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14

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而《野火集》究竟又碰了什么碰不得的敏感事呢？有些小学用经费去建伟人铜像，却没有钱修建厕所，使孩子整日憋尿；我说，厕所比伟人铜像重要；这是敏感问题吗？政府若失信于民，我说，人民要有勇气兴讼，“对立”也是民主的权利。这个观众“危险”吗？如果我们不把台湾真正当家，继续抱着临时落脚的心态，我说，那么环境与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做好，这个说法是禁忌吗？许多人用“拍案叫好”这个辞来描述读《野火集》的感觉。可是我承受着相当的压力，冒着所谓“出毛病”的风险，难道只是为了给读者在吃烧饼油条之余一点情绪上的快感？快感过了之后呢？鼓掌的人是否会进一步思索比发泄情绪更重要的问题本体：我们这个号称自由开放的社会为什么有一身敏感发红的肿块？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个健康的社会？那些红肿是怎么造成的？如果那些敏感带永远不许碰，又是否有医治的可能？不，我写“野火”，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群众的“宠”盲目而肤浅，我不稀罕。我所寄望投诉的，是个拒绝受“哗”之众，是个有深省与批判能力的众。人，和乌龟一样，背着巨大的壳。乌龟的壳是身体上的限制，人的壳，却是他观念上的框框。乌龟不以背上的负担为苦，人，也往往对自己的受限视若不见。但人毕竟不是乌龟，他是个能思考的动物，一旦对那个束缚的壳发生怀疑，就有突破创新的智慧与能力。如果说《野火集》对这个社会有所要求，大概就在要求重新审视背上那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观念的壳。中华民国万岁！”当小团体试图在我头上加上各式各样的“帽子”..沮丧之后，又不禁莞尔：难道执笔之初竟然不知道这是必然的反弹？哪一个社会是在没有阻力与摩擦的情况下往前行进的？不也正因为台湾还有这样不容异己的守旧势力，“野火”才有写的必要？写《野火集》更有快乐的时候。当大学生来信说他们如何在宿舍里争辩“野火”所引发的问题，当号称“保守”的警官学校或军队里的青年告诉我他们如何讨论“野火”所激起的观念，当扶轮社的成功生意人说他们如何把一篇篇文章散发出去，当一小时赚廿元的女工、自称“没什么学问”的家庭主妇、为人洗油烟机的水电工，来信说他如何开始观察这个社会、思索从来没想过的现象。尤其是，当退伍军人写着：对，我们要有不同的声音..唯一令我不知所措的，是当一个眼里既热情又迷惑的年轻人问：你指出了问题，但你没有给我答案；答案在哪里？我怎么会有答案呢？即使有，我会给你吗？难道说，在我教你不要迷信权威，不要追随口号，不要人云亦云之后，你反而来接受我的答案？难道说，我要求你打破框框、抛弃英雄偶像的目的，是为了成为你新的英雄？如果我也给你一套既成的答案，如果我来取代你从前的偶像，我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原点？答案，在你的自省与思索中。不在我这里。过两天，街头书坊会出现这么一本书，黑色的底，红色的、火焰似的，董阳孜题的字：“野火”。它是知识分子的自说自话吗？是理想主义的自我陶醉吗？究竟，有没有用呢？只有你能告诉我。不过，火既然点燃了，就劳你传递吧！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火”的支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于台湾附：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火”的支柱。龙应台茄萣乡一九六五年，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坐在一辆塞满破旧家具的卡车里，我们来到了海滨的茄萣乡。道路上有很多坑，从跌跌撞撞的车中望出去，右边是荒草丛生的坟场，左边是漾着水光的鱼塭。只有这么长长的一条街，街上大概还没有路灯。晚上推着没有灯的脚踏车出门，感觉到头上一点暗暗的月光。车轮突然碰到一团软软的东西，挡在路中央，原来是头黑毛母猪，正在呼呼大睡。我牵着车子绕道而过。她当然累了，白天，母猪带着群小猪到处游荡，在阴沟里搅和一下，浑身脏泥地又晃进卫生所和派出所里去。简陋的木头造的家就在大路边，睡在家里和躺在大马路上没有两样；街坊邻居的谈笑声、咒骂声就在耳边。黄昏时分，成群结队的少年家嚼着槟榔，足登日本木展，咔啦咔啦地踩过街头，往上茄萣去；那儿有乡里唯一的戏院，戏院中放着一排一排板凳，角落里散着刺鼻的尿味。周末的时候，常常有脱衣舞的插放。台风一来，海水跟着倒灌，年年闹水灾。有一回在倾盆大雨中搭客运车从学校里回来，下车时，车门一开，习惯性地蹬脚下去，扑通一声，人却大半个泡在水里。板凳、竹篓、瓶瓶罐罐，都漂在街上。涉着及腰的水回家，丢了书包就赶到街心去摸鱼。茄萣人讲话声音特别大；是因为在广邈的沙滩上、在呼啸的海风中对话，需要扯着喉咙喊叫吧！乡人的台语有一种特殊的腔调，和中北部农村里的人非常不一样，听起来很刚硬朴直，三句两句间夹着“猴”的口头禅，好像是茄萣渔民的标记。当我说台语时，卖鸭子的妇人会笑得很开心：“你的台语有一个腔，真好听呢！这个查某婴仔真有人缘。”然后一刀霍下，把血淋淋的鸭头斩下。卖鸭子的妇人叫做“驼背嫂”，她的丈夫叫“阔嘴的”，长着很阔的一张嘴，像唐老鸭。一年到头我见他背着鱼篓，赤着脚，脚板又大又扁又黑，踩在地上，紧紧地扣着地面，两只脚板竟然像两只鞋子。“阔嘴”的兄弟叫“黑鼻仔”，鼻子上有块大黑斑，好像不小心滴了墨水似的。“黑鼻仔”喜欢卖弄成语，有一次，他生气地对“驼背嫂”说：“你不要‘指鸡骂狗’，你在说谁‘烂蕃薯充数’？”“驼背嫂”的女儿书读得很好，但是小学毕业就被送到针织厂作女工去了。“查某的，读册有什么落用！”她劝告我的母亲，“现在让伊去打拼赚钱，廿岁出嫁时，金银首饰嫁妆都赚到了。查某的读册，再读也是别人的！”“驼背嫂”隔壁的肥胖阿珠，有好几个女儿；每一个都在十三四岁的时候就卖到高雄的茶室里去。没几年，阿珠就起了楼房。而我们，继续过着清贫的日子。学校的家庭调查表上总有“家庭经济”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一栏，不晓得谁先想的，我们总是填上“小康”两字。可是家里破旧宿舍的墙壁总是斑驳脱落的，一块一块的水渍痕迹和落漆的秃处造成一幅蛮恐怖的画。下雨天，到处漏水；连卧室里都是一地的泥泞。每次填“小康”之前，大概总是开学注册的时候，也就是母亲到对街西药房那儿去借学费的时候。另外一个警员用摩托车载着刚考上高中的儿子到高雄去筹学费，在冈山的平交道撞上了火车，人倒过来让头插进松软的稻田里。儿子的身体夹在铁轮里被拖得老远。十五岁的我，觉得茄萣很陌生，可是还蛮好玩的。※※※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当价值判断渐渐在我脑中成形，茄萣就不好玩了。庙前的戏台演着歌仔戏，巨大的扩音器把作假的哭调放大到不能忍受的程度。过了午夜，“我的苦命儿哟”的哀嚎还笼罩着整个村镇。塞着耳朵深夜读书，我觉得自己活在一个吃人的世界里。这哪儿是文化呢？台风年年来，海水倒灌年年来，咸死了椰子树，也把乡民抛到大海里的病死猪又漂上街来。浮浮肿肿的，眼睛陷进腐肉里，只剩一条缝。“死猫挂树头，死狗任水流”，防风林里木麻黄枝上，到处吊着尸身腐臭的猫。死狗和死猪三三两两地点缀着海滩，太阳一出来，尸肉开始蒸腾，惹来密密麻麻的苍蝇。清洁队员在街上掏阴沟，用一很长长的杓子把乌黑恶臭的淤泥挖上来，倒在沟的两边；说是台风过后，沟中必须喷消毒剂。可是从沟中掏上来的污秽却就曝置两旁，一天又一天地搁着，似乎谁也不在意。“阔嘴”有一天突然失踪了，一天一夜没回来。驼背嫂到派出所去报案。第二天有人在沙滩上捡到一节人腿，连着被咬断的裤脚送到派出所来。有一天，同学在上大学的哥哥也失踪了。听说是读了不该读的书，说了不该说的话。听说五个便衣警察半夜到他家里去搜查，把他捕鱼的老爸吓得哭了。有一天，驼背嫂十六岁的女儿拿了一袋草虾到表叔开的冰冻厂里去冰冻。表叔把铁门一拴，就把她搂抱起来，她又撕又咬地一路逃出来，在我的窗外对驼背嫂哭诉。利用课余时间看罗素、尼采、卡夫卡的我，每天清晨搭台南客运到学校上课。客运车驶过千疮百补的路面，经过湾里的南定桥，颠颠簸簸地在晨曦中行走。当时我当然不知道，南定桥下那一堆堆乱七八糟的垃圾，老是冒着臭烟的垃圾，就是在制造戴奥辛；也不知道，与我擦身而过的年轻女人几年后要产下无脑的婴儿。廿岁的我，只知道我不愿意带朋友到茄萣乡去，不希望朋友知道我住在那么一个肮脏、丑陋、落后、鄙俗的地方。我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茄萣。※※※旅居异国的几年，很少想到那个对我不甚重要的茄萣。只有一次，在纽约的中文报纸上，读到一个警员判刑的新闻。这个警员以贪污受捕，虽然贪的只是很小的数目，好像是一两千块台币吧！司法当局为了“杀鸡儆猴”，将他判了死刑。在遥远的、下雪的纽约，读报的我流下了眼泪，久久止不住的眼泪。我想起那个拿枪对着自己骨肉的警察，那个载着儿子奔驰借贷的警察，想起我所常见的那些破烂不堪的警察宿舍、宿舍中拥挤的、成群的幼小子女，还有那些子女所倚赖的一个驼了背的父亲与他卑微的所谓薪水..泪眼中，我为那个将受死刑的人伤心，人的命，再贱也不过如此吧？那一两干块钱，是为儿子缴学费的吗？决定他罪应至死的人自以为替天行道，而事实上只是因为自己不曾受过贫贱的折磨，不知道“贫贱不能移”的艰难，而“杀鸡儆猴”也只是不敢直接杀猴的借口而已。我的眼泪里有愤愤的不平。※※※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一九八六年，在踏过千山万水之后，我又回到了茄萣。我站在路边，望着这些人出神。海水就在耳边刷刷响着，轻轻扑着沙滩。熟悉的夕阳正在同一个角度缓慢地沉落，余晖把戏台前的人都笼罩在一层淡淡的霞色里。从前是一大片鱼塭的地方，现在新开了一条大路，路很干净，很有都市的气派；拐进一条巷子，却突然又回到了廿年前。一条臭沟上搭着一座又一座的厕所，所谓厕所，不过是一个坑，粪便就落在沟里，沟就在路边，路边就是人家的厨房。外销的鱼翅、鱼干，就铺在沟边让太阳晒。转一个角，又是一座戏台。上好装的演员正在做最后一分钟的准备。绕到后台，蓦然看见一个满脸大红大紫的年轻女人坐在板凳上，背靠着戏台的柱子，正在给怀里的幼儿喂奶。她长得很丰腴，穿着短裤，露出两条大腿晃呀晃的。涂得鲜红的嘴唇圆起来，正在哼着歌仔戏词，一副悠游自在、天塌下来也没关系的坦然。孩子有一张圆润的脸，长长的睫毛，满足地吸着奶，在女人的怀里轻轻晃着。前面锣鼓已开始响起来。我定定地站在那里，泫然欲泣地看着她，看着她抱着婴儿，像看一幅永恒的图画；心里的虔敬比我站在罗浮宫“蒙娜丽莎的微笑”前的感受还来得深刻，来得真实。鄙俗吗？是的。肮脏吗？仍旧。落后丑陋吗？怎么可能呢？还有什么比这幕后戏台的母子更美丽、更深沉？茄萣乡的意义，不是由我这种过路人来赋予的。它的价值，它的尊严，就在它的鄙俗之中。在它的土地上耕耘、海水上挣扎生活的，是眼前这个母亲、这个婴儿。为茄萣乡在意义的座标上定位的，是阔嘴、是驼背嫂，是满脸油粉喂奶的戏子母亲，是要在茄萣乡的土地上生生世世的这些人。啊，这样的生命力！苏黎世圣诞节的前晚，大雪覆盖了大地，厚厚的一层白雪，像条温柔的毛毯，无声地覆盖。黑夜里，雪片漫天漫地地翻滚下来。我突然听见歌声。打开门，赤脚站在结冰的阳台上张望：纷纷的大雪中站着四个人，手里捧着一点烛光，在安静的街上，唱歌。藉着雪光与烛光，看得出原来是几个五六十岁的人，胡子上沾满了雪花。一首又一首。街边公寓里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不知何处的阳台上有人合唱起来。甜蜜的歌声里带着感恩、带着祈求，一条街充满着人间的祥和；烛光在雪地里闪着。赤脚站在阳台上听歌，冰冷的雪花纷纷洒了一身。※※※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写出“野火”那样的作品来。我给过不同的答案，却从来不曾想过“野火”和我一度引以为耻的茄萣乡有任何关连。在陌生的苏黎世、在大雪中听歌的一刻，却突然又想起了不重要的茄萣：卖到茶室的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啊，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一九八六年，台湾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多。儿女、海上失踪的阔嘴、被捕的大学生、自杀的警员、借贷的母亲..啊，促使我写“野火”的。难道不是像茄萣乡那样与我有过交集的鄙俗乡里？我对台湾的感情，难道不是来自那些我一直认为与我不同国度的人——阔嘴、黑鼻仔、驼背嫂——他们却其实早就默默地深深植根于我的民族意识之中？我所关切的人，难道不正是那个歌仔戏子怀里闭着眼吃奶的婴儿？富而有礼的苏黎世人在赞美上天的恩宠、祈求世间和平时，茄萣乡的人还在为生活努力、为作人的基本尊严挣扎；什么时候，茄萣乡黝黑的渔民也和苏黎世人一样，温饱、自由、人权、尊严，都已是生活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在月明的海滩上只需要发出幸福的、感恩的歌唱，为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类祈求？一九八六年，台湾两年前，我眼中的台湾是一个逆来顺受、忍辱吞声、苟且懦弱的台湾；“野火”的第一把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一声忍不住的怒吼与指责。两年后的台湾，却是一个相当不一样的社会。草根阶层发起环境自保运动，表示民众生气了。大学校园里发生冲突，表示学生生气了。反对人士组成新党，表示党外也终于忍耐不住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这篇文章大概不可能在一九八六年出现，因为“生气”的中国人已经很多。。“集外集”收集了“野火”之后所写的社会批评，事实上是一个“野火的告别”。人既然已经在欧洲，我就不可能继续专注地审视台湾。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刺激，我写作的触须必然地要伸向新的草原。“集外集”同时是一个历史的见证。一九八六年的台湾社会发生了这么一个“野火现象”，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支持者为什么支持？反对者为什么反对？“集外集”，更是不作假的“小市民的心声”——平常不敢吐露的心声。一千多封来信中，有些信令我惊诧：所谓的市井小民对台湾的问题有那样透彻的了解，对时事有那样尖锐的批判。有些来信则令我难过，最令我难过的，无宁是那篇高三女生的“野火烧死台湾”。她的信中一字一句似乎都出自肺腑，而每一字每一句又都是僵硬的意识形态的灌输结果，像口号一样的喊出来。她的历史诠释、民族意识、是非判断，百分之百地配合官方政策需要。面对这样一个中国的下一代，一个完美的灌输案例，我的心情特别、特别的沉重。※※※茄萣乡那个戏子怀里的婴儿，那个脸颊丰润、眼睛清澈的中国婴儿，有权利要求我们给他一真正开放自由的社会。一个冷冷的声音戴小华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戴小华那天，当我知道她应新加坡《联合报》系之邀，将于今年五月底出席第五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时，就拨了个长途电话给她。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地点：新加坡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龙应台终于顺利成行。这天，我俩结伴在新加坡的大街小巷闲逛。她对所见的一切都觉得新鲜、好奇，不时摸摸这儿，看看那儿。眼前的她，一点都不像六年前曾在台湾“兴风作浪”的龙教授，而更像位天真快乐的少女。她兴奋地说：“这是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全汇聚在这块土地上。”我想如果她来到马来西亚感受定会更加强烈。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晚上十时人物：龙应台、戴小华、马来西亚中国报摄影记者一袭轻便的套装裹住龙应台纤细瘦小的身躯，显得楚楚动人。唯一能将她流动在血液中那股叛逆不羁的性格泄露出来的是，她那头鬈曲蓬松不太受“控制”的长发。虽有许多人仍怀念过往她所发射出的尖锐锋芒，然而，人到欧洲后，似乎让人觉得她已不再对这个混乱中充满生机的时代怀抱使命。到底她已不再关切？还是另有所属？从以下的对话中，她会为我们道明因由。戴：到了欧洲后，你的关切面似乎已不在台湾，是因为台湾的社会已合乎理想？还是你扩大了视野？龙：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当我在台湾时，脚踩在土地上，我跟那儿的人面临的是同样的命运，任何不合理的现象，我有权利批评。现在，我离开台湾，人在欧洲享受别人所建立起来的比较优美的环境，再去批评台湾的话，对那儿的人就不公平了。第二，九十年代的台湾，跟八五年的台湾不同了。八五年的台湾是一个在蒸汽锅里，被锅盖盖着，沸腾了四十年，汽没处发的时代。整个社会需要代言人，我适时出现，就被当成文化英雄。现在锅盖已被掀开了！他们自己可以走上街头，不再需要文化英雄来代替他们说话。现在的台湾是一个比较成熟、比较自信的社会。第三，近几年，欧洲发生了划时代的剧变，刚好我在，难免会从原本局限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社会的关切面，扩展到整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换句话说，台湾变了，我也变了。一个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大声疾呼的文化英雄，有时候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声音。作家自己也需要成长，我不能够因为留恋“野’火”时代的掌声而作茧自缚。读者的期望往往是一个圈套，作家自己要去突破自己的过去，不管那过去多么辉煌、美丽。戴：这两年，你一直住在德国，请问东西德统一后，整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变化？龙：非常的复杂。现在的东德人，不是，应该称“德东人”。他们的心理非常不平衡，在围墙倒下前，心里追求的是自由，但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心里有一个附带的梦想，就是认为当自由获得时。也就会享受到和“德西人”一样的物质水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心理就不平衡了。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戴：那么德西人又是什么感觉？龙：德西人一样不高兴，因为他们的损失已经够大了；七月一日为止开始加税，加了百分之七或八。德西人所以有今日的物质享受是他们四十年来努力的结果，现在却凭空让穷兄弟来分享，可是德东人还觉不够；所以，兄弟之间的情绪是不太和谐的。德国统一后，单看现状是问题丛生，人们怨声载道，德东人每两家就有一家失业，可是我个人仍觉得乐观，因为在那层很薄的怨声载道下，有非常浓厚的民族感情做基础。毕竟血浓于水。加上西德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假以时日，这个国家定会变成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戴：有时是非正义并不这么容易就显示出来，由于资讯的被垄断，可能会影响正确的视觉角度。龙：这是人的悲剧。纳粹的真面目，历史的真相，德国的知识分子在二次世界大战的前期也不知道。日本的知识分子也是到很晚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