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集-12

人，都应有这样子的本事）。他看出来了，“大众文化”是有双重性的，也就是说，“大众文化”在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有其矛盾的转化和整合（若无矛盾，即无辩证，即无发展进化之可能）。阿多诺指出基于意识的双重性，或许文化工业尚未能完全成功地操纵人类意识。当群众参予普及文化活动时，虽为寻求娱乐，但我们不应单面地用道德禁欲主义眼光谴责这种行为，群众的心理，可以是同时向文化工业妥协，同时又作出抗拒。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逃避主义普及文化，未尝不是同时生产出它的反面：群众对更美好世界的乌托邦梦想及要求。之外，人类对快乐的要求是不受历史所固定的，当文化工业不断向人类的快乐原则创造商品的同时，人类是否永远会快乐就非文化工业能力所及了。再者，文化工业所生产的一切文化商品，也是双重性的，其中有建设性的一面，也有颠覆性的一面，这两面的矛盾，将成为今后文化工业的最主要生产与再生产的前提了。龙应台的野火《野火集》这本书好厉害，真像野火烧在台湾民间的心灵草丛里。《野火集》不是党外的资源，也不是国民党的资源。它是台湾社会结构里整体的新资源，所以，它又可以说是党外的，又可以说是国民党的，更传神地说它是“超党”的。其实，如果我们若真正站在这块土地里，要继续生活下去，现在应该重视所谓“超党的力量”。这个“超党的力量”，固然与十年前“以党挂帅”、以“政治地盘重新分配”的党内外对立的民主运动有关。可是，由于历史前进的脚步，以“党内／党外”来分析台湾社会的现况，以“独立／统一”来辩论台湾社会的前途；以“左派／右派”来唯心唯物大战一番，以“现代／乡土”来唇枪舌剑的热烈场面，恐怕都逐渐过去了。《野火集》站在那里。抗议的声音有了变奏。《野火集》，在我们看来，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清醒党外运动者一些积在内心的那种对客观事物不够确定的怀疑。《野火集》，在我们看来，它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可以清醒党外运动者一些积在内心的那种对客观事物不够确定的怀疑。然而，商品化的《野火集》就不好了吗？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然而，本文所以提出阿多诺，即在于指出：台湾在全面升高的大众文化过程中，创造大众文化的知识分子突出前卫性的文化商品，虽不能解决“知识权被剥削”的总局面，可是对“次文化”尊严权利的维护却属必要。《野火集》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对商品化的社会有何改变。而是，它在这个商品化的社会中能够瓦解多少已经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龙应台是个情绪文字的博士，不错。龙应台是个抗议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错。龙应台是个煽动家，不错。可是，用句老外的话：SoWhat（又怎么样？）我们如果平心而问：“今天在台湾的读书人，他们里面有多少人了解到自己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知道自己的历史任务的人，又有多少愿意去背负这个历史任务呢？”我个人对龙女士的看法是：她自己最初也不是十分去探索这个问题的人，可是，文章一篇接一篇之后，社会的反应一波接一波而来，她被环境所迫，陷入了自我的胶着，于是内外交煎，开始思索和探求她先前所未思之问题。毕竟在社会里受高等教育，比在书房里长进得多，读《野火集》的序言，我们看到的龙应台已经不是早先那个刚点野火的龙应台了。龙应台，我说对了吗？积极看，《野火集》放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里头，它给大众带来了个人在“先前的大众文化”中所得不到的“刺激”——快乐的或不快乐的。这些“刺激”多少对“先前的大众文化”产生其一定的暖昧作用；甚至于颠覆作用。（国民党的新生代、党外的新生代不是都想这样子做吗？）眼前的事实是，资本主义的气数还在，“庞大的商品堆积”时代还有的是，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中，《野火集》是一个例子，指出了“个人主义”和“大众文化”之间，是有一个可以辩证出来的新的可能性存在。消极看，《野火集》并没有使现在的商品法西斯，变得更乌托邦。只要我们打开电视连续剧，或者是到百货公司走一走，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所谓的“商品乌托邦”与“商品法西斯”的综合体呢？总体看，《野火集》是统治阶层容忍度内的最大声抗议。所以，就统治者看，它有一定的颠覆意义。却有着更多的建设意议。《野火集》暗示了什么？社会是永远需要被“满足”的。（满足有多种，从宗教的到凡俗的，从高尚的到肤浅的。都算。）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给社会“满足”。因为，社会若已经在“满足”中，是不易接受另一新的“满足”的，这是常识。所以，给的时机常常是很重要的。当年，李敖给过好多满足的野火——在体制外。当年，李敖给过好多满足的野火——在体制外。结果，他俩都冒起来了，成为一代人物。现在，龙应台点了一把野火。有那么多人起了“满足”的反应。这是有趣的现象，它是不是意味着另一个时机又要开始了呢？是不是社会从旧权威得到的“满足”，已经乏味了，而正在等待着新的权威带来新方式的“满足”呢？总之，不需什么大道理，大家都感觉得出来，今天的社会需要新的声音才能“满足”。因为，闷呀！看来，旧的权威，已经不够了。旧的文化工业，也应付不了了。从龙应台、从白虎社的舞蹈，从赖声川的戏剧。“呜..呜..”我们听到了火车的汽笛声了。“新满足”号点火专车到了，各位要去点火的乘客请上车！原载《前进月刊》第二期《野火集》与社会批评的回顾何怀硕大概在六十年代，有一位留华美国学生写了一篇《人情味与公德心》，引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中心的一个知耻知病，要求改革不良社会风气的社会运动。整个社会被激起自觉自新的热情，一时间风生云起，好不生动。然而，后来余波渐息，社会风气还是旧态依然。一九七二年四月，《中央日报》副刊连续六天发表了署名“孤影”的《一个小市民的心声》，以似是而非的“大道理”，提倡苟安现状，反对革新，并为贪污的官吏与敛财的奸商巧言辩饰。一时固然麻痹了大多数蒙昧的群众，但也立即引发了一班深思明辨的知识分子强烈的批判与反击。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龙应台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点燃了社会批评的野火，得到少有的热烈的回响。当他写了一连串的同类文章，集成《野火集》一书之后，一年之中，所销行的数目，差不多是台湾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记录；在书商的新书“排行榜”中，也几乎长时间独占鳌头。其间虽然也有误解、歪曲、攻讦与言论上的围剿，但是，野火既成燎原之势，锐不可挡。去年，诺贝尔得奖人李远哲博士回国，对教育与科学发展的批评与建议，亦蔚成旋风。这是近二十多年来，对社会现状所发表的言论，引起广泛而巨大回响的第四回。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二三十年来，台湾的知识分子与舆论界，对于台湾社会的现状与展望，批评与建议，并非一片沉寂，而且可以说，不乏许多掷地有声的．谈论诤言，却为什么难以得到广泛而巨大的回响呢？为什么上述四次言论的旋风，除“小市民的心声”之外，不是发自外国人，便是留洋归国的学人呢？我只有这样回答这个问号：第一是崇洋；第二是外来者较本地学者言论的自我约束较少，有更大胆量畅所欲言，无所忌讳，故较能引起兴奋与共鸣。我说“崇洋”，一方面固然是一种普遍的自卑心态，另一方面却也是理性的衡量——那些在欧美学有所成的人，一般而言，的确拥有远比台湾为开放、自由、丰富的资讯与观念。我们知识的狭窄与落后，不免自愧。当然，外来者往往比“身在此山中”的本地知识分子有更锐敏的眼光，更鲜明的感受，也是他们的言论容易一针见血的原因。台湾为开放、自由、丰富的资讯与观念。我们知识的狭窄与落后，不免自愧。当然，外来者往往比“身在此山中”的本地知识分子有更锐敏的眼光，更鲜明的感受，也是他们的言论容易一针见血的原因。我们且不问作者是否诚实？《中央日报》据此印成单行本，以数十万册广为发行，军政学校，分派阅读，很明显地是党官透过传播媒体推行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后来的《南海血书》一样，引起了舆论界，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与反击。当时的《大学杂志》乃于一九六四年五月六月两期，刊登了多篇讨论“小市民心声”的文章，并选辑为《偏安心态与中兴心态》一书（杨国枢等著，环宇出版社出版）。回顾过去这一段历史，再看看今天的社会现状：不能不说，我们社会确有可喜的进步。我们社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虽然尚待多多努力，但是党报与官报制造舆论，尤其像“小市民心声”与《南海血书》那样神秘的、启人疑窦的做法，在今天的言论市场上断无销路。《中国时报》刊出了《野火集》各文，表现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关爱民族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真实的社会现状，说了许多真实的话。这是言论自由经过千辛万苦争取得来的大胜利，这个胜利才表明了我们的社会确有重大的进步。李远哲的批评，能够在最有影响力的各报上传播，也同样表现了我们已经朝着更开放，更加自由化的方向迈进。不过历来在台湾社会轰动一时的社会批评中，《野火集》有它独特的地方。我认为约有这几方面的特色：第一，许多社会批评往往是针对某一事件或事象而发，所以比较具体而孤立；《野火集》虽然也不无事件或事象的举证，但它所用心的是挖掘这些事象背后的观念与心态，所以比较深入而广袤。第二，《野火集》各文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阵式”，面对中国台湾社会、文化、生活、观念、制度、法律、习俗..提出挑战。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在龙应台有力的批评，鲜明的例证背后，颇有传布一个合理的、现代的、富有人的尊严与价值的人生观的抱负。第三，《野火集》对现实触感的明利，说理的雄辩，举例的贴切，充分表现了不寻常的审思明辨的智慧。第四，文章写作的手法不落一般议论文字之窠臼，遣词用字，痛快而干净，以及作者咄咄逼人的道德勇气，都协助它充实的内容，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共鸣。《野火集》能吸引偌多读者，不是人为的导演，乃是现实的渴望。有“干柴”然后“烈火”能燎原。这一场火，使枯枝野草化为“腐殖质”，将使土壤肥沃。《野火集》的序尾附言．曰：“没有时报编辑的发掘与坚持，《野火集》不可能存在；容我对《中国时报》的‘报格’表示尊敬。金恒炜尤其是‘野火’的支柱。”读《野火集》，我们也不能忘怀在不美满的人间，那些秉承崇高理想，在不同领域里，为社会的进步呕心沥血的少数人。而《野火集》能为社会所容许，并且得到赞赏，心血便没有白费。如果能唤起大众的自觉，我们的社会将有飞跃的进步。只要我们能够朝向更人性、更人道、更坦诚、更民主自由的方向不断进步，我们才能相信，历史发展的主线必跟随着我们的脚步。而犀利的，独立自主的社会批评能够自由传播，是一切可喜的进步中最可贵的一步。着我们的脚步。而犀利的，独立自主的社会批评能够自由传播，是一切可喜的进步中最可贵的一步。龙应台这个人胡美丽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起一位地理老师——他不但口齿不清、思绪紊乱，而且上课时专门重复自己的私生活故事。上地理课时，我们一般人就乐得打瞌睡、传纸条；下了课跟老师也毕恭毕敬。龙应台却嫉恶如仇似的，一见到这位老师就把头偏开，别说鞠躬招呼了，连正眼也不瞧他。后来基隆有个学生用斧头砍死了一个老师；女中这位地理老师私下问龙应台：“你是不是也想用斧头砍我？”龙应台的回答：“你有这么坏吗？”※※※一九七○年，我们又一起进了成功大学外文系。脱离了修道院式的女校环境，龙应台似乎渐渐受了胡美丽的影响：她也开始交男朋友了。成大的女生本来就少，龙应台长相并不吓人，跟其他女孩子比起来，又是一副有点“深度”的样子，所以追求她的人很多。可是我常笑她保守，仍旧迷信“男朋友就是将来要结婚的人”这回事。她当然没有跟当年的男朋友结婚；到现在，她还会问：是谁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女孩子交往要“单一”？差点害死我！我想我比她聪明。※※※二十三岁，她一去美国就开始教书——在大学里教正规的美国大学生如何以英文写作，如何作缜密的思考。对一个外国人来说，这是莫大的挑战。“美国人心胸的开阔令我惊讶，”她来信说，“他们并不考虑我是一个讲中文的外国人，却让我在大学里教他们的子弟‘国文’，认为我有这个能力。你想台湾会让一个外国人教大一国文而不觉得别扭吗？”三十岁那年她取得了英文系的博士学位，同时在纽约教书；教美国小说、现代戏剧。她的来信仍旧很殷勤，带点日记的味道：到学校很近，但是要跃过一条小溪，穿过一片树林。所以我经常是一条牛仔裤、一双脏球鞋的模样在教课。秋天了，今早的小溪满是斑斑点点的枫叶。昨夜大概下了一点雨，水稍涨一点，就把我平常踏脚的石头淹住了。我折了一束柳枝当桥过。森林里的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落叶踩起来哗啦哗啦的一路跟着我响，横倒在草堆里潮湿的席木都盖上了黄色的枫叶。可以对天对地对世界，不说一句话。我不想赞美也不想道歉，不觉得骄傲也不心虚；整个森林也无话可说..很想念台湾，但是不晓得是不是能应付那边的人情世故？不管能不能应付，她回来了。回来一年之后，就开始兴风作浪。写文学批评，得罪不少作家还有作家的朋友；写社会批评，得罪了大学校长与政府官员。可是得罪不得罪，龙应台的作品像一颗大石头丢进水塘里，激起相当的震荡。《龙应台评小说》出书一个月之后，就连印了四版；《野火集》的文章经常在中学、大学的布告栏中张贴。一把野火龙应台，该者对“野火”专栏的反应你满意吗？我收到的来信的确很多。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在去年十一月刊出以来，我几乎还是平均一天收一封信的样子。来信中百分之九十五表示支持、有百分之五却采取一种自衡的态度，把我对台湾的批评看作攻击。我说台湾脏乱，他就说：怎么样？外国月亮圆是不是？！我说我们的教育要改革，他就说：怎么，外国就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一类人非常感情用事，没有自剖自省的勇气与理性，常使我觉得沮丧。所幸这是少数。我们的年轻人却很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很有希望。你是不是真的有“外国的月亮圆”的倾向呢？有人批评你说，你拿台湾和欧美比较，台湾当然显得落后；可是如果和印度或东南亚一些国家比，台湾其实可爱得很，你说呢？我讨厌这种自慰心理。当然有些国家和地区比台湾好，有许多比台湾差；但是为什么要跟差的比？我也不在乎哪国的月亮圆。别人确实比我们干净，别人确实尊重古迹，别人确实珍惜自然生态——我就不能不说，因为我们要警惕、要学习。至于因为说了别人好，而被指为“不爱台湾”或“崇洋”等等，那也无所谓。你能够分析为什么你的文章吸引人吗？也不见得吸引人；很多人是不爱看的。在内容上，许多人受“野火”吸引，因为觉得它“敢说话”。但是这个理由令我觉得悲哀。在一个真正基于民意的民主社会里，“敢说话”应该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为人人都有权利“敢说话”，人人都“敢说话”。我以“敢说话”而受到赞美，对这个社会其实是个讽刺。至于写作技巧上，“野火”之所以有人读，可能与我“求真”的原则有关。我尽量不用辞句美丽而意义空洞的语言，譬如什么“人生灿烂的花朵”或什么“青春的滋味”之类。我也不用成语；熟烂的成语在读者脑中会自然滑过，不留任何印象。可以用白话表达的，我就不用文言古句——所以我的文章和大部分中文系训练出来的作品风格上差异很大；也不尽然是我不用，基本上，中文系的人大概识字也比我多！我不喜欢模糊或抽象的字眼。甚至在说最抽象的观念时，也希望用最具体的生活经验与语言来表达。是不是做到了当然不见得。这也不是唯一的写作方式。批评的材料会不会写完？怕不怕重复？读者会不会对你厌倦。当我开始重复自己的时候，读者当然会厌倦，那就表示我应该停笔。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说些不痛不痒的话，不如不写。那么《野火集》又能怎么样？也不见得能怎么样。不过，你注意到我通常避免讨论事件本身的枝节，而着重在观念的探讨。譬如省农会对养猪户片面解约的事，我所关注的不是农林厅应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老百姓对政府的观念。“野火”的每一篇大致都在设法传播一种开放、自由、容忍，与理性的对事态度。能有多大效果呢？写作的人也不问成果吧？！做了再说。你并不在意别人说你很“擅于推销自己”？我若有心推销自己，大概就不会推辞掉那么多人要求我演讲、座谈、上电视、访问了。不过你说的不错，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我认为《龙应台评小说》是本重要的好书，我就说它重要、说它好。并不因为它刚巧是我自己写的就特意去谦逊掩饰。我觉得特意的谦逊，目的在迎合传统、迎合大众的期望；我对迎合没有兴趣。如果因为我不愿意作假，而说我擅于“推销”或“狂妄”，也悉听尊便。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譬如什么？譬如在夜里听雨，譬如和喜欢的人牵着手散步，譬如听一支不俗气的歌，譬如到田埂上看水牛吃草..发觉龙应台是个女的，大家都吃一惊。在行文之中．你会不会有意掩藏你的性别？女人！女人！把我当作男性，固然是因为“龙应台”的名字非常男性化，主要却因为我的文章是属于理性、知性的。我们的社会把男女定型，认为男的刚、女的柔、“女”作家就非写风花雪月、眼泪爱情不可。就让我的文章风格作为一种反证吧！你说它是对这种男女定型传统观念的挑战也未尝不可。要讲“软”的作品，无名氏的爱情小说不“软”吗？怎么不称他为“女”作家呢？“软”作品并不等于“坏”作品，但是不能以性别来区分；我们有得是多愁善感的男人或坚强理智的女人，都没什么不对。至于认为只有男人写得出思考缜密、笔锋锐利的文章来，那是愚蠢无知的偏见。不过，男女问题好像是你胡美丽的领域——怎么问我呢？我对女权不女权的没有什么兴趣！台湾的妇女好像蛮平等的嘛！我有个男同事就常说：你看，贾母不是拿大权的吗？婆婆的地位不尊贵吗？中国根本就是个母系社会。放屁！别激动呀！说这种话的男人简直缺乏大脑。他不想想看贾母的权是熬过多少年、多少阶层的痛苦而来的？在没有变成虎姑婆之前，哪个女人不是从女儿、媳妇、妻子、母亲一步步过来？掌权之前她过什么样的生活？更何况，掌权之后的婆婆也倒过来磨媳妇，使另一个女人受苦。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传统男女平等简直是幼稚。听说你也常收读者来信？是啊！女性来信大多表示喜欢。年轻的男人有时候会写“胡美丽我爱你”——很诚恳的。年龄大一点的男人就会写侮辱性质的很难听的字眼骂我。不难过吗？一点也不。这些人骂我，代表保守的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阻力，胡美丽的文章也就没什么稀奇了。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可是当女性来信支持我的观念，我就很快乐；表示台湾逐渐地在形成一个新女性的自觉；很慢很慢，但是比没有好。那是我的私生活，不想公开。你为什么嫁给一个外国人？你为什么听交响乐？那是“外国”音乐。你对中国男人没有兴趣吗？胡博士，结了婚的女人还谈对男人的兴趣吗？你是不是缺乏一点道德观？迂腐！迂腐！迂腐2结婚并不是卖身、卖灵魂。受异性吸引的本能不会在你．发了誓、签了约之后就消减了。结了婚的女人当然有权利同时喜欢丈夫以外的男人，只不过，为了保护她当初的选择，她或许不愿意让那份“喜欢”发展到足以危害到她婚姻的程度。但是她尽可以与丈夫以外的男人作朋友，甚至作谈心的知交。他们可以坐在咖啡屋里聊天，可以去看场电影；总而言之，可以很自然而亲近地交往。我不能想象一对年轻男女结婚签约之后就说：从此，我只有你，你只有我。与异性的来往一刀两断，以后的一辈子，不再有异性感情的存在。这种囚禁式的关系不是很可怕吗？听说许许多多的女性杂志及电视台都找过你，想作访问，你都坚持不肯“曝光”，为什么？我不像你呀，至少还出了一本书，有一点成果。我才写了那么零星几篇短文，算得了什么。我觉得我根本还没有出来“曝光”的分量。更重要的原因是，胡美丽还有些“爆炸性”的题目要写——譬如性；写出来大概骂我的人会更多一点。现在就出来演讲座谈的，等于自找麻烦。我希望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写作。你喜欢“胡美丽”这个名字吗？喜欢极了，因为它俗气；人有俗气的权利。“胡美丽”也是“不美丽”的意思，代表我。还是谈龙应台好不好？挂铜铃的老鼠《龙应台评小说》才上市一个月就印了四版，还上了金石堂的畅销书单。出版界的人士说批评的书卖得这样好非常难得。你的反应呢？我写书评其实抱着一个很狂妄的野心：希望推动台湾的批评风气，开始一个锋利而不失公平、严肃却不失活泼的书评，而且希望突破文坛的小圈圈，把书评打入社会大众的观念里去。《龙应台评小说》有人买，使我发觉或许这个野心并不那么“狂妄”，或许台湾确实有足够的知性读者，了解书评的重要。我很快乐，知道自己在为台湾文学做一件很重要的事——虽然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步。不要得意太早！一本书能起多大作用？没关系！有起步就好。我一个人的努力，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太渺小。可是这样一本书传递了几个重要的讯息：它告诉出版商，只要写得好，批评也是有市场的，那么出版商就比