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我是落花生的女儿前言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一段历史。我生活在动荡的岁月，被时代的浪潮从高山卷入海底：国家干部变成了铁窗女囚，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其间的艰辛曲折、酸甜苦辣，称得上传奇故事。媒体捕捉到了这个“卖点”，几乎全国的小报、杂志和电视节目都做过报道。不过记者们毕竟不是亲历者，而且注意力多在我不寻常的婚姻上，因而促使我自己动手，将真人真事和盘道出，也许能给别人一点儿人生的借鉴。我是许地山的幼女，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但他那质朴的“落花生精神”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不羡靓果枝头，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尽力作为“有用的人”，也很充实自信。自传取名为《麻花人生》，是形容它的被扭曲。国内的同龄人几十年来也未见平坦风顺，只是我的人生被扭得多几圈而已。麻花虽经扭曲油炸，仍不失可口。人生被扭被炸，也如我父亲在他的小说《商人妇》中所说的：“造作时是苦，希望时是乐。临事时是苦，回想时是乐。”这也是我始终乐观的原因。父亲养育我只有八年，而他给我的精神财富，让我享用终身。我经历的事也许可作为某些历史的佐证，所以有的地方显得啰唆了一点儿。第一部 童年第一章?混沌1 ............我的出生和第一个回忆人们结婚都选个好日子，可是哪天出生就不由自主了。我的生日按洋迷信讲是最糟糕的：13日，还正巧星期五。属猴的一般是1932年生人，可我是腊月，跨了年到了1933年1月，也可以说是1932年的13月，一个生日占了两个“13”，还赶上星期五，大不吉利！本来，我可以在12月25日出生的，圣诞节，多伟大！我妈妈在24日有了临产征兆，随即住进了协和医院。当天晚上就是圣诞夜，唱诗班的来病房“报佳音”，还送给我妈妈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也不知道是洋苹果的作用呢，还是耶稣不喜欢我，总之，妈妈就此一切正常，分娩的征兆烟消云散。回家又过了20天，我总算出生了。后来妈妈生我气时往往说：“你还没生出来就开始捣乱了。”真不讨喜。我祖父许南英公，台南人，曾投笔从戎，当了台湾民众自发抗日军队的“统领”。日本占领台湾后，他举家逃回大陆，失了根基，穷困潦倒，客死南洋。我父亲是基督教供他上的燕京大学，所以父亲信洋教，但决不迷信，不会硌硬这“黑色星期五”来到他家的孩子。但，也许他还是更想要一个男孩儿。一是我已经有了一个前房姐姐棥新，都14岁了，二是比我早生20个月的哥哥苓仲，不姓许，而是随我外祖父姓周。我外祖父周大烈公，湘潭人，是位维新派的老学究，教过书，当过官，还出过国，但他仍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连生七女竟无一男。这成了他的心病。他姑姑将贴身丫头当礼物送给他为妾，想不到还是一无所“出”。于是他就宣布了一条：凡娶他女儿的，必须承诺长子姓周。外祖父的愿望在五女儿和六女儿（我母亲）身上实现了。我五姨住上海，周大孙子他看不到，而我父亲和我母亲婚后就搬来与我外祖父同住，所以我哥哥虽然是“仲”，却更使外祖父欣慰，特地请了一位袁妈专门管我哥哥，染的红鸡蛋多得吃了一个月。相比之下，我的出生就雅静多了，从医院抱回来就放在厕所间里，由做粗活儿的刘妈兼照顾着。我妈妈懂科学，实行母乳喂养，我吃饱就睡，从不大哭大喊，不烦人。外祖父给我起名燕吉。燕者，生于北京也；吉者，可冲晦气也。人或早些或迟些，都有一件首先记得的事。我父亲说，他记得的第一件事是被人抱着在街上走。街上人很多，很挤，都朝着一个方向急忙地走着。他记得的这件事是台南人民逃难。清政府甲午战败，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而台湾人民奋起抗日，从台北开战，没有后援，节节败退到最后的台南。日军占领在即，人们不愿做日本人，凡能迁移的，都由台南乘船回大陆。我父亲记得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这件大事，那时他不满周岁。我的第一个记忆在两周岁左右，是在北京我家的门洞里，我坐在小板凳上等着刘妈给我往碗里剥石榴籽。石榴籽红晶晶的，我急着想吃，正在这时，来了一个客人，刘妈他们一下子都站起来招呼客人去了。我没吃着石榴，那客人跨过门槛时一撩的大褂下摆和黑亮的皮鞋，就印入我脑中了。这算什么有意义的事?!比起爸爸的第一记忆，太微不足道了，太莫名其妙了。老了以后想起这一印象，也许算是一种预示？在北京的家里还有许多大事，比如外祖父去世。上海的五姨、五姨父带表姐、表哥，天津的四姨、四姨父带大表哥都来了，宾客如流，小孩儿成群，热闹了十几天，我一点儿都不记得。后来，我妈妈随我爸爸去台湾探亲，让刘妈带着我寄住在附近的朋友水家三个多月。刘妈说，我和比我大几个月的水家小女儿玩得很好，还经常抢她的东西吃，我也一点儿没印象。再后来，爸爸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全家大小，连全部家当，又乘车又乘船，辗转数千里由北京到了香港。这一切，在我脑中都没留痕迹，单单记得穿皮鞋的搅了我吃石榴，真是混沌之至。2 ............香港的家到了香港，我记得的事就多了。一块儿去的有七人，爸爸、妈妈、哥哥、我，袁妈和刘妈，还有外祖父的那位姨太太。她被送到周家时，我母亲才一岁多，七姨还未出生，我那众多的姨也还都是少年儿童。她分担了我外祖母的不少家务，互相间感情很好。外祖父去世后，我父亲自然就承担了赡养她的义务。我亲外祖母在我母亲大学还没毕业时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就直称她婆婆。不过，我妈妈还是“先叫后不改”地称她姨太婆。妈妈待人宽厚，爸爸更是奉行博爱、平等。袁妈和刘妈两人在我家是舒畅的，另一方面，她们照顾我们兄妹也好几年了，互相都舍不得，所以她们毅然离开了京郊的亲人，随我们南下了。到香港时，哥哥四岁，我两岁了。袁妈那时48岁，管做饭；刘妈36岁，管卫生。除此以外，还各管各的小孩儿。婆婆那时56岁了，她没有任务，每天学识字、写字，有时还绣花。我家客厅的大靠垫上，绣的都是我爸爸读书或教书学校的校徽，全部出自婆婆之手，好些还绣出立体的花纹，真不愧为湘绣的传人。我们香港的家在半山区，罗便臣道尾，马路直通进了我家院子，成了一条盲道。原来的罗便臣道是由此上坡通连干德道的，阻断后在路基上建了东西两幢一样的二层楼，我家就在东边楼上。我们这两幢楼前的院子是从崖下用砖柱子撑上的水泥板架空搭成的，边上有矮栏墙。崖下有一条窄路，顺坡下行便直到港大的东门。这窄路上，对着我们院子的有座胡惠德医院，也是依山建的，房顶和我们的院子相平。医院大门开在倒数第二层，下面还有三四层。我家的东边是一个小山坡，上面长了许多棕榈树和灌木，隔开了房东家和我们这院子。院子的后面有一道石砌的护坡，山坡上面就是干德道。院子西边是崖，隔山沟就是港大的学生宿舍。红砖的三层楼房，一共三幢，也是依山一台台地建的。我们院子大致和中间那楼相平。从家里向前看，下面是香港西区密密的房子，再往前就是大海，有许多轮船，视线再远伸，就是九龙大地，朦胧一片。这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风景优美的住处是爸爸选中租下的，离港大又近，小孩儿也有撒欢的地方，的确理想。房子的平面像个球拍。前面三大间，有地板，有壁炉。中间有一个大过厅连着楼梯间。一个大卫生间，约十四平方米。“球拍柄”中间是过道，两边有房间，后面有个大厨房，还有一个后楼梯间和一个小卫生间。可谓七室二卫一厨一厅一阳台，总共二百多平方米。房顶是平的，四面有围墙。爸爸在上面种了许多大盆的花，有白兰、茉莉、玫瑰，还搭了个竹子花棚，养他喜欢的兰花、水仙，还有台湾的吊兰。平台中间放了两张长条椅，夏天乘凉看星星。平台边还养了一笼子鸡、一只乌龟。开始上面还养了一只黑点白狗，每晚跳到围墙上巡视，有人进院子它就狂吠，后来可能是它太大了，围墙窄，它掉下楼摔死了。不久后，我家真遭了贼。爸爸妈妈住前面西边那大间，中间的厅当饭厅，东边大间做客厅，我和哥哥还有袁妈、刘妈四人住客厅后面的那个大间。我们这间有个大阳台，客厅也有个门通这阳台。房顶的花棚被台风端走了以后，爸爸就在阳台上养他的高级兰花了，还养了一玻璃缸各样的观赏鱼。婆婆住“球拍柄”最前面的小间，她旁边一间是爸爸的书房。姐姐回来时就住书房。东边小间是食品间，上面是架板，下面是橱柜，还放了一台冰箱，再后面是大厨房。厨房对面就是上楼梯的楼梯间，还有那个小卫生间，最末尾是间客厅。梁漱溟先生在香港办《光明报》时就住在那间房里，直到我父亲去世，他才搬走。我的床在朝东的窗下，早上醒来一眼就看见山顶。山顶路上的路灯那时是点煤气的，有人一杆杆地去拧灭，我的眼就跟着一盏盏地数着看，晚上有时也一盏盏看着点亮。天好时，山顶总有大老鹰在盘旋，也不扇动，慢慢地转着，显得特别高贵、优雅，这是我最爱看的。我最不爱看的就是那山顶旗杆上的米字旗，心想，什么时候才能飘扬我们中国国旗？我们到香港的第二年就买了一辆小汽车，是奥斯汀7，只有两个门，到后排坐得放倒前排的椅背。过两年，将奥斯汀7换成了奥斯汀8，有四个门，车也大了些。爸爸上下班，参加集会，或外出游玩，都是妈妈开车接送，有时也捎上我和哥哥。每有节日庆典，妈妈就拉上婆婆和袁妈、刘妈到闹市区去看景。香港净是盘山窄路，急转弯又多，妈妈从未出过事故，驾技实在是高，她可能是中国第一位夫人司机了。3 ............妈妈的“法律”妈妈到香港后，没有到社会上去任职，除了协助并参加爸爸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外，就是育儿和理财治家。她是数学系毕业的，理财治家自然是她的强项，也是爸爸的弱项，他乐得不问家事。袁妈、刘妈都不识字，也不懂广东话，没法出门买菜，所以妈妈还得管理伙食，每早给菜场打电话，小伙计就会将要的菜送到家。妈妈可怜他不能去上学，还教他识字。妈妈育儿有一套科学方法：起床、睡觉的时间是铁定的，吃饭和大便的时间也不能随意更改。我和哥哥都是起床后饮水一杯，之后在马桶上一坐，超过时间没有便出来，下午就得喝一杯“果子露”——泄盐。这一大杯又咸又苦，拒喝是没门的。若第二天仍然没有来便，就要亲自动手来灌肠，大哭大喊皆不起作用。吃饭定量，一人一碗，各样营养丰富的菜一人一盘，都得吃光。有一次，袁妈做的肉馅苦瓜（湖南人爱吃苦瓜），我俩把馅子掏吃了，剩下苦瓜圈。妈妈来检查，勒令吃下。二人只好光口嚼苦瓜，真是“苦不堪言”。早饭半斤酸奶，不给放糖，晚饭还得喝半斤鲜奶，直吃得我从小就是个挺胸凸肚的胖子。妈妈还将橘子皮切丝，用糖腌一下，又甜又苦，抹在面包上吃，说是对身体好。夏天还要买一种细细的药蔗煮水，药味很浓，味道也不好，说是可以去暑气，着实锻炼了我的味觉。我们放学回家，喝一杯水就得坐在书桌前。我和哥哥的书桌是对着的，妈妈坐在中间就像排球裁判那样，监督着我们二人做作业。学校留的作业不是很多，做完了就开始上妈妈教的中文课。因为我们上的都是英制学校，中文课相对较少。读书、背诵和作文是主要内容。作文写好后妈妈修改，改好了再抄一遍，我们还得把改过的作文背下来。背错一字得挨一下手心板子。或者做错什么事，犯了什么错误，也在这个时候来“审问”和惩罚。哥哥聪明，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认错，连声保证“下次不敢了”，所以他挨打很少。而我则死犟不服，噘着嘴瞪着眼，即便知道自己不对也不肯认错，气得妈妈连打带拧。打痛了，我就张嘴大哭大号，目的是搬救兵：袁妈、刘妈还有婆婆听见就都跑来拉劝，总是说“还小呢，还小呢”。妈妈说：“这么大还小吗？不管教不行。”救兵来了，我更加使劲儿地哭喊，以泄私愤。我知道妈妈怕邻居嫌吵，最恨我号叫，我偏偏就号。我有两颗乳齿就是妈妈拿毛巾堵我嘴给塞掉的。在学校看到同学挨训哭得抽抽搭搭挺有滋味的，我也想学，又觉得怪累的，就算拉倒，还坚持大声号哭。因此我挨打的次数很多，几乎成了我每日必修的功课了。我六岁时，妈妈买来一架钢琴放在客厅里。抬来时，我觉得这东西挺好玩儿，还挺高兴。殊不知没过多久，这就成了我挨打的另一场所。钢琴老师每周来一次，哥哥也学，但妈妈对他没有要求，让他玩玩而已；而我每天上学前得练习半小时。妈妈坐在钢琴一头，一手拿着尺子，弹错一音就顺手敲一下指头，也挺疼的，所以我边哭边练是常有的事儿。爸爸不赞成妈妈的教育方式，有一天早上他们二人在客厅为此吵了一架，妈妈还打了爸爸一下。爸爸生气地上班走了，我吓得噤若寒蝉。妈妈哭着说都是为了我。直到中午在饭桌上，我看他们又和好了，我压抑了一上午的心才放松下来。自此我练琴用心多了。我四岁时，扁桃体大得阻碍吞咽，还常感冒。妈妈当机立断，送我去胡惠德医院动手术，把扁桃体割了。妈妈听说男孩儿割包皮有益健康，就把六岁的哥哥也一并送去吃了一刀。袁妈、刘妈还有婆婆都在手术室外哭泣，妈妈认为她们无知可笑。我入医院时懵懵懂懂的，可出院后再走过那医院，闻到消毒药水的气味就心跳加快、视若畏途。妈妈的卧室门每晚总开着，为的是听我们房间里的动静。我们兄妹在北京都患过百日咳，虽然早已痊愈，但一听到小孩儿咳嗽，妈妈就会起身过来看看。她有一个扁扁的体温表，有怀疑就给我们试试。若超过正常温度，先给吃药，后按上床，体温正常后才能下地。我的同学们感冒发烧后都在家里休息一两天。我妈妈不这样，只要好了就让上学去，从来不娇惯孩子。妈妈很少有吻我、抱我的亲昵举动，也几乎没和我们玩过。说实在的，我挺怕她的，我们家里是严母、慈父。4 ............最初的玩伴妈妈的“法律”虽严，但在我们上幼稚园的阶段，还是让我们有很多玩的时间的。我们楼下住进来一家英国人，姓梭特，有一个男孩儿叫迈克（Michael），比我哥哥小一点儿，比我大一点儿。西边那幢楼也住了一家英国人，有一个男孩儿叫肯尼斯（Kenneth），比我哥哥大两岁。放学后，他们三个一起玩。没有女孩儿，我也只好跟着他们。他们爬树，我上不去。他们爬导水管子翻上护坡，我也上不去，一转眼他们就跑得不见踪影了，我只好哭着回家。有一次，他们在迈克家的厨房里抓了许多豌豆出来，往耳朵里塞，给我塞得最多，我也不敢反抗。到家被袁妈发现了，婆婆拿了耳挖子来掏。他们塞得少，一会儿就掏净了，一窝蜂地又跑出去玩了，而我被揪着耳朵掏得眼泪直流。还有一次，我跟着他们跑，过了一个小沟，他们一伸腿都跃过去跑了。我不敢跳，下到沟底滑倒，滚了一身黏黏的绿苔，哭咧咧地回去。刘妈生气，说我：“一个丫头片子，成天跟臭小子们疯。看，弄这一身又脏又臭！再一回，我也不管你了！”说归说，刘妈还是给我换、给我洗。尤其是肯尼斯，看见我来，就拿大拇指顶在鼻尖上，扇动另四个指头，做那英国式的鬼脸，还管我叫“Tell”，说我爱告状，还笑话我不会站着撒尿，害得我尿湿了裤子。我顶恨他。他还特爱到我家来，来了就直奔厨房，伸手就抓菜吃，撵都撵不走。后来袁妈发明了一个办法，他一来厨房，袁妈就解开衣襟，露出干瘪的长奶，他就夺门而逃了。肯尼斯的妈妈也打他，用鸡毛掸子抽他的屁股。他两手护着腚，哭着朝外跑。我看见真解气、真痛快！肯尼斯家住了一两年就搬走了，迈克家一直住到香港沦陷。长大一点儿后，我就和迈克玩得少了，因为他一句中国话都不懂，我只能跟他连说带比画。而哥哥跟他交流则无障碍。梭特先生有电影放映机，我们常去他家看动画片。圣诞节他家有圣诞树，梭特先生也送小礼物给我们。迈克的妈妈死得早，我家人也都怜惜他，常让他上楼来玩。他去澳大利亚前，还送我一只瓷小狗作纪念。哥哥若不和迈克玩也和我玩，但是有条件的，玩一回洋娃娃，就得玩一回枪。有时我们也下棋，多半是以和平开始，以战争告终。打架的原因往往是我惹的，而我从未打赢过。5 ............又笨，又傻哥哥在北京已上了幼稚园，到香港继续上中班。我一个人在家，妈妈就教我识字。因为“左”字和“右”字老分不清，急脾气的妈妈就拧我。这下可好，一见她拿出字片来，我就紧张发怵，更分不清了。妈妈说，我哥哥识字只教一遍就记住了，少有像我这样笨的。第二年，我也上幼稚园，没见过这么多生人，又不懂广东话，死赖在哥哥班上。老师宽容了我两天，第三天，用武力将我挟到了小班，挣扎哭喊都不起作用，只好屈服。没过几天，我就完全适应，话也懂了，也就开始不安分了：揪人家小辫子，抢人家小手帕，招这个惹那个，被老师列为“不乖”之类。课间休息，乖的睡在桌上，不乖的睡在地砖上。谁若从桌上向下看我，我就向她做肯尼斯的那种鬼脸，还伸拳头示威；谁若告诉老师，我就说她是“Tell”，还伸出小拇指气她。在幼稚园，老师常带我们到校园里上课或做游戏，每人给一张小席子坐。为了分辨席子的正反面，我问了许多遍还是不得要领。老师没办法，只好说“你随便坐吧”。学跑跳步，同学们一看就会了，我练了好几天才会。老师说，我是太肥之故。后来学算术，我更是一窍不通，特别是文字题。老师念完题后问大家，同学们就齐声回答“加法”或“减法”，我就赶快记在题目头上，否则我就不知道。哥哥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有一年他还得了第一，而我那一年排在第十九名（总共才二十几人）。爸爸奖他一套木工工具，我则什么也没有，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等哥哥睡觉时，我悄悄起来，把这套挺重的工具压在哥哥的胸口上，以平妒火。我们上的学校是基督教办的圣司提反女校，英制十年一贯，由第十班升到第一班毕业。男生只许念到第十班。我由幼稚园升到第十班时，哥哥已转到只收男生的英皇书院去了。我的学校是座四层楼建筑，底层是幼稚园，风雨操场。当年还另有一所中制的小学租用了圣司提反底层的几间教室。二楼三楼是本校的教室和大礼堂，四楼是住读生和老师宿舍，学校正门开在二层楼。走上一小坡就是罗便臣道，离我们家很近。本来爸爸是想让我们读楼下那所中文学校的，妈妈从罗便臣道下来就进了圣司提反，报差了学校。等发现错了时，哥哥已经上了几天学，也就不去变更了。从第十班上起，上午是英文课，算术、自然、英文、宗教等都是英文课本，图画、音乐等副科也是上午，有的课还是英国老师教。下午是中文课，有国文、历史、地理等，用中文课本。还有国语课，教普通话。我就这门课最好，绝对第一。其他课，有妈妈每天的督导、补习，也算能跟上，但比起其他同学，我还是常冒傻气。有一学期，劳作课是每人缝制一条小围裙，布料统一剪裁。记得是校服的天蓝色，还带了个桃形的小兜。我在“万有画宝”上找了个黑猫的图案，想绣到小兜一旁。幸有婆婆的帮助，猫的头脸，还有难绣的尾巴、爪子等都是婆婆绣的。我只缝了部分的裙边，还绣了几针猫肚子。完了工，拿到学校交卷，还向同学们吹嘘，这都是我婆婆绣的。其实同学们的围裙都是大人们帮着做的，只不过人家不去宣传，再者，她们的也绝对比不上婆婆湘绣高手的水平。交了活儿，这件事也就抛诸脑后了。有一天早祷集合时，老校长照例讲话，我也照例在底下玩我的。忽然，听见了我的名字，后面还听见三个字“For Needle Work”。我一惊，瞪着眼睛不知所措。我们班的级任老师站起来喊我：“傻愣什么，还不快去？”说着就把我拽了出来，我迷迷糊糊地从老校长手中接过一个铅笔盒就回队了。原来，我的围裙作品，学校拿出去参展得了奖。散会回教室，一边走着就听到老师说我“傻到都没有给校长鞠躬”。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不是她做的。”我可委屈了，“本来我也没说是我做的嘛！”还是老师下了结论：“都不要讲了！”这笔盒有三层，在20世纪30年代算挺高级的了。我把它拿回家放在最下面的抽屉里，一次也没用过，甚至也不去看它，觉得它是个不义之财。有一次，老师发了考试卷子。我把变（“变”的繁体为“變”）字少写了六点，扣了分。同桌说：“你把点添上去找老师。”我就听了，按她说的改过后拿给老师。老师一看说：“你才点上的，还想来讹我！”顺手给我一个大耳光，把我掴回了座位。同学们都笑我好傻，说：“老师还能让你骗了？”我也没哭，自认活该。又有一次，来了位新同学，学校的书不全了。老师知道我还有哥哥的书，就让我带一本地理书来。地理书是白面子，我把哥哥用脏的书留下，把新书给了老师，同学们又说我好傻。回去跟妈妈一说，妈妈说：“把不好的留给自己、好的给别人是应该的。”我得到支持，挺高兴。我在学校不拔尖要强，也不和同学吵嘴，只是调皮捣乱，所以还没人说我坏，只说我傻乎乎的。6 ............“小妹子坏透哒”在学校，老师和同学说我傻，在家可不一样了，都说我坏，而且经常把“坏”的根据重复给我听，大概是想起到“以示警诫”的作用吧。那是到香港的初期，袁妈和刘妈吵嘴，袁妈说刘妈翻她箱子了，刘妈气得把自己的箱子打开要袁妈看。老式木箱挺大，我想蜷在里面一定很有意思，也不知轻重，就说：“我在箱子里打了个滚。”袁妈更得理，说“童言无欺”。刘妈哭着打了自己俩耳光。婆婆把刘妈推到楼梯间，刘妈坐在楼梯上哭。我心疼刘妈，挨着她坐。刘妈哭过一阵，用手指头使劲儿地戳了我额头一下说：“都怪你这丫头片子！”我莫名其妙。还有一回，妈妈和爸爸去参加一个聚会，也带上了我们俩。大人们在屋里说话，我和哥哥到院子里玩。院子里有一个金鱼池，里面游着大红鱼。哥哥站在池边的卵石上探头看着，我在他肩上只拍了一下，他就失了重心，卵石也滑动起来，“稀里哗啦”“扑通”一声，哥哥就与金鱼为伍了。幸亏池水不深，大人们跑出来捞他，都说是我把哥哥推下水的，可真冤枉人了。我姐姐由武汉来香港过暑假，正碰上抗日战争打起来，她不能回内地，就在香港继续读高中，有时候也跟我玩。她皮肤白，有雀斑，我说她脸上有苍蝇屎。后来姐姐回了内地，刘妈说都怪我说她有苍蝇屎，把她气走了，我信以为真，挺内疚的。爸爸有位姓严的女学生，抗战期间从北方来的，妈妈请她课余时间给我和哥哥做家教。我们还没去客厅见她，袁妈就挺神秘地告诉我们说，严先生带着一根铜尺，准备打我们用的。我马上就恨上这位还没见面的老师了，不但在上课时和她捣乱，下课后在饭桌上也给她闹难看，有一次还冲出一句：“要不是我妈妈叫你来，你都没地方去。”这话太像是大人教的了。我妈妈解释也不对，不解释也不对。等严先生走后，妈妈着实地打了我一顿。直到妈妈九十多岁，说起这件事还骂我“刻薄”。我家逢年过节要祭祖、摆供，将大桌子围上红围子，桌上摆一排牌位，还有人的画像。袁妈做许多菜放上，每张画像前还摆上筷子、饭碗、酒盅，像过家家一样好玩儿。哥哥说，那些祖宗就在桌子下面，围上桌围就是怕活人看见。我一听，大感兴趣，就钻进去看，什么也没看见，心想，也许还没来。过一会儿，又钻一次。婆婆就来制止，还在桌边看着我。我钻不成桌子，就开始研究上面那些画像，一个个就像戴着斗笠的猴子。当我将这成果发表出来，婆婆气坏了，连说：“这都是你的祖宗啊！”袁妈来圆场，说“童言无忌”，把我们赶跑。一会儿，爸爸来鞠一躬，妈妈、婆婆还有我们都依次磕过头，就可以美餐一顿了，我也把那些“老猴子”都忘诸脑后了。哥哥还告诉我，婆婆是公公的姨太太，还说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事。婆婆爱干净，床单浆得平平板板的。桌上的闹钟、铜墨盒是公公的遗物，总是擦得锃亮。我乘她不备，就到她床上一滚，到桌上乱动，或将她砚池的水洒到桌上。这一回，婆婆又在撵我出去，我忽地想起哥哥的话，大声说：“公公就不应该娶什么姨太太！”这下可把她气着了，拿了个鸡毛掸子追我，说：“好忤逆！敢说你公公！”我的房间有四扇门，她追也追不着，最后下了个湖南话的结论“小妹子坏透哒”！哥哥是幕后指使者，可他还得便宜又卖乖，在我床旁的壁炉墙上写了条“小妹不好”的大标语。我气得和他打架，还是以我的失败告终。第二章?天崩1 ............爸爸死了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那是1941年８月４日下午2点15分。暑假期间，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安心写他的《道教史》。这次，他回来已几天了。回来的那晚，他冲了个冷水澡，睡觉又受了风，感冒发烧，躺了一天，已经退烧了，还在家里休养着。这天，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袁妈、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袁妈说：“您别看报，还是睡午觉吧。”爸爸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他总是爱说笑话。之后他就回卧室去了。我们饭还没吃完，妈妈就回来了，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忽听到她大喊一声，叫着：“快来人！怎么啦！”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只见爸爸面色发紫，躺在床上没有反应。也不知谁说了句“快请大夫”，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我在后面紧跟着。跑到院子，哥哥忽然停步，转身对我说：“你去吧，我没穿裤子。”——他只穿条内裤，没穿短外裤。我向来就怕去医院，说：“你不去我也不去！”哥哥“嗨”了一声，转身撒腿就跑，我还跟着。到了胡惠德医院，哥哥就大喊：“我爸爸快死了，你们快去呀！”护士长原来都很熟悉的，看哥哥急得直跳，慌慌张张拿了药械跟我们跑到家里。那天中午院里没有医生，护士没有权力给人治病。她一手托着爸爸的上臂，一手拿着注射器，头颈转过来，对身旁的我妈妈连声说：“你负责啊！你负责啊！”妈妈攥手在胸前点着头，也连说：“我负责，我负责。”针打下去，爸爸长哼了一声，就像睡熟一样了。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爸爸死了呀！爸爸死了呀！”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哪！”事后，妈妈回忆说，爸爸晴天霹雳似的一死，她脑中一片空白，听见哥哥哭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顿时清醒镇定。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晰，终生不忘。这时爸爸的朋友开汽车来看望，一见这情况，稍定惊魂，马上就去找人办丧。他的车还没出院子，就又来了一辆，两车相对数秒，后来的车掉转方向，两车一块儿疾驰走了。我再到爸爸房里，爸爸已被摆放好，盖上了白床单，一只手露在单子外，指甲都是紫的，我伸手去摁也还是紫的。妈妈躺在床旁的沙发上，连声哭着说：“怎样让你爸爸活过来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按着爸爸的手，木木地站在那里。不一会儿家里就来了好多人，我被领回自己房间，和哥哥并排坐在他的床沿上。婆婆站在旁边一边哭，一边唱着数落，样子挺滑稽的。我一点儿都笑不出来，心像被重东西坠着。也不知过了多久，袁妈、刘妈来给我们两个梳头、洗脸，穿戴整齐带到客厅，原来是记者要照相。妈妈还嘱咐我们放自然一点儿，我们都学妈妈那样挺直了背照了。晚饭后，我悄悄溜到妈妈房间，推开房门，见有好几位妇女陪着她，都在数硬币、包硬币，妈妈的眼哭得很红肿。我没敢进去，退回来，从客厅门外看见爸爸已被移到客厅里了。客厅的沙发搬到了我们房间，人很多，袁妈、刘妈忙得也顾不上管我们，我一夜也没睡着。客厅里的人们通宵在打牌，吵吵嚷嚷的，只有爸爸顶器重的学生金应熙一个人低着头坐在我们房间的沙发上。我想，他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第二天上午，灵堂已布置好了。宋庆龄昨天就送来的大花圈放在中间，两旁都是花圈。爸爸还盖着单子，他脚头一侧的地上放了两个垫子，让我和哥哥两人跪上，谁来鞠躬，就给谁磕头回礼。来的人很多，川流不息，有些我们见过、认识，更多的不认识。开始我们还规规矩矩地磕，后来就马马虎虎地磕，再后来我俩就坐在垫子上了，最后，我俩就打起架来。有一个来吊丧的女士看见我们打架，竟泣不成声，吓得我们又老老实实地坐着。下午，殡仪馆的人来，给爸爸抹身穿衣。我在阳台上隔着门玻璃看的。他们把爸爸拉坐起来，爸爸的背很黄，上面还有一片片的斑，我觉得奇怪，可一点儿都不害怕。第三天中午盛殓，是西式棺木，板子很薄。妈妈站在靠爸爸头处，哥哥在她旁边，我在哥哥下边。灵堂里站满了人，我扶着棺材沿，看爸爸穿了一身长袍马褂，他平时参加隆重集会也穿的，可现在戴了顶瓜皮帽，看起来怪怪的。爸爸手边放了一本厚厚的《圣经》，把棺材楦得挺满的，就像冬天被被子裹严实的感觉。我知道以后就再看不见爸爸了，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们盖上棺材板，拧上螺丝。随后，棺材就被抬出了家，我们也跟着去了香港大学的大礼堂。大礼堂里面、外面挂了许多挽联，一副挨着一副。我转着脖子四面一看，只看懂也只记住了两副，一副是“赤子之心”，一副是“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问先生”。追悼会上有好些人讲了话，我似懂非懂，最后哥哥讲了几句答词。人们又把棺材抬出了礼堂，放进一辆黑色的大汽车里，开始出殡。学生们走在灵车两边，我和哥哥、妈妈在后面坐一辆小汽车，也一步步地慢慢开。那天天很热，我穿了一件现做的黑布长袍，更热，在车里还加上闷，我也一声不吭。好不容易到了坟场，将爸爸放进了挖好的穴里。我们朝上撒了土，听见砸到棺材上的咚咚声，很沉重。爸爸死了，自始至终我没有号哭，也没有掉眼泪。妈妈说我是没有感情，属无情无义之类！其实，我记得爸爸爱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六年的时间，桩桩件件我记得很多，记得很清。2 ............记忆中的爸爸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清算我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马上“结业”，我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劣迹”，就是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因为他喜欢孩子，而且见孩子都喜欢。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的确，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跑呀，蹦呀，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我们藏得严严实实，大气都不敢出。爸爸过来，先转上两圈，假意找不到，然后趁我们不备，猛地捉出一个，“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他在释放“小俘虏”前，必须尽情亲吻一番。他留着三撇胡须，挺扎的，凡被亲的，都两手捂着腮，以做抵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大人们自然有正经事要谈，但爸爸一定会提前抽身出来，和孩子们“疯”上一阵。爸爸爱旅游，到农村去也能招来一帮村童，把带来的食品分给他们，和他们交谈说笑，还和他们一块儿做游戏。有一次，爸爸带回家来一个流浪儿，是个男孩儿，比我大一点儿。袁妈给他洗干净，换上哥哥的衣服，爸爸把他送到收养孤儿的学校去了。那所学校爸爸也带我去过，孩子很多，都穿着蓝色制服。他们看见爸爸，也是欢呼着围了上来，可见爸爸是他们的老熟朋友了。爸爸到新界青山的寺庙里度暑假写文章，我们也去住过几天，发现小和尚们也喜欢我爸爸，到时候就来送水，送羊奶，扫地，抹桌子。完事了，爸爸给他们讲故事，说笑话，顶小的小和尚还没有我大。他们带了我和哥哥满寺院玩儿，还教我们唱“南无阿弥呀陀佛”。寒假暑假，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多，他教哥哥下棋，跟哥哥讲时事。至于愚顽不通窍的我，他也会发明些玩法来哄逗。他把背心撸上去，光膀子躺在竹席上，告诉我每个痦子、每个疙瘩都是电铃机关，一摁就有反应。我看那两粒奶头倒真像两个门铃，一按，他就发出叮咚的声音，再摁别处，他就发出另一种声音，高高低低，也有好听的，也有怪声的，惹得我咯咯直笑。也许摁了一下，他就会猛地坐起来，捉住我亲嘴，我捂着腮抗拒，他说谁叫我摁了“亲嘴”机关呢。他还张开嘴叫我看，说：“你看我的上腭是平的吧！你舔舔你的上腭。”我听了，舔舔，他说：“不平吧，要想长平就得多亲嘴。”我信以为真，只好挤上眼睛让他的胡子扎。有一次我吃橘子，不小心咽下去两个橘核，正在发愣。爸爸问：“你怎么啦？”“我把核咽下去了。”“几个？”“两个。”他像煞有介事地说：“明天你肩膀上就会长出两棵橘子树了。”我想，树要从肩膀上钻出来，得多疼呀，咧着嘴要哭。爸爸说：“不疼，不会疼，以后你还可以伸手就到肩膀上摘橘子吃，多好！”我看他开怀大笑的样子，将信将疑。不过一晚上，我还是不住地摸肩膀。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的。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哐哐”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去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恍然大悟，是爸爸的拇指戏演过。爸爸还真有艺术的天赋，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博得全场叫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也会乐器，会吹笙，还会唱闽南戏。爸爸的一位台湾同乡柯政和先生是位音乐人，爸爸和他合作译过许多外国名歌，也写过许多歌词，有时候也自己谱曲。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我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纪律》，歌词是：“在上学以前，床铺要叠起，在讲堂内里，文具要整齐，所做不苟且，件件合条理，那就叫作有纪律。如果事事都能如此，将来服务才有效率，可爱同学们大家齐努力，一切行为守纪律。”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孩子们写的。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我记得他教我认北斗星，就教我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也不给细讲，自己领会去。我想着，一个人黑天半夜带着大刀，想偷人家的马又胆小，不敢过去，总之，怪可怕的，就记住了。其实大相径庭。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爸爸爱大自然，爱到野外去，有时也带上我，可我惯会耍赖，蹲在地上说走不动了，知道爸爸会来驮我。我骑在他肩上，看得远又不出力，得意之至。爸爸怕我摔下来，还一直抓住我的腿驮到目的地。有时我们也去游泳。爸爸认为香港水域不太卫生，他不下水，只晒晒太阳，妈妈带我们去游。在山上、树林或海滩，爸爸都能给我们讲些知识。比如，他告诉过我，大石头上的白藓长了上千年了，有的树分公母两性，海滩上被浪冲刷剩下的贝壳顶叫醋龟，放在醋里它会冒气泡而“行动”。我和哥哥总是要找拾几个拿回去“实验”。爸爸虽是搞文史的，但对自然科学也挺有兴趣，他的书房里有好些自然科学的书。我常去翻看那些插图，所以我很小就知道胎儿在母体内是头朝下的，有些虫子会长得和树叶一样，等等。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他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子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有一回中午，妈妈开车去接他，也捎上了我和哥哥。正在车里等着，妈妈叫我们看，爸爸正搀扶着一位衣衫褴褛的老者从石阶上一步步走下来，那老者一定是向爸爸求帮助的。家里也常有人来找爸爸，我们管这些人叫“求帮的”。爸爸妈妈总是尽力满足他们。记得只有一位，爸爸没帮助他。那是个中年男子，穿的西服，来了就对爸爸说英语。爸爸很生气，说中国人和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英语，请他走。那人在院子里还冲我们楼上大声又说又喊，还是用的英语。爸爸从窗子里训了他几句，就走开了。我趴在窗户上，看那人没趣地走了。爸爸说，他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的人，也就是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有位台湾青年要到香港邮局工作，而邮局要求有人担保，其实爸爸过去并不认识他，也爽快地给他作了保。这人就是后来台湾政界的“大佬”谢东闵，20世纪80年代，他还托人带了张照片送给我妈妈，向我们问好。爸爸和他学生也很亲近，常有学生到家里来，每年还会在我家举办一两次“游乐会”。头几天全家就忙起来，制作游戏道具，准备奖品，布置会场，还要做些点心之类，学生们来都玩得很开心。每学年，他们要公演文艺节目，也到我家来排练，爸爸还给他们当导演，但总把我“拒之门外”。我听得见，看不到，很生气。我知道，爸爸有时还带他的学生们出游，从不带我，大概是怕我又赖地不走，让学生背。爸爸爱说笑话，随时随地能找到笑料，也会拿妈妈和我们俩来调侃，但对婆婆，绝不因她的出身而不尊她为长辈。对袁妈、刘妈也很客气有礼，就是提出批评，也只是说以后不要如何如何了。一般说，爸爸总是面带笑容的，但他也会发脾气，挺凶，打过哥哥一次，因为哥哥弄坏了他的宝贝台湾兰花，打完还问哥哥痛不痛。打过我四次。有一次是迈克上楼来玩，我无意中用棒子打了迈克的脑袋，迈克大哭。爸爸闻声过来打了我几下，我觉得挺冤的，就记住了。另三次挨打大概是罪有应得，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但有一次打得重，用鸡毛掸子在我胳膊上打出了一道紫棱。妈妈叫刘妈给我找了件长袖衫子穿上，还拉着我去，撸起袖子向爸爸“问罪”。爸爸冲我做了个怪相以表歉意，把我逗笑了。爸爸死时，我只有八岁多，又愚昧不开，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爸爸的乐观豁达，仅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润色了我的生活，受用未尽。3 ............爸爸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在香港，我们全家最常去的要数陈寅恪伯伯家了。爸爸和陈伯伯是同道，这是一层；我外祖父在陈公三立家做过教师，教过大陈伯伯衡恪，这又是一层；陈伯伯初到香港时，陈伯母就生了病，妈妈把他家两个大女儿流求和小彭接来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我们四个小孩儿玩得热火朝天。有这么上上下下的三重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了。他家搬过好几次，最后在九龙边一个叫Happy House的小区住得最久。到假日，妈妈开了汽车，我们就去了。爸爸和陈伯伯二人谈起来没完没了，我们也不去缠他。流求带了我们到后山上玩。我们四个跑呀，追呀，还满山探寻。广东人有将先人骨骸从坟中挖出装在坛子里若干年后再入土的风俗，有的坛子破裂，被野狗乱拖，这些人骨也能引起我们兴趣。中午回来，陈伯母听说我们竟玩起死人骨头，让我们洗了好几次手，最后还拿酒精消毒。找流求、小彭玩，是我和哥哥最开心的事。第二开心的就是去弗朗士家。弗朗士是英国人，爸爸港大的同事。他家在香港岛另一面的一座小山上，养着一头驴用来驮水，养一群羊，还有奶牛、鸭子、鸡、鹅、兔子、蜜蜂，还有猫和狗，整个是个小畜牧场。后来哥哥和我都学了畜牧专业，就是这时培养的兴趣。弗朗士独身，也很风趣。有一回，他挺神秘地告诉我，他娶了个姑娘。“啊？在哪儿？”“就在我房里。”我就快跑去看，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幅古装美女国画挂在墙上。当我失望地走出来，他们都哈哈大笑。弗朗士还信誓旦旦地说，他绝对Honest，大美人就是他Wife。他要爸爸给他译个中国名字。爸爸说，你的姓译成广东话就是“裤郎屎”（裤裆屎）。我在一旁直拍手，才解了气。爸爸去世时，他正利用暑假开大货车，为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往延安运送从海外募捐来的药品、物资。没想到只过了四个月，他就在香港对日作战时中弹牺牲了。近年，我曾两次去香港给父亲扫墓，也去赤柱军人坟场给他献一枝花。常去的还有马鉴（字季明）伯伯家。马伯伯是爸爸在燕京的同事、好友，爸爸到港后特请他来港大教书，共同致力于香港文化教育改革。马家的孩子比我们大不少，玩不起来，但马三姐马彬口才特好，讲起《福尔摩斯》来绘声绘色的。他家房子深，光线暗，越听越紧张，把只小板凳一挪再挪，直挪到马三姐的身边，抱住她的腿。她讲的《蓝丝带》《吸血妇》等，我现在还记得。爸爸的朋友陈乐素先生（陈垣公的儿子）是史学家，中药是他家祖业，在乡下有房子，我们也去过。房子里摆满大箩筐，里面都是中药。他家孩子多，我们一起玩，比我小一岁的阿超，会写大大的毛笔字。他七岁时写的一个大“寿”字，裱起来展览过。阿超的大姑姑，我们也跟着称她为大姑姐。爸爸去世之初，大姑姐住我家陪伴妈妈。每天早上，我和大姑姐同路一块儿走，我上学，她上班。她在光明报社工作，说是总经理叫萨空了，我听是“杀空了”，一定很厉害，可不敢迟到。香港沦陷后，大姑姐还常来看我们，教我们如何识别假货，避免受骗，一直关照着我们。蔡爱礼医生是港大的校医，台湾人，爸爸的同乡。他的大女儿敬文和我是同学，还有两个弟弟。我们两家常来往。有位法国老太太，应该称她“马当姆马蒂”，我们舌头笨，称她“马大马的”。她家也在港大附近，爸爸的朋友路过香港时往往住在她家。爸爸去看朋友时有几回也带我们一起去，她家没小孩儿，但有好些奇奇怪怪好玩儿的东西。她也爱开“游乐会”和“跳舞会”，都是我们最爱参加的。徐悲鸿先生在香港开画展，就住我们家里，他想买些古画，妈妈就开车送爸爸和他去了“马大马的”家。“马大马的”拿出许多画来给徐先生挑选，当他看到那幅后来被称为“悲鸿生命”的《八十七神仙卷》时，两只手都哆嗦起来。妈妈说，搞艺术的人情绪就是容易激动。有位Aunty谭，信天主教，独身，她与母亲及独身的哥哥同住。她家的餐厅像个船舱，还总是吃西餐。她对我们很好，我也喜欢她。有位胡校长，是一所女中的校长，她弟弟就是我们家对面的医院的院长胡惠德。胡校长在新界青山有座别墅。我们在那里度过暑假，平时假日也去过。《大公报》的名记者杨刚女士是我家常客。她总穿蓝布旗袍，不烫发，不化妆，在当时的香港是很少见的。我们称她杨先生，到客厅去见过就退出来，因为爸爸总要和她谈许久话。妈妈说她是共产党，我想共产党就是不一样，挺好的。我将来也不要摩登，要像共产党那样。《新儿童》的主编黄庆云，我们称她黄姐姐。《新儿童》是半月刊，封面特别好看。爸爸应她的要求，编了《桃金娘》和《萤灯》两篇童话刊在《新儿童》上。可惜，爸爸去世太早，否则还能多给孩子们写些。黄姐姐来，我们欢呼雀跃，她喜欢孩子们，还在我的作文本上找了一篇，题为“小蜜蜂的自述”，大约有五十来字，这是我第一次发表的“大作”。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办报就住在我家，他不吃肉，和我爸爸一样，所以他就在我家搭伙。晚上，爸爸、妈妈若是出门去了，梁先生就坐在小板凳上和婆婆、袁妈、刘妈聊天，讲好些我们闻所未闻的事情，我也挤在刘妈身边好奇地听着。我小时候就感觉到，梁先生和我爸爸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4 ............妈妈顶起了天爸爸下葬后，各界又开过几次追悼会，都是妈妈带了哥哥去的。追悼会开过，丧事就算办完了。治丧的朋友们可还在发愁，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经济来源可怎么得了！俗话说“救急不救贫”，靠任何外人都不是长久之计。妈妈叫周俟松，是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数学系毕业的，表示可以胜任教学工作。但那时暑假将结束，开学在即，各校师资已定。朋友们多方联系，最后定在铜锣湾的培正小学。虽说有点儿“大材小用”，但饥不择食，妈妈也就应聘了。总算“开”了“源”，但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和爸爸的收入相比，直如天上地下，必须还得“节流”。按说“节流”是我家的内部事，但朋友们还是热心关怀、积极建议：一是搬家换小房子，二是减辞用人，三是转学换校。转学换校只是我的事，哥哥已入英皇书院，是公立的，学费有限，而教会的英制圣司提反学费要高出许多。说是让我转去真光女中附小，我二话没说，就去考了。这“真光”我熟悉，姐姐念过，马小姐姐正在读着。从罗便臣道尾走到罗便臣道中，路我也认得。到了真光学校，老师已在等我，拿了题给我做。虽说只考我一个人，类乎走走形式，但我也把题都做了。中午，又一个人往回走，心想以后我就得天天走这条路，虽然比圣司提反远不少，但我也不怕。半路上，有座红砖的小楼房，哥哥说那里面有鬼，这我也没怕。我现在是个没有爸爸的小孩儿了，不能娇气，于是很有自信地回到家中。我七姨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修女，在青岛圣功女中教书，听到我爸爸的噩耗，和一位尹修女一起来香港看我们。袁妈、刘妈流着眼泪跟妈妈说，她们可以跟七姨回北京去，不给妈妈增加负担。妈妈不忍，融融洽洽相处十来年了，再说，小孩子没有了爸爸，再没了自幼相依的保姆，感情上更受伤害。妈妈提出了个办法，征求她俩的意见，立时使她俩破涕为笑，表示一定尽心尽力，帮助妈妈共渡难关。妈妈的办法是腾出两个大房间，办一个带伙食的公寓。七姨走后，妈妈搬到了爸爸的书房，那看得见海的两个大间布置成了卧室。这样一来，袁妈给人家做饭，刘妈打扫房间，给人家洗衣服，工资也挣出来了，房子也不用换了。记得住西边大间的两位大学生，他们有时也和大家谈笑。特别是哥哥喜欢向他们问这问那，他们也喜欢和哥哥说话，还说得怪热闹。住原客厅的，先是一对新婚夫妇来度蜜月的，后是贝特兰先生，一位新西兰记者，还参加过“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来后不久生了伤寒病，从医院回来休养。婆婆找了爸爸的一件小古董——铜制镂花柄的小铃铛放在他的床头，有事好叫刘妈。袁妈给他做西餐夹三明治，切下来的面包皮我都捡着吃了，好像这样就可以分担一点儿家庭负担似的。考了真光学校不久，妈妈就收到圣司提反老校长Miss Akens的信，说是为了感谢爸爸对香港的贡献，免去我的学费，直到我毕业，还让我在学校吃午饭。妈妈说，这就不用转学了，到真光去还得回来吃饭，留在圣司提反更好。英皇书院也来信，说免了哥哥的学费。还有位不相识的英国老太太，写信来要负担哥哥的零用钱。社会的关心给了妈妈挺大的安慰。开学后，我和哥哥上学，妈妈上班，袁妈、刘妈忙房客、忙家务，婆婆管顶棚上的花和小狗、小猫，日子也过得平平稳稳。朋友们叹为观止，说：“哎呀，许太太真了不起！”不过，变化还是有的：汽车卖掉了，钢琴没卖，移到了饭厅，大学生房客有时候敲几下。我的钢琴课彻底免了。我和哥哥的中文补课也免了，因为妈妈回来得迟，可能她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和我们淘神了。但我们下课后还是规规矩矩地坐在桌前写作业，让妈妈回来时看见心情好些。妈妈的心情就是家里气氛的晴雨表，有时候她回来挺高兴，说说学校里小孩子们的事，笑得挺开心，大家也都很开心；有时候就不然，特别是有些什么事触动她想起爸爸的时候，她就会大哭一场。给爸爸的坟墓做碑的石匠每次来都会惹她伤心，我都怕那石匠来。爸爸的猝死给了我挺大的精神压力，我老担心妈妈什么时候也忽然死了。有一天，她感冒发烧在家里躺着，我下课回家时，在坡上摘了一把紫色的野花，到家后轻轻把妈妈的房门开一小缝，看看她还活着才推门进去，把花放在她的床头。别人有没有精神压力我没问过，七姨来时，和尹修女两人轮番地给婆婆、袁妈、刘妈三人布道，劝得她们三人都去受了洗。现在，她们没事儿就念经、祷告，说这样爸爸就能早离炼狱升入天堂，天主还会保佑我们大小平安。就这样，我们虽有压力但也平稳地过了四个月。四个月后，香港沦陷了。第三章?地陷1 ............日本人打来，把我们“炸”进了天主教那是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上，我提了书篮，哥哥背了书包，一起走出家门去学校。还没出院子，就听见天上有“嘭嘭”的声音。抬头一看，有几架飞机在飞，飞机的两侧和后面不断有像棉花球似的一朵朵白云在绽放，挺好看的，于是我们停步看了起来。这时，妈妈打开窗户大声喊我们：“快回来！不上学了！”我们怀着满肚子疑惑回到家里，才知道天上是日本飞机，高射炮是英国人打的，不是演习，真的打起仗来了。方才是Aunty谭打电话告诉妈妈的，妈妈还在不住地接朋友们的电话，都是报告这个消息。房客贝特兰站在窗前，朝天上和海那边的九龙眺望，不一会儿，他穿好衣服和妈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妈妈说他投军去了，还说：“看人家，国难当头，不用叫，自己就去了。”之后，妈妈也匆匆地出门去了。上午，有人送来了三麻袋粮食，放在食品间的门后面。一袋是碎白米，两袋是玉米粒。我没见过这黄黄扁扁的玉米，就抄起来像玩沙子一样，哗啦哗啦地扬撒。刘妈过来说：“这是救命的粮食，不是玩意儿。幸亏你妈妈跑得快，抢到这几包，打起仗来，没吃的怎么办！”爸爸死后，我似乎开了些窍，也不那么胡搅蛮缠地捣乱了。刘妈一说，我也就乖乖地走开。袁妈还拿些杂物盖住这些粮食，又嘱咐我不要告诉外人。不久，妈妈回来了，看见我和哥哥挺高兴的样子，叹了口气说：“当小孩子多好，什么心也不操，天大的事也不用他们愁。”我本来想，当小孩儿没一点儿自由，大人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听妈妈这一叹，隐约地感觉到，打仗是件很严重的事。下午飞机还在炸，炸弹掉下来带来尖锐的呼啸之后，就是沉重的一响，看得见中弹房屋腾起的烟火。哥哥吓得直哭，拽着妈妈要去教堂受洗礼，说是不受洗炸死就上不了天堂。妈妈就带上我们兄妹，走到中区的主教大堂找到神父。因为早都认识了，他二话没说，带我们进了大殿，把圣水池中的水撩一些在我们额头上，入教的仪式就算完了。回家的路上，炸弹还在呼啸，可哥哥一蹦一跳地特别开心。他说一受洗礼，过去的罪孽一扫而光，现在是最纯洁的人，若是现在就被炸死，一直就升上天堂了。我未置可否，我可不想现在就被炸死。再说，我也没有感到有要死的危险。妈妈一路沉默。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事，她说，战争一开始，她就没寄希望于港英政府，知道沦陷只是迟早几日的事。倘若日本人登陆后和在南京一样见人就杀，我们就无处可躲，无处可藏。入了教，就可以逃到教堂里，日本人总不敢到哪国人都有的大教堂里去杀人吧！就这样，我们全家都成了天主教徒。2 ............泉水叮咚，野菜满锅虽然有了以防万一的办法，但战争还要延续多久，沦陷后又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三包粮食能否接济到社会恢复正常也是个悬念。袁妈、刘妈都说可以吃野菜，但香港有没有她们过去在北方熟悉的那些品种，还得去找寻或试吃。婆婆是南方人，她肯定地说野茼蒿是可以吃的，于是第二天，她们三人提了只大筐子上山，我也跟着。香港冬天草木不枯，野茼蒿好认，也多，时间不长筐子就满了。晚上煮了一大锅，她们当饭，却不给我盛。我就围着要，刘妈给了我一点儿，我觉得虽不难吃，可也不算好吃，对它的兴趣也就淡了。自开战后，灯火管制，家里没开过电灯，蜡烛也不许点，所以我们早早地就上床睡觉。不几天，自来水也停了。所幸我们那个架空的院子下面是岩石，石缝总在滴水，接水的任务就是我的了。提上一只桶，桶内放个小缸子，另一只手拿个小板凳，走到院子下面，选好地方，听着小缸子里的叮咚声。接接倒倒一坐几个小时，等桶里的水快满时，刘妈或袁妈就会来给我换只空桶，提水走的时候，还总不忘表扬我几句，这是我以往几乎听不到的，心里觉得怪美。3 ............来了两位一起避难的长辈房客贝特兰参军后，大学生房客也到学校集中参加战时服务去了。这时，家里又来了两位亲戚，一位是江南才女，很有风度的毛彦文女士，她是民国闻人香山慈幼院院长熊希龄的续弦夫人。由于熊希龄的前夫人朱其慧是我五姨父的姑母，所以虽然毛女士只比我妈妈大两岁，我们还是称她为熊婆婆。抗战开始，熊公公夫妇就离开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到上海居住，慈幼院则迁到了广西柳州，因此他们就需经常往来于沪桂两地。1938年元旦未到，熊公公就在路过香港时突发脑出血死在旅途中。妈妈及时把熊婆婆接来家里安顿，爸爸总揽的一应后事。以后熊婆婆独自主持慈幼院，每次来往路过都住我家。这次路过可能是父亲才去世，妈妈又在外工作，熊婆婆不想来打扰，就下榻九龙。偏偏赶上了战争，前进不得，后退也不能，妈妈请她赶快过海来我家，九龙不是可以停留之地了。另一位是陈八叔，妈妈的同学、好友陈蕙君的堂弟。周家和陈家是世交，同辈人都很熟识的。不过这陈八叔年轻，当时三十来岁，清华大学毕业，学电的，在九龙工作，还没成家，差不多每周都来，可袁妈、刘妈都不喜欢他。我们有时故意叫他八哥，降他一辈。有一次，我对着他念童谣：“八哥，八哥哥，学我说话，学会了和我吵架。”他飞起腿要拿尖头皮鞋踢我，被刘妈挡住，还训斥了他一顿。就这位八叔，现在九龙吃紧，他当然是不请自到了。妈妈说国难当头，大家还是互相帮助，多包涵些。袁妈、刘妈只能接纳他了，但对这位唯一的男子汉，谁也没抱什么期望。4 ............差点儿被炸死日军攻下九龙后，朝香港炮击就更频繁更猛烈了。开炮时，我就停止接水，回家和全家一起，挤坐在底层的楼梯下面，说是这里最安全。炮弹带着尖锐的呼啸声，接着就是沉闷地一炸，能感觉到地下一震。若是啸声低粗，爆炸声就会很大，表示弹落不远。开战后，窗玻璃上都贴了防震的纸条，没想到上过栓的大门会在剧烈的震动中猛地来回扇动，都可以看见外面的院子。兵荒马乱，没了大门可是万万不能的，我们赶紧搬来椅子顶上。后来还灌了两麻袋沙石挤住门下，上面再用大杠子撑牢，门才免了被震掉之虞。躲炮时没人说话，说也听不见，大家都在默默地用身和心感受炮弹的威力。可是天天如此，人慢慢也就麻木了。那天中午，大家围在桌前吃饭，忽然一声巨响，天也黑了，还有暴雨似的哗哗声。妈妈一跃而起奔去开楼梯间的门。门开了，天也亮了，声音也没了。大家正惊愣着，袁妈跑到饭厅来，看见大小都完好无损，才哆嗦着嘴唇说是炮弹掉院子里了。大家跑到旁边一看，那空闲地基边上有一堆土，满院子都是石头泥块，还有黑的弹片，方才一黑原来是土块迸射遮的。大家都连声说“好险”“万幸”。袁妈说她正在窗前念经，看见一个大黑球过来削断了一排棕榈树，改了方向顺着那小坡滚下，院子火光一闪，轰的一下，把她震得退了几步，这都是天主保佑的。妈妈倒没说感谢天主，只说若是掉到房上，正好大家在一块儿，都炸死也就算了，要是炸残废了，或者剩下几个，就难活了。当天下午，她就到胡惠德医院去租了一间从上往下数第三层的小病房——开战后，病人差不多都走光了，空房间多得很。这样，大家不用再挤在楼梯下，打炮时就去小房间的床上“排排坐”，晚上不打炮就回家睡觉。胡惠德医生的家就在医院旁边，他家也到医院里避弹。胡医生的小儿子比我小一点儿。他带着我们兄妹在医院里玩，从顶楼跑到底层，再从另一边楼梯跑上去。医院楼层多，过道拐来拐去，我们在里面捉迷藏就像入了迷魂阵，开心之至，以前对医院的紧张感全烟消云散了。有一个傍晚，我和哥哥在医院门厅玩，看见有汽车开过。本来这条路是不准走汽车的，我们便到路边去看，一下看见了我学校的秘书、英国人白伦斯女士，开着一辆货车往坡下走。我们离开学校好些日子了，看到老师特别高兴，不由得欢呼雀跃。老师也看见我们，笑着跟我们招手，慢慢地开了过去。我目送着，当车的尾部展现在我的眼前时，我就像胸口挨了致人眩晕的一击——后面是两条被齐齐炸断的腿！人躺在车厢里看不见，这两个截面，白的骨头，红的肉，太吓人了。我的感官和心灵都还没有承受过这么大的刺激，也没有这种准备。我忍着哭，好像也不是要哭，胸口压着，呼吸都困难起来。一连好些日子，这可怕的画面老在我眼前，觉也睡不好，吃也没胃口。炮弹掉在院子里只是惊了一下，随后就庆幸开心起来，而这两条断腿的印象竟纠缠了我数十年。有一天，我家那只黑白花的小狗多利像往常一样被放出去撒欢，可到傍晚还没有回来。哥哥扒在窗前盯着院子大门，呜呜地哭得怪可怜。我也喜欢多利，可我不抱什么希望，它肯定是被人捉去吃了。炮火连天，人还死呢，何况狗乎！这大概是哥哥在战争中最伤心的事了。开战十几天了，日本的炮越打越近，弹丸之地的香港岛估计坚持不了多久。一天在饭桌上，陈八叔说：“日本人来了，我就当顺民。”哥哥忽地一下拍案而起，直瞪着眼睛冲他大喊：“你这是想当亡国奴，没准儿还要当汉奸呢！”在我家，冲长辈大声嚷嚷属于“没样子”，是绝对不许可的。陈八叔反倒哈哈大笑说：“看把小苓气得，真是爱国！”也不知他是表扬我哥哥，还是在揶揄他。袁妈把哥哥拽走算完事。可是日本人来后，“亡国奴”就不是谁想当或不想当的事情了。第四章?铁蹄1 ............明抢香港史称“黑色圣诞”的1941年12月25日晚，港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日军了。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我下坡去接水，看见路上丢了好几件巡逻队的制服，还有防毒面具。我看面具好玩儿，拾了一个，被刘妈随即扔掉，说日本人看见要杀头的。怪不得都扔在路上了。炮是不响了，但山下市区时有枪声，也不知是谁打谁。有人来告诉妈妈防“烂仔”（地痞流氓）来抢，若来了就敲锅盆，大家邻里互救。还算幸运，“烂仔”没来，可日本人来抢了。日本人由两个汉奸带着，他拿着支大枪，站在门边。两个汉奸掏出个布告样的纸片给妈妈看，说是要“借”被子给“皇军”，就径直到卧室去拿。袁妈扑到被子上按住，说：“这个正盖着的，不能拿。”他们又去拽另一床被，袁妈又扑上去按住。妈妈怕汉奸要打袁妈，赶快去把贝特兰盖的那床被拿来给他们。他们还要，又给了一床挺厚的俄国毛毯。他们还不走，又给了一床薄些的被子，才算不出声了。走到楼梯口，妈妈追上去要汉奸写个“借条”，汉奸倒是写了。他们走后，妈妈把“借条”贴在大门外面。也许是起了作用，抢被子的没再来，可抢房子的来了。来的是个穿便服的日本人，带个翻译，把几个房间看看，就说让我们马上搬走，他明天就要房子。妈妈面对这种霸道的占领者，知道和他们是没道理可讲的，更不要去求他们，二话没讲。他们走后，妈妈定定神，马上去30米外的郑家，请求租他家的客厅过渡。郑先生爽快地答应了。郑先生是香港中国银行的经理，那一幢四层楼连半地下的底层都是他家的。客厅在一层，挺大，占了一层的一半面积，还带一个向着马路的大阳台。我们一秒钟也不敢耽搁，收拾的收拾，运输的运输。陈八叔停战后就回九龙去了，袁妈、刘妈还有我和哥哥就成了搬东西的主力，像蚂蚁一样，穿梭来往，东西一放，马上回来，真叫马不停蹄。下午，那个日本人又来了，一看，按住这件，说“这不要搬”，又按住那件说“这不要搬”。他一转身，我们马上就搬走这件。记得客厅里有一张红木镶边的大理石桌，我和哥哥抬起就走，重也顾不得了。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多路，出这么大力。晚上，大家累得连铺盖都不打开，在堆得满满当当的郑家客厅里，靠在行李卷上，腿疼得没地方放。天亮又接着干，等上午日本人来，基本上剩个空房子了。他愤愤地说了句“我不要了”，扭头而去。这场斗争我们虽获全胜，但往回搬可就搬不动了，直搬了一个月，还交了两边的房租。朋友们说打仗以后，房租都停交的。妈妈说，人家肯给我们救急，就感激不尽了，怎能再前说后不算。这一个月，我和哥哥基本上都在郑家这边。郑家最小的四个小孩儿，双生的儒钧、儒玉和她们的妹妹儒咏都是我们圣司提反的同学，还有他们一个弟弟，年龄也相仿，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玩得最多的是“做戏”，随便出一个题目，大家就分分角色，自编自导自演起来，即兴发挥，却都是挺投入的。剩下我和哥哥二人时，就在那阳台上玩皮球。不上学的日子也自由，快乐！2 ............米粒香港大学的师生在战时组织了护校、救治伤员等工作，停战后也没解散，考虑到经过18天的战乱，各家都将断炊，便让住在近处的家属们也到他们的食堂吃饭。我家也享受了这份照顾。妈妈、婆婆、熊婆婆和我们兄妹共五人便一天三回往港大跑。好在近，下个坡再上个坡就到了。开始还分中餐部、西餐部，没过几天，外籍人士都被抓入集中营了，我们就吃中餐。排个队，先拿一只大碟子，往前，扣上一勺饭，再走，浇上一勺菜，就坐到饭厅的餐桌上吃。这一份饭，对大小伙子是不够的，我们则嫌多些。人熟以后，他们就少给我们一点儿。吃完去还碟子，再领一份生米回桌上去拣。这拣米的工作就由婆婆和我二人来完成。米里有黑的小硬壳虫，白的细肉虫，绿的、黑的霉米，还有稗子、稻壳、沙子、小土块儿。得把米倒在桌上摊开，一点点地扒拉着拣，五份米也得拣好一会儿。若有没去壳的，就用指甲剥出米粒来，一颗也舍不得扔掉。有时候也有大学生来跟婆婆说好话，把他那份倒给我们拣，婆婆都没拒绝过。拣干净后，婆婆还要拿个小簸箕簸一遍，绝对可以食用才去交回。饭厅的服务人员也都是大学生，对我们这一老一小总是笑脸相迎。在港大吃了一个来月，日本人开了粮站，按户口本配售平价米，港大的特殊照顾也就停止了。买米的任务是袁妈和我两人的。粮站在下面的般含道。袁妈是天足，能走路，带上我是因为她不会说广东话。头天去没买到，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在粮站门口排着队，慢慢就来了许多人。袁妈一手拉着我，怕挤散了。粮站的人怕人多乱挤再出事，就拿支粉笔在每人肩上写个大大的号头，没排队的不给号，写够号头就叫明天来，这样迟来的人就散了，秩序也就好了。原来粮站的米有限，按供应量也供不上，供应量是每人每天老秤六两四，合现在就是四两，两百克，其他副食和油都没有。经常看见路边上躺着饿死的人，盖条麻袋，露出大黑脚板。港大的蔡爱礼医生是台湾人，通日语，日本人把他叫到卫生课去任职。他念及友情，让我妈妈也去上班，好拿一份工资糊口。在那里，妈妈得以看到收尸队的报表，港九两处一天收过九百多具！收尸队员告诉妈妈，头天看那人还有一口气，没收，第二天一看，身上被片得红鲜鲜地，被饿人吃了！自那以后，剩一口气的他们也收，省得那人再挨刀割。妈妈也看见过被割过的尸体，告诉我原来人是没有肥肉的。长大后我才悟过来，饿死的人哪里还有肥肉？卫生课占的是汇丰银行旁边一座银行高楼，也在海边，我去时总看见摩罗差（印度警察）押着苦力们扛着米麻包装上大轮船。衣衫褴褛的小孩儿们拿着废罐头盒跟在后面，一粒粒地拾掉在地上的米，被赶走随即又聚来。路人若丢下什么东西，小孩子们就蜂拥去抢，若是能吃的，就迫不及待地塞入口中。有一回，我看见一辆汽车里扔出一把柿子皮，后面的车碾了过去。小孩子们还是围过去，从地上抠起来送进嘴里。爸爸曾带我去看过一个大仓库，除了粮食，还有咸鱼、咸菜，贮在一排排大大的木囤里，要爬梯子上去才看得见里面的东西。这些食物都让日本人运走，接济南洋的战场去了。铁蹄之下，中国人的命连蚂蚁都不如。3 ............悲惨世界妈妈在卫生课没干几天，因为那里每早上班时要向东京方向默祷，像当汉奸似的。蔡医生就把她介绍到赞育医院做了事务员。赞育是家妇产医院，在西边街上，离家也近，当时有这么一份工作真是不容易。夏天，华仁书院复了课，是所男校，只能哥哥去上学。我的学校成了医院。战后，校长也入了集中营，我就在家“博览群书”。“群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小学生文库”，马鉴伯伯家回内地时给的，有百多本，公民、历史、地理、化学、生物都有。而我专看童话、民间故事和小说，多半能看懂，比如《黑奴魂》《鲁滨孙漂流记》《天方夜谭》等。午饭后，我下山给妈妈送饭去，就留在医院做妈妈给我指定的算术题，等妈妈下班一块儿回家。当年的西边街是条台阶路，路边是宽大的阶台，每级台阶上都坐着几个肿得黄亮的大男人。他们靠着墙伸着圆粗的腿，奓着圆粗的脚趾。我经过时，他们就盯着我手上的饭盒。我很紧张，低下头，快步离他们越远越好。那时发肿的人很常见，称“脚气病”，一说是缺少维生素Ｂ，一说是缺少蛋白质，总之就是饿的。医院门上下坐的都是产妇或病人的家属，铺着席子，晚上就睡在街上，等着，熬着。也不知是战争中受到惊吓，还是营养极差的缘故，难产的不少，几乎每天都有死亡的。医院的人还称死者为“黄鱼”，妈妈说，这些人连点儿同情心都没有。有一次，妈妈指给我看门外一家，一个年轻男人带了三个很小的孩子，说他们在门外已有两三天了，方才孩子们的母亲已去世，他们还不知道，还在盼着妈妈抱着孩子出院呢！真是可怜！我每天做算术题的空房间大概是医院的教室，中间一张长条桌，一排窗户临着西边街，窗下放了一张没有挡头的铁桌，罩着洁白的床单。我不敢把床单弄皱，更不愿看窗外的悲惨人群，习题做烦了，就只有拿墙角那副人骨标本解闷了。那是副完整的人骨，吊在支架上，各关节有铜丝连接，不但能动，还很灵活。我拉住它的手一拽，它就稀里哗啦地摇摆一通。那时我人矮，视角低，没有和那龇牙空眼的骷髅头面对面，否则不会那么开心的。做一会儿题，和骷髅跳会儿摇摆舞，时间也就过去了。有一天，我刚推开门，就看见一个女人叉开腿躺在窗前的铁床上，有几个穿白衣的在她身边忙着。听见门响，他们连同那床上的女人都转过头来，我马上关上门跑开去。妈妈不让我去她办公室，又怕方才那临时产房的医生出来骂我，我便跑出了医院门，沿着西边街走下坡，不远就到了皇后大道。皇后大道我战前来过，很漂亮很热闹的，有许多大商场，橱窗里的东西都好看极了，有眨着眼睛的猫头鹰招牌灯，转螺旋的柱子灯，还有飘出馋人味道的食品店、咖啡屋……现在完了，中弹的楼房还立着，不是没了顶就是残了墙，门、窗都没有了，只剩下空架子。好房子的铺面也多数上了门板。我正踯躅着，就听见低沉的呻吟，侧头一看，就在一栋破楼底下，躺了一片干枯的人。昏暗中，我看见他们向我伸出胳膊，掬着手，深眼眶中闪着灼灼的目光。一阵恶臭扑过来，一瞬间我差点儿喊出来，扭头一气跑回了医院，心还扑通乱跳，直想要哭。这些活骷髅是收尸队给集中的吧？掬着的手是向我要吃的？灼灼的眼光是怎么回事儿？我为什么要怕这些可怜的将死的人？惊吓、悲哀、同情、怜悯，似乎还有点儿愧疚，理不清的压抑，折磨了我好久。西边街的坡顶就是英皇书院。大门顺着转角，原来安着很大的门扇，显得庄重、高贵、鲜亮的红砖墙，映着神气的男孩子们，着实令人刮目相看。战前我哥哥就在这里上学。他说，英皇书院是不许女人进去的，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一探究竟的欲望。战后，学校停办了，学生散了，学校的门窗连同地板都让人给拆去当柴烧了，学校就像个张着大嘴的大怪物，趴在这转角路口。我探头看看，里面很大，静悄悄的，几次走到门口想迈腿进去，几次又停步缩回来。因为我怕里面也躺着饿殍。百年繁华的香港，转眼变成了人间地狱、悲惨世界。4 ............老朋友们的情况和教会的新相识战争进行中间，朋友们相互都是生死不明，家里只来过一位客人，就是给爸爸做坟的石匠。他看我家在半山，面对敌人炮火，目标显著，让我们到山下他家去躲避。才相识不久的人，冒着危险上来关心我们孤儿寡母，妈妈十分感动。停战后不久，就听说弗朗士牺牲了，Aunty谭的哥哥被登陆的日军枪杀了，陈寅恪伯伯一家还有梁漱溟先生都逃回内地了。楼下住的梭特先生入了集中营。他的厨子把家里的罐头给他送了去，说是梭特变得又老又瘦，在集中营得干苦力活儿，还挨日本人的鞭子，见到这位中国仆人竟痛哭失声。房客贝特兰入了战俘营，日本投降后，他写了一本书《在战争的阴影下》，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四十多年后，他将原稿寄给了我哥哥周苓仲，由我哥哥译成中文，编入中国和平出版社的“国际友人丛书”，也算一种缘分。熊婆婆在交通恢复之初就回上海了。走之前，她希望和我妈妈一起去看望一下蔡元培夫人。我妈妈说，小报记者知道后，会对三个寡妇凑到一起作些无聊的文章，所以就让我陪她去了。蔡夫人我以前见过，蔡先生两年前在香港去世时，我父亲主持了他的丧葬大事。经历了战乱，蔡夫人更显瘦弱憔悴了。熊婆婆还带我去看过梅兰芳先生，他就住我家上面的干德道，不远。回来时，熊婆婆说：“现在不唱戏，正好写点儿著作，他却老在家里睡觉。”最后，我还陪她过海，去万国公墓给熊公公上坟。墓地虽中过炸弹，但熊公公的坟无恙。再问蔡元培先生的墓，看坟人说没有这坟，我们以为炸坏了。正遗憾时，看坟人恍然大悟似的说：“你们要找蔡子民吧？”熊婆婆哭笑不得，只好点头。原来碑上刻的是“蔡孑民先生之墓”，看坟人认为是“子”字。蔡元培先生的墓碑被弹片崩掉一角，幸无大损。我们在炮火中受洗入教，一切从简，现在各样的规矩、礼节都得从头补上。好在我和哥哥在圣司提反都上过《圣经》课，天主造世界，亚当和夏娃，童贞马利亚生耶稣，耶稣死后又复活，这些都知道。教会介绍的“教母”叫左士琨，是港大的学生，长得挺漂亮，人也和善活泼，我们都喜欢她。她再教我们一些天主教的规矩、天主教的经文之类，就算通过了。七姨给我取了个教名Agnes，哥哥叫George。之后还有坚振礼，是在额上抹点儿油膏。还有一位教母，叫吴秀兰，大概有十六七岁，也是那种不认得多少汉字的华侨。她家就母女二人，离教堂不远，我又得定期去听“课”。课文全不记得，但她送我一串念珠，绿玻璃六角形的珠子，特别好看，我视若珍宝。又起了个坚振名字，是左士琨的教名，叫Beatrice，哥哥叫Albert。这回成了正儿八经的教友，一切也得正儿八经地按规矩办事。入教堂望弥撒得跪着，膝盖很痛。还得去“告解”，神父坐在小龛里，我跪到他侧边，隔着一扇有网板的小窗向神父坦白自己的罪过。之后，神父让我念多少遍经赎罪就算完毕。可我不喜欢告解，向一个陌生人说“隐私”总是挺紧张的。再者，每次都是说“我没听话，我打人了，还骂人了”，想不出什么新鲜词，怕神父斥我为屡犯不改，压力不小。告了解就可以领圣体，跪到祭台前，张开嘴，由做弥撒的神父放一枚硬币大小的干面片在我舌头上，我就回到原来的跪板上。干面片一会儿就化了，一点儿味道也没有，就像我入了教一样，一点儿味道也没尝出来。5 ............和日本人做斗争楼下梭特的厨师去集中营与梭特办过交代后就离开他家走了，房子空了一两天就住进来几个日本男人。自此，我们就不再在院子里逗留。战前西边的那幢楼就有了裂缝，用木杆子撑着，没有人住，那日本人在这里跟没有邻居一样。有时候他家有来客，送客走时，主人在门外，把腰弯个90度。每送走一个，他就点一下头，直到走光了才直腰。我从窗户朝下看，心想跟朋友敬礼还讨巧偷懒，不是好人。有时候还来日本女人，穿着和服、木屐，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叽叽嘎嘎地笑着，发现我在看她们，就向我招手。我赶快走开，不理日本婆。我哥哥上华仁书院，有日文课，同学们都不学，在底下玩，说话，吵。老师也明白，干脆站在教室门口去望风，见日本人或校长过来，大家就坐好，装出上课的样子。哥哥说，这也是抗日斗争。我们走在路上，要注意前面有没有岗哨，若是有便绕小路越过，不给日本兵敬礼。有时路上还有搜身的，特别在公共汽车和电车站上多。我们就夹紧胳膊弯着腰，说怕痒痒，笑着跑过去。搜身的看我们是小孩儿，也就算了。日本统治下的香港，粮食都只供应那么一点点，食油、副食根本就没有。蔡爱礼夫人常叫我和哥哥去她家吃饭，因为她家经常有肉吃。我们也在她家和她的三个孩子玩。那时蔡家已搬到卫生课的楼顶层，再上面就是11层楼的顶棚，地方大，视野也宽，也吵不到别人，成了我们五个孩子的乐园。那天，日本人庆祝攻陷新加坡，弄了一群人在汇丰银行前面耍狮子、舞龙。我们从上往下看得很清楚，齐声向下骂着“汉奸”“汉奸”！没人听见，自然也没人理我们。后来，蔡家的女佣拿上来五个面饼，说是日本人散发的。这种甜面饼，战前我们是不屑一顾的，现在也算是一种美餐了。圆饼中间是个红疤，日本的国徽。哥哥带头，先把那红疤抠下来，说是“消灭小日本”。我们也学样子，把红疤放在口中使劲儿嚼，颇有“壮志饥餐胡虏肉”的气概。香港人不堪日本的统治，日本人也维持不了这一百六十多万人的香港，回内地的人很多。人走得多了，一方面日本人减轻了负担，另一方面可以大量搜刮民财。凡是上船的，担子、行李都得打开让他们搜，好东西，他们就要了；看不顺眼的，或有怀疑的，就顺手扔进大海。我们在香港没有基业，单靠妈妈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六口的温饱，也不愿过这种亡国奴的日子，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也未可测，所以妈妈决定我们也走，回内地。回内地不是回老家，若让日本人搜掠得只剩下铺盖和换洗衣服，也是不易生活的。还是蔡医生帮助，介绍了一个管交通的日本大佐，只要我们送他几幅国画、字，他就让我们免受检查。那天，日本大佐来选画，我和哥哥二人在旁怒目而视。妈妈推我们下楼去玩，我们就下去坐在门口台阶上。大佐的日本司机是个小伙儿，坐在门外汽车里，看见我们就招手叫我们过去。我们摇摇头，他就下车走了过来，还拿出糖来给我们，一边比画着，说他家有弟弟、妹妹，和我们差不多大。看我们不接他的糖，就把糖纸剥开再给，表示诚意。糖并不高级，糖纸上印的连环画。我不认得日文，猜想大概是鼓励日本兵打仗的，就把糖纸踩在脚下。那小日本兵还是和善地笑着。我不禁奇怪起来，这貌似文人的大佐和这笑眯眯的小日本兵不像是鬼子，不过不像鬼子我也不喜欢他们。6 ............离别从这以后，家里就开始收拾东西。把钢琴处理了，盛字画的大柜子连同爸爸收集来的残砖破瓦，还有客厅角上立着的佛像等等，不可能带走的东西，一并拉到教堂的地下室存放。地下室没有墙，像学校的风雨操场似的，只是矮得多。那时，地下室存放的东西已不少，一家一堆，都有标记，以为很安全。1948年我七姨从青岛去美国，路过香港，来信说地下室遭了火灾，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妈妈当时就明白是被偷光了，放把火打掩护而已。果不然，30年后，妈妈在南京“文化大革命”抄没物品认领展上，看见一幅题款“地山兄指正”的字画没人认领，于是它就物归原主了。可惜它不会说话，不然如何从香港的教堂地下室到了南京的红卫兵手中，必是一个引人的故事。大人们忙着启程前的各种事情，我和哥哥视为最重要的就是动员袁妈、刘妈和我们一起走，还找出地图来证明，回内地就离北平近了一些。她俩只是叹气，被我们缠烦了就说我们两个不懂事，还说不能再拖累妈妈了。我们还真是不懂事，振振有词地说拖累不了。有时候，她们也不管我们的喋喋不休，只是把我们搂紧在怀中，泪光闪闪。妈妈已将她俩安排好了。袁妈去熊婆婆家，刘妈去水太太的妹妹家。我一岁时，刘妈带着我在水家住了半年多。水太太的妹妹，我们称她五姨，那时还没结婚，就住在她姐姐家，现在结了婚也在上海。妈妈托了人，把她俩一块儿带去，路上也能相互照应。到了上海的人家也都是熟悉的人，妈妈比较放心。分别的那天终于来临了，雇了一辆小货车，把行李全装上，婆婆带着我和哥哥坐在车尾行李上面。当车子起动，袁妈和刘妈追着车子跑，边哭边嘱咐我们两个一路要听话。婆婆也哭，哥哥也哭。我咬住嘴唇忍着，觉得自己就像《黑奴魂》里被卖走的小孩儿。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袁妈和刘妈也下了山，和带她们走的人住到另一家旅馆。她们俩还过来看我们。我们又见了面，又分别了一次。我和哥哥送她俩走了一段路。我的两只手一直攥着刘妈的大手掌，脸贴住她的身子，都没有说话。妈妈到码头上亲自看着把我们那六面都贴上了名字的行李装到了货船的中层，因为装在下层的东西通通都会被压坏，装在上层的就会被偷剩了空壳。这都是那些字画起的作用，而且还免了检查，所以妈妈连日本人最爱要的英文打字机都带了回来。我们还提前上了船，算个二等舱，其实就是个小统舱。没有床位，自己在地上打铺，能容二十来人。我们捷足先登，就占了离门远些的最里边。弄妥后，我和哥哥就到船舷看后上船的人们被检查。船下海面漂着枕头、小匣子之类被日本人扔进海里的东西。船终于离开码头了。我看见临海的干诺道上，从前那一座座英国国王大铜像的空柱台，铜像都倒在了街边地上，面朝里，颈上还挂了一块木牌，吊在背上。过去爸爸指给我看过，说那是英国人向中国人示威的东西，什么时候香港回到中国，就会把它们都搬下来。现在它们都下来了，但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敌人干的，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悲哀。往上看，山上一片郁郁葱葱，房屋掩映，那边曾经有过我的家。再西边，有爸爸的坟。走以前妈妈带我俩去告别，坟依然是土堆，妈妈在一边坐了许久许久，以至我们俩玩得都打起架来。妈妈流着泪喝住我们，指着土堆说：“这是你们爸爸的坟哪。”我俩才又悲从中来，乖乖地挨着妈妈，低着头坐了许久，惭愧不已。抬头再向上看，山顶飘的不是看惯的米字旗，而是个红膏药，赶快把眼光收了回来。香港越来越模糊，远去。别了，香港。别了，我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