因为每看必哭，而且随着年龄增长，自制力不增反减，看了会哭的段落还一次多过一次。电影的背景是二次大战结束后战败国的义大利。失业的爸爸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贴海报的工作，不过必须自备脚踏车。妈妈当了棉被买了一部，没想到开始工作不久，脚踏车就被偷了。爸爸带着儿子到处找，没找到。最后，爸爸决定也偷别人的。最后的结尾是：在儿子的注视下，爸爸失手被逮、被责打、被奚落、被侮辱。整部电影只有一个雰围——贫穷，以及求生。之所以有共鸣、有感觉，或许是电影里的某些细节，根本就是自己生命记忆的重现。比如，进当铺当棉被，却发现当铺里的棉被堆积如山。比如，爸爸找不到车子，肚子也饿了，竟然带儿子进餐馆，把身上所有钱全部花光。哦，对了，妈妈在生活最绝望的当下，竟然跟人家借钱去相命，所求的只是相命师的一句话：未来会很好！是这些细节的缘故吧？让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义大利真像台湾，现在当然知道——只要是贫穷，都有同一个面貌，不管在哪里。不同的，或许只是面对贫穷的态度而已。面对困境、抉择、生存关键的「态度」可美、可丑；可以坚定、可以柔软；可以刚烈，却也可以逆来顺受。记得以前看过另一部电影，纪录片，南美洲的国家，农人穷到活不下去了，组织起来去打游击。导演的角度放在这些农民身上，一个农民的领导者说：我带引大家跟上帝祈祷，请祂赐给我们面包，祂一直不给，所以，我只好带大家去要！镜头一直留在那样憨厚、纯朴却又坚定的黝黑脸上，留在握着土枪的那双厚实、龟裂、指甲缝满是泥土残留的手掌上。但，让我无法忘怀的，却是那些在农民临行前一起磨麦子做面包，好让他们路上不要挨饿的妇人。她们脸上毫无表情，边做面包边拉开衣服喂小孩吃奶，热面包出炉，还要赶走虎视眈眈的小孩，然后把面包塞进先生的怀里。而电影的最后，我们看到去军营把尸体领回来的，也是这些妇女。电影没拍，但我们绝对可以想像：未来把那些看着面包出炉却被驱赶开的小孩养大的，也还会是这些面无表情的妇人。其实，这样例子到处都有。台湾当然也有。只是当我们阅读史料，心里不舍那些在混乱恐怖时期牺牲生命的菁英的同时，我们经常忘记是谁把他们的孩子教养成人？是谁撑起那个残缺的家庭？当然是一群妇人，只是我们通常不知道她们的名与姓。远的不说，说近的的吧。几年前去南部拍电视节目，田里女人在施肥，问她们说先生怎么没来？她们说：「在忙啊！」忙什么？我问。她们一本正经地回我说：「忙着在大树脚谯政府！」去年母亲过世。她是一个记忆力超强，又善于讲故事的人。经验中，有一次才刚在树下听男人们说完村子里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在 二二 八 事件中如何在火车里被抓，说他如何有学问待人、如何仗义等等；回到家里，却听见妈妈在跟别人说那个男人的太太，说的却是她如何用许多碎布缝成漂亮的被子，如何要小孩改吃当时比米便宜的面粉食品，以及，如何拒绝校长要他们家小孩继续升学的劝说，理由是：「书念多了，脑袋会跟她们父亲一样，黑白想。」难怪自己有时会持平地自省：男女在面对同样的困境时，态度的差异到底在哪里？我简单的归纳是：男性想到的似乎是如何打破困境，女性则想着如何带引大家度过困境。父亲在矿业萧条时期受伤住在医院，午后醒来，望着窗外忽然闷叫一声：「天无天理！」而同一个时候，在矿场挑石头打零工的母亲却说：「再艰苦也要笑给天看！」这是家里的例子。最近正在写一个舞台剧本，写的是台湾阿嬷生活的点滴，想以她生命过程中经历的几个男人面对时代、文化变迁以及困境当前的态度，来对照她那种看似软弱但其实坚定，看似无为其实穿透一切，看似无言其实令人感受深刻的动人形象。在此同时却读到先觉出版社寄来的一本书稿《佐贺的超级阿嬷》。阅读过程的心情一如第一次看到《单车失窃记》，差异只是前者轻快明亮，后者凝重深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