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15

戴：不能有全面的资讯来源去判断真正的是非，这是我们寻找真相的最大问题。龙：一个人的判断，是要靠所知道的真相，而真相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是全面的。你只有去设法扩大资讯的来源。人民很可能被执政者对资讯的垄断所蒙蔽，而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希望把这个蒙骗的层面揭开。这是长期要做的工作。戴：如何训练一个人敏锐的观察力及独立思考的能力？龙：这需要培养，而培养的方式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从小训练孩子用自己的眼光去了解事情，用自己的质疑方式来下结论。譬如过去给我们的作文题是：“台湾是大有为的政府”。，如果要训练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作文题应是：“什么的政府才是大有为的政府”。我们不应先给结论，而是训练孩子自己去寻找结论。戴：如果学校并不鼓励这种独立思考能力的训练..龙：就得多看教你思考方法的逻辑以及哲学的书，另外多读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对人生的了解多面化。此外，多接触各方面的资讯，才能做出对比；但如果资讯来源的管道都被控制了，就有困难。戴：学院的训练，使你有缜密的思维，看好的文学作品，让你懂得剖析人性，但是和你一起受同样教育、看同样书的人，未必就有你这种凡事掀开锅盖一探究竟的性格，是否家庭的成长环境也对你有所影响？龙：我倒从未仔细想过这样的问题..（陷入沉思）嗯..我想母亲确实影响了我。在表面上，看不出我跟母亲有何相同的地方，这是因为我们教育程度的不同，我也没有她的强悍，可能因为我生活比较好，不需要强悍就能生存。但在母亲那个时代，她就必须强悍才能撑住家庭，可是她又不能表现出她比丈夫能干。她的痛苦在于很多事她能处理得比丈夫好，可是她不能表现，因为她是女人，为了这个，她一辈子受苦。如果将表层面剥开，可能母亲的强悍及叛逆性影响了我，使我不愿意轻易接受现实的摆布。戴：这又激发了我的另一个疑问，假设当初你用胡美丽或王阿香的名字发表社会评论，读者又知道你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想，文章发表出来产生的效果会是一样吗？龙：当初我的社会批评，不仅引起一般民众的共鸣，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定是一种成见。而且也受到知识界的肯定。如果像你讲的这种情形，我想一开始就会受排斥，所以，从《野火集》可以看出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这个社会所流露的心态是，只有男人可以写知性的文章，只有男人有见解，结果事实证明这种认定是一种成见。龙：但是，到现在为止，这种对男女性别刻板印象的偏差还存在。既然《野火集》的作者是女的，他们就想，这种女人一定声音极大，人极凶，极不可爱的半女人，总之，谈论多半是负面的。而写这类文章的若是男性，他们就认为这个男人很有见解，成熟、有勇气..戴：这次你差点因不能解决托儿问题而来不成新加坡，就你认为政府及企业应在这方面尽什么样的责任来协助妇女参与社会事务？龙：我觉得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就是提供妇女有选择的机会。想工作的妇女，政府和企业有完善的托儿制度及设备。使妇女能在毫无后顾之忧的情形下工作；想留在家里专心育儿的妇女，也有不出外工作的自由，而社会不致于歧视她没有外出工作的能力。社会必须了解，持家育儿是一个价值很高的真正的“工作”。戴：这次你的讲题是“作家的使命感”，就这点你有何观察？龙：我想没有人有资格或权力告诉作家应该有这个那个使命感。不过，我觉得一个越不健康，越不正常，制度越不合理的社会，作家的使命感就越强；在一些已经开放自由的民主社会中，所有的轮子都运转得很顺畅，作家的使命感就不强烈。戴：文学的理想是能把人从政治、种族、宗教种种的偏见与仇恨中提升出来，至少在文学的领域里，人是平等而相互尊重的；但是文学有时又不能避免与政治结合在一起，原因何在？龙：文学和政治“结合”是与当时的文化社会背景脱不了节的。我就以东、西德为例：柏林围墙倒下来之前的东德，是一个比较压抑的社会。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代议政治，也就是说人们没有他自己的喉舌，人民只有投奔作家，找代言人。而作家的创作主题不容易脱离政治的现实，读者与作者间也似乎有种完美的默契。东德读者很擅长读作家作品中的言外之意。东德作家像是走钢索的艺人，他小心地在表演，然后在步步危机中寻求平衡。他需要很高的文字技巧，他不能因为文字跌下来而摔死。读者像是看着高空表演的知音，他们仰头寻找那个作家故意踏空一步，然后在最适切的时候，发出最大的赞叹和惊讶！戴：现在柏林围墙倒了，作家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是否也变了？龙：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人民已不需要代言人，他们已找到自己的声音。人们只有在他真正需要文学慰藉的时候才会去找寻文学，但这种时候并不多。以西德为例：西德的作家多作品多，一个作品出来，好像一个小水滴掉进大海里，连声都没，更不要说泡沫。作家创作的主题逐渐走入内宇宙的世界，读者成了社会的少数人。戴：最后我想请问：作家是否应具有使命感？龙：当然使命感可以成为作家主要创作的泉源。《野火集》本身就是由使命感所点燃的。但是我站在文学评论者的立场，并不赞成将使命感做成一个唯一的文学艺术的衡量尺度。我们让有使命的作家去拥抱人民，让没有使命感的作家去拥抱自己，各尽所能，各给所有，各取所需，文学社会自然而然会是一个蓬勃的文学社会。会。。——原载马来西亚《中国报》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柏杨三十年前，便有人呼吁：台湾需要严正的文学批评！而且也曾有人看上了我，要我写一点书评。我当时就誓死不从，盖中国人的自卑感奇重，什么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批评，一旦被批评，立刻血海深仇。而且“人”和“事”也分不清楚，明明只批评他的创作，他却连自己也塞了进去。所以，我虽然也知道文学批评重要，却绝对不肯提笔上阵。老鼠虽然知道给猫脖子上挂铜铃重要，那可能救大家的命，但谁也不敢去挂。于是书评的专集虽然出了很多，可是千篇一律全是马屁工。好容易熬到三十年后，一本严正的文学批评，终于问世，那就是龙应台女士写的《龙应台评小说》。她是第一位用文学的观点，来检查台湾小说创作的作家，坦率正直，毫无顾忌。结果，场景在我意料之中，一方面招来好评如风，一方面也招来破口大骂。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她曾指出无名氏先生的小说：“冗长罗嗦得令人疲倦！”“除了滥情外，一无所有。只是一个爱情公式加上昏了头的呓语和咖啡屋里的故作深沉。”无名氏先生的反击可是森林式的，他发表在他老弟主编的“展望杂志”上，为自己盖世名著声嘶力竭地辩护后，还画龙点睛地攻击她性冷感。然而，文学批评招来的反击，比起社会批评招来的反击，又轻得多。前者不过想象她性冷感，后者可是想要她的命，龙应台的《野火集》出版后，以《青年日报》，《台湾日报》两家军方报纸为首的毒箭，密如雨下。王家元先生说了一句“二居心型”的磨刀霍霍开场白：“批评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批评者是怀着何种心态来从事批评。”这就有点不妙，因为杀手的“自由心证”就要出笼。李正寰先生还把台湾当作他被窝里的私产，警告龙应台女士，如果不满意，“为什么待在这里！”又认为杀江南不过小事一桩，他问龙应台女士：“你可知道美国有多少总统是被人暗杀的？”龙应台女士当然不知道，因为她好像从没有干过这种勾当。余怀麟先生却直截了当地指龙应台是“假洋鬼子”“二毛子心理”，而且断言，如果龙应台到她的“祖国”去做“良民”：“我敢保证，连个屁也不敢放！”打手终究是打手，所以“屁”是他们的特质，在飞帽之余，粗野下流的举动，忍不住爆发。以上的场景，呈献出的是一个古老的现象：攻击龙应台女士的人，很少讨论事实，而只一味地作情绪性的人身辱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死不认错，第一：我根本没错。一旦被逼得紧啦，把证据挂到鼻子上，第二步的行动则是：老羞成怒。不过，到底是时代不同，人心大变。我于本年（一九八六）上半年忽然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禁止出国期间，有一天，龙应台女士拨电话给我，五分钟的电话，竟中断了四五次，她大惊问：“有没有录音？”然后叹息：“我到现在才知道他们的利害。”其实，不准出国以及搞搞电话，不过是小动作，我可是见过大世面，碰上过大动作的。所以龙应台女士应该开心才对，虽然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黄金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精、颟顸头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被鲨鱼群咬得遍体鳞伤，但距大动作还有十万八千里。看完一些老羞成怒的纪录片，我还是为龙应台女士祝福，无论如何，趁着这个没有大动作的黄金排档，再为你的同胞多写一点肺腑之言。这个将被鲨鱼群、马屁精、颟顸头葬送的地区，需要你跟其他几位有爱心的人，如孙观汉先生、马森先生、杨青矗先生一样，伸手拯救。马森我交朋友，全凭一个缘字。跟应台的交往，也是起于一种缘分。生于同一个时代，又有幸在某一个空间相遇，自然是一种缘。然而时地的缘具备了以后，如双方有一方觉得对方面目可憎，言谈无味，仍然无法成为朋友。有人说决定人间善感或恶感的是人体所含有的化学成分，另一说则是由于人体所发射的电波或磁力。我没有能力做这种科学性的分析，所依赖的不过是一种不由己的主观印象罢了。我常常第一眼就可以从对方的眼眸中直觉到是否是一个可能的朋友。如果对方射出的眼光是冷漠排拒的，就已经表示了他没有跟你接交的意愿。如果对方的眼光是讽讥嘲弄的，大概表示他把你看成了某一种形态的怪物，你又何必去自讨无趣呢？要是对方的眼光一接触到你的，就像有一袭帘幕似地刷地拉了下来，使你无法透视他眼光后面的心思，这表示他不是对你具有戒心，就是城府极深，这样的征象不能不使你格外小心。如果对方的眼光在热切中含有阿谀的神采，则很可能他看中了你具有某种可资利用的价值。当你具有的这种价值消失的时候，他还愿意做你的朋友吗？就很难说了！应台的眼光给我的感觉却是坦荡亲切的。她思维缜密，却不具城府；她词锋犀利，并不含恶意。她对朋友有弹有赞，正是一个诤友和挚友所应具备的条件。记得我们初次见面是在“浓来”周浩正邀请的一次晚餐席上。那时候浩正还正在编《新书月刊》。他说最近有一位在《新书月刊》上撰写书评的作者十分了得，一定要介绍我们认识。并说那位作者已经写好了一篇评《夜游》的文章，预备下期发表，不过发表以前碍难给我事先过目。当然我并不曾提出这种无理的要求，是他害怕我欠缺久候的耐心，故意这样说来堵我的嘴的。那晚应台跟她的夫婿伯恩一同出席。在座的还有也是初次见面的席慕蓉。慕蓉也是那种慧而不黠，言谈爽直的性情中人，使人觉得一见如故。那晚在座的有作者、有编者、有专门挑眼的文评者，说起来颇有针锋相对之势，但事实上交谈却十分融洽、投机。应台评《夜游》的文章发表以后，我觉得她读得十分仔细，评得很有章法，对文学的鉴赏力和洞察力均属上乘。她挑眼剔刺之处，常常发作者之未见，使作者获益匪浅。当然我们也有不尽同意之处，但那只是普通两个个人在观点或口味上应有的歧异，不足为怪。为了感谢她的批评，我特意约她在罗斯福路一家牛排馆便餐。那晚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谈了些美加两国的生活吧！排馆便餐。那晚谈了些什么，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也有伊夫在座，大概多半谈了些美加两国的生活吧！以为《孤绝》是联经出版的，不能上时报的副刊，良有以也。后又寄给《联副》，同样遭到退稿。两报的副刊编辑都是我的朋友，没有理由因为原作者而退稿。应台书评的水准，有目共睹，当然也不是因为文评本身的问题。那么问题何在呢？原来台湾副刊的原则是不登书评的，深怕一旦破例，捧场、攻讦的文字潮涌而来，编者就难以应付了。这跟西方专刊书评的报纸副刊很为不同，可见我们素缺客观评论的习惯和训练，才会使编者如此戒惧，以致剥夺了报纸副刊读者读书评、文评的权利。那篇评《孤绝》的书评，最后还是在《新书月刊》刊出的。虽然应台的书评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但《新书月刊》停刊以后，立刻便发生了发表园地的问题；幸好主编《自立晚报》副刊的向阳只眼独具，贡献出副刊的篇幅，才使应台的书评得以继续与读者见面。《当代》杂志创刊以后，应台的书评遂移到《当代》发表。应台的大部分小说评论。后来收在尔雅出版社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一书中。当时出版的时候，据说尔雅出版社的主持人隐地只是喜爱应台的评论文章，还难预知出书以后是否可销。以后的畅销，是很出一般出版者的意料之外的。我在艺术学院客座结束以前，有一次席幕蓉和刘海北约几个朋友到龙潭去夜游，那次也有应台。另外还有张晓风、爱亚、孙春华、林贵真和隐地。在龙潭公园的草地上，真正坐到深夜，看到好大的一盘月亮。第二天早上，隐地还露了一手“荷叶稀饭”。玉色的米，浸入了荷叶的颜色和清香，真正具有几分仙气了。本来吃过了如此美味的早餐，就该知趣启程的，无奈大家都赖着不肯走，好歹又赖了席幕蓉一顿炒米粉的午餐。然而客人仍不肯起身，真是请客容易，逐客难！看看都快要把主人急哭了，众人才萌生了体谅主人的心情，起身就道。这时候席幕蓉终于松下一口气来，声言再也不请这群恶客进门。不幸她很健忘，过一段时间，忘了这次的教训，恐怕又要迎客上门了。不过她已搬离了龙潭，月下的赤足莲之夜，已不可再矣！以后跟应台又见过几次面，有一次介绍她认识了主编时报“人间”的金恒炜，不意在他们两人间竟展开了一次声光俱备的合作——在“人间”推出了龙应台的《野火集》。龙应台的这一把野火愈烧愈旺，社会上、人心中的一些污秽腐败的暗角，都成了野火焚烧清除的对象。经过一年多猛烈的烧掠，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心是否干净了一些呢？这个问题得需要历史的见证人来解答了。龙应台以她学院的理性与逻辑训练，加上她热爱乡土的赤诚，再加上率直的个性、敢言的勇气、善言的技巧、无畏的气魄，才能够写得出这种声光并茂、振奋人心的文章。但是如没有一个有眼光、具魄力的编者在幕后支持，再好的文章也无法与读者见面的吧！我于去年暑假再度来台的时候，应台已经在待产中，有些行动不便了。应台跟伯恩住在淡江大学的宿舍里，但在和平东路还租赁了一间房。我到台北后正无处可住，应台很慷慨地把那间空着的房子让给了我，还特意为我加装了冷气，实在令人感动。应台的弟弟龙医师就住在我的楼下，对我也有百般照顾，还分用了他的电话。在那段时间中，龙医师就成了大家的龙弟弟。好多朋友常常对我说：我请龙弟弟转告你。我也会对朋友说：如果我不在，有什么，就请告诉龙弟弟。装了冷气，实在令人感动。应台的弟弟龙医师就住在我的楼下，对我也有百般照顾，还分用了他的电话。在那段时间中，龙医师就成了大家的龙弟弟。好多朋友常常对我说：我请龙弟弟转告你。我也会对朋友说：如果我不在，有什么，就请告诉龙弟弟。今年春天，接到隐地的来信，他提议我们时常一同出游的一伙朋友合出一本选集，其中有席慕蓉、张晓风、爱亚、楚戈、蒋勋、隐地自己，当然也有龙应台。书名是《希望有一条船》，收有散文作家和诗人的小说和小说作家的诗。今夏我又告别了对我来说越来越感到冷漠的英伦，回到了热切渴望着的台北。圆神的简志忠说好要来机场接我，但一下飞机赫然发现除了志忠外，还有同坐一条船的那七位朋友。真是使我喜出望外，令我感到似乎是台北通过他们热情的臂膀在欢迎我。应台是我走出机场后最后看到的一位朋友。远远见她走过来，发现她又恢复了原来窈窕的身材，亲切热情如故。我说：“恭喜呀！去年是你的龙年，不但出了两本龙书，而且生了一个龙子！”她笑得很开心。但是，她就要走了，伯恩接受了瑞士一家银行的聘约，不久他们全家都要迁居瑞士。那时候距离我的寄居之地倒是近了，但却远离了这两三年来她为之掬心绞脑的故土，在她的笑容中，使我感觉到一种凄怆的意味。一九八六年七月廿三日于台北救赎马以工去年的同学会是在狮头山开的，班上一位混得很不错的同学表示，他要请三桌素席。几部宾士、富豪名牌车浩浩荡荡地杀上了半山的一座禅寺，住持尼姑冷冷地看着这群施主，说着：“那么年轻的人，又没什么大事，吃什么素席！”那么轻易地，就推掉了近万元的收入。天气微暗时，我们被安排吃他们日常的素斋饭，简易的四莱一汤，老尼姑向每一桌交待，庙中没有养猪，碗中不要剩饭。我走到一桌前，正要坐下，老尼姑客气地对我说：“小姐，你们坐那几桌，这一桌是特别修行的，他们吃‘剩菜’的！”一会儿，坐下了几位刚念完经的太大们，看他们穿戴，经济状况应该是十分良好，他们在那桌坐下，甘之若饴地吃着别人的剩菜。※※※可能是为了避免过分刺激，龙应台替《烟幕》一书写的序文《弱国，你会说“不”吗？》六三禁烟节刊登在《中国时报》上时，弱国两个字被编辑拿掉了。《天下》杂志的殷允凡看过这篇文章后告诉我，这篇文章不太像龙应台过去的文章，后半部简直是像我在说话。我把这段话告诉龙应台后，我们两人在电话中大笑起来，“殷允凡真是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好眼力！”我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说。那篇文章的后段；的确是我所提供一连串的数据，以及一大堆我的气愤，但也经由这篇文章，使我对龙应台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当一种社会运动变得十分热门，或是竟然成为主流时，参与者的心态与组成分子就会变得十分复杂。“搭便车”的人，在任何社会运动草创的初期，必是躲在幕后，成了气候之后他倒也摇身一变成了支持者。如果他本身专业知识丰足，谈环境问题只是想出出风头，倒也罢了。最怕的是似是而非地在讨论环境问题，或有些人纯粹以关心或爱心为出发点，却不愿意支持专家呼吁的保护方法，甚而错听了非专家的理论，造成爱之反而害之的恶果。这两类的人最容易被对立的利益团体丑化与攻击。同时，由于环境问题变成了最容易引起共鸣，每一个人切身的问题时，环境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治反对者，在他提出其他社会改革口号，过于空洞而引不起群众关注时，所剩下来最大的本钱。也有些人，以阶级仇恨的心理来看利益团体。当然也有不少人是真正的“受害者”，这几种人反对的力量可能最为猛烈，但他们反对的效果却不一定卓越，有时他们的反对，反而造成一种反效果。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我们一些看法相同的朋友，觉得自己像斗鱼，也许是好斗成性使我们仍坚持立场，但是我相信，除了嫉恶如仇外，一定还有些什么，除了做斗鱼之外，一定应该还有一些更人本思想的目标。龙年我也尝试看在想，什么才是更高层次的奋斗目标呢？我把龙应台为《烟幕》所写的序文再拿出来看，前半部是一个六岁印度小孩拉吉夫的故事，一开始拉吉夫已经被永备化工的氰酸毒气毒死，他身为洗槽工人的父亲，在泄气的当时，已先拉吉夫而亡。这样的故事与相同的感动，我曾在读《野火集》时感受到，特别是读到《不会“闹事”的一代》。这篇文章刊出时，我并不在台湾，几乎是同时，我也经历了这篇文章一开始，引述自《纽约客》上的一个故事。我的故事则发生在旧金山，站在渔夫码头附近的戏院前，挣扎着该不该进去看那部叫《龙年》的电影，看看电影的海报，中国人的形象已经有改善，不再是福满州或陈查礼之类的妖怪，然而骨子中应该仍是一部辱华电影，脑中闪过的是昨天电视新闻，此间华人抗议的画面，不看是敌忾同仇，看呢？回台湾后多一个吹牛话题，因为台湾势必是会被禁演的。最后我还是决定不看。我很庆幸我的决定，而后我看到《不会“闹事”的一代》时，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有学生一次又一次花钱买票进场去抗议，在纽约抗议南非的种族歧视，一次又一次被观众嘘，被警察架出去，故事的结尾最为感人：“观众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廿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她全身在颤抖。”虽然龙应台在后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会基于自由自主的原则而反对这些学生强迫向别人推销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可以做出这样行为的人，至少先具备了关心此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不然他们大可拿这买票的五块钱去溜冰或吃掉。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她全身在颤抖。”虽然龙应台在后面的文字中，表示她自己可能会基于自由自主的原则而反对这些学生强迫向别人推销自己的理想，但她肯定可以做出这样行为的人，至少先具备了关心此界，有价值判断及充分的道德勇气。不然他们大可拿这买票的五块钱去溜冰或吃掉。一九八四我也曾经问过她写这些文章的动机，她并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有些事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但只要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存在一天，这些东西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声势浩大。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抽样调查，知识分子的心中最大的恐惧，很可能都是不愿意生活在如欧威尔所描写的《一九八四》的生活中，龙应台写下了《欧威尔的台湾？》期盼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希望有理性及面对事实的勇气。这是《野火集》中唯一一篇没有刊登过的文章，显然现实与她所期盼的理想之间，还是有距离，这个距离本质上即是一种危机。生态学上一个故事，正可以来说明这种危机：假设布袋莲生长的速度是每天一倍，而有一座池塘会在三十天内长满。那么在第什五天时，布袋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